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金国使臣乌陵思谋回国，赵构诏命王伦为奉迎梓宫使随金使再次赶赴金国，申问徽宗皇帝的忌日并商讨和议细节。

王伦出发前到政事堂向赵鼎请示和谈的口径，据说内容有二十多项。
关于议和后的礼数，赵鼎说：“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礼数。”

王伦问得明确。赵鼎答得含糊，作为主持和议的宰相，站在社稷百姓的立场，他该促成这明显有利的和谈，站在专制阶层的角度，他必须维护儒教的伦理。

关于割地远近，赵鼎回答：“以黄河为界。”并特别强调是黄河的故道，而不是被杜充决口后改变的河道，这是底线，否则一切免谈。对于这一条赵鼎的态度斩钉截铁，如果因这条而谈崩，他乐见其成。


1138年7月，王伦随乌陵思谋重回金国。

完颜昌回到金朝上京，就宋金和议条款中将河南、陕西等地划归南宋的议案，提交金廷高层审议。

此时金廷之内原本“三国纷争”的局面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颜粘罕的“国相系”被彻底铲灭，三方权斗已演化成两强相争，并呈现互相渗透的状态。

在之前扑灭“国相系”以及皇位交接的过程中，“阿骨打系”做了相当的妥协。“吴乞买系”的势力迅速扩张，完颜昌已由左副元帅升任都元帅，执掌军部最高权力。完颜宗磐担任国相，位于完颜宗干之上，在朝中位高权重，亲信遍布。

《金史》记载，朝堂商议中，时任东京留守完颜宗隽代表“吴乞买系”率先发言：“我以地与（给与）宋，宋必德（感恩戴德）我。”

完颜宗宪折之日（否定道）：“我俘（俘虏）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若再归还）土地，是助仇（资助仇人）也，何德之有。勿与便（不还为好）。”

完颜勖亦以为不可。

《金史》中选择这三个人来描述这场冲突很有代表性，完颜宗隽是完颜宗望的胞弟，原本应该是铁杆的“阿骨打系”，现在却站到了“吴乞买系”的阵营。完颜宗宪是完颜粘罕的弟弟，代表了被清洗的“国相系”，此时站到了“阿骨打系”的一边。站在完颜昌对立面的完颜勖则是他的亲弟弟。

下朝后完颜昌责备完颜勖：“他人尚有从我者，汝乃异议乎（你怎么反对呢？）。”

完颜勖道：“苟利国家（只要有利国家），岂敢私邪（岂敢存有私心）。”

完颜勖是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知识分子，对于“吴乞买系”的政治意图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从完颜昌对他的埋怨看，两人关系也相当密切。但此时两人的站位截然对立，体现了金廷派系已开始分化，权斗进入短兵相接的肉搏阶段。

其实，所有讨论都是废话，各方权重的较量才是本质。朝堂之上“吴乞买系”占优，决议通过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南宋。

“阿骨打系”选择隐忍。

史籍记载，宋使王伦到达金国后，除了那条让南宋士大夫们如丧考妣的“向金称臣”外，金人对南宋所提出的各项条款基本没有异议，满足了南宋几乎所有的和谈要求。

金廷权斗的同时，南宋朝廷内反对和议的声音再次升腾。

殿中御史张戒上疏：“自古只有能守才能有和，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的先例。如果不能战，不能守，区区信誓，全无保障！”

赵构问他：“如果开战，你看我们何时能打回中原？”

张戒语塞，强辩道：“古人是居安思危，陛下您是居危思安啊。”

两人的问答中，赵构以反问的方式婉转表态，张戒避而言他，强词夺理，这在讲求君臣礼仪的年代，已属于极其放肆，可见当时反弹的气势。

时任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王庶面奏赵构，认为金人必定是用兵已久，人马疲惫，才出缓兵之计，若稍有恢复，必然再动干戈。此时满足其请求，必存后患！关键是即便金人停兵止戈，向金称臣也有损天子龙威，使黎民百姓离心离德……

9月，赵构召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入朝，就和议问题征询几位大将的意见。

岳飞表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国的国策不当，恐怕要被后人批评。”

