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兵在伊宁市的顽皮出了名。

我们团的电话总机归通讯连负责，总机有一个姓倪的上海兵，就成了我们对外联系的联络员。经常是一个上海兵来到伊宁想找老乡玩，通过小倪电话一联络，各连队十几个上海兵就以各种借口纷纷赶来。伊宁市委附近是绿洲剧场，旁边解放路上有伊宁电影院，都是我们常去看戏看电影的地方。有时候票子紧张，我只有小王送的一张票，大家一策划就排着队往里走，门口服务员拦住收票，我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每人都说票子在后面，到最后一人，手里拿着一张票，一脸无辜地说他不认识前面的解放军，还故意大声问：
“嘿嘿，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这时我们早就躲到黑黪黪伸手不见五指的剧场里，任谁也找不到。散场出来把票钱交给服务员，并说：“买不到票，我们只得先斩后奏啦，军民一家，抱歉抱歉！”彼时新疆军民关系融洽，伊宁市小地方难得见到大上海来的人，市民们对我们都很友好——唉，几十年过去，不知为什么现在的新疆民族关系成了中国政府一个头疼的大问题。

我们上海兵也“操蛋”过，破坏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彼时伊宁忙着“文革”顾不上民生问题，市场供应十分紧缺，特别是猪羊牛肉蛋和酒都得凭票购买。有几次我到伊宁小王家，和总机小倪一联系，几个战友立马赶来，酱牛肉，猪腊肠，冻羊肉，鸡蛋和菜油放了一桌。有个战友小成（复员后分到香烟厂工作）每次来都会从军大衣里掏出1、2只活鸡，问他如何弄来？他说：这还不简单，离开连队时抓上鸡朝大衣里一塞，神不知鬼不觉。小王常常又好笑又好气地说：“看看你们这些上海兵简直成了老毛子土匪！”

在伊宁，伊犁日报记者老邱小夏等人还经常邀请我去西公园玩，那里有个音乐楼，据说是一个62年“伊犁事件”逃回苏联的俄罗斯人家——这是一幢优雅的俄罗斯山间别墅，尖尖的屋顶铺着绿色琉璃瓦，树着一个红砖砌成的烟囱，整个房间用果树木搭建，入口台阶两边是松木扶手，屋檐用红色帆布围成。房间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中间是一个凹进墙壁的大火炉——后来房子分给一个维族民间艺人，经常举办家庭音乐会，一帮民族青年又唱又跳，使我仿佛回到了儿时邻居“毛主席”的音乐之家。

第二章 凡人皆在枷锁中

1、打倒王洪文事件

1973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一个多月后，部队分到一卡车东海带鱼，说是王副主席关怀支边和当兵在新疆的上海人，特意命令上海给我们送来的。带鱼是上海人喜欢吃的海鲜，红烧油煎清蒸都很好吃。当兵来到新疆别说吃，看都没有看到。新疆地处内陆远离海洋，没有海鱼吃缺碘，新疆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很多人都患有甲状腺炎，脖子肿大如挂着一只皮球。
遵照部队首长指示，各连队食堂特意给上海兵多分几块带鱼，我们机关食堂也给我和肖霄多打了一份。部队食堂的炊事员都是北方人，厨艺很一般，上好的带鱼做糊了，又咸。但彼时世界污染情况不严重，海水还算环保，带鱼新鲜，不像现在的鱼类，有其形无其味，什么鱼吃在嘴里都没有了鱼鲜味，分不清海鱼还是河鱼。当兵几年没有吃到海鱼，做梦都想吃父亲做的鳗鱼丸子、油炸鱼骨和凉拌鱼皮啊。

带鱼美味还未消失，二营六连发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

记得那天早晨刚上班，王股长就把我和石干事高干事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说：“孔主任命令我们宣传股马上派人和保卫股祝股长组成调查组去二营六连。昨天半夜，六连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一个叫董狗头的河南战士写了反动标语。”当兵几年还没有听到我们部队出现反革命事件，这无疑是个重大案子。石干事耸耸肩忙问：
“王股长，是什么反动标语啊？”
“这个这个……”王股长有些难以启齿。
“写了什么反动标语啊？告诉下我们吧。”高干事催问道。
“是针对王洪文副主席的。”王股长还是不敢直言犯忌。“哦，我听到车子声了，你们快去吧。”我们三人和保卫股祝股长赶紧坐了军用吉普车赶到六连。原来六连有两个战士昨天半夜执勤时不知为了什么吵起架来，一个河南兵叫董狗头，一个山东兵叫王洪文，和在北京刚上任的王副主席一字不差同名同姓。吵着吵着，王洪文抓起地上的煤块在白色营房墙上写上“打倒董狗头”，河南兵以牙还牙，立马写了“打倒王洪文！”还在文字后面加上了感叹号，字也大，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特别醒目。巡防战士发现后马上报告指导员，指导员立即把睡梦中的连长叫起来一商量，马上命人把董狗头抓来关紧闭。董狗头不服气，一路上大声叫嚷：“为什么不把王洪文抓起来，是王洪文先和我吵架的！我就是要打倒王洪文！”河南人嗓子大，口口声声要“打倒王洪文”。一起罕见的严重的疯狂的“反革命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想想北京中南海那个王洪文副主席着实倒霉，上任几天就被人一个劲高呼“打倒！”，比真正打倒整整提前了三年。董狗头真是神机妙算啊。

