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进至川南叙永、古蔺地区，本想再寻机北渡长江。但占了上风的刘湘哪里肯依，他继续指挥包括经过短暂休整后郭勋祺部在内的各路川军进行堵截。而经过土城战役战斗力测试，红军无力与川敌全面抗衡已是不争事实。因此，在川敌防区北渡长江已无可能，红军东返湘西则正落老蒋口袋阵，南下贵阳地区，则将与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王家烈部迎头相撞，故只能向西进入云南伸入四川和贵州之间大突出部——扎西地区。但从这里往西，是水流湍急到无法渡过的长江上游金沙江；往南是黔西北贫瘠的乌蒙山区（即“乌蒙磅礴走泥丸”之处），回头当然又是严阵以待的敌军。一时间，红军似乎陷入了绝境。
众人束手无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主席，希望他能施展出绝技，把红军带出绝境。主席则认为，如果不先解决政治领导人更替，自己即使身怀绝技，也很难施展出来。主席这种担心当然并非多余，他进入军事指挥核心后第一仗土城战役就没能打胜，心中筹划的后续行动未必在于打胜仗，而在于实现安全转移战略目标。形势如果按这样趋势发展，依然担任着总书记职务的博古，就很有可能伙同李德反攻倒算，重掌兵权。他们重新上台，无非还是乱打乱撞，红军大事去了。
主席此话说得在理，大家觉得不能再拖下去，遂于2月5日到达云贵川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担任中共总负责。博古虽不愿意，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把象征着权力的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和中央书记条形章交给总理，把装满文件的担子交给洛甫。作为交换条件，中央同意让博古同乡兼亲信，而且还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以后简称小开），离开红军队伍，向国际报告此次中共最高领导更迭，请求国际批准。当然，这还只是博古表面上要求，他在暗地里又嘱咐小开，到香港后多停留三个月，设法建立好收容站和去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这里一旦兵败，他本人以及信得过的干部，好通过香港逃出生天。
按下博古个人小九九不表，却说主席和洛甫两人谦让二十多日，为何最后还是由洛甫坐了大位。先来看主席坚决谦让的原因，首先是中共作为国际一个支部，自身产生出领导人之后，须得国际批准才算合法有效。主席早就看出二十八宿在老斯心目中的地位，懂得让洛甫出任总负责容易得到批准，对巩固遵义会议胜利成果更有利的道理。其次，主席基本上未进入过中央核心层，贸然出任总负责，不仅担心身边众大佬不服，而且还担心当时党内最大山头四方面军掌门人国焘不服。主席根据国焘为人预感，日后一方面军突出重围投奔四方面军，国焘必会质疑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更替。因此，不如推一个能力、魄力都有限的原有核心成员，暂时替自己看守大位，这个最佳人选当然非洛甫莫属。再次，洛甫为遵义会议倒博立下汗马功劳，主席对他应当有所酬庸，考虑到他本来已是常委，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上位到总负责了。最后，尽管长征期间党务工作不会很大，但毕竟属于总负责的责任范围。主席既然要全神贯注指挥军事，就不可能兼顾党务，即使做了总负责，也要把党务交给洛甫。这样，与其让洛甫以自己副手身份，怨气冲天管党务，不如让他以总负责身份，喜气洋洋管党务。
分析完主席战略意图，再看洛甫真实态度如何。应该说，洛甫清楚自己没有红军将士坚定支持，起初不愿出任总负责，还是颇有自知之明。但有自知之明，不等于无功名心，当确信主席真心拥护他出任总负责时，他的心也动了。天真的他以为，只要秉持开明作风，即使将来因能力问题下来，也仍不失核心成员地位。如果运气足够好，在大位上坐久了，也可能像忠发那样，下面谁犯错误都与自己无关，永做不倒翁。洛甫这样想着，也就不再谦让，半推半就地让“黄袍”加了身。
彻底杜绝博古实力死灰复燃以后，主席就要使出生平绝技，把已经陷入绝境的红军带往一个新天地了。要知道，主席到底施展出什么了绝技。请看第二十三章《突出重围》。
在结束本章以前，笔者还想谈的是老总在土城战役中亲自上火线指挥。长期以来，老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个打酱油的，重大事件他都在场，却不发挥作用。但其实不然，作为经过实战考验的滇军高级军官，无论是战略筹划，还是具体战场指挥，老总都有独到的眼光。只是在红四军七大风波过后，老总看清楚了在党指挥枪原则下，他这样从旧军队投入革命队伍的军官，永远只能做配角而不能晋升为主角。这才不仅不对党的治军原则不提异议，就是在军事上，只要有人能提出与自己类似意见，他就缄口不言。
不过，当整个团队面临危险而别人又无化解之道时，老总就不再考虑是否会得罪人，总是挺身而出。因为他明白，团队若有闪失，他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也就完结了。在土城战役中，老总所起作用正是如此。而且不光是土城战役，在以后战争岁月里，老总又多次于不动声色中，将不够正确的战略构想，纠正于无形之中。因此，老总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看似一个泥塑木偶，实际却起了军事上最后把关者的作用。对于他的决定性贡献，主席虽然从未在言语上加以肯定，却始终用行动进行了肯定。否则，主席即使考虑到老总历史地位，给予总司令名位，也不会让他参与到战略决策之中来。

红军西进至川南叙永、古蔺地区，本想再寻机北渡长江。但占了上风的刘湘哪里肯依，他继续指挥包括经过短暂休整后郭勋祺部在内的各路川军进行堵截。而经过土城战役战斗力测试，红军无力与川敌全面抗衡已是不争事实。因此，在川敌防区北渡长江已无可能，红军东返湘西则正落老蒋口袋阵，南下贵阳地区，则将与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王家烈部迎头相撞，故只能向西进入云南伸入四川和贵州之间大突出部——扎西地区。但从这里往西，是水流湍急到无法渡过的长江上游金沙江；往南是黔西北贫瘠的乌蒙山区（即“乌蒙磅礴走泥丸”之处），回头当然又是严阵以待的敌军。一时间，红军似乎陷入了绝境。
众人束手无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主席，希望他能施展出绝技，把红军带出绝境。主席则认为，如果不先解决政治领导人更替，自己即使身怀绝技，也很难施展出来。主席这种担心当然并非多余，他进入军事指挥核心后第一仗土城战役就没能打胜，心中筹划的后续行动未必在于打胜仗，而在于实现安全转移战略目标。形势如果按这样趋势发展，依然担任着总书记职务的博古，就很有可能伙同李德反攻倒算，重掌兵权。他们重新上台，无非还是乱打乱撞，红军大事去了。
主席此话说得在理，大家觉得不能再拖下去，遂于2月5日到达云贵川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担任中共总负责。博古虽不愿意，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把象征着权力的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和中央书记条形章交给总理，把装满文件的担子交给洛甫。作为交换条件，中央同意让博古同乡兼亲信，而且还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以后简称小开），离开红军队伍，向国际报告此次中共最高领导更迭，请求国际批准。当然，这还只是博古表面上要求，他在暗地里又嘱咐小开，到香港后多停留三个月，设法建立好收容站和去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这里一旦兵败，他本人以及信得过的干部，好通过香港逃出生天。
按下博古个人小九九不表，却说主席和洛甫两人谦让二十多日，为何最后还是由洛甫坐了大位。先来看主席坚决谦让的原因，首先是中共作为国际一个支部，自身产生出领导人之后，须得国际批准才算合法有效。主席早就看出二十八宿在老斯心目中的地位，懂得让洛甫出任总负责容易得到批准，对巩固遵义会议胜利成果更有利的道理。其次，主席基本上未进入过中央核心层，贸然出任总负责，不仅担心身边众大佬不服，而且还担心当时党内最大山头四方面军掌门人国焘不服。主席根据国焘为人预感，日后一方面军突出重围投奔四方面军，国焘必会质疑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更替。因此，不如推一个能力、魄力都有限的原有核心成员，暂时替自己看守大位，这个最佳人选当然非洛甫莫属。再次，洛甫为遵义会议倒博立下汗马功劳，主席对他应当有所酬庸，考虑到他本来已是常委，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上位到总负责了。最后，尽管长征期间党务工作不会很大，但毕竟属于总负责的责任范围。主席既然要全神贯注指挥军事，就不可能兼顾党务，即使做了总负责，也要把党务交给洛甫。这样，与其让洛甫以自己副手身份，怨气冲天管党务，不如让他以总负责身份，喜气洋洋管党务。
分析完主席战略意图，再看洛甫真实态度如何。应该说，洛甫清楚自己没有红军将士坚定支持，起初不愿出任总负责，还是颇有自知之明。但有自知之明，不等于无功名心，当确信主席真心拥护他出任总负责时，他的心也动了。天真的他以为，只要秉持开明作风，即使将来因能力问题下来，也仍不失核心成员地位。如果运气足够好，在大位上坐久了，也可能像忠发那样，下面谁犯错误都与自己无关，永做不倒翁。洛甫这样想着，也就不再谦让，半推半就地让“黄袍”加了身。
彻底杜绝博古实力死灰复燃以后，主席就要使出生平绝技，把已经陷入绝境的红军带往一个新天地了。要知道，主席到底施展出什么了绝技。请看第二十三章《突出重围》。
在结束本章以前，笔者还想谈的是老总在土城战役中亲自上火线指挥。长期以来，老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个打酱油的，重大事件他都在场，却不发挥作用。但其实不然，作为经过实战考验的滇军高级军官，无论是战略筹划，还是具体战场指挥，老总都有独到的眼光。只是在红四军七大风波过后，老总看清楚了在党指挥枪原则下，他这样从旧军队投入革命队伍的军官，永远只能做配角而不能晋升为主角。这才不仅不对党的治军原则不提异议，就是在军事上，只要有人能提出与自己类似意见，他就缄口不言。
不过，当整个团队面临危险而别人又无化解之道时，老总就不再考虑是否会得罪人，总是挺身而出。因为他明白，团队若有闪失，他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也就完结了。在土城战役中，老总所起作用正是如此。而且不光是土城战役，在以后战争岁月里，老总又多次于不动声色中，将不够正确的战略构想，纠正于无形之中。因此，老总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看似一个泥塑木偶，实际却起了军事上最后把关者的作用。对于他的决定性贡献，主席虽然从未在言语上加以肯定，却始终用行动进行了肯定。否则，主席即使考虑到老总历史地位，给予总司令名位，也不会让他参与到战略决策之中来。

