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们离开余江，到湖南长沙坐火车去广州，我翻看随身带的《中国地图》和李书记说长沙离韶山很近，我们明天去参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

当晚住进长沙一个小旅馆，没有冷气空调，“火炉”长沙名不虚传，睡在床上就像在蒸桑拿，浑身的汗腺犹如喷水管丝丝地流汗。我们无法入睡，起身去冲凉，床席上赫然画着一个人形水印。太闷热，我们就摇着上海带来的折扇——屋顶吊着一个风扇有气无力地在转，风量不及折扇——我想起这几个下放职工，就问李书记：这几个下放职工是怎么下乡去的？他说是61年困难时期，上面要求精简人员动员一批职工下放，这三个都是他们航海系实验室的实验员，并说当时他是系里的辅导员，学校也动员他下放，正巧他患了肺气肿住在医院就逃过一劫。“唉，还好没有下放，要不然……”他叹着气，看看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我忽然想起重炮连几个陕西兵积极活动留在新疆的事，现在回想，新疆真是个好地方，至少不会像江西这几个下放职工连住房都那么拮据，生活那么困苦。

第二天一早，我们退了房，乘上开往韶山的大巴，前去瞻仰伟大领袖的故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韶山，不高的山峦上栽满不认识的小树，山峦下是一排黑瓦平房，平房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据说伟大领袖就在这池塘学会了游泳，我仔细瞅瞅这个小池塘，想起他的诗“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不由满腹狐疑，这么个只能让鱼虾游弋的池塘如何飞起巨龙？韶山不像长沙那么闷热，毕竟是乡下，徐徐吹来微弱的东风，使人觉得这边“风景独好”——左青龙右白虎，据说这里风水极佳。

5、出差广东的轶闻

两天后我们到达南国广州。我家三楼谢家是广东人，儿时经常听他家人说起广州的风情，也看过《羊城暗哨》等描写广州的电影，就像外地人对上海怀有神秘的印象一样，从小对广州抱有莫大的好奇。下了火车，坐上公交车一路浏览广州街景，马路不宽，两旁栽满许多红棉树、榕树和花花绿绿的花卉，路上行人个子都比较瘦小。车上乘客说着听不懂的广东话，和上海话全然不是一个语系，没有一字对得上。还好李书记一路为我翻译解释。车子陈旧，车厢里设施破乱，车子如散了架，一路上都是“吱吱呀呀”声。

来广州是为航海系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申请入党进行“政审”。

说来蛮有意思，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出身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却对普通党员和申请入党的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容不得丝毫瑕疵，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海外关系的和家庭祖宗三代“政治面貌不清”的都不得入党；不像西方国家的政党很松散，只要你在选举时投哪个党的票，你就是那个党的党员，从来没有“政治审查”这一说。我有时想，这样做是否是要向世人彰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或者是没有知识的大老粗更好驾驭？我有时还想，从共产党的历史看，真正掌握权力的往往不是出身无产阶级的赤贫分子，也不是那些大知识分子和在外国留过学的“海龟”如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张闻天等，反而是那些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山沟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或许知识太多条条框框就多，就会约束他们人性中的邪恶；没有文化的人又学不会统治者的驭人之术和计谋权变，只有那些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才能在社会嬗变的大潮中游刃有余，不择手段无往不胜，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是一个无解的历史悖论。

航海系这个学生原是广州远洋公司职工，我们就来到坐落于沙面的广州远洋公司组织组。沙面解放前主要是使馆区，也没有后来香港老板霍英东投资建造的五星级白天鹅大酒店，都是广东各机关单位的办公楼，岛上绿树成荫，满耳传来蝉的鸣叫声。

广州远洋公司组织组接待我们的是我校毕业的一个校友，见母校来人连忙请坐上茶，一番寒暄后，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学生入学前在单位的工作表现很好，要不然也不会推荐他上大学，只是有一个远房亲戚的政治面貌有些模糊，需要找他的一个伯伯进一步了解。

我们希望尽快见到这个伯伯，因为还要去佛山斗门外调。校友说那个伯伯80多了，腿有残疾不便过来，还是送我们去他家谈，说这个伯伯家住在海珠广场，很近。他出去了一会儿，要了个小车就陪我们来到海珠广场那个伯伯家。这是广州常见的一栋民宅，很像上海金陵路两边的房子，底层有骑廊连接，只是房龄很老像上世纪的建筑。

