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家
18
十三岁的少年知青
作者：贾宏图
“同志，我要报名下乡！”
哈尔滨大直街上的南岗区知青办的接待室里，工作人员看到横在门口的长柜子后有个小孩子探出头说话。
“小朋友，别闹了，快出去玩！”他们向他摆着手说。
“我真是要报名下乡！”那孩子使劲儿探出身子说。
“你才多大呀？”他们问。
“我都17了。我是125中的，叫王怀信。要不，你们给学校打电话！”那孩子急了。
那一年是1974年，在这个动荡的春天，这个王怀信真的下乡了，成了肇东县胜利公社利民大队的插队知青。他是1960年5月12日出生的，报名时，他还不满14岁，也许是上千万的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到知青办报名时他虚报了岁数，为了掩饰只有1.50米的身材，还穿了厚底鞋，鞋里塞了厚厚的垫子。
王怀信是替姐姐出征的。那一年春天，上山下乡运动又出现了高潮，负责动员的街道干部坐在他家里不走。1972年初中毕业的姐姐一个劲儿地哭，她身体不好，个子又小，父母舍不得让她走。怀信的父亲是从马车夫成为运输社工人的，他有七个孩子，大姐和四哥已经到永丰农场下乡，其他几个孩子都工作了，只有怀信和姐姐在上中学。下乡的事，谁也帮不上忙，只有最小的怀信挺身而出了。说实在的，他也不愿意在学校混了，上小学时每天念“老三篇”，上中学了，不是下乡劳动就是开大批判会，什么也学不到。还不如当知青，还能挣钱养家！当时他家里特别困难，买菜都是等收摊后买0.1元一堆的烂菜。
王怀信回忆，当时走的时候，我们一百多个中学生都戴上大红花，坐着大卡车在街上巡游，许多人夹道欢送，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到利民大队的队部。下了车就是一顿大吃，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埋头猛造。吃完饭又把我们分到小队，一点名，少了一个。后来带队干部在房后玩的小孩子堆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就是我。屯子里的老乡像迎亲一样把我们接到住处，我被安排到姓陈的大爷家的西屋。我在炕上铺行李，趴在窗户上看热闹的小孩子喊：“看那，谁下乡还带来个小孩？”我急了，跑出去对他们喊：“谁是小孩？我都17了！”他们哄笑着跑了，边跑边喊：“小崽子，小崽子！”从此，我有了新名“小崽子”。
再小的知青也要参加劳动，王怀信也不甘人后。第一次干活是到豆地里拔大草，个小灵活的怀信跑在最前面，拔得还挺干净。第二天，搞积肥，把草片铲掉，然后用锹堆上大堆沤。那肥堆有一房多高，怀信怎么使劲也扬不上去。队长只好派他去割地头的草，割下来了却捆扎不起来。他累得干不动了，躺在地头喘气。后来队里又给他找了个最轻的活——“看青”。白天歇着，晚上出工，拿着把镰刀，在地头来回走，防止有人偷青。胆小怕黑的怀信拉着前面的那个老头的衣襟，寸步不离，一过坟地浑身就发抖。那个老乡总给他讲鬼故事，越害怕越想听，有时吓得他头发都竖了起来。下了工，一个人不敢回住处，让那老乡把他送进屋，他跳到炕上，马上用被蒙上头。
像怀信这样的“半拉子”每天只能给记7个工分，而其他知青和整劳力一样记10个工分。王怀信不承认自己是个“半拉子”，他跑到县知青办去“告状”，县里答复很明确：凡是下地干活的知青，都是整劳力，都记一样的分。年纪虽小，志气并不小。王怀信心里想，我不能靠政策照顾，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差！接着队里开始搞水利，分段包干，怀信和十个人一起分了30米长、3米半高的一段水坝。他和大伙一样抡着大镐刨冻土，然后挑着沉重的土筐奔跑。七天的活，他们三天半就干完了。小怀信也累倒了，躺在炕上发高烧，浑身疼得直哼哼。大队书记摸着他的头心疼地说：“还是个孩子，怎么累成了这个样了！”他从家里拿来一公斤大米，为他做粥喝。一直躺了七天，王怀信才起床。那一年，从7月16日到了队里干活，到年底他一共挣了42元钱，还欠了队里70多元的口粮钱。
当时喝大米粥是很奢侈的，他们知青点的伙食就是高梁米、小米饭和玉米粥。菜就更缺了，谁要有一块咸菜，大家抢着吃。妈妈从哈尔滨给他捎来一瓶猪油，是他唯一的营养品，只能偷偷地吃。
在困苦中，王怀信长大了。第二年，他竟挣了3290分，是知青中最高的！一方面，他体力增强了，也掌握了门道，干什么活，再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另一方面，他学会了干巧活，晚上和白天三顿饭的时候在工地看材料，同时用棍子敲打割下来的向日葵，每敲一斗葵花籽，给记2个工分。这样，他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工分自然比别人多。人小鬼大的怀信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公社规定，年工分超过2800分的知青才允许考学和当兵。这一年，他工分达标了，可因还不满18周岁，当兵没戏了。他勇敢地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而且在胜利公社考场第一个交的考卷。但他理所当然地落榜了，那一年的考题很简单，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初中文化是可能考上的。可怀信那点儿小学的文化也扔在了大地里。记得陈大爷想让他家里给捎个烟斗，可就这么个事他也写不明白，最后自己在信上画了个烟斗。
1978年11月，王怀信终于穿上了绿军装，四年多艰苦的劳动把他锻炼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黑土地大学里他积累了人生的基本经验，如黑暗中不熄灭的理想之火，忍受苦难又不沉沦，把抱怨化作前进的力量。王怀信走的时候，他对乡亲和战友都有些恋恋不舍。倒没有小芳式的爱情，心里却盛满了深深的亲情，是乡亲把他“抱”大的。队里总是给他安排最轻的活，可工分一点儿没少得。房东陈大爷一家把他当成自家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他。有一次，陈大爷的孙子哭着要吃饺子，他从荤油坛里捞出油渣，给他包了饺子。别的孩子不让吃，还偷偷地给他留了一碗。每年过年探家，陈大爷都给他带豆包和自家扎的扫帚、盖薕。在知青点里，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家的小弟弟，什么事都让着他。那些年，他的衣服都是刘姐给他洗的。她当炊事员时，知道他爱吃大饼子，每一次都给他多留一个。
王怀信是流着眼泪走的，可他并没有走远，就在大庆油田。他参加的是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虽然也穿军装，但干的都是修路、架桥和挖沟这些活。他们成了这片大油田第二代建设者，这里是共和国的动力之源，能在这里流汗，王怀信也感到很光荣很豪迈。更让他高兴的是，这里的活虽然比插队时累，但能吃饱饭。物质生活满足了，他又有了精神的追求，思想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有了从小吃苦的经历，什么活对他都无所谓。再说他在机械连工作，开着机器干活也不累，下了工或节假日，他又跑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干活。不长时间，大红的锦旗送到了连里，他被树为学雷锋标兵，还受到团里的嘉奖。他又自告奋勇地去养猪，他干得很精心，那猪长得又白又胖，连队常改善伙食，上上下下都很满意。一年后，王怀信回连队当上了班长。那时，对越反击作战已经在南方打响，他们为防备敌人从北面报复，整天挖防坦克战壕。王怀信准备以生命和鲜血保护大庆。后来他又被提拔为代理排长，他的面前一片阳光。他期盼着早日入党，他在连队的积极分子中排名第一，可排第三的先入党了。王怀信心里很难受，别人说，他给指导员送了一台三五牌的钟，你要是送点啥，早就……听到这儿，他心里更难过了。1981年，王怀信退役了，他带着光荣，也带着心灵的伤痛。
回城后的王怀信在北来顺饭馆做面案
由于身份的转变，回到哈尔滨的王怀信比返城知青有更多的择业的机会，但也不是急需的人才。他本来应分配到三哥所在的市第二运输公司，因为他下乡时的知青点是归这个公司管。他去报到时，管事的人说上午还有名额，现在没有了。他又被安排到道里区服务局，他有四个选择：洗染厂、浴池、冰棍厂和饭店。可能因为饿怕了，他选择了饭店。他被分配到北来顺饭店的一家分店，这是一家清真饭店，那股膻味他很难接受，可还是坚持着。他先当服务员，又学面案，干得很来劲。
有了饱饭吃的王怀信，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他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在工人文化宫里补习高中文化，他到阿什河街的省委俱乐部学习英语。他曾因为交不起每学期480元的学费差一点儿让人驱逐；他因为下了夜班就去上课，趴在课桌上鼾声大作。1984年，王怀信考上了省电大的英语专业，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它是那一代因十年动乱失学的老知青梦寐以求的宝物。
拿到学历证书后留影
王怀信的命运终于发生了改变，他考取了省直一个厅局的招待所，先当厨师，后来又当上管理人员。可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又把他推到了深渊。他收上来的1000元饭费半夜被盗，他被怀疑监守自盗，被抓进去关了13天，三辆警车到他家搜查。正准备和他结婚的女朋友，那个漂亮的服务员吓得不敢见他了。半年后，那个被抓着的流窜犯承认了那次的犯罪事实，可没有人为他平反，理由是也没给他定罪。但是，他的入党提干都泡了汤。
带着严重的肾炎——那是双手被扣在暖器管子上，躺在没铺盖的水泥地上作的病，还有名声的损伤，王怀信又转到了地方铁路局工作。在这里他受到信任，当过食堂管理员，还在办公室管过杂务，到运输处、企管处干过业务，还到北安火车站实过习。这时商品经济大潮涌来，全国上下无人不想经商。那时机关干部下海受鼓励，允许边工作边经商，本来就有经营本事的王怀信捷足先登了。那时，怀信的家庭还处于贫困之中。他和在亚麻厂当工人的妻子在一个破房子里结婚，第三天房子就漏雨了，他们爬到上面浇沥青。为了过上好日子，他们很需要钱。这样，他们白天上班，利用早晚做小买卖。天还黑着就起床到郊区进菜，然后在李范五花园的早市上叫卖。开始每天挣几块钱，后来挣十几块钱。每晚筋疲力尽的他喝着啤酒，妻子在旁边数钱，可能是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又为各家饭店、食杂店送啤酒，靠着当知青练就的好身板，怀信扛酒箱子吭吭地爬楼，一点儿也不觉累。勤劳让他们很快成了“万元户”。他们干脆停薪留职，干大的。他们还炸过油条，开过饭店，又倒卖服装，南方时尚的衣物让他们倒运回来，推向相对闭塞的北方市场。王怀信第一次坐飞机，空中小姐送餐，他怕太贵不敢吃，人家一再说是免费，他才敢要。他的家成了服装仓库，只剩下了一张睡觉的床了。王怀信家的货进入市里多家大商场，还扩展到各地市。他们经销的一个牛仔裤品牌，还获得过全国销售第一的业绩。钱袋鼓了起来，王怀信也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但他是一个吝啬的老板，每次扛货从来不雇人，都是自己扛上五楼。他还愿意拣破烂，在他眼里没有不能用的东西，他说这是下乡时和老乡学的。
返城后，王怀信时常惦念着曾给他关爱的乡亲，几回回梦里会亲人。可是那时穷，无以回报。现在有钱了，他召集了当时在胜利公社插队的几个青年回乡省亲。他给老乡们送去他经销的服装，还有他们在乡下吃不着的食品。他希望农村的姑娘小伙儿也美起来浪起来，他也希望他们的日子像城里一样好。他又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那栋他住过的土房。可惜，陈大爷陈大娘已经去世了。他悲叹不已，“陈大爷，陈大娘啊，我来晚了！”眼泪在他的脸上流下。
现在有大房有好车，女儿也上了大学的王怀信，心思都在事业上。他在郊区置了3300平方米的土地，建了460平方米的厂房，生产外墙保暖材料，同时还盖了餐厅和游乐场所。他还在院子里栽树种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院子里一片绿荫，不时飘来花香。他还引进了南方的许多蔬菜品种，山西的山药、云南的菜豆、四川的地瓜，还有爬了满墙的南瓜、冬瓜、丝瓜。到了秋天，硕果累累。你若细看，那足有一米长的瓜上还刻着字：“青春永恒”、“知青万岁”、“情系黑土”。路过青藤覆盖的小院，你还经常听到欢乐的歌，都是些怀旧的老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知青乐园”，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常在这里举行活动，王怀信参加的老知青合唱团也在这里排练和演出。他和夫人为知青活动又出力又出钱，心甘情愿。也许老知青的褔利事业，就是他们将来投资发展的方向。王怀信也想回到对他有恩的地方铁路局，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资金，为地方铁路的发展做点什么。
十三岁的少年知青
作者：贾宏图
“同志，我要报名下乡！”
哈尔滨大直街上的南岗区知青办的接待室里，工作人员看到横在门口的长柜子后有个小孩子探出头说话。
“小朋友，别闹了，快出去玩！”他们向他摆着手说。
“我真是要报名下乡！”那孩子使劲儿探出身子说。
“你才多大呀？”他们问。
“我都17了。我是125中的，叫王怀信。要不，你们给学校打电话！”那孩子急了。
那一年是1974年，在这个动荡的春天，这个王怀信真的下乡了，成了肇东县胜利公社利民大队的插队知青。他是1960年5月12日出生的，报名时，他还不满14岁，也许是上千万的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到知青办报名时他虚报了岁数，为了掩饰只有1.50米的身材，还穿了厚底鞋，鞋里塞了厚厚的垫子。
王怀信是替姐姐出征的。那一年春天，上山下乡运动又出现了高潮，负责动员的街道干部坐在他家里不走。1972年初中毕业的姐姐一个劲儿地哭，她身体不好，个子又小，父母舍不得让她走。怀信的父亲是从马车夫成为运输社工人的，他有七个孩子，大姐和四哥已经到永丰农场下乡，其他几个孩子都工作了，只有怀信和姐姐在上中学。下乡的事，谁也帮不上忙，只有最小的怀信挺身而出了。说实在的，他也不愿意在学校混了，上小学时每天念“老三篇”，上中学了，不是下乡劳动就是开大批判会，什么也学不到。还不如当知青，还能挣钱养家！当时他家里特别困难，买菜都是等收摊后买0.1元一堆的烂菜。
王怀信回忆，当时走的时候，我们一百多个中学生都戴上大红花，坐着大卡车在街上巡游，许多人夹道欢送，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到利民大队的队部。下了车就是一顿大吃，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埋头猛造。吃完饭又把我们分到小队，一点名，少了一个。后来带队干部在房后玩的小孩子堆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就是我。屯子里的老乡像迎亲一样把我们接到住处，我被安排到姓陈的大爷家的西屋。我在炕上铺行李，趴在窗户上看热闹的小孩子喊：“看那，谁下乡还带来个小孩？”我急了，跑出去对他们喊：“谁是小孩？我都17了！”他们哄笑着跑了，边跑边喊：“小崽子，小崽子！”从此，我有了新名“小崽子”。
再小的知青也要参加劳动，王怀信也不甘人后。第一次干活是到豆地里拔大草，个小灵活的怀信跑在最前面，拔得还挺干净。第二天，搞积肥，把草片铲掉，然后用锹堆上大堆沤。那肥堆有一房多高，怀信怎么使劲也扬不上去。队长只好派他去割地头的草，割下来了却捆扎不起来。他累得干不动了，躺在地头喘气。后来队里又给他找了个最轻的活——“看青”。白天歇着，晚上出工，拿着把镰刀，在地头来回走，防止有人偷青。胆小怕黑的怀信拉着前面的那个老头的衣襟，寸步不离，一过坟地浑身就发抖。那个老乡总给他讲鬼故事，越害怕越想听，有时吓得他头发都竖了起来。下了工，一个人不敢回住处，让那老乡把他送进屋，他跳到炕上，马上用被蒙上头。
像怀信这样的“半拉子”每天只能给记7个工分，而其他知青和整劳力一样记10个工分。王怀信不承认自己是个“半拉子”，他跑到县知青办去“告状”，县里答复很明确：凡是下地干活的知青，都是整劳力，都记一样的分。年纪虽小，志气并不小。王怀信心里想，我不能靠政策照顾，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差！接着队里开始搞水利，分段包干，怀信和十个人一起分了30米长、3米半高的一段水坝。他和大伙一样抡着大镐刨冻土，然后挑着沉重的土筐奔跑。七天的活，他们三天半就干完了。小怀信也累倒了，躺在炕上发高烧，浑身疼得直哼哼。大队书记摸着他的头心疼地说：“还是个孩子，怎么累成了这个样了！”他从家里拿来一公斤大米，为他做粥喝。一直躺了七天，王怀信才起床。那一年，从7月16日到了队里干活，到年底他一共挣了42元钱，还欠了队里70多元的口粮钱。
当时喝大米粥是很奢侈的，他们知青点的伙食就是高梁米、小米饭和玉米粥。菜就更缺了，谁要有一块咸菜，大家抢着吃。妈妈从哈尔滨给他捎来一瓶猪油，是他唯一的营养品，只能偷偷地吃。
在困苦中，王怀信长大了。第二年，他竟挣了3290分，是知青中最高的！一方面，他体力增强了，也掌握了门道，干什么活，再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另一方面，他学会了干巧活，晚上和白天三顿饭的时候在工地看材料，同时用棍子敲打割下来的向日葵，每敲一斗葵花籽，给记2个工分。这样，他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工分自然比别人多。人小鬼大的怀信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公社规定，年工分超过2800分的知青才允许考学和当兵。这一年，他工分达标了，可因还不满18周岁，当兵没戏了。他勇敢地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而且在胜利公社考场第一个交的考卷。但他理所当然地落榜了，那一年的考题很简单，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初中文化是可能考上的。可怀信那点儿小学的文化也扔在了大地里。记得陈大爷想让他家里给捎个烟斗，可就这么个事他也写不明白，最后自己在信上画了个烟斗。
1978年11月，王怀信终于穿上了绿军装，四年多艰苦的劳动把他锻炼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黑土地大学里他积累了人生的基本经验，如黑暗中不熄灭的理想之火，忍受苦难又不沉沦，把抱怨化作前进的力量。王怀信走的时候，他对乡亲和战友都有些恋恋不舍。倒没有小芳式的爱情，心里却盛满了深深的亲情，是乡亲把他“抱”大的。队里总是给他安排最轻的活，可工分一点儿没少得。房东陈大爷一家把他当成自家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他。有一次，陈大爷的孙子哭着要吃饺子，他从荤油坛里捞出油渣，给他包了饺子。别的孩子不让吃，还偷偷地给他留了一碗。每年过年探家，陈大爷都给他带豆包和自家扎的扫帚、盖薕。在知青点里，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家的小弟弟，什么事都让着他。那些年，他的衣服都是刘姐给他洗的。她当炊事员时，知道他爱吃大饼子，每一次都给他多留一个。
王怀信是流着眼泪走的，可他并没有走远，就在大庆油田。他参加的是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虽然也穿军装，但干的都是修路、架桥和挖沟这些活。他们成了这片大油田第二代建设者，这里是共和国的动力之源，能在这里流汗，王怀信也感到很光荣很豪迈。更让他高兴的是，这里的活虽然比插队时累，但能吃饱饭。物质生活满足了，他又有了精神的追求，思想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有了从小吃苦的经历，什么活对他都无所谓。再说他在机械连工作，开着机器干活也不累，下了工或节假日，他又跑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干活。不长时间，大红的锦旗送到了连里，他被树为学雷锋标兵，还受到团里的嘉奖。他又自告奋勇地去养猪，他干得很精心，那猪长得又白又胖，连队常改善伙食，上上下下都很满意。一年后，王怀信回连队当上了班长。那时，对越反击作战已经在南方打响，他们为防备敌人从北面报复，整天挖防坦克战壕。王怀信准备以生命和鲜血保护大庆。后来他又被提拔为代理排长，他的面前一片阳光。他期盼着早日入党，他在连队的积极分子中排名第一，可排第三的先入党了。王怀信心里很难受，别人说，他给指导员送了一台三五牌的钟，你要是送点啥，早就……听到这儿，他心里更难过了。1981年，王怀信退役了，他带着光荣，也带着心灵的伤痛。
回城后的王怀信在北来顺饭馆做面案
由于身份的转变，回到哈尔滨的王怀信比返城知青有更多的择业的机会，但也不是急需的人才。他本来应分配到三哥所在的市第二运输公司，因为他下乡时的知青点是归这个公司管。他去报到时，管事的人说上午还有名额，现在没有了。他又被安排到道里区服务局，他有四个选择：洗染厂、浴池、冰棍厂和饭店。可能因为饿怕了，他选择了饭店。他被分配到北来顺饭店的一家分店，这是一家清真饭店，那股膻味他很难接受，可还是坚持着。他先当服务员，又学面案，干得很来劲。
有了饱饭吃的王怀信，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他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在工人文化宫里补习高中文化，他到阿什河街的省委俱乐部学习英语。他曾因为交不起每学期480元的学费差一点儿让人驱逐；他因为下了夜班就去上课，趴在课桌上鼾声大作。1984年，王怀信考上了省电大的英语专业，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它是那一代因十年动乱失学的老知青梦寐以求的宝物。
拿到学历证书后留影
王怀信的命运终于发生了改变，他考取了省直一个厅局的招待所，先当厨师，后来又当上管理人员。可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又把他推到了深渊。他收上来的1000元饭费半夜被盗，他被怀疑监守自盗，被抓进去关了13天，三辆警车到他家搜查。正准备和他结婚的女朋友，那个漂亮的服务员吓得不敢见他了。半年后，那个被抓着的流窜犯承认了那次的犯罪事实，可没有人为他平反，理由是也没给他定罪。但是，他的入党提干都泡了汤。
带着严重的肾炎——那是双手被扣在暖器管子上，躺在没铺盖的水泥地上作的病，还有名声的损伤，王怀信又转到了地方铁路局工作。在这里他受到信任，当过食堂管理员，还在办公室管过杂务，到运输处、企管处干过业务，还到北安火车站实过习。这时商品经济大潮涌来，全国上下无人不想经商。那时机关干部下海受鼓励，允许边工作边经商，本来就有经营本事的王怀信捷足先登了。那时，怀信的家庭还处于贫困之中。他和在亚麻厂当工人的妻子在一个破房子里结婚，第三天房子就漏雨了，他们爬到上面浇沥青。为了过上好日子，他们很需要钱。这样，他们白天上班，利用早晚做小买卖。天还黑着就起床到郊区进菜，然后在李范五花园的早市上叫卖。开始每天挣几块钱，后来挣十几块钱。每晚筋疲力尽的他喝着啤酒，妻子在旁边数钱，可能是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又为各家饭店、食杂店送啤酒，靠着当知青练就的好身板，怀信扛酒箱子吭吭地爬楼，一点儿也不觉累。勤劳让他们很快成了“万元户”。他们干脆停薪留职，干大的。他们还炸过油条，开过饭店，又倒卖服装，南方时尚的衣物让他们倒运回来，推向相对闭塞的北方市场。王怀信第一次坐飞机，空中小姐送餐，他怕太贵不敢吃，人家一再说是免费，他才敢要。他的家成了服装仓库，只剩下了一张睡觉的床了。王怀信家的货进入市里多家大商场，还扩展到各地市。他们经销的一个牛仔裤品牌，还获得过全国销售第一的业绩。钱袋鼓了起来，王怀信也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但他是一个吝啬的老板，每次扛货从来不雇人，都是自己扛上五楼。他还愿意拣破烂，在他眼里没有不能用的东西，他说这是下乡时和老乡学的。
返城后，王怀信时常惦念着曾给他关爱的乡亲，几回回梦里会亲人。可是那时穷，无以回报。现在有钱了，他召集了当时在胜利公社插队的几个青年回乡省亲。他给老乡们送去他经销的服装，还有他们在乡下吃不着的食品。他希望农村的姑娘小伙儿也美起来浪起来，他也希望他们的日子像城里一样好。他又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那栋他住过的土房。可惜，陈大爷陈大娘已经去世了。他悲叹不已，“陈大爷，陈大娘啊，我来晚了！”眼泪在他的脸上流下。
现在有大房有好车，女儿也上了大学的王怀信，心思都在事业上。他在郊区置了3300平方米的土地，建了460平方米的厂房，生产外墙保暖材料，同时还盖了餐厅和游乐场所。他还在院子里栽树种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院子里一片绿荫，不时飘来花香。他还引进了南方的许多蔬菜品种，山西的山药、云南的菜豆、四川的地瓜，还有爬了满墙的南瓜、冬瓜、丝瓜。到了秋天，硕果累累。你若细看，那足有一米长的瓜上还刻着字：“青春永恒”、“知青万岁”、“情系黑土”。路过青藤覆盖的小院，你还经常听到欢乐的歌，都是些怀旧的老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知青乐园”，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常在这里举行活动，王怀信参加的老知青合唱团也在这里排练和演出。他和夫人为知青活动又出力又出钱，心甘情愿。也许老知青的褔利事业，就是他们将来投资发展的方向。王怀信也想回到对他有恩的地方铁路局，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资金，为地方铁路的发展做点什么。
农婚知青，蹉跎岁月一首难忘的歌
程一帆
时光易逝，岁月荏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对于曾经身临其境且又融入社会各个阶层的知青来说，不管回忆是清晰还是混沌，是醇美还是苦涩，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这段历史，对于每一个过来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那些大的社会背景，政治风云，生活形态大同小异，但就个人而言，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际，就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及至形成不同的思想积淀和多元化思维。不管彼此之间的差别有多大，透过知青的人生轨迹，都会清楚地看到那些曾经的历练煎熬，曾经的苦楚悲怆，曾经的磨难艰辛。
1998年，大连电视台拍摄过一部知青插队30周年的访谈节目。有一位大连在朝阳插队的女知青，还不到50岁就显得十分老态。主持人问她：“你想不想回大连。”她窘着回答：“我做梦都想回家啊！要是我死在老伴前面，对不住了，我不能再伺候他了。要是老伴先走了，我立马收拾收拾就回大连。”说完，这位女知青热泪盈眶，主持人也落泪了，现场的观众个个泪流满面。
时至今日，这位大连女知青已是古稀老人了。在知青这段特殊时期中，她代表了一部分特别的人群，名字就叫“农婚知青”。也就是说，她们是当年在农村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知青。从当年那个历史时期来讲，这可是一个新生事物。据当年国家知青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1977年已婚知青达到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些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合的知青便被称之为农婚知青，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与同为知青的其他人相比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
对于所有的知青来说，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在校学生毅然决然地告别父母，告别城市，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山区，奔赴祖国的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在近十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知青们下乡初始时最普遍的感受。不过，他们很快就被现实击倒了。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还是无奈被动而来到广阔天地的，在经历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回到城市。
正如一位知青所说：“我们把革命想得过于浪漫，豪情壮志很快就被艰辛的农活、琐碎的生活细节消磨掉。农村并不因为有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到来而有太大的改观，它以它固有的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在历史的长河流淌，封闭落后的思想意识，也令我们十分迷惘……”
1977年—1980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下乡插队的知青陆续返回城市，然而，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这些知青，却眼睁睁看着别人一个个的离开，自己无可奈何。当时，中央允许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政策中，就有已婚知青不能回城的限制，一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不惜与配偶离了婚；那些为了保全家庭的，当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从不征招已婚知青时才明白，自己将留守农村一辈子。
这些农婚知青大都来自大中小城市，基本上是应届初高中学生，下乡时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可以说，当时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他们到了农村，在接受锻练，经受了艰苦生活后，看到同龄的农村青年相继成婚，建立家庭，同往的知青都有了对象，自叹回城无望，想有一个依靠。那个时候，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理念，使他们的思想有些许倾向于扎根农村；其次，加之当地的农村干部和农户的种种因素，使他们别无选择地与农民结婚成家，成了蹉跎岁月中一首难忘的歌。
知识青年一旦与农民联姻，在当地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首当其冲的，是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没出息的人，才会在农村与农民结婚；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这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青也十分轻视，看不起；几乎所有农婚知青的父母，在一段时间内都与扎根农村的子女中断了家庭关系，也断绝了经济资助，认为她们不争气；农婚知青回城探亲时，还时常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的冷嘲热讽。现在，所有的知青都老了，仍然留守在农村的农婚知青，那些生活在富庶地区的，或许日子过得比回城的知青还滋润；那些生活在贫困偏远山区的知青，日子肯定好不到那里去；那些在农村里混不下去，四出打零工的，有可能还没能享受到城里知青退休后每月领取养老金的这种待遇。
知青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知青年代的当事人，目前大多已离开工作岗位，成为社会边缘人。不久的将来，作为这一特殊年代的参与者，我们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不管我们如何以平常心对待过去的岁月， “知青”这个话题并不轻松。那曾经的岁月，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无奈。其中，就裹括了农婚知青这个一言难尽的话题。