第二十三章 突出重围上
对于中央红军出路，主席看得很清楚：云贵地处边陲，红军既无发展前景，老蒋也不会让红军发展，因此必须渡过长江，在四方面军接应下，去北方大好河山发展。可川军对其辖区内长江（包括上游金沙江）防务抓得很紧，根本没有北渡可能。而且，老蒋还在不断调兵遣将，一方面封锁江岸，另一方面还向扎西压迫而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贸然溯金沙江而上，必然会遭致众多优势敌军围攻，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因此，主席在内心里制定了一个迂回战略，先杀一个回马枪，重回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争取把敌军调回该地区。然后在黔北和川南间不断运动，搞得老蒋不耐烦，只好主动配合，把云南王龙云部队调出来。只要云南兵被调到红军东面，就马上南下云南，威胁云南省城，迫使龙云收缩兵力保卫昆明。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中央红军就能立刻北渡金沙江，进入敌军防务力量空虚的西康，争取与四方面军会师了。
不过，主席暗自盘算好整个脱险战略，却不向战友们说破。在公开场合，他只说既然北渡长江无望，那就干脆不渡了，就在长江南岸创建云贵川新苏区。政治局委员们想想也只能如此，便同意了主席主张，还特地在川南留了一支小部队，作为革命火种。1935年2月11日，经过缩编后的红军，带着从扎西扩来的3000新兵，重新东进。到2月18日，又从太平滩到顺江场地段，开始二渡赤水。此前两天的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正式打出了“创建云贵川新苏区”旗号。
既然要建云贵川苏区，那么被打断脊梁骨的黔军侯之担部防地黔北地区，就是最理想的场所。红军在21日渡过赤水后，于五、九两军团迟滞川军，一、三军团立刻重新插向那里。他们在23日攻克桐梓县城，25日拿下娄山关后，又横扫了王家烈部六个团，于28日晨重占遵义。可惜的是，三军团参谋长、彭总得力干将邓萍，于27日在遵义外围战中牺牲。面对赶来增援的蒋系吴奇伟纵队，红军采取三军团正面硬顶、一军团背后迂回战法，到28日夜将其完全击溃，俘获该部来不及逃过乌江南岸的1000余人和辎重物资。至此，红军在五天里，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共毙伤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主席总算取得了复出后首场大胜。
洛甫等中央核心成员面对胜利，还真的以为能够在遵义附近就地做活，便督促主席继续寻找战机，再打几个大胜仗。主席确实考虑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带的周浑元纵队，可当3月6日红军接近周纵队时，他们却因惧歼而后退。又拖了四天，同样不知就里的林总于10日，向转移到遵义县苟坝的中央建议，对驻扎在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发动突然袭击，再争取一次大胜。这个建议正对了急于就地做活的洛甫胃口，连老总也认为可取，只有主席竭力反对。见此情形，洛甫便按猴场会议后形成的规矩，当即召开有20多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攻打鼓新场问题。出乎主席意料之外的是，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这种打法体现了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原则，纷纷赞成打，弄得主席有苦说不出。
作为集中优势兵力打法一贯倡导者，主席坚决反对打，自有他道理。他很清楚，红军在苏区这样打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只要打胜，就能缴获一批武器，有了武器就能补充新战士。但现在因为没有根据地，打一场硬仗就少一批人，缴到枪也没人背，就连十天前击溃吴纵队，也是得不偿失事情。至于就地做活，那只是他忽悠老蒋的手段，当然为防止泄密和不让同事们学会，他又不可能在大会上抖露出来。情急之下，主席以辞去刚被授予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相要挟，试图利用危难关头大家有求于他的心态，强行改变会议结果。没想到，前几天还把主席当成顶梁柱的洛甫，看到二打遵义竟是如此容易，已起了甩掉主席真正当家做主的“坏心”，当即回敬主席说可以不干。于是，会议通过攻打鼓新场决议，并顺带撤销了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
主席当然不甘心让苟坝会议变成第二次宁都会议。为了党的前途，也为了个人前途，他只好在夜里提着马灯去找总理再谈，恳求总理暂缓下达作战命令。从日后主席与总理结成“外事忽悠二人组”事实来看，那一晚主席肯定是将自己内心所规划的突围之路，向总理做了合盘托出，并恳求总理千万不要外泄。总理以自身能力确实当不了发明家，但当一个鉴定家还是绰绰有余的，听了主席一番宏论，本来就要转而支持主席。而恰在此时，由他控制的电讯侦听系统，给他送来了关于打鼓新场附近敌军兵力部署情报。原来，除了犹禹九旅以外，外围还有蒋系周浑元和吴奇伟两纵队，以及滇军孙渡纵队、川军郭勋祺纵队。于是，主席在总理心目中，既成为料敌如神的诸葛亮，更升华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总理决心就把红军突围求生存的宝压在主席身上了。
下面事情就简单了，军委又在11日早上开会，总理把掌握的秘密情报一亮，与会者马上放弃了攻打鼓新场主张。主席也因有先见之明，立刻官复原职。至于洛甫，众人怨他不懂军事，差点害红军落入陷阱，决定就此不准他干预军事。主席则乘机主张兵贵神速，重大军事决策再也不能用二十多人“集思广益”方法决定了。于是，中央于12日决定再次成立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而成员除总理和主席之外，加入了重伤未愈但对主席态度友好的稼祥。苟坝会议决定了日后主席与总理、洛甫二人政治关系走向。对于总理，是他先看上了主席善于忽悠和利用对手的极大优点；而后主席又发现了他善于把自己忽悠对手的战略思想，用极其巧妙的言行落到实处的无可替代特长。于是，两人尽管在建设一个什么样新中国上存在重大分歧，却终因结成了一对谁都离不开谁的外交搭档，而基本上合作到死。对于洛甫，却因为他这次偶尔一露的小人嘴脸，让主席产生了一旦控制大局要逐他出核心决策层的想法。
3月13日，红军按照主席最新部署，向西准备三渡赤水。但敌周纵队在位于茅台渡口20公里的鲁班场，据险扼守。要顺利渡河，就必须强力遏制周纵队。15日，红军主力向周纵队发动了数小时的猛烈佯攻，虽未达到全歼目的，并出现一定伤亡，却对其产生强烈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有力保障了红军全军于16日，在茅台镇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在茅台镇等待渡河期间，红军战士买来茅台酒擦拭脚部伤患进行治疗，当然都是公买公卖的。但当敌人知道后，却别有用心地传成红军抢来茅台酒不知享用，全部用来洗脚，暗示红军愚昧无知暴殄天物。而传到后来越来越离谱，变成了红军都在酿酒池里洗脚，市面上出售的茅台酒，其实都是红军洗脚水。此种谣言至今仍有人信，真所谓谣言可畏啊。
红军三渡赤水后，原先在黔北围攻红军的各路敌军，又跟着纷纷涌向川南。但主席这次根本是虚晃一枪，见敌军被吸引过来，便于20日以一军团的一个团伪装成主力，向古蔺前进。红军主力则于21日晚至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向东四渡赤水，并挥师南下。

看到红军在一个月内四渡赤水，3月2日就飞抵重庆指挥围攻的老蒋坐不住了。他已经看清楚了，红军并无能力与川军刘湘部全面抗衡，如果不给他们找条出路，他们只能在原地打转，会出现六渡、八渡甚至十渡赤水情况。而因为云贵地区自然环境较差，蒋系吴、周两个纵队也出现大量逃亡减员，过来的十万人马只剩下了五万。故此，老蒋不可能继续冒非战斗减员风险，把更多嫡系部队派来贵州，作彻底歼灭红军尝试。前面说过，老蒋当时面临的对手不止红军一个，他当然不愿意被红军长期拖在赤水河一带，耽误了其他事情的处理。于是，老蒋决定把红军放往既对他最为有利、红军又愿意去的方向，也就是西南面的云南。在他看来，红军一进入云南，就要同滇军火并。不论结果谁输谁赢，他都可借追剿之名，派嫡系追踪而入，像控制贵州政局一样，逐渐控制云南政局。
主意打定，老蒋决定以身为饵，于3月24日从重庆飞抵兵力空虚的贵阳，进行“现场督战”。由于老蒋故意暴露行踪，贵阳地下党党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红军。主席等的就是这个，立刻于27日让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牵制敌军。而真正的主力则于28日，秘密、迅速钻过鸭溪至白腊坎不足15华里的敌军封锁线缝隙，转移到了乌江北岸沙土、安底地区；并于30日在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只是九军团为完成掩护任务，来到乌江边时晚了一步，被追赶而来的敌军大队隔开，被迫开始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独立活动。
3月31日，主席来到红2师，正式公开了调出滇军、借道云南渡过金沙江的战略意图。但红军上下对此仍颇有疑惑，在他们看来，调出滇军还得靠老蒋配合，那他要不肯配合怎么办呢？而事实上，老蒋朝思暮想的就是红军入滇，只要有利于此，他又如何会不肯配合哦。为了配合红军，老蒋在4月2日获悉红军逼近到距贵阳只有几十公里的扎佐、狗场地区后，明知城防主力只有99师的四个团，却并不坐飞机逃跑，硬是直挺挺端坐在贵阳城里，向四方发电报求救。眼看领袖面临危险，原本在西面的各路敌军纷纷东来“勤王”，连一直在家门口晃悠的滇军孙渡纵队，也不得不跟了过来。主席还怕孙纵队缩回去，继续于4月5日，派小部队在开阳县东南部清水江上架桥，作出要东渡模样。老蒋一来不肯让红军回头，再去威胁他的统治区；二来也想把孙纵队东调，好放红军西去。便故意作出“错误”判断，说红军肯定要去湘西与贺总会合，立刻一面叫湘军、桂军从东面阻截，一面令所有“勤王之师”越过贵阳，向东追击而去。
眼看孙纵队到了贵阳东面，4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向云南进军命令。4月8日，红军主力分为左右纵队，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开始以每天60公里高速，向着云南方向急进。对此，老蒋强行按捺住内心惊喜，装出一副上当受骗模样，令孙纵队尾追红军，令嫡系吴、周两纵队和53师，在红军右侧平行追击。但他知道，与红军的行军速度相比，这些军队肯定无法追上，红军入滇已成定局。事实也确实如此，4月18日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然后，取道兴仁、兴义地区，于4月28日分三路，进入云南。在此期间，老蒋还打算再收渔翁之利，故意又作“错误”判断，说什么红军主力要经云南平彝北上，与九军团会合后，然后再渡金沙江。于是，他令右侧平行追击的所有部队转向北边宣威、威宁地区，只让孙纵队一支孤军继续尾追，内心十分渴望红军设个埋伏，全歼孙纵队。
但到了这个时候，主席不会按老蒋意图行事了。红军主力置按中革军委命令运动到宣威地区的九军团于不顾，也不返身对孙纵队实施打击，径自向昆明冲来。而云南王龙云也不是傻瓜，他急忙调动离省城较近各县的民团，全部集中到昆明，进行严防死守。他还急电孙纵队，要他们别再尾追红军，充分发挥人地两熟优势，取捷径直赴昆明。龙云意图很明显，就是先护住老巢，放手让你红军借道他往。至于你红军是走河口去越南，走勐腊去老挝，走西双版纳、瑞丽去缅甸，还是走香格里拉去西藏，他都一律不管。
当然，主席率领的并不是云南旅行观光团，也不是出国考察团。这几条路红军都没走，而是直截了当兵分三路，急趋龙街、皎平渡、洪门渡三处金沙江渡口。由于沿途各县民团已被抽空，加上先锋都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红军一路不仅毫无阻碍，而且，还意外地获得了当地县长交出了军粮款。红军因执行公买公卖而越来越瘪的钱袋子，又稍微鼓起来了些。到了5月3日晚，由刘帅率领的中央纵队干部团赶到皎平渡口，缴获木船两只，并立刻渡过金沙江，连续打垮对岸西康军阀刘文辉部二十四军三个营，控制住了渡口。而左纵队一军团和右纵队三军团，也于4日先后抵达龙街和洪门渡口。
看到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龙云和老蒋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见红军马上就要出境，老蒋再无入境理由，不觉欣喜若狂。为此，嘴上喊得很响，在行动上却将主力死死控制在昆明，根本不去干扰红军渡江。而后者眼看不惜以身为饵所换来的结果，并不是红军被自己利用，而是自己被红军利用，不觉暴跳如雷。为了尽量拖延红军渡江时间，以便自己嫡系部队能够赶到渡口，老蒋出动空军扫射在龙街试图架设浮桥的一军团工兵。而这时，一、三军团也都发现自己所在渡口不利于架桥和摆渡，遂星夜赶赴皎平渡，最后在工于计算的陈云谋划下，总共只靠六只木船昼夜不停摆渡，终于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西康省会理地区。与此同时，一直被敌军隔断在乌江北岸地区的九军团，也抓住敌军在围攻自己和红军主力两个目标之间摇摆不定机会，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与主力会合。等到薛岳第二路军第13师先头别动队于11日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看不到红军一兵一卒。至此，老蒋消灭红军和夺取云南控制权两个战略目标，一个也没实现。
中央红军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这四个多月的战斗历程，是主席识破并巧妙利用老蒋战略企图的一个伟大胜利，是红军指挥由单纯军事手段演变为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革命从“靠天吃饭”升华到“改造天吃饭”的标志性事件。但是，由于在此过程中，不可能向红军全体指战员明确披露内中谋划，众多红军将士甚至不少红军高级将领，对主席为核心三人团的指挥产生了强烈质疑。他们一致要求是，宁可与敌军拼个你死我活，也不要这样无休无止地走下去。

