知行合一



按察司副使毛科与王阳明打上交道，缘于思州太守一事。王阳明后来又给毛科写了篇《远俗亭记》，说明他们之间有了交情层面的发展。
“远俗亭”是毛科（《远俗亭记》中作毛应奎）休憩的场所，想来不致有太多需要炫要的地方。然而《远俗亭记》实在了得，就中收纳了王阳明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政务与心灵之间之关系的思考，值得一读。文章说：
“风俗习惯与传统正道，向来互为消长。尘世的喧嚣浊乱既已远离，则‘远俗亭’必是清朗旷达、宜于颐养的地方。毛先生应奎，身任提学副使之职，又兼按察司副使，则不得不留心举子之业、应时之文，分明是俗儒之事了；不得不关照公文政令、拜友会客，分明是俗吏之务了。这二者，毛先生应奎皆不可避免。如果舍弃职责所在而美其名曰‘我要远离俗务’，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俗’，而是行政不作为。因此，作为一个有修为的君子，不会去拒绝身边细微琐碎之事，却能从中彰显一个人高尚的品德，广大的事业。所以，作为提学副使，诵读举子的诗歌文章，是要从中发现他们符合古代圣贤的地方，以培养他们的品德，将来有所作为。如此，既不必放弃职责，又可以求得古人的学问，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俗’。作为按察司副使，处事能够做到公正，明智，宽大为怀，善加体谅，那么不必远离公文政令、拜友会客，自可得到古人为政之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俗’。倘其人内心猥琐，懒于处理政事，却以无官一身轻为借口，认为这就是‘远俗’，这哪是‘远俗’啊！朱熹说：‘君子处世，对于那些不妨碍仁义的事，不凡顺从风俗习惯。（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君子岂能随随便便屏绝世俗呢？当然，前提是不妨碍仁义，则可以顺从，有妨碍则不可以，这样行事才有原则。那些无原则地一味以认同风俗习惯为懂得变通的人，固然不是君子所当为，而以远离俗事作为标新立异的手段的，更不是君子所当做的事了。”
从在刑部的不惮案牍劳形，到“诸生责善，当自吾始”，再到这篇文章所提倡的凡事必须亲历亲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如出水芙蓉，已经无法隐瞒。
很可能是基于向学之诚，毛科以提学副使的身份邀请王阳明赴贵州讲学。出人意料地是，王阳明却以“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为由推托，并不欣欣然地表示要离开龙场驿这鬼地方。其实这里面有王阳明的某种顾虑。
《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最末二句说：“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意思是，以我为模范一定没有什么收获，徒让更多的人笑话王良罢了。“笑王良”此处用典，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王良为主人驾车打猎，第一次按规矩驾车而一无所获，第二次不按规矩反而有收获。王良不愿意不按规矩驾车，于是就辞去了驾车的差事。王阳明这里是以王良自况。社会大环境是程朱理学，科举考试考的也是这些，而王阳明研究的路数分明与程朱理学不同，起码对“格物”的理解就大相径庭。因此，王阳明不愿委屈自己而违心去讲程朱理学，就如王良不愿不按规矩驾车一样。
促成王阳明最终成行的，是一个叫席书的人。

给我的感觉是，席书（1461－1527）也是个激进的人物。他是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进士。弘治十六年职任户部员外郎。这一年，云南发生地震，朝廷命侍郎樊莹前往视察。樊莹耀武扬威一番回来，给出的结论是，云南地震，责在地方官员荒怠政事，又救灾不力，因此劾奏罢免云南地方官三百多名。对于这个经皇帝拍板的处理意见，有人不同意了。他就是户部员外郎席书。他认为，如果一定要追究云南地震的责任的话，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北京，而不是云南。这就如同人的元气在体内受到损害，然后四肢才长出疮疤一样。朝廷就是元气，云南就是四肢。怎么能撇开生成毒气的根源不管而专门去医治四肢上的小毛病呢？
席书才不管皇帝什么脸色呢，接着列举了“元气在体内受到损害”的表征：内府所要求的供应量比往年大了几倍；吃闲饭的冗官有几千人；织造的事情频繁地烦扰百姓，各种赏赐超越了应有的限量；皇亲吞并百姓的田地，宦官又不停地派出为官；贤能的大臣闲住在家不加委任，因谏诤被贬的下级官员也未予复职。
然后席书指责了樊莹身为钦差，不去弹劾导致国家出现灾异的朝中勋贵和大臣，却专找地方小官的麻烦，这显然是舍本治末的做法。席书请求明孝宗把他所列举的那些弊端全部予以革除，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
明孝宗虽未采纳，但这篇奏章体现了席书过人的胆识。
正德四年（1509），席书接替毛科成为贵州提学副使。
甫一到任，席书就决定去拜访王阳明。他的问题是，朱熹、陆九渊学问的异同。王阳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告诉席书这一年来他所体悟到的心得。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席书一路思考着这个问题回去了。
第二天带着疑问又来了。
王阳明告诉他知行的本体是什么，然后用《五经》中的话加以证实。知行的本体无非“心即理”，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指“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
席书渐渐有所感悟。
如此往返数次，有一天，席书豁然开悟，高兴地说：“没想到于今世又能见到古圣贤之学，真是三生有幸。”
他表示同意王阳明的观点，朱、陆学问各有得失，争一时之短长毫无意义，功夫却是需要从自家身心上去做，让自己的心获得一个恰当处。
这实在是个有益的主张，也是王阳明一贯的主张。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学问之道，贵在有心得。验诸自家身心而觉得无所收获的，虽其言出于孔子之口，也不敢认为是正确的，何况学识水平远不如孔子的人所说的呢！验诸身心而觉得有所收获的，虽其言出于普通人之口，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何况还是孔子说的呢！（1）”
这同时为王阳明前往贵阳，达成了需要的共识。
于是，席书和毛科一起修复了贵阳书院，延请王阳明主讲。职位比王阳明高，又年长于王阳明九岁的席书，与同样是高阶的毛科，与贵阳诸生一起，北面师事王阳明。
席书此举，无异于力排众异，是需要胆识的。
席书后来一直对王阳明有知遇之恩，晚年曾力荐王阳明出任大臣。因此，席书去世之后，王阳明写了篇饱含深情的祭文，称赞他是“豪杰之世，社稷之臣”。当满世界的人都醉心于科举，不怎么关心心情管理的时候，唯独席书，超然远览，毅然追求圣贤之学；当满朝官员都热衷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时候，唯独席书，卓然定见，坚持真理，决不苟从。仅此二点，就让王阳明深感敬佩。
那个毛科，于正德四年四月致仕回浙江，然后主持了桐江书院。桐江书院就在严子陵钓台之侧。“脱屣声利，垂竿读书（2）”，毛科也有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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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404页。
（2）《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

