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他妈出事了，被人发现和隔壁邻居家小她20岁的一个男青年乱搞“男女关系”，说她特别嗜好从那男青年身上“采精”补养身子，难怪“半老徐娘”还细皮嫩肉，脸面几乎看不出皱纹。深入挖掘还查出他妈解放前是上海滩的“白相人”，和上海滩大亨黄金荣一个手下有一腿，经常在大世界附近的“浴德池”鬼混，属严重历史问题，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多次批斗。

如此一来，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论，就断送了李建中的“革命生涯”，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红小兵师长头衔被上面取消了，人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蔫了。军帽、军装自然不敢穿戴了。见到我也不敢辩论到底“谁能敌”还是“谁能胜”了，一时间我们成了书友，互相交换那些曾经被他竭力攻击的“四旧”图书拿回家偷偷地看——唉，还是老祖宗马克思说得好，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时势即社会不仅能造英雄，还能改变人际关系，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啊。

3.无聊才读书

从文革开始到68年进中学的两年里，学校教育秩序瘫痪，大家闹革命基本不上课，我除了去复旦大学听“孙悟空”胡守钧反对张春秋，去上海柴油机厂看“武斗”为“工总司”助威，还有几次随着别人到公共汽车和市轮渡上向乘客宣读毛主席语录（因为我结巴，分给我的任务是摇旗，动手不动口），另外和学校红小兵干部学解放军拉练，步行三个多小时到高桥烈士陵园瞻仰革命先烈外，我几乎是个“逍遥派”，除了玩耍就是看书。

我的同学曹根生是我所看书籍的主要来源，因为他舅舅文革前在东昌电影院门口摆过旧书摊——彼时有好几个旧书摊，大多数是连环画小人书，曹根生舅舅的旧书摊一部分是连环画小人书，还有一部分是大人看的各类图书。从19弄去崂山路小学必须经过这些书摊，我每天放学都要在书摊前，花个几分钱看几本连环画小人书，记得到四年级，我把几个书摊的连环画都看过了，就开始向曹根生舅舅书摊借书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文革开始，旧书摊被当做四旧受到冲击，摊贩都“关门大吉”。曹根生和我很要好，也喜欢看书，把我带到他舅舅家，这下就像老鼠掉到米缸里，可把我高兴死了，除了以上这些中国图书，他舅舅家还有许多外国书籍，如俄罗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伯爵》，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等，还有不少中外诗歌集。曹根生舅舅家的书籍看完了，我们就四处找书或和别人交换着看。书友之间交换书看不要钱却有时间规定，为了加紧流传也为了守信以便获得更多的书看，就需要日以继夜并瞒着妈妈，躲在被子里或蹲在抽水马桶上争分夺秒的看——唉，我的近视眼就是这样弄成的。

李建中也喜欢看书，这时他已经不当红小兵师长了，就像鲁迅打油诗说的：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经常和我们交换图书，他还真有办法，常常觅来几本解放前的小说书和暗地流传的书如《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等。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我三年级开始写日记，文笔已经很流畅，现在又附庸风雅作诗填词，讲究平平仄仄和押韵，居然写了几十首，一本正经装订成册给书友传阅。

5.战地黄花评论组

1968年9月，我在崂山路小学待了7年，终于进入乳山中学读初一，听从伟大领袖号召，在工宣队领导下“复课闹革命”。进中学后我参加了红卫兵，又被班主任“钦点”当了班里的最高领导红卫兵排长，两年前叱咤风云的红小兵师长李建中却红卫兵都没有让他入，因为他属于“坏分子”家属，按彼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理论，他只能打地洞了——1971年1月，我和乳山中学其他17人入伍当兵，该年底李建中上山下乡去了安徽黄山插队入户，74年他也当了兵，几年后当了副指导员，80年转业回来分到上塑六厂做了支部副书记，后来调上塑21厂当厂长，再后来因为“受贿”几万元被判了4年刑，出来后在我公司做助理，再后来因为车祸年仅52岁就“英年早逝”，这是后话。唉——我至今回想李建中的人生，常常唏嘘不已，一个大起大落的乱世英雄啊！

