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公元729年，唐将李祎攻克了吐蕃占据的石堡城（吐蕃称为铁刃城），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胜利，唐朝终于拔除了吐蕃在河西陇右之间的这颗钉子，将河西陇右大片的疆土连成一片。

关于石堡城的地点，史家历来众说纷纭，其位置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说在青海湟源县境内，另说在甘肃省卓尼县阳坝村附近，还有人根据碑刻记载，认为在唐代廓州达化县（今青海尖扎县、贵德县黄河以南部分、同仁县西部及贵南县北部地区）附近。但不论石堡城位置究竟在何地，所有史书中都认为，石堡城所处地势险要，据清《舆地·关隘古迹》记载：“石堡城，在城（指临潭新城）西南七十里，今名羊巴城，半在山上，下临洮水，三面险绝，惟西南一路可通。西则石壁峭立，营迹累累。”由此可见石堡城应位于孤岭之上，只有一条小路能够通行，其余三面均为绝壁，难以攀行。自从石堡城被吐蕃占据后，唐蕃之间在短短二十七年中，为争夺石堡城发生的大战就有八次之多。
吐蕃获得河西九曲之地后，屡屡通过石堡城出兵袭扰唐朝河西腹地，几乎每到河西麦熟之时，吐蕃必定派兵来河西抢粮，这令唐朝不胜其扰，于是唐玄宗决心罢除这颗眼中之钉。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三月，唐玄宗命李祎与河西、陇右地区将帅共议攻城之事。诸将均认为：“此城占据险要，且素为吐蕃所重，敌比全力据守，如战不胜，必遭败绩”，主张“不如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但李祎则认为，石堡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夺回，而且吐蕃知其地势险要，守备未必森严，唐军如全军来攻，吐蕃严守，必定难以攻克，只有趁其不备，偷袭石堡城，出其不意，速战速决，方能获胜。于是李祎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亲率唐军日夜兼程杀奔石堡城，吐蕃守军果然措手不及，唐军顺利地攻克了石堡城，缴获粮储器械非常多。随后李祎留兵据守石堡城，令吐蕃军无法前进，唐玄宗闻讯大喜，下令改石堡城为振武军。自此，唐河西、陇右地区连成一片，各路唐军可以四处联络，拓境千里。随着唐军连续击败吐蕃，唐朝在青海、河西等地的再次占据战略优势，将吐蕃的领土向南、向西压缩，将唐睿宗赠送的河西九曲之地北部夺回，为河西陇右诸州保留了一块缓冲之地，初步稳定了因失去河西九曲之地造成的影响。

在唐朝凌厉的攻势下，吐蕃再次遣使入长安请和，赤德祖赞亲自致书给唐玄宗，自称外甥，表示两国边境纠纷多为边将擅自兴兵，请求唐朝看在唐蕃一家的情谊之上，双方罢战约合。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双方约以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为界，并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境）及赤岭互通市贸。唐蕃两国在赤岭树碑纪念，双方边将均参加了这一庆典。同时，应金城公主之请，唐朝将《毛诗》、《春秋》、《礼记》等典籍赐予吐蕃。其后数年，青海之地再无交兵，两国边民安居乐业，通过边市互通有无，生产迅速发展，牛羊见诸于野。

对于两国边境将领来说，获得战争的胜利是他们唯一的升迁机会，于是青海地区在平静了几年之后，战端再起。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守将乞力徐相约，两国和好，安守太平，何用军队陈兵边境。经过崔希逸的反复劝说，乞力徐与崔希逸杀白狗为盟，吐蕃撤军，边民自由放牧，一派和平景象。可是转年，崔希逸却带兵袭击了吐蕃放牧的部众，并于乞力徐交战，吐蕃战败，乞力徐只身逃走。就在唐朝在青海动手的之时，吐蕃在西域也发动了军队，这次吐蕃的目标是小勃律，小勃律国王苏失利兵败投降，周边二十五国尽降于吐蕃，吐蕃为了稳固在小勃律的统治，将公主苏玛禄嫁予小勃律国王，吐蕃通过这次进攻打开了通往中亚的道路。对于吐蕃在其属国小勃律的军事行动，唐朝派使节投书吐蕃要求退兵，吐蕃则无视了唐朝的要求，两国关系从此交恶，吐蕃暂停了向唐朝的上贡。

随后两年，崔希逸、杜希望、王忠嗣分别在河西、青海地区击败吐蕃进攻，夺取吐蕃新城（青海门源县），改名威武军，还夺取了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青海循化县），并设置镇西军。

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一生致力于唐蕃友好的金城公主病逝，吐蕃遣使入唐报丧，唐玄宗闻报下令废朝三日，率百官在光顺门外焚香举哀。

金城公主的丧事，并未能打断边境的战火，公元739年，吐蕃又攻打白水军（青海大通县西北）、安人军（青海湟源县西北）。 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6月，吐蕃四十万围攻安人军，12月，吐蕃占领达化县（青海贵德县东），并攻下石堡城。

失去了石堡城的唐军马上展开反攻，公元742年（天宝元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率军击败吐蕃大岭军，又破青海道莽布支所部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而后皇甫惟明陈兵石堡城下，却未能再次攻陷石堡城。同年，河西节度使王倕破在青海击败吐蕃军队，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死于阵中。次年（公元743年），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奔行千里，攻破达化县洪济城。公元745年（天宝四年），皇甫惟明在石堡城下被吐蕃击败，副将阵亡。皇甫惟明分别于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试图夺取石堡城，都因为吐蕃防守严密，援助迅速而失败。就在皇甫惟明久攻石堡城不克之时，唐朝在西域也组织了三次，收服小勃律的战争，先后由安西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詧领军，但都被吐蕃小勃律联军击败。此时，唐蕃两国在战场上形成焦灼之势，双方都在积蓄着力量，希望在战场上击败这个难缠的对手。

公元746年、747年，唐将王忠嗣、哥舒翰在青海、苦拔海、积石军多次展开激战，唐军屡次击溃吐蕃军队，通过这几次胜利，唐军基本稳定了青海地区的统治，但石堡城依旧牢牢的掌控在吐蕃军队手中。

公元747年(天宝六年)三月,唐玄宗命高仙芝（高丽人）率领一万唐军攻打小勃律。唐军从安西都护府(治今新疆库车)出发,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县境内)、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向南经过青岭（慕士塔格峰）翻越泊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又经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六月到达瓦罕河,兵分三路前进。七月中旬在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会合。唐军一路上穿越沙漠,闯过峡谷,强渡急流,迂回到小勃律境内,绕到小勃律王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俘获了小勃律国王与王后,斩断了吐蕃军队通往小勃律必经之路上的婆夷河藤桥，等到吐蕃军队听到消息匆匆来援，看到藤桥被毁，只能望河兴叹。通过此战唐朝暂时平定了小勃律。随后，唐朝该小勃律国号为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以阻断吐蕃修桥的企图。

解决了小勃律之后，唐朝的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九曲地区，公元747年，唐朝玄宗携青海唐军连胜之势，派遣王忠嗣领兵夺取石堡城，王忠嗣上书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势险峻，而且吐蕃军队随时能来援助，双方会战即便获胜也是惨胜，建议朝廷暂缓进攻。唐玄宗不听王忠嗣的建议，此时唐将董延光请战收复石堡城，玄宗于是命令董延光领兵出击，王忠嗣负责协助。结果董延光兵败石堡城下，于是董延光上书告发王忠嗣畏战不出，阻挠军计，玄宗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命王忠嗣部将哥舒翰领陇右节度使，继续进攻石堡城。

公元749年（天宝八年），哥舒翰率兵六万攻击石堡城，石堡城上山小路狭窄，唐军虽有人数优势，但军队无法展开，只能拼死仰攻，山上吐蕃军队抛下滚木礌石，唐军无处躲藏死伤累累。唐军连攻数日，毫无进展，吐蕃军队闻讯来援，哥舒翰派兵阻击，双方在石堡城周围山地连番血战，唐军损失沉重。哥舒翰招副将高秀严、张守瑜，言明三日内不攻下石堡城立斩二人，高秀严、张守瑜二将亲率敢死队昼夜不停的攻城，终于将石堡城攻破，随后唐庭将石堡城改称神武军。唐军以死伤万余人的代价攻陷石堡城，只俘获石堡城守军四百余人，果然不负之前王忠嗣的判断。复夺石堡城之后，青海、河西之地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随后几年哥舒翰在青海修筑神威城、应龙城等军镇，又屡次大败吐蕃军队攻拔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全部收复了河西九曲之地。唐与吐蕃的分界线已推进到青海湖至黄河河曲以西。唐朝在河陇战场上已占明显优势。
同时，唐朝在西域也是捷报频传，公元750年（天宝九年），高仙芝又攻破亲吐蕃的曷师国，擒其国王勃特没，又擒获突骑施可汗。但公元751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怛罗斯河战役中被大食军队击败，经此一战唐朝丧失了安西四镇全部的机动部队，此战史称怛罗斯之战。描写怛罗斯之战文章很多，此处不再赘述，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唐朝再也无力染指中亚，中亚诸国最终皆为大食属国。

