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局势转危为安，国焘收起了原先宽容态度，重新祭起肃反杀器，对小河口会议上反对他的干部秋后算账了。还是在反三路围攻关键期的3、4两月，他就捕杀了余笃三等一批鄂豫皖老骨干。到了6月间，他又以“通敌”罪名，将徐帅前任旷继勋秘密处死。尽管在6月底木门会议上，为安抚人心，国焘同意会议作出的停止军内“肃反”决定。但到了8月1日，他又以“右派首领”等罪名将他的前任曾中生逮捕。至此，小河口会议上反对派，除了陈昌浩之妻张琴秋（沈泽民前妻）以外，非杀即捕，一网打尽。而也想来分一杯权力之羹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带领一批地下党员浩浩荡荡进入苏区没多久，就被国焘识破用心，予以迎头痛击。世文本人被监禁，手下知识分子干部大部被杀。
在靠整肃恢复了因丢失鄂豫皖而下降的威望同时，国焘决定利用刘湘与刘文辉自6月间开始混战而无暇他顾机会，进一步扩大苏区。从8月中旬到10月底，四方面军先后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仪南战役针对的敌人仍是田颂尧，从8月12日开始，红军在半个月中，共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解放了老总故乡仪陇县，并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诸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及陕南宁羌县一部。因为新解放地区有大片井盐产区，这次战役保证了苏区军民食盐供应，使敌军经济封锁基本失去效力。营渠战役对象是杨森的20军。从9月22日起，红军用了十余日时间，毙敌千余、俘敌两千，缴枪三千五百余支，解放了营山、渠县大部及蓬安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区。
宣达战役打击对象就是老军阀刘存厚的23军，该敌总兵力仅十五个团，不到两万人，且战斗力低下。从10月16日开始，四方面军在活动于当地的川东游击军配合下，只用了11天时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了刘的全部地盘宣汉、达县、万源三县。共毙敌千余、俘敌三千，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子弹五百余万发、电台两部、银元百余万、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以及其兵工、被服、造币三厂全套设备。刘存厚这个老斯津津乐道的民国以来不倒翁军阀，在失去地盘、余部被刘湘收编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解放前夕，他靠着军校老同学阎锡山资助，从乡间逃往了台湾。
经过三次进攻战役，川陕苏区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有五百余万，已经赶上了全盛时期的中央苏区。但兴盛也会引发敌人恐惧，更会遭致敌人围攻。9月间，刘湘最终战胜刘文辉（文辉失败后去西康，做成了私放中央红军过大渡河这件“大事”），成为四川名义上统治者后，立刻于10月4日在成都，正式接受老蒋早在7月7日就授予他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组织对四方面军围攻。仗着自身雄厚兵力，以及老蒋赞助的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支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刘湘于10月6日出台了一个六路围攻计划。具体内容是，以邓锡侯28军为第一路，田颂尧29军为第二路，李家钰新编第6师和罗泽洲23师为第三路，杨森20军为第四路，嫡系21军为第五路，刘存厚23军为第六路，总计一百一十余团、约二十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展开半月形围攻。
然而，刘湘还没来得及调兵遣将，红军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宣汉战役，打残了第六路刘存厚。面对红军攻势，刘湘只能先以嫡系21军于11月初，对追击刘存厚的红军展开反突击，并以付出五千伤亡的代价，阻止了红军扩大战果。此后，田颂尧、杨森两路于11月16日，邓锡侯和李、罗两路于12月中旬，陆续加入到进犯苏区行列里。四方面军遂面临入川以后最严峻的考验。
当时的川陕苏区已有很大战略回旋余地，反六路围攻最有效战法，应该就是主席常用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但实事求是的说，经过鄂豫皖最后阶段数次集中兵力歼敌尝试的失败，徐帅对这种打法完全没有信心。而且，集中兵力歼敌一路，需要事先有群众基础良好的地方隐蔽主力。这在中央和鄂豫皖那种原生性苏区不成问题，但对于由红军打出来的新苏区，就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样权衡下来，国焘、徐帅决定依然沿用在反三路围攻中行之有效的“收紧阵地、积极防御”战法。
于是，从11月16日到1934年1月中旬两个月里，红军先后放弃了宣汉、达县、仪陇等县城，换取了歼敌一万余人战果。这以后，红军在东线继续后撤，终于利用刘湘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心理麻痹、回家过春节机会，于2月10日到14日，组织了马鞍山反击战，歼刘湘嫡系一个多旅，并导致王被撤职。此战过后，前线暂时沉寂，直到3月4日和12日，西、东两线敌军才开始了所谓第二期作战。到3月27日，红军在歼敌近六千人后，又退出了巴中、万源两个县城。4月3日，敌军又发动所谓第三期总攻，到4月23日，又从红军手里夺到南江城，但至此已付出了三万五千人以上伤亡代价。之后近两个月时间，敌军因伤亡和内部矛盾暂停了进攻，红军于5月上旬收复万源县城。
为缓和内部矛盾，刘湘于5月15日在成都召集各路敌酋开会，公开担保战胜红军后其余各路敌军“安全”，并拿出三百万元军饷和三百万发子弹接济各军。为加强进攻火力，他还在梁山修建飞机场，作为老蒋调来的几十架飞机的作战基地。笃信迷信的他还请出私人算命先生刘从云，出任前方军委会委员长，具体行使统一指挥权力。
从6月中旬开始，刘“神汉”指挥敌军发起所谓第四期总攻。他把进攻重点放在万源，集中了五十多个团，在老蒋飞机轰炸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攻。此时，红军也已退至根据地后部，到了退无可退地步。于是，双方在万源，从7月16日至27日，血战十余日。红军连续打退敌军三次猛攻，共歼敌七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8月6月，刘湘采取重赏严罚手段，命令敌军发动第四次猛攻。结果两天时间里，敌人损兵四千，遗尸千具，依然无法攻破红军在万源的阵地。
这时，徐帅终于把握到了反攻良机。8月10日晚19时，红军对刘湘嫡系据守的青龙观阵地实施突击，得手后主力从该突破口不断进击。到16日，敌第五路防线全面崩溃，人枪损失已有一万四五千，红军如果能够向东迂回，可将第五路军大部歼灭。但关键时刻，作为军事外行的国焘，不适当地干预了徐帅的指挥，要求红军向西打击范绍增（即著名的傻儿司令）师。徐帅处事原则向来是，只要部队不面临危险，便以对上级服从为天职，当时就无条件服从了命令。然而，“傻儿师”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傻儿”其实又貌傻心灵，红军刚向西移，“傻儿师”就马上在五昼夜内逃窜四百里，逃脱了兜击。等红军再重新向东兜击，刘湘嫡系也逃光了，当然失地好歹是收复了。国焘事后也觉惭愧，遂在回忆录里诡称，是山洪暴发阻延了红军追击，才让刘湘嫡系逃走。

接下来，红军全力对付西线敌军。8月28日，红30军及红4、9军主力，对敌第三、四路结合部——得胜山附近冷水垭实施夜袭，一举突破防线。在敌军撤到下一道防线后，红军继续夜袭，又突破了右垭口。敌军至此陷入崩溃，到9月11日，红30军收复巴县。这时，国焘又决定以干代学，指示红30军向长池方向迂回。但徐帅一看就知道是外行所为，因为迂回太浅，遂决定亲自带队实施大纵深迂回。他们直扑第一、二路的后方黄木垭，在此将从前线撤下了的田颂尧部两个旅一个团包围并全歼，共计歼敌一万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门。与此同时，红31军两个师对敌第一路发起反攻，也收复了全部失地。
到8月22日，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辉煌胜利。主要战绩为：收复全部失地，并扩大了部分新区；共毙伤敌军六万余人，俘虏两万余人，缴获各种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还击落敌机一架。
但仗虽然打胜了，川陕苏区也元气大伤，用国焘回忆录里的话来说，是只已挤掉汁的柠檬。“柠檬”被挤干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国焘制定的过度征发政策所致，但通过对川陕、中央两大苏区人口、经济实力、扩红数量对比，发现川陕征发并未过度。也有人说是国焘推行经济极左政策所致，但从他在鄂豫皖抓粮食生产，到来川陕想放弃苏维埃的一贯表现来看，纯属无稽之谈。笔者倒是认为，真正原因在于四方面军的收紧阵地战法，它导致反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而不能像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那样速战速决。这就使得大部分苏区长期遭敌人蹂躏，当地脆弱的纯农业经济因错过农时而濒临崩溃。由此看来，四方面军除了对坚固设防的敌人城市有些办法之外，防守战所采取的阵地战法，远远落后于一方面军的运动战法。
故仗虽胜了，但国焘心里并不踏实。尤其是当10月下旬，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消息传来之后，他立刻明白，不久的将来，老蒋嫡系势必向川陕苏区发动规模更大的进攻。到那时，红军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必须尽早寻找出路。国焘当时是把个人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1月初召开的毛浴镇会议和11月中旬召开的清江渡会议上，与徐帅、昌浩等多次商讨发展方向。商讨下来觉得，川敌武器弹药都大多是当地制造，质量很差。跟他们继续打下去，即使每次都有大缴获，红军战斗力也将越来越差，不如回过头打蒋系军或陕军，可以缴获到质量好的枪弹。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遭遇重挫后，国焘下令四方面军总部侦察电台，用大多数时间破译围攻中央红军敌军的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做成扼要通报，经他本人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此后作战决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18日，老蒋为了在消灭了中央红军以后，会同四川军阀对四方面军进行“川陕会剿”，派胡宗南第1师从川军手里接防广元、昭化地区。红军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遂于1月22日以四个师兵力，对驻防广昭的胡部丁德隆旅五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发动进攻。两天之内，红军就消灭敌军三个营，迫使一个团逃回碧口，缴枪六百余支，但从25日开始的攻城战却不顺利。这时，胡宗南表现令人费解，他不仅不派兵增援，而且还将驻阳平关的一个团调回碧口，坐视红军围攻。宗南意图当然可以理解为借坚城消耗红军，但也有送礼嫌疑。不过，红军几经攻击确实啃不动守敌，遂借接中央来电准备渡嘉陵江为由，于30日撤围，这样，宗南送礼嫌疑自然消除，但此公在日后二十五年里，长期与中共军队打交道过程中，此等嫌疑层出不穷，内在原因究竟如何？请大家一路看下去。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于1月22日来电，要求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此后行动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接电后，国焘组织高层于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总的来说，国焘并不是封建军阀，在他没有能力改组和影响中央情况下，还是肯服从中央命令的。当然，放弃川陕苏区向西发展，本身也符合他心意。因为通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分析，他觉得老蒋势力已是蒸蒸日上，群雄无法与之争锋，即使红军也不例外。既然惹不起，那就得躲，四方面军向西往青藏少数民族地区移动，就是有效躲避。但大家也许会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老蒋扫灭国内群雄，自然要向祖国边陲进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到那时能跑到哪里去？这又要从国际形势说起。知识分子出身的国焘不是草包，通过对国际形势分析，他断定鬼子必然全面侵华，届时老蒋将不是对手。那样的话，红军就可咸鱼翻身，从中渔利了。
正当四方面军准备从川陕苏区整体搬迁时，红25军奉总理派出的特使程子华之命，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对中央红军作战略策应，已于1935年初在鄂豫陕草创苏区。国焘风闻老部下到了附近，就寻思着去接应一把，然后一同西行。出于这个目的，加上反正要一走了之、不如索性搞点优质武器心态作怪，国焘不顾早已和陕军孙蔚如部达成互不侵犯默契，于2月3日发动陕南战役。之后十余日内，红军先后占领宁羌、沔县和阳平关，前锋直指南郑城郊，俘敌四千余人，缴长短枪五千余支、轻重机枪七十余挺，但并未打听到红25军行踪。这时，孙蔚如又派武志平前来责问，国焘既然未能接到红25军，便让人对武志平（身为地下党员的他，本想就此参加红军，但被深知肃反厉害的红军接待人员婉拒，只能继续做地下工作。经历风雨之后，以九十高龄于1991年辞世）讲了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后，于2月中旬退了兵，然后就准备一走了之。这一走，当然给日后主席和总理做杨虎城工作，带来了额外麻烦。