尽管我当了红卫兵排长，因为口吃，我依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班主任全文江是“保皇派”——回想起来，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其实是大人们的政治分野，我们小孩只是懵懵懂懂跟着跑，哪有什么“政见”？——他知道我不能当众讲话，但知道我文笔好还会画画，就建议我写写大批判文章，不要落后于革命形势。人啊人，是人都有两张皮，就如现在的小孩在家里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横行霸道，到了学校通常乖乖听老师话，相比较家长的话，简直是“一句顶一万句”。坦率说我虽然顽皮好动，但在学校我还是听话的好学生，又因为从小获得不少老师的青睐，总觉得他们并非“反动分子”，因此，我对老师的话很尊重，在全老师的鼓励下，我不能上台批判冲冲杀杀，就以文代武，联合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战地黄花评论组”。

起名时破费周折，我们从伟大领袖的诗词中寻找名字，黄曙光主张叫“千钧棒”，张学金称“风雷急”好，还有的建议学毛主席当年的“湘江评论”叫“黄浦江评论”，我觉得前两个过于激进，后一个又“浪头太大”，就主张以毛主席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前四个字来命名，既不脱离伟大领袖的思想，又能显示我们的文雅情怀，最终一锤定音。我既当主笔又画漫画（写评论不仅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后来当兵在报纸上发表了上百篇新闻和杂文，74年批林批孔，首长点名由我写讲演稿给23级以上干部做动员；还使我练就了一手隶书）一年多时间，“战地黄花评论组”出了几十期，摆事实讲道理，不做人生攻击和污蔑，又因为文章写得好，图画配得巧，在乳山中学有很大影响——十多年后，我在海运学院组织组工作，一次去乳山中学外调，接待我的是支部书记童国源老师，他看看介绍信又仔细端详我一会儿，问：
“你是我们乳山中学毕业的吧？”
“是啊，我是70届，中学没有读完就到新疆当兵了。”
“嗨呀呀，我说有点面熟啊，你就是战地黄花评论组的负责人啊。”童老师朗声大笑，“我们学校前些时整理校史，还提到过你呢。”
童老师文革时就是书记，当时是造反派揪斗最厉害的一个校领导。他患有严重的胃病，造反派连续批斗三天，不让他吃饭，只把窝窝头给他充饥——窝窝头是彼时上面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用玉米做成的“忆苦思甜”饭，很难下咽，学生们几乎没人把整个窝窝头吃下去的，后来就改为每人吃半个，再后来改为四个人分吃一个。没想到我后来在新疆当兵整整吃了半年窝窝头。

6、美女教师的尴尬

文革浩劫时期，我虽未成年，不懂什么男欢女爱，但是对什么是男人、女人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不知道古话说的“男女授受不亲”具体含义是什么，但是知道男女不能随便交往，更不能对女生动手动脚，否则的话就是“阿飞”，女生行为不端就是“奶三”。自从得了“口吃病”，我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敏感，原来口齿伶俐说话不饶人，现在也沉默寡言，见到女性也变得害羞起来，更不敢和女性同在一室。
我主持《战地黄花评论组》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戴真心，写得一手好字，也会画画——她是我情窦初开第一个暗恋的女神维纳斯。有一次搞得很晚，天下着大雨，工宣队王师傅叫我们在办公室过一夜，用椅子合拢当床睡，我害羞，他说：“只要心里没杂念，即使两人睡一张床也没关系。”我不敢，又怕不回家被妈妈责怪，母亲向来家教甚严，决不允许子女“翘课”“逃夜”，就坚持冒雨回了家。第二天见到小戴，只见她眼睛有些红肿，神情萎靡，当时我没有多想，也想不到什么男女关系问题，后来那个王师傅调走了，据说他对小戴动手动脚“吃豆腐”被人发现，为了维护工宣队的形象，没有声张就把他调回工厂去了——维纳斯以后性情大变，原先青春勃发敢作敢为，逐渐变得逆来顺受，以致18年后我再见到她已是一个市侩女人，这是后话。

