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之后，就进入正题了。他说：“肖兄，咱俩是莫逆之交，一起共事多年了，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这次跟你交流却有点困难，不知该怎么说好，我也不想扮演这个角色。但既然是两位局长的决定，我没法推也不该推。李××接老余的事你早就知道了，明天田局长就要陪他去报到了。咱们这个年纪，早就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所以我也不打算说什么了，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之间要好好配合，特别是业务上你要多支持他！这个提醒其实也是多余的，以你的修养，这方面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不过是说几句例行公事的话。”

虽然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人给我画上了仕途的休止符，虽然我多次领教过他亲热表象后面的阴暗和算计，但面对他先是热情后是诚恳的这么一番表演，我还是一点脾气没有。不让我提升又不是他定的！再说了，就算是他定的，我又能怎么样？我能说报社社长那个位置天然就应该属于我？那不是白痴的逻辑吗？他的亲密低调的态度虽然是做戏，却仍然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假如我曾经恨过他，但此刻我不再恨他了，想恨也恨不起来了。我一边暗自骂我自己没出息，一边心情愉快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迎接李社长，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他的办公室早就准备就绪了，但好像还缺乏一些色彩，得提醒管理处再布置一些绿植；天气开始干燥了，得让他们再给他准备一台加湿器；电脑早就就位了，但那一大堆网线电线比较乱，得让他们再规整一下；得跟另外几位商量一下安排一个欢迎仪式，虽然不能奢华阔气，但隆重热烈的气氛还是得有；得打打腹稿，准备给他做一个系统的汇报------

第二章 无知者无畏

初生的牛犊为什么不怕虎？不是因为它勇敢，而是因为它涉世不深、阅历尚浅，不知道老虎的厉害；贵州的那头叫驴为什么老虎面前还敢响亮地嘶鸣挑衅？也是因为它见识差，不了解“虎兄”的神威！不幸的是，走出校门、走上社会的最初一个时期，我就是那只天真浪漫的傻“牛犊”、那头不知深浅的小叫驴，跌跌撞撞东碰西闯，终于以伤痕累累的代价换来了一个“老牛”、“瘦驴”的身份，并凭借这份资历和经验，听到“虎兄”的名字就吓得心惊肉跳、屁滚尿流！
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高校老师改行，走上教学行政管理岗位的。高校教师的美誉度和职业含金量虽然不是很高，但自由度比较大，工作方式比较散淡，有时间看看闲书，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饭碗的，改行并非出自本心，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言以蔽之——是为了避开“虎兄”的淫威。
86年从北方一所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所属省会的一所高校任教。那所学校的名头虽然挺大，但师资质量、教学设施、社会影响都相当一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因为参照系的标准比较低，反而容易出成绩，所以工作两三年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教研室里，基本上就算立住了、站稳了，不仅教学上获得了认可，还在当时有些名气的报刊上——比如当时颇为活跃的《理论信息报》、《读书》杂志等——登了几篇文章。文章篇幅不长、意思也不大，但在我们当时的教研室却是破纪录的学术行为，微微掀起了几圈涟漪。毕竟那是有刊号的且是来自北京的印刷品，那个时候的“京”字牌印刷品在我们校还是相当唬人的。然而，我也由此种下了祸根。

那时候的报刊总量还很少，用课题费、科研费之类的公款购买版面、发表论文的风气还在萌芽时期，还不是十分普遍，所以尽管不少老同志都陆陆续续评上了教授副教授，其实大都没有正儿八经登过什么文章，他们中拔尖的那一拨基本上是六十年代头“四清”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刚工作不久就是WG，更多的则是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学员”，正经书都没看过几本，更不用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训练了。当然，你要说他们没成果也不对，他们多少不等也是有些成果的。但他们的“成果”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是无书号、无定价、无出版单位、内部印刷的“研讨会论文集”，二是自编自用、公费出版的内部教材（有时也不出版，只是本校印刷厂简易印制的白皮本），所谓“自编”也不过是东拼西凑的代名词而已。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工作不久就连连发表文章，一些前辈心里自然就有些不舒服、不痛快了。
这种心理符合人性，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假如我有起码的情商，假如我略通人情世故，化解几位老先生的心结至少是大幅度淡化他们的醋意，是很有可能的。但那时候我不仅很傻（现在稍微好些了，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有时还很轻狂，不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现实意义，不理解生存能力脆弱的时候装笨装傻的必要性，所以在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方面一错再错，终于成了众矢之的。

