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有个原则性的问题，《孙子兵法》称为“微妙”。
《孙子兵法·用简篇》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意思是：“不是睿智聪明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慷慨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谋虑精细的人不能分辨证实间谍提供的情报。微妙啊，微妙啊！无时无处不可以使用间谍。（3）”
王阳明对这句话理当有独到的见解，因而能够一边安然地做圣贤，一边猛然地带兵打战。因为一个不仁慈的人，是难以取得部属的信任的。一个不能取得部属信任的人，开展合作恐怕都难，何况是机密地用“间”？就算未取得部属信任而冒险用“间”，恐怕间谍工作尚未开展，秘密却已先泄露了出去，又谈何用“间”呢？
换言之，一个仁慈慷慨的人，取得别人信任的唯一方式，便是品格说话，舍此别无捷径。这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巨大威力。
东汉何进是汉少帝的舅父，他与袁绍合谋诛除诸宦官，底牌是秘招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曹操听说后，大笑：“要灭宦官还不容易，诛其首恶，只须一狱吏足矣，何需从外地调集部队？况且大兵一动，谋必外泄，何进必无好下场。”事情的发展果如曹操所料，何进因谋泄反被宦官所杀。
下面这个例子亦足以说明，用间之微妙的确存乎一心。
燕王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之间的皇位之争，到了见白刃的时候。问题是，朝廷方面已无良将可用，而燕王却是一员惯于征战的虎将。建文三年(1401)五月，前线战事节节失利，方孝孺忧心如焚。这时，他的学生林嘉猷献了离间一计。朝廷已接近束手无策，建文帝只得同意试试。方孝孺于是给燕王世子朱高炽写了一封信，企图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没想到朱高炽生性谨慎，收到书信后，根本就不启封，连人带信都交给了燕王。离间计彻底失败，燕王势如破竹，建文帝愁云惨淡。
方孝孺不够品格吗？举世皆知他饱有学问，为了他的忠肝义胆，与他有牵连的十族人，陪他丢了性命。方孝孺确实是品德高尚的人，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然而他到底用间失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某个方面必有缺失，比如智谋，比如用间的火候。
王畿 （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其著作《王畿集》中，记录了王阳明的用兵心得。他写道：
“我曾问阳明先师：人多称道您用兵如神，您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先师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秘术可言，不过是平生信守良知之学，凡临机处置、对敌区画，皆是自心良知的感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能做到在施展机谋之初即周密细致，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在我原是做本分上的事，世人误以为神耳。”（4）
非仅用兵，王阳明用人亦是依着本心，所以能人尽其才。有人问钱德洪（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阳明先生择才，始终能得其用，他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钱德洪回答说：“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所用。世人单看重才能，却不察其心，所用的人往往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故而不足以成事（5）。”
基于前面的论述，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就是说，王阳明为什么对于用兵打战的一些敏感而又能决定胜负的细节从不加以说明？钱德洪在《征宸濠反间遗事》一文中提到：“当年我服侍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起用兵打战的事，先生都默不作答，以故征剿南赣盗乱、平定朱宸濠叛乱之事，其始末我们都不知道（6）。”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很奥妙，我想，最基础的理由莫过于，他担心这到底是权谋术数，耍的是心眼玩的是心机，讲太多讲太明了，怕世人后生学力不够，画虎不成反类犬，或者陷入机关丛林而不自知，则害人害己，罪莫大焉。
这样的担心，孔老师也是有的。西汉董仲舒说：“孔子之门，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提起五霸，这个意思最见得好。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其间品格个性的差别，何至数倍。然只一件，个个心地光明，提起权谋术数，便觉忸怩不好意思，何况其他，所以个个都摈弃不谈。（7）”
我想起“罗什吞针”的典故。鸠摩罗什是抱着弘法的志愿从印度远来中国的高僧，后秦皇帝姚兴却逼他娶妻。大家知道，出家人娶妻是不可以的。因为戒除各种欲望是佛教提倡的修道原则之一，而男女情爱更是绝对应当禁止的第一种欲望。然而鸠摩罗什迫于情势，还是答应了姚兴的请求。有僧人见大师都娶妻快活了，也想学样。这引起了罗什的恐惧，他赶忙召集众僧，示以一满钵的针说：“你们若能与我同样，将一钵银针吞入腹中，我就同意你们娶妻蓄室。否则，绝不可学我的样子。”说罢，竟真将一钵银针吃到了肚里，与平时饮食无异。诸僧自感无此异能，遂不敢效仿，罢了娶妻的念头。鸠摩罗什仍不放心，每次登座讲法，必要对大家解释说：“我被逼无奈，娶妻蓄室，行为虽同常人，精神却超越俗事。譬如莲花，虽生臭泥之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大家万万不可以认为我沈溺世俗之乐，而学我的样子，忘却出家生活的乐趣。”
鸠摩罗什是入了地狱了的，从他的苦衷中，似可窥见王阳明的难言之隐。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阳明终究觉得，权谋、术数、技能之类，终非根本性的学问。尽管若能从自身本体上有所感悟，如前文所述的坚守行事的规矩绳墨，权谋、术数、技能之熟能生巧，亦可以通入精妙之境。比如北宋欧阳修所著《卖油翁》那则故事里的“行行出状元”的卖油翁，酌油技艺之娴熟，可堪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然而彼终归只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会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这就是孔子说的“器”。“器”就是凳子只做当凳子使，不可做旗帜使。因此，孔子提出“君子不器”，“不器”就是要做一个通才，可以用来为苍生谋福利的。人生的格局显然超越了许多，仿佛登泰山而小天下。
王阳明的意思大抵与此接近。所谓权谋、术数、技能，不管如何的超凡入圣，终归“其意有所着”，“着”就是有所附著，就是“器”，未免偏了，终究不够平和，不足以倚仗它来完成临政赋民这样的大事。因此，“君子不用”。不是不懂，只是不用而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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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马维仁：《试论三边总制对明代固原教育发展的影响》，《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10月。
（2）《孟子译注》第280页。
（3）《白话孙子兵法》第186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4）原文：“尝问阳明先师：人称用兵如神，何术以致之？师云：我无秘术，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应机对敌，只此一点灵明神感神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发机慎密，敌不知所以来。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误以为神耳。”
见《王畿集》第302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5）《明儒学案》第1407页。
（6）《王阳明全集》第1633页。
（7）《明儒学案》第1382页。
（8）《王阳明全集》第1297页。