怛罗斯之战惨败后的唐朝势力并未退出对中亚的争夺，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封常清率军进攻仍为吐蕃属国的大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巴勒提斯坦)。大勃律此战失利，被迫归降，封常清率军凯旋。但这场讨伐大勃律的战争已经是唐朝在西域的落日余晖了，随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进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赤德祖赞执政时期，吐蕃一直是争夺中亚和西域的重要力量之一，虽然唐朝凭借开元盛世累积的巨大国力，在河西、安西四镇和中亚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吐蕃仍旧倾举国之力与庞大的唐朝分庭抗礼。虽然此时在战场上负多胜少，但是吐蕃就像是一个不屈的斗士，从未放弃对开疆拓土的渴望，而且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在吐蕃东部的南诏国，建立了从属吐蕃的属国体系，成功的在唐朝腹地打下了一个楔子。

赤德祖赞的荣光——夹缝中的南诏国

在美丽的云南苍山洱海之畔，生活着众多的氏族部落，因地处横断山脉腹地，千山阻隔，历来与周边国家联络稀少，这些部落史书中笼统称其为“诸蛮”。但随着吐蕃与唐朝疆域争霸的升级，吐蕃的势力渐渐渗透到云南北部地区，凭借着当地族裔与吐蕃种族同源于古羌人的优势，与唐朝在云南抗衡。

早在唐中宗李显时期，唐监察御史李知古就曾率兵征讨与吐蕃有联系的洮州蛮（云南姚安县），结果兵败被杀，洮州蛮以李知古的尸体祭天。随着唐蕃在云南、四川地区争端的日趋激烈，吐蕃和唐朝纷纷在此地筑城守卫。唐朝公元677年（唐凤仪二年），修筑安戎城，不久即被吐蕃攻占。吐蕃也曾在西洱河蛮地区修建絙夷城，被唐朝于公元707年（唐神龙二年）攻破拆毁。唐蕃之间除了军事上的征伐之外，也在着力拉拢本地土著部落归附。

云南的部落中实力最强的六个部落，被称为“六昭”（以王为昭）。其中生活在巍山（大理南）的南诏，早在公元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就派子逻盛炎出使唐帝国，并获得了唐帝国的支持，唐高宗封南诏首领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其他五诏与河蛮部落，因与吐蕃接壤，受到吐蕃影响，经常弃唐归附吐蕃。而南诏始终归附唐朝，成了唐朝在云南地区重要的盟友，由于受到了唐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南诏部落渐渐壮大。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南诏首领皮逻阁战胜河蛮诸部，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古城南），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归义，封其为云南王，是为“南诏国”立国之始。随后，南诏国继续向北兼并洱海周边各部，最终一统六昭，将吐蕃的影响驱逐到浪穹（今云南洱源）一带。稳定了在云南的局面后，唐朝开始考虑夺取位于川藏边境的安戎城。

安戎城于公元677年，由益州长史李孝逸修筑本为防御吐蕃，不料建成不久，就被吐蕃借助当地羌人的支持夺取，反而成为吐蕃在当地战略支撑点。安戎城所处位置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唐军屡次攻打都未能攻克，其后六十年间，安戎城都是四川边境的心腹之患。

公元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在安戎城边另筑两城，意图通过长期围困，拿下安戎城，结果吐蕃发兵援助，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唐军辎重尽归吐蕃。吐蕃占据的安戎城对于唐朝威胁甚大，唐朝必欲除之而后快，唐玄宗曾亲自主持夺取安戎城的作战部署。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新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秘密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密谋献城。当年三月，翟都局等人作为内应，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落入唐军手中。吐蕃得知安戎城失手，于当年6月、9月两次派兵进攻安戎城，均被章仇兼琼击退，唐玄宗下诏改安戎城为平戎城。

随着南诏国向北的拓展和安戎城的夺取，唐朝在四川和云南占据了有利的形势。但是南诏国势力的不断壮大，也开始让唐朝政府心生戒备，于是唐朝在云南的地方官吏开始逐步对南诏国采取高压政策，这导致了南诏国渐渐心怀不满。

公元748年（天宝七年），南诏国王皮逻阁去世，其子阁罗凤继位。南诏国在云南扩张的形势更加明显，这和时任云南太守的张虔陀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随即这种政治矛盾演变成了私人恩怨。据说张虔陀此人极为好色，在宴席上见到新任南诏国王阁罗凤的王妃美艳无双，于是魂不守舍，向阁罗凤提出要求将王妃送与自己，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张虔陀见阁罗凤不从，随即开始罗织罪名，意欲说服唐朝征伐南诏国。不料事情败漏，公元750年（天宝九年），阁罗凤派大将王毗双、罗时领兵围攻姚州，破城后杀张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

公元751年，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兵讨伐南诏，南诏国遣使入唐营谢罪，并希望鲜于仲通宽恕南诏的罪过，放还被俘的南诏士兵，否则南诏将投靠吐蕃，云南从此非唐所有。鲜于仲通不听，扣留了南诏使者，发兵西洱河。南诏见唐军势大，急忙向吐蕃求援，吐蕃将领论若赞分兵而救南诏。吐蕃和南诏联军在洱海东岸击败唐军，6万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只身逃脱。

击败唐军进攻的南诏国彻底倒向吐蕃，阁罗凤派遣国中贵族等60余人，携带大量礼品入拉萨朝见赤德祖赞。赤德祖赞见南诏来投大喜，热情的款待了南诏使者，与南诏约为兄弟之国，册封阁罗凤为南国大诏，号为东帝，授予金印，并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第一次天宝战争失败后，宰相杨国忠为了掩饰他在云南政策失利，反而报败为胜，提升鲜于仲通为京兆尹。另一方面，杨国忠积极准备第二次征伐南诏，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唐军以云南都督李宓为帅，再度大举进攻南诏。由于鲜于仲通之败将剑南兵备消耗殆尽，再征云南的唐朝军士，多从陕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众惧怕南方烟瘴，多有逃亡。杨国忠命人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入营，三地百姓哭声震野。唐代大诗人杜甫目睹唐朝穷兵黩武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愤而写下了《兵车行》这首千古传诵的诗作。

李宓率十万唐军发动的第二次天宝战争，再次在南诏和吐蕃联军夹击下兵败云南，就连主帅李宓也沉江而死。现存于云南大理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的“南诏德化碑”上记载：“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

经过“天宝战争”之后，南诏与吐蕃关系日趋紧密，在两国联手的近五十年中，唐朝在云、南四川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直到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脱离吐蕃再次归顺唐朝止，期间南诏和吐蕃多次袭扰唐朝西南边境。在这段时间内，吐蕃在唐朝西南地区的势力不断加强，随着唐朝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无力在边境地区驻扎重兵，吐蕃和唐朝的西南之争，以吐蕃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赤德祖赞的荣光——渐露端倪的教争

公元717年发生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在中亚地区呼罗珊的总督门前出现了一位吐蕃使臣，这位吐蕃使臣的目的是请求呼罗珊总督向吐蕃派遣一位传布伊斯兰教义的教师。这个石破天惊的请求几乎将呼罗珊总督惊呆了，要知道阿拉伯帝国为了在中亚推行伊斯兰教，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圣战”，就是采用这种刀光血泊的传教方式，中亚地区的族裔也还没有接受伊斯兰的信仰。而现在吐蕃居然主动要求接纳伊斯兰的传教导师，这不啻于是真主显灵了，于是刚刚即位不久的哈里发奥马尔二世，派遣一位名叫萨里卜阿拜德奥拉赫奥哈纳尼的教师远赴吐蕃传教。

对于阿拉伯哈里发奥马尔二世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对于生活在东亚的族裔眼中，这其实是件很平常的事情。生活在东亚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有种天生的豁达，向来是来者不拒，能为所用的就兼容并蓄，存在“缺陷”的就革除其弊，再加以推广，实在不能加以利用的自然会在社会进程中自行消亡。

