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身体不适入院，将原本要写的山西省古文物造假的《侯马盟书》一事延误了，今日无意中发现早已有人将这个造假给揭露出来，于是引来供各位官一阅。

《侯马盟书》———两千年以来最为成功的古文字造假案
作者: 铁拐李 【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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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两千多年来最为成功的古文字造假案

缘 起

大约六年前，我在金陵图书馆（当时尚未搬迁，还在长江路）抄写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后来又抄《侯马盟书》的“字表”。当我第一眼看到《侯马盟书》的文字时，就像吃了苍蝇一样，一阵恶心涌上心头———古人就这智慧？开始带着反感抄，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后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接触到张晗先生的几篇关于《侯马盟书》的文章，大意是说《侯马盟书》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晋国文字的特征，可是举的例子全是甲骨文、金文的特点，于是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侯马盟书不是晋国文字而是墨书金文》（百度），其实这篇文章已经为《侯马盟书》的文字定了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侯马盟书》文字的制作者应该已经感到了这一点。后来由于研究《老子》的缘故，对于郭店出土的古文字较为熟悉，本人将其称之为“蝌蚪文”。加上这几年对于古文字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终于解开了《侯马盟书》古文字的密码。《侯马盟书不是晋国文字而是墨书金文》是对《侯马盟书》文字的初步定性，本文作为它的后续篇，则是对《侯马盟书》文字的最终定性。

一《盟书》造作之外部条件

《盟书》，这里主要指《沁阳盟书》和《侯马盟书》（后面不再说明）。自一九零零年左右甲骨文发现之后，传世的先秦古文字增加为两种：一种为金文，亦称钟鼎文，是铸造文字；一种为甲骨文，属刻划文字，而这两种文字皆非中国文字的正源。作为夏、商、周三代的日常用字，作为记录思想、文化的用字———蝌蚪文，亦即宗周简书，除了在汉代孔壁和三国时的魏国汲县出土过，犹如神龙穿雾一般，从此遥无踪迹（当时由于科技不发达，无法将古文字———蝌蚪文保存下来，遂留下此千古遗恨。）。甲骨文出土三十年后，也是出于对于墨书文字的热切待望，河南沁阳有人开始制造墨书文字，写在石片上的墨书文字于1930年被发现，但文字的数量很少；五年后，也就是1935年，又发现了一些；1942年发现的较多，引起了学术界一定的关注。
对于这些古文字的出现，当时王国维的“六国文字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国各有各的字形，所以随便制造出什么样的文字，人们一般都无法识别，若说它不是齐国的文字，它可能是楚国的；若说它不是秦国的文字，它可能是晋国的，反正六国文字谁也没见过。也就是说，一般制造的古文字很难被识破。就这样，古文字制作者也不敢多造，他们也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
另外，郭沫若先生虽然否定了王国维的“六国文字说”，但他还是在1972年的《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金文和甲骨文大体上是统一的，文字的不统一在于墨书。所有这些名家、大家关于古文字的理论，为墨书古文字的制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 历史上造作古文字之回顾

由于科技的原因，“孔壁古文”和“汲冢古文”后来都失传了。于是，便有人动脑筋造假“古文”，书的名字叫《史籀篇》———最早的“古文”伪造者的作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周宣王太史籀撰，姓佚；史，盖官号。张怀瓘《书断》云：‘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汉书.艺文志》‘小学十家’，首载史籀所作也，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在汉、魏几次假造“古文”案中，《史籀篇》的水平最低，属于“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的那种极为繁复的假造文字，没有哪支竹简能够容纳如此复杂的字体，如果商代史官真的用这样的文字“教学童”，学童肯定会发疯的。《史籀篇》的文字是未经使用（也不能使用）、未经流行的假造古文，只“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一句话，就说明《史籀篇》的可信度大有问题。
其次是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保留的籀文，据说是《史籀篇》的残存文字，《史籀篇》已佚。《说文》所引籀文比目前看到的《史籀篇》的文字要略为简单一点。如果原来的《史籀篇》确实亡佚，则现在的《史籀篇》为双料假货。
三国魏正始间，在汲县出土《竹书纪年》等一批竹简，用的是蝌蚪古文，亡佚后，有人要还原这种“古文”，所刻《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也是依据金文，参以蝌蚪文的传说造出来的古文字，这种想象出来的“古文”要比《史籀篇》的“古文”简单合理得多，因而水平最高，是可以使用而没有使用过、没有流行过的人造古文。
这三种字体，在写法上又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起笔细而尖，像蝌蚪的尾巴，可惜他们却没有造出蝌蚪的嘴、眼、肚子、肠子，因为一个文字系统，是不可能凭个人的想象来还原的。
一直到宋代还有人在造“古文字”（参见《传抄古文字编》，线装书局，徐在国）。这些现象说明秦虽然禁绝了“古文”，但两千年来人们并没有将“古文”彻底忘怀,还在期盼着有一天“古文”能够重现，能够复活，殊不知这些假古文的流行起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对真“古文”的发现造成了困难，以至于郭店楚墓竹简出现以来,至今尚无一人认为这就是古蝌蚪文。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造作古文字的路子无外乎金文的间架结构加上蝌蚪尾巴的笔法，《侯马盟书》虽然穿的是新鞋，走的依然是老路。

