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故里

周宪生

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

当时我在团部保卫科当干事，一天早上刚刚上班就接到电话报告，说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突然非正常死亡。

小曾我比较熟悉，平时劳动表现很好。他是成都六中的学生，中等个子，瘦瘦的脸，外表很文静，言语不多。上周团部开团代会，我们还见过面，他那份《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受到普遍好评，怎么会转眼就“非正常死亡”了呢?

带着满腹疑惑，我同科长老朱驱车赶到一营现场。

那是二连附近一个小山坡，坡上有棵合抱粗的大青树，四周是一片茂盛的花生地。小曾已经被人放在地上了，脸色苍白而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一根拇指粗的竹篾绳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医生鉴定，小曾已经死亡约三四个小时。以此推断，他出事的时间当在清晨五、六点钟左右。

首先调查死亡性质。

老职工刘素秋说：“早上出来上工，远远看见大青树上吊着一个人，脚底下还倒着一只木凳，真吓死人了！”

木凳还在现场。经知青辨认，确认是死者平时用的物件。站岗的老张说：“早上天麻麻亮，有个人低着头走出连队，手里提样东西。我喊了一声，他也不理。我认出是小曾，以为他去田里放水，就让他走了。”

转业军人老和插话：“昨天在这块花生地锄草，小曾突然对我说，嗐，这块坡地风水好，有山水有大树，等我死了就埋在这里。我以为他开玩笑，就说要死得趁早，不然别人就先埋在这里了。”

如果死者确系自杀，那么原因何在呢?团支委小林哽咽着说：“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次支委会。他平时很节俭，从不散烟。但是昨天晚上他破例给每个人散了一支烟，还说了大家包涵之类的话。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反常，但是也没有往心里去。支委会安排了今后的工作，小曾把保管的团费和帐目算得清清楚楚，移交给我，说是过几天要回成都探亲。没想到他走了这条绝路。”

照片来源网络

平时同小曾要好的“黑娃”补充：“昨天他去营部理发，去了三次，硬是理了头发才回来。他还换了一身新衣服，夜里坐在桌子前面写呀写。小曾这个人，性格太内向，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大讲心里话。我见他有些古怪，就劝他睡觉。他不理，还烧了好些信纸和照片。等我一觉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感到似乎有点眉目，就问小曾近来有没有失恋和遇到重大挫折?大家想了好久，都摇头。

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到死?而且死前这样平静，这样从容不迫?

下午，一个知青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半月前，小曾曾经接到一封成都来信，哭了整整一夜。我们没有找到这封信，可能被烧了。

可以肯定，他的死同这封信的内容有关，可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才足以摧毁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呢?后来我们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一封遗书，遗书很简短，是写给他父亲的。没有署名，经鉴定，确系小曾手迹。

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老朱松了一口气说，基本可以排除他杀，估计这起自杀与他的家庭有关。我凭着一个知青的直觉，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当天我们就返回团部。

在知青办的档案材料中，保存着小曾三次要求病退回城的申请书。最后一次被拒绝时间是在1978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

很快，成都方面的外调信件也证实：小曾在家里系独子，父亲已退休，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

团部确凿定论，小曾死亡系“自杀”。小曾的后事由组织处理，没有亲属到场。

然而我却久久不能平静。小曾死了，死得那么平淡，仿佛走出连队去上工、去赶街，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脆弱的人，只因被断绝了回城和孝敬父亲的念头，便毅然决然地做出最后的举动来。他也许是懦弱的，但是他热爱生活，思念他年老生病的父亲，只是性急了一点，便夭折了。

小曾像一滴小小的水花，很快消失在滔滔岁月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点水花、一棵小草，最终都会在大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仅仅半年之后，波澜壮阔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开始了。小曾终于没能走出边疆的红土地，但是在每一个回城知青的心头，都寄托着小曾们深深的夙愿。我想，活到今天的人，应当更加珍惜生活。生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选择毁灭。重要的是，如果要活下来，也许有时韧性比刚强更重要。

边陲芳魂

范平

1979年5月8日，我就要离开我生活和奋斗了八年的这块土地了。

临行的前一天，我踏着黄昏暮色，沿着弯弯的山路，带着满腔哀情，来到了我的同学黄英的坟前。我轻轻放下一束红红的山茶花，最后一次为这座坟丘掩上了一把黄土。

苍茫的暮色之中，竹林声声喧嚣，无边的山峦，呈现一片瓦蓝色，宇宙充满了哀愁与庄严。于是，流动的光阴把我带到了昨天的岁月……

1971年5月20日，我和成都市二十八中二百名知识青年一道来到了云南边陲勐底农场这块土地；黄英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刚到农场时，我和黄英并不很熟悉。她分在山区连队，我分在坝上连队，我们之间相距好几十里。一年以后，黄英因劳动积极、表现突出被农场调到场部服务社工作。当时，我也被调到场部子弟学校当教师，没多久我们便熟悉并成了好朋友。

黄英的个子不算高，1.6米左右；皮肤白净，一张鹅蛋脸总是笑盈盈的；说话谦和，但有个性，一旦认准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

我和黄英刚熟悉那会儿，就感觉到她身上有很多地方与众不同。有几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1972年冬，一天夜里我在黄英的宿舍里玩得很晚，索性倒在她的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夜深人静，只见床边的木箱上，一盏油灯还亮着。灯光下，黄英身披一件旧棉衣，认真看着手中的书，她时而用笔在书上画着，时而放下书本在纸上写着，像着了迷似的。脚下，一床旧线毯紧裹着双腿。我小声说：“黄英。快睡觉了，你晓不晓得现在几点了?你不要命了，明天还要上班呢！”“马上就睡，马上就睡。”黄英一边答应，一边笑盈盈地转过头来。这时，一阵寒风吹过，我赶紧裹着被子转身睡去了。又过了约一个多小时，黄英才上床睡下。从那以后，我常看见黄英挑灯夜读，她那种热爱学习、不怕困难的求知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利用了在云南支边的机会学习了不少的理论知识，也为我八年以后返回成都，在工作上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常常想，如果黄英活着的话，她一定比我强！每当我想到这些，一股心酸的泪水便从眼里涌出。

第二件是黄英带菜种的事情。1973年，知识青年第一次探亲假来到了，我们都纷纷回成都探望家人亲友。待返回农场时，包里装满了诸如腊肉、香肠、豆瓣酱、酱油糕之类的食品。黄英呢，包里也是鼓鼓的，但装的不是食品，而是各种蔬菜种子。那时，勐底农场的菜地里没什么蔬菜，莲花白也不过碗口般大，而且皮厚帮老，吃起来就像咬猪草。黄英早就听种菜的工人问过她：“内地的种子不知行不行?”黄英便抱着试试的心情将带回的种子交给了种地人。几个月后，菜地里便出现了一番新景象：莲花白不仅又白又嫩，而且最大的有五、六斤重，花菜长得排球般大；那地瓜更不用说了，最大的赛过大枕头……菜地里的工人高兴极了，他们夸黄英是了不起的好青年！从那以后，我们全农场的职工告别了缺少蔬菜的艰苦生活。

第三件事，就是买带鱼。如今一想起这事，我心里不免有几分羞愧。那是1973年的秋天。这天，农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卡车带鱼。在那年月，农场的猪少，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平时食堂里除了一瓢“玻璃汤”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听来了带鱼，大田里的老工人和知青便摔下锄头，纷纷跑到场部来，一下子服务社便挤得个水泄不通。我刚下了课，也赶到服务社，远远地就看见门口一大群人，心想算了，难得去挤。黄英这几天在我这里吃饭，她肯定会带几斤回来的。于是，我掉头回到了宿舍。黄昏降临，我早早地就在锅里烧满了水，只等带鱼回来就洗切下锅。谁知我左等右盼，总不见她归来，大约八点左右，一股腥味飘了进来，我高兴地叫着：“黄英，快把鱼给我，水都快烧干了！”话音刚落，我傻眼了，只见黄英疲惫不堪地站在门口，双手空空。我急切地问她：“鱼呢?”黄英见我这模样，笑了，她说：“我的好老师，农场那么多人，别说半车带鱼，就是一车也满足不了那些在大田里下力气的人啊！算了，我们发扬一点共产主义风格，等以后运来了罐头，我买来给你补上。”她一边说一边上前来抚弄着我的头发。听了她一席话，我闷了半天，用手指戳着她的脸说：“你……你真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啊！”她只是嘿嘿笑着。这一顿，我们只能用萝卜干下饭了，她吃得舒服，我边吃边埋怨。事后，我听见很多人赞扬黄英，在这些赞扬声中，我感到内疚，也使我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她。

1974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失去了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朋友—黄英。

那年，黄英向农场要求，每周二、四、六把货物送到连队，方便群众。农场领导立即同意。于是，黄英每到二、四、六便乘着手扶式拖拉机，拉上货物在全农场十几个连队来回奔忙。黄英的名字也很快被农场一千多号人全部知道了。每逢送货的日子，大田里的人总是翘首期盼，一听到远处的拖拉机声，便高兴传告：“黄英来了，黄英来了！”的确，黄英的辛劳使农场职工获得了极大的方便，人们从心底里感谢她。

六月的云南是雨季。这天一大早，黄英便忙碌着装货，我对她说：“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山上的路肯定不好走，今天不要去了吧！”可她执意要去，她说：“大田里的人钱少，一次买不了多少东西，如果不去，她们该又缺生活用品了。何况这是制度，不能破例啊！”隆隆的马达声响起了，黄英一纵身上了车，消失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暮色苍茫时，按往常的惯例，黄英该回来了。可她没有回来，大约七点十分左右，一个学生家长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住处，还未进门便哭开了：“老师，不好了，黄英出事了！”

“什么?你说清楚些！”我惊恐得几乎叫了起来。这位家长告诉我，下午三点，黄英他们的车从三连出来，沿着山路正朝十连开去，山路泥泞不堪，手扶拖拉机像一匹不听话的野马驾驭不住，在离三连二公里处，突然机身一震，机头脱了缰似地直朝路侧的陡坡顺势而下……只听一声惨叫，黄英她……他泣不成声地呜咽着，我也早已泪流满面。

夜里，漆黑漆黑，我只感到眼前是一片凄凉和惨然。窗外下着苦雨，窗内一盏孤灯，这一夜完全浸泡在哀伤之中。

第二天，黄英的遗体被四个老工人拾到了场部，人们围着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四川知识青年哭泣着；围着这个曾经那么热情、忘我地为他们服务的灵魂悲哀着。人们为黄英穿上了新衣服，把她装进了连夜赶制出来的一口松木棺材里。

下午两点，一支长长的哀悼队伍来到了大青山的山腰上，在一片鸣呜的南风声中，黄英被安葬在这块土地下。人们流着眼泪安葬了她，人们念着她的芳名在她的坟丘上添土献花……。

年复一年，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谁也不会忘记要为这座坟丘拔一把草、添一把土，人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悼念着她，人们没有忘记她，人们忘记不了她。

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我站在黄英的坟前，多想从土地深处把她唤醒，多想告诉她我们要调回成都了……我多想听到她的回音，多想看见她的笑容……可是墓地静悄悄的，只有风的声音，坟前的小草在微风中不停地摇动着。哦，我听见了，我仿佛听见了黄英的声音，她正在告诉我们：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我永远热爱着勐底坝这块土地。

“眼白”

邓波

“眼白”是个上海知青。他七岁丧父，十二岁亡母，寄伯父篱下捱到十七岁便到云南支边来了。

这个人干活不偷尖耍滑，处人不世故圆滑，对领导不拍马奉迎，性情刚直不阿，说话也硬撑撑的，所以他显得比较孤癖，不合群，并常以白多黑少的眼睛冷眼看人。上海知青便给他取了个难听的绰号叫“眼白”。

眼白是蔬菜班的第五任班长，前四任都因为“损公肥私”而被解职，牛副队长却看中了眼白“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请贤出山，关照了他这个美差。

眼白接任不到几个月，食堂里的菜就不单纯是“九菜一汤”了(实为韭菜叶汤)，而开始了吃炒莱见油星、并有酸腌菜的幸福生活。原先夜晚常有“鬼魂”洗掠菜地，自从眼白写了一篇颇有水平的童话式杂文《木瓜树的对话》贴在食堂墙上，不知是知青们照顾他文章写得漂亮呢，还是怕眼白夜有埋伏，菜地也没人偷了。一年过去，冬瓜水瓜大南瓜，萝卜白菜莲花白，木薯莴笋芭蕉芋，苦菜辣椒四季豆……·样样丰收。人们也常唸起眼白的好来。于是便有男老职工想招他入赘，女老职工愿帮他拉扯对象。七整八整眼白在另一个连队相中了长相洋气心眼实在的湖南老职工独生女玉秀。

独有连里的实权人物吴队长不喜欢眼白。因为眼白眼里没有他，从上海探亲回来居然未提油挟肉包糖地去拜访他。而有些知青“心甘情愿”地送他二十斤菜油，入党问题便可顺利解决；送他十斤腊肉入团也好办；送他一架半导体，可换个“把儿”工作；送件的确良，犯错误可免予处分……有的什么也不图，送他东西只因为怕看他那攫取的眼光和青黑的嘴脸。

眼白唯一的兄弟伙，四川知青永康曾劝他：“牛屎堆上还能开啥子鲜花?眼白，不要再自命不凡了！看不惯就闭眼，听不惯就堵耳，你最好把嘴巴也封起来——说话就跟打棍子一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学聪明点，尽量缩小自己的位置。

你经常看到老鹰被人射死，总难得看到蚂蚁被人踩死嘛！把脑袋缩起，把背驼起，给“吴座’提桶菜油去！不然，要遭他收拾……

眼白还未听完，气就不打一处来：“侬啥辰光也变成了马屁精?平常假正经样儿?吾哪哪莫看穿侬！要送侬送，摇着尾巴去送！勿要乱讲脏了阿拉耳朵！”

永康一听好心被当作了驴肝肺，气得用昆明话上海话大骂：“港度！日脓疱！老十三点啾！”转身就离开了眼白。只有玉秀理解他，安慰他说：“眼白，你是对的。做人就要做得正正直直，干干净净，要不然，还不如死了好！不过，你要小心点，“吴座会报复你的！”

半年后的一天，眼白突然收到了伯父病危要他速回沪的电报。这是他在世间唯一的一个亲人，眼白觉得仿佛当头挨了一闷棒，昏昏沉沉。于是，他捏着电报匆匆跑到吴座家里请事假。

昊家充溢着一股浓浓的烤腌肉香味，吴座用手一抹嘴上的油，笑眯眯地招呼眼白：“来来来，坐！四川的腌肉香得很！吃不吃?”眼白木然地摇摇头，把电报递上。吴座看过，便用电报纸擦净手上的油，顺手塞进火塘。火塘里窜出一阵白烟，接着是黑红的火焰，火焰过后一切都成为灰烬了。眼白惊诧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嘴角抽动了几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座站起来用手扶住他的肩膀，嘿嘿地干笑着说：“你不要乱想！不会出事的。电报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年月，谁都会骗人！”眼白听到“骗人”两字，就像被黄蜂螫了一口，跳起来叫道：“不！我伯父肯定是病…”“病?当然谁也要病上一病的。吃五谷的嘛，哪有不生病的呢?”吴座又嘿嘿干笑两声说：“马上连里要大会战，把后面那匹山全部开成橡胶带，后勤是后盾，蔬菜班长走了怎么行?还是应以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眼白不知道他是怎样走出吴家的。天上开始下雨，雨丝千缕万缕扯得他心痛，他感到胸闷得喘不开气，头像要爆裂似地疼痛。眼白想在漆黑的夜里大哭一场，却又哭不出来，憋得喉咙像梗了一块石头。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眼泪这才像开了闸似地无声地流下来……

下了一夜暴雨，野马河水猛涨。河水卷着泥沙和石块在怪石嶙峋的河床里冲撞着，涌起两米来高的浪头，狠命地向岸上扑去。眼白担着一担肥料从摇晃的竹桥上走过，刚碰上吴座从山上下来。他每天都是这样，把知青们赶上山去干活，自己就摸下来睡大觉。这是他的惯例，也是他的秘密。可这秘密瞒不过眼白，因为上下山都必须经过蔬菜地。眼白看见他，厌恶地把头别向一边。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哎呀”一声，吴座掉河里了。眼白一惊，奔到河边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凶猛的河水没能吞掉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却把他往石头上磕碰得鼻青脸肿。吴座终于被救上来了。一些知青背地里评论这件事说：“羊羔救了狼，就不要怪狼的牙齿锋利。”

经过这场惊险，吴座又收了不少慰问品，看望他的人不管真心假心络绎不绝。眼白呢，却害了一场重感冒，发高烧，说胡话，好在除了卫生员来打针，就只有玉秀来照顾他，也还算清静。

大会战结束后，晚上开会学习时吴座总结了会战情况。他先表扬了几个很贴他的知青，然后照例开始骂人。先骂请病假的知青懒惰，然后骂后勤工作没有做好。那天上午，牛副队长在山上批评了吴座的一个“心腹”偷奸耍滑，知青们就抱定了主意看吴座骂不骂他。吴座两眼炯炯地闪着光，脸朝西边开始骂了。大家知道这正是在骂东边的那个“心腹”。“反向而骂”，这是吴座的特点。因为牛副队长批评这个知青时唾沫横飞，这个知青就边擦脸边说：“你说就说嘛，不要打标点！”所以吴座现在的批评真是绝妙得无与伦比：“你偷懒，牛副队长批评你还不服气，这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你说我们老牛有点号，胡说！老牛出身贫农，一辈子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从来没犯过错误！我们老牛一不反党，二不投机倒把，三不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好人有什么点号！嗯?…”听到这里，知青们窃窃地笑起来了。吴座把那严厉的目光一扫全场，厉声喝道：“笑什么！还有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老牛就是这样的赤胆忠心，你们说他有什么点号?”笑声更厉害了，有些知青已笑得前俯后仰。牛副队长弓背站着，使劲前伸着颇具“中国猿人”特色的脸孔，老实巴交的，还真以为吴座在给他撑腰呢！

眼白没有笑，他笑不出来。愤怒就像炽热的岩浆烧灼着他的心。他突地站了起来：“卑鄙！欺负副队长老实人！吴座，你是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明白！平常大战，你把大家赶上山，自己就摸下山来睡大觉，瞒不了我！”吴座吃了一惊，脸上的肌肉一下绷得铁紧，咬牙切齿地瞪着眼白。他嘿嘿干笑几声说：“我是一队之长，就要管家，不管家叫什么队长！我是干部，就既要干，也要布，只干不布叫什么干部！我下山来确有其事，但说我睡大觉，那纯粹是污蔑陷害！胡桂珍！你说说我下来干什么?”胡桂珍是吴座的老婆，一个嘴乖舌巧、心毒如蝎的女人。知青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人精”。她站起来就双手叉腰朝眼白破口大骂：“你血口喷人！队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日日辛苦，整天忙了山上又忙山下，他是来帮我磨苞谷了。”“哼！废寝忘食，日日辛苦，你们咋从保管室抬了一袋苞谷回家喂鸡呢?”“眼白”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会场里知青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干部！哼，捞油水的干部！”“偷连里的苞谷”！“刮知青的血汗！”