这其中，尤以林总表现最为典型。他从四渡赤水开始，就不断抱怨主席指挥有问题，不走弓弦路老走弓背路。一军团在龙街渡江不成，部队急行军至皎平渡所增加的疲劳，在他本已烦躁情绪上更是火上加了把油。于是，林总在过江后，于5月11日给彭总打电话，建议由彭总出任军事总指挥，改变主席作战方针。彭总当时尽管在电话里拒绝了林总建议，但并没有以事实驳斥林总看法。而其实，他在内心里也对林总观点抱同情态度，早在3月间少奇来三军团工作时，彭总就告诉少奇，部队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希望选择有利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创造新根据地。但是，当少奇把彭总反映的问题，加上他自己意见及黄克诚等人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彭总、尚昆签字时，尚昆签了，彭总却不签。彭总明明也有意见却不公开发表，可能是因为他对主席为人比较了解，怕主席真在施展奇谋妙招，贸然出面反对倒显得自己很无知。
可林总却没有彭总这样深的城府（照笔者看法，林总到垮台都没有很深城府，所谓深藏不露，只是他平时不把自己较为肤浅的认识表露出来而已），他还以为彭总只是不好意思，才没答应出任军事总指挥，便挥笔疾书，给中央写了封长信。信的中心思想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总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不过，当林总将该信交一军团聂帅、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时，四人虽未发表反对意见，却一致圆滑地拒绝联名签字。于是，九一三事件之后，该信便成为林总一贯反对主席的铁证。
那么，林总写此信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野心大暴露，是否想以拥立彭总为幌子，达到自己上位控制中央红军目的呢？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的。以当时中央红军危如累卵的形势，对于任何一个没有把握挽救危亡的成员来说，最大利益决不是当最高领导，而是确保当前最高领导能够带领集体走出危局。林总写这封信正反应出，他已经对主席带领中央红军走出危局丧失信心，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顾忌个人得失，不愿意公开表达出来。据此看来，林总写信属于为集体利益不计个人利害的仗义直言行为，只不过由于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认识水平层次远低于主席，所持看法错误而已。
当然，林总来信还是让主席感到，如果不把前阶段指挥作战内情公之于众，必将失去一方面军全军上下对自己的信任度。这样，即使能把部队带出险境，与四方面军会师，也肯定因此失去军心，在必然要与国焘之间展开的最高领导权争夺中一败涂地。为此，主席建议中央利用三军团围攻会理之机，于5月12日在会理郊区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与遵义会议差不多，但刘英取代了小平的中央秘书长职务，同时也取代了他参加会议的资格），正面回答林总来信。会上，主席把自己从一渡赤水以来的所有谋划，除窥破老蒋心思、反过来利用老蒋一节隐去之外，一五一十告诉了大家。这一来，包括林总在内的所有对主席有意见者全傻了眼，都为自己肉眼凡胎、看不出主席在用神机妙算挽救大家而羞愧。而彭总自然为自己没有贸然行事暗暗庆幸。
但彭总没庆幸多久，麻烦就又找上他了。原来，主席不肯就此罢休，要借此整治一下想逼他下台的人。对于林总，他的看法倒与笔者相一致：只是个被人利用的仗义执言“娃娃”。主席要整治的，是他心目中在背后煽动“娃娃”写信的人们。尽管因为大敌当前，主席还是公开指出，林总的信是彭总鼓动起来的，少奇、尚昆电报也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反映。彭总本想辩解，但跟老总以为人忠厚作为人生底线一样，他也想保持自己光明磊落这块品牌，怕越辩主席对他成见越深。于是，就抱着误会日久自清想法，不再辩解。而林总也被主席吓傻，希望彭总替他分担点压力，没有出面为彭总澄清。于是，这桩公案要到二十四年以后庐山会议，才得以澄清。
主席明里不满的是彭总，暗里不满的还有洛甫。因为他前阶段一直参加三军团行动，主席很怀疑洛甫与彭总联合策划了林总上书事件，但因洛甫是一把手，不好公然指责，只能含沙射影。洛甫是个乖巧之人，从主席态度里预感到，与他共事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作为怕死之人，洛甫觉得红军前路是凶是吉也很难预料。思前想后，他在会上干脆拿弼时来电说事，借口中央上海局已遭严重破坏需要恢复，自告奋勇提出去上海恢复地下组织。实际上，他是打算弃总负责这个空名，乘机溜往安全之地——莫斯科。他的用心当即被主席看破，主席虽要防着洛甫，但此时可不想陷自己于树大招风困境。他还要让洛甫这尊“泥菩萨”物尽其用，为自己遮风挡雨。于是，主席坚决表示反对，总理、老总等也担心频繁更换领导影响士气，纷纷支持主席意见。最后，会议决定派陈云完成恢复地下组织使命，但要等合适时机出发，洛甫则继续坚守“泥菩萨”这个工作岗位。
议完这些以后，会议还乘机决定了下一步军事行动，就是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为贯彻该意图，特地从一军团中抽出红1师再加上干部团，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考虑到刘帅曾经是川军名将，对即将经过地区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任命刘帅为先遣队司令，一军团政委聂帅为先遣队政委。此举暂时肢解了一军团，林总所能指挥的部队就只剩下红2师了。这样安排也可以看作是对林总无形的处分，但好在林总当时胸襟要比九一三时宽广得多，至今也没听说他对此有任何怨言。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于5月14日决定放弃对会理围攻，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5月16日，红军途径现已成为重要航天基地的西昌城。但因为西康军阀刘文辉已把所部二十四军集中于会理、西昌、德昌三点，城坚难攻，遂仅以少数部队监视，大队绕城北上，向大渡河进发。接下去发生的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三大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可谓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但长期以来有些细节让人看得迷离扑朔，进而怀疑起它们真实性来。关于这些，将在第二十四章《突出重围下》，进行详细分析。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谈谈主席指挥四渡赤水的难处。难就难在，明明有妙计在胸，却因为泄密即失效而无法公之于众，由此招致一片怨声，最后就连得意门生林总也被“民意”所裹挟，站到了对立面的风口浪尖上。这还好是计策成功了，主席能在会理会议上傲视群雄；要是失败的话，主席这辈子冷板凳肯定是坐定了（前提条件是能化装摆脱敌人追捕）。可以想见，在滇军孙渡纵队被调到贵阳以东之前，主席内心所承受压力有多么重。套用一句著名女艺人的话，那就是“做危局团队领导难，做有智慧的危局团队领导更难，做有智慧且有担当的危局团队领导难乎其难”。主席能把难乎其难的领导当下来，除了智慧过人之外，还要加上定力过人。而往往就是后面一种素质，极少极少的人才能具备。