三 造作的古文字与蝌蚪文的根本区别

蝌蚪文（郭店、包山等地的简书文字）是经过千年、万年流传下来的，是经过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们使用、筛选、简化的古文明的精华，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头重尾尖的笔法，加快了蝌蚪文的书写速度，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行、草；其间架结构虽然与甲骨文、金文同源，同时又具有适合毛笔书写的特点，结构与笔法联系得非常紧密，蝌蚪文的文字的间架结构大多自成一体，绝非甲骨文和金文所能代替。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字看上去像蝌蚪一样。一个人如果化十年的时间临写蝌蚪文，也只能做到形似而已，难以达到神似。因此，郭店等地的古文字出土之前，制造古文字者最为头疼的是古文字的结构，这是古文字制造者无法逾越、也不可能逾越的障碍。因为一个字的字形都是唯一的，充满了偶然性，即使将原始社会的生活重演一遍，也不一定能发明出一模一样的字来，古文字具有不可再生性，如果地下不出土新材料，有些古文字将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古文字制造者们都小心翼翼地饶过墨书古文字的结构这一关，直接以金文的结构代替蝌蚪文的结构，而以头粗尾尖的蝌蚪文的笔法来书写，自古以来，造作墨书古文字者采用的都是这一手法。
这就是说，判别一种墨书文字是否成立，不仅要看它是否使用了蝌蚪文的笔法，即头粗尾尖的笔法，而且还要看它的字形结构是否与笔法一致，并且能与金文的间架结构区别开来，具有鲜明的毛笔风格，自成一气，像郭店简书那样。


四 寻本探源之投石问路

《盟书》并不是从制作一开始就确定好使用哪一种笔划，而是采用投石问路的办法，先用两种笔划写了少量的字，试试看，看一看反映如何，才最终确定使用哪一种笔划。大概分为两种笔划，其实细分应该是三种。
1930、1935、1942年三年中，沁阳（即温县）一共出土（笼）了两种毛笔写的沁阳盟书，也称载书。其中一种是毛笔风格突出的盟书，一共有八件石片残片（其中只有一件是完整的）（参见《考古》，1966年第五期，陈梦家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之附录———《河南沁阳出土战国载书》之图一）。在这八件中，1、4、6、7、8等五件中的字的笔划并未见典型的头粗尾尖的笔划，而是用力较为均匀的毛笔笔划，而2、3、5等三件中的笔划则多有头粗尾尖的笔划，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正是这种笔划为后来制作《盟书》者所本。

同时出土的沁阳盟书中，还有一种无论从间架结构还是笔法，皆为典型的金文，是一种用毛笔对金文的直接临摹（参见陈文之图二：沁阳载书摹本）。“王献唐先生遗著有一篇《沁水晚周石墨释记》，作于1950年。他说：‘往岁旅渝，闻豫北出土玉片，上有墨书。传河南沁水（应系沁阳，沁水在山西）墓中掘出，有匣盛之，数甚多，时在抗战初期。其片大小不同，质亦不一，有黑色者，有淡绿色，蓝灰色者，皆石而非玉。各片形制无定，或似圭，或但为片。更后就医北京，刑君又持来彭氏所藏五片嘱释，亦言沁水（阳）出土，与旭生藏者正同。内一片字已湮灭不录。余四片就其可辨之字，摹释如右。’”（参见陈文）
沁阳盟书的内容，图一中，第1图，石片较为完整，内容则缺字少划，不能通读，只能猜个大概，其中“麻夷非是”一句，陈梦家释为“麻夷我是”，因为石片上古文字“非”字中部有一横横贯两竖。第2、3、4、5、6、7、8片皆为残片，内容也衔接不上，综合起来看，大致可以推断出是盟誓之类的内容。
图二中有四块石片，只能释读其中的某些字、词，内容则不知所云。