老狼总归比初生牛核狡猾得多。面对大家的愤怒，他惊恐了一阵，但马上就镇定下来了。他嘿嘿千笑了几声：“你真想得出来，怎么会说我把苞谷拿来喂鸡呢?胡桂珍，你说说，我们会把队里的苞谷拿来喂鸡?”聪明的“人精”马上心领神会，她拍手大叫：“眼白，你欺负老娘是咋的?好心反不得好报！我本想把苞谷拿到家里磨，可以替几位忙不过来的大嫂看管孩子，难道这也错了?反倒遭你的暗算！”说完便泼了出去。知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戏剧性的变化弄愣了。大家互换着眼色。这眼色无所不有：愤怒、犹豫、嘲讽、忧虑，也有得意和畏惧。眼白气得打颤，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真会演戏……”“演戏?嘿嘿……”快快乐乐地做坏事，这也是吴座的特点。胡桂珍气呼呼地抱了一瓶猪油跑进会场放在吴座手里：“我中午就看见食堂里的猪油放在他屋里，本来不想说，看来还是应该揭发。”吴座冷笑着，故意拉长声调阴险地说：“眼白，俗话说不哼不哈，拉屎大泡。你敢于揭别人的短，就应该敢于拉泡稀屎照照自己。食堂里穷得叮当响，大伙儿从早累到晚，一个月才有一两油啊，你这黑心烂肺的人却要偷了去，这不是在喝大伙的血啊！”眼白好像挨了一个炸雷，当时就瞠目结舌。过了一会儿，知青们又议论起来了。有人说：“我以为他多正直，还不是要偷！” “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嘛！”“伪君子！贼骨头！”眼白觉得头顶冰凉，天旋地转，简直要气昏了。在恍恍惚惚中他听见吴座宣布：

“过几天，眼白在全队大会上作检查！态度不老实就扭送分场！”

眼白回宿舍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脑海中重现着中午的情景：吴座的小女儿抱着一瓶猪油蹦蹦跳跳地跑进他的屋，把猪油放在桌上说：“叔叔，我爸说谢你救他，这瓶油给你补身体。”眼白当时想，还是不吃的好，因为接了他的东西就好比借了他的高利贷，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于是，他原封未动地放在桌头。他并不知道这油是食堂的，早知道也不会遭此暗算了。

人一倒霉，什么坏事都会接踵而至。第二天，眼白就在他的屋后发现了两只死鹅。他一眼认出是吴家的，立刻敏感到，灾难又来了。果然，人精来了。她一看见那两只鹅就指桑骂槐。

哪个婊子养的整死了我的鹅?好心黑的人哪！你咋个不死嘛！偷了这样还没有理麻清楚，又偷别人的鹅，我看最后怕是连人都要偷啰！”眼白气得发慌，捏起拳头冲到她面前：“你嘴巴放干净点！再乱骂小心我揍你！”人精愣了一下，随即把脖子扭几扭，撇撇嘴说：“揍我?你没得那个胆量！你敢碰我一根毫毛，老娘把你撕成碎片！”说完提起死鹅走了。眼白气得两眼充血，回屋颓然坐在凳子上。吃饭的哨音又响了，眼白一动不动。他已好几顿没吃了，但并不饿，只觉得一股股苦水在肚里翻腾。

玉秀一连几天没来看他。接着，队里就传着一件新闻：在某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玉秀被迫失去童贞了。传闻的人还神秘地耳语着：“肯定是眼白……”玉秀知道是谁。她悲痛欲绝地哭着，整天不出屋。她是个传统观念极强的女子，觉得没脸见人，更没脸见眼白。她曾经想死，但为了眼白，她没有那样做。

传闻到了眼白耳里以后，他的悲愤、憎恨到了最大限度。

他木呆呆地在山上转到半夜，才走到玉秀门前。门紧闭着，屋内传来玉秀揪心扯肠的哭声。眼白叫她：“玉秀！玉秀！”玉秀开窗一看是眼白，顿时心如刀绞，更哭得气都喘不过来。她自己责备自己：“怎么还有脸见人啊！”“啪”地一声，关上了窗子。玉秀最后那句话像毒蛇一样啮咬着眼白的心，他以为玉秀是在骂他，眼前最后一线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现在已不再惧怕死神的微笑，反而轻松了一些。他觉得自己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发狂地笑起来，用这反常的笑声掩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他把屋子打扫干净，被子叠整齐，写了两张条子连同一块金表压在枕头下面。一张写给永康，请他帮还欠另一知青的两元钱；一张写给玉秀，要她收下这块金表留作纪念。一切交待完后，他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跌跌撞撞走出门去。他趁武装班的同学熟睡着偷了他们的一支五六式冲锋枪(这“偷”在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一切，他做得那么的坦然，他的内心正是十二级风暴过后的平静的海洋。没有比这种屈辱和憎恨更深的了。

眼白往山上走去，他的狂笑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声十分凄惨悲凉，在黑沉沉的群山回荡。这已经不像人的哭声，而像是深山里受了重伤的野兽的狂嚎。死亡的深渊已向他敞开了大口，身边飞舞的流萤就像地狱里的厉鬼怪笑着向他眨着蛊惑的眼睛。眼白决然地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头……

永康和几个知青在深山里找了整整五天，才找到眼白的尸首。惨象使人目不忍睹。经过几天的日晒雨淋，尸首已开始发泡腐烂。头比篮球还大，腿比小脸盆还粗。浑身爬满了蚂蚁，衣裤几乎被蚂蚁咬光了，皮肉也被蚂蚁咬了密密麻麻的小孔。这些小动物正排着长队从死者的鼻子耳朵嘴巴里穿进穿出。死者头部有一大窟窿，一支冲锋枪扔在他身旁的草丛里。永康流着泪蹲下来，想用手替眼白闭上那白眼，可他一碰着肉，便一块块往下掉。没办法，本来他就叫眼白，还是让他睁着白眼去吧！

牛副队长痛哭流涕地上山来了。他边哭边捶打着自己的胸，“眼白呀，你是好人，不应该死！我们对不起你，直到今天才找到你……可是，我给你拿来的衣服你已经穿不上了，我放在你身边，你自己什么时候想穿就什么时候穿吧！”他哭得像个小孩子，知青们都难过得流了眼泪。

玉秀发疯一样地跑上来，哭叫着往尸体上扑，人们死扯活拉都拉不开。她披散着头发，手里抱了双新鞋硬要给眼白穿上去。她发狂地哭叫着：“他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鬼，他就是化成一滩水，我也要捧回去！”可是她的手和身体碰着尸体的地方，肉一块块地掉了下来，死者那双发泡的脚比鞋大好几倍，无论如何也是穿不上去的。玉秀不哭了，只是呆滞地看着那可怕的腐烂的尸体。她默默地站起来，喃喃地说：“穿不上了……穿不上了……”突然一转身把新鞋抛进了深谷，然后靠在一棵白花树上，呆呆地望着太阳垂落的红色天涯。

别人劝她，她一句也听不见；别人拉她，一点儿也拉不动。她的脸白得像一块殓尸布，嘴里只是不断反复唸叨着：“他穿不上了……太阳升起来…”

她疯了。

胶林里的一座坟

杨泽

群山顺着陡峭的山势向下延伸着，在山谷处转个弯，翻一道坎就直入南定河。对岸是营部，坎上有两三排简易的竹篱茅房，一座傣家人特有的竹楼。坡下水井旁耸立着一株高大的芒果树，再就是散落四周的芭蕉林了。

据说勐定坝像只葫芦，这儿是葫芦口，原地名就叫“芭蕉林”。我们连队——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七团一营六连就建在这道坎上。

记得，那天是“八一”建军节，为了向节日献礼，我们上海、成都、昆明支边青年和当地的傣族老乡、湖南支边老工人，一道走一里多山路，在山腰缓坡处来了个砍坝、开带、挖穴大会战。一时间到处刀飞锄扬，挥汗如雨。

夜深了，劳累了一天的连队休息了。我坐在竹床边，对着昏黄如豆的油灯，看了会儿书，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清静。

窗外，四周的群山像墨团似地重叠着，唯有南定河的浪声和同学们梦中的呓语，此起彼伏，交织成一种特殊的曲调煞是有趣。望着窗外的夜空，我的思绪又被今天和明天以及未来的遐想牵引开去……

在边疆的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真叫人怀念家乡那如毯如织的川西平原，这简直是两种天地！这亚热带原始雨林气候怪得可怕，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旱得土地像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草和树叶干得一捏就碎。每天出工心里要三番五次地鼓劲，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你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保管没十分钟，那脊背上就会晒起无数的大燎泡。再过一会儿，身上便会蒙上一层晶晶亮的盐霜。而雨季一来，那雨又成天累月下个不停。蛇、蠓虫、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什么菌啦菇的也从竹笆墙脚的这边或那边破土而出。更有那凑热闹的竹笋，已长得抵住铺床的垫褥了。满世界雨打芭蕉的声音，从悦耳到厌烦，最后简直就像针拨神经那么难受。人都被雨下霉了，四肢也长起了不名的脓疮。山上那气得死人的飞机草，前几天才砍了，今天它又生机盎然叶蔓成蓬，在你面前示威了。这样的烂天气，活算白干了。

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人反胃的糯米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小时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带挖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出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的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的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哪个不累得疲惫不堪，哪个不满面倦容?…

这样能坚持多久?扎根边疆的根能扎多深?想到这些我黯然了，心头酸溜溜的。

窗外，远处的山林嘶啦嘶啦地刮风了，墨团样的山影仿佛不断地向我涌来，风越刮越大，撕拉着牛毛毡屋顶，扑啪、扑啪直响。大家从梦中惊醒，憋住气，听着四周可怕的风声。不知是谁吼了一声“房子要吹倒了，快顶住柱子！”大伙立刻用肩顶住一个个柱子，用背挡住被风吹得凹进来的竹笆墙。“哗啦”——大雨来了，狂风暴雨挟着雷电横冲直撞。茅屋渐渐倾斜了，有的人跳出房门想找一个更安全的栖身之处，却被暴风雨打了回来。一种强烈的预感压抑着人们。霎地一道雪亮的电光闪过，紧接着一股狂风，伴着一阵山摇地动的巨响扑下来，把树叶吹得满屋飞旋。房门拉掉，蚊帐齐齐被吹到墙角。大家吓得不知怎么是好。任吹进屋里的狂风暴雨浇淋着。

突然，“大树倒了，快救人啊”的呼救声此起彼伏，听到这撕人肺腑的喊声，大伙一下冲出了倾斜的房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疾风，挟着枝叶迎面扑来，抽得人脸上生痛，硬生生地把人刮了回来！当我再一次冲出去时，一团巨大的黑影横在大家面前。原来一株六人合抱的大青树被风吹倒了，刚巧把一排男同胞住的牛毛毡房压塌。它那遮天盖日的树冠倒下来，罩住了一切！从粗枝密叶深处传出的呼救声，在黑夜中颤抖着。唿啦一下，大伙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倒下的树丛。

树干太粗了，用斧头把它砍断。树叶太密了，用双手把它分开。让人窒息的树汁味，熏得大家头昏脑胀，催人作呕。快扒开牛毛毡房顶，快掰开压在同志身上的篱笆！手划破了，脚被钉子刺穿了，指甲盖也扒翻了，血混合着树浆抹在手上脚上和脸上，就这样在树枝的空隙中，几位同志像刚出壳的鸡子似地被剥了出来。他们顾不得伤痛，给抢救的人们指点具体的位置。

糟糕，靠近主干可怕的位置下还有几个！大家更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喘息，合着刀斧砍树的闷响声，粗枝的断裂声和刺破皮肉的惨叫声，更使人从惊吓颤抖的心中，生出一阵痉瘴。风仍然怒吼着，雨仍然抽打着人们，闪电和雷霆更加凶猛。

抢救在紧张地进行，为了剖开房顶，砍开挤压在人们身上的竹笆，多少次雪亮的弯刀划过被埋人的腿、背和颈脖，多险啊！为了断开粗枝，锋利的斧头直落翻飞，要知道，紧贴枝干就可能是同志的腰腹和头部哪！

时间啊！过得太慢，已在女同学的手心里攥成了冷汗；时间又像是跑得太快，分分秒秒在她们心中堆积成可怕的预感，她们伫立在四周，手中举着频频发抖的马灯。几声压抑不住的啜泣，不时招来男同胞的吼叫“别哭了！”是啊，在这恐怖笼罩的黑暗中，我们也快憋不住，撑不起了。毕竟我们也才是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子汉，再哭，这人怎么救哪?别哭了！

风雨中，埋压在树下的人一个个救了出来，由女同学们来安顿。闻讯赶来的老连长看着衣衫褴褛伤痕斑斑的男生，心里难受得慌。在清点完被救人数时，才发觉还缺一位上海知青。

气氛霎时又凝住了，可怕的预感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大伙不顾一切地又冲进了大树丛。更为紧迫的砍伐声从这边响到那边。一声声发颤的呼唤顺着树枝喊进去，又从浓密的树叶中折回来，一只只沾满树汁的手，搬着粗枝扒着密叶，一双双被树权划破了的赤脚，从树杆上滑下来又踩上去。不知又过了多久，一个男生陡地叫了起来：“摸着了！摸着了！在这里！”

大家悬在喉头的心一下落了下来。聚拢一看，糟糕，两节粗大的树干下能模糊地看出一截躯体。“快砍树，别伤着下面的人！”大家紧张地看着闪亮的斧头，一下一下有力地挥动，生怕某一斧砍飘，滑向树下的人。喀嚓，树干终于断了，树下的躯体也随着断枝动弹了一下，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出来。他的躯干四肢被大树砸成几节，头已被压得变了形。卫生员来了。他在那还有一丝热气的胸口上摸索着，然后悲痛地摇了摇头：“怕不行了。”这时一位上海女知青再也憋不住，从人群中爆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哭泣了。

男子汉也忍不住哭了，那发自肺腑的哭泣声，合着狂风暴雨，在群山中回荡，把夜空撕裂着，似闪电、似雷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被大雨浇淋着，分不清淌的是泪还是雨。凛列的山风不断地吹来，撕扯着一个个颤抖着被雨水湿透了的身躯，分不清是疼是冷。那一双双冰凉的眼光中透着几多的悲痛几多的哀愁，还有冷眸中的不平与愤怒。

南定河边，大家拥着老连长站在陡峭的河边，对着波涛汹涌的对岸，发出声声的呼喊。黑暗中，南定河滚滚的浪涛和呼呼的狂风，吞没了我们的喊声。好不容易河对岸的人听到了喊声，营部除了派几辆拖拉机，用灯光照射我们连队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猛涨的南定河，隔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陡地，老连长昏倒了，像一个巨大的休止符号，终止了我们的呼喊。大家只得将老连长扶回连队。

失望和悲哀笼罩着整个连队。一个平日嘻笑打闹的英俊上海小伙，一个千里迢迢来支边的青年李兴宏，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连队里的傣族张老四早就说过：“大青树头重根浅，傣家人从不在树下搭房。”可事情已经发生了，责任由谁承担?又有谁承担得了?在那忙而又忙的岁月里，有着那么多忙不完的事，又有谁有暇去深究这些俗言俚语的内涵呢?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谁有罪呢?回答是谁也无罪，罪在不重实际的树大根浅，罪在大自然中的不自然！

几天来，除了伙房冉冉的炊烟外，整个连队没有一点生气，悲痛仍在咬噬着人们的心。而一种同命运，共甘苦的情感，在人们的心里慢慢地凝聚着，升华着，直至以后的岁月。知青们静静地上工，悄悄地收工，默默料理着死者的后事。

天终于放晴了，大家选了一个好日子，簇拥着灵柩，走向面背靠高山的向阳坡地，将死者安葬在那里。左面是我们用血汗栽种的胶林，右边是我们生息的连队。在朝阳迎面升起时，他可以看到正下方象征生命源流的南定河，还有对岸铺着碎石的公路蜿蜒而去。入土为安，每人都为坟塚培上一锹土，垒上一块砖。还在坟前面树了一个石碑，上面用鲜红的油漆写着：李兴宏同志之墓。下面的落款是：六连全体同志挽。

十数天后，李兴宏的父亲，从上海千里迢地赶来了。看着老人那神情木然的面容，那艰难踉跄的步履，大伙心里难受极了，无言地扶着老人走到墓前，默默地伫立着。老人无声地流泪，那滚滚而下的老泪湿了衣襟，湿了脚下的泥土……

后来老人走了，丢下了长眠边陲的儿子。

几度秋风，几度春雨。坟上塚的蓑草青了又黄，黄了又绿。兵团早已改成农场，知青们也返城多年。而南定河这条生命的河，这条记载着兵团战士血与泪的河，仍然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岸边茂密的芦苇丛，嗦嗦摇曳，仿佛在向人们低语着一件往事。洁白的芦絮随着河风，纷纷扬扬地飘离河岸，飘向山坡，飘向山草掩没的地方，为十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屯垦成边的七十多位支边青年，护卫着这渐被遗忘的坟塚…

死 神

——别拉洪河知青死亡回忆录

孙建国

这是40年前发生的事……

望着窗外那些白碴碴的棺木，我只感到心在拼命地收缩……眼睛了里似乎不再有眼泪流出，流出来的全是血。

泪，已经流干了，干不了的是冰、是雪、是雨，流出来的全是血。在这渺无人迹，听不到人声的沼泽里，我辩不出时间和空间，人已失去了一切感觉，存在的怕只有垂死的神经。

我要死了。死，非常简单容易，难的是在这死神降临前痛苦中的煎熬；体会死神扑来那一刻的恐怖。妈妈你为什么不来，不来救救你将死的儿子，我在心中呐喊，我不想死啊！

我们一行十四人是昨天日落后由指导员带队出发的。是来寻找两个可能迷路的拖拉机手，他们开着拖拉机早晨出去，至晚未归。刚刚拖着疲倦的身子爬到炕上，饭还没吃，就冒着雨随着指导员出来了。

“春雨冬死牛”，北大荒的四月没有一丝春的气息。雨点下不大，但夹杂着越来越多的冰碴子。饿狠狠的扑向这世界的一切生物。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撕裂着人们敢于袒露的皮肉。

天越来越黑，迎着寒风和雨雪，几乎睁不开眼睛。本已被雨淋湿的棉服，又结起了冰，随着人体的移动，机械地哗哗作响。

不多时，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谁也辨不出前进的方位。这里本来就没有路，我们的每一步，都可能是这片荒原上的第一片人迹。

更糟的是，脚下的冰水越来越深，浸透了冰水的棉胶鞋和棉裤，越发沉重，刺骨的寒冷冲撞着心头。冰面随着我们前进，断裂声响成一片。

水没过了小腿，时而已达腰间。水下开始还是冰冻层，继而发现我们踩到了浮动的草垡子上，忽悠悠的。草垡子承受重力后下沉，人过后再浮上来。大家谁也不能停留，尽可能地躲开一次次的恐怖。

