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德国诗人歌德云：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野火春风》是我正在写作的自传体回忆录，似可当小说读，因为生活有时比虚构的小说更加精彩。但绝非小说，因为她几乎是照着日记写下的，除了当兵前的日记已经烟消云散，我几十年所经历的包括上达庙堂，下至草民，宏观国事，微观民生，个人浮沉，他人言行等等一地鸡毛的人间故事，均来自我至今保留着的35本日记。鲁迅先生说翻开中国历史一查，只发现两个字：吃人。我翻阅自己的日记本，也发现两个字：怪诞。衍生成四个字即荒诞离奇：荒诞的人生、荒诞的环境、荒诞的家国；离奇的人事、离奇的社会、离奇的历史。过往年代的爱恨情仇、喜乐悲苦、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谎言、人性之善恶、忠诚与密告、潜伏与被潜伏、商场无间道、官商勾连之陷阱，几百个故事纷至沓来……年逾花甲，追忆万花筒似的光怪陆离的人间故事，映射了个人经历与家国面目，自有一番辛酸苦辣在心头。为了阅读之愉悦，我自然做了必要的文学修饰。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严格遵守非虚构原则，不敢有丝毫的杜撰。每当夜深人静开始敲击键盘，我就沉浸在往昔的莫名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我的心情如过山车似的忽高忽底又哭又笑，常有泪珠在眼眶滴滴欲坠。
今日重阳，九九登高。且将我的写作，作为人生的又一次登高吧。即日起，我将陆续贴上不会被“河蟹”的部分章节，首次上天涯，请多关照。

童年时光（1953年11月——1961年8月）

第一章 浦东：生命的起点

1、感谢上帝眷顾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孩提时每每读到白居易的这句诗，幼小的心灵便会为小草感到无比的伤心，嫩嫩的、绿绿的小草怎么这么短寿？及至长大成人，在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感受了太多的人生苦痛后，我却为小草的一生感到羡慕与敬佩：来的可爱，去的庄严，一生绿绿葱葱，万分诗情画意。而我们人类呢，来时自哭，走时人哭，一生忙忙碌碌，万分辛苦劳顿。
尤其让我们人类汗颜的是小草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犹如一曲流畅的牧笛。而我们人的生命却是支离破碎的，是用每个昼夜的生与死链接起来的。或许正是这种生命的方式决定了人的一生会有无穷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智大愚，就连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家也会闹出许多矛盾百出有悖常理的言行。我一直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其实我们人类每天都要经历一次死亡，每天都不知道明天的太阳是否照样升起。我甚至祈祷上帝，当这个世界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让我在任何一个夜晚长眠不起。有人质疑，我就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话回应：我思，故我在。人一旦入睡就没有了思想，没有思想的人难道还存在生命么？
小草秋枯春荣，岁岁循环，生生不已，但是一到来年，不管烈火怎样无情地焚烧，只要春风一吹，又是遍地青青满眼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我们人类却无法死而复生。所以，我说人不如草，一天一枯荣。我的生命也大抵如此，充满了悲喜。