乘红军主力出陕南之机，各路川敌又蠢蠢欲动。在东线，刘湘21军于2月3日占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在西线，罗泽州部于2月5日占仪陇，田颂尧部于2月21日占苍溪。四方面军既已决定西进，便不再向东回顾，专于3月初打击西线之敌，为西渡嘉陵江扫清障碍。战至3月11日，红军全部收复西线失地，又歼灭田、罗两敌约四个团，俘获三千余敌，缴获五千多支枪。当天，国焘复中央8日电，表达了西渡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的决心。28日，红军正式发动西渡战役。到4月3日，敌人沿江防线被完全摧毁，红军控制了从广元到南部越四百里的西岸地区。江防敌军田、邓两部纷纷溃逃，而田颂尧这次终于被老蒋罢官，四方面军来时打的是他，走时还被打得丢了官，真是倒霉倒到了家。但此人之后命运还算好，1949年冬，他退掉了顾祝同送来的四张飞台机票，随刘文辉等在彭县起义。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授予他闲职（其实就是送工资待遇给他），历次政治运动也未受冲击，至1975年以87岁高龄寿终。
按下田颂尧不表，再表红军渡江后，又继续对邓锡侯部进行打击。4月10日，红9军包围邓部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威胁邓部老巢及成都。因为是攻其必救，邓被迫亲率十个团兵力，在飞机掩护下来解江油之围，结果于14日在塔子山被红军击溃，其中四个团被歼。红军乘胜西向，4月21日占领北川县城（是当时的县城治城，而不是五一二地震中被掩埋的县城曲山）。至此，在歼敌十二多个团、约万人以后，红军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八座县城。随即，四方面军八万官兵，及川陕苏区地方武装、机关、学校、医院、工厂人员约两万人，一并西渡嘉陵江集体撤离。留在当地的，仅刘子才（鄂豫皖干部）、赵明恩率领的三百余人。他们一直坚持到1940年1月，中央虽多次派人想把他们接往延安，但因种种原因未果，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四方面军继续西进的唯一通道是北川河谷，邓锡侯在察觉红军意图后，派出三个旅去那里布防，尤其加强了河谷中段土门要隘的防守。汶川地震期间的深度报道，已经让全国人民对这一地带交通之困难，有了极其深刻的感性认识，这里已无必要再加描述。为了打通道路，徐帅进行了土门战役规划。具体要点为：先向河谷南面攻击，造成攻打成都态势，以调动敌军，然后突破土门西进。战役于4月底打响，经过一系列对敌调动与缠斗，红军于5月14日攻占土门。之后，在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下，以红33军为主的阻击部队在土门，掩护部队和机关源源不断通过此地西进，直到7月14日才最终撤离。
从土门战役四方面军不计伤亡浴血奋战来看，国焘接应中央红军意愿是真诚的。当然，这种真诚是有限的。在越过土门到达茂县（也是汶川地震灾区）后，国焘于5月18日，也就是中央红军穿越彝区前夕，宣布成立西北特委。又于30日，也就是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次日，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他这样做，固然是离开川陕苏区以后必要的党政措施，也是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的正确方略，更是对已经不适合革命形势发展的苏维埃运动的扬弃，但却表现出他已不再愿意无条件服从中央领导的政治野心（也可以说成雄心）。一、四方面军尚未会师，国焘还不知道对方实力，就已经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处理问题，一旦洞悉一方面军的虚弱，觊觎“神器”也在情理之中。
5月下旬，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红9军军长何畏，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6月8日，红9军攻占懋功，歼邓部近千人，随即又占领要地达维。6月12日下午，红25师74团一部，在夹金山下达维乡木城沟沟口地带，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红4团会师。至此，笔者完成了对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两年半战斗历程的回顾，下面就到了第二十六章《毛张斗法》时间。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对四方面军作战风格和徐帅指挥才能评点一下。四方面军长处是打硬仗能力强，善于应用围点打援；短处是不会隐蔽主力位置，不会打伏击战。造成四方面军这种风格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鄂豫皖民风剽悍，天然喜欢与敌人硬碰硬对着干。其二则是受成军时的主官徐帅个人特点影响。徐帅做事中规中矩，业务强政治差。中规中矩决定了他最多只能活用从黄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军事知识，不可能自创或认可前人没有用过的“土办法”；而打伏击战有赖于人民群众高度配合，属于政治与军事合作的结晶，也是政治水平差的徐帅所不能难以采纳的。四方面军这种作战风格，决定了它在遇到弱敌时，能酣畅淋漓取胜。但遇到强敌，要么像在鄂豫皖那样很快失败，要么像川陕那样惨胜之后，耗尽根据地潜力，被迫撤离。西路军覆没的远因也潜伏于此。当然，到了国共战略决战之时，这种剽悍作战风格却能促成胜利的到来。
因为徐帅主要军事业绩是在四方面军时代建立，所以，他的指挥才能也跟四方面军作战风格紧密相连。平心而论，即使西路军没有覆灭，以徐帅的才能在抗日战争也难有用武之地。因为面对兵力和战斗力都极强的鬼子，八路军只能打游击战和伏击战，而这却是徐帅的弱项。因此，抗战时期主席冷藏徐帅，实属明智之举。至于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依然只能避实就虚，阵地战在全国五大战略区都不适合，所以徐帅依然被冷藏。到了中期，主席让徐帅把山西地方部队带起来，与阎锡山周旋，可算是用其所长了。结果也很完满，证明了徐帅毕竟还是一流将帅。当然，在所谓五虎大将：林、粟、刘、彭、徐中，笔者还是实事求是地认为，徐帅因能力的结构性缺陷，只能位列最后。

乘红军主力出陕南之机，各路川敌又蠢蠢欲动。在东线，刘湘21军于2月3日占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在西线，罗泽州部于2月5日占仪陇，田颂尧部于2月21日占苍溪。四方面军既已决定西进，便不再向东回顾，专于3月初打击西线之敌，为西渡嘉陵江扫清障碍。战至3月11日，红军全部收复西线失地，又歼灭田、罗两敌约四个团，俘获三千余敌，缴获五千多支枪。当天，国焘复中央8日电，表达了西渡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的决心。28日，红军正式发动西渡战役。到4月3日，敌人沿江防线被完全摧毁，红军控制了从广元到南部越四百里的西岸地区。江防敌军田、邓两部纷纷溃逃，而田颂尧这次终于被老蒋罢官，四方面军来时打的是他，走时还被打得丢了官，真是倒霉倒到了家。但此人之后命运还算好，1949年冬，他退掉了顾祝同送来的四张飞台机票，随刘文辉等在彭县起义。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授予他闲职（其实就是送工资待遇给他），历次政治运动也未受冲击，至1975年以87岁高龄寿终。
按下田颂尧不表，再表红军渡江后，又继续对邓锡侯部进行打击。4月10日，红9军包围邓部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威胁邓部老巢及成都。因为是攻其必救，邓被迫亲率十个团兵力，在飞机掩护下来解江油之围，结果于14日在塔子山被红军击溃，其中四个团被歼。红军乘胜西向，4月21日占领北川县城（是当时的县城治城，而不是五一二地震中被掩埋的县城曲山）。至此，在歼敌十二多个团、约万人以后，红军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八座县城。随即，四方面军八万官兵，及川陕苏区地方武装、机关、学校、医院、工厂人员约两万人，一并西渡嘉陵江集体撤离。留在当地的，仅刘子才（鄂豫皖干部）、赵明恩率领的三百余人。他们一直坚持到1940年1月，中央虽多次派人想把他们接往延安，但因种种原因未果，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四方面军继续西进的唯一通道是北川河谷，邓锡侯在察觉红军意图后，派出三个旅去那里布防，尤其加强了河谷中段土门要隘的防守。汶川地震期间的深度报道，已经让全国人民对这一地带交通之困难，有了极其深刻的感性认识，这里已无必要再加描述。为了打通道路，徐帅进行了土门战役规划。具体要点为：先向河谷南面攻击，造成攻打成都态势，以调动敌军，然后突破土门西进。战役于4月底打响，经过一系列对敌调动与缠斗，红军于5月14日攻占土门。之后，在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下，以红33军为主的阻击部队在土门，掩护部队和机关源源不断通过此地西进，直到7月14日才最终撤离。
从土门战役四方面军不计伤亡浴血奋战来看，国焘接应中央红军意愿是真诚的。当然，这种真诚是有限的。在越过土门到达茂县（也是汶川地震灾区）后，国焘于5月18日，也就是中央红军穿越彝区前夕，宣布成立西北特委。又于30日，也就是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次日，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他这样做，固然是离开川陕苏区以后必要的党政措施，也是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的正确方略，更是对已经不适合革命形势发展的苏维埃运动的扬弃，但却表现出他已不再愿意无条件服从中央领导的政治野心（也可以说成雄心）。一、四方面军尚未会师，国焘还不知道对方实力，就已经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处理问题，一旦洞悉一方面军的虚弱，觊觎“神器”也在情理之中。
5月下旬，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红9军军长何畏，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6月8日，红9军攻占懋功，歼邓部近千人，随即又占领要地达维。6月12日下午，红25师74团一部，在夹金山下达维乡木城沟沟口地带，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红4团会师。至此，笔者完成了对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两年半战斗历程的回顾，下面就到了第二十六章《毛张斗法》时间。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对四方面军作战风格和徐帅指挥才能评点一下。四方面军长处是打硬仗能力强，善于应用围点打援；短处是不会隐蔽主力位置，不会打伏击战。造成四方面军这种风格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鄂豫皖民风剽悍，天然喜欢与敌人硬碰硬对着干。其二则是受成军时的主官徐帅个人特点影响。徐帅做事中规中矩，业务强政治差。中规中矩决定了他最多只能活用从黄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军事知识，不可能自创或认可前人没有用过的“土办法”；而打伏击战有赖于人民群众高度配合，属于政治与军事合作的结晶，也是政治水平差的徐帅所不能难以采纳的。四方面军这种作战风格，决定了它在遇到弱敌时，能酣畅淋漓取胜。但遇到强敌，要么像在鄂豫皖那样很快失败，要么像川陕那样惨胜之后，耗尽根据地潜力，被迫撤离。西路军覆没的远因也潜伏于此。当然，到了国共战略决战之时，这种剽悍作战风格却能促成胜利的到来。
因为徐帅主要军事业绩是在四方面军时代建立，所以，他的指挥才能也跟四方面军作战风格紧密相连。平心而论，即使西路军没有覆灭，以徐帅的才能在抗日战争也难有用武之地。因为面对兵力和战斗力都极强的鬼子，八路军只能打游击战和伏击战，而这却是徐帅的弱项。因此，抗战时期主席冷藏徐帅，实属明智之举。至于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依然只能避实就虚，阵地战在全国五大战略区都不适合，所以徐帅依然被冷藏。到了中期，主席让徐帅把山西地方部队带起来，与阎锡山周旋，可算是用其所长了。结果也很完满，证明了徐帅毕竟还是一流将帅。当然，在所谓五虎大将：林、粟、刘、彭、徐中，笔者还是实事求是地认为，徐帅因能力的结构性缺陷，只能位列最后。

@字体繁 2015-09-05 18:10:33
洪秀全对于上帝，毛对于马列，都是各取所需，任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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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有接近之处。但其他方面，洪就比毛差得太多了。

@字体繁 2015-09-04 20:50:26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神”在哪？楼主说了，周恩来能“破译”国军的电报。
同样，粟裕也是这么“神”起来的，还有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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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电报、获取内线情报，确实是中共由弱到强、最后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但不可否认，毛主席在战略布局上面的功夫，更为重要。博古等人掌军权时，也能获取敌军情报，怎么就打不赢呢？