校友领着我们爬上狭窄的木质楼梯，来到三楼敲开门，一个中年妇女招呼我们进了屋，朝屋角躺在床上的一个老人叫道：“阿爸，有人找你，起来吧。”床板一阵“吱呀”，一个老人慢悠悠下了床，颤巍巍走到我们面前，眯缝眼睛看了我好一阵，忽然身子晃动起来，那个妇女忙扶住他。老人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妇女转过头看着我，问：

“我阿爸问你姓什么？”我告诉了她，她转述给她阿爸。老人又说了几句，妇女又问我：“你不姓孙？你是不是我们广东人？”我说我不姓孙，也不是广东人，是第一次到广东出差。她再次转述，老人叽叽咕咕一番，妇女笑笑对我说：“我阿爸说你很像孙中山先生，还以为中山先生再世呢。唉——他老了，常常和我们述说当年跟孙中山闹革命的事，他脑子有幻觉啦。”

我们几个听了都笑了起来。妇女告诉我们阿爸年轻时是孙中山的警卫，腿部就是军阀陈炯明叛变时，为了保卫孙中山受了伤，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
我长着一张普通的中华脸，说方不方说圆不圆，只是眼睛大些双眼皮深些，经常有人说我很像著名电影演员王心刚，说我像孙中山还是第一次。

彼时广州到佛山斗门（斗门那时属佛山，80年代划归珠海）没有高速公路，长途汽车每天一班，票子紧张，托广州远洋公司那个校友才搞到两张票，为此我们在广州多呆了一天。李书记是广东人，广州有不少朋友，他去访友，我就独自去到越秀公园、广州动物园等处游玩，并去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走进讲习所历史陈列室，暮然发现一张如《参考消息》报纸大小的像片：讲习所第四期学员肖尊一。名字我不清楚，那面庞我熟悉，正是战友肖霄的爸爸，难怪说他的父亲是共产党高干——76年春，肖霄入了党复员回来，我去他家说起此事，他父亲都不知道自己的像挂在讲习所。不久，他就带着全家专程去广州重温半个世纪前的光荣历史，给两个儿子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革命教育。

中午在珠江边买了5根香蕉作为午饭（彼时上海很少有香蕉供应，到了广州我几乎把香蕉当主食了）晚上在下九路一个小饭店点了两个菜一个汤一碗饭，没想到结账时，服务员把桌子上的6个碟子全部算在我头上——原来广州很多小饭店都是按碟子计费，我是4个碟子，但是我对面用餐的那个人耍了心眼，留下2个碟子就走人，那就算我的了。吃了个哑巴亏，以后，我十几次来广州到小饭店吃饭，就特别注意对面人结账时的动向，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离开广州我们来到斗门县平沙农场调查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生活作风问题。原因是他上了大学就和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一封信告到学校说他玩弄感情，两人同居了大半年肚子都大了，现在上了大学就要甩了她是要另觅新欢，生活作风腐败，坚决要求学校辞退他——彼时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恋爱，更不能发生性关系，如果违反就要辞退——我们找到这个女人，并到生产队找了多人调查，才知道和事实有出入，那个学生是去年上的大学，至今快10个月，今年寒假也没有回去，这个女朋友的肚子最多5、6个月的身孕，怎么可能是我校这个学生播下的“种”呢。其实她是想借此向前男友敲一笔钱。

我们在斗门住了两天，晚上农场组织组的同志陪我们到海边散步乘凉，指着大海对面一片隐隐约约的灯火说，那里就是澳门，说他们这边经常有人游水偷渡过去——斗门彼时是个偏僻渔村，后来划归珠海，十几年后成为南国一座现代化城市。

@云淡风不青 2015-11-08 13:56:15
第二天一早，我们退了房，乘上开往韶山的大巴，前去瞻仰伟大领袖的故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韶山，不高的山峦上栽满不认识的小树，山峦下是一排黑瓦平房，平房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据说伟大领袖就在这池塘学会了游泳，我仔细瞅瞅这个小池塘，想起他的诗“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不由满腹狐疑，这么个只能让鱼虾游弋的池塘如何飞起巨龙？韶山不像长沙那么闷热，毕竟是乡下，徐徐吹来微弱的东风，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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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事多，习惯晚上了，谢谢！

