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九回 溪水清涟树老苍 行穿溪树踏春阳
诗云：
溪水清涟树老苍，
行穿溪树踏春阳。
溪深树密无人处，
唯有幽花渡水香。
朱光潜在成都的生活是逍遥自在的。这里不仅有老朋友卞之琳、何其芳、罗念生、徐中舒等人时相过从，谈诗论道，而且也是妻子奚今吾家乡四川的文化中心。他刚来成都时没有带家眷，一个人居住于川大皇城校园（今人民中路一段）的菊园单身宿舍，虽寂寞了一些，但大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妻儿来成都后，夫妻俩又不时带着孩子到他岳父家团聚。川西平原是丰饶的，成都的物价相比其他城市也便宜得多，一家人经过了流离之苦，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天堂。

岳父的家就在离川大不远的横小南街1号，走动起来也很方便。房子是租得的，名叫傅宅，出门走不远的路，就可以走到成都有名的少城公园，因此那里便成为他与妻子及朋友们经常相聚的地方。他最爱到祠堂街少城公园里面的鹤鸣茶社和绿荫阁茶馆吃茶，喜欢那里清雅而又不失枯寂的氛围，在与朋友们的谈天说地之间，还时不时拿成都与北平来对比一番。逃离北平之前，朱光潜曾与一帮京派文学家办过一本《文学杂志》，更早的时候，还编辑过一本文学刊物，来到成都，他感觉蜀地的传统文化虽积淀较深，但新文化的滋养却还有待加强，于是便起了重操旧业之心。他与何其芳、卞之琳、方敬、罗念生、谢文炳商量之后，一本名为《工作》的新杂志便在成都面市了。他为杂志撰写了《再论周作人事件》以及《露宿》与《花市》等几篇文章。作为一位美学理论家，朱光潜虽笔耕不辍，却向来撰写文论多，写作散文少，但是这一次，当他在成都游览一番之后，笔下感性的因子被激发出来，难得地留下了一篇描绘青羊宫花会的美文—《花会》。在这个成都女婿眼中：“成都整年难得见太阳，全城的人天天都埋在阴霾里，像古井阑的苔藓，他们浑身染着地方色彩，浸润阴幽，沉寂，永远在薄雾浓云里度过他们的悠悠岁月。”“但是在阳春三月，风光却特别明媚。春来得迟，一来了，气候就猛然由温暖而热燥，所以在其他地带分季开放的花卉在成都却连班出现。梅花茶花没有谢，接着就是桃杏，桃杏没有谢，接着就是木槿建兰芍药。在三月里你可以同时见到冬春夏三季的花。”在这个安徽人的眼中，成都简直就是春城了。与朱光潜有同样感受的还有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她也曾在成都留下过“喜得来游锦官城，花开四季一年春”的文字。

不过，最让朱光潜难忘的还不是遍布城内的各色花卉。有一天，他去了成都郊外，川西平原的肉身朝他扑面而来，他触摸到了另一种景致，壮丽而柔美，并将之浸润在自己的笔下，他描述道：“三月间登高一望，视线所能达到的地方尽是菜花麦苗，金黄一片，杂以油绿，委实是一种大观。在太阳之下，花光草色如怒火放焰，闪闪浮动，固然显出山河浩荡生气蓬勃的景象。有时春阴四布，小风薄云，苗青鹊静，亦别有一番清幽情致。这时候成都人，无论男女老少，便成群结队出城游春了。”
朱光潜的双足也踩着成都的节拍出去了，他与妻子奚今吾带着他们的孩子去了青羊宫花会。琳琅满目的各色玩意儿，尤其是风车、泥人、木马、小花篮让儿子流连忘返，他也兴致勃勃地侧身其间。转到古董与书画摊前，这位写得一手上好桐城古文的书生，忍不住就会躬下身子去浏览一阵，并感叹这个古都的文化之风，书画之癖“在花会里也可以略窥一二”。那时候，品尝了太多流离之苦的朱光潜久违了和平的温暖，而成都的确是“景物居然似旧京”的，同时也是“天边光景一时新”。

朱光潜好饮，他周围的诸多文人雅士也皆是杜康之徒，成都许多酒肆餐馆都留下过他与友人把盏临觞的身影。老南门的枕江楼、西御街的王胖鸭、至德元、矮子斋，这些当年成都的老字号餐馆他没少光顾过，更无须说青石桥的吴抄手、总府街的赖汤圆、郭醪糟这些小吃店了。某一日，诗人卞之琳与朋友张充和小姐来到一个叫不醉无归小酒楼赴宴，联翩而至的尚有何其芳和方敬等人，做东的是朱光潜。卞之琳是朱光潜的密友，朱光潜知道他苦苦暗恋着张充和，而张彼时刚游历到成都，二人难得一见，朱光潜自然是要撮合一番的，再加之又闻听张充和是一位才女，于书法，昆曲颇有染指，也欲趁机见识一二。