第二十六章 毛张斗法
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会师，但中共中央则要到17日才翻越夹金山，18日进入懋功县城。从17日到20日，双方在电报往来中，就今后战略发展方向，进行了两个来回讨论，已经产生重大分歧。中央意见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国焘却主张就以西康为后方，就地做活。既然存在分歧，中央便决定请国焘从茂县来两河口，面商大事。
国焘于6月25日到达两河口。当晚，他拉住送他回住处的老总，一起剪烛夜话，直到天亮。谈话固然是这两位在南昌起义时结识的革命战友，在分别八年以后，共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对于国焘来讲，谈话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摸清中央和一方面军底细。忠厚的老总果然将实情合盘托出，让国焘得到了中央很多关键信息：一是一方面军兵力已经不足两万，干部多士兵少；二是，遵义会议后，大家推主席出来指挥军事。这些信息让国焘顿时有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底气。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问：主席不是一贯精明吗？为什么要让老总送国焘回住所，让总理去送不是更好？他俩在陈总离职、鲍使和秋白上庐山的一周里，共同当过中共一次家，战斗情谊应该更深厚。而总理一向口风很紧，应该不会把底露给国焘，那样的话，国焘不就不会起反心了吗？
但笔者要说的是，让老总向国焘露底，激发他的反心，恰恰是主席所刻意追求的。那他为何要这样干呢，听笔者慢慢道来。主席自遵义会议进入中央核心层以后，遍数党内群雄，能对自己构成实质性威胁者，只有国焘一人。国焘见识虽不如主席高远，但在资历上要比主席老，在实干精神和独立思考上和主席不相上下。最关键的是，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这时处于巅峰状态，拥有十万大军（包括地方干部）；而主席控制的一方面军位于谷底，只剩两万不到点。即使国焘暂时没有问鼎野心，只要两军共同行动，共同创建根据地，共同扩红，一方面军便永无出头之日。一方面军无出头之日，也就意味着主席在党内军中地位，随时会被国焘取代。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两军重新分开。然后，一方面军走上坡，力量重新壮大；四方面军走下坡，力量慢慢削弱。到那时，两军再次会合，国焘必然无力挑战主席权威了。
那么，怎样保证一方面军走上坡，而四方面军走下坡呢？对于这点主席也有考虑。首先，他对革命的战略构思是，北上到老蒋势力暂时鞭长莫及的汉族聚集区建立根据地，先在该处扩红，再以抗日为旗帜，向东面靠近华北前线的地方进发，利用这些地方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壮大红军力量，最后达到将革命力量恢复到全盛时期的目的。主席凭着把秋收起义一支不满千人小队伍发展到十万之众全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自己战略构思充满信心。其次，主席认为国焘流露出来的西行躲避老蒋锋芒方案，肯定会失败。因为西面是藏族游牧区，那里一无充足粮食供应，二得不到新兵补充，早晚会坐吃山空。但越是这样就越符合主席心意，主席越想让国焘走这条路。怎么样让国焘死心塌地走这条路呢？主席准备了两条妙计，妙计之一就是坐视老总“泄密”，让国焘觉得自己底气很足。
妙计之二在6月26日上午9时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施展。该次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参加者与遵义会议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政治局委员中陈云换成了国焘。送走老总后只睡了不到三小时的国焘，在会上先听了总理作的战略方针报告，大意是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然后，就听到主席畅谈北上好处：第一，老蒋的飞机大炮厉害，去宁夏建立根据地，可以避开老蒋锋芒。而当地军阀马鸿逵力量比较弱，红军有战胜他的力量。第二，宁夏离外蒙古不远，有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的条件，可以弄点飞机大炮来，跟老蒋抗衡。第三，万一宁夏也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部分重要干部可以坐汽车撤到外蒙，保存革命火种。当然，实现北上目标单靠一方面军不行，必须由四方面军承担掩护任务。
大家看到这里，也许认为国焘在乱说。正统党史所记载的主席讲话，只有解决统一指挥，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快速前进到甘南等几个要点，根本没有国焘回忆里那些内容。而且，那些话也和主席后来采取的策略严重不符，中央提议要建立根据地是甘南，也不是宁夏。但笔者却觉得，国焘所撰《我的回忆》的蓝本，是他在香港衣食无以为继，甚至打算写悔过书回大陆生活之际，奉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命，所写对中共领袖的回忆。中情局以供给国焘生活费为条件，要他回忆中共领袖往事，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共领袖过往情况了解，推测他们当前行事风格，以便寻找破解之道。为此，它要求国焘所写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胡编乱造；而国焘为自己生计考虑，也只能遵命。故此认为，国焘除了因后来中央曾决定举行宁夏战役，把宁夏与甘南搞混之外，对主席讲话主要内容回忆是真实的。
那么，主席对国焘讲这些并非自己真实想法的话，目的何在呢？目的有二，其一是以此让国焘视北上为畏途。主席了解国焘，清楚他和自己一样，一贯不满国际的太上皇作风，尤其对六大后被扣留在莫斯科两年半一事，心有余悸。因此断定，国焘听到去甘南最终目的是打通国际线，与苏联联络，一定会打心底里反对北上，这也就是主席所要施展的妙计之二。而其二是，以保证中央能退往苏联为诱饵，结好洛甫、博古、稼祥、邓发、凯丰这批自己昔日政治对手，先将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免得他们投到国焘那边去（当然，以国焘厌恶国际的性格，也不太可能）。
果然，原本就害怕与老蒋嫡系作战的国焘，在得知北上“真实意图”是投奔苏联，而且还要四方面军掩护（在他看来就是要让四方面军做替死鬼）以后，还仅存一丝犹豫也荡然无存，转而坚决要求原地做活。因为中央定的基调是北上，所以，他已不便直截了当地反对，而是像模像样提出三个方案供政治局选择：即中央的北上，他自己的以西康为后方就地做活，还有西进夺取河西走廊（未来的西路军战略），并做了详尽论述。然而，尽管主席目的是为了去中原地区点火，重新做大；而二十八宿目的是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寻求自身安全。但这两方在北上这点上，早在泸定会议甚至会理会议上，就达成了共识。此时再拿出来与国焘讨论，无非是走个过场，顺便试探他忠诚度。现在见他果然不忠，众委员也懒得再讨论下去，干脆表决。这一表决，国焘自己唯一一票当然无济于事，北上方案就这样通过了（据国焘回忆，主席当时提议先吃饭，再“从长研究”，饭后既未研究也未表决，就算决定北上了。但根据中央一贯行事风格，不太可能这样做）。

果然，原本就害怕与老蒋嫡系作战的国焘，在得知北上“真实意图”是投奔苏联，而且还要四方面军掩护（在他看来就是要让四方面军做替死鬼）以后，还仅存一丝犹豫也荡然无存，转而坚决要求原地做活。因为中央定的基调是北上，所以，他已不便直截了当地反对，而是像模像样提出三个方案供政治局选择：即中央的北上，他自己的以西康为后方就地做活，还有西进夺取河西走廊（未来的西路军战略），并做了详尽论述。然而，尽管主席目的是为了去中原地区点火，重新做大；而二十八宿目的是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寻求自身安全。但这两方在北上这点上，早在泸定会议甚至会理会议上，就达成了共识。此时再拿出来与国焘讨论，无非是走个过场，顺便试探他忠诚度。现在见他果然不忠，众委员也懒得再讨论下去，干脆表决。这一表决，国焘自己唯一一票当然无济于事，北上方案就这样通过了（据国焘回忆，主席当时提议先吃饭，再“从长研究”，饭后既未研究也未表决，就算决定北上了。但根据中央一贯行事风格，不太可能这样做）。
不过，二十八宿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们也有自己如意算盘。虽然遵义会议让主席出了头，但此时他们却还想拿马列大帽子压住国焘，以维护他们正统中央权威。以他们想法，只要降服了国焘，让四方面军为其所用，主席就不过是帮他们走出困境的打工仔，天下迟早还是留苏派的。
为此，早在国焘“不臣之意”尚未彰显之时，他们就已推凯丰打头阵，在《布尔什维克报》上撰写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批判矛头直指国焘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意在以此打击其气焰，迫其听话。桀骜不驯的国焘从心腹黄超那里看到这篇文章，心中愤怒可想而知，遂与洛甫理论，却被洛甫敷衍过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被拔了毛的凤凰——博古接着出面，就国焘称兄道弟而不称同志，四方面军沿用军阀“马弁”等老名称，四方面军有军阀作风三个方面，展开凌厉攻势。国焘据理力争加以当面反驳以后，第三个人又出现了。此人是为邓发，他要求国焘同意将四方面军主要干部的警卫员，都交给中央政治保卫局教育和训练，今后也直属中央领导。邓发要求建立的警卫制度师从于苏联，至今依然是中共的根本制度，国焘自己也在四方面军建立了由他直接掌控的警卫制度。但要他把此命脉交给邓发，却不仅将摧毁他在四方面军的独立王国，而且还会使他个人安危也处于邓发掌控之中。对此，国焘理所当然地予以了断然拒绝。
经过与二十八宿这番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国焘这匹脱缰野马对这伙人是又厌又烦。本来，他还只是不愿北上，现在他连跟留苏派一起待在原地，都不愿意了。眼看二十八宿与国焘对掐，暂时置身事外的主席心中暗喜。他策动由他自己和洛甫、总理、博古组成的常委会，于6月29日，一面增补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帅、昌浩为委员，稍微给点甜头（当然也不能不给）；一面通过《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严令四方面军掩护中央红军北上。
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点蝇头小利，但他毕竟在会师前未曾料到二十八宿会如此难缠，并没有做好与中央全面对抗的组织准备，故只好暂时虚与委蛇。就这样，按照中央指示，徐帅率中路军从理藩，昌浩率右路军从茂县，于7月6日分头出发，与作为左路军，连续翻越梦笔、长板、打鼓等多座大雪山的一方面军一起，向北进发。到8日，红30军268团和一军团侦察连，包围了驻守在毛儿盖的胡宗南部一个营。16日夜，被围敌营长李日基向宗南求援，宗南竟回电让该营砸毁电台后逃跑，说只要回来士兵一人就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加到二十元。李某慌乱之下，在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率部突围。此时，敌人军心大乱，到17日被大部歼灭，而李某本人则逃回了松潘。他按正常想法，估计部队被歼，在劫难逃。却不料，副官处叫他去领赏，他去一问，才知道原来逃跑成功也有赏。面临红军包围，既不严令部下死守，更不派兵增援，反而用一纸命令瓦解守军，宗南此举又属令人费解。
与此同时，国焘也从两河口赶回四方面军总部新址杂谷脑。他把二十八宿对四方面军颐指气使的指责，又进行了渲染，很快就激起了四方面军官兵对中央的强烈不满（说实话，二十八宿做派，到哪里也不受欢迎。只是当年主席党性比国焘强，中央苏区才没有弄出枪指挥党事情来）。更为厉害的一招是，国焘毫不客气地指出，北进实质就是牺牲广大红军将士，掩护少数中央领导逃往外蒙（按主席在两河口会议上说法，也确实有此嫌疑）。这一来，四方面军广大将士连肺都气炸了，纷纷表态支持国焘。
国焘攒够了底气，便开始对中央展开反攻。7月6日，他通过中央慰问团团长李富春，向中央提出充实红军司令部建议，要求以徐帅为副总司令，昌浩为总政委，还要求扩大军委常委人数，以便让更多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革军委。用总理的话说，这是中共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紧接着，川陕省委在国焘指使下，于8日向中央致电，对凯丰《列宁论联邦》一文表示不满；9日又向中央致电，重申国焘6日要求，并要求立即给予答复。
对于这些近似于敲诈勒索的要求，中央最初置之不理，反于7月10日，电令国焘不要拖延。但既属敲诈，就一定会有敲诈的样子出来，除毛儿盖那次小规模战斗外，四方面军再无积极行动。到了7月中旬，中央终于沉不住气率先服软，通知国焘到芦花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当然，中央这次低头不是举手投降，而是与国焘做交易。说白了，就是拿中央的名位，换四方面军掩护中央北进。为此，在正式开会之前，中央先开个小会，看看给国焘什么名位。
首先沉不住气的是洛甫。此公完全没有了会师之初，想借中央权威慑服国焘，进而制约主席的豪气，竟提出把自己总负责位子让给国焘。结合前文可知，洛甫早已清楚，他这个总负责没有枪杆子撑腰，只是一个虚名，不论让给主席还是国焘，对他来说都是一样。但在主席眼里就不一样了，洛甫这尊泥菩萨是替自己在看守大位，焉有让给别人之理？再说，国焘本来有枪，一旦得了总负责这个尊贵虚位，便名实俱备，一跃而成如来佛了。自己这个孙悟空能耐再大，也跳不出他手掌心，此举万万不可。于是，主席把名实俱备道理跟大家一说，并吓唬说，一旦如此，中央各大员生死都将捏在国焘手里了，洛甫这才打消了念头。