程一帆
时光易逝，岁月荏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对于曾经身临其境且又融入社会各个阶层的知青来说，不管回忆是清晰还是混沌，是醇美还是苦涩，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这段历史，对于每一个过来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那些大的社会背景，政治风云，生活形态大同小异，但就个人而言，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际，就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及至形成不同的思想积淀和多元化思维。不管彼此之间的差别有多大，透过知青的人生轨迹，都会清楚地看到那些曾经的历练煎熬，曾经的苦楚悲怆，曾经的磨难艰辛。
1998年，大连电视台拍摄过一部知青插队30周年的访谈节目。有一位大连在朝阳插队的女知青，还不到50岁就显得十分老态。主持人问她：“你想不想回大连。”她窘着回答：“我做梦都想回家啊！要是我死在老伴前面，对不住了，我不能再伺候他了。要是老伴先走了，我立马收拾收拾就回大连。”说完，这位女知青热泪盈眶，主持人也落泪了，现场的观众个个泪流满面。
时至今日，这位大连女知青已是古稀老人了。在知青这段特殊时期中，她代表了一部分特别的人群，名字就叫“农婚知青”。也就是说，她们是当年在农村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知青。从当年那个历史时期来讲，这可是一个新生事物。据当年国家知青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1977年已婚知青达到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些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合的知青便被称之为农婚知青，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与同为知青的其他人相比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
对于所有的知青来说，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在校学生毅然决然地告别父母，告别城市，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山区，奔赴祖国的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在近十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知青们下乡初始时最普遍的感受。不过，他们很快就被现实击倒了。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还是无奈被动而来到广阔天地的，在经历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回到城市。
正如一位知青所说：“我们把革命想得过于浪漫，豪情壮志很快就被艰辛的农活、琐碎的生活细节消磨掉。农村并不因为有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到来而有太大的改观，它以它固有的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在历史的长河流淌，封闭落后的思想意识，也令我们十分迷惘……”
1977年—1980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下乡插队的知青陆续返回城市，然而，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这些知青，却眼睁睁看着别人一个个的离开，自己无可奈何。当时，中央允许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政策中，就有已婚知青不能回城的限制，一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不惜与配偶离了婚；那些为了保全家庭的，当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从不征招已婚知青时才明白，自己将留守农村一辈子。
这些农婚知青大都来自大中小城市，基本上是应届初高中学生，下乡时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可以说，当时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他们到了农村，在接受锻练，经受了艰苦生活后，看到同龄的农村青年相继成婚，建立家庭，同往的知青都有了对象，自叹回城无望，想有一个依靠。那个时候，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理念，使他们的思想有些许倾向于扎根农村；其次，加之当地的农村干部和农户的种种因素，使他们别无选择地与农民结婚成家，成了蹉跎岁月中一首难忘的歌。
知识青年一旦与农民联姻，在当地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首当其冲的，是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没出息的人，才会在农村与农民结婚；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这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青也十分轻视，看不起；几乎所有农婚知青的父母，在一段时间内都与扎根农村的子女中断了家庭关系，也断绝了经济资助，认为她们不争气；农婚知青回城探亲时，还时常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的冷嘲热讽。现在，所有的知青都老了，仍然留守在农村的农婚知青，那些生活在富庶地区的，或许日子过得比回城的知青还滋润；那些生活在贫困偏远山区的知青，日子肯定好不到那里去；那些在农村里混不下去，四出打零工的，有可能还没能享受到城里知青退休后每月领取养老金的这种待遇。
知青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知青年代的当事人，目前大多已离开工作岗位，成为社会边缘人。不久的将来，作为这一特殊年代的参与者，我们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不管我们如何以平常心对待过去的岁月， “知青”这个话题并不轻松。那曾经的岁月，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无奈。其中，就裹括了农婚知青这个一言难尽的话题。
昔年有泪
作者：丁二黄
1973年12月7日，一个女孩死了，她叫胡秀清，是四川省荥经县宝峰公社杏家大队的成都下乡知青。她的死因简单，死状惨烈：因修建那条，被叫做“百里堰”的山间水渠，从高崖上跌落而死。事件的发生地是荥经县的糟包岩。几天后，她被埋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享受了今人难得的土葬。
时年，她20岁。
她的死，在那段戡乱浑浊的时代河流中，仅仅是曾经翻卷起来的一朵悲戚的水花，很快就平息了，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涟漪一圈圈的散去，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她离开这个喧闹的尘世，孤寂地躺在异乡的泥土中，就快要四十年了。
同为知青，1972年早春，我们来到了荥经，这个盛产砂罐、竹笋和天麻的小县。这个川西南山区的农业小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数量惊人，在四川省名列前茅，庄户里自然就留下许多“死绝户”的遗屋，我们便住了进去。
1970年，河南的林县，因开凿的“红旗渠”，被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而名噪中华。四川的荥经县，好像被电麻针猛锔了一下，受到了强刺激，自是不甘瞠乎其后，改天换地的年代，头脑发热也是要攀比一下热度的。荥经，举全县之力，打造一条盘桓于山间，堪比天河的“百里堰”工程，就此上马。山岭沟壑间，轰轰隆隆的开山炮声，频仍密集，不绝于耳。回想起来，当时的县境，就有如前些日子，炮声不断的利比亚。
工程所到之处，原来的青山便改变了模样，拦腰一刀，上半截青色依旧，下半截被砾石所埋，便换成了土黄色。那山，就好像是人被扒去了裤子，下身便赤裸着，看着竟令人汗颜。
为修筑百里堰，全县乡民出工出力，流血流汗，劈山放炮，凿沟打洞地干了好几年，浩大的水利工程好歹完工了。令人沮丧的是，四川的“红旗渠”却没有“红”起来，更没有被拍成纪录片。据说，由于水利勘测设计上的原因，源头的活水，根本灌不满整个渠道，更流不到渠尾，部分堰沟成了旱沟，改天换地的宏愿，化成了的泡影。经济被计划的年代，百里长堰的“生意打倒”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输了个精光，没人为此埋单，竟一笔勾销了。
真是大手笔、大气魄，你不服都不行。
百里堰如今已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即便是在万能的“百度”里，也只留下点滴不着痛痒的零星文字。只是那山山岭岭被糟践的植被，由老天爷自我修复起来，恐怕还需要些时日罢了。
对于这种鸡飞蛋打、劳民伤财的决策失误，执政者，往往就是一句干瘪话——权当是交了学费。
但是，对于正值花季的胡秀清来说，“学费”，就是她永远也不可能讨要回来的生命；对于含辛茹苦一手把她拉扯大的父亲来说，“学费”，就是他初长成人的，一个活生生的女儿！
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叫做“糟包岩”的山嘴。那个突出的山嘴，乖张险恶，且丑陋无比。兀自凸出的巨大山石，形成了一个隘口，隘口之下，仅有两个与脚掌般大，可以踏步的石阶，行人至此，必须做一个急转身的动作，双脚准确地踏落在那两个石阶上，方可以绕过那块巨石。巨石之下，便是数十丈深的山崖，山崖的底部乱石嶙峋，犬牙交错，整个山势从上往下看，就是一张恶狠狠的大口。这就是我们修筑百里堰时，每日施工必须四次经过的“鬼门关”。就是这张“大口”，吞噬了胡秀清；这一次，鬼门关，她没有迈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公社的王书记，来百里堰工地巡查，中午便和知青们打成了一片，在工棚里皱着眉头，和我们一道，吃了顿一成不变的，用砂罐熬煮的豆渣、青菜为菜肴的午饭。饭后，胡秀清和另外一个女知青，便各自抱着一包硝铵炸药，朝山上走去。我们跟随其后，大约相距三四十米，隔着灌丛，看不到她们的身影，马上就要到糟包岩了。
突然，凄厉的喊叫声从山上传了下来：“王书记，王书记，胡秀清掉下去了，她掉下去了啊！”哇地一声哀哭，在山谷间诱发了一阵阵的回响。那哭喊声，撼人心魄，叫人捏拿不住灵魂。那一刻，山色仿佛都黯淡了下来！
短暂的怔忪之后，我们知道出大事了，人命关天！大家急忙从糟包岩的侧翼向山下冲去。顾不得身旁灌丛藤条上棘刺的牵绊拉扯，脸上、手上被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本来就破旧不堪的棉袄，也被挂得白絮翻飞。最先冲到谷底的是陈怡平、巫朝礼，我和王振国，单援朝、单援助兄弟随即赶到。先到者已经发现了仰卧于乱石堆上的胡秀清，我们赶到时，她尚未断气，伴随着“噗噗噗”的呼气声，鲜血泛着泡沫，从她的嘴里汩汩涌出，那血殷红得让人发怵，还散发着淡淡的热气，一个女孩的青春之血，就这样一股一股地流进了异乡的泥土中！她的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苍天！无奈的悬望中，又满是委屈与叩问。这竟让我们不敢直视。陈怡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她的头上……
实在的说，对于死人，我没有什么恐惧感，这不是因为我太冷血，太心硬，而是因为看得太多……
可是，此时眼前的胡秀清就不同了，她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老老实实的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广阔天地”竟容不得她，一步踏空竟成了千古冤魂。大家都是知青，物伤其类，谁知道下一个踏空的人，是不是自己？下一个遗恨的主角，是不是由自己来扮演？更何况，她成都家里的亲人得知噩耗，怎么承受得起，人同此心啊。
山上不时有碎石落下，此地太危险了，得赶快把她从这里抬出去才行。我们试着抬了一下，不行，她的四肢已经瘫软得支撑不起躯体了，我拉起她的手臂，都能感觉到骨头嘁嘁嚓嚓的断响——她整个人、全身的骨头都摔碎了！
只有背，才能把她从这里移出去。陈怡平毅然半蹲了下来，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放到陈的背上。就在陈怡平缓缓地站起身来，我们帮扶着刚走了几步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不行了，不行了，人死了，真的死了！尿都流出来了，没得救了。”我看到一片水渍，在陈怡平的腰部漫漶开来，又滴落在地上。说话的，是一个姓黄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加入了救人的队伍。他曾在大牢里待过，出狱后又被生产队发配到百里堰，继续改造。年逾四十的他，阅历自然比我们丰富得多。
应该说，胡秀清最后是死在陈怡平背上的。一个背井离乡的知青，匍匐在另一个知青的背上，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的遗憾和痛苦，或许多少也会减轻一些——生命最后的一刻，她好歹感受到了家山故园的体温！
天国里应该没有了糟包岩，也不用去修百里堰了——我想。
踩着满地尖利的石块，我们终于把她背出了山坳，轻轻地放在农家的菜畦旁。菜畦边长着一笼竹子，老黄用别在腰上的弯刀，砍下几根，扎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我们分成四人一组，另外两人作为替换，抬着胡秀清，朝山下的公路走去。那山路陡峭弯曲，坑坑洼洼的，我们一脚深一脚浅，艰难地行走着。天上下起了小雨，路面更加湿滑泥泞。
担架扛在肩头上，吱吱嘎嘎地作响，胡秀清血糊糊的头，就在我面前晃动，我能闻到那种带着铁锈味的血腥之气，我青春的鼻息，第一次距离同龄异性如此的近，但是情景竟是这般的不堪。想到我们号为“知识青年”，而生命竟是如此的卑微！汗水、雨水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十几里山路，我们竟用了两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完。此时，我们才失望地发现，从始自终，我们都没有看见王书记的身影。而身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黄，却一直陪伴左右，默默无言。
公路上拉煤的货车来来往往，看见山匪一般的我们和那一具遗体，都不愿或不敢停下车来。天色渐晚，无奈的我们把遗体横放在路中央，在遗体旁站成一排，硬生生地挡下一辆货车，把遗体抬上了车，径直往荥经城驶去。我们把胡秀清的遗体直接拉到了县医院，医生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番，即宣告死亡，遗体被送往停尸房，停放在一个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中午的豆渣饭早已消耗殆尽，大家又累、又饿、又冷，饥寒交迫，就要瘫软在地了。县里已经知道百里堰摔死知青的事，便派人安排我们到县招待所，先把饭吃了再说。招待所的阿姨，看到这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知青，竟也落下了几许清泪来，忙不迭地给我们舀饭。交谈中，我才知道，她的孩子也在百里堰的工地上。县商业局还慷慨给我们拿来了两条香烟，一条金沙江，一条春城，这突然让我们感到了党和政府，“春城”一般的暖意。
不知是谁说的，那刚死去的人，如果有猫、狗、老鼠等动物从旁边经过，就会“诈尸”，那死人便会一惊而起的。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请，就是对死者和丧家的大不敬。于是，有人提议，晚上到停尸房守尸，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在招待所借来被子和草席，又回到了停尸房。此时，我看见胡秀清的遗体已经肿胀得变形了，与生前的她，已判若两人。
大家把停尸房的地面，草草地打扫了一下，撒了些生石灰，就算是消了毒。铺开草席，躺了下来，裹上棉被就和衣而眠了。停尸房的灯光雪亮，直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我们实在是太疲惫，不一会儿鼾声就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就这样，在初冬时节淅沥的雨夜中，在荥经县停尸房里，竟然响起了打鼾的声音——六个男人和一具女尸，共同度过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夜晚。
早上醒来，我才看到自己的头边，有一大团死人留下的毛发，抬脚踢得老远。我们裹着棉被，从停尸房的后门出来透气。停尸房外就是县运动场，看到几个白花花的动物，从停尸房里拱了出来，一些正在晨练的人哇地惊呼起来，他们仿佛在晨光下看到了六个厉鬼，竟炸锅一般，吓得一哄而散。
人被误以为了鬼，我们相视无言，苦笑作罢。
为了不让死者的亲人，看到胡秀清那惨不忍睹的模样，我们请了个入殓师来给她妆扮遗容。入殓师是个四五十岁的酒徒，鼻子红得都沁出了血，早上到停尸房来，已经是浑身的酒气。他用含混不清的口齿对我说，去打一斤酒来。我问他，打酒来干啥？他说要给遗体喷些酒，这是规矩。酒打来了，我们看见那酒徒入殓师，端起盛酒的海碗，扎扎实实地喝了一口在嘴里，我们以为他就要喷了，哪成想，喉结骨碌一动，他小子竟然把酒吞了下去，另外端起了茶缸子，含一口茶喷了出来。入殓师偷梁换柱的勾当，一下子就把大家激怒了，六七个人，十几个拳头，一齐向他砸去，打得那家伙鬼哭狼嚎，跪地认错。
那几拳头，真是纾解了久久压在心头，又无处宣泄的郁闷之气，倒霉蛋的入殓师成了可怜巴巴的替罪羊。打完了入殓师，我看见有的同伴，自己却蹲在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了，哭得很伤心，那哭声的声音不大，但却是发自心底的，令人难以承受。同伴肩头在一下一下的抽搐，我的心里的弦丝也越绷越紧，我觉得自己就快要崩溃了。
几天来，在县城里民众当中，“成都知青”、“百里堰”、“搭死”（摔死）、“造孽”，这些词汇使用的频率相当的高。身穿破袄，腰系草绳，浑身戾气的我们，走在街上，不时就有大婶、大娘拉到你的手，嘴皮一怒一怒的，话还没有出口，泪自先流了下来……
胡秀清的家人终于来了，就三个人：父亲、妹妹和姑妈。
从医院的大门到停尸房，还有一小段的路，胡的家人，被男男女女的知青和县里的干部，簇拥着来瞻仰遗容，我们几个在停尸房外等候。老远，就听见他们一路哀哭着过来了。到了停尸房的门口，胡的父亲，已经悲痛得走不动路了，被人架着，只听到他“秀清——”一声长长的嘶吼之后，便没有了声息，竟昏了过去。胡的姑妈、妹妹，被人架着进去，又架着出来，满脸的泪水，嘴皮抖动着，声音都哭哑了，倒是旁边人的哭声还要大些。
瞻仰遗容草草结束。
胡秀清的父亲，是成都大学一个老实巴交的校工，生离死别的惨痛已经把他击倒了。胡秀清的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我们哭诉，她嫂子死得早，胡秀清两姊妹，都是她哥哥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到头来，女儿却凄惨的先他而去……
听了姑妈的哭诉，再看看胡秀清爸爸，这个鬓发斑白泪水长流的长辈，一些知青拉着他的手，结结巴巴的说：“胡叔叔，秀清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女儿，我们一定会给你养老送终的。”可是，这样的承诺，谁又能真正兑现呢？近四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大家各自为生计而劳碌奔波，有的“插友”甚至已先行一步，自己也化为了飘尘，有谁还顾及得到身着劳动布工装，脚穿军用胶鞋的他？
这，给了我“绝不轻易承诺！”的终身警示。
那时，口口相传的“肉电话”，比现在的“群呼”还快。得知成都女知青修堰摔死的消息，全县的成都知青几乎都涌到县城来了。县招待所摆起了“流水席”，那几天，成都知青在招待所吃饭是不要钱的。县城里的知青越聚越多。
可能县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那时，又正值福建的李庆霖刚刚为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向最高统帅告了御状，领到了三百块“聊补无米之炊”赏钱的敏感时期，这个时政背景，足令各级政府加强对知青动态的观察与重视，这关乎仕途平安和大局的安稳，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
知青们也推举出了自己的代表，就胡秀清死亡的事件、知青在农村的待遇等等问题，向县里提出了好些具体解决的请求。大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在县城给她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由县里出面告知上级知青办，胡秀清的妹妹将不再下乡，由他父亲所在单位安排工作。”这两条，我记忆犹新。
县里成立了“胡秀清同志治丧委员会”，县里的两位常委竟也名列其中！这个我们倒真没想到。
我和单援朝等人，草拟了追悼会的悼词，其它的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毛泽东转引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样面对死者的时代热词，肯定是要用的。
我们无力摆脱时代的窠臼。
追悼大会在县大礼堂举行。不大的大礼堂，里里外外全是人，连街道两旁也挤满了人。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层层叠叠，摆满了会场，无数花花绿绿的祭幛，或挂在墙上，或被人用竹竿高高地挑起。出殡的时候，鼓乐、灵柩在前，其后，花圈、祭幛、人流充盈满街，缓缓而行。全城的百姓都拥到了街道上，一些人含泪说，这阵势在荥经县是从未见过的，先前给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送葬的时候，场面那都不能与之相比。人们的嘴里都发出了啧啧之声，惊叹空前的盛况。
只是，再大的阵势和排场，也不可能唤回那条年轻的生命了。
胡秀清的墓地，选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上，随着盖在她坟头上最后一锹泥土的落下，哀乐声戛然而止。荥经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丧火”就此打住。短暂的停顿之后，轰轰烈烈的进行曲又开始了。
昔年有泪，于今未干！
故事发生的这一年，阴历癸丑，属相为牛。
地动山摇泪涟涟
海南岭门农场十连遭遇特大山洪
六人同时遇难
林慕志
1977年9月25日，星期天， 黑色的这一天，是我们十连遭了灭顶之灾的日子。从早晨起来就是满天乌云，不久就一直下雨，到午后更是暴雨，下午全连队都不能出工。暴雨一直不停地下，河水慢慢地上涨，咆哮狂泻，直冲下游。因连队驻地是建在山坡地，座北朝南，北面靠山，三面环水，东面是一条小山溪，平日不下雨的话，由上游流下的一股山泉水，很是清沏，靠近溪边的人家都取其食用。这条小山溪，流到十连汇入南面这条河。
连队南面这条河是东西流向，河水大，流到十连驻地，就汇入十连西畔这条大河，叫金冲河。从北向南流向场部方向。
一个下午都是暴雨不停，到傍晚大约7点左右，连队东畔这条小山溪突然山洪瀑发，是19号林段那个地方的山洼地，也是我们十连东面这条小山溪的上游，11连为了建渔塘养鱼，在山洼地峡窄的地方，用推土机推土截流，筑了一条坝，建了一个小山塘养鱼，因连续暴雨，小山塘的水位暴涨，山塘堤坝全是泥沙筑的，洪水满过山塘的堤坝，堤坝立即崩溃。满塘的水立刻冲向山下小溪，十一连山塘的地势与十连之间落差大，洪水猛兽迅即吞没下游一切石头树木及人间建筑，就是只有四五分钟的舜间。
有一棵应该有一人以上才能环抱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冲到连队进出这条小溪的桥，把桥孔堵住。溪水骤然瀑涨，冲进建在溪边的小伙房，建在桥上游的小伙房被冲坏的是盘生清连长和揭阳市知青洪少明两个小伙房，但万幸的是人都安全。整个伙房被冲走的是林昌奇的小伙房，洪水冲进伙房时，他抱着大的孩子，被洪水冲到山坡上，父子逃过了一劫。但他老婆利婵汝，和她小的男孩，林志峰，才2岁，就逃不过这一刼，和伙房一起都被洪水冲走了，母子都遇难。
建在桥下游整个伙房被洪水冲走的是蔡高坚的伙房，蔡高坚和老婆张春娥和二个孩子，大的叫蔡翠琼，是女孩，4岁，小名叫叮珰，小的叫蔡明锋，是男孩，还不到二岁。一家四人，都在这个黑色的晚上全部遇难。
这个黑色的晚上，雨还不停地下，没有电灯，河水还在奔腾。整个连队陷进了一个悲惨的世界。
指导员张伟平，揭阳市知青，连长盘生清，副连长张庭春，副连长郭乌弟也是揭阳市知青，都是坐镇连部，一面派人安慰和看护林昌其及其孩子，一面派人看护和安慰张九岱和彭秀兰，他们是张春娥的哥嫂。另外派人帮助伙房被冲坏的职工。林昌奇还有其它跟他在一起的职工，在拼命寻找老婆和孩子，大声喊他老婆和孩子的名字。张九岱和彭秀兰及其它派来的人，也在拼命寻找九岱的妹妹和妹夫，还有二个可爱活泼的孩子。大声喊蔡高坚，张春娥的名字，喊着孩子的名字。连队领导带领全连职工在连队周围寻找，因为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河水还在咆哮，叫大家不能到河边去，很容易发生不可想象的意外。要等河水退才能到河边去。
我老婆谢琼华去帮洪少明，都是老乡，洪少明老婆叫林静娟，己怀孕较深月，肚大大。琼华就带她到我们伙房换衣服，然后再去叫她老公洪少明一起在我们伙房食粥。那天晚上整个连队的男男女女，都浓罩在极其恐怖的黑夜里。呼叫声，啼哭声，河水咆哮声，到处乱糟糟，现在忘记当时是怎样渡过这一夜的。那天晚上，雨又大，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好几个伙房被大水冲坏和进水，大家怎样互相帮助，怎样寻找被冲走的兄弟姐妹和孩子，现在太久了，都回憶不起来。
第二天，雨己仃了，洪水无了，河水也清了，但是原来十分可爱的清沏河水，今天不可爱了。天才蒙蒙亮，连队领导就带领大家寻觅被冲走的六个亲人，男的会游泳的就在河里寻找，不会游泳的和妇女就在河两边寻找，副连长郭乌弟带领我们几人，好象是和黄陶基、蔡伟元等好几人，我们几人最先在河边发现蔡高坚遗体，他的左手弯曲的姿势就象抱着孩子的姿势，右手姿势向前申直，就象是在游水，或要寻找树木什么的东西来抓住，可稳定身体。因会游泳的人，就懂这些动作。蔡高坚的遗体找到后，由副连长郭乌弟背到公路上，乌弟也在上公路时脚凿到铁钉，得赶快回连队上药。高坚的女孩子蔡翠琼也在距离找到高坚的地方不远处找到的，孩子的右手也弯曲，姿势象抱住他父亲的脖子。脚的姿势也象盘在他父亲的腰，孩子的姿势好可爱，又好妻凉。真是不忍心回想。高坚和他孩子的遗体是在河边原地看到，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它都忘记了，就是高坚的姿势象抱着孩子和洪水抗争的态势至今不忘。
张春娥和她儿子蔡明蜂的遗体也是在十连至三连这段河边找到的。利婵汝的遗体也是在这河段找到的。她的小儿子林志锋，遗体是下午二点左右，由场部派人和连队的人找到的，被洪水冲到金冲桥附近的河边。金冲桥是场部要去山顶连队相隔金冲河建的桥。场部招待所就建在桥头。
蔡高坚和张春娥是1969年10月上山下乡赴海南生产建设兵团，蔡高坚在家排行七，和排行第九的弟弟蔡高彪，还有高坚的大哥的儿子蔡少辉三人都分配在二师十团一连。后来蔡高坚调到十连，蔡高彪调到十四连，蔡少辉调到十二连。张春娥是直接分配在十连。都是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知青。蔡高坚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点，人长得高大，既白又帅，真是美男子，他的弟弟高彪和侄子少辉也是高大帅气。（应该和他们的家族遗传有关）。蔡高坚为人谨小慎微，做事认真细致。他真是我们的大哥哥，不管是开荒，挖环山行，挖橡胶穴，都做得很漂亮，经常受到连长表扬。一些先来的小知青也有同感，说蔡高坚会热心帮助年纪小点的知青，帮或教他（她）们磨镰刀等等，开头去，要磨好镰刀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比较慢去，分到十连后，高坚有时也会到我们宿舍坐坐，都会谈一些人生和生活经验的话题，使我受益无穷，真是我们的好哥哥。蔡高坚调来十连后，和同批来的女知青张春娥恋爱结婚，婚后生活虽然艰苦，但却赤其乐融融。育有二个儿女。大的女儿叫蔡翠琼，4岁，聪明乖巧，甚讨人喜欢，小儿子叫蔡明峰，虽然只有二岁，长得浓眉大眼，令人疼爱有加。
张舂娥长得白哲红润，身材均称好看，生第二个孩子，夫妻和所有亲人都欢喜得不得了。生后过几天，有一次老公送食的到房间来，有一盆鸡肉，（那时候生孩子就喜欢用鸡肉炒生姜和酒，说是有补身体和驱风寒)。她就慢慢食，食到差不多完，才发觉今天鸡肉好象比往常多好多，问老公，今天为何杀这么大的鸡?老公笑嘻嘻的说，你原来生叮珰的时候，和那些家属说，肚子老是觉得空空的，不管食多少，总是觉得食不饱。我就想以后生孩子，一定要让你食个饱。这盆鸡肉是二只鸡的肉一起炒的。蔡高坚一次静静炒两只鸡让老婆食一顿的动作，也让我们连队传为佳话。
利婵汝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回国后才和林昌奇结婚，在九团（南林农场）调到十团（岭门农场）来工作的，肤色没有其它女知青嫩白，但身材均称结实，做工很厉害，不比男子差。婚后育有二个孩子，都是天真活泼的男孩。利婵汝人缘很好，整天都是笑笑，从来没和别人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两公婆都是管橡胶林段，自己种瓜种菜，还有两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家庭真是充满活力。
下午， 六个人的遗体找到后，场部用汽车运到十连的桥头，还运来六副棺木，遗体装入棺木后，全连队干部职工在桥头围成一大圈。由指导员主持开追悼会。好多人都是热泪满面，最坚强的男子汉也是眼匤红红。追悼会完毕后，六副棺木由汽车送往场部，盘连长派了翁秀明广州市女知青，林锡音揭阳市女知青，曾亚引光岭村女知青，三人随车送遗体到场部，林锡音说，三人一上车，看到六具棺木，魂都没了，三人都挤到前边去。送到场部，三人就回连队。遗体直接运到老卫生队公路对面的小山头，知青坟場安葬。黑色的一天，实际渡过了恐怖的两天。
事发的第二天，场部派车到十二连接蔡少辉到十连，蔡少辉目睹了当时亲人遇难的真实情景。
听说当时农垦总局有派人来场部，报纸也有登这件事。
事发第五天，蔡高坚的大嫂，也是蔡少辉的母亲，蔡高坚的四哥，六哥，二姐和二姐夫，还有张春娥的哥哥，他们从汕头，揭阳和广州，都到广州坐船来海口，场部派车到海口接他们到场部住在招待所，少辉的姐姐姐夫也在万宁新中农场赶来场部一起处理善后工作。
林昌奇事发后，因失去亲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顶不住，生病到医院住院，等到他哥哥林昌利和堂哥林昌汉，从大埔到广州，再飞海口到场部后，林昌奇才出院和哥哥一起参加处理善后工作。
场部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劳工科袁修智科长和作业区蔡高声书记。县农场部邱锦州部长，岭门农场的占关成书记，钟佰生场长，黄卫东副场长等场领导，都来看望和慰问家属。蔡高声书记和张伟平指导员在招待所陪伴亲人们处理善后工作至结束。
几天后，他们还上连队看原来被冲走的小伙房。
六人遇难的日子是1977年9月25日。这是我们二师十团知青的大事件。
感谢蔡高声书记张伟平指导员和蔡少辉林昌奇都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还感谢十连：林锡音（女），陈映专（女），谢琼华（女），杨汉明，凌来昌，都热情提供资信。他们除了凌来昌是和平县知青，林昌奇是大埔县退伍军人，其余的都是揭阳市知青。因有他们的共同回忆，才能把这件事整理得完整一点，再向他们表示感谢!
