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奸相与名相的悲剧人生
寇准的悲剧
让我们从一件小事开始本章的内容。
乾兴元年（1022年）十月，雷州郊外，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前。
丁谓提着礼物等在门口，等着主人开门见他。
这家的主人就是寇准。
此时的寇准年已62岁，自从两年前的天禧四年（1020年）他被罢免相位，一贬再贬，终于被贬到这个岭南荒僻之地。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此刻站在门外的丁谓。
此时的丁谓也被贬官崖州（今海南），路过雷州，不知出于何种心情，他想求见以前的同僚、政敌寇准。
寇准并没有开门，丁谓等到黄昏，终于长叹而去。
寇准和丁谓，一忠一奸，都是真宗朝曾经左右朝政、呼风唤雨的一代权相，为什么都落得个贬官流放到结局呢？
先说寇准吧。
前面曾经提到，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那这次寇准被罢相的原因有哪些呢？
其一，左右天子。前面提到，宋真宗几乎是在寇准胁迫之下极不情愿地去了澶州前线，此举无异于让天子身处险境。如果宋真宗是个有主见的皇帝的话，这一条并不致命，但问题是，他恰恰是个耳朵根子软的主。
其二，小人蛊惑。这个小人就是王钦若，前面也曾提到，宋真宗就是在小人王钦若的蛊惑之下，最终罢了寇准的官。
第三，寇准专权。“澶渊之盟”缔结后，寇准的权力达到顶峰。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都大权在握。同时，寇准在人事任免上有着当时流行的偏见，即排斥南方人。如景德二年，后来成为仁宗朝名臣的晏殊，十四岁以神童召试，“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
可见，寇准被罢相，不仅是小人进谗言的结果，也有他自己很大的责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经常给王旦找些麻烦，而王旦不愧为忠厚长者，不仅不记恨寇准，反而处处维护他。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前面提及，天禧元年（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前，他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接班人。
在皇帝眼里，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无论君子、小人，都不喜欢他，宋真宗因此也不愿碰这只烫手山芋。
但是，毕竟有王旦临死前的推荐，寇准终于找到了机会。天禧三年（1019年），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迎合热中此道的宋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果然此计奏效。十来天后，寇大人就被召赴京。到这年六月，王钦若因事下台，寇准为相。
天禧三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一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地客死他乡，大起大落的一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一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异常复杂。其实，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谋士为寇准设计了三种方案，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要求做地方官，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做个系铃解铃人，从道义上保全晚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结果，一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所以，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
当然，寇准的再度出山，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从积极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还有一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再夺相印。
然而，寇准这次刚一拜相，就遇到了对手，就是时任参知政事的丁谓。
丁谓（966-1037），字谓之，后更字公言，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他官运亨通，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工部员外郎、三司盐铁副使。大中祥符元年（1008），召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加枢密直学士。大中祥符五年至九年（1012--1016）任参知政事（次相），天禧三年至乾兴元年（1019-1022）再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前后共在相位七年。
丁谓虽是有名的北宋一代奸相，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有才，据说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还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丁谓的有才。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的八弟荣王赵元俨的王宫起火，大火绵延，把皇宫内的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都烧成白地。宋真宗命丁谓重修皇宫。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仅要设计施工，运输材料，还要清理废墟，任务十分艰巨。丁谓首先在皇宫前开沟渠，然后利用开沟取出的土烧砖，再把京城附近的汴水引人沟中，使船只运送建筑材料直达工地。工程完工后，又将废弃物填人沟中，复原大街，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取土烧砖、材料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难题，使工程如期完成。工程建设的过程，同现代系统管理思想何其吻合。丁谓主持的皇宫修建工程“一举三得”，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智慧的管理实践。
可以说，在才气和才干方面，丁谓一点不逊色于寇准。
可心高气傲的寇准偏偏看不起丁谓。
起因又是一件小事情。
寇准担任宰相后，丁谓对之毕恭毕敬，唯寇准之言是听。 某日，中央政府开办公会议，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用工作餐，汤污寇准的胡须，丁谓起而为之揩拂，即溜其须，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这大概就是“溜须”的由来。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
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三年，真宗患上中风，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而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重新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刘皇后出身寒微（她与宋真宗的故事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寇准对这位刘皇后不大瞧得起，几年前，在宋真宗准备立她为后时，就与李迪等横加阻挠。这自然引起刘皇后的强烈不满。而丁谓与寇准以势如水火，为了彻底击败寇准，他选择了刘皇后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而刘皇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势力，也需要在朝中有强大的胜利，于是便和丁谓结成同盟，共同打击寇准。
于是，当时朝廷形成了两大阵营：
寇准阵营：宰相向敏中、李迪、大臣周起、曹玮，翰林学士杨亿。
丁谓阵营：枢密使曹利用、大臣任中正，翰林学士钱惟演。
看起来两大阵营实力相当。但随着天禧三年向敏中的去世，寇准阵营势力大受打击，加之刘后加入了丁谓阵营，权力斗争的天平很快偏向丁谓阵营一方。
此时，寇准阵营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就在此时，一件翻天覆地的政治事件的发生，终于给这场权力斗争画上了句号。
寇准眼见形势危急，唯一想到的是获取宋真宗的后援。宋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周怀政本是宋太宗在战场上拾得的孤儿，素有忠义之心，心中钦敬寇准。便将此消息告诉了寇准。寇准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
虽然此时的真宗，神智时而清醒，时而胡涂，但人对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是会永远铭记的。直至生命的末期，真宗也自然会记得当年寇准向太宗推荐他继承皇位之事。这是他对寇准信任的源泉，也是他虽不满意寇准的性格，但又终不见弃的根本原因。尽管身患重病，但真宗也不满刘氏干预朝政。于是，他同意了寇准的建议。
寇准阵营的计划是，“废章献（即刘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为此，寇准还联络了李迪、曹玮、杨亿等大臣。
