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师傅说，原房主五月份才走呢，他们打算五月份才腾房，这几天就是签协议。以后等房子下来了，他想简单装修一下，然后邀请我去做客。我告诉孟师傅，‘五一’以后，我就回天津工作了，如果他房子落实了，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到时我一定来‘稳居’。我又问孟师傅，他们一家三口租房子，也不是个常事，还是买套房住着踏实。孟师傅回答现在租房是为孩子上学方便，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计划着孩子再大一点，看在哪儿上学再考虑买房的事。反正他现在手里有拆迁给的几十万，目前就是在家里待着，他媳妇也不怎么管他了，因为钱都交给媳妇存着了。他现在开黑车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待着腻了，就开车出去转转，弄俩零花钱。不想开车，就找哥们喝酒去，每天过的挺悠闲。
对于孟师傅说的‘南沙滩’这个地名，我并不太熟悉，跟北京的同事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南沙滩位于北四环的边上，紧邻八达岭高速的东侧，近邻正在建设中的奥运场馆奥林匹克公园。而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市的中轴线的北端，国家体育场，就是我们说的‘鸟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它位于公园中心区中轴线东侧。而国家游泳中心，就是‘水立方’于中轴线一侧。
北京城的起源在于那条著名的城市中轴线，北京城的发展也系于这条城市中轴线。在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在营建元大都时，就在什刹海东侧画一南北中轴线与其相切，由此确定了城市位置。明灭元后，中轴线向南延伸，到了十六世纪明朝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修筑北京外城，最终形成了这条八公里长，南起永定门，北抵钟鼓楼，纵贯正阳门、故宫、景山等雄伟建筑的长廊。位处中轴线北延长线顶端的就是目前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的奥林匹克公园。当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时，这条历史文脉必将为世人所瞩目。据说，北京奥运设施规划设计规划方案征集过程中，曾邀请过著名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可惜贝先生已退休，现已不再接受大型建筑的设计，可能惟一的例外是，他决定最后出山为故乡苏州设计一个博物馆。贝先生说设计一个大型建筑需要花七八年时间，他已有些力不从心了。不过由贝聿铭指导并由其子贝建中和贝礼中成立的一家美国建筑设计机构-贝氏建筑事务所，曾在北京设计了著名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在北京奥运设施设计中，也见到贝先生的两个儿子的身影。

@海上的一滴水 2018-05-11 08:59:15
顶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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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桃子梨香蕉 2018-05-11 19:47:07
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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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急行军，注意别再掉队。

孟师傅要买的房子，五建宿舍，距鸟巢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公里。附近集中了北京的许多高校，如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城市学院清东学区，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等。这儿的房子地理位置挺好，就是附近没地铁，出行需要坐公交车。
在北京上班时，每天都是两点一线，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对地铁的切身感受，就是一个字-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要说‘时间就像地铁里的空间，只要使劲挤，总还是有的。’仍记得几年前我来北京第一次坐地铁，在南礼士路站下来时，看到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地铁车厢里，紧贴着玻璃门的人看起来就像一张张压平的像片，这一幕让我会目瞪口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而不久之后，我就成不得不成为了那张像片。
后来，每天考虑的事就是‘怎么样才能从这爆挤的地铁旅途中活下来。’刚开始没经验，以为找一个能抓住立杆的地方，或者有一个抓手，就能站的牢固了。所以我一上车直奔对着车门的竖着的铁栏杆边上。可是，后几站涌上的人流主要流向就是正对门处，结果在人流疯狂的挤压下，铁栏杆不仅不起到支点的作用，反而像一把立着的刀刃，我感觉自己被两边的人挤得几乎让栏杆劈成两半了。