因本人能力有限制，这件事参加的都是基本工作，了解得不全面，现在能联系到的本连队的人也较少数，事发己过去四十年了，都忘得差不多，整理得还不完整，可能有些误差，自己表示致歉。
海南岭门农场十连遭遇特大山洪
六人同时遇难
林慕志
1977年9月25日，星期天， 黑色的这一天，是我们十连遭了灭顶之灾的日子。从早晨起来就是满天乌云，不久就一直下雨，到午后更是暴雨，下午全连队都不能出工。暴雨一直不停地下，河水慢慢地上涨，咆哮狂泻，直冲下游。因连队驻地是建在山坡地，座北朝南，北面靠山，三面环水，东面是一条小山溪，平日不下雨的话，由上游流下的一股山泉水，很是清沏，靠近溪边的人家都取其食用。这条小山溪，流到十连汇入南面这条河。
连队南面这条河是东西流向，河水大，流到十连驻地，就汇入十连西畔这条大河，叫金冲河。从北向南流向场部方向。
一个下午都是暴雨不停，到傍晚大约7点左右，连队东畔这条小山溪突然山洪瀑发，是19号林段那个地方的山洼地，也是我们十连东面这条小山溪的上游，11连为了建渔塘养鱼，在山洼地峡窄的地方，用推土机推土截流，筑了一条坝，建了一个小山塘养鱼，因连续暴雨，小山塘的水位暴涨，山塘堤坝全是泥沙筑的，洪水满过山塘的堤坝，堤坝立即崩溃。满塘的水立刻冲向山下小溪，十一连山塘的地势与十连之间落差大，洪水猛兽迅即吞没下游一切石头树木及人间建筑，就是只有四五分钟的舜间。
有一棵应该有一人以上才能环抱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冲到连队进出这条小溪的桥，把桥孔堵住。溪水骤然瀑涨，冲进建在溪边的小伙房，建在桥上游的小伙房被冲坏的是盘生清连长和揭阳市知青洪少明两个小伙房，但万幸的是人都安全。整个伙房被冲走的是林昌奇的小伙房，洪水冲进伙房时，他抱着大的孩子，被洪水冲到山坡上，父子逃过了一劫。但他老婆利婵汝，和她小的男孩，林志峰，才2岁，就逃不过这一刼，和伙房一起都被洪水冲走了，母子都遇难。
建在桥下游整个伙房被洪水冲走的是蔡高坚的伙房，蔡高坚和老婆张春娥和二个孩子，大的叫蔡翠琼，是女孩，4岁，小名叫叮珰，小的叫蔡明锋，是男孩，还不到二岁。一家四人，都在这个黑色的晚上全部遇难。
这个黑色的晚上，雨还不停地下，没有电灯，河水还在奔腾。整个连队陷进了一个悲惨的世界。
指导员张伟平，揭阳市知青，连长盘生清，副连长张庭春，副连长郭乌弟也是揭阳市知青，都是坐镇连部，一面派人安慰和看护林昌其及其孩子，一面派人看护和安慰张九岱和彭秀兰，他们是张春娥的哥嫂。另外派人帮助伙房被冲坏的职工。林昌奇还有其它跟他在一起的职工，在拼命寻找老婆和孩子，大声喊他老婆和孩子的名字。张九岱和彭秀兰及其它派来的人，也在拼命寻找九岱的妹妹和妹夫，还有二个可爱活泼的孩子。大声喊蔡高坚，张春娥的名字，喊着孩子的名字。连队领导带领全连职工在连队周围寻找，因为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河水还在咆哮，叫大家不能到河边去，很容易发生不可想象的意外。要等河水退才能到河边去。
我老婆谢琼华去帮洪少明，都是老乡，洪少明老婆叫林静娟，己怀孕较深月，肚大大。琼华就带她到我们伙房换衣服，然后再去叫她老公洪少明一起在我们伙房食粥。那天晚上整个连队的男男女女，都浓罩在极其恐怖的黑夜里。呼叫声，啼哭声，河水咆哮声，到处乱糟糟，现在忘记当时是怎样渡过这一夜的。那天晚上，雨又大，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好几个伙房被大水冲坏和进水，大家怎样互相帮助，怎样寻找被冲走的兄弟姐妹和孩子，现在太久了，都回憶不起来。
第二天，雨己仃了，洪水无了，河水也清了，但是原来十分可爱的清沏河水，今天不可爱了。天才蒙蒙亮，连队领导就带领大家寻觅被冲走的六个亲人，男的会游泳的就在河里寻找，不会游泳的和妇女就在河两边寻找，副连长郭乌弟带领我们几人，好象是和黄陶基、蔡伟元等好几人，我们几人最先在河边发现蔡高坚遗体，他的左手弯曲的姿势就象抱着孩子的姿势，右手姿势向前申直，就象是在游水，或要寻找树木什么的东西来抓住，可稳定身体。因会游泳的人，就懂这些动作。蔡高坚的遗体找到后，由副连长郭乌弟背到公路上，乌弟也在上公路时脚凿到铁钉，得赶快回连队上药。高坚的女孩子蔡翠琼也在距离找到高坚的地方不远处找到的，孩子的右手也弯曲，姿势象抱住他父亲的脖子。脚的姿势也象盘在他父亲的腰，孩子的姿势好可爱，又好妻凉。真是不忍心回想。高坚和他孩子的遗体是在河边原地看到，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它都忘记了，就是高坚的姿势象抱着孩子和洪水抗争的态势至今不忘。
张春娥和她儿子蔡明蜂的遗体也是在十连至三连这段河边找到的。利婵汝的遗体也是在这河段找到的。她的小儿子林志锋，遗体是下午二点左右，由场部派人和连队的人找到的，被洪水冲到金冲桥附近的河边。金冲桥是场部要去山顶连队相隔金冲河建的桥。场部招待所就建在桥头。
蔡高坚和张春娥是1969年10月上山下乡赴海南生产建设兵团，蔡高坚在家排行七，和排行第九的弟弟蔡高彪，还有高坚的大哥的儿子蔡少辉三人都分配在二师十团一连。后来蔡高坚调到十连，蔡高彪调到十四连，蔡少辉调到十二连。张春娥是直接分配在十连。都是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知青。蔡高坚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点，人长得高大，既白又帅，真是美男子，他的弟弟高彪和侄子少辉也是高大帅气。（应该和他们的家族遗传有关）。蔡高坚为人谨小慎微，做事认真细致。他真是我们的大哥哥，不管是开荒，挖环山行，挖橡胶穴，都做得很漂亮，经常受到连长表扬。一些先来的小知青也有同感，说蔡高坚会热心帮助年纪小点的知青，帮或教他（她）们磨镰刀等等，开头去，要磨好镰刀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比较慢去，分到十连后，高坚有时也会到我们宿舍坐坐，都会谈一些人生和生活经验的话题，使我受益无穷，真是我们的好哥哥。蔡高坚调来十连后，和同批来的女知青张春娥恋爱结婚，婚后生活虽然艰苦，但却赤其乐融融。育有二个儿女。大的女儿叫蔡翠琼，4岁，聪明乖巧，甚讨人喜欢，小儿子叫蔡明峰，虽然只有二岁，长得浓眉大眼，令人疼爱有加。
张舂娥长得白哲红润，身材均称好看，生第二个孩子，夫妻和所有亲人都欢喜得不得了。生后过几天，有一次老公送食的到房间来，有一盆鸡肉，（那时候生孩子就喜欢用鸡肉炒生姜和酒，说是有补身体和驱风寒)。她就慢慢食，食到差不多完，才发觉今天鸡肉好象比往常多好多，问老公，今天为何杀这么大的鸡?老公笑嘻嘻的说，你原来生叮珰的时候，和那些家属说，肚子老是觉得空空的，不管食多少，总是觉得食不饱。我就想以后生孩子，一定要让你食个饱。这盆鸡肉是二只鸡的肉一起炒的。蔡高坚一次静静炒两只鸡让老婆食一顿的动作，也让我们连队传为佳话。
利婵汝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回国后才和林昌奇结婚，在九团（南林农场）调到十团（岭门农场）来工作的，肤色没有其它女知青嫩白，但身材均称结实，做工很厉害，不比男子差。婚后育有二个孩子，都是天真活泼的男孩。利婵汝人缘很好，整天都是笑笑，从来没和别人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两公婆都是管橡胶林段，自己种瓜种菜，还有两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家庭真是充满活力。
下午， 六个人的遗体找到后，场部用汽车运到十连的桥头，还运来六副棺木，遗体装入棺木后，全连队干部职工在桥头围成一大圈。由指导员主持开追悼会。好多人都是热泪满面，最坚强的男子汉也是眼匤红红。追悼会完毕后，六副棺木由汽车送往场部，盘连长派了翁秀明广州市女知青，林锡音揭阳市女知青，曾亚引光岭村女知青，三人随车送遗体到场部，林锡音说，三人一上车，看到六具棺木，魂都没了，三人都挤到前边去。送到场部，三人就回连队。遗体直接运到老卫生队公路对面的小山头，知青坟場安葬。黑色的一天，实际渡过了恐怖的两天。
事发的第二天，场部派车到十二连接蔡少辉到十连，蔡少辉目睹了当时亲人遇难的真实情景。
听说当时农垦总局有派人来场部，报纸也有登这件事。
事发第五天，蔡高坚的大嫂，也是蔡少辉的母亲，蔡高坚的四哥，六哥，二姐和二姐夫，还有张春娥的哥哥，他们从汕头，揭阳和广州，都到广州坐船来海口，场部派车到海口接他们到场部住在招待所，少辉的姐姐姐夫也在万宁新中农场赶来场部一起处理善后工作。
林昌奇事发后，因失去亲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顶不住，生病到医院住院，等到他哥哥林昌利和堂哥林昌汉，从大埔到广州，再飞海口到场部后，林昌奇才出院和哥哥一起参加处理善后工作。
场部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劳工科袁修智科长和作业区蔡高声书记。县农场部邱锦州部长，岭门农场的占关成书记，钟佰生场长，黄卫东副场长等场领导，都来看望和慰问家属。蔡高声书记和张伟平指导员在招待所陪伴亲人们处理善后工作至结束。
几天后，他们还上连队看原来被冲走的小伙房。
六人遇难的日子是1977年9月25日。这是我们二师十团知青的大事件。
感谢蔡高声书记张伟平指导员和蔡少辉林昌奇都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还感谢十连：林锡音（女），陈映专（女），谢琼华（女），杨汉明，凌来昌，都热情提供资信。他们除了凌来昌是和平县知青，林昌奇是大埔县退伍军人，其余的都是揭阳市知青。因有他们的共同回忆，才能把这件事整理得完整一点，再向他们表示感谢!
因本人能力有限制，这件事参加的都是基本工作，了解得不全面，现在能联系到的本连队的人也较少数，事发己过去四十年了，都忘得差不多，整理得还不完整，可能有些误差，自己表示致歉。
周大成之死
作者：刘明
1969年5月的一天，听说原青年农场有一辆嘎斯51卡车，现在先锋公社的老知青（我们习惯将文革前下乡的知青称为老知青）那里，便想去找他们把车借来给生产队拉木料用用。于是和同队的几位同学一起步行到了先锋公社。
到了认识的老知青队上，却见大家神色慌张，一问才知道出大事了：邻队一位知青被农民用锄头钉耙打死了。
问起原因，据说是因评工分引起的：当时正值收小春时节，工分是按每人实际脱粒的小麦重量计算的。农民都是用的手摇打谷机，那个队的知青到泸沽铁矿借来一台柴油机，和打谷机的转轮连在一起，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工手摇，效率当然提高了很多倍，脱粒的小麦重量自然远远超过了农民。
结果记工分时农民不干了，说知青用机器是“偷奸耍滑”，不是真本事，不能按重量计算。这一来知青当然也不干了，和农民争执起来。很快事态急转直下，几个农民竟动起手来，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
被打死的知青名叫周大成，据说是来劝架的，结果农民看他身材魁梧，怕他动起手来吃不消，竟然对他先下了毒手，几个人同时用锄头钉耙向他头上砍去，竟然将他活活打死。
听说死者叫周大成，又是1米8几的个头，心中不由一惊：难道是他？文革串联时在火车上与他曾有一面之交。当时邻座几个成都口音的年轻人正在大声武气谈着什么青训班、农场之类的事。
和他们交谈起来，才知道是几个到北京去告状的成都老知青。那个最高的就是周大成，是成大子弟（现西南财经大学）。
后来得知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周大成自然也就与读书无缘了，文革前便下了乡。
“要走就要搞快！”来报信的那个老知青催促大家，并说他们几个队的知青都跑光了。据说农民怕知青来报复，已经放出风来：只要知青敢来，就以放炮（疑为火統之类）为号，把住先锋公社几处山口，把知青当成土匪来打，打死无论。一席话把我们听得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
“跑也不是个办法，跑得了初一，跑不脱十五。”此时一位壮实的老知青说道，“还是要拿个办法出来才行，知青的命硬是就那门不值钱嗦？”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起来。
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西昌高草去搬救兵，一路去沙坝公社找七中的知青求助。到高草，是因为那里武斗尚未结束，知青手里有“家伙”，到沙坝，是七中的学生人多、齐心又“落教”。我们几个便加入去高草的一路。
卡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颠簸疾驶，黄昏时分终于颠到目的地，车还未停稳，车上的老知青便大叫了几声“张司令！”
夕阳中只见路边一土墙后闪出一条瘦高个的汉子，虽然才是五月，这位老兄居然赤膊上阵，浑身上下只穿一条红色的火幺裤，腰间斜跨一条带枪套的武装带，手中拎着支五四式手枪。
早听说过张司令的鼎鼎大名，他也是来自成都的老知青,为人豪爽义气。如今得见真身，又见他手中有“家伙”，心中顿时踏实了许多。
司令听说来意，腾都没有打一个：“虾子连知青都敢打，敢杀，这还了得！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我们就去捉拿凶手！”如此豪爽，活脱脱一位绿林好汉，此情此景，竟然令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410厂的宿舍。由于武斗，偌大一栋宿舍早已人去楼空，但室内的衣物洗漱等器皿仍未带走。听司令讲是同一派的职工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连带给他们守守家。不知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心中仍然忐忑不安，好久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便被叫醒，匆匆吃了点东西上车。司令还带上了几个“兄弟伙”。上车前再次清点了一下所带的“家伙”，心中顿时感到有点不妙：长长短短的家伙加起来只有五六枝，一枝五六式冲锋枪居然还没有撞针，只能拿来吓人。
最砸秤的是一挺五六式轻机枪，但子弹不足二十发。僧多粥少，我们自然与“家伙”无缘。
卡车在清冷的晨曦中向泸沽疾驶，我们也在车上冷得打抖。车快到礼州时，见远处路中间站了一个小伙子，路边有几个女孩，一看就是在拦车的知青。但因为赶路，车只在他们面前点了一下刹车，小伙子身手矫捷地向旁一闪，车子便擦身而去。
突然我看见这位老兄手里还拿着好大一个鹅卵石，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揚起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我们几个本能地双手抱头，向下一缩，等待飞来的石头。
就在石头即将出手的一刻，那位仁兄大概看见了车上几个兄弟手中的“家伙”，于是顺势旋转身体，手臂优美地划了一个圆圈后轻轻触地，松手，石头稳稳地放在地上。
一切瞬间发生，化干戈为玉帛，这位老兄的反应之快，控制肌肉的能力之强，实在令人惊讶、钦佩。大伙哄笑起来，这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吧。
车到泸沽安宁河桥头天色已大亮，沙坝来的同学也到了，几路人马汇合起来倒还是有些气势。桥上架上那挺五六式轻机枪，桥后便是先锋公社，那天好像是赶场天，已陆陆续续有农民从桥上经过，于是被告知只能出，不能进。
宣布了纪律，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好像还交代进时高中生在前，退时断后，初中生就在中间。手中有“家伙”的几个弟兄也被反复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如果开枪也只能打手脚。出发之前赤手空拳的我们便到农民家去“借”些扁担、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权且充当武器。
要去捉拿的凶手所在的生产队在坝子的另一侧，必须穿过坝子才能到达。同班下泽远公社的鲁蛋和我走在一起，他好心地悄悄告诉我，尽量和有枪的人靠近一点，这样安全些，打不赢撤退时也跑得脱。
一两百人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对面的村庄走去，我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跳得呯呯嘭嘭。早就听说过冕宁的农民彪悍亡命，还听说过胡宗南有支部队是在西昌被打散的，很多散兵游勇就留在了当地。农民多半早有防备，看来今天会有一场恶斗，不知今天将会如何结束？我想，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的盟军和防守的德军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周围似乎安静得出奇，安静得不详，莫非埋伏早就设好，口袋已经张开，就等我们自投罗网了？！队伍终于接近村子了，突然传来一阵喧嚣，由小而大。只见众多的村民向山坡涌去。见此情景，心中倒一下子踏实起来——原来不只我们害怕，他们也害怕呀，看来不会有什么恶战了吧。
村里空空荡荡，村民全撤到村外的山坡上，蹲在那里看着下面。一个老知青将轻机枪对着山坡架在土墙上警戒。其余的人由该队的老知青点水带路，直奔几个凶手的家。哪里还找得到啥子凶手，人早就撤得干干净净了。
于是报复行动开始了：有的上房揭瓦，用锄头钉耙一阵乱砸，美其名曰“开展大生产运动”，粮食被倒进粪坑，圈里的猪被用匕首和刺刀捅死，有人将屋里的铺笼罩被堆在院子里，点上了火。
一股黑烟升起，山坡上的人群中有人叫了起来：“烧火了！”随即村民一阵骚动，有几个人似乎还向下冲了几步。大家登时紧张起来，只听五六式哒哒哒朝空中来了一个点射，向下冲的村民马上又转身跑走了。
虽然知道枪能镇得住堂子，大伙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几个老知青用从灶膛里淘出的木炭很快地在墙上写了一些标语，还记得有这样两条：“严惩杀人凶手！” “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凶手虽然没有抓到，但知青也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便撤出了村子。
此事早已惊动了县上，县政府派出包括武装部长在内的几位官员来处理此事，承诺定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大约到了中午，所有的知青被招待吃饭，免费！我们去的泸沽街上那家饭馆里坐满了知青。我们几个初中同班同学坐在一桌，大家兴奋地谈着今天发生的一切，觉得只要一条心，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知青了。
等着上菜时邻桌传来阵阵大笑声，回头一看，只见旁边的几桌老知青，有的光着一只脚蹋在条凳上，有的戴着墨镜腾云吐雾，有的胡子巴叉，手臂上青筋暴绽，有的赤裸上身，一身肌肉疙瘩配上胸毛，好不威风。
最提劲的是他们的桌上要么放着“家伙”，要么插了几把匕首，简直就是梁山好汉的聚会。回头看看我们，实在有点无地自容，虽说下乡几个月来已经晒得黝黑，但却没有得体的“行头”助威。和邻桌好汉们一比，简直太不般配，太不应景了。
于是搜遍衣袋，总算找出一把小水果刀，插在桌上。另一个同学也掏出一支指甲刀，摆在旁边助威，大概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又悄悄收起来了。
终于上菜了，为了有点好汉气势，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适时地加上了些语气助词来装老：“锤……子！菜咋个上得阵门慢哦！”
下午抬尸游行，周大成的遗体从泸沽镇上的医院移出，放到一辆卡车上。大家纷纷戴上白色的纸花。突然有人说道，“让一让，周伯父来了。”只见两个女知青扶着一位消瘦的老人战战巍巍地向灵车走来。
老人看见儿子的遗体，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冷静，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会处理好的。”老人刚坐火车赶来，身为成大教授，又是右派的周伯父，还能说些什么呢？
灵车开到先锋公社的场上，顿时引起一阵混乱，赶场的人一定已听说了上午发生的事，于是崩山一样拔腿就跑。一位老知青又朝空中开了几枪，人群才停了下来。
只见一位清瘦，蓄着长发，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的男知青站在灵车车门的脚踏板上，一手握着一卷报纸，一手将额前的长发向后潇洒地一掠，开始了讲演：“乡亲们，不要怕。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宣传真理，告诉你们真相的……”
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说到动情处有点梗塞。周围的好几个女知青默默地淌下眼泪。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那一幕，竟然有恍若隔世之感。知青和农民，同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比起知青，农民的日子还更苦，更无助。但他们却被推向了对抗，卷入了一场注定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的争斗。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作者：刘明
1969年5月的一天，听说原青年农场有一辆嘎斯51卡车，现在先锋公社的老知青（我们习惯将文革前下乡的知青称为老知青）那里，便想去找他们把车借来给生产队拉木料用用。于是和同队的几位同学一起步行到了先锋公社。
到了认识的老知青队上，却见大家神色慌张，一问才知道出大事了：邻队一位知青被农民用锄头钉耙打死了。
问起原因，据说是因评工分引起的：当时正值收小春时节，工分是按每人实际脱粒的小麦重量计算的。农民都是用的手摇打谷机，那个队的知青到泸沽铁矿借来一台柴油机，和打谷机的转轮连在一起，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工手摇，效率当然提高了很多倍，脱粒的小麦重量自然远远超过了农民。
结果记工分时农民不干了，说知青用机器是“偷奸耍滑”，不是真本事，不能按重量计算。这一来知青当然也不干了，和农民争执起来。很快事态急转直下，几个农民竟动起手来，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
被打死的知青名叫周大成，据说是来劝架的，结果农民看他身材魁梧，怕他动起手来吃不消，竟然对他先下了毒手，几个人同时用锄头钉耙向他头上砍去，竟然将他活活打死。
听说死者叫周大成，又是1米8几的个头，心中不由一惊：难道是他？文革串联时在火车上与他曾有一面之交。当时邻座几个成都口音的年轻人正在大声武气谈着什么青训班、农场之类的事。
和他们交谈起来，才知道是几个到北京去告状的成都老知青。那个最高的就是周大成，是成大子弟（现西南财经大学）。
后来得知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周大成自然也就与读书无缘了，文革前便下了乡。
“要走就要搞快！”来报信的那个老知青催促大家，并说他们几个队的知青都跑光了。据说农民怕知青来报复，已经放出风来：只要知青敢来，就以放炮（疑为火統之类）为号，把住先锋公社几处山口，把知青当成土匪来打，打死无论。一席话把我们听得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
“跑也不是个办法，跑得了初一，跑不脱十五。”此时一位壮实的老知青说道，“还是要拿个办法出来才行，知青的命硬是就那门不值钱嗦？”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起来。
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西昌高草去搬救兵，一路去沙坝公社找七中的知青求助。到高草，是因为那里武斗尚未结束，知青手里有“家伙”，到沙坝，是七中的学生人多、齐心又“落教”。我们几个便加入去高草的一路。
卡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颠簸疾驶，黄昏时分终于颠到目的地，车还未停稳，车上的老知青便大叫了几声“张司令！”
夕阳中只见路边一土墙后闪出一条瘦高个的汉子，虽然才是五月，这位老兄居然赤膊上阵，浑身上下只穿一条红色的火幺裤，腰间斜跨一条带枪套的武装带，手中拎着支五四式手枪。
早听说过张司令的鼎鼎大名，他也是来自成都的老知青,为人豪爽义气。如今得见真身，又见他手中有“家伙”，心中顿时踏实了许多。
司令听说来意，腾都没有打一个：“虾子连知青都敢打，敢杀，这还了得！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我们就去捉拿凶手！”如此豪爽，活脱脱一位绿林好汉，此情此景，竟然令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410厂的宿舍。由于武斗，偌大一栋宿舍早已人去楼空，但室内的衣物洗漱等器皿仍未带走。听司令讲是同一派的职工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连带给他们守守家。不知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心中仍然忐忑不安，好久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便被叫醒，匆匆吃了点东西上车。司令还带上了几个“兄弟伙”。上车前再次清点了一下所带的“家伙”，心中顿时感到有点不妙：长长短短的家伙加起来只有五六枝，一枝五六式冲锋枪居然还没有撞针，只能拿来吓人。
最砸秤的是一挺五六式轻机枪，但子弹不足二十发。僧多粥少，我们自然与“家伙”无缘。
卡车在清冷的晨曦中向泸沽疾驶，我们也在车上冷得打抖。车快到礼州时，见远处路中间站了一个小伙子，路边有几个女孩，一看就是在拦车的知青。但因为赶路，车只在他们面前点了一下刹车，小伙子身手矫捷地向旁一闪，车子便擦身而去。
突然我看见这位老兄手里还拿着好大一个鹅卵石，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揚起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我们几个本能地双手抱头，向下一缩，等待飞来的石头。
就在石头即将出手的一刻，那位仁兄大概看见了车上几个兄弟手中的“家伙”，于是顺势旋转身体，手臂优美地划了一个圆圈后轻轻触地，松手，石头稳稳地放在地上。
一切瞬间发生，化干戈为玉帛，这位老兄的反应之快，控制肌肉的能力之强，实在令人惊讶、钦佩。大伙哄笑起来，这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吧。
车到泸沽安宁河桥头天色已大亮，沙坝来的同学也到了，几路人马汇合起来倒还是有些气势。桥上架上那挺五六式轻机枪，桥后便是先锋公社，那天好像是赶场天，已陆陆续续有农民从桥上经过，于是被告知只能出，不能进。
宣布了纪律，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好像还交代进时高中生在前，退时断后，初中生就在中间。手中有“家伙”的几个弟兄也被反复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如果开枪也只能打手脚。出发之前赤手空拳的我们便到农民家去“借”些扁担、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权且充当武器。
要去捉拿的凶手所在的生产队在坝子的另一侧，必须穿过坝子才能到达。同班下泽远公社的鲁蛋和我走在一起，他好心地悄悄告诉我，尽量和有枪的人靠近一点，这样安全些，打不赢撤退时也跑得脱。
一两百人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对面的村庄走去，我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跳得呯呯嘭嘭。早就听说过冕宁的农民彪悍亡命，还听说过胡宗南有支部队是在西昌被打散的，很多散兵游勇就留在了当地。农民多半早有防备，看来今天会有一场恶斗，不知今天将会如何结束？我想，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的盟军和防守的德军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周围似乎安静得出奇，安静得不详，莫非埋伏早就设好，口袋已经张开，就等我们自投罗网了？！队伍终于接近村子了，突然传来一阵喧嚣，由小而大。只见众多的村民向山坡涌去。见此情景，心中倒一下子踏实起来——原来不只我们害怕，他们也害怕呀，看来不会有什么恶战了吧。
村里空空荡荡，村民全撤到村外的山坡上，蹲在那里看着下面。一个老知青将轻机枪对着山坡架在土墙上警戒。其余的人由该队的老知青点水带路，直奔几个凶手的家。哪里还找得到啥子凶手，人早就撤得干干净净了。
于是报复行动开始了：有的上房揭瓦，用锄头钉耙一阵乱砸，美其名曰“开展大生产运动”，粮食被倒进粪坑，圈里的猪被用匕首和刺刀捅死，有人将屋里的铺笼罩被堆在院子里，点上了火。
一股黑烟升起，山坡上的人群中有人叫了起来：“烧火了！”随即村民一阵骚动，有几个人似乎还向下冲了几步。大家登时紧张起来，只听五六式哒哒哒朝空中来了一个点射，向下冲的村民马上又转身跑走了。