参考明朝天启年间在西安发现的《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唐太宗迎接，贞观十二年建寺，历唐太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记载，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不论是吐蕃还是汉唐莫不如此。

但是外传而来的宗教多了，自然就会有本末之争，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宗教之间对于信众资源或明或暗的争夺，绵延了几千年，不论是在汉地还是西藏莫不如此。而对于在吐蕃占据统治地位的原生宗教—苯教来说，威胁最大的还是佛教信仰。

苯教在吐蕃盘踞多年，早已渗入到了吐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百姓中信徒众多，就是在吐蕃朝堂之上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王权的地位。但即便如此，就算是威武如松赞干布这样的统治者，也不敢对苯教轻易痛下屠刀。这也是松赞干布亲自将释尊等身像迎入吐蕃，并建筑大小昭寺供奉，但终其一生，从未宣布皈依佛教，从未主持过任何一项佛教仪式，他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方式来削弱苯教的影响力。

据说松赞干布时期，曾有一位高僧对松赞干布预言道：“在你的后世子孙中，凡是名字中有“赤”与“德”二字的赞普，佛教将会兴盛”。这个预言显然是后世教徒的马后炮，因为如果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又如何不会预言到末代赞普朗达玛因灭佛而死，导致吐蕃王朝崩溃的重大事件呢？不过也确如此言的提到那样，松赞干布之后的二位赞普芒松芒赞和赤都松赞时期，佛教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迹象，甚至在苯教的重压下不断萎缩，直到赤德祖赞时期才开始有所发展。

南诏德化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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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德祖赞当政的时期，随着吐蕃疆域的扩大，唐朝、中亚和天竺的僧侣不断进入吐蕃，据说仅仅为了接纳于阗地区进入吐蕃的僧侣，赤德祖赞就建了七座寺庙，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大量的佛教僧人进入了吐蕃的国土。跟随金城公主同时入藏的还有汉僧和大量的佛经，这些僧人在金城公主的庇护下，恢复了大小昭寺的释尊佛像供奉，并在昭寺内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

随着佛教徒不断进入吐蕃，佛教和苯教之间的斗争开始出现，两个宗教为了争夺信众，也根据西藏地区的特点不断地扬长避短，甚至吸纳对方的长处自我改良。

苯教在西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经历了“笃苯”、“洽苯”和“觉本”三个阶段。其中“笃苯”时期的苯教相对原始，更接近原始多神崇拜，苯教上师的地位更接近于巫师，主要是负责与神沟通交流、占卜吉凶。“洽苯”时期的苯教开始重视各种宗教仪轨形式的设立，在克什米尔、勃律和象雄苯教巫师的帮助下，完善了苯教的教义，从而结束了苯教没有宗教理论的历史。“觉本”时期的苯教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宗教理论上的劣势，开始大量的借鉴佛教经典改良苯教的理论，但此时佛教在赞普的支持下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觉本”时期的苯教只能采用“伏藏”的方式进行传承。
赤德祖赞执政的岁月正好处在“洽苯”和“觉本”的交汇期，在这一时期内，佛教徒们也认识到了，苯教缺少宗教理论的不足，于是在吐蕃境内将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同时，佛教也将众多的苯教宗教仪轨引入佛教的传承之中，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比如转神山、拜神湖、插风马旗、插五彩经幡、刻石头经文、放置玛尼堆（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堆）、打卦、供奉朵玛盘、酥油花、使用转经筒等佛教仪式，其实原来都是苯教的遗俗。

就是在这种交融与斗争中，佛教和苯教都在改变着自己，以适应西藏民众的宗教习惯。在赤德祖赞有意无意的支持下，佛教在吐蕃渐渐站稳脚跟，开枝散叶。随着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翻译成藏文，佛教信仰逐渐在民众中传播开来，这让苯教徒和笃信苯教的吐蕃大臣们感受到了威胁。

赤德祖赞晚年，吐蕃地域灾祸不断，瘟疫横行，据说金城公主便是死于公元739年的瘟疫流行。天灾的流行成为了苯教徒打击佛教信仰的借口，于是，苯教信徒到处宣扬因为本地神灵对于外来信仰的愤怒是导致瘟疫流行的原因，即便是赤德祖赞也难以对抗这种强大的信仰危机。无奈之下，赤德祖赞只能将他亲自延请入藏传法的寂护大师礼送出藏暂避锋芒，寂护大师第一次入藏传法只持续了短短6个月，就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即便是赤德祖赞采取了缓和矛盾的政策，仍未能平息苯教徒心中的怨恨。公元754年（唐天宝十三年），臣服已久的苏毗王室借助苯教信徒心中的不满，在拉萨发动了政变。在大臣和御前侍卫的串通下，扭断了赤德祖赞的脖子，将其杀死。苏毗王发动政变的目的是侵入拉萨，以使苏毗复国，但是这个政变的计划只完成了前半部分，赤德祖赞被杀后，吐蕃并没有出现他预想中的内乱。赤德祖赞13岁的儿子赤松德赞立刻登上了赞普之位，在忠于赞普的玛祥仲巴杰和恩兰·达扎路恭等大臣辅佐下，迅速剿灭了拉萨的叛乱，并发兵苏毗，杀死了苏毗王没庐赞，苏毗王子悉诺罗只带着数百人逃往了唐朝。
赤松德赞执政初期，因其年幼，朝政掌握在大臣玛祥仲巴杰手中。玛祥仲巴杰笃信本教，于是他利用手中的权柄，制定反佛的法律，禁止佛教传播，凡信仰佛教的大臣全部被流放到芒域，驱逐佛教僧人，将大小昭寺的释尊佛像埋入地下，并将昭寺改为牲畜的屠宰场。同时，将赤德祖赞时期建筑的佛教寺庙拆毁，禁止采用佛教仪轨超度逝者，这些政策的实施，给尚在幼弱的藏传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玛祥仲巴杰的灭佛举措史称“第一次禁佛运动”，佛教传承被迫转入地下，等待着下一季春风的到来。

第三部分赤德祖赞的荣光更新完毕，明天开始更新第四部分，正午之阳---赤松德赞的辉煌

帝国的正午---赤松德赞的辉煌

赤松德赞生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登基，次年赞普亲政，臣民为其上尊号为“赤松德赞”。

赤松德赞登基时年仅13岁，大家是不是觉得13岁登基这个事儿，有点眼熟？没错，松赞干布也是13岁的时候登基的。说起来吐蕃赞普家族仿佛存在早逝的基因，除了那位传说中活了120岁的拉脱脱日聂赞普之外，其余的赞普大多盛年早逝。

我们把之前出过场的赞普整理一下，看看他们的享年和继位的年纪：

松赞干布13岁登基，享年34岁。其子早死，孙芒松芒赞继位。
芒松芒赞出生年代不详，但根据禄东赞弄权的情况看，芒松芒赞即位时应该是个幼童。
芒松芒赞公元676年去世，去世时应该只有三十多岁。
随后赤都松赞继位，赤都松赞6岁继位，享年34岁。
赤都松赞死后赤德祖赞继位，即位时7岁，享年51岁。
而后就是赤德祖赞13岁继位赞普。

为什么松赞干布之前的历代赞普没有统计呢？不是我不想统计，而是之前赞普的生卒年代实在没人能准确推算出来。在这我们不得不介绍一下，西藏地区的纪年方式。
西藏最早采用的是十二属相纪年方式，既以十二属相为一个周期循环纪年，但是这种方式因为循环周期太短，存在大量重复年代的混淆，纪年很不准确。这种不太准确的纪年方式何时开始推行已经遥不可考，但根据敦煌古卷的记录，至迟到松赞干布时期已经在西藏广泛应用。有趣的是西藏十二属相的排列顺序与汉地生肖顺序别无二致，可以推测两地的生肖规律应该存在某种关联。

但这种简单的生肖纪年方式实在无法满足，一个强大国家的纪年需求。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阴阳五行配合十二属相的纪年方法，也就是以金、木、水、火、土，再加上阴和阳相配成为十项，这和汉地的天干之数正好吻合。如此一来，西藏的纪年方式就和汉地的天干地支纪年一样了，已六十年为一个循环周期，也称一甲子。

其实这种六十年循环的纪年，虽然能够避免大多数的年代混乱，但仍然不是非常严密。所以在汉地还使用另一种纪年方式，这就是年号。在同一个朝代中，年号绝不重复，并且每个年号均被记录在案，朝廷想要更改年号时，先要去查询是否存在重复，如出现了重复的年号，对于历算部门和史官来说，这是足以掉头的重罪。但即便规矩如此严密，中国历史上也还是出现过，同一朝代年号重复的事件，只是非常稀少而已。