那请谁让位呢？主席不慌不忙分析说，老总的军委主席也是重器，不能让出，只能请总理让出总政委一职给国焘。主席此招具有深谋远虑，一是部分满足国焘要求名器愿望，却依然使他不能十分痛快地把影响力扩展到一方面军；二是借机将总理挤出军事决策层，从而无形中剥夺了遵义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地位，日后只要摆脱了国焘，主席这个“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能顺理成章地当军事之家。
那么，总理有没有看透主席用心，肯不肯答应主席要求呢？应该说，总理早就知道主席是曹操、司马懿一类人物，而且作为失去权力的当事人，不可能看不透主席用心。但即便如此，总理不但很爽快地答应了主席要求，而且并没有反戈一击，倒向国焘一边。总理这样做，从浅层面看是党性强，是拥护合法产生的中央。但在深层次里，却是在毛、张之间进行了取舍。前面讲过，总理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一段时间，与国焘共事过一段时间，对他的能力、性格都有深刻了解。通过与主席能力、性格进行对比，总理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主席是党内曹操，那同样也是枭雄的国焘，顶多就是党内袁绍。尽管这个“袁绍”眼下军事实力比“曹操”强，但算到带领同志们冲出黑暗，走向光明，还得指靠“曹操”。总理觉得，为了党的前途，为了同志们前途，自己个人被“曹操”“耍弄”一下也算不得什么。应该说，根据在此之前党内斗争中，总理一次次向秋白、立三、王明、博古低头；在此之后党内斗争中，总理一次又一次向主席低头（当然，延安整风之前，对主席还有若干次顶撞）的历史事实；人们有理由认为，总理是个在党内斗争中依傍强者、保持自己功名利禄的风派人物。但在这次与国焘的斗争中，总理却清晰地展现出了他的真实价值观，即为人表里如一，以党的利益作为他个人最高利益。
靠着总理谦让，国焘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成为红军总政委，昌浩也被增补为军委常委。但国焘关于提拔更多四方面军干部到军委工作要求，却没能得到满足。即便如此，他还是稍微展示了点姿态，同意了中革军委在19日制定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让四方面军出兵攻打松潘。他还从四方面军里抽调数千名建制部队，补充给一方面军（但到草地分裂时，很大一部分又被带回），并接受一方面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但在大面上，国焘依然欲壑难填，他强烈要求政治局于21、22两日，专门听取四方面军工作汇报，意在让中央肯定他的政治、军事路线，为下一步否定中央政治、军事路线做好铺垫。
国焘这一手当然瞒不过主席眼睛，经过暗中商量，中央决定转守为攻。众委员借讨论徐帅报告之机，纷纷指责从撤出鄂豫皖开始国焘的种种“错误”来。最为爆炸性的指责来自于主席，他说四方面军一不该放弃川陕苏区，全军过嘉陵江迎接一方面军；二没有使用足够兵力控制松潘。客观的说，主席对放弃川陕苏区指责站不住脚。前面讲过，从川陕苏区到夹金山下千里迢迢，中间又有大江、高山等自然险阻，以及敌人层层阻截。四方面军如一分为二，既防守根据地又迎接中央红军，势必被敌人各个击破，酿成大祸。于是，国焘再次愤而反驳，双方闹得更不愉快。而洛甫、博古等人利用“老同学”关系“策反”昌浩，也让矛盾进一步激化。不过，国焘想让中央肯定四方面军路线图谋也未成功。
在此期间，军事进攻也不顺利，四方面军连续突击松潘均未得手，而懋功、北川、茂县等地又先后丢失。这倒不是国焘暗中使坏，而是老蒋重新祭出“碉堡战术”法宝，令胡宗南部在松潘大修堡垒，且在城北建飞机场提供空中支援，把松潘打造成了铜墙铁壁。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宗南真有什么异心，也不可能对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放水了。
中革军委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于8月3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打算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然后向东突击敌封锁线，如在洮河流域遭遇敌军，则争取将其歼灭，这样就可以燎原甘南了。可计划虽好却更要仰赖国焘首肯了，这是因为军委在国焘统一军事指挥要求的压力下，已于7月21日，同意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由徐帅兼任总指挥，昌浩兼任政委，叶帅任参谋长。一方面军四个军团统一改成军，与四方面军四个军一起，并受前总节制。为了使这种指挥关系落到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国焘以红军总政委身份，督促执行了收缴密码本行动，一方面军各军与军委及互相间联系悉数中断，只能听命于前总。如此一来，中央和军委不仅指挥不动四方面军，就连一方面军也指挥不动了，所有战略决策都必须经前总才能落到实处，而徐帅、昌浩都唯国焘之命是从。
正在需要依靠国焘开路时，偏偏洛甫又来闯祸，此公不顾自己有“九五之尊”（尽管是虚的），竟然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准备刊登在总政治部《干部必读》刊物上。结果在编委讨论时，就遭到昌浩强烈反对，双方面对面吵了起来。国焘知道此事后，乘机主张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以便“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会议果真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子召开，史称沙窝会议。出席遵义会议的十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陈云离队外，稼祥和少奇也因不明原因缺席，而四方面军这边却有国焘、昌浩、傅钟三人出席，再加上一个刘帅，与会者共十一人。会议两项议程倒是与国焘要求的一致，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和解决组织问题。在组织问题上，会议虽否决了国焘提出增加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的意见，但作为妥协，仍决定增补昌浩、徐帅和周纯全三人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昌浩、纯全进政治局，以此作为中央对四方面军最后的让步。
组织让步要换取的，就是逼迫国焘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尽管国焘仍以种种理由软磨硬抗，但中央诸要员在会上摆出了非此不可气势。这主要是从会议森严的戒备反映出来：沙窝一带本属于四方面军红12师（师长陈锡联）防区，但中央所在地沙窝寨子则由红安纵队遗留下的精华警卫部队负责保卫。此地四面是山，自成天地，国焘的警卫员被悉数挡驾，从寨外到会场要经过好几道岗哨，卫士都使用特殊口令，四方面军的人一个都进不去。身处此间的国焘紧张到联想是不是遭遇了鸿门宴，以至于在回忆中连昌浩、傅钟一起与会的事都不记得了，误以为昌浩被挡在了寨外。但国焘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他来中央开会不是刘邦拜访项羽，而是权臣朝觐君主。如果中央真的把他当场拿下，决不是什么鸿门宴，而是康熙除鳌拜。当然，这种阵势绝非只会死背马列教条的二十八宿们所能设计出来的，真正的设计者不问便知，肯定是饱读二十四史的主席。

那请谁让位呢？主席不慌不忙分析说，老总的军委主席也是重器，不能让出，只能请总理让出总政委一职给国焘。主席此招具有深谋远虑，一是部分满足国焘要求名器愿望，却依然使他不能十分痛快地把影响力扩展到一方面军；二是借机将总理挤出军事决策层，从而无形中剥夺了遵义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地位，日后只要摆脱了国焘，主席这个“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能顺理成章地当军事之家。
那么，总理有没有看透主席用心，肯不肯答应主席要求呢？应该说，总理早就知道主席是曹操、司马懿一类人物，而且作为失去权力的当事人，不可能看不透主席用心。但即便如此，总理不但很爽快地答应了主席要求，而且并没有反戈一击，倒向国焘一边。总理这样做，从浅层面看是党性强，是拥护合法产生的中央。但在深层次里，却是在毛、张之间进行了取舍。前面讲过，总理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一段时间，与国焘共事过一段时间，对他的能力、性格都有深刻了解。通过与主席能力、性格进行对比，总理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主席是党内曹操，那同样也是枭雄的国焘，顶多就是党内袁绍。尽管这个“袁绍”眼下军事实力比“曹操”强，但算到带领同志们冲出黑暗，走向光明，还得指靠“曹操”。总理觉得，为了党的前途，为了同志们前途，自己个人被“曹操”“耍弄”一下也算不得什么。应该说，根据在此之前党内斗争中，总理一次次向秋白、立三、王明、博古低头；在此之后党内斗争中，总理一次又一次向主席低头（当然，延安整风之前，对主席还有若干次顶撞）的历史事实；人们有理由认为，总理是个在党内斗争中依傍强者、保持自己功名利禄的风派人物。但在这次与国焘的斗争中，总理却清晰地展现出了他的真实价值观，即为人表里如一，以党的利益作为他个人最高利益。
靠着总理谦让，国焘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成为红军总政委，昌浩也被增补为军委常委。但国焘关于提拔更多四方面军干部到军委工作要求，却没能得到满足。即便如此，他还是稍微展示了点姿态，同意了中革军委在19日制定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让四方面军出兵攻打松潘。他还从四方面军里抽调数千名建制部队，补充给一方面军（但到草地分裂时，很大一部分又被带回），并接受一方面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但在大面上，国焘依然欲壑难填，他强烈要求政治局于21、22两日，专门听取四方面军工作汇报，意在让中央肯定他的政治、军事路线，为下一步否定中央政治、军事路线做好铺垫。
国焘这一手当然瞒不过主席眼睛，经过暗中商量，中央决定转守为攻。众委员借讨论徐帅报告之机，纷纷指责从撤出鄂豫皖开始国焘的种种“错误”来。最为爆炸性的指责来自于主席，他说四方面军一不该放弃川陕苏区，全军过嘉陵江迎接一方面军；二没有使用足够兵力控制松潘。客观的说，主席对放弃川陕苏区指责站不住脚。前面讲过，从川陕苏区到夹金山下千里迢迢，中间又有大江、高山等自然险阻，以及敌人层层阻截。四方面军如一分为二，既防守根据地又迎接中央红军，势必被敌人各个击破，酿成大祸。于是，国焘再次愤而反驳，双方闹得更不愉快。而洛甫、博古等人利用“老同学”关系“策反”昌浩，也让矛盾进一步激化。不过，国焘想让中央肯定四方面军路线图谋也未成功。
在此期间，军事进攻也不顺利，四方面军连续突击松潘均未得手，而懋功、北川、茂县等地又先后丢失。这倒不是国焘暗中使坏，而是老蒋重新祭出“碉堡战术”法宝，令胡宗南部在松潘大修堡垒，且在城北建飞机场提供空中支援，把松潘打造成了铜墙铁壁。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宗南真有什么异心，也不可能对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放水了。
中革军委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于8月3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打算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然后向东突击敌封锁线，如在洮河流域遭遇敌军，则争取将其歼灭，这样就可以燎原甘南了。可计划虽好却更要仰赖国焘首肯了，这是因为军委在国焘统一军事指挥要求的压力下，已于7月21日，同意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由徐帅兼任总指挥，昌浩兼任政委，叶帅任参谋长。一方面军四个军团统一改成军，与四方面军四个军一起，并受前总节制。为了使这种指挥关系落到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国焘以红军总政委身份，督促执行了收缴密码本行动，一方面军各军与军委及互相间联系悉数中断，只能听命于前总。如此一来，中央和军委不仅指挥不动四方面军，就连一方面军也指挥不动了，所有战略决策都必须经前总才能落到实处，而徐帅、昌浩都唯国焘之命是从。
正在需要依靠国焘开路时，偏偏洛甫又来闯祸，此公不顾自己有“九五之尊”（尽管是虚的），竟然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准备刊登在总政治部《干部必读》刊物上。结果在编委讨论时，就遭到昌浩强烈反对，双方面对面吵了起来。国焘知道此事后，乘机主张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以便“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会议果真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子召开，史称沙窝会议。出席遵义会议的十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陈云离队外，稼祥和少奇也因不明原因缺席，而四方面军这边却有国焘、昌浩、傅钟三人出席，再加上一个刘帅，与会者共十一人。会议两项议程倒是与国焘要求的一致，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和解决组织问题。在组织问题上，会议虽否决了国焘提出增加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的意见，但作为妥协，仍决定增补昌浩、徐帅和周纯全三人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昌浩、纯全进政治局，以此作为中央对四方面军最后的让步。
组织让步要换取的，就是逼迫国焘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尽管国焘仍以种种理由软磨硬抗，但中央诸要员在会上摆出了非此不可气势。这主要是从会议森严的戒备反映出来：沙窝一带本属于四方面军红12师（师长陈锡联）防区，但中央所在地沙窝寨子则由红安纵队遗留下的精华警卫部队负责保卫。此地四面是山，自成天地，国焘的警卫员被悉数挡驾，从寨外到会场要经过好几道岗哨，卫士都使用特殊口令，四方面军的人一个都进不去。身处此间的国焘紧张到联想是不是遭遇了鸿门宴，以至于在回忆中连昌浩、傅钟一起与会的事都不记得了，误以为昌浩被挡在了寨外。但国焘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他来中央开会不是刘邦拜访项羽，而是权臣朝觐君主。如果中央真的把他当场拿下，决不是什么鸿门宴，而是康熙除鳌拜。当然，这种阵势绝非只会死背马列教条的二十八宿们所能设计出来的，真正的设计者不问便知，肯定是饱读二十四史的主席。