虽然知道枪能镇得住堂子，大伙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几个老知青用从灶膛里淘出的木炭很快地在墙上写了一些标语，还记得有这样两条：“严惩杀人凶手！” “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凶手虽然没有抓到，但知青也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便撤出了村子。
此事早已惊动了县上，县政府派出包括武装部长在内的几位官员来处理此事，承诺定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大约到了中午，所有的知青被招待吃饭，免费！我们去的泸沽街上那家饭馆里坐满了知青。我们几个初中同班同学坐在一桌，大家兴奋地谈着今天发生的一切，觉得只要一条心，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知青了。
等着上菜时邻桌传来阵阵大笑声，回头一看，只见旁边的几桌老知青，有的光着一只脚蹋在条凳上，有的戴着墨镜腾云吐雾，有的胡子巴叉，手臂上青筋暴绽，有的赤裸上身，一身肌肉疙瘩配上胸毛，好不威风。
最提劲的是他们的桌上要么放着“家伙”，要么插了几把匕首，简直就是梁山好汉的聚会。回头看看我们，实在有点无地自容，虽说下乡几个月来已经晒得黝黑，但却没有得体的“行头”助威。和邻桌好汉们一比，简直太不般配，太不应景了。
于是搜遍衣袋，总算找出一把小水果刀，插在桌上。另一个同学也掏出一支指甲刀，摆在旁边助威，大概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又悄悄收起来了。
终于上菜了，为了有点好汉气势，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适时地加上了些语气助词来装老：“锤……子！菜咋个上得阵门慢哦！”
下午抬尸游行，周大成的遗体从泸沽镇上的医院移出，放到一辆卡车上。大家纷纷戴上白色的纸花。突然有人说道，“让一让，周伯父来了。”只见两个女知青扶着一位消瘦的老人战战巍巍地向灵车走来。
老人看见儿子的遗体，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冷静，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会处理好的。”老人刚坐火车赶来，身为成大教授，又是右派的周伯父，还能说些什么呢？
灵车开到先锋公社的场上，顿时引起一阵混乱，赶场的人一定已听说了上午发生的事，于是崩山一样拔腿就跑。一位老知青又朝空中开了几枪，人群才停了下来。
只见一位清瘦，蓄着长发，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的男知青站在灵车车门的脚踏板上，一手握着一卷报纸，一手将额前的长发向后潇洒地一掠，开始了讲演：“乡亲们，不要怕。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宣传真理，告诉你们真相的……”
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说到动情处有点梗塞。周围的好几个女知青默默地淌下眼泪。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那一幕，竟然有恍若隔世之感。知青和农民，同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比起知青，农民的日子还更苦，更无助。但他们却被推向了对抗，卷入了一场注定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的争斗。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期待着放上鲜花的照片
余杰
今天，朱一平在微信上告诉我，这些留着空位的照片都是给那些已经在天上的朋友们的！
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10月18日，四十一年前曾经代表云南农场知青依然北上的9位上海知青前往重庆，与四十年前的战友们集合。四十一年过去了，有的战友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至今没有音讯，有的回城后历经各种磨难终于到了安度晚年的一刻。
丁惠民留影
当年的丁惠民
当年北上的时候，他们从西双版纳各个农场集合到了县城景洪，然后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一面大旗，喊出了得到还滞留在版纳的五万知青的心声："我们要回家！"，奔向了首都。
如今，再次集合的时候，大家都老了。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是一种激情的怀旧，更是一种再出发的情怀啊。
今天，看到当年北上宣传组长邹盛永发出的一文《历史镜像成为生死绝恋》，读着陈与为这次集合照片写下的精彩文字，知晓了19日这些勇士们的欢聚。
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心里有一份浓浓的战友情结。当年北上的秘书长朱一平告诉我，他们将会把这些集合时珍贵的照片进行一番精心制作。依照当年照片上的站位，给已经离世的战友的位置上放上一束鲜花。
北上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在集体合影里，我们特意留下几个空位，是留给先走的几个战友
请愿团宣传组农林部招待所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请愿团上海宣传组离京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请愿团重庆宣传组离京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40年前请愿团团长丁惠民（右）、副团长刘先国（左）在北京合影
丁惠民（中）
我在期待！这些放上鲜花的照片是一份思念啊。有刘先国、胡建国、丘亚德……。
悼念刘先国
刘先国覆盖着“知青”旗帜
当这些留下历史记忆的照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当年的那一幕幕会又一次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景洪誓言、悲壮威武；杨武修整，养精蓄力；绕道小站，奇兵出击；顶风冒雪，广场列队……。这些都是这一位位勇士们在1978年冬天到1979年春天演绎的史诗剧目。因为有了这一幕，终于赢得了上百万人回家了。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原来都是在农场默默无闻的知青。当大返城的风暴袭来，唯有他们站了出来。已经不是用勇敢两个字可以描述的，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一份忘我的胸怀，一种无惧死亡的大志！为啥？为了上百万期盼回家的人啊！
壮举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四十年后再相聚 （2019年10月20日）
四十年后再相聚 （2019年10月20日）
四十年过去了，记忆会消退。但是我们这代人只要回忆起过去，想到自己是如何幸运地回到了父母亲人的身边，想起再次踏上家乡土地那激动的一刻，我们应该向这些勇士们致敬！永远地致敬！
不说再见，一定会再见。五十年后，你们依旧会再相聚！
余杰
今天，朱一平在微信上告诉我，这些留着空位的照片都是给那些已经在天上的朋友们的！
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10月18日，四十一年前曾经代表云南农场知青依然北上的9位上海知青前往重庆，与四十年前的战友们集合。四十一年过去了，有的战友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至今没有音讯，有的回城后历经各种磨难终于到了安度晚年的一刻。
丁惠民留影
当年的丁惠民
当年北上的时候，他们从西双版纳各个农场集合到了县城景洪，然后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一面大旗，喊出了得到还滞留在版纳的五万知青的心声："我们要回家！"，奔向了首都。
如今，再次集合的时候，大家都老了。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是一种激情的怀旧，更是一种再出发的情怀啊。
今天，看到当年北上宣传组长邹盛永发出的一文《历史镜像成为生死绝恋》，读着陈与为这次集合照片写下的精彩文字，知晓了19日这些勇士们的欢聚。
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心里有一份浓浓的战友情结。当年北上的秘书长朱一平告诉我，他们将会把这些集合时珍贵的照片进行一番精心制作。依照当年照片上的站位，给已经离世的战友的位置上放上一束鲜花。
北上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在集体合影里，我们特意留下几个空位，是留给先走的几个战友
请愿团宣传组农林部招待所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请愿团上海宣传组离京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请愿团重庆宣传组离京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40年前请愿团团长丁惠民（右）、副团长刘先国（左）在北京合影
丁惠民（中）
我在期待！这些放上鲜花的照片是一份思念啊。有刘先国、胡建国、丘亚德……。
悼念刘先国
刘先国覆盖着“知青”旗帜
当这些留下历史记忆的照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当年的那一幕幕会又一次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景洪誓言、悲壮威武；杨武修整，养精蓄力；绕道小站，奇兵出击；顶风冒雪，广场列队……。这些都是这一位位勇士们在1978年冬天到1979年春天演绎的史诗剧目。因为有了这一幕，终于赢得了上百万人回家了。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原来都是在农场默默无闻的知青。当大返城的风暴袭来，唯有他们站了出来。已经不是用勇敢两个字可以描述的，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一份忘我的胸怀，一种无惧死亡的大志！为啥？为了上百万期盼回家的人啊！
壮举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四十年后再相聚 （2019年10月20日）
四十年后再相聚 （2019年10月20日）
四十年过去了，记忆会消退。但是我们这代人只要回忆起过去，想到自己是如何幸运地回到了父母亲人的身边，想起再次踏上家乡土地那激动的一刻，我们应该向这些勇士们致敬！永远地致敬！
不说再见，一定会再见。五十年后，你们依旧会再相聚！
二
人生“三变”——记小袁
小袁是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在北大荒的时候，当过武装连的班长，伐木时曾被砸伤过腿（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去了兽医站工作。
如今，他已年过六十，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乍一看，颇像蒙族歌手腾格尔的模样。但是荒友们依旧叫他小袁——习惯了，总也改不了口。好在小袁对此并不在意，毕竟是四十年的交情了。何况，他的心态始终年轻、决不保守。
年轻与心活，使他多变，多变的人生不乏精彩。
70年代后期，小袁返城，被分配到园林局，从事养花种草、拾掇林木的工作。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但禁锢身心的束缚已被打破，向往较为舒适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迅速膨胀。然而市面上的相应商品极度短缺，人们的经济状况也还拮据。于是纷纷自力更生，一时间，锛刨斧锯齐上阵，成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准新郎与准女婿下班后的额外劳作——自打家具。
小袁是其中之一，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在大部分人满足于市面上流行的模式化沙发、床柜时，他却在样式的新颖与做工的精细上下功夫，从多宝格到装饰柜，其外部形制与内在质量都比家俱店里的大路货强上许多。没有问过他因此增加了多少外快，但他亲手打造的家具确为其居室平添了靓丽，成为造访者艳羡的器物。
90年代，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推行。此时的小袁也调至某部队的干休所搞绿化，并不很忙。当时，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直至完全地离休退休。这些老同志衣食无忧、精力旺盛，便有一些人培养起了笔墨丹青的雅好。于是，心眼活泛的小袁又适时地学会了装裱书画的本领。先是给干休所的老同志裱画，继而名声渐响，便开始承办一些展览、会所的裱画业务。忙不过来时，还曾招收徒弟，单辟工作间，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
尽管，小袁本人并不写写画画，但他肯于学习，勤于观摩，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装裱的画，已超越了“行帮”的水平，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其质量堪与荣宝斋的裱工相媲美。无论是旧画的揭取、淋洗与接补，还是新作的镶料、配色与装潢，都能做到协调、雅致、平挺、妥帖。因此，军旅作家兼画家韩静霆举办个展，几十幅作品都是请他装裱完成的。不清楚他是否凭此手艺致富，但因此得与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很使他自豪。西去成都、重庆，南下广东、海南，装裱字画的同时也旅游观光，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此时，连他的头发都仿照艺术家的样式，留得很长。
进入新世纪，装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与之同时，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无论是离退休的银发一族，还是尚在职场奔波的中年男女，都对养生保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颇能与时俱进，且也年届六旬的小袁又一次华丽转身，毅然结束他的装裱活计，转而拜一名老中医为师，学起了推拿按摩。
小袁是有自知之明的。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单兵突进，致力于治疗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按摩。而这些病，恰恰是中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疾病，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他又十分谨慎，懂得治病非同小可。所以，他比当年学做木工、裱书画，更注重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为此，他还买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医科大学的教材加以研读。显然，他是没有从医资格的，他也没有打算正式挂牌行医。但是，他看重的是学到真本领。一方面，他的家人及亲友的养生保健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当师傅的助手，一显身手。
三十年来，小袁的后知青生活历经“三变”。“三变”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大富大贵，却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且多了几分变数与色彩——对于全靠自己的实际努力来开拓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够了。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但每次见面，仍觉不出他有任何的失落与寂寞之感。
这样的小袁，我真不知下一个十年里，他还会祭出什么新招，让我们这些老友为之惊叹，为之欣喜，为之折服！
人生“三变”——记小袁
小袁是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在北大荒的时候，当过武装连的班长，伐木时曾被砸伤过腿（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去了兽医站工作。
如今，他已年过六十，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乍一看，颇像蒙族歌手腾格尔的模样。但是荒友们依旧叫他小袁——习惯了，总也改不了口。好在小袁对此并不在意，毕竟是四十年的交情了。何况，他的心态始终年轻、决不保守。
年轻与心活，使他多变，多变的人生不乏精彩。
70年代后期，小袁返城，被分配到园林局，从事养花种草、拾掇林木的工作。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但禁锢身心的束缚已被打破，向往较为舒适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迅速膨胀。然而市面上的相应商品极度短缺，人们的经济状况也还拮据。于是纷纷自力更生，一时间，锛刨斧锯齐上阵，成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准新郎与准女婿下班后的额外劳作——自打家具。
小袁是其中之一，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在大部分人满足于市面上流行的模式化沙发、床柜时，他却在样式的新颖与做工的精细上下功夫，从多宝格到装饰柜，其外部形制与内在质量都比家俱店里的大路货强上许多。没有问过他因此增加了多少外快，但他亲手打造的家具确为其居室平添了靓丽，成为造访者艳羡的器物。
90年代，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推行。此时的小袁也调至某部队的干休所搞绿化，并不很忙。当时，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直至完全地离休退休。这些老同志衣食无忧、精力旺盛，便有一些人培养起了笔墨丹青的雅好。于是，心眼活泛的小袁又适时地学会了装裱书画的本领。先是给干休所的老同志裱画，继而名声渐响，便开始承办一些展览、会所的裱画业务。忙不过来时，还曾招收徒弟，单辟工作间，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
尽管，小袁本人并不写写画画，但他肯于学习，勤于观摩，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装裱的画，已超越了“行帮”的水平，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其质量堪与荣宝斋的裱工相媲美。无论是旧画的揭取、淋洗与接补，还是新作的镶料、配色与装潢，都能做到协调、雅致、平挺、妥帖。因此，军旅作家兼画家韩静霆举办个展，几十幅作品都是请他装裱完成的。不清楚他是否凭此手艺致富，但因此得与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很使他自豪。西去成都、重庆，南下广东、海南，装裱字画的同时也旅游观光，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此时，连他的头发都仿照艺术家的样式，留得很长。
进入新世纪，装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与之同时，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无论是离退休的银发一族，还是尚在职场奔波的中年男女，都对养生保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颇能与时俱进，且也年届六旬的小袁又一次华丽转身，毅然结束他的装裱活计，转而拜一名老中医为师，学起了推拿按摩。
小袁是有自知之明的。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单兵突进，致力于治疗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按摩。而这些病，恰恰是中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疾病，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他又十分谨慎，懂得治病非同小可。所以，他比当年学做木工、裱书画，更注重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为此，他还买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医科大学的教材加以研读。显然，他是没有从医资格的，他也没有打算正式挂牌行医。但是，他看重的是学到真本领。一方面，他的家人及亲友的养生保健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当师傅的助手，一显身手。
三十年来，小袁的后知青生活历经“三变”。“三变”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大富大贵，却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且多了几分变数与色彩——对于全靠自己的实际努力来开拓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够了。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但每次见面，仍觉不出他有任何的失落与寂寞之感。
这样的小袁，我真不知下一个十年里，他还会祭出什么新招，让我们这些老友为之惊叹，为之欣喜，为之折服！
三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补记：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补记：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四
阿良之死
西哲云：性格即命运。
40年前，我和上海知青阿良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某团19连队的同一个班组里共同生活、劳动。此前，他在6连，我在11连。
白天，一起出工。论干活，阿良决不偷懒，但多数人还是不太愿意跟他搭伙，比如伐木。两人各握住一米长的大锯的两头，你推我拉，关键是协调得好，方能拉的痛快，推的省力，张弛有度。反之，双方的劲儿都拧着，自己跟自己较劲，累且不说，还不出活儿。偏偏阿良在这方面有些迟钝，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倒把对方急个要死。
晚上，总有那么一个时段，他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掏出个小本子记账。其实，无非是今天买管牙膏，明日添块肥皂之类几角几分的支出。于是引来同宿舍几个调皮的小龄知青有伤其自尊的调笑：
“攒了多少钱啦？”——有人抢过他的小本子，挥动着。
“衣柜会有的，箱子会有的”——有人篡改《列宁在十月》里的台词。
但是，每遇此种情形，内向、木讷且宽厚的他，只是“嘿嘿！嘿嘿！”应付之。
不过，待到无人搅扰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声长叹，呆坐多时，似在考虑当时许多大龄知青都在面对的问题。
偶尔，会与我闲聊几句。毕竟都是老高中，但却没有深谈过。
一年以后，工作调动，他又去了22连。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只是陆续地听说像许多大龄知青一样，他也在尔后的几年里解决了婚姻问题，且把家安在了团部；往后，又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随妻子迁往了辽宁。在那里，再没有他的上海同学、兵团荒友了。
按说，一切都在重新起步的80年代，理应能够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然而——再听说他的消息，却是死讯：
那一年的某一天，他只身一人，离家出走，返回了兵团，在我团6连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待到多日后，偶然上山的6连职工发现他时，他的遗体早已僵硬，脸上的肉也让老鸦叼光了。
多少年了，我和他过去的同学、荒友，一次又一次地思索：在他孤独一人，决然踏上不归之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他要自杀，表明他已对人世不抱什么希望。但他还是选择了6连，作为他的最终归宿之地，却又说明他还有留恋。毕竟，6连是他当年他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最初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曾经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包括他的同校同学。以他孤僻、自闭、怯于交往、难于适应新环境的个性，也许只有在那段时间里，在他上海老乡、同校同学聚居的氛围里，才会稍许觉得自如，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太短。虽短，却成了他最后的留恋。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当年，我曾在速写本上为阿良画了两张头像。如今翻捡出来，竟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难道冥冥中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阿良之死
西哲云：性格即命运。
40年前，我和上海知青阿良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某团19连队的同一个班组里共同生活、劳动。此前，他在6连，我在11连。
白天，一起出工。论干活，阿良决不偷懒，但多数人还是不太愿意跟他搭伙，比如伐木。两人各握住一米长的大锯的两头，你推我拉，关键是协调得好，方能拉的痛快，推的省力，张弛有度。反之，双方的劲儿都拧着，自己跟自己较劲，累且不说，还不出活儿。偏偏阿良在这方面有些迟钝，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倒把对方急个要死。
晚上，总有那么一个时段，他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掏出个小本子记账。其实，无非是今天买管牙膏，明日添块肥皂之类几角几分的支出。于是引来同宿舍几个调皮的小龄知青有伤其自尊的调笑：
“攒了多少钱啦？”——有人抢过他的小本子，挥动着。
“衣柜会有的，箱子会有的”——有人篡改《列宁在十月》里的台词。
但是，每遇此种情形，内向、木讷且宽厚的他，只是“嘿嘿！嘿嘿！”应付之。
不过，待到无人搅扰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声长叹，呆坐多时，似在考虑当时许多大龄知青都在面对的问题。
偶尔，会与我闲聊几句。毕竟都是老高中，但却没有深谈过。
一年以后，工作调动，他又去了22连。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只是陆续地听说像许多大龄知青一样，他也在尔后的几年里解决了婚姻问题，且把家安在了团部；往后，又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随妻子迁往了辽宁。在那里，再没有他的上海同学、兵团荒友了。
按说，一切都在重新起步的80年代，理应能够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然而——再听说他的消息，却是死讯：
那一年的某一天，他只身一人，离家出走，返回了兵团，在我团6连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待到多日后，偶然上山的6连职工发现他时，他的遗体早已僵硬，脸上的肉也让老鸦叼光了。