然而，坏事的却是寇准本人。一次寇准在酒后失言，泄漏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立即跑去报告丁谓。丁谓则慌慌忙忙半夜坐牛车赶到其党羽曹利用家商量对策。
商量的结果是立即反攻倒算。
丁谓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久病糊涂的真宗听信了丁谓的谗言，寇准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
此时的寇准虽然罢相，但宋真宗没有立即让他离开朝廷，仅是以太子太傅归班而已。由此均处处可见真宗对寇准的回护之意。真宗的态度以及寇准尚在朝廷的现实，都令丁谓集团不安。他们担心寇准会卷土重来。因此，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势。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天禧四年（1020年）七月，暗中联合亲弟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加上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决定议杀丁谓、废刘皇后，预立太子为帝，奉真宗为太上皇。不久杨崇勋和杨怀吉私下后悔，向雷允恭自首，雷充恭与曹利用讨论后，在半夜将周怀政逮捕，真宗下令斩杀。此案牵连多人，与周怀政勾结的朱能恐惧，因此起兵造反，兵败自杀，追随朱能的军官刘益等十一人被钉在木桩上三天三夜，再砍下四肢，最后斩首。
此事平息之后，丁谓加紧攻击寇准，污蔑他是这次兵变的后台。寇准终于被贬出朝廷，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安阳）。而后寇准又相继由知相州徙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又贬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在真宗去世后，又被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最终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死于被称为天涯海角的烟瘴之地，享年63岁。
寇准素以北宋名相著称，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最终却以悲剧惨淡收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人生悲剧呢？
首先，寇准的悲剧是宋真宗晚年朝廷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前面已经提及，宋真宗晚年存在着君权、相权、后权等多种政治力量，寇准阵营的力量在斗争中并不处于优势，甚至在宰相向敏中逝世后处于劣势地位，从力量对比来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次，寇准的悲剧与他自己一连串的失误有必然联系。
寇准号称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但却绝对不是够格的政客，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寇准是能干而不能混，善谋国事儿不善谋身，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寇准的政治智商为零。
失误一，缺乏识人之名。寇准早年就与丁谓共事，看中了他财政方面的才干，向当时的宰相李沆推荐丁谓，而李沆并不重用丁谓。当寇准与丁谓共政之时，丁谓已被公论冠以“五鬼”之一的恶名。此亦可见李沆当年之明察。而寇准后来为丁谓所迫害，更令人惊服李沆之先见，悲叹寇准之看人流于表面。
失误二，缺乏政治远见。前面提到，寇准最后一次入京拜相前，他的谋士曾向他指出上中下三策，归根结底一条是希望他能远离政治漩涡，独善其身。但寇准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一脚踩进了漩涡，最终导致客死他乡的悲剧。
失误三，处事不慎。丁谓能够最终扳倒寇准，关键在于寇准那次酒后失言，使丁谓事先洞察寇准的计划安排，抢先下手，导致自己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失误四，个性太过刚直，简直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刚直，是寇准性格的优点，也是他致命的缺点。是他的刚直力主宋真宗亲征，扭转了辽军南侵的败局，也是他的刚直，得罪了身边同僚，触怒了皇帝，导致自己落得个君子、小人都不喜欢的下场，以致于后来陷入丁谓“痛打落水狗”的地步时，除宰相李迪等少数人外，竟没有其他人出面为他求情，这固然与丁谓权焰熏天，众人畏惧有关，也与寇准个性刚直，将同僚得罪光了有关。
读史至此，我常常慨叹，寇准真是个感性的人物，他的刚直，他的放肆，他的洒脱都是一个真男儿面对国家陷入危难时真情流露的表现。但他却感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国家、对自己的命运前途，缺乏理性的考虑，最终导致悲剧收场。
壮哉寇准，惜哉寇准。
寇准晚年曾作过一首《踏莎行》的闺怨词，描写闺中少妇思念故人，言辞温婉清新，感情沉郁细腻，“红英落尽青梅小”之语，更流露出韶光流失、美人迟暮的惆怅、孤寂之情：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馀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人生在世如朝露。最难堪，英雄老去，美人迟暮。古代文人常以美人自喻，寇准感慨美人迟暮，是不是借此感慨自己英雄末路、风光难再呢？

丁谓的结局
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病逝，其子赵祯即位，就是宋仁宗，年仅13岁。因仁宗年幼，由刘太后听政，丁谓利用职位之便修改“诏书”，把真宗死因归罪于寇准，并以此为借口，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规定将重要奏章先送丁谓阅过后再送内廷，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一时之间，丁谓的权力达到顶峰。他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为晋国公。显赫一时，贵震天下。
盛极必衰，丁谓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宦官雷允恭为修宋真宗皇陵的都监，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自移改陵穴，这本是要杀头的事，“众议日喧”，而丁谓庇护雷允恭，不作处理。但最后终于被人揭发出来，触怒了刘太后，雷允恭被诛，丁谓被罢相，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司户参军，四个儿子全被降黜。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
丁谓奋斗了一生，扳倒了寇准，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热，自己也落得个发配天涯海角的下场。
丁谓在前往崖州的途中路过雷州，想要拜会寇准，却被寇准拒之门外。
丁谓被贬到崖州后，写下大量诗篇，如著名的《到崖州》写道：“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若住京华。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鹃没乱烟斜。吏人不识中朝礼，麋鹿时时入郡衙”，诗中充满着无限怨言和哀叹。后来，他又写道 “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梦幻泡影，知既往之本无；地水火风，悟本来之不有”，似乎已经看开了世间的荣辱兴衰。
丁谓贬官至死共计十五年，在崖州三年多，在雷州五年多，在道州近四年，在光州大约三年，其“流落贬窜十五年，须鬓无斑白者，人服其量。”明道年间（1032—1033），授以秘书监致仕，准许定居光州（今河南省潢川）。景佑四年（1037）闰四月卒于光州，享年72岁。归葬苏州城西华山习嘉原。
宋真宗朝晚年这场寇准和丁谓的较量终于随着这两位主角的相继离世而落下帷幕。
您或许要问，谁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从他们的最终结局来看，似乎他们都不是胜利者。
笑到最后的，应该是刘皇后。

第十八章 爱江山更爱美人
十五年的地下恋情
多年来，“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一直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在全国范围播放后，这个故事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剧中铁面无私的包公，阴险狠毒的刘后，忍辱负重的李妃，贤贞节烈的宫女，奸诈狡猾的太监，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即宋真宗的第六子，后来的宋仁宗赵祯。但是，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李妃生子没有人用狸猫去换，包公也从未审理过这桩案子。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刘皇后确实是个有心计的女人。
刘皇后，即章献明肃皇后，名刘娥（968—1033），刘娥祖籍太原，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生于嘉州（今四川乐山），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时任右骁卫大将军（后晋高祖石敬瑭起兵于太原南，而后汉则建都太原），父亲刘通是宋太祖时的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因此刘家举家迁至成都华阳。生刘娥之时，母亲庞氏曾梦到明月入怀，醒来后便生下一女，取名刘娥。然而刘娥出生不久，刘通便奉命出征太原，谁料牺牲于战场上，因刘通无子，家道中落，庞氏只好带着襁褓中的幼女寄居娘家。