@光辉岁月199999 2020-07-08 00:14:14
写得好，深入透彻，让人感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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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谢谢表扬！

我首先得罪的是谢副主任。
有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年过五十的副教授、我们教研室的谢副主任推门进来了。老谢以长者的风范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表扬我很刻苦、有想法，发展潜力相当大，并主动表示可以带带我，跟我合作写几篇文章。面对这份不期而至的情意，我当时很高兴，立刻满口答应，真诚表示了对主任的谢意，并立马开始构思，几天后就按照他给出的题目拟定了提纲，请他修改指正。老谢很认真地看了一遍，并在那两页纸的提纲上勾勾画画、改了几个字，然后说可以考虑起草了。这时我天真地请教：两人该如何分工？他写哪几块儿，我写哪几块儿？我甚至还慷慨地表示，写哪些题目请主任先选。他当下就露出不悦之色，沉吟片刻后，长叹一口气，一声不响地走了，让我十分诧异。
事后请教师兄后我才领悟:老谢所谓的“合作”，本意是我起草、他“修改”，因为他老人家只会“修改”！这个时候本来还是有机会弥补的，但我因为洞察了他的心思，反而感到很难堪，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别别扭扭、很不自在。我担心在弥补过失的时候暴露我的难堪，所以迟迟没有寻求他的谅解并重启合作的过程。时间就在我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状态下一天天过去了。一个改善关系的好机会，最终导致了关系的恶化以及这种关系的固化。

正所谓祸不单行，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我把同一教研室的资深教授柳老也得罪了，得罪柳老的直接诱因是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围城》。电视的热播，使得小说《围城》再度成为畅销书，“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的所谓“围城”现象，一度成为从贩夫走卒到体面人物都津津乐道的大众话题。柳老虽然是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老同志，但是对时尚的敏感性却不下于年轻人，他第一时间就从《围城》电视剧的热播和图书的热销中发现了自己的商机，所以这一热点刚刚形成、高潮尚未到来，他的专题研究报告《从小说“围城”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哲学人生》就热乎乎地出炉了，然后就通过他在本省政界、商界、教育界的人脉资源，推波助澜、包装叫卖，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巡回讲座，与此相关的讲课费、咨询费、稿费赚了不少。
柳老脑子聪明，口才也好，学问功底也算扎实，而且善于设计包袱、铺陈情节、制造悬念，所以每次讲课都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笑场频频，深得大家好评，毫无疑问，他是个相当优秀的教授。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为他带来很大声誉的这个讲座却是相当失败的。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为这个专题讲座设定的主题很好，从围城诸多人物关系的演进和走势中，的确可以铺陈出一篇哲学人生的大道理。但是纵观讲座的全过程，却只有文学、没有哲学；而贯穿讲座的文学基本上又局限于通俗文学、说书文学的层面上，主要靠故事特别是恋爱故事取胜，而恋爱故事又主要在三角恋上聚焦。