天干地支和年号，两种纪年方式的并行使用，就像是坐标系的两个轴，将年代时间进行了准确的定位。故此，汉地的历史事件，可以在公元纪年序列中精确的定位。

而西藏赞普的年号只在赤祖德赞（年号彝泰，815—838）时期被短暂使用过，这就造成了在西藏漫长的历史中，大量的历史事件难以判断准确的年代定位。更何况在松赞干布创立藏文之前，西藏的历史更多的是以传说的方式进行传承的，这就更造成了史料的混乱与错漏。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松赞干布迎娶了文成公主入藏后，汉藏两地的交往日渐密切，很多藏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汉地史籍多有详细的记载，使得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时代后的历史，面目逐渐清晰起来了。

说完了西藏的纪年方式，我们再回来接着说吐蕃赞普英年早逝这个问题。吐蕃赞普的普遍早亡，首先反映出吐蕃地区的医药水平相对落后，吐蕃历史上多次出现大面积的瘟疫流行，并导致不止一位赞普死于瘟疫，据说尺尊公主和金城公主都是死于瘟疫。其次，吐蕃境内各大家族集团势力强大，虽然各位赞普都致力于打击各大家族集团势力，但这些家族集团通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未退出过吐蕃的政治舞台。数位赞普死于兵乱或暗杀，就能反映出吐蕃政坛的紧张。

而赞普的早亡又导致，多数赞普都是冲龄践祚，有的甚至尚在襁褓之中。于是在幼年赞普不能管理国家的这段时间，权臣大相就成了吐蕃真正的掌权者，等到赞普长大成人，权相掌控朝政多年，再次形成了家族集团，赞普通常只能通过血腥的政治斗争，铲除权相集团重新掌控朝中权利。这种魔咒般的循环，不断考验着吐蕃政体的稳定，直至吐蕃王朝崩溃。

赤松德赞冲龄即位后，就面临着这种考验。即位之初，内有拉萨大臣谋反，谋杀其父赤德祖赞，外有苏毗王室叛乱，但年轻的赤松德赞显示出了英主之风，在大臣的协助下，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叛臣尽数剿灭，恢复了吐蕃王朝的稳定。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任用尚野息、尚悉东赞、尚赞摩和论悉诺玛祥仲巴杰（汉籍作马重英）“三尚一论”辅政，继续推行其父倡导的改革，随着吐蕃政治军事的革新，吐蕃一时势力大振，平稳地度过了政权交接的过渡期。

安史之乱——遥远北方的绝世贡品

公元755年，年仅13岁的赤松德赞继位，唐朝派遣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使，入吐蕃祭拜赤德祖赞。同时崔光远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这就是和吐蕃商讨河西九曲之地的归属问题，可惜还未等双方商量出个子丑寅某，震动天下的安史之乱爆发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点篇幅叙述一下，安史之乱的由来始末。不光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不光是因为它改变了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还因为这场灾难“它把整个中国历史一分两半”—陈寅恪先生语，从此中国的历史文化告别了恢宏大气，走上了衰微的陌路，以及这场灾难，给唐朝百姓造成的那些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

安史之乱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这还要从唐朝的军镇设置开始讲起。隋末天下崩坏，烽烟四起，唐太祖李渊从太原起兵，最终定鼎关中。为了防止国内再起动乱，唐初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此时唐军兵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

此时，唐朝边境并不安宁，四夷多有犯边。唐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这种奔袭千里、动若惊雷的战术成就了，李靖、李世绩、苏定方等一干唐初名将,也成就了初唐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但唐初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战术，是因为此时唐朝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但随着唐朝疆域的逐渐扩大，每逢战事从中原调兵的策略开始显露出不便之处。于是唐朝政权开始在边境地区，驻扎常备军队进行防卫。此时唐朝的军事战略已经从太宗时期的战略进攻，更改为战略防御态势。

但此时的边境驻军人数不多，并受到中央政府的节制，从唐朝初年，与吐蕃的战争中，唐军人数多不过万余，而且唐将皆为朝廷直接任命，就可看出，此时边境军镇尚未形成节度使制度。

随着突厥、吐蕃、契丹等国势力的崛起，唐朝政府在西南部安西四镇部署了一支军队，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的商路，防御吐蕃、突厥的突袭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西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在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政府沿黄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应付东突厥默啜的掠夺。公元717（开元五年）又在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恢复都督府，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

面对来去如风的夷族军队，朝廷派遣唐将领兵出征，常常不能占敌先机，于是唐朝开始给予戍边唐将相机处置的权利，唐军边将开始逐渐掌控了，军镇的军事指挥权。军镇之中大量驻扎士卒，后勤补给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顽疾，尤其是粮食，从内地运输而来，耗费极大。不得已边境军镇开始屯驻军田，一开始军田还是由朝廷派人管理，例如大唐名相西部戍边之时就曾管理“营田事宜”，隶属于中央户部。但随着边将权威的加重，军田的管理权逐渐向边将倾斜。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边境战争，军镇之中的士卒赏赐、物资采购等事宜，均由边将统一操作，这导致边境军镇的财政权，也开始集中到边将手中，后来，唐政府又把盐税的管理权交给边疆节度使。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兼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 · 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这样，藩镇节度使拥有了更多的财政权，三年后，裴宽升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接任范阳节度使的就是安禄山。

至唐天宝元年，唐朝已经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和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边境驻军达到五十余万，与此对应的中原驻扎的军队只有八万人，唐初制定的外轻内重的军事布局彻底逆转。而且从高宗时期开始，随着府兵制的崩坏，唐朝逐渐开始推行边兵募兵制改革，但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私军。

此时的藩镇节度使手握军镇的兵权和财权，可谓权倾一方，但是他们手中还没有辖区的行政权。唐朝在全国各道设置了巡防使、采访处置使的职位，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这种一道之中节度使治军、采访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的权力边界。

可惜的是，唐玄宗在天宝中后期的昏庸指数，已经达到了令史上众多知名昏君，难以仰望的高度。他亲手为节度使这堆已经开始冒烟的干柴堆上，加上了最后一把柴薪。

他在天宝中期下令，将一道置“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也就是说，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执掌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全部权利，道内大小官员均受节度使节制。

至此，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盛极。又常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如此时，国内能有精兵拱卫，节度使也不敢生有二心，可惜内地成平日久，禁军久已不闻金鼓之声，兵备弛待，就如《司马法》言：“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唐朝国内诸军早已不知战争之为何物，及至天宝末年终成安史之乱。

安禄山本名轧荤山，他母亲是突厥人。他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于是随父姓安，改名安禄山。随后不久，安禄山所在的部落内讧，安禄山只得和堂兄安思顺逃到幽州（今河北蓟县），因为安禄山通晓六种语言，很快就当上互市牙郎（贸易中间人），在担任互市牙郎期间他结识了阿史那·崒干（史思明），两人情投意合引为兄弟。在互市牙郎任上，安禄山既好勇斗狠又心怀诡诈，不久便名声远扬，此时的安禄山已经在边境互市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混成了一个成功的黑社会老大。如果他能安心的在黑社会大哥的道路上昂首前进的话，估计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但显然一个小小的边境互市已经装不下，安禄山那颗进取的雄心了。

不久，安史二人便抛弃了黑社会，这么有前途的职业，一起跑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投军效力干起了捉生将，这种风险极大的职务。唐朝的捉生将这个职位，基本上类似于特种部队的侦察兵，需要远离政府军控制的区域，深入敌后去擒拿具有价值的目标，例如各部落的头领，同时还得将这个“舌头”活着带回来，以便拷问情报。由此可见，这种集化妆、潜伏、生擒、暗杀、突击于一体的职业，可谓是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讨生活。与之前，在边境互市上吆五喝六、欺行霸市和混混儿斗殴的幸福生活来说，简直是生存难度提高了无数个等级。但不得不说，安史二人的人生信条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那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牛的”。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哥俩在众多的捉生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史上最牛“名标史册”的捉生将。

在担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凭借外语天赋，和一副胡人面孔，常常能深入敌后钓得“大鱼”，一时间风光无两。再加上他在混迹互市之时练就的察言观色、揣度人心的本领，渐渐得到了张守珪青睐，将他收为养子，并累功升至平庐讨击使。