席间，朱光潜招呼店小二拿来成都特产全兴大曲，杯盏回环之际，便有人怂恿张充和以昆曲助兴。一时间，一曲婉转有致的《牡丹亭》曼妙而至，平添了几多兴致，几多酣畅。有人乘兴评说道：“张小姐嗓音甜美，而全兴大曲好像有点苦。”朱光潜听了不觉莞尔，他纠正说：“有点苦味儿才是好酒，酒的品位是苦为上，酸次之，甜最下，这是酒经，这样的好酒我们安徽是没有的，北京也不易得，大家要不醉无归哟。”不醉无归是那店名，在这里说出来自然是戏谑之辞，以朱光潜的性格，他也不会纵情恣肆。平日里，他是难得让人看出他内心深处奔放一面的，他的诗心放置是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而不是醉酒捉月的李太白。从年轻时代开始，朱光潜便信奉“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的信条，后来研究克罗齐哲学，又对美的“直觉”有了深刻的感受。或许，他的嗜酒是在鼓舞自己的生命元气、感受生命之美，但他却能够把握住滑至滥觞与颓废的度。早在春晖中学与上海立达中学任教的时候，他便爱上了酒。在那里，他也刚好遇见了丰子恺、叶圣陶等瘾君子，几个人经常于夜晚聊天喝酒。几颗花生米、几块豆腐干，再打几斤黄酒，便是他的酒生涯。那时节他还没有完全看见自己的前途，身上还背负了一桩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但他却从未喝醉过。

1940年10月19日，叶圣陶来到乐山，这一天恰好是朱光潜43岁生日，这样的日子当然是要喝一台的。朱光潜还邀约了陈源等一起聚餐。他兴致勃勃打开了一瓶保存了近10年的法国白兰地，欧洲风味难得在古嘉州缓缓流淌。不过四人皆是善饮之士，区区一瓶酒也就只供浅斟低酌了。另一次，同样喜酒的作家肖军来到乐山拜会他，叶圣陶也不请自到加入进来，除去谈论文学，三人美美地过了一番酒瘾。他的老朋友、画家丰子恺有一次在乐山举办画展，朱光潜请儒学大师马一浮一同观展，之后他设宴款待，席间也自是少不了美酒，三人酒量都足够大，一番酣畅之后，马一浮留下了“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的诗句为丰子恺助兴。

在乐山时，朱光潜基本摆脱了行政的烦扰，他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还经常往来于重庆、成都等地方。每当他去成都办事，便总会去找老朋友聚饮。这些文人达士可列出一长串名单。徐中舒、叶圣陶、刘永济、程千帆、叶麐、蒙文通、顾颉刚、罗念生、吴宓、朱自清、钱穆等人都曾是座上客。他的酒名恐怕也不小，还逾越了文人这个小圈子，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听说他在成都，便邀请他与朱自清等人前往吃酒。
在他游历四川不多的吟咏中，再一次隐匿着酒的踪迹。还是在那一年的农历新春，成都文化名流李劼人邀约了一场雅集，做客的有不少客寓成都的大文人、大教授，同时这些人也大都是酒量生猛之人，朱光潜与刘永济也为在邀之列。那一次，他们在李劼人的成都郊外别墅“菱窠”，经历了一次美妙的诗酒之会。席间，刘永济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喝酒，众人便罚刘作词助兴。朱光潜没有看错，刘的诗才的确了得。一巡酒之后，他已经有三阙《浣溪沙》朗声而出，其中赞叹诸君的酒量：“喜君豪饮全轮囫”又羡慕诸位的快活：“我看人醉已陶然”，而最后一句“且将酒盏压金戈”最为绝妙，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境遇，也与朱光潜在四川流寓生涯中“左冲右突” 之后的“逍遥”有着几多的肖似。

1938年岁末，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加强国民党对大学的操控，任命原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这一任命没有任何先兆，代理校长张颐尚在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川大的运作，在报上闻听此讯，顿感茫然而突兀。作为校长的有力副手，又受到知遇之恩的朱光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即拔剑相助，迅速联络了众多教授，展开了一系列的拒程行动，成为这次风潮的领袖。
任命消息在报上发布不久，朱光潜便立即起草了一份抗议电报，他与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院长董时进联合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想赶在当局正式任命之前挽回局面。