我生于1953年11月末。我一来到这个世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脸盘上镶嵌着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作为父亲的长子，母亲的六儿，他们给我起名“汪青”，一汪清水的含义，附庸风雅很有诗意吧，也谐音延续了同母异父哥哥们的“卿”字。我姓石，名中有汪，长大通报姓名，常有自以为聪明的人马上说“哦，你爸姓石，你妈姓汪。”也怪不得他人，“汪”字原是百家姓之一，如李白诗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的汪伦，清末因行刺摄政王失败被关进大牢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兆铭，还有原上海市长汪道涵、现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少有人用作名字的。40年后有算命先生说我时辰八字缺木，名字又多水，所以与木头打交道顺利，开酒店与酒水同流合污犯冲。我生在冬天，60年前的冬季真正是天寒地冻，地球上的气候尚未变暖，大多数南方人也没有现在已经普及的暖气空调，家中取暖多把煤球炉拧屋里一搁，门和窗户留些缝隙以便通风既可——彼时的上海真正是君子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除了一身空皮囊没有浮财让小偷惦记，受农民意识多子多福影响的伟大领袖正发动人民大批一个姓马的人，号召多生多育，许多家庭都是“光荣妈妈”之家，屋里几乎窝着一个班的人，绝少倾巢出动。邻居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远亲不如近邻，陌生人一进来就像鬼子进村迎面全是警惕的眼睛，小偷绝无可趁之机，不像现在独门独户住了多少年都叫不出邻居的姓名，所以一般家庭都不装门锁，晚上睡觉把门用插销插住或放一只凳子椅子倚靠着房门即可。
一个多月后，我的生命之花险些枯萎。那天夜里上海天气零下8度，妈妈照例把煤秋炉拧屋里一搁，不知哪根神经糊涂了，没有留门缝，插住门后插销，就睡下了。半夜2点，做中班回家的父亲怎么敲门都不见妈妈开门，心知不妙，硬是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屋里，只见满屋子的哥哥姐姐和妈妈一个个活像死鱼嘴吐白沫不省人事。抵抗力和人的年岁成正比，我最幼小自然煤气中毒最重，全家人送到附近东昌路善堂路上的浦东第三医院，据说我被医院的郭院长抢救了7天7夜，一颗幼小的花蕾总算没有夭折！
到我满一周岁后的两个月，正逢除夕夜，我的生命之花又一次遭受摧残。
大姐大我十岁，那时我刚学会走路。我们19弄是苏联援建的公寓，尖顶红瓦，每层四户共三层12户人家，每家都有配备碗橱、煤球柜的公用厨房、卫生间和带浴缸的洗澡间，外面还有个带水池的大晒台，居住条件虽然达不到彼时政府宣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社会标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属“高档住宅”。从我家到厨房的走道呈L型约有8米距离。刚会走路的小孩子，在热闹的除夕夜，最喜欢“虬闹猛”，我屋里屋外满世界走，刚跑到L型拐角处，大姐拎着一只灌满沸水的热水瓶迎面撞到了我，热水瓶立刻倾翻，滚烫的开水如瀑布般洒在我左背上，剧烈的刺痛使我杀猪似地大叫，凄厉的嚎叫声把大姐吓晕，父母亲赶紧跑来，泼水难收，一切都晚了。据说送到第三医院抢救了10天总算保住了小命，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脸没有破相，只在左背上烙下了一块巴掌大的伤疤。世界真小，50年后结识上海大世界对面的原红光医院郭岗医生，才知当年救了我两次性命的郭院长就是他的父亲——原来这家医院是他家的私人诊所，49年后被政府公私合营了。
如此这般的摧残，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还发生过多次，只能说我的命大。
去年读百岁老人著名学者周有光的《我的人生故事》，有人问他长寿秘诀，周老幽默地回答道：“上帝太忙，把我忘了。”在此借用下，我的人生能延续至今60年，生命之花依然璀璨，各类器官零件均能正常运转，实在要感恩上帝慈悲不让我去天堂报到。

2、陆家嘴往昔
我们19弄属黄浦区崂山街道，位于崂山西路与栖霞路之间，离浦东中心医院（即现在的东方医院）很近。崂山新村名是依据崂山路而来，上海的新村名大抵来源于近旁的道路名。原来的崂山路分为东路、西路，不明底细的人走在路上想找到目标常常摸不着头脑。因为上海的道路不管东西向还是南北向，大都是在一条路上分成东路西路或南路北路——如南京路一条道分成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西藏路一条道分成西藏南路、西藏中路和西藏北路——而崂山东路和崂山西路却是两条并行的道路，中间隔着其它小区。1987年夏季，我的新疆战友张春生（其兄是文革中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从东北来沪看我，在崂山西路上走过去走过来，怎么也找不着我刚迁至崂山东路的家。彼时也没有手机、寻呼机可供联络，东问西问，“费了老鼻子劲”（他的东北话）才找到我家。20多年前浦东开发，政府取消了崂山西路名，改称南泉北路，原先的崂山东路去掉一个东字，叫做崂山路。

上海的街道通常用中国的省份和城市来命名：南北纵向通常以省份名命名，东西横向用城市名命名。如南北向的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浙江路、西藏路等；东西向的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上海的地名就如一幅中国地图。说来有趣，把中国的地图套在上海的地名上，据说是1862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时，城市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各国争执不休都要保留自己的街道名。英国领事麦华陀想了个主意，制定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谁都别争，就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于是上海街道名就像一幅摊开的中国地图。台湾的台北地名命名的更仔细更精确，以南北向的中山路和东西向的忠孝路为一个十字坐标，划分出上下左右四块，左上那一块的街道，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右上那一块的街道，以中国地理上的东北城市为名，左下那一块，是中国的西南，右下那一块，是中国的东南。如果熟悉中国地图就可按图索骥，找成都路、贵阳路就往西南去，找长春路、吉林路就到东北角，找绍兴路、宁波街就朝东南走，找兰州路、哈密街就到西北方向。我们浦东呢？只要对中国山东有所知晓，就会发现浦东的道路名几乎都是山东各地的县名，什么招远路、即墨路、昌邑路、乳山路、崂山路、临沂路、枣庄路、文登路（浦东开发后嫌文登路名不雅遂改称东方路）等等。据传上海解放初期负责浦东市政规划的是一批山东南下干部，或许是想念家乡，便就地取材把浦东的道路都冠以山东老家的地名“望梅止渴”。