如果看小说只给了我书本上的男女概念，但是文革风暴中的“全民捉奸”却给了我人生最初的男女关系教育——对于小孩子和喜欢看热闹的大人，文革的一大看点或许就是上演一场场全民捉奸的活报剧，不管正常还是非正常的男女关系，统统在阳光底下曝光。回想起来，文革前的人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还推崇儒家传统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讲究社会公德，崂山商场还挂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吃小亏占大便宜”诸如此类的标语。文革风暴把这些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礼义廉耻统统刮跑，大人小孩一有机会就拿男女关系说事，或者逮住机会就捉奸，平时有空子可钻就借题发挥。
彼时中学除了语文数学，其它课程一并合成“工基课”。外语课也做了改革，不上英文课改上俄语课——或许上面认为中国人无需和美国人打交道，而彼时又发生了中苏“珍宝岛”战争，为预防苏联入侵中国，全国各地一边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深挖洞，广积粮。把偌大个中国搞成了一个大工地，一边教全国人民学俄语，以备有朝一日俘虏苏联战俘时避免沟通不畅。我们中学也在操场下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防空洞，还请来俄语老师给我们上俄语课。几十年过去，想不起学了哪些俄语，只记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那尴尬的情景：领读的俄语中有个数字的读音是TUKUSI，班里几个调皮学生忽然发现有可趁之机，就大声地、口齿特别清晰地齐声叫道“脱裤子、脱裤子”，把那个美女教师羞得满脸通红。

第三章 社会是个万花筒

1、学农时的“出口”问题

因为文化革命，我们在小学多待了一年，也因为文化革命，我们70届几乎没有读到多少书。我在中学两年，将近一半时间是学工学农：69年学工两个月，70年7月去青浦淀山湖公社支援“夏收”一周，9月去青浦城东公社学农直到71年1月离沪当兵，在学校只待了一年多，又能学到些什么知识呢？论学历，70届充其量是小学五年级。
学农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在外生活，一开始还有一股“鹰击长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气，几天下来，豪气不敌现实，现实把豪气当作一个气泡无情地戳破了。学农的原则是和贫下中农实行“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我被分在贫农崔业成家里，崔大爷约50几岁，满脸沧桑，佝偻着腰，看人都用一双小眼斜着看。夫妻俩有一子三女，儿子比我们大几岁，长相活脱脱是他父亲的翻版，只是腰板还算挺直。他们家真正是家徒四壁，除了睡觉的床，吃饭的桌椅，和劳作用的箩筐扁担锄头镰刀以及靠在墙角的一根渔刺，没有其它家当，只是挂在墙上的伟大领袖的画像和两边的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才给这个色彩单调的家庭增添了些许生气。

记不清当时我们学生每月上交多少钱和粮票，反正在他家里搭伙吃饭住宿。每天早晨是一碗稀薄的用粗粮熬成的粥，一碟烂乎乎的咸菜。中午是粗糙的“羊西米”，有时连“羊西米”也没有，两碟腌黄瓜和咸菜。晚上还是稀薄的粗粮粥和咸菜（崔大爷说他们村的人晚饭都是喝粥，这是习惯），没有一点可称为“油水”的东西。几天下来，人就觉得缺了精气神无精打采干不动活了。“进口”难“出口”更难，中国几千年来都“闭关锁国”不讲究“出口”问题，所谓“出口”即人的排泄问题。彼时农村没有厕所，注意卫生的就在住家边上挖一茅坑解决“出口”，不注意卫生的就在野外随地方便了。崔大爷家旁边有一个茅坑，第一次方便就把我吓得掩鼻而逃退避三舍，因为里面臭气冲天，绿头苍蝇吱吱乱飞，地上爬满了白胖胖的蛆。在家里用惯了抽水马桶，方便完水一冲万事大吉。我只好找个僻静处野外解决，但从小养成了坐式方便，如今趴开双腿蹲下身子就完全打破了十几年的习惯，无法顺利方便了。记忆中我整整5天没有排泄，不是没有而是排不出来。肚子涨得鼓鼓的，没有油水做润滑剂屁眼不开放，我愁眉苦脸的样子被带队的邬老师察觉了，问道：
“是不是大便大不出呀？”
“是啊，我、我大不出来怎么办啊？”
“晚上我来帮你吧，许多同学都碰到这个问题呢。”
晚上月黑风高，邬老师把我引到一个小河边的树丛下，叫我蹲下把屁股翘起来，操起一根树枝，对我说，“有点疼，屏牢些啊。”一阵鼓捣，剜出几粒又硬又黑的粪球，粪球上布满血丝，用手纸擦拭，手纸上也是血迹，屁眼生疼生疼，一连几天走路都不利索——邬老师50几岁，他的两个儿女都比我们大，我们背后称他“邬老头”，他把我们当做是他的儿子也不觉得臭，为我们班不少男同学解决了“出口”问题。