在这种气氛下，国焘如果当场坚持跟中央对着干，就真有可能和鳌拜一样，与昌浩、傅钟一起被拿下。到那时，徐帅、纯全这类跟风者是不可能为他两肋插刀的。故此，既然中央也答应增补昌浩、纯全进政治局，国焘只好退让一步，同意了中央事先拟好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答应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叙事至此，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主席一手导演了这幕胁迫权臣的活剧，为何不假戏真做，将国焘、昌浩等人一举拿下。然后，释放被关押了两年之久的曾中生，让他与徐帅一起搭成四方面军新班子，在中央指挥完成北进任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入手分析。
最高层面是，主席的政治理念不允许他这样做。主席在一生政治斗争中，阳谋、“阴谋”固然搞了不少，但有一条底线始终不曾逾越，也不允许他人逾越，即开展党内斗争不得使用武力。在主席看来，党内斗争一经使用武力，枪指挥党便已事实成立。此头一开，党的力量势必在内斗中不断消耗，无法夺取全国胜利。退一步说，即使能够夺取全国胜利，新政府因沾染了凭武力说话的不良政治基因，也只可能是动荡不安的军政府，很难做到长治久安（由于主席坚持住了这条底线，中共九十多年历史中，使用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仅粉碎四人帮这唯一一例）。
次要层面是，国焘尽管跋扈，却是当时中共内部资历最深的元老级人物，在这一点上，主席和国焘可以说是同一类人。主席如果教会了以国际为后台的后起之辈二十八宿，用武力对付党内元老级实力派，则难保他们下一次不用同样方法对付主席自己。再次层面是，国焘作为中央的元老级领导人，没有国际点头，确切的说是没有老斯点头，中共是不能擅自处理的，更不用说杀害了。但擒住了不杀，国焘就一定还是四方面军的精神领袖，一旦国际发话赦免他，则当初参与擒拿的中央所有成员，在政治上必将被动，尤其被动的一定是出主意的主席。同理，即使杀了国焘，日后国际怪罪下来，主席也是首当其冲。
最低一个层面是，如果杀了国焘，很可能不等日后国际怪罪下来，中央就被愤怒的四方面军将士端掉，剩余红军群龙无首，很快将被老蒋消灭。有人也许又会问：不是说徐帅、纯全不是那种为国焘两肋插刀的人吗？但问题是高层干部不插刀，不等于中层干部也不插刀。事实上，在中层干部中，愿意插刀者大有人在。别人不说，黄超、李特肯定是要插刀的，另外，和尚也必然要插刀。这批人你插一刀我插一刀，则真正两肋被插上刀的，就会是包括主席在内的中央要员们。由此看来，摆出智擒权臣的架势，吓唬一下国焘没有问题，但要真擒权臣乃至杀掉权臣，是万万不能的。
会后，国焘飞也似地逃离沙窝。因受此事的重大刺激，他在不久之后，悍然将已经关押两年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卓克基，以绝中央启用中生取自己而代之的隐患。那么，国焘兵强马壮，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像密裁中生那样，以清君侧之名率兵围攻中央，进而改组中央呢？同样也不行，而且原因也和中央不能擒拿他差不多。首先是中央不是几个光杆司令来投奔四方面军，他们也有军队撑腰。虽然真打起来，一方面军肯定不是对手，但战斗绝对不是几分钟就能解决的，肯定得用上数日甚至一周时间。后果就是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翻版，胜负双方最终都将毁灭。其次，国焘如被杀，四方面军为他报仇可能很大，因为师出有名；但如国焘主动要进攻中央，则四方面军将士未必肯从命，因为那是以下犯上，师出无名。再次，就算能轻易拿下中央，国焘也无法向国际解释交账。只要国际一宣布国焘为叛逆，断绝与他往来，另行组建中共，四方面军性质就会立马变成土匪武装，国焘就是匪首。没了政治信仰作支撑，队伍溃散也是早晚之事。
至此，中央与国焘之间已无信任可言，却又是麻杆打狼两头怕，谁也吃不掉谁。而在战略发展方向上，因为国焘始终对进入西北的王均、毛炳文以及驻扎松潘的胡宗南这些老蒋嫡系部队心怀恐惧，打心眼里不愿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分手对双方都是最好选择。但如果四方面军不为一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一方面军本身实力薄弱，无力独立北上。为此，国焘想了好几天，想出一条“送瘟神”的“妙计”。他抓住了十万红军在西康草原粮食极度紧张的要害，提出了一个分兵方案：以一方面军红1、3军和四方面军红4、30军为右路军，由中央直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以一方面军红5、32（原九军团）军和四方面军红9、31军为左路军，由国焘和老总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进发。
国焘如意算盘是，让陈、徐率红4、30军，为中央打开北上通道。到了中央有能力自己走之时，就设法将他们请走、吓走甚至赶走。而自己呆在左路军，既能避免了再次“入朝”承受被擒杀风险，又能收远距离遥控之功效。当然，国焘送走中央并非出于好心，他是想让中央北上时势单力薄，借敌人之手消灭中央，或至少让中央失去部队，只有几个光杆司令逃到外蒙。为此，他要求中央把一方面军红5、32军，原红安纵队中电讯指挥系统，以及他喜欢的将帅老总和刘帅，都留在左路军。一方面，以此作为四方面军开道“报酬”；更重要的是，北上后的中央就只有红1、3军保驾，实力单薄，估计离死不远了。
国焘把如意算盘拨到了中央，没想到主席看了，也觉得很如意。只要国焘不在身边，就存在做通陈、徐工作（昌浩毕竟系出二十八宿，徐帅在政治表现懦弱，容易服从上级），在国焘以种种借口不肯北上时（那是必然的），策动整支右路军一同北上的可能。如能如愿，就等于拿实力单薄的红5、32军，换取了实力强劲的红9、31军，有赚无赔。如果红9、31军为红1、3军打开北上通道后，不肯继续一同前进，也不要紧，无非是红1、3军保护中央继续北上。那样看似亏本，其实也不吃亏。因为北上人数一少，敌人会误以为那只是红军偏师，而把注意力放在国焘这支“主力”上面，压力反而会减轻。
那么，单独北上的小龙又怎样避免无家可归而最终覆灭噩运呢？对此主席也想好了，就是把小龙接入刘志丹开创的陕北苏区这片活棋里。说到这里，有人又会提出异议：当时陕北苏区很久没有消息，是否存在是未知数，主席哪来这么大把握断定陕北苏区一定存在？主席的把握其实说难也不难，就是换位思考。如果陕北苏区被敌人摧毁，那敌人一定会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决不会把此等“重大利好”束之高阁，不让人们知晓。因此，陕北苏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当然，被国焘设局拉到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那些将帅、部队不能一起北上，肯定也是损失。但在主席看来，这是可以承受的必要代价：红5、32军毕竟不是井冈山时期老班底，暂时送给国焘也没关系。没了电讯指挥系统，固然不能号令全国红军（主要也只有二方面军了），但如果他们都像国焘那样桀骜不驯，有了电码又能如何？反之，即使电码交给国焘，他也未必指挥得动别的队伍。至于将帅，主席本来就不很得意刘帅，老总虽是主席重要军事战略顾问，但主席已经把一年之内战略都确定好了，一年之后，估计四方面军因西康缺粮也得北上，那时老总也就会“完璧归赵”了。
主席自己打定主意后，又向二十八宿们有选择地讲了分兵好处（诸如届时能拉走陈徐等等），在征得中央一致赞成后，便同意了国焘的分兵建议。接下去，中央与国焘博弈，进入了互不照面的“捉迷藏”阶段。其发展过程请看第二十七章《分道扬镳》。

在这种气氛下，国焘如果当场坚持跟中央对着干，就真有可能和鳌拜一样，与昌浩、傅钟一起被拿下。到那时，徐帅、纯全这类跟风者是不可能为他两肋插刀的。故此，既然中央也答应增补昌浩、纯全进政治局，国焘只好退让一步，同意了中央事先拟好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答应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叙事至此，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主席一手导演了这幕胁迫权臣的活剧，为何不假戏真做，将国焘、昌浩等人一举拿下。然后，释放被关押了两年之久的曾中生，让他与徐帅一起搭成四方面军新班子，在中央指挥完成北进任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入手分析。
最高层面是，主席的政治理念不允许他这样做。主席在一生政治斗争中，阳谋、“阴谋”固然搞了不少，但有一条底线始终不曾逾越，也不允许他人逾越，即开展党内斗争不得使用武力。在主席看来，党内斗争一经使用武力，枪指挥党便已事实成立。此头一开，党的力量势必在内斗中不断消耗，无法夺取全国胜利。退一步说，即使能够夺取全国胜利，新政府因沾染了凭武力说话的不良政治基因，也只可能是动荡不安的军政府，很难做到长治久安（由于主席坚持住了这条底线，中共九十多年历史中，使用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仅粉碎四人帮这唯一一例）。
次要层面是，国焘尽管跋扈，却是当时中共内部资历最深的元老级人物，在这一点上，主席和国焘可以说是同一类人。主席如果教会了以国际为后台的后起之辈二十八宿，用武力对付党内元老级实力派，则难保他们下一次不用同样方法对付主席自己。再次层面是，国焘作为中央的元老级领导人，没有国际点头，确切的说是没有老斯点头，中共是不能擅自处理的，更不用说杀害了。但擒住了不杀，国焘就一定还是四方面军的精神领袖，一旦国际发话赦免他，则当初参与擒拿的中央所有成员，在政治上必将被动，尤其被动的一定是出主意的主席。同理，即使杀了国焘，日后国际怪罪下来，主席也是首当其冲。
最低一个层面是，如果杀了国焘，很可能不等日后国际怪罪下来，中央就被愤怒的四方面军将士端掉，剩余红军群龙无首，很快将被老蒋消灭。有人也许又会问：不是说徐帅、纯全不是那种为国焘两肋插刀的人吗？但问题是高层干部不插刀，不等于中层干部也不插刀。事实上，在中层干部中，愿意插刀者大有人在。别人不说，黄超、李特肯定是要插刀的，另外，和尚也必然要插刀。这批人你插一刀我插一刀，则真正两肋被插上刀的，就会是包括主席在内的中央要员们。由此看来，摆出智擒权臣的架势，吓唬一下国焘没有问题，但要真擒权臣乃至杀掉权臣，是万万不能的。
会后，国焘飞也似地逃离沙窝。因受此事的重大刺激，他在不久之后，悍然将已经关押两年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卓克基，以绝中央启用中生取自己而代之的隐患。那么，国焘兵强马壮，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像密裁中生那样，以清君侧之名率兵围攻中央，进而改组中央呢？同样也不行，而且原因也和中央不能擒拿他差不多。首先是中央不是几个光杆司令来投奔四方面军，他们也有军队撑腰。虽然真打起来，一方面军肯定不是对手，但战斗绝对不是几分钟就能解决的，肯定得用上数日甚至一周时间。后果就是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翻版，胜负双方最终都将毁灭。其次，国焘如被杀，四方面军为他报仇可能很大，因为师出有名；但如国焘主动要进攻中央，则四方面军将士未必肯从命，因为那是以下犯上，师出无名。再次，就算能轻易拿下中央，国焘也无法向国际解释交账。只要国际一宣布国焘为叛逆，断绝与他往来，另行组建中共，四方面军性质就会立马变成土匪武装，国焘就是匪首。没了政治信仰作支撑，队伍溃散也是早晚之事。
至此，中央与国焘之间已无信任可言，却又是麻杆打狼两头怕，谁也吃不掉谁。而在战略发展方向上，因为国焘始终对进入西北的王均、毛炳文以及驻扎松潘的胡宗南这些老蒋嫡系部队心怀恐惧，打心眼里不愿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分手对双方都是最好选择。但如果四方面军不为一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一方面军本身实力薄弱，无力独立北上。为此，国焘想了好几天，想出一条“送瘟神”的“妙计”。他抓住了十万红军在西康草原粮食极度紧张的要害，提出了一个分兵方案：以一方面军红1、3军和四方面军红4、30军为右路军，由中央直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以一方面军红5、32（原九军团）军和四方面军红9、31军为左路军，由国焘和老总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进发。
国焘如意算盘是，让陈、徐率红4、30军，为中央打开北上通道。到了中央有能力自己走之时，就设法将他们请走、吓走甚至赶走。而自己呆在左路军，既能避免了再次“入朝”承受被擒杀风险，又能收远距离遥控之功效。当然，国焘送走中央并非出于好心，他是想让中央北上时势单力薄，借敌人之手消灭中央，或至少让中央失去部队，只有几个光杆司令逃到外蒙。为此，他要求中央把一方面军红5、32军，原红安纵队中电讯指挥系统，以及他喜欢的将帅老总和刘帅，都留在左路军。一方面，以此作为四方面军开道“报酬”；更重要的是，北上后的中央就只有红1、3军保驾，实力单薄，估计离死不远了。
国焘把如意算盘拨到了中央，没想到主席看了，也觉得很如意。只要国焘不在身边，就存在做通陈、徐工作（昌浩毕竟系出二十八宿，徐帅在政治表现懦弱，容易服从上级），在国焘以种种借口不肯北上时（那是必然的），策动整支右路军一同北上的可能。如能如愿，就等于拿实力单薄的红5、32军，换取了实力强劲的红9、31军，有赚无赔。如果红9、31军为红1、3军打开北上通道后，不肯继续一同前进，也不要紧，无非是红1、3军保护中央继续北上。那样看似亏本，其实也不吃亏。因为北上人数一少，敌人会误以为那只是红军偏师，而把注意力放在国焘这支“主力”上面，压力反而会减轻。
那么，单独北上的小龙又怎样避免无家可归而最终覆灭噩运呢？对此主席也想好了，就是把小龙接入刘志丹开创的陕北苏区这片活棋里。说到这里，有人又会提出异议：当时陕北苏区很久没有消息，是否存在是未知数，主席哪来这么大把握断定陕北苏区一定存在？主席的把握其实说难也不难，就是换位思考。如果陕北苏区被敌人摧毁，那敌人一定会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决不会把此等“重大利好”束之高阁，不让人们知晓。因此，陕北苏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当然，被国焘设局拉到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那些将帅、部队不能一起北上，肯定也是损失。但在主席看来，这是可以承受的必要代价：红5、32军毕竟不是井冈山时期老班底，暂时送给国焘也没关系。没了电讯指挥系统，固然不能号令全国红军（主要也只有二方面军了），但如果他们都像国焘那样桀骜不驯，有了电码又能如何？反之，即使电码交给国焘，他也未必指挥得动别的队伍。至于将帅，主席本来就不很得意刘帅，老总虽是主席重要军事战略顾问，但主席已经把一年之内战略都确定好了，一年之后，估计四方面军因西康缺粮也得北上，那时老总也就会“完璧归赵”了。
主席自己打定主意后，又向二十八宿们有选择地讲了分兵好处（诸如届时能拉走陈徐等等），在征得中央一致赞成后，便同意了国焘的分兵建议。接下去，中央与国焘博弈，进入了互不照面的“捉迷藏”阶段。其发展过程请看第二十七章《分道扬镳》。