多少年了，我和他过去的同学、荒友，一次又一次地思索：在他孤独一人，决然踏上不归之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他要自杀，表明他已对人世不抱什么希望。但他还是选择了6连，作为他的最终归宿之地，却又说明他还有留恋。毕竟，6连是他当年他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最初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曾经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包括他的同校同学。以他孤僻、自闭、怯于交往、难于适应新环境的个性，也许只有在那段时间里，在他上海老乡、同校同学聚居的氛围里，才会稍许觉得自如，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太短。虽短，却成了他最后的留恋。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当年，我曾在速写本上为阿良画了两张头像。如今翻捡出来，竟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难道冥冥中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五
长脚之命
去年，有机会与上海知青聚会，谈及阿良，依旧是震惊、唏嘘。慨叹之余，各述平生。其中，人称“长脚”的荒友，其际遇令人感触良多。
当年，去兵团后不久，连队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那话，说得十分直率：
“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太复杂！所以，你不要指望有提干、上学……的机会。”
“听后，如同五雷轰顶！”40年后，当长脚追忆往事时，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感受。“几乎崩溃，痛苦至极。”
细想，当时的他，刚刚二十一二岁，满怀大干一番的理想抱负，从都市远赴边疆，从学校进入社会，这样的断语，无异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判决。命运，对他是何等的残酷！
“然而，现在想来，我还是要感谢那位指导员的。”长脚接着说。“因为他的坦言，使我摈弃了年轻人都可能有的对前途的一切幻想。我知道，对于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干活，拼命地干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后来调到变电所。
汗水，没有白流；付出，终得回报。北大荒的老职工、同一单位的大多数，对他的表现都给予了肯定。何况，他毕竟是学校里的高才生，除了苦干，也会动脑。因此，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变电所，他都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很出色。虽然当不了干部，上不了大学，但是，工作先进、技术革新的奖状没有少拿。
80年代初，他也回到了上海。然而，返城的知青仍然面临着待业的困境。尽管“文革”已然结束，但血统论的遗毒尚未清除干净。所以，他对就业的前景毫不乐观。
可是，有一天，他居然收到了某军种政治学院的招工录取通知。惊喜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当年，与他同时待业的知青成千上万，出身红五类的也不在少数，何以单单挑中了他呢？而且还是政审更为严格的部队院校？疑惑归疑惑，他还是欣然前往。
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才间接听说，当年前往知青办招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政工，在一大摞待业知青的表格中，一眼看到了长脚的照片——俊朗、英气，还透着成熟，于是便抽了出来，作为首选。当然，在随后的细审中，那一次次的获奖记录才是最终录取他的关键所在。到了这一步，出身问题也就在“重在表现”的前提下不再成为障碍。
“如果不是头一眼看中，有了最初的好印象，怎么挑也轮不到我呀！”如今，作为该校的业务骨干而退休的长脚，在回述当年时，仍然感谢冥冥中幸运女神的眷顾。
命运，这一再出现在长脚人生路途中的精灵，谁能说得清呢？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
2007年8月，长脚特意返回北大荒，探望他的第二故乡。特意为他工作过的变电所留影。变电所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人呢？如今的他依旧是目光炯炯，英姿不减当年。
附笔：
长脚与阿良是于1968年8月，坐同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的同校同届同学。
长脚之命
去年，有机会与上海知青聚会，谈及阿良，依旧是震惊、唏嘘。慨叹之余，各述平生。其中，人称“长脚”的荒友，其际遇令人感触良多。
当年，去兵团后不久，连队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那话，说得十分直率：
“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太复杂！所以，你不要指望有提干、上学……的机会。”
“听后，如同五雷轰顶！”40年后，当长脚追忆往事时，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感受。“几乎崩溃，痛苦至极。”
细想，当时的他，刚刚二十一二岁，满怀大干一番的理想抱负，从都市远赴边疆，从学校进入社会，这样的断语，无异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判决。命运，对他是何等的残酷！
“然而，现在想来，我还是要感谢那位指导员的。”长脚接着说。“因为他的坦言，使我摈弃了年轻人都可能有的对前途的一切幻想。我知道，对于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干活，拼命地干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后来调到变电所。
汗水，没有白流；付出，终得回报。北大荒的老职工、同一单位的大多数，对他的表现都给予了肯定。何况，他毕竟是学校里的高才生，除了苦干，也会动脑。因此，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变电所，他都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很出色。虽然当不了干部，上不了大学，但是，工作先进、技术革新的奖状没有少拿。
80年代初，他也回到了上海。然而，返城的知青仍然面临着待业的困境。尽管“文革”已然结束，但血统论的遗毒尚未清除干净。所以，他对就业的前景毫不乐观。
可是，有一天，他居然收到了某军种政治学院的招工录取通知。惊喜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当年，与他同时待业的知青成千上万，出身红五类的也不在少数，何以单单挑中了他呢？而且还是政审更为严格的部队院校？疑惑归疑惑，他还是欣然前往。
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才间接听说，当年前往知青办招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政工，在一大摞待业知青的表格中，一眼看到了长脚的照片——俊朗、英气，还透着成熟，于是便抽了出来，作为首选。当然，在随后的细审中，那一次次的获奖记录才是最终录取他的关键所在。到了这一步，出身问题也就在“重在表现”的前提下不再成为障碍。
“如果不是头一眼看中，有了最初的好印象，怎么挑也轮不到我呀！”如今，作为该校的业务骨干而退休的长脚，在回述当年时，仍然感谢冥冥中幸运女神的眷顾。
命运，这一再出现在长脚人生路途中的精灵，谁能说得清呢？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
2007年8月，长脚特意返回北大荒，探望他的第二故乡。特意为他工作过的变电所留影。变电所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人呢？如今的他依旧是目光炯炯，英姿不减当年。
附笔：
长脚与阿良是于1968年8月，坐同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的同校同届同学。
六
“红鼻子”轶事
如今，微信群里都兴起网名，用昵称，可谓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想当年，在北大荒的连队里，彼此间也是常起绰号的。
杨月根，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中等个，皮肤偏暗，暗里又透着红。好喝酒，酒后脸更红，而突出在脸部之上的鼻子自然也很红。其实，他并非所谓的酒糟鼻子，但不知何时起，便被冠以“红鼻子”的绰号。年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叫什么都无恶意，只是好玩。所以，他对此绰号也就接受了。
记忆里，他的酒量不错，但再不错的酒量不加控制，都难免醉酒。不幸，他就属于不善控制而容易过量的人。
因为连年亏损，加之边界局势趋于稳定，为备战而组建的近二百人的准武装连队不断缩编，或三两人，或整班整排地调往新建连、水库、煤矿等其他单位。今日告别，明天饯行，少不了喝酒。他重感情，在这种场合当然要喝得更多。通常，他喝过了，并不胡闹，至多吐了一地后埋头睡觉去了。但有一次却例外。那已是七三、七四年前后了，连队的一名荒友将通过转插的方式调离兵团。于是，他又在送别宴上喝高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又喊又叫，且不听劝，明明站立不稳、有了醉意，却还喝个不停，甚至谁都不认，挥拳乱抡那些搀扶他的伙伴。没办法，有一个荒友跑来叫我。也别说，我和张小为（另一北京知青，六九届初中）赶去后，他竟安静了些，且断续地对我俩说：“咱——咱们都——都是从11连调——调到19连的，我——不打你们。”实在搞不清楚，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我和小为把他连拖带架地安顿到我俩所在宿舍的炕上。原以为，他可以安睡一会儿了。哪知，他又精神起来。半倚着铺盖，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了几张连队食堂的饭票。抽出一张五分的，拍在炕席上，喃喃地说：“买——自行车”。又抽出一张一毛的，挥了挥，嗓门变大：“买——手表”。再抽出一张，扬在空中，张了张嘴，低语着：“回、回……车票”，一头倒在炕头，不再出声也不动弹了。
我和周边的伙伴先还看着直乐，但乐着乐着便黯然无语了。谁说，醉话不吐露的是心声呢？彼刻，大家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都已被触痛。
其实，那些年，除了喝酒、抽烟，知青们在出工之余还常打牌。多为20上下岁的年纪，即使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工后累得要死，但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体力、精力都恢复得快。所以，只要歇下来，总要找点儿事干。而彼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连队还未通电，半导体收音机尚是奢侈品。可看的书，更是少之又少。不打牌，如何打发时光呢？
要说，杨月根的脑子是蛮灵的，下象棋的水平在连队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打桥牌、“争上游”，还是玩“拱猪”，他都善于记牌，所以常赢。不过，好胜心过强。一旦手中牌好，就想往大了打，带有点儿赌一把的意思，难免失算，因此输的次数也不少，而且输得很惨。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玩牌，原是为了消闲。但仅分出输赢，让输家洗牌、发牌多劳动和“进贡”好牌（如玩“争上游”时，第一把的输家在玩第二把时，要将手中最大的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而赢家还回的通常都是最小的牌）等方式还不够刺激，便有了加大惩罚力度的新招数。比如，在耳朵上夹晾衣服用的夹子，或是脸上贴上长长的纸条。一般说来，女同胞们注重仪表，宁愿忍痛夹耳朵（头发垂下来就盖住了。当然也会作弊，专挑较松的旧衣服夹子。毕竟，这些夹子多为她们提供），也不肯往脸上贴纸条。而男同胞们混不吝，有时还特意搞笑。杨月根也不例外，好几次都看到他面门上贴着长短不一的纸条，耳垂上坠着三两个夹子，龇牙咧嘴、忍痛鏖战，一副不胜不休的架势。谁见了都会乐不可支的。
因为争强好赌，于是就有了又一桩与我和小为相关的窘事。
1974年，我肺病初愈。连队领导出于关心，特许我每月可以去鸡号（在农场，养马的处所叫马号。以此类推，就有了牛号、猪号、鸡号之说）买三斤鸡蛋补养身体。想当年，连队食堂的饭菜多是清汤寡水，除了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是很难见到肉或鸡蛋的。所以，这三斤鸡蛋颇让人垂涎。
那天，是个周日吧！杨月根及几个荒友都到我和张小为的宿舍来闲坐。聊着聊着，就开始精神会餐了。然而，你说南翔的小笼包好吃，他说天津的“狗不理”有味，终究遥不可及，暗地里多咽下口水而已。于是话风突变。杨说，他能生吃鸡蛋。张说，我也能，而且不止吃一个。杨说，比比看。张说，比就比，看谁吃得多。问题是，他们到哪儿去弄鸡蛋呀！还不是瞄上了屋角的小纸盒里我的那三斤刚刚买回来的鸡蛋。其实，原本我也不好意思独吃的。何况，他们都比我小，要解馋，就随他们去吧。
这下可好，杨吃一个，张跟一个。待到各下去七八个后，张已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毕竟是小孩脾性，岂能服输。而杨呢？是他挑的头，更不肯罢休。何况，是当着不少荒友的面。结果，还是杨硬撑到了最后，在纸盒兜底之前比张多吃了三个，算是赌赢了。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偏偏，当晚，他俩都有了反应。尤其是杨，上吐下泄，出尽了洋相。结果是，惊动了卫生员，也招来领导对我的批评：一屋子人，就你岁数最大，怎么任他们胡来呢！
批评得对，我无话可说。而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特供”自此取消。
不过，话说回来，红鼻子虽然有时会整出些窘事，但干起他的本行来，却是让人翘大拇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刚到兵团时也在农工班。但不久，就被调入后勤班，随连队的苏木匠干木工活了。初时，跟着师傅开电锯、破板条、树房梁、盖房子，不显山不露水。但随着连队的发展建设，以及有些老知青也开始成家，他的过人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各式各样的家具见得多了。所以，经他制作的箱柜桌椅不仅款式新，且都透着精巧，与东北农村惯常习见的、较为粗笨的躺柜、板凳大相径庭。还有，他为我们连队小学校做的体育器材也十分到位：有单杠、双杠，还有可以调节高低的跨栏及跳高架子等，让小学生们上体育课时多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其实，何止是小学生得益呢？它也丰富了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单说那立于半坡之上、教室之前的双杠吧，亦成了男知青们晚饭后或休息日的新宠。从正握、反握上杠，到支撑前摆、后摆，乃至分腿、转体、飞身下杠等，都做得有模有样。印象里，张忠民、张学元两人的动作最标准。赶上周末有女知青围观助兴时，杠上的小伙子格外来精神。摆幅大，转体飘，下杠后往往还要摆个pose，迎来一片哄笑与喝彩。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红鼻子也会跃跃欲试的。尽管，论其动作的姿势赶不上二张他们优美，但泛红的脸上却透着怡然自得的表情。因为他有自豪的底气——这双杠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怎么样？够标准吧！
7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别回了北京、上海。一度忙于各自的就业、成家、培育第二代，荒疏了彼此间的联系。
还好，2009年夏，我去上海探亲，与本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时，终于跟他重逢了。模样未大变，却面色更暗。忆及当年醉酒、打赌之事，彼此都笑了起来。席间，看他依旧豪饮，遂劝他少喝些，毕竟年龄见长，不复当年了。而且，高血压是他的老病，岂可不加注意！而他只笑称：已是减量了。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再去上海。本来，与几个荒友约好了在南京路的某车站集合后同去另一知青家的。不料，过了约定的时间独不见他来。电话打过去，居然还睡在家中的床榻上。电话里，只听到他含糊不清的道歉声：头天喝多了，还没醒透，就不来了。收起手机，与已到的荒友相视苦笑：什么岁数了，还这么没节制！
岂料，这以后，我们就再无见面的机会。2014年2月5日，接上海荒友打来的长途，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了。一时，唏嘘不已。
这是又一个二月里传来的噩耗。我清楚地记得，此前的2009年，也是二月份，同样好喝酒的张小为因喉癌而去世。真心希望，尚未走远的小为能等一下红鼻子，也好有个伴。在那个世界里，你们还可以继续打赌生吃鸡蛋。风水轮流转，或许，这回是小为赢呢。当然，不要又吐又泄哟！
“红鼻子”轶事
如今，微信群里都兴起网名，用昵称，可谓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想当年，在北大荒的连队里，彼此间也是常起绰号的。
杨月根，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中等个，皮肤偏暗，暗里又透着红。好喝酒，酒后脸更红，而突出在脸部之上的鼻子自然也很红。其实，他并非所谓的酒糟鼻子，但不知何时起，便被冠以“红鼻子”的绰号。年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叫什么都无恶意，只是好玩。所以，他对此绰号也就接受了。
记忆里，他的酒量不错，但再不错的酒量不加控制，都难免醉酒。不幸，他就属于不善控制而容易过量的人。
因为连年亏损，加之边界局势趋于稳定，为备战而组建的近二百人的准武装连队不断缩编，或三两人，或整班整排地调往新建连、水库、煤矿等其他单位。今日告别，明天饯行，少不了喝酒。他重感情，在这种场合当然要喝得更多。通常，他喝过了，并不胡闹，至多吐了一地后埋头睡觉去了。但有一次却例外。那已是七三、七四年前后了，连队的一名荒友将通过转插的方式调离兵团。于是，他又在送别宴上喝高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又喊又叫，且不听劝，明明站立不稳、有了醉意，却还喝个不停，甚至谁都不认，挥拳乱抡那些搀扶他的伙伴。没办法，有一个荒友跑来叫我。也别说，我和张小为（另一北京知青，六九届初中）赶去后，他竟安静了些，且断续地对我俩说：“咱——咱们都——都是从11连调——调到19连的，我——不打你们。”实在搞不清楚，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我和小为把他连拖带架地安顿到我俩所在宿舍的炕上。原以为，他可以安睡一会儿了。哪知，他又精神起来。半倚着铺盖，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了几张连队食堂的饭票。抽出一张五分的，拍在炕席上，喃喃地说：“买——自行车”。又抽出一张一毛的，挥了挥，嗓门变大：“买——手表”。再抽出一张，扬在空中，张了张嘴，低语着：“回、回……车票”，一头倒在炕头，不再出声也不动弹了。
我和周边的伙伴先还看着直乐，但乐着乐着便黯然无语了。谁说，醉话不吐露的是心声呢？彼刻，大家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都已被触痛。
其实，那些年，除了喝酒、抽烟，知青们在出工之余还常打牌。多为20上下岁的年纪，即使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工后累得要死，但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体力、精力都恢复得快。所以，只要歇下来，总要找点儿事干。而彼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连队还未通电，半导体收音机尚是奢侈品。可看的书，更是少之又少。不打牌，如何打发时光呢？
要说，杨月根的脑子是蛮灵的，下象棋的水平在连队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打桥牌、“争上游”，还是玩“拱猪”，他都善于记牌，所以常赢。不过，好胜心过强。一旦手中牌好，就想往大了打，带有点儿赌一把的意思，难免失算，因此输的次数也不少，而且输得很惨。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玩牌，原是为了消闲。但仅分出输赢，让输家洗牌、发牌多劳动和“进贡”好牌（如玩“争上游”时，第一把的输家在玩第二把时，要将手中最大的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而赢家还回的通常都是最小的牌）等方式还不够刺激，便有了加大惩罚力度的新招数。比如，在耳朵上夹晾衣服用的夹子，或是脸上贴上长长的纸条。一般说来，女同胞们注重仪表，宁愿忍痛夹耳朵（头发垂下来就盖住了。当然也会作弊，专挑较松的旧衣服夹子。毕竟，这些夹子多为她们提供），也不肯往脸上贴纸条。而男同胞们混不吝，有时还特意搞笑。杨月根也不例外，好几次都看到他面门上贴着长短不一的纸条，耳垂上坠着三两个夹子，龇牙咧嘴、忍痛鏖战，一副不胜不休的架势。谁见了都会乐不可支的。
因为争强好赌，于是就有了又一桩与我和小为相关的窘事。
1974年，我肺病初愈。连队领导出于关心，特许我每月可以去鸡号（在农场，养马的处所叫马号。以此类推，就有了牛号、猪号、鸡号之说）买三斤鸡蛋补养身体。想当年，连队食堂的饭菜多是清汤寡水，除了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是很难见到肉或鸡蛋的。所以，这三斤鸡蛋颇让人垂涎。
那天，是个周日吧！杨月根及几个荒友都到我和张小为的宿舍来闲坐。聊着聊着，就开始精神会餐了。然而，你说南翔的小笼包好吃，他说天津的“狗不理”有味，终究遥不可及，暗地里多咽下口水而已。于是话风突变。杨说，他能生吃鸡蛋。张说，我也能，而且不止吃一个。杨说，比比看。张说，比就比，看谁吃得多。问题是，他们到哪儿去弄鸡蛋呀！还不是瞄上了屋角的小纸盒里我的那三斤刚刚买回来的鸡蛋。其实，原本我也不好意思独吃的。何况，他们都比我小，要解馋，就随他们去吧。
这下可好，杨吃一个，张跟一个。待到各下去七八个后，张已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毕竟是小孩脾性，岂能服输。而杨呢？是他挑的头，更不肯罢休。何况，是当着不少荒友的面。结果，还是杨硬撑到了最后，在纸盒兜底之前比张多吃了三个，算是赌赢了。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偏偏，当晚，他俩都有了反应。尤其是杨，上吐下泄，出尽了洋相。结果是，惊动了卫生员，也招来领导对我的批评：一屋子人，就你岁数最大，怎么任他们胡来呢！
批评得对，我无话可说。而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特供”自此取消。
不过，话说回来，红鼻子虽然有时会整出些窘事，但干起他的本行来，却是让人翘大拇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刚到兵团时也在农工班。但不久，就被调入后勤班，随连队的苏木匠干木工活了。初时，跟着师傅开电锯、破板条、树房梁、盖房子，不显山不露水。但随着连队的发展建设，以及有些老知青也开始成家，他的过人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各式各样的家具见得多了。所以，经他制作的箱柜桌椅不仅款式新，且都透着精巧，与东北农村惯常习见的、较为粗笨的躺柜、板凳大相径庭。还有，他为我们连队小学校做的体育器材也十分到位：有单杠、双杠，还有可以调节高低的跨栏及跳高架子等，让小学生们上体育课时多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其实，何止是小学生得益呢？它也丰富了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单说那立于半坡之上、教室之前的双杠吧，亦成了男知青们晚饭后或休息日的新宠。从正握、反握上杠，到支撑前摆、后摆，乃至分腿、转体、飞身下杠等，都做得有模有样。印象里，张忠民、张学元两人的动作最标准。赶上周末有女知青围观助兴时，杠上的小伙子格外来精神。摆幅大，转体飘，下杠后往往还要摆个pose，迎来一片哄笑与喝彩。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红鼻子也会跃跃欲试的。尽管，论其动作的姿势赶不上二张他们优美，但泛红的脸上却透着怡然自得的表情。因为他有自豪的底气——这双杠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怎么样？够标准吧！
7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别回了北京、上海。一度忙于各自的就业、成家、培育第二代，荒疏了彼此间的联系。
还好，2009年夏，我去上海探亲，与本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时，终于跟他重逢了。模样未大变，却面色更暗。忆及当年醉酒、打赌之事，彼此都笑了起来。席间，看他依旧豪饮，遂劝他少喝些，毕竟年龄见长，不复当年了。而且，高血压是他的老病，岂可不加注意！而他只笑称：已是减量了。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再去上海。本来，与几个荒友约好了在南京路的某车站集合后同去另一知青家的。不料，过了约定的时间独不见他来。电话打过去，居然还睡在家中的床榻上。电话里，只听到他含糊不清的道歉声：头天喝多了，还没醒透，就不来了。收起手机，与已到的荒友相视苦笑：什么岁数了，还这么没节制！
岂料，这以后，我们就再无见面的机会。2014年2月5日，接上海荒友打来的长途，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了。一时，唏嘘不已。
这是又一个二月里传来的噩耗。我清楚地记得，此前的2009年，也是二月份，同样好喝酒的张小为因喉癌而去世。真心希望，尚未走远的小为能等一下红鼻子，也好有个伴。在那个世界里，你们还可以继续打赌生吃鸡蛋。风水轮流转，或许，这回是小为赢呢。当然，不要又吐又泄哟！
七
他们为何早逝？
2010年7月11日，本应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因为，41团知青共同编写的书——《青春长歌》运抵北京了，我们19连北京知青将要为此而聚会。
17时整，大部分荒友都已到了，我把订购的书分送给大家。人手一册，翻看图文，互相交流着彼此的记忆。但原本说好要来的胜利却迟迟未见踪影。
17时13分，手机响了。
“叔叔，今天晚上是有知青的聚会吗？”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呀！你是？”我有些惊讶。
“我是张胜利的儿子……”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
“怎么啦？！”我站了起来。
“今天中午，他，他去世了……，是，是心肌梗……”顿时，我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仅仅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我们这拨人还在这家酒店一起聚过——与来自牡丹江的荒友老邓畅叙一切。当时，胜利非常活跃，与大家伙儿耍贫嘴逗闷子，一如过去的几十年。怎么，怎么会呢？
我看着在座的荒友，荒友也都看着我，全楞了。
这是怎么啦？
2009年2月13日上午，小为在与喉癌搏斗了半年之后，不幸去世。
2009年10月11日中午，苗子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亦不幸去世。