柳老先从钱钟书杨绛的恋爱讲起，就像一个亲历者那样，绘声绘色地讲述钱与杨哪年哪月在清华的什么地方是如何一见钟情的，婚后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甜蜜气氛中奔赴英伦就读牛津的，两人是如何互不相让、暗自较劲、将学问方面的竞逐贯穿于日常家庭生活之中的，杨又是如何鼓励支持钱创作“围城”的，生活中的钱钟书、杨绛与小说中的方鸿渐、唐晓芙又是个什么关系等等。讲完与作者有关的恋爱故事、励志故事后，又开始大肆铺陈方鸿渐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多角多重的恋爱关系。
他这个点抓得好——恋爱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恋爱故事特别是穿越名人与美女、名著与生活、艺术形象与真实人物的恋爱故事，更是大家永远不会生厌的话题。在一堂学术讲堂上，人们能够避开学术而享受到如此刺激的情色小故事，一个个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因此不断用掌声和笑声回应和回报柳老。

柳教授啊，尽管你已经驾鹤西去，当年的恩恩怨怨也一风吹 了，但我还是想在这里郑重地向你表达歉意：当年我对你不够理解、不够尊重，真的是错了！我总是将学问的高低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尺，这正是我的幼稚之处，我太把学问当回事了！我用了很长的时间、付出很大的代价后才终于明白，生存比学问重要，做人也比做学问重要！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教学研究人员，你的学问不够扎实，其实有相当复杂的客观原因、环境原因。我忽略了这些外在因素，无视你身处西部省份这样的客观环境，无视你经历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无视你已经相当不错的功力和技能，却轻佻地对您的不足挑挑拣拣，这正是我的浅薄和刻薄之处。虽然你此后剥夺了我的一些机会和权益，虽然你一个时期对我横眉冷对、势不两立，但毕竟是我轻狂在先、冒犯在先，这都是我应该承受的代价。这些年我总想获得一个与你偶遇的机会，以便当面表示我的愧悔，但我一直未能获得这个机会。前年我在向你的遗像真诚鞠躬的时候，其实也把我的愧疚和歉意传递过去了！

反思起来，该检讨的问题其实很多，该接受我道歉的也不光是柳教授一个人。我当时确是幼稚，做人做事缺乏最基本的智慧，以致屡屡犯错。写出文章后，我本来应该向老同志尤其是老领导请教，诚恳地请求他们修改斧正，必要时也可以署上他们的名字。如今的许多学术文章，不论档次如何有无价值，基本都是三五个作者，奥妙其实就在这里：作者只有一个，“修改”文章的却是一堆。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共同署名。那好吧，在别的环节上弥补也不算太晚。要命的是，其他机会我也没有抓住，不，应该是我根本就没有去抓——文章发表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他们汇报，没有表示出足够的谦虚平息他们的妒火；我甚至还小人得志，一篇千字文就足以让我飘起来，一副骄傲的、不可一世的样子，常常以“权威”的口气指点江山、品头论足，自我感觉特别好。面对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小子，别人心里自然不会舒服。教研部的三五位老同志尽管相互之间也争名争宠、暗下拳脚、各施手腕，但一旦面对我的时候，就惊人地一致起来。

重温当年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不能不提到恩师常教授。我的轻狂浮躁与年少有关，与教养欠缺、悟性不够有关，但实事求是地说，与他的娇纵放任也有一定关系。他是我们校社科教研部主任，管控着五六个人文社科类教研室。学术上虽然没什么大的建树，但口才极好，讲课的感染力、思辨力很强，跟今天的易中天可有一拼，为人也算公道正派。凭借他的口才辩才、学术权力和敢怒敢言的个性魅力，老爷子在校内说话分量很重，连校长都会谦让几分。我分到这个单位不久，就很荣幸获得了他的好感，并由此得到了他无条件的保护。
他的欣赏、表扬、提携，他发自内心的认同、支持和放手使用，是温暖滋补我心灵的永恒的养分，永远都让我感激不尽。但我偶尔对他也有些埋怨。他对我的喜欢，有时会导致无原则的迁就，关心多、点拨少，表扬多、批评少，对我显而易见的缺点往往也是嘿嘿一笑、听之认之，甚至把缺点也看作优点，客观上纵容了我的轻狂，影响了我的自我认知。我把老主任一时的赏识当成了永久的靠山，老子天下第二，除了常教授，谁都不在话下，教研室主任副主任的话有时都要打个折扣，这不就是找死的节奏吗？