韩世忠也请求北伐，为国效力。

站在武将的立场，两人的表态都在情理之中，如同当年的完颜粘罕，手握重兵、威震一方的大将谁愿意拱手交权？

和谈面临空前压力，赵构决定正式启用秦桧，替换士大夫领袖赵鼎。

@天缘飞飞 2017-05-24 09:02:37
儒家最大的矛盾就是家国冲突，后期越来越小气腐朽，最终形成奴才学问，所以各种奸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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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假。生命需要代谢，思想离不开碰撞，这东东豆腐般的碰不得。

拿来做宗教，可又无神论。我不是教徒，只是直觉地认为宗教需要自我约束。

据《三朝北盟会编》描述，正式上任前，秦桧与赵构有过一次交流：“和议之事，臣僚们各执己见，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心议和，请陛下英断，由我全权处置和议之事，群臣不许干预，则大事可成，否则毫无意义。”

赵构说：“可以，我全权委托你。”

秦桧说：“请陛下深思，三日后我再来请示。”

赵构同意：“然。”

三天以后，赵构态度如初。

秦桧说：“请陛下再考虑三天。”

这事来自各方巨大的压力，秦桧需要得到高度授权，但这只是第一层面意思。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向金称臣”并非赵构一人之事，这事关所有士大夫阶层。赵构称臣之后，士大夫们面对底层“中下之人”，将集体降格，这就等于损害了整个既得利益群体。

赵构再“然”，又考虑三天，他用六天的时间，郑重表明了深思熟虑后的决心。

六天后，秦桧正式操盘，提拔亲信中书舍人龙如渊为御史中丞，对异见分子大力弹劾，宋金和议如期推进。

1138年八月，金熙宗以尚书右司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签书宣徽院事萧哲为“明威将军”，由王伦陪同出使南宋，向赵构颁布诏书，并进行册封。

张通古等在入境之前，派遣了一个银牌郎君告知三点事宜：一，诏谕使进入宋境之后，前往的礼宾官员“结伴官”必须跪迎；二，州县官必须向金国“诏书”迎拜；三，到达临安府日，赵构必须拜接“诏命”。

这是打破旧“礼”的一种仪式。

赵构得知这些要求，第一时间内向朝臣表态：“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我何必爱惜自己，而不能委屈一下呢）？”（续资治通鉴）。

但这在本质上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金使前往宋境的途中，士大夫首领赵鼎请辞宰相之位，赵构没有挽留，任命他为浙东安抚大使兼知绍兴府。

赵鼎离开临安（杭州）的那天，秦桧奏请赵构允许，在码头边的津亭摆下宴席，率朝中执政大员为赵鼎饯行。

赵鼎到后略一作揖，便欲登船。

秦桧道：“得圣上旨意为相公饯行，何不稍作停留？”

赵鼎回说：“话不投机，何必多此一举？”

秦桧陪笑道：“我也是一番好意。”

赵鼎转身登船，离岸而去。

此时的秦桧已沦为儒家眼中的叛徒公敌，其间矛盾水火不容。

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使进入南宋境内，前往迎接的南宋官员朝北遥拜，叩问金主的起居。

平江知府向子諲无法忍受，选择辞官归居。这是真“儒”，但仅此而已，跟民生社稷并无一毛钱关系。

殿中侍御史张戒道：“‘江南诏谕’之说可谓轻视，不称宋国而直呼江南，那是当年 对待南唐李氏之礼。为国理应自勉，不可侥幸偷安，只怕一味屈己，偷安亦不可得。”

众臣听闻，各种情绪代入，一时间满朝义愤。

礼部侍郎许忻上疏：靖康的祸患陛下已亲眼所见，现金人逼迫陛下行使屈辱之礼，以“诏谕江南”之名义，飞书而下本朝，这说讲和的姿态吗？若我辈躬身受之，便真成金国之“臣妾”了。当下朝廷虽无法收服中原，但也足够支撑江南。在我军威初振，国势粗定之际，金人的派使前来，意在试探，其心叵测……

直学士院曾开在受命起草和议的相关文件时，发现体例与藩属相似，认为不合礼制，不肯落笔签字，并请求调离，改任它职。

秦桧开导道：“主上虚执政以待（皇上正准备提拔你）。”