十几年前，崂山新村街道取消，改称陆家嘴街道，傍上了“大款”，因为浦东开发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陆家嘴是上海的一张靓丽的名片，是上海的金融中心，矗立着几十幢摩天大楼，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在大楼里办公。在我儿时，浦东却是一派说城市不像城市，说农村不像农村的景象，通公共汽车的道路仅有浦东大道和浦东南路两条，公交车只有81路、82路、85路、86路四条线路——彼时中国缺乏石油，每辆公交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大煤气包，犹如一只大乌龟——最高的建筑是浦东南路东昌路口消防队的瞭望塔，楼高8层约25米。19弄的居民主要是海运局、远洋公司、港务局、长航局的职工，全是和水打交道的单位。人员祖籍来自五湖四海，几乎涵盖了全国除新疆西藏内蒙以外的所有省份，尤以江浙人居多。小区由竹篱笆围住，约有20几栋三层楼，尖顶红瓦。院子里栽满了柳树、桑树、桃树与高大的悬铃木，满眼绿意葱茏——近年有事去浦东，常会不由自主的拐到19弄看看，儿时的印象已不复存在，三楼加高至五层，空间感大幅缩水，小区里的树木几乎荡然无存——彼时最有趣的明明是上海市黄浦区户籍，就像美国印第安人原住民，去浦西我们叫去上海，自己不把自己当上海人看，自嘲是“上海市黄浦二区”（彼时黄浦区分浦西浦东两块，浦东还有南市区、杨浦区的部分地块，现在都叫浦东新区了）。彼时上海如一头睡着了的狮子，没有地铁、没有隧道、没有大桥，60年代前去浦西要坐木制舢板船，每次过江都要小心翼翼牵着船夫伸来的竹竿爬上舢板船，一不留心就会掉进黄浦江。

但是，崂山地区彼时却是浦东最繁华的文化和商业中心，浦东唯一的工人俱乐部，很气派的东昌电影院，二层楼的崂山商场和菜市场以及我的母校——崂山路小学都在附近，离我家仅一步之遥。更重要的是崂山地区是我儿时的天堂，看电影、看演出、看小人书、打气枪、去菜场排队买菜、捡拾发潮水飘散四处的瓜果、有了钱就去商场买盐津枣、和小朋友打斗玩耍，当然还有我的小学生活，无数故事都在这块巴掌大的土地上演绎。

3、儿时的“伊迪园”
离我家最近的是东昌电影院，和19弄仅隔着一条崂山西路。电影院坐南朝北，和浦东工人俱乐部相互守望，当中是一块长200米宽30米的绿化带。西边是崂山商场，拐个弯进去是菜场；东边是我后来就读的崂山路小学。每逢东昌电影院放映新片，我总能先睹为快，因为我是父亲的长子且老来得子，要钱方便，电影票通常1至2毛钱。50年代中国还没有大革文化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击胡风反党集团、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打倒彭德怀张闻天等走马灯似的运动，虽已深海静流着未来中国大乱的暗潮，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屁孩没有什么触及，尽管58年跟着妈妈去浦东大道六号桥大炼钢铁，也权
权当参加一场盛大的游戏而已。彼时中国文化很繁荣，30年代以来的电影如《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羊城暗哨》、《渡江侦察记》等连轴放映，都是我喜欢看的电影。东昌电影院彼时还有围墙，围墙两侧是一长排报廊，上海的大报小报如《文汇报》、《解放日报》、《青年报》、《文艺报》、《少年报》等数十种报纸均及时更新。我四、五岁后在爸爸和哥哥姐姐的教导下，已经认识很多字，通常的看书阅报没有障碍，特别喜欢看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杂文和插图漫画。电影和书报为我儿时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也为我后来一上学当干部、参加上海美术培训班举办个人画展、进中学创办战地黄花评论组、到新疆部队从事新闻报道与杂文写作、文革后考上华师大中文系奠定了文化基础。当然“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为我后来舞文弄墨结识几位著名作家、鼓吹台湾作家柏杨的酱缸文化、在学校公开演讲反腐败、不留神闹出所谓的桃色绯闻被领导抓住小辫子上纲上线，再后来以莫须有罪名险些开除我党籍埋下了伏笔。

东昌电影院的南边有一大片荒地，19弄不少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农场”，我家也有一小块自留地，种着高粱和一些丝瓜、番茄等菜蔬。奇怪吧，大上海居民还有自留地？这一要感谢彼时浦东没有改革开放，到处是荒山野冢、池塘小河，甚至还有49年前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碉堡；二要佩服人在饿肚子时的穷极思变，只要不饿死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都敢干。三年困难时期，上面只顾着反右倾斗彭德怀，只想着支援亚非拉维护大国形象而不顾民生，也没有后来遭民众诟病的城管。因此，市民们就学当年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私自圈地种菜，以瓜菜来填饱肚子。