第五章 现龙在田


踏上归途



正德四年（1509）年底，王阳明三年的谪居期满，朝廷给安排了江西庐陵县知县一职。
真要离开了，王阳明反倒情感复杂起来。送行的饯行的，一时纷纷扰扰，都在《将归与诸生别于城南蔡氏楼》这首诗里：
天际城楼树杪开，夕阳下见鸟飞回。
城隅碧水光连座，槛外青山翠作堆。
颇恨眼前离别近，惟余他日梦魂来。
新诗好记同游处，长扫溪南旧钓台。
天际间楼房与树梢被隔开了，夕阳下看见小鸟飞回来。城边碧绿的河水波光相连，屋外青山青翠成堆。实在怨恨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后怕只有相会在梦里了。
又《诸门人送至龙里道中二首》之二说到：
雪满山城入暮关，归心别意两茫然。
及门真愧从陈日，微服还思过宋年。
樽酒无因同岁晚，缄书有雁寄春前。
莫辞秉烛通霄坐，明日相思隔陇烟。
傍晚时分来到大雪茫茫的山城关界，回乡的心情和离别的愁绪使人茫然若失。弟子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追随我，真令我惭愧，不免想起孔子微服过宋的故事。将来你们一起喝酒论道的时候，一定要寄信给我告知实情。莫要辜负今宵秉烛而坐的好时光，过了明天，陇上的烟雾怕是要隔断相互间的思念。
顺着来时的路，王阳明离开了龙场驿。
正德四年的除夕，王阳明是在舟上度过的。满耳的炮竹声，王阳明又痴痴地发呆，要是没有肩上的这幅担子，隐居的生活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在《舟中除夕》（之二）写道：
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
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事业无心从齿发，亲交多难绝音书。
江湖未就新春计，夜半樵歌忽起予。
夜半的樵歌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这不是山居，这是江湖。
下一个地点是江门崖，位于四川省纳溪县南部，据说是风景名胜之地。王阳明饶有兴致地观赏了崖壁上的古篆文，又颇闲适地观看溪上白鸥在飞：
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
归信应先春鹰到，闲心期与白鸥群。
王阳明不只在看白鸥，此刻，他的“闲心”就是白鸥。这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然而这又是真实的龙场之悟。随处自在，“容膝皆吾庐（《赠黄太守澍》）”，偏远荒凉的龙场驿是“吾庐”，逼仄的孤舟亦是“吾庐”，分明就是王阳明的“与天地民物同体（1）”。他满眼生意，就如“逝者如斯”的活泼泼。于是在《睡起写怀》中，他写道：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飞尽楚山青。
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
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
未须更觅羲唐事，一曲沧浪击壤听。
别老觉得“道”在高雅，在阳春，在白雪，庄子说“道”也在屎溺。就如道路，有坦途，有羊肠，有坡，有洼，有风驰电掣，也有断港绝桥。过去了，道就通了。然后把心机忘了，别把鸟装在你的心笼里，把鱼装在你的心筌里，自然鸢飞鱼跃，自由得不得了。这时候，又何必去追慕伏羲与唐尧那样的清明时代呢，你要做的就是击打着土堆而唱歌。
王阳明的意思是，乐土其实在你的心里。

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
到达（湖南）沅陵时，王阳明特意逗留了几天时间。
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弟子冀元亨、蒋信、刘观时已等候多时了。见弟子辈学业有成，王阳明满心欢喜，又在僧舍开馆讲学，传授静坐收心的功夫。
正德九年，他还写诗回忆起这段与诸生静坐的情景：
记得春眠寺阁云，松林水鹤日为群。
诸生问业冲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
——《与沅陵郭掌教》
僧寺的环境极好，白云缭绕，值可以拿来当睡觉的枕头。日日又有松林、水鹤为伴。诸生才气英发，提问相当踊跃（冲星即冲斗，比喻人的志气超迈或才华英发）。僧堂幽静，只有稚子上香时，布鞋踩在地上的窸窣声。
王阳明指导弟子们静坐，是要把跑远的心，收回来；让毛躁的心，静下来；让摇摆飘忽的心，定下来。然而由于学力水平的不同，理解力的各异，王阳明担心会有流于禅的倾向，或者久静而厌动，只是一味地枯坐，也是不好。因此，在离开辰州后，他去信告诫诸生说：“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务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沅陵的下一站是武陵（常德），王阳明住在潮音阁。大概由于春雨连绵，河水陟涨的缘故，王阳明在此滞留了数日，并写了《武陵潮音阁怀元明》、《阁中坐雨》、《霁夜》、《僧斋》诸诗。元明是湛甘泉的字，他怀念这位老朋友了。
“武陵”一词太浪漫，恰又“逢桃花林”，王阳明不免动了“花源欲问武陵深”的心思。且不管问没问，《桃花源记》跑不了要在心头萦绕的。
之后，王阳明坐船经洞庭，溯湘江、渌水，进入萍乡。
二年前，王阳明前往龙场驿时，路过（江西）萍乡，曾拜访了号称宋学鼻祖的周敦颐的祠堂。这次回来，他再次前往拜访，并写了首《再过濂溪祠用前韵》：
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长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
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周敦颐以《太极图说》、《通书》成为理学的开山，学界称他“得圣贤不传之学”，在后世儒者的心中地位相当高。周敦颐主静，主无欲，也就是主张要对身心进行管理，所谓身心之学，由是别开了一门学业。王阳明借此批评时人只知道科举，却把好端端的“理学”给支离割裂了，反不如“水漫莲池长绿萍”的浑然天成。
此行的最后一站，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三月，到达庐陵（江西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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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423页。

卧治庐陵



一说到庐陵，脑海中立马浮现这几个字：庐陵欧阳修也。是的，庐陵正是北宋欧阳修的故乡。之后又有文天祥，可谓文献之邦。然而也由于文化程度的缘故，民风普遍好讼，凡事都喜欢以官司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难免锱铢必较。
人与人之间好象不大给情面，显得薄情寡义似的。
那几年庐陵县的事业发展又相当不顺，天灾、人祸都齐了。人祸是县内盗贼纵横。天灾是疫情，县内暴发传染病，闹得人心慌慌。有百姓担心受到传染，竟然不敢接近患病的家人，不给吃不给喝，也不给治，任其自生自灭。
县丞还告诉王阳明，牢里早已人满为患，刑事民事狱牍堆积如山。听到这里，王阳明面无表情，沉默了一会，却询问起“申明亭”和“旌善亭”的事来。
申明亭、旌善亭是明初设在民间的机构。申明亭是明朱元璋创建的诵读法律、申明法理、剖决小矛盾小争端之所。设申明亭的地方，必设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
王阳明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决定复行这一制度，每“里”推选一个年高有德者掌管其事，称父老，定期向里民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使人人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王阳明所以敢这样做，是有其司法依据的。遵照制定的《教民榜》：“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乡里中，凡有奸、盗、诈伪、人命重事，许赴本管官司陈告”。就是说，除涉及刑律案件外，其余均先由里中父老调停解决，不服者方可上诉官府。
这样一来，牢里所谓的人满为患，便可分为刑事的和非刑事的。涉及刑事的，王阳明处理；非刑事的，父老处理。不用吹灰之力，“囹圄日清”。王阳明乐得“无为”，治下百姓获得谦让风气，何乐不为。
孔子说：“用政策来管理、领导，用刑罚来整治、规范，民众只求免于受罚，心中并无耻辱的感觉。用德行来管理、领导，用礼制来整治、规范，民众有耻辱感，内心认同而归依。（1）”
就是这个意思。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写了篇《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无非是要把好讼的民风转移了，然后在箭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之间，增加点情感的润滑。因此，告示声情并茂地提到：
“庐陵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却以好打官司著称，本县深感不解。本县才疏学浅，况又体弱多病，对于狱案恐无法一一剖断明白。因此，宣布几条规定：自今日起，除非关系到身家性命这样的大事，不得打官司。如果一定要打官司，一次只能提告一事，不得牵连，状词不得超过二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违反这个规定的不予受理，故意违犯的要给予惩罚。县中父老要把本县的这个意思告诉里中子弟，务要平息争端，兴起礼让之风。唉，就因为一时的冲动，不顾自己，也不顾家人，最后弄得家也破败了，仇也结了，遗祸子孙。与其这样，还不如与邻里和顺相处，和气待人，做个受人尊敬的好人，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们都好好想想吧。”
据说看了这个告示之后，有痛哭流涕者，有重归于好者，有握手言和者，有中途放弃打官司者……总之是，社会基本面向王阳明预想的方向发展。