@terry03 2015-09-07 00:04:44
楼主写得不错，但我觉得你有神化主席之嫌。主席的优点是眼界高、乐观、会用人，恩来的优点是组织强、善于处理细节，两人很好的结合是中国之福。特别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中共从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毛周居功至伟。朱德的优点是忠厚、职业军事家和有自知之明，这在党内非常难得。
我感觉楼主写毛张之争，过分强调毛的作用，忽视了周的作用，其实张一开始对毛不太了解，主要是针对周的。就是有朱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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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同意你所认为的张国焘与周恩来关系。你可能没看过张国焘《我的回忆》，草地分裂一节，张最恨二十八宿，次恨毛主席，对周总理没什么特别厌恶，对朱德评价很好。我写这段的很大部分史料就来自于《我的回忆》。
那么，张国焘与周总理在草地分裂时的关系，是否如张国焘回忆的那样呢？我认为是的。张国焘在前面，对周总理与他一起策动南昌起义，失败后面对瞿秋白批判的态度，六大后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有着详尽描述。尤其是有一段说，斯大林对向忠发、李立三失望后，想培植周总理当第一把手，给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总理巨大支持和荣誉，只要周总理回国后果断把担子挑起来，一把手就是他的了，但周总理始终不以一把手自居。张国焘当时担任驻共产国际啊代表，周总理这些表现他很清楚。所以，他在草地分裂过程中，只可能把周总理当作争取对象，而不可能当作打击对象。
至于你说我神化毛主席，但我在已发出的章节里，写了毛主席的很多缺点。不知你的依据何在，请举几个例子说明好吗？

@terry03 2015-09-07 00:04:44
楼主写得不错，但我觉得你有神化主席之嫌。主席的优点是眼界高、乐观、会用人，恩来的优点是组织强、善于处理细节，两人很好的结合是中国之福。特别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中共从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毛周居功至伟。朱德的优点是忠厚、职业军事家和有自知之明，这在党内非常难得。
我感觉楼主写毛张之争，过分强调毛的作用，忽视了周的作用，其实张一开始对毛不太了解，主要是针对周的。就是有朱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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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08:50:52
不太同意你所认为的张国焘与周恩来关系。你可能没看过张国焘《我的回忆》，草地分裂一节，张最恨二十八宿，次恨毛主席，对周总理没什么特别厌恶，对朱德评价很好。我写这段的很大部分史料就来自于《我的回忆》。
那么，张国焘与周总理在草地分裂时的关系，是否如张国焘回忆的那样呢？我认为是的。张国焘在前面，对周总理与他一起策动南昌起义，失败后面对瞿秋白批判的态度，六大后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有着详尽描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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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09-07 09:13:37
我说你神化毛，是说你在毛四渡赤水、跟张国焘斗争这段把毛写得太神了。的确，毛在井冈山和苏区的时候不断进行转移，从弱到强，最终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但你简单拿以前的经验来类比长征，未免过于简单，毕竟长征时红军的处境与受到的关注度跟井冈山、苏区时是没法比的。你从事后来揣测毛当时的谋划，感觉有点想当然。
张的回忆录是事后写的，他事后当然看清楚他要对付的主要是毛，但在当时他未必能有这样全面的认识。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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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张斗法还有很多内容没发，等全部发完，你看过后我们再探讨，现在只探讨四渡赤水。我写四渡赤水，对进攻郭勋祺一战明显批评了毛主席指挥有问题，你认为哪里神化毛主席，请具体指出来，我们一一探讨。

@terry03 2015-09-07 00:04:44
楼主写得不错，但我觉得你有神化主席之嫌。主席的优点是眼界高、乐观、会用人，恩来的优点是组织强、善于处理细节，两人很好的结合是中国之福。特别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中共从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毛周居功至伟。朱德的优点是忠厚、职业军事家和有自知之明，这在党内非常难得。
我感觉楼主写毛张之争，过分强调毛的作用，忽视了周的作用，其实张一开始对毛不太了解，主要是针对周的。就是有朱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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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08:50:52
不太同意你所认为的张国焘与周恩来关系。你可能没看过张国焘《我的回忆》，草地分裂一节，张最恨二十八宿，次恨毛主席，对周总理没什么特别厌恶，对朱德评价很好。我写这段的很大部分史料就来自于《我的回忆》。
那么，张国焘与周总理在草地分裂时的关系，是否如张国焘回忆的那样呢？我认为是的。张国焘在前面，对周总理与他一起策动南昌起义，失败后面对瞿秋白批判的态度，六大后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有着详尽描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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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09-07 09:13:37
我说你神化毛，是说你在毛四渡赤水、跟张国焘斗争这段把毛写得太神了。的确，毛在井冈山和苏区的时候不断进行转移，从弱到强，最终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但你简单拿以前的经验来类比长征，未免过于简单，毕竟长征时红军的处境与受到的关注度跟井冈山、苏区时是没法比的。你从事后来揣测毛当时的谋划，感觉有点想当然。
张的回忆录是事后写的，他事后当然看清楚他要对付的主要是毛，但在当时他未必能有这样全面的认识。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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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张斗法还有很多内容没发，等全部发完，你看过后我们再探讨，现在只探讨四渡赤水。我写四渡赤水，对进攻郭勋祺一战明显批评了毛主席指挥有问题，你认为哪里神化毛主席，请具体指出来，我们一一探讨。

