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五回 三冬今足用 谁笑腹空虚
诗云：
学向勤中得，
萤窗万卷书。
三冬今足用，
谁笑腹空虚。
特别新鲜有趣的东西本来在那里，我们不容易“见”着，因为我们的习惯蒙蔽住我们的眼睛。我们如果沉溺于风花雪月，也就见不着阶级意识中的诗；我们如果沉溺于油盐柴米，也就见不着风花雪月中的诗。谁没有看见过在田里收获的农夫农妇！但是谁——除非是米勒（Millet），陶渊明，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这中间见着新鲜有趣的诗？诗人的本领就在见出常人之所不能见，读诗的用处也就在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这就是说，觉到我们所素认为平凡的实在新鲜有趣。我们本来不觉得乡村生活中有诗，从读过陶渊明、华兹毕斯诺人的作品之后，便觉得它有合，我们本来不觉得城市牛活和工商业文化之中有诗，从读过美国近代小说和俄国现代诗之后，便觉得它也有诗。

莎士比亚教我们会在罪孽灾祸中见出庄严伟大，伦勃朗（Rambrandt）和罗丹（Rodin）教我们会在丑陋中见出新奇。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见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日，诗才会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我们自无容顾虑到诗是否还存在。但是有生命而无诗的人虽未到诗的末日，实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心死”就是对于人生世相失去解悟和留恋，就是对于诗无兴趣。读诗的功用不仅在消愁遣闷，不仅是替有闲阶级添一件奢侈；它在使人到处都可以觉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觉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
人们常说大山里生长的人只有走出去见见大千世界的面目方才可成大器。朱光潜在1916年桐城中学肄业，随后在桐城大关北峡小学教了半年书。他不甘心就此在这穷乡僻壤里当一辈子教书匠，于是决心投考当时的唯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当然慕的是它的“国故”。但终因家境穷困所迫，无奈只能就近考取了不收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朱光潜此时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满怀希望踏进学园，渴望名师的调教，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遇到的师资水平还远不及原先桐城中学的先生。

在武昌高师，朱光潜有幸结识了徐中舒、章伯钧。特别是作为史学、文字学名家的徐中舒，不仅和朱光潜保持了终生友谊，而且还在朱光潜回国时，也是这位徐先生拿着光潜写的《诗论》引荐给胡适，胡适看了后立刻聘请朱光潜到北大任教。这当然是后话。至于说到在武昌师院究竟给朱光潜留下什么？那就是他规规矩矩地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圈点了一过，也算略窥了中国文字学的门径。当然，在武昌的学习生活中也还有给少年光潜留下了值得回恋的东西：洪山的红莱苔，蛇山的梅花和江边几条大街上的旧书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武昌的师资水平固然不可恭维，但毕竟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这四所高师招收了20名去香港大学深造的留学生，朱光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后来自己也坦言：倘若没有这次机会，可能他“还是冬烘学究”。这个自我估价应该是清醒的。
朱光潜刚入港大不久，福斯特教授给全班学生做了一个智力测验，他是倒数第一。福斯特教授肯定不会想到，这位智力测验倒数第一的学生后来的成就，居然会大到其他学生都无法望其项背。在朱光潜的形形色色的同学里，依然有着各自独特的绰号和特点，如爱下棋的称为“棋博士”、一天喝四壶开水的“常识博士”、想娶有钱寡妇的姚医生、辩论会里声音嚷得最高的非洲人等。朱光潜顿生一种“异样”的感觉，置身于这“洋气十足”的英属殖民教育的环境里，别人把他和同学朱跌苍、高觉敷三人看作“怪物”，给了他们一个诨号叫作three wise men（智慧人）。可想而知，内地师范生的寒酸气自然难以让人看得习惯。反过来说，朱光潜他们也会对当地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最后，朱光潜作了自我心理调整，他说他学会了“容忍”异样的人，并认为这是“受了一种教育”。

