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沟关之战
战事的发展竟是如此的相似。三路大军一开始进展都很顺利。中路军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西路军更是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州。东路军攻占了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州等地，耶律休哥仍坚守幽州，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道。
辽圣宗与萧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的求援消息，立即征调诸部兵增援南京，统一归耶律休哥指挥，以抗击宋军东路主力。母子俩亲率大军南下，驻兵涿州东北，等待各路援军到达，以便决战。
曹彬在三月进占涿州以后，与耶律休哥的军队相持在涿水之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退守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即派使者指使他向米信军集结，养精蓄锐等待中西路军的会师。而这时中、西路军屡战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东路将士纷纷要求出战，以便为北征主力争回点面子。
曹彬只得率军与米信军会合，再度进攻涿州。因休哥以轻骑不断夜袭单兵落伍者，曹彬命部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将士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仅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来天。等到达涿州，曹彬发现萧太后率大军已驻扎在涿州东北，连忙决定退兵。这时耶律休哥已补充了精锐的援军，全力追击宋军。
五月，两军激战于岐沟关，宋军以粮车环绕自卫，被辽军包围，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辽军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被耶律休哥追上，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宋军主力全线崩溃，伤亡惨重。
杨业之死
宋太宗接到东路军惨败的战报，立即命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而辽萧太后则调集优势兵力向西，以便全力对付中西两路的宋军。见到宋中、西路军后撤，耶律斜轸等不及援军到达，就主动出击了。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西路军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们掩护寰、朔、云、应四州居民迁至内地，这只孤悬敌后的西路军就成为辽军唯一追击的目标。
七月，西路军副帅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西北），配合云、朔守将撤离两州军民，但监军王侁却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谷口接应。但当他与耶律斜轸的大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地点时，却苦等不到潘美的大军。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侁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到杨业兵败，又往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搏斗，兵士们个个奋勇抵抗。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兵士。他含着泪，高声向兵士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
兵士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感动得都流下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兵士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辽军大将萧挞览率领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
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上遇我厚，期讨贼扞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就牺牲了，享年约60岁。
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十分难过。
杨业死后，宋太宗削潘美三级，把王侁除名流金州。
由此可知，害死杨业的第一责任人乃是监军王侁，所以事后宋太宗对他的处罚也最重。而潘美作为主帅没有阻止王侁的行为，也有责任。但后人把害死杨业的责任都推到潘美的身上，加上《杨家将》等演义小说的影响，以讹传讹，使这位北宋名将蒙上了千古之冤。
杨业有7个儿子，除杨延玉外，还有杨延昭（本名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瑰、杨延贵、杨延彬。只有第6子延昭传有后代，北宋中期名将杨文广即是延昭之子。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命运从此注定
不管怎样，辽军在岐沟关和陈家谷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宋太宗亲自指挥的雍熙北伐。
那么，宋太宗为这场战争精心准备了七年时间，为什么还是以惨败告终呢？
首先，我们看宋朝方面
其一，宋太宗的决策失误。毛泽东主席后来曾讥笑他是“此人不知兵也”。
第一，决战时机选择不当。前面已经提及，辽圣宗和萧太后时期的辽国正处于最强盛的时候，绝非“主少国疑”，宋太宗看不到这一点，依然犯了昧于知彼的错误。
第二，战前准备仍不充分。虽然七年里，宋太宗准备了许多，但未能建立一支拥有众多骑兵的强大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去摧毁辽军的主力，而只想凭侥幸取胜，以步兵对抗骑兵，其结果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迷信阵图，遥控指挥。阵图是宋代猜防武将，实行“将从中御”政策的产物。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用将“专而不疑”，只在命将出师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太宗的韬略远不能与乃兄相比，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十分强烈，为了“将从中御”，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让他们不折不扣执行。太宗、真宗两朝阵图最为盛行，但也是对辽战争一败再败的年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反馈进行调整，阵图的荒谬可想而知。
其二，统兵将领的失误。这表现在：
第一，曹彬的失误：“岐沟关之战”中，曹彬疏于韬略，指挥无方，首先表现在部下将士听说中西路军取得胜利时纷纷请战时，不能清醒面对，率军轻入险境。其次表现在岐沟关被困突围时，对将士的溃散毫无约束力，导致惨败。当代有学者指出，此战充分暴露了曹彬作战无能，不堪为帅，实为庸将。偏偏这位庸将在《宋史》中却被称为“良将第一”。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朝皇帝鉴于五代藩镇割据之祸，其御将之道不是求其善战，而是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因此，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崇文抑武、压抑武将地位，这些都是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的“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就成为皇帝特别欣赏的珍贵品质。他被称为“良将第一”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潘美的失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潘美放任监军王侁强令杨业与辽军主力决战，导致不必要的损失以及一代名将的牺牲。
其次，再看辽朝方面。辽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协和，兵强马壮，指挥正确，能在宋军合击的态势形成前集中兵力，把握战机，在平原开阔地带利用己方的骑兵优袭，攻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的宋军，并敢于勇猛追击，以扩大战果。
“雍熙北伐”堪称是宋辽之间决定命运的一次决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辽朝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伐的胜利不仅解了幽州之围，而且保卫了作为辽朝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宋自是不复深入”，意义不可低估。辽朝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明自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朝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对宋朝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雍熙北征的失败彻底击碎宋太宗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高粱河之战的惨败，还没有使宋太宗死心，他苦苦准备七年时间，却换来一个更加惨重的失败。他不得不正视残酷的现实，收起了不切实际的梦想。
其次，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这种心理后来又影响到对西夏、金的政策，产生了连锁反应。
第三，雍熙北征的失败使宋丧师数万，国力穷沮。接踵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逐渐形成“守内虚外”的政策。加之后来宋太宗偃武修文，大兴文治，使北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最终使北宋亡于外患。这是下一章要讲的内容了。
总之，雍熙北伐的失败，不仅决定了宋太宗后半生的命运，也决定了大宋王朝今后的发展走势。
那么，等待宋太宗和大宋王朝的又将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工作重心的转移
守内虚外
雍熙北伐惨败之后，宋太宗变得沉默了。
或许他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想超越哥哥赵匡胤，想做一个好皇帝，怎么就那么难。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无能，他也深知，想要超越哥哥赵匡胤，只能从另外一个方面着手。
这就是内政。
《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
淳化二年（991年），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这说明，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确立了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用现在的话讲，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与对辽的糟糕战绩相比，在内政方面，宋太宗确是一位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好皇帝。在他统治的二十一年间，大兴文治，促进了北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让我们来看看，他都有哪些作为吧。