不知是否庞家穷困，还是刘通生前未敛财产，刘娥虽然身为刺史千金，读书识字，却学会一手击鼗的谋生技艺，善说鼓儿词。
刘娥十三四岁的时候，庞家就把她嫁给一名年青银匠，龚美。刘娥嫁夫随夫，跟着龚美一起来到京城开封谋生。
龚美手艺出众，又为人和善，善于结交朋友，尤其与襄王府里当差的张耆交好。襄王正是未来的宋真宗赵恒，此时他的名字还叫赵元侃，尚未被册定为太子。
据宋史上说，十五岁的刘娥与赵恒初会，进襄王府，但是赵恒与刘娥同为开宝元年出生，于十七岁才被封为韩王，端拱元年（988年）才被封为襄王，时年已二十。
总之，赵恒当时尚未婚配，听说蜀女才貌双全，便让随从去暗暗物色一名。刘娥随夫抛头露面击鼗挣钱，自有美名在外，为赵恒的随从们所知，龚美得知是王府选姬，不愿放弃，改称是刘娥的表哥，让刘娥入王府。
刘娥天生丽质，聪明伶俐，与赵恒年貌相当，很快如胶似漆。然而赵恒的乳母秦国夫人看不起刘娥的出身，认为刘娥勾引赵恒上邪路，劝赵恒赶跑刘娥不果，只好报与宋太宗，太宗大怒，圣旨一道下来，命逐刘娥出京。并为十七岁的赵恒赐婚，此时赵恒被封为韩王，新娘为忠武军节度潘美的八女儿，十六岁的潘氏受封为莒国夫人。
可惜的是潘氏命不好，结婚才六年就早逝了，死时她年仅二十二岁，也没有为赵桓留下孩子。潘氏去世两年后，太宗又为已升为襄王的赵桓选择了继弦妻子：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时年十七岁的郭氏受封为鲁国夫人，不久又晋封秦国夫人。赵恒即位的两个月后，他就册立继室郭氏为皇后，一个月后又追封已去世八年的潘氏为“庄怀皇后”。
然而，赵恒虽迫于皇命把刘娥送出王府，却不愿离开刘娥，把刘娥偷偷藏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不时私会。这样偷偷摸摸，刘娥过了十五年。

十五年的立后之路
直到998年赵恒继位当了皇帝，刘娥才被正式接进皇宫，景德元年（1004年）的正月，36岁的刘娥正式得到了“美人”的封号。
刘娥生性机敏，机巧多变，她侍候郭皇后十分殷勤，与其他嫔妃杨淑妃等人也相处得很好。如此八面玲珑的女人，加上刘娥年纪比郭皇后和杨淑妃都要大许多，不那么具有杀伤力和威胁力，因此宫中上下都与刘娥交好，无人不称她贤德。
随着时光的流逝，刘娥已经不复往日的青春貌美，但宋真宗依旧迷恋她，这大概是旧情难忘。因为宋真宗的宠幸，刘娥在宫中地位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表面谦和的女人，内心深处却越来越紧张，因为她深知以色事君，必不能长久，何况她已经年老色衰，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皇家子嗣身上。然而，她已经年近四十，早已经过了女人的生育年龄，该怎么办呢？
然而这段时间真宗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在头一年，郭皇后为他生的皇子赵祐夭折了，他是真宗最心爱的儿子。更令真宗伤心的事接踵而至——九岁的赵祐刚死半个月，出生刚两个月的另一名皇子也夭折了。真宗的后妃前后为他生的五个儿子居然一个也没能活过十岁，宋真宗年将四旬，忽然间膝下荒凉，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聊以自慰，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郭皇后面对这样的打击，悲伤过度，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三十一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
宋真宗望子心切，又选纳前宰相沈义伦的孙女沈氏进宫为才人。此时的沈氏只有十四岁，又是名门之后，显然给刘娥带来不言而喻的巨大威胁。
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而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自己的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
李氏年轻美丽，性情温和，她被刘娥派去宋真宗身边，职务是司寝，专门负责伺候宋真宗入睡，刘娥的目的显而易见。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宋真宗想要子嗣都想得疯了，闻讯大喜，不离左右，闲暇游赏之时也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刘娥心中暗喜，她马上赶到李氏那里，采取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将孩子夺过来自己哺养。由于刘娥是皇帝的宠妃，后宫里知情的太监宫女谁也不敢泄露一句。宋真宗虽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为了能让自己的爱妃当上皇后，也就默认了此事。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 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但立后的事却遭到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士大夫们的非议。王旦称“病”不朝，以示反对。为了平息反对之声，真宗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
尽管如此，立后还是风波不断。宋真宗想让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进封皇后的诏书，派丁谓去传达旨意。杨亿性情耿介，不附权贵，不支持立刘娥为皇后，坚决不肯奉旨。丁谓劝道：“你勉强草拟成，不愁不大富大贵！”杨亿却是个尚气节的人，当即回答说：“像这样求得富贵，可不是我所希望的！”丁谓没有办法，只好如实回报。宋真宗只得让别的学士去草拟诏书。
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距离她认识宋真宗已近30年。

通向权力之巅
刘娥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娥已经四十三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失去了女人的魅力，所以真正吸引宋真宗的还是她的聪慧和才干。她不仅将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在朝政方面给宋真宗以帮助。刘娥在张耆府中苦读十五年，已经今非昔比，通晓书史不说，对国家大事也颇有见地。宋真宗批阅奏章时，刘娥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她总能援引先前的事例、制度答对，提供恰当的建议，因此深得宋真宗器重，逐渐倚为臂膀。这便是史书所记载的“后性警悟，通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真宗深重之”。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
加之宋真宗性格软弱，而刘娥精明能干，两人多少有一些互补。宋真宗不但非常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还十分依赖她。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
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丁谓为首。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后来，真宗更是病重，下诏：“此后由皇太子赵祯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此诏书便认可刘后裁决政事的权力。一时间支持刘后登上后位的丁谓一派势力大盛
刘后大权在握，又与奸相丁谓勾结在一起，这引起了寇准一派的担心和忧虑，这才引发了上一章所提到的政治风波，结果寇准阵营失败，丁谓阵营取得胜利，刘皇后的权力也更加巩固了。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甲寅，55岁的宋真宗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祯这时只有十三岁，实际上就是由刘太后处理政务。
然而丁谓想独揽大权，欺上瞒下，以为刘太后是女子无见识，刘太后虽然当初因为后位不稳培植他，多年下来早已查知丁谓的不法举动，此时更是怒不可竭，决心除掉他。当年六月，与丁谓勾结的宦官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丁谓被贬后，刘太后开始和仁宗赵祯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至此，刘娥的权力达到巅峰。
刘娥从不起眼的银匠之妻能一跃成为当朝国母，最终直达权力之巅，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首先，宋真宗的支持。宋真宗与刘娥相识是都是十四岁，可以推测，刘娥应该是宋真宗的初恋，宋真宗是个颇为感性的皇帝，对刘娥始终不离不弃，宠爱有加。
其次，刘娥的自身因素。
其一，刘娥貌美，中年以后仍风韵犹存，对宋真宗有足够的吸引力。
其二，刘娥有才，在朝政上对宋真宗有颇多帮助，堪称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
其三，刘娥多智，刘娥绝非有貌无脑的花瓶，她是个很聪明很有心计的女人。三件事足以说明她的聪明。
第一件事，进宫后，刘娥能够团结妃嫔，一方面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立后奠定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件事，刘娥利用李氏施“李代桃僵”之计，解决了宋真宗没有子嗣继承的大问题，不仅巩固自己在真宗心目中的地位，也为未来自己通向权力之巅埋下伏笔。
第三件事，刘娥利用寇丁党争，博取丁谓集团对自己的支持，借丁谓集团之力打击寇准集团，寇准集团瓦解后，再回过头收拾丁谓集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娥自然成为最后的赢家。