下学上达




弘治十一年（1498），威宁伯王越死了，死在他建功立业的遥远的边疆。没能得到这个历害的前辈的指导，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的遗憾。王阳明固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但王阳明是人，不是神。是人都需要精神导师，不管是来自书本，还是来自过来人。特别是后者。因为他懂道又懂你，在你遇到困惑走不出来，或者想要升一级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带你一把，轻轻一托，就能省你很多功夫。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海市蜃楼中的那个高人没有款款地出现。不得已，王阳明只得借助大摆宴席的机会，把餐桌当战场，想办法让成堆的果核变成士兵，然后变化无穷的军阵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刻，他是姜子牙，也不是。姜子牙有上钩的周文王，但他什么也没有。《王阳明年谱》的记载到此戛然而止，什么也没有发生，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
接下来在独自摸索的道路上，王阳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自从格竹失败之后，他从古书堆中抬起了头发松篷的脑袋，然后看看布满星星的夜空，看看窗前长势旺盛的荒草，发了一阵呆，不觉想起了铁柱宫，想起了诸养和的官署，想起了斑驳的娄谅的老宅，以及无拘无束的一个人的旅途。
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继续那年的旅程，然后逐一敲开散落在大地上的鸿儒硕学的紧闭的柴扉。至少那些年，理学大家陈献章还活着（1500年去世），虽然远在遥远的广东。弘治一朝亦名臣辈出，像不久前去世的丘浚，还有父执辈的李东阳，都是大学者。但王阳明总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写写诗，填填词，无法让他的内心获得满足。
他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某日，不死心似的，王阳明又拿起朱熹的书来读。一边读一边思考。然后他读到了这样一句话：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渐进，为读书之法。”
“居敬持志”和“循序渐进”都是指导读书的方法，但二者有区别。打个比方，“居敬持志”就如家，“循序渐进”是或走路或开车回那个家。
“志”就是目标，“敬”就是专心，“循序渐进”就是心无旁鹜地达到那个目标的过程。
王阳明担心“循序渐进”不好把握，特地查了相关资料：
孔老师有天大发感慨说：“没有人会知道我了。”子贡说：“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孔老师说：“不埋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真理（下学而上达），知道我的，只有天了。（1）”
朱熹对“下学而上达”作出如下释义：反己自修，做好份内的事，然后循序渐进，不三天打渔二天晒网，这就是“下学”；做到了“下学”，“上达”自在其中。
有点怪吧，“循序渐进”不单单是指读书，它还是实践的功夫。要知道，一部《论语》，所讲的皆是人事。“下学”学人事，学的就是洒扫应对这样的人事，“上达”的真理就在这些人事里。
王阳明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做起了功夫。
时弘治十一年，也就是王阳明二十七岁那年的事。
一段时间之后，王阳明颇觉得有心得，心境亦平和了许多，至少焦躁不安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正当他信心十足地继续用功之际，来自程朱理学派的学者却给了他当头一个棒喝，告诉他这样用功是不对的，是误入歧途。理由是追求心境的平和是“上达”的功夫，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基础扎实了之后才可以学，劝他回头再从“下学”开始用功。
王阳明这就纳闷了，不是说“下学而自然上达”么，怎么就把“下学”与“上达”分成二截了呢。果如此，那么“下学”的远方在哪里？“上达”又从何处入手？“下学”与“上达”是什么关系？王阳明一时想不明白，便又大病了一场。
他沿着那条山道，心灰意冷地来到山中，听古刹钟声。不期然又有道士讲养生，王阳明遂萌生了隐遁山林的想法。
事实上，如果当初王阳明在态度能够再坚决一点，行动上能够再果断一点，不那么急病乱投医，不那么言听计从，他一定有机会发现，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正确。很多年之后，他这样告诫他的弟子说：
“凡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说得清的，心里想得出的，就是‘下学’；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说不清的，心里想不出的，即所谓‘上达’。就像一棵树，日日的栽培灌溉，便是‘下学’；至于昼夜细微的生息，枝长叶茂，却是‘上达’的事，人哪有能力去干预它的生命力呢？所以，凡是可以用功的，可以告诫的，都是‘下学’。而‘上达’就包含在‘下学’里。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会‘上达’，不必再去寻找什么‘上达’的功夫。（3）”
多么简单明白的一件事。
只可惜他被“庸儒”所误导，错用了二十年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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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46页，安微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原文见《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
（3）《传习录全译》第41页。

第三章 初入仕途


前辈王越



弘治十二年（1499）是己未年，又是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时。王阳明顺利通过了会试，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根据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一文（1），王阳明会试的成绩本来是第一名，但由于有考官反对，只得屈居第二。
前面说过，会试之后是殿试。殿试高中者，才称为进士。
就是这个己未科殿试，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科场泄题案。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遭罢官，随因忧愤而死于当年的六月。李东阳奉命会同其他考官复核了所有的试卷，包括案发前已阅的试卷。最终，王阳明取得二甲第七名的好成绩。
按照明代的观政进士制度，学子考中进士后并不立即授官，而是被派去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称观政，时间一般是三个月（2）。王阳明随即观政工部，也就是到工部实习。工部给他的任务是：
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是王阳明求之不得的机会，为了前辈王越。
威宁伯王越，生于河南浚县，死后亦归葬于河南浚县。王越是王阳明非常佩服的一个人，论文采，论才气，论胆略，那是没得说，可谓文武通才。特别是其用兵，公认的有古之名将的风度。
驻防大同的时候，王越曾带领一千士兵巡视边防，同行的还有高级别的保国公朱永。可是刚走出没多远，就一头撞上了胡人的大部队。朱永一时不知所措，叫王越赶紧撤。王越没空理他，挥兵抢占附近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主动进入攻击位置。敌兵一时摸不清虚实，虽人数众多，还是不敢靠前。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日暮。王越看看机会来了，于是命部队悄悄从山后撤退，朱永帅七百人走在前头，王越亲率三百勇士殿后。
王越同时给出了如下命令：敢出声的，斩；敢回头看的，斩；敢越次出列的，斩。
“三斩”的命令保证了一千人的队伍宛如一条寂静的蛇，悄无声息地游动在暮夜中。如此急行五十里，终于安全抵达大同城下，一人不失，一件兵器没丢，创造了一个奇迹。
汉代名将李广，亦不过如此。
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红盐池之战。
成化九年（1473），王越趁鞑靼人别处打劫之机，远道奔袭他们留在河套红盐池的老营，一举捣毁其“连营五十余里”的巢穴，能烧的都给烧了，能带走的一点都没给他们留下。王越不仅打了胜战，且所带去的部下，一个都没少。
此役之后，鞑靼人不敢复居河套者二十年。
给这样的英雄人物修建坟墓，自是王阳明求之不得的，何况还是王阳明的偶像级前辈。在这个不短的时间里，王越的后人完全有机会向王阳明证实王越的卓越与不凡，王阳明同样也有机会了解到他想了解的一些事。
王阳明后来擅长奇袭，可以有王越的影响。
果核尚且可以成为士兵，王阳明岂肯放过眼前活生生的人，于是以“什伍法”来管理民工队伍。这是可以追溯到商鞅的老办法，每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伍有伍长，什有什长，什伍之内的人员负有连带责任。
这是属于王阳明的第一次军事演习。
他还推演了诸葛亮的八阵图。这是冷兵器时代颇为实用的摆兵布阵的阵法，杜甫有诗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看看王越墓如期建成，其家人慷慨地拿出金银财宝来表示感谢，王阳明一一谢过他们的好意，只要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追随王越征战多年的随身佩剑。
在王阳明眼里，这把佩剑比金山银山都珍贵，因为正是这把佩剑，见证了王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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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539页。
（2）曹斌：《明清观政进士制度及其特点》（论文）。