埃利阿特爵士是当时港大的校长，他很有教养，没有在教室里随手扔烟头，他佛学的讲授让学生很敬仰，但是他说过要给学生讲授中国伦理哲学却一直都没有兑现，让人一直记挂在心，中国古话里的“一诺千金”是很有道理的，在诚信大坝全面坍塌，全社会遭遇信任危机的今日，老师更要信守承诺，不能轻易食言。当时港大老师基本都是英国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也爱才心却。堪称为典型代表的奥穆先生，他教授伦理学，学习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教育思想，并身体力行地践行他所传授的思想。因为苏格拉底鄙弃教书拿钱的做法，他在学校里讲课也不领薪水。他免费把学生用汽车带回家辅导希腊文艺。奥穆先生的许多做法虽得不到学生的理解，甚至挨骂，他却依然能若无其事、甚至是微笑前行。他的教授虽然在当时没有获得学生的理解，却照样唤起了像朱光潜这样的学生在今后的人生生涯中“在希腊文艺和哲学中去吸取新鲜的源泉来支持生命”。反思我们的言行，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吗？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在课堂上教授的一切，我们自己相信吗？我们给学生传授的道理，我们自己能保证做到吗？对待学生的不理解，我们该坚持还是退缩？学生骂我们，能若无其事泰然处之吗？

辛普森教授是一个教授英国文学的教授，对朱光潜在文学路上的影响最大，大到能影响他在选择到英国留学时首选老师曾经的母校。跟着他学诗，朱光潜在港大课堂上第一次读到《古舟学咏》，觉得老水手射死海鸟的故事并不怎么引人入胜，甚而觉得有些干燥乏味和离奇可笑。一旦经过老师的指点之后，却是别有一番洞天，变成了“它的音节和意象是多么美妙，前后穿插安排是多么妥帖！一个艺术家才能把一个平凡的世界点染成为一个美妙的世界，一个有教书艺术的教授才能揭开表面平凡的世界，让蕴藏着美妙的世界呈现出来。”他盛赞“这是一种奇迹”。 从此朱光潜把这位导师看作自己的“精神上的乳母”。后来他有机会到欧洲留学，首选进入的大学便是辛博森的母校——爱丁堡大学，这实际上是他在潜意识中对这位教授的深深的敬佩之情在起作用。

没多久，内地发起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虽然漠不相关，不过新文化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这对于受过私熟教育的朱光潜来说，委实在他心灵产生了剧烈的震荡。这好似一个富足的商人，一夜醒来，旁人告诉他兜里装的满满的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这种感觉伴随着他有一阵子，使他精神上很痛苦。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古文，转而做起了白话文。港大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对朱光潜是一种重新铸造，他开始学会了有张有弛的生活节律。对他来说，最为快意的事是一有空闲，便独自一人沿着住处（梅舍）旁的小径经过莫理孙舍（Morrison Hall）向山上走，经过几道弯，约摸一个钟点爬到山顶。在山顶上眺望大海，看着蔚蓝的晴空笼罩着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耸立着青葱的树林，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画面，此时，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气，这成了他的“一种瘾”。

抛开这暂时做一个“空空如也”的原始人外，朱光潜更多的时间是放在紧张的学习中，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悬挂着同乡先辈方守敦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凭着这种精神，青年朱光潜大量阅读了英国文学、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诸学科的经典书籍，为他日后涉足的美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哲学并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它是要教会人学会珍视精神的价值，体会人的一种尊严。在港大的伦理学老师——奥穆先生深暗此理。他给青年朱光潜种下了一粒“爱好哲学的种子”。那时的光潜才二十刚出头，童气未泯，和同学们跟在奥穆先生后面有意抬高嗓门骂他，为的是让这位老师放弃讲授晦涩难懂的亚里士多德，转而去教“简赅明了美国教科书”。可是纵使你怎么骂他，奥穆先生依然摆起他那跛腿，偏着头，若无其事地带着微笑往前走。要知道，他还是一位讲课从不领薪水的老师，据说他认为教书拿钱是苏格拉底最鄙弃的事。朱光潜慢慢从这位脱俗的老师身上领悟到一个人安顿自己心灵世界是最最重要的事。从1918——1923年，朱光潜在港大发表了8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从写文言到白话文转变的半文半白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学生杂志》第十卷第五期发表的题为《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已窥见他初步确立了“超脱”的人生观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态度。这一切应该和他所受的港大教育有关。