刘娥，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个狡诈的女人，一个可怕的女人，一个智商、情商、逆商都很高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真让人又爱又恨又怕！

宋真宗时代终于结束了，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他执政的二十五年间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吧。
咸平之治、澶渊之盟、天书封禅、寇丁党争……
这些事件前后交织在一起，使得看似平淡无奇的真宗一朝波谲浪诡，暗流涌动。
平心而论，宋真宗是北宋九帝中最有福气的一位。
首先，国家之福。
其一，内政：真宗一朝人才辈出，在吕蒙正、吕端、寇准、丁谓等人努力之下，两宋唯一一个治世终于出现在真宗时期，即“咸平之治”。
其二，外交：真宗一朝是外患相对较少的一个时期，宋辽之战的休止符在真宗一朝完美画上，党项人虽然在西北蠢蠢欲动，但形势比起他儿子仁宗时期要安定许多。
其次，个人之福。
其一，宋真宗有一位红颜知己刘娥始终相伴，不离不弃，晚年还成为帮助他处理国政的重要助手。都说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如果说宋真宗是个比较成功的皇帝的话，那么刘娥就是他背后那个默默奉献的女人。
其二，宋真宗有一位称职的儿子作为接班人。真宗之后就是统治41年之久的仁宗。相比较他的父亲太宗为立储而搞得骨肉相残，身心俱疲，他的儿子仁宗为没有子嗣继承而苦恼不堪，宋真宗无疑是幸福的。
然而，宋真宗仅仅是一位刚刚合格的皇帝，个性的软弱成为他为人为帝最大的败笔，也给北宋将来的发展埋下无穷隐患。
隐患一：对辽的软弱。使君臣上下形成“恐辽症”，以后还将形成“恐夏症”、“恐金症”，造成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
隐患二：对大臣党争的软弱。宋真宗对寇丁党争的处理软弱无力，纵容了党争的恶性发展，此后党争在历朝绵延不绝，并最终成为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真宗乃是纵容党争的罪魁祸首。
隐患三：对刘后干政的软弱。宋真宗晚年多病，政事多依赖刘后，并最终导致了在他去世后刘后专权局面的出现，使得刘后险些成为北宋的武则天，这给仁宗一朝的政治生活埋下了诸多隐患。
宋真宗这一生可谓既爱江山，更爱美人，比起英国那位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八世，宋真宗在感性中又多了一些理性。
宋真宗去世，宋仁宗即位，北宋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时期即将到来。

第十九章 二圣临朝
“北宋的武则天”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逝，年仅13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圣”。 “天圣”年号一用就是十年。1032年改元“明道”。“明道”这个年号用了两年。
“天圣”、“明道”这是两个非常值得深究的年号。“天圣”二字拆开就是“二人圣”。 “明”字拆读为“日”、“月”。中国古代阴阳家把皇帝比做“日”；太后、皇后比做“月”，日、月均为光明之象，俗话说“日月同辉”嘛。以“明”字把太后、皇帝摆在了同等的地位。这两个年号恰恰与仁宗即位之初的政治格局相吻合。13岁的宋仁宗仅仅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55岁的刘太后手中。北宋形成了独特的“二圣临朝”、“日月同辉”的局面。
历史上对于女主掌权总是颇多非议，然而平心而论，刘太后执掌政权的天圣、明道年间，北宋实现了政局的稳定，社会经济也在继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刘太后的政治才干绝不比她的丈夫宋真宗和儿子宋仁宗逊色。
现在让我来看看她都做了哪些大事吧：
首先，整顿内政。
其一，重视监察工作。北宋立国以来，一直颇为重视监察工作。门下省曾设谏院，专门职掌规谏朝政缺失。真宗天禧元年（1017）设谏官六人﹐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不兼领其它职务，专任谏职﹐并诏谏院为独立机构，但不久谏官缺而不置，谏院又名存实亡。天圣元年（1023）刘太后下令谏院复设谏官。明道元年（1032）以门下省址为谏院，设知院六人，以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充任。以其它官员充任的，称知谏院。大家所熟知的包拯就曾担任过知谏院一职。
其二，澄清吏治。真宗晚年，由于天书封禅、寇丁党争，导致了朝政的腐败。天圣、明道间，刘太后曾六次下令严惩贪官污吏。京西转运使刘绰为讨好邀功，声称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发运京师，她冷笑道：“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和鲁宗道吗？他们谁是因为进献多搜刮的粮食而升官的！”在她的倡导下，当时涌现了范仲淹、王随、张伦、薛奎等一批廉吏。她还颁布了《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防止官员子弟违法乱纪。她要求大臣们把子孙和亲族姓名悉数写上来，说是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他们一定的照顾，实际上却把个大臣的关系网和裙带图张贴在自己的寝殿中，大臣每有进拟差遣，就对照图表，不是两府亲戚才同意除授。这无疑起到了扼制任人唯亲的效果。
第二、关注民生
刘太后出身贫寒，熟知民间饥苦，掌握政权后，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关注天下苍生的利益：
其一，重视水利。经长期施工，终于在天圣五年堵塞了危害九年之久的黄河滑州决口（在今河南滑县）。天圣、明道间重大水利工程还有长达一百八十里的泰州捍海堰，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
其二，发行交子。宋初，川陕流通铁钱，但沉重的铁钱携带十分不便。于是，成都富豪连保印造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伪造交子也时有出现。天圣元年（1023年），刘太后批准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官办的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这与她 “欲流天下而通有无”的经济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此举对于促进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三，大兴文教。
其一，完善科举。天圣年间，进一步扩大取士名额，严密考试制度，新设考试科目，宋代的武举就始设于这一时期。
天圣二年，仁宗即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举行。这次贡举还留下这样一个故事。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人宋庠、宋祁兄弟二人共同参试。考试结果上报给年幼的仁宗皇帝后，摄政的刘太后见宋祁为进士第一名，宋庠为第三名，她在惊诧之余，觉得弟弟不应排名在兄长之前，就把宋庠改为第一名。接着她又认为兄弟俩都在前三名恐遭人非议，便把宋祁降为第十名。结果宋庠成了第一名，被钦赐为“状元”，宋祁为进士。但民间很为宋祁这个真正的第一名而愤愤不平，便称宋祁为“状元”。于是，兄弟俩就都成了“状元”——宋庠为“钦赐状元”，宋祁为“民间状元”。从此“状元”兄弟便双双步入仕途。值得一提的是宋庠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即民间所称的“连中三元”。其实论文学才能，宋庠不及宋祁；宋祁是当时有名的大词人。一首《玉楼春》世人传诵，其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为他赢得了“红杏尚书”的美名；但论理政才能，宋庠则长于宋祁。宋庠曾任襄州通判、翰林学士、枢密使、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等职，深得仁宗皇帝的信任。
其二，兴办州学。她得知孙奭在兖州建立州学，便下令赐以学田，作为学粮；其后还赐青州州学《九经》。在她的倡导下，天圣明道间创办了一些府州学，成为“庆历兴学”的先声。
鉴于刘太后主政时期取得的上述成绩，后世史家一直将她与唐代的武则天相比，称她是“宋代的武则天”。
事实上不仅是后世有人将刘太后与武则天并称，就在刘后大权独揽时，有人也这么做了。一位叫程琳的大臣为讨好太后，曾向她进献了一张《武后临朝图》，暗示她可以像武则天那样正式称帝。但刘太后却把这张图扔在地下说：“我不作此种有负祖宗的事。”
然而人总是矛盾的，人的思想也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刘太后未必就不想效法武则天称帝。据史书所载，她至少有两次试探性的举动：
其一，刘太后曾试探性地问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耿直著称的参知政事鲁宗道毫不犹豫地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她默然不语。有讨好的臣僚建议仿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她询问宰执，鲁宗道反问她准备拿嗣君怎么办，于是她只得作罢。
其二，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打算穿着天子衮冕谒见太庙，参知政事薛奎问她：“如果太后穿上天子服饰去祭拜太庙，不知您是像男子一样跪拜，还是用女子的礼仪呢?”（“大谒之日，究竟作男儿拜，还是作女儿拜？”）但她还是穿戴经过改造的皇太后冠服谒拜了太庙。当她命有关部门撰著《谢太庙记》时，却遭到了抵制，认为皇太后谒庙不能作为后世之法。