2、民以食为天

邬老师找队长反映伙食问题，并把问题上升到是否培育无产阶级接班人高度，请他想办法叫各搭伙户尽量改善下伙食，那位队长也知道我们学生的处境，答应向搭伙户打招呼。第二天中午，队长来到崔大爷家，看看我们的饭桌皱了皱眉头，说：
“老崔，饭菜里要加点油水啊，不要老想着攒钱给儿子讨娘子盖房子啊。”
“嗨唉，家里吃饭的嘴巴多，儿子20大几讨不到娘子，叫我怎么办啊？”
“这个这个……”队长知道老崔家情况，也没有办法。
这时老崔老婆凑近队长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队长耸耸肩两手一摊，说：“我不管，你们去搞，只要不被公社联防队抓住就好。”

晚上，小崔神秘地对我说：“走，跟我捉鱼去。”他拿起墙角的渔刺，拉了我往外跑。彼时上海郊区都在闹吸血虫，很多人得了血吸虫病，政府组织人员向河湖岸边喷洒灭虫药，河水难免受到污染，抗药力差的小鱼挺不过去，翻着白眼死了。我们来到小河边，小崔用手电筒来回照射，我看见不少小鱼翻着白肚子浮在水面就要去捞，小崔忙说，死鱼不能要，吃了要死人的，只能捉还在水里游动的大鱼。费了好大劲儿，他刺着几条尺把长的青鱼拿回家，他妈赶紧把鱼杀了抹上盐和花椒桂皮吊在屋檐下，第二天蒸熟给我们过饭吃。又过了几天，队里分下一些肉皮肉膘，小崔妈熬了猪油，中午吃饭舀一勺拌在饭里增加油水。小崔说这是借了我们学生的光，像捕鱼、分肉皮此类事上面是禁止的。那一段时间，小崔经常还带我夜里偷偷跑到附近生产队去挖番薯、摘黄金瓜吃，我说这不是偷东西么？小崔说：不管那么多，吃饱肚子要紧——这是真理，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最重要。

3、崔大爷的“忆苦思甜”

学校工宣队要求我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经常听取他们“忆苦思甜”。
我虽然“口吃”不多说话，但是小孩子天性爱听大人讲故事，就要崔大爷给我“忆苦思甜”。我除了看不惯他那一双斜眼，倒也喜欢听他“吹牛皮”（类似东北人的侃大山），他有空就给我“忆苦思甜”。有一次，他说：“解放前跟着爷娘要饭，一年四季没吃过大鱼大肉但也没有饿死。不说人不抬举尼，就是狗也欺负尼。侬看看尼大腿上的伤疤，都是狗咬的。”他挽起裤子，露出狗咬的痕迹。又说：“最苦的是1959年开始的三年灾害期间，没有东西吃，饿得尼只好吃榆树皮，吃观音烂泥，出污都是棍子撬出来的，屁眼疼啊。”对屁眼疼我深有体会，对几年前的饿肚子也有印象，但长在新社会不知道解放前的事，就不解地问他：59年不是解放了吗？那个时候难道比解放前还要苦吗？
“唉，侬不晓得，解放前尼还能到城里去讨饭，解放了，共产党领导不准讨饭影响国家形象。”崔大爷抽了口烟，又说：“人比人气死人，尼村里一个人的亲戚在县粮库做会记就没有饿肚皮，还悄悄跟屋里厢人讲，粮库里大米、面粉老多的，就是政府不同意放粮救济老百姓，讲要备战备荒跟苏联人打仗呢。”每逢崔大爷给我“忆苦思甜”，他的几个儿女也凑在一旁听，他老婆见他“豁比”就打断他：“好叻，少讲几句吧。”
到了冬季，公社组织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挖河塘改善水利，我们学生也要参加，按惯例，挖河时由队里把饭菜装大桶里送到工地吃。崔大爷教我：
“侬吃饭要注意啊，第一碗不要盛满，少盛些快点吃下去，好再去盛第二碗，要不然侬第一碗盛多了没有吃完，第二碗就没有饭了，就要饿肚子啦。”