后来发现第一节车厢第一个门因为停靠在站台最窄处，外面站台能站下的候车人数有限，所以判断从那上车的人应该比较少。果然从这里上了车后，感觉比以前要松快。特别是碰上老式车厢这个位置有两根直立的栏杆，钻在栏杆里面就会因为有栏杆将外面人挡住，自己受到保护。但是有的车厢没有这么两根栏杆，站此处就还是特别的挤。但是人在车厢深处离车门远了，下车又成问题了。每回要下车看眼前水泄不通的人墙觉得穿过去到车门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每每到站，都有乘客往外硬挤，引得周围的人怒目而视，好在早起上班的人大概没怎么睡醒往往懒得吵架，只是用他们的眼神表示愤怒和鄙夷。我觉得怕挤不出去所以顾不了那么多了拚命往外挤，可以理解，不过的确不大文明，还遭人嫌。每回成功侧身从人缝中钻到门外面来，我都有一点成就感，有些许庆幸，也有几多的恐惧。早就听说在此时间此线路此方向在我们这站经常有同事下不来车，我本来还夸耀还没有一次下不来车的时候，但刚说嘴就大嘴，后来马上就遭遇了几回。那几次基本上都是被外地人的大行李包像大山一样挡住门，让我无可奈何。
我曾在四惠东站上下班高峰时坐地铁，六趟地铁我愣是都没挤上去，即使我站的靠前面，最终也被挤到了后面。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场面谓之壮观。还有一次，真把我气得够呛，我刚买了双新鞋-阿迪达斯的。纯白色的，早上穿上之后，心里美滋滋的。坐一趟地铁挤下来。我低头一看，这谁看得出来是阿迪达斯鞋啊？恶心到爆，脏死了。丢到路边，乞丐都看不上。到公司后，我到洗手间用清水擦洗了半天，总算见到原来的模样了。晚上下班时，我心想现在是高峰期，我先不走，于是乎，自发在公司加班加到九点多才走。上了地铁还有一个空位，我当时万分激动，乘地铁这么久了，第一次可以坐着了。正在这时，一个壮汉正步走来，那么宽的过道，他居然踩到我鞋，还用一种很不屑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平时文弱的我，战斗指数一下子提到了一万点。你踩着我了，也就算了，说个对不起了不就好了，在退一万步说，你不道歉就算了，你还用那种藐视的目光看我。最终我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算了！ 第一，从小妈妈就对我说不能打架，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我肯定打不过他。

在北京日益成为一座‘地铁上的城市’的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也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最初是如何诞生的。时间追溯到1953年的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当时北京的马路和街道一点也不拥挤，规划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北京人出行的交通问题，公共汽车是最好的选择。
但还是一些有远见的人士，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作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但是说的容易，做时难。从当时北京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无论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难达到要求。在建国初期，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三百万人，机动车总数也仅有五千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骑自行车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工期长、技术要求高，此时对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北京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的领导人当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期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二百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早在1950年6月，建立刚刚半年之久的新中国，还没来得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上来，就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已经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仿佛世界大战又要一触即发。在这样的严峻国际形势之下，理所应当地成为首都北京城市规划之中的，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战备。而那时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他们对于地铁的战备功效深有体会。那还是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计划代号为“巴巴罗萨”，并在同年12月份开始大举进犯莫斯科。而刚刚建成才六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躲避德军炸弹的掩体，更成为了苏联军方的作战指挥部。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带着应用之物涌入地铁内，无论有无警报，他们都不出去，像老鼠一样没日没夜地生活在地下。在苏德战争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莫斯科的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随后在莫斯科被德军围困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由此可见地铁的战备功能，在二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十一.地铁建设