五 寻本探源之墙内开花墙外香

河南沁阳于1930年、1935年、1942年三次发现盟书，字体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用毛笔临写金文，毛笔笔意明显（陈梦家文图一）；另一种是用毛笔完全临摹金文，间架结构和笔法仍然保持了金文的特点（陈梦家文图二）。这三次的发现，因为制作者较为谨慎，怕被人发现漏洞，每次出土的字数都很少，二十多年后依然没有被人识破，这就为后来《侯马盟书》的制作做好了试探性的准备。《侯马盟书》的制作者通过分析后认为，完全模仿金文的笔法，而金文已经蔚为大观，价值不大；只有头粗尾尖的一种笔法符合传说中蝌蚪文的笔法，且可以使金文看起来像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字。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1965年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出土了这种文字，1966年第二期《文物》杂志头版刊登了张晗先生的《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后面紧跟着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侯马盟书试探》，该文指出：“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字，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盟书，订于公元三八六年，据今二千三百五十二年。”作为呼应，1966年第五期《考古》又发表了陈梦家先生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及其附录：《河南沁阳出土战国载书》，《侯马盟书》本来可以顺利粉墨登场，由于文革开始，《侯马盟书》出笼的时间被迫推迟。
1972年第三期《文物》，郭沫若先生于《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中，再续前缘。由于郭沫若先生是文化界的泰斗，同时又是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大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加上第二代古文字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陈梦家先生的文章，《侯马盟书》制作者“拉大旗，做虎皮”的策略，终于得以实现。1976年12月，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侯马盟书》第一版。就这样墙内开花墙外香，河南始作俑，山西获成功。
为了证明《侯马盟书》不是孤立出土的文字，河南再次为山西跑了一次龙套。《文物》，1983年第三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再次发表《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公布了十余片写有盟书的石片。河南、山西两省搭界，温县（亦即沁阳）与侯马又相临，古代同属晋地，所以当初温县出土盟书，激发了侯马、山西有关方面的灵感，《侯马盟书》出版后，温县再出盟书，说明《侯马盟书》的文字为古文字确凿无疑。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默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水平多么高的文字学家，也不可能在没有物证或者假物证的情况下，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便是郭沫若这样的大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物证，“美好”被错释为“妇好”；由于山西提供了假的物证，《侯马盟书》的文字被确定为距今两千多年的古文字。

六 《侯马盟书》的内容

河南温县出土了许多次盟书，为什么没有成功？侯马只出土了一次，居然大获成功，原因何在？与河南相比，山西更善于总结他人（河南）的经验教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制造古文字，也同其它造假一样，胆大吓死胆小的。
河南出土的《盟书》大多为只言片语，不能形成规模，山西与此不同，无论从文字的数量，还是文字的内容，都具有系统性。盟书的内容共分五大类：一 宗盟类；二 委质类；三 纳室类；四 诅咒类；五 卜筮类。
在《侯马盟书》内容的选择方面，制作者采取了两种策略。
1 以水兑水 不变其味
在先秦的史籍之中，宗盟和委质两种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是司空见惯的，仅以宗盟为例，《左传。桓十二年》曰：“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春秋》是史，《诗经》是诗，根据这两部书，当时不仅有盟誓，并且是“盟斯滥矣”，以至于弄得大家都不敢相信，“宗盟”最后到了“乱是用长”的地步。史和诗都有记载的东西，谁能否定？这种历史成说，根本就不用锦上添花。且不说《侯马盟书》的内容不一定是真的，即便是真的，晋国赵、钱、孙、李的盟誓，又能对《史》和《诗》中所记载的史实造成多大性质上的改变？
2 亦虚亦实 避虚就实
《盟书》的制造者也明白这样的道理，如果以上五类全有实际内容，那就大大增加了穿帮的可能性，所以一类、二类为实，三、四、五类为虚，只有类型而无实际的内容。所以一部《侯马盟书》，其内容主要无外乎一类、二类两种内容的颠来倒去，以及五类内容的多次重复。因此说《侯马盟书》是重复率最高的书，一点也不过分。
当然，每个石片上也并非完全重复，人的名字，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复姓，两个字，只有这一个或两个字不完全重复。