第五百二十六回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诗云：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港大毕业后，朱光潜经高觉敷的介绍，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应张之邀，在吴淞中国公学部教英文，兼《旬刊》的主编。在这里，朱光潜开始初尝到了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他听过李大钊和恽代英的革命讲话，同左派郑振铎和杨贤江，以及右派陈启天、李璜等人都有些往来，但那时他想，只要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他并不想陷入左和右的争执之中，抱着一种近乎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路线走。有外国研究他思想的学者称他是“从倾斜的塔上暸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表现出对动乱局面的不满。”也有人说朱光潜和郭沫若是较早地提出文艺独立自主的口号的。朱光潜晚年对这些观点都有首肯。
学生当中，有一位叫奚今吾的女同学引起了朱光潜的注意，这位来自四川南充的妹子刻苦好学，英文成绩尤其突出，课堂上每每“发音准确，语词流利”。平日里，在学生面前，朱光潜总是不苟言笑的，但是对这位模样可人，且成绩优秀的女学生，他到底是多了一些关心与爱护，与她单独相处的时间自然多了起来，也渐渐地感到了莫名的舒畅。而四川妹子奚今吾呢，自从听过朱光潜的英语课，便与大多数同学一样被他的才学与风度吸引了，而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她的内心已经有着别样的情愫开始滋生。据《朱光潜传》描述，那时候的奚今吾“特别喜欢上英语课，上课时眼睛发亮，注视着老师的一举一动。”如若换成常人，他们的爱情之花极可能就在那时候盛开了，但是朱光潜却是有家室的，而且，就在他相遇奚今吾的那一年，他的妻子陈氏已经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纵有千般爱意，万般渴念，性格本来就沉稳持重的朱光潜还是将这份爱收拾在心上，而黄花闺女奚今吾就更不敢一吐衷情了。

很快这种平静的教书生活被江浙的战火给打破了，吴淞中国公学驻进了军队，师生也相继散去。朱光潜由夏丐尊的介绍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的还是英文。《无言之美》就是他到了白马湖后写的第一篇美学论文，他一直视这篇文章为他处女作，说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拿那篇文章给夏丐尊、朱自清看，他俩都认为他可以在说理文上有大发展，这真是“仙人指路”。后来光潜就一直抱着这条路走下来了，以至于把文章作到了如同朱自清所称赞的：“行云流水，自在极了”、“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的程度，这种成就不能不说和初始的这两位诤友的诱导有关。

春晖中学是1920年由富商陈春澜捐资创办的，由名重一时的教育家经亨颐任校长。春晖中学居上虞县城大约有5公里的路，但地处乡间，景色尤为宜人。朱自清的著名散文《白马湖》里形容白马湖的水是“满满的、软软的”，春天里的“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这里绝好的人文环境似乎和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局划开了一般，自然也引来了一群贤人，朱自清、夏丐尊、匡互生、丰子恺、刘熏宇、刘叔琴都相继到了这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光潜常和丰子恺、夏丐尊、朱佩弦、刘熏宇一块吃酒谈天，他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忙，各人到量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
往往酒后见真情，诸人各自胜概，丰子恺拈出一张纸来，兴笔划上几幅，各人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这种世外桃园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各自在他们人生中烙下了美好的印记。这是朱光潜人生中的“欣”。但是朱光潜人生中也有许多“慨”。中国文人想通过逃避政治却往往还是为政治所伤害。担任春晖中学教务长的匡互生，是“五四”火烧赵家楼的英雄，他第一个冲进赵家楼，打开曹汝霖府舍的大门，让爱国学生冲了进去。他在教育上的主张是民主和自由。而经亨颐当时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作风上颇有些专断，不愿意听到底下人有什么不同的声音，这在思想上和匡互生产生了磨擦。朱光潜、丰子恺等青年教师因同情匡互生，觉得春晖中学已非是昔日理想办教育的场所了，决计响应匡互生的号召，一并辞职。这样，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在一片依依不舍的学生的呜咽声中离开了白马湖。