部队战士来自全国各地，一些大兵的名字都很贱很雷人，回想起来就有“陈铁蛋”、“李狗肾”、“王栓男”、“胡不理”“赵尾巴”等等，起贱名的战士大都来自河南、安徽、陕西等贫困地区，据说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名字起的怪起的贱容易养活，因为上帝嫌这些名字晦气，不会在生死簿上把他们勾到天堂破坏和谐。相对来说，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兵的名字就文雅多了，这个王洪文就是山东章丘人，还有我们报道组的韩玉林，放映组长李孟荣，看着叫着都觉得神气高雅。唉，做父母的真是应该给子女好好起个名字啊。要不然，儿子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名字低贱也不能登上九五之尊施展雄才大略呢。我有时想，上海这个造反总司令王洪文如果叫董狗头或李狗肾，伟大领袖是不是也会嫌弃呢？

不管董狗头怎样申辩怎样解释他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一个叫王洪文的副主席，还是被五花大绑押到监狱老实交代反对中央领导的“反革命罪行”——其实我们政治处这些“文人”也觉得董狗头有点冤，中国同名同姓人多，可以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几万几十万，法律也没有规定百姓须“避讳”中央高官大名，只准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一姓一名。再说彼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疆和全国一样，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队也没有广播党的十大，甚至连报纸都要十天半月后才送来，送来也没用，因为董狗头几乎是个文盲，从来不看书不看报。我们心里同情，但是谁也不敢为董狗头鸣冤叫屈，因为谁也不想做“反革命”。

经过一年多的严格审查，我们张政委向师、军区说明情况，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将军作了批示：不杀不判，开除军籍，遣送回家。董狗头保住了性命也没有判刑，我们政治处的“文人”们就自我解嘲道：“名字贱还是能保命啊!”

2、文革风云人物

1973年下半年，我们部队不仅发生了董狗头“打倒王洪文”的“反革命事件”引起上面重视，还因我们部队出了三个和“文革”风云人物有亲属关系的人备受关注：一个叫张春生，他是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弟弟，在我们二营五连当兵；另一个是师干部科的迟科长，他是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的堂弟；还有一个是我们师作训科的唐科长，他是张春生的姐夫，我和他没有打过交道，因为他是负责作战的军事干部，我是舞文弄墨的报道员，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

和张铁生弟弟认识是因为二营有个上海兵王汉生，在一次冬季野外训练时犯了“方向性错误”，把手榴弹扔到身后，钻进雪地，副连长奋不顾身扑到他身上，王汉生安然无事，副连长身上被手榴弹碎片炸伤了27处，我前去采访他的英雄事迹，在二营待了几天。五连有个张春生是70年兵，爱好文学，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朋友。他和我说起哥哥张铁生，说他文化程度很高很爱学习，只是担任生产队长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交了白卷。这和“白卷英雄”在考卷上的话是一致的，后来我请他写了有关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反潮流”的讲用稿在部队宣讲，一时间他成了部队引人注目的大兵。

认识师里干部科迟科长是在一次军事行动中。

那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列夫跑到阿拉木图来了，我们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全师出动强行军几百里进入各自防地准备打仗。师机关派了一批干部会同我团一起行动。张政委要我跟他吉普车走——哈，这可是个好事耶！在连队参加过拉练，班长照顾我坐马拉炮车，到政治处也参加过拉练，一天行军100里，每小时5公里，累的人仰马翻。坐车就轻松多了。张政委一副白面书生样，玉树临风，据说是北京燕京大学学生，国共内战时担任翻译，后被李天佑将军挑中做了秘书——我的任务是写战地通报，为了赶稿，张政委就叫司机以120公里时速开上10分钟，放下我写稿，等我写完稿半天后，大部队才“吭哧吭哧”赶来。10分钟车程可以跑20公里，步行需要4个小时啊。第二天到了马扎阵地指挥所，晚上一个穿四个兜的干部在走道里碰见我，打量了一下，说：

“你是小石头吧？”我点点头，他说，“我在师里听说过你。”
“是吗？”我向他敬了个礼。彼时军队取消了军衔制，区别是干部衣服四个兜，战士的是两个兜。我因此知道他是干部，约30几岁。
“师宣传科几次想调你过去，说你既可搞新闻报道，也可为演出队写词编剧本，但都被你们张政委给顶住了。哈，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啊。你的姓不多，名字也好听呢。”

迟科长是师干部科长，自然知道人员调动的事。这几个月，师宣传科的副科长和演出队队长来我团时都找过我，试探我进一步“上吊”的事，我都没答应，总觉得团领导对我不薄，我又是个只骑驴的上海兵不想在部队长期扎根，到时入了党满四年服役期就想复员回上海工作。我怕迟科长也要做说客，就把话头转过去，问道：

“首长贵姓？”
“我的姓也不多，我姓迟，在干部科。”
“哦，是迟科长，你的姓是不多呀。”我听说师里干部科长姓迟，没想到竟是他。个子高高的，很英俊。自从改掉口吃，我恢复了儿时的伶牙俐齿，凡事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喜欢开玩笑。我忽然想起北京一个风云人物，问道：“天下姓迟是一家，迟科长是不是和8341部队宣传科长、北京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同志是亲戚啊？”
“你好聪明，迟群是我堂哥呢。”迟科长笑道：“他是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
“还真是亲戚啊，您是正科长，比他还大一级呢。”
“嗨，不能以官职论大小，迟群堂哥现在是毛主席身边的红小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怎么能和他比啊。”迟科长谦逊地说。

