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囡囡”童心十足，特别喜欢各种布娃娃玩偶，彼时国门紧闭，没有现在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进口玩具，她家的布娃娃大都是中国传统的男孩女娃，记不清是她买的还是自己动手做的，还有些天津“泥人张”的泥娃娃，以及父亲跑远洋带回来的外国“洋娃娃”——彼时美国人的芭比娃娃可能还没有出世。反正家里有数十只布娃娃，柜子上床底下满世界布娃娃。我小时候模样好玩，大眼睛水汪汪，脑袋上一根辫子，脖颈挂一只银项圈，手腕和脚踝套着四个银项链，跑起来浑身银光闪烁叮当作响如哪吒下凡，“羊囡囡”就把我当做一个“活玩偶”常常招呼我去她家玩游戏，经常玩的是“扮人家家”和“拌夜猫猫”：“扮人家家”就是把玩具放上各种小玩意当作食物，煞有介事的举案齐眉饕餮大吃；“拌夜猫猫”就是一人用手帕蒙上眼睛，另外一人躲藏起来不让抓住，或者把桌椅和床连接起来形成一座地道，我在前面爬，她在后面追，抓到了刮我鼻子，没抓到我刮她鼻子，倒也公平有趣。

“羊囡囡”是公认的美女，和一般美女通常高傲不同，更有着女性的情怀，有时春心荡漾或母性大发，就把我楼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拍，一边哼着印尼歌曲《宝贝》：

宝贝——
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

“羊囡囡”也唱中国儿歌——她家是苏州人，说一口糯糯的、嗲嗲的苏州上海话，唱起歌来也特别好听，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令我百听不厌：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每逢唱歌，“羊囡囡”总要把我搂得紧紧的，既把我当小宝贝也把我当好朋友，那一种耳鬓厮磨无分男女的幸福时光培育了我的审美情趣和多愁善感，及至长大读《红楼梦》，看宝玉在女人堆里厮混，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就不禁想起“羊囡囡”的美貌和情怀，更喜欢起美女，看美女就像欣赏世界名画似的，赞叹大自然的杰作。有一天和学者赵鑫珊在上海外滩——哈，他一定是个“好色之徒”，看到外国美女就两眼发直，感慨道：“你看这洋妞，乳房挺拔臀部翘起，凹凸有致妙不可言。可我们中国女人，都像对面陆家嘴建筑的天际线毫无章法线条不清。”我读过他送我的书《建筑是首哲理诗》，想他又把女人当哲理诗了，就会心一笑，说：“这是人种问题，科学再发达也改变不了啦。”

世事难料，我和“羊囡囡”的童贞情谊竟然差点演化成一桩“桃案”， 中国人讲“男女授受不亲”，人们看见她经常对我搂搂抱抱，怀疑我们是否有染？于是大人们联合对我进行了一次“革命”教育，禁止我再去“羊囡囡”家和她“鬼混”——天地良心，我那时还是个小屁孩，连男弟女妹那玩意都没搞清怎能“鬼混”？很快文化大革命来了，“羊囡囡”母亲因为有一次打字打错了，把称颂毛主席的“万寿无疆”打错一个字，成了“万寿有疆”犯了大错，就被打成“反动分子”关进“牛棚”折磨了好几个月，没几年因为心情忧郁加上患了青光眼就去世了。“羊囡囡”的父亲就带着女儿回苏州老家去了，彻底了结了我们这一段值得怀念的“桃案”。一晃几十年，我再也没见到美如天仙的“羊囡囡”......