大兴科举
宋太宗即位后，推行了一条“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他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让我们看看他在这方面的作为吧：
首先，扩大名额：在他在位的二十一年间，大幅度地增加了录取名额，录取了近万人为官，其中不乏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如寇准、王禹偁等。其中的寇准后来成为真宗朝的名相，因力主抗辽而彪炳千秋。
其次，严格办法。具体表现在：
其一，糊名法。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就是要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都要封住或者裁去，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这个做法和现在考试后的密封阅卷有的一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科举考试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其二，别头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始于雍熙二年（985年），这年正月省试前夕，宋太宗下诏“令考官亲戚别试”。 这一做法有效抑止了官宦子弟凭借其身份从考试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其三，锁院制。即当考官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中，以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泄露试题与举子请托现象的发生。当今高考前将命题人集中封闭管理估计就是跟锁院制学习借鉴的。这一制度始于淳化三年（992年）。史载，当年正月六日，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此举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后遂为定制”，此举的实行，保证了考官在考试和录取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使考试和录取得以公正的进行。
总之，宋太宗时期大兴科举的这些措施体现了今日之“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录取”的三公原则，在当时是科学的，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知人善任
宋太宗善于用人。他在位二十一年间所任命的几位宰相，如赵普、吕蒙正、吕端、寇准等，皆是当时的名士。赵普同志我们很熟悉了，下面来谈谈吕蒙正、吕端和寇准。
吕蒙正（944—1011），字圣功，河南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状元。太平兴国八年，任参知政事。端拱元年（988年），拜为宰相。吕蒙正为人质厚宽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不允者，必不强力推行。与开国元老赵普同在相位, 关系极为融洽。吕蒙正为官清廉，曾有人献古镜，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而却之道：“我脸不过盆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闻者叹服。有一次，吕蒙正和宋太宗谈论对外战争的问题。吕蒙正对宋太宗说：“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人不堪命。炀帝全军陷没，（唐）太宗自运土木攻城，如此卒无所济。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听后十分信服。
吕端（935-1000），字易直，北宋幽州安次(现廊坊安次区)人。出生在官宦家庭，自幼好学上进，终成大器。历仕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与吕蒙正不同，面对皇帝，他一向直言敢谏，“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就在宋太宗打算重用吕端的时候，却有人反映他“为人糊涂”。早已看准了人的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坚决在至道元年（995年）任命他为宰相，时年吕端已61岁，可谓大器晚成。当了宰相，吕端“大事不糊涂”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时值北宋与西夏交恶，北宋军队俘获了西夏首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本已决定将其问斩，吕端却坚决反对。可见宋太宗确有识人之能。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人。鉴于寇准同志对太宗、真宗两朝影响重大，我们必须多说两句。与同一时期的北宋名臣相比，寇准有这样几大特点：
其一，成名较早。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19岁的寇准赴汴梁会试就被录取，成为进士。自唐以来，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说，寇准19岁就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当然，这与出身世家的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很有关系。七岁时他随父登华山就留下了“只在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文学才华已开始展露。
年纪轻轻的寇准以他的才干，很快地得到了太宗的赏识。淳化五年（994年）被召入朝任职，任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年仅34岁。与吕端61岁才拜相相比，寇准可谓成名较早。
其二，诚实刚直。
我们先从寇准中进士说起。宋太宗选进士的特点是倾向年长的，所以当时有人就向寇准建议把年龄往上改一改，以期得中。寇准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从仕起始，就奠定了诚实的基础。
《宋史》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想一想，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竟敢在皇帝发怒离开的时候，拉着皇帝的龙袍，让他重新坐下，一直到问题解决。这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啊。就是今天在公司企业里，我们敢在老板盛怒时据理力争，直到老板让步为止吗？这还根本不牵扯到脑袋搬家的问题。所以，宋太宗深有感触地把寇准和唐太宗时著名的“诤臣”魏征相比，他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唐以后，为臣的，能被皇帝看作魏征，应该是最高的赞赏了。
其三，仕途坎坷。
正因为寇准刚直不阿，屡次惹恼宋太宗，所以屡次被贬出朝廷，宋太宗又爱惜他的才华，又屡屡招他进京，使得他在中央和地方反复奔波，仕途相当坎坷。当然，这也锻炼了寇准的行政能力。寇准对太宗朝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留待以后再说。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宋太宗还是能做到知人善任的，并且他还能在用人方面做到不拘一格，如前所述清廉的吕蒙正、直爽的吕端、刚正的寇准等。正是这些杰出的人才，为宋太宗打造了一个繁盛的“文治”局面。
澄清吏治
宋太宗励精图治，曾下手书，命使臣遍查各州，根据“公勤洁已、奉公除奸、惠民临民”的标准，考核官吏政绩，选择优秀官吏，一经选中者，每月发给奖金。淳化年间（990～994）遂州知府李虚已才德兼备，恪尽职守，曾被选中的7人中，李虚已名列第一。太宗称赞虚已“儒雅循谨”，特调为右谏议大夫。之后续任龙图阁侍制（包拯曾任过此职）、御史中丞、尚书工部侍郎等职。
在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河南内乡县衙的大堂前甬道上，矗立着一座四柱三门的石牌坊，南面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北面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16字。这就是官箴建筑“戒石铭”。 “戒石铭”就是宋太宗下令在全国府州县衙门树立的。用来警戒各地官员不要做为非作歹的贪官。前面曾经提到，宋太祖曾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愿，但不杀士大夫，不等于不杀贪官污吏。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宋太祖和宋太宗都严惩不贷。
宋太祖统治时期，就曾有员外郎李岳，太子中舍王治，将军石延祚、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等因为贪污被杀。太宗即位后，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侍御史赵承嗣等也因贪污丢了脑袋。赵光义又下诏规定只要是贪赃枉法的官员，一律严肃处理，就是逢国家大赦也不能免罪，宣布这个制度“永为定制”。可见宋初无论赵匡胤还是赵光义，在反腐败上都是认真对待的。
此外，宋太宗还以身作则，戒奢侈，尚简朴。据说在一次宴会上，枢密使王显等一大帮锦衣玉佩的高官都出席了，饮宴之中王显发现皇帝竟然穿了一条旧裤子，不自觉就多看了两眼，赵光义发现了，呵呵一笑说：“我不穿新衣服，就是体谅纺线织布的劳苦，为天下人都能俭朴起个表率。”这在封建帝王中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整理古籍
提到整理古籍，大家想到的可能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实际上，中国古代大规模地开展整理古籍的工作是从北宋开始的。
宋朝自开国到太宗赵光义年代，统一事业已接近完成，政治局面比较稳定，经济上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太宗赵光义为安定人心，点缀升平，博得崇尚文治之名，因而有官家大力修书之举。当时所编的几部大书是：以百科知识为范围的《太平御览》一千卷，以小说故事为范围的《太平广记》五百卷；以词章为范围的《文苑英华》一千卷。这三部加上他的儿子真宗赵恒时编的一部以政治历史为范围的《册府元龟》一千卷合称为“宋代四大书”。因宋代版刻已经盛行，故这四部书得以完整存在，流传至今。
《太平御览》编纂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由翰林学士李昉奉宋太宗命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门人也参与其中。全书1000卷，分55部，5363类，共4784000字。
《文苑英华》始纂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完成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由李昉、徐铉、宋白、苏易简等二十余人奉宋太宗命共同编纂。全书 1000卷，分39类。
《太平广记》始纂子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次年完成，由李响、扈蒙、李穆等奉宋太宗命编纂。全书500卷，另有目录10卷，共92大类、150余小类。
宋太宗此举，对于保护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促进北宋文化的发展有进步的意义。
加强个人修养
宋太宗不仅是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位出色的文人，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各有所长，对佛教、道教也都有一定的研究。
宋太宗精通音律。史书记载宋太宗制大曲十八首，据旧曲作新声。他会弹奏古琴，喜欢听阮，在他影响下，琴和阮成为宋朝宫廷里的主要乐器。宋太宗深知“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虽喜好音乐却不沉溺其中。