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防。一场大火惨痛地烧毁了县城民屋千余家，只因为街道太窄，街道两旁所建的房屋太密集，也太高，房屋与房屋之间没有预留出起间隔作用的火巷。
只要不是为了倒腾土地，王阳明就不怕得罪人，因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南北夹道而居的住户，各退地三尺为街；东西相连接的，每间让出二寸作为火巷。同时，每户出银一钱，帮助临巷的住户修建防火墙。
消息一出，有些相关百姓立即闹腾起来，寻出各种理由搪塞推诿。甚至发生了有驻军和当地百姓因为火巷的问题而大打出手，最后闹到了县衙。民情汹汹，说军强民弱，请求王知县扶弱抑强。
王阳明没予答理，他去现场逛了一圈，顺带查看了火巷的建设情况，然后一声不吭地回县衙看他的书去了。
不行也得行，原则问题决不让步，这就是他的态度。
王阳明同时还为庐陵百姓长远谋画了另一件事。
庐陵是个穷县，但额外摊派照增不减。就如葛布一项，庐陵本不产葛布，但自正德二年以来，上官却强行要求该县每年出资一百零五两购买。百姓不买帐，认为不合理，因此就有胆大的人抗命不交。而上官摧款又摧得紧，不得已，经办此事的小吏陈江等人，凑钱垫付了三十多两。这是正德二年的事。正德三年亦复如是，陈江等人又垫付了三十多两。正德四年，陈江等人实在没钱垫付了，便拖欠了该笔款项，吉安府就派人前来要抓拿经办人陈江等。
王阳明到任的那一年，情况又有变化。本来每年摊派给庐陵的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的费用是三千四百九十八两，正德五年（也就是王阳明到任的那一年），却猛增至一万余两，相当于增加了近三倍。
再加上无法估计损失的天灾，据王阳明的观察，百姓实际上处于破产的边缘，不要说拿不出钱，情形却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王阳明权衡再三，决定铤而走险，先行蠲免了上述诸项不公平的摊派，然后给吉安府写了份报告，前因后果的陈述了相关情况，最后说：愿以头上乌纱做保，如果吉安府觉得上述处置不当，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他人无关，撤他的职好了。
历史地看，王阳明没有被撤职，说明这次冒险取得成功。
当然，在为民请命的同时，王阳明也没有放松警惕性。在与县中有年德的父老商量之后，王阳明决定在全县推行保甲制度。县城附近的，十家为一甲；在乡村的，每一村为一保。平素无事时，邻里讲信修睦，一旦发生情况，务必互相帮助，共保一方平安。
如此等等，王阳明在庐陵县令的任上，干了六个多月，仅告示就发布了十六次，可见其教化的密集程度，从而促使庐陵县各项社会事业逐步走上正轨。
对于王阳明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好友湛甘泉日后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卧治庐陵。
“卧治”是出自西汉名臣汲黯身上的典故。
汉初的风气是崇尚黄老之学，不喜欢多事，如萧规曹随。汲黯也认同这个行政风格，加上他素来体弱多病，因此在东海郡太守任上，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时间过去了，东海郡不但没乱，反倒清明太平，受到百姓的称赞。后来汉武帝要他去官民关系紧张的淮阳郡当太守，汲黯不去。汉武帝说，吾徒得君之重（我是想倚仗你的威名），卧而治之（你到那躺着就行了）。“卧治”就是这么来的。
这里，湛甘泉的“卧治”有暗指王阳明在庐陵期间的体弱多病之外，似还有大才小用的意思，躺着就把问题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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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50页。

三人成众




王阳明是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到庐陵上任的，是年八月，朝中政局又发生了巨变。先前还叱咤风云的大老虎刘瑾，说倒就倒了。八月二十五日授首，人心大快。
树倒猢狲就散了。
当年打虎的那批人则官复原职。
王阳明也是当年的打虎英雄之一。
因此，当年九月底，王阳明即动身，十一月就到了北京，寓居大兴隆寺。王阳明迫不及待地与老朋友湛甘泉见面，也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个叫黄绾的人，后来成为王阳明弟子中的第一流人物。
黄绾比王阳明小八岁，字宗贤，号久庵，浙江黄岩人。黄绾不走科举一途，而是靠祖荫入官，正德五年任“后军都督府都事”，从七品。黄绾曾师从朱子学大家谢铎，在他的指导下，专攻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的著作。从这个研究路径来看，黄绾分明是有别于大多数的异数。果不其然，在谢铎的指导下，黄绾也练习静坐。
黄绾的梦想是弄懂圣贤之学，这点和王阳明极相似。
黄绾和王阳明结识，是缘于一个叫储巏的人，字柴墟，王阳明来北京的时候，他已致仕回老家。他和黄绾、王阳明都有交情。王阳明在贬谪去龙场的途中，曾有诗寄给他，如《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夜泊石亭寺.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诗中提到的乔白岩，名宇，也是王阳明的好友。王阳明在北京的时候他任户部侍郎，后来为把王阳明留在北京出了不少力。储巏了解王阳明，知道经过龙场淬炼之后，其学问造诣非昔日可比。因此给黄绾写了封信，推荐他去见王阳明。
黄绾在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去了。彼时王阳明与湛甘泉在王阳明的寓所聊天，见来了客人，王阳明起身走出室外。黄绾说明了来意。王阳明站着与他聊了两句，当下大喜，对黄绾说：“你的学问根基相当不错，从哪学到的？”
黄绾说：“早年就有这方面的志向，只是不曾下过苦功。”
王阳明说：“人最怕没志向，不怕没收获。你有这个志向甚好。”王阳明回头向室内看了看，发现湛甘泉不知什么已离开了，就接着说：“刚那个人叫湛甘泉，亦有志于圣贤之学。明儿我介绍你们认识，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第二天，王阳明如约派人来请黄绾，在王阳明的寓所，三人一拍即合，结成学习同盟军。接下来的所有业余时间，他们都耗在了一起，读书之外，吃住也在一起。
这一时期，王阳明依然在艰苦地砥砺龙场所悟。
不久，王阳明的新任命下来了，果然官复原职，依然是六品主事，但上班的地点不在北京，而是南京的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眼看刚组建的学习同盟军又得拆散，湛甘泉想了个辙，托户部侍郎乔宇去做吏部尚书杨一清的工作，成功将王阳明留在了北京。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阳明改授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王阳明高兴地对湛甘泉说：“这回可以做邻居了。”遂就在湛甘泉居住的长安灰厂右侧，租了房子住下来。不过聚会讲学的地点还放在大兴隆寺。图的是地方阔——大兴隆寺是当时北京的第一寺，影响力大。
三人团在大兴隆寺组团学习的事越炒越神，一时成为京师缙绅的谈资。于是，上门求学者纷至踏来。