@年再次见你 2015-10-26 13:29:48
说得好，很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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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人生故事太多太多。

@在水千方 2015-10-26 15:22:07
再看，一地鸡毛的故事很精彩很有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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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的故事有网友如此喜欢，实在高兴，谢谢啦！

求学年代（1961年9月——1970年12月）

第一章 难忘学校生活

1、老师钦点当干部

1961年9月我上崂山路小学（现在改名叫昌邑路小学并拆除旧房翻建成三层教学楼，就在东昌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的中间，崂山商场对面）念一年级。崂山路小学的校舍据说是一个大地主的庄园，49年大地主一家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后，就被上面收归国产做了小学校。崂山路小学的校舍全部是青瓦平房，十几幢教室和办公室由回廊连接，下雨天走在校园里不用撑伞。校门进去是一长棚的葡萄架，夏季结果的时候，我们学生经常能分到几颗葡萄解馋。校区南边有一个约两亩地大小的池塘，池塘里养植了一簇簇的荷花，还有一群群叫不上名的小鱼。池塘南边是一个大操场，围着跑道的操场中央是绿茵茵的大草坪，学校四周栽满了柳树、杨树、梧桐树和夹竹桃。操场东边有两座水泥碉堡，枪眼一律朝向东方，据说是国民党军队为防止解放军从高桥方向打过来时修筑的，黑乎乎的枪眼令我们小孩子无限遐思。碉堡既被学校当作革命教育的活标本，也是我们一些顽皮学生“捉强盗”、“拌夜猫猫“玩耍的好地方——那种阴森森的地方女生和胆子小的人是不敢进去的。

崂山路小学离19弄仅有300米，彼时家庭人口众多没把子女当多大宝贝，几乎都是“散养动物”，任由小孩自己上学，哪像现在到五年级都是大人接送，每逢上学放学，校门口永远站着一大堆人。唯恐发生意外事件，政府还在校门派了警察保安。也难怪，50年代的“光荣之家”没有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搞得子女都是家庭的“独苗”，谁都“推板”不起，要靠“独苗”传宗接代呢。我就是这样每天自己上学放学，从来没有大人接送。
或许是我家根正苗红，我模样机灵，班主任马老师对我很喜欢，经她“钦点”，我一上学就当了全班最高领导——班长，并把这“终身制”干部一直做到71年1月赴新疆当兵为止，一共10年，度过了人生的少年时代。班级里56个同学大多是19弄人，都慑于我凭借“野蛮”威名形成的影响力——长大后才知道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一个人只要具备影响力就能凝聚人心稳固权力，任谁都不敢造次。与西方国家不同，如美国总统一卸任立刻回老家，种地放牛该干嘛干嘛，影响力云散雾消；在中国则影响力无关职务，92年春邓大人南方巡视一举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从理论上讲他只是一介平民，他凭借的是几十年形成的影响力。还有当初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搞得中国天怒人怨，但是只要她丈夫活着，哪怕只剩一口气，连叶剑英元帅等开国元勋都忌惮“投鼠忌器”，因为伟大领袖的影响力比天大——我就这样凭借着儿时的影响力，开始我的小学生活。

2、班主任马老师

马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马老师彼时年纪约30岁，圆圆脸，带一副眼镜，梳两根大辫子，脸上如繁花般散落着许多淡淡的咖啡色雀斑，一些功课差的调皮蛋特别是那个外号“名胖子”日后在浦东很有名的团伙头子，受到马老师批评总要在背后骂她“麻皮”。其实那不是带坑的麻皮，雀斑颜色很淡，站远些看不到，近看还平添几分俏皮呢。我是马老师“钦点”的班长，自然要维护她的形象和职权，见到对她散布不恭言论的同学，就要挺身而出训斥一番。那个“名胖子”住我家对面13号，福建人，外强中干，无论“斗鸡”还是“摔跤”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对我很服帖。带头人不闹事，班里的其他同学也不敢乱叫“麻皮”了。马老师知道是我“领导有方”，越发对我器重起来。三年级我官升一级当了大队主席，臂膀挂上了白底红条三条杠，成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领导”。
当然，打铁还须自身硬，我当上大队主席不仅仅是维护了马老师的尊严，和她在“政治”上结成一党，我的语文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我儿时，父亲和哥哥姐姐就教我识字，我虽然顽皮却也有小聪明，还喜欢到东昌电影院那里的报廊看报，到书摊看连环画小人书，因此上学后，一年级课本上的字我几乎都认识。尤其是作文，我写的文章经常作为范文被马老师在班级里宣读，我当之无愧成了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记得是三年级期末，6月底的一天，马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下，盯着我打量一番，说：
“四年级我不跟班了，由吴老师做班主任，你知道吗？”
我说我听说了，最近都在传马老师下学期不教我们了。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马老师问。
“打算-----”我有些纳闷，不解的看着她。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工作啊？”马老师又问。
“长大我要当画家。”我突口而出，因为我除了喜欢看书，还喜欢画画。
“哦，当画家也蛮好的，我知道张老师也很喜欢你，说你画画很好。”马老师又说：“但是我建议你多从作文上下功夫，长大了可以去做个记者或者作家呢，我们老师都说你的文笔很好，也很有想象力，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写写日记。”