曾开回道：“儒者所争义也，若为不义，高官厚禄不足为惜。敢问我方将以何种礼数对待金国？”

秦桧回答：“像高丽对待本朝一般。”

曾开道：“主上以圣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圣之所听闻，公（相国）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可（怎么可以）自卑辱至此，非开所敢闻也（曾开闻所未闻）。”随后晓以古代义理。

秦桧大怒：“侍郎知道古代的故事，我秦桧就不知道吗？”

几天后，曾开又至政事堂，再问：“计果安出（如何应对）？”

秦桧直接驳回：“圣意已定，尚何言（何必废话）！公自取大名而去（先生尽管追逐名声），如桧第欲济国事耳（秦桧只想为国效力）。”

于是，曾开与同僚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尹焞 、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实、馆职胡珵、朱松、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珪、冯时中、赵雍等联名上书反对议和。

谢谢化成大明老师天涯头条的推荐，非常给力，来了很多新朋友。谢谢夜黑了夜老师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两天有点感冒，希望没影响到质量。

欢迎各位新老朋友，谢谢顶贴。

众多反对声中，枢密院编修胡铨《戌午上高宗封事》的千言长疏最为有名。

文章以出使金国的王伦作为切入点，从王伦出生市井，推导出他的猥琐，以此判断他欲当金国“臣妾”，走刘豫老路的叵测用心。

随后点拨赵构，刘豫父子的下场就是南宋的前车之鉴。大宋臣民的衣襟将改成左衽，朝廷宰执将沦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改着胡服。并批驳了“我一屈膝，则灵柩可还，太后可复，钦宗皇帝可归，中原可得。”的言论。理由是这种好事从没发生过，此一说法必存伪诈。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坍塌，不可复振!

翻阅儒家经典，结论一般都斩钉截铁，但为了目的，事实可以被扭曲，逻辑通常是硬伤。“左衽”、“胡服”简直胡扯。

南宋原有的独立军政体系不会因为“向金称臣”瞬间灰灭，军事政治讲的是实力，有本事你也可以打到他喊你爷爷，岳珂倒是向我们意淫了这样的梦想，问题这得靠实力和事实，而不是毫无逻辑的故事。

王伦在此被当成了靶子，不妨就他的生平做个简介：

王伦（1084—1144年），字正道，大名府莘县（今山东聊城莘县）人，北宋名相王旦弟弟的玄孙，算得上世家子弟。不过，这个世家到王伦这辈家道中落（狎邪小人、市井无赖的评论，可能由此而来）。

王伦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出使金国，力促天眷和议。

和议失败后，王伦遭到金国扣押。当时出使金国而被扣押的宋臣非常之多，后大多留在金廷为官。王伦同样被许以高官招降，但均予拒绝。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金帝完颜亶派人到河间，请王伦担任河间、平、滦三路都转运使，王伦坚拒，最终被金廷处死。

因为和议，历代儒家史官一般都将王伦定性为汉奸。

此篇长疏中对于秦桧的批判主要基于王伦的汉奸行为，作为王伦的后台老板秦桧当然难辞其咎，长疏中举例的前文秦桧与曾开的冲突，进一步论证秦桧的奸臣嘴脸。

从奸臣秦桧又引申出了听命于秦桧的嫡系亲信孙近。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愿斩三人之头，街口示众。而后羁留敌使，兴师问罪，则三军之士不战而勇气倍增。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这封长疏很有画面感，从中甚至能读出士大夫们聚集一堂时义愤填膺的模样。

此疏一出，都城中群儒喧腾，朝野为之传诵，宜兴的进士吴师古刻版印刷出来，广为散播，甚至传到了金国。

收到上疏，赵构对秦桧说：“我本来就不愿当皇帝，今天被非议如此，按我的心愿，还是去侍奉老母罢了。”

秦桧听后，上疏请罪。

赵构批复：“小吏狂言诋毁大臣，是非曲直，日久自明，何罪之有？”并让秦桧拟旨：“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令除名,贬送昭州
（广西平乐县）。”