勃列日列夫可能是到花园城市阿拉木图度假或者吃苹果来了，苏联大军没有进攻中国，我们的军事行动也就结束了。以后去师里开会见到过几次迟科长，再以后我复员回上海。76年底，“四人帮”打倒，迟科长被隔离审查几年，还有我们师那位作训科唐科长也被审查了几年，最后都转业做老百姓去了，张春生也复员回了辽宁锦州兴城。

回忆至此，遥想当年那些人那些事，不禁想起唐朝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里的两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3、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春节后，部队遵照伟大领袖指示开始“批林批孔”。

两年半前林彪事件爆发，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换下，杨勇将军接任司令员，我们李志贵团长调到北疆军区当司令员，政治处“王八”转业，孔主任升任副政委，从一营提拔了一个叫薛书伟的副教导员担任政治处主任，连升三级。薛主任个子很高，约185公分，长着一张娃娃脸，河北邯郸人，说话语音清脆，语速很快。刚来时和几个股长去尼勒克县或其它部队走访，对方往往向别人敬礼，以为他是首长秘书，经常需要随从解释一番。他是作为“老中青”三结合选上来的干部，也确有才气，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在营里时，只要我去就拉着我谈《三国》聊《水浒》。他讲话作报告很有水平——唉，部队首长很多是“三八式”干部，从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没有文化，扁担横在地上不识一字，作报告讲话常常出洋相。除了张政委少数几人，其他首长常把活活的“掐死”说成“陷死”，把“挑衅”说成“挑半”，把“造诣”说成“造旨”。还有的会把我们在讲稿里标注的“此处可稍停，有掌声”也大声念出来，底下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那个首长就严肃指出：“注意注意，不是笑，是掌声、是掌声呐。”底下人一边使劲鼓掌，一边笑得更加合不拢嘴……

政治处主管文化宣传、干部提拔、安全保卫三大业务。和平时期，政治处的职权很大，干部想“进步”必须经过政治处，部队树“典型”也必须通过政治处——我一个“以工代干”的报道员到连队和营部，干部们对我都很谦恭，有几次下去采访或搞“路线教育”结束，营连领导还颁给我奖励证书，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代表的是政治处，他们恭维我是惧怕政治处的权力，是要我回去多为他们说好话，以便更快地“进步”。

彼时中国经济频临破产，人们口袋里缺少人民币，官场卖官鬻爵现象还少见，最多是向代表权力的人恭维拍马屁，送些从老家探亲带回的土特产，或者在自己管辖的部队招待周到些。不像现在“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军队“大老虎”如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买官卖官，贪腐的钱财抵得上小国一年的GDP，真叫还在发展中的中国老百姓瞠目结舌。

薛主任是政治处最高领导，主管“批林批孔”。作为延安时期形成的传统，每当掀起一个运动，共产党就要对广大基层人员进行教育，开大会做报告是进行教育的主要方法，无需报告的则是高层小范围的“宫廷政治”——老百姓总结说：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重要事不开会。又说：大事在办公室，小事在大会场，重要事在家里一锤定音。薛主任是政工干部出身，从连队指导员到营副教导员再到政治处主任，位列“六号”首长。“批林批孔”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任务，不可掉以轻心。

那天，他把我们两个股长和几个报道员叫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商议“批林批孔”报告写作，要求按照中央精神，结合部队实际，搞一份有份量的宣讲报告。他看看我们这些“笔杆子”问道：
“王股长杨股长，你们看这份报告谁来写？张政委很重视，一定要搞好！”
两个股长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王股长说：
“还是请杨副股长和石干事合作一块写吧。”
杨副股长不响，瞅瞅石干事，石干事似乎有些为难的说：
“我看还是由你们两位股长写吧，批林批孔是大事，两位股长写有份量呢。”我知道石干事不大愿意和杨副股长合作，在我们面前曾经流露过对杨副股长的不满，说杨副股长写稿子不上心，喜欢做“伸手派”摘桃子，写的不好没有他责任，写得好有他的功劳，和杨副股长合作吃力不讨好。我看杨副股长不吭声，不表态，只是看着薛主任。薛主任看见会议有些冷场，清了清嗓子，突然对我说：

“小石头，我看过你写的不少杂文，张政委也和我说他很欣赏你的几篇评法批儒的文章呢。王股长，我看还是你来牵头，和小石头一块来写这份报告吧。”

我有些吃惊。按理“批林批孔”报告这么大一件事轮不到我这个非干部报道员，如石干事说的，应该由两个股长写。我虽然从去年开始，在写报道的空余时间发表了好几篇杂文，近日又在《新疆日报》《战胜报》刊登了两篇“子为父隐与父为子隐”和“孔子其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杂文。人真是奇怪，上面号召学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下面却常常是干一行怨一行。我并非怨新闻报道，只是觉得新闻写多了就那么个路数，无非“五W”一套如旧时的八股文，缺乏挑战性，总想拓宽文路，学鲁迅写些杂文，学林语堂、朱自清写些随笔和散文，甚至今后有了更多生活积累，学金敬迈、浩然写小说。半年前参加军区新闻报道学习班，听老师介绍过金敬迈，很钦佩他把欧阳海写得如此生动可敬——从这时起，我内心就萌动了想当作家的梦想，我读过丁玲的书，信奉她主张的“一本书主义”。