七《侯马盟书》的文字与蝌蚪文的文字对比分析

下面是从《侯马盟书》的字表中选出的常用字，这些是已发现有蝌蚪文（即郭店、包山等楚地发现的简书文字）的文字：
《侯马盟书》的文字与蝌蚪文的文字对照表（由于本人的电脑技术不过关，发不出古文字，古文字对照需要读者自己查，对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子 父 心 木 不 此 出 兄 安 西 地 角

（爪寸）（上下结构） 志 邦 舍 妾 者 奉 宗

其 亟 往 逆 室 宫 首 為 冢 馬 殺 章

寇 寅 国 都 族 從 惕 執 産 眾 道 復

敢 喜 貯 寍 結 無 陽 羣 新 嗌 駕 德

（郭店简书以“直”、“心”合成，上下结构） 竪 嘉

从总体上来说，蝌蚪文的笔法与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无论从结构，还是从笔法都是流线型的，充分显示出圆润之美，突出了古人“圆融”、“圆通”的理念，而《侯马盟书》文字的笔法则与结构分离，绝无关系，笔法为一成不变的、头粗尾尖的笔划，结构则完全重复金文的构架。《侯马盟书》的文字间架结构与金文的间架结构相同者，在99%以上，1%来源于其它材料，如：陶文、古钱币、石鼓文等。《侯马盟书》的文字与蝌蚪文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文字的间架结构方面没有形成独特的、具有墨书文字的特点，而在这方面，蝌蚪文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明显的证据。
作为日常用字，蝌蚪文的文字，在许多地方都作了简化，尤其是与甲骨文和金文相比较，因而也更便于书写。如“心”字，蝌蚪文只有二划，而《侯马盟书》则有四划，并且蝌蚪文的“心”字字形的形状，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人的心脏的形状；而《盟书》的“心”字的四划则毫无关联。“地”字，在蝌蚪文中已有固定的写法，《盟书》依然直摹金文；“其”字在蝌蚪文中只有三划，《盟书》中有的依然模仿金文，笔画多达十划；“邦”字在蝌蚪文中只有七划，《盟书》中有的则多达十一划。
“马”字在蝌蚪文中，只有五划，《盟书》中全摹金文，在十划以上；“奉”字在金文和蝌蚪文中的笔划很少，尤其是在蝌蚪文中，只有区区七划，而在《盟书》中则有十二划。尤其是“奉”字，本来可以连写的笔划，都被有意识地拆开写，显得鸡零狗碎；与“口”的写法相同，《盟书》一般用三划来写，而在蝌蚪文中，“口”字只有两划，《盟书》的三划互不关联，凑在一起而已；蝌蚪文的两笔则显得艺术韵味十足。遍检整个《盟书》“字表”，几乎找不出连笔的笔意，这就大大地减低了这种文字的书写速度，也就是说，这种文字根本就不具备使用价值。这种文字只适合一个或几个爱好古文字的人，花数年时间，在房间里一丝不苟地慢慢地拼凑。在盟誓这种短时间的活动中，不可能聚集成百上千的人，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来一笔一划地写这类《盟书》，再说就是有那么多人写，风格也会不同，而《侯马盟书》文字的风格大体上趋向一致，这应该是一个或几个爱好古文字且书法功底较强的人，花了长时间所为（文字的大小，不能说明书写风格的不同）。

当然，一种文字笔划的多少不是决定这种文字真与假的唯一条件，在中国的文字中，文字的笔法与文字的结构高度的统一是这种判断的重要依据。《侯马盟书》文字的笔法与结构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不仅如此，笔划与笔划之间也是互不相关，各自完全独立的。这种笔划上的独立、不相关、不连贯，是由《盟书》文字的制造者以头粗尾尖的笔法加上金文的结构的制造策略所决定的，这种特点绝对不是文字在千秋万代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千百万人的使用而形成的，换句话说，这种笔法不是一种成熟或熟练的笔法，而是一种相当低级、幼稚的笔法，除了勉强可以使用之外，谈不上任何艺术性。蝌蚪文则与此正好相反，与甲骨文和金文相比，连笔最多，有的结构就是因为书写方便才有所调整和改变，笔法与结构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同时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在金文以及其它陶文中，有的“口”字，写成倒三角形，虽然结构谈不上稳固，因为两边对称，倒也别有一番韵味；《盟书》在这方面作了创新，三角形有三划，精简为两划，横到右角时，抹一个圆弧，然后再向左下运笔，与左上向右下的一笔，在底部相交。这样的倒三角形，既不对称，更不稳当，像个包歪了的饺子，匠气十足。
《盟书》的文字与蝌蚪文相比，无论在笔法、结构，还是在书写速度方面，都毫无优势可言。