其实，我一个小孩子没有想那么多，刚才说做画家也是冲口而出，本不是预谋的。这时马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日记本、一支铅笔，一只铅笔盒子，说：
“这是我送你的小礼物，请你收下留作纪念吧。”
我高兴极了，不仅收下了马老师的礼物，还把她的嘱托当做一道圣旨，当天就开始写起日记，一直写到50岁用上电脑才停止，一共写了50多本日记。可惜人生颠沛流离，多次搬家，日记本残缺不齐只剩下35本。前几年，诗人桂兴华夫妇俩经常来我家做客聊天，他夫人对桂兴华说：“石老师的经历那么丰富，哪天你帮他写本传记文学吧。”桂兴华说：“嘿，他做过记者发过不少文章，用得着我帮他写？”如果说我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首先要感谢的是我敬爱的启蒙者马老师——哦，马老师的大名是马莉莉。不知她现在何处是否健在，掐指算来，马老师应该80多岁了，祝她永远长寿！

3、美术老师张法沫
马老师说的张老师就是我的美术老师张法沫。张老师是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来到崂山路小学，因为缺美术教师，张老师琴棋书画都是好手，就由他既教历史又兼美术课教学。张老师约40岁，个子高高的，十分儒雅。他不像其他老师基本上站在讲台前不挪窝，他上课就像现在大学MBA课程教授满堂走，肢体语言很丰富，讲课也很风趣。在我小学经历的几位老师中，他是知识面最广的一位，历史文学，天文地理，国际国内，大事小情，他都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比如讲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像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比如讲看书看报要像鲁迅那样，有时需要反过来看才能知道真相；比如讲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不在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比如讲中国的地理位置不在最东边，因为日本在我国更东边，所以日本比中国更早见到初升的太阳，所谓日本日本，乃日出之本也。说到这里，张老师常常会指着地图教我们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口诀来加深学习印象，说我们中国看到的太阳就是从日本那儿升起来的。
张老师和马老师一样很喜欢我，下课了还会摸摸我的银项圈银手链，开玩笑说：
“你披金戴银，一定是家里的老宝贝哩。”
“我只戴银，没有披金呢。”
“呵呵，金银宝贝，金银金银是一家啊。”
当然，老师都喜欢他所教课程的学生成绩好分数高，尤其是现在在高考指挥棒下，学生的一本录取率高谁就是大“牛”——就像现在的政府官员都喜欢自己管辖地区的GDP高一样。我因为画画好，张老师更想让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常常给我开小灶手把手加以辅导，这样我的画画水平更上层楼，在浦东学区美术比赛中拔得头筹，作为浦东唯一一个小学美术人才，被选送到上海市组织的美术培训班进修，全市仅20几人，授课老师都是当代中国有名的画家，如画《动脑筋爷爷》的乐小英，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画《祖国母亲》的哈琼文、画连环画的戴敦邦和毛振耀等先生。张老师还为我在上海市少年宫举办了两期我的个人画展。由此在我心中孕育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长大当画家。