常主任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他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硕研刚刚毕业就遭遇了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事。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浪游了一年。之后被分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场单位，任ZZ处宣传干事，一直到1977年才调入刚刚恢复招生的这所高校任教。除了顾准那样的极少数特殊人物，谁又能经得起岁月的消磨、坚持学习思考？特别是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其整体研究高度严重受制于大环境，一般的人就算抓住不放也是深入不下去的。所以，当老主任重新拣起书本的时候，他早年的学术积累实在说已经所剩无几了。好在他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基本功过硬，翻阅一堆书、讲过几门课以后，很快就恢复了感觉，把理论课讲得声情并茂、跌宕起伏，像说书一样打动人心。这种风格也许有人不认同，但用来征服年轻的大学生可以说是是一碟小菜、屡试不爽，所以老主任很快就在圈内脱颖而出。但业务毕竟被耽误了十年，加上环境对人文学科的制约，因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并没有特别过硬的成果。他对社会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做人。

他是一个非常单纯、干净的人，自己以赤子之心面对别人，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谁要是在他面前玩弄权术、拨弄是非，他往往会怒不可遏、当场发难，让你下不了台。我们单位因为是一家干部培训性质的院校，地县级干部培训班每年都要搞几期，所以与省里的头面人物经常打交道，凭借这样的工作机会，常主任进入了省里一把手的视野。后者也是文人出身，对常主任的人品、口才、思路特别欣赏，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将其调到自己身边赞襄政务，先任省委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一年后正式升任主任。这个位置不算显赫，没有人事经济大权，不掌握各种可以变现的审批项目，但其影响力特别是对省委领导的影响力却是相当大的，有时甚至能以一定的方式间接参与省委决策。常主任进入了他人生的巅峰时刻，但他在巅峰上的“高原反应”却时有发作，始终未能适应这个高度。

老主任是一个热情如火的理想主义者，却不是一个理性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懂得也不屑于妥协，不善于也不愿意变通，更耻于周旋敷衍。这样的气质做学问搞研究似乎可以，当一个学术部门的领导也勉强凑合，但搞政治就不行了，政治本身就是一项在妥协和变通中穿行的行为艺术。由于他的激情和理想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支撑，所以始终没能被环境认同。比如他多次因为奢华饭局、超标准接待，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发脾气，让许多人包括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下不了台。北京的一位大人物亲自给他打电话，请他将研究室的一个副处长扶正（原话自然会圆通得体）。他不提拔人家也就罢了，还把那个副处长叫到办公室痛骂一通，责怪他自己没出息不长进，却搬出大人物给室领导施加压力；还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警告大家自爱自重，要凭借自身实力谋求发展，不要让家族势力介入