6、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海运学院的党委书记倪斯美和副书记王华都是老干部，学院革委会主任是工宣队负责人范新禧，兼副书记。彼时国家没有主席，大学没有校长，实际权力掌握在范主任手上。论资历，他不及分管组织工作的谢师傅，而且谢师傅还是党的“九大”代表，参加工宣队进驻我校也比范新禧早2年。

范新禧原是上海师大工宣队副队长，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亲自过问，市里没好位子就把他派到我校当了革委会主任，做了教育系统的一方诸侯。范主任40多岁，北方人，说一口“洋泾浜”上海话，个子不高，人很壮实。技校毕业，后来当上技术科长。“文革”开始就跟着王副主席。在学校，他看到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们年轻人也不摆架子。也有人说他是“笑面虎”，城府深着呢。

比起谢师傅，范主任更关心组织工作，来我们组织组的时间更多，他和陆师傅关系很好，许多事情直接吩咐陆师傅办，也经常和陆师傅说话闲聊。7月下旬，他从北京开会回来，经过组织组门口，陆师傅唤了一声“老范”，他就笑嘻嘻拐进办公室，陆师傅递上一支烟，看看他说：“这次和王副书记去北京开会情况怎么样？”

“嗨，我们不适应喽……”范主任耸耸肩。
“怎么不适应啊。”陆师傅诧异的问。
“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整顿一切呐。”
“你没有去见王副主席吗？”
“洪文同志最近回了上海，中央事他不管了。”
“哦……”陆师傅盯着他。
“现在中央有两条不同路线，情况复杂呢。”范主任瞅瞅坐在对面的我，又说：“小石头来了几个月了吧？你对整顿怎么看啊？”我有些紧张，摇摇头说不清楚。
“怎么现在王副主席没有权力啦？”陆师傅突口而出。我经常听他说权力。

“唉，我这次去见了几位我们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的同志，他们说走资派还在走啊。”范主任叹了口气，继续说：“这次我和老王一起去北京，嗨，他和那些解放出来的人见面亲着呢，我们这些人在那里没人理我们，还说我们是火箭式干部呵。”

“放屁！我们这岁数还火箭式？那些走资派以前20来岁就当师长军长了。”陆师傅把茶缸往桌子上“啪”一放，站起身骂道。老郁正要续茶，就先给陆师傅茶杯斟满水，说：“喝茶喝茶。”范师傅看看表说：“你们忙，我有事先过去了。”

9月的一天，陆师傅不忘诺言请我喝酒。

这天下午，我跟他去外滩市府大楼文教组开会，会议结束下了楼，陆师傅把我拉到四川中路一家小饭店，点了几个冷菜和炒菜，要了两瓶绍兴酒。
“一人一瓶，来来，喝。”陆师傅笑道。

自从在部队政治处王股长家第一次喝醉酒后，我就对绍兴酒有些害怕，知道绍兴酒后劲大，回到上海有时陪父亲也只是喝些葡萄酒和啤酒。见到满满一杯绍兴酒，我忙说：“不行不行，我只能喝半杯。”

“哈哈，到底是机关兵，随便喝吧。”他咕噜噜一口。一瓶酒下肚，他脸放红光，说：“小石头，明年工宣队轮换，我可能回厂去当副厂长，在大学成天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不习惯啊。”我听说工宣队几年一轮换，没想到他明年就要走。

“也蛮好啊，陆师傅前途无量啊。”我恭维了一句。
“要走了，趁我现在还有权，有什么事要办尽管讲。”

复员回来在大学组织组工作，经常有人找我办事。前不久，邱昌文的妈妈就来找过我，说昌文的小弟昌斌中学毕业，现在上海钢球厂做临时工，工资低人又累，想让我把他调到学校工作，弄个正式工编制。还有我大姐夫的弟弟前几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分到上海电子管四厂做工人，很想来大学做教师，他大学专业是力学，这两年给好几个大学写过求职信，都没有回音，也几次找我想来我校做老师。我才来几个月，不知道合不合规，一直没有和组里领导说，借着酒劲，我就把这两件事和陆师傅说了。