第二十四章 突出重围下
其实，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也只是从一个大包围圈，跳到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小包围圈里。只有渡过大渡河，才算真正突出重围。老蒋对这种形势看得很清楚，红军这时对他已无利用价值，他的意图便从把红军放往预定方向，实现其政治目的，一变而为消灭而后快。为此，他一面派嫡系部队在红军身后追赶（约相距一周路程），一面督促川康地方军阀联合围剿，希望红军能成为石达开第二。
主席对老蒋想法当然心知肚明，在决定前往大渡河的路径时，充分考虑到了敌我之间的情况。当时渡河有大小两条路：大路是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过大渡河，随后便可经雅安北插，和已经于3月离开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在现在的汶川地震灾区西部一带会师，但走这条路要再次与川敌刘湘部遭遇。小路则经冕宁县城，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然后北上去同一地点会师四方面军。这条路除刘文辉部24军外，不会遇到其他敌军。主席深知，中央红军干部队伍虽依然完好，但经过四个月来不断避实就虚，一线作战人员减员严重，当时两万多红军将士其实已是一副骨架，再也没有与敌人打硬仗本钱了。所以，主席根据主客观两方面条件，决定红军走小路而不走大路。
但是，走小路也有小路难处，这要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北边缘地带。由于长期以来存在彝汉敌视，使得彝族部落民只要一看到汉族军队进入其聚居地，便要骚扰攻击。果然，当5月22日刘、聂二帅带领先遣队进入彝区时，没有武器的工兵连就遭遇所带工具被彝人抢光、衣服被彝人剥尽的噩运。面对彝民挑衅，红军当然可以自卫反击。但那样一来，就将陷入彝族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这对于实际上是逃命之师的中央红军极不可取。关键时刻，刘帅凭借当川军将领时对彝民情况的了解，决定用喝血酒结盟方式争取过境权。经过喊话交涉，当面彝族部落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出面与刘帅谈判，并当即达成协议，两人喝血酒结拜兄弟。
从正统党史看，协议仅仅就是红军用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红旗和几支枪，外加向彝族群众购买酒肉的代价，就换取了小叶丹派果基彝民把红军送出彝区，直达安顺场的天大好事。但笔者认为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小叶丹毕竟是奴隶主酋长，不是共产主义信徒，未得到足够现实利益，应该不肯“学雷锋”护送红军过境。小叶丹同时也不是算命先生，不会预知红军将来会坐天下，他子孙都要靠红军护佑，而做点风险期货投资。据笔者看来，刘帅真正承诺的对价，应该是枪不止几支，至少有几十支，钱也不仅仅是刚够支付酒肉费，而是远远超过了酒肉费。说白了，红军其实就是拿很大数额的枪和钱，向小叶丹这个彝族“山大王”买路。当然，刘帅买路政策物超所值，在小叶丹派出的向导及政策宣示官帮助下，红军先头部队仅用两天时间就通过彝区，于5月24晚赶到安顺场，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必要条件。
而小叶丹本人也没想到，他与红军做的这笔买卖，同样物超所值。因为他不仅获得了眼前利益，而且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已在1942年被亲蒋部落杀害的他，继续被树立为民族团结的典范。他的家人凭着献出他颇有远见地藏好的红军授旗之功，成为人民政府座上客。至今，四川省政府为酬答其历史贡献，还对他后人给予双免上大学（免试免费）特殊照顾，真所谓泽被后世。不过，也有人认为小叶丹其实不该受此厚待，因为据说他暗中指使（至少是默许）袭击红军留在彝区坚持斗争的冕宁特委武装抗捐军，致使抗捐军官兵大部牺牲或被劫去当奴隶，负责人陈野苹（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侥幸脱险后逃往昆明。但既然小叶丹已为红军作出重大贡献，又属于比较难得的少数民族朋友，还是疑罪从无为好。
放下小叶丹的奇遇不谈。再说红军先遣队在5月24晚到达安顺场以后，便一举击溃了文辉部24军两个连的防守，并在渡口附近找到唯一一只木船。这只木船将同其乘员一并载入史册，因为25日晨，先遣队红一团突击队开始用这只木船强渡大渡河。负责组织渡河突击队的是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宁都起义人员孙继先，他从第二连挑选出十七名勇士，由熊上林率领，坐上帅士高等四名当地船工驾的小木船，向对岸冲去。
这次行动是中央红军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决定着未来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照理说，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达100多米，水深流急，对岸有24军第5旅第7团一个营把守，轻重火力齐射之下，仅有的一只小木船势必中弹倾覆，人船共亡。退一步讲，即使小船能够靠上对岸，一个营再少三百人总是要有的吧，集中起来打没有后援、背水一战的十七人，按常规判断肯定能聚而歼之（金门古宁头之战就是如此）。然而事实却是，英勇的红军在人和木船都毫发无损情况下，先登岸守住了滩头阵地。然后，这只小船返回南岸，又装载孙继先带领的第二梯队，再装载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的第三梯队，不断地杀向北岸。就这样，靠着这只小木船来回摆渡，终于建立起对敌军的兵力优势，最后把敌军全部逐离渡口，创造出人间奇迹！
那么，这个人间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据笔者分析，首要原因得从敌人方面去找。在当时，西康一省虽属穷乡僻壤，却是刘文辉在与刘湘川中火并失利之后的安身立命之地。文辉心里清楚，凭自己24军这点兵力，无力消灭两万多中央红军，故硬把他们堵在大渡河西岸，结果必然是刘湘或蒋系部队乘虚而入。到那时，红军固然最终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自己地盘也将被人鹊巢鸠占。所以，最好办法是学学龙云，让红军过境另走他乡。这就决定了他不会在渡口布置太多兵力，而且，还会对驻守渡口那个营下达命令，当遭遇红军进攻时不要硬拼，保存实力为上。

第二十四章 突出重围下
其实，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也只是从一个大包围圈，跳到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小包围圈里。只有渡过大渡河，才算真正突出重围。老蒋对这种形势看得很清楚，红军这时对他已无利用价值，他的意图便从把红军放往预定方向，实现其政治目的，一变而为消灭而后快。为此，他一面派嫡系部队在红军身后追赶（约相距一周路程），一面督促川康地方军阀联合围剿，希望红军能成为石达开第二。
主席对老蒋想法当然心知肚明，在决定前往大渡河的路径时，充分考虑到了敌我之间的情况。当时渡河有大小两条路：大路是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过大渡河，随后便可经雅安北插，和已经于3月离开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在现在的汶川地震灾区西部一带会师，但走这条路要再次与川敌刘湘部遭遇。小路则经冕宁县城，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然后北上去同一地点会师四方面军。这条路除刘文辉部24军外，不会遇到其他敌军。主席深知，中央红军干部队伍虽依然完好，但经过四个月来不断避实就虚，一线作战人员减员严重，当时两万多红军将士其实已是一副骨架，再也没有与敌人打硬仗本钱了。所以，主席根据主客观两方面条件，决定红军走小路而不走大路。
但是，走小路也有小路难处，这要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北边缘地带。由于长期以来存在彝汉敌视，使得彝族部落民只要一看到汉族军队进入其聚居地，便要骚扰攻击。果然，当5月22日刘、聂二帅带领先遣队进入彝区时，没有武器的工兵连就遭遇所带工具被彝人抢光、衣服被彝人剥尽的噩运。面对彝民挑衅，红军当然可以自卫反击。但那样一来，就将陷入彝族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这对于实际上是逃命之师的中央红军极不可取。关键时刻，刘帅凭借当川军将领时对彝民情况的了解，决定用喝血酒结盟方式争取过境权。经过喊话交涉，当面彝族部落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出面与刘帅谈判，并当即达成协议，两人喝血酒结拜兄弟。
从正统党史看，协议仅仅就是红军用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红旗和几支枪，外加向彝族群众购买酒肉的代价，就换取了小叶丹派果基彝民把红军送出彝区，直达安顺场的天大好事。但笔者认为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小叶丹毕竟是奴隶主酋长，不是共产主义信徒，未得到足够现实利益，应该不肯“学雷锋”护送红军过境。小叶丹同时也不是算命先生，不会预知红军将来会坐天下，他子孙都要靠红军护佑，而做点风险期货投资。据笔者看来，刘帅真正承诺的对价，应该是枪不止几支，至少有几十支，钱也不仅仅是刚够支付酒肉费，而是远远超过了酒肉费。说白了，红军其实就是拿很大数额的枪和钱，向小叶丹这个彝族“山大王”买路。当然，刘帅买路政策物超所值，在小叶丹派出的向导及政策宣示官帮助下，红军先头部队仅用两天时间就通过彝区，于5月24晚赶到安顺场，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必要条件。
而小叶丹本人也没想到，他与红军做的这笔买卖，同样物超所值。因为他不仅获得了眼前利益，而且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已在1942年被亲蒋部落杀害的他，继续被树立为民族团结的典范。他的家人凭着献出他颇有远见地藏好的红军授旗之功，成为人民政府座上客。至今，四川省政府为酬答其历史贡献，还对他后人给予双免上大学（免试免费）特殊照顾，真所谓泽被后世。不过，也有人认为小叶丹其实不该受此厚待，因为据说他暗中指使（至少是默许）袭击红军留在彝区坚持斗争的冕宁特委武装抗捐军，致使抗捐军官兵大部牺牲或被劫去当奴隶，负责人陈野苹（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侥幸脱险后逃往昆明。但既然小叶丹已为红军作出重大贡献，又属于比较难得的少数民族朋友，还是疑罪从无为好。
放下小叶丹的奇遇不谈。再说红军先遣队在5月24晚到达安顺场以后，便一举击溃了文辉部24军两个连的防守，并在渡口附近找到唯一一只木船。这只木船将同其乘员一并载入史册，因为25日晨，先遣队红一团突击队开始用这只木船强渡大渡河。负责组织渡河突击队的是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宁都起义人员孙继先，他从第二连挑选出十七名勇士，由熊上林率领，坐上帅士高等四名当地船工驾的小木船，向对岸冲去。
这次行动是中央红军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决定着未来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照理说，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达100多米，水深流急，对岸有24军第5旅第7团一个营把守，轻重火力齐射之下，仅有的一只小木船势必中弹倾覆，人船共亡。退一步讲，即使小船能够靠上对岸，一个营再少三百人总是要有的吧，集中起来打没有后援、背水一战的十七人，按常规判断肯定能聚而歼之（金门古宁头之战就是如此）。然而事实却是，英勇的红军在人和木船都毫发无损情况下，先登岸守住了滩头阵地。然后，这只小船返回南岸，又装载孙继先带领的第二梯队，再装载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的第三梯队，不断地杀向北岸。就这样，靠着这只小木船来回摆渡，终于建立起对敌军的兵力优势，最后把敌军全部逐离渡口，创造出人间奇迹！
那么，这个人间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据笔者分析，首要原因得从敌人方面去找。在当时，西康一省虽属穷乡僻壤，却是刘文辉在与刘湘川中火并失利之后的安身立命之地。文辉心里清楚，凭自己24军这点兵力，无力消灭两万多中央红军，故硬把他们堵在大渡河西岸，结果必然是刘湘或蒋系部队乘虚而入。到那时，红军固然最终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自己地盘也将被人鹊巢鸠占。所以，最好办法是学学龙云，让红军过境另走他乡。这就决定了他不会在渡口布置太多兵力，而且，还会对驻守渡口那个营下达命令，当遭遇红军进攻时不要硬拼，保存实力为上。