这世界还真小。前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要另外租借房子，通过中介在上海交大广元西路校门对面的南洋广元公寓租得一房，和房东张先生一攀谈，他竟是张乐平先生的大公子，谈及往事不胜感慨——张乐平先生已仙逝22年，祝他在天国安康！

按正常程序，我1967年应该升中学。
1966年3月我五年级时，张老师和学校的教导主任包老师专门来我家征求我父母亲意见，准备明年小学毕业保送我上美术学校。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全中国的教育机器全部停止。我非但没有如愿上美校，还在崂山路小学多待了一年，成了中国49年以来唯一读了7年小学的学生——长大后才知道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民国的教育机器没有停止，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西迁组成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学界大师，有几人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及至长大，我不免幻想：假如没有文革动乱，顺利进入美校深造，我或许也能成为一个画家呢！

前几年结识新加坡归国画家彭明亮先生，聊及儿时梦想颇多感慨，他哈哈一笑说：“不迟不迟，齐白石60岁学画画，不也成就了一世英名么。”
我个人虽然没有遂愿，但是却为崂山路小学的美术教学奠定了基础，从我开始，崂山路小学在全市美术课程评比中屡屡获奖，成为崂山路小学的特色课程。几十年后，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先生还为母校题词勉励。

4、大队辅导员包老师

我一进崂山路小学，大队辅导员就是包佳莹老师，后来当了教导主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和张法沫老师一起到我家，告诉我父母亲要保送我读美校的那位教导主任。记忆中，包老师经常穿一套洗的有些发白的土黄色翻领军装，据说包老师参加过抗美援朝，彼时学校组织我们观看电影《英雄儿女》，老师告诉我们包老师抗美援朝时就像电影里的主角王芳一样是文工团员能唱会跳。而且包老师相貌也很像王芳，扎两根大辫子，长相甜美，一笑两酒窝，我们许多同学都认为包老师就是王芳，就像我儿时把二楼6室的茅家伯伯当成毛主席一样。包老师作为大队辅导员，常常组织我们大队干部和文艺骨干唱歌跳舞，有时我们就请她唱电影《英雄儿女》里的主题曲《英雄赞歌》，她把辫子一甩双手相握就唱起来：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

包老师虽然不如电影里唱的那么清亮高亢，但也非常动听悦耳。
包老师不愧是文艺兵又经历军队大熔炉的锻炼，组织能力很强，把学校的文娱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我校的合唱团声名远播，记忆中，我校合唱团多次登上上海少年宫和中福会剧场表演合唱节目，还演出《英雄小八路》《青春之歌》等自编歌剧，我常常是主角。包老师选我做主角也是常理，我既是大队长，又长得模样周正，符合彼时“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我常哀叹人生无常，儿时爱唱歌的文艺主角，为何长大了变得五音不全，当众人面还不敢说话？或许彼时我是个言语表达没有患“口吃病”的正常人。嗨，回想起来，我大约在读四年级下时患了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毛病，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当着众人或心情紧张时，说话就会结巴，那么我怎么会得了这个“口吃病”的呢？