想必是误入了沼泽地，一阵恐惧涌上心头。这里是别拉洪河的源头，一望无际的野草覆盖着这片可怖的沼泽。早就听说这是可怕的坟场，进去便难以生还。

谁也难再说话，牙齿以无法计算的频率相互撞击着，那声音慎人，谁也不敢停下来，挣扎着寻找一块可能的陆地。

在极度的寒冷、恐惧与劳累的冲击下，我终于也支撑不住了。只好像被一种无形力量向下拖。那一瞬间，我似乎感到了一种死亡的安逸。

这是躺在谁的怀里？朦胧中是指导员在叫我。人还泡在水里，身上搭着一件浸湿的棉袄，指导员的身体在剧烈的抖着。

“贴紧我，你能挺住”，指导员声音在抖。但有一种力量，这个老转业兵，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我们要坚持住！我现在去找路，大家谁也不要离开，体力消耗这么大，再动就要出危险”指导员的话不容分辩，他把我的头向一个稍高的塔头上移了移，把棉衣留给了我，走了。留下了一片哗哗水声。

我蜷缩在冰水里，等啊、等啊，听着风雪打在野草上发出的哀鸣，无可奈何地任冰水无情地剥夺肌肤内残存的温度。一次次与死神拉扯，一次次从昏迷中苏醒。能走的人都走了，能爬的也都爬走了，谁也不愿等死。

我读过《春江花月夜》，而这是北国水泽的春夜，谁能体会到同躺在水里待死人的心境。

死了。我见到了妈妈，布满皱纹的脸，飘动的白发。“衰衰父母，生我勋老”，她给儿子带来了火和温暖的胸怀，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自己的儿子。

卖火柴的小女孩，你在哪儿？我渴望那一线的光亮、瞬间的温暖。安徒生毕竟为你设计了瞬间美好的梦幻，可我这里，只有象征死亡的黑色……

我熟知“七根火柴的故事”。当老班长从党证中取出火柴。带着一腔无限美好的希望，可我这里，尽管没有火柴，但我也不乏渴望……

我不想死，我不想这样去死。我千百次的背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曾高唱过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也曾荡起过双浆；我走过天安门广场，在赤海中接受过检阅……我几次想到过埋藏在心底的恋人，可也只是藏着……

我又回到了人间，那已是第二天中午。

在草甸子里，人们陆续找到了他们的尸体，有的缩成一团，有的紧紧的抱在一起，有的从水里伸出一只手……他们登着两眼，张着嘴。是痛苦、是饥饿、是寒冷、是恐惧，那僵直、呆滞的双目闭不上啊！他们要说、要喊，他们渴望着母亲；渴望着命运女神……

尸体拉回来了，其惨不忍睹。

指导员却一直没找到，人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找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失踪了，带着无限的内疚……他没能带领大家躲开死亡，可他贡献了自己最后一滴热血，把自己溶进了这茫茫的荒原……黑土地。

16
生离死别

——别拉洪河遇难

武殿生

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往事的回忆，多少给人一种惆怅感觉。三十年了, 别拉红河的那场惨案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9年“五一”节来临的时候，连队召开会议，研究怎样过一个革命化的劳动节，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呢？通过讨论研究，连领导决定，搞一次义务劳动，上山伐木头，拉回来盖房子，再采点野菜，打点野味改善一下生活。4月30日清晨，拖拉机拉着我们，大家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奔向伐木点（没想到有的人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经过两小时的行程，到了目的地，我们分成几组伐木，采野菜，拖拉机出外（树林）打野物。中午时分，各项工作都已完成，人们开始休息，吃饭.因带去的干粮有限，还有几个人没吃饭，灾难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下午2点左右，车长施国栋回来说：“拖拉机陷在离这不远的沼泽地了”。怎么办？一下子大家都紧张起来。指导员站和连长秦吉庆当机立断，马上组织人员抢救。一声令下，几个人带上伐木工具，出了伐木点直奔机车。

那天的天气非常好，一望无际的荒原使人 心旷神怡，老远就看见了拖拉机的影子。一股冲天干劲，以及对国家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催使着我们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拖拉机出事的地方。我们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号子，快步冲到出事地点。

当时虽然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可是北大荒到了下午温度还是很低的。可谁也不知道我们所走的路就是后来被人们谈虎色变的别拉洪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沼泽漂伐甸子。表面上一走一冒烟，可是当你实打实踩下去，水已到了膝盖上边，而且四周还跟着动，象腾云驾雾一般。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胆大包天，居然让人拉着手往下沉（冬天漂伐垫子冻裂的缝）沉到脖子处，脚下还没踩到底。我们刚刚抬完木头，走的又急，一身的汗还没消下去，还有几个人没吃上饭。踏上这样的路，可想而知是多么危险。那时，要不是有北大荒开拓者的精神，要不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俗语说；看山累死马；是说看起来不远的地方，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是一片蔚蓝的天空，转眼已是乌云密布，小雨浠淅沥沥地下起来了。天渐渐黑下来，路越走越难。等我们走到机车前，天完全黑了。连长，指导员和我们简单商量一下，决定返回驻地，明天白天再来抢救。可是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劳累，体力消耗很大，个别人 已经走不动了。这时，指导员意识到当时情况很差，也非常危险。他认真地说：“你们慢慢走，我快点走，先回去找车来接你们”。谁知这竟是指导员最后的一句话，他这一走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指导员走了。我们也踏上返回的路，我和秦连长走在后边压阵（当时我是排长），看谁走不动就帮谁一把。天太黑了，辩不准方向，十几个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后来我累得一步也不想走了，真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歇歇腿脚（当时我们走的路是别拉洪河相对岸的一个斜线）。可是我们都清楚，这个时候谁停下来，就再也走不出沼泽地了。 夜深了，雨又下起来，身上的一点暖意，又被雨浇没了，饥饿和劳累使我们走的速度很慢。李际平（我们排的65年下乡的北京支边青年，外号阿尔巴尼亚，20岁）已经累的走不动了。就对我说“你们先走吧，我自己慢慢走，你们快点叫车来接我”。可是，对同志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根本就不可能我自己先走。当时我连背带拉地扶着他继续前进。走了一段，就听李际平吃力地说：“小武子，你先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不行了，不能为了我把你也扔下，不值得！”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难受。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又把他背了起来，边走边对他说：“你看，天多黑呀，你听，野鸭子，黑鱼叫的多好听”。就这样边走边说，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喊了声，“阿尔巴尼亚，”他没吱声。我心里急了，把他抱过来大声喊：“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可他再没有回答我，我当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拼命地喊，空旷的田野也响起我的回声：“李际平，你不能死，我一定要把你背回去，咱们一起回去，咱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可是无论我怎样喊叫，李际平再也没有回答，他已经离我而去了……。

李际平，20岁的年华，就这样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正在开发建设的六十团，他的遗骨永远埋在那无边的大荒原里。在那次事件中，还有五位战友不幸殉难。天亮了，我终于走了出来，死里逃生。

逝水流年，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悲伤的时刻，泪水就止不住流下来，而今，我们早已返回故乡，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把热血和青春洒在三江平原的知青们，永远记念三十年前在别拉红河的那场生离死别。

魂归别拉洪河

——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

李秀琴

斗转星移、岁月流失，但三十年前发生的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的一件往事却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这一天，对于六十团五连的全体干部、职工、知识青年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因打黑熊，拖拉机陷进别拉洪河，为救拖拉机，竟有六位战友失去了生命。作为我，一个十七岁少女，刚刚踏上生活的旅程，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昨天还和你在一起工作的战友，一夜之间，竟独自躺在冰冷的河水里，将永远的长眠在地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连是新组建的连队，生活特别艰苦，住帐篷、喝雪水、要想吃一些肉食，就靠老职工打的狍子、野猪、野鸡和黑熊等。要过“五一”了，连里决定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安排四月三十日去伐木、采回一些野韭菜，一位老职工和一位哈尔滨老知青小熊开着拖拉机去打黑熊。

四月三十日，吃过早饭，在战指导员和秦副连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二十三人乘坐拖拉机拉的爬犁，一路上唱着歌开往树林。

到达目的地，我们三排的任务是：一部分人伐木、一部分人采野韭菜。我和一位老北京知青李际平，一边采野韭菜、一边掏老鹰蛋。李际平长得特象阿尔巴尼亚人，所以大家都亲昵的叫他老阿。他爬上树掏老鹰蛋，我负责拿老鹰蛋，老鹰蛋像鹅蛋那么大，鹰蛋炒野韭菜特别香。午饭是从连里带来的馒头和咸菜。

吃过午饭后，我们继续伐木。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打黑熊的老职工，气喘嘘嘘地跑回来，神色慌张，他告诉指导员，打死一只七、八百斤重的大黑熊，共打十二枪，在拉黑熊回来的路上，拖拉机陷进别拉洪河的沼泽地里。指导员一听就急了，他吩咐打黑熊的老职工和我们六位女同志在林子里等着，又派两名男职工回连队去叫人把另一台拖拉机开来，他和秦副连长带领十一个人去救拖拉机。

老阿临走时，来到我身边，从包里掏出两个馒头给了我，他说：“给你吧，等你饿了好吃”。（现在想起来，如果他没有把馒头给我，也许他不会死）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林子里等了一会，我跟两位天津知青说：“不如我们也跟两位男职工回连队”。当我们决定走时，回连队的两位男职工已经走出一段路了。我们三人在后面紧追。

这时，天上又下起雨，路变得泥泞不堪，我们穿的棉衣都被雨水淋湿了。此时，又冷又累、饥肠碌碌，我把老阿给的两个馒头三个人分吃了，缓解了饥饿之苦。我们脱下湿棉裤扛在肩上，在泥泞的沼泽地上连滚带爬地赶路。穿过一片树林，那两位男职工的身影就消失在树林中，我们失去了方向。那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她俩说：“我们不走了，就坐在这里吧”。当时我想，要回连队的主意是我提出来的，如果坐下来，不被野兽吃了，也得冻死在这里。我说“不能坐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再说雨也停了”。我们艰难地走着，我抬头望着天空飞翔的小鸟，真是羡慕极了，我非常伤感，觉得我们还不如一只下小鸟那么自由地飞翔。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此时此刻，才感觉到死亡的来临，同时也感到求生欲望是那么强烈！最后决定，在我们站立的地方一直往前走。我们想那两个男职工回到连队，肯定会跟开拖拉机的人讲，我们三人在往连队走呢。大约在七、八点钟，拖拉机的灯光透过片片树林，隐隐约约照过来，于是我们就朝着拖拉机灯光的方向奔去。眼看拖拉机就快要从我们侧面开过去，我们三人都快急死了，最后，我把湿棉裤扔给她们，拼着命往拖拉机方向跑去，等跑到拖拉机跟前，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

我们三人坐上拖拉机向别拉洪河那片树林开去。那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确实感到是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回来的。

到达林子里后，我们把湿棉衣放到拖拉机上烘干。燃起一堆篝火，我们六位女同胞和两位男职工在林子里呆着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狼的叫声，这一夜，我们觉得时间过的那么慢，清晨四、五点钟，姓盛的职工从林子里走过来，（我们还以为是野兽呢！）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时，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死人了，老阿和王九成都死了，老阿是在昨晚八点钟，王九成是在昨晚九点钟，他和秦连长是背靠背地在河里站了一夜，才没有被冻死。他边说边吃馒头，都记不清他吃了多少个馒头，最后是两位老职工怕撑坏了，不让他吃了。

天亮了以后，我们九个人去救人，记得当时我们是手拉手往别拉洪河里走。刚开始走时水很浅，刚到膝盖，谁知再往前迈一步，水一下子就没到了我的胸口，立即我被两边的人拉上来，惊魂未定的我，刹那间解开了战友们死亡秘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又冷、又饿、又累，在深浅不一的沼泽地里苦苦挣扎，最后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我们把活着的人救回来，已确定死了五个人，战指导员生死不明。

我们带着救回的人坐着爬犁回连队，连里的人远远看见我们三个人坐在爬犁上，都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会活着回来，还以为我们死了。

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那两个馒头，死亡的也许不是李际平，而是我们。

我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到团里去，袁书记向我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头绪特别乱，前言不后语，袁书记叫我镇静下来，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后来在袁书记的亲自指挥下，团里组织其他连队年青人到别拉洪河拉大网找人，找了十多天，最后战指导员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些天，连队里阴云密布，大家都非常伤感，买了六口棺材，挖了六个坑。死去的战友亲属陆续来到连队，我们一边陪着安慰他们，一边给死去的战友做被子和褥子。

入葬那天，亲人们、战友们，那撕心裂肺地哭声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荡。就说我们的指导员，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然而竟死在小小的别拉洪河中，连尸首都未找到，战指导员的爱人面对空棺材，她那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难以忘怀。

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整整过去三十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使我在三十年的旅程中，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并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无论生活中多么艰难困苦，前进的道路多么崎岖，我都能勇敢地去战胜它。

饥饿的日子

城西布衣

如果问我，在插队期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饿！刻骨铭心的饥饿！

奇怪的是，我曾与许多知青聊天，有挨饿感受的居然不多，不少人留下的是偷鸡摸狗的记忆。我的朋友吴逊当年在宜川插队，本是出身书香门第、文质彬彬的人，竟也干过这种事情。他还记得曾经偷过一只羊，对于失窃的农民来说，那可是极大的经济损失呢！所以，吴逊至今仍认为应对自己的出轨行为进行认真反思忏悔。不料，在一次知青聚会时，来自宜川政协的杨建春却说，俺们农村的娃谁没偷过，这点事儿不值一提；你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娃，没受过苦，恓惶得很，偷点吃点算啥嘛，谈不上忏悔，也没那个必要。这话真让人感动。陕北乡亲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种宽容。

即使同在一个村插队，“回民灶”的那四位也许就没挨过什么饿。在我们分灶以后，他们的住处换到我们原先伙房所在的窑洞，恰与生产队的保管室一个院。这犹如将老鼠和大米搁一块儿，不偷也得偷了。出人意料的是，队里居然从未发现过他们盗窃的痕迹。有一次倒是把保管员逮住了：他经常偷库里的花生，容器就是身上那裤腿肥大的抿裆裤，塞上三五斤花生根本看不出来；不料那次扎裤腿的带子松了，他自己没察觉，一路走一路漏，让人逮个正着，用“露馅”一词形容正是恰如其分。而回民灶那几位哥们儿似乎从没干过这种技术含量过低的下三滥勾当。

我们插队初期，是由国家供应粮食，直到麦收完毕时停止，从此开始吃我们自己靠工分挣的口粮了。夏收以后，我们分到的麦子由队里保管，随吃随领。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我们没有储藏的地方和能力；二是由队里借给我们一部分玉米之类的秋粮调剂一下，免得把麦子吃光了，下半年光吃粗粮；三是帮助我们计划管理，不要超吃。

他们回民灶吃得比我们猛，隔三岔五要凭条子领粮或借粮，等下次分红的时候再一并从工分粮里扣。蹊跷的是，年底分红的时候，会计一结账，发现他们累计超支借粮的数量也不过几十斤，与记忆的数量完全不符。但条子是白纸黑字的凭据，会计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多年后听回民灶的哥们儿自己吹嘘，才知道他们真是盗窃的高手。

向队里领粮或借粮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写了条子，经队长盖章同意，就可以去保管室称粮。保管室不光有粮食，还有许多农具之类的物品，社员借东西或领东西都凭条子，保管员把纸条插到钉在窑壁的一根铁丝弯钩上，月底集中交给会计。回民灶的哥们儿总是在月底之前下手，办法很简单：拣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个人望风，两个人托底，由身材瘦小的“猴子”担任“主攻手”，从窑门上方的出气孔钻进保管室，把自己灶上的条子偷出来——最关键的是，为防止露馅，得象征性地留下几张，绝不能全偷光。

这办法实在是高！

二十年后我回村的时候，专门去保管室实地考察，看到那出气孔已经被砖头堵上了，不知是否因为发现了漏洞而采取的“亡羊补牢”措施。但是，堵孔才用了四块砖——那么小的孔洞，即使身手矫健的专业杂技演员也不容易钻进去。所以我总怀疑他们的吹嘘有夸大或是隐瞒的成分，只是我猜不出其中的秘密。然而，当年他们的红光满面与我们的一脸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应是不争的事实。

饥饿的日子

1988年我回村时，原先的老窑还在。中间是我们原先的灶房，后来是回民灶的住处；右面便是生产队的保管室。看那窑墙上部用四块砖头堵住的小窟窿，如何能钻进一个人去呢？

还有“馅饼”他们那个灶，连柴禾也偷，甚至把村里公共厕所的牌牌儿都摘了烧火，气得队长骂：“狗松也不嫌臭哩！”

当初我们几个之所以提出分灶，就是因为自以为“革命”，看不上其他同学情绪消沉“自甘堕落”的模样。

老实交待，我们灶的几个人，并非没偷过东西。我和老朱偷过邻家农民的玉米，理由是他们耕自留地的时候总要向我们这方侵入一点；等他家的玉米熟了，我们自然要掰几个以示报复。我们还胁迫傅鹏，利用看场的机会偷过公用的煤油，理由是队里借我们窑开会总消耗我们的灯油。虽然理由冠冕堂皇，但我们自己明白：偷就是偷！所以，偷的时候总是怕得要死。尤其傅鹏胆小，拿我的棉袄裹煤油瓶却忘了盖瓶塞，一路走一路洒，油没剩多少全灌溉了我的棉袄了，结果一股刺鼻的煤油味儿永远也洗不净，成了一种无形的耻辱标签，以证明我们的“革命”其实不过是假招子。

我们偷东西的次数似乎不算多，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要维护“革命本色”，而是实在受不得那份儿惊吓。

饥饿的日子

1970年7月，惠家河三名饥肠辘辘的北京知青。

没本事没胆量偷，挨饿就是活该。

尽管如此，我们好像也没向队里借过粮。因为我们很保守，认为有借就得有还，上半年吃得饱，下半年咋办？所以总是把每月的定量卡得很死，尽量不超吃。另外，就是自己想办法“开源节流”。

我在我的小说《魏家崖情结》中写过这样一段：

我也不是不知道节约，我也不是没想办法。你说糜子面是什么颜色的？是黄的吧？可我蒸的糜子馍全是黑的。为什么？我舍不得浪费那点糜子皮，磨面时全磨进去了！喝玉米粥的时候，我抓一把玉米面，得掺一把玉米皮。那玩艺儿虽说吃下去就原样拉出来，可多少能顶一会儿事。就这么着也没用。那个春天可把我饿惨了。我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吃”！

有一次，也不知谁家死了一头小猪，你知道，陕北老帽儿不吃死东西，我就占了便宜。那头小猪大约有七八斤重，满身又是屎又是泥。我烧了一锅开水，把小猪扔进去烫掉了毛，拿刀开了膛，剁巴剁巴炖了一小锅肉，美美吃了好几天。那时正赶上月初，我从队里领了当月的十二斤玉米，匆匆忙忙上碾子压碎了，熬了一大锅浆粥。我一边吃着炖得半生不熟的小猪肉，一边喝着热得烫嘴的玉米粥，幸福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绝对不能忘了这一天！我把那天的日期记在一张纸上就着热粥吞了。听人说这样就永远不会忘记。其实纯属扯蛋，因为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日子是哪天了。人这东西，最不是东西，日子一好就忘本！

冬末春初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能吃的东西渐渐多起来了。什么灰灰菜、扫帚菜、马齿笕……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或者忘了名字的野菜，那时候我全认识、全吃过。现在我也忘了，不认识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槐树花。把洗净的槐树花趁湿掺上玉米面，撒上点盐上屉一蒸，那味道，又香又甜又嫩！只是吃多了要放屁。