五十年代对于什么是‘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有一位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谢工程师，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正当谢工程师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可出乎意料的调令来了，组织上却把他派到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谢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时他对于地铁的认识仅限于从国外的一些资料上零星知道一点儿，那是一种在地下轨道上那个行驶的机车，类似火车。但具体如何修建地铁，那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对什么都是未知的。
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北京市委在1954年10月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请求‘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中央部门同意方案，接着就是与苏联接洽。经过反复的商谈和仔细研究，最终达成一致协议。两年后，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由五人组成的苏联地铁专家组来到了北京。专家组组长是莫斯科地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现实，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参加过1931年莫斯科地铁建设的骨干技术人员。同那一时期来华的众多苏联专家一样，这些专家们不但带来了大量莫斯科地铁的详尽技术资料和丰富建设经验，甚至还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作了多次扫盲性质的地铁技术讲座。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同时，苏联专家们还参与了拟定北京地铁远景规划方案和地铁工程的线路选择、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专家带来苏联地铁范本的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到1960年之间，被送往苏联学习地下铁道工程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有几千人。他们从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等各个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技术。回国后，他们带着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充实到与地铁有关的各个领域，在发展自主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带回了深刻的苏联模式。

对于苏联专家在北京援助开展地铁建设工作，中国方面也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凡是到中国工作，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苏联专家都可以携带家属来北京。对于随同专家来到北京的子女，中国特意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通常，苏联专家白天出去工作，孩子上学，夫人呆在北京友谊宾馆里无所事事。这些太太团们，她们经常出去游览，或去商场和王府井购物。来华的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有专门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一些苏联人喜爱的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荞麦制成的三角米、通心粉等，还专门有特别供应的要求。
后来，两国交恶，专家撤走。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相互指责的经常性话题。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苏联贷款支付的。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中国人本身也有责任。一些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经常在苏联专家住处内摆设高级香烟、糖果，水果，糕点等。有时为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之多。实际上，苏联政府对于来华工作的顾问和专家要求非常严格，并规定了各种纪律，一旦发生问题，经常是毫不客气地将违纪者遣送回国。
1957年5月时，北京地铁建设处的干部邀请两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赴山东泰山游览。在登山途中，忽然遇雨，为安全起见，陪同游览的中方干部带着孩子乘坐山轿前行，他本人也乘轿在前领路。所有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仍继续步行上山。苏联驻华大使馆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几位专家家属违反了苏联政府不准苏联公民在中国乘坐轿子的规定，并且很可能给中国的劳动群众造成恶劣印象。使馆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专家，还要把相关的专家遣返回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批评中方单位所犯的错误，周恩来还亲自带着国务院人员赶往苏联使馆道歉。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通报的目的，主要是教育聘请苏联专家的单位，高度注意此类问题，不要好心办了错事。他们来中国工作是为了帮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他们背个犯错误的名声回去。