朱光潜随后到了上海。没多久，夏丐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赶到上海。然后又加上了原先就已在上海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几位，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立达”取自《论语》中“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成已成物思想。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还筹办了一个开明书店和一种名叫《一般》的刊物。“开明”是“启蒙”之意，“一般”则是面向中学生，寄希望以对青年一代作启蒙主义的教育。有了自己宣传的“阵地”，显然这群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斗争中更加理智，也更加有方法了。朱光潜此后的许多著述都是在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上发表的，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
在朱光潜的内心深处，他对西方近代的浪漫主义思想有着某种共鸣。早在香港读书时，辛博森（沈顺）教授就教他读了不少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作品，他对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的《抒情歌谣集》有极浓的兴味。此外他还读了《浮士德》、惠特曼的《草叶集》等世界名诗著作。他一直渴望有一个机会亲历这些国度去回味一下这些诗意和心目中产生过的美好意象。苍天不负有心人。正当立达学园吸引了不满北洋军阀专制教育而向往自由教育的青年的同时，朱光潜也接到了录取安徽官费留英的通知。他不能不作出选择。

这样，在1925年的夏，朱光潜取道苏联赴英，途经莫斯科时，住过豪华的欧罗巴饭店，也在肮脏嘈杂的小酒店喝过伏特加，啃过黑面包，对俄国留下了既兴奋又不太愉快的印象。到了英国之后，他便进了辛博森教授给推荐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爱丁堡大学的医科、文科是在欧洲颇为著称的。朱光潜选修了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由于他在留英前已在港大接受了五年的英式教育，获得了学士学位，语言一般已不成为交流的障碍。
这样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了解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状况。他相信任何一个民族的学术成就的背后都蕴藏着历史和文化的丰厚积累。他在港大时写过不少心理试验的文章，现在他兴趣从心理学转向文学，而美学恰好是这两者的结合点，于是他写了一篇《论悲剧的快感》在心理学研究班上宣读，结果心理学系主任詹姆斯•竺来佛博士（Dr.James Drever）听后大加赞赏，建议他在此基础上扩充成一部专著。朱光潜按照这一指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专题研究，但他发觉这个题目先可以放一放，待到对英国社会文化和艺术的一般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再着手研究似乎更切实可行一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和英国社会的磨合，他写了《旅英杂谈》。涉及到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种族观念、民族性格、文化水准、生活水平、政治动态等。朱光潜并不像一般刚到国外的青年，常常虚幻地美化异国风情，相反，他则以极其冷峻的眼光审视英国社会的一般状况，他认为英国的大众是很穷苦的，能过上舒服日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达不到五分之一。于是，他得出结论：英国人向来引以为自豪的似乎都逐渐成了历史。
朱光潜是官费考取的留学生，但官费经常发不到手，所以一直在闹穷。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把作品寄回国发表，也可以赚得一些稿费来谋生。况且，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反倒能促进更细致的思考，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明书店出版）、《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出版）、《谈美》、《诗论》的初稿、《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出版），以及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因抗战中遭炮火焚掉了），这些书都是在国外留学期间写成的。朱光潜不善于写小说，自称幼时的训练导致了抽象思维压抑了形象思维，但他还是在留学期间翻译了法国作家柏地耶《愁斯丹和绮瑟》的小说，这本书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朱光潜与奚今吾

第五百二十七回 比飞却似关睢鸟 并蒂常开边理枝
词云：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1928年朱光潜获得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后毕业，随即转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就读，同时他还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巴黎大学注册听课。留学生的生活是清苦的。朱光潜虽不喜欢交际，但在英法的中国留学生里还是有许多朋友的。他过海到巴黎大学听课的间隙时常去看望这些朋友，老友胡愈之先生就是他在立达学园时就曾相识过的。现在，胡愈之先生在巴黎拉丁区旅馆里租了一间很宽敞的房间，每月租金约六百法郎，吃的却是街头的一种快餐（鱼餐）。