坦率说，当时听了崔大爷的话心里总犯嘀咕，不免鄙视起他来：贫农就这么个思想觉悟？古代孔融还三岁让梨呢。及至长大，了解了中国农民的太多苦难，明白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也就理解了中国农民在苦难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儿时玩过“万花筒”，一转动，“万花筒”里因光线反射镜面，瞬间色彩纷呈，形状千变万化，给人一种光怪陆离、变化无常的幻觉图像。其实，社会也是一只变化无常的“万花筒”。

4、梦想成真

进入11月，上海开始征兵。
当时我们还在青浦城东公社学农，消息传来说只在我校招6人，我们70届一共有12个班级，每个班级50多人，合计600多人只有1%的录取率，真正是百里挑一啊——50年代上面号召妇女多“造人”，出现了中国历史罕见的生育高峰。我在队里和农民“五同”，干得累吃得差，每天忙着生计也没有多想。我有自知之明，600名应届生如果每班招一个，兴许我有可能，因为我是班级的最高领导，两个哥哥都是复员军人，根正苗红。但是百里挑一我就不敢奢望了，到了读中学的年纪，很多男生都发育长高了，我发育晚个子矮小又有口吃，怎么会轮到我呢？更重要的是那几年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前面的67、68和69届“一片红”全部分配到黑龙江、云南、安徽和上海崇明等地插队或农场工作。按新政策，我们70届不搞一刀切，根据家庭情况也可以留在上海工厂，比如家庭子女“全农”即全部到外地农村的，你就可以分在上海工厂；“全工”即全部在工厂的就必须去农村。我家除了二姐66年支边到新疆，但在乌鲁木齐生产建设兵团云母厂工作，其他哥哥姐姐都在上海单位工作，所以我按理应该上山下乡。

邬老师很关心我，经常和我聊说此事，他说他希望我能当兵，这样也可以少一个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尽量减少上山下乡的人，如果不能当兵，我肯定得去上山下乡。我说我不怕，我愿意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邬老师看看我低头不响。他有一儿一女在外地农村插队，知道农村的艰辛。他说已经把我推荐上去了，行不行还要看学校和征兵办公室最后决定，叫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虽然我从小崇拜军人，憧憬金戈铁马的沙场生活，梦想像两个哥哥一样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但我没抱多大希望，听之任之。记得是11月底的一天，邬老师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
“赶紧准备下，明天回上海参加征兵体检。”
“啊……我、我有可能当兵了？”
“不管有没有可能，学校同意你体检了，如果体检资格都没有，那就没戏了。”邬老师说，“这次招兵名额增加了，据说招16人，比原来计划多招10人啊。不少家长都找人疏通关系想叫小孩子当兵呢，毕竟当兵有盼头，几年后还可以回上海，不像我那两个小孩一辈子做农民了。”我内心还是有些忐忑，邬老师又说：“你会画画，我是把你当美术特长生推荐给征兵办公室的，他们说部队需要一个会画画的人，可是9班有一个学生画画也很好，而且他父亲是个13级高干，听说和部队上层有点关系呢。”
邬老师说的9班那个同学叫肖霄，他爸爸65年从天津调到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做党委书记（他是中共早期活跃分子，1920年代在广州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班担任过教员，27年大革命失败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重新入党，一直在地质部长何长工手下工作），全家转来上海，小学5年级他来我校插班和我同班，也喜欢画画。

第二天回到上海参加体检，一切顺利。再次感谢上帝的眷顾，我的口吃、近视眼和贫血问题竟然都在体检标准之内。12月中旬接到通知，我被录取当兵。71年1月2日离开生活了四个月的青浦城东公社八队回到家里。希望没有失望，梦想终于成真。

@书香睿生 2015-10-27 2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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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岁月（1971年1月——1975年4月）

第一章 我是一个大头兵

1、担忧和懊悔
1971年1月10日我们乳山中学应召入伍的17个新兵（原定16人，后来又因文艺特长特招一个女兵）离家到位于人民广场西侧的原上海市体育宫——解放前是上海跑马厅，现在是上海大剧院——报到并住了一夜。11日清晨，一批200多人稚气未脱的“新兵蛋子”从上海真如车站登上“闷罐子列车”启程北上，赶赴未知地域的部队。