第五百三十回 峨眉皓月峨眉态 峭壁青山峭笔苔
诗云：
峨眉皓月峨眉态，峭壁青山峭笔苔。
娟娟艳舞于雯耿，粲粲妍簪万萼梅。
未除玄览遭狂笑，肯写文心娱赤孩。
峡外烽烟危客感，鸣鞭怕近望乡台。
电报言简意赅地说道：“川大校长于学期中途无故变动，校务进行极感困难，校内群情惑然，拟请我公顾念桑梓，婉致当轴，暂缓明令发表，用维教育，而息流言。”然后，朱光潜又主持了在川大致公堂召开的全校教师大会，并由朱光潜写就了一篇川大教师的公开宣言，共有56位教授签名表示支持。
但是事态并未按照他们的意愿变化，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正式任命公文不久即函达成都，朱光潜再次召集80余名教师聚集文殊院商讨对策。会上，朱光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他的提议之下，最后一致决定于该年12月23日起罢教。罢教宣言仍由朱光潜起草，他用幼年时操就的文言体连夜写就，以《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罢教宣言》为题发表于《新民报》成都版。宣言措辞强硬，斥责当局“不明体制，蔑视教授人格，同人认为此学术界莫大耻辱。自本日起，不再到校任课”。23日“上午八点钟第一节课时，各教室仍如往常一样坐满了学生，但各科教授进教室后，并不讲课，只将《罢教宣言》散发给学生即无言而退，学生亦无言各自散去。”

那一天，或许是朱光潜41岁生涯中最心绪难平的一天。在此前的生活中，除了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由于不满教师的低劣水准，他给有关当局写过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香港大学参加过一次罢课行动外，身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始终是一位安静而本分的读书人。与他接触过的朋友大都评价他性格内向，与人相处总能善解人意，很少与人面对面争锋、争胜。但是这一次，这位安静的书生一反常态，他骨子里面深藏着的倔强性格，以及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血液都同时向外贲张了。在风潮中他不仅是领袖，还亲自拟写了大部分的抗议电文，言辞之激烈，文笔之犀利，满纸都充溢着不可凌辱之气。

这件事情最终以他离开川大而告终，但是冤家路窄，后来他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时又一次与陈立夫和程天放有过一番较量。那是1940年上半年的事情，当时武汉大学寄寓乐山，校长王星拱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学术独立，办学以无为而治为理想，这样的思想无疑与朱光潜非常接近。当时，由于王星拱对武汉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不时地加以保护，引起了陈立夫的警惕，他欲再一次派他的得力干将程天放主持武大校务，但是这一次陈立夫没能成功。朱光潜再一次领导了“拒程”行动，他联合叶圣陶等武大教授奋起抗争，以至于陈立夫亲自来到学校欲召开师生大会时，会场上冷冷清清，团结一致的武汉大学师生给予了陈立夫有力一击，最终王星拱留任。之后，朱光潜因为两次领导风潮，他的影响力让陈立夫刮目相看，为笼络朱光潜，陈立夫接受王星拱的推荐，安排他作了武大的教务长。

对朱光潜而言，武大教务长一职或许并非他的初衷。当年他愤然离开川大的时候，其实原本有着另一条路在等着他。这条路不是通往乐山，而是通往另一条洋溢着红色希望的路，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然而希望却阴差阳错地从他的身边溜走了。大约在1938年的秋天，已经对国民党感到极度失望的朱光潜曾经向左翼文人卞之琳、何其芳、沙汀等人谈起过欲去延安的想法。他的意向很快便传至了延安，当时在延安的中共文化官员周扬表示欢迎他，并给朱光潜写了一封信函，但是这封信却来晚了，信件寄到成都时，朱光潜已到了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信函转到了乐山，朱光潜看过之后给周扬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

朱光潜也确实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是中国的“还有一线生机”。但为什么延安之行未能如愿，除了信收的晚了些之外，还有非常复杂的其它因素。当时国民党当局通过朱光潜留欧时的好友劝阻他去延安，同时又通过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不停地给先生施加精神上的压力。学生中有个教育系的右派分子粟玉生，他在1938年12月14日将胡汉民给介生写的条幅：“合传韩非已不伦，神仙祖述更非真，如何一样图中绘，向左倾旋便惑人” “献给”朱光潜先生，其用意非常明显。可想而知，当时的朱光潜内心是极为矛盾的。此时安徽籍的现代评论派王星拱（武大校长）和陈西滢（武大文学院长）几位老朋友邀他到四川嘉定乐山的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主讲美学和英国文学。在这种恍惚之中朱光潜也就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