供职刑部




从浚县回来，王阳明一时还缅怀在先烈的故事里。
就在这时，北部边境又打了起来，鞑靼人再度来犯。星象家同时惊恐地发现，有慧星不祥地从头顶上掠过。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未来的日子不怎么太平。明孝宗内心不安，遂下诏求言，让内外臣工放开提意见，不必顾虑。
王阳明心潮澎湃，回到书房他想了很多，于是就有了《王阳明全集》中那篇颇具份量的《陈言边务疏》。
王阳明根据他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八条建议：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给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和严守以乘敝。
往后的事实将证明，这八条建议，实是王阳明波澜壮阔之军事生涯的行动总纲。然而在当时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然者，实在是官微言轻，没人肯理他。
王阳明上疏的第一条是“蓄才以备急”，在这方面朝廷确实是有眼无珠，竟然没把王阳明当“才”蓄起来。
第三条之“简师以省费”，王阳明大骂朝中权贵，只知道“固宠希禄”，居庙堂全无庙算，全然不懂边关实际，就会瞎指挥。第五条之“行法以振威”提出必须严肃军纪，该斩的斩，该杀的杀，这样才能重振军威。第七条之“捐小以全大”，王阳明提出应赋予边将“便宜从事”的权利，这样才能重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上疏石沉大海的次年（弘治十三年）六月，王阳明等到了一个实缺——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主事是正六品官，他的上司包括：员外郎一人，从五品；清吏司设郎中一人，正五品。
明代的刑部，下设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省的诉讼案件。云南清吏司的意思是，这个司在北京的刑部，分管着来自云南的案件。云南清吏司是十三司中最大的一个，而王阳明的“主事”头衔又是司官中之最低一级，按照官场的阶级，这意味着，王阳明的事不得不是最多的。他忙啊，从早忙到晚，忙簿书忙案牍，忙汇报忙资料，忙提犯人，忙录口供，忙得连抓虱子的时间都没有。
仅止是身忙也就算了，还加上心累。各种招呼各种条子各种掣肘，各种打压各种拉拢各种威逼，王阳明不免感叹：“要想秉公办案而无惧大祸临头，看来只有圣贤才能做到。”
尽管这样，王阳明并没有埋汰，也不想同流合污，却是老老实实地把屁股粘在板凳上，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他知道，“讼之大者，莫过于人命（1）”，他这手要一抖，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他不敢大意。
清吏司的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当官就得耐烦，耐不了烦就别当官。所以古人才那么重视扫洒应对的基础教育，练的就是这种耐烦的心性。耐烦的反义就是不耐烦，就是心浮气躁。其他尚好，一个执法官而心浮气躁，结果可想而知。

王阳明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后来有位长期听王阳明讲学的司法官员，提问说：“先生的学说固然好，只是我平日簿书讼狱事务繁杂，没办法专心做学问。”
王阳明有些惊奇，看着眼前这位官员弟子说：“我何尝教你离了文书诉讼去凭空做学问？你既然有官司事务，就从官司事务上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审案时，不能因为对方的应答无礼就发怒；不能因为对方的言词圆滑就喜悦；不能因为厌恶有人嘱托，就有意整治他；也不能因为他的请求，就无原则地听从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务繁忙，就随意乱断；也不能因为旁人诋毁和陷害，就屈从别人而处理他。这种种都是私欲的表现，只有你自己知道，因此必须精细地省察克治，惟恐心中有一丝一毫偏颇，影响了断案。什么是格物致知？这就是了。”王阳明总结说：“簿书讼狱的事务之间，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离开具体事物谈学习，都落空了。”（2）
不想落空就得耐得住烦。
粗鄙的“耐烦”是我的词，王阳明的提炼是：事上磨练。
王阳明时时刻刻注意“事上磨练”，并且成功地把弟子们带了出来，比如王畿、罗汝芳。
王畿接过王阳明的衣钵，转身对当地方官的朋友说：“当好你的官，做好你的事，就是格物的学问，又别寻何格物？”朋友皱着眉头回答说：“案牍劳形，心神俱疲，谈何格物？”王畿说：“物是你的心当下感应到的实事，既然你有公干在身，种种簿书、政令，正是感应之物，于此磨得心平气和，不急不缓，动止一依公正，稍有过失即能发觉，即能克化，这便是格了簿书期会之物。一切酬酢、逆顺、好丑，莫不如此，并不是一定要静坐或读书，才算做学问。”（3）
朋友欢喜离去。
弟子之一的罗汝芳，做过知县，做过知府。为官一任，总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受益。他诚恳地总结说：“涵养和气，在寻常士人犹可稍缓，至吾辈做官，则一时一刻都不可停止。盖居官之事，直面百姓，事务冗杂。冗杂必生厌烦，厌烦必生浮躁。这样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必定处事偏颇，使百姓蒙受损失。因此，有抱负的人，琴瑟不离左右，目的就是为了涵养和气，以为做事的根本。（4）”
这些都是过来人的经历，一如王阳明在刑部的日子。
七月，提牢厅重修。九月，提牢厅重修完毕。
根据王阳明在《提牢厅壁题名记》（5）一文中的叙述，提牢厅似乎是全国的总监狱，在押犯人多，且多是重刑犯。因此，每年经提牢厅处理的案件多达万起，这样平均给每一一天，可想而知其中的工作量。刑部十三司每天都要从提牢厅提走犯人、遣回犯人，这不过是提牢厅的日常工作。最为焦头烂额的是每到十月份，提牢厅需要处理的案件，常常是出人意料地井喷似地集中。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喜欢在秋季处决犯人，据说是秋主萧杀的缘故。
王阳明用了三个词来概括提牢厅“非人”的工作：至繁、至猥、至重。“繁”是事多，这在上文提到过；“猥”是琐碎，乃至犯人的拉屎阿尿都得管；“重”则是指人命关天。
如此一来，岂敢含糊？
这是王阳明的认识。
提牢厅不设主官，由十三司的主事每月轮流当值。
巧的是，这年的十月轮到王阳明当值。工作既如此重要，繁猥亦是事实，偏偏王阳明又素来体质偏弱，这一个月下来，王阳明“疲顿憔悴”，各种累，自不必说。好在王阳明尚有信念在，再苦再难，“推己及物”的心是有的，不至于草菅了人命去。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三十岁的王阳明获得一项新差使，前往江北（长江以北地区）审录犯人。
“审录”是古司法专有名词，上面来人，通过查阅卷宗，发现问题，纠正问题，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是说，王阳明尽管品级不高，但手握可以有所作为的权力。
此一行，王阳明多有平反。

神仙之思



弘治十四年（1501）年底，王阳明依然在江北，在安徽的青阳县。繁忙的一季终于过去，而著名的九华山恰在青阳县境，王阳明便一身轻闲，初上九华山。
九华山与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是地藏王菩萨道场，高僧古刹断然是少不了的。看看这个时辰也来不及下山了，王阳明遂夜宿化城寺。远离了案牍，只有老僧与寂静，王阳明一时觉得，活在这样的群山环绕里，也是好的。于是写了一首《九华山赋》。
王阳明竟然幻想以闪电为鞭，以日月为坐骑，身披彩霞的盛装，一个扶摇就是九万里，想去哪就去哪，尽享没有翅膀的飞翔，跟仙人一样。
这是道教的传说，至少庄子有那样的主张。
说来也巧，化城寺就住着这么一位道人。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寺僧只知道他姓蔡，其余一概不知，便叫他蔡蓬头。王阳明总觉得眼前这个道人不简单，就如太平间自然阴森、珠宝店自然金碧辉煌一样。他决定前去讨教。
蔡蓬头留出足够的时间，审视着王阳明的并不出众的五官，仿佛在审视中华大地，然后问：“想学神仙？”
“嗯。”
“火候未到。”
王阳明沉默了一会，支开左右随从，诚恳地将蔡蓬头延请至避静的后亭，再次请教。
蔡蓬头面带微笑地还是那句话：“火候未到。”
见王阳明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蔡蓬头补充说：“你有官相，就是说，你终究放不下你的官员身份。”
在王阳明的错愕中，蔡蓬头飘然离去。
王阳明不死心，听说地藏洞另有异人，就去了。
异人据说已到了不吃不喝即可生存的层次，不免让王阳明感到吃惊。历经惊险到达地藏洞后，他看见异人正躺在一堆松叶上睡觉。松树代表长生不老，躺在松叶上睡觉看来别有深意吧。或者地藏洞条件艰苦，欠缺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未可知。王阳明不敢去惊动，闲着也是闲着，就替老人按摩脚掌。有顷，异人悠悠醒来，说：“这一趟路程不好走，你能够来，足见诚意。”
他们聊了些问题。
异人伸出二个指头：“周敦颐、程颢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王阳明带着这个话头下山，寻思了一夜，第二天起了大早又去，却发现异人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了。
时隔十九年后的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再上九华山，故地重游化城寺，地藏洞还在，王阳明思绪万千：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
——《重游化城寺二首》
十九年的岁月，回头来看，王阳明发现异人才是懂他的人。居官位并不意味着贪恋荣华富贵，那是可以济苍生的地位。这一点，蔡蓬头不懂。
阶段性的工作已经完成，按日程，王阳明得回京复命。弘治十五年（1502）春，王阳明踏上了返程。在途经丹阳县时，结识了汤云谷。

