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前半部分除了死过没有饿过，相对来说，我家的生活因为父亲收入高，逢年过节“大鱼大肉”还是经常有的。平时家务主要是母亲操持，因为孩子多，母亲忙着照料儿女，又是直筒子性格不会精益求精，厨艺很一般，我至今想不起母亲有何拿手菜。但母亲会腌制各种酸菜如萝卜、豇豆、大白菜，比现在超市卖的好吃多了，记得我家有几个大肚子小嘴巴的陶瓷泡菜缸，每次做好都要分给邻居。三寸金莲的母亲和父亲都特爱干净——这或许是母亲生养8个儿女都能存活的缘故？我从小“洁癖”也遗传了父母亲的基因。彼时中国人大约只有80%存活率，平均寿命仅有40几岁——家里陈设虽然简陋却始终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彼时人家不讲究铺设木质地板或地毯，多是原生态水泥地坪。记忆中，我妈每个礼拜天都要组织哥哥姐姐拖地板，先把地坪浇上肥皂水，蹲在地上用刷子来回刷，尔后排除水渍，用拖把拖干净，乃至把个原生态地坪折磨的成了“麻皮”，弄巧成拙。

父亲忙于工作，平时很少做菜，但是一到过年过节或是家里来客，父亲就当仁不让掌起了勺。父亲的拿手菜肴主要是湖北人爱吃的几样，特别好吃的有肉糕、扣肉、肉丸、鱼丸、糍粑、糯米圆子，还有一鱼三吃的鳗鱼等。肉糕原料用猪肉、姜葱、地栗充分剁碎搅拌放进各种调料，做成一只厚如生日蛋糕似的肉糕上笼蒸熟，只是比蛋糕大得多，几乎有小圆台面那般大，吃时切割成一块块两指宽一指长，或蒸煮或放汤里和黑木耳、金针菜、黄芽菜一起杂烩。我至今最怀念的是鳗鱼三吃，鳗鱼肉拌上地栗姜葱做丸子，鱼皮凉拌，鱼骨糊上淀粉蛋清下油锅煎炸成金黄，吃在嘴里满口鲜香。只是菜场里鳗鱼不常有，一到货就要排队购买。2012年我和妻子去武汉办事，到湖北菜馆就想吃儿时父亲做的菜却不见踪影，遍布武汉三镇饭店的菜肴和上海饭店没有什么不同，而“热干面”到处可见。

@在水千方 2015-10-25 12:27:44
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等着更新看后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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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人生故事应接不暇，慢慢来。

从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6岁也记事了，生活开始坠落“水深火热”状态了，不要说父亲那一手诱人的好菜，即使吃饭都成了问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鱼肉不见了，连季节性蔬菜都没有了——彼时农村没有大棚种植蔬菜——58年还发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放开肚子吃饭的政府也没辙了，“票证”也不管用了，老百姓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彼时黄浦二区特别是19弄附近河浜池塘很多，记得经常和哥哥姐姐以及邻居把家里的大木桶当做打渔船，做一张渔网捞鱼，或到河浜边去摸泥鳅，倒也偶尔能改善下生活。但是人去得多了，河浜里的鱼和泥鳅几乎绝了种，我们就到更远的城乡结合部如现在浦东的主干道杨高路那里割马兰头等野菜吃。主食也不是以前米店供应的粳米即上海人俗称的大米，即使口感粗超的粞米即上海人俗称的“羊西米”都要计划供应了。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小米都断供，政府就把原先喂猪的豆腐渣拿来供应民众，那黄黄的糟糠带着一股酸臭味，入口又粗又燥又难吃，烧熟了用酱油或盐拌一下就是一餐饭了。