如今，胜利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这是怎么啦？
还不到一年半啊！光我们19连的北京知青，就走了三位。而且，都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可是连队中最年轻的知青啊，都还没有活到六十岁！
老天对他们何其不公！
进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尝过饥饿的滋味；升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除了运动就是运动；待到十六七岁的年龄，又都一锅端地去了兵团。尚未成熟的心智，却要远离父母、家乡、学校；尚未长壮的身板，却要扛麻袋（二百来斤，上三级跳）；下煤窑（背煤块，完成指标），炸石头（面临哑炮的险情），抬原木（往往闪了腰、伤了腿）……如今的早逝，是否与当时身心健康的预支与透支有某种联系呢？
在视知识为粪土的年代，69届被冠以“知青”的名号下乡了。可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学历是小学毕业。而当“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回城知青全都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他们的先天不足，显露了出来。
比起老三届（毕竟在较为正常的环境里，受到了较为正规的一至六年的中学教育），大多数69届毕业生的人生之路似乎更多了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了解别的人，但他们三位，回城后的日子都不太舒心。苗子一直在打零工，虽然能打一手好球（在什刹海体校做乒乓球陪练，仍属临时工），写一笔好字（据说，他的书法颇受好评），却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胜利虽然有正式工作，但近些年来单位的效益不好，退休前的月薪只有八九百元。至于小为，经济条件比前两人强一些，可其心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70年代末，曾在北京西单东南角的打字机行见过正站柜台的苗子。但是后来再去找他时，已经离开。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从别人那里才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至于小为和胜利，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所以，他俩的解忧方式我是清楚的——惟有杜康。尽管，北大荒人没有不喝酒的，但是，年龄不饶人。何况，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酒的杀伤力必然会在无形中放大。所以，每次聚会，我都劝他们少喝一些。然而，徒长了几岁的我的劝说究竟能有多大的效能呢？语言的苍白在实际的生活面前是无力的。
2010年2月12日，我写过一篇博文《渐行渐远的兄弟，一路走好！》，纪念逝世一周年的小为。没有想到，世事无常，仅仅五个月后，我又不得不写下上述的文字。
在这里，我只能地对胜利说：兄弟，一路走好！从此，我再也不会劝阻你喝酒了。
他们为何早逝？
2010年7月11日，本应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因为，41团知青共同编写的书——《青春长歌》运抵北京了，我们19连北京知青将要为此而聚会。
17时整，大部分荒友都已到了，我把订购的书分送给大家。人手一册，翻看图文，互相交流着彼此的记忆。但原本说好要来的胜利却迟迟未见踪影。
17时13分，手机响了。
“叔叔，今天晚上是有知青的聚会吗？”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呀！你是？”我有些惊讶。
“我是张胜利的儿子……”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
“怎么啦？！”我站了起来。
“今天中午，他，他去世了……，是，是心肌梗……”顿时，我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仅仅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我们这拨人还在这家酒店一起聚过——与来自牡丹江的荒友老邓畅叙一切。当时，胜利非常活跃，与大家伙儿耍贫嘴逗闷子，一如过去的几十年。怎么，怎么会呢？
我看着在座的荒友，荒友也都看着我，全楞了。
这是怎么啦？
2009年2月13日上午，小为在与喉癌搏斗了半年之后，不幸去世。
2009年10月11日中午，苗子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亦不幸去世。
如今，胜利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这是怎么啦？
还不到一年半啊！光我们19连的北京知青，就走了三位。而且，都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可是连队中最年轻的知青啊，都还没有活到六十岁！
老天对他们何其不公！
进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尝过饥饿的滋味；升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除了运动就是运动；待到十六七岁的年龄，又都一锅端地去了兵团。尚未成熟的心智，却要远离父母、家乡、学校；尚未长壮的身板，却要扛麻袋（二百来斤，上三级跳）；下煤窑（背煤块，完成指标），炸石头（面临哑炮的险情），抬原木（往往闪了腰、伤了腿）……如今的早逝，是否与当时身心健康的预支与透支有某种联系呢？
在视知识为粪土的年代，69届被冠以“知青”的名号下乡了。可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学历是小学毕业。而当“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回城知青全都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他们的先天不足，显露了出来。
比起老三届（毕竟在较为正常的环境里，受到了较为正规的一至六年的中学教育），大多数69届毕业生的人生之路似乎更多了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了解别的人，但他们三位，回城后的日子都不太舒心。苗子一直在打零工，虽然能打一手好球（在什刹海体校做乒乓球陪练，仍属临时工），写一笔好字（据说，他的书法颇受好评），却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胜利虽然有正式工作，但近些年来单位的效益不好，退休前的月薪只有八九百元。至于小为，经济条件比前两人强一些，可其心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70年代末，曾在北京西单东南角的打字机行见过正站柜台的苗子。但是后来再去找他时，已经离开。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从别人那里才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至于小为和胜利，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所以，他俩的解忧方式我是清楚的——惟有杜康。尽管，北大荒人没有不喝酒的，但是，年龄不饶人。何况，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酒的杀伤力必然会在无形中放大。所以，每次聚会，我都劝他们少喝一些。然而，徒长了几岁的我的劝说究竟能有多大的效能呢？语言的苍白在实际的生活面前是无力的。
2010年2月12日，我写过一篇博文《渐行渐远的兄弟，一路走好！》，纪念逝世一周年的小为。没有想到，世事无常，仅仅五个月后，我又不得不写下上述的文字。
在这里，我只能地对胜利说：兄弟，一路走好！从此，我再也不会劝阻你喝酒了。
19
最惨烈知青血案
闫立秀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午，短短的四十分钟内，包括凶手在内八条人命倒在枪下。这一震惊全国的血案，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下放知青所为。其枪法之准确，行动之快速，计划之周密，令人咋舌，难以置信！
由下放"知青"引发的一桩血案，震惊全国！八条人命瞬间倒在枪下。大队石料厂也因此倒闭。随之，我拉板车的生涯也就此结束，生活将再次面临新的选择。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件经过以及前因后果，真实地展现给读者……
三伏天气，酷热难当，社员们都在家乘凉睡午觉。别人休息我不能歇下，至今没有一间房子，贫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多拉一趟，那个聚钱的小木箱就可以增添两角四分钱。
我顶着骄阳，拉着板车向山上走去。马路被太阳晒得冒油，一脚踩上去一个鞋印。中午时分，很少有人出门，路上显得空荡荡。行走间，忽见大队民兵营长周善爱迎面跑来。他气喘嘘嘘，脸色苍白，见他神情紧张的样子，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说道："不得了啦！有人端着冲锋枪见到大队干部就开火……已打死好几个人了！……"说罢，他继续向闫家湖方向跑去。
这消息令人吃惊，难以置信。清平世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发生枪击事件？此人与大队干部有什么仇？枪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放下板车，大着胆子向大队部跑去。
公元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午，短短的四十分钟内，包括凶手在内八条人命倒在枪下。这一震惊全国的血案，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下放知青所为。其枪法之准确，行动之快速，手段之残忍，计划之周密，令人咋舌，难以置信！
为了不涉及个人隐私，主要当事人改用化名。
淮南市淮丰公社夏农大队，离九龙岗火车站很近，不足千米，大队部就设在知青大院内。倪勇和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一样，怀着对老人家的无限忠诚和满腔革命热情，告别亲人走进"广阔天地"，分配到我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又一批的知青被招工返城。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能早点回到身边，不惜花钱买路子，拉关系，走后门；还有一些女知青，为了拿到一张招工表，不得不奉献出自己的身子。不管是内招外招，都得经过大队革委会、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贫下中农协会推荐，批准盖章后方可走人。一句话，"知青"的命运、前途掌握在个别人手里。
X圩生产队队长Z某某，以招工表为诱饵，奸污了好几个女知青。其中一位女学生刚来不久就被他盯上，他以照顾干轻活、推荐返城为诱饵，将她骗到了手。他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只要兽行发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肆意胡为，甚至多次在猪圈里强行与该女知青发生性关系（事后被判七年徒刑）。
到了一九七八年，大部分知青相继返城，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是父母无能，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惟成份论年代，家庭出身往往能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倪勇，就是因为祖父有问题成了"黑五类"。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干部们把他视为"可教育"对象，多次招工与他无缘。他多次找过干部们，也曾苦苦哀求过，然而面对一张张冷酷的面孔，他彻底绝望了。
死亡向他们逼近
眼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走了，深感命运不公，便心灰意冷。他认为在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的压制下，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心与他们同归于尽。一场自杀性的报复计划在悄悄进行着，而那些蒙在鼓里的干部并不知道，死亡正在一步步地向他们逼近……
为了迎接"八·一"建军节，大队基干民兵定于八月一日举行实弹演习，并于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分发了近千发子弹。按规定，子弹与枪支不准存放在一起，但是知青大院只有一间临时的武器保管室，加上大队"革委会"领导一时疏忽，将子弹也存放在里面。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疏忽会给他以可乘之机，引发了一场惊天血案。
负责保管武器弹药的基干民兵S某，也是下放知青。他家住火车站，中午回家吃饭时离开了保管室。倪勇趁此机会砸锁撬门，潜入室内。他取下一支冲锋枪，迅速将枪梭装满二十五发子弹，接着又带上四个枪梭。当他身上挂满二百多发子弹，端着上膛的冲锋枪准备离开时，恰巧S某饭后回来堵住了门口。倪勇二话没说，扣动扳机，S某应声倒下。他成了第一个死在倪勇枪下的冤魂。
随后，倪勇挎着冲锋枪直奔大队书记、革委会主任Z某某的家。据目击者Y某称：书记全家正在睡午觉，Z妻Y某某见倪勇杀气腾腾跑来，预感事情不妙，急忙上前用身子将门堵住。倪勇瞪着愤怒的双眼，对准她的胸口扣动了扳机。枪声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Z某某和他十四岁的儿子。他刚要起身观望，连鞋子还没来得及穿，就和儿子一起倒在了血泊之中。贫协 B某某和妻子正在吃中饭，猛地抬头看见倪勇持枪站在门口，以为是开玩笑，并招呼他进来喝茶。啪！一声枪响，B某倒在饭桌上。倪勇转身就走，刚出院门就听B妻大声呼救："不好啦！打死人啦！"倪勇顺手将枪搭在低矮的院墙上，瞄准她射出一梭子子弹，一连打死了六条人命。杀红了眼的倪勇，端着枪去寻找最后一个目标——生产队民兵排长C某，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C某也死在他的枪下。
倪勇将他心中的仇人杀死后，迅速转身回到知青大院。这时，已经有人报案。公社武装部长W某某同大队分管石料厂的R副主任一起向知青大院走去。刚进大院，一梭子子弹扫来，武装部长闪身躲进屋内，R某却应声倒下。不知是枪法不准，还是没把他当目标，结果子弹没有击中要害部位，只是腿被打伤，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倪勇开枪后，迅速跳出后窗，来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将枪口对准自己，用脚趾踩着扳机，猛地一蹬，一梭子弹射入胸膛，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一场悲剧，八条人命。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真是惨绝人寰，骇人听闻！这恐怕是"知青"运动史上最残酷的一页了。倪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报复行凶固然可憎、可恶、可恨，但究其根源，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这次枪击惨案中，负责分管石料厂的大队干部受伤住院，采石工Z某某也因与倪勇有亲戚关系被牵连，遭到拘留（后查清与他无关而释放）。大队领导班子又处在调整阶段，石料场基本无人管理，面临关闭。
沙英不是"孽债"
作者：诸炳兴
一
2013年上海的暖冬稍纵即逝，人们迎来新一年初春的微风，又一个春天的脚步悄然与往常的美好，一切如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个温暖明媚的春天，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渴望过。最美丽的邂逅，总是在漫长的等待后给你最意外的惊喜。
中国作家协会副 、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叶辛写的《孽债》小说和根据同名小说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反映的是我们云南军垦农场上海知青的婚姻感情纠葛。自《孽债》在上海乃至全国热播后，人们则将“云南知青”与“孽债”作了“互联词”，似乎云南知青就是"孽债"，"孽债"也成了云南知青的“代用名词”，只要你自我介绍是“云南知青”，对方十有八九会问你有沒有“孽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对这样的问话，心里十分不爽。
去年11月初，我有幸与叶辛在版纳参加万达组织的知青论坛时，我对叶辛说：叶兄啊，现在“云南知青”与你的“孽债”都划等号了。真的，只要提到云南知青似乎都与"孽债"两字紧密相连了。
2013年10月24日下午由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主办的"西双版纳情怀——我们的知青年代"在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万丽大酒店的宴会上，由云南知青李惠情介绍，我见到了沙英的亲生母亲阿凤(化名)，我说受许多曾在版纳知青的委托，让我写写你与女儿沙英的母女分离的真实经历。我与阿凤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希望她能支持我的工作，从她当知青时的那段艰难经历，映射出知青时代的真实故事。
尘缘的花瓣上，谁没有过一笔不可遏止的欲求？那些触碰了灵魂的美好一旦拥有就不想再放弃……我不知道是内心在召唤着春天，还是春天在召唤着我的心灵。面对着满眼的春色，心情从来没有像这样动容和欢欣。流连着我，也驿动着我！我要叙述他们的故事，这也是许多云南知青的诉求和心声。
为此，我在西双版纳与叶辛等作家和知青代表参加万达举办的知青论坛之际，专程赴西双版纳南腊河畔的勐满农场，采访了一对上海知青阿凤把亲生女儿海云送给当地僾尼族的真实故事.今年，远在西双版纳的僾伲族姑娘沙英与她的亲生上海知青父母在勐腊的南腊河畔团聚，度过了一个欢畅美满的新春佳节。
西双版纳勐腊县，古称镇越县，东、南部与老挝接壤，西部与缅甸隔澜沧江相望，是有26个民族聚居边陲小县。在知青时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驻扎在这里。境内有条南腊河，从邻国老挝缓缓而来，逢山便绕，遇涧则跳，拐了几个弯，留下一条美丽弧线，又悠悠流回境外去了。出境注入澜沧江，最终经湄公河汇入大海，与太平洋有着遥远水脉联系。作为一条国际性河流，在境内虽只有一百多公里，却是南疆最具特色的一条河。这里热带雨林发育，雨季又多浸泡河里，很象亚马逊河的景色，也有人称这它为“东方亚马逊”。纵观人类古今文明历史，似乎都与河水有关，华夏文明源自长江黄河，恒河造就印度文明，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勐腊县名就取自河流一个字命名的。蜿蜒不断的河水，伴随着两岸千年源远流长文明，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是从南腊河水开始的。
美丽的南腊河流淌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人生是条河，深浅都要过.岁月就象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对于阿凤与小朱(化名)夫妇的人生，行走在红尘，岁月在流消，伫立在风中.回首之间多了一些惆帐，甚至一些忧伤，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仿佛一切都变得遥远，留给他们的只是过去的坎坷和心灵的伤痕。如今面对现实，在柔抚的阳光下，对待分离四十年亲生的女儿，像恋人的眸子泛着亲切柔和的光芒，他们平和、乐观、豁达、开朗，在人生甲子之际，终于找回了团聚、溫暖、幸福！一切都来得那么坦然、平静、和谐！南腊河啊，她始终流淌，荡漾，散发着无法抗拒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2013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西双版纳画院院长李连儒、西双版纳摄影家协会副 朱敏等陪同下，驾车前往勐腊的勐满农场，在那里采访了上海知青的亲生女儿——僾尼族姑娘沙英。
在过去，上海城里人爱叫郊区和外地人为“阿乡”(乡下人简称)。其实，查一查上海人的祖宗，大多数是浙江、江苏的移民后代。根据史料，正宗的上海人只有浦东川沙北蔡镇人，一个叫张村的渔民。阿凤就是出身在这里的上海“本地人”。
1971年，在文革的上山下乡热潮中，上海市革委会为了讨好中央，急于凑滿上海上山下乡100万知青的指标，他们把上海郊区已当农民的2万名青年滥竽充数，纳入知识青年送去了云南兵团。其实，上海郊区青年中绝大部分并不属应届中学毕业生，他们中的文化高低，年纪差异都很大，有的本来在家已恋爱多年，有的早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后在回城文件中指出：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据作者了解：1968年开始，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上海4.76万人（其中上海郊区青年近2万人），重庆2.44万人，成都1.67万人，北京的8385人，昆明7038人。]
别了，故乡！
1971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闵行、浦东、宝山、嘉定等郊县动员农村青年，以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名义，那时，农民出身的阿凤刚是18岁花季少女，她活泼、单纯、幼稚，看到电影里解放军女战士的穿着时髦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英姿飒爽，满怀对解放军的崇拜、向往，一心想脱离在家种田当农民的环境，她毫不犹豫地积极报了名。
其实，阿凤家父母生了五孩子，她下面还有三个妺妹一个弟弟，家里很需要让她在家参加劳动，增加家庭收入，以此帮助父母减轻些负担，而且，那时她在家巳恋上了当地的男青年小朱，原想好俩人一起报名去云南兵团。那时巳21岁的男友小朱，在家里孩子中最小，哥姐已结婚成家，他是家中的顶梁柱，父母年迈多病，家里离不了他，老人需要他陪伴照顾，在父母极力阻止下小朱没能如愿与阿凤同行。
1971年4月的下旬，阿凤只身一人，与同村的青年，告别家乡，离开恋人，报名参加了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行列，经过一路风尘颠簸，来到了驻扎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南腊河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载満着的青年男女卡车，在一排破烂不堪的草房前戛然停下，这里根本沒有半点部队的影迹，迎接他们的是满山的丛林，崎岖的山路，破烂的草房，光脚的职工……，当行李被人卸下车，车上灰头土脸，面目皆非的阿风，还绝对不信她眼前这一切，来到这样的“部队”，她死死抓住车箱的栏板，声泪俱下，大叫爸爸……妈妈……我要回家！她大叫着恋人小朱的名。18岁的阿凤，她从没离开过亲人，从沒离开过浦东，更沒离开上海……此时，夜幕低垂，把整个连队渐渐染黑了，阿凤坐在草房里的竹床上，也无心打开行李，更沒打水洗垢，她红肿的眼睛从竹笆墙的缝隙里，向外探望，月光下看到场地上的大黑狗，对着时起彼伏时的哭声，夾着尾巴，耸起肩毛，恶狠狠地狂叫着，似乎与阿凤对抗着，这时她巳泪尽声哑，再也不敢发出哭声，她耸肩抽泣，恐慌、寂寞、失魂落魄……
也许是10天的一路颠簸，已精疲力竭的同屋姑娘们都已躺下，朦胧入睡了，阿凤也昏头涨脑，迷迷糊糊的靠在床边的竹排上，耳边听着远处大沙河的流水声，房后山林里传来虫鸟凄凉叫鸣，阿凤闭上眼，渐渐梦回故乡，梦中心爱的小朱在她身边，依偎在他的怀里……阿凤眼前展现了离开上海前一天的夜晚，那晚俩个恋人在春天里，在月光的田野上，互挽相依的月下人影逐渐拉长，已是晨曦降临，他们还依依不舍……71年上海浦东的河水是那么纯洁、透沏，小河静静地流淌，悄然奔向远方，消失在晨露之中……。她在梦中声嘶力竭地的惨叫着恋人小朱的名字，喊着心爱的爸爸、妈妈……，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对面山谷的阵阵回音……。
突然，有人一声尖叫，划破了整个连队的宁静。此刻，阿凤从梦中惊醒，只见一条黑咕隆咚的大水牛，瞪大眼睛，从阿凤床头的门口伸了进来，刚对着阿凤的脸，这真把阿凤吓晕了，她急忙爬起床，躲在其他知青姐妹身后，吓得全身抖擞，这下又把阿凤吓哭了，到兵团的笫一夜就这么在恐惧中煎熬到了天亮。
作者：诸炳兴
一
2013年上海的暖冬稍纵即逝，人们迎来新一年初春的微风，又一个春天的脚步悄然与往常的美好，一切如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个温暖明媚的春天，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渴望过。最美丽的邂逅，总是在漫长的等待后给你最意外的惊喜。
中国作家协会副 、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叶辛写的《孽债》小说和根据同名小说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反映的是我们云南军垦农场上海知青的婚姻感情纠葛。自《孽债》在上海乃至全国热播后，人们则将“云南知青”与“孽债”作了“互联词”，似乎云南知青就是"孽债"，"孽债"也成了云南知青的“代用名词”，只要你自我介绍是“云南知青”，对方十有八九会问你有沒有“孽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对这样的问话，心里十分不爽。
去年11月初，我有幸与叶辛在版纳参加万达组织的知青论坛时，我对叶辛说：叶兄啊，现在“云南知青”与你的“孽债”都划等号了。真的，只要提到云南知青似乎都与"孽债"两字紧密相连了。
2013年10月24日下午由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主办的"西双版纳情怀——我们的知青年代"在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万丽大酒店的宴会上，由云南知青李惠情介绍，我见到了沙英的亲生母亲阿凤(化名)，我说受许多曾在版纳知青的委托，让我写写你与女儿沙英的母女分离的真实经历。我与阿凤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希望她能支持我的工作，从她当知青时的那段艰难经历，映射出知青时代的真实故事。
尘缘的花瓣上，谁没有过一笔不可遏止的欲求？那些触碰了灵魂的美好一旦拥有就不想再放弃……我不知道是内心在召唤着春天，还是春天在召唤着我的心灵。面对着满眼的春色，心情从来没有像这样动容和欢欣。流连着我，也驿动着我！我要叙述他们的故事，这也是许多云南知青的诉求和心声。
为此，我在西双版纳与叶辛等作家和知青代表参加万达举办的知青论坛之际，专程赴西双版纳南腊河畔的勐满农场，采访了一对上海知青阿凤把亲生女儿海云送给当地僾尼族的真实故事.今年，远在西双版纳的僾伲族姑娘沙英与她的亲生上海知青父母在勐腊的南腊河畔团聚，度过了一个欢畅美满的新春佳节。
西双版纳勐腊县，古称镇越县，东、南部与老挝接壤，西部与缅甸隔澜沧江相望，是有26个民族聚居边陲小县。在知青时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驻扎在这里。境内有条南腊河，从邻国老挝缓缓而来，逢山便绕，遇涧则跳，拐了几个弯，留下一条美丽弧线，又悠悠流回境外去了。出境注入澜沧江，最终经湄公河汇入大海，与太平洋有着遥远水脉联系。作为一条国际性河流，在境内虽只有一百多公里，却是南疆最具特色的一条河。这里热带雨林发育，雨季又多浸泡河里，很象亚马逊河的景色，也有人称这它为“东方亚马逊”。纵观人类古今文明历史，似乎都与河水有关，华夏文明源自长江黄河，恒河造就印度文明，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勐腊县名就取自河流一个字命名的。蜿蜒不断的河水，伴随着两岸千年源远流长文明，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是从南腊河水开始的。