汤云谷当时的身份是“行人”（掌管传旨、册封等事），但热心“神仙之学”。他热情地陪同王阳明前往位于句曲县的道教名山——茅山，一路便大谈“呼吸屈伸之术，凝神化气之道”。王阳明听得入神。及登上茅山之巅，人世远了，春天近了，鹅黄的叶子触手可及。汤云谷口中的仙人的世界似乎也触手可及了。就这样山一程、水一程的，来到了陶弘景的旧居前。
南北朝的陶弘景也是丹阳人，隐居在茅山。梁武帝礼聘不至，就时常谘以朝廷大事，时人称“山中宰相”。
汤云谷止不住地想学陶弘景，飘然“脱屣人间”。
王阳明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会，决定不予采信。
汤云谷说：“你凭什么说我做不到？”
王阳明说：“凭你的神态。你的眉间不时流露出忧世的惨然之色，这说明你还是放不下人世的。”
汤云谷说：“这只是表面现象，你不懂我的心。”
王阳明说：“也许吧。”迟疑了一会，补充说：“十年之后，我会信的。”
这件事情之后，汤云谷还是留在了官场，并且因为心中的那个该死的摸不着的信念，而与官场恶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约定的十年之期到了，他们再次在丹阳相见。是时，汤云谷已赋闲家居三年，王阳明则还自遥远的龙场驿。
彼此都发现对方饱经岁月。话题就从十年前聊起。
汤云谷不无钦佩服地说：“还记得‘眉间’之说吧？你单从外表就能了解我，我却连自己都不了解，怪哉！”
王阳明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学问。”
汤云谷的话题离不开这分别的十年，人也老了，精力也大不如前了，做学问也没那劲头了。
王阳明却正色地答复他：“你已悟得道了。”
面对汤云谷的惊疑，王阳明说：“我是从你的居住环境、乡间生活，得出这个结论的。”
见王阳明不象在开玩笑，汤云谷说：“察颜观色也就算了，从居住环境和乡间生活也可以了解一个人？”
王阳明说：“古代的有道之士，虽形容枯槁却内心活泼，所居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却胸襟广大，物质条件的艰苦与否已不足以扰动他的内心。蜕去所有的机巧之心，只以朴朴实实的面貌示人，不再计较贤愚贵贱，而是随世就俗，悠闲自在，却不随波逐流。这不就是你当前的生活状态么，还用得着脱去鞋，光着脚，跑到深山老林里才算是神仙？”
汤云谷闻言大乐，说：“知我者，阳明子也”。
这么说，王阳明学道学仙，想学的其实是成道成仙的路径，然后移花接木，修成儒家的圣贤学问，而不是想真正成为道人仙人。所以他才称地藏洞的异人是“会心人”，他终究认同儒家的入世，要担一份责任，做一点切实的事情。《九华山赋》末尾说：
“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1）”
王阳明就算有神仙的向往，但这种向往伴随的是不确定与狐疑：割断父母的养育之恩，特别是抛弃年迈的祖母，是否符合圣人之道？
《孟子》说：“没有一个小孩不爱他的父母，等到年纪稍大些，没有不敬他的兄长。爱父母，即是仁；敬兄长，即是义。这没有别缘因，全世界的人都具有这个仁义的善性呢。（2）”
王阳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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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阳明至少可以抵御抑郁症，获得内心的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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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辞章



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王阳明一路各种思考着心中的善性，回到纷纷扰扰的京城。
我指的是彼时的文坛。
内阁首辅李东阳堪称“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文章是公认的好，典雅大方，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要文告悉出其手，加上位高权重，必然连带着示范效应，故“天下翕然宗之”（1）。
“台阁体”自前辈杨士奇、杨荣、杨溥以来，即影响强劲。杨士奇官至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杨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们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所创作的诗文雍容典雅，饱含富贵福泽之气，故称“台阁体”。
不过一种文体纵横久了，难免霸道，而且极易引起视觉疲劳。因此，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前七子，就起而反对这种富贵典雅之气，毫不留情面地斥之为“萎弱”。他们打出复古的旗帜，声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于是埋头创作了大量文章，据说“杰然有成”（2）。
王阳明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字昌国）诸人的交往，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且据《徐昌国墓志》一文，交往还颇深，叫作“守仁故善数子”。这是因为王阳明亦有这方面的特质，早年的《蔽月山房诗》，后来的组建诗社，文不加点的“状元赋”，以及不乏想象力的《九华山赋》，皆可称得上才气外露。
我们知道，在求知的路上，王阳明曾一个人摸索得很苦，陷在荒郊野外的枯井里，得不到呼应似的。那种绝望，我想我是能够懂得。孔老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高兴的不只是找到喝酒的对手，有些问题也可以互相探讨，哪怕互相对骂，这非常重要。“前七子”就互相鼓励，互相砥砺于把文章写得最好。然而，在此之前，王阳明一直摆不脱有这样的感觉：
“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3）。”
不管是与铁柱宫的道士，大儒娄谅，还是蔡篷头、地藏洞的“异人”，彼此都欠缺一场深刻的对话。
或者那些年，王阳明功力不到，点了他也通不了。
这回一踏进京城，不曾想竟有这么多同道，张开手臂欢迎他，似乎是志同道合了。于是，在黄绾撰写的《阳明先生行状》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就此所做出的努力：
日间，王阳明把时间交给公务，晚上回到家，则就是他的天下了。灯下苦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籍，笔下文章因此越发精进。其父王华担心以王阳明的体质，吃不消这样的劳累，特意交待仆人每到规定的时间，就把王阳明书房里的油灯拿走。王阳明也答应早点休息，然而候着王华睡下，他又悄悄点上灯，继续读书，直至夜深。
弟子王畿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则用一句话概括了王阳明在这一时期的精力动向：
“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4）
看来，王阳明是积极响应过“前七子”的号召的。只是这样的刻苦，不幸应验了王华的担心，王阳明得了咯血之疾。
加这一次，王阳明为了学问，大病了三次。
最为可怕的是，就算这样努力了，这样的“泛滥于辞章”，依然没有办法让他的内心找到归宿感。他不得不承认，辞章虚文，除了虚耗精力，实“不足以通至道（5）”。
他再次想到了离开。