“好吧，我和小石头来写，你们各位都要支持啊。”王股长倒也爽快，代我接受了任务。薛主任站起身，双手把住我的肩膀，说：“小石头，放开写吧，这份报告先给全团23级以上干部宣讲，然后再给全团官兵宣讲，我和张政委等着你们的报告。”
回到宣传股办公室，王股长说：
“我和小石头最近要赶稿子了，股里事杨副股长你多辛苦，各位帮我们多准备些资料和指战员思想动态方面的材料，我们不能做无米之炊啊。”
石干事马上表态大力支持。杨副股长情绪不振，似乎若有所失。我想他是否觉得无桃可摘？军人靠战功称雄，文人靠文章立世。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所谓：文治武功。“文革”中“梁效”“罗思鼎”一篇篇雄文激荡神州，张春秋、姚文元等“无产阶级笔杆子”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对20岁的我，不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现在回想，“文革”浩劫不仅是伟大领袖一人的“功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不也有一份“功劳”吗？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愚蠢，如一片树叶随波逐流！

十天后，我们的报告上交薛主任，几乎没有修改就被张政委拿到全团干部大会和全团官兵大会宣讲，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部队展开了。还在一月份，政治处党支部一致通过我加入共产党。肖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他比我早到政治处一年，入党申请书写了好几份，党支部几次开会都没有通过。人的痛苦来自比较啊。

@石木2015 2015-10-31 20:25:25
漩涡中心的我被突如其来的窗户砸中，一瞬间，两眼冒光脑子空白顾不得喊叫，少顷听到他人的惊呼，知道自己还活着。我蹲着，不敢乱动。其他人小心翼翼地把套在我头上的窗户玻璃叉子一片片拔掉，把窗户搬了，把我从玻璃枷锁里解救出来。
真是活见鬼，会议室窗户是三扇，左右两扇由铰链和窗框连接，中间那扇由上下插销固定，不知今天为何没有固定。新疆天寒为了保暖，窗户玻璃都是双层，窗框是木头做的很粗重，一扇窗户足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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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睿生 2015-10-31 21:09:44
以前一直以为新疆很热，后来新疆的亲戚也说那边冷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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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版图太大，分南疆北疆，北疆很冷，南疆好些。

4、人咬狗才是新闻

4月，“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我们部队出了个英雄。
英雄名叫张兴武，69年入伍的山东兵，是一营机枪连的班长。一机连在北山原始森林伐木，伐下的大树运到我们重炮连木工厂加工成原木。一机连驻扎在深山老林，离团部60公里。张兴武的事迹发生在一年前的四月，正是冰雪融化时节，北山森林伐木场山坡发生大面积雪崩，张兴武为了抢救战友不幸英勇牺牲。去年5月我和王股长就去连队写过一份他的材料，本想投给报社，团首长表示先上报师里为张兴武请功，记得当时申报的是二等功，如批准再发给报社。一年里，听说报到师里，师里召开党委会决定为张兴武申报一等功，并上报新疆军区，军区也很重视上报中央军委，后来就没有消息了，现在终于得到通知：中央军委追认张兴武荣立一等功，决定在全军开展学习英雄张兴武，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解放军乃至中国许多英雄人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彼时的政治需要：抗美援朝为了激励士气就出现了舍身炸碉堡、堵抢眼的董存瑞、黄继光，和平时期为了弘扬正气就出现了为人民做好事的雷锋、欧阳海。每个英雄的产生都铭记着那个时代的精神。

军委很重视，为了完成这篇重量级新闻，《解放军报》派来一个翟记者，军区宣传部派来一个王干事。王股长杨股长都有给连队宣讲“批林批孔”的任务，薛主任说翟记者点名要我合作撰写，张兴武的材料本来就是我写的，熟悉情况也了解连队，就命令我陪同采访，并派了保卫干事负责安全。军委要求6月份见报，现在已是4月中旬，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马上去北山，坐上军用吉普车，沿着哈什河一路向北，到了北山南坡，一机连向连长、孟指导员和一个牧民向导带着几匹马早已等候在山坳路口。上山只有马走的一条山间小道，我们一行骑马上山，翟记者不会骑马，由牧民牵着缰绳一摇一晃行进。
4月的北山寒气逼人，山坡白雪皑皑，漫山遍野的松树冠晶莹剔透，静谧中隐约传来一种丝丝拉拉的声音，向连长告诉我们，这是冰雪开始融化的前兆，深冬时节的雪紧紧裹着树冠，睡得死死的没有声响，现在上山得千万留意。骑行一个多小时，山间小路的雪越来越深，骑在马上雪没到我们的脚背，马的肚皮几乎贴着雪不见蹄子，宛如浮在水面上的马型小船，马蹄抬起一步都很累很慢。来到一处陡峭的拐弯山道，只见小路上横七竖八堆满粗大的树木、巨大的石块和一簇簇树枝、碎石合成的垃圾。走在前面的向连长回头说：

“你们来得巧，昨天就在这个时候，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雪崩啊。”

我们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早来一天，我们也要“光荣了”。翟记者先前还兴致勃勃，一路欣赏一路赞叹新疆大山的壮美，这时也紧张起来，四处张望，生怕雪崩袭来。
“我是安徽宣城人，”孟指导员说：“老家发洪水，站在村头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轰鸣声，赶紧往高处跑，不大会洪水就会呼啸而来，那时觉得洪水很可怕。可是来到新疆进了大山，才知道雪崩比洪水更可怕啊。”
“我去湖北遇到过洪水，是很可怕呢，难道雪崩比洪水还厉害？”翟记者问。