宋太宗很喜欢下围棋，棋艺水平还不错。太宗喜欢下棋，“万机”之余也精研棋势。据北宋《筵上狂诗送待棋衣袄天使》中记载： 太宗多才复多艺，万几余暇翻棋势，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第三海底取珠势， 三阵堂堂皆御制。可见宋太宗的棋艺也是非常高的，否则是创制不了这三个棋势的。
宋太宗喜爱书法。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史法书，命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于枣木板上，编成《淳化秘阁法帖》（十卷），简称《阁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著名臣至二王唐柳，共存书家103人，作品约420篇。从此，大量古人书法墨迹赖它得以保存，被后世誉为法帖之冠，其功千秋。
宋太宗赵光义非常喜欢读书，特别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告他少看这类厚书，以免过度地劳神，同时，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应注意休息。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
宋太宗是宋代几个崇佛较有名的皇帝之一。他统治北宋二十一年间，对佛教极为注意。在他相当有计划的管制与扶持之下，不但促成了东西佛教的交流，完成大批佛典的翻译，而且将北宋都城建立成新的佛教中心，助成后来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奠定北宋皇室崇佛的“祖宗之制”，于北宋士庶对佛教的信仰，北宋佛教文化的形成，颇有鼓舞开创之功。
宋太宗对道教也比较尊崇。曾创上清太平宫以尊道教。并“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馀万”，他曾两次召华山道士陈抟入宫, 并赐“希夷先生”之号，待之甚厚，陈抟建议宋太宗“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甚得太宗敬重。此外他还命令徐铉等人校正道经，对道教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

让我们给本章内容做个小结吧。
宋太宗统治时期，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国力持续发展……一系列措施为宋朝稳定度过从创业转向守成，从对外转向对内的瓶颈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可以说顺利的完成了。
望着蒸蒸日上的国势，宋太宗终于领略到了一个做“太平天子”的乐趣。
晚年的他或许会这样想：“虽然我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我也终于把天下治理得太太平平，总算超越了哥哥赵匡胤了。”
他终于寻得了心理安慰。
然而，天下真的就太平了吗？

抱歉，总想修改到最满意再发，所以慢了。

第十二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治国思想的转变
雍熙北伐后的宋太宗渐渐步入晚年。早年的宋太宗曾经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实现统一的梦想，但两次伐辽的失败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梦想。如今，“守内虚外”的国策已经定型，一个繁荣灿烂的“文治”社会也初步建立，晚年的宋太宗像所有从青年步入老年的皇帝那样，累了，倦了，想要图个清静，想要安度晚年。
此时的宋太宗在治国思想上渐渐倾向于黄老思想。黄老思想由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演变而来，黄即黄帝，老即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与儒家思想提倡的“有为”截然相反。虽然自西汉武帝以来，历代王朝基本都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但黄老思想一直有它的市场，尤其是在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如西汉初年、唐朝初年及现在的北宋初年都有很大影响。
宋太宗晚年曾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四）这表明他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其一，任用吕端为相。前面提及，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终于任命61岁的吕端为相。不过，吕端信奉黄老思想，奉行清静无为的政治策略，以清简为务，并无显著政绩。因此，曾有不少人反对宋太宗任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宋太宗认为“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固然说明宋太宗对吕端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吕端信奉的黄老思想很符合他晚年的需要。
其二，礼遇华山道士陈抟。前面也曾提及，宋太宗尊崇道教，曾两次诏道士陈抟入宫，并赐“希夷先生”之号。陈抟也向宋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颇得宋太宗赞赏。
宋太宗晚年信奉“以清静为治”，可天下就真的清静了吗？
理想与现实之间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宋太宗晚年天下并不太平，更不清静：
首先，天灾不断：据《宋史•太宗本纪》所载，雍熙至至道年间，各种水旱蝗灾不断，遍及大江南北，令宋太宗大伤脑筋。
其次，边患不止：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
端拱元年(988)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三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咀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宋太宗唯一想做的事是防守。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塘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洎，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l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束缚了军队将士的手脚。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除了辽经常南下侵扰之外，位于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也时叛时降，搞得宋太宗疲于应付，十分狼狈。
再次，民变迭起：最严重的就是在蜀地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下面我们重点说这两件事。
“西北狼”的崛起
如果说宋朝北面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是一只猛虎，时刻惦记着南下咬一口的话，那么西北部的党项人就是一只狡猾的狼，经常利用宋辽的矛盾，对宋时叛时降，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西夏。
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证实，党项人是北魏鲜卑拓跋部的后裔。唐朝末年逐渐强大起来。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采取措施削除藩镇势力，引起了党项李氏贵族的不满。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曾经帮助宋太宗平灭北汉的党项贵族、定难军节度使、知夏州李继筠病逝，矛盾终于爆发了。
李继筠死后，其弟李继捧继承了他的位置。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他主动到东京开封府朝觐，并提出献出夏、绥、银、宥、静五州，放弃世袭割据。宋太宗大喜，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有重赏，后来又让他回到夏州。
李继捧的举动让他的族弟李继迁大为光火。他与亲信出奔地斤泽(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南)，联结党项豪族，抗宋自立。后其势渐盛，不断攻掠宋边地。
李继迁做了这样几件让宋太宗大为光火又无可奈何的事：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迁派亲信张浦带着重币到辽，向辽圣宗表示愿意归附，取得了辽的支持。河西素来都为北宋重地，辽圣宗为了削弱北宋在河西的控制权，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李继迁遣使至银州，佯与宋都巡检曹光实约降，至期伏兵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诱杀曹光实等，假其旗帜，袭据银州。
雍熙三年（986年），李继迁攻占银州以后，公开向契丹辽国称臣，目地是借助辽国抗宋，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当初李继捧献出夏、绥、银、宥、静地入朝并非本意，因此宋朝让他重返夏州之后，表面上敷衍宋朝，暗地却与继迁互相勾结，并于淳化二年（991年）以夏州之地附辽，被封为西平王。李继迁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下，连续出兵占据绥、银二州。接着，又攻庆、原（今甘肃固原县）诸州。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李继捧、李继迁这哥俩还真是天才的阴谋家，他们对辽国依附，对宋朝则时战时和，时叛时降，玩尽手腕。难怪宋朝人会称西夏人为狡猾的狼。
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前面提及，宋军意外俘获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本想杀了解恨，在吕端劝说下，才善待其母，以此为诱饵，招徕李继迁。果然，淳化二年（991年），李继迁请求降附北宋，宋太宗授给他银州观察使的官职，并赐姓名为赵保吉。至道三年（997年），又被任为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银、绥、宥，静等五州。
有意思的是，当年辽圣宗让李继迁管理的是这五个州，现在宋太宗让李继迁管理的也还是这五个州，不过，这五个州既不是辽的，后来也不是宋的，而是奠定了未来西夏国的基础。
说实在的，李继迁周旋在宋辽两大强敌之间，开拓出一大块地盘，真是党项族的英雄。好比“冷战”时期的南斯拉夫，不屈从于美苏两大阵营，而是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发起不结盟运动，成为推动国际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顺便交代一下这位英雄的结局吧。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又反了，他集结重兵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次年，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继迁转而西攻回鹘和吐蕃诸部。吐蕃首领潘罗支玩李继迁最擅长的诈降计，骗李继迁阅兵，结果在李继迁阅兵时暗放冷箭，射中他的左眼。次年正月，李继迁伤重不治身亡，时年42岁。
毛泽东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李继迁用他的死证明了这个道理。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续开疆拓土，他的孙子大家比较熟悉，就是李元昊，他终于建立起“大夏”王朝，史书一般称为“西夏”。
李元昊称帝后，李继迁被追谥为太祖。
李继迁对得起这个谥号。

蜀地再生民变
正当宋太宗为西北边陲李继迁的时叛时降伤透脑筋时，四川又出事了。