至此，刘太后深知自己绝不可能像武则天那样成为第二个女皇帝。这主要是因为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严，大臣、台谏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谏阻，使刘太后纵有其心也无其胆，以致她不得不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
尽管不能当皇帝，但刘太后始终牢牢掌握着权力。
女主听政，在中国古代总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宰相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太后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岁），但刘太后丝毫没有还政的动静。
范仲淹登场
一代名臣范仲淹于此时登场了。
鉴于范仲淹对仁宗一朝影响巨大，这里有必要对他的身世作一个交代。
范仲淹祖籍彬州（今陕西彬县），后迁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河北路真定府（即今河北正定）。父亲范墉在他出生第二年即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他惊谔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睢阳区）。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的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 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当年他27岁。与他一同中进士的还有滕宗谅等人。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谢氏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
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张皇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母亲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
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彬州，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宰相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天圣七年，范仲淹决然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陈规，以洋洋万言，“冒哀上书言国家事”，写就了扛鼎之作《上执政书》。这篇奏章的字里行间跳荡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闪耀着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思想光芒。
在奏章中，他非常直率地分析当时的情况：“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
“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太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未曾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在这里，范仲淹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北宋潜藏或存在的种种危机，诸如“国用无度”“武备不坚”“百姓困穷”等。
他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在奏章中提出迫切改革的具体方案，以“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为改革内容，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18字为改革方针。
《宋史》将《上执政书》与《隆中对》相提并论，将范仲淹与诸葛亮相比，足见其评价之高。著名文学家苏轼评论说：“公（指范仲淹）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
然而，人微言轻，与王禹偁当年一样，范仲淹的《上执政书》在当时没有引起刘太后和宋仁宗任何的重视，等到宋仁宗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
与此同时，范仲淹还上疏太后，不能过损皇帝尊严，有该仁宗亲政的意思了。当初推荐范仲淹的晏殊非常害怕，责备范仲淹太轻率，搞不好会获罪并连累了自己。范仲淹正气凛然，表示只注重忠直不惧自己获罪，自己是为了不辜负晏殊的举荐而尽忠国家，没想到反而让晏殊不满。估计晏殊听了定是脸上红一块白一块。
晏殊文采虽好，但其实是一胆小、懦弱之人。
不久，范仲淹再次上书请太后还政仁宗，不理，遂自请离京出外补缺，出任河中府通判。天圣八年范仲淹又上疏劝谏刘后让仁宗亲政。刘后不理他，但也不治罪，也算能容人。
范仲淹这样做显然会得到仁宗好感。这为今后宋仁宗重用范仲淹埋下了伏笔。
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大权一直攥到去世为止。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享年66岁。据说，她临死前对着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衮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认为她在示意穿着天子衮冕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仁宗命改用皇后冠服入殓。
随着刘太后的去世，二圣临朝的局面宣告结束，23岁的宋仁宗开始亲政。
对刘太后的治绩，《宋史》有一段大体公允的评论：“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但刘太后主政期间，依然也有几个为政败笔。
败笔一、倚用宦官。倚用宦官、放纵外戚，这往往是母后临朝的孪生现象，但毕竟没有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论，尽管后人说她“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但她重用的罗崇勋和江德明，还没有资格列入《宋史•宦官传》，可见其危害不大。
败笔二、放纵外戚。至于外戚，因她本身就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已经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执政大臣的是曾与丁谓一起扳倒寇准的钱惟演，他把妹妹嫁给了刘美，后与得势的丁谓联姻，是一个专攀高亲的无耻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枢密副使，太后垂帘后升枢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的理由，被解职出朝。后来他两度谋取相位，都遭到朝论的强烈反对，御史鞠咏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当朝撕毁拜相诏书。刘太后也终没敢让他圆上宰相梦。
当然，刘太后在宦官和外戚的问题上并没有给北宋朝政带来什么重大的危害，但与此相比，她给宋仁宗带来的心理创伤则是巨大的。

谁是我的生母
就在刘太后去世的前一年，明道元年（1032年），仁宗的生母李妃突然病重，刘太后念及往年情分，加封李氏为宸妃，就在加封的当天，李宸妃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李宸妃可谓是薄命红颜，自己生了个做皇帝的儿子，却听不到儿子叫自己一声妈，更享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仁宗也很可悲，直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皇帝不知道，大臣们却又不少早已耳闻。至少当时的宰相吕夷简（978—1043）就心知肚明。
吕夷简字坦夫，太宗、真宗朝名相吕蒙正的侄子。他才识卓优、清慎勤政，当时便有“廉能”之誉。他曾批评真宗建筑宫观是劳民伤财，请罢除冬天河运木石。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数次委以大任。他曾出使契丹议和划界，返朝后升任知制诰之职，成为真宗的近臣。真宗末年，他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真宗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朝野盛传吕夷简将要大拜为相。
果然，在真宗病逝之后，年幼的仁宗即位，临朝称制的刘太后就拜吕夷简为相。这一过程却还经历了一番波折。
吕夷简先拜右谏议大夫，旋以给事中参知政事。等到丞相张知白去世，首相王曾荐举吕夷简代之，而枢密使曹利用则荐张士逊为相。最初，太后认为夷简位居士逊之下，欲用后者，而王曾力争，认为“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太后因之允许擢用夷简。他本人却对此表示谦让，为此，获得太后的嘉许。尔后张士逊因事罢相，他才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次列居相位。史书对其参政初期的评价是，“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
吕夷简出力最大的事就是在李妃葬仪这一问题上。李妃死后，刘后本打算用宫人的礼仪葬了她。吕夷简却极力阻止。太后惊急地说：“宰相也管宫中事吗？”刘太后忙让仁宗皇帝退朝后，并独自召见吕夷简。吕夷简针锋相对地说：“太后不为日后保全刘家着想吗？”一句话震住了太后，刘太后幡然醒悟，以皇后之礼盛殓李妃，在棺中灌满水银养护李氏遗体，停柩洪福院。李宸妃的父母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