在现代地铁规划中有这样一个理论:只有当地铁线路形成网络时，它的交通功用才能发挥出来。但是最初规划人员是只做了北京站至石景山一线的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路网的总体规划。谁也没想到仅仅五十多年以后，北京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北京的地铁不但没成为交通运输的便利工具，却成为人们出行的一个头疼问题。
从1957年地铁筹备处提交的一份关于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埋设方案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根据城市的发展，地铁筹备处曾编制了一个北京地铁远景规划图。这个规划由一条环线和六条直线组成，全长172公里，车站114个。报告中提到，进入具体规划的线路有两条。第一线从东郊红庙起，沿长安街到西郊五棵松；第二线从体育馆，即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经中山公园、西四、西直门到颐和园。
这两条线各有利弊。第一线途经中央机关多，交通量集中，修了地铁后对防空和交通都能起到很大作用，但不能连接京西北。第二线则可以连接京西北，但颐和园一带客流少，对平时的交通影响不大。而且，北京西北郊的地质条件不如西郊，第二线施工起来比第一线更复杂。规划进入实质阶段后，另一个选择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是学习苏联地铁全线深埋入地面六十米以下，还是像大多西方国家那样浅埋在地下五至十二米？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在筹建地铁的十几年当中，竟然几经变化。
1956年开始，地质部901大队负责地铁建设的地质勘探工作。勘探结果表明，北京西部的地下粘土层在地面四十米以下，东部则在一百二十米以下，而地铁最好是修建在不透水的粘土层中。根据北京的地质特点，一些苏联专家主张北京地铁学习苏联全线深埋。深埋比浅埋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投资也大。这些人力、物力的投入，对于刚刚成立不到十年的新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从战备考虑，深埋比浅埋具有很多无法比拟的好处。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在“战备为主，兼顾交通”的总原则下，北京地铁还是确定为深埋。
我们公司经常有国外客户来，在工作完成以后，经常带他们去北京游览名胜的。如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 ，圆明园 ，天安门及广场 ，雍和宫，法源寺 ，明十三陵，司马台长城 ，什刹海，西单商业街 ，王府井商业街，秀水街等地。有些地方是客户点名要去的，因为这些地方在世界上太有名了-像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圆明园等。对于第一次来北京的国外客户，有些地方是我们推荐他们去的。市内的一些景点，我们一般不开车去，存车不方便的，还不如打车去呢。当然，快捷便利的出行还是坐地铁。好多国外客户对于北京地铁的印象就是人多，但是干净，卫生。北京的地铁没有一条涂鸦的痕迹。在他们听说北京的地铁在深夜里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刑事案件后，惊讶地直说‘不可能’。由此可见，在国外深夜乘地铁，人身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日子过得依旧平淡，日常生活还是两点一线，都感觉到那种无奈的枯燥。两点之间经常不是直接，连接的是一条地铁线，点缀的是每隔几百米的能倒背如流的地铁车站，沿途的是那熟悉的黑暗的隧道和没有风景的风景。
虽然每周都回天津与孙老师见面，但是我心头依然抹不去那个依恋的身影-肖珍。今天早起洗漱时，照镜子时，居然发现我长了一根白头发。我自己都很奇怪，我才二十五岁。而且我也没有‘少白头’的毛病啊，这是说明我变老了。正是：
岁月有痕染眉头，
无缘之分君莫求。
光阴能有几度秋，
一杯薄酒一缕愁。
平淡的生活之中，总要有点波澜的。在北京的生活中，曾因工作失意过，也因工作得意过。有过茅塞顿开，欣慰一笑，也有过愁眉紧锁，苦思无策。 偶尔没事可做时，无聊，感觉时间过得太慢，怎么还不下班？甚至趁牛总不在公司的时候，上网看小说，聊天，乃至看电影，玩游戏，还有睡觉。睡觉不敢趴着睡，只有把手撑住头，做深思状，牛总没在，最怕被王会计抓到。就四月下旬的一个周一，兰经理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在北京国展中心有一个耐火材料展，让我跟牛总请假去看看，我答应兰经理下午就去国展中心。他哪里知道，牛总不在公司，回青岛去了，估计不但‘五一’前，牛总回不来，就是‘五一’之后，他也要在青岛待一阵子了。每别的原因，还不都有官司闹的。我挂了电话，就去跟王会计说这事，目前牛总不在公司，我又不属于任何部门，有什么事都跟王会计汇报的。别看王会计只是公司的会计，每有其他任何头衔，但牛总不在时，部门经理有事也找她商量。‘小姨子’的头衔比副总还好使。
王会计听了我的汇报，同意我下午去看展览，还让我去找司机陈师傅，让他开车带我去，并嘱咐我去上前台王玲登记一下。我赶紧去办，跟陈师傅定好下午一点半出发。吃过午饭，稍微歇了一会儿，我和陈师傅就去楼下的地下车库。来公司这么久，我很少很陈师傅一起出去，陈师傅开的是牛总媳妇去年淘汰的那辆宝马车。下午时，北京的路况还不错，很快我们就到了国展中心。