一晚，王阳明与黄绾剧谈，当时在场的还有个叫应原忠的人。根据《明史》的记载，应良，字原忠，一作元忠，正德六年进士，随授官编修。王阳明在吏部的时候，应原忠始师之。应原忠后来以亲老之故，辞官回乡，有近十年的时间呆在山中读书讲学。
当王阳明提到“想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必要廓清心体，使心中纤尘不染，真性情才能出现，才有操持涵养的地方”，应原忠表示这很难做到。王阳明说：
“圣人之心如明镜，哪怕再渺小的灰尘落上去，即刻就能被发现，自不必用刮磨的工夫。平常人就不一样了。其心如锈迹斑斑的镜子，只有痛下一番工夫把上面的锈迹打磨掉，才能恢复明镜的本来面目，这样，任何纤尘落在上面也能被发现，轻拂便去，不必花费气力。一旦达到这个层次，可以说是已经识得‘仁’的本体了。倘若刮磨的工夫不到家，还有锈迹在上面残留，其间固然有明处，灰尘落在上面也能被发现，也能做到轻拂便去，可是一旦灰尘恰好落在有锈迹的地方，就很难被发现了。这就是‘学知利行’和‘困知勉行’所以不同的地方，希望不要因为有难度而怀疑它的可行性。好易恶难是人之常情，这当中自有人的私心、社会习气的影响，若能识破，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古代的人所以历尽艰辛而乐此不疲者，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当在心体上下功夫，自然无从下手，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却又有畏难的情绪，我担心你们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这番话可谓情怀满满，因为皆是他的体验与有感而发，完全称得上是王阳明的实践论，也可以是方法论。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用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夫即本体”或者“本体即工夫”。本体指方法论，工夫指实践论。“知行合一”强调的就是这方面的辩证统一。“知”是本体，“行”是功夫。从“知”的角度，“本体即工夫”；从“行”的角度，“工夫即本体”。
徐爱曾就这个问题与黄绾等人反复辩论过，结果一无所获，只得请教说：“有人知道对父亲应该孝，对哥哥应该悌，却不能去践行孝和悌，由此可见知和行分明是两码事。”
王阳明说：“这已经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没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其实还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是要恢复那本体，不是随口这么一说就完了。因此，《大学》指出真正的知、行给人看，比如这一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看到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只在看见美色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并不是看见之后又单独建立个心去喜欢。同样的道理，闻到臭气属于知，厌恶臭气属于行，只在闻到那臭气的时候就已经厌恶了，并不是闻到之后另立个心去厌恶。又如鼻塞的人，虽然有臭气在前，他鼻子中没有闻到，也就不觉得厌恶，这也只是并不知道臭气（1）。再如，大家称赞某人知孝，某人知悌，那一定是这个人曾经做过孝悌的事了，才能这样说。并不是只知道说些孝、悌的话，就可以称为知孝知悌的。又如说知道痛楚，一定是自己已经痛了，才能知道痛楚。知道寒冷，一定是自己经历了寒冷。知道饥饿，一定是自己已经饿了。如此一来，知、行能分开吗？这就是没有被私欲隔断的知行的本体。圣人教人，一定要这样才能叫做知，不然就不是真知。这是何等紧要切实的功夫啊！如今有人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知、行说成两件事，这是什么用意呢？我要把知行说成一件事，又是什么用意呢？如果不懂得立言的宗旨，只管说知、行是一件事还是二件事，又有什么作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件事，也是要人们分辨个明白，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有着落。”
王阳明说：“若按你这样理解，已经失去了古人的宗旨。我曾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对这些话有所领会，只说一个知，就已经有行在里面了；只说一个行，也已经有知在里面了。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恣意而行，全然不知思索省察，一味胡行妄作，所以必要提出个‘知’，方能行得正确（笔者注：知是行的主意）。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凭空去思索，全然不肯切实亲自实践，只是捕风捉影，所以必要提出个‘行’，方能知得真切（笔者注：行是知的功夫）。这是古人不得已，为了补偏救弊的言论。若能领会其中要义，一句话就足够说清楚了。现在的人却将知与行分作两件事做，以为一定要先‘知’了，然后才能‘行’。于是就先去讲习讨论‘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了，再来做‘行’的功夫。结果却落得终身不能行，也终身不能知。这不是小毛病，其病根也不是一天了。我眼下提出‘知行合一’，正是治病的药。这可不是我凭空杜撰的，知行的本体原来就是这样。如果明白其中宗旨，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件事也没有关系，还是一回事。如果没有领会其中的宗旨，就算把它们说成一件事，又有什么用？不过是说闲话而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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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笔者注：言外之意，是与己身未获得感应，并不是不知道臭气会臭。这就像之前提到的岩中花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2）《标注传习录》第13页，《传录录全译》第12页。

讲学京师




来大兴隆寺听讲的大小同僚，有二个人让王阳明印象深刻。一是户部侍郎乔白岩， 一是他的顶头上司方献夫。
我们在前面说过，乔白岩曾帮助过王阳明，不过不久之后，他即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离开前，乔白岩专门找王阳明讨论学术问题。王阳明撰写的《送宗伯乔白岩序》详实地记录了这次对话的情景。
“学贵专”，王阳明说。
“确实是这样，”乔白岩说，“我以前喜欢下围棋，说是废寝忘食也不为过，不看不听与棋无关的东西，一年之后在周边已找不到对手，三年后举国无敌手，学确实贵专。”
“学贵精”，王阳明说。
“确实是这样，”乔白岩说，“我后来又喜欢上了文学，于是追求文采，推敲字眼，研读诸史百家书籍。刚写作时模仿唐、宋人的文章，最后一归于汉、魏。学确实贵精。”
“学贵正”，王阳明说。
“确实是这样，”乔白岩说，“中年以后我才发现真正喜欢的东西原来是圣人之道，方悔棋艺、文词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精力，我不能再分心了。你以为何如？”
王阳明说：“你这样理解未尝不可。学习下棋可以称为学，学习文词可以称为学，学习圣人之道也可以称为学，然而它们最终的归宿却相去甚远。圣人之道的道，是人们出行必经的大路。此外都是荆棘小路，很难走得通的。因此，只有专于道，才可以说是专；精于道，才可以说是精。专于棋艺，那叫‘沉溺’。精于文词，那叫‘沦陷’。我所说的道，森然万象已具，文词技能也是从中产生，然而从事文词技能并不代表就是在修道，却是离道越来越远。所以做不到‘专’就做不到‘精’，做不到‘精’就做不到‘明（1）’，做不到‘明’就做不到‘诚’。所以古人提出‘惟精惟一’。精，就是指用功精深；专，就是指用心专一。做到‘精’就做到‘明’，做到‘明’就是做到‘诚’。所以说‘明’、‘精’的功夫，乃是‘诚’、‘一’的基础。一，是天下的大根本；精，是天下的大用处。掌握了天地化育为物的方法，还怕不会写文章下棋吗？”
乔白岩官阶不低，也算是学有专长，又有这方面的志向，然而他对“道”的理解竟然相距十万八千里，可见王阳明推行此道之难，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着实不少。
苦命的王阳明自觉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
听了王阳明一席话，乔白岩长叹一声，呀，年龄太大了，悔之晚矣啊，王先生方富青春，正是大有作为之秋啊。
王阳明说：“哪那么容易啊，王公大臣不重视学问也不是一天二天了。从前，卫武公都九十岁了，依旧对国人说‘不要因为我已老朽就放弃我’。您的年龄才只卫武公的一半（2），完全有机会做出比他更伟大的事业，但愿您无愧于卫武公啊！您把我当国士看待，我岂敢忘记您对我的鞭策。”
从这番对话中不难体味得，王阳明推行此道的艰难。就是面对同情此道的人，他也得费一番口舌。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文提到的“惟精惟一”和“主一”，我在《传习录》一书中找了些相关的例证。

有弟子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的？”
王阳明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不是‘惟精’之外另有一个‘惟一’。精字米字旁，姑且以米来比喻。要使得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的意思。然而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功夫，米就不能做到纯然洁白。舂米、簸米、筛米、拣米，是‘惟精’的功夫，然而也不过是为了让米达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都是‘惟精’的功夫，进而求得‘惟一’。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不必另外再解释了。”（3）
又有弟子问关于“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待客，就一心在待客上。这样算是主一吗？”
王阳明说：“好色就一心好色，贪财就一心贪财，能够说是主一吗？这些都是‘逐物’的表现，并非主一。主一，就是一心专注在天理上。（4）”
“一”就是天理。
不管懂没懂，乔白岩还是离开了，接着方献夫来了。
正德六年，王阳明任吏部“主事”时，吏部“郎中”方献夫是他的顶头上司。郎中是正五品官，主事正六品，方献夫的官阶整整比王阳明高出二个层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二级。而且按照官场礼仪，下级见到上级是要磕头的。但方献夫不以为意，他去大兴隆寺听讲学，越听越懊悔，悔不当初不早点来，也懊悔当年的功夫都用错了地方。
于是强烈请求拜王阳明为师。就是说，他倒过来要给王阳明磕头。这在当时的社会，没点气魄是做不到的。
对于方献夫的“反常”举动，王阳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他比作北宋的大学者张载。张载讲学气派很大，别人坐椅子也就可以了，他偏用虎皮，像山大王一样，盘踞在虎皮上讲《周易》。程颢程颐兄弟慕名拜访，随口聊起《周易》。张载大惊，赶忙卷起虎皮，撤去讲席，遣散学生。人问其故。张载说：“近日见到二程，觉得他们对《易经》的理解透彻，是我所比不上的，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
孟子说舜处深山之中，居木石之居，与鹿豕游，和野人没什么两样。然而舜一旦听到谁的长处，看到谁的优点，“沛然若决江河”，想要学习这些长处优点的决心，仿佛洪水决堤，挡也挡不住。舜这样，张载这样，方献夫也样。
我也想这样，可惜不能。
王阳明所以说知、行要合一。
与方献夫相处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二年。王阳明亲自见证了方献夫学风的转变。
也许是太过追赶时间的缘故，方献夫的体质越来越差。正德六年，方献夫不得已辞职回故乡——广东南海养病，在西樵山筑室读书。这一读，就是十年。后来方献夫遂以“西樵”为号，其著作亦取名《西樵集》。
给方献夫（字叔贤）送行，王阳明写了四首诗。第一首说你真要回去啊，敢情慢走哈。诗曰：
西樵山色远依依，东指江门石路微。
料得楚云台上客，久悬秋月待君归。
其余三首则是王阳明送给方献夫的金玉良言，内涵相当丰富，不可等闲视之。其二说：
自是孤云天际浮，筮中枯蠹岂相谋。
请君静后看羲画，曾有陈篇一字不？
史上说伏羲氏画八卦，文王周公系辞，孔子作十翼。给八八六十四卦填上文辞是后来的事，伏羲时，只是简简单单的八个卦画，干净整洁，一目了然。王阳明这是告诫方献夫，若要悟道，不可缠绕在文字上。
其四说：
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
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
心即理，无须去外头寻觅，也不用问渔郎渡口在哪里，道其实是在你的心里。这才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看家本事。
理解了这一点，第三首就好说话了：
休论寂寂与惺惺，不妄由来即性情。
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
寂然不动，那是内心在守一。“常惺惺”是常提醒言行举止不要偏离了一。这又有何区别呢。“不妄”即真诚，《大学》三纲八目有“诚意”说，不欺人，也不自欺，人的真性情于此显露无疑，又何须去外头寻觅什么格致之理呢。
王阳明把看家本事送给了方献夫。
此处，郑一初也常来听课。
郑一初是御史，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听课听出了心得，便后悔之前的学说皆是误入歧途，王阳明提倡的才是康庄大道。因此，只要有机会，必来听。当时他已病得不轻，并且病情不容乐观。人劝他等康复了再来不迟，他用孔子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向学之诚：
“朝闻道，夕死可矣。”
后来他果然死在任上。
这是一群无可替代的精英知识群体。