这样的书呆子脾气会为自己培养多少对手、私敌，就不难想像了。他渐渐成了官场上的一个话题人物，他的一些主持公道的正面故事也被夸张、扭曲、漫画化了，口碑形象受到极大损伤，客观上给重用他的领导添了麻烦，他开始成了领导的负资产，逐渐失去了好感和信任，逐步被边缘化了。任省委研究室主任不到两年，就被高职低配，调整到XC部任副部长（正厅级），后来又调任WH厅副厅长（正厅级），几年后在清冷状态中退休。这么一个清纯的知识分子，却因为他的清纯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这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步认识到：袒护一个人的缺点，出发点虽然很好，但落脚点却不好，动机与效果往往南辕北辙。因为有了这个教训，以后面对自己赏识的后辈或部下的时候，我一方面会尽可能给他们提供锻炼和展示自己的机会，但是对他们的缺点则决不迁就、袒护，或公开或私下，总要及时提醒甚至严厉批评。我对常主任的埋怨也许要求太高、太过苛刻，好在老人家不计较，反而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去他府上拜访的时候，总要呆上五六个小时，忠实地当好他的倾听者，在老人家疲劳的时候，我有时也要回忆一下当年他重用和保护我的一些小故事，共同体会追忆美好往事的温馨甜美，偶尔也会半认真、半调侃地抱怨一番：
“老主任，我是个不识惯的人，那几年硬是让你给惯坏了，几乎成了几个老同志的“全民公敌”！”他听了总是嘿嘿一笑：“人非圣仙，孰能无过，咳，咳，孰能无过！”不知他所说的“过”指的是我当年的轻狂，还是他自己对我的放纵。当然，我的抱怨也并非真的埋怨，主要还是重温、共享过去那段岁月、那份情感，甚至也不排除向老主任撒娇的成份，呵呵！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教研室。
即使是一个优雅、得体的绅士，当他的心理和情绪被嫉妒、怨愤控制的时候，往往也会变得很不冷静、很不理性甚至很失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一旦有了打击报复的机会，下起手来也是不大留情的。我们室的几位老同志都在等待、期待着一个这样的时机。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的“春夏”，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先是常主任调到省委机关任职，这就意味着为我遮风挡雨的安全屏障消失了，我直接裸露在各种型号、口径的“唾沫发射器”、“语言火箭炮”的射程之内；然后是那场著名的风波平息后的思想大整顿，又为大家启动装备、描准射击提供了由头。

在一个气氛紧张的下午，我们室按照上面的要求，召开了****动员部署会。前些天社会上发生的那件事情，我们室有四五个年轻人都程度不同地参与过，有的上了街呼了**，有的接受过媒体采访，我则发表过几篇据说立场观点比较暧昧的文章，所以我们室被学校列为****重点单位。作为“重点单位”的一个特殊待遇，就是在全校的动员大会之后，又单独给我们开了小灶，召开了本室的动员部署会，许副校长代表校领导在教研部、教务部领导陪同下出席会议，不仅给少不更事的几个年轻人造成了巨大压力，即使是胆小的局外人也被这气氛搞得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这天大家一反以往的散漫，都来得很早。最先来的把握先机，直奔不引人注意的后排座位，随后到的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来得稍晚的驻足观望之后只好不情愿地在前排就座。周教授是最早评上教授的元老，一般开会时总要以漫不经心、大大冽冽的派头显示其老大地位，可是老大面对今天的这个阵势也变得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了。惯以说笑话讲段子展示口才、吸引眼球的赵老师，试图以个人的气场与会议室的氛围抗衡一下，以便积累一点日后吹牛的资本，所以落座以后便拿美女小辛的妆容调侃起来，但因为底气不足，他的幽默显得僵硬苍白，不仅小辛没有理会，大家也没有附和，搞得老赵骑虎难下，讪笑着展开手中的折扇，哗哗哗地摇起来，下决心驱离自己的尴尬。

对我的“帮扶”，倒也没有纠缠不休。记得一共开了二次“帮扶小组”会、一次教研室全体员工大会，另有三五次个别谈话，前后持续一个多月。在这过程中，几个老同志或义正辞严疾言厉色，或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痛心疾首、不厌其烦地批评我的错误、启发我的觉悟，直到我深刻地认识到自身错误的严重性，灰溜溜地在教研室大会上声泪俱下作了检讨，“帮扶”才告一段落。几位老同志均大度地表示，年轻人难免犯错，只要知错改错，就还是好同志，还是有前途的。他们利用“帮扶”的合法机会倾泄了私怨、在我的狼狈恐惧中体验了快感，一种方式下丧失的权威又以另一种方式捡了回来，所以见好就收，没有太跟我过不去。毕竟不是五七年、六六年了，甚至也不是八十年代乍暖还寒的时候了，过分整人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再说了，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好人，心眼都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