记得60年夏的一天下午，彼时正是最困难时期，我7岁已经懂事了，跟着爸爸去自留地里劳作了一会儿，就嚷着要去俱乐部玩，爸爸看看高粱红了，本想马上收割，做一些高粱面饼子给全家人填饱肚子，只好说“好吧，我们明天来收割。”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过去一看，一簇簇高粱只剩下一根根竿茎，头上的高粱穗子不翼而飞，我难过地哭了——我哭不是喜欢吃高粱面饼子，那红的像猪肝似的高粱面饼子吃在嘴里糙得像沙子，绝不比大米白面好吃。我哭是因为自家辛勤一夏的东西被人可恶的偷走了——我气愤的要去割别人家的高粱穗子来堤内损失堤外补，爸爸不允，叹了口气说：“人家没有了，也要难过的。”父亲是个正派厚道的人，宁愿自己吃亏，也从不占别人的便宜。

东昌电影院的西边是彼时浦东最大的崂山商场，上下两层，一楼卖食品小吃，二楼卖布匹衣物。我有了钱就往崂山商场一楼跑，木架玻璃柜台里有着琳琅满目的各种食物，小孩最爱台香橄榄、盐津枣、蜜饯和水果糖。除了物质吸引，还有三个场景至今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是柜台上方牵着两根铁丝，顾客买东西，营业员收了钞票往铁丝上吊着的夹子一夹，“嗖”一声滑到商场中央的收银处，过一会，又听一声“嗖”，收银员把发票和找头弹了回来。二是大热天商场屋顶一排用绳子牵挂着1米见方的硬纸板做的人工大风扇，有专人来回拉动鼓起一阵阵凉风给顾客降温。三是商场里贴满标语口号，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吃小亏赚大便宜”等等，后来知道后面两句口号均来自刘主席——彼时家里都挂着毛、刘两位主席的画像，就像天上悬着两个太阳。不知道后来毛发动文革打倒刘是否因为嫉恨这一违反自然的景象？

浦东工人俱乐部（现在叫浦东文化馆，也是91年浦东开发办公室最早的办公所在地）是浦东唯一的一家大型文化娱乐场所，中间是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剧场，两侧各有一个可容纳两三百人的小剧场。一楼有乒乓室、绘画室、游戏室、练琴房；二楼还有图书室、舞厅等。俱乐部的院子内还有溜冰场、马戏场、花园长廊。每到礼拜天，父亲有空就会带我过来玩。彼时的中国铜臭味不浓，文化单位还没有一切向钱看，俱乐部不收门票，凭工会会员证可带一个小孩进去。除了看戏看电影，我常去绘画室画画去游戏室玩耍去图书馆看通俗小人书，有时也去练琴房看二哥拉手风琴，哦，二哥的手风琴口琴都很在行，还是俱乐部合唱团团员，用现在话说是个地道的文艺青年。59年二哥当兵，63年复原回来去上海工具厂工作住单位宿舍后就很少来俱乐部了。彼时的浦东工人俱乐部，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在一个几岁小孩的眼里，简直就是希伯来人《旧约》中一个宁静和平的伊迪园。

4、“上海曲西”与“野蛮小鬼”
黄浦二区是相对于黄浦区的浦西地块而言，属地理范畴，但是从人文概念出发分为一区二区也无不可。黄浦二区中心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陆家嘴金融区，毗邻黄浦江。彼时陆家嘴还没有东方明珠电视塔，原址是浦东公园；也没有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和正大广场及滨江大道，原址是上玩一厂钢球厂烟草机械厂立新船厂等第二产业；更没有陆家嘴绿地和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原址是国棉十厂利华造纸厂和一大片低矮的棚户区。从19弄步行到黄浦江边只需十分钟，300米宽的江对岸就是繁华的外滩万国建筑群。

或许姓名中水多，我从小喜欢戏水，常常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到黄浦江边摸螃蟹捉泥鳅，很快学会了游泳。站在陆家嘴黄浦江边眺望外滩，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描绘的俄罗斯森林，大厦群里一条条马路就像森林中的山间小径，我们这些“野蛮小鬼”被阳光晒得活像一条条黑泥鳅四处乱窜。到了夏天暑假，从黄浦一区到浦东玩耍经过19弄的同龄人，比我们黄浦二区的人脸皮白皙得多，如同白色人种，穿着西装短裤和尼龙丝袜子，一副公子哥模样。彼时我们把浦西来的人叫做“上海曲西”——这个词没有收入词典，我也不知道确切含义，大约就是瞧不起人的贬义词吧。碰到有点血气的“上海曲西”就回骂我们是“野蛮小鬼”，双方一言不合就拳脚相交大打出手，结果可想而知，每次都是“上海曲西”落荒而逃，我们大胜而归，原因很简单，我们“野蛮小鬼”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上海曲西”到浦东主要是去离19弄不远的洋泾苗圃采摘桑叶喂蚕宝宝，因为黄浦一区都是水泥建筑森林，马路两旁都是外国人种的法国梧桐树没有桑树。我小时候也养蚕宝宝，看着蚕宝宝一粒粒撒仔、化作白胖胖的蚕蛹很是有趣。几乎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喜欢养蚕宝宝，但养的人多了，19弄和附近荒地里的桑树供不应求，蚕宝宝就会发生生存危机。蚕宝宝不像人可以实行计划性的“票证供应”，那就要到洋泾苗圃去搞了。洋泾苗圃离19弄三里路，是彼时浦东的一个大型苗圃，毗邻久安公墓（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些坟墓里的冤魂不知被上面乔迁何处？），苗圃中有大片的桑树林，可是经不起黄浦一区二区的“上海曲西”和“野蛮小鬼”联合采摘，为了保护桑树不受破坏，苗圃领导就加派人手加紧巡视。