“你早点说嘛，正好现在需要人，尤其是教师，明天回学校我和老郁说一下，你就去办吧。”我没想到陆师傅这么爽气，又担心这算不算“走后门”。陆师傅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后门，我们组织组调个人还不简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

几个月后，我把昌文弟弟调来学校在校办工厂做工人，列为正式编制，后来学校进了一条万吨轮实习船，他就到船上做水手；把大姐夫的弟弟调来起运系做了教师，几年后当了科研科长，又把他妻子从外地调入学校后勤校产科工作。有调入也有调出，那个战友小曹一直不安心学校工作，我就联系高桥石化厂把他调了去。

因为我负责人事调动工作，被认为是个有权的肥缺，学校许多人有求于我，看到我都笑脸相迎，使我不禁想起在部队政治处下连时受到的恭维巴结，就差没人给我敬礼——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几年后我犯了所谓“错误”，被学校停职检查，有不少原来和我走得很近的人都不敢理我，在学校碰见我就把头扭向一边，装作没有看见我。也许他们怕受我株连，砸了好不容易得来的“饭碗”。

7、建湖的“二乔一娣”

几个月前和航海系李志平去江西、广东出差，9月中旬又和工宣队的乔师傅去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通化和鞍山外调二周，都是为几个教师出国进行政审。彼时出国是大事，生怕出去被西方的花花世界勾了魂叛逃，所以要对出国人员严格政审，主要是查祖宗三代历史是否清白。东北这些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去，一边工作顺便也是旅游，还兼做了一回“快递”，我们2室邻居福建人刘阿姨托我带了两盒月饼到哈尔滨，寄给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插队落户的大女儿梅英，10室谢家妈托我带了一包食品和衣物给在长春外语学院读书的女儿惠萍。

梅英惠萍都是19弄的大美女，“红颜薄命”都被分到东北插队落户。梅英她妈文革中说了句《红灯记》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不如自己女儿漂亮被批斗。文革结束，梅英的大弟弟刘炳源在上海船厂工作喜欢摄影给她拍了几张照片，被人看到惊为倾国倾城的“绝代美女”，建议他投稿，很快被上海画报刊登，这下激发他发奋练习摄影，我后来办了企业，他做了兼职摄影师，如今成为上海滩的知名摄影家——我当年22岁，也没有结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倒也乐此不疲，从南到北跑了半个中国。

很快到了1976年。过了元旦，老郁吩咐我去江苏盐城下属的建湖出差，他说，学校向交通部申请配置一条万吨轮做学生的远洋实习船，交通部叫我校先做好前期准备，配齐船员尤其是船长、大副、轮机长等管理人员。学校从大连海运学院物色了一个船长胡钢，他在大连海院实习船做过大副，还代理过船长，愿意来我校工作，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是要把老家的妻子华福莲调到我校。学校党委研究同意了他的条件。

胡刚的妻子华福莲在建湖的一个剧场工作。

建湖是盐城的一个县，从盐城坐车过去，一路上道路坑坑洼洼，农村的景象破落萧条，正是深冬季节，田野一片荒凉。建湖县城很小，感觉还不如我校附近的洋泾镇大。找到县委组织组洽商调动，被他们一口回绝，说没有这个先例，她老公去上海，为什么老婆也要去上海？说剧场人手少，本来还在往里调人，怎么能往外调？

我的韧劲上来了，一连几天，天天到县委组织组去“磨”。那天上午，我直接找到组织组组长老陈，他看看我，笑道：“我听说了，没想到你一个年轻人还真会磨啊。”我说这关系到交通部能不能批准我校购买实习船，没有实习船学生们就不能很好的学习航海驾驶，不能学习航海驾驶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航海人才，没有人才我国的“四化”建设就不能有效进行。虽然我没有系统学过逻辑学，但是我擅长三段论推理，讲话写文章经常把人逼到墙角。

组织组长没有也无法反驳，还饶有兴趣的和我聊起大学的组织工作和实习船的事。毕竟是组织工作的同行，我们俩越说越热乎越亲近，我邀请他有机会来上海，他高兴的答应了。到了午餐时间，我想和组长继续谈，就请他去饭店吃饭，他嘿嘿一笑，说：“怎么，瞧不起我们建湖小地方？你从上海来，应该我们尽地主之谊啊。”说着，他叫上办公室两个人，来到街上一个饭店，进了包厢，点了一桌菜，要了两瓶洋河大曲。酒过三巡，组长问我：