豪杰之士



前文说过，朱熹的学说是明帝国的意识形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朱熹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大明举凡立朝之臣，无论官衔大小，无不是读《四书章句集注》出身，乃至王阳明，亦是科举出身，可见朱子学说一统江湖的霸气。
应该说，王阳明初始是无意与朱子学说分庭抗礼的，他也不反对科举，只是觉得，身心之学可以是科举的有效补充。毕竟世道人心，离不开道德修养。因此，在龙场的时候，席书问起朱、陆异同，王阳明才避而不谈。
王阳明避而不谈朱、陆异同，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避免被标签。他就劝方献夫不要去争论“寂寂”还是“惺惺”的问题，自我感觉有收获才是关键。然而席书到底将王阳明的学问等同于陆九渊。有志圣学的席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这将给王阳明的后来带来莫大的影响。
随着三人团在大兴隆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有赞成的，必然有反对的。赞成有赞成的原因，反对的自也有反对的理由。如果反对派拉开架式，非得让在大兴隆寺大开讲席的王阳明给出解释，不然决不罢休，则王阳明必然要直面：
朱、陆异同的问题。
这是影响力扩大化带来的结果，已经无法含糊过去了。
《王阳明年谱》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处理得相当冷静，不过是借口徐成之与王舆庵争持不下，请了王阳明出来调停，局面因此显得云淡风轻，仿佛根本就不存在鸿沟似的斗争，或者这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关于朱陆异同的争论，情况远要比《年谱》记载的严重得多，也要比想象中的激烈得多。
这个过程，处在兴头上的王阳明，很可能讲了些不大得体的话，从而加剧了朝中权贵的反感。比如他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就提到“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依人情物理，朝中权贵的脸面显然挂不住，这不明摆着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尽皆不学无术之辈么。
于是，反对的声浪不知不觉高调起来。
先说徐成之与王舆庵之间的争论。徐成之力挺朱熹，王舆庵力挺陆九渊。徐成之要求王阳明拿出态度。王阳明开初依然秉承能打马虎眼尽量打马虎眼蒙混过关之态度，因而说道：“是朱非陆，早已是定论。既是定论，要想改变，谈何容易。就算没有徐成之的反对，王舆庵想要推行陆九渊的学说，哪那么容易啊。”
对于这个答复，徐成之相当不满意，认为王阳明是在暗中支持王舆庵。不得已，王阳明给徐成之写了封信，明确表示了支持陆九渊的立场。
此言一出，坏事了，王阳明立即遭到围攻。
还记得之前那个储巏吧，曾经对王阳明的评价相当积极正面，认为王阳明“趋向正，造诣深”，特介绍黄绾前去结识。出乎意思的是，储巏竟也对王阳明横加指责。
好友汪俊与王阳明绝交。
好友崔铣不遗余力地诋制王阳明，乃至称之为霸儒。
好友尚且如此，不是好友又情何以堪。
何瑭批评陆九渊之学，“流入禅宗”，又不点名批评好讲大话的某些人，“此吾道大害也”。
王阳明分明感受到了凌冽的寒意。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显然有不堪回首的意思。“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与安之》）”。
留都指南京（1）。

这当是王阳明留有余地的说法，他把事发地转移到了南京。事实上，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也就是他表态支持陆九渊的时候，当是他受到攻击最猛烈的时候。“攻之者环四面”，多么曼妙的陷阱啊。曼妙就曼妙在，面对陷阱，王阳明随时都能让自己乐观起来。
保持乐观地心境去看待苦难，并不等于说不接受苦难的影响，而是把肥沃也是肮脏的土壤，变成能量。这才是“乾坤由我在”。在《书顾维贤卷》中，王阳明说到：“非笑诋毁，圣贤所不免……志苟坚定，则非笑诋毁，不足动摇，反皆为砥砺切磋之地矣。”
这些苦难包括湛甘泉的离开。
正德六年十月，王阳明被提拔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与此同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三人团之湛甘泉，奉命出使安南（越南）。
湛甘泉的离开，不免使王阳明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多事之秋，他感到无助；对圣学的未来，他感到忧虑；好朋友的离开，他感到忧伤。是以写了二首诗送给他。其中说到：
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
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
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
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别湛甘泉》之一
然而这一路走来原本就是不易的。只身闯边关，容易么。新婚之夜独坐道观，容易么。格竹格到心茫然，容易么。寻仙觅佛一无所获，容易么。为理想而身陷囹圄，容易么。龙场三年，九死一生，容易么。每一步都不易，但每一步他都坚决不放弃，王阳明这才走到了现在。换句话说，都走到现在了，曙光虽远，毕竟在前头，王阳明会轻易放弃心中的理想吗？因此，在《别湛甘泉》之二里，他说到：
奉命危难际，流俗反猜量。
……
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
……
流俗对他们的各奔东西竟相猜测，侧面反映了王阳明此时遭遇的艰难。孔老师周游列国，在陈国的匡邑遭遇危机，受困不得脱身，弟子们惊恐不安。孔老师安慰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王阳明借这个故事来表明前途的光明和必胜的决心。
牛奶是会有的，面包也是会有的，虽然眼下一无所有。
孟子说，君子的本性，纵使他的理想通行于天下并不因此而增，纵使穷困隐居并不因此而减（2）。
王阳明考虑，就算此道行不通，举世皆反对，那他就到农村去。尽管这样，亦休想增减他一毫的本性：
南寺春月夜，风泉闲竹房。
逢僧或停楫，先扫白云床。
这话是对湛甘泉说的，扫净白云床，等你归来好了。
似乎是意犹未尽，王阳明还写了篇《别湛甘泉序》。从这篇序中亦可以看出，当时的朱、陆之争是多么的激烈。朱子的拥护者乃至以湛甘泉的“多言”为把柄进行攻击，又攻击湛甘泉的学问接近禅宗。王阳明于是处处为湛甘泉辩护，同时也是为身心之学辩护，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其文曰：
“随着颜回的去世，圣人之学也消亡了。曾参只传给孟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理。此后一千多年，圣学无声无息，直到周敦颐、二程起而往继绝学。可是周、程而后，情况又不容乐观。学者研究圣贤之学，注释得越详细，道理反而越晦涩；分析得越精辟，圣贤之学反而越支离破碎。不懂得圣学的根基在于自心，却徒然去身外求索，事情只能越来越复杂，道理只能越来越难懂（3）。