后有多位朝臣反对，迫于压力，改判胡铨贬至广州担任盐监。

此时胡铨的小妾正怀孕临产，胡铨借寓湖上的僧舍，不想立刻动身，但临安府催促得紧。

秘书省正字范如圭等人替胡铨向吏部侍郎晏敦复求援。

晏敦复立刻会见杭州知府、徽猷阁待制张澄，对他道： “胡铨批评宰相，天下共知。若在 太宗朝，开封府谪贬言事官，一定不会如此积极。”

张澄慌忙表态： “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

在当时这种背景下，朝野上下形成一股裹挟一切的力量，“政治正确”已成“上品之人”的共识，立场“不正”者，就算你不是“秦桧”，那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宁死不屈，但终究也未能逃脱被“汉奸”的王伦。

赵构对士大夫们的行为曾有评价：“这些大臣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换做当年我们被追赶到明州（宁波）的时候，我就是向金国下拜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过问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赵构的评价可谓通透。

在长疏中发表豪言，宁愿赴东海而死，不愿处小朝廷求活的胡铨，最终去了沿海的广州，也并没有真的去跳海。

附戊午上高宗封事：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关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敌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金国，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金人改虑，摔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人藩臣之位乎？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敌人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敌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顷者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日敌可讲和，近亦日可和；桧日天子当拜，近亦日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之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敌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罕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1138年12月24日，金国派来的“诏谕使” 张通古和“明威将军” 萧哲来到临安（杭州），下榻于左仆射府。

正式传召那天，礼部官员按平时接见大臣规格，设南北座位，赵构坐北朝南，让金使坐南向北。

张通古反对：“大国之卿就如同小国之君。天子将河南、陕西赐给你们，按约定宋国为金国的臣属，金使不可以朝北而向。如果贬损使者，那就不敢传诏了。”

这几乎是金国此次和议的90％以上的诉求，作为出使的外交官必须坚持。张通古说罢，愤然回身。

赵构下令：“设位东西向，金国朝东，宋国向西。”双方按平等身份入座。

至此和议进入最后程序——接受金国诏书。按照金人的要求，金宋既然是君臣关系，赵构必须跪接诏书。但此刻“朝议籍籍，军民汹汹”，这不太好办。

秦桧事先问计给事中直学士院楼炤，楼炤列举了《尚书》中商王武丁守丧三年不参政、不论政的例子。

于是，秦桧以此作为伦理依据，以赵构正为徽宗皇帝守丧，不出宫门不问国事为由，请求由他作为首相代为接诏。

金使接纳了这一说法，未做进一步的坚持。

后来，赵构赠诗楼炤，诗中有“孜孜广道诹询处，蹇蹇封章纳诲时”的句子，对他加以赞赏。

这样，秦桧代替赵构向金人行了接受诏书的跪拜礼，和议就此生效。持续了十多年的第一次宋金战争告一段落。

由于这次和议是在金国纪年的天眷元年达成的，所以被称为“天眷和议”（也称“第一次绍兴和议”）。

从天眷和议的内容看，南宋明显获得实利，但遭到儒家史学界的猛烈抨击，本质的原因是“礼”教体系遭受挑战，摆到桌面的理由是民族尊严的丧失。

平心而论，一个自信的人是不容易被贬低的。以现实的经验看，强者宽容自嘲，弱者敏感易怒。宜受伤害的民族情感，往往体现了一种内在的虚弱。

以国家的例子看，德国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德国总理屈膝下跪，为二战中给犹太民族造成的伤害而忏悔，也没造成“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坍塌，不可复振”的结果，反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德国成了欧盟的领袖。

这在受儒教影响深远的东亚文化圈，却是一种巨大障碍。其实跪于不跪只是形式，关键看心里装什么，只要不装逼就不会遭雷劈。

天眷和议若能顺利履行，对饱受战争蹂躏，挣扎在生死线的百姓而言，无疑是一次解脱。不用妻离子散，可以安居乐业，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沉重的税负得以缓解，大片的领土回归，北方民众实现重回故里的梦想……