不过，文辉纵然有心私放红军，他也不可能直接给红军写信，把自己意图和盘托出。在红军，尤其是在第一梯队十七勇士以及孙继先带领的第二梯队看来，他们驾一只木船，强渡大渡河，属于九死一生之事。但就是这样，他们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相反还有人哭求参加突击队，最后如愿以偿。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啊！
当然，光凭勇敢还不行。在这场战斗中，还有一位人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就是同样出身宁都起义的迫击炮神手赵章成。他在十七勇士被敌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时，用仅剩的三发迫击炮弹，准确无误地连续摧毁敌三个机枪火力点。不仅为孙继先的第二梯队靠岸赢得了时间，而且，还让不知红军只有三发炮弹的敌军，误以为红军拥有大量重武器，从而加快了为实践文辉保存实力为上嘱托而败逃的进程。
在以后革命战争中，第一梯队十七勇士全部牺牲。但由于1935年6月3日出版的《战士报》第186期（一军团主办），记录下了十七勇士全部名单，他们英名得以流传了下来。而2001年拍摄的电视剧《长征》，又让这些勇士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为表达对他们所立下的历史性功勋无比崇敬，在此请容许笔者占用宝贵篇幅，将这十九位勇士（包括孙继先和赵章成）姓名完整抄录下来。他们是：孙继先、熊上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萧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赵章成。
然而，占领安顺场渡口并没有彻底解决渡河问题。因为红军手里仅有几只小船，按一船十八人、一天十渡计算，一天顶多能渡千把人。这样的话，两万多红军得用二十多天，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在这段时间里，老蒋一定会重新排兵布阵，对红军布下天罗地网。主席对此危险性已有考虑，5月26日上午，他通过对十八勇士强渡详情分析，断定文辉对红军的真实态度是放不是堵。于是，以他为灵魂的中革军委果断决定，除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军，从安顺场渡河外，其余主力编为左路军，向北抢夺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泸定桥过河。主席之所以敢把宝压在泸定桥上，除了摸透了文辉心思之外，还因为泸定桥作为当时大渡河上唯一桥梁，是西康省藏汉交通重要纽带。该桥是清康熙年间，发挥中央集权王朝“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成的，一旦彻底摧毁，以西康一个穷省的财力，绝对无法修复。所以，只要红军过桥后也不毁桥（红军过桥后果然没有毁桥），文辉势在必放。当然，文辉纵有心放，却只能暗放而不能大张旗鼓明放。那如何暗放呢？就是让红军来打，然后装着打不过逃跑。因此，夺取泸定桥关键是尽快把部队投放到战场上，只要到达就意味着胜利。为此，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必须在29日到达泸定桥西岸，并加以夺取。
目前正统党史对飞夺泸定桥的描述，依据蓝本是1936年7月初，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采访，红军为出版《长征记》所征集的红4团政委杨成武的文章。具体说法是，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时间是5月28日。接受任务的红4团，当即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领导下，轻装上阵，除吃饭睡觉外，以高速跑步前进。实在跟不上的战士由后续部队收容，跑到多少是多少。靠了这一招，一些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的指战员，用了一个昼夜时间，跑完240华里山路，终于在29日晨赶到目的地。此时，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把百余米长桥上木板全部拆去（只拆了约80余米），更不用说砍断桥上铁索了。于是，红4团也同安顺场强渡情况差不多，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2名夺桥突击队。他们于下午四时，在岸上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爬铁索向东桥头进攻，后面另有四名官兵给桥面重新铺上木板。结果，红军以四人中弹落水牺牲为代价，爬到对岸，击溃守军抵抗，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而近年来又有一种新说法，认为泸定桥是由三军团红13团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覃首次回忆，也是1936年出版《长征记》的征文，而我们看到的文字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回忆大意是，他和韦杰率领的侦察连经急行军，于某日下半夜赶到泸定桥桥头附近天主教堂，而桥头已被兄弟部队占领。这时，团长彭雪枫也到了，命令覃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他自己组成突击队；命令韦杰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拂晓时，他们12个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飞奔上桥头，桥上被烧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但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能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故而能战胜摇晃，冒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赶跑敌人，完成夺桥任务。
解放后，成武征文经文字修饰，被编入中学课本，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学过。但笔者在学习时就有些疑问，再加上后来陆续冒出的新疑问，大致整理了那么四条。疑问之一是，主席他们在5月26日上午就做出夺取泸定桥决策，为什么直到28日才通过一军团传达到红4团？须知，当时红军正面临生死关头，不可能容许现在这种官僚拖拉作风。疑问之二，红4团28日接到命令，就算确切时间是早晨，也只能用24小时，跑完240华里即120公里，折合到时速是5公里，与普通人在平地步行速度相一致。但问题在于，红四团走的是崎岖不平山路，而且，途中必须有吃饭、小憩时间。刨除这些时间，那行军速度可就远远超过普通人速度，向竞走甚至马拉松运动员水平靠拢了。而且，马拉松运动员只要跑41公里多（约合80多华里），竞走运动员最多也只走50公里（100华里），有些运动员拼得凶了都会虚脱。红四团中的优秀战士，即使有优良运动员素质，到达泸定桥头也都会虚脱躺倒，还能有什么战斗力。疑问之三，红四团于29日清晨就到达泸定桥头，为何要到下午四时再发起进攻？如果是由于路上拼得太凶而导致虚脱，那就应该先在路上休息够了再行军，因为泸定桥头是战场，而不是马拉松赛场终点。疑问之四，廖大珠等22勇士为什么在夺桥时，非要爬铁索前进，而非边铺桥板边匍匐前进？

不过，文辉纵然有心私放红军，他也不可能直接给红军写信，把自己意图和盘托出。在红军，尤其是在第一梯队十七勇士以及孙继先带领的第二梯队看来，他们驾一只木船，强渡大渡河，属于九死一生之事。但就是这样，他们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相反还有人哭求参加突击队，最后如愿以偿。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啊！
当然，光凭勇敢还不行。在这场战斗中，还有一位人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就是同样出身宁都起义的迫击炮神手赵章成。他在十七勇士被敌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时，用仅剩的三发迫击炮弹，准确无误地连续摧毁敌三个机枪火力点。不仅为孙继先的第二梯队靠岸赢得了时间，而且，还让不知红军只有三发炮弹的敌军，误以为红军拥有大量重武器，从而加快了为实践文辉保存实力为上嘱托而败逃的进程。
在以后革命战争中，第一梯队十七勇士全部牺牲。但由于1935年6月3日出版的《战士报》第186期（一军团主办），记录下了十七勇士全部名单，他们英名得以流传了下来。而2001年拍摄的电视剧《长征》，又让这些勇士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为表达对他们所立下的历史性功勋无比崇敬，在此请容许笔者占用宝贵篇幅，将这十九位勇士（包括孙继先和赵章成）姓名完整抄录下来。他们是：孙继先、熊上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萧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赵章成。
然而，占领安顺场渡口并没有彻底解决渡河问题。因为红军手里仅有几只小船，按一船十八人、一天十渡计算，一天顶多能渡千把人。这样的话，两万多红军得用二十多天，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在这段时间里，老蒋一定会重新排兵布阵，对红军布下天罗地网。主席对此危险性已有考虑，5月26日上午，他通过对十八勇士强渡详情分析，断定文辉对红军的真实态度是放不是堵。于是，以他为灵魂的中革军委果断决定，除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军，从安顺场渡河外，其余主力编为左路军，向北抢夺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泸定桥过河。主席之所以敢把宝压在泸定桥上，除了摸透了文辉心思之外，还因为泸定桥作为当时大渡河上唯一桥梁，是西康省藏汉交通重要纽带。该桥是清康熙年间，发挥中央集权王朝“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成的，一旦彻底摧毁，以西康一个穷省的财力，绝对无法修复。所以，只要红军过桥后也不毁桥（红军过桥后果然没有毁桥），文辉势在必放。当然，文辉纵有心放，却只能暗放而不能大张旗鼓明放。那如何暗放呢？就是让红军来打，然后装着打不过逃跑。因此，夺取泸定桥关键是尽快把部队投放到战场上，只要到达就意味着胜利。为此，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必须在29日到达泸定桥西岸，并加以夺取。
目前正统党史对飞夺泸定桥的描述，依据蓝本是1936年7月初，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采访，红军为出版《长征记》所征集的红4团政委杨成武的文章。具体说法是，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时间是5月28日。接受任务的红4团，当即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领导下，轻装上阵，除吃饭睡觉外，以高速跑步前进。实在跟不上的战士由后续部队收容，跑到多少是多少。靠了这一招，一些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的指战员，用了一个昼夜时间，跑完240华里山路，终于在29日晨赶到目的地。此时，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把百余米长桥上木板全部拆去（只拆了约80余米），更不用说砍断桥上铁索了。于是，红4团也同安顺场强渡情况差不多，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2名夺桥突击队。他们于下午四时，在岸上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爬铁索向东桥头进攻，后面另有四名官兵给桥面重新铺上木板。结果，红军以四人中弹落水牺牲为代价，爬到对岸，击溃守军抵抗，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而近年来又有一种新说法，认为泸定桥是由三军团红13团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覃首次回忆，也是1936年出版《长征记》的征文，而我们看到的文字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回忆大意是，他和韦杰率领的侦察连经急行军，于某日下半夜赶到泸定桥桥头附近天主教堂，而桥头已被兄弟部队占领。这时，团长彭雪枫也到了，命令覃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他自己组成突击队；命令韦杰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拂晓时，他们12个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飞奔上桥头，桥上被烧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但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能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故而能战胜摇晃，冒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赶跑敌人，完成夺桥任务。
解放后，成武征文经文字修饰，被编入中学课本，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学过。但笔者在学习时就有些疑问，再加上后来陆续冒出的新疑问，大致整理了那么四条。疑问之一是，主席他们在5月26日上午就做出夺取泸定桥决策，为什么直到28日才通过一军团传达到红4团？须知，当时红军正面临生死关头，不可能容许现在这种官僚拖拉作风。疑问之二，红4团28日接到命令，就算确切时间是早晨，也只能用24小时，跑完240华里即120公里，折合到时速是5公里，与普通人在平地步行速度相一致。但问题在于，红四团走的是崎岖不平山路，而且，途中必须有吃饭、小憩时间。刨除这些时间，那行军速度可就远远超过普通人速度，向竞走甚至马拉松运动员水平靠拢了。而且，马拉松运动员只要跑41公里多（约合80多华里），竞走运动员最多也只走50公里（100华里），有些运动员拼得凶了都会虚脱。红四团中的优秀战士，即使有优良运动员素质，到达泸定桥头也都会虚脱躺倒，还能有什么战斗力。疑问之三，红四团于29日清晨就到达泸定桥头，为何要到下午四时再发起进攻？如果是由于路上拼得太凶而导致虚脱，那就应该先在路上休息够了再行军，因为泸定桥头是战场，而不是马拉松赛场终点。疑问之四，廖大珠等22勇士为什么在夺桥时，非要爬铁索前进，而非边铺桥板边匍匐前进？