是年八月，他向朝廷请假获准，回到绍兴养病。
会稽山有阳明洞，宽敞可居。王阳明索性住到了洞里，重新拾起铁柱宫那个道士的学问，练习静坐，调养身心。
这里得解释一个词：静坐。
我找了些资料。
陆九渊指导弟子静坐，“常闭目亦佳”。有弟子依此安坐瞑目，夜以继日，这样坚持用了半个月的功。一日下楼，忽觉心中“澄澈透明”，连他自己都感到诧异。陆九渊把这个弟子拿来端详，说了句：“此理已显也”。
看来此中真有奥妙。
果不其然，南宋杨简，世称慈湖先生，陆九渊的衣钵传人之一。他讲述了通过静坐，体悟到“万物混然一体”的奇妙之旅：“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
这就比较神奇了。
直到胡直，才给了我们一个较为清晰的叙述。他说：
“刚开始静坐一二个月的时候，就有诸种异相出现，高人指点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魔境，不必理会，久当自息’。到四五个月的时候，诸种异相果然消失。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身心俱归于沉寂。”
忽一日，胡直惊奇地发现：“心思忽开悟，自无杂念，洞见天地万物，皆吾心体。”（6）
胡直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曾师从欧阳德和罗洪先。罗洪先的另一弟子万廷言也说到：“（静坐久之）渐觉气静神恬，耳目各归其所，颇有天清地宁，冲然太和气象，化化生生，机皆在我。真如游子归故乡，草树风烟皆佳境矣。”（7）
王阳明在阳明洞静坐，当逃不离这种心理体验。
而且，王阳明还意外获得了“先知”的本领。朋友要上山来拜访，王阳明竟同步获得这个讯息，并将他们的行踪，一一指明了，然后让仆人去与朋友核对。来访的四位友人大惊，断定王阳明这回是得道了。
罗洪先也曾有过这个本事，看来这也是真的。但罗洪先不承认这是“道”，认为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事实上，王阳明也是持这个观点。一段时日之后，王阳明意识到，所谓先知，不过簸弄精神罢了，离他的“道”十万八千里。
王阳明理性地就此打住。
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翠壁看无厌，山池坐益清。
深林落轻叶，不道是秋声。
从这首诗中，似乎可以看出，山居静坐还是有益他的身心健康的，但王阳明没有提到“导引”之类的养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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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明史·李梦阳传》。
（2）《明史·李梦阳传》
（3）《王阳明全集》第1349页。
（4）《王阳明全集》第1503页。
（5）《王阳明全集》第1349页。
（6）《明儒学案》第520页。
（7）《明儒学案》第501页。

西湖经历



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下山，移病杭州西湖。
至于西湖美景，且得泛舟湖上，边吃边说。王阳明于是有《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其一说：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
白凫飞处青林晚，翠壁明边返照晴。
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
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大有功于西湖美景之“苏堤春晓”，并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唐朝的贺知章是绍兴人，大半生在朝做官，晚年乞归，以羸老乘舆而往。他说：“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就是“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一联的来历。
如此美景，自是要醉一番，且管它山月落往何处。
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写了烂醉如泥不知归的情景：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一夜宿醉，第二天清晨，他被荷花的清香弄醒了，伸头探出船篷，却见接天连叶的荷花，无穷碧绿，晨光曦微，映日荷花又别样红。这是怎样一种人世生机啊。
活泼泼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一样。
王阳明完全酒醒了。老贺“春风不改旧时波”，那是经过人世的风雨之后，依然保有旧时的模样，没有掉色变调。他若能把人世也打理得如西湖一样清爽，又能保持本色，那该多好呀。
王阳明遂有用世之思。
前文说过，人世的基础是孝悌。
王阳明听说那一带的古刹里，有僧人坐关三年，不言不语。他突然想去见见这个历害的人。
果然在坐着，枯树一样。王阳明突然大喝一声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既是坐禅，自是不言不语，岂有泥菩萨活蹦乱跳的理！然而王阳明这么说，定有他的道理。
尽管《王阳明年谱》不载，但基本可以肯定，王阳明接触过佛道方面的书。依他的脾气，学兵法就找兵书来看，学格物就找朱熹的书来看，学辞章就找先秦、两汉的书来看，那么，王阳明一度炽热地想成佛成仙，他在自个撰写的《徐昌国墓志》一文中就承认“亦尝没溺于仙释”，用到一个表程度的词“没溺”，能轻么？既然喜欢得不轻，能不看这方面的书么？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王阳明亦坦诚：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1）。”
他说他所以一度沉迷于佛、老的书，是因为想修习圣贤之学，却苦于无从下手，又发现佛教在修行方面自成体系，想借了它的路径来修习圣贤之学。不曾想，中间误用了一些功夫，仅此而已。世人多不理解这一点，尤其是他的弟子，在编撰《王阳明年谱》的时候，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将这一层刻意抹了去，反倒显得心地不够光明。

王阳明在他的学问成体系之后，也曾用到禅宗的禅机来教化弟子，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相当完备的。
萧惠带着满肚皮的疑惑求教：“己私难克，奈何？”
王阳明说：“将汝己私来，替汝克。”把你自己的私欲拿出来，我替你克。活脱脱的二祖与达摩。
神光禅师听说达摩大师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便去求法。达摩初见，将他训了一顿。神光但恐达摩疑他不诚，便砍下了自己的臂膀。达摩因而逼问道：“你来干啥？”神光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你拿心来，我为你安。神光愣了半天，说：“觅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的心。达摩就说：“与汝安心竟。”我已经为你安好了心。神光由是开悟，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
王阳明曾在《无题》一首中提到这个典故：
夜来拾得遇寒山，翠竹黄花好共看。
同来问我安心法．还解将心与汝安。
这首诗的第二个典故是用到唐代的寒山与拾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萧惠一度痴迷于佛、老。王阳明告诫他说：
“我一度也深信佛、老的学问，自认为很有收获，认为儒家不值得一学。后来在边远之地居住了三年，才发现孔子的学问是如此简易广大，才后悔自己三十年来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大体来讲，老、佛精妙之处与儒学只有毫厘的差别。你现在所学的，只是佛、老的糟粕，却这样喜欢，其实就如鸮鸺弄到死老鼠一样可笑。”
萧惠请教佛、老的奥妙之处。
王阳明说：“刚才对你讲了圣人之学的简易广大，你却不问我领悟的，只问我后悔的。”
萧惠惭愧地道歉，请教圣人之学。
王阳明说：“你现在只是不得已才问，等你真有了追求圣人之学的心时，我再给你讲。”
萧惠再三求教。王阳明说：“已经一句话向你道尽了，你还没明白。”（2）
王阳明熟知禅机这种手段。
他知道眼前这位僧人闭关的目的，无非学仙成佛。这个欲望大了去了。心中有欲，岂能安静地坐忘？其内心必定是扰攘与拥挤的。因为静的定义不是坐着不言不语，却是内心无任何不当的企图与欲望，所谓无欲故静。
那位僧人猛听得耳膜里一阵天打雷霹，随亦跳将起来。
僧人开口问安。王阳明问其家。
僧人答：“有老母在。”
王阳明问：“心中起念否？”
僧人答说：“不能不起。”
王阳明因向僧人诵说《孟子》之“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一章，喻之以爱亲是人的本性善根，岂可抛弃了本性善根，独自成佛，奈年老衣食无着的老母何？
僧人闻言大哭。
第二天便匆忙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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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44页。
（2）《标注传录录》第121页，《传录录全译》第108页。