“发洪水我们还有时间找地方躲避。大山里的雪崩发生在一瞬间，翻山倒海把大树巨石统统撞倒一路滚下，人在山里，躲都没有地方躲啊！”孟指导员亲身经历过自然界的两大灾害，说的心有余悸，大家也被他的叙述吓得心都跳到喉咙眼了。我则想象去年英雄张兴武面对突然袭来的雪崩，一把拉走身边战友，自己被雪崩卷走的那一份悲壮。

采访张兴武舍己救人的英勇事迹很顺利。

指战员们提供了详尽的雪崩事件回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迹、有过程，符合新闻学教程里的五个“W”要素；还介绍了很多张兴武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关心帮助他人的事迹，也符合彼时“高大上”的光辉形象。让我们抓狂的是无法采访到英雄“批林批孔”的先进事迹。其实我们也知道，一年前英雄牺牲时，中国大地还没有“批林批孔”这一说，如何让战士们“闭门造车”？但是，中央军委定下的调子是“学习英雄张兴武，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目的是要借助宣传英雄，推进“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响应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否则就失去了宣传英雄的意义。

新闻界有一句经典格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怎样才能找到“人咬狗”的新闻素材呢？翟记者不愧大报记者政治敏感性强又见多识广，要我和王干事分头找战士谈话时，多启发、多引导战士往“批林批孔”话题上靠，一定要把英雄和“批林批孔”结合起来。翟记者说：“不能靠也要搞，不能结合也要粘合。”费了很大功夫，我们终于从几个战士口里掏出了一些受英雄“先见之明”教育，如何识破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危害性，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的心得体会。于是，我们妙笔生花，“人咬狗”的新闻总算产生。十几天后，我们合作撰写的一万多字长篇通讯完成初稿，由翟记者带回北京细加润饰推敲定稿。6月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全国全军各报纷纷刊登，全国掀起“学习英雄张兴武，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的运动……

利用在一机连采访中得到的“边角料”，我回政治处写了一组战士们学习英雄好榜样，为老百姓做好事的新闻报道，刊登在地方和军队报纸上，其中上海兵祁文龙也被我写进报道——几个月后我回上海探亲并去他家捎带东西，他的父母亲拿出印有他名字的那份报纸，非常骄傲的告诉我，他们的儿子上报纸啦。我理解他们的自豪，一个人被媒体正面报道无疑是全家人的光荣。我没有告诉他们那个新闻是我“炮制”的。

5、第二次探亲

9月下旬我回上海探亲。通常服役期间不允许战士探亲，而我这是第二次探亲，尽管上次是母亲去世回家奔丧。但因今年我做了两件大事，即撰写“批林批孔”报告和配合军报记者采写英雄张兴武长篇通讯，业绩显著，近日事也不多，进行了半年多的“批林批孔运动”如强弩之末，没有继续掀起新高潮。薛主任就网开一面同意我回上海探亲，说：“去吧，到上海家里休整一段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回来好好再干几年啊。”

此次探亲是因为父亲的“新感情”，我本来想争取明年复员，经不住哥姐几次来信要我回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为我们这个“革命家庭”的纯正性放弃个人的“新感情”。坦率说，这几年我在几千里外的边陲摸爬滚打无暇顾及家庭问题，通讯也甚感不便，一封信常常需要10几天才能收到。但我们家“根正苗红”，我是革命军人又受到部队领导的信任，如果让父亲一己私情影响全家的集体荣誉，我也不大能接受。因此，自从完成张兴武英雄的采访后，我开始想复员的事了。前不久，薛主任和我闲聊，问我想不想上大学？团里正好分到一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来我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被推荐上大学读的就是西北大学历史系，我差点和他同学呢），如果愿意可以让我去读。但有一个条件，大学毕业必须回部队工作。我心知肚明，他这是“曲线救国”，一月份我入了党，那时薛主任、王股长就找我征求意见，说准备提拔我做新闻干事，被我婉言回绝。他们就叹了口气说：“你们上海兵真是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中间游啊。”

回上海，乌鲁木齐是必经之地，从尼勒克县坐邮政班车到伊宁，转大巴跑三天到乌鲁木齐，再乘火车三天四夜才能回上海，一天不拉也要8天。彼时乌鲁木齐市场商品奇缺，鸡蛋0.25元一只还买不到，尼勒克县的鸡蛋只有8分一只——伊利自治州位于新疆北疆，是全疆最富裕的地区。记得生产建设兵团的几个师农场彼时有个顺口溜：穷一师，富八师，不穷不富是四师。其实是调侃农四师，农四师就在伊利地区，在新疆最好地方却处于中间位置——我让重炮连候连长给我送来两个空炮弹箱，垫满锯末，买了200多只鸡蛋和几块腌制好的猪肉羊肉，一层层装进去带到乌市，给姐姐家改善伙食。

姐姐家住在新疆军区警卫营家属院，姐夫是警卫营一连副连长，他原是新疆最高领导王恩茂的警卫员，军事技术了得。71年他们警卫营发生了120炮弹爆炸死亡11人事件，姐姐姐夫就担心我的安危，因为我正是120榴弹炮的瞄准手，后来我到政治处工作，他们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姐姐和我谈了父亲的“新感情”问题，也希望我此次回家能做通父亲的思想工作，不要给我们这个“革命家庭”造成麻烦。姐姐彼时是乌鲁木齐市新疆兵团云母厂车间主任，很有可能提拔担任副厂长，我自然理解她的心思。