刘太后这一做法既保全了刘氏宗族，也使仁宗将来得知真相后不致于对自己怀恨在心，可谓一举两得。
吕夷简能提出这一建议，说明他极富政治远见和智慧，而刘太后能够从善如流，也称得上是为明智的女政治家。
李妃去世的第二年，刘太后也撒手西去，据说仁宗哭得死去活来。此时，吕夷简等大臣才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宸妃才是仁宗的生母，燕王更说仁宗生母李宸妃是被刘太后毒死的。
宋仁宗闻讯极度震惊。立即派人召来李宸妃之弟自己的亲舅舅李用和，让他亲自去查看李宸妃的棺木。
开棺之后，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宸妃遗体面色如生，而且穿戴着皇后的服饰。随葬器物也是一品夫人的档次。
李用和性情与他姐姐一样厚道谨慎，何况他也为刘太后让自己姐弟团聚不施辣手而心存感激，因此他如实向仁宗汇报了开棺验看的结果。
亲舅舅的一番话打消了仁宗的惊疑，他叹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来到刘太后牌位前焚香拜谢、自责轻信谣言为不孝，哭着说：“从此后大娘娘的生平可清白分明了。”或许是为了赔罪，他为刘太后上谥号为“章献明肃”，而生母李宸妃的谥号则仍为两个字：“庄懿”。
仁宗没在亲政后对死去的刘后不敬，很重要的原因是刘后从小就抚养他，很有母子感情。看来刘后无其他子女，母爱都给仁宗了，这番付出也算得到了回报。
明道二年（1033年）九月，赵桢下诏，刘太后和李宸妃同时迁葬真宗的安息之地永定陵。
灵柩起驾这天，赵桢首先为刘太后发引，他不但执孝子礼，还不顾宰相们的劝阻亲自行执绋之礼（牵引棺材的绳索），一直步行送出皇仪殿。随后他才再去往李宸妃下葬的洪福院为生母起灵，伏在棺木上痛哭说：“劬劳之恩，终身何所报乎！”
——作为儿子，宋仁宗等于同时并丧生养二母，确实够惨的。
此后，在刘太后当权时被贬谪的官员纷纷还朝，他们都向仁宗控诉刘娥的失当举措。仁宗虽然一一予以昭雪抚慰，仍然忍不住说：“我不忍心听人讲母亲的坏话。”时间长了不胜其烦，他干脆下诏要求众人都不得再说刘太后的是非。这份宽容之心不仅是他对刘太后一片孝心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下诏停止议论刘太后的是非等于承认刘太后的功绩，这对于维护朝政的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应该说，在生母的问题上，刘太后欺瞒了宋仁宗二十多年，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但宋仁宗却用他的宽容回报了刘太后的欺骗。这份真情实感着实令人感叹！
后人根据这段历史，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艺术加工，就形成了著名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流传至今。
刘太后带给宋仁宗的心理创伤还不仅仅是生母这一点，下一章还将继续交代。
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开始亲政，此时，他23岁。第二年，宋仁宗改元景祐。
2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宋仁宗准备施展身手，大干一番。
宋仁宗有志做一个好皇帝，上天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第二十章 君子与小人
罢相与拜相
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之后，宋仁宗立即组建了他的第一届宰执班子。
让我们来看看这届宰执班子的组成吧：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士逊、李迪；参知政事薛奎、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
其中张士逊是仁宗的东宫老师；属于旧相留用。李迪是真宗朝名相，与寇准交好，真宗死后，遭到丁谓打击，一直外放为官。薛奎在天圣七年就入政府，为人耿直，也属留任。王随、李谘、王德用等属于新贵。
除此之外，仁宗还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这可以说是仁宗即将重用范仲淹的一个信号。
但是，在这份名单上，我们会发现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吕夷简。
仁宗亲政之前，吕夷简地位与张士逊相当，才干却远超过张，况且，正是因为他的明智，才促使刘太后礼葬李宸妃，无形中缓和了刘太后和仁宗母子的关系。仁宗亲政后，吕夷简向他提出八条规劝，即：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仁宗皆虚心接受。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宰相的首选，为什么会被仁宗弃之不用呢？
原因竟来自郭皇后。
提到郭皇后，她是刘太后带给仁宗的另一个心理创伤。
天圣三年，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与郭皇后的矛盾尚未激化。他与吕夷简讨论宰执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信任的执政张耆、夏竦和晏殊都罢政出朝，不料仁宗把这一打算泄露给郭皇后听，郭皇后说了一句：“夷简就独独不趋附太后吗？不过机巧善变罢了。”仁宗立即改变了对吕夷简的看法，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免了。
吕夷简被罢相出人意料，但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并不甘心，更不灰心，他很快就买通了内侍阎文应，打听到了自己被罢相的原因。
他得知自己被罢相的原因后，对郭皇后深为不满，但却不动声色，他在等待，等待着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宰相张士逊逐渐失去了仁宗的信任。
明道二年四月，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作为首席宰相的张士逊却束手无策，唯有向仁宗请罪降职；十月的一天，张士逊又因为与同僚在自家花园中饮酒大醉，耽误了早朝，遭到谏官的弹劾。
张士逊的无能和失职终于惹恼了仁宗。仁宗一气之下将他贬到河南去做地方官了。
与张士逊的无能和失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范仲淹的忧国忧民。灾情发生后，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范仲淹这种为民请命的举动再次赢得了仁宗的信任。同时，仁宗也想到了精明强干、富有政治头脑的吕夷简，很快任命吕夷简为相。吕夷简终于再次荣登相位。
废后之争
吕夷简再次拜相之后，立刻遇上了一件麻烦事。
这件麻烦事又是因郭皇后而起。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又是皇帝的家务事。但吕夷简偏偏愿意趟这淌混水。
吕夷简本就与郭皇后有隙，目睹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之事，便知道自己报复的机会来了，他便让谏官范讽乘机进言：“后立已有九年，尚无子，义当废。”吕夷简则在一旁随声附和。更有甚者，内侍副都知阎文应还劝宋仁宗示颈部被打手印让大臣观看。
在吕夷简的支持之下，宋仁宗废掉郭皇后的心意已决。明道二年九月，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旨一处，朝廷大哗，反对声四起。反对者中最强烈的就是范仲淹。为了堵住百官之口，宋仁宗接受吕夷简的建议，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场废后之争便以郭皇后被废、范仲淹等人被贬、吕夷简和宋仁宗获得胜利而告终。
这场纠纷遂成为此后范、吕交恶的开端。
吕夷简因附和仁宗废后，不仅遭到谏臣的攻讦，也受到后世的责难，所谓“夷简之罪，莫大于赞成废后”。
其实，宋仁宗废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宋仁宗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甚至是厌恶郭皇后，与郭皇后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基础。加之郭皇后与宋仁宗成婚九年，并未给他生下任何子嗣，缺乏维系感情的纽带。
其次，郭皇后仗着有刘太后撑腰，性情嫉妒，在刘太后死后不仅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更让宋仁宗不能忍受。
再次，宋仁宗亲政后急于走出刘太后的阴影，树立自己的威严，郭皇后恰恰在此时撞在了枪口上。
可见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刘太后的不满。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卷入这场废后之争的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个人物呢？
先说吕夷简，他摸清了宋仁宗的心思，坚定地站在支持废后的一边，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敏锐的政治嗅觉，从而深得仁宗的信任。
再说范仲淹，他从道义的角度出发，坚定地站在反对废后的一边，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己见，从而深得正直之士的支持。
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他把这次被贬权当一次磨练，他坚信自己有重被皇帝信任和重用的那一天。
最后，顺便交代一下郭皇后的结局。
景祐元年（1034年），郭皇后出居瑶华宫，而与她争宠的尚美人也被废于洞真宫入道。一日夫妻百日恩，郭后被废后，宋仁宗又想念起她来，派人去慰问她，还赐了一首乐府诗给郭后，郭后也作诗一首和答，辞甚怆惋。宋仁宗被感动了，派内侍密诏郭后入宫，郭后却说：“若再见召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这无疑是要宋仁宗重新立她为后，宋仁宗当然不可能答应。两人的重聚也就遥遥无期。景祐二年十一月，郭后得了小病，仁宗派亲信内侍阎文应带着御医前去诊视，八日那天，郭皇后竟然暴死，年仅二十四岁。朝廷内外都怀疑是阎文应毒死了郭后，但却没有可靠的证据，此事就不了了之。宋仁宗得知郭后暴死，心中也十分悲痛，次年正月，追复郭氏为皇后。