记得是60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翻越墙篱笆进入苗圃，刚采摘一会，就见两个纠察疾步跑来，其他几人见势不妙赶紧翻墙逃走，我成了他们的俘虏。纠察看着我小小的个子、恐慌的大眼犯了愁：打我一顿怕出人命——彼时中国人的人性未泯，不像现在常常发生些莫名其妙的死法；叫我罚款也没钱。我有小聪明，每逢出去做“野蛮”事情，都把项圈和手链脚链摘下放家里——其中一人就出了个“馊主意”给了我记忆一生的处罚，他恶声恶气地说：

“把迭只小赤佬屁股上忒点柏油，看伊今后还敢勿敢来！”

于是，这两个纠察扒下我的裤子，把我摁下身屁股朝天，抄起笤帚在我屁股上涂上了一层黑呼呼的柏油。那个狼狈样我终身忘记不了。不敢这样回家，就坐在农田边上把屁股在泥土里来回蹭来回磨去除污渍，细皮嫩肉经受不了如此“磨练”都破了皮渗出了血。悄悄回到家想蒙混过关，没想到妈妈守株待兔把我一顿痛打——原来逃回家的小伙伴已把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纠察“行刑”时，他们就在篱笆外贼头贼脑围观呢。

除了养蚕宝宝，我还喜欢跟着大人去杨高路两边的小河“拷帮头”捉鱼虾。所谓“拷帮头”就是把小河两头用泥土堵上把水排掉，“图穷匕首见”、“河枯鱼虾现”，活奔乱跳的鱼虾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有一次，我的双脚踩在河床泥土里被水草缠住了，越陷越深差点沉到水底还吃了几口水，幸亏几个大人慈悲为怀，伸出援手把我救了上来。儿时类似这样的险境不知有多少，感谢上帝眷顾不要我过早去天堂报到。

我自幼顽皮好动自恃聪明，有时很有天分，有时很是愚蠢，有时又很疯狂，一如彼时的社会彼时的领导人，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钦佩令人讥讽又令人斥责的事情。

我小时候“眼虎”特准是个天分——“眼虎”即普通话所称的“眼力”。

文革前，东昌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附近区域是小孩们的“伊迪园”，彼时不像现在的小青年都窝在家里玩电脑看电视做一个“沙发土豆”，我们喜欢玩抓强盗、斗鸡、滚铁圈、放风筝、捉蟋蟀、摸螃蟹、粘“爷壶子”（即蝉），都在野外活动，所以叫“野蛮小鬼”。电影院附近小贩众多，摆小人书地摊的、卖各种小吃的、兜售各种手工品的，还有套圈圈打气枪的，甚至在电影院东侧广场时不时有河南、山东等地过来表演杂耍和马戏的。儿时的我以为世界就这么大，难怪我会把二楼的茅伯伯喊作“毛主席”，把他家当做音乐圣殿了。除了肚子饿或嘴巴馋买些吃的或看看小人书，我还喜欢打气枪套圈圈，特别是打气枪。所谓打气枪就是离开三米远，用气枪瞄准前面的一个架子中摆放的飞机、大炮、兵舰和士兵模型，打准靶心，那目标就“啪”的倒下，摆摊老板按规矩就奖励你两枪，通常一分钱打两枪。我每次过去都能获得老板的免费打枪，因为我一分钱可以打倒底打倒天黑收摊，为什么？因为我的“眼虎”特准。我一分钱两枪基本上枪枪打倒目标的靶心，就能接受奖励继续打下去。如此一来，位置给我一人占了，老板耗不起，每次见我过去就拱拱手说“小爷叔，侬眼虎准，把侬免费打两枪，打好侬帮帮忙好伐！”是人都经不起恭维，就如上面被类似好学生的人马屁拍晕，消灭麻雀大炼钢铁什么事都不顾自然法则胡搞一气。我也是，听老板这么一恭维，又能免费打枪，就打几枪鸣金收兵，得意洋洋地走了。

