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无计可施
中共当权衮衮诸公并不了解，所谓街垒战，其实是欧洲工业国家爆发起义时，普通市民与反动政府军队之间的非正规交战。这种战斗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从中是找不到多少军事技术含量的。李德虽有自知之明，却不便也不愿坦诚相告，只好临时想出防守上以堡垒对堡垒、进攻上短促突击的战法。
李德首先在永丰以南丁毛山地区试验新战法。一军团于1933年12月25日，向该地区敌军进攻，激战了十天，才在1934年1月4日攻占敌上州附近堡垒，包围了敌93师。但问题是，被包围的敌军不像四反中的11师那样位于露天，他们全都躲在钢筋水泥做的碉堡里面。红军只攻了一天就出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战斗，短促突击战法也告失败。
好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居然也“建元称帝”了。老蒋一看这伙人来者不善，便照例把不善于进攻的一方面军放在一边，先去消灭对他威胁更大的十九路军。
在正统党史里，都把红军没有与十九路军建立军事同盟，说成是五反中最大战略失误，而且对于谁要对失误承担责任也有多种说法。最“权威”的一种认为，是因为博古信不过十九路军，责任应当由他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来承担；但也有人说，是主席竭力反对联合对方，博古只不过是耳朵根软，接受了主席意见而已。但笔者对此看法却是，红军只与对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而不与之结盟，是正确、明智选择。
原因有二：其一，福建腹地不是苏区，人民未被发动起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很难得到群众帮助和掩护，因而不具备打大规模伏击歼灭战的条件。一旦人民战争威力发挥不出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只能打消耗大、缴获小的野战，替对方火中取栗。甚至还有可能主动送上去，挨蒋军主力打。从而让老蒋取得既镇压了福建事变，又消灭了红军主力的一箭双雕最优效果。
其二，两军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不仅是红军信不过对方，就是对方也信不过红军。事实也证明了，十九路军打到山穷水尽时，无论蔡廷锴这样的高官（想作为日后见面资本），还是下面营连长（想改换门庭），都宁愿把部队交给老蒋收编，也没有动哪怕一丁点把部队和武器送给红军的心思（在十九路军当团长的前中共重要将领周士第，本想将全团拉往苏区，到头来也只是孤身一人重回革命队伍）。以对方官兵这种态度，红军真的开主力去增援，对方恐怕还会生出对红军去后发动群众的恐惧感。在危难之时，他们或许还能容忍一时；而一旦胜局已定或败局已定时，他们都存在着反戈一击、恩将仇报可能。那样的话，红军面子可就丢大了，还不如不去增援。
但有人也许会建议，军事结盟也未必要并肩作战，红军主力侧击向福建挺进的蒋军，也是给对方有力支持，自己还能有所缴获。但问题是，蒋军入闽作战不是围剿苏区，部队肯定一个紧挨一个，不会有人落单；而且，肯定要走平坦大道，不会走长达十几公里的一线天峡谷。这样的话，红军对其侧击，无疑和送货上门无甚区别，老蒋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正因为上述原因，当博古心里装着坐镇上海遥控指挥的弗使建议，不情愿地邀请主席一起讨论时，只要不是故意找茬，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可，谈不上谁影响谁，谁说服谁。但到延安整风时，主席为了在政治上断绝“二十八宿”东山再起可能，便开始罔顾事实，把正确决策也说成错误决策，且完全归咎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都有事实依据的两个不同版本。
然而，红军不直接援闽，也不能荒废时间，总要利用蒋军入闽之机干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博古就比较短视，他只想抓紧时间，实施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先强拆掉一部分碉堡封锁线再说。而主席则显得高屋建瓴，他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乘蒋军尽数位于赣闽两省、连南京都靠宪兵、警察、民团把守的机会，来个黑虎掏心。攻占一部分敌中心城市，捣毁其统治机构，起获其积累的资财，镇压其不及逃窜的爪牙。这样，既壮大红军、搞乱敌人，还迫使老蒋将主力回救老巢，以收围魏救赵之功效（因为有此建议，主席日后仍能说自己主张联合十九路军，其实那是独立自主行动）。主席这招具有较强可行性，一旦实行，土地革命史也许改写。但博古觉得自己不可能随军远征，建议者主席倒有可能毛遂自荐。而真让主席再次混入军中，恐怕到时他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做两年前中生想做却被国焘及时制止的事，把部队拉到遥远的北方去。这样的话，失去主力保护的中央苏区，即使还有政治、经济潜力，也将很快土崩瓦解，那他个人性命就岌岌可危了。
博古最终选择就近强拆碉堡，遂有丁毛山之败。而此后不过一周时间，十九路军军事形势就急剧恶化。他们先在1月13日退出福州，随后，事变全部领导人于1月22日出走，部队宣布投顺，宣告老蒋全胜。不过，因为蒋军暂时停止对苏区进攻，博古还是对外声称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乘势于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一批决议的同时，博古终于借着合法选举途径，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与此同时，按老斯指示，在配齐十三位政治局委员时，博古不得不同意让主席也进了政治局（尽管位列最后），从而对他的领导权构成隐忧。
博古也知道主席是隐忧，但因为老斯不松口，主席又不犯错，是不能斗更不能抓和杀的。无奈之下，博古想到了送，他以主席身体欠佳为由，致电国际，要求把主席送往莫斯科养病。但老斯留下主席这枚大棋，是要在中共遇到危急时刻急用的，若让你博古送他来莫斯科，岂非成为死棋一枚？何况，主席早已名声在外，能否安全穿越敌占区还是未定之数。出于这些考虑，老斯授意国际坚决不同意。
老斯反对主席来苏可以理解，令人不解的倒是“二十八宿”魁首王明，这次也站在主席一边，以中共驻国际代表身份反对主席来苏。这其中的原因，要从他在莫斯科喘息已定，又萌生秘密潜入中央苏区想法说起。其时，博古还在上海坚持，一听到王明此意，就知道他要回国与自己争权了。博古当然不甘心只替王明当看守领袖，但与老斯论起亲疏，又显然落于下风，便只能采取阴招，说路途凶险无法保证王明安全。王明当时信以为真，但过了一段时间，见博古自己倒进了苏区，不禁气得七窍生烟，遂再度提出要去苏区。这次，博古不能再强调国内交通路线危险，便转而论述从苏联到中国交通线路危险性。这王明明知博古在说谎，却毕竟是贪生怕死之辈，从此绝了回国争“大宝”念头。可他心里已对博古恨之入骨，再遇博古向国际请示工作，凡对博古有利的一概反对，而对博古不利的则一概支持。这样，托“二十八宿”内部侵轧之福，主席不但躲过政治噩运，而且还将在未来借此东山再起。