这个展会是国家商贸委组织发起的，免费参观，评身份证或名片领票入场。这个展览规模不大，国展那么多的厅，只开放了三个，我去也就是拿些参展商的样本和厂家的名片。可能是到了下午或者来看展览的人不多的缘故吧，参展厂商的摊位都显得冷冷清清，展位接待人员也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参展商一般把样本和名片摆在展桌上，旁边还立了一个小牌，上书‘请赐名片’。我走过每一个摊位，敛了样本放下自己的名片并取一张参展商的名片。有时遇见感兴趣的产品，偶尔也停下来跟参展人员聊几句。没用一个小时，所以的展厅都逛完了，收了两大摞样本。陈师傅从始至终跟着我，没说一句话，样本多到得我拿不动的时候，他就帮我拿。三点半，我们就往回走，道路依旧很顺利。

路上我跟陈师傅聊天，话题就是这辆宝马车。牛总给媳妇买了一辆两开门的保时捷跑车，车型紧凑又动力十足，挺适合女人开的。这辆宝马车这辆车被牛总的媳妇剐蹭无数次了，给公司用的时候，特意去4S店里里外外做了维修和保养。陈师傅说，这男人开车和女人开车就是不一样，因为男人力量大，搬动方向盘有力，反应也比女人快。一般男人开车：新手楞，老手横，不老不新俩眼瞪。女人开车：新手晕，老手昏，不新不老没脑筋。就说牛总媳妇吧，她开车最怕会车，所以总是靠右开车。有一次她开这辆宝马车，车把一辆停在路边奥迪车的反光镜给刮了，她二话没说踩油门就跑，巧好这辆车上还坐着司机，等那司机跳下车追着骂都来不及，她的宝马车早没影了，人家连车号都没看清。还有一次她在存车场倒车的时候把一辆‘马六’给剐蹭了，那辆红色‘马六’估计也是女人开的，因为画着工整停车格的车位，‘马六’后屁股居然偏出车位了很大一块。‘马六’车屁股给挂了，她下来把停车场保安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还扬言要存车场赔偿损失，然后上车跑了。
这好好的宝马车让牛总媳妇开的，别提有多狼狈了，她拿这车当‘碰碰车’开了。牛总要不是给媳妇和公司都添置了车辆，现在公司的资金周转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尤其是我们有三百多万的退税款项被扣押山东五矿，官司赢了我们才能拿回这笔钱。现在我们公司自己办退税，已经申报和未申报的退税款有近四百多万了。打官司也是需要钱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花了多少，但听说已经花了有二十多万了。这还是没开庭呢，如果进行庭审和判决，还得少花不了。
我们聊着天，觉得车也开的快，不到四点钟，就回到我们办公的写字楼了。还没等我和陈师傅上电梯呢，手机响了，我还抱着一尺多高的样本呢，接不了电话。无奈，只好把样本先放地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机。也没看号码，我就接了电话，一听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刘本忠。上次见到刘本忠还是在孟师傅家，那时孟师傅家要拆迁，他去帮忙的。从那以后，跟他再没有联系了。他说晚上请我吃饭，顺便跟我谈点重要的事，晚上下班他来我们公司接我。他还都没问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就把电话挂了。我也纳闷呢，他上来就说请我吃饭，他怎么知道我在北京呢？

十二.微妙关系
刚到下班时间，刘本忠的电话就打来了，告诉我他在我们大厦下面等我呢。今天本来我们宿舍的几个人准备出去聚餐的，我们是每周一次出去聚餐，轮流坐庄。今天今天真好轮到我掏钱，可是谁成想刘本忠提前打电话来。大家还以为我是故意不想掏钱呢，我是那种人吗？得，我跟大伙说，该明天聚餐，以前聚餐的标准不是二百块吗？我跟大伙说，明天聚餐我出二百五，大伙都乐了。
我急忙坐电梯下了楼，出了大厦就看见刘本忠那辆奥迪A6。自从这车出前年出车祸以后，很少看他开过。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就钻了进去，还没等我坐稳呢，就觉得身背后有一只手拍我的肩膀，接着听见一声大喊‘老顽童’。吓的我一激灵，赶忙回头一看，居然是她！谁呀？以前我在刘本忠公司是的同事，前台接待员-林丽。她比以前胖了不少，整个人都圆了。以前她不但负责前台接待工作，还是我们公司的后勤总管，负责统计出勤、记账、采购文具、打印文件，办理员工医保等工作。那时，刘本忠对她特别看待，知道她是刘总眼中的红人，所以林丽的工作也引得周围好多同事的羡慕。
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们公司全体出去吃饭，在喝酒的时候，大家聊着聊着，忽然就说到了“男”字儿上。刘本忠故作高深地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谁知道为什么“男”的上面是一个田字呢？因为都喝了酒，所以，有个没有水平的家伙没想到这种事其实是要等领自己公布答案的，张嘴就说道：“那还不是因为古代的男人要负责种田嘛！”好在刘本忠那天喝得也不少，也没跟他计较什么，说声‘很好’，还点点头。嘻嘻哈哈，众人一阵笑后，刘本忠把目光直接投向了林丽，笑问：“小林，你说说，男字儿下面为啥会是一个力字呢？小林貌似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忽然就斩钉截铁地答道：“刘总啊，男人下面要是没力，那还能叫男人吗？”小林这话一出口，乐得大家前仰后合，酒都喷出来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刘本忠和小林之间微妙的关系，只是跟着瞎乐。后来，知道了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再想起这话，反而有些笑不起来了。其实国内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公司的男老板和女员工之间的暧昧现象，或者说是温情主义吧。老板走哪儿总喜欢带女员工，女秘书。从开会到晚上泡吧，从公事到半公半私的事，最后到纯私事。周围的人好象也蛮有默契的吧，从不询问也不捅破。不要说别人，我就是那种冷眼看热闹的人，我总不能没事干，把刘本忠的事跟他老婆汇报吧？除非是刘本忠得罪我了，我破釜沉舟，一定会这么做的。