我有时还很愚蠢，经不起别人引诱常常自讨苦吃。

有一次，几个大我几岁的孩子拉我到7号门口，指着一个高两尺大肚子口如小碗大的陶瓷缸，说他们“眼虎”不准，不能把一块石头扔进去，说我打气枪“眼虎”准，扔石头不一定准。我经不住挑唆，摆开架子，离开5米，屏住呼吸，把石头一下扔出去，只听“哐嘡”一声没有扔进瓷缸口而是击中瓷缸身，那瓷缸就破碎裂开了缝。瓷缸是人家洗了放在门口晒太阳的，这下被我打坏，那家大人跑来拉我回家找我妈赔了几块钱，我被妈妈打了一顿。后来我知道，这几个孩子和这家小孩不和，就借我“眼虎”报复。当然，有时没人引诱，是我自作聪明自讨苦吃，比如有一次，两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小孩子在搬动一块60公分见方的水泥道砖，看看他们搬着石块直不起腰，我就自告奋勇换下其中一人，和另外一人用尽力气直起腰，刚走几步，那小孩子筋疲力尽突然松开了手，石块失去平衡掉下来，把我右脚踝划了一个橄榄大的伤口，鲜血直流，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右脚踝上。

我儿时天不怕地不怕，行动疯狂常常被人斥责。

彼时上海小朋友喜欢“斗鸡”，既有双人“斗鸡”也有团体“斗鸡”。所谓“斗鸡”即单腿独立，双手抱起另外一条腿，互相争斗，把对方挑下马即为胜利。不是说大话，19弄同年龄人的“斗鸡”冠军我当之无愧，即使比我大几岁的人很多也斗不过我，甚至后来下乡学农、去新疆当兵和一些比我高比我壮的人“斗鸡”，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原因一是我讲究技巧会借力攻其不备，二是我胆子大气势夺人敢于亮剑。俗话说：胆子小的怕胆子大的，胆子大的怕不要命的。经常有人被我斗的几天下不了床，骂我“野冲军”。彼时我们小孩子还常常玩“捉强盗”“拍犯人”，隔着花坛树丛两军对垒互相抛掷石子，石子上面涂抹黄泥土，谁身上被扔得黄泥土多谁算输。谁让我是“神枪手”呢，有一次，我把石子不偏不斜扔到对面15号伟民的眼睛上，使他成了“斗鸡眼”。他妈妈不依不饶，骂我是“野蛮小鬼”，一边找上门叫我妈付了一笔医药费。当然，我又被母亲痛打一顿。

我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有一怕：怕电。

记得刚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下课回家，走到东昌电影院旁边的崂山西路，看见一辆迷彩色的军用吉普车停着，车里没有人，透过窗玻璃发现里面放着几样玩具和连环画小人书。我目无法纪歹念顿生，想把它们拿出来玩玩看看，伸手一沾到车门把手，一股强大的电流袭击了我，浑身发麻，顿时瘫倒在地上。正好我们11号那位“毛主席”下班经过，把我抱起来，说：“小辫子，这车通了电，不能碰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触碰带电的东西，有时甚至家中灯泡坏了都不敢换，可谓：被蛇咬一口，十年怕井绳。——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女。30几年后我和妻子小顾带着3岁的小女儿阳阳开车去我苏州购置的房间过“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在客厅看书，小顾在厨房忙着，女儿一个人在里屋玩。不大会，女儿发疯似地尖叫着跑出来大哭大闹，我们跑去仔细察看，发现床边电源插座杵着一根铁质钥匙，才知道一定是女儿玩耍时触了电。从此，小女儿和我一样也怕“电老虎”了。

5、“票证时代”

民以食为天。菜场绝对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一大场所，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每天少不了跟菜场打交道——中国49年后学老大哥苏联设立的特供点，往往是在大官聚集居住的、我们称为“上只角”的地方如徐汇区、静安区和黄浦区浦西地区等原法租界英租界高档地区，我们“下只角”黄浦二区还没有。在我刚记事时，就常常跟着妈妈姐姐和邻居，屁颠屁颠去菜场买菜。彼时的菜场供应还算丰沛，上面或许怕食物多了会霉掉，1958年《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要求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完全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属荒唐。好景不长乐极生悲，或许把国库吃空了，上面立刻杀了个回马枪，要求计划供应，搞民生还像当初打仗打倒哪算哪。很快上海和全国一样实行票证供应，马上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一票是：上海市粮票。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后来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除了粮票，还有布票、油票、棉花票、鱼票、肉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工业券等等各式各样的票证，成了百姓过日子的基本保障。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生活中如果缺少票证，日子都没法过。那时的人们视票证为“命根子”，可以称之为“票证时代”，直到90年代才取消，