据说现在实行定向征兵，什么部队什么地方都明确公示，新兵辞乡前就有既定的目标。70届征兵却完全保密，只知道是陆军，不知道在何处当兵。1月8日我们领到了军装和背包，看样子目标是天寒地冻的北方，因为军装特别是厚厚的军大衣和毛绒帽，是彼时全国人民熟悉的中苏珍宝岛战争时中国军人的穿戴。父母亲和家人虽然为我光荣入伍十分高兴，延续了我家的军属传统，但是也为我的生命安危担忧，猜测我们是去东北黑龙江甚至是珍宝岛前线当兵——珍宝岛战争才过去一年，中苏对峙的紧张局面依然如故，全国老百姓的关注热点是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这批新兵的家长们都在担忧，问学校领导和征兵办公室都讳莫如深缄口不言——父亲嘱咐我做事不要用蛮力，不要弄伤身体。母亲关照我正在长身体一定要吃饱饭，不能太讲究。大哥教导我要遵守部队纪律，说军人的纪律就像一个圈，在圈子里就有自由，超出圈子就会犯错。姐姐要我多写信以免家里担忧。就这样，带着家人喜忧参半的心情，“闷罐子列车”一路向北飞驰而去，一直到了江苏徐州，带兵的干部才告诉我们是到新疆伊犁，部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独立步兵师21团，代号9904部队。

父母亲不仅担忧我的安危，还懊悔不已。
65年赴新疆乌鲁木齐兵团云母厂工作的二姐正准备结婚，姐夫是新疆军区警卫营一连副连长，之前母亲就准备了许多糖果等结婚用品，为了是寄还是让我带去一直举棋不定，因为学校和征兵办公室守口如瓶，吃不准是否去新疆，因此就没敢让我带去。经过7天6夜的长途行驶到了乌鲁木齐见到二姐和姐夫时，我也懊悔死了。

懊悔的人里还有一个同学周志明，他长得浓眉大眼，只是眼皮较突出，外号“水泡眼”。他也是我的书友，很想当兵，但是他所在的6班老师没有推荐他。那几天他天天来找我筹划“私奔”入伍。带队的骆副参谋长来我家走访那天，周志明也在，缠着要求当兵，不知是真是假，骆副参谋长拍拍他肩膀：“好啊，你敢来，我就敢收。”没想到9号那天周志明跑来说他还是不敢“私奔”。“闷罐子车”驶离上海后，骆副参谋长得知他没来“私奔”，骂了句“胆小鬼！成不了大事！”——后来到部队我写信告诉周志明此事，他也懊悔不已。没想到他的人生也像红小兵师长李建中一样大起大落，一年后去崇明农场很快入党担任连长，后任农场党委委员。80年初回到上海进入公安局，先后做过黄浦区刑警副队长和派出所副所长，91年辞去公职，向我借了6000元下海经商最终失败，我的钱也打了水漂。前几年我开车在浦东德平路遇见他，妻子要我问他索讨借款，我下车和他抽了一支烟聊了会，看他一副落魄衰老样，不忍心提钱的事，回到车里，妻子一个劲地埋怨我。

在乌鲁木齐休整一天，我们乘坐军车赶赴部队。临走时兵站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馕”，类似上海的大饼，只是大得多几乎可以做脸盆盖子，给我们当干粮。乌鲁木齐那几天零下20几度滴水成冰，“馕”被冻得像个石头盘子，又没有开水饮料，根本没法下咽。我们用钉子打了个眼，穿根绳子吊在背包后面哐当哐当陪伴我们途经赛里木湖、翻越果子沟、横穿花城伊宁，整整3天终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2、新兵连

我们部队驻扎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的哈什河畔。
一月正是严冬时分，放眼四周一派冰天雪地，仿佛把人罩在一个硕大无朋的冰箱里。唯一的色彩是白色：白雪皑皑的山峦、白冰覆盖的河流、白雪遮掩的马路，白雪包裹的树林，虽可称“天苍苍，野茫茫”但不到“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季节，一切显得肃杀凛冽。新兵连住进位于尼勒克县城郊外的一处兵营，开始为期两个月的新兵集训，几百人聚集一起倒也热闹。早晨8点起床（新疆和上海时差两小时，夏季太阳落山时间一般在晚上9点）出操训练，练习走正步、射击刺杀、擒拿格斗等。下午休息后进行入伍教育，晚上班务会小结一天情况，熄灯前的一小时则是我们上海兵各显其能“吹牛皮”讲故事的时间。