东昌电影院和崂山商场附近陆续出现了专卖五香菜根的小摊，小贩支一个煤球炉，搁一只大钢精锅，把洗净的卷心菜、花椰菜的菜根放在锅里，加上盐、糖、味精、五香粉、咖喱粉、胡椒等各种调料越煮越香，类似现在街上常见的茶叶蛋。我肚子饿时就去买了吃，对身无分文的人来说，这种菜根都吃不到。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了油水，甚至饭都吃不饱，人人都面带菜色。大姐那时在福利工厂干体力活，又是长身体时期，吃不饱饭也没有油水，她一早常常从猪油罐里舀一勺淋上些酱油拌泡饭吃——猪油是母亲去菜场排队买来的猪皮和肥肉熬制的，榨干油的油渣拌上盐或白糖就是一道佳肴。
回想起来，彼时19弄也有生活过得好些的人家，往往是那些工资高又在船上工作可以各地搜寻食物带回家的，如我家对面15号和斜对面23号有两家男人在船上当船长，月薪360元——这在当时绝对高薪，彼时普通工人的月薪通常几十元——每逢船长公休，尤其是夏天，家里没有空调冷气，晚饭时，太太把小圆桌往门口一摆，摆上几碟油炸花生、红肠、皮蛋和几瓶青岛啤酒，船长边吸烟边喝酒吃菜的模样，把我们小孩子肚子里的蛔虫都勾引出来了。

吃不饱饭，没有油水，人就没了营养，人人不用减肥，个个自然廋弱——彼时很少肥胖人，不像现在胖子满大街——我61年刚读小学时走路急了或上完厕所立起来经常眼前一黑晕倒，究其原因，一是襁褓时煤气中毒伤了身子，二是灾难时期缺乏营养压抑了血压。父亲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次我发烧生病躺在床上，父亲红着眼只是叹气，说：“怎么办、怎么办呀？哪怕有个鸡蛋补补也好啊”小姐大我四岁，看我可怜，也在一边抹眼泪。
小姐出世也苦，前面已有两个姐姐，母亲不想再要一朵金花，便用布一包要扔了，她父亲不忍心，阻止了这场“扼杀”。小姐性命保住了，但被弄伤了支气管，喉咙时常没来由的咳嗽，眼睛也迷糊，和姐姐们相比，她一直长得瘦弱，中学毕业去农场时体重只有70几斤。可悲可叹的是她一岁多时，父亲就患肺结核不幸去世了，幼小的心灵里没有丝毫生身父亲的印象——第二天，小姐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我捡到一只鸡蛋，我马上煮给你吃。”原来她放学回家路上，在一丛灌木林中捡到了这只鸡蛋。不大会儿，小姐捧着一只热乎乎的鸡蛋过来……我忘了当时是不是谢过小姐，但几十年过去，我都记着这只鸡蛋！

第三章 小小联合国

1、五湖四海的邻居

我儿时上海城区公寓房真正的本地人居民很少，他们大多住在浦东平房老宅，说一口和上海城市人不同口音的上海本地话——当然这只有我们分辨得出，外地人搞不清楚，统统把上海话和本地话称为叽叽咋咋的“鸟语”。后来去新疆当兵，部队多为北方人，只见上海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就是不明白说什么心里干着急，所以彼时部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怕打，不怕杀，就怕你说上海话。到后来干脆禁止上海兵在一起不准说上海话，只能说普通话。其实，上海话并不难懂，比起温州话，我们上海话好懂多了。6、70年代伟大领袖组织抗美援越，我们部队也派了一批指战员出国参战，回来听他们说起战事，谈到电话联络要保密就一概使用温州话，因为温州话不要说美国人越南人听不懂，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听不懂，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弄的居民来自全国各省份，说的话也是五湖四海，浙江人、江苏人、广东人、福建人、湖北人、山东人各说各话，时间一久，各地方人大融合，相互间也都能有效沟通了。我们小孩学话快，东拉西扯各地方话揉在一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也说遍天下都不怕了。可是我们都不愿和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说话，因为他们的喉咙实在大，挨得近简直是打雷，难怪上海人说：宁愿和苏州人吵架，不愿和宁波人讲话。几十年后我在大学做培训，到天津、陕西、广东和江苏等地给党政干部和企业管理者授课，南方人猜我是北方人，北方人猜我是南方人，仅从我口音上分辨，很少有人说我是上海人，这大约是儿时在19弄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练就的一副“超口音”。