看看隐忧难除，博古只好采取逆向思维，先练好自己内功再说。在他指示下，彭总三军团乘老蒋平定福建之机，从六届五中会召开前三天的1934年1月11日开始，持续攻击沙县县城（就是现在出沙县小吃的地方）。把守沙县的敌军，是曾经依附十九路军、此时又倒向老蒋的地方武装卢兴邦部，战斗力相对较弱，且与老蒋不贴心。故战至25日，拿下沙县，全歼守军。此战虽只歼敌两千，缴获武器也有限，却获得了大量弹药、食盐、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和钞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利用缴获的电台，骗老蒋派飞机于26、27两日空投下来的，大大舒缓了苏区的物资困难。
说到这里，网友们肯定又要问了，为什么苏区物资又困难？按传统说法，是敌人封锁所致。但问题是，老蒋只能封锁住中央苏区北半段，苏区与东南向十九路军防地和西南向广东军阀防地的物资交流渠道，还是比较畅通的。所以笔者认为，关键问题还出在苏区本身经济产出不足，没有足够本地物资（当然苏区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钨砂等矿产的交换功能）与外界交流上面。而产出不足的关键应该仍出在，执行过左的对待富农政策，过度打压了这个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上面。事实上，经济问题是困扰十年农村苏维埃运动发展的痼疾，直到抗战爆发，根据地不再剥夺富农，才得以彻底解决。
尽管从理论上讲，老蒋此时不再进攻也能困死苏区，但他的处境也不宽松，还必须赶在鬼子大规模侵华之前，解决西南、西北军阀割据问题。于是，福建事变刚平定，老蒋立刻又把矛头指向中央苏区。1月25日，也就是红军攻占沙县的同一天，担任敌北路军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的陈诚，向黎川以南樟村、横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当日便告得手。李德控制下的中革军委闻讯，立刻令一军团于2月1日、2日赴该地域，连续对据守坪寮之敌展开反击。但与过去战斗一样，敌已在该地修筑坚固堡垒，一军团两次攻击两次失败，被迫撤退。敌军于2月9日继续进攻，经当日鸡公山、三甲嶂战斗，和15日凤翔峰战斗，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完成了樟村到南丰碉堡封锁线构建，并解除南丰长期三面被围的困境。与此同时，敌东路军第10纵队利用三军团西进增援樟村到南丰间战斗之机，重新占领沙县。
得胜的狸猫欢似虎。从3月1日起，陈诚又按老蒋命令，集中九个师从南丰一字向南筑垒推进，并试图利用红军喜欢强拆的特点，在该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果然，李德坚持以强拆对强建方针，令善打硬仗的彭总，统一指挥一、三、九军团及五军团红13师，开赴三溪圩、三坑一线打防守反击。彭总决定于11日拂晓，主动对敌发起进攻，结果当日击溃敌94师，歼灭其561团大部，占领一线阵地。但次日攻到敌二线阵地时，又遇已筑好的堡垒，无功而返。李德正要令彭总再攻，却不料陈诚把敌军兵力进一步增厚到十个师，于13日主动出击，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此。战至14日，红军伤亡人数达2267人，被迫撤出战斗。敌军至17日推进到白舍圩、甘坊、宝石一线，正对瑞金北大门广昌，筑起了碉堡封锁线。
在敌北路军得手同时，敌东路军也在乘虚而入。3月7日，敌第10纵队占领将乐县城，19日又赶在一、三军团援兵赶到之前，占领泰宁县城。尽管一、三军团于25日，分别在新桥、太阳嶂两处阵地，同时击溃敌第10纵队进攻，缴获少量武器弹药。但敌军于29、30两日发动更凶猛进攻，夺走了这两处阵地，并筑成泰宁到得胜关封锁线。正对着位于广昌东面的建宁县城。
老蒋接下来目标就是攻占广昌和建宁，进一步压缩中央苏区空间。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遵命制定了集中11个师（由陈诚指挥），先取广昌，再协同东路军取建宁的计划。4月10日，敌军对广昌发起进攻。而李德也早已把广昌，选定为堡垒对堡垒战术试验场地。从1933年10月开始，经过四个阶段修筑，广昌地区也已成为红军最为“坚固”的筑垒地域。此时，见国民党来了11个师，李德把与敌东路军对峙的一、三军团，从建宁调来广昌，又从龙冈调来红23师，加上原本驻守广昌的九军团，共集结了9个师。他这是要用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战法，与敌军打正规战。为了争取广昌保卫战胜利，为自己正名，在李德提议下，成立了临时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老总兼司令。但老总只负责传令，博古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李德手中。
照李德想法：前几次红军作战失利，是因为攻遇到敌军堡垒，强拆无门；而守没有坚固工事，被动挨打。这一次，红军在广昌也有“坚固”工事，可以让敌军先在进攻中碰得头破血流。然后乘其力竭，以主力迎头痛击，一举打出威风，打出气势，说不定就此能胜利结束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对红军期望值很高，却忽视了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敌军技术兵器（俗称飞机大炮）的威力。不错，国民党军这点微薄的技术兵器家底，与鬼子相比十分落后，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毫无作为，只能靠士兵用血肉筑起国家新的长城。但这点技术兵器用到剿共前线，就非但不显落后，而且还十分先进。不要说红军碉堡只是用石块垒一垒，没有钢筋混凝土，就是有钢筋混凝土，也照样会被飞机大炮打烂。其二是广昌地形以开阔地为主，更有利于敌军大兵团展开和技术兵器发挥作用。
因此，广昌保卫战的命运在没开打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果然，打了18天，到4月28日，广昌外围红军堡垒已基本被敌破坏和占领，广昌城处于敌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红军主力再不撤退，就要被包饺子了。到了这个时候，李德才算认赌服输，下令全军撤退。红军至此付出5093人伤亡代价，而只毙伤俘敌军2626人，人地两失。其中，彭总三军团作战最卖力，伤亡人数竟达2705人，超过总伤亡数一半。一向热衷于服从更大上级的他终于幡然醒悟，不顾挨整危险，喊出了“崽卖爷田不心痛”著名口号，思想感情就此重新向主席回归。