离开那天，二姐说：“昌文也从黑龙江回上海探亲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先前写信约好一起回上海过“十一”。昌文姓邱，是我同学，他父母和我父母是湖北老乡，我和邱昌文从小一块长大，亲如兄弟。他因鼻炎加色盲身体不合格没能当兵，分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场做了伐木工人。姐夫说他会从部队总机给上海昌文爸爸打个电话，让昌文来接我。昌文爸爸是上海港务局调度打电话方便，我们都把他当亲叔叔对待。

几天后到上海北站，一下火车就看见邱昌文和我大弟友清在月台上接我。四年不见，昌文长高了，身子板显得很结实，他说是在东北吃粗粮干重活练成的。
“你知道吗？听你爸说，小周这几天常去你家打听你何时回来呢。”昌文说。
“哪个小周？”我一时没有想起谁来。
“就是你同班那个漂亮的黑牡丹呀。”
“哦，是她呀。她还在医院工作吗？”
“她做领导了。”昌文看看我，诧异地问道：“咦，你现在说话不结巴了嘛。”

我笑笑。黑牡丹叫小周，和我从小同学，进了中学是同班，我当兵卸任红卫兵排长由她接任。离开上海时，她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为我送行，还送了一本笔记本。72年1月我回家奔丧，她来我家看过我。回部队后她曾写信表达爱慕之情，被我以“我年轻部队不允许谈恋爱”为由掐断了这番情感。一晃几年再无音信，没想到她还是那么惦记我。

回到“小小联合国”，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觉。离家时，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如今已是一名在边疆拼搏四年的解放军战士。楼上楼下的邻居们跑来问东问西，对新疆就像对外国一样好奇。三楼谢家妈身体日渐消瘦，谢家伯伯还在当“反革命”每周依然勤勤恳恳扫地。“毛主席”的音乐之家早已偃旗息鼓，一家人规规矩矩上班下班。“死奶奶”还是一副死腔样，铁帽子王“坏分子”除了上下班成天关在家里抽烟喝酒。台湾人“老酒鬼”秉性未改，礼拜天晚上喝了酒还是跑下楼去帮爆炒米花人鼓吹炉火。一切照旧，只是“洋囡囡”一家已经迁回苏州老家，再也见不到她的美貌了……

6、风庆轮船长生日宴

夜里来客散去，父亲告诉我小周前几天经常来问我回来事，爸爸说她很懂事很有礼貌，家里人见过她的都说她好，有前途又漂亮。并说我也老大不小，个人问题也该考虑了。我看看父亲，比起三年前，身材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不胖不瘦，只是谢顶更厉害，脸上的皱纹多了几条，毕竟60岁的人了。父亲说他每天一早还是去东昌电影院那儿舞剑锻炼，只是家里清净多了，两个哥哥和大姐都已成家自立门户，瘦弱纤细的小姐还在上海郊县南汇农场战天斗地，小弟正在念中学，大弟刚分到市建三公司工作，早出晚归，家里没个人说话。我环顾四周，往昔的人丁兴旺烟消云散了，房间里透出一股清冷。我回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想解决父亲的“新感情问题”，没想到他倒先关心起我的感情问题来了。

第二天上午，门外响起轻柔的敲门声，我开了门，一张灿烂的笑脸出现在门口，是“黑牡丹”小周。把她让进门才发觉她右臂柱着一根拐杖，走起来宛如袋鼠跳跃，我忙问怎么回事？她说前几天在崇明干校劳动不慎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踝，送到医院由大夫敷了药，今天感觉好多了。我问她怎么知道我要回来探亲，她嫣然一笑：

“你贵人多忘事啦，陈华斌是我隔壁邻居，是他告诉我的。”陈华斌也是新疆战友，半年前已经复员。他和小周家就在我家西边甲2号，不到200米。
“哦……”我恍然大悟。提前复员回来的战友和我们联系很多，无形中架起了一座新疆和上海的信息沟通桥梁。难怪小周知道我要回来探亲。
“你这几年的事我都知道呢。”小周坐下又笑道：“你现在是部队的大记者了，我还看过你的不少文章呢，你从画家变为作家了，恭喜你啦。”

小周中学毕业分到黄浦区卫生局一家地段医院工作，先是做护士，给有名的伤科医生石仰山打下手，后来作为“第三梯队”苗子，参加了卫生系统青年干部培训，然后开始做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黄浦区卫生局团委书记、党总支副书记。

父亲留小周吃饭，端上一碗红枣炖蹄髈让她趁热赶紧吃了，小周吓了一跳。她家是宁波人——爱吃咸肉、咸带鱼、黄鱼鲞、龙头烤、海蜇头、黄泥螺、臭冬瓜之类含高盐的咸肉咸鱼，精细小巧都是用小碟盛菜，记得我妈常说我们湖北人一碗菜抵得上宁波人一桌菜呢，加上有个“后妈”严格控制，小时候从没这么“大鱼大肉”过，工作后在医院都是注重养生的医务人员，谁也不会这般吃。我笑笑说，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没关系。同时又劝父亲尽量减少“大鱼大肉”，本来就有高血压，这对身体健康不利。那些天，只要我在家，小周就柱着拐杖一跳一跳跑来聊天，有时邱昌文也在。

7、不让父亲孤独余生

时间如水哗哗地流走，转眼就要返回部队了。

临走，邱昌文说黑龙江太苦，伐木工作太危险，明年想办法搞假病退，回上海哪怕乞讨也比黑龙江好。只是他爸爸不同意弄虚作假，训诫他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好好在黑龙江干。他爸是老党员，在上海港务局做调度员，所有进出黄浦江的船舶都要经过他的调度安排。我自然知道边疆的辛苦和伐木工的危险，半年前在北山一营一机连的采访，使我对伐木工的危险有切身的感受，劝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昌文说他准备明年5月争取搞病退回上海，如果我复员给他带一套军装，说他特别羡慕解放军，如病退回上海就可以脱下臃肿肮脏的伐木工衣服穿上军装神气一回。