八《侯马盟书》的制作流程

很多证据显示，《侯马盟书》的文字是在石片已碎之后写上去的，而非写上去之后，石片才碎掉。下面以文物出版社出版，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第一版《侯马盟书》为例，来加以说明。
侯马盟书模本。宗盟类二
P182．三五：八，残片为向右下方倾斜，字行亦往右下方倾斜，说明此石片并非先写文字后裂碎，而是在已经碎裂的石片上写文字；P183。二零零：一，右下角三字向右下角伸出，与石片断裂的方向一致，也证明文字是在断裂后的石片上写文字的。P185。二零零：一二，石片左侧，向右下呈锯齿状断裂，右侧的字行也向右下倾斜，与裂痕一致，说明石片是先断裂，而后在上面写文字的；P186。二零零：一四之左图，石片右侧为不规则裂坏，向左下裂开，字行亦向左下倾斜；虽为残片而内容无缺（右起一、二两行），亦可证为石先残而后书写。P188。二零零：二二及P189。二零零：二八两石片右侧，皆呈圆弧状中间部分向外突出，两石的字行亦皆呈圆弧状，皆说明此两石为石先残而后书写。
宗盟类四
P211．一六：三一，石片左下侧呈不规则裂坏，方向为由左上至右下，石片上左侧字行亦与此方向相同，说明石片为先裂坏，后书写。
委质类
P265．八八：一二左图，在出土的盟书中，有一类形体长、顶部尖的石片，顶部两侧的字行也向中间顶部倾斜，中间的字行依然保持垂直，这是正常的情况。此图也应是石片的尖顶部，奇怪的是它的字行不是由两侧向尖顶部倾斜，而是全部沿着右侧的斜侧线，由左上向右下倾斜，这样整体倾斜的字行，在一块完整的石片上根本就无法安排。这是制作者在残片上写字时留下的不可更改的漏洞。
除了以上这些证据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侯马盟书》石残字不坏，通检摹本，坏字的现象不会超过整体的10%，如果文字先写，石片后残，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字是后写在残石片上的。这一点在1966年第二期《文物》所载张晗先生《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朱书文字》一文的图版贰中，至为明显，而尤以图4最为突出，左上角五字完全是沿着断裂的边缘写的。

九 关于“麻夷非是”

凡是《沁阳盟书》中有用的内容，《侯马盟书》全盘照收，这样做除了省事之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增加可信度，证明《沁阳盟书》和《侯马盟书》同出一个文字系统。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麻夷非是”一句。《沁阳盟书》中有这句话，后被《侯马盟书》的制作者所袭用，这句话，其实是古文字制造者自己编造的类似于“土匪黑话”的文字，连发明者自己也拿不准是什么意思，主要是为了搞怪———既然是古人的东西，肯定与现在的不一样，肯定不能让现在的人一看就懂，一定要经过注、释、疏，经过翻译，现代人才能懂。于是，1966年第二期《文物》，郭沫若先生在《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中解释说：“‘麻夷非是’者，靡夷匪褆，是说要使他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幸福。”本人认为郭沫若先生解释得非常正确。
可是，在1972年第三期《文物》中，郭先生又承认自己解释错了，他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认为：“‘麻夷非是’：朱德熙与裘锡圭同志释为‘灭夷彼氏’，谓即《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的‘昧雉彼视’，至确。《公羊传》记载卫献公负约杀宁喜，公子鱄以为不义，絜其妻子而去之，将济于河，携其妻子而与之盟曰：‘苟有履卫地，食卫粟者，灭夷彼氏！’”至于，“麻夷非是”、“ 灭夷彼氏”、“ 灭夷彼氏”三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个问题太深奥，本人愚钝，实在没看出来。

