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部队文人圈

我们宣传股有正副两个股长，一个是王股长，一个是杨副股长，两个宣传、文体干事。电影放映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同学肖霄。报道组有四个人：两个是新闻报道员小韩和小张，小张因患肝癌已经住院一个多月，另有一个摄影记者高干事，因他家属随军不住宿舍，在宣传股办公室办公，还有一个是新闻干事石干事，（姓石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宣传股却有三个，因为后来我推荐了一个也姓石的乌鲁木齐兵，也算一桩趣事）。报道组有两间房，每间房约15平米，配有单人床、办公桌椅、小书柜和脸盆架。我和小张一间，他正在住院，我一人住。比起连队五个战士挤在一个通铺上，简直是“鸟枪换炮”。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第一次在“文人圈”里工作，更是第一次和那么多领导打交道——除了我们几个“以工代干”的战士，全是23级以上的干部。

王股长自称是我半个老乡，浙江东阳人。他夫人在军人服务社照相馆工作，夫妇俩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王股长没有官架子，在股里爱说爱笑，对我很关心，经常讲些军队轶闻时事政治新闻写作，使我大开眼界。或许都是南方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礼拜天还请我去他家吃饭喝酒。我生平第一次喝醉酒就在他家里，那是刚到政治处一个月时，他请我去他家做客，搬出一桶小口大肚子的酒缸，给我喝东阳老家酿成的绍兴米酒。我年轻不谙世事不知深浅更不懂酒桌计谋，见首长敬酒就来者不拒喝高了，夜里回来不慎跌倒，躺在营区雪地上就醉晕了，幸好被巡逻战士发现把我抬回了宿舍。他夫人也很照顾我，五月份天气转暖，就把我的被子床单拿去浆洗。王股长说他和我一样17岁当兵，18岁就调到机关工作。我想正因为身世相同，又都喜欢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如同知音很谈得来，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复员后，他先升任政治处主任，再后来担任团政委，仕途一帆风顺，90年代转业回东阳做了公安局政委。96年我陪国外回来的朋友去东阳，王股长专门陪我们去参观横店影视城。他到上海就来我家。

杨副股长是山西人，带一副很考究的浅褐色眼镜，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老记者。我在连队时就见过他，他常来我们重炮连找山西老乡陈指导员，后来传说他来重炮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来见陈指导员的夫人。陈指导员夫人也是山西人，瓜子脸，白白净净，长得很漂亮，有些病怏怏的，战士们暗里称她“西施”。我们报道组的笔名“阳永红”听说是以他的姓为谐名，他不同意，说是“太阳永远红”的意思。他原来是新闻干事，前年刚升任副股长。他也没有什么架子，但宣传股的人对他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不像和王股长那样掏心掏肺。杨副股长的夫人也随军住在大院里，夫妻关系不和时常吵架。

新闻干事石迎春是我们报道组的主管，原先也是新闻报道员，前年杨副股长升任副股长，他提干做了新闻干事，石干事约28岁，未婚，一副玉树临风样子，很英俊的青年军官。或许年轻玩心重，喜欢打牌下棋打乒乓，我到报道组三个月没有见他写过多少稿子，只有王股长安排他才动笔，主要给团首长写总结写讲话稿。石干事很讲究吃，时不时从哪个连队弄来些牛羊肉和猪肉，就拿到王股长家做成熟肉拿回宿舍一点点的吃。

小张叫张传来，住院一个多月，病情稍有稳定就跑回来了。小韩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卫生所不是人呆的地方，那个许队长打针从不消毒，把针朝嘴巴一摸就算消了毒，还不如回来自己调养。他和我一个宿舍，每天早晨起来从水桶里舀满一茶杯生水，咕噜咕噜喝下去，说是排污消毒清肠胃，然后跑到户外双手前后摆动100下，再弯腰扭腰下蹲踢腿十分钟。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遒劲有力，大家都认为比字帖的字还要好，就劝他写个字帖投给出版社出一本钢笔字帖，保证畅销全国。他生性敏感，每逢别人这么说，就把笔一扔，脸带三分愠怒：“你们拿我开玩笑啊，去去去。”小张平时脾气很好说话声也轻，但有时也会发火，而且一发火就雷霆万钧，一天和小韩争辩着什么，突然发起火来，王股长赶紧跑来说“压压火，压压火，不要伤了肝啊。”他患肝癌，一年多后病情发作，军区派来直升机把他接到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抢救，还是回天无术，驾鹤西去。

小韩叫韩玉林，是小张的山东章丘老乡，人瘦脸细眼睛也小。他写稿少发表的也不多，我“上吊”前，报道组的发稿量只靠他一支笔支撑（我们师有四个团，每个团都有报道组，每年要评比，主要指标就是见报数量），他还喜欢赋诗填词，文思枯竭了就背着手在办公室或走道里来回走搜肠刮肚，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灵感乍现立刻奔回办公室伏案疾书，此时不准人打扰。有一次口无禁忌大骂把手搭上他背的人“他妈的王八蛋，给我滚！”回头一看吓坏了，那只手的主人是政治处最高首长彭富山主任，他立刻赔礼道歉。彭主任大人不计小人过，笑呵呵地说：“文章写不出就骂娘啊？”小韩说话作文经常犯文法错误，常常和小张吵得面红耳赤。比如说：“他姐姐可能比他大。”或者写“小王提着满满半桶水过来。”此时小张就会纠正他：“喂，注意逻辑注意逻辑。”或者“嘿，请搞清形容词用法。”