小周的脚基本痊愈，拐杖不用了，马上要去上班。一些调皮鬼称她“黑牡丹”是说她的皮肤黝黑，人却很漂亮，在19弄和学校她都是“一枝花”。父亲一再要我和她“谈朋友”，大姐更是劝我不要花心，说打着灯笼上哪去找小周这样的姑娘。现在强调“老中青三结合”，又特别注意培养年轻女干部，说我能写，她能干，是一对绝配呢。半年后我复员回沪，又过几年和“一枝花”结成伉俪，这是后话。

父亲不是话多的人，把对我的眷恋和不舍都用在手上，每天忙在厨房给我做儿时爱吃的鳗鱼三吃、肉糕肉丸等。这些天看他每天操劳家事很是辛苦，和他谈他的“新感情”问题，他只是叹气，偶尔说一句“你哪知道爸爸一个人的苦楚啊。”我见过那个宁波老太，是个很清爽很有气质的女人，曾落落大方的来看过我。唉，都是长辈，我也只能点到为止，只要父亲不和她办结婚证也就不会影响我家的集体荣誉了。

上了火车汽笛鸣响，父亲眼巴巴望着我，我分明看见他眼眶里盈盈的热泪在打滚，暮然发觉父亲身上弥漫着浓浓的寂寞。一瞬间，一个如我现在这般年纪的父亲，仿佛新疆大山中一株裹满冰雪的老松树那么清冷。就在此刻，我决定返回部队坚决要求复员，回到生我养我的父亲身边尽一份孝心，不能让他带着孤独度过余生！

8、申请复员

十月底回到新疆，已是冰天雪地。

在伊宁买不到回尼勒克的邮政班车票，小王热孜艳多方联系也弄不到，说是大雪封路，邮政班车无法行驶。北疆地区通常每年9月就要下雪，天山山脉银装素裹。进入10月，大雪无法无天的肆虐，打破了人间的一切正常活动。两天过去了，小王和热孜艳在家里一次次热情款待我这个归心似箭的人。晚餐后抱着火炉吃西瓜，凉丝丝的西瓜也无法平息我上火焦急的心。我借用小王她爸爸办公室的电话给王股长打了长途，王股长和薛主任一说，马上回电话告诉我，正好部队有一辆吉普车明天要送一批资料给伊宁军分区，叫我后天搭车回来，谢天谢地，终于可以回去向政治处提出复员申请了。

那天早晨，坐上装了防滑链的吉普车告别了小王和热孜艳，驶出城区泥泞的马路，迎着漫天大雪，沿着被冰雪覆盖的小路摇摇晃晃的驶向尼勒克。司机小杨是熟人，和他一路说笑。一个多小时后，雪势减缓，吉普车加快了速度。这是一条双车道国防公路，前面一辆兵团大卡车速度更快，也许被大雪封路憋了太久，司机发疯似的把油门踩到底，车子一气狂奔。忽然，我发现公路上散落了几个木箱子。我叫小杨停车下来一看，嚯，是缝纫机头包装箱。一定是前面那个发疯的大卡车掉下的。等我们抬起5台缝纫机装到车上，再猛踩油门去追时，那辆大卡车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缝纫机和自行车及手表是紧俏商品，是彼时中国人结婚都要搞到的三大件之一。我们就这样带着这些“三大件”回到部队，上交团部。王股长哈哈大笑：“你啊你啊，发大财喽，这五个缝纫机够五对新人结婚用啦。”

第二天，我把申请复员报告交给王股长，他一愣，沉默半响，才说：
“我们还指望你探亲回来再干几年啊，昨天薛主任去师里开会，临走前还跟我说了，要你回来好好休息几天养精蓄锐，年底要搞总结报告呢。”
我把家里情况和父亲的事大致和王股长交代了一番，说：
“本来我想探亲回来在部队再干1、2年的，但是家里情况也确实需要我回去，我爸爸已经60岁了，需要人照顾，他的感情问题如果影响家人也是大问题。我想明年4月就复员，年底的总结报告我可以搞，正好搞完复员不会耽误的。”
“你明年复员，我们报道组就青黄不接了，定编四人，高干事被判刑，小韩现在写的稿子不多，团首长也瞧不上他的文章，你一走就剩石干事一个光杆司令了。”
我向王股长推荐了一个叫石月宁的战士，是乌鲁木齐人，也能写文章。王股长说：
“我听说过他，把他调来，你们三石成磊也是好事一桩，可你要复员，不是少一块石头啦。”王股长玩笑道：“这样吧，等薛主任回来再说吧。”

我们宣传股的几个同志听说我申请复员都认为不可能，甚至说我如果复员他们名字都倒写。我笑笑，心想只要把家庭情况如实报告，尽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该努力争取。

一周后，薛主任回来了。

我想王股长一定把我申请复员的事告诉他了，就不好意思跟他提。一连几天，我有意避开薛主任，他也不找我，有时在走廊上见到，就像没事人似的点点头打个招呼。但我看得出他的不高兴，换位思考，我也会不高兴。薛主任批准我第二次探亲已经是照顾我了，探亲前也明确回来再干几年的，如今出尔反尔我是有些内疚，心想当初不应该回去探亲，直接要求复员。他没动静，我的心里就更加着急。战士复员通常在1月就会确定名单，尔后进行半个月的复员教育。如果不能在这批确定，那就没戏了。