第二十七章 分道扬镳
实现了分兵计划以后，国焘抢先在毛儿盖召开四方面军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公开对中央路线提出质疑，以进一步将四方面军军心凝聚在了他这一边。之后，他就去了设在卓克基的左路军司令部，以备粮、探路为由，按兵不动。到8月15日，中央实在等不及，便再次致电国焘，要他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两路军都经班佑北上。但国焘仍迟迟不动，直到19日才令红5军向班佑前进，侦察北上道路，并坚持要夺取阿坝。
没奈何，中央又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扩大政治局会议。这次国焘坚决不肯与会，也拉住老总不让来。再因为总理患重病，少奇依然缺席缘故，中央方面只有洛甫、主席、博古、稼祥、凯丰、邓发六位委员参加，加上扩大进来的富春和聂帅、林总，共有九人；而四方面军方面，昌浩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徐帅和李先念以扩大身份，也参加了会议。从参加者身份看，这次会议倒更像是中央与陈、徐之间的恳谈会。“恳谈会”显然取得了成效，陈、徐居然同意了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左路军立刻出动，以实现“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战略目标。从后来的行为看，陈、徐显然不是被中央争取了过来，而是奉了国焘密令。当然，以国焘这等大政治家身份，“送瘟神”计划只可能暗藏在他自己心里，视情况实施，而不可能告诉昌浩。他能下达的密令，就是让陈、徐暂时服从中央决策，关键时候再听他招呼。
8月20日当天，右路军开始北上，他们所走过的地方，正是革命传统教育中耳熟能详的松潘草地。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长500余里，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由于过草地前筹粮困难，再加上泥沼吞噬、河流暴涨等次要原因，到8月25日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时，右路军牺牲了相当数量的战士。没有牺牲的，也经历了吃野草、皮带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而过草地之前就因重病而昏迷不醒的总理，是被陈赓、杨立三等人抬着过草地的。这些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在相关革命回忆录里都有详细描写，有兴趣者可以找一些来阅读，体会革命先辈创业艰辛，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但需要澄清的是，过草地损失虽大，却没有网上个别资料所说那样夸张。有人分别根据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过草地后人员均为1.3万，就把两部牺牲人数分别推断为6000人和3000人；而把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推断为14000人 ；都是极不严肃的行为。因为他们所依据的过草地之前部队人数，都是很不准确的虚数。他们推断的牺牲者中，显然包括了在此前战斗中牺牲者和行军中掉队者。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过草地牺牲率真是这么高的话，则之后国焘就根本没理由让右路军重过草地南下。
与此同时，镇守松潘的胡宗南也发现了右路军北上，他令敌49师于8月27日由漳腊沿正常道路，紧急驰援其已控制包座的一个团。为了开辟前进道路，右路军决定夺取上包座。包座战役在29日打响，全部战斗任务由红30军、红4军承担，红1军则充当预备队。当天，红军消灭守敌两个连，战至次日夜，援敌先头部队开到。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预设包围圈的战法，到31日晚，将援敌大部歼灭，并迫使守敌投降。红军此役不仅占领上包座，打开了北上通道，还歼敌近五千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最难得的是，敌人随军携带的粮食、牛羊全部落入红军手中，暂时解决了红军的粮荒。
纵观此役，敌军迅速失败原因是，敌49师师长伍诚仁（负伤后逃跑）轻敌冒进。用固守碉堡来抵挡红军攻势，本是宗南一贯做法，如果援敌到达后只守不攻，红军要拿下上包座难度很大。但宗南却又在伍某暂时得手发电报捷时，没有及时提醒他转攻为守，一如既往表现出了怪异的指挥风格。这还不算，当老蒋要求宗南率主力绕道文县，去西固堵截红军时，他又拿49师被歼说事，要求等薛岳部接防后才能开拔，按兵不动。这样，红军去岷州道路上，已无任何敌军阻挡。
于是，主席在９月１日联名陈、徐致电国焘，要求左路军尽快北上。已经进至阿坝的国焘，到了这时不得不有所表示，便于当日指挥左路军开始行动。但他一心想着“送瘟神”，自然不会真的北上。才走了三天，来到嘎曲河，他便找到了河水上涨无法渡过、干粮又吃了大半的借口（细想一下，也不算借口。如果继续北上，没有干粮的左路军肯定也要牺牲大批战士），决定返回阿坝。这样一来，左路军肯定不能在短时间内赶到包座了，中央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要么再走草地，返回毛儿盖，这意味着前功尽弃；要么乘敌军来不及封闭北上之路之机，单独率右路军北上，那又意味着抛弃左路军阶级兄弟。
主席早在同意分兵之时，就已有了争取陈、徐共同北上打算。此时，对于国焘出的这道两难题，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右路军单独北上。当然立刻提出北上，显然就是抛弃左路军，道义上对中央不利。而且，由于国焘收缴密码，已经先期向俄界进发的红1军，跟中央及红3军恢复联系还需要时间。为此，主席暂时隐忍不发，只是与政治局委员们天天商量对策。9月6日，红3军的武亭（此人日后是朝鲜重要军事将领）将编好的新密码送达红1军，次日双方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时，主席开始出面做陈、徐工作。当然，要昌浩同意撇下左路军随中央北上，基本是不可能的。经过多次交谈，处于中央和国焘夹缝中的昌浩决定撇清自己，他向中央建议：不妨给国焘发个电报，说清北上为上策，南下为下策，请国焘与中央商量此事。一旦双方有了定论，他和徐帅都会不折不扣执行。
电报于9月8日早晨9时发出了，国焘一收到就觉得可以摊牌了。他一面下令迫使左路军里的军委纵队南移马尔康（但该纵队在蔡树藩领导下，追上了北上部队，成为左路军中唯一摆脱国焘控制的中央红军），一面于当日22时向陈、徐发出了回电。回电的文字很简洁，其中并没有讨论北上、南下利弊，而是以命令口吻告诉陈、徐，让红1、3军暂停前进，整个右路军做好南下的准备。而交代完正式事项以后，突然又在末尾加了一句：“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按笔者理解，尽管要南下的西康高原冬季较寒冷，需要准备皮衣；但要北上的陕甘地区冬季同样寒冷，同样需准备皮衣。特意交代皮衣问题，似与南下问题无直接关系。而且即使想准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没有商埠，也很难筹集起右路军四万余人的皮衣。因此，国焘在这封短电中，特别询问皮衣是否备齐，就显得十分蹊跷。如大胆怀疑一下，这句皮衣询问是不是国焘与昌浩约好的暗号，一旦发出，昌浩便要由服从中央命令转为服从国焘命令呢？
而在昌浩还没收到这份“皮衣电”之前，中央已经等不及了。当晚，主席、洛甫、博古、稼祥拉上昌浩、徐帅，齐聚总理病床前，共同商量对策。商量结果是，七人联名于22时致电国焘，恳求他顾全大局，率军北上。
后面的情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国焘接电后，通过紧急修改一封早已拟好的电文，于9月9日凌晨2时发出一封长电。在该电中，他分析了南下沿途人口多、筹粮便、敌人弱、红军回旋余地大等种种优势以后，告诉中央，应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他则乘势往南打；并认为老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才是真正的进攻。因该电文最后有“立候示遵”的客套话，故称其为立候电。但另一种说法是，左路军收到七人电已是凌晨1时左右，电讯人员不可能为这封并非十万火急之电，叫醒发完皮衣电后已入睡的国焘。而国焘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半夜有来电，事先准备好回电稿。因此，立候电实际发出时间是22个小时以后的9月9日晚24时。根据时间宽紧程度推理，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话，9月9日一早，昌浩能收到的只有皮衣电。尽管此电是国焘发给他和徐帅的，而且还应该有暗号，但昌浩自然不愿做恶人，便还是把电报交给洛甫、主席等中央领导阅读。洛甫、主席等人传阅后，觉得事态严重，便在9月早晨9时又向国焘发出一电，强调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因为该电起首一句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姑且称其为陈谈电。陈谈电篇幅较短，并未对立候电进行逐条答复，明显是针对皮衣电的。这也再次证明左路军此时没有收到立候电，立候电要在当日结束的那一刻才发出。不过，有人认为陈谈电说到过“东出不利时”可西渡黄河的内容，似乎在回答立候电“东出不利背靠黄河”的问题，因此立候电还是应该在2时发出。但笔者依然认为，也许这是中央思维谨慎，主动将北上不利因素列出，并自行解答，以消除国焘顾虑。
由于接到了皮衣电，昌浩便完全倒向国焘一边。他在转交皮衣电时，已经当着中央面表示支持国焘立场，还挨了批评。而彭总在昌浩到前总来时，向昌浩探听口风时（彭总那些日子天天骑马行二十里路，来中央和前总所在地探听消息），昌浩竟硬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彭总回到主席那里，向主席询问，万一双方冲突起来，能否将陈、徐扣为人质？主席沉思良久，回答不可。这以后，著名的密电事件出现了。按叶帅回忆，就在彭总与主席谈话同时，昌浩召集前敌总指挥部成员开了个会，当他讲话时，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因为讲在兴头上，他没顾得上看，顺手给了叶帅。叶帅看到的正是那份语气强硬的密电，便借故离开会场，飞跑到附近主席住处，将电报交给主席。主席看完电报，用一根很短的铅笔，把电报内容抄在卷烟纸上，然后让叶帅把电报交回给昌浩。由于昌浩还在高谈阔论，当密电交回到他手里时，他连一点异样感觉都没有。
密电全文从未得到过公开，而主席本人在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对密电进行批判时，能够指出的电文中真正要害，也就“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一句话。而鉴于此电既是主席坐实国焘绑架中央罪状的证据，又是叶帅毕生政治事业的基础，更是所有四方面军干部的终身政治包袱，对其是否存在至今争议不断。笔者一再表示，写作本文全凭对公开史料的分析，因此在这里也只能用分析来解决问题。
分析结果是密电确实存在，主要理由在于密电是国焘“送瘟神”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上一章已经分析过，国焘对中央态度是，既不能除掉，又无法裹挟，而只能送走。但国焘作为大政治家，既不能把这种想法事先推心置腹地向昌浩和盘托出，也不能在昌浩收到“皮衣”暗号以后，再通过电报向昌浩具体指点（因为电报毕竟不如现在的QQ聊天方便，要经过译电环节，不仅耗时而且可能出现理解上偏差，还会让昌浩完全参透国焘心思）。所以最好办法就是，让昌浩在接到“皮衣”暗号以后，什么也别做，而只把一份事先约定好的、由国焘发给昌浩的密电，装作在无意间交给叶帅（等于让中央看到）就可以了。
从主席后来也说不出密电中太多的不是来看，国焘显然对密电措词作了精心处理，既没有留下多大把柄，又能让本就疑人偷斧的中央看后展开丰富联想。而国焘连续接到中央的七人、陈谈两电以后，非但默然不答，而且还给昌浩发密电这件事本身，也更加剧了中央对国焘可能使用武力的担忧。所有这些压力的最终结果，便加速了中央单独北上进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叶帅能从昌浩手里毫无障碍地拿到“密电”，就没啥好奇怪了。当然，密电只有一时功效，留下底稿对国焘没什么好处，故当左右路军重新会合后，两张底稿同时被销毁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昌浩，本自以为此事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证明自己胁迫过中央，倒也一直坦然。但文革爆发后，情况就不同了。联想丰富的红卫兵对一般书信中稍有歧义词句，都可以认定为特务联络暗号，像“皮衣电”这样真有嫌疑的文字，若让红卫兵看到，恐怕就难以过关了。已经被揪斗的昌浩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这种形势，担心身败名裂，才抢先服安眠药自杀，以此来断绝红卫兵的丰富联想。
密电存在的次要理由则是，虽然密电的出现，对主席促成二十八宿冒险（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孤军北上有利。但已进入中央核心层的主席，额头上依然没有“伟大领袖”金字，不可能强迫叶帅配合伪造密电。而叶帅这等行事谨慎之人，也不会为了未来不可知政治利益，铤而走险同意或自行伪造密电。
从叶帅处看到密电之后，主席还怕孤证不立，便直接再找昌浩面洽。昌浩这时也不怕批评了，索性打起官腔，说什么既然国焘命令南下，就南下，不必要再争论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主席争取红30军、4军的策略基本失败，剩下的就只有率红1、3军单独北上一条路了。于是，主席施展缓兵之计，提出去红3军召集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的要求，并得到昌浩同意。

按笔者理解，尽管要南下的西康高原冬季较寒冷，需要准备皮衣；但要北上的陕甘地区冬季同样寒冷，同样需准备皮衣。特意交代皮衣问题，似与南下问题无直接关系。而且即使想准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没有商埠，也很难筹集起右路军四万余人的皮衣。因此，国焘在这封短电中，特别询问皮衣是否备齐，就显得十分蹊跷。如大胆怀疑一下，这句皮衣询问是不是国焘与昌浩约好的暗号，一旦发出，昌浩便要由服从中央命令转为服从国焘命令呢？
而在昌浩还没收到这份“皮衣电”之前，中央已经等不及了。当晚，主席、洛甫、博古、稼祥拉上昌浩、徐帅，齐聚总理病床前，共同商量对策。商量结果是，七人联名于22时致电国焘，恳求他顾全大局，率军北上。
后面的情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国焘接电后，通过紧急修改一封早已拟好的电文，于9月9日凌晨2时发出一封长电。在该电中，他分析了南下沿途人口多、筹粮便、敌人弱、红军回旋余地大等种种优势以后，告诉中央，应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他则乘势往南打；并认为老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才是真正的进攻。因该电文最后有“立候示遵”的客套话，故称其为立候电。但另一种说法是，左路军收到七人电已是凌晨1时左右，电讯人员不可能为这封并非十万火急之电，叫醒发完皮衣电后已入睡的国焘。而国焘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半夜有来电，事先准备好回电稿。因此，立候电实际发出时间是22个小时以后的9月9日晚24时。根据时间宽紧程度推理，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话，9月9日一早，昌浩能收到的只有皮衣电。尽管此电是国焘发给他和徐帅的，而且还应该有暗号，但昌浩自然不愿做恶人，便还是把电报交给洛甫、主席等中央领导阅读。洛甫、主席等人传阅后，觉得事态严重，便在9月早晨9时又向国焘发出一电，强调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因为该电起首一句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姑且称其为陈谈电。陈谈电篇幅较短，并未对立候电进行逐条答复，明显是针对皮衣电的。这也再次证明左路军此时没有收到立候电，立候电要在当日结束的那一刻才发出。不过，有人认为陈谈电说到过“东出不利时”可西渡黄河的内容，似乎在回答立候电“东出不利背靠黄河”的问题，因此立候电还是应该在2时发出。但笔者依然认为，也许这是中央思维谨慎，主动将北上不利因素列出，并自行解答，以消除国焘顾虑。
由于接到了皮衣电，昌浩便完全倒向国焘一边。他在转交皮衣电时，已经当着中央面表示支持国焘立场，还挨了批评。而彭总在昌浩到前总来时，向昌浩探听口风时（彭总那些日子天天骑马行二十里路，来中央和前总所在地探听消息），昌浩竟硬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彭总回到主席那里，向主席询问，万一双方冲突起来，能否将陈、徐扣为人质？主席沉思良久，回答不可。这以后，著名的密电事件出现了。按叶帅回忆，就在彭总与主席谈话同时，昌浩召集前敌总指挥部成员开了个会，当他讲话时，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因为讲在兴头上，他没顾得上看，顺手给了叶帅。叶帅看到的正是那份语气强硬的密电，便借故离开会场，飞跑到附近主席住处，将电报交给主席。主席看完电报，用一根很短的铅笔，把电报内容抄在卷烟纸上，然后让叶帅把电报交回给昌浩。由于昌浩还在高谈阔论，当密电交回到他手里时，他连一点异样感觉都没有。
密电全文从未得到过公开，而主席本人在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对密电进行批判时，能够指出的电文中真正要害，也就“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一句话。而鉴于此电既是主席坐实国焘绑架中央罪状的证据，又是叶帅毕生政治事业的基础，更是所有四方面军干部的终身政治包袱，对其是否存在至今争议不断。笔者一再表示，写作本文全凭对公开史料的分析，因此在这里也只能用分析来解决问题。
分析结果是密电确实存在，主要理由在于密电是国焘“送瘟神”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上一章已经分析过，国焘对中央态度是，既不能除掉，又无法裹挟，而只能送走。但国焘作为大政治家，既不能把这种想法事先推心置腹地向昌浩和盘托出，也不能在昌浩收到“皮衣”暗号以后，再通过电报向昌浩具体指点（因为电报毕竟不如现在的QQ聊天方便，要经过译电环节，不仅耗时而且可能出现理解上偏差，还会让昌浩完全参透国焘心思）。所以最好办法就是，让昌浩在接到“皮衣”暗号以后，什么也别做，而只把一份事先约定好的、由国焘发给昌浩的密电，装作在无意间交给叶帅（等于让中央看到）就可以了。
从主席后来也说不出密电中太多的不是来看，国焘显然对密电措词作了精心处理，既没有留下多大把柄，又能让本就疑人偷斧的中央看后展开丰富联想。而国焘连续接到中央的七人、陈谈两电以后，非但默然不答，而且还给昌浩发密电这件事本身，也更加剧了中央对国焘可能使用武力的担忧。所有这些压力的最终结果，便加速了中央单独北上进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叶帅能从昌浩手里毫无障碍地拿到“密电”，就没啥好奇怪了。当然，密电只有一时功效，留下底稿对国焘没什么好处，故当左右路军重新会合后，两张底稿同时被销毁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昌浩，本自以为此事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证明自己胁迫过中央，倒也一直坦然。但文革爆发后，情况就不同了。联想丰富的红卫兵对一般书信中稍有歧义词句，都可以认定为特务联络暗号，像“皮衣电”这样真有嫌疑的文字，若让红卫兵看到，恐怕就难以过关了。已经被揪斗的昌浩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这种形势，担心身败名裂，才抢先服安眠药自杀，以此来断绝红卫兵的丰富联想。
密电存在的次要理由则是，虽然密电的出现，对主席促成二十八宿冒险（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孤军北上有利。但已进入中央核心层的主席，额头上依然没有“伟大领袖”金字，不可能强迫叶帅配合伪造密电。而叶帅这等行事谨慎之人，也不会为了未来不可知政治利益，铤而走险同意或自行伪造密电。
从叶帅处看到密电之后，主席还怕孤证不立，便直接再找昌浩面洽。昌浩这时也不怕批评了，索性打起官腔，说什么既然国焘命令南下，就南下，不必要再争论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主席争取红30军、4军的策略基本失败，剩下的就只有率红1、3军单独北上一条路了。于是，主席施展缓兵之计，提出去红3军召集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的要求，并得到昌浩同意。