“你以前来过建湖吗？”我回答这是第一次来。
“哦，我们建湖很小是不？”他眯起眼瞅着我。
“县城是不大，”我实话实说：“但小有小的味道。”
“哈，别看我们建湖小，我们可出了几位名人啦。”
“是吗？”我有些狐疑，从没听说建湖出了什么名人。
“你读过三国吧？”我回答读过，而且很喜欢三国。
“三国里有个二乔的段子是不是？”
“是啊，”我不禁念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石老师也是三国迷嘛。”组长把酒杯一搁，继续说：“我们建湖也有二乔，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乔冠华，你说是不是二乔啊？”
“哦——”我肃然起敬，举起酒杯站起来：“我孤陋寡闻，自罚一杯。”我还真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两个大才子都是建湖人呢。
“不行不行，是二乔，要自罚两杯。”那两个干部起哄起来。
“好、好，我再罚一杯。”我豁出去了，举起酒盅倒入口中。

“石老师好酒量。我们还有一娣呢，猜猜看是谁啊？”组长笑笑，又将我一军。我如何猜得出这个娣是什么东西啊，忙请他指教。他大笑道：
“王洪文副主席的夫人崔根娣也是我们建湖人啊。”组长很是自豪，带着一种犹如下棋终于一招制胜的欢欣对我笑道。边上一个干部总结说：

“我们建湖虽然地方小，可是出了三位名人呢，所谓二乔一娣啊！”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此一个小小的建湖县，竟是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啊。酒足饭饱，组长对我说，你先回去，我们县委会认真研究此事，于是我就打道回府。——以后多少年我到外地出差或讲课经常听到当地人给我介绍本地的名人胜地，当然除了北京人，他们是天子脚下，皇城根下，拥有着比东海南海还要深的中南海，走在长安街随便逮一人不是部长就是局长，不屑于宣传北京的名人，倒是那些穷乡僻壤的小地方人，喜欢炫耀家乡的名人胜地。

回到上海那天正是1976年1月8日。第二天一早，收音机里突然报道：周恩来总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低沉的哀乐回荡四方……
父亲不禁哀伤地叹道：“国家不太平啊！周总理走了，中国今后怎么办呀？”上班路上，我见到许多行人都如亲人病亡似的唉声叹气。

第二章 揭批“四人帮”运动

1、惊心动魄的1976

1976年注定是中国老百姓惊心动魄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7月6日朱德总司令离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共和国的几个主要开创者，竟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担心老天塌下来。

天人感应，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

3月8日，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5月29日，云南发生两次强烈地震，人员伤亡两千多。7月28日，河北唐山突然发生7.8级特大地震，整个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人。

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还在惊诧中，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消息传开，沉浸在哀伤、迷茫、困惑中的中国老百姓突然爆发出久违的兴奋！

学校召开庆祝英明领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大会。大礼堂挤满了师生员工，主席台上范主任、王副书记和谢师傅等领导神情严肃，各有拳经。师生们发现上面多了一个人：基础部教师马忠武。马忠武原是学校造反派领袖，后因参与打倒张春秋事件被拉下了马，赋闲在家几年，现在是普通教师。以前开大会，通常是王副书记主持，范主任讲话，今天是范主任主持，王副书记传达党中央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孕育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主旨。孔子是儒家代表，哀叹“礼崩乐坏”，主张“君臣有序”不逾矩，而共产党秉持马列主义，崇尚自由、平等，历来贬抑孔孟儒学及至“文革”批林批孔登上高峰，察其理念应和儒学相悖。

2、在揭批运动中

76年上半年组织组人员变动频繁，陆师傅和徐平秋调到新增设的船电专业筹备组，老干部刘诗寿担任组织组组长，我接替徐平秋工作负责人员调动和师资调配。以前是配合徐平秋，工作量不多，主要是外调和党务。从原来配合到单独负责，我成为组里人事工作的具体操作人，在工作中和谢师傅与新任组长刘诗寿难免发生意见冲突。

老刘是老干部，深得范书记信任，是他眼中“最好的老干部”。7月，老郁也调离组织组去航海系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对这些人事变动我没有想到有什么背景，但在联系学校实际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有人揭露是范主任、谢师傅任人唯亲，为“得心应手”控制组织组而进行的一个大换班行动，因为老郁和徐平秋“不太听话”。