只要把“我”换成“我们”，这段文字就是完全的写实。

说来还是槐树花好吃。村旁咸榆公路两侧种的都是槐树，初夏时分槐花盛开，实可谓“一路芬芳”，吃也吃不完。那种掺了玉米面上屉蒸的吃法似乎也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可惜已经忘了。若搁现在的高档饭店里，没准儿和什么“洋芋擦擦”、“黏米黄黄”之类一样，也能算一道“当地著名特色小吃”呢！

槐花的缺点是不顶饥。若论抗饿，首推糜子馍。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纯黄本色的糜子馍。为了增加分量，我们与农民一样，是连皮一起磨的。后来我每次回陕北，当地朋友问我“想吃啥”，我总是说“糜子馍”，他们也总是大笑着说：“噫！外驴粪蛋蛋一样的东西，咋还想吃哩！”

这形容非常形象，若就形态而言，糜子馍的确与消化不良的老驴屙下的粪蛋极其相似。我第一次见到糜子馍，是和村里的有泉一起去砍柴，回程在半坡歇下的时候，他从敞着怀的破棉袄里掏出一个拳头大的黑蛋蛋大嚼，见我看得直咽口水，便掰了半个给我。我也顾不得黑蛋蛋还带着有泉的汗腥气，上来就是一大口，结果噎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有泉说：“糜子馍得吃慢些哩！”

后来我们也会蒸糜子馍了，但总没有老乡的好吃。主要是没掌握好初期发酵的技术，不是发酵过头太酸了，就是火候未到导致硬得像石头。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有泉给我吃的第一个糜子馍的味道：慢慢咀嚼，那糜子面在嘴里是沙沙的，有一股淡淡的酸酸的甜甜的清香；吃到胃里沉甸甸的，感到很踏实。

至于炖小死猪的事，是我和外号“老驴头”的吕宏印干的，实际过程比小说写的还复杂。那年春节我们灶的郝庆超、朱建群和傅鹏回北京了，只剩我们两个。老驴头说按规矩猪得褪毛，便烧了一锅开水，直接扔进去了。结果猪皮烫得半生不熟，不仅猪毛没法褪，连皮也剥不净了，最后闹得一边吃一边“呸呸”地吐毛。

1969年到1970年的那个冬天异常寒冷，虽然灶膛烧着火，窑里仍然冰冷刺骨。那天我确实吞了一张写着日子的纸条。因为我觉得这天实在太幸福了，应当永远记住。虽然最终还是把日子忘记了，但我和老驴头坐在锅台上一边打着寒颤一边幸福地吐着猪毛吃肉喝粥的场面，似乎就在眼前。

羊倌看我们死猪都敢吃，说前些天还冻死了一只羊呢，给扔沟里了。我把消息告诉了回民灶的金晓峰。回民灶的其他人也回北京了，只有他一人留守。由于我们曾一起扒火车回过一次北京，关系趋于正常，这样的好消息应当通知他。等我们找到死羊，天已经黑了。那是只绵羊，个头挺大，至少能出二三十斤肉，但不知死了多少天，万一变质了，把人吃死可不得了，所以我们犹豫很久还是决定放弃。想想又舍不得，看着肥大的绵羊尾巴实在诱人，便打着手电筒把那大尾巴割了下来，金晓峰拿它熬出了三四斤油呢。不过那些天我很有些担心，生怕他食物中毒。几天过去，他依然红光满面，我也就放心了。

让我们很不理解的是，陕北农民居然不吃死物，看来还是饿得不够。比如雨季洛河发大水，泥沙浑浊，会有许多鱼被呛死后冲到岸边。如此美味，他们竟仍然不吃。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拾到一条极大的死蛇，剥了皮剁成段足有一大海碗。听说在粤菜里蛇是档次很高的佳肴，我们都跃跃欲试。不料，煮熟后锅里却冒出一股奇怪的肥皂味儿，很有些吓人，我们毫不迟疑，赶紧倒掉，还把大锅彻底刷了好几遍。没准儿那是一条毒蛇，幸亏我们没吃。

为了吃，也闹过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在那篇小说里，我还写过一段：

有一天在地里干活时和仓洪打赌，赌吃面条。条件是五大碗面条，如果我吃得下，仓洪再贴我五碗白面；若是吃不下，我赔仓洪五碗白面。我们讲好，就用我的碗。我的碗你知道不？就是那种八毛二一个的大搪瓷碗，下乡前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我觉得这赌打得合算，凭我的饭量白吃五碗面条根本没问题，还能倒赚五碗白面。

因此，中午一下工，我就拿着碗去仓洪家了。……肚子多少天都是瘪的，这回可算有东西盛了，一碗面条出溜几下就全进去了，把仓洪和看热闹的人都震了！我把碗一撂，喊：“满上满上！”仓洪那小子亲自装碗，盛得冒尖。你知道我那碗能盛多少面条？后来我专门试过一次，能盛一斤干面擀的面条！我也太不自量力了，这碗面条一下了肚，我就知道麻烦了！我偷偷地把裤带松到头，一点作用也没有。我的肚皮像要爆裂一般，面条满到了嗓子眼，甭说再吃三碗，就是三口也吃不下去了。

把文中的“我”换成老驴头，把“仓洪”换成回民灶的知青金潮河和金小峰，这段文字仍是完全的写实。

曾经有朋友很中肯地批评我写的小说“过于实在”，原因是我下笔拘谨缺乏灵动，往往受事实的约束而难以放胆而书，有悖“做人要实在，作文万不能实在”的小说创作原则。然而，若说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又会有人不相信，说我明明是在编故事：你在农村待的时间不长，咋会遇到那么多情况、咋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嘛？不是编是啥哩？

我只能苦笑：这些故事的确都是真的。老驴头时常吹嘘自己胃口大，回民灶的哥们儿不服，所以才搞出那样一场闹剧。打赌的代价，是我们灶如约赔给回民灶五碗白面。老驴头那次丢大脸了，多少天都灰溜溜的，抢着干灶上的活儿，图个“宽大处理”。

那个月，我们仍没向队里借粮。

我们真傻，宁可饿着。

饥饿的日子1970年我曾写过一篇名为《吕头正传》的手抄本“小说”，拿老驴头作为调侃对象。这是其中的插图之一，可以证实打赌吃面的故事基本属实。实际上，老驴头当时本是宣称吃不完五碗面应倒赔十碗的，对于我们灶来说，那可是一笔相当沉重的债务啊！后来也许是我们被迫耍赖，也许是回民灶的哥们儿没有较真儿，最终只赔了五碗。

后来听说要招工了。我当时想，不管上哪儿去、不管干什么，只要能顿顿吃饱肚子就行。

后来招工指标下来了，我们大队有三个名额是铁路养路工，一个名额是店头煤矿的合同工。

据说，我是那合同工的人选。

我想：煤矿也去，合同工也去，只要能吃饱饭！

再后来，与我们一个大队的秦家川有个黄陵县的本地下乡知青，本来内定去铁路了，但听说养路工太苦，居然放弃机会，结果这名额归了我们村，幸运地落到我头上了。

我一生中有许多次，因为偶然的因素改变了命运，这一次最重要。

插队期间，我养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习惯，吃饭速度极快，总好像下一口不吃到嘴里就马上要没了似的。

这习惯“打遍天下无敌手”，几十年没遇到一个超过我的。

直到前年，在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居然有个人比我吃得还快，菜还没上齐呢，他已经放下了筷子。我惊讶极了，凑过去搭讪，他说：都是当年饿的！

我贸然问：你插过队吧？他说：是啊。

原来，他也是曾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

终于遇到一个知音，我好高兴啊！

来源：城西布衣的博客

草原上那座消失的坟茔

作者：李 琦

1968年8月和1969年5月曾经有一千多天津知青来到这片巴尔虎草原。几年后，知青们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这片草原，而其中的一个知青姐妹却长眠于此。山还是那座山，但不见了那棵树。草原还是这片草原，却寻找不到当年的路。

40多年后，又有一对老夫老妻曾经这里的草原知青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来到这里，尽管老两口打开所有记忆的闸门努力搜寻那座坟茔的位置但一无所获。

秋风阵阵，秋草散发着清香，放眼望去，天苍野茫哪里还有那座坟。老头不死心，终于在没膝深的秋草中判断出几道几乎淹没的车辙。这条通往旗里的土路已经废弃了十几年了，车辙上面也长出了草，但瘦小短矮。仔细看，草的颜色还是比其他地方的淡。就是凭着区别出草的颜色他才辨认出四十多年前这条土路。

他用脚步丈量着往西边那座小土包走去，走出一百多米后，转过脸对自己的老伴说：“那棵榆树怎么没了呢？应该就是这里啊”。说着又走到土包上面想了想，继续往南走出了四五十米说：“差不多就是这了”。老太太的眼泪“刷”的就流了出来。她从包里掏出一条围巾铺在地上，又把从天津带来的点心，水果放到上面，哽咽的说：“姐姐，妹妹来看你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坟茔早已淹没在秋草中，来之前老头信誓旦旦的跟老伴保证说，只要那棵树还在，就能找到她。现在，那棵营养不良的山榆树早已不见了踪影。草原已经分片分块的分给了牧民，天知道那棵树是怎么没得。无奈，老太太只好找了这块开着几朵野花的地方祭奠。

秋风一阵一阵吹过，秋草一波一波的涌来。不远处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司机按着喇叭不耐烦的催促她们，这是她们从旗里包的那辆出租车。四十多年了，老两口终于又回到了这片草原，她们是专程回来看她的知青姐妹，做完了这一切老太太长长的舒了口气。似乎卸掉一个沉重的包袱。

张华是天津66届初中生，68年8月来到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这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身材高挑容貌姣好性格开朗爱唱爱笑。来草原不久，她就在牧场组织了文艺宣传队，闲暇时间就组织排练节目演给牧场的职工家属们，是一个很受人喜爱的姑娘。

悲剧发生在71年6月初，那时张华已经来草原近三个年头了。她所在的牧场是一个农牧业兼顾的单位，既有牲畜也有耕地，知青们有在蒙古包放牧的也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每年的6月初正是种土豆的季节。这天，牧场组织知青们去牧场很近的一片耕地去种植土豆，四皮马拉的大车装满了几麻袋土豆种子，点种用的柳条篮子，刨坑用的锄头等农具，麻袋上面坐满了男女知青。车老板心疼驾辕的辕马，就让知青们往前坐，麻袋堆在后面，车老板大鞭子一甩发出清脆的声音，大车就上了路。

草原的六月天阳光明媚和风徐徐，马蹄的铁马掌敲击着坚硬的路面发出带有音乐感的踢踏声，知青们兴致很高歌声笑声被风吹去很远。这段路并不是很远，草原上的路弯弯曲曲也不平坦，那是一条车轮碾压自然形成的一条土路。车轱辘和马匹行走的地方低于没有碾压的地方，裸露出坚硬的黄土，没有被碾压的地方就长着青草，高出望去，绿一条黄一条像五线谱。中国的黑龙江省乃至岭北的农牧区生产队运输工具主要就是用这四匹马拉的大车。赶车的老板为了多装，都在原有的车板上用圆木绑扎加宽，俗称“跨杠”。

那天，张华和几个女知青坐在大车的跨杠上，张华坐到了最前面，她坐的位置紧靠辕马屁股的侧后方。猛然间，“咯噔”一声车身向左侧一栽歪，随后张华所坐位置的跨杠由于重力“咔擦”折断了。原来是大车左边的胶皮轱辘被一个不大的土坑强烈颠了一下，她一下子就从跨杠原木折断的地方掉了下去，而她坐的位置正是和车轱辘在一条线上，跌落的身体也恰恰在车轱辘的前面。不等张华反应过来，车轱辘已经从她的胸部上压了过去。与此同时，坐在跨杠上的其他几个知青连同几麻袋土豆种子也滚落下来。

一切就是这么突然。当另外几个知青爬起来跑到大车后面去看张华时，只见她头侧向一边，双目紧闭一只胳膊横在胸前。知青们一下子就跪在了张华身边哭喊着张华的名字。张华脸色苍白，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几个姐妹，脸上露出笑容开玩笑说：“是不是我的心眼不好啊，怎么就把我一个人掉下来呢”。几个女知青见她说着玩笑话惊恐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好在出事的地方离牧场场部不远，有知青飞快的去场部报信。功夫不大，牧场的大胶轮拖拉机“突突突”的赶到，同时赶来的还有场部医务所的大夫。大夫检查后说肋骨损伤赶紧去旗医院。拖拉机马不停蹄的拉着张华和几个陪护她的知青向着旗的方向驰去。牧场场部距离旗医院还有40里，途中张华口渴的要命，几次睁开眼睛要水喝，但那个时候又去哪里找水喝呢。

赶到旗医院已是中午，把张华抬进急救室时她已经昏迷，医生说马上需要做透视来确诊，医院恰恰在那个时候停电，等一个男知青找到发电厂师傅发电后张华已经不行了。张华死于腹腔大出血，压断的肋骨穿透了肺部。张华21岁的芳华定格在了1971年的6月初。那年她21岁。

消息传回牧场，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谁也不愿意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女知青宿舍哭声一片，朝夕相处的姐妹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悲痛过后的男知青们开始冷静下来。他们开始讨论张华一会回来遗体怎么办，放在哪里合适。讨论的结果是马上挖个深一点的坑，坑越深温度相对也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举措是多么的正确。呼伦贝尔草原的六月初白天艳阳高照，夜间仍是寒冷刺骨。夜间可以，白天怎么办？大家不谋而合的想到了水井，想到了水井井壁上还有没有融化的冰。

于是，男知青们行动起来。挖坑的挖坑，采冰的采冰。牧场场部周边有四口水井，草原的水井一般都不是很深，靠近井口的井壁上结成厚厚的一层，把冰凿掉落入井里再捞出就够了。长方形的土坑挖好了，知青们又从场部找了一顶绿色的帐篷搭在了坑的上面，把土坑罩住，把采来的冰铺在坑底，他们又在冰块的上面放上了一张柳条编制的笆片。一个女知青把昨天从旗里商店刚买回来的一条粉色格子单人褥单拿来铺在笆片上，而这种花色样式的褥单正是张华也想买却没有来得及买的那种。

一轮血红的落日已经接近地平线。远处又传来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女知青们开始哭泣，当拖拉机驰近时她们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大放悲声。暮色中的草原笼罩在悲痛之中，她们任凭自己的泪水洒在这片草原上，这哭声又和她们两年前登上知青专列告别家乡亲人的哭声何其相似。

四个男知青把张华抬了下来，一人拽住一个床单的角轻轻的把她放到坑底。张华仍然穿着早晨去种土豆的那身衣服，头发梳的很整齐，两只眼睛微闭，静静的熟睡。知青们从食堂找来食用油到在碗里，用棉花卷了个灯捻点燃当作长明灯。女知青们把自己从天津带来的信纸拿出开始做白花扎花圈。扎花圈的柳条是从张华最喜欢去的哈拉哈河边割来的。信纸是那种印有浅红色条格的纸张，女知青们晶莹的泪珠一滴一滴的落在纸花的格子上，似在诉说往日的生活。

旗里通知说，已打电报给天津张华的亲人了，但转天又被退回，查无此人。天津在疏散人口，张华的家不知搬到了何处。最后通过天津知青办总算找到张华的姐姐，她们已动身来草原。牧场已安排木工连夜打棺材，未出嫁女孩的棺木按习俗应是大红，旗里商店没有红油漆，只好用棕色替代了。做好了棺木，就等张华亲属来才能下葬。

这是一段让人煎熬的日子。知青们女生白天轮流守灵，男生夜里守灵，这都不是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天气气温回升，水井里井壁上的冰已开始融化。那几天，知青们每一天都沉浸在悲痛中，牧场场部没有了往日的生气，空气似乎已经凝固让人窒息。

知青们终于等到张华的姐姐，从姐姐憔悴的面容看出她因悲痛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知青们开会决定，把自己的姐妹埋葬在牧场通往旗里的大路旁，那里有一棵树，那树就是一个坐标，今后多少年，如果有知青来看望自己的姐妹找到这棵树就找到了她。她（他）们还决定。下葬时一定要让她的头朝向南方，那是她家乡的方向。埋葬她的地方就是望乡台。

神灵佑护，下葬时知青们发现，棺木里的张华竟栩栩如生，穿着她平时最爱穿的那件军大衣，在棺木里红布的衬托下竟然如此美丽。张华的姐姐按习俗亲姐妹不能相对，她紧紧的抱住张华的两只脚“妹妹妹妹”的哭喊，不忍撒手。棺材前端是张华堂姐夫写的名讳，张华没有单人照片，即使有，旗里照相馆技术设备也有限。张华的堂姐夫只好用烧焦的柳条做笔勾勒出张华的遗像。棺木被封死，落到坑底，知青们默默的排成一行，每人铲起一铁锹土洒在棺木上，没有哭声，只有压抑。

她们埋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知青姐妹，也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草原上出现了一座新坟，牧民们实行的是火葬。张华如果是火葬兴许可以保存住骨灰。据说，知青们曾跟旗里提出在坟前立一个碑，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是“某某之墓”而已。旗里也同意了，但最后不了了之。假如有个碑，我们的女知青也许有个归宿。如今，埋葬她的那片草原仍是芳草萋萋野花盛开，芳香的泥土中只有她孤零零的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秋去春来迁徙雁阵的鸣声，带去对家乡的问候。

知青们可能不知道，就在张华下葬的那一刻，在距离这个牧场180公里外的巴尔虎草原的西面，那一边正隆重的举行着一个仪式。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有一个知青姐妹为救落水羊只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草原。而此时，那里正为烈士纪念碑落成揭幕。一座碑，一座新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年轻的生命东西遥遥相望。她们不再孤独，她们可以向对方倾诉曾经的草原岁月。

而如今，那座碑还在，这座坟早已消失。坟茔消失了，但魂已归故里。我们不能忘记，在巴尔虎草原的东部，还有我们一个知青姐妹长眠在那里。

司务长之死

作者：尹波

“司务长失踪了！”消息在二连不胫而走。整个星期天，从连到团的各路人马找遍了营区内外，居然线索全无。

天刚蒙蒙亮，急促的哨声惊醒了我，全班战士迅速着装，整队跑向大操场。韩连长面对全连一字一板：“‘一户那个老牧主刚刚来报告，他家那口枯井里好像有人。现在，二排随我跑步出发。”不祥的预感压在我的心口。

六里地转眼工夫就到了。这是口干涸的枯井。井口窄小，直上直下，有三米多深。吊盏马灯下去，隐约可以看得见两只朝天支叉着的人脚。

司务长死了！

他一头倒栽在井底，脸憋得青紫，额头被井底的石头撞破了，血和头发凝成了团。嘴不自然地咧开着。最令人战栗的，是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我躲闪着望着那双眼睛，蓦然，那双眼似乎又被泪水淹没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从团部回连，路上遇见了司务长。他一脸愁容，心事重重。走到农渠大闸，司务长突然蹲在地下哭了起来，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急切地央求：

“小尹，好小尹！给我帮个忙吧！家里来信了，老娘病得要死，老婆又怀了孩子，我那有残疾的弟弟屁事也干不成。你行行好！借给我几个钱度过眼前这道难关吧！”

我惊呆了，心被揪得生疼。这个泪流满面的司务长，难道就是那个带领我们堵水抢险、挑灯夜战的武成明吗?这个令我敬佩和爱戴、平常一脸乐相、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的硬汉子，今天竟会为五斗米折腰?