高良德是摄影干事，约40岁，兵龄比王股长还长，大眼睛，笑容灿烂，表情丰富。他不大在办公室，早晨上班背起照相机、广角镜和三脚架，说一句“我去拍照啦”就一天不见了。他喜欢去尼勒克的苹果园、民族人家和风景优美的树林，给维族哈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姑娘拍照。彼时照相机是个稀罕物，没有现在的傻瓜机、单反机和手机，拍照已成“随手拍”人人都会用。高干事摄影水平很高，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和我们上海兵也很谈得来，我的很多照片都是他的杰作。他在宣传股有一间暗房，冲洗照片一手搞定，我和肖霄跟着他也把这一套学会了——复员后我在家里搞了个“孔雀牌”放大机自己拍自己冲洗放大照片。高干事多才多艺，摄影、唱歌都很好，浑厚的男中音唱起俄罗斯民歌令人如痴如醉，还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年事已高”复员不想回河北邯郸老家，一直在活动想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录了几盘磁带寄给电台。后来新疆电台通知他去面试，没想到一去就没有回来，说他在乌鲁木齐破坏民族关系和几个维族美女搞上了，被军事法院判了5年刑。

3、军营“绯闻”

电影放映组在我们报道组对面，有三个人，同学肖霄和另外一个山东兵小王合住一间，房间里堆满电影放映设备和画架、颜料等杂物，感觉很拥挤，组长李孟荣单独一间（小李后任乌鲁木齐警备区政委，市委常委），电影放映组比我们新闻报道组显得寒碜，后来我知道这是张政委特别照顾我们笔杆子，房间宽敞便于写作。肖霄见我来到很高兴，放下高干子弟的架子，有事无事就到我的办公室闲聊，他经常叹道：

“嘿，都是一群土包子，没啥说的。”
“电影放映蛮、蛮好呀，我、我也想来呢。”
“唉，有啥好的，成天跟这些土包子打交道，没劲。”他一口一声土包子。他一当兵就在宣传股，没在连队呆过一天，哪见识过真正的土包子。没多久，我就知道他在政治处不太得意也不大合群，大家对他有些意见，说他清高，做事不主动，懒。

肖霄喜欢画画，也喜欢唱歌，没事就在宿舍里练嗓子，他特别崇拜李双江，常常学唱他的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高干事也喜欢唱歌，有一条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大家喜欢听他唱。他也经常到我办公室和我们聊天。
一次在我办公室，肖霄和他说及想找个声乐老师教他深造，高干事说：

“肖霄，听我劝，你的嗓音条件不够好，发展前途不大。”
“我在中学唱歌，他们都说我的声音像李双江呢。”
“嘿，李双江是抒情男高音，他的嗓音好啊。”高干事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随即又说：“你们知道吗？李双江前年在我们部队扫厕所掏大粪呢。”
“是吗？为啥叫他扫厕所啊？”肖霄有些吃惊。
“听说是男女关系的事受了处罚呗。嗨，他是歌唱家，搞几个女人算什么呀，好多是女人主动上的床呢。”高干事似乎很为李双江抱不平。
“听说五连有个军区下放的干部，也是因为男女关系的事？”肖霄又问。

“哈，是的，他是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师级干部，会写词作曲，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跟着王震将军来到新疆，说他睡过一个排的女人。哎，他有才有权，女人喜欢呗。上面审查叫他检讨认错，他说自己是老革命，打下了江山搞些女人算什么？本来要给他处分，听说老首长保了他，就把他下放五连做炊事员一年，师和团的领导见了他都得向他敬礼，我们师除李师长谁资格都没他老，他和李师长都是55年授衔的少将。”高干事说的事让我好奇。我听说李旭阁师长原是总参西北情报处长，是彼时新疆伊犁地区两个少将之一，另外一个是农四师师长。我复员几年后，李师长升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

“是啊，有才有权有资本就是稀缺资源，女人哪能不追啊。”肖霄叹道。
“说的是啊，稀缺资源就是动物都会发情争抢。”高干事看看我们，继续说：“你们看到营区里有个马鹿天天在大门口那儿逛荡吗？”
肖霄说经常看到，我虽然上来不久，也知道有个马鹿，战士们叫它“花痴鹿”，那时营区里就保卫股祝股长夫人一个女人，在卫生所当军医，随军家属都住在营区外的干部大院。就问高干事一个动物怎么是“花痴”呢？高干事笑笑说：

“这个马鹿是公的，只要见到长头发女人，就激动地冲上去甩开两只前蹄抱女人，四条腿马上变成五条。我们营区内的女人只有祝股长老婆一人，每天要从营区大门进来到卫生所上班，那只马鹿天天守在大门口，看到她就嗷嗷叫扑上去，把她吓得不轻。”
“为什么不把马鹿弄走呀？”肖霄问。

“谁敢啊，官大一级压死人。马鹿是罗副团长家属养的还特别宝贝呢。祝股长没办法，惹不起躲得起，叫他老婆每天绕路去卫生所上班。”高干事说。
我口吃不多说话，是个好听众，也不懂什么男女关系没话问，但知道李双江的大名，一个有名的歌唱家在部队扫厕所掏大粪，不仅为他感到有些可惜。

4、文人相轻

我历来信奉凡事喜欢就会认真，凡事认真就会钻研，凡事钻研就能成才。
来政治处做“记者”，在我以前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写日记，也常赋诗填词舞文弄墨，只是个人爱好，和记者工作没有关系。但我喜欢写作，多少和文字工作有些渊源，既来之则安之。机关生活不像连队每天出操训练，施工干活，人就像上满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的运行，上面还有班长、排长、连长一层层的管着你。机关生活就轻松多了，几乎没有人管你，股长、副股长都有随军家属，他们就如地方单位工作一样朝九晚五到点上下班。不出操不施工，会也很少开，从热闹紧张的连队突然来到一个清净空闲的机关，18岁的我一下子感到有些虚空。