接下去，主席就开始布置单独北上事宜了。当时，红1军已到俄界，关键是拉走红3军和军委直属队。直属队与前敌总指挥部驻扎在一起，叶帅遂拿为南下准备粮食为由（从前面所叙过草地的艰难来看，回程前打粮至关重要），向陈、徐（其实就是昌浩）要求让直属队于9月10日凌晨两点外出打粮。国焘既已嘱咐昌浩，见到“皮衣”暗号后什么都别干，昌浩自然一概准许。至此万事俱备，但主席还想争取一下徐帅，便在9月9日晚，去他住处征求意见。可谨慎的徐帅和叶帅一样，都没有轻易背叛老领导，以四方面军不能分成两半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主席争取。后人都以徐帅此时没有追随主席为憾，但徐帅若真追随了主席，就不是徐帅苦心经营一世的忠厚老实品牌就会毁于一旦，在所有人眼里一变而为势利狡诈的小人，也未必真有好结果。
这以后，主席和洛甫、博古就连夜去了红3军所在地巴西，并在那里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史称巴西会议。会上众委员传阅了密电内容，均感大事不好，决计立即率红1、3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总理指挥，并委托主席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天亮之前，叶帅也带着直属队来到巴西，并捎带“偷走”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
9月10日早上，陈、徐从梦中醒来，发现中央走了，不禁大惊失色。现在最权威的记载是，身为红4军军长的和尚打电话请示昌浩，是否进攻对他们放警戒哨的红3军？昌浩下意识回头征求徐帅意见，徐帅说出了那句名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然，对于中央这时发来的、要求右路军一致北上的电令，陈、徐也不可能服从。除了副参谋长李特奉命率骑兵，把被中央带走的原四方面军部分人员追回时，三人团中的李德跟他发生过肢体冲突外，双方基本上算是和平分手。但实际上，昌浩肯定会电报请示国焘，国焘本意就是吓走中央，肯定也和徐帅一样，不同意开火。只是亏本买卖不肯做，李特最后追回了四方面军补充给红3军的人员（补充给红1军的人员因路途遥远，没能追回）。不知国焘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把分裂责任推给中央的那份立遵电，是否也由李特转交给了中央。
草地分裂至此成为事实。从表面上看，国焘大获全胜，不仅自己队伍完好无损，而且还从一方面军那里截来近一半人马、老总等几位有名望的军事领导人以及中央指挥全国党组织的电讯密码。但国焘哪里知道，正是“送瘟神”计划，让他与中国共产党主席和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失之交臂。此话怎讲呢？此话要从主席对国焘的妥协态度说起。
前面讲过，彭总问主席能否扣人质，主席沉思后答不可。而在脱离四方面军的路上，又有人问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主席回答仍是，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由此可见，当国焘真动硬的话，主席对策是妥协。那么，主席妥协以后，又将靠什么使四方面军觉悟，尤其使国焘个人觉悟呢？笔者认为，主席会为了不错过北上打出抗日旗帜、争取国民党内部各路实力派时机，也为了个人能在国焘手下生存发展，会一见到国焘，就将自己构想的政治图谋全盘告知。而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流露出，要是知道北上不是逃奔外蒙，而是借高举抗日大旗以图大业，肯定也会赞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两人交流的结果就是，合伙将二十八宿打入冷宫，然后携手北上，在主席策划下，寻求军阀里的政治同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叶帅就将作为破坏团结的替罪羊，在劫难逃（这也就进一步说明，叶帅不可能自己伪造密电）。之后的形势的变化，尽管最初一年可能与历史稍有不同，但演变到后来，应该还是西安事变，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不同的只是不会出现西路军悲剧，八路军有四个师编制，四方面军占两个师，一、二方面军各一个师。
当然这样的话，党的领袖必然是国焘，主席只能屈居军师地位。也许有人会说，以国焘狠毒性格，可能容不下雄才大略的主席，形势稍有好转，或学到点主席的本领，就会谋害主席，这样革命还是胜利不了。但笔者认为，国焘肃反主要是针对异己，只要主席以大局为重，主动隔断与军队联系，安心定位于军师角色（从主席为臣之道也很厉害来看，他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国焘是不会轻易毁坏主席这个党之瑰宝的。况且，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流露出的对主席刻骨仇恨，基本都源于到陕北后主席对他的死命整治。而在此之前，国焘对主席印象颇好，不仅在富田事变问题上为主席说了话，而且懋功见面之时，还特地与主席叙了同为一大代表之旧，拉拢之意十分明显。即使草地上的三次政治局会议，出面做恶人的主要还是二十八宿，主席并未与国焘完全撕破脸。最重要的是，本文称主席为主席，只不过是行文方便而已，当时主席还不是党的主席，额头上也没有“伟大领袖”四个金字（这点笔者反复强调）。国焘不可能因未知的未来，与资历低于自己、又确有经天纬地之才、还愿意为自己所用的主席过不去的。此外，主席这一级别干部的处置权操在国际手里，既然博古无法随意处置，国焘也不能够。
据此分析，国焘和主席经过磨合，可以形成类似于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间的关系。历史如按此演变，总理的外交能力依然会被主席发现，并向国焘推荐，负责办理与国民党的交涉；老总则仍为军队旗帜和张毛共同的军事顾问。再加上作为国际派的任弼时装点门面，中共七大五常委阵容将是：张、毛、周、朱、任。少奇地位被主席所取代，最多只能以工会干部的渊源，取代小平的二线地位，在八大时与昌浩、陈云一起入常。而在军内，徐帅与彭总位置将互换，林总因堂兄张浩属于工会系统，依然能够得到国焘信任。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主席谋划、国焘掌舵的领导模式，即使不如主席直接指挥效果来得更好，但估计还是最终会取得胜利。
真正不同的历史脉络，应该出现在解放以后。届时，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国焘，除了在抗美援朝、中苏交恶这些对外事务上，还会听取主席意见外，内政上肯定不会同意主席想法，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主。那样的话，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就都没有了。向左的方向不走到尽头，自然也不会回头向右搞改革开放。那样的话，中共在1989年至1991年苏东巨变中，就将经受更大考验。而在此之前，以国焘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估计已全部故去，接替国焘出任第二代领导人的，很可能就是1906年出生的昌浩。其时，昌浩也有八十多岁高龄，能否像小平那样挺过六四大关，则是未定之数。若闯不过那一关，中共寿数也就到七十而止，中国国力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强盛。故也可以这样认为，1935年9月10日，国焘因为没有强行胁迫中央南下，既决定了他个人前途暗淡，还决定了中国1989年以后的国运转盛。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

不过，国焘当时并不知道已经痛失好局，他还以为靠着一个“皮衣”暗号，一份措辞含糊的“密电”，就完成了“送瘟神”计划，自己大赚无赔。为此，在与中央进行了一番电报战以后，他于9月15日发布《大举南下政治保障计划》，于17日发布南下命令。据此，左、右两路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南下，陆续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右路军南下草地时，应该又出现了一定损失，但因为比第一次有了准备，损失会小些）。到了10月5日，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向主要干部解释草地分裂缘由。从解释的结果，连何长工这等主席井冈山旧部都站在国焘一边，只有老总持保留态度来看，效果相当之好。
那么国焘是怎样解释的呢？笔者根据正统党史中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分析，他主要是把主席关于万不得已主要干部可以去外蒙的说法，加以渲染发挥，说中央北上方针其实就是牺牲十万红军，掩护少数中央领导经外蒙逃往苏联避难，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而自己率领大家南下，才是真正坚持扎根祖国，坚持革命斗争。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主席还没有在陕北打出抗日统一战线大旗，搞出新的政治局面之前，一定要让四方面军将士甚至五、九军团官兵，在千里跋涉退入外国和就地坚持革命斗争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选择就地坚持斗争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利用将士们发自内心的拥护，国焘乘热打铁，干脆上演黄袍加身闹剧。他促成会议作出决议：不再接受中央领导，另行成立临时中央，总书记一职当然由国焘自己担任，这也算是圆了他从1927年开始就日思夜想的梦。天无二日，党无二主，国焘既然自认为正统，便要宣布合法的中央为非法。他炮制的具体处理方案是，主席、总理、洛甫、博古四常委，开除党籍，下令通缉；叶帅、尚昆撤职查办。但该方案只告诉了他的部下，并未用电报通知被处理者本人。
国焘之所以把事情做得如此决绝，除了将士拥戴给了他底气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央北上走的是一条死路。因为从包座到外蒙，路上既有山隘、大河、沙漠这些自然险阻，更有西北各路军阀围追堵截。而中央连非战斗人员在内，合计不过八千人，用国焘的话来说，最多就是几个中央领导逃到外蒙。而按他内心想法，更大的可能是队伍对敌人消灭，中央领导悉数被敌人捕杀。同时，他也要防备中央没被敌人消灭，而势必不断来电发号施令，继续让四方面军北上。此外，即使中央真的被消灭，也必须另立中央。否则，老斯又会整合在苏联的中共残余力量组成新的中央，新中央必然再派钦差大臣到军中对国焘发号施令。因此算来算去，国焘必须在此时与中央决裂，这样既能提前满足自己领袖欲，又显得自己有先见之明，还不会留下后患，真所谓何乐而不为？那么，中央的区区八千之众是怎样在主席运作之下，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的呢？请看第二十八章《安家陕北》。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想谈谈草原分裂的性质。笔者认为，中共诞生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已经同时涌现出两位具有独立自主领导党发展能力的领袖人物，即主席和国焘，草地分裂其实就是两人的巅峰对决。相比之下，主席对敌斗争战略眼光和技巧，都比国焘高出无数。因而，尽管国焘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内斗技巧也可圈可点，却很难战胜主席。国焘唯一机会只有，使用强力胁迫中央南下，从而迫使主席归附，成为自己的军师。
然而，不能因为国焘的失败，就认为他是革命的破坏者。一支革命队伍要战胜敌人，内部产生最为优秀的领袖是必要前提。但产生过程一定不会是具有革命道德的温文尔雅之举，而是充满了权谋和血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脱颖而出的竞争者足够优秀。这就跟动物界，鹿群产生鹿王，猴群产生猴王，是一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充当主席“陪练”，也算是他为革命作出的一份独特“贡献”。而四方面军也毕竟是在他领导下壮大起来的，中央红军北上时若无四方面军掩护，根本突破不了包座；草地分裂后若无四方面军返身向南挡住老蒋追兵，也很难顺利到达陕北，即使到了也未必站得住脚。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拿草地分裂这件事本身来说，国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很大。如果他后来不出走，即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历史评价也低不到哪里去。
反观主席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与通常概念中不一样的主席。通常概念中的主席，似乎只讲斗争不讲妥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主席在这场斗争中，拒绝了彭总通过绑架陈、徐脱身的冒险主张，做好了万一单独北上不成，就放下身段向国焘陈述北上理由的思想准备，表现出了为了革命大局，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牺牲个人前途（当然，也不是无原则牺牲个人前途）的坚强党性。当然对于这样的分析，很多朋友会提出质疑，有些甚至认为笔者走火入魔。但笔者想请这些朋友仔细想一想，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危险局势，是否容许主席在被迫南下的情况下，冷眼旁观国焘拙劣战略规划不发一言，坐待国焘失败而代之。主席要是那样做了，不就把自己降低到与国焘一样的野心家水准了吗？难道他坚强党性是假的吗？事实上，关于隐藏在伟大领袖光辉形象背后的主席坚强党性，一直到主席逝世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详细分析则要请大家耐心地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