广昌一失，东面建宁便已孤立。但李德还不死心，于4月30日通过中革军委下令：参加广昌保卫战的红军主力，除损失惨重的三军团和红23师留在广昌南，阻止当面之敌继续南侵以外，悉数开赴建宁前线，会同驻守当地的五、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试图保住建宁。但国民党军以飞机大炮进攻、以碉堡公路防御战法已经演练成熟，基本上到了怎么打怎么有理的程度。5月12日，敌第8、10两个纵队共8个师转入进攻，仅仅花了四天时间，就把红军东方集团打出建宁城，完成战役目标。
与此同此，苏区西北方向敌第6路军五个师，也在不断向当面红军进攻。从1月底在永丰集中开始，向曾经是红军在二反、三反中的秘密隐蔽地区进攻。到5月1日，先后占领沙溪、藤田和龙冈等地。而广东军阀陈济棠南路军也乘火打劫，占领了筠门岭等地。至此，中央苏区连失龙冈、广昌、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筠门岭等要地，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老蒋见初步战略目标已然实现，便一面就地构筑堡垒，一面让部队转入休整，以利再战。

到了这时，李德再也不敢贸然向敌碉堡封锁线发动进攻，只得向坐镇上海的弗使发电求教。弗使倒有些真才实学，见形势危急，开出了主席曾建议过的老药方：派部队打到老蒋大后方江浙皖去。但博古没有魄力全师出击，经妥协，执行外线作战任务落到了七军团身上。七军团是个小军团，被从连城前线召回，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以后，总兵力不过6000余。武器更是少得可怜，只有1200余支枪和6门迫击炮。领导班子也很寻常，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只有参谋长粟裕是未来一颗耀眼的将星。
7月6日晚，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向福建敌后进发。果然，敌军主力都用在了一线封锁线上，一旦越过此线，七军团这支不大的力量，立刻成为敌地方部队克星。7月29日，七军团占领敌设在闽江南岸的兵站，缴获大量炸药和炮弹。接着，又于次日偷渡闽江，取得了北上浙江主动权。但看到敌后果然空虚，中革军委马上起了贪心（估计不止李德一人，总理、老总也是如此），竟令七军团东进，相机袭取福州，以便调动更多敌军回援。结果当然是弄巧成拙，七军团于8月7日逼近福州，但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已调回敌87师主力守城。红军猛攻一夜，因地下党力量太弱无力配合，仅占领城北关主要街道，就承受不了损失而后撤至北石岭、桃源地区。
然而，敌87师一个团却尾追而来，9日晚一度造成红军混乱，并最终在后续援敌声援下，迫使七军团撤入闽东游击区。七军团在此安置了七百名伤病员以后，于8月14日凌晨，攻克罗源县城，歼灭敌守军1000余人；接着，在15日晚北上浙西。但因为攻打福州伤了元气，所能调动的敌军只不过一个敌49师而已。
还在向东深入敌后的七军团尚未受挫之前，弗使又指导中革军委向西派一支部队也去敌后，这就是湘赣和湘鄂赣两苏区的主力红军——六军团。前文已经交代，湘赣苏区是以当年井冈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只是错杀王佐以后，井冈山本身成了铁杆白区；而湘鄂赣苏区则是在秋收、萍乡起义时播下的火种，之后在彭总红五军不断经营下形成的。到鼎盛时期，湘赣红军发展到1.3万，湘鄂赣发展到1.6万，两地红军合计近三万，若集中使用，也顶一个小型方面军了。但到了五反之时，这支部队被赋予破坏南浔路、威胁南昌，吸引敌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任务。结果中央苏区压力是舒缓了，但八个师敌军却一下子都冲着他们来了。大敌当前之下，中央决定红16师回湘鄂赣、红17师回湘赣，各自坚持斗争。之后，红16师在湘鄂赣遭强敌围攻，到1934年7月，电台被打坏且仅剩一个营兵力，基本处于覆灭状态。六军团主力虽情况相对较好，但也只剩下万余人，被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一片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急需寻找出路。
中革军委为六军团寻找的出路，不是退到中央苏区来，而是往西方打，去湘中创立新苏区，进而与贺龙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为此，特地派出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王震、萧克组成军政委员会，作为六军团领导机关。8月7日，六军团率红17、18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人，在地方独立团配合下，从五斗江（《十送红军》中第五送的地方）、衙前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踏上西征路途。之后的过程，就与四方面军西征时差不多，无非循环出现某月某日走到某处，被敌人咬住，经恶战摆脱敌军，但损失若干的情况。因为六军团不是方面军级主力，这里就不细述。要交代的，一是从敌围剿主力军中调走第15、16两个师，调动敌军数量比七军团为多。二是六军团最后于当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被红二军团接应进黔东根据地。这时，六军团还剩3300人，而二军团也只有4400人。
两弱会合虽合计不到8000人，却让以后的二方面军发生了脱胎换骨改变。改变之一是，随着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到来，彻底结束了夏曦毫无道理的肃反滥杀，使二方面军有了政治前途。改变之二是，萧克带来了一方面军擅长的运动歼灭战法，使原来只会硬打的二方面军战斗力倍增。改变之三是，随六军团而来的电台，让二方面军从一支与世隔绝孤军，变为直接受中央领导的一股重要革命力量。发生三大改变的二方面军，于10月28日向湘西进发，很快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并以此成为长征初期一方面军官兵的重要精神支柱（因为他们是以和二方面军会师为目标的）。
讲完两支红军偏师出击情况，回过头来再交代中央苏区。经过了整个6月份的休整，老蒋于7月初下令，从六个方向继续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攻势，李德经向弗使请示后，决定同样兵分六路，节节抵抗，拖一天是一天，看看随时间推移，外界形势会有什么变化。