但是常年打雁，终有被雁啄眼之时，开元二十四年，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安禄山再次发挥他在任职捉生将期间的经验，轻军冒进，结果中了契丹人的埋伏，唐军全军覆没。安禄山一看形势不妙，立刻逃跑，好在此时，他还没有成为那个著名的胖子，身手还算矫捷，再加上多年担任捉生将，非常熟悉地形，结果他只身跑回唐营。回到唐营后，按律当斩，就在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他之时，安禄山绝地求生，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张守珪本就爱惜安禄山的骁勇，按律杀之，也是心有不甘，听到安禄山的呼号，不由心神一动，生出一条万全之策。于是下令将安禄山押解送长安，同时将安禄山的罪状呈文上书朝廷，由朝廷定夺安禄山的生死。
依照唐律，时任幽州节度使的张守珪，完全有权处置安禄山这样的偏将，自己不杀，而将其解送长安的潜台词，就是希望朝中的大臣能够网开一面，留安禄山一命。对于张守珪其人，不是各位是否还有印象，其实我们前文曾提及此人，其人文武双全，有勇有谋。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吐蕃进掠河西地区，攻陷瓜州，毁城而去。张守珪临危受命为瓜州刺史，兼墨离军使。就在守珪带人修筑残破的瓜州城墙之时，吐蕃军再度来犯，张守珪不慌不忙，命士卒在高处明火执仗的饮酒作乐，吐蕃将领疑惑以为有诈，领军自去，守珪见吐蕃退军，领兵追逃，大败吐蕃。其后张守珪在瓜州都督任上，开垦屯田，修筑堡寨，数年间，屡败吐蕃军队，吐蕃震慑，不敢侵犯瓜州疆域。以张守珪之能尚且爱惜安禄山之才，可见此时的安禄山颇有可用之处。

被绳捆索绑押解入京的安禄山，做梦也不会想到，长安之中，一个他命中的杀星正在等待着他。原来早在三年前，安禄山曾奉命入朝奏事，不想碰到了时任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见到安禄山后，不知为何，颇为不爽，认为安禄山相貌凶恶，生有反骨，日后必生祸端。于是对侍中裴光庭说；“日后乱幽州者，必是此胡人”。按说以当朝宰相之位，想要干掉一个边镇的讨击使，就跟碾死个蚂蚁没啥区别。如果把张九龄换成李林甫，估计安禄山死一百次都不会知道是怎么死的。可惜，正直的政治家都爱惜自家羽毛，所以也就多了很多顾忌，安禄山就这么茫然不知的，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这次安禄山罪证确凿，落入张九龄手中，张九龄焉能再次放过？当张守珪的呈文放在他书案之上，张九龄当然明白张守珪的心思，但是他决定下手锄奸，于是在他在张守珪的呈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你看杀个人都搞的这么文艺，四句话用了两个典故，这就是诗歌唐朝的文风。

然而这份能要安禄山老命的呈文，到了唐玄宗面前，请他御批之时，情节却发生了反转。唐玄宗看了呈文后，果不出张守珪所料，认为安禄山尚有可用之处，可以网开一面，将其降职留用。张九龄认为不妥，坚持己见。在唐人刘肃所著《大唐新语》中记录了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九龄﹞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误害忠良。”

在这儿，玄宗用了“王夷甫识石勒”这个典故来说服张九龄，“王夷甫识石勒”这个典故来源于《晋书·石勒载记》，说的是王衍（字夷甫）无意中，见到年少的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此时的石勒正在跟随长辈外出做生意，不知何故靠在城楼之下，引吭高歌。王衍见之惊讶于石勒的相貌气度，认为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定能祸乱朝政。但是王衍此人，虽为西晋末年重臣，但也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喜好老庄之术，每日清谈，常前后矛盾，若有人指出，动辄改之，时人称之“口中雌黄”，这也是的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所以这个预言大家也就是一笑了之。

石勒长大后，在前赵皇帝刘渊帐下为将，随着实力渐渐做大，最终自立为王，并灭前赵，成立了后赵政权，石勒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奴隶的皇帝，随意从某种程度上说，王衍这次并没有看走眼。

而这次玄宗用这个典故，来说服张九龄，其实颇为不妥，石勒确实不曾背叛西晋，但是他却是前赵的叛臣，而且石勒在灭亡前赵后，领兵在宁平城与王衍交战，将王衍生擒，西晋军队主力全军覆没，这也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而且此时，用这个典故是隐隐将张九龄比作信口雌黄、不问政事的王衍，这对于勤于政务的张九龄来说也颇不公平。
不知不觉中，安禄山已经踏进鬼门关的那只脚，被唐玄宗拉了回来，而且他还因祸得福，在玄宗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也为他日后的备受恩宠奠定了基础。

回到张守珪帐下，安禄山更受重用，经常能够得到立功的机会，而且他充分发挥善于揣度人心的长处，极力巴结、重金贿赂上官身边的官员。同时，曲意迎合来往官员，每有官员经过他的防区，必有厚礼相赠，渐渐的在朝中积累了不错的口碑人脉。随后不久便被朝廷任命为营州（辽宁朝阳）都督。

此时，朝中当政的正是有名的奸相李林甫，李林甫在宰相位长达十九年。他在位期间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朝中纲纪紊乱，群臣纳言。对上他收买嫔妃宦官，探得玄宗动静，曲意迎合圣意。对下则忌刻阴险，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背后却阴谋暗害，时人称他“口有蜜，腹有剑”，这也是成语“口蜜腹剑”的出处。

据《新唐书.李林甫传》记载，李林甫曾对大臣讲过这样一番话；“做臣下的，不要那么多嘴多舌，没见那些仪仗马吗？一言不发却享受三品的马料，而叫一声就被废斥不用，到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大臣们都知道李林甫睚眦必报的性格，不敢忤逆他的意思，于是，由此“谏诤路绝”。

而且李林甫在选拔任用官吏的时候，不是考察是否德能勤绩，只看是否忠心不二、死心踏地地站在他这条线上。对于不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一概想办法铲除。就连同为宰相的张九龄、李适之，都被他构陷被贬，甚至不得不畏惧自杀。

更有甚者，李林甫为了能过长期掌控朝中相权，打破了初唐以来形成的官员调任的惯例。自初唐以来，外放边关的守将，每隔几年，就要例行轮换，其中择其能者调任中央为官。从未有一人可在边镇任职十数年的。这种制度有效保证了，边镇将领不能拥兵自重。功勋显著的边将入朝后，往往得授高官，各部尚书、御史中丞、大夫者俱有，为相者亦不在少数，史称“出将入相”。可以这样说，在中唐之前，读书人多文武兼备，文人修身秉承的是“孔子六艺—礼、乐、御、数、书、射”。六艺之中，御、射之术皆为军事技能，所以中唐之前的历朝，文武之臣并不像后世那样泾渭分明。如初唐名将李靖、徐世绩、程知节、候君集等，都曾担任过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大夫、州刺史等职务。上马能治千军，下马能书万言，此乃能臣之属，这和我们印象之中，明清之时的孱弱腐儒可谓天壤之别。

李林甫拜相后，对唐玄宗进言：胡人生性骁勇，弓马娴熟，且吃苦耐劳，又都对大唐忠心耿耿，适合为大唐镇守边关，只要朝廷对他们施以恩义，这些胡将定能死心塌地的为大唐效力。唐玄宗此时早已不是当年励精图治的李三郎了，这种关乎大唐长治久安的大事，都难以在他脑中留下印痕，也许充斥在他思绪中的，只有贵妃娘娘的“云想衣裳花想容”。

于是在李林甫的操控下，边镇将领多用胡人。这些胡人因备武而少文，只能出将而不能入相，从此对李林甫的相位再无威胁，而对于唐朝来说，打破了边镇将领的轮替，却是埋下了心腹大患。

安禄山凭借他悉心的投机钻营，终于得到了结果，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唐朝在平庐设置节度职务，安禄山被任命为代理御史中丞、平庐节度使。从此，安禄山终于成了唐朝东北部一个重要的地方的大员，并且得到了到朝廷上奏议事的权利，初步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公元744年（天宝三年），安禄山接替了离任的裴宽，兼任范阳节度。这时的安禄山已是两镇节度使，位高权重。但在此时，安禄山依然不敢心生二意，以为朝中仍有一人令其畏惧，这人便是李林甫。

据说安禄山入京面圣之时，为了讨得玄宗欢心，在玄宗面前装傻充愣。玄宗命太子前来，安禄山立而不拜，玄宗责其无礼，安禄山答曰：“陈乃遍地粗鄙之人，不知太子是何官职”。玄宗说道；“太子乃未来皇帝”。安禄山答道：“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唐玄宗见此，认为安禄山老实，忠君志诚。凡此种种，安禄山在长安甚得玄宗欢心，玄宗赏赐安禄山铁券。