而且在中国，女职员跟老板‘好’上的有很高的比例，这也不知是哪个好事儿的人调查出来的。我都怀疑他是怎么调查出来的，这种事都是偷偷摸摸的，没人自己往外抖落。而且就算你街头采访，遇到的采访对象很多，但被采访的人能说实话吗？不过，我们这些上班族可以相互打听一下，你还别说，不同的公司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事情。好象大家也觉得是情有可原，日久生情嘛。可是在用传统和发展眼光看来，这种风气真的是后患无穷。首先公司是一个逐利的个体，一旦把‘情’参杂到‘利’中间来,公平就会成为一种代价。如果在大家的眼里老板都没了公平，那还怎么去要求所有的员工都做到公平呢。如果没有了公平的办公环境，那么一个公司又怎样能按游戏规则去激励员工最大利益化呢。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浙江宁波的一个官司，昔日的老板和女员工，从上下级关系发展到情人关系，最终发展到仇人关系，后来二人因为钱财问题对簿公堂。

杨先生是浙江宁波北仑区一家公司的小老板，年已五旬，本地人，已有家室。陈小姐曾是杨先生公司的职员，相貌姣好，来自安徽，三十岁出头，已婚但未生育，她还在宁波北仑区购置了房产。杨老板和陈小姐曾是普通同事关系，接触时间长了，日久生情，于是保持了好几年的情人关系。如今二人不再如往昔的亲亲喔喔，如胶似漆，却反目成仇，对簿公堂。杨先生提交给法院的证据是一张三十万元的欠条，上面的欠款人是陈小姐亲笔签名。开庭当天，陈小姐和代理律师一起来到法庭应诉。法院也向杨先生发出了到庭通知书，不过杨先生的代理律师称杨先生拒绝到庭。　　法官当庭询问原告和被告到底是什么关系时，杨先生的代理律师表示，他只知道两人曾发生过关系，还含蓄地说‘是一种比较暧昧的关系，一种超出正常男女关系的关系。’不过，法庭上陈小姐直接承认她和杨先生是情人关系，还清楚地说出，两人的关系是从将近四年前的2001年6月份开始的，那时陈小姐刚进公司不久。很快两人关系升级，一直维持到现在，只是近一段时期见面少了，只是保持着电话联系。
在法庭上，原告方杨老板一开始就拿出了一张欠条的原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陈小姐归还借款三十万元，并让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方陈小姐则当即否认曾经借过原告三十万元，提出这张欠条是在被人威胁的情况下写的，请求法院驳回诉讼。‘他动手打我，还以我的小孩性命作威胁。’陈小姐当庭说，三个月前的时候，她在家，有个姓方的人以看房的名义把她约到北仑一家咖啡厅去。她赶到后，发现对方有六个人，自称是杨先生的老婆派来的，一进来就开始打她，并抢去她的皮包，拿出她的身份证记下了住址，还说可以查到她孩子在哪里上学。陈小姐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伙人强迫她照着文字抄了几张纸条，写明她跟杨先生有关系，又写下两张欠条，一张是写欠公司三十万元，另一张写下欠杨先生三十万元，最后这伙人认为有些不妥，就把把欠公司的那张欠条给撕了，只保留了欠杨先生三十万元的欠条。
陈小姐还说，就在当天晚上十点左右，杨先生给她打了电话，说‘这是他老婆找的人，让她不要去报案。’但第二天，那些逼她写欠条的人要她把房子卖给他们找好的买家。无奈之下，陈小姐向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大碶派出所报警，讲述自己被他人采用殴打等方式胁迫，写下了欠条的情况。不过，警方认为这属于民事纠纷，难以介入调查。一周以后，陈小姐再次来到大碶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又受到杨老板老婆的威胁。在法庭上，陈小姐的代理律师还向法院提交了报警受理回执单，用以证明陈小姐曾到北仑大碶派出所报警。对此，原告方杨老板认为，这些都是陈小姐单方面的说词，公安机关也没有具体查明的事实，不足为信，还表示写欠条是陈小姐自己提出来的。在法庭上，陈小姐还跟法官说，‘她和杨先生在保持情人关系期间，一起共同生活过，有一些共同的生活支出，但从没有拿过杨先生三十万这样的大笔钱款。’陈小姐还透露，杨先生的老婆得知自己老公在外面包养女人后，为了出气，才来逼迫她写下欠条的。她和杨先生的关系维系了几年之后，就与他人结婚了，杨先生是不愿看到她与别人结婚才向法院起诉的。而那天下午，那伙人要她写欠条的理由是，她所住的房子是杨先生出钱买的。原告方表示，按照陈小姐的经济实力，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二十四万元的首付房款，这些钱都是杨先生给的。对此，陈小姐反驳说，买房的首付款一部分是家人给的，再加上她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她还向法院提交了《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房地产开发销售专用发票和银行贷款转存凭证，用以证明房产是自己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的事实。这场官司，暂时没有看到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但无论怎样，杨先生和陈女士的不正当交往，已经对两个家庭都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凡人来说，任何背景的人之间都有可能产生感情，多半不过是男老板的生理需要而已。如果双方方是单身，那么没有问题；如果男方有老婆有孩子，能够对家庭做出这种背叛的事情，你认为这个男人的品格如何？如果是我的话，即使对妻子真的已经无法继续下去，至少我会先结束我的婚姻然后再来寻找我的未来，而不是在老婆孩子还在等你回家的时候夜不归宿。如果说像男老板那样需要生理需求，而女方又是需要他的钱，那么这就是一种交易，谁都不要太过虚伪，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好。如果谈到真心，就必须给自己带上道德的枷锁先审判一下自己和对方这个人，然后再来看未来的事情
虽然我是一个未解过后，甚至都没碰过女人的‘童男’，但是我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起码我觉得是正统的。这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吧。我父母就不说了，恩爱了一辈子，我认识的所有亲戚中，无论是我爸这边的亲戚-大爷，叔叔和姑姑等，还是我妈那边的亲戚-舅舅，姨等，没有一个离婚的，一个都没有。