人是贱骨头，有人管嫌烦，没人管嫌空。
好在我喜欢读书，政治处资料室有几百本书籍可以轮着看。我找来几本有关新闻报道方面的书，如《新闻报道入门》《如何做一个记者》，还有一些著名记者写的书，一字一句的读，如饥似渴的看，把新闻写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导语主题、起承转合、凤头猪肚豹尾等囫囵吞枣弄了个明白。同时根据股里的安排跟着政治处和团首长到各营连开会调查搞“批林批孔教育”，我的任务是记录，回来后整理成文存档。一边下连队采访，发现素材就写起稿子。

一个月里给新疆军区的《战胜报》与《新疆民兵》月刊，伊犁自治州的《伊犁日报》等报刊投稿，居然发了五篇统统刊登了。彼时没有稿费，文章刊登后报刊通常会寄来一些笔记本和鲁迅的书以资奖励。看着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赫然印在报刊上，又能获得替代稿费的诸多奖品，心里不免得意。时间一久，我还写杂文随笔发表在报刊上，只是不用“阳永红”的报道组集体笔名，只用自己的笔名如“石波”“石木”等。

三个月过去，我的新闻稿被报纸刊登了十几篇，超过了小韩，王股长在开会时表扬了我，称赞我是“报道组一支笔”，要求其他人多写稿写好稿。其实不是我的文字水平高，而是他们写得少，平时闲聊多，礼拜天和平时晚上不是打乒乓就是打牌（我一辈子没学会打牌、搓麻将，只喜欢打乒乓、游泳和下象棋，）当兵时间长成了“老油子”了。不过我的运气也算好，通常一个人初次做记者往往需要三个月才能发表稿子，我却“新官上任”旗开得胜。小韩当面也夸赞我：“不错不错，小石文笔好写作卖力，多发稿我就轻松了。”好像他是我的领导。有时评点我的文笔符合新疆这些小报编辑的口味，发表多也有“瞎猫逮住死耗子”的运气，并例举一些大作家大记者成名前的文章经常被退稿就是文路不对——我听得出他话中有话，有“文人相轻”的酸味，但我不自辩，一个原因是我口吃不能和人流利的争论——石干事和小张就常常揶揄他：“那你也多逮些死耗子给我们瞅瞅啊。”小韩说：“我搞了几年新闻报道了，现在懒得写豆腐块文章，我只想写些长篇通讯和散文。”

六月初的一天，政治处开会，彭主任宣布了总政关于响应伟大领袖“精兵简政，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要求司政后三大机关中非干部编制“以工代干”的战士回自己连队——现在全国政府机关各部门还有许多非干部编制“以工代干”的人，如交通协管员、城管协管员等，干活的、出事顶罪的常常是他们，上海马路上站着维持交通的多是协管员，应该“立桩头”的交通警察却坐起了办公室，也算中国一大特色——宣传股除了电影放映组不动，报道组我和小韩小张，以及派到尼勒克县“支左”的另外一个上海兵张强森一律回连队。彭主任希望我们回去后还要多写稿，不能“人一走茶就凉”，“投笔从戎”不写稿了。

军令如山倒，我结束了短暂的记者生涯，又回到了重炮连。

6、回连当文书

听说我被“精简”，连长指导员很高兴，马上派人驾马车把我接回连队。
第二天全连大会，指导员宣布我担任连队文书，在班里刚住了一夜，我就搬到连部宿舍单独住一个小间。我很高兴，因为当上文书，就意味着我的入党问题很快可以解决，实际上昨天指导员找我谈话时已经明示我写入党申请书了。我当兵一年多还没有写过，因为去年在连队发生了我的入团纠葛，我就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先把工作做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急着写什么申请书——彼时青年把入队入团入党作为人生三个里程碑，我们上海兵基本上都抱着入党即复员回上海工作的态度——我知道在机关要解决“组织”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放映组的肖霄接连写了几封入党申请书，政治处都没有拿到党支部讨论过一次，这也是他情绪低落的主要原因，他那高干父亲规定他一定要在部队入党，不入党不要回来见他。按肖霄的人生规划两年内入党，入了党就复员回上海深造美术和唱歌，他一直埋怨新疆是不毛之地，简直浪费青春。

重新回到连队又当上文书，战士们对我一如既往的友好，只是那个团支书小金一改我当初上调政治处离开连队时对我的恭维，阴不阴阳不阳地讥笑我：
“小个子好好的，怎么不当官啦？”
“我、我本来就没、没有当、当官。”
“嘿，在机关干怎么不是当官啊。”

后来听说如果我不回来，连队准备提拔他当文书，因为老文书明年复员，我一回来就把位子占了，他就像小学那个红小兵师长李建中对我怀有“瑜亮情结”，认为是我阻挡了他的发展之道。他所在的指挥排有线班工作很累，训练时，他是电线架设员，几十斤的电线扛在身上爬山涉水十分辛苦。干活时，他们班是大料班，把北山原始森林运来的树木，用圆盘锯切割成木方，工作危险，去年他班有两个战士的手指被锯断，成了残废军人。人是动物，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连队生活艰苦，不少人当兵后不想扛枪却很想到炊事班、菜场、养猪场干，后来我们上海兵就有好几人做了连队的烧饭师傅和猪倌，家人知道了想不通，烧饭养猪还用得着当兵吗？还不如到上海附近的农村插队落户呢。

松江兵小金的翻手云雨使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阴暗。时间如水，河道有暗礁，人生如一叶小舟，不知何时流水就会裹挟你无情地撞向暗礁。