朱光潜很能体会他的这种安排，认为胡先生把房间弄得宽敞一点是便于各种社会活动，在吃的方面节省一点对身体并无大碍。相形之下，朱光潜自己却多半租的是廉价的居民家里，省下来的钱可以多买些书。在英法期间，朱光潜和朱自清、徐悲鸿、吴宓、李石岑、周太玄、刘海粟、傅雷、彭基相、周煦良、老舍、缪培基、温嗣芳、罗长海、陆元诚等人均有交往。1931年10月，朱光潜离开英国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深造。他早在港大时就读过歌德的《浮士德》，对这位德国大诗人非常敬仰，到大师的母校就读自然是一件幸事，再说斯特拉斯堡是德法语言通行区域，趁便也可以把德文学习一下。
在浪漫之都巴黎，他又一次邂逅学生奚今吾。奚今吾大约在1928年去的英伦，在巴黎大学学习一般女生望而生畏的数学专业。虽然二人已经分别了几年时间，却一点没有生疏之感，却益发地觉出相互之间磁石般的吸引力。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怀，向楚楚动人的四川妹子表达了他的爱情。四年之后，当他们共同留学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时，一朵并蒂莲盛开了。从此以后，朱光潜与奚今吾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将近60年的岁月，一直走到朱光潜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对奚小姐产生爱慕之情之前，朱光潜也曾有过一段婚姻经历，像许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这桩婚事是由父母包办的。女子姓陈，后有一子（朱式粤）。对于这段婚姻，朱光潜甚是痛苦，他和陈氏没有多少感情，但他也知道孩子是无辜的，对孩子一直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在他远在异国时，他还嘱托友人将开明书店的部分稿费交给家人，以抚养孩子。奚今吾，四川南充一富家女子，1927年秋到巴黎留学，时年25岁，小朱光潜10岁。这段“师生恋”被后人传为佳话。1932年夏，在伦敦朱光潜与奚今吾女士成婚，蜜月后返回斯特拉斯堡。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了三年，在心理学系主任夏尔•布朗达尔教授（Prof.Charles Blondel）和波兰人科绪尔文学教授（Prof.A.Kozsul）的悉心指导下，朱光潜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他早在爱丁堡就打算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一书。1933年，该书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光潜先生为数不多的“高头讲章”的学理性较强的著作，这大概是考虑到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行文的特点。从第一章绪论的“问题的提出与全书提要”到第十三章“总结与结论”形成了一部结构严谨的系统。
从内容上也可以见出来朱光潜始终关注的悲剧艺术和人生的关系问题，这一主题在他脑子里已经盘踞了很长时间，对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叔本华和尼采的悲剧理论的“批判的综合”阐述，都是朱光潜艺术人生化的观点一种拓展。恰恰因为此，在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当这本书由朱先生的高足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还不忘在“序言”里强调指出他自己早年“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恐怕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叔本华和尼采都关注艺术反映人生以及艺术是对人生逃避这两个原则。其中的况味耐人咀嚼，叔本华得出的是人生悲观的结论，而尼采则要化这种人生的凄苦为审美的愉悦（观照），朱光潜深深地服膺后者。
朱光潜是一个哲人，生和死一直是他一生思考的永恒命题。当他刚到爱丁堡大学时，就听到了他在国内吴淞中国公学的学生夏孟刚自杀的消息，朱先生悲痛之极，因为他曾对这位学生有殷切的属望，心灵彼也能交感共鸣，转瞬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掉了，这促使朱光潜思索生与死、人生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于是写下了一篇“悼夏孟刚”，认为“自杀比较绝世而不绝我，因为彻底，然而较之绝我而不绝世，则又微有欠缺。”因此，朱光潜主张一种“绝我而不绝世”的处世态度。“绝我”，其精神类似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这里，“绝我”和“不绝世”是统一的；“出世”和“入世”也是统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光潜在出国之前已经奠定了他的“人生艺术化”的观点，他写的《无言之美》是他文艺思想的萌芽，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超脱”人生的艺术化观点。现在当朱光潜在西方文化里也见到了尼采靠着“日神”和“酒神”的交响曲，把现实的苦难点化成一种欢乐，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无怪乎后来朱光潜对《悲剧心理学》这部英文著作特别的评价：“这不仅因为这部处女作是我的文艺思想的起点，是《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萌芽；也不仅因为我见知于少数西方文艺批评家，主要靠这部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我从此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