孟子视杨子、墨子的思想为世道大患。周敦颐、二程的时代，释氏、老子大行其道，同样成为世道大患。现今的学者，都知道学宗孔、孟，轻视杨、墨，摈弃释、老，圣人之道，仿佛就此大行于天下。然而我遵循前人的足迹，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借以探求圣人之道，却一无所获。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类似于墨子‘兼爱’的地方吗？有类似于杨氏‘为我’的地方吗？有类似于老子‘清净自守’、释氏‘究心性命’的地方吗？我这样说，是因为杨、墨、老、释的思想虽然有别于圣人之道，到底自成体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自诩学宗孔孟的今世学者，他们在做什么呢？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修饰文句上，表面上做出崇尚仁义的样子，实则诡异其心，装腔作势；不断地抱怨圣人之道不易修行，效果不明显，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然后宁愿将时间花在无休止地争辩上，也不去做点实际的事。那些终其一生无法了悟圣人之道的前人，我想其中的原因无非是，自认为取得那样的成绩已属不易，自我感觉良好，于是裹足不前，圣人之道由是沦废。那么，今世之大患，难道就不是只知道记诵词章的习气造成的吗？追溯这种弊端的来由，对圣贤之学的注释太详细、分析太精辟实难辞其究。
综观杨、墨、老、释的思想，也想追循仁义之道，也想探求性命的意义，只是他们在探寻的过程中偏离了方向，导致结果也出现偏差，然而这完全不同于现今的学者认为仁义之道不可学，探求性命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事。当今之世，若有人也想探寻真理，同时不热衷于记诵辞章之学，虽然其人一度沉溺于杨、墨、老、释，我却认为他是可造之才，这是因为其人尚且懂得追求自得之道的缘故。只有这种求索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才可以跟他谈学习圣人之道。
我年少时求学，走了些弯路，开初陷溺于歪门邪道整二十年，接着沉湎于老子、释氏，最后发现此路不通，才复归于圣人之道，按照周、程的办法来研究，似有所得。此道之所以艰难，是因为除了仅有的一二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没人能帮得上忙，几番跌倒几番自个就地爬起来。后来有幸结识了湛甘泉这样的朋友，更加坚定了我的志向，谁也甭想阻挡我前进的脚步，这就是我从甘泉那里获得的支持与帮助。湛甘泉的学问，务求自有心得。那些无力了解这门学问的人，便疑心湛甘泉是在学禅宗那一套。就算是禅，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何况他的志向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基于此，我认为，湛甘泉堪称圣人之徒。话多点又何足以成为他的弊病呢！既然话多不足以成为湛甘泉的弊病，我相信，湛甘泉亦不会以此为弊病。我与甘泉之间，配合默契，常常是我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我想说的，他已先说了。我们互相约定，立志光复圣贤之道，穷竭一身，死而后已。
今日之别，我本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担心圣人之学难以显明，却容易受到蛊惑，社会习俗越发浇薄而不可挽回，实在任重而道远，虽然这些无须靠语言来表达，我只是情有不能已。那么，湛甘泉不会以我前面所说的话为累赘吧？”
文中，王阳明再次表达了为斯道矢志不渝的决心。
王阳明清楚斯道之艰难，所以要鼓起勇气。孟子说：“一定要等待文王出来而后奋发的，是一般百姓。至于豪杰之士，纵使没有文王，也能奋发起来。（4）”
王阳明无疑豪杰之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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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2）《孟子译注》第286页。
（3）针对原文中“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一句，学界有二种断句的方法：一为“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一为“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余从后者。
（4）《孟子译注》第281页。

师友之道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阳明四十一岁，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
这一年，王阳明奋力拼搏，门下也齐聚了诸多学者。计有：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夫、王道、梁谷、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洸，以及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等。
一时人才济济，师友之道俨然光复于世。
说到师友之道，于此，有必要再次提到储巏储柴墟这个人。前文说过，储柴墟曾将黄绾介绍给王阳明，后来风闻王阳明的学问倾向，一度表示不满，并批评王阳明的做法是不守师道。王阳明就此去信作出答复，同时就著名的“师友之道”给出了他心中向往已久的答案。
王阳明在《答储柴墟（一）》中说到：
“你在信中谈到交际方面的困难，这大概受困于你的私心吧。君子与任何人交往，只需要关注大义，至于交情的厚薄轻重，不要去考虑，这才是最简单最直捷的办法。世道人心，总是夹杂着各种奇怪的计较，毁誉得丧交织于其中，而自身又缺少做事的基本原则，于是处理得越周密，筹画得越详尽，实践起来反而越困难。只要是大贤人，就应该成为我们的老师；其次，也应成为我们的朋友，在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这也是世态炎凉？
吾兄认为我在当今公卿之中，一旦发现某人有真才实学，则在他面前自称‘友生（指师长对门生自称的谦词）’；若发现某人才干欠缺，则按官场礼仪自称‘侍生（明清两代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称）’，你质疑说这种做法难道有助于矫正世态炎凉之弊？我想说的是，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又可以把他当朋友，他也愿意和我交朋友，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做朋友呢？如果他不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不愿意，他不乐意，那么，我们又如何成为朋友呢？所谓朋友，讲的是道义，讲的是品德。普天之下，没有比道义更崇高的了，没有比品德更尊贵的了。道与德所在的地方，不论年龄、地位，这就是我和某人之间的关系。若某人只以地位、年龄自居，那么，我自然会还他地位与年龄。当然，象这种情况，见面的机会必然少，除非有事。就算有事见面，随世俗风气，在尊长面前自称‘侍生’也就可以了。这就是朱熹所说的‘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君，想与君子交朋友而不可得，难道不是因为不屑于权势吗（1）？
当然，交友之道还真不好说。今世的所谓朋友，或者因为兴趣相同，或者因为利益趋一，于是舍身追名，忘我逐利，这不是我所说的有助于仁德成长的朋友。仁，是发自内心的品德，人而没有品德，那还是人吗？互相辅助，以有益于仁德的成长，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朋友。那些挟文章技艺之长、地位声望之重，一脸高傲地想与有贤德的人成为朋友，有贤德的人怎么可能答应呢？吾兄关于交友之道的趣志相同方面的说法，世态炎凉方面的说法，地位贵贱方面的说法，年龄少长方面的说法，我认为，还是有不尽完善的地方。
孟子说：‘交朋友，不可有所倚恃。’战国时期的鲁国大夫孟献子，有五个朋友，没一个有孟献子那样的身家，哪里是全凭贵贱交朋友呢？仲由比颜回小三岁，仲由离开鲁国的时候，他们互留临别赠言，互相勉励，这才是真朋友。颜回与曾点（曾参的父亲）是同一时代的人，按说颜回当是曾参的父执辈，曾参却称颜回为“我以前的朋友”，这哪里又碍于年龄的少长呢？为矫正世态炎凉之弊病，不得已而有逾越礼制的地方，这当中也就不能以尺寸来计量了。