但在初见李林甫之时，安禄山仗着玄宗的恩宠，态度十分傲慢。李林甫见状，不动声色。只是命人将王鉷找来议事，王鉷时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总监、栽接使，身兼领二十余使，也是个权倾朝野的人物。当安禄山见到王鉷在李林甫面前奏事之时，恭恭敬敬、满脸媚笑的情景，不由惊讶的睁圆了眼睛。随后王鉷回答李林甫的询问，更加小心翼翼，卑言慎行，安禄山不由得，也开始对李林甫恭敬了起来。李林甫见到火候差不多了，边对安禄山说道；“安将军甚得今上欢心，圣眷正隆，可喜可贺，相信将军定能为朝安定边疆，屡建奇功，不过将军可知，今上春秋虽高，可宰相不老”。随后详谈，每言直入安禄山肺腑，对于安禄山的那点小算计，李林甫皆洞若观火。

安禄山终于明白了，李林甫虽然在朝中弄权揽政、抑制言路，却是个洞悉人心的老狐狸。自此之后，安禄山见到李林甫，既惊且惧，即便是严冬也汗流浃背。此时的安禄山虽得唐玄宗青睐，但在李林甫的威压下，也只得俯首帖耳、老老实实。

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玄宗任命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比起之前的李林甫，杨国忠更加不堪，内政选择官吏贪渎无度，不问民间疾苦，对外则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用兵。两次征兆民众征讨南诏，均以惨败告终，唐朝为此损失二十几万军队，而且导致南诏在重压下和吐蕃结盟，使唐朝在四川的军事态势极度严峻。

安禄山对于这个凭借族妹裙带关系上台的政治暴发户，十分不感冒，这导致两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杨国忠也多次在唐玄宗面前弹劾安禄山。但此时，安禄山已于天宝十年（751年）兼任河东节度使，并被封为郡王，安禄山还拜贵妃杨玉环为母，得到唐玄宗的极度信任，一时间杨国忠也奈何他不得。

但随着杨国忠把持朝权，并屡次在玄宗面前声言安禄山必反，听到了风声的安禄山，感觉到了危机。同时，多次往返长安的经历，也让他了解到唐朝关内兵事崩坏，无人可用的窘境，于是他开始积极扶持党羽、扩军备粮，安排谋叛事宜。

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正月，安禄山到华清宫拜见唐玄宗，乘机哭着说：“臣是胡人，不懂朝中规制，全凭皇上恩宠，才能被越级提拔，现在汉臣嫉妒臣下，以至杨国忠要杀我，请皇上给我做主”。唐玄宗本来就认为，杨国忠和安禄山的矛盾是朝中大臣争宠，听了这番话更加加深了这种认识，于是好言安慰了安禄山，并任命他为左仆射以示信任，但左仆射这样的官职并不是安禄山想要的。当月，他上书呈奏请求任命自己为闲厩使、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求主持总监事务，玄宗皇帝照例准奏。这年三月，安禄山上奏请求回范阳，得到玄宗许可后，安禄山不等随从收拾好行装，只带少量亲随，日行三四百里，狂奔至潼关城下，到达城下之时，日已西斜，潼关城门将闭，安禄山大急，命人传召潼关守将，假称军务紧急，务必连夜出城，骗得守将违制将其放出潼关。过了潼关之后，安禄山才长出一口气，说道：“吾魂复入窍中矣”。

回到范阳后，他借助兼领闲厩、陇右群牧使及群牧总监的便利，将所控牧场的良马，源源不断的送入范阳、平庐两地。他还借助胡人身份，用重金收买幽蓟一代的契丹人、奚人部落首领，召集这些部落的少壮组成精锐骑兵，并与公元755年（天宝十三年）二月，奏请朝廷，一次便提升32名奚族和契丹族首领为将，随着大量的汉将被替换，范阳、平庐两镇军政几成胡人政权，而安禄山、史思明也被周边胡人称为“二圣”。

安禄山此时已手握三镇节度使，同时兼任河北诸道的采访使，掌握数道军、财、政、牧大权，还坐拥十八万重兵，占据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农历十一月九日，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就在这一天，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正式起兵叛唐。当时，恰逢有奏报返回的使臣，安禄山假称得到玄宗密旨，对众将宣布奉密旨“清君侧”，讨伐杨国忠。

起兵之时，安禄山军中集合了所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落军队，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军队急速南下，兵锋直指唐朝东都洛阳。起兵之初，安禄山先派偏将何千年、高邈领二十奚骑，奔至太原，求见北京副留守杨光翔，假称像其献俘。杨光翔不疑有他，出城相迎，被何千里劫走。十一月十九日，安禄山军队行至博陵（今河北定州），何千里将杨光翔献上，安禄山杀杨光翔祭旗。杀死杨光翔的行为代表着安禄山彻底和唐朝决裂。

随后，安禄山统兵继续南进，留部将安忠志帅精兵驻防土门关（河北获鹿县现石家庄市鹿泉区）。常山（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兵力孱弱，不能抵抗，只得也长史袁履谦出迎叛军。安禄山留下颜杲卿子侄为人质，仍命其镇守常山。但归途中，颜杲卿指着安禄山所赐的衣服，对袁履谦说：“我等焉能穿此賊衣？”，袁履谦知其意，二人开始联络，颜杲卿的堂弟，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一同谋划讨伐安禄山。

杨国忠得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大喜。此时，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清算以前的政敌李林甫身上，安禄山是李林甫推荐的边将，现在安禄山反了，这给了杨国忠绝好的口实，他可以李林甫私通叛将的理由，彻底根除李林甫的党羽。
而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此时他还认为自己对安禄山有知遇之恩，安禄山应该对他忠心耿耿，直到后续的消息不断传来，唐玄宗才明白过来，这次安禄山是真正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这记耳光的结果是，唐玄宗震怒，抄没李林甫家产，充入国库，李林甫家人流放岭南，已经死去三年的李林甫也没能逃脱，杨国忠挖了他的坟墓，将他的陪葬品全部清空。
当然，玄宗也知道，清算李林甫是不能让叛军受到损失的，此时最关键的还是在战场上击败叛军。可是，朝内早已没有能够领兵的大将，派谁去挑战唐朝势力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呢？

安禄山洛阳登基

正在玄宗踌躇未定之时，有人来报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青回京述职，玄宗闻报大喜，紧忙命人招封常青上朝。为何玄宗如此看重封常青呢？原来中唐以后，朝中边将之中，有四大节度使之称，其中安禄山坐镇东北，实力最为雄厚，排名第二的是坐镇河西九曲之地的哥舒翰，其后便是坐镇安西、北庭的高仙芝和封常青。这四大节度使都是久经战阵，从尸山血海中滚出来的老将，此时封常青在京，玄宗认为可以以为柱石，对抗安禄山的叛军。

封常青上朝后，得知需要领兵平叛，于是在玄宗面前夸下海口：“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以封常青往日的军旅生涯来看，他是个用兵谨慎的将领，此时却在玄宗面前夸下如此海口。由此可见，封常青对于东北边镇叛军的战斗力一无所知，而唐朝朝廷对于平叛也存在着盲目的乐观。

玄宗听到了封常青的回答，十分高兴，任命他为范阳、平庐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封常青领命之后，出潼关，直奔洛阳，这也开启了他悲剧人生的最后阶段。就在封常青奔赴洛阳募兵之时，安禄山的部队已于十二月初二，在灵昌郡（河南滑县）渡过黄河，沿路的郡县望风瓦解，叛军连克陈留、荥阳，兵锋直指虎牢关。

虎牢关，又称汜水关，在洛阳以东，为洛阳东边门户和重要的关隘。关城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虎牢关前，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在此鏖战，秦末楚汉之争，刘邦项羽在此争城夺关，唐初李世民在此大战窦建德，还有三国演义中虚构出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而今，中原百余年不见烽烟，虎牢关守将见到叛军连天而来，肝胆俱碎，不敢迎战，弃关而逃。

封常青到达洛阳后，募兵六万，此时他才真正了解到中原兵备的现实，当他打开兵备库府，惊讶的发现，库府之中的兵器、防具早已腐坏，中原常备军卒，空额严重，皆以老迈之人充数，而募得的六万人，都是市井之徒，从未经过训练。