6、“空城计”失败

八月中旬的一天，指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看见我神态有些黯然，进到办公室关上门，呆了好一会，才捧着茶杯和连长一起出来，摸摸我脑袋，一脸不舍的说：
“小石头，你还得上调啊。”
“怎、怎么啦？”我一惊，问道。
“张政委说了，你得马上回政治处再做记者去。”指导员押了口茶，说：“几个月前我们军区清理以工代干把你们记者都下放连队，新闻没人写了。为了照顾新疆军区，总政同意新疆军区各部队宣传部门保留新闻报道员，所以你还得上调呀。”

“我、我能不去吗？”我回连队当文书几个月，工作很顺利，前些天指导员叫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说年底就能解决“组织”问题，如果“上吊”机关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入党了。我说着想着，一边瞅瞅身边的卫生员——我做了文书后每天要和枪支弹药打交道，收发保管入库都要仔细检查，手上不免沾上枪油，没有及时洗手，方便时就让“小弟弟”感染引起包皮发炎，又痒又痛，卫生员给我用了几次药仍不见效，一直劝我去伊宁市的第五野战医院把包皮割了，还说维族人哈萨克人的小孩从小就把包皮割了，“小弟弟”长得又粗又长尽显男子汉的雄风。我害怕开刀一直拖着，卫生员就说我年轻不懂事，有一次给我挑明说：“我是过来人，你以后也要结婚，包皮割了和老婆睡觉都爽啊。”把我羞得腮帮子都红了——卫生员是在老家结了婚来当兵的，他绝顶聪明，马上接口说：
“指导员，他的包皮炎症很厉害，要到医院治疗。”
“这个咋办。”指导员知道我的病症，有些为难。
“小石头的文书屁股还没坐热呢。”连长搓搓手对指导员说：“我看可以让小石先去伊利第五野战医院治病，摆个空城计拖一段时间，看张政委怎么说吧。”
“也好吧，我报告张政委，让团里再想办法另外调人吧。”

第二天我搭乘尼勒克县的邮政班车去到100公里外的花城伊宁，住进新疆军区第五野战医院，割掉了过长的包皮。入伍和探亲时匆匆经过伊宁市如惊鸿一瞥，没有很深的印象，这次住院动完手术后好好逛了下市容，真如去过伊宁的老兵说的很美很小：美，是因为伊宁是花城，整个城市花团锦簇，大街两边绿树成荫，街道两边公寓房窗台上几乎家家户户摆放着各种花盆——尽管还在文革浪潮中，伊宁许多机关大楼还贴着大字报，市容有些凌乱，但是少数民族老百姓血管里流淌着祖先爱美的血液，不放过一份可以展示美的机会——小，是因为伊宁市区从头到尾步行不超过10分钟，有一段顺口溜说伊宁的小：一条道路走到底，一个喇叭全市叫，一个警察管交通，一声响屁全市闻。

在医院我结识了伊宁市原市委书记的女儿王辉勤和维族姑娘热孜艳——小王有个同学在野战医院做护士，正好负责我的病房，小王和热孜艳经常过来，暮然邂逅成就了一段美丽人生——以后几年我们姐弟相待，只要我到伊宁，她们就把我请去市委大院的家，夏天开车去苹果园玩，冬天在家里围着火炉吃西瓜，或者请热孜艳的母亲给我做手抓饭吃，为我枯燥艰苦的军旅生活增添了几分温馨和浪漫——1987年我随上海电视台去新疆拍片，1995年我组织十几个朋友回新疆旅游，都和她们再次相聚畅谈青春往事。如今又过去了近20年，不知道她们现如今一切是否安好？我深深地祝福她们！

两周后回到连队，指导员一见到我，就叹了口气说：“张政委训了我一顿，说我给他搞空城计，他一定要你回去，你不去我就要丢乌纱帽啊。”

人生如戏，我们的“空城计”没有奏效，我只得乖乖回到政治处。

重返政治处，肖霄告诉我：我们政治处的另外一个上海兵张强森没有调回来。他也属于新闻报道组，今年一月调来，不久被派到尼勒克县政府参加“支左”——彼时新疆和内地一样，造反派和保皇派“文攻武卫”不断，伟大领袖动用军队“支左”，由军人掌握地方权力。我们的郝团长就在新疆最大的企业第八钢铁厂做革委会主任——张强森在中学也是个风云人物，是东昌中学红卫兵团长，人很英俊，活像电影演员“奶油小生”唐国强，我原本和他一起调到政治处，因为回上海奔丧拖到三月才来，和他见过几面。我就问是何原因？肖霄说不清楚，反正是和政治处的干部没有搞好关系呗。

几天后我从石干事小韩那儿才知道了原因。
我们宣传股办公室的姜言良正和山东烟台老家的一个姑娘谈朋友，经常有信件往来，但是小张调到政治处后，小姜女友的信有几封没有收到。一天他去户外的公共茅坑方便，刚好小张出来。深冬时节，伊犁地区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茅坑里的排泄物堆成光滑刚硬的黄褐色小山。小姜蹲下时忽然发现下面有一张熟悉的皱巴巴的纸沾在小山上，定睛一看正是女友写信常用的信纸！——彼时地方和部队的手纸供应紧张，我们解手经常用各种报纸、废纸当手纸，比起少数民族只用树叶茅草和泥土擦屁股，我们还是“先进文明”多了——他想了想，叫来高干事拍下了这个镜头，又找来一根棍子把信纸挑了上来，回到办公室报告给王股长。几个人逻辑推理一番，结论是小张做的案。当时刚把小张调来一个多月，毕竟茅坑的事放不到台面上，不好马上退回，就把他打发到尼勒克县去“支左”。