而近年来又有一种新说法，认为泸定桥是由三军团红13团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覃首次回忆，也是1936年出版《长征记》的征文，而我们看到的文字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回忆大意是，他和韦杰率领的侦察连经急行军，于某日下半夜赶到泸定桥桥头附近天主教堂，而桥头已被兄弟部队占领。这时，团长彭雪枫也到了，命令覃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他自己组成突击队；命令韦杰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拂晓时，他们12个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飞奔上桥头，桥上被烧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但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能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故而能战胜摇晃，冒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赶跑敌人，完成夺桥任务。
解放后，成武征文经文字修饰，被编入中学课本，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学过。但笔者在学习时就有些疑问，再加上后来陆续冒出的新疑问，大致整理了那么四条。疑问之一是，主席他们在5月26日上午就做出夺取泸定桥决策，为什么直到28日才通过一军团传达到红4团？须知，当时红军正面临生死关头，不可能容许现在这种官僚拖拉作风。疑问之二，红4团28日接到命令，就算确切时间是早晨，也只能用24小时，跑完240华里即120公里，折合到时速是5公里，与普通人在平地步行速度相一致。但问题在于，红四团走的是崎岖不平山路，而且，途中必须有吃饭、小憩时间。刨除这些时间，那行军速度可就远远超过普通人速度，向竞走甚至马拉松运动员水平靠拢了。而且，马拉松运动员只要跑41公里多（约合80多华里），竞走运动员最多也只走50公里（100华里），有些运动员拼得凶了都会虚脱。红四团中的优秀战士，即使有优良运动员素质，到达泸定桥头也都会虚脱躺倒，还能有什么战斗力。疑问之三，红四团于29日清晨就到达泸定桥头，为何要到下午四时再发起进攻？如果是由于路上拼得太凶而导致虚脱，那就应该先在路上休息够了再行军，因为泸定桥头是战场，而不是马拉松赛场终点。疑问之四，廖大珠等22勇士为什么在夺桥时，非要爬铁索前进，而非边铺桥板边匍匐前进？
至于覃的回忆也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其中最大漏洞是，他们赶到时兄弟部队（显然就是抢先一步赶到的红4团）已占领桥头，却既不找桥板，又不组织突击队，傻傻地等他们赶来夺桥。第二个漏洞是，雪枫命韦杰准备木板，显然认可桥板已被敌军拆去（这与杨成武、刘文辉回忆想印证）。但怎么等他们发起总攻时，桥面又铺满了木板？使他们只要发挥过吊桥不跌倒绝技，就可以冲过去了呢？
因为有了这些疑问，有一些人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说泸定桥根本没有发生战斗，文辉早早就把部队撤走了，红军到达桥头只是从老百姓家里借来了木板，铺一铺就大摇大摆地过去了。但笔者也不同意如此极端观点，因为那样的话，文辉又拿什么理由去搪塞老蒋呢？综合各种说法并结合分析和推理，笔者认为，红军将士应该不会故意造假，更大可能是他们各自叙述了与自己有关的一部分事实，而忽略了有关别人的事实，真相就介于这些事实之间。
真实情况可能是，中革军委在5月26日上午作出夺取泸定桥决策之后，马上命令已经通过彝区、接近安顺场的部队溯大渡河而上，向泸定桥进发。接受命令的不止红4团一支部队，同样跑在比较前面的还有三军团红13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在最初一天多时间里，几支部队虽是急行军，但仍像以往行军一样，按时吃饭、睡觉，到28日晨，估计只走了全程320华里的一半。这时主席急了，因为在他看来，文辉假打真放是铁板钉钉之事，但前提是红军一定要出现在泸定桥上。如果红军都按常规行军，万一没按时达到泸定桥，而24军又被其他敌军替换，那可真要陷入绝境了。于是，中革军委在那时严令红4团等部，在29日清晨赶到。
这以后，红4团（可能还有红13团）才开始了他们自己说的那种不考虑减员、到多少算多少的急行军。但因为出版《长征记》需要把战斗写得更为精彩，所以，杨成武便把28日接到加急命令说成是接到首次命令，而把当时剩下的约160华里路程，加码到了240华里。并且，还把到达泸定桥头时间，从接近于中午的上午（这也不算造谣）改到了清晨。这样一来，精彩确实精彩得多了，却画蛇添足般地留下了第一到第三诸多疑问。
下面的事实就比较好理解了。红4团在上午10时多到达泸定桥头，一部分人向群众宣传，借木板准备铺桥面；大部分人则在吃饭休息后，布置掩护射击阵地，挑选突击队员等等。这样经过五个多小时准备，到下午4时发动进攻，从道理上是讲得通的。而在此期间，彭雪枫带着红13团也赶到了。可能是韦杰发现了天主教堂里有现成的桌椅板凳，一下子就加快了找桥板进程。根据先来后到顺序，红四团廖大珠等22勇士先攻，但成武描述中的战斗姿势，无论脚踩铁索、一手抓铁索一手拿枪，还是整个人匍匐在一根铁索上，都是无法发挥战斗效力的不正确姿势。正确战斗姿势就应该是聂帅（他与刘帅已在河东行军，不可能目睹夺桥战斗过程）所认为的那样，边用后面战友传递来的木板铺桥面，边匍匐射击前进。至此，第四个疑问也得到了正确解释。

不过，即使采用了正确战斗姿势，敌人如有机枪，依然可以射杀所有匍匐前进的红军战士。就算没有机枪，只要用步枪顺着水平铁索打，红军也是俎上鱼肉。之所以没有发生此等惨剧，是因为敌军根本没有认真作战。事实真相是，文辉对外说派了一个团守桥，其实让这个团借口刘、聂二帅红军右路军已经逼近，把主力撤走，只留下一个连驻守当地。而这个连的大部也躲进了泸定城，只留一个班守桥头。就是这一个班也只是象征性开火，只要红军作出冲桥姿态，他们也就同泸定城里敌人一起，逃得无影无踪了。就这样，廖等22勇士匍匐着，把铺上去的桥板与敌人未来得及拆掉的桥板接通了，接下去，就应该站起来冲锋了。但此时桥面摇晃厉害，廖等人没受过走吊桥训练，始终站不起来，只能继续匍匐前进。于是，为加快进攻速度，红13团准备好的覃等12名山区农家子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一鼓作气冲过摇晃的桥面，与廖等人差不多时间到达对岸，共同完成了飞夺泸定桥任务。
应该说，笔者所推测的飞夺泸定桥过程，基本上让各方当事人回忆中合理部分都得到了满足，有一定可信度。但还有一个矛盾无法解释，就是覃回忆他们是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头，拂晓发起总攻。但深究起来，如果是29日拂晓进攻，则红4团肯定到不了，不可能桥头有什么兄弟部队；而如在30日拂晓进攻，则连对岸右路军也已经到了，不再需要进攻。为此，只能认为覃记忆有误，而成武回忆大致正确。
经过上述细致分析，我们终于可以认为，飞夺泸定桥首功应归红4团，但红13团也出了力。而不管哪一支部队立功，泸定桥战斗并非恶战应是实情。关于这一点，小平同志在1982年对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的谈话，说得比较中肯，他原话是：“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一句“没打什么仗”，表明仗还是打了，但那是敌我之间的默契仗，是假的战斗。当然，廖大珠等22勇士、覃应机等12名勇士，跟前面讲的17勇士一样，是不可能事先知道主席和文辉这些高级政治人物之间默契的，他们参加桥上战斗时，做的是牺牲准备。因为这个缘故，小平在道出战斗实情同时，依然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题写了碑名，以达激励后人的目的。
至此，不怕死的红军经文辉故意放水，终于避免了石达开的噩运，让整个左路军不断地从彝区穿过，再沿大渡河到泸定桥过河。而右路军也驱逐了在当面阻拦的敌军，及时赶到了泸定城。利用红军陆续过河等待时间，中央于5月31日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和恢复白区工作两大问题，史称泸定会议。由于主席料敌如神，他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无障碍地获得通过。主席建议是，既然与四方面军只有雪山相隔，就不要再节外生枝，去人烟稠密之处，与敌人发生战斗，索性直接翻越雪山。而对要不要派大员恢复白区工作，结论也是肯定的，人选就是在会理会议上确定的陈云。会后红军到达天全县灵关殿时，陈云便秘密离开部队，经成都、重庆到达上海。不过，当时上海形势已很难让地下工作恢复到全盛时期局面。陈云在那里无事可做，很快便在国际交通线安排下去了莫斯科，与王明、康生会合。这次会合对中共未来六十年政局走向，产生了极其隐秘而重要的影响。
离开了天全，中央红军向北行进。6月11日，依然作为先头部队的红4团到达夹金山脚下大硗碛地区，红军大队也跟着进驻。这时，急红眼的老蒋严令四万川军向背靠雪山的中央红军追来，试图抓住最后一个消灭他们的机会，但在九军团英勇阻击下无所作为。利用九军团阻击所提供的宝贵时间，从12日开始，红军分批翻越夹金山。该山主峰海拔4950多米，由于全球变暖，现在山顶已无积雪。但七十多年前，山顶上却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穿夏装的红军翻越此山，类似于翻越乞力马扎罗山，一天中要经历了夏秋冬三季，外加强对流天气。而能抵御严寒的手段，只是喝辣椒水和烈性酒。为此，少数身体抵抗力差的战士在山上失去了生命（军史资料中并没有单独列出中央红军在翻夹金山所付出的牺牲，如以百分之一比例估计，大约会有两三百人）。
到了6月18日，连担任阻击任务的九军团也翻越了夹金山。而红4团则早在6月12日下午翻过夹金山后，就与正在执行任务的四方面军红25师74团一部，在山下达维乡木城沟沟口地带相遇。以此为基础，一、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面对这种形势，川军既无体力又无胆量更无必要，翻越雪山继续追击，与一、四方面军为敌，遂偃旗息鼓。
就这样，经过近八个月艰难奋斗，特别是后五个月巧妙周旋，中央红军终于暂时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与革命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的四方面军会合到了一起，暂时得以转危为安。然而，外部危机刚刚舒缓，中共内部又起纷争。其主要原因是，国焘既不满二十八宿专权（会师之初，他尚不知中央实际掌舵人已换成了主席），又有个人称雄党内雄心。而会师之时，又正是他统率的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之时，遂使纷争更添一定的军阀色彩。要搞清楚其中来龙去脉，就得先从第二十五章《扬威川陕》说起。
在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是想从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入手，谈一谈塑造普通战士英雄形象，对军队士气的重大鼓舞作用。十七勇士虽不是红军对普通战士首次宣传（之前也宣传过突破乌江的普通战士），但却是革命军队普通战士英雄谱中第一个光辉典型。往后面，抗日战争时期有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时期有董存瑞，抗美援朝时期有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有滚雷英雄罗光燮，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有孙玉国，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有孤胆英雄岩龙。这些英雄群像的存在，使得所有解放军战士都明白，只要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奋不顾身，不论最后是生存还是牺牲，都有可能立下不世之功，成为万人敬仰的楷模。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顽强性远远高于其他军队，以至于能与武器比自己先进好几个等级的美军打个平手。评价一支军队水准，有机械化、信息化等等军事术语，而有人把解放军这种精神鼓舞机制称为毛泽东化。直到现在，美军还说不怕中国军队这个化那个化，唯独怕他们保持毛泽东化。
反观国民党军队，只注意表彰部队长官，普通士兵无论立下多么不朽的功绩，注定只会默默无闻。例如，杜聿明曾回忆在抗战初期南京保卫战中，国民党军一辆失去动力的坦克里，还有两名侥幸活着的普通战士。他俩从中午一直隐蔽到下午4时，终于找到机会，用坦克上的两挺机枪，将几十名鬼子步兵全部击毙。之后在撤离战场时，一人中炮牺牲，一人成功归队。这样的事迹放在革命军队里，早就会设法核实，然后大力宣传表彰。但杜聿明最初表示不信，等从鬼子那里得到证实，再想对这位英雄战士进行奖励，却得知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牺牲了。即便这样，在革命军队中也依然可以大力表彰这两位烈士，并设法找到烈士家属给予抚恤。然而，国民党军没有形成这种表彰机制，杜聿明个人有心无力，只能日后在功德林里写出这段回忆，聊表敬意。如此不公机制，就难怪国民党军士兵在战斗中（尤其是在内战中）出工不出力了。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国共交战的胜负。