我从口袋里掏出家里刚寄到的50元钱，司务长从中抽出20元放回我的手里，不胜感激地说：“你们每月才五块钱津贴，生活又苦，你自己留点儿花吧。我再从别处想想办法。”

那天，一路上，司务长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现在，他死了。他那微微张开的嘴是想诉说什么吗?炊事班长阎晓亭提供情况：司务长失踪的前一晚，她看见他一人独坐在食堂，对着煤油灯痴痴发呆，后来好像还写了什么。在司务长的衣兜里，发现了他的绝命书：

二连的同志们：

你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愧对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为了我那在病中挣扎的母亲，为了我那即将临产的妻子，为了我那痴呆的弟弟，我挪用了大家的伙食费，计500多元。

这一段时间里，看到大家拼死拼活地干，听到大家对伙食的埋怨，我的心里就感到痛苦和不安。边疆生活本来就很苦，而我却还在你们的苦酒中加上黄连。我不是人，我连猪狗都不如！

我在忏悔中煎熬，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乞求原谅。我曾想：今生今世，当牛作马，也要把这笔钱还上。但是，我已经在犯罪的路上走得太远太远……

我受党的多年教育，部队的大熔炉给了我无限温暖，可我却辜负了这一切。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罪该千人指，万人骂！

在我的那个木箱子里，放有423元6角7分，那是我变卖了手表和其它一些物品凑的，作为欠账的补偿吧。它不足以弥补我的罪孽，却能够减轻一些我的自责。我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免除我的罪责和痛苦。

一个没有脸面没有资格见人的罪人。

武成明绝笔

1971年10月24日

这封绝笔信，被当作司务长的贪污罪证，塞进了他的档案；后来，又被二连当作了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

当天，司务长就被草草地拉走火化了。

我忘不了那一夜。

像是被扣在一口黑锅里。天上没有一点儿星光，周围没有一点儿声响；各班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连日来埋怨伙食越来越差的牢骚，也随司务长之死而烟消云散了。

几天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是身新军装，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司务长的笔迹：“这身军装是我从部队转业时老营长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穿，留给你作为纪念。对不住你了。”

谁能想到，两年以后，我离开兵团到山西工作，曾有机会到了司务长的家乡。那是个偏远的石头窝子，烧没烧的，吃没吃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大人们打着赤脚…。

可那一夜，我茫然伫立。只知道司务长走了，他带着对亲人的怀念，带着对自己的悔恨，带着对战友的内疚，带着对连队的歉意。司务长去了，他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贫穷，没有痛苦，没有欺凌，没有那无止无休的爱与恨。

不知什么时候，连部门口高高的沙篙顶上，又亮起了那盏作为营区标志的大马灯，昏黄的光影在荒天黑地的映衬下，很是夺人眼目。

汪田死后

作者：凌毓侬

1971年1月13日，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乌日根队的水渠工地上，一块巨大的冻土突然倒塌，压在北京知青汪田瘦小的身躯上。一瞬间，她便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汪田的妈妈，一个新华社延安时期的老记者、老干部，从“五七干校”风尘仆仆赶到草原。她接到女儿“病重”的电报，在焦虑中盼望与插队三年一直未归的女儿团聚，但见到的却是女儿那早已冰冷的身躯。

汪田遗像

“文革”开始后的五年间，她已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个是汪田的父亲，在狂飙年代“自绝于人民”，死得“轻如鸿毛”，她只能默诵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将眼泪默默流进心中，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今天，她的长女又离她而去。女儿是为了挖水渠，为了建设草原，死得“重于泰山”。也许，她可以因此得到些许安慰，也许，她以为自己的任何失态，都会有损于女儿的形象，都会违背女儿的心愿，她再一次咬紧牙关，任眼泪向心中流淌。

“汪妈妈，您难过就哭吧。”早已哭红了双眼的知青们怕老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

“汪田是为了草原而死的，就把她留在草原上吧。她的遗物我带走两本日记，其余的留给大家做个纪念吧。”

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两天后，当草原上新添了一个埋着白木棺材的坟茔之后，汪妈妈默默地离开了草原。

汪田在草原生活的三年，留给了我们许多感人的回忆。于是，我们连续几天，在劳动之余聚在一起，收集她的事迹。大家委托我，一定要将汪田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

一连几天，我听着、记着，深夜，在大队部那冰凉的土炕上写着。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汪田，对得起她那失去女儿的母亲，对得起千千万万将青春献给边疆的知识青年。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反复修改，稿子终于完成了。虽然总有一种“终觉言语浅，不尽人意深”的感觉，但我相信，汪田事迹的本身不需任何修饰与拔高，就能使人们体味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风貌。

初春的一天，我与旗委通讯报道组的两位同志来到呼和浩特，将稿子投给《内蒙古日报》，我几乎毫不怀疑，汪田的事迹一定会感动编辑，稿子一定会见报。几天后，编辑部一位戴黑边眼镜的同志约见了我们。他冷冷地说：“稿子不能刊登。”

“为什么?”我们三个几乎异口同声。

“如果不满意，我们可以修改。”我连忙加上一句。

“稿子写得不错，事迹也很感人。但她是一个黑帮子女。我们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需要宣传，为什么要去宣传一个黑帮子女呢?”

黑—帮—子—女！！这四个字如五雷轰顶。我瞪着黑边眼镜那毫不费力地蠕动着的嘴唇，真想将他如此轻松地吐出的这四个字撕成碎片，塞回他的嘴里，再加上一记耳光——真的，如果我是个男的，那编辑的脸上肯定添上血红的五指印了(今天看来，这个耳光不应扇给那个编辑，而应掴向那个扭曲的年代)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离开编辑部的，我不想在呼和浩特再多呆一天，只想立刻回到汪田的墓前，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我不明白，为何一个人将自己的全部赤诚以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之后，仍然要在地下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

回到草原，我的心灵才得到一种慰藉。那些以爱憎分明著称的贫下中农，从未认为汪田是“黑帮子女”，他们称汪田是“玛乃赛音呼很(我们的好女儿)”。每当清明节，当汪田的墓上长出青草时，人们总要来祭奠这位年仅23岁的北京知识青年。

如今，我们都已离开草原，返归城市，汪田仍长眠在内蒙古乌日根塔拉那高高的山梁上。她与我们的青春岁月一起，永远留在了苍茫的草原。

附： 汪田生平

汪田，女，原名汪恬，生于1947年。原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均为有革命资历的新闻工作者。“文革”中她父亲受迫害致死，母亲也曾被隔离审查。1968年8月汪田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插队落户从事牧业生产。1971年1月她所在的大队要修建一条17华里的引水长渠，汪田在报名参加修渠突击队时，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田”。1月13日她在建渠工地上掏挖冻土层时，一块巨大的冻土突然断裂倒塌，她被压在土层下，不幸身亡。

汪田死后，当地政府和人民把她厚葬于她的殉难地——高柯斯太河畔。阿巴嘎旗政府授子她革命烈士称号

徐红巾

作者：安家璈

最初见到徐红巾，是在1974年夏天，阿巴嘎旗卫生局举办的赤脚医生训练班上。

学员们集中的那几日，赤训班的院内热闹非凡。只有徐红巾是单独一人悄悄出现的。她来自南部牧场，大约刚满20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容貌说不上漂亮，但也不能说难看。她似有意与在场的十几名北京知青保持距离，淡淡地搭了几句话后便站在一边，眼神木然地久久发呆。

培训班开课后我才知道，她原本不是赤脚医生，在班上30多人中这种“半路出家”者也仅有她一人。徐红巾天资聪明，读书很多也很健谈，但有时说着说着她的情绪陡然变坏，眼神里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恍惚和莫名的哀愁，咬紧下唇一言不发了。这种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性格，使她在班上落落寡和。

有一天，大家都在自习，我去找她借书，见她正聚精会神地读小说《简·爱》那神情不亚于虔诚的教徒在读圣经。后来课上课下常见她捧着《简·爱》，兴致高时，她对周围女伴谈的也多是有关《简·爱》的话题。我对此甚觉愕然，莫非她与书中的女主人公有着感情共鸣?但她还太年轻，似乎该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

后来，我从其他知青那里得知，她原来是我们那仁宝力格公社的，不久前才迁到南部的牧场。那些知青给我讲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仁宝力格公社时，徐红巾和小L在一个蒙古包住，放一群羊。俩人都是15岁时自己跑来插队的，“文革”那年还都是小学生。小L是个漂亮开朗的女孩，同队的许多男知青都愿意与她来往，以后就连邻队也不乏小L的追求者。住在同一顶蒙古包里的徐红巾，明显地被忽略，被冷落，甚至被遗忘了。

古老沉寂的草原上，寒来暑往，孤独的徐红巾渐渐在一户牧民家里体会到了她所需要的关注和温暖。据说，在一年冬天，徐红巾出去牧羊遇上了大风雪，附近一个叫巴特尔的马倌得知后，冲进风雪把她和羊群一起救回，巴特尔家的炉火和他妻子递来的滚烫的奶茶，使她冻僵的身躯有了暖意，她觉得自已是那么弱小，马倌又是那么魁悟、高大……以后她成了巴特尔家里的常客，常去帮助女主人做家务，照看孩子，她和他也自然成了朋友。

巴特尔是个强干的人，队里最出色的马倌，令队里大姑娘小媳妇们倾倒。队里有时开马拉松会(整日整夜的学习讨论)，会间乡亲们总要恳请巴特尔唱歌，他不一定唱，而且很难求动，即便在场的妻子求他也没用，可只要徐红巾让他唱，他每次必唱。徐红巾去放羊的时候，巴特尔常常坐在不远的山坡上，为她一人放喉歌唱，歌声绵延数里，飘荡不绝。有人还记住了一段歌词：“当我听到马嘶声，我就知道谁来了，我静静地等待；当我听到马蹄声，我就知道谁来了，我静静地等待………“

最令男知青们羡慕和眼红的是，徐红巾驾下往往是队里最快的好马，每天骑过的马也不用自己照料，由巴特尔带到马群放开，第二天清晨又另换一匹拴在徐红巾的包前。他知道她喜欢白色，就特意抓白马给她骑。但巴特尔并未冷落她同包的小L，也常在用马方面照顾L。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徐红巾带着身孕悄悄回到北京。她偷偷找到表姐帮忙，做了人工流产，并嘱咐不要告诉家人。但此事最后还是暴露了，而且暴露得不是时候，正碰上传达贯彻保护知青的中央26号文件，巴特尔正撞“枪口”，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帽子，以“强奸”定罪，锒铛入狱。

徐红巾去公检法替巴特尔苦求苦诉，得到的是白眼和轻蔑。作为“受害”的知青，徐红巾被迁离边境公社。大队的牧民和知青们委托小L把徐红巾一直送到南部牧场，并在那里陪着她住了一个月。

不久，训练班结束了，大家各奔东西，以后就再没见过徐红巾。

偶然一次听人说，她回队后真的背起药箱巡医治病了，干得还满不错，当时挺为她高兴的。但不久听说：“徐红巾溺水而死！”她是死在邻队白音淖尔一个叫“扎罕贡”(意为“又小又深”)的湖里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搞不清。岸边放着枪和她的衣服，许多人在湖里捞了几天，一无所获。过了五天，一场雷鸣电闪的暴雨后，徐红巾从湖底漂了上来。有人说，她是去捡打死的野鸭子，水凉抽筋，被淹死的；有人说，她觉得对不起巴特尔，自己不想活了。总之，她的死永远是一个谜。

据说，安葬她的那天，许多牧民都闻讯赶来，当第一锹黄土撒向她的时候，人们哭了。

赴内蒙古插队20周年之际，北京知青重返草原，和牧民一同祭扫徐红巾墓。

藏在茅草屋顶的禁书

李 叔 士

1969年12月我在揭阳榕城中学读高二时，报名加入了本地的上山下乡队伍，约百人成批来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3师13团（海南崖县南滨农场），分配在新连队13连（南风队），主要工作是开荒种胶。

那时的物质生活匮乏自不待说，精神匮乏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八亿人民八台戏那种枯竭、单调，而且能看到的书除了领袖著作或政治读本，其他的几乎被列人“封资修禁书"，那是令人发疯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下乡前在老家看书成瘾，下乡后带了些书到连队继续看，或与有书的老乡交流看。下乡后的那几年里，我看过的书有《牛虻》《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有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毒日头》等；有国内的古代书《聊斋志异》《西厢记》，荒唐怪诞的《子不语正篇》、古版线装书《诸葛神算》等，还有现代书《三家巷》《秋海棠》等好几十本，凡能找到的书，我都看。要知道，当时看书风险极大，光是《毒日头》（美国的书，毒日头是书中主人翁的诨名）这书，就可定你反动的罪，让你背上厄运。

为了保密和看书安全，我在茅草房宿舍床铺后面的茅屋顶下方，拆开茅草片，进行巧妙的伪装，作为秘密藏书处。当时为了多看书，在连队盖起瓦房后农友们都搬进去住了，我却赖在破旧的茅草房不肯搬。

一个晚上，像往常一样，劳累一天后连队的人已经进人梦乡，这是我夜读的好时间。我从茅屋顶下方伪装的茅草片中，轻手轻脚很熟练地取出一本清代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这部书很好，我很喜欢，当然这只是与晚清李伯元那部夸张放纵、尖酸刻薄的《官场现形记》相比较而言。为了伪装，我在书桌上放着一册《钢笔字帖》，原想再放上一本《毛泽东选集》，但恐引起误会或有不测，就免了，随着小煤油灯火苗的跳动，我两眼看书，双耳放哨，满腹香甜地融人了读书的快感之中。

我正在酣读之中，木条编制的柴门“咿呀”一声被推开了，出现了一个紧绷着红脸、眼闪凶光、嘴露两颗明晃晃金牙的人，是我们的红脸连长。完啦！居然有人能够悄然无声地突破我双耳监听的严密防线，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回可真是老狐狸撞上了猎人的枪口啦。

我们连长姓刘，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老狐狸，据说他少年时就参加了解放潮汕的东江纵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初中生，我们团屈指可数的才子之一，但不知为啥，这老狐狸被下放到我们连，当我们的连长。他每月领80元的高薪，喝五加皮酒，抽丰收烟，连队罕有的宰猪屠牛时，他太太可以在那堆令人两眼发绿、垂涎三尺的猪肉、牛肉中随意挑选买走；还有，连队伙房蒸馒头时，尽管起床号还没响起，炊事员就会把一盆热腾香喷的馒头送到连长家里。过这样的生活，连长不满面红光，谁有红光？

当柴门“咿呀”一声那瞬间，我快捷地把书塞到抽屉下面早已准备好的隐秘地方，左手按着《钢笔字帖》，右手握着钢笔，抬头望着满脸诡异的连长，心中忐忑、无语，只见连长恶狠狠地盯着我，低声吼道：“把书交出来！”一声闷雷把我的五脏六腑震碎。

一时，我本能地要把抽屉里准备用来偷天换日的两册《唐诗》《宋词》拿出来“丢车保帅"，并不是我不喜欢这两册书，而是对这两册诗词我已基本熟读，而且已经全部手抄珍藏起来，还有，当时懂得古诗词的人很少，拿出来后，还有狡辩的余地。连长看我磨磨蹭蹭的，威胁地说：“我可是侦察员出身。”这话恐怖！要是因此而引起对我的房间进行搜查，我可就会一头栽进十八层地狱了。我不想下地狱，也不想把《唐诗》《宋词》作为陪葬，无奈之下双手发抖地拿出抽屉下方的那本书，讷讷地无力辩解：“古人也有反封建思想的……”连长鼻子“哼”地一声，快捷地夺过我手中的书，顺手从书桌上抽出一张报纸把书一卷，冷冷地说：“是吗？”转身扬长而去，在茅屋外留下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老狐狸扔下一颗可怕的精神炸弹，走了。

我神情杂乱，浑身无力地瘫坐在书桌前。想到这段时间全场正在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不管是罪行，还是错误，乃至缺点，一律实行“打击"。我一阵骇然：也行，挨斗的那个可怜虫，可能很快就变成我了……

我一时羞愧、害怕、恐慌。我想咱可是上山下乡干革命、志在四方的好男儿，自下乡以来，虽然是中餐木薯、晚餐南瓜，早餐稀饭泡盐巴，却仍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如果有意收集被毒辣辣的阳光晒脱掉的皮，足可以装满几胶杯。因此，我能在下乡后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就晋升做了副班长，每月还多出2块大洋的职务津贴。如果“一打三反”将我一下子打翻在地，还要被踩上一脚，那实在太冤啦！

我越想越悲愤，不就是深夜偷偷地看了一会儿书么？又不是偷鸡摸狗、私谈恋爱。我发狠地想，要是我为读书而死，应该比泰山还重！

记得我们下乡刚踏进离团部10多里远荒岭山坳的13连时，我的那些十五六岁的小老乡就被荒凉的景象惊呆了，有几个小妹妹居然号哭起来。虽然当时学习“毛著"、忆苦思甜、谈心活动等政治教育马上就进人了我们的生活，但也一时难以抹去知青们，特别是那些小女孩背井离乡、漂泊天涯的愁苦。晚饭后，总有几个小弟、小妹来到我的宿舍，呆呆地坐在床上，一声不吭，泪眼低垂。年长几岁的我想起下乡出发前，老家阿叔、阿婶们要我对他们年幼的子女给予关照的临别嘱托，心中就一片凄楚。

为了帮他们解愁，我东扯西吹，无意间谈起我下乡前刚刚看完的一部书《秋海棠》（民国时期的经典言情小说，写才子佳人、痴男怨女在强大恶势力迫害下的无奈与抗争），他们就要求我说书讲古。说书讲古只能在连队每晚的开会晚汇报、政治学习结束之后的约一小时内。这部书一夜是讲不完的，就每夜讲一个章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晚到我的宿舍的知青们越来越多，大家都静静地坐着，听我用夹杂潮汕音的普通话吹牛，甚至连山东籍的李指导员每晚也会准时地来到我的宿舍“查铺"，然后待着，直到我讲完故事，他才会大声叱道：“睡觉啦，别扯皮了！”然后转身离去。书的故事讲完了，已经花去20多个晚上，我的小弟小妹们才陆陆续续从悲哀的低谷中走了出来。

自从被连长夺书后我一直精神杂乱，人一背运，倒霉就会随着来，事情发生后的头两天，我砍岜时刀柄断，挖穴时锄柄断，吃饭时沙崩牙，睡觉时床铺塌。我恨死了那只老狐狸。时刻准备挨斗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但是一天、两天，没见动静，三天、四天也是如此，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是静悄悄的。我感觉这样的被折磨，就像老鼠被猫玩弄于爪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精神意志已快崩溃。