他们还说小张话太多，爱和人争论，喜欢出风头，尤其拍照他就爱抢镜头云云。对前面一件事如果是小张所为，的确不道德——后来我想，此事也难说是小张不道德，也许他内急随手拿了一张纸呢？至于说他喜欢出风头等就有些牵强了。年轻人好胜争强也是天性。呵，我禁不住为自己的口吃感到一丝欣慰，儿时我也是话多爱争论，口齿伶俐，得理不饶人，患了口吃后马上变得敏感自卑起来，自然不能口吐莲花了啊。

小张就这样没有重返政治处，回连队干到复员也没能解决入党问题，一张信纸毁了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团长的军旅生涯。他复员回沪分到财政局职校工作，88年协助我创业，成为核心智囊。89年5月去澳大利亚“洋插队”，至今已20几年。

7、摘掉口吃帽子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继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又一个重大事件。我们政治处进了一批书籍，其中有一本《田中角荣传》，我喜欢看名人传纪，特别是如今中日邦交正常化了，更想了解一下日本首相的人生故事。哈，看了书才知道王股长所言不虚，田中角荣首相果真是我的“口吃同盟军”呢。书里说田中角荣年轻时患有严重的口吃，长大决心从政，凭借着强大毅力，采用种种方法终于改掉了口吃。我仔细琢磨，田中角荣的条件和方法，我现在都具备都可以采用呀，他能改掉口吃我为什么不能？

什么方法和条件？
一是大声朗诵诗词。我现在独居一室，经常赋诗填词，只是不去朗诵，今后就大声朗诵吧。从此我就拿来手抄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高干事从尼勒克县一个老汉那儿借来的，我们宣传股的人分工刻印，我也贡献了很大力气——大声地朗诵，有时就朗诵自己写的诗词。同时注意矫正口齿，特别是容易结巴的字眼，一次次一声声的大声念。

二是在野外骑马呼喊。我在连队时就学会了骑马，当文书时经常骑马和连长指导员到民族队长那里联络感情多“圈地”，或者去大山和树林里打猎改善伙食。政治处也有几匹战马，平时就养在机关马厩里，“马倌”也熟悉。于是趁休息天或晚上把马牵到营区外，骑上马沿着山间小道疾驰，一边迎着风放声高呼或像歌唱家那般啊啊吊嗓子发音。

三是说话时平静心态，尽量放慢语速，不疾不徐，一字一字说，绝不要和人争辩。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口吃好多了，说话结巴的现象少了许多。田中角荣首相的方法使我进步，进步增添了我的信心，有了信心更加使我刻苦练习，一定要改掉口吃——现在回想，心态很重要，得“口吃”的人大多数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到了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历练，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资历，见到干部也不紧张了，有时跟着团首长下连队，一些连排长还给我敬礼，自然觉得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头兵，心里坦荡多了。几个月后，我说话基本上听不出口吃了。在机关时间越久，我发表的文章越多，受到的奖励也越多，自信驱走了自卑，说话就越发流利起来。有一天，我回重炮连办事，候连长陈指导员请我到连部办公室吃饭，席间那个上海松江兵小金也在，他已经担任文书了，见我说话流利，纳闷地悄悄问道：

“咦——你怎么不口吃了，不当国民党兵啦？”
“哈，我弃暗投明当解放军了。”我口齿利索地大声回敬道。
他尴尬地笑笑。连长指导员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回上海探亲，亲朋好友惊奇我改正了口吃，都称赞军队真是个大熔炉。87年我借到上海电视台客串了几个龙套角色，90年代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蔚蓝主持节目7个月，并多次去上海电视台做嘉宾，儿时的同学和老师们从电波从银屏听到看到我侃侃而谈，都觉得不可思议。是啊，小学几个结巴到现在都没有摘掉“口吃”帽子呢。

8、政治处的“王八”

1973年5月，政治处领导班子变动：彭主任升任副政委，孔副主任转正，新来了个王副主任，成了“八号首长”——野战军一般以团为独立战斗单位，团领导定编八位，按职位排序为1—8号：团长1号，政委2号，副团长3号，副政委4号，参谋长5号，政治处主任6号，副参谋长7号，副主任8号。战争时期首长少，参谋长通常是3号，如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203首长少剑波就是参谋长。为了保密，一般按序号称呼首长。

王中堂副主任原是三营教导员，一当上“八号”就是团首长。
不知是在营里养成的做派，还是“媳妇熬成婆”，他一上任架子就很大，特别是见到不带长的干部和我们这些“以工代干”的战士从不正眼相看，部下向他敬礼或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的。最逗人的是接听电话，拿起话筒就道：“讲，我是王八号！” 王副主任的官腔与其他首长的平易近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团长是三八式老革命，后来升任北疆军区司令；张政委升任师政委。他俩虽然名列1号2号首长，但对待部下都很亲和，决不摆谱端架子。打电话也都以名字相报，决不自称1号、2号或团长、政委。久而久之，大家鄙夷王副主任的官腔，就把“号”字省略了，暗地里一概叫他“王八”——从领导变成“王八”不能责怪做部下的不恭，而是他摆谱打官腔的结果。真正大人物从来不会摆谱打官腔，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官衔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和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打电话决不会自称“我是毛主席”“我是周总理”“我是习总书记”，而一概以名字相报。签署文件或发表文章也一概署上名字，决不会写上“毛主席”、“周总理”、“习总书记”的。