如此一来，菜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原来只要有钱就可以买，现在还须凭证供应；原来是买方市场，现在是卖方市场；原来市民眼睛只看菜色，现在要看营业员的脸色：营业员心情不好，就把称压得很平，心情好或是熟人就把称抬得高，这之间的差距就大了，这边多一两，那里多一份，家里的饭桌上就丰盛多了。一时间，营业员就成了“香饽饽”。19弄有几个大龄女青年在菜场做营业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纷纷成了家。这和现在的女青年找对象要“拼爹”要“傍大款”要“高富帅”是一个道理，可见马克思说的“物资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何等正确。

困难形势愈发严峻，老百姓的肚子愈发紧缩，菜场的局面也愈发紧张。别以为有了票证就可以随时去购买，之所以实行计划供应就是因为物资紧俏，而且计划不如变化，常常缺东少西，要买到自家需要的菜还须赶早。尤其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像农村赶集一大早要去菜场排队，这时候家庭人多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大人拖着小孩去排队，如果买的菜多人手不够，就把篮子甚至砖头代为排队。中国有句古话“饱暖思淫欲”，其实应该加上一句下联“饥饿无尊严”。为了买菜，就常常上演全武行，把个安宁的菜场搞得像是战场。

上海频临东海地势低，崂山地区更是一块凹地。彼时共产党刚接管大上海还不懂城市管理，当官的只忙着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也不懂城市的防涝排涝。每逢台风刮来，下水道堵塞，菜场附近的道路就成了一条条小河，漂浮着从菜场流散出来的蔬菜瓜果，特别是圆形的浮力大的瓜果，如冬瓜、南瓜、西红柿、辣椒甚至长条形的丝瓜、茄子等。这下苦了菜场领导幸福了老百姓，大人小孩各显神通，木桶铅通一起上阵，谁拿到就算谁的。

19弄4号楼有个刘姓大美女，她弟弟刘吉弟是我小学同学，好几个男青年追着想和她谈“朋友”都不入她的法眼，大美女挡不住诱惑也拿了两只漂到她家门口的冬瓜，就被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起了个绰号，叫做“两只瓜”，至今几十年，还在19弄的老人中口口相传。我二哥部队复员回沪，竟和“两只瓜”谈起了朋友，只是大美女出身有问题，她父亲解放前是小业主，我家却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二哥又是光荣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居委干部的几次告诫下，在我大哥（大哥也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市劳动局下属单位当领导）姐姐们的劝说下，也在我受大人唆使常常跟踪盯梢嬉笑下，二哥烦不胜烦就迷途知返，一段才子佳人的浪漫史被扼杀在摇篮里。居委干部和哥哥姐姐如此“政治挂帅”的行为在文革结束后还发生过一次，而且我又参与其中，目标竟是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父亲也多半因此原因过早离世，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不能释怀的遗憾，当然这是后话。

6、麻雀和钢铁

195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空前绝后”的事。

第一件是除四害，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据说是伟大领袖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他体恤民众，生怕老百姓吃不饱饭过不好日子，就决定除四害，发动一场除四害的人民战争。19弄是工人阶级聚集区，又在那位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领导下，自然不甘落后。我那时5岁，顽皮好动好热闹，就跟着大人除四害。19弄及附近黄浦二区地块河流多，树木多，本地人老房子多，正是四害横行之地，特别是麻雀“叽叽咋咋”成群结队的在天空上下翻飞，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彼时上海特别是我们黄浦二区生态环境优良，不仅麻雀多，还有喜鹊、黄鹂、斑鸠、乌鸦，甚至还有盘旋天空的老鹰，现在除了麻雀和家养的鸽子，其它鸟类都不见了——既然伟大领袖发号召，我们19弄的大人小孩如民国政府号召抗日似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体出动，拿着政府发给的锣鼓，并把家里能够发出声响的家什，统统跑到户外敲锣打鼓，满世界噪声。人们占领所有的高处房顶，摇动树枝，晃着长竹子逼使麻雀不停地飞，可怜的麻雀没有可以栖身和落脚之地，掉下来活活累死——据说都是心脏破裂。还有的被政府组织的神枪手击毙或被毒药毒死。后来听说上海在短短几天里就捕杀麻雀50多万只，全国捕杀麻雀19亿只。后来还听说大文豪，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为此作诗《咒麻雀》一首全国传颂：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那一阵，上海的天空麻雀几乎绝迹，和麻雀们同类的其它飞鸟以及蜻蜓、蝴蝶、蝉虫、蚱蜢等小精灵也都很少见了，那时我不懂什么环境问题，长大后才知道这破坏了生态系统。虽然和大人一样为完成伟大领袖的任务感到兴奋，但是心里总有些不开心，那么多给我们小孩带来乐趣的小生命没有了，世界上只有两条腿的人，多没劲呀。