至于名义上的君王是黑龙江人，还是逃亡浙江的河南人，这对原本就挣扎于底层的最大多数的百姓而言，能有多大区别？

站在南宋政权外交立场上看，在获得了大片土地后，从此真的有了实力，到时再坐北朝南，口诛笔伐，或让金称臣纳贡，谁又能拦得住你？

当然，士大夫们并非只为自己考虑，“三纲五常”的崩塌，对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确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所谓“国势坍塌”是指对内统治的合法性将遭到削弱，如果站在民生的立场上心怀慈悲，对百姓好点，这种伤害就可以化解。

国为民而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儒家文化挂在嘴上并时刻标榜而无比正确的理念，难不成装X才是儒文的精髓？

至于民族主义者，以气节为重，“中下之人”视同草芥。各自表述吧。

天眷和议给南宋政权带来实质上的利好，但很可惜最终并未成真。导致和议破裂的根本原因是，金廷内部的权斗再次升级，宋金和议的关键人物完颜昌出现纰漏而功亏一篑，“吴乞买系”遭遇毁灭性打击。

《金史》对“叛国集团”做了明确定性：完颜宗磐朝中跋扈，完颜宗隽担任丞相，完颜昌手握重兵，“谋反有状”。

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内部权斗可想而知的翻江倒海，“阿骨打系”不光拥有强大的军事背景，关键是占据了金廷法统的最高地位，双方较力，完颜昌的军事部署遭到挫败后，“吴乞买系”功亏一篑。

1139年7月，完颜宗磐、完颜宗隽以谋逆罪处死，派系势力遭到清洗。

完颜昌“有大功，因释不问”，发配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这很像放线钓鱼，一网打尽的策略。很快完颜昌被举报与身处燕京的完颜宗磐的弟弟，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的另一个儿子完颜鹘懒沟通密切，并联络旧部密谋造反。

1139年8月，完颜兀术带兵抓捕了孤身逃亡南宋途中的完颜昌，在押至祁州（河北安国）时，与燕京逃往祁州的完颜鹘懒一并处死。

完颜昌的族人、亲信遭到大规模清洗，只有他的弟弟完颜勖毫发未损，一直活到1157年。有记载称完颜勖因平定完颜宗磐而受到了金熙宗完颜亶的嘉奖，史料上中的具体细节语焉不详，但其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

清理了“吴乞买系”后，“阿骨打系”终于独揽金廷朝政。接下来首要之任务便是推翻天眷和议。金廷扣留了南宋的和议使臣王伦，并更改和议中的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条款，让和议副使蓝公佐带回南宋。

新增的条件有：南宋用金正朔（使用金的年号），接受金人册封，南宋成为金国的一个“省份”，遣返投附南宋的北人，每年缴纳岁币3000两黄金。

任何一条赵构都没法接受。事实上，金人也没准备他接受，而只有一个目的——撕毁和议，另起炉灶。

1140年5月，金熙宗完颜亶命令此时的金军最高军事长官完颜兀术整合军队，兴兵河南、陕西，并发布征讨诏令：

完颜昌等擅权割让土地，并暗中屯军，心怀奸谋，其意联络宋国，消除夹攻之患，而图谋叛逆。

朕本着止戈为武的理念，尽力克制，不愿违背先约。故王伦前来交接后，便命蓝公佐督促执行，只要岁贡、誓表、册封方面不违背我方的意愿，便仍然加以册封。

今对方来函，居然随意否决，更有索取之意。河南中原之地，乃天授金国，若违背天意，纵容敌寇而滋生隐患，必将荼毒百姓不得安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征讨诏令的第一段毫不隐晦地点明了完颜昌另立中央的意图，并彻底打翻批倒。

于此同时，赵构也颁布了抗敌诏书：

不久前，金人同意归还河南等地、先帝灵柩以及母兄。念及为人子弟当以孝悌为先，为民之父母当有拯救苦难之心，所以不惜委曲求全，派遣使节而奉表称臣，礼意备厚。

虽尚未完全收复故国疆土，已应允每年奉银五十万两，但所派使者或被拘留或被拒绝，都忍耻不问，继续再派。

不料金人设下诡计，一边和谈一边兴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扰。朕深感伤痛无以为怀，期望各路大帅，各竭尽忠力，共图大计，不辜负朝廷的信任。

因金人毁盟，报到宫中行在，故而降此诏书。（《汇编要录》）

双方的两份诏书，一份强势耍赖，颠倒是非；一份被动应对，据实申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的军力对比。