遗憾的是，1934年全年，鬼子除了发表了一个《天宇声明》，并未加快侵华步伐。老蒋抓住有利时机，又从7月初打到8月底，分别在宁都、石城、兴国等几个方向，夺取了大量苏区土地。不过，红军应该是也逐步适应了敌军打法，渐渐打出一些好仗。其中，三军团在8月6日到13日高虎脑战斗中，打得敌89师丧失战斗力；在14日万年亭战斗中，大量杀伤进攻之敌，取得胜利。而一军团更是在8月31日和9月3日两次温坊战斗中，仍采用诱敌深入经典打法，仅以700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24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老蒋羞怒之下，追责相关将领，敌8旅旅长徐永相被枪毙，敌3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但即便如此，掌握完整信息的三人团仍感到大事不妙，悄悄向国际请示要作战略转移。而弗使在早些时候提议，派六、七两个军团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打出去，用意本就在寻找转移方向。现在，国际向他征询意见，他非但同意，而且还明确给出了具体方向，沿着六军团足迹向西。
方向一旦明确下来，负责办理具体事务的总理马上行动起来。首先是大力扩红，从5月到9月，征招了近十万人红军新兵，除补充老军团之外，还成立了八军团。其次是大力准备远征物资，后方赶制弹药、被服，大力筹集粮草。时任中央银行行长的主席大弟毛泽民，带人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将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估计是漳州战役的战利品）搬回瑞金，准备随时分发给各军团。再次是于9、10月间，命令各军团都要组织包括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等机关的野战后方部，以适应远征需要。最后红军于9月开始，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并最终于10月8日达成借道协议。当然，即使完成了这些准备，三人团仍有些不放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老蒋会不会放红军顺利离去。

让三人团没想到的是，老蒋此时也正在绞尽脑汁，想着让红军自行离开苏区的办法。老蒋为什么不继续利用碉堡封锁线，将红军完全消灭，而愿意放他们离去呢？答案要从老蒋当时处境中去寻找。老蒋虽是名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但所面临的军事对手却远远不止红军这一个。所以，尽管他已把红军压缩在了瑞金为中心的八个县之内，再进行一次强攻就有可能全歼红军。但他生怕十万红军拼死抵抗，会让他嫡系部队出现惊人伤亡，从而影响他下一步削平西南群雄和准备抵御鬼子计划的实施，而迟迟下不了强攻的决心。老蒋思忖再三，觉得还是放红军走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是长途行军的红军没有根据地人民支援，容易露出破绽，比固守根据地的红军要好打。第二是红军所到之处，有不少地方军阀，可以让红军与军阀互相残杀，好坐收渔翁之利。第三是过去因无充足理由，很多军阀地盘老蒋进不去，但若逼红军进这些军阀地盘，老蒋部队也可以拿追剿说事，跟着进入，搞好了还能鹊巢鸠占。
当然，要拿到这三个好处，就必须让红军朝西边军阀们地盘上去，而不能往东边自己地盘上来。为此，老蒋加大了对七军团追剿（经过整个9月份战斗，迫使他们放弃在浙西建立根据地打算，向皖南方向转移），而相对放松了对六军团的堵截，甚至乐于看到他们与红二军团会师。至于中央苏区主战场，整个9月份老蒋都在让部队休养生息，坐等红军突围出走。然而，老蒋越是希望红军快走，红军却越是犹犹豫豫不肯走。时近10月，老蒋坐不住了，他要想些办法把红军吓走。用什么办法把红军吓走呢？老蒋想到了德国顾问给他制定的强攻瑞金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基本内容是，对瑞金为中心的核心中央苏区，指定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包围圈距瑞金150公里，按规定马上在上面布设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为进攻预留的缺口，则装以鹿砦、拒马。然后，各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便能进逼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了防止红军突围，在每重铁丝网之间还要构筑大量碉堡，埋设地雷阵，如发现突然情况，立即用美国军用卡车调动部队前往堵截。
不难看出，以国民党政权当时财力，根本无力供应如此之多的铁丝网和钢筋水泥；而且瑞金周围也不是什么一马平川，在大山上筑碉堡拉铁丝网难度不小；德国顾问计划其实只是纸上谈兵。但老蒋却看到了该计划巨大的恐吓效果，便索性又在计划上“添砖加瓦”。他把实施计划兵力凭空放大到150万（当时全国兵力，加上云南、新疆这些边缘地区军阀部队，也只有200万），把用于调兵堵截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数量放大到1000辆（抗战初期也没那么多），把实施计划时间虚填为10月，尽可能放大恐吓效果。
但是，“铁桶计划”恐吓作用再大，要是没有途径让红军知道，效果依然为零。如何设法让红军知道“铁桶计划”，老蒋对此煞费苦心。公开登报或在前线大力宣传，红军知是知道了，但恐吓本意也将同时暴露，不能那么做。他再三斟酌，觉得只有佯装泄密，才能让红军深信不疑。至于能否泄密，老蒋倒一点也不担心。他早就知道，不少地方军阀、非嫡系将领为了不让他黄埔系军事集团“一股独大”，常与中共暗中来往。不如就把“铁桶计划”以“绝密”名义，对这些人广而告之，按照统计规律，一定能够确保“泄密”概率。
老蒋筹划停当，于1934年9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进行“实施”计划的战前动员。既然意在泄密，这次秘密会议其实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超过了200人。除了前线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以外，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省主席也被拉了进来。就这样，老蒋还怕与会者记性不好，届时想泄密却泄不出去。他索性把“铁桶计划”量化成一二公斤重的、包括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等内容的书面文件，给所有与会者人手一份，供他们回去后泄密专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与会者中果然有一个中共内线，他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区（驻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此人是老同盟会会员，1925年曾为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麾下两个师长之一，但随着许倒台而政治失意，他渐渐与中共有了往来。1934年初，老蒋为装点门面，让心腹谋士杨永泰出面，建议莫雄出来做官。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竭力支持下，莫雄去江西赴任，并利用老蒋关于司令部人员由他自己招收、任命的优惠条件，把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三名中共地下党员，也一并带去任职。