@字体繁 2015-09-04 19:03:39
神话毛泽东
-----------------------------
没有神化，完全如实反映。

@字体繁 2015-09-04 20:55:06
毛的政治策略跟洪秀全一样，只是洪生不逢时，没有苏联支持。
-----------------------------
看不出，毛主席政治策略跟洪秀全怎么一样法？

@字体繁 2015-09-04 20:55:06
毛的政治策略跟洪秀全一样，只是洪生不逢时，没有苏联支持。
-----------------------------
看不出，毛主席政治策略跟洪秀全怎么一样法？

@Lancer2 2015-09-05 00:26:08
楼主写的也是一家之言，算是写出各人心里的一点小毛贼，就是把毛拔得有点高了。毛下手是相当狠的，对杨开慧也谈不上啥子情义，如实写出一个枭雄其实也不错，没有必要美化。
-----------------------------
你看文不仔细。文中早就写了，毛主席就是共产党的曹操、司马懿；中共要胜利，需要曹操、司马懿，而且在肃反一节，写了毛主席狠毒的一面，你自己再去看看。
至于毛主席与杨开慧，不但是情谊关系，而是共同命运关系。毛主席不把杨开慧接到苏区，也不把杨开慧和孩子送到苏联，是没有条件。

@字体繁 2015-09-05 11:40:54
毛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留下了邓。
-----------------------------
你就别乱说了。毛主席晚年选中的接班人正是邓小平，1976年撤销邓职务、保留党籍，那是明打暗传。

@字体繁 2015-09-05 11:40:54
毛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留下了邓。
-----------------------------
你就别乱说了。毛主席晚年选中的接班人正是邓小平，1976年撤销邓职务、保留党籍，那是明打暗传。

第二十五章 扬威川陕
一方面军由盛转衰的两年多时间，正是四方面军由衰转盛之时。1932年12月18日，四方面军红12师先头部队占领通江县城。见红军不是过路而是来夺自己地盘的，正在参加川西混战的军阀田颂尧，连忙从嘉陵江沿岸调兵反攻。具体部署是，李炜如第一路（两个旅兵力）和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进抵巴中，刘汉雄第二路进抵南江，准备反攻。考虑到田毕竟拥有五十个团总兵力，国焘生怕一战不利后再无退路，遂派使者向田说明，红军只是暂据此地养兵，如双方能划分防地和平共处，春天即回中原发展。但田看穿了红军真实意图，国焘缓兵之计并未奏效。
1933年1月初，敌军李炜如来攻，但战斗力奇差，稍一接触便被红12师歼灭一个多团。之后，敌李、罗二部又纠集七个团反扑。结果，红11、12师采用防守反击战法，将敌毙伤千余，俘获六百。余敌在逃窜中，又有不少坠崖落水而死，被迫退守巴中。见田军战斗力如此之差，国焘不再愿意与其和平共处，索性下令全面进攻。1月23日，红军进入巴中，敌军望风而逃。2月1日，红军占领南江县城。至此，以通、南、巴为核心地域的川陕根据地基本成形。
田军之所以一触即溃，除了他们战斗力奇差之外，也与国焘初到通南巴，推行不同于苏维埃制度的人民政府制度有关。和主席一样，国焘也是中共内部敢于独立思考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他早就认为，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将城市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中立者都推到了对立面，非常不利于革命事业。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寇侵略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苏维埃运动却妨碍革命与反日运动相结合。因此，乘这次开辟革命新区的机会，他特意在两河口制定的《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中特意不提苏维埃政府，而针对当地人民实际情况，提出实施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保障人民安全三项要务。这三项措施切中时弊，说到了当地群众心坎上，红军很快得到人民支持，从而加重了战胜田军的砝码。
然而，当国焘将入川纲领发电报向中央汇报时，时任总负责的博古勃然大怒，迅速回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电报，勒令国焘依然沿用苏维埃政府制度。其时，博古气势正盛，而国焘羽翼未丰，故只好遵命照办。好在红军已经站稳脚跟，仅靠下层贫苦人民支持，就能对付川敌三路围攻。川敌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军阀原在川西混战，现在看到红四方面军从天而降，赶紧于1月21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协议。接着，处于对红军斗争第一线的田颂尧，接受了老蒋一百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元军费赞助，于28日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组织三路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红军。
田某这次共投入三十八个团，总兵力近六万人，于2月12日出动，18日向巴河左岸全线攻击。这次，徐帅吸取鄂豫皖反围剿失利教训，不再组织主力对主力会战，而是采取依托险要地形坚守并局部反击的战法，边给敌人重大杀伤边收缩防线。这样打了一个多月，到3月18日，田军以近八千伤亡的重大代价，重占巴中、南江二城。此后一个多月，敌军无力再战，一直休整到4月26日，才重新发起猛烈进攻。徐帅依旧采取原定战术，到5月15日累计杀伤田军近万。但这时，红军因连续退守，全部地盘已不足方圆百里。而东面小军阀刘存厚（就是老斯为证实四川闭塞，特意提到的能割据二十多年的保皇党人刘存厚），只看表面现象，以为红军快完了，也派出八个团抢占竹峪关，想捞点油水。倒是驻扎汉中的陕军17路军38军，被四方面军在关中平原那场拼命战给打怕了，军长孙蔚如根据杨虎城命令，非但不来混水摸鱼，反而于5月13日派出使者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找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很快达成协议。
事实很快证明了刘存厚的愚蠢和杨虎城的明智。徐帅根据弹簧受压势能十足原理，决定让弹簧舒张释放动能了。5月15日晚，红10、11师率先向刘部反击，到16日击溃敌军，毙伤俘八百余人，并乘胜追出六十余里。接着，红军按17日空山坝军事会议决议，从20晚开始，对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的田军左纵队九个团，实施歼灭性打击。通过红11师33团秘密穿插，红73、10、11师从正面和右翼猛攻，红军分割包围了这九个团敌军，至24日基本将其全歼。乘战胜之威，红军先又击溃敌军四个团，接着横扫已处于崩溃状态的田军，至29日又在追击战中先后俘敌6000余人，并收复全部失地。得胜的红军不容敌人喘息，继续扩大战果，到6月15日再歼敌一个旅，把苏区扩展到了广元、苍溪一线，面积比战前扩大一倍。至此，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辉煌胜利，共毙伤敌一万四千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枪支八千多、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
这次胜利使川陕苏区面积扩大到近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余万。照理说，通过分配土地争取到了贫雇农拥护，就可以利用反三路围攻中缴获的武器，进行大力扩红了。但好事多磨的是，田颂尧为增加财政收入，强迫当地农民种鸦片，致使当地男丁几乎全是大烟鬼，为此，国焘不得不发起一场戒毒运动，先让男丁们恢复健康。好在当地妇女都不吸毒，并对丈夫吸毒导致家庭贫困痛心疾首，在她们帮助下，红军请老中医制作戒毒丸，终于使当地百分之七十的男丁都戒了毒。这一成果在红军撤离后保存了下来，也算国焘为官一方留下的德政。至此，四方面军才有了扩红条件，将总兵力从一万五千人扩充到了四万人，原来的四个师编制，也水涨船高升级为四个军，一举恢复了鄂豫皖全盛时期规模。