自宋太祖平灭后蜀发生降军叛乱之后，川蜀大地就不太平，接二连三发生农民起义。不过这次闹大了。
这是北宋初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
说起这次起义的爆发，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北宋政府难辞其咎。
先说远因。
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再说近因。
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长期没遭战争破坏，因此，后蜀时期，国库积贮得满满的。宋太祖灭了后蜀后，纵容将士在成都烧杀抢掠，引发降军叛变，又把后蜀贮积的财富运到东京，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同时，北宋立国，“不预田制”“不抑兼并”，纵容地主的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阶级矛盾。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蜀地设立衙门，垄断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垄断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蜀地盛产茶叶，大部分农民是茶农，茶叶买卖被官府一垄断，蜀地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于是，小小的茶叶，就成为引发起义的导火线。
青城县（今四川灌县西南）有个农民叫王小波，和他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卖茶叶后，王小波断了生路，决心起义。淳化四年（993年），王小波聚集了一百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均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官府、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热烈拥护。消息一传开，各地贫民都来参加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
起义军很快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起义军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货币，建立了政权。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各州县，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四川大部分地区都为大蜀政权所控制。
对此，宋太宗非常恐慌，至道元年（995年），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
起义军因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仅派数千人攻打川北门户剑门，未能夺占要隘，却集兵分攻梓州、眉州（今三台、眉山）二城，数月未果。四月，王继恩乘虚由剑门长驱直入，连克绵、阆、巴（今绵阳、阆中、巴中）等州。东路宋军也攻入夔门。五月，宋军全力攻克成都。李顺等主要首领多被俘杀（一说李顺后转辗至广州，三十年后被俘遇害），部众3万余战死。成都失陷后，起义军将领张余收集余部万余人，转战成都南部和东川。至道二年（996年），在宋军镇压下最后失败。
此时，宋太宗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晚年的宋太宗欲“以清静为治”，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外有边患，内有民变，不仅使宋太宗大受困扰，也将长期困扰大宋王朝。
然而，困扰他的还不止这些，因为他还有一个长久的心结没有打开。

第十三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
赵普再度出山
让我们欢迎一位老朋友再次登场。
这位老朋友就是赵普同志。
端拱元年（988年），赵普被册封为太保兼侍中，第三次出任宰相。距离他上次被罢相，又是四年多的时间。
您奇怪吗？赵普怎么那么神，每次跌倒了都能爬起来？这次他又能复出，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当然是宋太宗的因素。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就有重新启用赵普的意思了。
赵普最擅长的就是捕捉机遇。当年，雍熙北伐连遭败绩，赵普看到又是表忠的好机会而提出“兵久生变”，要求班师。宋太宗为嘉奖他三进疏陈，而在次年移赵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封梁国公为许国公。此外，雍熙北伐后，国势日蹙，众多棘手的问题，宋太宗疲于应付，想到了老谋深算、擅长吏事的赵普。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继承人的棘手问题还没有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非赵普出山不可。
其次，来自于陈王元僖的支持。陈王元僖是宋太宗的次子。前面提到，赵普建议宋太宗传子不传弟，收拾了幼弟赵廷美，为陈王元僖即位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赵普赢得了元僖的美言。
就这样，赵普神奇地再度出山。第三次出任宰相，此时的赵普已67岁。四年以后，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赵普病逝。前面说过，他死后，宋太宗对他礼遇甚高，不再赘述。
北宋政坛上第一位能干又能混的名人就此离开了人世。
说他能干，是因为他能审时度势，帮助宋太祖夺取政权，统一南北，削平割据，实为能干的政治家。
说他能混，是因为他能三落三起，将他对皇帝的忠心以及见风使舵的特长完美结合在一起，宦海沉浮五十年，却始终屹立不倒，实为能混的阴谋家。
让我们看看，在赵普最后的岁月里，都帮宋太宗做了哪些事吧：
其一，整顿吏治，惩治不法官员，直至戮其身。这点很对宋太宗的胃口。
其二，对党项人采取羁縻政策。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有点今天民族区域自治的影子。
其三，确定皇位继承人的人选。
下面我们重点说第三件事。
宋太宗共生九子，其中参与过皇位继承人竞争的有长子元佐、次子元僖、三子元侃。最终即位的是第三子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这当中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
长子发疯
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965—1027年），字惟吉，初名德崇。据《宋史》记载他“少聪警，貌类太宗，帝钟爱之。”十三岁那年，随同宋太宗外出打猎，一只兔子从身旁跑过，宋太宗要元佐放箭，元佐一箭命中，当时契丹使者也在旁边，看了也非常惊叹。
我们知道，宋太宗一心想超越其兄宋太祖，建立不世武功，对这个跟自己长得很像，又从小武艺不凡的长子自然十分钟爱，那元佐好端端的怎么会发疯呢？
这还是宋太宗自己惹的祸。
前面提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宋太宗赵光义因害怕四弟秦王赵廷美继承皇位，便诬陷赵廷美与卢多逊密谋造反，将赵廷美废为庶人，押至房州囚禁。赵元佐深知四叔实乃父皇迫害，出面向父皇申辩，结果被驳回。雍熙元年（984年），赵廷美忧悸成疾，在房州囚所病逝，年仅38岁。赵廷美死讯传来，赵元佐遂得狂疾，顿时就发疯了，精神失常。
收拾赵廷美是宋太宗的既定计划，但没想到却带来自己最钟爱的儿子发疯的结果，宋太宗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
他没想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次年即雍熙二年（985年）重阳节，太宗召七个儿子会饮，唯独未召他参加，他就纵火焚宫。太宗不得不将他废为庶人，幽禁起来。
从此，元佐退出了皇位继承人的竞争，当然，他的故事还没结束。

次子暴毙
下面轮到宋太宗的次子赵元僖了。
赵元僖（966 – 992），初名赵德明，初改名赵元祐，后改名赵元僖。在元佐被废后被封为开封尹兼侍中，进封许王，加中书令。
请大家注意，这不就是当年宋太宗即位前所获得的地位吗？这说明宋太宗有意立元僖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
雍熙北伐失利，赵普建议退兵，深得宋太宗赏识，元僖也上疏阐述自己对伐辽的看法，被宋太宗采纳。于是才有了我们前面看到的元僖支持赵普第三次任相的那一幕。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赵普病逝。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似乎一切顺理成章，然而顺理成章的事却毁于一场意外。
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元僖上早朝的时候坐在大殿中，忽然觉得身体不适，于是立即回府，太宗马上前往探视，而赵元僖的病情已经突然加重，太宗呼叫他的名字，还能勉强回话，不久之后去世，死时年仅27岁。太宗悲痛哭泣，追赠太子，谥号“恭孝”，并为他写下著名的《思亡子诗》。
元僖年方27岁，身体健康，风华正茂，好端端的怎么会暴病而死呢？
宋太宗伤心之余立刻派人调查。调查的结果却让他瞠目结舌，难以接受。元僖之死竟是由于其妾张氏的争风吃醋。元僖生前宠爱张氏，而不喜欢正妻李氏。张氏想下毒害死李氏，没想到却先毒死了元僖。此外，还查到张氏恃宠而骄，经常捶打下人，以致于出了人命，她还逾越礼制安葬自己的父母。得知这些情况的宋太宗大怒，将张氏赐死。还逮捕元僖左右的亲信关进监狱，命王继恩审问，全部处以杖刑之后免职。挖掘并烧毁张氏父母的坟墓，张氏的亲属全部流放远方。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王朝下诏取消对赵元僖太子的追册仪式，只以一品官的礼仪安葬。
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实是可叹。
三子即位
长子被废，次子暴死，宋太宗倍受打击。然而，储位一日不定，天下便一日不得安宁。于是大臣冯拯等人上疏请宋太宗早立皇储。宋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一旨贬向岭南。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寇准。
至道二年（996年）八月，病重的宋太宗将寇准召回京城。太宗相信寇准的忠诚，直截了当地问：“据你看，我的几个儿子，谁可承继大统？”刚见面，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而且是当着那些对寇准没有好感的侍从宦官的面，寇准当然不想直接回答。他向太宗提出，选皇储时应避免向三种人咨询，一是女人，也就是皇帝的后妃；二是中官，也就是宦官；三是近臣，“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啊”。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只知道狭隘的小集团利益。要说寇准不愧为一代名相，不仅刚直，而且睿智。这段充满政治睿智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却含有极为深刻的道理，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
太宗低头沉思良久。然后让身边的所有的人都退下，只剩他和寇准。这次皇帝是动真格的了。
“你看襄王可以吗？”太宗问。
襄王即宋太宗的第三子，后来的宋真宗，原名赵德昌，后又改名元休、元侃。即位后改名赵恒。开宝元年（968年）十二月生于开封府第。因天资聪颖，从小受到宋太祖的喜爱，被养于宫中。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据《宋史•真宗本纪》记载“比就学受经，一览成诵。”先后受封为韩王、襄王。
寇准说，“陛下选择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知子莫如父。圣上既然认可，就应该立即作出决定。”太宗见寇准真心地支持他的选择，立即让襄王做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据说太宗晚年迷信相术，曾召一僧人入宫给子侄诸王看相。僧人看了几个子侄，只有赵恒还在睡觉，没有出来。僧人却奏告说：“我遍观诸王，命都不及寿王。”太宗说：“你还没有见过他，怎么知道他的命最好？”僧人说：“我刚才见站在寿王门前的三个仆人，他们都具有日后成为将相的器度。仆人尚且如此，他们的主人自然更高贵了。”于是，太宗就立赵恒为太子。即位前，赵恒长期担任开封府尹，任职期间“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多次受到太宗的称赞。