一天晚上，连队的人如往常已经进人梦乡，我强打起精神，坐在煤油灯前准备练写钢笔字以排除心中的烦闷，但没法做到，我索性把笔往书桌一扔，上床假寐，脑海一片空白。

这时，在全无先兆的情况下，柴门“咿呀"一声又被推开了。我警惕地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只见连长手里拿着用报纸卷着的书走到我书桌前，拉开抽屉把书往里一掼，合上抽屉，缓缓地转身，瞪着我，以不容抗辩的口吻说：“下部呢？”我呆呆地看着连长，一种感觉忽然浮现脑海：“换书！”我相信我的直觉，连长是来换书的，我心中骤然一宽，思维一下子敏捷起来。若要在连长虎视眈眈之下去我的秘密藏书处取书，这是万万不能的，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赔着笑脸，恭恭敬敬地对着连长说：“您先回家，我随后把书给您送去。"连长得意地轻轻一笑，转身出门走了。我立即行动起来，出门往四周观察，确认没有异样，立即回身关上柴门，迅速在茅房顶草片夹杂的“禁书"中，找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小心地用报纸卷上，出门朝连长家疾步走去。没想到，我很快就赶上了连长，原来这老狐狸是在边走边等着我呢。

随着连长的换书，我若有所悟，那时，在我心中一个多星期以来形成的恐怖高压才开始解除，直到全面解除。尽管后来我每每想起便心有余悸，但能逃过这次政治劫难，却也难以按捺住我心中的狂喜。

后来，因我曾在当过军医的父亲影响下学过医疗，懂些医术，被调到场部医院工作，直到1980年返城。

——渐行渐远的兵团兄弟

作者：震亚

目 录

一.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记小为

二. 人生“三变”——记小袁

三.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四. 阿良之死

五. 长脚之命

六. 红鼻子”轶事

七. 他们为何早逝？

小引

上山、下乡、留守、返城，是一代知青50年来的共同命运。但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因出身、机缘、性格、观念等多种原因，却留下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是必然，也有偶然。

我在生活中是比较粗心的，以往的交游也不广泛，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完全冲淡记忆，仍有不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人和事在不时地拨动我的心弦，促使我萌发了摄取其剪影的冲动。

显然，记忆，有可能出现偏差；镜头，受制于角度；描述，也有词不达意、力不从心的时候。好在，将要摄录的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即使有欠准确，造成误读，相信也会予以谅解，加以包容的。

于是，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随着双手敲击键盘，眼前的屏幕上流泻出一行行的文字。写谁、写几人、何时写出，都无定准；写深、写浅，是否变形，亦很难说。重要的是开始，一旦开始了，那就随其自然吧！

一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小为

今年，距小为远行已经八年了。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当然，他们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

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两毛多钱一盒的“葡萄”“迎春”牌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桦木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效仿。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坡顶的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

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现在单位里的哥儿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间，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挤在一堆照样聚。以后，搬进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他已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后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

“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几年前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建立了家庭。我想，现在，小为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他的患难之交的荒友也可以放心了。

只是，他的大嗓门哟，终成绝响……

附笔：

本文起笔于前天，适值入冬以来京城下第一场雪之际。时隔一日，上传至博客，又逢第二场雪的飘然而至。难道，是巧合吗？

雪落无声，润泽大地。我宁愿相信，这是远在天国的小为，给我，给我们，给所有的荒友的回音。

1970年3月的一场大火

作者：陈志强

1969年12月25日我从上海上山下乡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水利兵团二团三营十三连。连队房屋建于两山之间，一边紧挨着公路，一边紧挨着南腊河。南腊河发源于澜沧江，曲折而下最终流入湄公河。到连队后每人发一把钢刀，砍草砍竹砍树。用这把钢刀，我砍来竹子搭建了自己的睡床，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活。不料到云南才3个月就遭受到一场浩劫，一场大火席卷全连， 短短的7分钟将全连的所有知青宿舍吞噬殆尽，全连180号人被烧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3月正是西双版纳的旱季，少雨多风气候干燥。知青住的房屋除了屋梁外完全以茅草和毛竹搭建而成。屋顶是用山上的茅草编成草排，一层一层地盖在屋顶，四面墙壁则是将毛竹劈成一片片的竹片编成竹篱笆，通气透风又透光。

3月27日正是星期日，。当天中午12点左右，天气炎热干燥，因为天热，室外温度35度，全连的人饭后都在屋里休息，或午睡或整理自己的衣物。四周一片宁静，间或传来两边山上原始森林中的鸟叫声。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小孩在屋后用火烧芭蕉花玩。因为房屋是依坡而建，屋后的地面离屋顶的草排只有1米左右的高度。小孩是连队副指导员，一个云南当地干部的儿子，年约6岁左右的孩子在低垂的茅草屋檐下烧芭蕉花玩，火舌舔到了下垂的茅草，一阵风刮过，瞬间就烧上了房顶，干燥的天气，干燥的茅草，正所谓干柴烈火借助风势呼喇喇地烧了起来。

火刚起时被一女知青看到了，但被吓坏的她只顾喊了一声：“着火了”，掉头就跑了。当午睡的知青听到外面有人喊叫：“起火了。”跑出门外看时，所有的房子屋顶都在大火中燃烧。火借着风势，呼呼地从这头烧到了那头，屋檐上的竹子被烧得爆裂而噼啪地响。连队知青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从屋里跑出来察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的人往屋里跑要抢救自己的东西，我也从屋里跑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知青们或者往屋后跑，屋后是一条公路，跑到公路上就安全了；或者往门前的河流跑，跑到河边也就就安全了，但往河边跑要穿过门前的一块操场，而此时操场的三面都已起火了，烈火的高温烘烤着往河边跑的人，有5、6个跑得慢，跑在别人后面的的都不同程度地被烧伤了，有的人脸部被烧伤，有的人手臂被烧伤。

浦东女知青飘云的两条手臂都被烫伤，手臂皮肤上被烫得都是水泡。多年后说起这场大火的时候她告诉我：“在往外逃的时候，感觉脸也被高温烤得疼痛，我忍着疼。但手臂上的伤疼得实在熬不住了，就将手臂浸到河水里，马上手臂上就冒出了水泡，水泡被脏水感染了。感染的皮肤烂下2、3层。后来回到上海到第九人民医院治疗，伤治好了，但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很大的伤疤。”烧伤的还有徐文云徐洪芳金建国等人。徐文云烧伤了两只手，到现在手臂手背上还都是疤。

我冲出门口向外一望立刻惊呆了，整个连队处于大火之中，人们都在往屋外的公路上跑，火被风从房屋的一端烧到了另一端，我住的房间正好处于一长排房子的中间。我赶紧折回自己的屋里，房顶已经轰轰的在烧了，我抓起自己的箱子跑到门口将箱子扔向门外，箱子顺着斜坡滚向下面一排房子后面的沟里。我顾不得沟里的箱子，还想再抢回一些自己的东西，当我回过头来面向屋里时，屋里已经全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蚊帐，我的被子，我的衣物都在燃烧。屋里的高温正在融化一切东西。我站在门口只犹豫了2秒钟，火已经烧到了我的眉毛，要不被烧死必须要往公路上跑了，在拔腿往外跑的时候，我向沟里的箱子瞥了一眼，火还没有烧到箱子，但箱子在高温下轰的一声变成了一团火焰。

我跑到公路上惊魂未定。公路上都站立着逃出来的知青，大家都呆呆地看着公路下面大火。有些女知青干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突然有人在喊“:火里还有一个人。”顺着喊的人的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操场上有一个人躺着，操场的四周都是火，这人肯定是想通过操场往公路的一条阶梯逃生，但在跑到操场上时被火薰昏了倒地。连队副指导员和一个外号叫外国人的知青将衣服包住头，奋力冲向操场，两人一个抱头，一个抱脚，硬是把人救了上来。

我们立时就认出了救上来的人，他是我所在的九班班长王红扣。在中学里和我一个班级，因长的人高马大，人又老实听话，一到连队就被任命为班长。当起火的时候，别人都往外跑，唯独他爬上屋顶去灭火，结果屋梁烧断他从房顶掉了下来，当他挣扎着跑到操场时一头栽倒在地。抬到公路上时他已经不行了，在送往团部医院的半路上就咽气了。

从起火到全连房子被烧为灰烬，只有7分钟时间。可见火的可怕。常见报上登载的森林灭火，也仅是挖出一条防火沟来，防止火的蔓延，而不是去把火扑灭，火是扑不灭的，特别是在有风的情况下。

全连大部分人的衣物都烧掉了。有一个外号叫小擦板的知青因为正在熟睡，惊醒过来发现已无法从门口出去，穿着短裤背心翻窗逃了出去。我也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了。当天晚上我在离我们连队不远的12连的会场地上睡了一夜，地上都躺着人，没有灯也看不清是谁，倒头就睡就像难民。

火灾后团里各连队发动大家捐衣服给我们，又每人发了2条毯子。知青的家长闻讯后都通过邮局邮寄包裹。我也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都是衣物和食品。

被烧死的知青王红扣被追认为烈士和中共党员。一个月后王红扣的父亲随赴云南上海知青慰问团来到了连队。孩子离开父母身边才三个月就没了，巨大的悲痛伴随着王红扣的父亲。王红扣的父亲和知青们在一起的时候，表面上看十分坚强，但眉宇间流露出来的是淡淡的忧伤。他没有笑容，没有人能承受这种打击。

大火后王红扣的父亲和知青合影。后排左四为王红扣的父亲。左三为连队指导员，左五为二团团长。前排右二为我

45年后，连队知青梦丽莎回忆那场大火时对我说：“我只顾逃命，东西也全部被大火吞噬了，当时我大哭，我身边秋语，邹敏，唐美琴都在大哭，不知道今后怎么办？王洪扣被大火吞没了，当时大家情绪很痛苦，到后来只有家里和上级给我们解决了眼前的困难，最终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建设连队，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事情。”

17
我的知青囧生活

作者：左平

目 录

要女不要男

忆苦来思甜

评为附带劳

最难是做饭

赌命吞汤圆

纤夫闯险滩

守粪过新年

要命打摆子

收粪钻茅坑

偷粪赚工分

喝尿治腰伤

求奶解蜂毒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年前已注销城市户籍的二中首批下乡知青四百多人奔赴八区农村插队落户。

在数千市民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中，同学们出西门，走斑竹湾，过铜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一路激荡飞扬。过了河就是农村，队伍行进在直通安谷的大路上。这是条四五米宽的土路，傍依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渠，半渠清水缓缓流淌。路渠紧依茶山，左边是车子坝，坝的那头隐现车子山，车子公社社部就在山脚下。寒冬的乡村一片萧瑟，冬水田泛射着天空的灰蒙，稀稀疏疏的冬小麦还未返青，田野乡道上异常冷清。篷篷葱茏的竹林散落在山坡田园中，茂密的竹林中隐现瓦房草屋。田地小道无人影，唯有房顶冒出的炊烟、成群吱吱喳喳飞过的麻雀、枝头上呜哇的乌鸦，为这寂寥的乡村带来一丝生气。在这荒凉的山地之间，想到未来难以预知的农村生活，大家心里立刻沉甸甸的，那帮从学校出来就唱个不停的文艺青年此刻也默然了许多。同学们在三叉路口告别，多数同学奔向安谷公社，一百多人转向车子坝深处。

要女不要男

当我们走进车子大院时，公社正召开社队三级干部会，动员农民拥护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高高兴兴接收毛 的红卫兵插队落户。公社秘书接待我们，招呼大家原地休息等待宣布下队名单。我和杜生正、沈星民三人心里有数，因我爸已联系好了老江坝大队，只等大队书记来接。老江坝(乐山话读"老岗坝")与凌云寺乌尤山隔条岷江，是个河心洲，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大队。该坝距乐山城直线距离虽仅几里，但要过三条河走十多里路才能上坝。坝上盛产驰名百十里的白萝卜，这萝卜呈圆球形大如排球，白中见青，皮薄肉嫩，汁多清香。生吃清脆香甜，熟食粑软融和，炖肉更是合适。萝卜皮做的泡菜甜脆香，乐山人都喜爱。坝上劳动强度不大，工分值能达七八角，国家还供应商品粮。坝的四周是河，吃水不愁，用水方便，可捕鱼、洗澡、洗衣、捡水涝柴……大佛老爷就坐在旁边，真是个渔米之乡世外桃源！

午后，队干部都集中于大院内，公社秘书拿份名单宣读队名和姓名，念到姓名的同学跟队干部走。农民对公社干部与学校老师共同拟就的名单并不买帐，还没走几个同学，一些队干部就把事先联系好落户的同学直接叫走了。见此情形，其他队干部也索性进场面对面选人，选走的多是女同学，好像在挑选媳妇。有的同学关系亲密不愿分开，缠住队干部跟着走了；有的同学看中了某个生产队，赖着队干部也走了……眼见众多同学纷纷离开，剩下的男同学坐不住了，家驹、慈玉、加乐等挽起衣袖，亮出胳膊，大声推销:我有肌肉，有力气，要不要啊？点个头我就跟你走！更有同学戏谑:哪个要？哪个要？可以上门当女婿！有口饭吃就行……我们三人静静坐在原地等待，但接近黄昏也未见人来接，我们心里毛焦火辣。多次追问公社秘书才得知:今天老江坝来开会的是妇女主任，她说老江坝人多土地少，粮食不够吃，不要知青！公社说大队书记已答应三人落户。女主任应:书记答应了就叫他自己来接，我不敢接回去，怕挨骂。她离开公社时丢下话：如果公社要估捣安排知青来，就必须增加商品粮供应指标！还只能来女的，今后好嫁出去。不要男的，否则今后老婆儿女子子孙孙一大堆，咋个养得起？！我们无计可施无力可用，顿时奄了气。大院里剩下三十多个男生，有几个背上铺盖连夜赶往安谷，大家商定留在公社过夜，等明天再定去向。

冬腊月的夜晚非常寒冷，公社干部生起三堆火，为我们煮面疙瘩汤充饥。大家焦愁怨愤，通宵无眠。第二天一早，公社秘书说正协调生产队，今天一定能解决下队问题，要大家稍安勿燥。上午，昨晚夜奔安谷的那几个同学又回来了，说安谷剩下的同学更多，区干部正动员他们进山里的踏水观榜蔡金呢！这下大家彻底失望了，有同学提议回城，有同学说这户口揣在包包头，能回的去吗…...在进退两难之际，公社秘书来说，茶山大队愿意要你们，去不去？！听说有人要，大家很高兴，家驹大吼：走，上山！秘书要大家自愿结队，一个生产队去五个。我们背上铺盖包，跟着各自选定的生产队长，上了茶山！

忆苦来思甜

茶山，因茶得名，公社化后拔掉茶树种小麦和水稻，那叫"以粮为纲"，是国家大政策。茶山方圆二十平方公里，平均高度只有几十米，山上平而不坦，沟沟坎坎高低相差也就几米，没有山峰，靠近铜河一边的山势陡峭一些，人称"山坝"。依当地人的说法，到茶山叫“上山”，走踏水观榜，那叫“进山”。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靠铜河的山下有一水湾叫“张二湾”，可停泊六七只木船。湾口上游一公里外是清衣江汇入大渡河的交汇点，再上面有个渡口叫草鞋渡。两江汇合后的铜河水流向东南，在张二湾外折向正东，直奔凌云大佛而去，其行程约七公里，在凌云山下再与岷江(乐山人称其为府河)合流，故称"三江汇流古嘉州"。在大渡河与清衣江汇流冲积下，河中的几个坝子把江水分成若干支流。离张二湾最近的一个坝子约半平方公里，上面栽有成片的桑树，春夏之交，桑泡儿好吃的很，我们常游上去吃个满嘴乌黑。站在张二湾山上居高临下，这聚散两依依的水系一片浩荡，煞是壮观。若是在太阳落西时立于此山头，天上晚霞缤纷多彩，几支阳光如箭般穿透彩云直射至水面，江水在落日余辉照耀下金光闪闪，如同一串黄金链！从张二湾往下游走两公里是"鹰嘴岩"，以凸向铜河的山岩形如鹰嘴而得名。隔铜河相望是肖坝，肖坝上面是核工业部五八五所。两岸两个世界，彼岸高音喇叭唱歌，晚上电灯通明；此山坝鸡鸣狗吠，夜晚漆黑一片。

茶山上有车子公社和安谷公社五个大队十几个生产小队。茶山大队所属六个生产小队全在茶山上，“文革”中改名为向阳大队。我们五人去的第一生产队有二十八户人家，共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多数人姓张。生产队长姓周，土改时期就是村干部，所以虽是小姓还是很有威信。周队长待人和善，平时话不多，但说出来就有份量。第一年我和沈四工分没做够，周队长坚持按全劳平均标准分给我们，农民意见大，周队长说:下一个运动来了，是拿我去斗争还是拿你们去斗争？大家就不敢吭声了。一队人均田土约三亩，地多田少。每年人均分粮七百多斤，其中红苕近两千斤(五斤红苕折一斤大米)，其余是小麦、谷子、黄豆、豌豆、胡豆等。一队在“生产自救“时，抢栽了几十亩甘蔗，这甘蔗虽然不是粮食，但也能救命。茶山上还盛产花生、嫩姜、青红辣椒等经济作物，挑进乐山城里都是抢手货。生产队分给每人一分地作为自留地，农民自留地的土壤都是黑油油的，养出来的甘蔗、生姜、辣椒真是人见人爱，与生产队种出来的有天壤之别。

我们五人中的老大吴哥是高级中学六六级毕业生，参加过四清工作组，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插队没几天，吴哥就带领我们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摸清全队有地主富农各一家、监管对象两人、荣誉退伍军人和五保户各一人，另除几户中农上中农外，其余是贫下中农。据农民讲，那老地主好赌好抽，解放前夕败光家产自杀了，大点的儿女下山加入了革命队伍。山上留下的小女儿精瘦能干，吃苦耐劳，干全劳的活路，是妇女中唯一的九分。她招了个姓钟的上门女婿，继承了地主成份。富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这女儿脸蛋腰腿都状如肉球，喜欢唱歌跳舞，农民叫她"文工团"(念"文工佗")。地主富农也一样出工计工分，一样分有自留地，自食其力。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得去大队或公社蹲学习班，这期间无工分。他们要申请买国家计划控制品如木头木材是非常难的，住的都是破旧的泥墙草房，而贫下中农多是木墙瓦房。

那两个监管对象中的一个是伪连长，他本是排长，守防老霄顶，解放军兵临乐山城时，连长闻风而逃，指令他代指挥，两天后乐山城就解放了，而他被点水是连长，刚好上线，就被管制起来了。另一个是志愿军遣返，他随川军出川抗战，长春起义后在50军149师当班长，在朝鲜战场第四次战役时防守于三七线。因后方运输线过长，汉江上的桥梁和船只都被美军炸毁，部队缺弹缺粮，首长命令后撤。冬天游水过汉江淹死者众多，他凭良好水性，带着两个不会水的女兵，游回了汉江北岸，立了二等功。政审查出他在国军时曾担任过上尉宪兵，于是被开除军籍，取消军功，遣返原籍监督劳动。这几个人与贫下中农都有亲戚关系，平时相处也比较融洽，但不能发生利益冲突，万一有了利害矛盾，那这些人输的可能性非常大。