由于有这层关系，莫雄在散会回到德安后，立刻就把打包文件一股脑交给三位地下党员。三人见后哪敢怠慢，随即把计划要点密写在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准备星夜送往瑞金。他们并不知道，路上即使被敌人发现，也会照样保送过关（但事后，他们会和莫雄一同被秋后算账），都认为是一项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任务，争相要求承担。最后，家乡在苏区边缘连城的项与年，以地理优势争到了任务。他先化装成教师往苏区进发，等接近苏区时又觉得不妥，便一狠心拍掉自己全部四只门牙，改装成为乞丐，这才完成了任务。项与年的英勇奉献事迹在六十年后，被他孙女、八十年代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女项小米写成了小说《英雄无语》，只是她没能分析出祖父的行为尽管英勇艰险，却在客观上替老蒋做了一趟信使。
接到项与年冒死送来的情报，三人团连忙商量对策。尽管情报中敌人的兵力和战术都很夸张和荒诞，但一来老蒋这出戏实在演得太逼真，已成惊弓之鸟的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二来他们本已决定转移，准备工作也做了很多。于是，三人团再也不顾可能遭到蒋军紧紧尾追的担忧，当即拍板：从10月10日开始集结要转移的部队，以便赶在老蒋实施“铁桶计划”前，于10月21日正式从刚刚达成让道协议的西南方向陈济棠地盘上突围。但毕竟是仓促决定，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善后工作出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这些情况将在第二十一章《被迫长征》中详述。

@zhaoyu1027 70楼 2015-08-30 08:14:00
@xuser486626 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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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鸣 2015-08-31 15:21:25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
—————————————————
您有这样的想法，再一次佩服你的文笔
-----------------------------
谢谢鼓励。

@zhaoyu1027 70楼 2015-08-30 08:14:00
@xuser486626 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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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鸣 2015-08-31 15:21:25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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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这样的想法，再一次佩服你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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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

第二十一章 被迫长征
除了主力红军、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外，中央苏区还拥有大批地方武装、大量地方党政干部，但战略转移并不可能把所有人都一并带走，谁走谁留就成为三人团必须解决的问题。李德作为外国“客卿”，不会对此感兴趣，真正决定去留名单的，也就博古和总理两人。本来，有些重要人物去留还须征求国际意见。但恰恰就在1934年10月7日到10日的四天里，因上海局领导人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上海局所有三部电台（一部与国际联络、一部与中央苏区联络、一部备用）均遭破坏，中共中央与国际的联系就此中断。
这样一来，博古就可以完全当家做主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带主席长征，乘机摆脱这位潜在威胁最大的政敌。但早已料到此招的主席却抢先一步，主动向中央申请留在苏区继续领导反围剿。这一来，博古反倒犹豫了起来：主席昔日人马不足一千，尚能打出中央苏区这么大一个局面。若留下主席，怎么也得配给他一万人马，那会不会又让他重新搞大，再次形成尾大难掉局面呢？于是，博古决定还是带主席长征，不给他一丝一毫发展机会才好。其实，这博古也够糊涂的，他只看到留给主席的力量增加了十倍，却没有去想现在中央苏区要对付的敌军，要比秋收起义时多出了百倍，便因主席来了个“欲走故留”，就轻易决定带主席长征。这对他个人而言，或许是一次重大失误，但对中国革命应该是功莫大焉。
博古想借转移修理的政敌，远不止主席一人。才于1934年2月5日来苏区当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的落毛凤凰秋白，曾在六届三中到四中全会之间主持中央工作时，压制过博古，此时老账新算，被博古当作包袱扔在苏区。这秋白靠做国际代表秘书发迹，在党内同志里毫无人脉，且无主席那样的高超智慧，闻讯后只能自怨自艾、听天由命。此外，一些与主席关系密切之人，如主席三弟毛泽覃、一大代表何叔衡、罗明路线拥护者古柏等，同样也被博古以这样那样的理由，留在了苏区。倒是同为罗明路线拥护者的小平同志，因有总理力保，于8月抢在长征之前，由挑夫重任领导，做了《红星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主编，总算得以步步紧跟党中央。