5、口吃的后果

我患“口吃”是我自作聪明咎由自取，自以为比别人意志坚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鹦鹉学舌”？我得“口吃病”就是学来的，其实，大多数“口吃病”人都是从小向别人学来的，没有听说谁成年后才患“口吃病”的。当然也有的是被人“豁羊西西”（即挠痒痒）像神精病格格乱笑，或者被大人打吓坏了弄坏声带造成的。据说剧作家沙叶新就是如此。
我是两者兼而有之。
首先我们班里不知怎么出现了几个结巴，我顽皮好动爱开玩笑，就常常学着他们“呃、呃，啊、啊”的说话，有大人劝我别学结巴，我不听，以为“鹦鹉学舌”改变不了雄鹰本色。其次，我从当班长到少先队中队长到大队长，经常需要站在全班面前喊“起立”、做主持说话等，常常有调皮蛋趁老师不在上来对我“豁羊西西”动手动脚，搞得我忍不住格格乱笑，久而久之慢慢地，我说起话来也结巴了。回忆起来，最初是我读四年级下的时候，到五年级时愈发严重了，而且，“口吃病”给我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我有话不敢讲了，怕说话结巴被人笑话，越怕越不敢说，越不敢说越紧张，越紧张越结巴，越结巴越不敢说，如此恶性循环，“口吃病”愈发厉害，影响了我此后近8年的人生。以致数十年后，我在上海电台、电视台做嘉宾侃侃而谈，被小学中学同学电波听到或银屏看到后大吃一惊，这是当年那个结巴吗？
第二、说话结巴是生理缺陷，有生理缺陷的人在社会上往往得不到重用，也难怪，生理缺陷会影响人际交往和有效沟通，哪个领导喜欢部下是个不善沟通的人呢。到五年级时，我对班里事和少先队大队部的事抱着不啃声、尽量不说话的态度。

如此，班主任吴老师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
“你不说话，怎么做大队长啊？”她尊重人格，没有说我结巴。
“我、我、我也不、不、不想做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那好，你不要做大队长就做中队主席吧，我和包老师说下，另外选一个同学来当大队长。”似乎她正等着我自动请辞。吴老师示范学校毕业没几年，不到30岁，个子不高，体态丰腴性感，穿着打扮时尚，脚上穿着彼时不多见的高跟鞋。自从她来我班做班主任，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她对我不像马老师张老师那么喜欢。

没几天，吴老师就在班里宣布我“下野”，由李建中同学担任大队长。李建中是中队长，因为他妈注意养生善于调理，他又是家里的独子，吃得好穿得好，还经常拿些东西“贿赂”同学，在班里渐渐崭露头角，屁股后面聚拢了几个跟班，类似现在的“粉丝”。平时他还常常自命不凡，似乎对我有几分“瑜亮情结”。我担任大队长时，全班同学就是他不太买账，暗里明里和我对着干。一次班里搞卫生，因他个子高，我叫他擦最上面的窗户玻璃，他竟当着众人面回了我一句：“你是大队长，应该你擦啊。”还有一次我在班里诵读伟大领袖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他蹭的站起来指责我读错了，应该是“试看天下谁能胜”，为了到底是“谁能敌”还是“谁能胜”我俩争得面红耳赤，同学也分成两派——嗨，我和他小学结成的“恩恩怨怨”断断续续40年，直到2005年，他在浦西朋友家搓了一夜麻将，凌晨驾车回浦东在杨浦大桥撞上桥墩不幸死亡。

VIP不是脱水么，怎么又有广告挤进来了呢，请版主处理下，谢谢！

狗皮膏药清楚了，谢谢天涯斑竹保护VIP权益！

@在水千方 2015-10-27 13:19:5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孩提时每每读到白居易的这句诗，幼小的心灵便会为小草感到无比的伤心，嫩嫩的、绿绿的小草怎么这么短寿？及至长大成人，在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感受了太多的人生苦痛后，我却为小草的一生感到羡慕与敬佩：来的可爱，去的庄严，一生绿绿葱葱，万分诗情画意。而我们人类呢，来时自哭，走时人哭，一生忙忙碌碌，万分辛苦劳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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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引用。

