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静穆是否是诗歌最好境界，也是见仁见智的。朱光潜是美学家，主张直觉、静观、平和等美学追求，就此在美学上建立了一家之说。他是学院中人，有些味美倾向，抒发一己之言亦无不可。正因为如此，他对诗歌评价的标准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虽然鲁迅可以从知识、方法上提出众多异议，但是并不意味着朱光潜的观点一无是处。那么鲁迅为什么对这篇短文不依不饶，其实还有深层原因，那就是鲁迅对于朱光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态与观念持反对的态度。说起来这是一个复杂问题，牵涉到京派海派的论争，也牵涉到左联与其他各文派的矛盾冲突，甚至还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文化问题，总之，譬如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之流都在这篇文章中遭到了批判，对于历史，鲁迅似乎对陶潜是没有兴趣的，倒是一些魏晋文人、东林党人让他津津乐道，就当下而言，他还是喜欢林莽这些进步作家，所以，他在林莽诗集序中还是不自觉提高了朱光潜的“静穆观”。更深层次的是，一•二九运动刚刚结束，鲁迅知道已经不可能是“静穆”的时代，一个可以平和闲适，而应该是怒目金刚的年代。所以他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样看来，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剧变时代不同文人的心声与冲突。

第五百三十二回 扭臂栽头喷气舞 满场争看斗风骚
诗云：
书生自喜投文网，
高士于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
满场争看斗风骚。
1946年冬，朱光潜重新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北平，任西语系主任，翌年兼任北大文学院代院长。举家迁居到离北大不远的中老胡同。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到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上来。在译者序里谈到了为什么要译此书的原因：“我起念要译克罗齐的《美学》，远在十五六年前，因为翻译事难，一直没有敢动手。这十五六年中我却写过几篇介绍克罗齐学说的文章，事后每发见自己有误解处，恐怕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不起作者，于是决定把《美学》翻译出来，让读者自己去看作者的真面目。”其实，朱光潜既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也是出于借此清理一下自己思想，看看究竟同克罗齐有几份思想的瓜葛。他同时写了《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他发觉美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并不牢靠：“作者自己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经过一番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理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据此，他主张哲学大概就是以提出问题为研究的目的，至于问题的解决恐怕还在其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朱光潜和贺麟一行因和国民党教育有很深的瓜葛，行动并非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于是先生以素来处逆境下的“超脱”精神，躲进小楼成一统，静心研究起老子的《道德经》来，他参照了七种古刊善本，以晋王弼为底本对照各本进行了细致的校读。1949年3月完成了全书的集注和梳理，约有二万余字。这种处惊不乱，以解读道家为生死的解脱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指定由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催促知识界知名人士南下。当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亲自到朱光潜住所力劝他早日南下。朱光潜问走到哪里？陈说先到南京，朱又问如果南京也保不住如何？陈说那就到台湾。朱又问：大陆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如何能保得住？陈说台湾是美国战略要地，它们不会就此不管的。朱光潜觉得“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是个滋味。”于是最终拒绝了蒋介石派往东单广场来接他们的专机，决定和大多数中老知识分子一样迎接解放。也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朱光潜真诚地希望能溶入到这个新社会之中，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为了放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他首先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检讨》，反省了他过去曾受过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的教育。对于这种思想的转变，李泽厚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是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
金岳霖解放初期还与艾思奇辩论，60年代初却主动写了《论所以》；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很典型。这与他们由热情地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独立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尽管朱光潜对新社会是向往的，但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保留了朱光潜在西语系任教的位置，却让他从原中老胡同搬到原燕京大学南校门几间平房居住。这里的房屋年久失修，而且是某位先生家的后灶房，遇雨就漏，拥挤和破败不堪。夫人奚今吾不得不常常拿着盆来接屋顶漏下来的雨，心理自然不好受。朱光潜却平静地安慰她说：“没事，你看我们不都很好吗？”