77年三、四月份学校连续举行了7次党委扩大会，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集中的一场揭批运动，我们机关干部都参加了。3月18日，就组织组大换班问题进行专题揭批，党委常委、团委书记杨慧如和远洋系总支副书记王雅珍揭发范谢二人，说：“小石同志在工作上坚持原则敢顶一些，就借推荐上大学拼命要把他挤走，想安插自己人，在常委会上讨论了几次。”范、谢均否认有此动机。

我没有表态，因为去年底谢师傅问过我想不想去读书，说有一个上海交大制冷与空调专业的名额。我说不想读工科只想念文科如中文、新闻或英语，他说学校只分到这个名额，此事不了了之，没想到暗藏玄机。

随着运动深入，我的两次讲话使我成为学校的“明星”。

一是3月19日，我揭发范、谢二人去年5月秘密派人去东北调查杨慧如的问题，本来外调通常是我去，但那次谢师傅却派陆师傅和另外一个工宣队徐师傅去，偶然听闻他们主要是去调查团委书记杨慧如两年前在哈尔滨招生期间议论“四人帮”的言论，明里说是调查杨慧如父亲入党事。

慎重起见，开会前几天，我向党委副书记王华和政宣组副组长王熙梅询问是否有此事，他们说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范谢二人是想搞掉杨慧如。我又问了杨慧如，她说：“是啊，说我招生期间散布反对江青、张春桥的言论，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包袱呢。”在会上我把此事一说，立刻引起轰动，大家纷纷要求范谢回答。范支支吾吾地说：
“有这事，杨慧如有次在常委会讲她父亲入党了，所以我们派人去了解下。”

大家驳斥他这是无稽之谈，杨慧如父亲入党需要调查什么？”杨慧如十分激动地站起来说：“我是在常委会上说了父亲入了党，会后老谢找我说要我对党忠诚老实，不要撒谎，当时我就很生气，父亲入党有什么好撒谎的，如果不相信可以调查嘛。”听她一说，大家更加气愤范的态度。我也站起来大声说：“你范书记说去调查杨慧如父亲入党事，这完全是幌子！她父亲加入的是共产党，又不是国民党，调查什么？据我了解，你们不仅调查了杨慧如父亲入党和她舅舅的事，更重要的是去收集2年前杨慧如在哈尔滨招生期间议论四人帮的材料，请问，到底有没有此事？”我的这一揭发使会场炸了锅，全场100多人几乎全都站起来要范书记老实回答，他垂下头只得承认：

“当时调查是有三件事：一是杨慧如父亲入党事，二是她的一个舅舅事，三是她前年招生讲的话。”我马上问道：“调查哪个问题为主？”范低下头答不上来，我又说：“当初外调明的说是了解杨慧如父亲入党，你现在承认是调查三件事，请问哪个主？”范、谢沉默不语，我继续说：“实质很清楚，你们调查杨慧如父亲入党事是幌子，目的是调查她议论四人帮的所谓反动言论，借此搞掉杨慧如。所以你们要把搞的材料交给学校运动办公室。”我的揭发不啻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群情激奋，杨慧如接着把所谓议论四人帮的经过说了，含着泪说：“我这个包袱背到现在，要不是四人帮垮台了，我是卸不掉的。”

二是4月8日，学校在大礼堂召开揭批大会，一千多名师生参加，领导小组精心组织了三个专题：一，工宣队大搞工团主义，凌驾于党委之上，二、范谢执行“四人帮”的组织路线的错误，三、批林批孔和批邓另搞一套。安排三人发言，我第二个。第一个是航海系的工宣队员陈师傅反戈一击，揭批范谢大搞“工团主义”，把工宣队凌驾于党委之上。他是工人出身，普通话说的不流利，发言效果不好。

我是第二个发言，题目是《我党的组织路线不容践踏——从范新禧等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看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我院的流毒和危害》，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组织组大换班的目的，二是整杨慧如材料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自己掌握的情况，第一个问题主要是我们组织组的同志，和原组织部副部长现任远洋系党总支副书记的王雅珍给我提供了许多情况。组织人事工作和党委常委的事情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又解答了很多提问，把会场气氛推到了一个高潮。后来担任教务处长的刘同安说我放了一颗重磅炸弹。我从此成为学校的一颗“明星”，一时间收到许多赞扬的来信，走在校园里常有不认识的师生和我搭讪说话或者反映情况。