十 最后的结论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这大概是张晗先生的意见；郭沫若先生则在《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中，将其“订于公元三八六年”；《郭店老子。甲》等竹简文字“相对的年代距今约二千三百年”。也就是说，晋石、楚简相距的年代只有一百多年，如果《侯马盟书》的文字确实是古文字，又同属墨书，那应该对郭店等地的蝌蚪文造成影响才对；现在只发现蝌蚪文与甲骨文、金文三种用途不同的文字同源，而未发现与《侯马盟书》的文字有任何相通或相同之处（除了与金文的结构相同）。
如果说墨书文字，从《侯马盟书》文字的拙劣、幼稚，只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便发展到了蝌蚪文的尽善尽美，那也太夸张了。那公元前497年前古人为什么不用墨书文字———蝌蚪文？一、两百年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使一种文字完全趋向成熟。
如果楚人和晋人同处在公元前497年至前300年这一时段上，共同享有一种文明，共同享有一种文化，使用同一种文字，作为华夏正宗，中原（国）大国———晋，应该在文化上、书法艺术上不比楚国差才对，绝对不可能出现晋国使用的文字（即《侯马盟书》的文字）才小学的水平，而楚国使用的文字———蝌蚪文已经是艺术家的水平，因为，金文就是从宗周传向南方各国的。如果承认《侯马盟书》确实是古代晋国人使用的文字，无疑等于承认这一时段的晋国人不仅只具有极底的智商，而且还绝对没有艺术眼光。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在春秋时期，楚虽然是一个大国，由于宗周的关系，中原（华夏）各国仍然在文化等诸方面鄙视南方的蛮夷大国———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左传。成四年》可以明白无误地读出来：“君子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宗周旧地的各侯国，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书法方面，都不可能落后于南方的楚国，即便楚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得特别好，最多也就是水平差不多，不相上下。如果有人想要用证据来推翻这一结论，那将是徒劳的。

郭沫若先生在1972年第一期《考古学报》中严正指出：“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先秦时期的铸造文字统一于金文，卜筮文字统一于甲骨文，墨书文字统一于蝌蚪文。作为蝌蚪文字的郭店等地的简书已经发现，真龙已经出现，请《侯马盟书》———画龙让位。
一个人，无论如何聪明、睿智，都不可能代替中华民族集体的智慧结晶，想凭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来创造一个文字系统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中包含了许多偶然因素；一种文字一旦死亡，便不可能复活。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先秦的文字并没有真正的死亡。
张晗先生虽然称《侯马盟书》为生命的盟书，但是我希望———不管《侯马盟书》的文字是真是假，都不至于影响到生命。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10．9．6．

这位令人尊敬的李先生所进行的分析是全面的、细致的、准确的，其结论也是正确的，揪住了中国文史官学孙子在这个造假工程中所露出来的二瘪蛋，我中华文明中最值得荣光的就是这种反对弄虚作假、追求光明正大的价值取向，也正是因为有了千万代李先生这种二B青年的执着，总是在不断和那些阴险败类的战斗中，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向前发展。尽管在某一个时期这种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光明还处于弱势的状态，但其最后的结果却总是能够胜利，野心家阴谋家不得不另找新的领域开创新的欺骗，但是打假的斗士总会是身影相随，揪住他们战斗，直到将其真实面目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侯马盟书造假的揭露，我有两点补充：

一是中国文史官学孙子将山西省当成远古赵国的领地并以此为基础造假出所谓赵国盟书的前提并不存在，当代的山西省地理在远古时代和中国先秦时代的战国七雄春秋五霸没有一点关系，其历史归属于古中国流迁而出的蒙古契丹的历史演变当中，所谓的当代河北省、山西省属古代燕赵的认定，全在清朝以后的事，官孙子以后度前，露腚 露蛋。
二是盟书的形式从来就是简、碑、契、帛、纸这种演化的形式，目的是为了约定各方遵守，可以采取公开昭告的方式，或是双方各执的方式，让天下人共知，让各方都有凭据。宋代湖南各族部落间有盟者，也是一木片上书记约定内容，一破两片，各执一半，以资凭据。而当代这些官学孙子造假古盟书，却是用的巴掌大一块的石英石，有圆有方有梯有条有柄之形，零散不成体统，为写字而写字，全凭臆想弄个不伦不类的形式，也是露出了官学孙子的二瘪蛋。

由于中国文史官学孙子将当代的中国行政地理体系完全等同于远古时代古中国的地理体系，其面对不断出土的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古代体系当中的原始出土文物时，必然产生无法协调统一的矛盾，必然产生按当代体系无法自圆其说的状况，必然对古代出土文物的真正归属无法给出一个准确而真实的科学回答，也必然导致中国当代的老百姓会质疑这些官学孙子们的学术能力、、、、、、、、、、、、、、照理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是中国文史官学孙子们却不可能这样，他们的本性就是骗子、小偷、强盗、婊子、、、、、、、、、对这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他们还是只有一个字------骗。