今天停了一天的电。

祈雨之后



正当王阳明准备厘清一些概念，告别一些想法的时候，坊间关于他有“先知”的本领的传说，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乃至弘治十六年（1503），绍兴大旱，佟知府竟派人登门拜访，礼请王阳明出山祈雨，造福百姓。
先后来了二批人，态度个顶个的诚恳，王阳明相当吃惊。
佟知府与王家有交情。成化十八年（1482），祖父竹轩公带着王阳明来到北京定居，住在长安西街，当时的邻居就有佟某人，官居“文选郎”。年幼的王阳明对佟叔叔印象深刻，长相佳，学问好，为人随和但又是非分明，相当耿介。后来这位佟叔叔外放苏州等地做地方官，颇有建树。
实在不忍心拒绝忧心忡忡的佟知府，王阳明只得答应，就在这一二天，将赴南镇祈雨（1）。孔老师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王阳明亦表示，不过是尽力的一种姿态而已。
王阳明同时客客气气地给佟知府回了一封信，就相关问题作了答复。在《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王阳明提到，都说祈祷可以禳灾，圣人孔子也祈祷，但他祈祷的方式与众不同，并不是事到临头再来跪拜神灵，乞求庇护，却是在平日里就十分注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到无愧于心，合于神明，所以才敢说“丘之祷久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老师以谨言慎行为祈祷。
王阳明提醒佟知府：自古就没有听说念符画咒可以呼风唤雨的，这不过是坊间术士混饭吃的伎俩罢了。若执意要求雨的话，不妨学学古人借机“省咎自责”、“归诚请改”，反思一下自己为官一任有没有刮地三尺的地方，临政赋民有没有伤害到百姓的地方。这样，就算是天降灾祸，“薄罚以示戒”，目的也达到了。
这封信基本表明了王阳明的态度，对于念符画咒这样的方术。而在此之前，他对所谓的“先知”，亦认为不过是簸弄精神罢了。
我们知道，方术养生，都属于道教的范畴。
王阳明在阳明洞静坐的那些时日，曾纠结着这样一个概念：到底要不要弃了祖母与老父不管，继续往更深的山中深遁？这着实是个恼人的话题，王阳明“因循未决”，久久下不了决心。有一天，忽然想通了：
“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
爱亲念头生于孩提之时，连这种念头都要断灭，连亲人都敢不顾，那还是人吗？
《大学》说：“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是指不要自我欺骗，如同讨厌憎恶那污秽的东西，如同喜好美丽的女子，这就叫自我满足（自慊）。（2）”
每次想起亲人，王阳明倒有种“自慊”的感觉。这是一种心安吗？王阳明无法欺骗自己，于是决定结束在山中日子，卷铺盖回家。看来在这一时期，他已经把方术养生一类的事想明白了。
王阳明后来在《答人问神仙》一书中，打趣说自己八岁就好上其说，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牙齿开始松动，头发开始变白，视力、听觉也出现了问题，而且还经常卧病不起，成了药罐子，这就是爱好神仙之术的效果，那些不明真相者还以为我得了道了呢。他正色说道：
“神仙的有与无，其真实的状态并不是用语言的‘有’或‘无’可以讲清的。如果相信，且把它存放在心里，时间久了，涵养深厚了，自会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却勉强去讨论，不会有什么真知卓见。其实我们儒家自有做神仙的方法，颜渊虽然三十二岁就死了，然而直到现在，他依然活着。您能相信这一点吗？后世如上阳子一类的道士，大概只是在玩方术技艺，不可以认为那就是‘道’。倒是达摩、慧能这类人，大致已接近‘道’了。只是这方面的学问一时半会讲不清楚，容易引起误会。您如果想知道其中的奥妙，须退隐山林，花费三十年功夫，一心一意只在这上面，尘虑尽去，毫无牵挂，才可以。”
王阳明在五十岁时又写了《与陆原静》一书，就弟子陆澄（字原静）因为体弱多病想学长生不老术一事，劝他不宜轻信异道，徒然弊精劳神。他说：“古人有句话说‘三折肱为良医’，我虽不是良医，然而着实断过几次臂，略懂得些医治断臂的方法。”
这是说，王阳明在摸爬滚打中逐渐醒悟。
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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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南镇在绍兴城东南，会稽山之北，昔有“南镇庙”，祀奉会稽山山神。
（2）原文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第四章 龙场悟道


主试山东




弘治十七年（1504），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个全新的开始。他不仅回到了有所作为的京都，而且出人意料地出任了山东乡试的主考官。这一年，王阳明才三十三岁。
按明朝的惯例，各省乡试的主考官由该省巡按御史聘请外省教官主试；两京（北京、南京）乡试，由礼部聘请翰林官主试。弘治十七年，王阳明是刑部主事，并没有学职的身份，按理说没那样的资格。而他之所以能够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得益于是年科举政策的变动。
明孝宗基于对时局的考虑，同意大臣们的建议，扩大乡试主考官的遴选范围，只要条件合适，非教官身份的官员亦可入选。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这才相中了王阳明。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王阳明情感复杂，既觉得是“平生之大幸”，同时又“窃有大惧”。担心无法胜任，毕竟是先圣孔老师的故乡，是其所惧。然而他到底更愿意看中这个平台的价值，终于有机会可以将他这些年的积攒，声势浩大地展示在这个平台上，就如打拼多年的打工仔，忽然的拥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一样。
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在面对山东全省三千多名考生的同时，似乎意识到，他的舞台可以是讲台。自此之后，在求知的道路上，王阳明终于结束了独狼似的奋斗，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尚书》说：教学半。
孔颖达解释说：“言教人乃是益己学之半也。”
名义上是教别人，其实一半的功夫是有益于自己。
这就是朴素的教学相长的道理。
孔子与弟子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喜欢说谁今天又启发了他，谁谁一声不吭，又没有尽到启发的情义。对孔老师最没有启发的弟子偏偏就是颜回，别人闻一知一二，天才的颜回却能闻一知十，自己就消化了，也不问老师，导致孔老师对这个得意弟子相当“不满”。
子贡就不一样了。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说：“《诗经》说，‘切割，锉刻，雕削，磨光’，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孔子说：“子贡呀，这样才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1）”
子夏，姓卜名商，孔老师晚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开启了法家的先河。
子夏说：“‘美的笑容，酒涡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
子夏说：“那么礼后乎？”
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2）
不管列位同不同意，我认为，主考山东乡试，当看作王阳明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仿佛在暗室中摸到了光，他寄希望于在考生的试卷中看到互动，哪怕寥落星辰，对于王阳明来说，也比孤掌难鸣强。因此，他将如下的思考寓于试题之中：
“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求效太速。”
老、佛所以成为正道的障碍，那是由于圣贤之学隐晦不明；朝廷纲纪所以疲弱不振，那是由于选人用人太不严肃，又急功近利。