这两次讲话尤其是4月8日在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反响热烈，心里不免得意，甚至比当年在部队搞新闻首次把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都自豪——回想我口吃多年，不要说千人大会发言，即使小范围都不敢讲话，如今当着上千人发表讲话成为“明星”，头脑发热就忘了老祖宗的话“言多必失”，以致后来“祸从口出”遭受大难。

3、鱼龙混杂的大潮

群众运动是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任何革命都如大河浪潮，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们说只有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49年以来，中国的运动一场接一场，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早就宣布七、八年来一次。如今大河浪潮又一次席卷全国，形形色色的鱼龙尽显本色。

受了几年压制才因粉碎“四人帮”得到解放，当上学校运动领导没有几天的马忠武因为一封“效忠信”又一次黯然下台。人们回想起三、四月召开的党委扩大会，群众舆情一边倒的批判范主任谢师傅不老实，马却认为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一事，大家就说原来马忠武是心中有鬼兔死狐悲和范、谢暗通款曲。

马忠武有口难辩，有一次在校园里碰见我，就把我拉到一边诉说他的冤枉，说当初写那封信只是表示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不是对“四人帮”的“效忠”，江青张春桥那时都是伟大领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信中自然提到他们，怎么运动一来就把他这封信当做“效忠信”呢？

我没有看过他的信，但对落难之人我常常怀有恻隐之心。及至年岁增长阅历增加，似乎悟出一个道理，所谓大河浪潮蔚为壮观其实靠的就是一浪压过一浪，每一个浪潮和它的弄潮儿无一不会最终消失于水面。

和马忠武一样，赵恒灿也是海运学院的著名人士。

“文革”前赵是航海系总支委员，工作能力强，说话风趣，喜欢臧否人物，“文革”中有一次和王恩田、刘同安、石忠海等人议论“林彪身体不太好，脸色怎么那么看。”并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江青，现在一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棋手。”王恩田刘同安也说：“江青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运动中发动大家揭发，一起议论的石忠海就把这事捅给学校造反派，说赵等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派就把赵关押起来一次次批斗，还要他交代同伙，赵一口咬定是自己看纪录片的直觉，不是攻击，也没有其他人议论。

68年，当时学校掌权的人心慈手软，只是叫赵认真检查保证今后不犯没有深究。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73年成立学校革委会，赵对航海系核心组组长、工宣队员肖品文的生活作风提出批评，得罪了范主任，说这是给工宣队抹黑，就把这两件事上挂下联，认为赵一贯散布三反言论，大逆不道，给他扣了一顶“不宜做政工干部”的帽子，降为“总支工作员”。赵自称“总支办公室主任兼机要秘书”。

我日记记载：“整赵决非是孤立的个人问题，“四人帮”通过工宣队控制学校，就必然要树立工宣队的绝对权威，否则指挥棒失灵，如何来为他们的篡党夺权服务呢？赵议论林彪江青的问题68年就基本解决，也恢复了组织生活，73年范来了又挑起此事，目的就在于此。”4月25日，航海系工宣队员倪关宝突然贴了赵恒灿一张大字报，主要针对落实中央23号文件为他恢复名誉事，认为赵当时的言论不能算而且他自己也不承认反对林彪“四人帮”，不应平反更不能进运动领导小组。大字报最后一句是“我们工宣队一般文化水平低，讲不来大道理，但是最恨赵恒灿这样的人。”

倪的这张大字报代表了一些人的意见，一个普通的系总支工作员，如今是学校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分明是一步高升。为此，我和机关许多人都写了大字报和倪关宝针锋相对的进行辩论，我在大会上还做了批驳。

暗中支持倪关宝大字报的还有一个人陈成明，他是东海舰队排长被推荐来我校航海系读书的工农兵大学生，去年毕业留校，原来是分到武保组，但他明确表示非组织组不留，并几次找范主任和肖品文沟通，终于分到我们组织组做党务工作。他30多岁，已经结婚成家，和他共事后就感觉到他是个见风使舵，一心抱大腿朝上爬的人。