由此可见，宋仁宗尽管不喜欢郭后，甚至废了她，但对她也算有情有义。身为皇帝，对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能够如此，也算十分难得了。

吕、范之争
郭皇后死了，吕、范之争却远没有结束。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后来又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京师流传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盛誉。
此时，吕夷简高居相位，滥用职权，任用私人。“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吕夷简曾使人对他说，“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但对方毫不示弱，声称，“论思，正侍臣职也”。从而拉开了吕、范之争的序幕。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官吏多出其门，上“百官图”指陈宰相用人唯亲。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接着，范仲淹又“为四论以献”，讥指时政，锋芒直指吕夷简，论斥吕夷简狡诈。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但宋仁宗却未必看得明白。
不久，范仲淹被免去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今江西鄱阳）知州，再次远离了朝廷。
这是范、吕二人的第二次交锋，又以范仲淹的失败而告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他攻击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这虽然是子虚乌有，但却是致命的一击。宋仁宗对前朝真宗时期寇准、丁谓的党争仍心有余悸，担心这一幕会在本朝重演，所以当吕夷简攻击范仲淹勾结朋党之时，他没有认真调查，就听信了吕夷简的蛊惑。
其次，范仲淹虽然正直，却不能明了仁宗的心思，在关键的问题上惹恼了仁宗。除了以上提到的朋党之嫌外，还有仁宗更敏感的问题。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遭致了仁宗的不满。
再次，宋仁宗此时年纪尚轻，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加之国内社会危机重重，在朝政上依赖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尽管他赏识范仲淹的才干和正直，却不得不牺牲了范仲淹以顾全大局。
范仲淹被贬后，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吕夷简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为了怀念亡妻，范仲淹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可见范仲淹不仅忧国忧民，对自己的妻子也是有情有义。
听说范仲淹连遭不幸，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不自由，毋宁死！范仲淹的正直可见一斑。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吕夷简吧。
再次击败范仲淹之后，吕夷简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满招损，谦受益。”吕夷简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个道理。
吕夷简任参知政事时，当时的宰相王曾曾推荐吕夷简为相。吕夷简此时对王曾非常敬重，后来两人常因政见不和发生争执。景祐四年（1037年），有一次竟在仁宗面前争吵起来，仁宗很生气，下诏将他俩同时罢免。吕夷简离京出任地方官。
这是吕夷简第二次被罢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仁宗依然是从防范朋党的角度而牺牲了吕夷简。
时年吕夷简已60岁，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机会很快又来了。
康定元年（1040年），吕夷简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再度入相，不久又以宰相判枢密院事（后改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此时正是西夏频繁犯境，边陲多事之秋，宋仁宗看中了吕夷简的才干，再次对他委以重任。
吕夷简并没有让宋仁宗失望，他首先任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辅佐主帅夏竦，抵御西夏。吕夷简与范仲淹素来水火不容，此次他能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以国家大事为重，任用范仲淹，堪称一位合格的政治家。范仲淹也没有让宋仁宗和吕夷简失望，在他的努力之下，宋夏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此事留待下一章再说。
庆历二年（1042年）春，辽乘宋、夏交战之机又趁火打劫，遣使来求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以南十县之地。同年四月，契丹聚兵二十万于幽、蓟（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区），声言南下，以挟宋割地。起初范仲淹知开封时，曾建议修建洛阳城（今河南洛阳西北），以备急难，契丹将入寇，又提请速修京城，议事大臣也纷纷附和。但吕夷简力排众议。他认为契丹只是虚张声势，此时修建洛阳城，不但不能壮国威，反是示弱，修洛阳城不如建大名为北京。“使辽人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应该“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示将亲征，以伐其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终建大名府为北京。建成后，“识者韪之”。在这一点上，他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后来辽又遣使来，欲借用宋朝军队以伐高丽，意有所求。吕夷简奏明仁宗，选派朝臣富弼出使契丹。辽方一度要求和亲，而使臣富弼说：“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最终双方以每岁增加银、绢各十万两、匹达成一致，“通好如故”。
史书中对此事有着不同评价。
《宋史》中认为“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名臣使契丹，经略西夏，二边得以宁”；但也认为他“加遗契丹岁缯金二十万，当时不深计之，其后费而不可止”。南宋李焘在其《续通鉴长编》中，所言更为偏颇：“时契丹实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吕夷简等乃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朝廷上下“恐辽症”已成，对辽妥协已成既定方针，此次宋仁宗屈服于对方的讹诈，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体现。吕夷简只不过是这一既定政策的具体执行人，况且在当时宋夏紧张对峙的前提下，确保宋辽边境的和平至关重要，吕夷简顺应了这一形势，确保了宋辽双方的百年和平，有突出的贡献，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和非议。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上述关系的处理上，吕夷简对辽夏让步太多，岁输银两、锦帛过巨，加重了国内财政负担，这是应该指责的。
处理完对辽事务后，吕夷简因风眩病倒。仁宗让他数日一至中书，裁决军国大事。并剪下自己的胡子送给吕夷简，说：“古谓胡须可疗疾，今剪须赐卿，望卿早日康复。”庆历三年（1043）春，吕夷简病重。仁宗召见了他，不让他下拜，扶他坐在自己面前。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多多过问朝政。吕夷简再三辞让，仁宗允他以太尉致仕。不久，吕夷简病故。仁宗临朝叹曰：“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宋史》本传)。令恤典从优，赠官太师、中书令，谥文靖，后配享仁宗庙。
吕夷简病逝了，后人对他的评说却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说他三次拜相，在处理宋与辽、夏关系，巩固边防方面卓有贡献，是一代名相；有人说他三落三起，掌握权柄二十余年，是一代权相；更有人说他任人唯亲，阻挠变革，打击范仲淹、孔道辅等持不同政见的同僚，实为一代奸相。
以上说法都有失偏颇。
其实吕夷简虽为宰相，但也有苦衷难于言表。他入主中书之日已是国库空虚，且机构臃肿，边境告急，盗贼遍地。宋仁宗即位初年，刘太后临朝十余年独揽大权，使吕夷简夹在自负的太后和懦弱的皇帝之间，处事举步两难，无所作为，不被时人所理解。范仲淹就认为吕夷简是天下第一号“小人”，应对国家的一切内忧外患负责。范仲淹自认为是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此决心要与吕夷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吕夷简为相期间，有三条原则，一是绝对迎合皇帝的意愿，维护皇帝的权威；二是强调维持国家的稳定和太平；三是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可动摇。从第一个原则出发，所以他支持宋仁宗废郭后，所以他打击范仲淹等反对废后的政敌。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任用范仲淹抵御西夏而又反对他进一步改革内政。从第三个原则出发他任人唯亲，对揭发自己行为的范仲淹极力打压。在这三个原则中，后两个又是为第一个服务的，在他看来，只有国家稳定太平了，才能获得皇帝的信任，获得了皇帝的信任才能确保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人都是复杂的，何况为相多年的吕夷简。