19弄约20几栋公寓楼，住的大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阶级，这和彼时政策宽松人员流动较自由有关。只要你在上海单位工作，政府按计划都会给你分一套房子，这让现在上海900万“海漂”农民工须出钱租房情何以堪。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否定计划经济，对于基层民众包括上面历来宣称的我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计划经济更受人欢迎，至少能够“居者有其屋”不会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11号三层12户人家来自全国各省市，简直是个微型“联合国”，我记忆中有湖南人、宁波人，苏州人、苏北人、福建人、山东人、广东人，还有一个台湾人家。按成份，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另有两家“带帽”家庭；按工作单位，多数在海运局，还有港务局，长航局，邮电局等。小时候，最让我怀念的是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送给邻居尝尝，尤其逢年过节，我们这个微型“联合国”就像开了个中国美食节，大凡我国各地风味美食如山东水饺、广东糕点、台湾小吃、福建馄饨、宁波汤团等，纷纷登场相互流通各显其美，让我从小就对各地美食大饱口福。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儿时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讲什么“四项基本原则”，分不清敌我，不管是“毛主席”的音乐之家，还是“反革命”的广佬谢家，“老酒鬼”台湾人家，或者是“洋囡囡”的玩偶之家，都是我小时候经常涉足之处。其实，全世界的小孩子只有一个始终不渝的原则：哪儿好玩上哪儿。

2、“毛主席”的音乐之家

我最喜欢去的是二楼6室的“毛主席”家。
必须说明，19弄不在北京中南海，我家邻居也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但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几年，一直以为二楼6室的茅家伯伯就是毛主席，因为茅家伯伯和我家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太像了——大背头、团团脸、大眼睛、双眼皮，只是下巴上没有那颗痣。平时穿一件四兜中山装，皮鞋铮亮，走路气势轩昂，一副大国领袖模样。我至今还胡思乱想，这个茅家伯伯说不定正是毛主席当年在上海走失的儿子哩。记忆中我五岁就跟着小伙伴追着茅伯伯屁股大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遗憾的是，这个毛主席一点不“亲民”“爱民”，从来不搭理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小花朵”，可是我们还是虔诚地一口一声“毛主席、毛主席”。现在想来可以理解，这个“毛主席”一定烦死我们了，天天被人瞎叫又不是真当上了主席，怎么可能和我们两眼墨墨黑的小屁孩“与民同乐”呢？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我一个人一边喊“毛主席、毛主席”一边尾随他走到东昌电影院附近，他回头一看，就停下脚步弯下腰，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糖，摸摸我的小辫子，笑嘻嘻地说：

“小辫子乖，我不是毛主席，以后不要再叫我毛主席了好吗？”
“不、不、不，你就是毛主席，你就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我受宠若惊，一边喊的更响亮了，他直起身摇摇头，尴尬地急匆匆走了。现在想想很可笑，但我们小孩的世界就如井底之蛙那么一块巴掌大的天空，哪知道天外有天，楼外有楼，真正的毛主席住在北京中南海呢。而且，我们泱泱中华几千年来不都是教导老百姓要无条件崇拜热爱服从最高领袖不管是皇帝、总统和主席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呀。