年初和他去江苏外调，一路上和我讲起赵恒灿的事，说他“官迷心窍，一心往上爬”，和倪关宝大字报对赵的指责如出一辙。倪的大字报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反对，说是范、谢等人干扰运动方向的一个策略。陈成明问我有何看法？可是当赵面却竭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常常跑到我们隔壁运动领导小组和赵勾背搭肩，有说有笑。

我儿时生活习性“洁癖”，长大了在精神家园里成了完美主义者容不得丝毫污染，秉持言行一致，看不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老祖宗说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以为对于人，是生活习性决定精神追求——几十年后在大学讲课，我会向学员提问：人们常说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请问什么决定思想？难道思想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员回答几乎没有让我满意的。我认为是环境决定思想，如婴儿一出生把他放进狼圈猪圈长大后他的思维方式就是狼和猪的思维，再比如看一个西方人来中国多久，只要看他对待红灯的态度就可八九不离十猜出：看到红灯规规矩矩停住的多是刚来中国，跟着人流闯红灯的是已来中国几个月的，比中国人还要急于闯红灯的至少来中国一年以上，他怕不闯红灯被你们中国人骂“傻逼”。

所以，我说是环境决定思想。那么又是什么决定环境？我认为是制度决定环境——1970年代的香港吏治腐败，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一举扭转贪腐。新加坡也是如此，同样都是黄皮肤，因为有一套严刑峻法的制度保障，才使得新加坡成为亚裔人的清廉世界受到全世界尊重。那么，又是什么决定制度呢？我以为就是一个民族几百几千年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即文化，具体到每一个人，就是生活习性决定他的精神追求。

我常常列举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相信人有原罪，因为上帝造人时，亚当就偷吃了禁果，因此人的一生就是赎罪，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就不相信人，从制度上制约官员，官越大越要在制度上规范他的权限。而我们中国人历来信奉“人之初，性本善”，崇拜英雄豪杰迷信三皇五帝，缺乏自由独立之精神。所以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历来持悲观态度，因为我们的文化实在糟烂，现在流行国学，又有谁说得清到底什么是国学？

几次出国考察，我爱观察人与宠物狗的关系，在西方，真是人溜狗，狗乖乖跟在人身后；在中国，往往是狗溜人，人跟在狗后面被拖着跑，连狗都受文化影响呢。看银屏上的东西方影星，西方人脸上露出的是纯情，中国人脸上写满的是“金钱”两字，再加两字就是“欲望”。西方人有宗教信仰，中国人信仰什么呢？画家陈丹青说：“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听上去不免有些悲哀，却一针见血。

春节后党委书记杨进生病住院，王华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王华是个老革命，办事公道，待人平等，我们机关几次去上海制笔电化厂劳动挖黄油灰，他身先士卒干的满头大汗。这段时间揭批运动是他领导，有时需要赶材料就叫我去帮忙，陈成明不免感到落寞。有一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小石，别人都说以后学校是王华赵恒灿老郁的天下，说你几次揭批发言都是他们提供的炮弹，你是他们的先锋干将呢。”我听到过这些议论，还有人说我也是官迷呢。我从来不对仕途感兴趣，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写作。

4、装饰了别人的梦

揭批运功结束后，赵恒灿先做航海系总支书记，党委副书记，后调长航局任党委书记，再后来任锦江集团党委书记。王恩田先后担任科研处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王恩田的妻子杨慧如调上海水产学院任党委书记。王雅珍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同安担任教务处长。陈成明先任院务处副处长，后任学校三产公司总经理，因经济问题被查处。

我后来则因言、因事、因文、还因“绯闻”获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离开工作8年的人事处，下放图书馆。1987年，在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因为卷入XXX和王若望事件，公开演讲反腐败，宣传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酱缸文化”等观点，被停职检查差点开除党籍。

日后有人为我抱不平，说我当初为赵恒灿、杨慧如、王雅珍等人如此“卖力”仗义执言，他们平步青云，却不伸援手任由党委书记对我打击报复，我只有苦笑此一时彼一时。也有人说如果办事公道的王华书记不调到华东理工大学，心胸狭窄的陈浩书记不到我校，我就不会遭受如此劫难了。我只能哀叹在法制建设不完善，权力没有关进笼子的国情里，难免“一朝天子一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