美丽的南腊河流淌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人生是条河，深浅都要过.岁月就象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对于阿凤与小朱(化名)夫妇的人生，行走在红尘，岁月在流消，伫立在风中.回首之间多了一些惆帐，甚至一些忧伤，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仿佛一切都变得遥远，留给他们的只是过去的坎坷和心灵的伤痕。如今面对现实，在柔抚的阳光下，对待分离四十年亲生的女儿，像恋人的眸子泛着亲切柔和的光芒，他们平和、乐观、豁达、开朗，在人生甲子之际，终于找回了团聚、溫暖、幸福！一切都来得那么坦然、平静、和谐！南腊河啊，她始终流淌，荡漾，散发着无法抗拒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2013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西双版纳画院院长李连儒、西双版纳摄影家协会副 朱敏等陪同下，驾车前往勐腊的勐满农场，在那里采访了上海知青的亲生女儿——僾尼族姑娘沙英。
在过去，上海城里人爱叫郊区和外地人为“阿乡”(乡下人简称)。其实，查一查上海人的祖宗，大多数是浙江、江苏的移民后代。根据史料，正宗的上海人只有浦东川沙北蔡镇人，一个叫张村的渔民。阿凤就是出身在这里的上海“本地人”。
1971年，在文革的上山下乡热潮中，上海市革委会为了讨好中央，急于凑滿上海上山下乡100万知青的指标，他们把上海郊区已当农民的2万名青年滥竽充数，纳入知识青年送去了云南兵团。其实，上海郊区青年中绝大部分并不属应届中学毕业生，他们中的文化高低，年纪差异都很大，有的本来在家已恋爱多年，有的早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后在回城文件中指出：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据作者了解：1968年开始，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上海4.76万人（其中上海郊区青年近2万人），重庆2.44万人，成都1.67万人，北京的8385人，昆明7038人。]
别了，故乡！
1971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闵行、浦东、宝山、嘉定等郊县动员农村青年，以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名义，那时，农民出身的阿凤刚是18岁花季少女，她活泼、单纯、幼稚，看到电影里解放军女战士的穿着时髦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英姿飒爽，满怀对解放军的崇拜、向往，一心想脱离在家种田当农民的环境，她毫不犹豫地积极报了名。
其实，阿凤家父母生了五孩子，她下面还有三个妺妹一个弟弟，家里很需要让她在家参加劳动，增加家庭收入，以此帮助父母减轻些负担，而且，那时她在家巳恋上了当地的男青年小朱，原想好俩人一起报名去云南兵团。那时巳21岁的男友小朱，在家里孩子中最小，哥姐已结婚成家，他是家中的顶梁柱，父母年迈多病，家里离不了他，老人需要他陪伴照顾，在父母极力阻止下小朱没能如愿与阿凤同行。
1971年4月的下旬，阿凤只身一人，与同村的青年，告别家乡，离开恋人，报名参加了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行列，经过一路风尘颠簸，来到了驻扎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南腊河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载満着的青年男女卡车，在一排破烂不堪的草房前戛然停下，这里根本沒有半点部队的影迹，迎接他们的是满山的丛林，崎岖的山路，破烂的草房，光脚的职工……，当行李被人卸下车，车上灰头土脸，面目皆非的阿风，还绝对不信她眼前这一切，来到这样的“部队”，她死死抓住车箱的栏板，声泪俱下，大叫爸爸……妈妈……我要回家！她大叫着恋人小朱的名。18岁的阿凤，她从没离开过亲人，从沒离开过浦东，更沒离开上海……此时，夜幕低垂，把整个连队渐渐染黑了，阿凤坐在草房里的竹床上，也无心打开行李，更沒打水洗垢，她红肿的眼睛从竹笆墙的缝隙里，向外探望，月光下看到场地上的大黑狗，对着时起彼伏时的哭声，夾着尾巴，耸起肩毛，恶狠狠地狂叫着，似乎与阿凤对抗着，这时她巳泪尽声哑，再也不敢发出哭声，她耸肩抽泣，恐慌、寂寞、失魂落魄……
也许是10天的一路颠簸，已精疲力竭的同屋姑娘们都已躺下，朦胧入睡了，阿凤也昏头涨脑，迷迷糊糊的靠在床边的竹排上，耳边听着远处大沙河的流水声，房后山林里传来虫鸟凄凉叫鸣，阿凤闭上眼，渐渐梦回故乡，梦中心爱的小朱在她身边，依偎在他的怀里……阿凤眼前展现了离开上海前一天的夜晚，那晚俩个恋人在春天里，在月光的田野上，互挽相依的月下人影逐渐拉长，已是晨曦降临，他们还依依不舍……71年上海浦东的河水是那么纯洁、透沏，小河静静地流淌，悄然奔向远方，消失在晨露之中……。她在梦中声嘶力竭地的惨叫着恋人小朱的名字，喊着心爱的爸爸、妈妈……，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对面山谷的阵阵回音……。
突然，有人一声尖叫，划破了整个连队的宁静。此刻，阿凤从梦中惊醒，只见一条黑咕隆咚的大水牛，瞪大眼睛，从阿凤床头的门口伸了进来，刚对着阿凤的脸，这真把阿凤吓晕了，她急忙爬起床，躲在其他知青姐妹身后，吓得全身抖擞，这下又把阿凤吓哭了，到兵团的笫一夜就这么在恐惧中煎熬到了天亮。
二
时光如流，阿凤在兵团生活很快两个月过去了，一切便慢慢习惯成自然了。此时，她发现来到兵团后一直沒来过例假，她跟要好的姐妹讲起此事，大家都认为刚到云南，也许水土不服的原因，但阿凤虽小心里她明白，是与小朱分别前他们已发生过那种事，加之孕吐反应又很大，她知道已凶多吉少，因为年龄太小加连队规定男女不准恋爱，更何况自已非婚生育，她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她怕受到处份，更不敢把自己的事情找连队领导解决。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与同来的几个知青朋友，共同想方设法，弄掉这个孩子，她在山上劳动时，梯田带上往下跳，想通过剧烈运动跳成流产；她用伤膏药贴在小肚上;她吃孕妇禁用的药;甚至，她请卫生员用银针来用针刺打胎……，一切都无济于事。
纸包不住火，衣包不了肚，随着时间推移，阿凤的异常暴露终于被连队领导发现，这是非法生育，严重影响连队政治思想工的评比考核，领导们对此恨之入骨，非但不给怀孕的阿凤半点照顾，反而对她百般刁难、谩骂、甚至恐吓！这消息很快被知青传到了上海，传到了家乡男友小朱的耳朵。真巧，小朱的家乡正在动员笫二批农村青年去云南兵团，这时，爱的冲动激烈着小朱，他不顾家人的竭力反对，毅然决然地报名加入云南兵团，比阿凤晚去8个月，並于同年年底，在小孩出生的前20天来到云南兵团，被分到离阿凤相隔14公里的另一个营的连队里，由于当时兵团的纪律，他们不是合法夫妻是不能分到阿凤同一个连队的，反之，还要受到作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严格制约。
1971年12月27日上午，那天是连队刚过伟大领袖生日的笫二天，阿凤突然感到肚子一阵阵剧动，大家预感阿凤要生产了，全连20多个女知青围在阿凤的床边，她们只能以无奈地用同情、惊讶、畏惧的目光注视着，也许这种精神鼓励胜过一切！当然她们没有懂分娩的任何经验，也沒有分娩用的起码器材，大家束手无策，只能紧握着阿凤颤抖的双手，一直眼看着满头大汗的阿凤在痛苦中翻滾、惨叫、挣扎……，此刻，来自各地的女知青们，就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她们看到眼前的阿凤，又抱团痛哭起来……。
那天晚上，阿凤艰难地产下了一个女婴，起名为海云（意为：上海知青生在云南的孩子），连队有个叫小李的男知青，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步行5个多小时，到阿凤男友连队通知小朱，希望他为孩子的出生给予关心和支助，可是，在那条件贫乏的边疆兵团里，哪里去买这母婴食用品啊，老实巴交的小朱，提了两手空拳来到阿凤床前，看到自已心爱的人和瘦弱的女儿，他们两眼相望，泪如雨下，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如今，他一切都那么地无能为力……。由于当时双方连队的纪律，没有正式领结婚证，是不允许非婚同居的，小朱只能当天回去。天黑了，他流着泪，哽咽着与阿凤母女俩告别，还要走了7个小时夜路，才能回到自已连队……。
那个年代，连队一天三餐白饭茄子汤，天天如此，有时接连吃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也有时吃几个月的南瓜汤，还算好的。碰到雨季，那一般都是喝盐巴汤了。小海云生下来，阿凤又沒奶水，唯一的指望就是盼着唯一的亲人星期六来看她，带点去老百姓那里加工的小孩米粉，可那时由于兵团是不准谈恋爱的，你要去女朋友连队探望，必须经过你自已所在营部打证明给女方单位领导批准才能许可，真跟去监狱看望犯人探监如出一辙，如男友有时还开不到证明，被发现他来阿凤连队，只要有人举报连队，再报告营部，会派执勤排人来抓的。所以，小朱怕路上遇到熟人，不敢走公路，他只能绕远路，爬山越岭，7个多小时，趁夜幕降临，才敢偷偷摸摸进连队，去看望正在做月子的阿凤。
有一次，小朱来看望阿凤，正好被连队一个领导看见，马上报告营部，等营派来人赶到，小朱在许多知青们的隐蔽下，从后门爬上山，摸黑探路偷偷逃跑回去了……。
一天，小朱好长时间没来看阿凤了，小孩的米粉吃完了，他也沒送来，好久巳杳无音信，也不知什么情况，这让阿娟对小朱爱的热情冲破了一切，阿凤把还沒满月的女儿托给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大清早，她徒步向深恋的小朱连队走去，那天，不知孩子是否离开母亲怀抱的溫暖不适，还是眼前一张张陌生的脸庞使她不安，阿凤还沒走出连队，孩子就声嘶力竭的大哭起来，引来一群都沒当过妈的上海女知青，她们七嘴八舌，出注意，哄孩子，有的手忙脚乱拿开水，泡米粉，喂她吃，大家又好玩，又心急，真象热锅上的蚂蚁，弄得她们心慌意乱，晕头转向。
已是傍晚时分，西边天空的白云染成了橙红色，晚霞渐露，撒落在连队， 给胶林和草房盖上一层金黄色，照映得南腊河闪着耀眼的鳞鳞片波，河面上倒映着朵朵彩霞，大沙河水还象往常一样，带着一片金色波光粼粼地流向远方……此时，女知青们心里却都象装着火球，她们心急如焚，孩子忽哭忽停，忽伤心抽泣，整整一天了，已把她们也累得精疲力竭了…….女知青们顾不得洗澡吃饭，抱着孩子走到连队通向外界的路口，焦急地盼望着孩子的妈妈……。
西双版纳的雨季天，就象小孩的脸， 说变就变，哭笑不定，真是天公不作美，突然，天空乌云压顶，遮天蔽日，顿时，老天偏偏下起了倾盆大雨.驱逐知青们抱着孩子赶回草房，房间里黑灯瞎火，也许孩子也怕黑暗，一进屋就象见到鬼一样，突然，又嚎啕大哭起来，上海女知青李排长，急忙点亮了油灯，昏暗的灯光也使孩子的哭声戛然变轻了，连队的熄灯号已吹过， 已是晚上十点过了， 此时， 风静雨停了， 可是，孩子象喝过咖啡似的，眼睁睁看着你，怎么哄也不肯睡，她们唯一的办法，只能调点米粉稍放点甘蔗糖水装在玻璃瓶里，在煤油灯上烘暖后，用小勺喂她。女知青们看到孩子张开红红的小嘴，伸出小小的舌头咶着，还发出巴支巴支的声音，知青们想把煤灯调到最小光亮，让她早点入睡，也许孩子也怕黑暗，不一会儿，小海云又开始哭个不停，真把女知青们的心都哭碎了……，她们把在上海见到带孩子的十八般武艺全都用完了，这时，最后一口米粉也吃完了，可孩子还在声泪俱下，这哭声震撼着连队静静的夜空。
这非婚生育的孩子，已经给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抺了黑，这事本来就烦扰着连队军人指导员，这夜，只见他窗里透出的灯光忽亮忽黑，孩子的哭声使他无法入睡，也许他巴不得将孩子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真的影响到他的盍睡，已是凌晨三点了，孩子还在继续哭泣，十七八岁的女知青也都累得无法支撑了，突然，在离房间不远处一声震天的爆炸声，把整个连队人都从梦中惊醒了， 大家不知是地震还是炮声， 这突如其来的巨响把女知青们吓呆了，她们本能地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四处张望屋外发生了什么事，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人心惶惶， 问长道短， 议论着、猜测着、怀疑着。女知青们涌进孩子的房间，看着李排长怀里的孩子，说来也怪，爆炸声后，不知是否受到惊吓，还是知道有人恶作剧，孩子竟然毫无半点哭声，抽泣了几声，却安然睡着了。球场人堆里传出，这是炸炮用的雷管爆炸声，而且，连队雷管只有指导员才能拿到，事情巳不点而明了。大家低声咕噜着：什么解放军呀，小孩是无辜的，把她吓死怎么办啊？作孽啊！听到这话，看到眼前这触目惊心的一切，女知青们把抱着孩子的女排长紧紧围在中间，孩子不哭了，她又睁开眼晴，望着阿姨们……，女知青们却抱在一起，都哭成了一团。
黑夜终于过去，东方已露出鱼肚白色，晨曦从山顶的胶林中透过，射进茅房的竹笆墙缝，有女知青壮着胆走出草屋，这时看到连队指导员，身披一件黄皮大衣，站在球场边上，看到知青就冷若冰霜的问：“怎么了？小孩沒声了？死了？” 多么恶毒的领导，知青们怒目而视，敢怒不敢言，谁敢相信这是兵团的指导员！
三
在困难的年代，孩子艰难的出生了，但政治恐怖战胜了人生第一次分娩的痛苦，孩子的父母怕遭作为流氓批斗、游街、关押之灾，那种政治环境下，人爱、母爱、人性都被歪曲变形，小海云的降临，使他俩一直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也可称是阿凤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因为阿凤与小朱是未婚生育，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连队领导不因你们已成了有孩子的父母，而给予一些方便和照顾，反之作为严格把关的干部们更不近情理，连队领导下令：如果小朱没有他们营部开具的允许来阿凤处看望母女的证明，就属非法的，不但不能让小朱来探望母女俩，而且一旦发现，还是要驱赶出连队，如劝告不走，就要抓起来五花大绑送营部关押，再则游街。小海云出生后，阿凤自已身心交病，又无营养，产后一直无奶水喂养女儿，只能靠小朱用米去傣族寨子加工米粉，又求人买点白糖，这是唯一孩子的营养，还要爬山越林，往返十几小时送去阿凤连队。因此，小朱每次来探望阿凤母女的事，便成了他俩与知青们心烦意乱的事。有一次，小朱为了早点见到母女，急如星火，他包装好母女吃的米粉和白糖，趁天还蒙蒙亮，来到营部，干部还没上班，沒开到证明，他为了赶时间，不顾一切，便去了阿凤连队，下午时光，刚到连队，小朱拿不出证明，被人举报到营部，这时，有副营长亲自带领执勤排的人来到连里抓人。
这时，小朱进门就把喂孩子的米粉白糖放下，还末来得及洗去满身汗水，刚在阿凤床边坐下，他看着日思夜想的阿凤和女儿，用手抚摸着女儿的脸蛋，阿凤盼到自已唯一的亲人来到身边，听说小朱又沒开到证明，惊惶不定，心惊肉跳，她眼睁睁的看着小朱，泪如泉涌，抽泣着说：“今天中午已吃完了最后一餐了，如果今天不送米粉来，可怜的女儿就要断粮了，……”。正说着，突然外面一阵骚乱喧嚣的脚步声，“快跑！排长带人来抓人了！”
小朱与阿凤还没来得及讲几句亲昵之言，突然听到屋外的喊叫声，阿凤无奈地猛力推开依偎在身边的爱人：“你快走，有人又来抓人了！”此刻，俩人如临大敌，说时迟那时快，小朱窜过房间，直奔通向山上的后门，躲进了深山老林，连夜离开了阿凤母女的身边。
那天，小朱一天还末进食，又饥又渴，在山沟里喝了几口山水，拖着疲惫不堪身子，摸黑走了七、八个小时，回到自已的连队，已是深更半夜，他动弹不得了，一头倒下，心力交瘁，他为这种忍辱偷生的日子，心中充满忐忑……。他抬头问苍天：“我到底作了什么孽？”此时，一个方龄二十的汉子再下忍不住了，顿时，他感到自已的无能，感到人世的困惑不解。他泪水涟涟……，小朱曾想过从山顶闭眼下跳，一走了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前又呈现出阿凤泪汪汪抱着面黄饥瘦的女儿张大着嘴，吖吖直哭，等着他的米粉……。
南腊河是澜沧江在出境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是僾尼族人的母亲河，日夜川流不息。大沙河是这母亲河隔不断挡不住的支流，她如孩子从小牵着母亲的手，不畏强暴，依然欢蹦乱跳，随波逐流……。此时，小朱倾听着奔流的河水声，想着心爱的阿凤、女儿，他毅然决然，男儿担当自强！再次挺起，勇往直前!
时间真如流水一般，阿凤的56天产假快到期了，领导们开始每天来催她上班了，连队召开大会，指导员总要恶言漫骂。那时，连队又沒托儿所，阿凤上山后小海云怎么办？开始几天，阿凤上班后，女知青们偷偷轮流请假带孩子，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在百般无奈的困境之下，阿凤与小朱商量，只能决定将孩子送人抚养。
不几天，经人介绍，决定把小海云要送给结婚多年沒生孩子的一对当地僾尼族人了。一切由介绍人与两边父母都已谈妥说定。
那天，阿凤起了个早，女知青们听说今天领养小海云的父母要来抱孩子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帮阿凤收拾孩子的衣物，她们把小海云穿得象出嫁的女儿，打扮得特别漂亮。
中午，介绍人带着收养孩子的夫妇来了，身穿黑色的粗麻民族服装的僾尼族，背了个箩筐，来到连队，全连的知青把阿凤母女俩内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她们睁大眼，看着眼前的一切，此时，介绍人拖着背箩筐的女僾尼人从人群中挤到中间，大家谁也听不懂她们在讲什么，这时，只见领养人放下箩筐，从里边拿出鸡蛋、魚、肉的三个罐筒(那时总价约6块钱)，放在旁边的桌上，笑逐颜开，露出血红的大牙（吃槟榔的牙），伸出粗糙墨黑的双手，从阿凤手中接过还直不起头的孩子，又将脸紧紧贴着孩子，亲吻着稚嫩的小脸，然后，她把孩子放进了背箩，用生硬的汉语，说了声“谢谢！”，向大家招了招手，示意要走了。
临别，介绍人又转回来，还向阿凤讲了孩子给人后的“约法三章”，即“永远不能反悔，永远不能往来”等等。收养人背起装孩子的箩筐，急匆匆走了……。大家看着箩筐缝里露出的小海云的脑袋，随背箩人的脚步颠簸，孩子在不时地在摇晃，也许她已睡着了，也许，她更不懂如今已与父母们骨肉分离……。
这是阿凤、小朱的亲生骨肉，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也是知青的孩子！此刻，在场上海的、四川的、昆明的女知青们，再也强忍不住内心的疼痛，他们声嘶力竭，如生死离别，都嚎啕大哭起来，这哭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知青们颤抖的心……。
小海云被收养人抱走后，阿凤接连几天以泪洗面，小朱得知后，也心神不定，加之阿凤产后也一直沒好好休息调养，小朱想把妻子接到了自己身边好好照顾，无奈之下，小朱与阿凤正式领取了《结婚证》，一对苦思冥想的恋人，终于离开了这个痛不欲生的地方，互恩互爱，过起了虽苦有爱的日子。
阿凤在山上栽下的橡胶树渐渐长高，开割流出洁白的胶乳了，可每当夜深人静时，小朱与阿凤思念女儿的心结，总在激烈徘徊，挥之不去……。
四
僾尼族养父母姓沙，小孩就叫“沙英”.也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幸中的大幸。忽如一夜春风来，这对结婚多年未育的夫妇，把沙英当作掌上明珠，他们还是以米粉喂养为主，养父不知给女儿吃什么才好，他不辞辛劳，每天扛着猎枪上山打猎，把打来的猎物熬成汤，冲米粉喂孩子，他们又从山上捉回野蜂， 养在屋后的蜂桶， 到时取出蜂蜜， 以蜜代糖， 从沙英来到僾伲族养父母家，每天以猎物汤和蜂蜜调米粉， 谁知这高营养的食物， 使沙英越长越结实， 脸色红润， 个子也渐渐长高了…….她完全不象周围个子瘦小的僾尼族同龄姑娘…….
到了1978年底，那年沙英8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知青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云南兵团的建设。那个年头，知青们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要改变现状，只有去上访。于是，知青为了自己的命运抗争，他们的罢工、绝食、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知青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云南省委允许知青返城的文件下达了，而且明文规定:上海郊区的农村青年，可以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个文件针对了阿凤和小朱，他们可回到自已的家乡。但是，他们如要回上海，把亲生女儿留在这里，感情上怎样也是难分难舍，夫妻俩人商量，决定去找小海云，再苦也一定要把她带回上海…….
回城的文件中，来自上海郊区的阿凤夫妇成了回城的“硬档子”，这时。连队里与阿凤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象战败后的逃亡者，纷纷丢盔弃甲，什么家具、农具，统统送人敲毀，那悲壮的场面激烈着阿凤和小朱，他们决定不顾一切，无论如何要把沙英带回家乡留在身边。
那天，阿凤夫妇趁天还末亮，俩人悄悄的来到沙英的养父母家，守候了许久，他们认出了自已的女儿，趁人不备，正想抢了女儿就跑，谁知被人发现，马上呼叫沙英养父母，许多人从家里拿出器具，挥戈动械，差点动真格，一阵争夺，阿凤夫妇寡不敌众，无能为力，只能自作罢休。他们带着自己身边的一对儿女回到了上海。
真是天从人愿，沙英十四岁那年，喜从天降，养父母也生了个女儿，从此沙英有了妹妹的陪伴，给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僾尼族父母认为，这是沙英带来的福分，他们不但冷落沙英，反而更加喜欢了大女，他们省吃俭用，送沙英上学读书，沙英也很努力，她深刻体会到家乡缺医少药，无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她选择了学医，考上了云南思茅卫校。1996年，学校毕业，沙英在家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自已当医生，由于她医德兼备，看病人天天络绎不绝。
1998年的一天，有一个认识沙英母亲的阿姨正好去找沙英看病，闲聊中讲起了沙英的身世，她无意中告诉了沙英的亲生父母是上海知青，在此前沙英看过电视剧"孽债"，曾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说，但一直沒有上海父母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想找亲生父母的愿望一直沒实现。今天听阿姨一讲，兴奋不已，她拉着阿姨的手，缠着一定要知道亲生父母的情况，她想见到从未见过的父母，说着她便大哭起来，见此状，阿姨无奈地将沙英上海亲生父母的联系电话告诉了她。拿着亲生父母的电话，沙英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才好，她想马上给妈妈去电话，可不知如何开口？对养育她28年的养父母又会怎么想？找到亲生父母后将来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在脑海中接踵而来。不！28年了，再也不能等了……。
一种世上无与伦比的母女之情冲破了一切！她勇敢地拨通了上海母亲的电话：“妈，我是你们在云南的女儿……”这时，阿凤耳边传来从未听到过的女儿叫喚，心中一切都明了，“哎，哎……女儿啊，我是妈妈……。”她忍着激动，回了最简单的话。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阿凤一时呆若木鸡，都不知讲什么好，她的心突然如猫抓，兴奋、自责、内疚、悲喜交集，她提着电话，如做了亏心事，头冒大汗，双手颤抖，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电话的那边也只响着女儿的哭声，久久不能平息，阿凤回想着28年前将女儿送掉的景头，她快哭晕过去了……。
电话里，沙英告诉妈妈，她很快会来上海看望父母和弟妹。那天电话一挂，她与丈夫带上女儿就动身赶去上海了。阿凤原想，那正是上海的夏天高温38度，怕女儿太热在不住，希望等秋天凉爽点再来，谁知道阿凤突然又接到沙英在来上海路上从昆明火车站来电话，后天就到上海了。这可把阿凤急坏了，赶紧与家人商量如何去车站迎接，把房间也空出来，一切都准备就绪。
28年了，女儿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双方互不认识，阿凤与丈夫连夜写了个“接云南沙英”的小撗标，第二天，阿凤全家拿了小横标，儿子开了私家车，来到上海火车新客站，昆明到上海的列车到了，阿凤夫妇高举横标，在站台上从车头走到车尾，就沒找到沙英一家，也沒人见横标找过来的，站台上的人渐渐走完了，这时阿凤一家人巳滿头大汗了，这时，看见远处有脸色黑黝黝，身穿深色衣服的三个人，阿凤不敢相信这就是女儿沙英一家，她走近问：“你们是云南来的吗？”“是的。”对方回答，“叫沙英吗？”阿凤又问，“我就是沙英啊，你是妈妈吧？”这时，一切都不用讲了，沙英突然泪如雨下，声音哽咽了，她一头扑向了妈妈的怀里……。
那天晚上，想起骨肉分离的伤心事，全家人都抱头痛哭。阿凤边哭边向女儿解释“当时真出于无奈，否则我们死也不会把你送人的……女儿你要原谅我们。”“妈，你别说了，我听说了，我理解的，我们团聚了应该高兴啊。”懂事的沙英边擦着眼泪边劝着妈妈。
阿凤见到自已的女儿穿得那么落魄，晚饭后，带着沙英一家去服装店，化了三万多元钱，把三个人从内到外的衣裤全換成了新装，还给沙英买了首饰。
这天晚上，阿凤要沙英陪她睡觉，28年了，沙英又第一次回到妈妈的怀抱，母女俩紧紧依偎着，无限的幸福让她们夜不能寐，整整聊了一夜，热泪浸透了娘俩的枕巾……。
沙英跟妈妈讲了许许多多从小到大的故事，也讲她参加工作后，嫁给了农场干部的子女小杨后，生了一对儿女，（女儿现已在上大学，小儿子现读五年级），小俩口在勐滿镇化了一百多万盖了一幢四层楼房出租。
又开了能容纳160桌人同时用餐的“勐満大桥头餐厅”，添置了丰田轿车。沙英的养父前几年巳去世，养母已退休，养母家里还有个妹妺也巳出嫁，养母家离沙英的饭店十分钟路，沙英夫妇俩常照顾着养母，平时常在饭店一起吃饭，店里忙了，养母也常来帮忙捡菜洗碗，大家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有人问她你上海家里条件也很好，弟弟也是企业老板，为什么还不回上海？沙英说：“上海是好，还有亲生的父母弟妹陪伴，但人不能忘恩负义，我还是要回到云南，陪伴从小把我养大成人僾尼族养母。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从那起，阿凤几十年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沙英与妈妈常常互相来往，沙英家开饭店，有时忙得走不开，阿凤就与家人去云南看沙英，今年春节阿凤上海的全家坐飞机去了云南，在那里沙英与俩个妈妈过了个美满的春节。
现在，如有知青去云南笫二故乡，他们也常常去沙英的饭店住宿、就餐，沙英是知青的女儿，她还有上海姑娘对知青的那种热情洋溢，给人那种特殊的回家感觉，真的美极了！她更盼望出生后那两个月，帮妈妈抱她，为她流过泪的知青阿姨们去她家作客，知青时代巳一去不复返了，知青的情谊将一定永志不忘！
僾尼族养父母姓沙，小孩就叫“沙英”.也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幸中的大幸。忽如一夜春风来，这对结婚多年未育的夫妇，把沙英当作掌上明珠，他们还是以米粉喂养为主，养父不知给女儿吃什么才好，他不辞辛劳，每天扛着猎枪上山打猎，把打来的猎物熬成汤，冲米粉喂孩子，他们又从山上捉回野蜂， 养在屋后的蜂桶， 到时取出蜂蜜， 以蜜代糖， 从沙英来到僾伲族养父母家，每天以猎物汤和蜂蜜调米粉， 谁知这高营养的食物， 使沙英越长越结实， 脸色红润， 个子也渐渐长高了…….她完全不象周围个子瘦小的僾尼族同龄姑娘…….
到了1978年底，那年沙英8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知青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云南兵团的建设。那个年头，知青们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要改变现状，只有去上访。于是，知青为了自己的命运抗争，他们的罢工、绝食、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知青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云南省委允许知青返城的文件下达了，而且明文规定:上海郊区的农村青年，可以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个文件针对了阿凤和小朱，他们可回到自已的家乡。但是，他们如要回上海，把亲生女儿留在这里，感情上怎样也是难分难舍，夫妻俩人商量，决定去找小海云，再苦也一定要把她带回上海…….