茅家伯伯约50岁，在邮电局机关工作，是单位的工会主席，人称“茅主席”—— “茅”“毛”读音相同，我们小屁孩真以为此“茅”即彼“毛”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音乐爱好者：女儿爱唱歌，一副好嗓子。大儿子踩风琴，小儿子敲扬琴，茅伯伯拉二胡，他太太——一她在家爱穿旗袍，模样仿佛月份牌上的上海滩歌女——弹古筝。一家五人都是音乐家，全家人就是一个乐队，中西合璧，琴瑟和谐，堪称音乐之家。最热闹的是礼拜天晚上，晚餐后把锅碗瓢盆洗刷干净，把桌椅板凳一围，一场家庭音乐会就开始上演了。茅家伯伯对我们喊他“毛主席”虽不感冒，但家庭音乐会却很亲民开放，礼拜天晚上房门虚掩着从不上锁，任何人一推门就可以进去做一个观众，也有喜爱唱歌的邻居自动加入音乐会一起唱歌欢乐，或许茅家人都信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吧。我记得彼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如“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喀秋莎”等等都是保留节目。我们小孩喜欢“轧闹猛”，每逢礼拜天晚上，我常常挤进去装模作样的做一个小小“音乐发烧友”， 跟着哼哼瞎唱。如此耳濡目染，我居然学会了不少俄罗斯歌曲，及至上小学我被选为学校合唱团成员，还去上海市少年宫表演过“英雄小八路”并出任主角。可惜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茅伯伯家庭音乐会就被红卫兵当“四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缔了，茅伯伯一家也被造反派批斗过几次，辛亏他和太太出身工人家庭，历史清白无暇，只是天性爱好音乐罢了，没有给他和家人带帽。

当年的茅家音乐会，是彼时万马齐喑的上海乃至中国的一个充满优雅情趣的圣殿，茅家人是彼时精神贫乏的中国人的一个充满人性光芒的群体——逝水如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道茅家迁居何处，一切是否安好？多么怀念茅家的音乐会啊！

3、“反革命”谢家伯伯

谢家是广东人，住三楼10室。谢家伯伯在港务局做机修工，他太太是个很和善很瘦弱的女人，小女儿谢惠玉和我小学同班，她家人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看就是广东人，体型偏瘦，眼眶深凹。谢家妈和我妈很要好，一个湖北人，一个广东人，两个年纪相仿，各家门上都贴着“光荣妈妈”大红标志的主妇，各自说着变异了的家乡话求同存异互相沟通，倒也顺畅。记忆中我们两家关系亲密的标志是我们两家经常互送食品，谢家做了什么广东糕点小吃，我家做了什么湖北特色菜品，双方就楼上楼下如丝绸之路似的互相上门赠送。我家以肉制品为主，他家以米粉制品主打。广东人擅长各类用米粉制作的糕点，我们湖北人向来肉当家。谢家妈做的糕点品种繁多，不仅好吃，糕点的形状也特别吸引人：兔子、小鹿、金鱼、猪啊羊啊牛啊栩栩如生，还有金元宝、圆铜钱等应有尽有。我上他家玩，就爱把玩各种各样的糕点模具，有用铁做的，大多数是用硬木刻成的，用的年代久了，那模具都泛着油光光的褐色，手感很滑。我家做了好吃的如湖北肉糕酥油圆子和糍粑，或者我妈腌制的酸萝卜、酸缸豆、酱黄瓜等，我妈就要送去一份。当然，其他邻居也经常互通有无，如福建人刘家的馄饨，山东人姜家的饺子，苏州人杨家的面点，还有台湾人林家的腊肉腊鱼等。只是谢家妈妈的广东糕点品种丰富，模具好玩，给我印象特别深。