当然，留下也不完全是迫害，对某些人还是倚重，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项英其人。六届五中全会共选出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四名：博古、总理、洛甫和项英，四人中总得有一位留守苏区。博古和总理是三人团顶梁柱，自然不能留下。时任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的洛甫，连留守上海都不肯干，让他留守苏区，无疑与狐谋皮。如此一排除，只有让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与因伤无法长征的陈毅搭班子，率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人（真的给了一万多人）留守苏区。好在项英党性极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任务。
拟定好去留名单以后，还要处理一类人，那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和受怀疑而被关押的干部。如果有些雅量，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任其自选前程。但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三人团决定把他们全部秘密处决，其中就有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宁都起义将领季振同、黄中岳，以及四反中被俘的国民党59师师长陈时骥。杀这批人总还算处理敌我矛盾，勉强有些理由，但接下去杀的人就无理了。有一批负责埋藏重要设备的红军官兵，设备埋完后自己也遭杀害，还美其名曰为保守秘密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日后当过总后勤部长、又成为林总死党的邱会作，就差点被博古御用杀手邓发杀掉，只是在执行死刑路上遇到了总理，这才刀下超生（总理与小邱的真挚感情，以后还要说到）。
留完想留的人，杀完想杀的人，该考虑战略撤退战斗序列了。博古想法是把政治局委员分散编入各军团，这一来，部队可以轻装快行（估计里面也有懂军事的李德的建议）；二来，因政治局委员分散，途中开不成会，便于三人团大权独揽。但该方案向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时，主席第一个反对，说政治局委员分散行军，途中有大事找谁商量？见心事被主席说破，博古只得同意包括“三人团”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之中一起行动。这个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司令员是叶帅，人数不到五千。包括了无线电、电话、工兵、炮兵等重要技术兵种，还有干部团、医院等重要机关，是红军当中的精华。应该说，这支部队行动能力还是相当精干的，又是整个红军的信息处理中心，政治局委员随其行动，并不存在什么决策错误。
但问题出在，有人看到组建了军委第一纵队，就又提议再组建一个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该纵队司令员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人数接近一万，其中一半是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后勤、卫生部门、共青团等部门的文职老弱人员，行动能力相当差。而更弱的还在后面，有人又觉得，苏区这么多年攒下点家当不易，便把什么医用X光机、汽油发电机、印钞机、印刷机，一股脑儿打包装好，让另一半雇来的五千名挑夫发扬蚂蚁搬家精神，挑起来慢慢走。这样，“红章纵队”也基本等同于一家大型搬场公司。
鉴于后来造成湘江之战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家“搬场公司”。以至于当时的决策者，到后来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搬场公司”老板，争相要把“老板”的“殊荣”推给政治对手。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把“搬场公司”老板身份笼统地“授予”了三人团，三人团中的博古、总理当时都没反驳。但以后，博古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向关系亲近者喊冤，并把老板身份“回赠”给了主席本人。这些说法传来传去，终于由博古的侄儿秦福铨当正史写成了书。而总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红章纵队”之事始终保持沉默，再也不见提起。这段历史遂成一笔糊涂账。

第二十一章 被迫长征
除了主力红军、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外，中央苏区还拥有大批地方武装、大量地方党政干部，但战略转移并不可能把所有人都一并带走，谁走谁留就成为三人团必须解决的问题。李德作为外国“客卿”，不会对此感兴趣，真正决定去留名单的，也就博古和总理两人。本来，有些重要人物去留还须征求国际意见。但恰恰就在1934年10月7日到10日的四天里，因上海局领导人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上海局所有三部电台（一部与国际联络、一部与中央苏区联络、一部备用）均遭破坏，中共中央与国际的联系就此中断。
这样一来，博古就可以完全当家做主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带主席长征，乘机摆脱这位潜在威胁最大的政敌。但早已料到此招的主席却抢先一步，主动向中央申请留在苏区继续领导反围剿。这一来，博古反倒犹豫了起来：主席昔日人马不足一千，尚能打出中央苏区这么大一个局面。若留下主席，怎么也得配给他一万人马，那会不会又让他重新搞大，再次形成尾大难掉局面呢？于是，博古决定还是带主席长征，不给他一丝一毫发展机会才好。其实，这博古也够糊涂的，他只看到留给主席的力量增加了十倍，却没有去想现在中央苏区要对付的敌军，要比秋收起义时多出了百倍，便因主席来了个“欲走故留”，就轻易决定带主席长征。这对他个人而言，或许是一次重大失误，但对中国革命应该是功莫大焉。
博古想借转移修理的政敌，远不止主席一人。才于1934年2月5日来苏区当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的落毛凤凰秋白，曾在六届三中到四中全会之间主持中央工作时，压制过博古，此时老账新算，被博古当作包袱扔在苏区。这秋白靠做国际代表秘书发迹，在党内同志里毫无人脉，且无主席那样的高超智慧，闻讯后只能自怨自艾、听天由命。此外，一些与主席关系密切之人，如主席三弟毛泽覃、一大代表何叔衡、罗明路线拥护者古柏等，同样也被博古以这样那样的理由，留在了苏区。倒是同为罗明路线拥护者的小平同志，因有总理力保，于8月抢在长征之前，由挑夫重任领导，做了《红星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主编，总算得以步步紧跟党中央。