但皇帝就是皇帝，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别被任何人夺走，哪怕就是太子。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庙回来，人们争相观瞻，赞不绝口，“真是个少年天子”！话传到太宗那里，太宗不高兴，问寇准，“人心都归顺到太子了，把我往哪摆呢？”古往今来，为权力和威望之争，毁灭了多少本应是平和的权力交接，使民众多次陷于战乱的水火之中！太多的大臣，为了自己的私利，依附于争斗中的一派，浑水摸鱼，全不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而寇准，只用了六个字，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太宗的疑虑：“此社稷之福也。”
宋太宗不再说什么了，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还担心什么呢。

晚年的宋太宗一直为高粱河一役中所负的箭伤和立储之事困扰，生理和心理上都痛苦不堪。至道二年（996年）秋，宋太宗箭伤又复发。至道三年（997年）三月癸巳日，宋太宗伤重不治，病死于汴京万寿殿西阶，享年59岁。后葬于永熙陵（今河南省巩县西南堤东保）。
宋太宗究竟是个怎样的皇帝呢？
两个字足以概括：矛盾。
首先：成功与失败的矛盾。
宋太宗统治21年间，平灭北汉，扫除割据；完善科举、整顿吏治；重视文教，大兴文治；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使北宋度过了从创业到守成的过渡期，为北宋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史载宋太宗晚年,“国家岁入财赋，两倍于唐室。”仅凭这一点，足以证明宋太宗在内政上是成功的。
然而，宋太宗两度伐辽失败，转而制订“守内虚外”的国策，不仅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彻底破灭，而且为北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诸多隐患，可以说，宋太宗在外交上是失败的。
其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宋太宗一生难以摆脱其兄宋太祖的阴影，想要超越他建立不世武功，却被两度伐辽的无情现实击碎。晚年，他又力图“以清净求治”，却又被外有边患、内有民变的无情现实击碎。究其原因，当与他才能有限又缺乏自知之明以及急躁冒进有关。
再次：残酷与豁达的矛盾。
前面曾经提及，宋太宗逼死弟侄，以及李煜等行为，无不体现他性格中阴险残酷的一面。然而，作为一朝天子，他也有豁达的一面。《宋史》记载，有一天，宋太宗在北陪园与两个重臣一起喝酒，边喝边聊，两臣喝醉了，竟在皇帝面前相互比起功劳来，他们越比越来劲，干脆斗起嘴来，完全忘了在皇帝面前应有的君臣礼节。侍卫在旁看着实在不像话，便奏请宋太宗，要将这两人抓起来送吏部治罪。宋太宗没有同意只是草草撤了酒宴，派人分别把他俩送回了家。第二天上午他俩都从沉醉中醒来，想起昨天的事，惶恐万分，连忙进宫请罪。宋太宗看着他们战战兢兢的样子，便轻描淡写地说：“昨天我也喝醉了，记不起这件事了。”这说明他也有容人的雅量。
最后：幸运与不幸的矛盾
诚然，宋太宗能够继承帝位，能够最后完成灭亡北汉、消灭割据的大业，有赵普、吕端、寇准等名相辅佐，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他的晚年，面对着外有边患、内有民变的乱局却束手无策，亲眼看着长子发疯，次子暴毙，目睹一幕幕人伦惨剧，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无疑是不幸的。
宋太宗离开了人世，真不知道这是大宋王朝的幸，还是不幸。
宋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大宋王朝创业时期的结束。
宋真宗的即位，标志着大宋守成时期的到来。
创业难，守成更难。

第二部

革新图变

第十四章 不能大同先小康
是你的就是你的
至道三年三月，太子赵元侃即位，改名赵恒，庙号真宗。
作为宋太宗生前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宋真宗的即位应该是一帆风顺了吧。事实却并非如此。
风波却因宦官王继恩而起。
北宋一朝并无明显宦官干政的现象，但也不排除有些宦官权势较大，例如北宋初年的王继恩，以及北宋末年的童贯等。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早年，王继恩对宋太宗的顺利即位做了突出的贡献，晚年，他又领导大军平定了王小波、李顺起义，所以深得宋太宗信任。
在王继恩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足可以说明宋太宗对王继恩的信任。
王继恩到任后，不知兵事，却独断专行。先锋官马知节不肯依顺他，他便尽收其军，只给马知节三百名老弱士兵，派去守彭州。马知节多次请求调拨精兵，王继恩就是不答应。后来，农民军十万人攻城，从早晨到黄昏，马知节部下士兵多战死。马知节横槊突围而出，招来援兵，呐喊着再次攻进城，农民军才溃败。宋太宗得知后，也没有追究王继恩。农民军起义失败后，宋太宗专门设宣政使之职，授予王继恩。这是宋朝立国以来首开重用宦官的先例。王继恩身为宋太祖一朝的宦官，却在宋太宗一朝得宠，权势熏天，原因只能从当年斧声烛影的雪夜中找理由了。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二月，宋太宗弥留之际，王继恩却在策划一场阴谋，意图废黜太子赵元侃，立被废的宋太宗长子元佐。
然而，王继恩已经是两朝元老，在宋太宗一朝权势更是达到了顶峰，风头无人能及；作为一个宦官，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已经是垂暮之年的他，为什么要再一次以身犯险，置身于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的宫廷斗争中呢？
一切还是从利益出发。
王继恩深知自己的一切都是宋太宗赐予的，宋太宗一死，自己可能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他嫉妒太子英明，生怕太子继位后对他不利。
按正史记载，早在赵恒被立为太子之前，心腹潘阆就劝王继恩说：“寿王自认为他一定会被立为皇太子，假如事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寿王也不会感激我们；如果我们推荐本来不当立的皇子当上太子，新君继位后，肯定感激我们的拥戴之功，这样才对我们有利。”王继恩深以为然。尽管后来赵恒被是立为太子，王继恩也仗着宋太宗的宠信，多方构陷。而潘阆所说“本来不当立的皇子”无疑就是宋太宗的长子元佐。
为此，在宋太宗弥留之际，王继恩做了两件事：
其一，联络朝廷重臣。如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这两人可非同寻常，李昌龄身为副相，位高权重；胡旦则负有起草圣旨的权力。
其二，说服李皇后。李皇后为淄州刺史李处耘的次女，宋太宗即位后才入宫，无缘参与之前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权力争斗。李氏先是被封为贵妃，六年后立为皇后。李氏自己曾有一个儿子，但早早夭折，之后一直无子。而太宗长子元佐、三子元侃都不是她亲生，据史载她又比较偏爱长子元佐，此时容易被王继恩说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王继恩看似准备充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毁在一个“大事不糊涂”的人手里。
他就是吕端。
宋太宗病危时，吕端进宫探望病情，发现太子赵恒不在宋太宗旁边伺候，当即就起了疑心，担心宫中有变。于是，他用毛笔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渐”，意思是皇帝病危，派亲信紧急送给太子赵恒，让太子进宫侍奉宋太宗。然而，时隔不久，宋太宗就驾崩西去，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这时候，王继恩进来对吕端说：“李皇后召见宰相，请宰相速到中书，商议该由谁继位。”
吕端一下听出这话里有话，明明赵恒早已经被立为太子，太子就是皇位继承人，还要商议什么？显然，李皇后是有意废除太子。吕端大为紧张，故意对王继恩说：“先帝已经提前写好了遗诏，就藏在书阁中。还要麻烦宣政使（王继恩的官职）跟我一起去检寻出来，一看就知道由谁来继承大统。”王继恩听说宋太宗留下遗诏，立即大为紧张，便想先拿到手，如果上面写的名字不是赵元佐，还可以毁掉。
吕端和王继恩二人一同来到书阁，王继恩迫不及待地抢先进去。结果，他刚一进去，吕端就将门关上落锁。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王继恩这才醒悟过来，他竟然糊里糊涂地中了一向以“糊涂”著称的吕端的计。
然后吕端自己单独入宫，劝与王继恩勾结在一起的李皇后要深明大义，让太子赵恒即位。李皇后终为其诚所动，依旧让赵恒当了皇帝。赵恒终于有惊无险地登上了皇位。
太子真宗继位后，第一次登殿时，垂帘接见朝群臣。当吕端率众臣前来殿中晋见时，一看是这个样子，便站在殿下不拜。当时皇后问吕端因何不拜？吕端寻思了一下说：“请把帘子卷起来，让太子坐在正位上，让我们看清楚了再拜。”这时李皇后让真宗照吕端所说的卷了帘坐上了正位。吕端看清楚了皇位坐的确实是太子无误后，才率群臣跪拜，并且三呼万岁。
接着真宗对阴谋另立太子的那几个奸佞，一一做了处置；贬李昌龄为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在均州安置；一下子把这些人都从朝中除了名，贬胡旦为安远节度行军司马，后又削籍流浔州(今广西桂平) 。两年后王继恩就死在了贬所。
是你的就是你的，宋真宗终于坐稳了江山。
王继恩因政变起家，也因政变失势，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所以，投机一定要看准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对长兄元佐的处理。王继恩的阴谋事先元佐并不知情，所以宋真宗对他毫不怪罪，还念他是自己同母兄长，恢复了赵元佐被太宗剥夺的楚王的爵位。宋真宗还多次表示要去看望兄长，却都被赵元佐以病为由拒绝了。至此，元佐是真疯还是假疯，您一定看出来了吧。这位楚王元佐一直活到真宗去世，仁宗即位。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赵元佐病逝，享年62岁。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赵元佐竟能得善终，也算是奇迹了。

咸平之治
宋真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咸平。从这个年号中我们不难发现宋真宗渴望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除了继续秉承宋太宗晚年“以清净求治”的治国思想外，又对宋太宗晚年的一些失误之处又能有所调整，励精图治，使北宋经济持续发展。号称“咸平之治”，这也是史书所载北宋仅有的治世。我们来看看宋真宗都做了哪些事吧：
首先，选贤任能，虚怀纳谏。
宋真宗即位后，继续任用吕端为宰相。每次接见朝中大臣，都对吕端很恭敬，肃然拱揖，不呼其名；因为吕端长得体大肥胖，宫廷台阶稍高一点的，真宗都特别关照有人扶他上去。遇有奉召到殿中商讨军国大事时间长了议论不休的时候，吕端却能说出轻重缓急，并且条理分明，条条是道。吕端的意见每次都被真宗所采纳。咸平三年（1000年），吕端病逝，享年66岁。
吕端去世后，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又任命清廉的吕蒙正为宰相。咸平六年，（1003年）吕蒙正因病辞职，不久，宋真宗又将寇准召回京城任命为宰相。
咸平年间，担任宰相的还有李沆。与吕端、吕蒙正相比，李沆在咸平年间任相的时间最长，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一些。
李沆（947—1004），字太初，洺州肥乡（今属河北）人。曾是真宗做太子时的老师，真宗即位后立刻得到提拔重用。与吕端、吕蒙正相比，李沆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敢于对皇帝说“不”。 真宗曾问他用人之道，他回答说：“不用浮薄新近喜事之人。”一天，真宗派使者拿来手诏，让李沆进封宠妃刘氏为贵妃。李沆当着来使在烛火上烧掉了诏书，让他回奏“就说李沆以为不可”，真宗只得收回成命。石宝吉以驸马都尉求为使相，真宗征求意见。李沆却说：“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真宗再问，李沆坚持如初，真宗只得作罢。直到李沆去世，石宝吉才得偿所愿，可见李沆坚持说“不”坚持到了死。