发布诏书的同时，赵构承诺有擒杀完颜兀术者，现任节度使授予枢密使职位，未授节度使的授予节度使，赐银绢5万两匹，田1000顷，豪宅一所。

1140年春夏之际，金军由完颜兀术统帅，分四路攻入河南、陕西等地。第二次宋金战争爆发。

这是双飞一场真刀真枪的实力考较。

此时河南、陕西各地的官吏大多沿用金、齐的旧吏，原本都是相熟之人，金军到时纷纷开城出迎。

完颜兀术以孔彦舟为先锋，亲率一路大军，自黎阳（河南浚县）直奔东京（开封），东京留守孟庚率官员开城恭迎。

葛王完颜褎（即完颜雍，后来的金世宗）前往南京（河南商丘）。完颜褎在天眷和议前是那里的行政长官，颇得民心，大军行进中以发布承诺不杀不掠，南京留守路允迪设宴相迎，军乐声中迎入城内。

刘豫旧部李成攻打西京（洛阳），西京留守李利弃城而逃。

右监军完颜撒离喝由西路进兵，主攻陕西，先后攻取同洲（大荔）、永州军（西安）等地。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金军重新控制河南、陕西之地，并挥师南下，进逼淮河流域。

此时，南宋新近委任的东京副留守刘琦，率原“八字军”两万人马及家眷一万七千人、殿司卒三千人共计四万人正行进在赴任的路上，尚未得知金国背盟的消息。

刘琦军4月从临安（杭州）出发，渡长江，过淮河，至涡口，而后舍船陆行，趋行三百里，抵达途中的顺昌城（今安徽阜阳），这时得到前方警报，金军主力正大举逼近。

撤退还是防守，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如果撤退，船只远远不够，大队人马行动迟缓，难免招致金军的骑兵追击。若选择坚守，顺昌城小墙矮，对方十万大军，己方能战者仅二万人马，很可能全军覆没。

顺昌知府陈规给刘琦带来了一些信心：城中尚有存粮数万斛，而五、六月间，正是青黄不接之际，金军的后勤补给必然困难，利速战而难以持久围城。

刘琦深思后，力排众议，决定拼死一战。

在向朝廷通报敌情，请求增援的同时，刘琦命人凿沉所有船只，自断退路“示无去意”，并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安置在一座寺庙内，四周堆满干柴，下令：“如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

主将胸怀誓死之心，部下无不红眼拼命，站前气氛一片悲壮，“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同仇敌忾之心沸腾。

刘锜亲自上城督励将士，利用伪齐军遗留的“痴车”，埋轮辕于城上，撤门板尽竖于“痴车”前，以加固脆弱的城防。

坚壁之后，刘锜不忘清野，将城外数千家居民撤入城中，一把大火把所有民宅烧成白地。

宋军利用短短五六天的时间，赶在金军到来之前，终于完成了顺昌城的防御工事。

这时，一路顺风顺水的金兵游骑先锋已兵至顺昌，涉颖河而至城下。

刘锜早有预案，设伏而攻其不备，生擒千户阿黑等二人，并夜袭驻扎在距顺昌三十里以外白沙涡的金军韩常主力。“（刘）锜夜遣千余人击之，连战，杀虏颇众。”首战告捷。

不久，金国汇聚主力进逼城下。

刘锜命人大开四门，引金兵向前。金人不敢冒进，先以弓箭扫射。宋军前期修造的“痴车”防御体系，此时发挥了作用，金人的箭雨如虹，却收效全无。

城头上，宋军也备足了弓箭，并辅以大力神臂弓，待对方攻势稍减，便居高临下地还以颜色。

金军举盾牌遮挡，但在劲弓强弩、密如雨点的飞矢中，搞笑一般。两三轮箭雨后，金军阵型溃乱。宋军趁势出击。“（金军）溺河死者不可胜记，破其铁骑数千。”

金军后退至距顺昌城二十里以外的李村。刘琦命猛将阎充挑选五百壮士，再次夜袭金营。

刘琦所率的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常年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八字军”，这是一支在最恶劣严酷的环境中滚爬了多年的血性战队，能生存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从中选出的五百敢死队，那是精锐中的精锐，一个个都是矫捷如狼的老游击队员。