这二个问题触及了明世社会弊病的根本，皇帝都玩“传奉官”了，名器能不滥么。儒家学说变成了科举考试的工具，富贵的敲门砖。读书人的眼里只有朱熹的注，只知八股文体，其他一切不知，一概不管。如此一来，那些真正的学问，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品格的养成，反倒无人理会。身心之学因而被边缘化，不再具有本初的生机与活力。
《论语》“侍坐”一章，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闲坐聊天，其实是孔老师点化弟子的课堂实录，何等的活泼自在。王阳明就非常赞赏这样做学问的态度。
同样是侍坐，可能是大热天吧，王阳明拿着扇子，也让王汝中和省曾二人用扇。省曾站起来说：“不敢。”王阳明说：“圣人之学不是这样拘束痛苦的，不是装成道学的样子。”王汝中说：“看‘侍坐’一章，可以略见这个观点。”
王阳明说：“对。从这章看来，圣人是何等宽宏包容！老师询问弟子的志向，其他三人都恭恭敬敬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只有曾点，飘飘然不把那三人看在眼里，却自己去弹起瑟来，多么狂傲的姿态。等到谈论志向的时候，又不针对老师的提问回答，都是狂言。如果是程颐，早就骂开了。可是孔子非但不责怪，反还称许他，这是什么样的气象！”（3）
成化年间，学者陈献章接受荐举赴京，求教者纷至踏来，他一一打发他们回去读《侍坐》一章。有人提出质疑说：“朱子讲，专理会此一章，只讲胸次洒脱，恐怕流入于禅。”陈献章说：“彼一时，此一时。朱子时，人多陷于异端学说，所以有那样的话。现如今不一样了，世人多困于功名利禄而无法自拔，必要让他们知道人世间还有这种悠然自得的意思，方才有救。（4）”
果不其然，乡试的试题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原来王阳明的志向是：经国济世。
各种猜测顿时熄灭。
本年山东乡试，王阳明取举人七十五名。
然后去登了著名的泰山，“晓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走到半道，太阳出来了，天高云淡，秋阳满山满谷。抬眼望去，只见人工开凿的云梯，弯蜒直入云间，细如蛛丝。
夜宿泰山顶，王阳明经历了一次奇特的体验。秋是“高天秋”，楼是“天上楼”，连鸡也是“天鸡”。仿佛李白说的“不可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然后暝色从地起，云层就在脚下。这且不去管它，他饶有兴致地与长眉翁聊起《玉虚篇》。这老翁够历害的，这么高深的书，竟然“一一能指道”。
一旦到了人间仙境，就如烦忙的都市人到了“民宿”，王阳明不免有这样的思想倾向：
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
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次日，王阳明起得极早，为了不错过泰山日出。早早地候着，周围云海沧茫，给王阳明的感觉就是蓬莱仙境了。旭日终于跃出了云海，君临天空，普彻四方八隅。
此景怎一个壮观了得。相比之下，王阳明顿时觉得：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登泰山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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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5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第82页。
（3）《标注传习录》第302页。
（4）《明儒学案》第75页。

责以立志



弘治十七年九月，王阳明出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军事曾是他一度关注的热点。弘治十二年，王阳明亦曾就边务问题上疏朝廷，关注点之一就提到当时选拔武官的不合理性。耐人寻味的是，武选清吏司掌管的偏又是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这么说，明孝宗让王阳明任职兵部，或可算是迟到的回应。
弘治十八年，王阳明开始接收门徒，讲学京师。
前文说过，这是王阳明在行事上的一大转变。
既然遍寻师友而不遇，难得有高人解答得了他心中的疑团，那么，他完全可以转变一下做事的方式，自己建立师友圈，自己的疑问自己解决。
刀锋不是自己变快的，而是磨快的。
王阳明磨快刀锋的方式，就是指导门生一定要在思想上，立下“必为圣人之志”。只有思想意识到位了，才能从根本上抵御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的陋习，转变把儒家学问等同于科举的社会习气，从而稍稍抽出点精力，思考一些阔大的问题，比如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自此之后的人生，“立志”一词与后来出来的“良知”一词，一直是王阳明使用频率最高的二大热词，王阳明亦以之为援手，指导他的门生弟子踏入圣贤之门。
那么，如何算是“圣人之志”呢？
在这方面，王阳明有篇相当知名的文章，将这个问题解答的非常通透。时间要往后推移到正德九年（1514），秋天，王守文来南京师从其兄王阳明。次年夏，王守文返乡，王阳明特作《示弟立志说》相赠。
关于“立志”一说，确非三言两语能办得了，因此不必惊讶这篇文章的长度。王阳明说到：
“讲到学习，第一要紧的是立志。志若不立，就如不先栽树却徒然对着泥土浇水施肥，劳苦也是白劳苦。纵观有些人，所以一味地沿袭成见，敷衍应付，或者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者，志不立的缘故。所以宋朝的程先生说：‘只有先立下必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一起学习。’人若果真有成为圣人的志向，自会去思索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其不同凡响的地方在哪里？是指他的内心毫无芥蒂的清澈，远离一切杂念吗？事实上，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指的恰就是其心纯乎天理，不为私欲所蔽。这就是说，我若立志想成为圣人，必要在心地上下功夫。而要达到此心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必要在去除人欲留存天理上下功夫。务要此心去除人欲留存天理，则必要寻求所以去除人欲留存天理的方法。寻求所以去除人欲留存天理的方法，则必要请教有觉悟的先觉（正诸先觉），查考前人遗典（考诸古训）。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谈做学问的功夫，而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紧迫感。”
王阳明首先提示立志的方向，必须从心地上下功夫。

文章接着写道：
“所谓‘正诸先觉’，就是要以先觉人物为榜样，然后专心致志地向他学习，只听从他的教导。一旦发现自己的言行与先觉有不符的地方，切不可轻易放过，必要仔细思量。思而无所获，不妨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务求了解清楚，不可心存疑惑。所以《礼记·学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受到敬重；真理受到敬重，然后人民的学习态度才会严肃。（1）’如果一个人对先觉没有必要的尊崇之心，相伴而生的必是轻率、怠慢。因此，对于老师的教导，你没仔细听，就等于没听。就算表面上装出听从老师教导的样子，但事后不进行认真地反思，照样和没反思一样。如此，表面上虽参加了学习，其结果却和没学习一样。
所谓‘考诸古训’是说，圣贤垂示教训，如《五经》、《四书》里面所记载的，无非教人去人欲存天理的方法。内心只有迫切地想去除私欲、留存天理，却苦于不得其道，这样再去查考先世遗存下来的典籍，那么展卷之际，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如饥饿的人看见食物，填饱肚子便是他们唯一的目的；生病的人看见药，治好病便是唯一目的；暗夜中的人看见灯，照明便是唯一目的；跛脚的人看见拐杖，能走路便是唯一目的。又哪会有只知道默记背诵，结果却一窍不通的弊病呢！”
王阳明这是在提示立志的具体操作方法。接着，王阳明谈到了立志的不易及其重要性：
“当然，立志不是件容易的事。孔子是个圣人，尚且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字的意思，便是指志向得到确立。孔子在七十岁的时候，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也只是志向的‘不逾越规矩’。由此来看，立志岂可轻易看待。
志向，是气的统帅，人的生命，木的根本，水的源头。水源不疏通，流水就会停止；根本不栽培，树木就会枯萎；生命不连续，人就得死；志向不确立，气质就会昏浊。
所以君子向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紧要事。正眼看，其他一切无所见；倾耳听，其他一切无所闻。如猫捕鼠，如鸡孵卵，一门心思只在捕鼠孵卵上，全然不知有其他，然后才称得上志向得到确立。由此而转变气质，神气越来越精明，义理越来越彰显。这样，一旦有私欲萌生，自家心里早已知晓，自然容留不得它。所以，但凡有一毫私欲萌发，只去切责己身的志向确立与否，私欲便会自行消失；但凡为一毫外邪所扰动，只去切责己身的志向确立与否，外邪便会自行消除。或者心生怠惰，责此志，便不敢偷懒；粗心大意，责此志，便不敢粗心大意；心生烦懆，责此志，便不敢烦懆；心生妒忌，责此志，便不敢妒忌；心生忿恨，责此志，便不敢忿恨；心生贪念，责此志，便不敢有贪念；心生傲气，责此志，便不敢有傲气；心生吝啬，责此志，便不敢吝啬。
这就是说，无时不是立志责志之时，无地不是立志责志之地。这就是立志与责志的巨大效用，其对于去除人欲，有如烈火烧毛，或如太阳一出，魍魉全消矣。”
王阳明最后阐述了所以发起必为圣人之志的原因：
“自古圣贤，大都能因时因地，树立教化，进行教导。时代不同了，有些具体情况难免不同，但下功夫做学问的大方向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尚书》说‘用功精深，用心专一（2）’，《周易》说‘恭敬不苟于是促使内心正直，行为适宜于是促使外物端方（3）’，孔子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广求学问，恪守礼法（4）’，曾子说‘忠恕’，子思说‘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5）’，孟子说‘积善以养正气，寻求放逸的心（6）’。虽然各人的说法不同，不必强求统一，但推究他们的精神主旨，却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究其因，人世的真理只有一个罢了。真理相同则心志相同，心志相同则学问相同。倘若发现其最终的指归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一定是不正当的邪说。
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是学者没有志向，所以特地就立志一事略作陈说。文中字字句句，皆与立志相关。盖人的一生所以求知有成效，只是立得志向罢了。若以我所主张的立志一说与《尚书》的‘用心专一’相较，你会发现上文所说的尽皆是‘用心专一’的功夫；若以立志一说与《周易》的‘敬义’相较，则文中句句字字都离不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功夫。至于‘格物’、‘博约’、‘忠恕’等说法，无不一一与我所主张的相吻合。只要真心实意地去体会，就一定会相信我所说的决非虚言。”
这样的文字，直可以是王阳明身上流下的血泪，没有多年的打拼是写不来这样的感受的。我以为，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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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礼记今译今注》第321页，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2）原文是：惟精惟一。
（3）原文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4）原文是：格致诚正，博文约礼。
（5）原文是：尊德性而道问学.
（6）原文是：集义养气，求其放心。