当然，留下也不完全是迫害，对某些人还是倚重，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项英其人。六届五中全会共选出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四名：博古、总理、洛甫和项英，四人中总得有一位留守苏区。博古和总理是三人团顶梁柱，自然不能留下。时任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的洛甫，连留守上海都不肯干，让他留守苏区，无疑与狐谋皮。如此一排除，只有让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与因伤无法长征的陈毅搭班子，率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人（真的给了一万多人）留守苏区。好在项英党性极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任务。
拟定好去留名单以后，还要处理一类人，那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和受怀疑而被关押的干部。如果有些雅量，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任其自选前程。但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三人团决定把他们全部秘密处决，其中就有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宁都起义将领季振同、黄中岳，以及四反中被俘的国民党59师师长陈时骥。杀这批人总还算处理敌我矛盾，勉强有些理由，但接下去杀的人就无理了。有一批负责埋藏重要设备的红军官兵，设备埋完后自己也遭杀害，还美其名曰为保守秘密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日后当过总后勤部长、又成为林总死党的邱会作，就差点被博古御用杀手邓发杀掉，只是在执行死刑路上遇到了总理，这才刀下超生（总理与小邱的真挚感情，以后还要说到）。
留完想留的人，杀完想杀的人，该考虑战略撤退战斗序列了。博古想法是把政治局委员分散编入各军团，这一来，部队可以轻装快行（估计里面也有懂军事的李德的建议）；二来，因政治局委员分散，途中开不成会，便于三人团大权独揽。但该方案向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时，主席第一个反对，说政治局委员分散行军，途中有大事找谁商量？见心事被主席说破，博古只得同意包括“三人团”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之中一起行动。这个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司令员是叶帅，人数不到五千。包括了无线电、电话、工兵、炮兵等重要技术兵种，还有干部团、医院等重要机关，是红军当中的精华。应该说，这支部队行动能力还是相当精干的，又是整个红军的信息处理中心，政治局委员随其行动，并不存在什么决策错误。
但问题出在，有人看到组建了军委第一纵队，就又提议再组建一个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该纵队司令员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人数接近一万，其中一半是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后勤、卫生部门、共青团等部门的文职老弱人员，行动能力相当差。而更弱的还在后面，有人又觉得，苏区这么多年攒下点家当不易，便把什么医用X光机、汽油发电机、印钞机、印刷机，一股脑儿打包装好，让另一半雇来的五千名挑夫发扬蚂蚁搬家精神，挑起来慢慢走。这样，“红章纵队”也基本等同于一家大型搬场公司。
鉴于后来造成湘江之战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家“搬场公司”。以至于当时的决策者，到后来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搬场公司”老板，争相要把“老板”的“殊荣”推给政治对手。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把“搬场公司”老板身份笼统地“授予”了三人团，三人团中的博古、总理当时都没反驳。但以后，博古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向关系亲近者喊冤，并把老板身份“回赠”给了主席本人。这些说法传来传去，终于由博古的侄儿秦福铨当正史写成了书。而总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红章纵队”之事始终保持沉默，再也不见提起。这段历史遂成一笔糊涂账。

但据笔者认为，主席嫌疑应该最小。因为他从秋收起义到下井冈出赣南，多次亲经“逃难”过程，应该深知带笨家伙行军的危害；而且性格上又一贯大而化之，那会关心什么X光机之类的东西。如果真是主席干的，那一定是刻意搞破坏。可那样的话，博古完全可以在遵义会议上澄清事实，主席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既然不是主席，博古当然仍有可能。不过，博古原来连“红安纵队”也不想组建，不太可能想到去带那些笨机器。分析来分析去，可以看到总理嫌疑最大，因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正是贯穿他一生的优良品质。事实真相可能就是，总理舍不得扔下这些“宝贝”，借组建“红安纵队”之机，向博古建议再组建“红章纵队”，捎带着把“宝贝”也带走，省得到了湘鄂西以后还要花钱再买。而博古没啥军事经验，耳朵根一软就接受了总理的建议。到了遵义会议上，博古想想自己是该负领导责任，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吞。事后他越想越觉得冤，想说出总理建议的真相吧，又感到没意思，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帽子往主席头上戴。
不管谁做搬场公司老板，长征红军共86000人的行军队形是，红安、红章两纵队居中，前面由一、三军团开道，左右有八、九军团“护驾”，末尾五军团断后。前方预定目的地是，二、六军团所在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次庞大队伍于1934年10月21日，从赣县王母渡和信丰县新田之间，从粤军防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由于双方一线部队还不知互相间已签有借道协议，故一军团于22日，经激战后歼灭粤军一个团，而自身也伤亡近400人。见红军违反协议，陈济棠大为不满，又调兵与红军打了近两日，但终究不愿恶战。至26日，所有红军都穿过第一道封锁线，粤军也不追赶。即便如此，因为“搬场公司”走得慢，红军连伤亡带新兵挑夫逃亡，损失了3700多人，总兵力下降到82000余人。