第二章 在文革狂潮中

1、天下大乱

1966年我13岁，文化革命天下大乱。
这年夏天我马上就要读六年级了，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而来，将中国的一切搅得天昏地暗，就连我们这个巴掌大的小学校也不能幸免。首当其冲的是学校的领导如吴校长、包主任等统统被造反派戴上“走资派”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学校教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各年级学生也组成了“红小兵”纷纷参加造反，小孩子不像大人会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我们更多的是搞破坏，“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为上面鼓励我们“造反有理”，崂山路小学校舍的窗户玻璃是我们的发泄目标，一时间，学校里的窗户统统被打碎……
最使我惊愕的是被人揭发出来的几位老师的“历史问题”和“反动言行”。
吴校长（那时约50几岁，戴一副如啤酒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被造反派揭发隐瞒地主阶级成份，在学校大肆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包老师被造反派揭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抗美援朝中只会唱唱歌跳跳舞，不敢上前线真刀实枪打美国佬，是个胆小鬼。
吴老师即我们的班主任是资产阶级臭小姐，讲吃讲穿讲打扮，还“生活腐化”，证据是有一次和一个男人坐黄包车，坐垫上竟染上了殷红的血迹。

张老师被造反派斗得最惨，揭发出来的“反动言论”最多，什么中国历史就像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什么看书看报要像鲁迅那样反过来看才能知道真相；什么日本比中国更早见到初升的太阳，所谓日本日本，日出之本。这把我着实吓了一跳，张老师的这些“反动”言论我们听过也曾赞叹他的渊博知识，没有想到他话里有话暗中“反党”。我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有一次全校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要我上台发言“反戈一击”揭批张老师——唉，我是全校闻名的结巴怎么能上台发言？再说我心里感谢张老师对我的教导也同情他的处境，不愿投石下井。没想到我的生理缺陷此时如“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忘了叫什么名字，曾经教过我们的语文课，对我这个语文尖子也很喜欢，就说：
“算了算了，他说话口吃就不要上台了，免得出洋相搞出政治问题。”

我逃过一劫，没有当造反派，乐得逍遥自在，游离于造反的革命洪流，埋头看书。班里同学曹根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舅舅原先在东昌电影院摆旧书摊，文革一来被当做“四旧”冲了，家里藏有许多书，我就常去他家拿书看，老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西游记》等等，成了我最早吸取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食粮。
人类好斗，历来一分为二，有左就有右，有保皇派就有造反派。我的“冤家对头”李建中同学忽然崛起，在学生中第一个写出批判学校领导的大字报，第一个把吴校长包老师等校领导揪斗游街。他个子高，相貌英俊，能说会写，被浦东教育系统的造反派头头看中，委任他当了浦东学区红小兵师师长，一时间成为大名鼎鼎的造反派。

2、红小兵师长的浮沉

李建中当初官升一级和他妈妈有关，传说他妈为了让他当大队长，曾经多次找吴老师游说并请客送礼——她丈夫是海运局船员，经常从外地带些鱼鲜、海蜇皮和瓜果等东西给吴老师。加上李建中早熟，很有一些“政治”手腕，会拉拢人，手下有一批“跟班”为他吆喝。当上红小兵师长后，他妈很高兴，给他弄来一身军装，头上戴一顶军帽，腰里束一根军用皮带，煞是威风。红小兵师部设在工人俱乐部，他坐镇指挥浦东学区红小兵的造反活动。李建中对我还算客气，不像对其他人那般指手画脚。我虽然说话结巴，但和他一样也关注“国家大事”和文革发生的热点事件。记得是67年初，他邀集我和几个红小兵干部跑到复旦大学去听“孙悟空”胡守钧反对张春秋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进复旦大学，40年后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近一年，然后转到上海交大做培训至今）回来路上，他对我们说：张春桥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能好反对他呢？今后我们不能再去参加这种活动了。8月，他还组织我们红小兵骨干过黄浦江去上海柴油机厂，支援由潘国平、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砸烂“上柴联司”的“革命运动”。记忆中那是个大热天，我和红小兵干部们站在上海柴油机厂围墙不远处呐喊助威兴奋异常，支持“工总司”的几万人马进攻“上柴联司”，据说死伤了不少人，我也生平第一次领略了大革命潮流的汹涌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