其二，有政治远见和忧患意识。李沆任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因为西北方的战事，有时工作得废寝忘食，王旦感慨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悠闲无事、坐享太平呢？” 李沆说：“稍有一些忧虑勤苦，才能警戒人心。将来如果西方都平定了，朝廷未必便无事。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譬如人有疾病，常常发作，就知道忧虑而去诊治。我死后，你必当宰相。与敌人和亲是大势所趋，一旦疆场无事，恐怕君王会慢慢产生奢侈之心。”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又每天呈上各地水旱灾、盗贼及不孝作恶的坏事报告给真宗知道。真宗听了往往惨然变色，很不高兴。王旦认为这种琐碎的事不值得让天子烦心，而且丞相常常禀奏一些不好的消息，拂逆了皇帝的心意。 李沆说：“君主还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艰难的情况，经常怀着忧虑警惕之心。不然，血气方刚的皇帝如不沉迷歌舞、美色、珍玩，就可能搞些土木、战争、祭神之类的事。我老了，来不及看见；这是你未来的忧虑啊！”后来，真宗果然热衷于天书封禅之类的事情，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规谏却已经变成同流，想辞官又觉得皇帝如此厚遇，此时才知道李沆见识的深远。叹口气说：“李文靖（沆）真是圣人，看事情那么远！”
咸平年间的宋真宗尚能励精图治，任用贤臣，并能虚怀纳谏，他曾对宰相说：“凡政有阙失，宜相规以道，毋惜直言。”所以，真宗即位之初，虽有王钦若、丁谓等奸臣在朝，却久久不能得势。
其次，宽刑薄赋，重视生产。
宋真宗即位后，不时下诏蠲免或减轻地方赋税钱粮，将五代以来的欠税一笔勾销。咸平二年，宋真宗下诏诏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及己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咸平四年，河北遭受饥荒，下诏“蠲赋减役，发廪振之”，梓州遭遇水灾，曾“遣使振恤”。
景德初年，宋真宗曾下诏将用于牧马的闲田租给农户耕种，照常课税。河北一带遭辽军入侵后，农具损坏、耕牛奇缺，他又令人组织农具、耕牛供应农户。景德二年又令权三司使丁谓等编成《景德农田敕》五卷，指导农业生产。丁谓是北宋著名奸臣，后面还要提到他，但他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此举就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宗即位后，十分重视南方地区水利的兴修。其中最有名的是重修钱塘江堤。唐代以来，钱塘江堤曾多次修筑，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
景德元年（1004年），真宗下旨，在浮梁县昌南镇办御窑，并把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这时景德窑生产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而且已有多彩施釉和各种彩绘。当时彭器资《送许屯田诗》曾有这样的评价：“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后来，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
第三，澄清吏治，重视监察
宋真宗即位后，分天下为十五路，路成为有宋一代地方最高行政单位。令十五路转运使轮流返京述职，详尽报告在任“兴利除弊”的实绩，并授权考察地方官员实际能力，据以决定升免。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发布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其求治之心可见一斑。
宋真宗还特别重视监察工作。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第四，发展文教，大兴文治。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为贫寒子弟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应天书院为北宋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当是在仁宗朝发起“庆历新政”的一代名臣范仲淹。同样是在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宋真宗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己就是著名的诗人，为了推动全社会好学向上的风气，他还写下著名的《劝学篇》，流传至今：
富家不用买粮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
其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四句影响深远。
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宋太宗的眼光，他选择了一位合格的接班人。在宋真宗的治理下，北宋悠闲地走在封建主义的小康大道上，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
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偏偏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首倡改革第一人
这个人便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出身贫寒。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第。王禹偁只活了48岁，官最大也只当到左司谏、知制诰，无论是寿命还是地位，与同时期其他名臣相比，都没有突出的地方，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在宋初历史上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说他重要，至少有以下两方面表现：
其一，极富政治远见。端拱元年（988年），王禹偁就向宋太宗上《三谏书序》，提出杜绝浮夸空谈，讲求践行效率，抑制佛道猖行，减轻民众负担，削减冗官庸吏，整治吏治官风的改革主张。第二年，他又献了一篇《端拱箴》：“须知府库，聚在膏血”，“须知干戈，害民稼樯”，“孰为君子，先人后己，信而用之，斯为至理”。“孰为小人，害物谋身，察而斥之，斯为至仁”！ 王禹偁已经看到了宋初社会隐藏的危机，并向太宗直陈冗官现象，见识之远大，在当时无能人及。
其二，诗文革新先驱。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
王禹偁现存的词仅一首：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一阙《点绛唇》是王禹偁任长州知县时的作品。词中描绘了江南水乡的风物景色，抒发了他青年时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感慨。
对于王禹偁这样一位极富远见的青年才俊，宋太宗却始终没有重用，甚至两度将他贬官外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件：减薪事件。端拱二年（989）秋冬之际，京畿大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王禹偁上疏太宗，建议“除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从君到臣，依次减少俸禄，放账救灾，待丰年后再恢复如常。吾虽家贫俸薄，甘愿首先捐献，以济苍生”。主要意思是从君臣一律降薪，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救济灾民。官员们最看重的就是级别，以及级别带来的待遇，绞尽脑汁削减脑袋千方百计争取能再上一个级别。加薪，皆大欢喜；减薪，人人骂娘。而且，减薪是捐给那些灾民，灾民还不知道是谁捐的，钱也没了，名也没有，还真把人都当成不留姓名的大善人了？王禹偁提出此建议，是基于他幼年的贫寒经历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但却遭致群臣的极力的反对，甚至众人都把他视作异类，此建议最终也没有被太宗采纳。
第二件：徐弦事件。淳化二年（991），庐州尼姑道安诬告左散骑常侍徐铉与她的嫂子姜氏通奸。徐铉本是南唐旧臣，历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等职，他还是著名的学者，徐铉曾奉诏校订汉语最早的词典《说文解字》以及大型古籍《文苑英华》。这样一个名人，惹上这样一个官司，其引起轰动可想而知，徐铉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弹劾。王禹偁当时正在知制诰任内，兼判大理寺事，断案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做了大量调查取证，然后宣布：查无此事！断定尼姑道安完全是诬告，并且直接上奏皇帝，还给徐铉一个清白。没想到却触怒了太宗皇帝，他忘了太宗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早年他最忌恨的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对于李煜的旧臣徐弦他也怀恨已久，想收拾他又找不到借口，现在借口送上门来，却被王禹偁搅和了，太宗又岂肯善罢甘休，再加上早已恨他很得牙痒痒的那班大臣趁机谄陷诋毁，王禹偁被贬到商州任团练副使。
第三件：宋后事件。淳化四年（993）四月，王禹偁调任解州，不久召还京师，拜左正言，直史馆，后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至道元年（995），拜翰林大学士。宦海的风风雨雨并没有能侵蚀他那耿直敢言的性格，这年四月，太宗的嫂子太祖孝章皇后宋氏病逝，群臣没有遵礼成服（戴孝），这并不是群臣不懂礼仪，而是与太宗对嫂子的态度有关，前文曾经提过，因为即位的问题，太宗不喜欢这个嫂子，因此自己对大臣的失礼也就不在意。王禹偁却上书批评这些大臣无礼，这一下又惹恼了太宗皇帝，被斥为讪谤，贬谪滁州。
我们可以这样揣度宋太宗当时的想法：国事如麻，已经够让我困扰的了，你王禹偁还借宋后的事给我添堵，真是不识时务。
在任何一个时代，想要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必须摸准领导的心思，拍好领导的马屁，王禹偁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王禹偁不拍领导的马屁，却有一种自由的思想和坚贞的操守，而这恰恰是一个文人应该有的风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树立宋代文人精神标尺的第一人。
真宗即位之初，在扬州任上的王禹偁上《应诏言事疏》，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思想，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宫不滥”；四曰“沙汰僧尼”；五曰：“亲大臣，远小人”。
我们不得不佩服王禹偁的远见卓识，他预见了北宋社会隐藏的“三冗”危机。
但是，王禹偁的思想毕竟太超前了，超前到了当时沉醉于“咸平之治”中的宋真宗君臣无法认同的地步，他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
至道三年（997年），王禹偁被重新召回朝中，复知制诰，预修《太宗实录》，他直书其事，也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记录历史真相，记录真实的太宗皇帝。每个人都会有些无法公开的隐私，凭借不正当手段谋得帝位的宋太宗更有许多不能公开的秘密。王禹偁却要把这些都写下来流传后世，这样做自然不会得到真宗皇帝的喜欢。加上朝臣的排挤，咸平元年（998）除夕，王禹偁贬知黄州。本想有所作为，却无端又被放逐，自己的耿耿忠心被当成了不识时务，离京时王禹偁不禁发出了“敢向台阶请罪名”的质问。虽然大家都知道答案，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他那悲愤的质问孤独的徘徊在历史的天空，震撼着那些尚未麻木的灵魂！三年后，咸平四年（1001年），王禹偁病逝于蕲州任上，时年四十八岁。