回城的文件中，来自上海郊区的阿凤夫妇成了回城的“硬档子”，这时。连队里与阿凤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象战败后的逃亡者，纷纷丢盔弃甲，什么家具、农具，统统送人敲毀，那悲壮的场面激烈着阿凤和小朱，他们决定不顾一切，无论如何要把沙英带回家乡留在身边。
那天，阿凤夫妇趁天还末亮，俩人悄悄的来到沙英的养父母家，守候了许久，他们认出了自已的女儿，趁人不备，正想抢了女儿就跑，谁知被人发现，马上呼叫沙英养父母，许多人从家里拿出器具，挥戈动械，差点动真格，一阵争夺，阿凤夫妇寡不敌众，无能为力，只能自作罢休。他们带着自己身边的一对儿女回到了上海。
真是天从人愿，沙英十四岁那年，喜从天降，养父母也生了个女儿，从此沙英有了妹妹的陪伴，给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僾尼族父母认为，这是沙英带来的福分，他们不但冷落沙英，反而更加喜欢了大女，他们省吃俭用，送沙英上学读书，沙英也很努力，她深刻体会到家乡缺医少药，无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她选择了学医，考上了云南思茅卫校。1996年，学校毕业，沙英在家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自已当医生，由于她医德兼备，看病人天天络绎不绝。
1998年的一天，有一个认识沙英母亲的阿姨正好去找沙英看病，闲聊中讲起了沙英的身世，她无意中告诉了沙英的亲生父母是上海知青，在此前沙英看过电视剧"孽债"，曾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说，但一直沒有上海父母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想找亲生父母的愿望一直沒实现。今天听阿姨一讲，兴奋不已，她拉着阿姨的手，缠着一定要知道亲生父母的情况，她想见到从未见过的父母，说着她便大哭起来，见此状，阿姨无奈地将沙英上海亲生父母的联系电话告诉了她。拿着亲生父母的电话，沙英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才好，她想马上给妈妈去电话，可不知如何开口？对养育她28年的养父母又会怎么想？找到亲生父母后将来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在脑海中接踵而来。不！28年了，再也不能等了……。
一种世上无与伦比的母女之情冲破了一切！她勇敢地拨通了上海母亲的电话：“妈，我是你们在云南的女儿……”这时，阿凤耳边传来从未听到过的女儿叫喚，心中一切都明了，“哎，哎……女儿啊，我是妈妈……。”她忍着激动，回了最简单的话。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阿凤一时呆若木鸡，都不知讲什么好，她的心突然如猫抓，兴奋、自责、内疚、悲喜交集，她提着电话，如做了亏心事，头冒大汗，双手颤抖，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电话的那边也只响着女儿的哭声，久久不能平息，阿凤回想着28年前将女儿送掉的景头，她快哭晕过去了……。
电话里，沙英告诉妈妈，她很快会来上海看望父母和弟妹。那天电话一挂，她与丈夫带上女儿就动身赶去上海了。阿凤原想，那正是上海的夏天高温38度，怕女儿太热在不住，希望等秋天凉爽点再来，谁知道阿凤突然又接到沙英在来上海路上从昆明火车站来电话，后天就到上海了。这可把阿凤急坏了，赶紧与家人商量如何去车站迎接，把房间也空出来，一切都准备就绪。
28年了，女儿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双方互不认识，阿凤与丈夫连夜写了个“接云南沙英”的小撗标，第二天，阿凤全家拿了小横标，儿子开了私家车，来到上海火车新客站，昆明到上海的列车到了，阿凤夫妇高举横标，在站台上从车头走到车尾，就沒找到沙英一家，也沒人见横标找过来的，站台上的人渐渐走完了，这时阿凤一家人巳滿头大汗了，这时，看见远处有脸色黑黝黝，身穿深色衣服的三个人，阿凤不敢相信这就是女儿沙英一家，她走近问：“你们是云南来的吗？”“是的。”对方回答，“叫沙英吗？”阿凤又问，“我就是沙英啊，你是妈妈吧？”这时，一切都不用讲了，沙英突然泪如雨下，声音哽咽了，她一头扑向了妈妈的怀里……。
那天晚上，想起骨肉分离的伤心事，全家人都抱头痛哭。阿凤边哭边向女儿解释“当时真出于无奈，否则我们死也不会把你送人的……女儿你要原谅我们。”“妈，你别说了，我听说了，我理解的，我们团聚了应该高兴啊。”懂事的沙英边擦着眼泪边劝着妈妈。
阿凤见到自已的女儿穿得那么落魄，晚饭后，带着沙英一家去服装店，化了三万多元钱，把三个人从内到外的衣裤全換成了新装，还给沙英买了首饰。
这天晚上，阿凤要沙英陪她睡觉，28年了，沙英又第一次回到妈妈的怀抱，母女俩紧紧依偎着，无限的幸福让她们夜不能寐，整整聊了一夜，热泪浸透了娘俩的枕巾……。
沙英跟妈妈讲了许许多多从小到大的故事，也讲她参加工作后，嫁给了农场干部的子女小杨后，生了一对儿女，（女儿现已在上大学，小儿子现读五年级），小俩口在勐滿镇化了一百多万盖了一幢四层楼房出租。
又开了能容纳160桌人同时用餐的“勐満大桥头餐厅”，添置了丰田轿车。沙英的养父前几年巳去世，养母已退休，养母家里还有个妹妺也巳出嫁，养母家离沙英的饭店十分钟路，沙英夫妇俩常照顾着养母，平时常在饭店一起吃饭，店里忙了，养母也常来帮忙捡菜洗碗，大家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有人问她你上海家里条件也很好，弟弟也是企业老板，为什么还不回上海？沙英说：“上海是好，还有亲生的父母弟妹陪伴，但人不能忘恩负义，我还是要回到云南，陪伴从小把我养大成人僾尼族养母。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从那起，阿凤几十年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沙英与妈妈常常互相来往，沙英家开饭店，有时忙得走不开，阿凤就与家人去云南看沙英，今年春节阿凤上海的全家坐飞机去了云南，在那里沙英与俩个妈妈过了个美满的春节。
现在，如有知青去云南笫二故乡，他们也常常去沙英的饭店住宿、就餐，沙英是知青的女儿，她还有上海姑娘对知青的那种热情洋溢，给人那种特殊的回家感觉，真的美极了！她更盼望出生后那两个月，帮妈妈抱她，为她流过泪的知青阿姨们去她家作客，知青时代巳一去不复返了，知青的情谊将一定永志不忘！
现在没有知识青年了，但四十年前遍地都有知识青年，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酸甜苦辣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们唱着自己编的知青之歌，抒发自己的心声。……
下面是《南京知青之歌》部分歌词: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绣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21
一家两代知青的人生与命运
作者：熊开达
本篇于1997年由罗玲口述。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知青”，是南江县坪河乡的罗森山、雷映春夫妇全家。这是一家特殊年代的特殊知青。他们原是重庆市江北区茶园街道的的居民。1970年下乡当知青时，他们已有五个儿女。除了大女儿在重庆读初中没有下乡以外，其余４个子女（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女儿６岁）也随他们下乡。
1970年5月19日，罗森山全家经过３天颠簸，才终于走进了大巴山深处。
看见光秃秃的山腰有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小屋。雷映春想进去歇一口气，讨一口水喝，就带着孩子们朝茅屋走去。站在茅屋门口，屋里空空荡荡的，连门都没有，一股潮湿的霉味飘了出来。
队干部说：到了。雷映春说，到什么地方了？队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雷映春一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罗森山、雷映春夫妇这次下乡当知青，是作为典型动员下乡的。他们在重庆没有固定职业，靠做临时工养家糊口。5个孩子全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当时知青下乡是大政策，街道居委会想动员他们成为带头下乡的典型，就对他们说：“南江县是猪满圈羊满山，粮食金灿灿的”的好地方。还说孩子们上学也非常方便。于是，他们一家便作为“典型引路”下乡了。
谁知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在当时的农村是集体生产，罗森山一家在生产队、大队的帮助下，总算安顿下来。
可是，这一家也实在是太弱了：罗森山气管炎，爬坡就喘。他的老二罗元权是五姊妹中唯一的男孩，但还不满１４岁。身强力壮的就只有雷映春，可是一个妇女一天最多能挣６分工。
当时，1分工才折合人民币1分4厘钱，而这一家6口人要分回口粮，就至少要挣够１.８万个工分。这个数字对于罗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若以全家出工按半劳、妇劳、童工满勤计，一年365天做出头，他们家也只能完成7600个工分。
队长来安慰，给他们算细帐，帮助他们安排农活：你们两个大人和两个大娃出工；两个细娃一个煮饭、喂猪；一个放牛、捡柴。队里分给你家一头牛喂，你们再买两头猪，放牛有工分，猪粪、牛粪也有工分……
可是，罗森山一出工就扭伤脚，让社员背了回来。雷映春背水也滚了崖，扁桶摔坏了，腰也扭伤了。夫妇俩一个坐在椅子上咳喘，一个躺在床上叹气。４个孩子放学回来一看，就哭了起来。齐刷刷地跪了一排，一个一个地说：
爸爸，我不读书了，去出工。
妈妈，我不读书了，去背水。
幺妹最小才６岁，从小受父母的娇宠，哭得最凶，胸前的衣服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她哽咽着把一件花衣服放到妈妈的床边说，妈妈，我再也不要花衣服了。我去放牛、捡柴、扯猪草……
罗森山咳喘着哄孩子们起来，孩子们却越哭得厉害。雷映春再也睡不住了，翻身起床抓起一根竹条就打：下乡来就是为你们读书，你们这么不争气，有书不读，气死我啦！
三个女儿一看，吓得赶紧认错，儿子却不吭声，母亲也不停手，直到竹条断成三截，母亲再也不忍心打下去，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儿啊！”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山里人有一句话：出门不弯腰，进门莫柴烧。罗家人也很快学会了这种生活习惯，连３个上学的女孩，每天回家都要捡上一小把枯枝、柴棍。
一天，有一家住在对面山上的社员，送给罗家一梱柴。柴梱太大，罗元娣和罗玲姐妹背不动，又舍不得空手而归。就让送柴的人把柴分成两梱。两个小女孩就背着与人一般高的柴梱，磕磕绊绊地往家走。
背上的柴禾却越背越重，只好一边走一边歇气，后来歇下来就再也背不起来了。姐姐就说：妹妹，我来帮你一把，你背起来了，就先回家。妹妹说：我害怕，我要和你在一起。姐姐说，不能在这里，这里危险。
妹妹说，我们一起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山越见阴森得怕人。
姐姐就生气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就把妹妹的柴禾提了起来，推了一把，说：我要是死了，喊妈把我埋在屋门口。妹妹一听吓得哭，但是却不敢停下来，边跑边喊：“哥哥，快来呀，来救姐姐呀！”
后来，哥哥打着火把来了，听见哥哥的呼唤，看见哥哥红红的火把，姐妹俩竟连人带柴禾瘫倒在地上。
罗元权为了全家的生计，终于放弃了读书，到队里挣工分。但他毕竟是一个孩子，所以在生产队劳动便只能当童工：薅草、锄地、打苕厢、抓粪。
他干活从不惜力，又不误工，队里给他记到最高也只有５分。加上父母的工分，一年到头，罗家仍然欠队里一大堆工分。
分粮时，队里按惯例是要先给分钱户称粮，然后把超支户集中起来开会，订出明年完成劳动日的计划后才分粮。
罗元权不懂规矩，见队里分粮，就快乐得不得了，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背回去报喜。罗元权早早地背了背篼去晒场大院等候。可是，一院子的人都被念了名字，背了粮回家，却唯独不念他的名字，不给他家分粮。15岁的少年怒不可遏，一脚就把分粮的箩篼踩瘪。说：
为啥不给我们分粮？从种包谷苗苗到掰包谷果果，我哪里少出过一天工？
罗元权闹分配的事虽然平息了，粮食也背了回去，但是罗家却也欠下了生产队的帐。如果这样一年一年地累积，帐就会越欠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罗森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罗森山是处事实际的人，通过一段时间与当地的联络、交往，他发现弹棉花的手艺在这里有一个广阔的市场，而政策也比城里开放，只要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许可，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为生产队搞副业。于是，他又重新操起了弹棉花的手艺。
罗元权就成了罗森山的徒弟。第一次出远门做手艺，早晨3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背着大弓和碾盘，走了35公里山路来到县城已是下午3点，在县城转了一圈却无人招呼，直到猪市河坝，才找到了雇主，一个买猪的农民。正是热天，他们顺着南江河溯流而上，天越来越黑，路越走越细，坡越爬越陡，直到半夜3点，才走拢山中一户人家。
一家两代知青的人生与命运
作者：熊开达
本篇于1997年由罗玲口述。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知青”，是南江县坪河乡的罗森山、雷映春夫妇全家。这是一家特殊年代的特殊知青。他们原是重庆市江北区茶园街道的的居民。1970年下乡当知青时，他们已有五个儿女。除了大女儿在重庆读初中没有下乡以外，其余４个子女（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女儿６岁）也随他们下乡。
1970年5月19日，罗森山全家经过３天颠簸，才终于走进了大巴山深处。
看见光秃秃的山腰有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小屋。雷映春想进去歇一口气，讨一口水喝，就带着孩子们朝茅屋走去。站在茅屋门口，屋里空空荡荡的，连门都没有，一股潮湿的霉味飘了出来。
队干部说：到了。雷映春说，到什么地方了？队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雷映春一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罗森山、雷映春夫妇这次下乡当知青，是作为典型动员下乡的。他们在重庆没有固定职业，靠做临时工养家糊口。5个孩子全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当时知青下乡是大政策，街道居委会想动员他们成为带头下乡的典型，就对他们说：“南江县是猪满圈羊满山，粮食金灿灿的”的好地方。还说孩子们上学也非常方便。于是，他们一家便作为“典型引路”下乡了。
谁知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在当时的农村是集体生产，罗森山一家在生产队、大队的帮助下，总算安顿下来。
可是，这一家也实在是太弱了：罗森山气管炎，爬坡就喘。他的老二罗元权是五姊妹中唯一的男孩，但还不满１４岁。身强力壮的就只有雷映春，可是一个妇女一天最多能挣６分工。
当时，1分工才折合人民币1分4厘钱，而这一家6口人要分回口粮，就至少要挣够１.８万个工分。这个数字对于罗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若以全家出工按半劳、妇劳、童工满勤计，一年365天做出头，他们家也只能完成7600个工分。
队长来安慰，给他们算细帐，帮助他们安排农活：你们两个大人和两个大娃出工；两个细娃一个煮饭、喂猪；一个放牛、捡柴。队里分给你家一头牛喂，你们再买两头猪，放牛有工分，猪粪、牛粪也有工分……
可是，罗森山一出工就扭伤脚，让社员背了回来。雷映春背水也滚了崖，扁桶摔坏了，腰也扭伤了。夫妇俩一个坐在椅子上咳喘，一个躺在床上叹气。４个孩子放学回来一看，就哭了起来。齐刷刷地跪了一排，一个一个地说：
爸爸，我不读书了，去出工。
妈妈，我不读书了，去背水。
幺妹最小才６岁，从小受父母的娇宠，哭得最凶，胸前的衣服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她哽咽着把一件花衣服放到妈妈的床边说，妈妈，我再也不要花衣服了。我去放牛、捡柴、扯猪草……
罗森山咳喘着哄孩子们起来，孩子们却越哭得厉害。雷映春再也睡不住了，翻身起床抓起一根竹条就打：下乡来就是为你们读书，你们这么不争气，有书不读，气死我啦！
三个女儿一看，吓得赶紧认错，儿子却不吭声，母亲也不停手，直到竹条断成三截，母亲再也不忍心打下去，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儿啊！”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山里人有一句话：出门不弯腰，进门莫柴烧。罗家人也很快学会了这种生活习惯，连３个上学的女孩，每天回家都要捡上一小把枯枝、柴棍。
一天，有一家住在对面山上的社员，送给罗家一梱柴。柴梱太大，罗元娣和罗玲姐妹背不动，又舍不得空手而归。就让送柴的人把柴分成两梱。两个小女孩就背着与人一般高的柴梱，磕磕绊绊地往家走。
背上的柴禾却越背越重，只好一边走一边歇气，后来歇下来就再也背不起来了。姐姐就说：妹妹，我来帮你一把，你背起来了，就先回家。妹妹说：我害怕，我要和你在一起。姐姐说，不能在这里，这里危险。
妹妹说，我们一起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山越见阴森得怕人。
姐姐就生气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就把妹妹的柴禾提了起来，推了一把，说：我要是死了，喊妈把我埋在屋门口。妹妹一听吓得哭，但是却不敢停下来，边跑边喊：“哥哥，快来呀，来救姐姐呀！”
后来，哥哥打着火把来了，听见哥哥的呼唤，看见哥哥红红的火把，姐妹俩竟连人带柴禾瘫倒在地上。
罗元权为了全家的生计，终于放弃了读书，到队里挣工分。但他毕竟是一个孩子，所以在生产队劳动便只能当童工：薅草、锄地、打苕厢、抓粪。
他干活从不惜力，又不误工，队里给他记到最高也只有５分。加上父母的工分，一年到头，罗家仍然欠队里一大堆工分。
分粮时，队里按惯例是要先给分钱户称粮，然后把超支户集中起来开会，订出明年完成劳动日的计划后才分粮。
罗元权不懂规矩，见队里分粮，就快乐得不得了，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背回去报喜。罗元权早早地背了背篼去晒场大院等候。可是，一院子的人都被念了名字，背了粮回家，却唯独不念他的名字，不给他家分粮。15岁的少年怒不可遏，一脚就把分粮的箩篼踩瘪。说：
为啥不给我们分粮？从种包谷苗苗到掰包谷果果，我哪里少出过一天工？
罗元权闹分配的事虽然平息了，粮食也背了回去，但是罗家却也欠下了生产队的帐。如果这样一年一年地累积，帐就会越欠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罗森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罗森山是处事实际的人，通过一段时间与当地的联络、交往，他发现弹棉花的手艺在这里有一个广阔的市场，而政策也比城里开放，只要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许可，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为生产队搞副业。于是，他又重新操起了弹棉花的手艺。
罗元权就成了罗森山的徒弟。第一次出远门做手艺，早晨3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背着大弓和碾盘，走了35公里山路来到县城已是下午3点，在县城转了一圈却无人招呼，直到猪市河坝，才找到了雇主，一个买猪的农民。正是热天，他们顺着南江河溯流而上，天越来越黑，路越走越细，坡越爬越陡，直到半夜3点，才走拢山中一户人家。
这一天，他们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罗元权只记得在这户人家吃的是稀辣子拌包谷粥，是他这一生中吃过的最馨香最美味的一餐饭。可是弹棉絮的收入却只有5元，减去网线1.35元的成本，他们的纯收入才3.65元。
从此，罗元权就跟着父亲在巴山深处的南江、旺苍和陕西的南郑、宁强等县跋涉、流浪。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走路挨饿之外，还有夏天被蚊子咬（农村大多无蚊帐），冬天被虱子咬。
但是，这样却省下了两个人的口粮（当时的农村，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大约也只能换回一个人的口粮），不但补够了全家人的口粮欠帐，还修了8间木板房。罗家很快就走出了贫困，成了全队最殷实的农户。
新家修在一处山坳里，开门见山。群山中有一座三峰山，当地人叫它笔架山。
罗森山仍然出门做副业，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小小的工具箱里或者就有一刀猪肉，一捧核桃，一块花布。孩子们就计算着，每到父亲回家的日子，就会早早地迎到山口，接过父亲的工具和行囊，把父亲簇拥回家，掏出自己的作业本，把一个个5分翻出来，请父亲检查。这一天便成了全家的节日，欢乐的笑声就会在这山间木屋里回荡。
每逢这个时候，罗元权便有了心事。他虽然为自己没有读书而遗憾，但更为了妹妹们的成绩高兴。他就想，一定要让妹妹们把书读下去，读出一个个秀才来。他便会常常面对笔架山出神。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妹妹们的床和笔架山对得不准。他悄悄到了队里木匠家借来角尺，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直到妹妹们的三架床都端端正正对准了笔架山。
果然，这一年，罗元娣考取了南江县高中，罗玲考取了杨坝区中学初中。接到通知的那一天，罗源泉比哪一个都高兴，差一点就把摆床的秘密说了出来。直到晚上夜深人静，他才悄悄溜出门，对着笔架山磕了三个响头。
他又用了3天时间给两个妹妹一人做了一个木箱，送她们去住校。木箱做好了，应该写一句什么话祝福她们好呢？他想了又想，最后，在每一个木箱上，他刻下5个字：为人民服务。仿照毛 的手迹，模仿得惟妙惟肖。
几年的时光流水一般地过去了，返城的风也一阵阵地刮过。开始是零星的考学，接着是一批一批的招工。罗森山开始和公社接洽、联系。可是，公社也讲不清楚，好像都是各单位来招收子女，他们在重庆没有单位，当然也就没有招工组来招收他们的子女……
终于大返城开始了，罗元娣、罗玲也相继高中毕业，罗森山就又到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这一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们不是知青。想不到下乡7、8年，他们连知青都不是。他们只被叫做“城户下乡”。因此他们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也就是说，他们已失去了返城的权利。可是，他们当初是被当作“典型引路”下乡的呀！知青办也解释不清，只能搬文件。
还有什么话可讲呢？文件就是政策，罗森山夫妇只有叹息和委屈。
好在大队和生产队还是把他们当知青看待，3个女儿高中毕业，成为这一片土地上的三个秀才，先后被安排到大队小学代课。她们也就成了榜样，大山里的女孩也才因此得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
从此，几个孩子就认定一个死理：不承认我们是知青，我们就干出一个知青（工作）。他们找出了课本，从头复习，要凭真本事，考试转正。
罗森山和雷映春为了全家的安全和稳定，从1970年经历了下乡、子女学习、维持温饱、子女就业等4大“工程”。但是12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仍然没有稳定。
除了大女儿罗元明1971年随学校支边到了云南景洪橄榄坝农场，后就学云南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云南省委，大儿子罗元权当兵退伍后，安排到了县物资局，三女儿罗玲代课老师转正后，全家还有4口人属于知青和农民以外的“城户下乡”，看来这个家只好扎根深山了。
但是历史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82年，下乡的城镇人口返城，这是罗森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带着全家人，走了12年的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但是这一次的返城却和上一次的下乡不同，下乡时，他们带着满脑子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一次却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劳累；上一次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这一次却留下了3个人：罗元权、罗玲和罗元娣。其时，罗元娣还是代课老师，符合返城的政策，但是她结了婚，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她不愿舍弃她已经握在手中的幸福。
罗森山带着妻子雷映春，带着小女儿罗元萍，默默地踏上了归途。
回到重庆，52岁的老人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职业，也没有熟悉的邻居、朋友。他们成了一群陌生的乡下佬。好在街道接纳了他们，给他们租了一间房，又在一处居民点搭起了一个售货亭，卖烟、卖酒、卖菜、卖盐，小女儿元萍被安排到一家织布厂当学徒。
这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但是他们却突然都变得孤寂、忧郁，而又心事重重。
这时，罗元权来了。他因为停薪留职到云南，去应聘大姐介绍的职业，路过重庆时就陪老人多住了几天。白天，他帮老人进货、发货，晚上就睡在店里值班。
一天半夜，他被敲门声从梦中唤醒，听声音又急又重，他以为是有人买货，就打开了门。谁知进来三个醉鬼，要烟、要酒、要饮料。他怕闹出事来，就把这三个人往外轰，都是年青人，又有酒壮胆，几句话不合就打了起来。虽然酒鬼人多，但罗元权当兵出身，又会几下拳脚，三个人被罗元权赶走了。想不到一个“山河老几”还敢在重庆“操码头”，3个酒鬼不服气，第二天就邀了一帮人，要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山蛮子”。罗元权一早就走了，派出所出来调解。但这帮人就是对这一家山里来的人看不顺眼，经常寻衅闹事。
……
两位老人就越加思念起大山里安谧、宁静的生活来。
在罗家五兄妹中，老四罗玲最不安份。后来就爱上了体育活动，成了县文教系统女篮的主力，并因此第一个由代课老师转正。
这里的山处处都蕴藏着矿物。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变为财富呢？罗玲的丈夫熊勇正担任着坪河乡的党委书记。罗玲一说，正和熊勇的思考不谋而合。于是，罗玲办起了石材公司，专门开采黄石矿藏。
从此，罗元权就跟着父亲在巴山深处的南江、旺苍和陕西的南郑、宁强等县跋涉、流浪。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走路挨饿之外，还有夏天被蚊子咬（农村大多无蚊帐），冬天被虱子咬。
但是，这样却省下了两个人的口粮（当时的农村，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大约也只能换回一个人的口粮），不但补够了全家人的口粮欠帐，还修了8间木板房。罗家很快就走出了贫困，成了全队最殷实的农户。
新家修在一处山坳里，开门见山。群山中有一座三峰山，当地人叫它笔架山。
罗森山仍然出门做副业，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小小的工具箱里或者就有一刀猪肉，一捧核桃，一块花布。孩子们就计算着，每到父亲回家的日子，就会早早地迎到山口，接过父亲的工具和行囊，把父亲簇拥回家，掏出自己的作业本，把一个个5分翻出来，请父亲检查。这一天便成了全家的节日，欢乐的笑声就会在这山间木屋里回荡。
每逢这个时候，罗元权便有了心事。他虽然为自己没有读书而遗憾，但更为了妹妹们的成绩高兴。他就想，一定要让妹妹们把书读下去，读出一个个秀才来。他便会常常面对笔架山出神。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妹妹们的床和笔架山对得不准。他悄悄到了队里木匠家借来角尺，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直到妹妹们的三架床都端端正正对准了笔架山。
果然，这一年，罗元娣考取了南江县高中，罗玲考取了杨坝区中学初中。接到通知的那一天，罗源泉比哪一个都高兴，差一点就把摆床的秘密说了出来。直到晚上夜深人静，他才悄悄溜出门，对着笔架山磕了三个响头。
他又用了3天时间给两个妹妹一人做了一个木箱，送她们去住校。木箱做好了，应该写一句什么话祝福她们好呢？他想了又想，最后，在每一个木箱上，他刻下5个字：为人民服务。仿照毛 的手迹，模仿得惟妙惟肖。
几年的时光流水一般地过去了，返城的风也一阵阵地刮过。开始是零星的考学，接着是一批一批的招工。罗森山开始和公社接洽、联系。可是，公社也讲不清楚，好像都是各单位来招收子女，他们在重庆没有单位，当然也就没有招工组来招收他们的子女……
终于大返城开始了，罗元娣、罗玲也相继高中毕业，罗森山就又到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这一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们不是知青。想不到下乡7、8年，他们连知青都不是。他们只被叫做“城户下乡”。因此他们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也就是说，他们已失去了返城的权利。可是，他们当初是被当作“典型引路”下乡的呀！知青办也解释不清，只能搬文件。
还有什么话可讲呢？文件就是政策，罗森山夫妇只有叹息和委屈。
好在大队和生产队还是把他们当知青看待，3个女儿高中毕业，成为这一片土地上的三个秀才，先后被安排到大队小学代课。她们也就成了榜样，大山里的女孩也才因此得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
从此，几个孩子就认定一个死理：不承认我们是知青，我们就干出一个知青（工作）。他们找出了课本，从头复习，要凭真本事，考试转正。
罗森山和雷映春为了全家的安全和稳定，从1970年经历了下乡、子女学习、维持温饱、子女就业等4大“工程”。但是12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仍然没有稳定。
除了大女儿罗元明1971年随学校支边到了云南景洪橄榄坝农场，后就学云南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云南省委，大儿子罗元权当兵退伍后，安排到了县物资局，三女儿罗玲代课老师转正后，全家还有4口人属于知青和农民以外的“城户下乡”，看来这个家只好扎根深山了。
但是历史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82年，下乡的城镇人口返城，这是罗森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带着全家人，走了12年的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但是这一次的返城却和上一次的下乡不同，下乡时，他们带着满脑子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一次却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劳累；上一次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这一次却留下了3个人：罗元权、罗玲和罗元娣。其时，罗元娣还是代课老师，符合返城的政策，但是她结了婚，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她不愿舍弃她已经握在手中的幸福。
罗森山带着妻子雷映春，带着小女儿罗元萍，默默地踏上了归途。
回到重庆，52岁的老人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职业，也没有熟悉的邻居、朋友。他们成了一群陌生的乡下佬。好在街道接纳了他们，给他们租了一间房，又在一处居民点搭起了一个售货亭，卖烟、卖酒、卖菜、卖盐，小女儿元萍被安排到一家织布厂当学徒。
这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但是他们却突然都变得孤寂、忧郁，而又心事重重。
这时，罗元权来了。他因为停薪留职到云南，去应聘大姐介绍的职业，路过重庆时就陪老人多住了几天。白天，他帮老人进货、发货，晚上就睡在店里值班。
一天半夜，他被敲门声从梦中唤醒，听声音又急又重，他以为是有人买货，就打开了门。谁知进来三个醉鬼，要烟、要酒、要饮料。他怕闹出事来，就把这三个人往外轰，都是年青人，又有酒壮胆，几句话不合就打了起来。虽然酒鬼人多，但罗元权当兵出身，又会几下拳脚，三个人被罗元权赶走了。想不到一个“山河老几”还敢在重庆“操码头”，3个酒鬼不服气，第二天就邀了一帮人，要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山蛮子”。罗元权一早就走了，派出所出来调解。但这帮人就是对这一家山里来的人看不顺眼，经常寻衅闹事。
……
两位老人就越加思念起大山里安谧、宁静的生活来。
在罗家五兄妹中，老四罗玲最不安份。后来就爱上了体育活动，成了县文教系统女篮的主力，并因此第一个由代课老师转正。
这里的山处处都蕴藏着矿物。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变为财富呢？罗玲的丈夫熊勇正担任着坪河乡的党委书记。罗玲一说，正和熊勇的思考不谋而合。于是，罗玲办起了石材公司，专门开采黄石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