9班会画画的肖霄原籍河北玉田生在天津，全家随父亲调到上海海地局工作没有几年，不会说上海话，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喜欢唱歌。我和他小学同班一年，但因文革都作“鸟兽散”来往有限，中学同校不同班，互相只知道对方会画画，没有深交。大家知道他是高干子弟，这次当兵明确分到政治处放电影，自然对他另眼相看。每当夜里“吹牛皮”时间，大家围着他如众星拱月。高干子弟骨子里透出一丝清高和傲慢，时常会一言不合反唇相讥搞得人下不来台。

天津自古属燕赵之地，既多英雄也出强盗。有一次，我和他说起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亦赞叹“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又说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刺客荆轲，“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刺配沧州被迫雪夜上梁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问他为什么燕赵大地英雄辈出？为什么“河北出响马，关东出强盗，山东出好汉”？不知是他不理解诗人的名言与上述典故，还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把身体一挺，说：你看我是英雄还是强盗？我一怔。他身材矮小面相老气，既没有英雄的豪气也没有强盗的蛮横，自然都算不得。

他来上海几年虽然不会说上海话，但也学了几句上海话“切口”如“十三点”、“策那”即我们的国骂。有一次不知说到哪里，有个战友好奇地问他：“听说北方人爱讲，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是啥意思啊？”肖霄把脸一拉，哼了一声道：“策那，你说我是卫嘴子？”搞得那个战友很是尴尬。其实，他不是耍嘴皮子的人，常常沉默寡言，遇到说得来的才会“酒逢知己千杯少”。一年后我“上吊”政治处和他成了一个科室的战友，几乎无话不谈，我复员时还替他向首长说情多当一年兵解决了入党问题，因为他的13级高干父亲严令：必须在部队入党后才能复员，否则不要回来见他。

新兵连的陈连长也是天津人，和肖霄同乡，经常在一起聊天，听他们说天津话确实不像我们上海话糯，吐出的语句是有一股“油水”味带着滑滑腻腻的感觉。陈连长很喜欢炫耀枪法，营房外常有一群群的乌鸦飞来觅食，黑色乌鸦停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黑白分明，活像一幅黑白色油画。陈连长兴致上来，掏出64式手枪弯下腰，斜着朝乌鸦群一甩，“啪啪啪”几枪，一批乌鸦死于非命——因为乌鸦群密密麻麻，一枪可以打死多只乌鸦——几十年后，作家赵鑫珊说：乌鸦是哲学的鸟类，没有乌鸦是生态的悲哀，诗意的悲哀。我忘了是否和他说过新兵连的这一幕，但我永远记得这个一枪打死多只乌鸦的情景……

3、炮兵连木工厂

两个月的新兵连集训结束，我们“新兵蛋子”帽子佩上红五角星，领子戴上红领章，对着营房大门口的风纪镜一照，可谓飒爽英姿了。我被分到120重炮连——所谓重炮是野战部队步兵团最大口径最大火力的迫击炮，口径12公分，炮筒竖起有一人高，炮弹重达36斤——重炮连的营房借用尼勒克县农机厂，厂区占地约五十几亩，离团部有五里路，须渡过哈什河或绕路爬上天山余脉的山崖经过一座水泥桥才能到达。

一到重炮连，我就就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满腹狐疑：

狐疑一：这是正规野战军么？活像一群乌合之众。全连120人，战士的个子高矮反差极大，高个子多，基本上在180公分以上，矮个子少，通常不超过165公分，平时站在一起就像大人和小学生的身高区别。早晨出操还算齐整，一个班从矮到高列队也算有序。几天后，我就知道了其中的缘故：高个子都是炮弹装填手，称为一炮手二炮手三炮手，负责传递和装填炮弹，需要举起36斤重的榴弹炮装入炮筒，小个子兵是无法胜任该项工作的。矮个子大多是瞄准手，负责火炮瞄准器的操作，主要是标尺分划的计算，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要会计算。瞄准手个子不能高，因为瞄准器装在炮筒口下方，离地100公分，高个子需要弯腰90度才行，矮个子的优势就显现出来，稍稍低下头既可。我就是以身矮及中学生的优势分到重炮连当上瞄准手的。所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凡事凡人皆有可用之处呢。不当兵不知道，部队有句话：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后勤兵。说的是在部队相对来说，炮兵还算轻松，至少野营拉练急行军，我们炮兵不用像步兵那样携带一支步枪三颗手榴弹50发子弹，累了可以跳上由三匹马拉着的炮车替代走路。后来野外拉练，班长照顾我坐了几回炮车，轻声哼起在邻居音乐之家学会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那感觉还真爽。