又是三年后，景德元年（1004年）与王禹偁同样有着远见卓识的名相李沆突然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王禹偁病逝时，宋真宗没有任何反映，可能巴不得这样一个另类早点离开人世吧；李沆去世时，宋真宗却十分伤心，对着遗体痛哭，对身边的人说：“李沆身为大臣，忠良纯厚，始终如一，谁知道竟不能长寿！”
宋真宗的痛哭是有道理的，就在李沆去世的当年，一个严峻的考验就摆到了宋真宗君臣的面前。
那就是边患！

多谢鼓励。具体的写作计划和构思已经有了。我计划将两宋历史分为六部。具体如下：
北宋
第一部：开基立业。太祖、太宗朝
第二部：革新图变。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朝
第三部：盛世苍凉。哲宗、徽宗、钦宗朝
南宋
第四部：中兴之梦。高宗、孝宗朝
第五部：偏安江南。光宗、宁宗朝
第六部：风雨飘摇。理宗、度宗及末三帝
还希望大家多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第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
寇准上台
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后的十几年间，宋、辽两国边境总是打打停停，战事不断。宋真宗即位后，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1003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
景德元年（1004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北宋朝廷被一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阴云所笼罩。宰相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寇准上任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的战争。
此时的辽国在辽圣宗及其母后萧太后治理下，国势蒸蒸日上，对宋的野心也不断膨胀。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圣宗和萧太后率领20万大军向宋朝进犯。辽军攻势迅猛，很快便占领了唐州、瀛州、祁州，并直向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南）进发。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宋真宗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宋真宗率军亲征。
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加之鉴于宋太宗之前亲征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宋真宗不要动摇。宋真宗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真宗亲征，甚至还力劝真宗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堂堂中枢重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宋真宗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宋真宗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宋真宗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此是后话，以后再说。

极不情愿的亲征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萧太后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宋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宋真宗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宋真宗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宋真宗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宋真宗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宋真宗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宋真宗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宋真宗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于是寇准与高琼商议一番，一起去见宋真宗。宋真宗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宋真宗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宋真宗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宋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宋真宗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驾宋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宋真宗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宋真宗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宋真宗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寇准适时指挥宋军出击，宋军个个奋勇冲杀，一夜之间消灭了辽军数千，给辽军以沉重的打击。
宋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宋真宗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宋真宗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就在宋真宗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将张环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这个萧挞览就是在雍熙北伐陈家谷之战中擒获名将杨业之人，等于宋辽双方主力还没有交战，辽国就折损一员主将，这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这里补充交代一下，这里的床子弩可不是《水浒传》中燕青玩的弩箭。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当时，萧挞览就是被这种形似标枪的巨弩钉死在地上，可谓死状极惨。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因而不继，加上辽军大将萧挞览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太后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萧太后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太后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双赢的“澶渊之盟”
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太后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宋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宋真宗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
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宋真宗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现在我们来看看“澶渊之盟”对宋辽双方的影响吧。
以前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澶渊之盟”对于北宋是个屈辱性的和约，因为北宋必须向辽支付“岁币”，这是向异族政权示弱，是右倾投降主义。
今天，我们怎么看待“澶渊之盟”呢？我认为是双赢。
首先，对北宋而言：“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基本停止，双方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此后，宋辽双方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开展边境贸易，促进宋辽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当然，这种和平和交流是建立在每年支付“岁币”的基础上。不过，据统计，宋真宗时每年财政收入在7500万两至1亿两白银左右，而30万的岁币仅相当于每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也就是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以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为代价换取一百多年的和平，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对辽国而言：和议达成后的辽国将重点转向西域和高丽，大大拓展了版图，此外，宋辽的百年和平也给辽国向北宋学习先进的经济文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辽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辽国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普鲁士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辽国屡屡南下侵扰北宋，为的就是掠夺北宋的土地和资源，现在和约缔结，辽国的目的已通过和平的方式达到，这对于宋辽双方来说，不就是双赢吗？
所以，妥协不是软弱，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积极方法，是一种追求共赢的大智慧。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澶渊之盟”对于北宋也有深远的消极影响：使收复燕云地区的计划从此被束之高阁，宋朝实现中国大一统的事业，因这种苟且偷安的决策而告终止。同时，盟约的缔结，还为以后处理与西夏、金国、蒙古国（元）之间的关系树立了一个“纳币求存”的先例。
总之，澶渊之盟不但是宋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双方国策变化的转折点。长期消耗性、破坏性的战争终于促使双方都必须重新审视一个现实，那就是必须与对方和平相处，必须在各自的国策上求思求变，可贵的是，双方的最高统治者都顺应了潮流，克服了虚无、骄躁分子的阻挠，达成了一个真正有益于自身统治，也有利于人民的“双赢”盟约。如果说还有一丝那种所谓的“耻辱”感残留于一些“正统人士”脑中的话，那么与上述那些客观现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十六章 举国疯狂的闹剧
寇准罢相
“澶渊之盟”缔结之后，辽兵终于退去。
宋真宗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然而，他个性的软弱也因这场战争暴露无疑。而他个性的软弱也将被小人利用，给大宋王朝带来一场举国疯狂的闹剧。
这个小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王钦若。
王钦若（962—1025），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因他状貌短小，颈有疣，时人称为瘿相。前面提到，辽军南侵时，他力主迁都金陵，被寇准怒斥为该杀，后来又被调出京师出镇河北大名，从此他对寇准恨之入骨，一直想要报复。