在刘本忠开车的时候，我问小林，最近干嘛呢？她说还在刘总的公司干呢。去年她生了个孩子，男孩，现在让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轮流照顾着，她就出来上班了。她现在身材走样，就是因为生孩子以后造成的。刘本忠的公司生意不怎么样，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林丽还在刘本忠这个公司工作，只说明她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说她割舍不断与刘本忠的关系。但今天他们俩这样明目张胆地公开在一起，不像心里有鬼的样子。有时大大方方，一本正经地在一起，倒堵住别人的嘴。也许是我想得多了，我尽量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刘本忠开车带我们直接去了东三环北路的一家餐馆，叫顺峰酒楼，字号用广东的一座山峰命名。广动有句俗语，‘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凤城就是现在广东顺德市。顺峰酒楼在装修环境上那也是首屈一指的，从进门感受到的金碧辉煌，到走进每间包房所感受的不同意境，都让您充分感受到了顺峰为无微不至的体贴，计风格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精髓。顺峰酒楼以大气、优雅的环境及殷勤的服务赢尽口碑，不论豪门盛宴还是家常实惠小菜，均做到一丝不苟，刻求尽善尽美。顺峰做菜讲究的是鲜，配料丰富但不会杂，调料主要用盐和生抽，两者均以清新为本，讲求色、香、味、形俱全，以烘托出主料的原味。在顺峰品粤菜能感觉出粤菜的高贵，它犹如餐饮皇后，一点也不为过，从选料到加工，再到上菜的次序都颇为讲究，这样的步骤符合营养学的要求，又显示出粤菜本身高雅的气质。
顺峰的服务也是一绝，从迎进门到点菜吃饭，细心的服务体现在每个细微之处。在餐牌上，每道菜名后，都会给出一个温馨提示，说明这道菜高血脂的人不宜品尝等等，将营养健康集于烹饪一体。顺峰餐饮公司还专门成立了餐饮营养所和餐食安全研究所，在营养师的帮助下改良菜品的搭配，建议客人科学合理地点菜，尽量让菜品荤素搭配，好吃不腻，同时以橄榄油替代花生油，更好地体现每道菜的营养价值。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北京餐饮业‘生猛海鲜’风劲吹的时候，这个用山峰命名的酒楼着实风光，成为京城有名的宴请场所，也成为了生意人请客吃饭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在顺峰请餐饭，生意就成了一半’的笑谈，玩笑虽然夸张，但是顺峰的风光的确无法磨灭。

看这酒楼的气势，这里的菜便宜不了，落座以后，刘本忠亲自点菜，也许他知道我和小林听都没听说过一些菜品，更别说吃了。他点了碧波虾仁，葱烧羊腿，红烧多宝鱼，叉烧酥，脆皮乳鸽，萝卜糕等几个菜。没多久，菜上来了，菜量不大，可是做的特别精致，典型的广东菜特征。动筷子吃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问刘本忠，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北京的？上次在孟师傅家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告诉过他，我在天津工作的。刘本忠轻松地笑了一下，淡淡地告诉我，是他给我表舅秦明轩打了电话，是表舅告诉他，我目前在北京的。
刘本忠刚才打电话说有重要事跟我商量，到现在他也没说是什么事，他真沉得住气，我倒是有些着急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问刘本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刘本忠看了小林一眼，然后问我：“最近刘本诚有没有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冲突关系，只是实话实说；“没有啊？！我跟他好久不联系了。您还记得去年二月份吧，刚过完年不久，当时刘本诚找我借钱，我还给您打电话咨询您。结果我没借给他钱，从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哦，他跟小马联系过吗？”刘本忠又看了一眼小林问我。虽然我跟马涛在一个公司，但现在我们很少交流，而且马涛把心思重点都放在家里，我们俩下班后几乎没在一起吃过饭。
“不知道，不过，好像没有，如果刘本诚跟小马联系过，他肯定会跟我说的，但从没听他提起过。”我还是实话实说。“刘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我又追问。
“去年刘本忠借了小林的钱，现在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间蒸发了！”刘本忠扫了小林一眼，恨恨地说。

十三.澳门赌场
接着，刘本忠说还是让小林给我讲起了事情的原委吧，于是小林赶紧把夹的虾仁放进嘴里，然后下筷子，快速嚼完咽了之后，给我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刘本诚从去年开始就沉湎于赌博了。当时他因为出了一次车祸，而欠了债。刘本忠说这话的时候，我眉头稍稍皱了一下，这件事整个过程我都是知道的。是刘本诚自己疏忽造成的，本想着赚点利润的，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失把米。其实当时债务并不算太高，如果他好好做生意的话，或者想其他方法的话，也许这笔欠款早就还上了。
但刘本诚跟他的一个死党借钱时，这个死党恰好刚从澳门旅游回来，跟刘本诚说借钱没问题，顺便还给他介绍了他去澳门游览的经历，尤其详细讲述了澳门发达的赌博行业。这个死党去的是澳门葡京大酒店，葡京大酒店曾是澳门最大的酒店，亦是澳门首家五星级酒店。葡京即葡萄牙的京城之意，是澳门娱乐公司下属六大娱乐场中最大的赌场，又号称东亚的最大赌场。当年酒店开业时在澳门也可以说无光无限，明噪一时的。葡京酒店娱乐场于1965年动工，于1970年6月11日正式开业，据称当时总投资逾达到六千万港元。澳门政府七成以上税收来源于何鸿燊的赌博业。而能成就何鸿燊赌业王国的奠基石，又正是葡京酒店娱乐场。