58年初夏，谢家伯伯广东老家来了个十年未见的远房表弟，说是到北京办事，顺便路过上海来看看表哥。谢家伯伯请表弟吃了顿便饭，送了10元钱和几样妻子做的广东糕点让他带在路上吃，表弟就走了。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19弄小区“乌呀乌呀”驶来两辆警车，下来几个警察跑到三楼二话不说，把谢家伯伯拷上手铐带走了。那是个夏天，我还没有睡觉，跟着大人呼啦啦跑出来看热闹，被母亲一把拉了回去。
妈妈回到家里，叹了口气对我爸爸说：
“谢家伯伯那么老实的人怎么也犯事了。”
“犯了什么事呀？”我爸爸问。
“我哪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作为小组长的妈妈大概了解了一些谢家伯伯的事，又对我爸爸说：“不就是请他表弟吃了顿饭送了点吃的吗，这也算反革命？”原来，谢家伯伯的那个远房表弟不知哪年做了国民党特务，这次是要到北京“潜伏”，准备明年国庆十周年庆典时轰炸天安门，暗杀毛主席。没料到被北京公安局抓获，顺藤摸瓜就查到在上海有这么一个远房表哥，还在他家吃了饭拿了钱。上海公安局就把谢家伯伯抓了起来，关了几个月，没有查出其它问题，且谢家伯伯在单位工作表现一贯良好，又是技术骨干，就把他放出来了。但是说他资助反革命，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交街道居委管制，每个礼拜天罚他扫地，范围是我们11号周边区域。谢家伯伯是个老实人，每到礼拜天早早的就拿着一把大扫帚扫地。彼时的人们革命警惕性都很高，特别是小朋友爱憎分明，看到谢家伯伯出来就像盯着二楼那位假“毛主席”似的，大喊大叫：
“反革命，扫垃圾！反革命，扫垃圾！”
有几个特别顽皮的小朋友还拿小石子朝谢家伯伯扔，谢家伯伯一概不响，只是扫地。有一次，有个小朋友把石子扔到他脸上，破皮冒出了鲜血。我妈看不下去了，跑过去训斥了那个小孩几句，并召开居民小组会，说道：“谢家伯伯犯了事，政府已经处理了，还罚他扫地，大家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再骂人更不要扔石子了，如果哪天把谢家伯伯弄伤了，你们每家轮流扫地去！”我妈妈这招真管用，以后就很少有小孩欺负谢家伯伯了。几年后，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19弄又揪出一批“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一时所谓的“牛鬼蛇神”充满世界，批斗会一场场上演。我家对面15号还揪出一个隐瞒资产阶级成份的人加以监督劳动。这把我爸弄得心神不宁，对我妈说：“哎，我当初还好没有回去做地主，跑到上海当了工人，要不然我也要倒霉了。”妈妈看看爸爸也闷头不响了。

4、“死奶奶”家的悲剧

“死奶奶”家住一楼3室，在我家斜对面。“死奶奶”家是苏北人，她的现任丈夫前妻死后取了她。我不知道明明是个大活人，为什么叫她“死奶奶”，或许是她那一副苦脸相像死人，或许是她不能生育像死人，反正19弄的人都这么叫她。“死奶奶”丈夫和前妻生了四个小孩，二男二女，双龙双风，应该称心，可是“死奶奶”不善理家也不会相夫教子，这也难怪，那对双龙双风与她的肚子无关，乐得自己潇洒，既喝酒又抽烟得厉害，几乎烟不离手，手指都熏得金黄金黄，牙齿还镶着几颗金牙也是黄黄的。“死奶奶”从苏北农村一嫁过来就和这个二婚丈夫合不来，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夫妻俩都是苏北人，都抄一口地地道道的苏北话，双方吵架倒也和谐，门当户对。他丈夫是坏分子，带帽日期大约是1963年，说起来丈夫戴上坏分子帽子也有“死奶奶”的一半“功劳”。

听说——抱歉，我此处没有用据说，因为这种床帏私事只能听说——“死奶奶”不仅不能生育，而且不肯尽妻子义务和丈夫同房，而他丈夫恰恰性欲旺盛。一天夜里，丈夫喝了酒先睡了，睡到半夜性子勃发，顺势就抱住了身边一个女人……这下出大事了，“死奶奶”那天很清醒，见丈夫有所企图一翻身跑到厕所方便去了，结果，丈夫找错对象睡错了人。10几岁的女儿被自己的生身父亲乱伦后禁不住哭泣起来，声音越哭越大，“死奶奶”被吵得睡不着觉，跳起来甩了女儿几嘴巴，这下更热闹了，酒醒了的丈夫也加入战斗，狠狠揍了“死奶奶”一顿，“死奶奶”哭天喊地惊醒了邻居，这件丑闻就传扬开了。毫无疑问，丈夫被抓到派出所，被判劳动改造两年，成了“坏分子”铁帽子王。