狐疑二：这是野战部队的炮兵连还是民间的木工厂？营区里除了操场上一溜停放着的六门迫击炮和马厩里养着的几十匹马，以及厂门口一座岗亭两个持枪哨兵外，整个营房区域内都是木材堆，码的很整齐。几座车间里安放着的都是木工机械，有带子锯、圆盘锯、开榫机、平刨机等。每天开工，各种机器“轰隆隆”作响，身着军装的工人来来往往，就像一家业务繁忙的木工厂。当然，我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原来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前，新疆有边无防，只在中苏边境部署边防部队，我们步兵第七师的官兵把他们一概称为“土八路”。 珍宝岛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为了调派军队加强防守，防止苏联勃列日列夫头脑发昏对中国发动“闪击战”，便命令38军快速组建了我们步兵独立第七师来到新疆。38军是中国的铁军，又称“万岁军”，是林彪的部队——记得是92年的春节期间，我从成都坐火车去重庆，在车上邂逅一个西藏军区的团长，一攀谈得知我在38军当过兵，那团长立刻站直毕恭毕敬向我举手敬礼，可见38军的威名——我们师70年进疆，全部配备全自动步枪，一个团驻防乌鲁木齐负责警卫自治区办公大楼、电台、报社等要害部门，另外三个团来到距离乌鲁木齐一千多里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作为抵抗苏联的主力。初来乍到，基本借住地方的房屋，全师一万多官兵一边加紧训练，一边开山放炮烧砖盖房，解决部队的住宿问题。

狐疑之余，又感到几分幸运，因为大多数上海兵都分到各步兵连，分散在几百公里范围的深山僻壤，承担营建施工任务，脱坯、烧砖、开山爆破、和水泥、砌砖垒墙、上房子盖瓦，全是工程粗活和泥水匠活。有几个分到一营机枪连在深山老林伐木，还有几个分到后勤生产股、卫生所，肖霄到政治处宣传股电影放映组做放映员。分到我们重炮连的有冯惠民、闫良才、魏远成和我，另有两个上海松江兵杨洁与金鑫。重炮连是野战部队团级单位最大火力的炮连，分来的新兵都有些“背景”：冯惠民爸爸是我们乳山中学工宣队长，闫良才爸爸是上海船厂保卫科长，杨杰与金鑫是松江城镇人，共青团员，在农村插队几年当了队干部，我和小魏是红卫兵干部。按照分工，120重炮连承担全团的木工活，包括盖房子做家具。我分在一排二班，我们排是手工排，说白了就是木匠排，制作并安装门窗、制作床椅、做办公家具、盖房子上梁，甚至做棺材安葬意外身亡的指战员。我在重炮连一年时间，参与制作了三副棺材，就是说我们团一年死亡了三个人：一个是演出队的一个战士开玩笑被战友打坏胰腺，一个是炸山爆破时被石块击碎脑袋，一个是和我们同年入伍的江苏邳县兵自杀，起因是班里有个战士丢失了10元钱（新疆部队每月9元津贴，比内地当兵多3元），这个邳县兵心眼小，疑心大家怀疑是他偷了，连里思想工作不到位，他想不通就把三颗手榴弹塞在身下自爆身亡，清理现场时从通铺床一块垫板缝隙里找出了那10元钱。

我们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相对做泥水匠的连队，木工连算轻松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连有三个排，我在一排，二排干机械活，三排开大料，就是把北山原始森林伐下的原木锯成方子交给二排加工成小料，由我们一排制作门窗和各种家什，所以一排手工技术最高，指挥排劳动强度最大也最危险，有好几个战士的手被平刨或圆盘锯带子锯“咬掉”成为残疾军人。

就这样，我在既是军队炮连又像民间木工厂的环境里开始了大兵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