葡京酒店名曰酒店，其实主要业务是赌场，其主楼和左右两翼楼，气势雄伟，造型多样，线条富于变化，结构不凡，颜色一律以黄为底、以白为间，给人一种雍容华丽又不乏轻松跳跃的感觉。葡京大酒店的一个特色是大厅中间挂着的一副巨大的刺绣-3米多高，28米多宽的《金鱼》，出自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薛金娣之手，这个作品被誉为‘自古刺绣最大鱼’。酒店内设四间赌场及一间角子机娱乐场，由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所营运及管理。葡京酒店还有一个大型商场，设有数十间商铺，包括有各式餐厅、饼店、银行、当铺、找换店、珠宝店、投注中心、洗衣店及浴室等。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区，进去以后，你就不用出来了，需要的东西全都有，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一个目的-让你专心致志的赌博。

跟香港一样，澳门地区也是十分讲究风水的，赌场更是有风水讲究的，尤其在赌场设计方面，易经风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无处不在。澳门的几大赌场之间的风水战更是硝烟四起，你争我夺，热闹非凡。葡京赌场的设计，就暗藏了很多风水玄机，其中最具煞气的就是正门。其中一只门建成狮子口的模样，另一只像虎口，而且两只门前就是的士站，赌客由此进入赌场，就好像掉进狮子、老虎的口里。寓意，赌客就容易被狮子老虎‘食住’。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在风水上有吸财的作用；老虎是凶猛之兽，有守财看屋的作用。因此，赌客不宜从这两只门进入赌场，否则就‘自入虎口’了。 赌场大门上端为‘蝠鼠吊金钱’， 一双大蝙蝠，犹如开口觅食。因为‘蝠’字与中国吉祥字‘福’谐音，故象征招财进宝广纳众财的效力。蝙蝠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好像随时会飞扑下来吸干人血一般，对赌客心理构成威胁。
赌场内设计亦具心思：赌厅设计成圆形，当客人走了一两个圈后，极易迷失方向；地毯的花纹是蜘蛛网寓意天罗地网，加上天花刻有海盗船图案，一踏入赌场就好似被海盗洗劫一样。赌场内巨型变色蛋寓意赌场会孵蛋，有聚客之意；赌场内金钱状射灯寓意金钱压顶。葡京酒店顶楼之上有很多小球及一些大球，而下面有一个白色圆形的围边，好像是一个白玉盘，因此远远望去，好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庄家永远是大赢家。矗立在南湾湾畔的葡京酒店，外观就像一只巨大的鸟笼，寓意易进不易出。尤其是晚上灯火通明时，入场的每一个赌客，都成了这个金碧辉煌鸟笼里的笼中鸟。葡京酒店最完整最特别的风水布局解释，即著名的‘百鸟归巢’，原来这样的赌场便可以大杀三方，赌客成为任人宰割的笼中鸟。而且内部屋顶的四周有很多类似镰刀状的利器，剌向四面八方，有‘万箭穿心’的寓意，全都是风水局。还有一点，也许好多观光客并未留意，葡京一年365天都在进行内部装修，不是整厕所就是整楼梯，反正没有停过。有香港风水师一语道破个中用意，粤语中‘装修’的谐音是‘庄收’之意。连这样细致的布局都不放过，还有哪个赌客妄想能从葡京获得半分好处呢？葡京赌场就像是一台分秒不停运转着的印钞机。每天进出葡京赌场的顾客平均三万多人次，每个月份纯收益都有十亿多澳元，葡京酒店不论是顾客人数还是收入，都雄居世界所有赌场之首。一个葡京赌场，光工作人员就有三千多人。葡京赌场还设有一个秘密数钱房，据说有四十名员工在这里专门数钱。每天公司十一家赌场的营业收入按时段被押送到这里，由他们一张张清点。送来的现金多为一千元票面的港币或澳币，四十位员工平均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才能将当天的收入清点完毕。

死党的叙说让刘本诚觉得去澳门赌博非常有诱惑立，他现在太缺钱了，何不去澳门碰碰运气，于是便央求着死党非要跟他一起去澳门赌场。死党本来是不想去的，他刚从澳门回来不久，而且又输了点钱，但架不住刘本诚的软磨硬泡，刘本诚说不要他借钱了，只要带他去澳门一趟就行。办港澳通行证非常方便，很快死党和刘本诚就出现在澳门的葡京赌场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今年2005年一月一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由原来的六千元调整为两万元。刘本诚也算是赶山一个好时机，于是他东挪西凑，砸锅卖铁，除了机票钱，带去的现金只有不到两万块人民币。
刘本诚兑换了澳门元，进了赌场，又都换成筹码。这时才感觉到他自己就跟‘要饭’的一样，出手扣扣索索，连‘沓码仔’都不愿接触他。‘沓码仔’是一种中介服务人员，主要是是为赌场拉来赌客的人，只要为赌场拉来大的赌客，赌场就给‘沓码仔’一笔不菲的佣金。别小看这‘沓码仔’，高级的‘沓码仔’拉来赌客，在贵宾室豪赌，赌场会给‘沓码仔’分成的，一个晚上挣几十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好多大赌客是内地来的高官-钱多，人傻，还是公款，这样的土豹子不宰他都对不起他。
因为杀气太大，所以传言说，属相是小动物的人比如老鼠啊，兔子啊，鸡啊之类的人，如果要进去赌钱最好就是从后门进。而属相是大动物的比如说牛、虎、龙、马等，则要在正门前狠狠的跺三下脚，这样可以挫挫赌场的锐气，就可以从前门进去了，至于能不能赢钱还是没有保证的。如果是一群人进赌场，则最好找属龙的带头，属虎的断后，左脚先进门，这样容易赢钱。然后就是身上佩戴一些转运珠，反弹，貔貅之类的首饰，转运珠特别适合轮盘赌，据说特别灵验，10赌9赢。刘本诚是属大龙的，听了这些迷信的介绍之后，所以他就大模大样地从前门进了赌场。
第一次进赌场，刘本诚啥项目都不会玩，只能跟着死党走。死党带着他进了赌场后，只玩一个游戏-百家乐。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生豪放不羁的叶汉由着他那股喜欢鼓捣新鲜事物的性子把一种名叫‘Baccarat’的扑克牌赌戏从美国引到澳门，并给它取了一个极富东方传奇色彩的名字—百家乐。像其它无数次干事创业都未能取得完满成功一样，此举也未给他带来任何事业性的成就，甚至连世俗的收益也寥寥可数。尽管叶汉常被世人称为赌圣或者赌王，但他从赌博所得到的更多只是身处乱世的片刻忘我欢娱。叶汉一生沉湎于赌博，自在放纵。他不会料到自己一时兴起之举竟然完全改变了整个华人世界的赌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