是的，朱光潜是“尼采的信徒”，这是因为尼采美学恰恰把悲和喜融合在一起，他不是叔本华一味的“悲”，而是“化悲为喜”。朱光潜的人生观也是这种悲与喜的综合。他的书斋名称就是“欣慨室”，这“欣”是就“喜”来说的，但不是狂喜，是平淡中的几份快意；这“慨”当然就是就“悲”来说的，但也不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悲观，而是对人生的一种感叹！1933年，朱光潜在完成了《诗论》初稿之便于7月从马赛乘船返回国。北京大学，这曾是朱光潜梦寐以求的一所大学，现在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
在回国之前，他托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过去在武昌高师的同学徐中舒给胡适推荐，凭的就是那部刚完成的《诗论》初稿，胡适看后颇为赏识朱光潜的才学，尤其是对朱光潜在西学和西洋语言文学方面的功底慧眼相识，随即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不仅如此，胡适先生还另有打算，他以为研究中国文学不懂外国文学不免视界狭窄，于是就请朱光潜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朱光潜拿着《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在北大教授反响热烈，接着又由朱自清邀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后来老友徐悲鸿又约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据当时在清华听课的学生季羡林回忆：“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象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可以说是姐妹篇。《文艺心理学》旨在“把文艺的创作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出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是一部“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诗论》则是应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不过，《诗论》似乎在朱光潜的心目中的地位显得比《文艺心理学》更重要。他当初送给胡适以作为一种资历证明的著作就是《诗论》，他自认为这部《诗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