年底我和王股长把总结报告做好了。快到元旦了还没动静，我又向王股长提交了第二份申请复员报告，并表示要直接找薛主任谈，王股长说：“也好，你们当面沟通吧，我把你的报告早就交给他了。”我马上去薛主任办公室，他一看到我就笑道：

“我们部队庙小，留不住你啊。我和张政委说过，他也舍不得你走。”薛主任拿出一份军区文件，又说：“这样，马上元旦了，今年5月，军区要搞一个宣传口幻灯片竞赛，你和肖霄过了元旦就去二营四连，以他们连队拥政爱民的事迹搞一个幻灯片，他画你写脚本。另外，为了罚你不守信用，你这次下去还加个任务，四连有一个卫生员听说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说他能治愈女人的不孕症，你要写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通讯发在新疆日报或军区战胜报上，完不成你就给我好好再干下去，怎么样，做得到吗？”

“报告薛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见复员有希望，兴奋地跳起来。

9、四届人大在边境

元旦一过，我和肖霄就到二营四连。这是我第三次去了。

二营四连驻扎在清水河，是我们部队最靠近边境的一个连队，离团部200多公里，离中苏边境只有2里路，白天中苏双方军队都能互相看到对方士兵的身影，夜里寂静时按战士话说，打个喷嚏放个屁双方都能听见。并说老毛子装备精良，士兵换岗都用直升机接送。我知道苏联军队武器装备都要明显高于我军，但中国人多，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边境上屯垦戍边着数十万亦军亦农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5团就在清水河。

彼时中国正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逢大事边境空气就紧张，双方都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四连在驻地周围放了双岗加强巡逻，防止苏修突然袭击。或许是因为农四师65团的上海支边人多，打起仗来容易抱团便于沟通，所以四连是上海兵最多的一个战斗连，共有8人，其它连队一般只有3、4个。我们一到，四连的上海兵就把我们围住打听其它连队上海兵的情况，特别是复员事情。我和肖霄在团部机关工作，我又单独住一房，就成了上海兵的联络点，分散各营连的上海兵都喜欢到我这儿来，我的办公室也成了上海兵信息交流的集散地，也是上海兵的聚会场所，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连队拿来羊肉牛肉等喝酒吃饭。还在“王八号”时期，我几次被他批评，要我注意影响。

我们团的连队分布很广，东西起码有400公里。有时下连采访或跟着首长去营连，一些上海兵就找上门来。一次和王股长去三营搞路线教育——三营在新源县师农场，离团部300多公里，地处偏僻，连队士兵少有机会外出，一年365天，天天窝在连队。我们一到，几个上海兵就常来聊天，其中九连有个叫尉文渊的上海兵，71年进疆他是几个没有穿军服的新兵之一，瘦高个子，听说他父亲是山西出来的老革命，和肖霄父亲一样，与部队上层有关系，属“走后门”当兵。或许怕放在团部目标太大，就把他们几个分到远离团部的师农场九连。尉文渊复员回沪分到影剧院做售票员，文革结束考上财经学院，毕业后在银行系统工作，90年受命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上证所首任总经理。——三营教导员知道王股长的嗜好，带着几个战士陪王股长到农场粮库抓老鼠。

王股长喜欢吃老鼠，他是浙江东阳人，那里的风俗和现在富裕起来的一些中国人一样，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不吃，其它的都吃。我从小嘴刁挑食，连葱姜蒜和蛇肉黄鳝都不吃，更别说那鼠头鼠脑整天在墙角乱窜的老鼠。王股长瞥了我一眼，说：

“小石头你不懂，老鼠肉最好吃啦，你想老鼠吃的都是我们人吃的粮食，牛啊羊啊吃草，猪吃的都是人不吃的脏东西，老鼠肉比其它四条腿的东西都好吃、都好吃啊。”还对身边的教导员说，你们三营有福气，天天可以捉老鼠吃。

我们用军用帆布袋套住墙角洞口“守株待兔”，几个战士帮着驱赶老鼠，不大会就活捉了几十只肥硕的老鼠。王股长兴奋地对我们说，你们看我怎么杀老鼠吧，我3秒就可以杀好一只。他要我们准备了一大桶开水，手持一把锋利的军刀，左手掐住老鼠脑袋，右手麻利的用刀尖在老鼠颈脖处一戳一剥，整张老鼠皮就脱离了躯体，血淋淋的老鼠还在挣扎，扔进滚烫的开水，“吱”一声就断了气。王股长杀鼠的确神速，几分钟就把老鼠处理了，拿了10只给厨房红烧，放上大葱、青蒜和姜等配料，其余的叫炊事员用盐、料酒、茴香、桂皮腌制，说要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我在连队“闹油荒”什么有油吃什么，但心里反感老鼠迟迟不敢下筷，经不住王股长的劝，夹了一根鼠腿吃，没觉得和鸡腿有何不同。

清水河没有粮库，四连不能抓老鼠吃，农四师65团如现在的金三胖统治下的朝鲜一样物质匮乏，主粮以玉米、高粱为主，白面和大米都计划供应少的可怜。此时深冬，也没有什么新鲜菜蔬，兵团生活清苦，上海支边人员几年生活下来就完全看不出是上海人了，皮肤黝黑粗糙，没有油水人很干瘪。此次下去，我们给上海兵带去了不少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蛋，为他们改善伙食，把他们乐得像小孩子过年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