王副主任上任不久开始抓机关纪律，要求大家紧张起来准备打仗，首先改掉机关“懒散”毛病，并宣布政治处全体官兵要出早操训练，不许睡懒觉。这可苦了我们文人们，耍笔杆子的人都有一个习性：白天像兔子四处乱跑，晚上如夜猫子不睡觉——当兵几年使我养成了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夜里不想睡早晨不想起，只要中午打个盹即可，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复员回沪，许多人怀疑我是否当过兵，10几年后也因这个习惯使我陷入一个莫须有的“绯闻”，这是后话——尤其是我们报道员白天下基层做采访，晚上赶稿子一写就是通宵，如何准时起床出操。石干事等人都向王股长诉苦，他双手一摊也没有办法，说和王副主任讲过，被他一句话顶到南墙“我们是野战部队，怎么能不出操睡懒觉！”

我那几天正在赶一篇稿子，是张政委布置的任务，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早晨爬不起来。我和王股长打了招呼，第二天早晨就没有出操。两天后的早晨，我还在梦乡，只听门口有人“笃笃笃”敲门，我翻了个身没理会。过了一天，早晨又有人“笃笃笃”敲门，我依旧没搭理。随即敲门声换了一种“咚咚咚”，我还是没应声。又过了一会，敲门声变成“啪啪啪”震耳欲聋，又听人在喊：“起床开门！起床开门！”实在吵得我不能继续睡觉，只好爬起来开门，“王八号”拿着一根木棍正杵在门口，一脸不快地说：

“怎么，我手敲脚踢不开门，非要用棍子才起来啊？”
“我这两天赶稿子，夜里很晚睡，实在起不来啊。”
“为什么白天不抓紧写，非要晚上做夜猫子写啊？”

我睡眼惺忪无言以对，只好出操去，一看操场上零零落落没有几个人，带长的都有家属回家过夜，没人来出操。其他人不知是出差，还是比我更扛得住“王八”的一敲二踢三木棍，就是赖在床上不出来。我向王股长诉苦，王股长说今天见到张政委，让他给王副主任打招呼吧。果然，后来“王八”没有再来敲我门了。

几天后的凌晨，我忽然感到房子有些晃动，脸盆架上的茶缸扑通掉了下来，门外走道里一片噪杂，有人奔跑，我懒得起床继续睡觉。临近中午起来，才知道发生地震了（新疆地处西北地震频发带，每年春夏季节都会发生几次二、三级的地震，我们机关在户外空地上搭了几个帐篷以防意外）。我想想有点后怕，对石干事说：“地震也不叫我起来啊。”他说跑出去没有看到我，就和“王八”说了想回来叫我，“王八”说：“让他睡吧，他最近写稿忙夜里要加班呢。”

午餐时在食堂打饭，“王八”看见我，走过来笑嘻嘻地说：“小石头，早晨没叫你，我有经验这是小地震，没事的。”他瞅了瞅我军帽后面露出的头发，说：“头发太长了，不像野战军像个五四青年，快去理个发吧。”不知是政委打了招呼还是他真关心我？没多久，“王八”的新政流产，改早操为下午训练，“夜猫子”们松了口气。

9、跳灾还是跳福

和现在的小青年一样，我从小爱酷好虚荣，儿时看外国小说和连环画，欣赏书里的贵族公子和知识分子的做派和形象，尤其是一头长发飘逸潇洒令人神往。到了政治处做了“文人”就趁机有样学样，加上写稿忙顾不上理发，慢慢地头发长长了。野战部队规定战士不能留长发，一律剪成板寸头，前不遮眉后不碰领，打仗时万一负伤方便抢救——唉，彼时我的头发浓密乌黑，不像现在零零落落可怜得很，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在办公室我不戴帽，经常有人来察看我的头发怀疑我抹油；外出采访或跟首长下连队，就把帽子扣紧脑袋压得低低的，如鲁迅所言：破帽遮颜过闹市，倒也平安无事。

五月的新疆夜晚寒意料峭，白天越发暖和起来。

一个礼拜天，我和肖霄挎上背包，带着相机去尼勒克县苹果园踏青。走在路上，我的右眼跳个不停，就对他说：“今天不好，我右眼老跳。”他说：“好事，左眼跳灾右眼跳福啊。”到底哪个眼跳灾哪个眼跳福，我俩争论了一路没个结论。自从来到政治处，我们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原先我口吃听他说得多，现在我脱了口吃帽子，两人对话旗鼓相当。我们经常在礼拜天上午到野外游玩拍照，骑马去县城下馆子，或者去果园吃苹果、杏子和马奶子葡萄——尼勒克县的果园进去随你吃饱，只要出来时花五毛钱装满一军用背包既可——下午回来就参加机关的保留节目：打乒乓球。

政治处几十号人几乎都喜欢打乒乓球。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没有多少可供足球、篮球和排球三大球玩耍的场地，乒乓球场所需场地小，国人历来善于物尽其用，尽管伟大领袖坚持凡事“一分为二”，老百姓日常生活却喜欢“合二而一”，机关单位的会议室通常就是乒乓室，开会了球桌就是会议桌，不开会就是乒乓桌，全民打乒乓使得中国乒乓球人才储备雄厚，乒乓球也就成为中国的国球，称霸全球无人敌，而那三大球却永远翻不了身。