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死奶奶”家的一张床怎么睡了三人？

11号楼凡双号都是两房，比如我家是四室就是两房，单号都是一房。死奶奶家住一房，仅12平方，只能放两张床，一家6口一分为二，两个儿子和小女儿睡一床，死奶奶夫妻和大女儿睡一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12平方除了两张床，还有家具什物，已经转不过身了。因此，我长大后有时想起这起乱伦事件就会思考：假如“死奶奶”家宽敞些能放三张床，夫妻一对，儿子一对，女儿一对不就结了？其实，当年城市家庭因为房间小，三人甚至四人同睡一床的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所以——生活没有假如。

文革前，19弄几乎天天有类似“爆米花”的小贩进来叫卖，我记得还有“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的、有卖棉花糖的、有卖各种橄榄的，这些都是我们小屁孩十分喜欢的小吃。19弄毗邻农村，还常有农民牵着奶牛进来叫卖牛奶，有人买奶，那卖奶人先用毛巾把牛乳头擦拭几下，双手箍着乳头一下一下挤，一股雪白浓稠的乳汁霎时喷涌射入底下放着的罐子里，浓郁的奶香味四处飘荡。当然，爆米花最好玩，一小罐白米或玉米倒进腰子型爆米花机内，小贩右手匀速转动爆米花机，左手“呼啦呼啦”一推一拉鼓动风箱，那火苗刺啦啦窜出老高，几分钟就听“嘭”的一声巨响，香喷喷的爆米花就出炉了。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我们小屁孩都喜欢围在爆米花机旁边，又是跳又是闹还能取暖。
“老酒鬼”一到爆米花人身边，小贩就挪动屁股让出点位置给台湾人，让“老酒鬼”相帮拉风箱。老酒喝高时精力旺盛需要发泄，“老酒鬼”就扔下风箱把手，两个巴掌拢做喇叭，把嘴对着爆米花机使劲地鼓吹炉火，脸上的经络涨得像一条条猪血红似的蚯蚓，我们小孩就去抓摸，他也不气恼。常常鼓吹半小时，额头上沁出汗，听太太楼上唤一声“老林啊，可以回来啦！”他就拍拍手，捋捋头发，“蹭蹭蹭”跑上楼乖乖上床睡觉。

抱歉抱歉，发反了，这两则须倒过来看。

5、“老酒鬼”台湾人

11 号三楼9室是家台湾人，这在彼时上海很少见，来历我至今不知道。现在来上海的台湾人大多集中居住在浦西古北新城，基本上都是商人。9室台湾人姓林，应该叫林家伯伯，但上海话“人”“林”不分，又因为这个台湾人特别嗜酒，我们当面叫他“林家伯伯”，背后都叫他“老酒鬼”或“台湾人”。“老酒鬼”面孔黝黑，在港务局做码头工人，彼时上海港机械化程度很低，装卸货物都靠工人扛上扛下，劳动强度很大，回到家里像散了骨架，吃完饭洗洗就睡了。而这个“老酒鬼”特别爱喝酒，太太平时管得紧不让他多喝，礼拜天和节假日就随他去了。“老酒鬼”每逢老婆放松管制就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喝醉后往往做两件事：一是放开嗓子唱歌，我们听不懂，大约是闽南歌，同时还拿起两只锅盖当手鼓，摇头晃脑又唱又跳，我怀疑他是台湾高山族人，因为高山族人喜欢载歌载舞。二是载歌载舞后就趴在窗口往下看，一发现目标来了就“蹭蹭蹭”跑下楼——台湾人的目标是爆米花人，彼时上海的大街小巷常常有爆米花人出没，吆喝声直奔主题：“爆炒米花喽、爆炒米花喽！”