到了乐山之后，朱光潜因从朋友那里见到幼时的学友方东美先生所写的诗，欣喜欲狂，随即回信称赞方诗有“兼清刚鲜妍之美”，于诗道造诣甚深，并说“暇时如有兴致，乞书尊诗数首于一小条幅，俾悬之座右，可以当晤时。”同时邀方氏来峨眉一游，光潜愿作导游。方东美没有允邀去峨眉一游，而是尊嘱用蜀纸抄了二十首诗，开头便说“孟实约赴成都，同游青城、峨眉，懒散未应”，“峨眉皓月峨眉态，峭壁青山峭笔苔，娟娟艳舞于雯耿，粲粲妍簪万萼梅，未除玄览遭狂笑，肯写文心娱赤孩，峡外烽烟危客感，鸣鞭怕近望乡台。”这就说明了当时方氏和熊十力因围绕“性”字展开的争议，表达了“未除玄览遭狂笑，肯写文心娱赤孩”的决心。也间接表达了不能赴邀的理由。
其实，朱光潜给方东美写信还谈到了他托卢代曾君代寄《文史》第二期关于评冯友兰《新理学》一文，以求正于方兄和宗白华（因宗和方是同校同系的）。看来，朱光潜对他这篇评冯友兰的哲学文章很是看重，他也写信给好友朱自清，请他谈观感。朱自清1941年10月26日回信里谈到：“兄批评'新理学’的文字，弟在船上已细看。除'势’那一个观念，当时也有些怀疑是多余的以外，别的都是未曾见到的。读了兄的文字，真有豁然开朗之乐，佩服佩服。芝生（指冯友兰——引者注）兄回答似乎很费力（若我是他的话），但我渴望想看看他的答文。无论如何，他给我的信说兄指出的地方只是他措辞欠斟酌，似乎说得太轻易了。到这儿遇见李广田兄了，他也早想看见这一篇文字。我就给他看了。”

以后冯友兰确实也回应了朱光潜的这篇评论，说朱光潜批评并不在理，是“浅薄的理性主义”（因为朱光潜说冯是“浅薄底经验主义”）。
这段时间，朱光潜也曾邀熊十力到武汉大学做过短期讲学，方东美和熊十力；朱光潜和冯友兰虽然有种种意见纷争，并没有伤了和气。武汉大学也非太平胜地，湘皖两派闹得也很厉害。朱光潜性情温和，和皖湘两派都很友好。于是，王星拱就拉他做了武大教务长。国民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长字号”的人物都必须是“党系”号的，这样，朱光潜又无可奈何地被带上了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委，监委是国民党中央监委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
毕竟朱光潜还是一个学者。在这种艰难岁月里，一边要应酬“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一边还要挤出时间写作。他的《谈修养》（重庆中国出版社1943年5月版）、《我与文学及其他》（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10月版）、《谈文学》（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5月版）就是在这种“博两兔”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嘉定，长女朱式嘉出世，一家三口算是有一个稳定的“家”的感觉了。朱光潜参加了《思想与时代》杂志的编委会，与张其昀、钱穆、郭斌和、冯友兰、贺麟五人同为编委，张其昀任主编。这些文人多半是搞哲学的，和他们的交往中，朱光潜也开始思考一些美学背后的形而上问题。对《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评论》文章反映了先生试图在他早期经验美学和非理性的结合体外寻求一种哲学的“依托”。他从冯友兰不能把“真际”和“实际”最终统一起来作为自己拷问的出发点，既肯定了冯先生《新理学》的贡献，又指出他还未能逃脱“二元”论的怪圈，他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实际上都是在努力打破这“二元”论的困顿。经过思考，他对克罗齐的“表现说”进行了批判的综合，在《诗论》里提出自己的表现说。这个表现说特点是把思想和语言看作一回事，思想就是使用语言。这实际上是黑格尔思维和存在同一命题在美学领域的再现，他用“一元”论代替了“二元”论，这种尝试开启了中国语言美学的端倪，但其唯心主义色彩确实很深厚。