吾兄又认为，我对于晚辈后进，若其人聪明伶俐，多以先后辈相处；若其资质平庸，则待以客礼，怀疑我以不同的标准待人。既然是标准，哪又有不同呢？但凡前来拜访的晚辈后进，只要他有意追求真理，我为什么不能以圣贤之道待他呢？而有些人前来拜访，纯粹是出于礼节性的，我当然也以礼节性的方式待他，如平常人一样。北宋程颐与吕希哲同在太学读书的时候，住在同一个宿舍，彼此待之以友；后来吕希哲师事程颐，程颐只能待之以弟子之礼了。如此一来，指责程颐礼敬同舍友却待慢了弟子，妥当吗？孔子以大夫之礼对待阳货，以弟子之礼对待颜回、子贡，认为孔子对待贤能的颜回和子贡反不如臭名昭著的阳货，妥当吗？
师友之道废弃的时间太久了，晚辈后进之中，有些聪明特出的，本有意追求真理，却因为先辈待他们不够真诚，也不能体谅他们的上进心，只一味在繁文缛节上做文章，借以取悦后进，博取知人待士的美名。曾子说:‘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这真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指的就是这种现象。是以师友之道日渐沦没，不得复行于世。
我常常觉得，这世上如果有象周敦颐、二程这样的君子，我愿意在他们面前执弟子之礼，因为这实在是我的幸事。其次，有周敦颐、二程的高徒那样的人，我也愿意尊他们为师，接受他们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世上没有那样的人，有志追求真理的那些人，又能怎么办呢？怎么会不忧虑呢？心存忧虑却不懂得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却不懂得寻求朋友的帮助，找到帮助的人却又待人不真诚，最终也是徒劳无功。我对于晚辈后进，并非一定要在他们面前端出师长的样子，只是觉得在给他们讲学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够有所收获。再者说，他们以晚辈后进的身份请教于我，即使我们之间没有师徒的名份，我也将以先后辈之礼待他们。
程颐瞑目而坐，杨时、游酢侍立不敢离去，这是对师道的敬重。今世之人习惯了任意妄为，不愿自我约束，便无从知晓有敬重师道这么一回事了。
幸而有那么一二个聪明特出的晚辈后进，立志追求真理，这是个难得的使斯道复行于世的机会，我若不能真诚地把学问讲清楚，却去屈意奉承、迎合他们，或者曲意迎合陈规陋俗，那就太痛心太可惜了。《礼记·学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受到尊敬；真理受到尊敬，然后人民的学习态度才会严肃（2）。’人必心中有所畏惧，然后再跟他谈，才会听得进去；把任务交给他去做，才会认真对待。像这样，都是为了寻求真理，都是为了依理做事，其间并无任何私心夹杂。

伊尹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的人来开导后知的人，先觉的人来开导后觉的人。我就是这些人中先知先觉的人，不由我来开导他们由谁来呢？’所以，大智慧的人开导小智慧的人，小智慧的人开导无智慧的人；大觉悟的人开导小觉悟的人，小觉悟的人开导无觉悟的人。既已大智慧大觉悟了，再来开导天下人，不是很好吗？若自我感觉未能达到大智慧大觉悟的层次，以自己的小智慧小觉悟遂不敢去开导他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谁也开导不了。心存仁爱的人能这样做吗？
所谓仁，是说自己想立，便也帮助别人能立；自己想达，便也帮助别人能达。我的意思是，自己有一分一寸的智慧，即要把这分寸的智慧教给别人；自己有一分一寸的觉悟，就要把这分寸的觉悟教给别人。人群中小智慧小觉悟的人越多，那么相互开导也就相对容易，达到大智慧大觉悟也就指日可待了。我现在在晚辈后进面前，尚不敢以小智慧小觉悟自居。这就像受冻挨饿的人，知道耕田种桑可以满足衣食之需，恰好又懂得些种植庄稼桑树的方法，也想着试试，于是就千方百计告诉那些和我一样正受冻挨饿的人，大家一起耕田种桑，就算不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又有何妨碍呢，难不成不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吗？即使说，君子一定先使自己有了善行，然后再要求别人行善，我自己虽不曾有过善行，难不成不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吗？何况他们找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圣人之道啊。”
所以后世才那么讨厌繁文缛节，徒流于形式，一毫无用处，从储柴墟的提问来看，确有这方面的毛病。储柴墟很可能对以王阳明与方献夫为代表的微妙的人际关系感到不解，方献夫先是王阳明的上级，按礼仪，王阳明是方献夫的后进，得在他面前称“侍生”。然后转瞬之间，方献夫又成了王阳明的弟子，侍生王阳明成了先生王阳明。储柴墟认为这分明不合规矩。王阳明就此作出答复，无非说，当需要因地制宜的时候就得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论。
由此来看，明世宗朱厚熜继位之初，有那么激烈的大礼仪之争，乃至度卷了满朝臣工的注意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王阳明后来又给储柴墟写了封长信，指出在人人势衷于追名逐利的年代，不拿出点勇气，确实无法追随师友之道。他举例说，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与王寅之、刘景泰是同窗，每次考试，王寅之都比刘景泰考得好，然而王寅之却自认为对学问的整体把握方面远不如刘景泰，竟然拜他为师。他又举了张载卷起虎皮、撤去讲席的例子，认为在当今“波颓风靡”的大环境之下，“非有豪杰独立之士……，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者”，真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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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此一节参考《孟子·尽心篇上》：“古之王者好善而忘势”一章。
（2）《礼记今注今译》第321页。

第六章 薪火相传


问学舟中



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王阳明由吏部考功司郎中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由此结束了二年的京官生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是此生再没有机会回到北京。
这一年王阳明四十一岁。
大兴隆寺的美好生活成为他的梦幻泡影。
挥挥手告别长安灰厂的左邻右舍，王阳明起程了。
陪他南行的是他的妹夫、大弟子徐爱。
徐爱此前任祁州知州，正德七年初任期已满，赴北京接受吏部的考核。同年底，获得了新的委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他们结伴南行，乘便归省绍兴。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走水道自是省时省力。
古话说，骑马行船三分命。但舟中自有天地，俨然流动的屋，“瓦”自然是竹与竹叶巧妙编成的篷，苍穹一样弯曲而恰到好处地罩在舟上。里面的空间虽然小了点，但不影响看山看水，也不影响读书。写字会受到点影响，船毕竟行进在波上。波涛不免起伏。因此，最方便也是最可喜的消费光阴的方式，便是聊天。明人张岱于是有《夜航船》，说：
“从前有位僧人，与一读书人同搭一条夜航船。那位读书人一路上高谈阔论，僧人心存敬畏，拳曲着脚卧着听他说话。僧人听出他的话里有破绽，便问道：‘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读书人说：‘是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读书人说：‘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着说：‘这么说，且让我伸伸脚。’”
王阳明和徐爱不谈澹台灭明与尧舜，他们谈哲学。
切入点是《大学》。
四书之《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二程与朱熹觉得好，从中提拎了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是成为明清两代读书人的圣经。
朱熹秉承二程之遗绪，并且本着大无畏之勇气，对《大学》一书进行了大胆地改造，该删的删，该减的减，该补充的补充。比如原本《大学》的开头是这样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二程和朱熹都认为应将“亲”改成“新”。“新民”就是革去普通人身上“旧染之污”。王阳明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徐爱问道：
“所谓‘在亲民’，朱子说应该是‘新民’。而后一章有‘作新民’的文句，似乎正可以作为证据。先生认为应该依从旧版本的‘作亲民’，有什么根据吗？”
王阳明说：“‘作新民’的‘新’字，是指‘自我更新’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字，意义并不相同，怎么能以此作为证据呢？”王阳明继续说道：“‘亲民’，好比孟子说的‘亲亲，仁民’，对他们的‘亲’也就是对他们的‘仁’。因为百姓之间缺乏亲情，舜让契担任司徒官，恭谨地传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教’，就是使他们有亲情的措施。《尚书·尧典》的‘克明峻德’也就是《大学》的‘明明德’；《尧典》从‘以亲九族’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大学》的‘亲民’，也就是所谓的‘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是兼有教育和养育二义，说成‘新民’就觉得有点偏颇了。（1）”