第二十五章 扬威川陕
一方面军由盛转衰的两年多时间，正是四方面军由衰转盛之时。1932年12月18日，四方面军红12师先头部队占领通江县城。见红军不是过路而是来夺自己地盘的，正在参加川西混战的军阀田颂尧，连忙从嘉陵江沿岸调兵反攻。具体部署是，李炜如第一路（两个旅兵力）和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进抵巴中，刘汉雄第二路进抵南江，准备反攻。考虑到田毕竟拥有五十个团总兵力，国焘生怕一战不利后再无退路，遂派使者向田说明，红军只是暂据此地养兵，如双方能划分防地和平共处，春天即回中原发展。但田看穿了红军真实意图，国焘缓兵之计并未奏效。
1933年1月初，敌军李炜如来攻，但战斗力奇差，稍一接触便被红12师歼灭一个多团。之后，敌李、罗二部又纠集七个团反扑。结果，红11、12师采用防守反击战法，将敌毙伤千余，俘获六百。余敌在逃窜中，又有不少坠崖落水而死，被迫退守巴中。见田军战斗力如此之差，国焘不再愿意与其和平共处，索性下令全面进攻。1月23日，红军进入巴中，敌军望风而逃。2月1日，红军占领南江县城。至此，以通、南、巴为核心地域的川陕根据地基本成形。
田军之所以一触即溃，除了他们战斗力奇差之外，也与国焘初到通南巴，推行不同于苏维埃制度的人民政府制度有关。和主席一样，国焘也是中共内部敢于独立思考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他早就认为，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将城市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中立者都推到了对立面，非常不利于革命事业。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寇侵略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苏维埃运动却妨碍革命与反日运动相结合。因此，乘这次开辟革命新区的机会，他特意在两河口制定的《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中特意不提苏维埃政府，而针对当地人民实际情况，提出实施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保障人民安全三项要务。这三项措施切中时弊，说到了当地群众心坎上，红军很快得到人民支持，从而加重了战胜田军的砝码。
然而，当国焘将入川纲领发电报向中央汇报时，时任总负责的博古勃然大怒，迅速回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电报，勒令国焘依然沿用苏维埃政府制度。其时，博古气势正盛，而国焘羽翼未丰，故只好遵命照办。好在红军已经站稳脚跟，仅靠下层贫苦人民支持，就能对付川敌三路围攻。川敌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军阀原在川西混战，现在看到红四方面军从天而降，赶紧于1月21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协议。接着，处于对红军斗争第一线的田颂尧，接受了老蒋一百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元军费赞助，于28日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组织三路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红军。
田某这次共投入三十八个团，总兵力近六万人，于2月12日出动，18日向巴河左岸全线攻击。这次，徐帅吸取鄂豫皖反围剿失利教训，不再组织主力对主力会战，而是采取依托险要地形坚守并局部反击的战法，边给敌人重大杀伤边收缩防线。这样打了一个多月，到3月18日，田军以近八千伤亡的重大代价，重占巴中、南江二城。此后一个多月，敌军无力再战，一直休整到4月26日，才重新发起猛烈进攻。徐帅依旧采取原定战术，到5月15日累计杀伤田军近万。但这时，红军因连续退守，全部地盘已不足方圆百里。而东面小军阀刘存厚（就是老斯为证实四川闭塞，特意提到的能割据二十多年的保皇党人刘存厚），只看表面现象，以为红军快完了，也派出八个团抢占竹峪关，想捞点油水。倒是驻扎汉中的陕军17路军38军，被四方面军在关中平原那场拼命战给打怕了，军长孙蔚如根据杨虎城命令，非但不来混水摸鱼，反而于5月13日派出使者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找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很快达成协议。
事实很快证明了刘存厚的愚蠢和杨虎城的明智。徐帅根据弹簧受压势能十足原理，决定让弹簧舒张释放动能了。5月15日晚，红10、11师率先向刘部反击，到16日击溃敌军，毙伤俘八百余人，并乘胜追出六十余里。接着，红军按17日空山坝军事会议决议，从20晚开始，对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的田军左纵队九个团，实施歼灭性打击。通过红11师33团秘密穿插，红73、10、11师从正面和右翼猛攻，红军分割包围了这九个团敌军，至24日基本将其全歼。乘战胜之威，红军先又击溃敌军四个团，接着横扫已处于崩溃状态的田军，至29日又在追击战中先后俘敌6000余人，并收复全部失地。得胜的红军不容敌人喘息，继续扩大战果，到6月15日再歼敌一个旅，把苏区扩展到了广元、苍溪一线，面积比战前扩大一倍。至此，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辉煌胜利，共毙伤敌一万四千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枪支八千多、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
这次胜利使川陕苏区面积扩大到近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余万。照理说，通过分配土地争取到了贫雇农拥护，就可以利用反三路围攻中缴获的武器，进行大力扩红了。但好事多磨的是，田颂尧为增加财政收入，强迫当地农民种鸦片，致使当地男丁几乎全是大烟鬼，为此，国焘不得不发起一场戒毒运动，先让男丁们恢复健康。好在当地妇女都不吸毒，并对丈夫吸毒导致家庭贫困痛心疾首，在她们帮助下，红军请老中医制作戒毒丸，终于使当地百分之七十的男丁都戒了毒。这一成果在红军撤离后保存了下来，也算国焘为官一方留下的德政。至此，四方面军才有了扩红条件，将总兵力从一万五千人扩充到了四万人，原来的四个师编制，也水涨船高升级为四个军，一举恢复了鄂豫皖全盛时期规模。

看看局势转危为安，国焘收起了原先宽容态度，重新祭起肃反杀器，对小河口会议上反对他的干部秋后算账了。还是在反三路围攻关键期的3、4两月，他就捕杀了余笃三等一批鄂豫皖老骨干。到了6月间，他又以“通敌”罪名，将徐帅前任旷继勋秘密处死。尽管在6月底木门会议上，为安抚人心，国焘同意会议作出的停止军内“肃反”决定。但到了8月1日，他又以“右派首领”等罪名将他的前任曾中生逮捕。至此，小河口会议上反对派，除了陈昌浩之妻张琴秋（沈泽民前妻）以外，非杀即捕，一网打尽。而也想来分一杯权力之羹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带领一批地下党员浩浩荡荡进入苏区没多久，就被国焘识破用心，予以迎头痛击。世文本人被监禁，手下知识分子干部大部被杀。
在靠整肃恢复了因丢失鄂豫皖而下降的威望同时，国焘决定利用刘湘与刘文辉自6月间开始混战而无暇他顾机会，进一步扩大苏区。从8月中旬到10月底，四方面军先后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仪南战役针对的敌人仍是田颂尧，从8月12日开始，红军在半个月中，共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解放了老总故乡仪陇县，并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诸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及陕南宁羌县一部。因为新解放地区有大片井盐产区，这次战役保证了苏区军民食盐供应，使敌军经济封锁基本失去效力。营渠战役对象是杨森的20军。从9月22日起，红军用了十余日时间，毙敌千余、俘敌两千，缴枪三千五百余支，解放了营山、渠县大部及蓬安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区。
宣达战役打击对象就是老军阀刘存厚的23军，该敌总兵力仅十五个团，不到两万人，且战斗力低下。从10月16日开始，四方面军在活动于当地的川东游击军配合下，只用了11天时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了刘的全部地盘宣汉、达县、万源三县。共毙敌千余、俘敌三千，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子弹五百余万发、电台两部、银元百余万、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以及其兵工、被服、造币三厂全套设备。刘存厚这个老斯津津乐道的民国以来不倒翁军阀，在失去地盘、余部被刘湘收编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解放前夕，他靠着军校老同学阎锡山资助，从乡间逃往了台湾。
经过三次进攻战役，川陕苏区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有五百余万，已经赶上了全盛时期的中央苏区。但兴盛也会引发敌人恐惧，更会遭致敌人围攻。9月间，刘湘最终战胜刘文辉（文辉失败后去西康，做成了私放中央红军过大渡河这件“大事”），成为四川名义上统治者后，立刻于10月4日在成都，正式接受老蒋早在7月7日就授予他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组织对四方面军围攻。仗着自身雄厚兵力，以及老蒋赞助的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支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刘湘于10月6日出台了一个六路围攻计划。具体内容是，以邓锡侯28军为第一路，田颂尧29军为第二路，李家钰新编第6师和罗泽洲23师为第三路，杨森20军为第四路，嫡系21军为第五路，刘存厚23军为第六路，总计一百一十余团、约二十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展开半月形围攻。
然而，刘湘还没来得及调兵遣将，红军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宣汉战役，打残了第六路刘存厚。面对红军攻势，刘湘只能先以嫡系21军于11月初，对追击刘存厚的红军展开反突击，并以付出五千伤亡的代价，阻止了红军扩大战果。此后，田颂尧、杨森两路于11月16日，邓锡侯和李、罗两路于12月中旬，陆续加入到进犯苏区行列里。四方面军遂面临入川以后最严峻的考验。
当时的川陕苏区已有很大战略回旋余地，反六路围攻最有效战法，应该就是主席常用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但实事求是的说，经过鄂豫皖最后阶段数次集中兵力歼敌尝试的失败，徐帅对这种打法完全没有信心。而且，集中兵力歼敌一路，需要事先有群众基础良好的地方隐蔽主力。这在中央和鄂豫皖那种原生性苏区不成问题，但对于由红军打出来的新苏区，就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样权衡下来，国焘、徐帅决定依然沿用在反三路围攻中行之有效的“收紧阵地、积极防御”战法。
于是，从11月16日到1934年1月中旬两个月里，红军先后放弃了宣汉、达县、仪陇等县城，换取了歼敌一万余人战果。这以后，红军在东线继续后撤，终于利用刘湘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心理麻痹、回家过春节机会，于2月10日到14日，组织了马鞍山反击战，歼刘湘嫡系一个多旅，并导致王被撤职。此战过后，前线暂时沉寂，直到3月4日和12日，西、东两线敌军才开始了所谓第二期作战。到3月27日，红军在歼敌近六千人后，又退出了巴中、万源两个县城。4月3日，敌军又发动所谓第三期总攻，到4月23日，又从红军手里夺到南江城，但至此已付出了三万五千人以上伤亡代价。之后近两个月时间，敌军因伤亡和内部矛盾暂停了进攻，红军于5月上旬收复万源县城。
为缓和内部矛盾，刘湘于5月15日在成都召集各路敌酋开会，公开担保战胜红军后其余各路敌军“安全”，并拿出三百万元军饷和三百万发子弹接济各军。为加强进攻火力，他还在梁山修建飞机场，作为老蒋调来的几十架飞机的作战基地。笃信迷信的他还请出私人算命先生刘从云，出任前方军委会委员长，具体行使统一指挥权力。
从6月中旬开始，刘“神汉”指挥敌军发起所谓第四期总攻。他把进攻重点放在万源，集中了五十多个团，在老蒋飞机轰炸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攻。此时，红军也已退至根据地后部，到了退无可退地步。于是，双方在万源，从7月16日至27日，血战十余日。红军连续打退敌军三次猛攻，共歼敌七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8月6月，刘湘采取重赏严罚手段，命令敌军发动第四次猛攻。结果两天时间里，敌人损兵四千，遗尸千具，依然无法攻破红军在万源的阵地。
这时，徐帅终于把握到了反攻良机。8月10日晚19时，红军对刘湘嫡系据守的青龙观阵地实施突击，得手后主力从该突破口不断进击。到16日，敌第五路防线全面崩溃，人枪损失已有一万四五千，红军如果能够向东迂回，可将第五路军大部歼灭。但关键时刻，作为军事外行的国焘，不适当地干预了徐帅的指挥，要求红军向西打击范绍增（即著名的傻儿司令）师。徐帅处事原则向来是，只要部队不面临危险，便以对上级服从为天职，当时就无条件服从了命令。然而，“傻儿师”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傻儿”其实又貌傻心灵，红军刚向西移，“傻儿师”就马上在五昼夜内逃窜四百里，逃脱了兜击。等红军再重新向东兜击，刘湘嫡系也逃光了，当然失地好歹是收复了。国焘事后也觉惭愧，遂在回忆录里诡称，是山洪暴发阻延了红军追击，才让刘湘嫡系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