遭遇甘泉




王阳明的意思是，志向强大了，直可以无往而不胜。因此，关于立志，有时候他用逼。
王阳明闲坐着，眼前有何廷仁、黄正之、李候璧、王汝中、钱德洪这几个弟子。王阳明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几个学问不长进，只是因为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来说：“我也愿意立志。”
王阳明说：“很难说你不立志，但不一定是圣人的志向。”
李侯璧回答说：“我愿意立一定成为圣人的志向。”
王阳明说：“真有成为圣人的志向，良知上一定洁白无暇。如果在良知上存得其他挂念，就一定不是成为圣人的志向了。”（1）
王阳明敢这样不客气，只因为立得志，等于立定了脚根。
王阳明明确告诉汪进之：
“果能立下必为圣人之志，就一定能做到在独处时谨慎不苟（谨独）。能做到在独处时谨慎不苟，那么对于天理人欲的辨析，必然日趋精确周密。同时对于古人的学术见解之得失，哪家散乱而无条理，哪家流于空虚寂灭，哪家似是而非，哪家似诚而伪，不待辩说自能一目了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真心想让自己有所进益的缘故。
既是真心想让自己有所进益，方式可以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那些似诚而伪的学问，自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否则，终会流于一味追逐外物而迷失了自己（忘己逐物），白白耗费宝贵的精力于寻章摘句，却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理，不仅有捕风捉影之嫌，且会陷于把指示月之所在的指头当成月亮（执指为月）的误区，结果是辩析越多，反倒离真理越远。
所以在朋友之间讨论学问的时候，我常举‘立志’一事来勉励他们。至于观点的异同，可以暂且搁置不论。并不是不懈于去论辩，而是根本没有得到确立，就是想辩论也无从下手（《书汪进之卷》）。”
邹守益（字谦之）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之一。
他是这样“诱”邹守益入道的：
“世间无志之人，往往被声色名利牵着鼻子走，就算有那么一二个人，察觉得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却又被一种似是而非的学问，绊住了脚，迷了眼，终身不得出头。这是因为他们未能坚决地确立必为圣人之志，未免贪图小利反而欲速不达，于是就那么对付着，得过且过。因此，就算是才能出众的豪杰之士，在历经长时间的长途跋涉之后，倘若志向不坚定，没有不半途而废的（《寄邹谦之》）。”
邹守益这个人才气横溢，比王阳明小将近二十岁，但出道比王阳明顺利，二十岁就中了进士，且是当年的全国第三——探花。在京供职仅一年，就豪气十足地辞职回家，独自研究程朱理学。
注意，是程朱理学。
因此，邹守益初始对王阳明的学问并不感兴趣。
对于这样塔尖级的人才，王阳明自有诱他入道的办法。

正德十三年（1518），当时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邹守益也来到赣州，央他给父亲写个墓志。王阳明就借这个机会，日日邀邹守益旁听他的讲学。
看似无心，实则是王阳明有意的安排。
听着听着，有一天，邹守益突然豁然开朗，明白了长久以来困郁于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较之下，邹守益觉得还是王阳明历害，于是遂称弟子。
王阳明聚徒讲学的方式，是如此的与众不同，逆风气而动，在弘治十八年即引起了非议。人们乃至怀疑王阳明这是标新立异，好出风头。
时局是程朱的天下，有这样的异议可以理解。
但后来变成铺天盖地，唯我独尊，难免霸道。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有一个人伸出了友谊之手，这种友谊并且伴随了一生。他叫湛甘泉。
前面说过，面对时局，有前辈学人曾就此做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吴与弼，七十年如一日，“独得圣贤之心精（2）”。吴与弼座下有三大弟子：
一是娄谅。王阳明曾拜访过他。
二是胡居仁。自从师从吴与弼，就断绝了科举的念头，筑室故乡之梅溪山中，日以讲学为事。胡居仁自持清苦，每天必详细记录这一天的得失，以作为自我反省的依据。他的名言是：“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动；事得其所，乃动中之静。”
三是陈献章，学者称白沙先生。《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对他的评价是：“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精深微妙）。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黄宗羲并且认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学问功夫非常接近。陈献章曾说：
“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能此四者，可以言学矣（3）。”
观此，确有后来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的影子。
前面提到的湛甘泉，就是陈献章的弟子，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而王阳明曾问学娄谅。这么说，湛、王似有同为吴与弼的再传弟子之谊。
这的确是一段奇缘。
弘治十八年这一年，四十岁的湛甘泉考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看到湛甘泉的文章，肯定地说：“这一定是陈献章的弟子写的。”开卷视之，果然。于是，官拜翰林院庶吉士的湛甘泉，听说兵部武选司主事王阳明，在办风格独特的私塾，好奇地前往观瞻。这一观瞻不打紧，俩人自此一见成交。
王阳明后来逢人便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湛甘泉逢人也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4）
王阳明声称的从宦三十年，当是指跟从其父王华旅居京华以来算起，可谓阅人多矣。王阳明独垂青湛甘泉，可见后者决非等闲。湛甘泉身体硬朗地活了九十多岁，他比王阳明大六岁，但比王阳明晚去世三十二年。直到晚年，湛甘泉都热衷于办书院讲学，据说其一生培养的弟子多达四千人。
弘治十八年，他们共同关心的课题是，如何做到：
“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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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标注传习录》第304页；《传习录全译》第280页。
（2）《明儒学案》第3页。
（3）《明儒学案》第79页。
（4）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第1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