如此唐军在封常青的率领下，与安禄山叛军交战，三战三败。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封常青在败退至潼关的路上，与高仙芝相遇，详细地向高仙芝汇报了，唐军的现状和叛军的实力，叮嘱高仙芝千万不要再轻敌，他对高仙芝说道：“累日血战，贼锋甚锐。现在潼关无兵，如潼关失手，京师危急，应急回潼关严守。”高、封二将急忙返回潼关驻守，安禄山的叛军兵至潼关城下，见唐军守备森严，攻城无果，遂屯军于陕州。至此潼关城以东，河北、山西的唐朝疆土尽在叛军控制之下。

唐玄宗在派出了封常青、高仙芝后，仍不解心头之恨，于是下令将安禄山留在长安为人质的儿子安庆宗诛杀，并赐安庆宗之妻，荣义郡主自尽。又担心时任朔方节度使的安思顺与安禄山串通，将其调回长安。安思顺随为安禄山堂兄，二人并无血缘关系。安思顺在朔方节度使任内，战功赫赫，而且多次向玄宗奏报，安禄山有谋反之意，但当时，唐玄宗早已陷入了对安禄山狂热的信任之中，不能自拔，对于安思顺的奏报完全置之不理。如今安禄山果然反了，玄宗不检讨自己的过错，反倒开始嫉恨安思顺，可见，此时的唐玄宗已经变得神经质了，倒霉的安思顺，最终也没能逃过这一劫，因诬告而被杀。安思顺被杀后，朔方军镇的将士皆以其冤。安思顺的部将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这位史称“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向唐代宗上书，请求为老上级的冤案昭雪。

新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暂时还顾不上为安思顺鸣冤，此时朔方军镇也正面临着危机。安禄山用兵多年，熟知兵事，他深知，朔方军镇在中唐十大藩镇中势力算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朔方位于位于河东（太原）、范阳（北京）两镇侧后，朔方军出兵东进，翻太行山，出井陉口，可直接切断叛军归路，这对叛军来说是心腹之患，所以，早在取洛阳之前，安禄山就派高秀岩为大同军使，率兵连夜赶赴大同军(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镇)，以阻止朔方军东出。又命其部将安忠志率精兵屯于土门(河北获鹿县)，以防河东和朔方军进入河北。

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距离安禄山范阳起兵，仅仅过了一个月零三天，进入洛阳后的安禄山，志得意满，此时突然生出了当皇帝的心思，于是他召集手下的“文武百官”，开始筹备改元称制的事宜。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郭子仪大破静边军

但是天下的形势，并没有想安禄山想象的那么乐观，几乎在同一时间，安禄山的部将高秀岩领兵进犯朔方的振武军（今内蒙和林格尔），郭子仪准确的预判了叛军的进军线路，亲帅援军绕道高秀岩的背后，与振武军两面夹击，将叛军击败。随后，又趁叛军败退，军心浮动之际，果断进击，突破长城天险杀虎口。杀虎口古称参合口，地势十分险要，两侧高山对峙，关下狭道自古就是沟通晋、蒙的要道，直到现在从大同到呼和浩特的公路仍延此路修筑。攻下杀虎口雄关之后，郭子仪并没有停下脚步，随即进兵包围了杀虎口南二十余里的静边军（今山西玉右县右卫镇）。静边军是时任河东节度王忠嗣所筑，为朔方至云中（大同）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个节点，夺取了静边军，东可以攻云中、南可以胁并州（太原）。就在郭子仪兵围静边军的时候，一位无名英雄如流星般划过夜空，爆发出最闪亮的星辉。这人就是苏日荣，陕西武功人，官职为大夏（今甘肃临夏）县丞。这位大夏县的副县长，正在静边军游历，此时唐朝北方都陷入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而这位远在甘肃的县丞却跑到北方军镇中潜伏下来，暗中结交豪强，必定有所图谋，史籍中并未记载他和郭子仪事先有过联络，二人同时出现在静边军，只能是历史的巧合。当苏日荣得知郭子仪领军兵围静边军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猝然发动袭击，将静边军叛将周万顷、安守一刺杀。郭子仪正在为如何攻破静边军的坚城而发愁，突然发现城中大乱，四处火起，便知城中必然有变，随即命令朔方军全力攻城，静边军城一攻而下。

安禄山得知静边军易手大惊失色，急忙命令大同兵马使薛忠义率军来救，想夺回静边军。郭子仪命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睿、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借助地形的优势从四面合围来犯的叛军，大败薛忠义的部队，并将投降的叛军胡骑7000余人，全部活埋。这一仗将叛军在山西防御体系中的机动部队，尽数击溃，导致叛军只能龟缩在几个有限的城镇中固守。郭子仪携此大胜之威，分兵而行，向北兵围云中（大同），向南连克重镇马邑（山西朔州）、等率部迎战，大败薛忠义军，坑杀叛军骑兵7000人，斩叛将周万顷。接着，郭子仪又在河曲大败高秀岩，进而围攻云中(今山西大同)。又命别将公孙琼岩率骑兵2000，一举攻克军事要地马邑(今山西朔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打开了翻越太行山出兵河北的通道。

高仙芝、封常清含冤被杀

此时天下的形式，唐朝已经渡过了最初的混乱，虽然东都洛阳失手，安禄山在洛阳称帝。但潼关在高仙芝、封常青严防死守之下，叛军屡次叩关均不能得手，安禄山西进长安的通道已被堵住。朔方军在郭子仪的率领下，攻占静边军，连克云中、马邑、雁门，向南威胁河东节度治所并州（大同），向东威胁河北腹地，随时有截断叛军归路的可能。而身在河北常山的颜杲卿，得知洛阳城破，担心安禄山西进长安，在准备不充分的前提下，毅然起兵归唐，安禄山只得派遣史思明领精兵回河北围攻常山，颜杲卿的义举有效的牵制了叛军西进的势头。

只要唐朝保持这种态势，胜负的天平自然会不断向唐朝倾斜。只可惜，唐玄宗听到了安禄山称帝的消息后，已经陷入疯狂的状态，正在此时，潼关监军边令诚，因为与高仙芝、封常青矛盾不断加深，密奏高、封二人，畏敌先退、克扣军资，而对于叛军的勇悍和唐军的素质低下却一言代之。玄宗得到密奏后，狂怒不已，下令将高、封二将直接在潼关诛杀。此时唐玄宗，已经从极度信任边将（安禄山）这一极端，走向了极度不信任边将的另一极端。杀掉高、封二将后，玄宗命在家养病的哥舒翰带领长安招募的八万军队，再加上高、封二人收集的唐军，号称二十万人，驻守潼关。

哥舒翰为唐朝名将，纵横西域多年，西域曾有《哥舒歌》唱到：“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对于这位沙场老将，唐玄宗一开始还是给与了足够的信任和尊重，朝堂奏对之时，哥舒翰也对玄宗提出了他的战略，既以潼关为大门，挡住叛军西进关中，以朔方军出敌侧后，从井陉翻太行山，兵取常山，切断叛军归路，使叛军首尾不能相顾，玄宗在朝堂上认可了哥舒翰的战略。于是，哥舒翰带领长安城中新近募集的唐军，驻守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屡次攻潼关，均被哥舒翰击退。

颜杲卿尽死节

几乎就在玄宗和哥舒翰朝中奏对，确定平叛战略的时候，河北大地上一次惨烈的归唐起义正在进行着。叛军从范阳出发，经过常山之时，颜杲卿因为毫无防备，不得不伪降安禄山帐下，但是他和长史袁履谦、前真定县令贾深、前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一直暗中联络河北豪强，等待时机起义归唐。不成想，叛军行动如此迅猛，十二月初，就攻陷了东都洛阳。颜杲卿在得知洛阳陷落后，担心叛军西入关中，威胁长安，不顾常山军事贮备不足的现状，毅然扯起义旗，意图牵制叛军兵力，减轻潼关唐军的压力。

当时，安禄山派遣李钦凑、高邈率领五千人镇守土门关，控制井陉的东口。颜杲卿趁高邈前往幽州未还之机，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在郡所宴请李钦凑，李钦凑不疑有他，在酒席宴上喝的大醉，被长史袁履谦砍下人头装入锦盒。就在刚刚杀了李钦凑之时，稿城县尉崔安石报告高邈回到了蒲城，颜杲卿马山布置手下，擒拿高邈。第二天一早，高邈到达稿城，稿城县尉崔安石对高邈说；“太守在驿站中备了酒宴等待将军。”等到高邈来到驿站门口，未及下马，便被从马上直接扑倒在地，捆了起来。也就在这天，正巧安禄山的偏将何千年从洛阳来赵郡公干，走到醴泉驿站也被颜杲卿事先埋伏的手下擒拿。于是，颜杲卿派人将两个叛将和装李钦凑人头的锦盒，以及常山郡起义归唐的表章一起送去京城。可是一行人走到太原后，节度使王承业扣下了，颜杲卿的表章和人员，自己呈表上奏，将功劳归于己身，这使唐庭未能及时得到常山起义的消息，也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颜杲卿杀了叛将后，发檄文传告河北各郡，各郡纷纷响应，杀叛将整军备，河北道二十三郡中，除有叛军重兵把守的六郡外，其余十七郡重新归附了朝廷。