第二件是大炼钢铁，也是伟大领袖发动的人民战争。

彼时浦东大道六号桥附近是浦东大炼钢铁的主要场所之一，我记得跟着母亲去过几次，那是我吵着要去看热闹母亲才带我去的。母亲那时没有固定工作，政府为了大练钢铁就把待业人员统统组织起来，日以继夜，保证完成上面下达的炼钢任务。我印象中，六号桥那里有一排约10个“土高炉”，浓烟冲天，旁边堆着钢渣……妈妈和很多大人挥汗如雨。妈妈干了几天，有些自豪也有些纳闷，回到家里和父亲说：

“这样能炼钢啊，这不是儿戏吗，这不就像我们老家秋收后烧麦棘稻草么？”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爸爸摸摸头，说：“这是政府号召的事，让你做，你做就是了，不要乱说话，当心惹祸呀。”父亲读过私塾，知道些历史上的“文字狱”，说话比较注意分寸。

什么国家大事，我小孩不懂，我图的是热闹是欢乐是一场大人们的盛大游戏。当然也有不爽，为了炼钢，上面要求把家里带铁的东西统统上交支援炼钢，把我玩的滚铁圈的铁圈和摸泥鳅用的铁杆都搜去了——这些东西可是我求大人帮我做的呀。

回忆至此，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不知道一年后开始的灾难，尤其是灾难期间发生的大规模虫害加剧了粮食供应紧张是否跟灭掉了麻雀有关？我更不知道全民大炼钢铁到底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希望还是失望，是天堂还是地狱？

第二章 同母异父一家人

1、我的父亲

我父亲生于1914年，老家湖北黄陂（现属武汉黄陂区，天河机场就在黄陂）。40年代因为战乱，随老乡顺着长江东漂到上海黄浦江码头讨生活，49年后在上港一区做后勤工作。我懂事后，父亲曾和我谈过他年轻时的事：30年代初，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湖北闹革命，十几岁的父亲曾跟着折腾过一段时间，部队打散后回到家里，祖父母严加管束，再也不让他乱跑。祖父母只有父亲这个独子，在村里有几亩良田，一幢宅子（1992年我送父亲骨灰回乡安葬第一次回去，大宅子还在，只是常年失修破烂不堪，乡亲不敢拆，一定要我这个做长子的签字同意才予以拆除），就盼着父亲安安稳稳过日子，哪知父亲年少好动就想到城里生活，就跑到汉口，后来日本军队攻占了武汉三镇，父亲就跑到上海来了。

父亲长得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去年我女儿在我书橱里翻出一张60年代父亲的相片，直叹爷爷是一帅哥。父亲读过私塾，又家底殷实，据说在湖北时先后有7个相好，到了上海举目无亲，有工友把他介绍给我母亲，两人如前世有缘就结了婚。母亲的前夫51年因病去世，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儿女分居沪鄂两地，四个儿女在湖北乡下，在上海就只有一个小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姐，母亲半文盲又是“三寸金莲”小脚，没有稳定的工作只偶尔打打临工补贴家用。父亲没有计较母亲的家庭现状，把母亲乡下的四个儿女全部接回上海抚养成人。父母亲几十年和睦相处，很少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父亲每月工资88元，是彼时上海工人最高的工资。父亲正派厚道又一向乐善好施，对有求于他的人总是尽力帮助。我经常见到邻居朋友找我父亲：“石伯伯，我手头有点紧，借几块钱吧。”父亲就不假思索从口袋摸出钞票，至于还不还就不管了。81年2月他猝然去世，有好几个人哭着来还借他的钱。

53年后我和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同母异父，一家两姓。父亲对母亲的五个儿女视如己出，并没有偏袒自己的三个儿子。我上面几个哥哥姐姐对我父亲也很尊重很孝顺，外人根本看不出我家是同母异父一家两姓。只是父亲对我这个刚出生就差点死去，长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长子多了几分怜爱，也惯坏了我的一些脾性，如顽皮好动，说话不饶人，嘴巴挑食，从不吃葱蒜辣椒等辛辣食物，面条里有些香葱都要挑出来，还患有工人家庭人很少有的洁癖，特爱干净，如吃饭餐具必须开水烫过，也不挨近人，怕人嘴里的唾沫飞进碗里，与人说话也保持一定距离。

家人叫我“金大爷”——此句也未收入词典.大概是娇贵宝贝的意思。父母还在我脑袋后扎起一根几寸长的小辫子（为此常被小朋友揪辫子，怕妈打我，不敢剪掉辫子就百般蹂躏不让其长长，二年级时母亲开恩总算把辫子剪了，我的绰号就是小辫子），脖颈挂着白闪闪的银项圈，手腕和脚踝套着银链子，跑起路来浑身上下银光闪耀仿佛哪吒下凡。66年“文革”伊始，全社会大破四旧，母亲无奈才摘下我的项圈链子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