荣誉退伍军人张德友是个孤儿，六一年毕业于二中。公社干部看他可怜，送他到西藏部队当兵，有碗饱饭吃。退伍后，其孤儿、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初中毕业生等身份尽受公社照顾(七一年当了大队小学民办教师，九十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没过关，又当回农民)。我们是二中同学，他的住房与我们不足百米，喜欢与知青交往。此人能说爱说，我们在他那里接受到的"再教育"最丰富，但多是关于女人的知识和女兵的故事。他娶了个大山里的姑娘，皮肤白，面像端正有福相，他能把与老婆之间的私秘事摆的津津有味。五保户是个近六十岁的独身老头叫张家青，牙齿落尽无支撑，眼睛鼻子嘴巴挤在一起，身高一米四，勾腰驼背，干精瘦猴，精神十足。农民男女老少都喜欢逗他，喊他"老青猴""老不死"，一喊他就跳起脚骂，一跳一骂农民就欢乐无比。五保户出工不计工分，但他天天出工，据说活到九十多岁。

评为附带劳
我落户的户主叫杜明海，三十多岁，成份是上中农。生产队姓杜的有七家，六家围住在一个两百平米的院坝周边。按杜家族谱"正大光明品，高厚万字生"排序，杜明海的辈份要比我们中的杜生正高六辈。但杜生正不认，他说你们在第二轮而我还在第一轮，算起来我还高四辈！杜家场的杜祠堂已被毁，找不到杜家族谱，这辈份哪个高哪个低还真说不清。杜家安排我们入住堂屋，是之前供祖宗牌位的地方，约二十平方。靠墙放着一口黑漆大棺材，是杜家老妈的。杜婆婆五六十岁，裹过小脚，身体硬朗，说话大声武气，负责做全家人的饭，成天数落儿女孙子。看到我们就说:你们上茶山来，真是落进福窝了，如果进山那才惨哦…...杜家女主人姓刘，是生产队副队长。刘队长待人和善，其父是农村土医生，她也懂点土医方，她为我出点子治伤病还真有效，这是后话。

农民的婚姻家庭观的核心是利益，农村姑娘嫁人都是以进(近)城市和下平坝为目的，流动方向是:大山→丘陵→平坝→城郊→城市→更大的城市。农村男人娶妻只能顺应这个大趋势，具体到这山坝上，凡有点家底(几间木瓦房是标配)的男人娶的多是踏水观榜大山里的姑娘，一般是娶不到平坝和山坝的姑娘的，除非条件非常优越。他们一般在十五六岁时，父母就开始托亲友说亲相亲，少男少女来来往往走动几次后，如果男家满意就上门送礼提亲。如果女家同意，就会安排女儿在农闲时节到男家小住。一两年后，姑娘就会到男家长住并与男人同居，甚至生儿育女(人民公社按人口分基本粮，儿女越多，分到家的基本口粮越多)，等待年龄符合法规时才领取结婚证。男家多了个劳动力，女家基本口粮照分还少了个吃饭的，双方都获利，皆大欢喜。这种互利双赢的婚恋模式就使得《婚姻法》在农村名存实亡，有些条件优越的农家在儿子十三四岁时就开始说亲相亲，意图尽早获取这个利益。山坝上家底薄弱，或父母早亡，或有伤病残疾的男人娶妻是非常困难的，到了三十几岁非找女人不可时，只有出钱托人到大山里去"挖″，只要是个女人就行。特殊时期如粮食关，这山坝上也曾有几个老光棍用红苕换娶了平坝上的黄花闺女！

农民干活以计时制为主，用劳动时间换工分。每个劳动力干一天都有个基本工分，成年男人是10分，要挑一百二十斤的粪桶，使牛耕耙、进城挑粪、当纤夫等，叫全劳；成年姑娘媳妇是8分叫半劳，挑的粪桶须装九十斤；老人小孩2~7分，做打土塊、浇水施肥等辅助性劳动，叫附带劳。每个人的基础工分虽不同，但出工时间都一样，一天四节:早工一节约三小时，午工两节五六小时，晚工一节约三小时，一天十个小时以上。工分也有计件制和承包制，如农民卖一挑粪给生产队计2分，拉纤一天计12分等。生产队以国家统一定价分配农产品，黄谷0.1元/斤，小麦0.12元/斤...买给国家也是这个价。农业收益分配方式是平均分配与年终决算相结合，季节收获什么就按人头平分什么，如分麦子分红苕...年终以每家的人口数和劳动日(十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数进行决算，决算按"人七劳三″比例进行，即生产队总收益的70%按人头分，30%按工分(劳动日)分，再把实物产品按国家定价换算为钱，多发少补。

插队落户后我们五个知青就跟着"全劳"挑粪水浇小麦、修渠糊田坎、挑土搬石改土为田、挑粪装船、纤夫拉船、收小麦栽早稻……如此这般干到“春种”之后，队委会才在地头坐下来议定我们的工分。会议由周队长主持，大家自由发言，提一个评一个定一个。吴大身强力壮，挑粪如挑灯草，能说会道，讲政策讲道理一套接一套，农民最怕他，给他九分半，说他不懂使牛耕耙扣半分；杜二挑粪走路飞快，做啥都行，敢说敢干，农民提虚劲让他摔翻几个，得到九分；钟有良吃的苦舍得干，他大哥常下乡来免费为农民推拿接骨逗榫，农民巴不得他哥天天来，拿到七分；同院坝的杜品福说我和沈四力气小，啥都干不来，还摔烂过他家的粪桶和水桶，只能评五分……周队长一锤定音:人家城里头的学生娃儿，先前啥都没干过，现在板命跟着我们干，至少应给六分！

生产队一九六八年一个劳动日值五角一，六个工分是三角钱，上车子场可买四个鸡蛋，但只能挑小的！

最难是做饭

下乡初始，最难的不是干农活，而是做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饨不吃饿的慌。饭，必须要吃，还须一日三餐。我们个个吃得做不得，没有哪家农民愿意我们搭伙，只有自己做。房东说，锅灶须他们先用，要用水，须先挑一担水倒进水缸，柴火自备。

我等四兄弟(钟有良单独落户另一家)个个都想出工挣表现，不愿留在家做饭，只有一起上阵了。吴大说:煮饭有挑水、备菜、烧火、掌灶四个活路，先让你们三个选，剩下的归我。杜二在家做过饭，这掌灶权非他莫属；我选烧火轻松暖和，沈四选备菜，下河挑水就剩给吴大了，大家商议好两个月轮换一次。

做饭难，难在饿着肚子做饭！天没亮就出早工，空着肚子干，收工时已饿的头昏眼花，坐都坐不稳，哪有精力做早饭？四人奋斗个把小时才端上碗，队长又敲钟喊出午工了！收午工后回家做午饭，饭后半小时又出晚工，要干到天黑，收工后扛着锄头挑着粪桶往家挪，那腿如象木头，而晚饭还是缸里的米！每天出工十二个小时累得要死，做饭还要三个小时以上，真是要命哦！

做饭难，难在不会做饭！杜二掌灶，常搞出夹生饭或焦糊饭，吴大、沈四端起碗就摔筷子抱怨。杜二骂是我搞乱了火候，我说老子搞得灰头黑脸，鼻子里头全是黑浆，前胸烫后背冷，就像打摆子…那你炒的白菜咸的发苦，这总不是我烧火的问题吧？

做饭难，最难是挑水！

挑水要到张二湾，来回三四里，爬坡三四百米，冬天枯水期走的路更长。饭前饿的慌，无力挑水；饭后肚子胀，挑不动水。但挑水还必须是饭前去，这就是剩给吴老大的原因。刚开始挑水，中途要休息三、四次，回来才大半桶。挑水最怕雨天，山坝上是粘土，见水就滑溜。泥滑还可用脚趾扣住，青石板尤其是向外倾斜的青石板，那是相当的滑，如同洒了油。而挑水的路上就有几块这样的青石板，我们四兄弟都在此翻过身。农民每家只有一担水桶，天天要用，这烂了就必须马上修。生产队只有一个木匠，这张木匠有两个女儿待字闺中。大女二十三四，在等当兵的男友退伍或升官后即可出嫁。二女儿十六七，喜欢上了沈四，这上门求张木匠修水桶的活路自然就归沈四了，有时他还吃了人家的豆花儿饭才回来，大家都高兴都省心。

做饭难，更难是烧火！

烧火用木柴煤炭那简单，但山坝上多是烧“脚脚”，即麦杆、稻草、豆杆、甘蔗渣。塞多了尽是烟，塞少了一燃而过，必须有人坐在灶门口拨弄。烧火还须配合锅台操作，要火旺时即刻旺，要火小则立马小。如果是湿柴湿草，火起不来却狼烟升腾，烟熏的鼻子发酸，眼水直冒。烟猛时，灶台周边不见人影，只闻咳嗽声和骂声一片。有次房东骂我:隔老远看到我家房顶冒出弄木大的烟，天渣渣！吓得老子一扑爬坐在地下，你格老子把房子点燃了，我全家进城找你老汉耳要饭吃！有几次火苗窜出来，引燃了灶边的柴草，搞的手忙脚乱，惹来房东老太婆跳着脚骂。

做饭难，备菜也难！

自留地里有菜还好办，若无菜就须向农民讨或买，也有顺脚顺手从农民的自留地或生产队的地里带点回来的时候。平时也泡些咸菜，若连泡菜也没了，就只好用酱油、泡菜水下饭了。

做饭难，难也就那开头半年，后来就不难了。杜二一直霸住灶台不放手，挑水、烧火和备菜就我们三人轮着来。

赌命吞汤圆

春节家家户户要吃汤圆，其“粘、圆、烫、甜”寓意着全家团团圆圆，生活甜甜美美。做汤圆的糯米酿酒香甜，乐山人称其为酒米。做汤圆要花几天时间准备：酒米用温水浸泡一夜使其软胀，上石磨时须细细添米匀匀摇磨，白白米浆缓缓流入细布口袋，再用青河石压上一昼夜榨干水份。甜馅料用蔗糖猪油核桃花生芝麻混合，咸馅料则需用肉末芽菜白菜花椒粉调制。经八九道工序做出来的汤圆才白亮细粘，口感融和香甜。

正月十五，我们四兄弟也想吃汤圆，从农民处买了十斤酒米、三斤黄豆、三斤花生和两斤红糖，加上一罐家里带来的猪油，开始做汤圆。要想当天吃到汤圆，那泡米和榨浆的工序就只得省了。四人分工，我和沈四将酒米掺水上大石磨，吴大和杜二把黄豆花生炒熟，上小石磨，两个小时就磨成粉了。房东看了说:你们磨的是酒米渣渣，哪里能搓成汤圆？只能捏成粑！还是杜二有办法，他煮了小半锅酒米渣糊糊用来和面，粘性大大增强。即使如此，也只能往大搓，搓了四十几个汤团，每个至少二两多。四兄弟忙到下午才开始煮汤圆吃，一锅煮八个，一只饭碗只能装一个。煮一锅吃一锅。三锅下来各吃了六个，肚子胀得隐隐作痛。

忙了大半天，肚子一饱，开始扯闲话。杜二功劳最大，他最有发言权。他说：老子实在吃不下了，哪个家伙还能再吃三个，老子送他这个像章！杜二有个大如巴掌的不锈钢质像章:红太阳闪金光，毛 穿绿军装，镶嵌红旗和金色芒果，色彩鲜艳做工精致，据说来自军工厂。杜二很珍惜，平时只准看不准摸。他下这个只赔不赚的赌注，应是他认为我都吃不下了，就没人还吃的下？！不可能输。可他忘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见吴大沈四还在犹豫没吭声，我忙说：我来！先把像章给我！杜二：不行！先吃，五分钟吃完，龟儿子才耍赖！吴大：大家说好，不准耍赖，我来监督，像章先交给我保管。沈四起哄：你不干就我来，要吃就不能吐，吐爬口水都算输！我端起碗，闻到那味就作呕，不敢慢慢咀嚼。囫囵吞下三个汤团，堵的我胸口梗痛喘大气，转身找吴大拿像章。哪知吴大说:说好吃六个，你才吃三个，不行！我急辩:生正儿说的是三个，哪个说六个？！沈四嚷嚷：我说我来，你要估捣来，说的就是六个。杜二不表态到底是三个还是六个，只坏笑:吃不了就算球了嘛！你比我们多吃了三个，又不要你多出钱，你还赚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几个农民娃儿，有说三个的，有叫六个的。我当然不服，但又无可奈何，如果不吃，前功尽弃。拼着命又囫囵了三个下去，肚子胀的直喘气，头昏眼花耳呜。哪想到，芒果像章却不见了，吴大满脸无辜说：没防备让杜二抢走了。杜二赌咒发誓说他没拿，沈四奸笑说啥都没看见，农民娃儿个个只笑不答。我晓得，被耍了！从此，那像章失去踪影再无面世。

十二碗汤圆在肚子里，肚皮胀的发亮，肚脐眼都胀翻了。我在床上躺了几天，眼晴发黑，心臟乱跳，头昏脑胀，大张嘴喘气，滴水未进......两个月后，下了场桃花雨，出工清理水渠，潜入冰冷的水下搬石头，在冷水里泡了近两个小时…内伤饮食加外感风寒，终于大病不起，一治数月！从此，胃肠病纠缠我至今。

好强和冲动是年青人的天性，赌命吞汤圆证明我也曾年轻过，只是后来一直后悔当时没把肚子里的汤圆吐出来，哪怕吐他三五个也好嘛。

纤夫闯险滩

生产队有条十五吨木船，这是土地之外最大的资产。生产队与乐山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品运输全靠这艘船，船从乐山城回生产队是上水，须有纤夫拉船。纤绳由竹条编织，可长达百米。拉绳是麻绳，一头穿个竹质圆搭扣，搭上纤绳就越拉越紧。张二湾距铁牛门有六七公里，夏天铜河涨水，水流湍急，河面宽，纤夫划船至对岸往往被水流冲下两三公里，拉船就达近十公里。冬天枯水，河面虽仅有夏天的三分之一，但所有的浅滩都露了头，拉船十分吃力。纤夫拉船要频繁下水，衣服不能穿太多，夏秋在郊区都是赤裸，在城区则穿条短裤，也有农民赤裸仅围条布遮住下体。赤裸拉船的好处至少有三条:免磨破衣裤和鞋子，防湿衣裤裹身患关节炎，避湿裤头磨破下体。

六九年初冬，生产队用红苕与国家换大米，船停靠府河红花台(即皇华台)粮站外码头，卸红苕，装大米。船回生产队至肖公嘴时，我们五个知青和七个农民下船拉纤。冬天的铜河，从肖公嘴到鹰嘴岩有两个滩，其中肖公嘴外的鸡公滩最长，水最急。一个河滩一般分三段，滩头、滩身和滩尾。鸡公滩的尾滩从肖公嘴至凌云山前约三百米，滩身从肖公嘴到铁牛门约五百米，滩头在铁牛门上面，长虽仅二三十米，但落差最大，水流最湍急。船拉到滩头下游时就非常吃力了，拉三步退两步，进五步倒三步，到了滩头中间就再也不动了。我们十二个纤夫四肢趴在河滩上，全身绷成一条直线，船就是一动不动。船上的前领江张大X和后领江(舵手)周洪泰扯起喉咙吼:你几个狗日的没吃饭啊？！...狗日的昨晚上搞了老婆啊？！...狗日的给老子把鸡儿硬起！...我们趴在河滩上，嘴里大喊"嘿！嘿！嘿！"鼓劲，但船还是不动。我想:今天这船肯定是拉不出滩头了，但又不可能退，一退必定挨领江骂。更可怕的是船快速后退会把纤夫拉扯在河滩上翻滚，受伤难免，若被船带下水还可能淹死！此时，要脱离进退两难困境，只能是领江下令慢慢退下滩头，但看领江的意思是今天拼命也要拉上去。我想，再这样僵持下去，只有纤绳断了才能脱困...不到半分钟，这纤绳果然断了。纤夫个个都啃到地上，有的嘴里塞满了泥巴，有两个农民牙齿啃上了鹅卵石，满嘴是血。我的双手虽然撑在地上，但使劲中突然往前一冲，前额撞在一个大鹅石上，立马鼓起个大包，头又痛又晕。岸上的纤夫解放了，可船上的两个领江就危险了，船急速冲向凌云山悬崖。在这八百米急流险滩内必须把船头掉180度，必须控制住船的方向和速度，既不能跑偏搁浅船翻货散，更不能撞上山崖船毁人亡。看着船上两个船老大手忙脚乱，互相吼骂，农民张帮民说:你两个狗日的今天把我们骂安逸了，现在看你两个狗日的咋个办？农民张大洪忧心忡忡:如果船打烂了，全队今年冬天就要饿肚皮了...幸好，船安然飘过凌云山和大佛脚，在鸟尤坝靠了岸，船上的大米保住了。

守粪过新年

农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肥贵，农民穷，买不起。草木灰和人畜粪就成了农民种庄稼的宝贝，尤其是肥性十足的人粪，更是珍贵，所以农民称其为″大粪″。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年代，每个城市都有个"大粪管理所(站)"，主要工作是管理公厕，分配大粪指标，即派发大粪票或分配公厕挑粪权，协调农民为大粪产生的纠纷等，应是城管局的前生。茶山上的十几个生产队都建造有粪船，大的能装数百挑，小的百十挑。经粪管所安排，我队承包了清华瓷厂两个茅厕(乐山话念:茅司)每年头两个月的大粪，为春耕备肥料。生产队为防大粪被偷，特别安排了两个农民日夜值守。

七零年一月底，在粪船装满即将起锚时，周队长叫住我和沈四说："你两个娃儿去年工分没做够(一天六分，怎么做的够？一一自语)，就照顾你们留下来守粪。每天记十二分，再补助一角五"。能在城里过年，还挣"革命工分"，我们高兴地忙点头：好！好！好！周队长严肃地强调："大茅司每天有十二三挑，小茅司有两挑。过完年我们来起粪时，就按这个算，少一挑扣三分，罚一角五"。沈四问：如果多了咋个办？周队长:多了凉办，只能多，不能少！农民很会算帐，如果多了有奖，那挑水充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有。沈四坚定地说:周队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粪船一走，我俩立马回二中取草席被盖，叮嘱两个弟弟按时送三餐饭来。我们又找了几块扎实的厚木板，用长钉和抓钉把大茅厕粪坑门封了个严严实实。

小茅厕在河边半坡上，平地挖个坑，上面用木头架空，再铺木板，四周围木板，牛毛毡盖顶，有五六个蹲位。大茅厕离江边五百米，在通往五八五所的路边，砖混全封闭，有四五十个蹲位，旁边是清华瓷厂职工宿舍。六0五厂的码头上，有个废弃的起重机操作塔孤零零地耸立在江边，塔高十来米。此塔外形似水塔，上面有个开放空间，有顶盖能防雨，门窗坏不挡风。我们决定将此塔作为“守粪基地”，在里面睡觉守望。在塔上居高临下，小茅厕在眼皮子底下，谁也偷不走大粪。而塔上只能看到大茅厕的房顶和通往茅厕的一段路，被偷的可能性最大，我们时常爬下塔去大茅厕查看粪坑门是否完好，记下粪水线位置…

那年冬天特别冷,霜冻时间特别长，春节期间天天雨夹雪。塔下人忙碌着买年货、拜年、放鞭炮欢度春节。塔上人眼睛死盯住通住大茅厕的那段路，看有无挑着粪桶的人来往。铜河上的寒风似刀剑般疯狂砍在身上，塔上温度至少比地面低几度。爸妈用了全家的酒票以及托人买来两瓶泸州三曲，供我们每晚喝一点御寒，又挪出一床被盖送来保暖。每餐饭都用棉布包裹着送来，以保证能吃口热饭喝口热汤。几天下来，手脚和脸面鼻子耳朵还是长满了冻疮。冷风一吹疼痛彻骨，钻进被窝又刺痒钻心…...我俩度日如年，后悔莫及。