前面提到，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
事情好与坏，但凭小人一张嘴。王钦若这张嘴就能把好事说坏，把坏事说好，偏偏宋真宗又是个耳朵根子软的主。
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准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宋真宗听信了王钦若的谗言，对寇准就冷淡起来。
寇准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祥瑞与“天书”
王钦若的一番说词，不仅赶跑了寇准，也让宋真宗为此郁郁寡欢，吃不香，睡不着，天天与自己较劲，越想越闷，总觉要再办成一件漂亮事冲淡“澶渊之盟”带来的心中阴影。
郁郁寡欢之间，宋真宗就问王钦若：“我现在该怎么办？”
王钦若堪称真宗朝的第一大忽悠，他开始施展自己的忽悠神功。
王钦若善揣人意，知道宋真宗心中厌战畏战搅成一团，便先用话来激：“陛下您如果能再亲自带兵北伐，攻取幽燕之地，肯定能洗刷澶渊之盟的城下之耻！”
宋真宗更不高兴，心想他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有这魄力，当时我就不与契丹讲和了。这些“心里话”还不好直接和臣下说，宋真宗便敷衍：“河北百姓，刚刚喘口气，我不忍心再起战事把他们陷于死地。爱卿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让我能扬威吐气的事？”
王钦若摸着自己脖子上的肉瘤，故作沉吟状，良久，他回答说：“陛下如果不用兵，就只能做出一项大功业，恃此镇服四海，夸示夷狄。”
“什么能是大功业呢？”宋真宗问。
王钦若出主意：“封禅，这就是大功业……但是，要封禅，必须得在有天降神瑞的前提下才可以施行……”
“封禅”二字已经在宋真宗心头引起极大的震动，他等着王钦若继续说下去。
王钦若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
宋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但又担心地说：“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王旦是当时的宰相，因此前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不会不同意。”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里面盛的全是美珠!皇帝为了达到封禅目的，不得不用贿赂的办法赢得宰相的同意，这真是破天荒地头一遭。从此，王旦成了封禅拉拉队的领头羊。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一场闹剧拉开了序幕。
正月初三，宋真宗在崇政殿西侧召见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和其他一些朝中大臣。宋真宗对他们说：“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将近半夜的时候，朕正准备就寝，忽然室内大放光彩，一位头戴星冠、衣着红色的神人出现在室内，他对朕说：‘你要在正殿举行黄箓道场一个月，到时，上天会把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赐降给你。’朕诚惶诚恐地起来听神人讲话，这时，神人却不见了踪影。朕赶忙用笔记下了神的吩咐。从十二月初一起，朕就开始吃素守斋，并让人在朝元殿建了九级彩坛，举行黄箓道场。今天，皇城司派人奏报，说左承天门门楼南角的鸱吻上，挂着一条黄绢，派太监前往察看回来说：‘那黄绢长约二丈，系着一个像画卷一样的东西，外面缠青绳三周，缄封的地方隐约能看见有文字。’朕仔细看起来，这一定就是那位神人所说的天降之书吧。”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王旦既吃了，又拿了，便立即率群臣称喜道贺，一齐跪拜，高呼万岁。随后，宋真宗步行到承天门，瞻仰天书，下拜致敬。命宦官周怀政、皇甫明登上门楼，恭敬地取下黄绢和天书。王旦接过，跪着呈给宋真宗，宋真宗向天书拜了二拜，才接过来，把它旋转在龙舆（类似滑杆的交通工具）上。然后，宋真宗和王旦亲自在舆前步行，引导天书到举行黄箓道场的地方。
宋真宗将天书授予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启封，只见黄绢上写道：“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然后启封宣读天书。天书共三幅，上面文字是用黄色书写的，言辞类似《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书中赞扬宋真宗能用孝道和仁政治理国家，其次又告诫真宗要清静简俭，最后讲赵宋天下国运昌盛久远延续。皇帝又跪奉天书，并用帛裹住后收藏在金匣当中。当晚，宋真宗和王旦又都到举行黄箓道场处，向上天致敬。
第二天，宋真宗在崇政殿接受百官祝贺，并赐百官宴，款待众臣。后又发布大赦令，宣布本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其中“大中”是天书里的讲法，是万事适中的意思；“祥符”是指上天降天书的意思。同时，奖励了最先发现天书的卫士，又派专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之后，还赏赐群臣，特许京城百姓大吃大喝5天。
我们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场由宋真宗导演的自上而下的造神运动。黄绢上所写的“世七百，九九定”更是无稽之谈，真宗以后，北宋仅传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世就亡于“靖康之变”，真是天大的讽刺。

封禅大典
这真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大喜之事，大臣们马上引经据典，从理论上阐述天书深远的伟大意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各种祥符纷纷上报。四月，兖州父老百姓吕良等1287人来到京城，请求皇上到泰山行封禅大礼。随后，又有了以兖州举人孔谓为首的各地考生846人，和宰相王旦等率领的包括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地方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及各地长老共24370多人到皇宫前，先后5次上书，再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皇帝顾及国家利益，惟恐国库不足，没有同意。
四月初一，皇宫内的功德阁发现了第二份天书，内容同前一份相同。宋真宗终于下诏宣布：本年十月，将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于是，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作为一个“旷世之典”，不仅要安排好严格的各项仪程，还要备齐大量祭献诸神所需要的玉牒、玉册，以及供随同皇帝出行的大批官吏所需要的钱财、粮草。宋真宗还派人将封禅之事通知辽朝，以免辽朝以为真宗要亲征而发生误会。
经一番演练后，十月初四，封禅队伍正式出发。在载着天书的华丽玉车引导下，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的宋真宗，率领着文武百官和军队，浩浩荡荡离开京城。途经澶州、濮州、郓州，17天后终于抵达泰山脚下的乾封县(今山东泰安东南)奉高宫。经过三天斋戒，宋真宗登上了泰山山顶，并同几位大臣一起，观看唐高宗和唐明皇立在这里的碑文。
十月二十四日，正式举行封禅仪式。宋真宗身着兖冕服，率先奠献。陪同的大臣宣读玉册、玉牒文字，最后用金屑、乳香和成泥，将盛玉册、玉牒的金匣玉匣封好，放入事先修造的石函中。山上山下齐呼万岁，祭天仪式完成。第二天，又在社首山举行了“禅地祗”的祭地典礼。仪式结束后，宋真宗在奉高宫接受群臣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文武百官晋升一级，并特许全国百姓喜庆3天。
《宋史》对这件事曾有如下记载：“帝（真宗）自东封还，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
“举国若狂”四字，一语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只有上层喜好某事，必定会引至群体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封禅祭天，下一步，当然就要去汾阴祀后土。群臣锦上添花，陕州官员进奏说：“黄河清”，大词人晏殊也凑热闹，献《河清颂》。“黄河清，圣人出”，中国这句古话，完全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神话。当然，人定胜天，三门峡水库确实让黄河清了一小阵儿，很快淤积成灾，黄河泛滥便从河南推移至陕西。不过，并非朝中所有大臣都阿谀取容，龙图阁侍制孙奭就上言进谏，列举汉武帝、唐玄宗“夸示后世”、“崇尚虚名”的前鉴，一针见血指出，群臣虽然“率皆称贺，退而腹非而窃笑者，比比皆是”。“帝知其忠而不能从。”传
北宋皇帝倒有一个好传统，即从不因大臣沮议而滥杀滥罚，仅仅是“不听”、“不从”而已。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011年），真宗又带大帮人到汾阴祭祀后土，耗费一百多万贯。
如果说王钦若是推动宋真宗搞“天书”、“封禅”闹剧的始作俑者，那么，丁谓就是鼓动宋真宗将这一闹剧搞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推动者。
由于真宗皇帝喜欢天书祥瑞此类事情，宋朝道教达至繁盛，各地建起道观无数。同时，为安放“天书”，宋真宗要在宫城营建玉清昭应宫，左右近臣上疏劝谏。真宗召问，丁谓回答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而且用来祈皇嗣。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从此便无人再敢劝谏。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命丁谓为修玉清昭应宫使，又加天书挟侍使、总领建造会灵观、玉皇像迎奉使、修景灵宫使、天书仪卫副使，还曾奉旨摹写天书刻玉笈。丁谓做这些事可谓是尽心尽力。玉清昭应宫计3600余楹，原估计二十五年建成。丁谓征集大批工匠，严令日夜不停，只用了七年时间便建成，深得皇帝赞赏。赐宴赋诗以宠其行。
宋真宗也不会想到，这场原本只为一洗耻辱的封禅，到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以后，国家陷入了一种近乎于疯颠的状态之中。全国各地不断有苍龙降临、奇花开放、宝鼎出土、五星同色等各种祥瑞出现。为此，朝廷不得不组织祭祀、封号、造宫、建观等一系列的供奉活动。为完成这些宗教仪式，国家每年不得不多消耗金钱70万贯。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直到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去世。那封最初曾激起全国上下火一般狂热的天书，终于作为殉葬品，和真宗的遗体一道，被送入永定陵中。这场历时十多年的闹剧才算最终收场。
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天禧元年（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他对儿子说：“我一生没有大过错，惟恨不谏皇帝纳‘天书’。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老头子数年来每逢天书“大神”把戏开演，他身居首辅，自然要领头表演，“常悒悒不乐”。为此，懊悔得不行，临死还要求以僧礼入葬。此外，王旦临终前还向宋真宗推荐寇准再次入朝拜相，宋真宗最终同意，这才有了后来寇准再次拜相以及他与丁谓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王旦一生，公忠体国，正直无私，举荐贤能，胸怀宽广，堪称一代名相。然而，他面对宋真宗的造神闹剧，不能劝谏，反而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成为他的一大污点。
第二件事：天圣七年（1029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立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刘）太后与帝（仁宗）感悟。”任由这座北宋的“标志性建筑”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