当代北京所谓的明十三陵为明朝皇家大墓群就是他们骗人的伟大成果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开挖了一个所谓万历皇帝墓，因出土文物当中的文字记载明确有此墓主人真实身分的证据，和他们所认定当代北京不是古代明朝之北京理论有严重冲突，于是将墓棺上的字迹挖掉，棺材上留有两个大洞，新刻墓志印信等所谓物证，强行证明成为万历皇帝的大墓、、、、、、浙江杭州出土一个五代时期朝鲜人大墓，也是造假碑说成是古越国钱宽大墓，证明当代杭州就是古代杭州，还到联和国骗了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招牌回来，而那个造假漏洞太多的钱宽的墓碑铭文却不敢见天，成了国家机密，无人了解铭文的内容。

江泽民有三块表，其中的第二块表就是讲代表先进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骗人的文化不是先进文化。中国要在世界上竞争，最主要的还是文化的竞争，因此，中国眼下最为要紧事情我看还是要清算中国文史官学孙子的骗子文化、骗子历史、骗子积案、、、、、、、、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些事情办好了，什么苏丹红、鞋胶囊、转基因、塑化酒、两面派、阴谋家、、、、、、等等就会少了社会的市场，就会建立起一种羞耻文化，就会多一分追求正大光明的力量。

@生得无奈 96楼
荷兰鬼子“食尽计穷，始悔过乞降，拆城夜遁”“ 彭湖信地，仍归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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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乐,信地是信州么?彭湖与其在一块,大概哪个位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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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忙着弄《水经注》，等忙完了，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届时一一交待、、、、、

再讲一个中国文史官学孙子造假的案例------------

1975年，山东省邹县出土了一座官学认定的元代古墓，是一座两次下葬墓，一棺之中葬男女两人，女先而男后，有不少精美的古丝织品，也有一些残破的碑文，他们最后考证提出的结论是元代李裕庵墓，是古邹县一位儒学教谕名叫李俨的夫妻合葬墓。

但是，这也是中国文史官学孙子人为公然造假的个典型事例，因为出土的古墓主人并不是古邹县人，古邹县并不等同于当代山东省邹县，而出土的古墓碑文上有明确的记录证据，如果公开了，就会和他们所营造的假大空古代历史时空地理体系相矛盾，就会揭穿他们的谎言，而他们又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找到真正的古代山东邹县所在地理，于是按照他们一贯的办法，造假加以掩盖。

当代的山东省境古时多为古朝鲜高丽女真契丹等古行政政权所管辖，和古中国文献中之中央皇权所管辖之古山东不是一回事。古邹之地向来是古孔孟之乡，而此地距古开封、古汝水、古奄城等地都很近，而这些古地名的地理，都在当代的江西丰城一带。当代山东邹县的名字使用，只在清灭朝鲜及其封王以后，年代不久，因此75年出土的这个古墓铭文，肯定有真实的原始记载，和后世的邹县无关，为了掩盖真相，于是造假。

首先，他们就将古墓碑上墓主人真实物的姓名地名锯掉了，只留下“山县儒学府君之墓”几个字，而是什么山县？姓谁府君？我们却没有办法看到了，锯得整整齐齐，而不是破损。古墓碑的行文一定是“某山县某府君儒学之墓”的，但这两个锯掉的名字，一定就是官学孙子最害怕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办法虽然解决了不能看的问题，但却留下一个假设古人为什么下葬时开始堂堂正正刻地名墓主名字，后来为何又羞于见人将其锯掉的巨大疑问来，而正是这个疑问，就是他们造假所留下来的蛋腚。

第二，为了解决正经墓碑姓名锯掉后又能安上一个所需要的姓名人物顶包，于是他们说在附近的一块苗圃地里发现了另一块古墓的碑刻，其上有“裕庵李先、、、先生讳俨、、、”等文字。但是，前面那面锯了的墓碑是长方形的，字体楷体，水平较高，当得起“儒学"二字，而后来在苗圃中所发现的那块碑，却是上圆下方的，大字为篆，小字为楷，和第一块碑完全配不上。一墓两碑绝无此例。

第三，最后，官学孙子们又说，在石棺内盖的一个角落里，他们终于发现了有一行隐约的刻字“有元裕庵李先生府君之墓至正十年二月五日”，将原本几经曲折都弄不清楚的墓主人身分搞明白了。但是，这些刻画的文字水平太差，非楷非隶，庵字还写成了奄，假得稀奇古怪。我就弄不明白：这位儒学大儒社会名流，为什么在下葬这件事情上反复折腾，一会一个花样，最后为了生怕表明其儒学大家的名号不为后人所知道，还非要在石棺的内盖里悄悄刻上全名，名字还要写错？