初八清晨发现大茅厕粪门被撬，一地粪水，粪水线比昨天下落两尺多，大粪被偷了！过年还有人摸黑偷大粪?真想不到!我俩脑袋似被棒打一般，懵了！辛苦了十多天，全家人跟着受罪，哪里是在过年？这下工分拿不到，还要罚分罚钱，真太冤了！咋个办？……？只有一个办法:挑河水充！想到就干，我俩脱了棉衣棉裤下河挑水冲厕所，拼了一天，挑了六七十挑河水倒进大茅厕，才把粪水线补到昨天的位置。一天的剧烈劳动，脸上手上脚上的冻包都被胀破，红肉暴翻，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大茅厕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瓷厂工人纷纷称赞：红卫兵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是好！过年还帮我们冲厕所。

为防大茅厕的大粪再被偷，回家搬来马架子，安放在大茅厕粪坑门口。茅厕里头虽臭，但我们根本闻不到，感觉比在塔顶上舒服，没寒风吹啊！我们吃饭睡觉都在大茅厕里，全天盯防。

正月十六，生产队的粪船来了。农民兄弟过了个肥年，个个都长的胖嘟嘟的，满脸泛红光。农民先到大茅厕起粪，一打开粪坑门，农二哥眼睛都亮了，好像看见了满坑的黄谷！直叫：天喳喳！这粪又干又黄又臭！狗日的城里人过年吃得好吃得多，这屎尿好臭，真是好粪！好粪！我们莫名惊诧,用河水充粪没被发现？谢天谢地！大粪比预计的多了二十多担！周队长兴高采烈：只有你们知青才守得住粪！看来，农民守粪也时常被偷，否则此话何来？到小茅厕起粪时，被我们偷过甘蔗和海椒的老农民杜明宣说：怎么清汤寡水的？一点不臭，是不是粪被偷了挑水冲啦?我们心里有数，据理力争：冬天冷风大，过年过河的人少，来屙屎屙尿的人当然就少了！茅坑是敞开的,咋个臭的起来？居民的尿壶马桶都用水洗，肯定水多于屎…...杜明宣的弟弟杜明福，是生产队粮仓管理员，早就不满周队长按全劳标准分粮食给我们，他站出来帮腔:你两个狗日的想的安逸，在城里头挣工分过年，咋个可能在茅司里头过二十几天？说破天老子也不信！杜明宣脸红筋胀地吼道：你两个还不承认冲了水？！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把尿滴在木头上，如果聚成珠，就是尿。如果浸散开，就是水！我们也高叫道:老子全身长满了冻包就是证明！滴就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们没想到其中有诈，眼睁睁看到滴在漂木上的“尿”一下子就浸走了，顿时张口结舌。周队长当即宣布：每人扣三十六个工分，补助费全扣！

要命打摆子

七零年深秋的一天吃早饭时，我突然发冷，全身发抖并酸痛，牙齿打颤，碗都端不稳。丢下饭碗回堂屋上床，裹紧棉被还是冷的抖，兄弟们叫我不要出午工了，在家休息。他们出工走后不久，我又突然发热，头痛恶心，思维迷糊，心脏急跳。紧接着又肚痛内急，我爬起身，天旋地转坐不稳，梭下床扶着那口黑漆大棺材挪到门边。站立不住，抬不动腿，手脚并用才爬过门槛，坐在地上背靠门槛大喘气。院子里空无一人，都出工去了。我起身挣扎两步抱住柱头，无力站立，顺着柱头就滑坐在地上。头晕恶心想吐，抱住柱头也坐不稳，顺势又瘫卧在地。我想，不能去茅司(厕)了，否则肯定会落进粪坑里，只能去房后竹林。我晕乎乎摸爬着走，抱柱头扶墙壁，气喘吁吁摸到竹林...回去更是晕得天昏地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摸回去爬上床，剧烈心跳喘粗气，倒杯水喝的力气都没有了。

昏睡了一阵，出了一身汗，待兄弟们出午工回来时，我已好多了。吴大问我，你咋个搞的嘛，我们大家一样吃一起干，都没有事，你是不是发心脏病了？我也说不清到底生了啥病。

第二天无事，照样出工。第三天刚出午工又开始冷的打抖，加大活动量也冷。跑步回家还是冷，躺在床上没多久又热的头昏脑胀意识模糊全身无力...我想，前天的病又来了，难道是打摆子了？兄弟们回来问我是否回城去上医院，我说今天没有前天那么厉害，应该无多大事，找大队赤脚医生就可以了。吴大派沈四去三里外陈医生的家，拿了几颗喹啉回来。吃了两天，连续几次发病越来越轻，我以为这样就好了。哪知过了二十来天，又发作，冷热交替更厉害了，那简直是死去活来的折腾。一天下午发病，烧的昏死过去，灵魂出窍，把三个兄弟吓惨了，立马去陈医生处借了担架，抬上我就奔向渡口。从生产队到渡口要走十里路，其中约一半是河石坝，很难走。河石坝走到一半，我清醒过来，看到三个兄弟抬的辛苦，就讲故事慰劳:小和尚跟着老和尚出山，见到一女人问是啥？老和尚说是老虎......杜二骂:你龟儿子现在还阳了，开始说女人了，下来自己走！我已无事，仅有点虚脱，下了担架。吴大叫沈四陪我过河进医院，他和杜二提着担架回生产队。

到了专区医院内科，陈安国医生查体温听心肺开验血单，说患了疟疾。他说必须连续吃三年的药，每三个月至半年查一次血。即使血液里无疟原虫，疟疾不再复发，也要坚持吃药三年才能根除。在家吃药休养两个月后，不再发作，坚持吃药三年，终痊愈。后来我有啥病，都找陈医生，他精通中西医，还会针炙。八零年左右，陈医生调进川医。陈安国医生，救我性命的活菩萨，一生难忘您的恩德！

收粪钻茅坑

七一年春节后，生产队安排我们四个知青回城里收大粪，粪船停在水西门至铁牛门一线的码头。收一挑粪倒进粪船，可得三个工分，但须垫支一角五分粪钱，回生产队再结算。能在家里吃住，每天收几挑粪就能挣够工分，我们也乐意。

当年，凭粮票买一斤大米一角三分八，凭肉票买一斤猪肉六角八；自由市场蔬菜每斤几分钱，挤着上市的茄子、白菜、瓢儿菜、萝卜、蕃茄，一分钱能买两斤甚至一堆；下馆子点份回锅肉或炒猪肝三角钱，一碗阳春面八分，肉臊子面一角二；买一挑清水一分…而一挑大粪可卖一角五分钱，足够全家一天的菜钱水费了。由此产生了一个职业:捡屎卖钱，俗称捡狗屎。一般是贫困人家的老人或孩子，捡屎卖钱补贴家用。捡屎人家里一般都有粪坑或粪缸，以装满刚好一挑为多见。捡屎人每天提个篮子，拿把竹夹子，游走于河滩或城郊，捡人粪狗屎提回家倒入粪坑(缸)中，加上全家人拉的屎尿和洗菜水洗脸水洗脚水等，每天凑够一挑″粪"是没问题的。约好时间收粪人上门，若满意粪水质量，愿意收走，那一角五钱就到手了。

我们每天清晨出门，挑着粪桶走街串巷，城市居民同情知青，都愿意把粪卖给我们，三五个小时就能买到三四挑大粪，就可收工回家。吴大有天收到十七挑大粪，得到五十一个工分，相当于在生产队干五天农活。春天钻茅厕淘粪坑最受罪，因蒜苔大量上市，两三分钱一斤，又甜又香，家家喜欢买，人人喜爱吃。但这蒜苔通过人的胃肠后，出来的尿就是氨水。人站在粪坑周边，那氨水味可熏死人:眼泪淌流，鼻子抽筋，心肺喘息！舀粪时须眯着眼闭着气，抓紧舀几瓢就得跑出去换口气擦把泪，再跑回来眯眼闭气接着舀。挑着粪走一路也熏一路，惹的路人开骂，但刚张口就赶紧闭气，想骂的怪话也赶紧咽回肚里，急忙躲开。成天钻茅坑舀大粪，虽然在河里头水管下冲洗的干干净净，但毛孔里还是散发出阵阵屎臭味，回到家兄弟都给白眼，叫嚷：赶紧去洗澡，把衣服丟在门外，还不能同桌吃饭。唉，谁当知青谁才知道这个味道！

偷粪赚工分

大凡一件事干久了，知道其诀窍，就会偷奸耍滑，说的好听点就是钻研如何降低投入增加收益，现在叫提高投资收益比。我四兄弟天天钻茅厕淘粪坑，辛辛苦苦才赚到十来个工分，心有不甘。我们的眼睛自然盯上了公厕和单位厕所，那里面的大粪又多又好，只要淘的出来就是工分。公厕由"粪管所"管理，有专人值守。单位厕所也被各地农民包下，农民除了每月付粪钱外，还向单位供应新鲜蔬菜，以此联络感情。要从公厕掏粪，只能偷！要偷，就有风险，若被守粪人抓住，打架是难免的。若告到"粪管所"，肯定会通知爸妈单位和派出所，丢人不说，还可能坐班房。看来看去，最后盯住了二中，这里地熟人熟，半夜三更也摸得进粪坑，即使逮住了也说的脱跑的脱。

第一次偷粪选在星期天，学校放假无学生。大家商议晚上带上三担粪桶和钢钎、手电筒、木瓢、锅铲，从厨房旁翻墙进去，经过猪圈进厕所。出去还翻墙头，从墙头搞传递。吴大安排沈四下粪坑舀粪，沈四板黄：茅坑弄木深，被发现了，你们跑了，就我等到挨黑打！？杜二说:按老规矩，抽签！还是沈四抽中了最短的树枝，下粪坑刨屎！天一黑，我们顺利摸进了二中厕所，用钢纤撬开粪坑门，电筒一照，乖乖！干粪比踩点时看到的还多，我等喜不自禁。沈四脱了鞋跳下粪坑，赤脚踩进屎尿中；我提住吊在坑边的粪桶，方便沈四用水瓢把尿水舀进桶，吴大杜二再用桶里的尿水挨蹲槽冲屎…如此往复，把所有干屎都冲积到粪坑底部。沈四用锅铲将金黄的大粪刨进水瓢，再倒入粪桶，十瓢就装满一桶，扯上来放稳后再换桶接着干…这期间来了几个老师，看我们如此舀粪还关切地慰问了一番，根本用不住望风。按预先商定的路数，偷粪顺利完成。把干粪挑到老霄顶半腰的草丛中藏起来，到河里洗了澡，回到家还不到十二点。

第二天午休时，把干粪挑进县委宿舍大院，这里有口水井，扯水勾兑大粪！县委宿舍大院家家都有知青，也不嫌我们脏大粪臭。一桶干粪可勾兑成八挑大粪，一人一挑上粪船…守船农民见我们一挑接一挑上船，问:今天咋个弄么得行呢？杜二说有个朋友帮忙...一天下来，每人挣得三十六个工分和一元八角！洗澡换好衣服后，我四兄弟到北味春点炒猪肝炒腰花回锅肉大米饭慢慢咪。从粪坑中爬出来遇到肉饭，那个喷香就不摆了！我们美美享受了一番幸福生活。

粪船提前五天就满了，生产队派了十二个农民来拉船。他们在粪船码头仔细看了其他十几只粪船，就数我们的大粪成色最好。农民非常高兴，说回去给周队长讲，让我们在城里多干两个月。

喝尿治腰伤

种庄稼需要科技知识，如土肥属性须相配，选良种等。干农活也不是仅靠力气就行的，但没力气肯定是不行的。挑粪即如此，把一百二十斤粪挑起来走，须有力气。要挑着上坡下坎，疾走如飞还不洒，就须有技巧了。

冬末初春，小麦返青，队长安排浇粪水促青。挑粪水，从粪池到麦地要走一、二里路，途中须跃上一条一米多高两尺多宽的田坎。田坎半腰处有一块突出的鹅卵石，只可容小半只脚掌。挑粪上此坎，必须一只脚掌先蹬上这卵石才行。人在田坎前十米就须将粪担左右横放，双手反托稳住扁担；加快脚步，让粪桶有节奏地前摆后浪；距田坎半米时起脚踩上鹅卵石，用劲一蹬，另一只脚乘势踏上田坎，人带粪担腾起；上了田坎须马上制止粪桶摆动，人才能站稳，否则会被粪桶浪翻。在这横、托、跑、浪、踩、蹬、起、踏、腾、站、定的动作中，必须借力粪桶动能与势能相互转化的契机一气哈成，否则不仅上不去，还会人翻桶摔。大家跑了一趟后，整个田坎上下被粪水浸泡成一片烂泥，那块鹅卵石更是滑溜。此时农民的优势立马显现，他们身材矮粗壮实，背脖处有一大砣肉垫，腰板硬，小腿粗，脚板皮厚粗糙，脚趾有强劲的抓地力。粪担在他们肩上有节奏地上下闪闪悠悠，前后轻快摆动，脚板在粪水中踩得“啪、啪、啪”响，飞一样就上了田坎，整套动作具有“人担一体”的优美。我们城里来的知青就惨了，身板最硬的吴大跑第二趟未控制好，在即将被后摆的粪桶带翻时，当机拋开扁担，粪桶摔得稀烂，但人却无事。而我走到第三趟时，终于从田坎上后仰摔了下来，腰腿摔伤，只得回城医治。

经X光片验明无骨折，仅是腰腿肌肉拉伤。求治于骨科，医生敷膏药扎银针灸条推拿热敷等，搞了近两个月，回生产队后腰痛还时常发作，干不了重活。女房东说：我有办法治，就看你们城里人信不信。

我急问是啥子办法？她道：喝童子尿！病急乱求医，我端着碗去找农民娃儿要尿，农民都不肯给。杜二说：老子没耍过女朋友，屙出来的都是童子尿，喝不喝？！我想，有道理，老子也是童子，喝你的还不如喝自己的！当即屙了一泡尿在碗里，还没端到嘴边就闻到大股尿骚味，赶紧放下。想等凉了再喝，殊不知，不冒热气的尿更进不了口，反反复复端起来又放下…过了几天，腰痛的实在遭不住了，心一横，长痛不如短骚，喝尿！准备好牙刷牙膏和红糖，等兄弟伙出工后，关好门，屙了半碗尿，闭住气，端碗就喝。那骚咸涩的尿水通过咽喉往下走时，有一大股腥气直冲头顶。本想一口气喝完，但直呕，担心前三口要喷出来，赶紧收碗。用清水漱口，塞了一砣红糖进嘴里，尽力压住那恶心呕吐的冲动。第二天起床时，折磨了我几个月的腰肌伤痛真得就好了，并且不留一丝痛过的痕迹！

求奶解蜂毒

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抓鱼摸虾、打蛇拍蛙的欢乐时光。一次收麦子，我看见地头土坡上有个碗口大的洞，有牛角蜂进进出出，认定里面必定是蜂窝。乐山人叫的牛角蜂其学名叫马蜂或胡蜂，全身黑黄条纹，身体长条且分上下两段，腰细翅大，毒针粗长，毒性足。人若被牛角蜂狙(螫)了，皮肤会肿痛若干天，若被多只牛角蜂狙，还会有生命危险。我三四岁时在专署，一棵倒伏的树上有个蜂窝，用长竿一捅牛角蜂乱飞，右腿被狙一口，至今留有一个豆大的伤疤，时不时还鼓起发痒。有蜂窝就一定有蜂蛹，那蜂蛹可是一道鲜美的野味，还有补养效用。回去跟兄弟们一说，决定下午收工后去把那蜂窝挖回来。

我们到了蜂洞处，见十几只牛角蜂趴在洞口边，每只都有寸把长，这个蜂窝应不小。拿来几把麦草，点燃丟到洞口边，只见蜂子乱飞，有的掉入火中。等洞口上方无蜂子后，穿上长衣，戴上草帽，小心靠近蜂洞，用锄头把洞刨开。土洞刨至尺多深，看见蜂窝比篮球还大，上面趴满了蜂子，蜂蛹至少有三四斤。我等不敢惊动蜂群，退下再用火烟攻。在麦草的烟火中，蜂子嗡嗡乱飞，只闻到一股烤肉香。有十几只蜂子从洞中冲了出来，四散飞舞，我们忙往后退。在眼睛被烟熏的迷糊之时，我突然感觉左脸上有异物，用手一抹，顿时脸上有针刺般的疼痛。我知道是被蜂子狙了，急忙吐口水涂抹在脸上，此时已顾不得蜂窝了，吼了一声:老子被狙了！急急往家走。到家后马上用肥皂涂抹，照镜子见左眼下有处发红，中间有个胡豆大的包。心想，应该狙的不深，涂了口水和肥皂，不会有多大事吧？当夜，除了左脸火辣辣痛外，也没多大事。

第二天早起，左眼睁不开，右眼免强张大一条缝，整个脸面都肿了。兄弟们叫我赶紧去找大队赤脚医生，陈医生说他也没办法，涂了层酒精，吃了粒过敏药，就叫我去城里医院。经这赤脚医生一搞，右眼也睁不开了，哪里走的进城？兄弟们出早工回来，看我如此可怜，商议是否护送我回城求医。女房东来说:人奶可解毒！对门杜品福的婆孃生了二娃，有奶水，去要点来抹，保你有效。但是须你自己去要，其他人去不得行。

我一手端碗，一手扒开右眼，走进那月母子家。那家男人到自留地干活去了，那女人与女儿和婴儿在堂屋里。我说明来意后，她叫女儿把门关上，又叫我坐下。我坐在小板凳上，把碗递给那女人，心想她会进厢房去挤奶。哪知，那女人说:你不要动，我挤在你脸上。我忙说:挤在碗里我回去抹！听她没吭声，我赶紧把右眼扒开，只见一个雪白硕大圆球状的物体悬在我头顶，前端有粒鲜红的枣，冒出一股白色液体直冲我眼睛而来。我急忙起身，那奶水喷在了我身上。我说:要不了好多，等下来拿。我夺门而出，回屋躺在床上这心脏还是咚、咚、咚狂跳，不知为了啥子跳的那么凶？是急是怕还是...一直思忖:这个黑黑的女人，怎么会有如此白皙的胸……过了好一阵这心慌意乱才稍定。半小时后，杜品福端碗来，说先用住，看行不行。如果行，再来拿，反正二娃也吃不完。这奶水白中带黄，有股腥味。我把奶水往脸上涂抹时，腥骚味熏的不敢吸气，心里很不受用。想，这么大的气味，那娃儿怎么吞的下？又想，我妈说过，生我时忙于土改，我只吃了一个月的母奶就转吃米粉了，这可是我闻不得这人奶腥味的原因？涂了奶水的脸感觉没那么肿胀了，火辣滋味也在消减。涂抹了三四次后，右眼能睁开了。第三天晨起，两眼能视物，但脸还肿胀。第四天清晨痛肿消除大半，五天后痊愈如初，至今无疤痕。这得感谢女房东，感恩杜品福婆娘杜二娃他妈张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