弄清楚了上述三个原则，我们就不难理解，吕夷简为什么对反对他的范仲淹不够宽容，又对他能够委以重任，甚至常常是一面薄惩示威，一面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了？
弄清楚了上述三个原则，我们就不难理解，吕夷简为什么能几落几起，但每次被罢相时间都不长，很快又能重获宋仁宗的重用。他颇有政治才干，又能准确把握仁宗的心思，投其所好，这样的人不重用，又能重用谁呢？
所以《宋史》中才终于评价他：“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能屈能伸，坚持原则而不失灵活，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吕夷简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吕夷简最大的为政败笔在于，由于他对辽的软弱，加剧了北宋政府的财政负担，由于他对范仲淹的打击，一再延误了北宋社会改革的时机。可以说，他是以稳定为出发点来实施他的一系列的措施，但他所追求的稳定只是表面的，在他去世之后，北宋所面临的“三冗”局面更加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夷简并不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这一点，范仲淹远胜于他。
那么，范仲淹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心目中的“小人”吕夷简的离世呢？
吕夷简逝世时范仲淹正在边关，闻迅后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想来，范仲淹可能已经领悟了吕夷简的一番苦心，最终理解了这位政敌。
范仲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吕夷简病重时，推荐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这给范仲淹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北宋终于迎来了革新求变的大好时机。

第二十一章 西北战与和
让我们从一首词开始本章的故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是范仲淹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渔家傲•秋思》，创作于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自越州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延州处于宋夏边境，一场战后几成废墟，到任至此的范仲淹看到延州惨状，有感而发，乃创作了这首词。
这首边塞词既表现将军的英雄气概及征夫的艰苦生活，也暗寓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政策的不满。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可谓大手笔。
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宋夏边境究竟出了什么事？延州怎么会出现如此惨状？一切还须从头说起。
元昊建立西夏
前面已经提及，宋太宗时代，党项贵族李继迁时叛时降，开疆拓土，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死去，其子李德明立。他善于审时度势，表示愿意与宋和好。景德三年（1006年）与宋议和，受封为西平王，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天禧四年（1020年），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原属灵州，今宁夏银川市)，改名兴州。
同时，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首先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此时西边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北)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都是宋朝得以联络而挟制党项的盟友。他首先西向进兵，杀死吐蕃大首领潘罗支，为其父报了一箭之仇。后来又出兵攻打甘州回鹘，却初战失利，李德明陈兵阻绝其通贡宋朝的道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他派长子李元昊担当西攻的重任。元昊接受了西攻回鹘的重任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甘州城即被攻破。
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而被李德明册封太子。接着元昊又按其父意图，在率军回师途中，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乘势突破西凉，一举成功。突袭甘、凉的成功，不仅使党项的势力扩展到河西走廊，也使年轻的李元昊赢德了荣誉。
至此，西夏势力直抵玉门关，据有整个河西走廊。李德明营建宫室、馆驿、桥道，讲定礼仪制度，追尊李继迁为皇帝，立李元昊为皇太子。可以说，李德明在位的二十多年间，西夏已经完成了建国前的一系列准备。然而李德明却并没有称帝建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年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则反驳父亲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突然病逝。元昊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就宋朝来说，这时仍希望李德明的继承者保持臣属关系，故而使节不绝于道。但是元昊先是不出迎宋使，继而不肯跪拜受诏。虽然最终还是跪受了诏书，起来以后愤愤对大臣说：“先王大错特错，有这样的国家，还要向人臣拜吗？”反宋之心溢于言表。
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终于起兵反宋，率军连续攻掠宋府、庆、环等州，宋夏战争复起。此后10年间，连年交战。元昊企图扩大疆域，掠夺财物，逼宋承认夏国。所取方略，联合辽国，东西策应；集中优势兵力攻宋一路，速战速决。面对元昊进逼，宋被迫增兵边地，据险筑垒。分兵防守；同时封赏吐蕃首领唃斯罗，以联合制夏。在其后宋夏关系的旋律中，这一政策始终是一个明确的音符。唃厮啰政权的出现，直接威胁到党项在河西的霸主地位，双方的角逐不可避免。
景祐二年（1035年），元昊举兵进攻吐蕃，在宗哥河一役中因粮草不济被唃厮啰击溃。宗哥河之役对河西政治地图的划定是意义重大的。唃厮啰通过这一战役，保卫了刚诞生的河湟吐蕃政权，直到其去世，西夏军队再也未敢饮马湟水。
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元昊攻下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回鹘，随即西进再克沙州（今甘肃敦煌），扼守了河西走廊的西大门，回师途中顺手把肃州（今甘肃酒泉）也占领了。至此，元昊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最终结束了甘州回鹘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与河湟吐蕃则大体以今天的大通河为界确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此时，西夏所控制的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事实上已形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
随着国土的拓展，元昊加快了“当王霸耳”的步伐。
继位当年，元昊就宣布改姓立号，认为唐、宋赐姓李、赵都不足珍惜，党项王族的姓氏改用“嵬名”；废去宋、辽所封西平王或西夏王的封号，用党项语自称“吾祖”（兀卒），即自尊为天子可汗之意。
次年即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一改使用宋朝年号纪元的旧例，借口明道年号冲犯其父名讳，改元“显道”，颁行国中，向宋朝发出了不奉正朔的明确信号。
明道三年（1034年），元昊改年号为广运，后知此同年五月，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兴庆府的布局，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
广运三年（1036年），元昊得知广运为为后汉年号，遂又改为大庆。
大庆元年（1037年），李元昊还依照中原王朝的礼仪，设立文武百官。他还令野利仁荣以一年时间演绎制成西夏文字十二卷。文字的创制，对西夏立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大庆二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祭坛高筑。元昊在亲信大臣野利仁荣、扬守素等人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是年元昊三十四岁。他所建立的大夏政权历史上一般称之为“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