政治处乒乓球打得最好的是我们宣传股于干事，他当兵前是石家庄少年队冠军，来部队是全团冠军，正因为球打得好，就提干当了文体干事，首长希望他带动部队文体活动。于干事也是城市兵，和我与肖霄走得很近，打球也喜欢和我打，因为我的球技通常在前三名。他常说“棋逢对手才有劲”，我也喜欢“取法乎上”向他学习球艺。我们打球一般都是“坐庄制”，每盘21球，谁输了就下去，轮番上阵捉对厮杀。这天下午从苹果园回来，我和肖霄就被拉去打球。于干事下连队不在，我坐庄了好几局，浑身冒汗，就给“王八”放水一盘，把球拍让给他人，蹲到窗下休息。不一会，电影放映组组长李孟荣打完球也过来，他人胖，一动就出汗，脱了衣服往窗台上一搭，只听“哐嘡”一声，一扇窗户翻倒下来不歪不斜套进我的头颅，破碎的玻璃碴犹如一把把尖刀从四周戳向我的脑袋和颈脖，就像古时候的犯人套着一副大枷锁，在场的人一片惊呼：

“啊呀呀，快快快，快看看！”

漩涡中心的我被突如其来的窗户砸中，一瞬间，两眼冒光脑子空白顾不得喊叫，少顷听到他人的惊呼，知道自己还活着。我蹲着，不敢乱动。其他人小心翼翼地把套在我头上的窗户玻璃叉子一片片拔掉，把窗户搬了，把我从玻璃枷锁里解救出来。
真是活见鬼，会议室窗户是三扇，左右两扇由铰链和窗框连接，中间那扇由上下插销固定，不知今天为何没有固定。新疆天寒为了保暖，窗户玻璃都是双层，窗框是木头做的很粗重，一扇窗户足有50斤重，从我头上砸来却没有要我命，真是奇迹。

“小石头怎么样？要紧吗？”“王八”扶着我关切地问。
“啊，小石头的头上出血啦！”有人说。
“还好还好。”肖霄仔细检查了我的脑袋，说：“小石头发又长又粗，玻璃没有砸进去呢。”我摸摸头，手上染上了丝丝血迹，又晃晃脑袋没事，只是头皮划了几道伤痕。
“小石命大，头发功不可没啊！”石干事也喜欢留长发就借题发挥，“王主任你说是吗？“王八”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有道理，有道理。”肖霄扶我回到办公室，说：
“还是你说的对，右眼跳灾左眼跳福呢。不过大难不死，也是福啊。”

10、奇葩的新疆风俗

新疆地处高原，平均海拔3000多米，上海不到1米，巨大的落差使得我们上海兵一到新疆就感觉呼吸不畅，稍微跑几步就累的气喘吁吁。新疆海拔高，空气稀薄，彼时中国大地环境还算良好，雾霾还未肆虐，夜晚天空瓦蓝似水，月亮明晃晃宛如一个大大的银盘悬在头上，满天的星星又亮又低，仿佛吐鲁番的葡萄伸手便可摘下一把。野外空气清新如刚出生的婴儿身上散发出诱人的奶香味，可是一靠近民族人，或者到商店、剧场和车站人多的地方，一股掺合着羊骚气、莫合烟味的浓烈的味道呛人肺腑。

民族人的生活习性和我们大相径庭，听老兵说，前几年刚进新疆时，战士们在户外刷牙，嘴里沾满牙膏泡沫，对面民族人就来问：你们汉族人长得白白的胖胖的，每天早上往嘴里大把大把塞的、白白的东西是啥子好吃的啊？他们不用牙膏，以为是什么营养品。我们上茅坑，农村民族人尤其是牧民没这个习惯，随地就方便，看女人方便是一份艺术享受：曼妙腰肢一扭，花裙子宛如牡丹似的绽放，鼓成一个圆圈，身子朝下一蹲，双手牵着裙子犹如出水芙蓉般优雅。方便完随手摘一把树叶或马尾巴草就当了手纸。

不同的民族习俗还常使人感到尴尬。
有一次随彭主任王股长去新源县师部开会，吉普车驶过一个山坡，王股长突然看见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两个人抱在一起打滚，彭主任眼拙，吩咐司机开过去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斗殴行凶事情。车子开到近旁，王股长、警卫员和我下车一看，嘿，一男一女两个哈萨克正在如胶似漆交欢呢。看我们几个解放军拿着枪走来，那一对“野合鸳鸯”并不完事，男的从身边草地上的皮坎肩口袋里摸出一本红色小本，晃晃说：“解胖军同志，我们有牌牌子呢，我们刚从政府拿来的。”回到车上，警卫员说见过猪交配是打不散的，还没见过人交配也打不散呢。彭副政委笑道：“民族人劲大，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好事啊。”我们忍不住大笑。还有一次随王股长去伊宁，半道上车子轮胎被扎坏抛了锚要换轮胎，车上的千斤顶出了故障不能用，我们三人抬不起车子。正好对面走来几个十几岁的姑娘，新来的司机就跑过去，一边大声招呼道：“克茨巴郎、克茨巴郎，过来帮我们抬一下子、抬一下子嘛。”没想到话音刚落，那几个如花似玉的维族姑娘像见到鬼似的吓得四处逃散。

王股长哈哈笑道：“不能说抬，维族话抬是睡觉的意思，那几个姑娘都是十六岁花季，还不吓死啊？”维族姑娘十几岁时最美丽动人，20几岁一结婚生子就像吃了什么膨胀剂似的马上发胖，身材的宽度、厚度立即和高度失去和谐“惨不忍睹”。