“不都很好吗？”是朱光潜一贯以克已和“超脱”的人生态度换来的达观，但并不是说对他的意识深处没有造成伤害。当时实行的工资方案，甚至把朱光潜评为七级教授，对于这种污辱性的举动，朱光潜没有表示过什么怨言。他对“虚名”素来不以为然，所以遭受这种打击才并不为所动。无怪乎著名诗人方地山曾拿朱光潜的笔名“孟实”作过一个对子：“孟晋名斋，知是古人勤学问。实心问事，非徒虚名见英华。”这确实是朱光潜的人生写照。这种艰苦的境况大约维持了若干年，直到1956年，才搬到稍许宽阔的燕东园一座洋楼里，工资也恢复成一级教授的标准。
朱光潜生前关于书法艺术他说有四个境界，第一境界：疵境特色是驳杂不稳，纵然一幅之内间或有一两个字写得好，一个字之内间或有一两笔写得好，但就整体看去毛病很多，每个人写字都不免要经过这个阶段。如果他略有天资，用力勤，多看碑贴笔迹（多临摹，多向书法家请教），他对于结体用笔，分行布白，可以学得一些规模法度，手腕运用的比较灵活了就可以写出无大毛病、看得过去的字。第二境界：稳境特色是平正工稳，合于法度，却没有什么精彩，没有什么独创。多数人不把书法当作一种艺术去研究，只把它当作日常应用的工具，就可以到此为止。如果想再进一步，就必须再揣摩，真草隶篆各体都须尝试一下，各时代的碑版札须多读多临，然后荟萃各家各体的长处，造成自家所特有的风格，写成的字就可以算得艺术作品，或瘦或肥，不可以说得是美。第三境界：醇境特色是凝练典雅，极人工之能事，包世臣和康有为所称的“能品”、“佳品”都属于这一境界。但是，这仍不是极境，因为它还不能完全脱离“匠”的范围，任何人只要一下功夫，到功夫成熟了，都可以达到。第四境界：化境 不但字的艺术成熟了，而且胸襟学问的修养也成熟了，成熟的艺术片头和成熟的胸襟学问的修养融成一片，于是字不但可以见出驯熟的手腕，还可以表现高超的人格，悲欢离合的情调，山川风云的姿态，哲学宗教的蕴藉，都可以在无形中流露于字里行间，增加字的韵味，这是包世臣和康有为所称的“神品”“妙品”。在化境，我们就要超出艺术范围而推广到整个人的人格以至整个的宇宙，规模法度有时失其约束的作用，自然和艺术的对峙了不存在。

从1956年到1962年，全国开展了美学大讨论，朱光潜觉得这恰好是自己清除身上“陈年病菌”的良机，于是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长文。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就分别给他打招呼，表达了《文艺报》准备组织一组文章对朱光潜美学思想进行批判，目的不是为了整人，主要是澄清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朱光潜是以“靶子”身份才获得参加美学大讨论入场卷的。在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写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如《美学怎样才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再答洪毅然先生》、《克罗齐美学的批判》等等。这些论文后来被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朱光潜对马克思的研究是保持一种学者的态度，他决不作随风倒的墙头草，因此他才有勇气提出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发展性的观点。如他对列宁的反映论在美学中的运用有自己的看法，对美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也独具特色，等等。他真正做到了“有来必往，无批不辩”，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学人的风范。他从不惧怕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是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和当时许多从苏联教科书中东抄西凑的“马克思”权威不同，朱光潜在60岁还自学了俄语，为的是从不同马列版本中摸索原义。他是较早系统对《费尔巴哈论》、《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真正钻研的人。这显然和当时那些并不看马列原著，却声称“朱某不配学马列”的舞刀弄棒的所谓“学者”不同。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朱光潜的“中流砥柱”，这场美学大讨论相对其它学术领域的“争鸣”要系统的多，持续的时间也长，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多。
1963年，朱光潜完成了高教部全国高等文科教材会议委托他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这部50万字的扛鼎之作是他后半生的心血结精。他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里非过誉之词！要知道，朱光潜为写这部书，搜集和翻译的原始资料就要比实际这本书的份量多两三倍。他几乎把西方美学历史有影响的著作精选逐章逐节的翻译过来，后来在“文革”中散佚，只找到部分译稿，后来收入到《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一书中。时间老人是最好的公证人，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不是还很难找到一本在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赅方面胜得过这本“美学史”的书吗？

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后来回忆说，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关于他留下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只有7岁，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而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都说，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实在不忍心让我忍受旅途的颠簸。
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做寄居在别的国家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们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就这样，最后父亲选择留了下来，留在北京。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到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小瓶上面刻着龙啊或者是别的花纹，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体会，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生活得也许会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在他们的口耳相传里，我得到了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