第五百二十八回 落地为兄弟 何必骨肉亲
诗云：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一般认为，朱光潜在这部书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诗的音律，以及为什么后来走上了律的道路；并拿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拿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诗，目的是寻求一种能够称得上是普遍意义的诗学美学。朱光潜对语言，尤其是对中西诗艺的造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留英时，常常到一家书店老板组织的诵诗班去听诗朗诵。他觉得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无论中诗还是西诗都是如此。于是，他一回国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一个“读诗会”。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四年间，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附近的后门里慈慧殿三号，这殿本是满清皇族的院落，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还有稀奇的楸树十余棵，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虽然略显有些冷寂，但风景还算别致。加上和梁宗岱这位喜好斗嘴的朋友作邻居，也平添了几份热闹。更重要的是：这个院子很大，客厅也宽敞，适合更多的友人和诵诗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当时，“读诗会”一搞起来，很快就把京城的文人吸引了过来，这些人包括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林徽音、周煦良、俞平伯、冰心、凌叔华、陈西滢、萧乾、沈樱、陈世骥、孙毓棠、方令孺、程鹤西、张兆和、杨刚，以及当时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适•伯罗和阿立通等友人参加。
“读诗会”上，朱自清最起劲，他的兴趣本来就是语文，因此在练习朗诵时，他能随时对于一个字的用法或一句话的讲法都潜心玩索。梁宗岱则也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和朱光潜围绕着刚性美和柔性美辩论则尤为激烈。何其芳也不闲着，在一旁羞怯地把他的新作《梦后》拿来朗诵，以示大家评说。萧乾为在座精彩的朗诵和议论深深地迷住了，他感到朱光潜的这座客厅好似“一座金矿，到处都是闪光的矿石。”
“读诗会”除了每月一至二次外，还在天津《大公报••文艺》搞了一个“诗特刊”（副刊），1935年11月创刊，每月发刊两次，出至第17期（1936年7月），后更名为“诗歌特刊”。
登载了一百五十首风格迥异的诗作。朱光潜这时期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评。《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和“神韵”》直接深入到中国艺术和生理的关联，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他又写了《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1934年发表在《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则更是气势恢宏，从自然、宗教、哲学的层面把中西诗的异同清点的一清二楚。朱光潜除了对诗艺非常投入外，对与诗相关的戏剧也尤为关切。1936年6月，曹禺的《日出》开始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上连载。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巴金撰文推崇道：“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个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以朱光潜对戏剧欣赏的一贯观点：欣赏者应该是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既不完全分享剧中的人物感受，又不完全超然于外，是所谓“不即不离”。以此为标准，自然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不能以淌了“四次眼泪”来论断。于是写了《眼泪文学》一文，不指名地引录了巴金的话，并发出“文学的最高恩惠是否就是眼泪？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靠得住的标准？”这样的考问。
朱光潜本来没有恶意，只是拿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美学观点。但听者却有心，巴金看后非常激动，提笔写了《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说朱光潜文章“简直是无的放矢”，把“眼泪”拉到“文学的最高恩惠”、“眼泪文学”、“世纪病”等问题上去，指责朱光潜“滥用名词”。并说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浪漫时期”，更无所谓“世纪病”，《最后的晚餐》用的决不是油彩，而是“粉画”云云。
朱光潜也动了感情，他写了《答复巴金先生的忠告》，说巴金缺乏幽默，连一般的讽刺也不能接受，不是“存心诬蔑”就是“逞一时气忿说昧良心的话”。并一一提及文学史的“世纪病”和《最后的晚餐》是“油彩”画的根据何在，并非是凭空立论。最后光潜先生反唇相讥地说：“最后，让我再说一句，我希望你在写‘忠告时不是存心诬蔑’，因为我不愿素来对于你的敬意突然幻灭。我说这番话，用意并不在辩护自己的错过，请求你巴金先生推已及人，以原谅自己错过的精神去原谅别人的错过。据你自己说，你坐到‘深夜两点二十分’来骂我，这未免太不爱惜你的精力了。你巴金先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前途正未可量，别要浪费精力啊！寻找和攻讦别人的错过永远不能成就你的伟大。这是我报答你的一句诚恳的忠告。它够使你受用一生，也够使你骂我一生。它究竟产生哪一种效果，看你的造化吧，至于我的话却到此为止。朱光潜谨复1937年四月廿六日。”这场争执双方都欠冷静，伤了彼此的感情，这个“结”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解开。
1937年7月28日，北平彻底沦陷，朱光潜与杨振声、沈从文一行4人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到烟台，由从烟台转车到济南，再由济南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到中央医院探望胡适先生，听了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后，朱光潜决定接受四川大学的聘请。由南京转到上海，从上海迳赴四川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博士、四川叙永人张颐就任国立四川大学的代理校长，才上任，他便给远在北京的老同事朱光潜发出邀约，请他来成都执掌川大文学院院长一职。1937年的一个清晨，穿一身灰色大褂的朱光潜与沈从文、杨家声等人从北平的晨曦中出发，开始了他的赴蜀行程，其间的辛苦是这位长年埋首书斋的羸弱书生难以忘怀的，很少提笔写散文的朱光潜来到成都之后，写了一篇《露宿》，描写了流离之路的况味，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寒夜的感觉，别离和流亡的感觉就都来临了” “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举在手里，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 好在有惊无险，经天津、济南、南京再折道上海，朱光潜终于遥望到古锦城的城墙，他穿过城门洞，抖落掉旅途的尘埃也抖落了一路艰险，再将他的双足踏在了四川大学的校园之中。
川大新任校长张颐给予了朱光潜罕见的倚重。除了要他担任文学院院长，张颐还任命他担任了“除体育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以外的学校13个委员会的委员及出版委员会主席委员、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甚至史学系主任一职也让他兼任，而对于史学，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其实并不擅长。得到如此的器重，朱光潜自是不敢怠慢，他上任之后便立即着手充实文学院的师资，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与学术圈中的人脉，先后聘请了几位颇有实力的教师。史学家徐中舒，心理学家叶麐、文学家卞之琳以及罗念生、顾绶昌等名家即是在此期间应聘到川大的。那时候，四川大学被誉为是全国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国立大学，而同城的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也汇集了一批流亡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不乏同时在两校授课的，一时间，川大与华大成为当年中国文化教育的重镇，四川的文化学术可谓异常繁荣。
在这样的氛围中，朱光潜登台授课，他讲授的是19世纪英文诗选。校长张颐的儿子张文达那时候从北平流亡回川，就读于川大外文系。几十年之后，他评论朱光潜当年讲课的情形说：“朱先生学贯中西，教学经验丰富，在教学方法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精心备课，无一赘言，使我们听之入神，获益匪浅。”在这样的境遇中，第一次担任行政领导的朱光潜也一定充满了信心，怀揣着一展才华的愿望。他在1937年的一次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四川大学在战争期间的办学优势，希望学生们珍惜这种条件，不辜负国家培养人才的宗旨。他还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中国大学教育，他认为要做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的生命与元气，中国是不会遽然灭亡的，落实到每一个同学身上，就是要培养强健的体格和健全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