第五百三十一回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诗云：
善鼓云和瑟, 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 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 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 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 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1942年，次女朱世乐出生。朱光潜体会到在一天劳累下来，“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他的《谈修养》的滋味。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个自画像：“我大体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旋转，我不另找玄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信赖我的四十余年的积蓄，不向主义铸造者举债。”是的，朱光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三民主义者。他不相信玄学，只相信情感与理智的融合。在人生观上，他只服膺尼采和陶渊明，对陶公的喜爱，还引出了和鲁迅先生的笔墨官司。鲁迅与朱光潜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偏偏在晚年，“好斗”的鲁迅还是给了朱光潜一击，从而给文坛留下一段聚讼公案。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1935年12月，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第60号刊登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的文章，夏丏尊本是朱光潜的旧友好友，正在上海办《中学生杂志》，积极致力于青少年教育，探讨和普及文化与文学知识。朱光潜说：前几天接得丐尊先生的信说：“近来颇有志于文章鉴赏法。昨与友人谈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大家都觉得好。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苦思一夜，未获解答。”这封信引起我重新思索，觉得在《谈美》里所说的话尚有不圆满处。我始终相信“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各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这就是说，欣赏大半是主观的，创造的。我现在姑且把我在此时此地所见到的写下来就正于丐尊先生以及一般爱诗者。
这篇短文是就钱起的试帖诗《湘灵鼓瑟》中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何引发美感而着笔的，其基本的基本意思是，“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 “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阿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没想，鲁迅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并态度鲜明的给予了正面批评。发表在1936年1月《海燕》月刊第一期发表《〈题未定〉草（之六）》和《〈题未定〉草（之七）》两篇文章中。他从三个方面加以了驳诘。第一，关于“佳句”和“摘句”。朱光潜认为佳句的妙处在于其蕴藉着丰富内涵，“曲终人不见”体现美好事物的消逝，倘若将美好事物的影子寄托在一片青峰之上，在青峰中时常感受到自己所依恋和爱慕的，于是消逝化为永恒的存在，“它所表现的情感就决不只是凄凉寂寞，就只有‘静穆’两字可形容了。”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着无尽意味，它的内蕴永远可以让人去琢磨体悟。鲁迅反对以“摘句”方式分析作品内蕴和作者人格。“摘句”是从全篇中截取一两句话来加上自己的体会，忽视了这一两句话与全篇文意的联系，或是不顾及作品全集，由某句诗得出作者的全部人格。鲁迅写道：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

新近在《中学生》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朱光潜认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诗体现了“诗美的极致”，他割裂了这两句诗与钱起的《湘灵鼓瑟》全篇内容的联系，只单看这两句诗便得出了静穆的意境。“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是指忘却了《闲情赋》中陶渊明对所倾慕女子的大胆多情，及《读〈山海经〉》中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式的“金刚怒目”。
不过我总认为尚要论文，最好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关于“静穆”是否是诗歌最高境界的争论。朱光潜认为诗歌的最高美学理想是“静穆”,“静穆”是走出与利害相关的小天地，调和内心冲突达到平和的状态：“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静穆”是一种哲学境界，也是一种宗教精神，是看透了世事，超越了一切喜悲，不避凄风苦雨，不为荣华富贵而欣喜若狂，不被纷扰世事所扰动，沉静的心灵像海纳百川一样包容一切。把“静穆”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将静穆的哲学蕴涵在具体形象中，哲学和诗意交织融合，于是美就如同太阳的光辉降临人间了。鲁迅反对“静穆”是诗歌最高境界的说法。“静穆”是对苦难和压迫的忘却与超越，是抿化了痛苦和欢喜,使人们变得麻木。鲁迅写道“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关于对古希腊诗歌及其中国诗歌的评价。朱光潜认为，古希腊诗歌的极境是“静穆”。鲁迅认为古希腊诗的极境并非“静穆”，古希腊诗歌的境界有宏大而炽热的。鲁迅写道“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朱光潜推崇陶潜，而对屈原、阮藉、李白、杜甫诗歌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有微词。鲁迅对这种简单的褒贬取舍态度十分反对，即使对于朱光潜喜欢的陶潜，也因为过于偏爱于主观化而忽略了陶潜诗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陶潜诗歌有静穆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那么怎么看待朱光潜与鲁迅的观点呢？以今天多元化的立场论，每个人都有合理性，因为每个人的美学观、方法论乃至说话的动机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从“佳句”和“摘句”现象看，实际是文学接受与普及中常见的现象，普通读者与专业学者对于文学接受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鲁迅提出的所谓“整体观”固然正确，在实际过程中，同样具有理想化的倾向，他同样没有看到文学接收过程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你想，你用什么形式对一个中学生进行文学教育，通行的还是“文选”“摘句”，选其精华，激发兴味，举一反三，循序渐进，一般的读者也多是走马观花，见山见水，偶有所得而已。真正做到“顾及全人全篇”的世间又有几人。当然选好选坏又是另外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