文革前，19弄几乎天天有类似“爆米花”的小贩进来叫卖，我记得还有“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的、有卖棉花糖的、有卖各种橄榄的，这些都是我们小屁孩十分喜欢的小吃。19弄毗邻农村，还常有农民牵着奶牛进来叫卖牛奶，有人买奶，那卖奶人先用毛巾把牛乳头擦拭几下，双手箍着乳头一下一下挤，一股雪白浓稠的乳汁霎时喷涌射入底下放着的罐子里，浓郁的奶香味四处飘荡。当然，爆米花最好玩，一小罐白米或玉米倒进腰子型爆米花机内，小贩右手匀速转动爆米花机，左手“呼啦呼啦”一推一拉鼓动风箱，那火苗刺啦啦窜出老高，几分钟就听“嘭”的一声巨响，香喷喷的爆米花就出炉了。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我们小屁孩都喜欢围在爆米花机旁边，又是跳又是闹还能取暖。
“老酒鬼”一到爆米花人身边，小贩就挪动屁股让出点位置给台湾人，让“老酒鬼”相帮拉风箱。老酒喝高时精力旺盛需要发泄，“老酒鬼”就扔下风箱把手，两个巴掌拢做喇叭，把嘴对着爆米花机使劲地鼓吹炉火，脸上的经络涨得像一条条猪血红似的蚯蚓，我们小孩就去抓摸，他也不气恼。常常鼓吹半小时，额头上沁出汗，听太太楼上唤一声“老林啊，可以回来啦！”他就拍拍手，捋捋头发，“蹭蹭蹭”跑上楼乖乖上床睡觉。

“老酒鬼”夫妻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儿子自小和我特别玩得来，上小学又是同班。他长得像外国人，眼睛凹鼻子大，脸型也像外国人有棱有角，除了皮肤是“香蕉皮”，所以大家都叫他“外国人”。他有一个绝招：嘴巴里舌头似有神助，一卷一放“哒”的一声响彻四方。我们小伙伴没有人能做到这点。不幸的是，上小学二年级时“外国人”得了癌症，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说来日不长还是回去料理，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台湾人夫妻俩就把他接了回家。我特别着急，虽然不懂什么叫癌症，但是知道大人们说的癌症是治不好的，是要死人的，就缠着隔壁1室的山东人姜叔叔——他是南下转业军人，在船上做党的政委，平时爱和我们小孩讲故事。他有二儿一女，女儿姜丽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中学毕业分到上海4805军工厂工作，多年后当了局党校的副校长，我总想她是否从小听爸爸讲故事就学会了搞教育？姜叔叔在我眼中见多识广——我焦急地求他：
“姜叔叔，你想想办法救救外国人啊！”
“没办法了，要治好癌症，除非千年的铁树开花啊。”铁树到底没有开花，“外国人”就这样告别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哭了好一阵……

6、玩偶之家“羊囡囡”

“羊囡囡”是社会青年——彼时把中学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工作的人一律称为“社会青年”，类似现在的待业青年或宅在家里不愿工作的“啃老族”一样。“羊囡囡”比我大8岁，标准鹅蛋脸，相貌甜美，梳一束当年少见现在流行的马尾辫，身材荷娜高挑，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话是“增之一份则肥，减之一份则瘦”。 走在路上回头率绝不输给现在的范冰冰李冰冰之类大明星。“羊囡囡”家住二楼8室，是我家的“顶头上司”，从地理经度上看，我们天天生活在一个“异度空间”里。她父母都在远洋公司工作，父亲在船上做二副，母亲在机关做打字员。和彼时人家信奉多子多福不同，他们夫妻俩深谙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精髓，不肯多生育。当然也有传言，说她母亲生了她后身体出了状况，就刹住了车，没有向“光荣妈妈”之家奋斗。这样，“羊囡囡”就成了父母的千金小姐，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碎了。为什么说千金呢？彼时双职工家庭不多见，家中只有一个“独苗”的更稀罕，她家占全了，两个因素叠加，她家的经济条件实属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