当夜，正值雷雨天气，五百敢死队口含竹哨，趁黑摸入金营，待雷电闪亮时便跃起杀人，见辫子则削其脑袋，雷电停止便隐伏不动，彼此以尖利的哨声联络，如影如鬼。

金军大骇，不辨敌我而自相残杀，一时间积尸盈野。

天亮之后，只见己方尸首，不见宋军人影，金军将士肝胆皆惧，后撤数十里，退守老婆湾。

数日后的凌晨，加急战报传至东京（开封），完颜兀气得从床上跳起，大喊：“拿我靴子来！”

手下惊乱。

完颜兀术蹬靴上马，率部强行军1200里，不到七天便赶到顺昌。

南宋朝廷，在接到敌情通报和刘琦求援的十多天内，赵构给岳飞至少下达了六道御札，要求岳飞派军增援刘锜。

从御札中可看出顺昌局势的危急和赵构的焦虑，比如六月六日御札：
刘锜在顺昌府捍御金贼，虽屡杀获，其贼势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 六月六日巳时。

六月十二日御札：
“累降诏旨，令发精锐人马应援刘锜。今顺昌与贼相对日久，虽屡杀获，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发军马，或更益其数，星夜前去，协助刘锜，不可少缓，有失机会。卿体朕此意，仍具起发到彼月日奏来。”

岳飞回奏赵构，已于6月11日经遣发张宪、姚政军马至顺昌救援。

据岳珂描述，张宪率领了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走了十二天，于六月二十三日才到蔡州，鄂州到蔡州600余里，平均下来每天50里。张宪到蔡州时，顺昌之战已结束多时。

将双方表现同时罗列，以岳飞与完颜兀术的行军速度两相比较，数据显示了巨大的差异。岳飞部若非主观上有所消极，则军事素养与完颜兀术统领的金军相差几个档次。

6月8日，完颜兀术来到顺昌城下，指责诸将用兵不力，诸将申辩：
“南朝用兵，今非昔比，元帅到城下自然可见。”

此时，刘锜主动派人送来战书，史料记载，完颜兀术难掩心中的鄙视：“刘锜何敢与我战？顺昌破城，我用靴尖便可将它踢倒。”

刘锜的信使送上刘琦的战书，传达刘琦口讯：“太尉（刘琦）愿献浮桥五座，请将军过河而战。”

完颜兀术被气得笑起来。

第二天金军兵至城下，刘琦果然架好了浮桥，从容以待，大战之前的颖昌城前洋溢着一片安详的氛围。

时值六月上旬，天气炎热，金军连日奔跑已达极限，又加之青黄不接，粮草供应匮乏，兵马又饥又渴。

史书记载，刘锜事先派人配好了味道芳香的中草药，撒在河边的青草地里。

在一派休闲的气氛中，金军战马包餐了一顿口感独特的怪味青草，又畅饮了清凉可口的颖河之水，吃饱喝足，大军顺浮桥渡河列阵。

完颜兀术以不变应万变，摆出铁浮图配合拐子马的碾压阵势。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全身重甲包裹，只留眼睛和马腿，堪称冷兵器时代的坦克。

据说战马之间以铁链相连，加强冲击力，这一说法始于岳珂的《 鄂王行实编年 》，
但后经多方证实，这不太可能，属于想当然的杜撰。

弓马娴熟的清代乾隆皇帝，在组织文人以他的名义编纂 《 御批通鉴辑览 》 时，曾写下一段御批：“北人使马，唯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况兀术战阵娴熟， …… 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这或许是）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所以胡乱编造而已）。”

“拐子马”则属于一种轻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以骑射为主，可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 用以包抄突击，弥补“铁浮图”机动性不足的弱点。

大兵压境，威名远播的“铁浮图”、“拐子马”在前城后河的狭窄地带，堆挤得密密麻麻。

完颜兀术黑马白袍，率三千亲兵督战，十万金军围住小小的顺昌城密不透风，层叠闪亮的铁甲极具视觉冲击力。

此时，傲然屹立的顺昌城，有如风暴前夕茫茫大海中的一页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