第四点是最为可笑的，中国文中史官学孙子的文化水平太差，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造假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山东邹县造假的主持者王轩，不知是不是也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我估计多半都是的，因为只有那里才能出产这般的货色。他们引为证据的苗圃中找到的半块碑，其上篆书大字明明是竖写的“裕庵常光”四个字，下面便是正文小精楷的内容，他们硬是不认得篆字“常光”，而给读成“李先”二字，李先又是什么？俨字能通先字吗？？生字又往何处摆？？

中国古代墓志铭文书写有一套完备的规格体例，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胡来的，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大意不得。府君就是一种尊称了，不可能和先生并用，官学孙子糊弄出来的“李先生府君”就是随心所欲重复生造的玩意。“裕庵”是古人名号，古人爱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好些人都用，如同当代之抗美建国之类，“常光”是墓志常用之语，李光不伦不类。棺材盖内标明是李先生之墓，也是中国古代墓葬中从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古人讲名正言顺，堂堂正正，这也不是流水线生产石棺所用的特别记号，所以如此，只为说明顶包者的名分，此地无银之举。

面对中国文史官学孙子们瀚如烟海五花八门的各种造假，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一直搞不清楚到底算作一个什么性质----------有时我在想：我好比上了一辆公交车，有许多的乘客，无意中发现车上有一个偷儿，多数人没有发现，有人发现了，但不出声，装作没看见，于是我便出手制止了，结果偷儿反说我成了偷儿，只有不作声才没被众人赶下去、、、、偷儿得手了，几位看客也加入到了偷儿的行列，于是，车上便没有几个不偷人的了、、、、、、、、

我是一位见义勇为者？不是。捉贼捉脏者？不是。因为乘客们根本就不认为那些人就是偷儿，反而是一些堂皇正义的社会名流，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嫉妒别人名利的失意者，是贼喊捉贼、、、、

1975年，江苏省南京博物院在江苏邗江甘泉出土了一座本汉时期的古朝鲜国王墓，规格高，随葬品丰富，其中的铜牛灯技艺高超，是中国国宝，墓中有一方虎纽玛瑙印，本来上有印文，注明了墓主人的身分，但出土后让中国文史官学孙子们困惑不解，与他们所构建的宏大理论体系相矛盾，与是又采取了公然造假的办法，胡编历史，蒙骗百姓。
第一，他们将这枚相当重要的虎纽玛瑙印上的印文磨平，变成了一枚无字的墓主人所使用过的随葬印，造假手法之拙劣弱智，欲盖弥璋之鲜明，完全让人一眼望穿。
第二，他们为了印证当代江苏邗江是古代广陵郡地，不得不硬将此墓主人张冠李戴到汉代光武帝后人当中，说成是其第九个儿子刘荆，而为了证明这一点，悄悄制造出一座所谓出土的假文物雁足灯，下面刻上文字---“山阳郡”、“建武年”号，用来暗指刘荆，但因为当代有明文规定，侯王的印信只能用龟纽而不能用虎纽，他们在造雁足灯时又没有将这点考虑进去，成了一个最突出的造假点，而为了掩盖谎言，他们又开始编造新的谎言。
第三，距此大墓出土六年以后，有一位女工人又在这个墓地附近地面上偶然又发现了一枚金印，上有印文，这次终于内容相当明确了---“广陵王玺”，还是龟纽，他们持续的努力，完善了这一次的造假工程。

因为那座雁足灯造假的水平实在是有限，其型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信息距汉代太远，于是也象他们一贯的办法一样，这件文物成了一件相当神秘的国宝，从不示人，你能看到的，永远只是灯上拓下来的文字图片。

南京博物院长姚迁，就是这次造假工程的策划人，纪仲庆，就是具体实施人。

汉代的广陵郡地理在何处？据史料记载，是在古淮河古徐州附近的，而古淮河按《水经注》上介绍是当代的江西抚河，东北方向直入古九江郡后而汇入当代的鄱阳湖，所以，姚迁等人所弄出来的当代江苏邗江是古代广陵完全是中国文史官学孙子不不无术将当代淮河算成古淮河的一种错误结果，并以这错误结果当成他们考古造假的逻辑前提，从头到尾，一错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