安禄山此时正率领军队向西进犯，已经到了陕县，听说河北有变立即回师，于是命史思明、蔡希德率军北渡黄河，缴平河北起义。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正月，史思明围攻常山，常山郡内兵员短少，寡不敌众。颜杲卿向太原节度王承业求救，王承业本就贪了颜杲卿的功劳，此时坐视不救。不久常山陷落，颜杲卿、袁履谦均在乱军中被俘，史思明将二人押解到洛阳。在洛阳，安禄山见到了颜杲卿训斥道；“你本是一个范阳曹户，是我提拔你为常山太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然敢背叛我？”，颜杲卿面不改色，对安禄山揶揄道：“你本是一个羯族的放羊奴隶，大唐天子提拔你为三镇节度使，对你恩宠无比，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你竟然敢反了他？”随后，颜杲卿正色言道：“我颜家世代受大唐重恩，生死皆为唐臣，这岂是你这叛贼能明白的？现今之时有死而已，何言其他？”安禄山狂怒之下，将颜杲卿绑在木柱之上，将他的亲族子侄一一在他面前肢解而杀。颜杲卿骂不绝口，叛贼用钩子将他的舌头钩断，在他含糊不清的痛骂声中，颜杲卿被肢解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河北的起义虽被叛军扑灭，但也显示了，河北民众的归唐之心，安禄山不得不在河北诸郡留驻重兵，这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潼关防线的压力。其后，直到公元755年六月，叛军都不能从潼关讨得半点便宜。而在这半年中，朔方军在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的率领下，收复常山、平定藁城，攻取赵郡（河北赵县），斩杀叛军任命的太守郭献璆，而后回军驻守常山。史思明不甘心失利，重新集结河北叛军，意欲重夺常山，郭子仪命骁骑轮番接战，趁叛军疲惫之机，伏兵四起，在沙河将史思明打得大败。安禄山听说河北战事失利，派遣精兵增援。郭子仪先击破史思明部，又在嘉山击破叛军援军，史思明逃回博陵（今河北定州市）。在郭子仪兵威之下，河北各郡县都斩杀叛军守将，迎接朝廷军队。就在郭子仪兵锋正盛，欲整军北征范阳之际，他突然接到了“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的消息。这一天崩地裂的消息，使他不得不放弃河北诸道的军事优势，率军奔赴灵武护驾，河北诸道再次陷落于叛军之手。
哥舒翰被逼出潼关

公元756年的上半年，叛军集团已露出颓势，向西难以突破潼关天险，朔方军又在河北诸道截断了叛军退路，将叛军分割成以安禄山为首的洛阳集团，和以史思明为首的范阳集团，两集团之间首尾不能相顾。安禄山也看出了叛军的窘境，但他无计可施，只能在洛阳的宫殿里痛骂当年怂恿他扯旗叛乱的心腹。就在安禄山坐困愁城之际，上天送来了他人生中最大帮手，这就是唐明皇——李隆基。

李隆基这个皇帝少年时果敢坚毅，初登帝座，勤政爱民，可为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楷模，只可惜晚节不保，到了他人生的中后期，富贵荣华，乱花迷眼，变得刚愎自用，昏庸不堪。就在公元756年六月，他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愚蠢的决定，日发六道金牌，逼迫哥舒翰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哥舒翰领兵离长安之时，曾与玄宗相约，严守潼关，朔方军兵出河北的战争策略，这一策略在半年的实施过程中初见成效，本应继续实施。但被阻于潼关以东的安禄山，却心生一计，他将老弱残兵列于关前，引诱唐军出关决战。这种障眼法自然瞒不过久经沙场的哥舒翰，但却骗过了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当李隆基从监军太监那儿，得到了密报之后，想要生擒安禄山在他阶下，以雪失颜（没面子）之耻的心思，就像是滔天巨焰再也不能抑制，于是他下诏命哥舒翰出关决战。哥舒翰接旨后急忙上书，称到：“安禄山久习用兵，现在暗藏精锐，以老弱兵卒引诱，肯定是有诡计。而且，贼兵远来，精草无继，利在速战。如果我师轻出，正中其计！”玄宗不听，就在此时，为祸安史之乱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杨国忠也跳了出来。杨国忠担心哥舒翰现在手握重兵，如果顺利扫平安禄山后，必会入朝拜相，这种挽国家于危亡的重臣拜相后，品节必在其上，所以他一定要让哥舒翰在平叛过程中有暇，才能在日后朝中权利倾扎时留下把柄。于是，他跑去见玄宗说道：“兵法讲，安不忘危。现在大军全部都集结在潼关，宜早出决战，否则一旦师老兵疲，万一有个闪失，京师就太危险了。”

在杨国忠的撺掇下，唐玄宗因为安禄山造反，而备受摧残的心灵，再次转向了对领军边将的嫉妒猜忌，于是在短短几天内，连下诏书逼迫哥舒翰出兵，最终直接派遣太监携带尚方宝剑，到达潼关宣旨，如再不奉旨，辄斩哥舒翰由监军太监边令诚掌军。这一次，唐玄宗用他最后的刚愎自用，将他的国家和臣民们从悬崖边上彻底推入了深渊。

哥舒翰接旨之后，抚膺恸哭。这位纵横西域多年的老将，深知唐军训练不足，据险而守尚能支撑，与叛军野战，必败无疑。但在朝廷严令之下，求告无门。无奈之下，哥舒翰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四日，领兵出潼关，兵驻灵宝，即将开始的灵宝之战，将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命轨迹。

潼关陷落--玄宗幸蜀

无奈出兵的哥舒翰，初八日于灵宝西原与叛军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在山谷中设伏，将唐军诱入谷内，叛军伏兵四起，将唐军前后道路阻断，并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此时，唐军士卒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弊病暴露无遗，在叛军的前后夹击之下，唐军军心大撼，竞相奔逃，被挤入黄河淹死的无以计数，哀嚎之声惊天骇地。二十万唐军逃回重围的只有不到八千人，哥舒翰本欲整兵再战，却被部将火拔归仁绑了，投降了叛军。

初九日，崔乾佑既率领叛军攻占潼关。潼关失守后，天下震动，唐玄宗在长安听说此事，命杨国忠召集朝会向群臣问计，朝中文武默然无语。不知此时英明神武的唐玄宗，可曾想起向他屡次上奏，请求固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郭子仪、哥舒翰等一干名将？！

唐玄宗眼看着朝中大臣沉默无语，只有杨国忠在那儿上蹿下跳。沉默良久的玄宗皇帝向大臣们宣布御驾亲征，领兵出长安迎击叛军，保全长安安全。玄宗以为此言一出，朝臣必定群情激奋，誓言与叛军决一死战。或者，哪怕是朝臣纷纷反对，皇帝御驾亲征，他也算是能有个台阶下，这总比朝堂之上，鸦雀无声的尴尬要强上许多。可惜，将朝臣玩弄于股掌之上数十年的玄宗皇帝，再次失算了，他投下这个重磅消息后，朝臣无一上奏，既无人赞成，也无人反对。说来也是，能站在朝堂之上的大臣那个不是人精子，长安城中无兵无将，只有禁军卫戍皇城，死守尚且不足，何来兵马出城与叛军决战？以哥舒翰之能，携威名震慑西域，百战名将之势，领二十万唐军出潼关与叛军野战，尚且一战而败，你李隆基就算是号为天子，你又不是神仙，此时出兵御驾亲征，你是在逗我们玩儿呢吧！？

就在这次最尴尬的朝会结束后，次日凌晨，唐玄宗在三千禁军护卫下，带着太子、杨贵妃等少数家人，连夜逃出长安，将这座名城，和城中的百万子民，留给了叛军鱼肉。玄宗逃跑之时，朝中大臣一无所知，直到大臣们上朝之时，才发现他们的老板跑路了。于是，长安城中顿时大乱，大臣们争相奔逃，长安城门为之拥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