最使人心旌动摇的是民族人的“房事”。

那是有一天，我和伊犁日报社记者老邱骑马去一个哈萨克牧民大队采访，原本打算赶到大队过夜，没想到半路上老天不作美，一阵炸雷响起，顷刻间狂风暴雨劈头盖脸向我们袭来。老邱是老新疆，说不能再走了，这天一时好不了，连忙策马加鞭寻到一座最近的蒙古包求宿。帐篷里有一对哈萨克夫妇，40岁左右，三个小巴郎子，见到我们像大合唱似的几乎全家人欢呼起来“亚克西亚克西，欢迎解胖军来我家做客。”连忙把我们迎进帐篷。正是晚餐时候，羊毛毡上摆着馕饼、牛肉和奶茶，一家人正准备吃饭。牧民随草而聚居伴羊生活，在茫茫大草原成年不见人影，看见人就像见到十年不见的亲人。老邱会说哈萨克话，叽里咕噜一阵，就叫我既来之即则安之，吃了饭夜里就住这里了。帐篷里没有隔断，我纳闷怎么睡呀？老邱说，让他们拉一块布帘分割一下给我们做卧房。夜里躺在“卧室”羊毛毡上，帐篷外面依然是风声雨声，间或从天边轰隆隆滚来一阵阵闷雷……不知多久，耳边传来女人的叫床声，男人的喘气声和肉体厮磨的沙沙声，夫妻俩兴奋快乐地仿佛在合奏一首交响曲。我彼时从未有过男女交欢，但脑子里想起儿时读过的“黄色”小说，明白那是什么。

早晨，天空放晴，昨夜的狂风暴雨翻篇了。

我们告辞了好客又豪爽的哈萨克牧民一家，骑在马上朝大队跑去。我夜里几乎一夜未眠，神情恍惚，老邱瞥瞥我，不怀好意地说：“怎么样？夜里没有睡好吧，看了——哦哦，听了人家一夜的做爱，还不开心啊！”我说，民族人到底和我们汉人不同呀。老邱说：“民族人把这当做天赐良机，越是有客越兴致旺盛啊。”

11、上海兵在伊宁

如今中国各旅游景点游客最多的是上海人，跑到哪里都是“阿拉阿拉”声，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调侃上海人像蝗虫。回想起来，我们在新疆当兵那几年，伊宁市也成了我们上海人常去的地方。虽然不到“蝗虫成灾”地步，却也经常看到上海兵的身影。因为“林彪事件”中国停招一年兵，我们71年兵当了两年“新兵蛋子”，73年恢复招兵，我们就甩掉了“新兵蛋子”帽子，成了“老兵油子”，许多人当上了连队的上士（连队采购员）、文书或卫生员，行动自由起来，都想入了党就回上海，没人想当干部扎根新疆。团里干部评价我们上海兵是：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中间游。意思是我们上海兵没有最好也没有最差的。我们这批只有一个上海松江兵在部队当了干部，最后官拜师后勤部政委。

花城伊宁是新疆第二大城市。
我们部队驻防在伊宁市周边，解放军第五野战医院也在伊宁市，大兵们或回家探亲或到医院看病，都要经过伊宁。上海兵在连队当上士、文书和卫生员多，常常借口采购东西、看病等理由跑到伊宁来潇洒几天。伊宁不能和上海比，但是比起我们所在的小县城，伊宁就是上海兵的“魔都”了。我是报道员，常到伊宁的各报社联系工作，或来购置图书，或去连队采访，总有理由来伊宁，王股长对我也随便，哪天想去伊宁，打个招呼，到县城坐上邮政班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尼勒克县彼时没有长途大巴，只有每天一班的邮政班车通往伊宁。道路不好都是泥土路，100公里路需要颠簸3、4个小时。

我到伊宁常到小王的市委大院家里吃饭闲聊。小王父亲是原伊宁市委书记，“文革”初被打成“走资派”，前几年伟大领袖号召“老中青三结合”，被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做了副主任。她家住在市委大院一幢尖顶绿瓦平房里。热孜艳是小王同学，维族人，她妈妈“文革”前是小王家的佣人，如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回家养老，也住在附近。每次去，小王就把热孜艳叫来一起吃饭一起唱歌跳舞，有时叫来他爸爸的司机开车送我们到苹果园吃苹果，去伊犁河畔捉鱼，进大树林拍照。热孜艳是维族人，小王父亲是老革命，她从小长在新疆，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两人虽是女性，却有新疆人的豪爽大气。和她们来往多了，一些战友也和她们成了朋友，其中一个山东兵傅群武当时在演出队做演员，被小王的美貌吸引穷追不舍，后来和小王成了家。十几年后我去新疆，他们夫妇俩竭尽地主之谊的招待我这个“红娘”。

在伊宁市还险些发生人命危险，我是肇事者。

那次住在伊犁军分区招待所，同屋一个边防军连长拿出一把手枪给我看，很自豪的说是德国勃朗宁手枪。我听到过这枪的名字，接过来一看枪身陈旧，保险栓都坏了，将信将疑对着他玩笑到：“让我试试。”瞄准他正要扣扳机，我下意识的把枪口朝上抬起几公分“啪”一枪射到墙上，把我俩都吓了一跳——这多亏我的警觉，前几个月，我们三营七连一个指导员在家里和老婆开玩笑，老婆拿起手枪朝着老公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本是玩笑，没有想到手枪没上保险，她一扣扳机子弹从老公脸上穿过立刻“光荣”了……这起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后，团里多次进行持枪教育，规定不管有弹没弹，上没上保险，枪口一律不准对人。我儿时就天不怕地不怕，得了口吃后说话不利索，但不该顽皮本色。改正口吃后就更加“猖狂”，还好这次规矩，要不然真要出人命呢。从此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马路上红灯都不敢乱闯了。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97年去美国纽约，朋友张光中驾车陪我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看望刘宾雁，上了高速公路，我手痒叫他把车给我开，他一听吓坏了，忙说：不行不行，你没有国际驾照，被美国警察逮住可不要回去啦！我说高速公路上哪有警察？他说：中国警察是守株待兔，美国警察都是流动执法，而且天上的飞机比中国的蚊子苍蝇都多，高科技侦查仪无处不在，不知什么时候就逮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