徐爱接着问：“《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这句话，朱熹认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乎与先生的说法不相同。”
王阳明说：“在万事万物上寻求至善，那就是把道义看成是在心之外了。至善乃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到了最为精一的程度就是了。当然，至善也不脱离具体事物。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就很在理。”
这真是个关键性问题。
事实上，徐爱的这个提问正是王阳明此前一直困扰他的大问题：所谓的格物，到底是格心内之物还是心外之物？根据王阳明自身的经验，他秉承“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训示而去格竹，结果格得他悲观失望，一身毛病。不只他，还有他的同窗。然而在龙场，他返观内照，他格心，却意外地格出一片新天地，海阔天空，鸢飞鱼跃。
《孟子·离娄章句下》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杨伯峻先生通过译文对孟子的“自得”给出解释：“君子依循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让自己的心获得一个恰当处（2）”。
王阳明在龙场让自己的心找到了一个恰当处。
龙场悟道，悟的当是这个。
在北京的时候，王阳明把这个意思跟黄绾（字宗贤）说了。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中，王阳明提到：
“君子之所以要学习，目的在于发现自己的真心。人的心性原本真诚不欺瞒，却为欲望所遮蔽，习俗所障碍。所以要去除遮蔽和障碍，从心外用力是做不到的。
人的心性好比水流，有污染物注入自然水流混浊；好比镜子，上面积满尘垢自然不明亮。孔子对颜回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万物我都具备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躬自问诚实无欺（反身而诚）’。自我克制而诚实无欺，本来就不期待于在身外而能做到。
当今学者既违背孔、孟的学说，自不明了《大学》‘格物致知’的宗旨，却徒然于身外广泛的求索，以期有益于身心，这都是意图在污流中寻找清水、在积满尘垢的镜面发现光明的做法，怎么可能有收获呢！”
王阳明没有食言，他把他懂得的精华都告诉了弟子。
经过王阳明的引导，徐爱厘清了一些庞杂而关键性的概念，接着他就实践层面继续提问道：“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苦苦思索，仍不懂，请先生指教。”
王阳明说：“‘礼’就是‘理’。‘理’表现出来就叫‘文’，‘文’隐微不现就叫‘理’。它们本来是一个回事。‘约礼’只要求人心纯然符合于天理。而要人心纯然为天理，就应该在理的表现之处用功夫。如理表现在侍奉父母时，心就在侍奉父母上学着存天理；表现在事奉国君时，就在事奉国君上学着存天理；表现在对待富贵贫贱上，就在对待宝贵贫贱上学着存天理；表现在处患难蛮夷时，就在处患难蛮夷上学着存天理。无论行动或静止，言谈或沉默，无处不这样。随便理表现在何处，就在那上面学着存天理。这就是在‘文’中求‘博’，也就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惟精’，‘约礼’就是‘惟一’。”（3）
徐爱闻言，不觉手舞足蹈。
后来徐爱把此行的收获，整理成文章，这就是名扬四海的《传习录》的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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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传习录全译》第5页。
（2）《宋明理学概述》第77页，台湾联经1998年版。
（3）《传习录全译》第27页。

随时放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是正德八年（1513）二月，前面就是绍兴地界。
之前说过，王阳明远谪龙场那年，其父王华因为不愿巴结太监刘瑾而告老还乡。
王华喜欢绍兴，不仅因为风景，且还是先世的祖居地。
王华很愿意在绍兴养老，于是买地建房。结果快完工时，一场大火把他的梦想烧为灰烬。见火光冲天，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拎着水桶赶来，却见王华不紧不慢地与来人打招呼，还拉家常，仿佛烧的是柴草堆，而不是倾其积蓄新建的房子一样。
或是获益于这样的胸怀，王华在乡间活得自在。他不认为自己当过皇帝的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遂与田夫野老交上了朋友，喝小茶，聊大天，不亦乐乎。有人劝说，您是退休的朝廷大臣，得讲点身份。王华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说话的人，问道：“你是想让我再回去做好官吗？我才不干哩。”
又有人劝他不妨学做神仙，岂不更快活。
王华说：“人之所以以生为乐者，是因为有亲朋好友，时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侃大山，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一旦这一切都要抛弃，孤伶伶一人，形容枯槁地跑到深山绝谷里，修炼什么神仙之术，这和死了有什么两样？保持心地清净，减少欲念，从而促使自己心神怡悦、志向坚定，这是圣贤之学的必修课。我只要保持乐观的心境，一切随顺自然，又何必去追求什么长生不老呢？”
状元王华就这么在乡间小道上晃悠着，直到正德八年，父子俩在相隔六年之后，终于又见了面。对于王阳有来说，有太多的孝要尽，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不得不对原有的计划做些改变。
王阳明原本打算回家后，稍事休息，就去找因病辞官回浙江黄岩县的黄绾，然后一同去游玩天台山和雁荡山。看来计划赶不上变化，此行去不成了，只得写信邀黄绾前来绍兴。可是一直等到五月底仍不见黄绾来，王阳明决定不等了，与徐爱等人从上虞县进入四明山，开始游学之旅。
所谓游学，即是在旅途中随时点拨，寓教于山水。这就如孔老师面对滔滔流水，发了一通感慨，边上一定有他的弟子。又如孔老师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几个高徒，谈理想谈人生，皆属游学也。
王阳明与弟子们在花园劳作，去除花间杂草。
薛侃问：“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回答说：“是没有培养，也没有铲除而已。”过了片刻，又补充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形体上着眼，自然有错。”
薛侃不理解话中之意。
王阳明说：“天地化生，如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即以花为善，以草为恶。若要利用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从形体上着眼看善恶是错误的。”

薛侃问：“既然这样，岂不就是无善无恶了？”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天理宁静，有善有恶是因气动而产生的。不为气所动，就是无善无恶，可称至善了。”
薛侃问：“佛教也主张无善无恶，其间有何区别吗？”
王阳明说：“佛教执著于无善无恶，其余的一概不管，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有意为善，不要有意为恶，不为气所动。如此遵循先王之道，到达极致，便自然能依循天理，便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草既然不为恶，那么，它也就不能拔除了。”
王阳明说：“如此又成为佛、老的主张。如果草有所妨碍，干吗不拔除呢？”
薛侃说：“这样就又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
王阳明说：“不着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着意’，只是说好恶全凭天理，不掺杂任何人为的私意。这样，就和心中不曾产生好恶一样了。”
薛侃问：“除草时，如何全凭天理而别无他意呢？”
王阳明说：“草有所妨碍，应该拔除，就要拔除。有时虽没有拔除干净，也不放在心上。如果在意的话，便会成为心体上的累赘，便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如此说来，善恶全然与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善恶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以上对话便是王阳明游学的实例，一堂生动的课。
下面回到王阳明的行程上来。
他们一行来到了白水山。
看来白水山颇幽奇。王阳明在《四明观白水二首》（之二）中提到“千丈飞流舞白鸾，碧潭倒影镜中看”。山高而陡，自然飞瀑壮观；深山碧潭，清静无污染，自然光可鉴人。
王阳明这是在暗示，心不动，风就不动。
末句，王阳明提到“卜居断拟如周叔，高卧无劳比谢安”。周叔是周敦颐，谢安是东晋高卧东山的谢安。很多人都说这二句体现了王阳明归隐山林之志，固然。不过我以为，归隐山林之志不妨这样解读：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成功，有机会成功时自然水到渠成；不能成功时，回到豆棚瓜下，种种田，养养鸡，你还是那个你，增一毫不是你，减一毫也不是你。这才是平心静气的成功之学。
就如谢安，未出山之前是谢安，不过本事是隐着的，叫做潜龙勿用。待得了风云际会，可以干点实事，还是那个谢安，只是本事显在台面上，叫做飞龙在天。但龙还是那个龙，是之前就修炼好的资质，不会是突然变成的。
这个意思就好，“人不知而不愠”，减了多少自寻烦恼。就如状元公王华，给皇帝当过老师的人，什么世面没见过，也可以和村夫野老交上朋友。
往严重地说就是：“天下一物也，圣人视外物，无大小都作等闲看，打得过箪食豆羹关，便打得天下关。”（1）
王阳明一行随后寻着龙溪之源，来到杖锡寺。同行的蔡希渊、朱守中因故先行返回余姚，只有徐爱和许半圭随侍王阳明，登上更为险峻的雪窦山。
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一行三人欣赏了天姥峰、华顶峰的壮观景色。唯一遗憾的是，在如许绝世美景面前，王阳明竟没有诗篇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