接下去，一军团于11月2日奔袭夺占城口；三军团则因汝城（当年老总投范石生驻扎的地方）工事坚固，改为占领该城东南制高点，监视敌人。在一、三军团保护下，红军在5日晚到8日晨，又花了四天时间，才全部从城口到汝城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但伤亡加逃亡，减员高达9700人，总兵力已不到73000人。再往后，由于一军团未能于6日攻占尚未全线通车的粤汉铁路上要点九峰山，中革军委只能命令三军团10日攻占良田，11日攻占宜章（1928年此地出过宜章农军），改令一军团控制九峰山东北方向地区。这次，红军稍微走快了一点，在13日至15日，花了三天时间，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敌人以粤汉铁路为依托的第三条封锁线。所付出的损失是8600人。至此，红军经过26天的行军，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但总兵力进一步下降至64000余人，好在老蒋主力追兵还远远落在后面。
而事实上，老蒋在红军还没正式突围之前的10月18日，就已获知红军主力在苏区西南部大量集结的情报。老蒋通过估算时间认定，自己精心编造的“铁桶计划”已经通过他所不能侦知的渠道，传递给了中共决策层，红军就要离开苏区远征，不禁心中狂喜。如果老蒋只是为了把红军诱出群众基础广泛的苏区，以便聚而歼之，就完全可以利用环苏区封锁线上公路，预先把重兵调动到红军长征路上。这时，国民党军已经能把一方面军主力，包围在二三道封锁线之间。那样的话，一方面军就算最终能杀出重围，也得像四方面军那样，打一场漫川关那样的恶战。那老蒋为何不这样做呢？这得从他的第二条用心说起，即希望红军与沿途地方军阀互相残杀，以收既保存自己、又削弱甚至消灭对手的四两拨千斤之效。那如果地方军阀窥破他的用心，不肯出力火并红军，那又当如何呢？对此，老蒋也有成竹在胸，他清楚红军队伍里新兵不少，即使没有战斗，也会因为恋家而逃亡。而且，路程越远逃亡者越多，一支雄师渐渐就会拖成弱旅，正所谓“躺着也中枪”。
怀着不可告人的心事，老蒋起初装傻，以无法判明红军战略意图为由，按兵不动。拖到11月12日，红军马上要过第三道封锁线，实在拖不下去之时，他这才下令把薛岳指挥的西路军、周浑元指挥的北路军，共16个师77个团，组成“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向西追击红军。不过，“追剿军”行军速度很慢，与红军若即若离，与其说是追击，不如说是送客。到这时，“三人团”整体搬迁计划，虽然执行得磕磕绊绊，但受益于老蒋施展的欲擒故纵诡计，尚能支撑下去。
然而，当红军于11月25日全部渡过潇水，向敌人依托湘江构筑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前进时，老蒋慢慢露出了杀机。当然，他此时内心里还不愿意红军全部覆灭，因为他很希望红军退入云贵，好给蒋系部队乘虚而入提供借口。因此，老蒋嘴上说要一举截断红军前进道路，在湘江两岸聚而歼之。但在行动上，却听任薛岳、周浑元这些嫡系部队在红军背后拖拖拉拉，只是严令位于红军行军路线南侧的桂军，位于行军路线北侧的湘军，向正在横渡湘江的红军发动猛攻。他这是根据地方军阀一贯保存实力做法，以及他们战斗力有限的具体情况，打下了余量。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把红军打残，又不能够打死。
应该说，老蒋余量打得很准。从11月27日开始，湘江西岸战场，湘军在觉山铺对一军团，桂军在光华铺对三军团，都发动了进攻。桂军和湘军本不想跟红军硬拼，但看到一、三军团停住不走，极担心红军在他们地盘上就地生根，攻势遂一浪高过一浪。尽管他们还没有力量攻破这两个主力军团的阻击线，却因为拼尽了全力，给两个军团造成了重大损失。事态恶化至此，偏偏红章纵队挑夫们纷纷要求回苏区。因为这些人事雇来的，无法用革命纪律加以约束，博古和总理在无奈之下，只能发给挑夫路费，任其散去。事已至此，三人团本应当机立断，下令红章纵队就地处理掉笨重设备，马上轻装过江。但可能是总理在想，这批“贵重设备”若当初撂在苏区也就撂了，可现在历经千辛万苦，挑也挑到了最后一道封锁线前，再丢就太不值得了，不如坚持一下。

但据笔者认为，主席嫌疑应该最小。因为他从秋收起义到下井冈出赣南，多次亲经“逃难”过程，应该深知带笨家伙行军的危害；而且性格上又一贯大而化之，那会关心什么X光机之类的东西。如果真是主席干的，那一定是刻意搞破坏。可那样的话，博古完全可以在遵义会议上澄清事实，主席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既然不是主席，博古当然仍有可能。不过，博古原来连“红安纵队”也不想组建，不太可能想到去带那些笨机器。分析来分析去，可以看到总理嫌疑最大，因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正是贯穿他一生的优良品质。事实真相可能就是，总理舍不得扔下这些“宝贝”，借组建“红安纵队”之机，向博古建议再组建“红章纵队”，捎带着把“宝贝”也带走，省得到了湘鄂西以后还要花钱再买。而博古没啥军事经验，耳朵根一软就接受了总理的建议。到了遵义会议上，博古想想自己是该负领导责任，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吞。事后他越想越觉得冤，想说出总理建议的真相吧，又感到没意思，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帽子往主席头上戴。
不管谁做搬场公司老板，长征红军共86000人的行军队形是，红安、红章两纵队居中，前面由一、三军团开道，左右有八、九军团“护驾”，末尾五军团断后。前方预定目的地是，二、六军团所在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次庞大队伍于1934年10月21日，从赣县王母渡和信丰县新田之间，从粤军防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由于双方一线部队还不知互相间已签有借道协议，故一军团于22日，经激战后歼灭粤军一个团，而自身也伤亡近400人。见红军违反协议，陈济棠大为不满，又调兵与红军打了近两日，但终究不愿恶战。至26日，所有红军都穿过第一道封锁线，粤军也不追赶。即便如此，因为“搬场公司”走得慢，红军连伤亡带新兵挑夫逃亡，损失了3700多人，总兵力下降到82000余人。
接下去，一军团于11月2日奔袭夺占城口；三军团则因汝城（当年老总投范石生驻扎的地方）工事坚固，改为占领该城东南制高点，监视敌人。在一、三军团保护下，红军在5日晚到8日晨，又花了四天时间，才全部从城口到汝城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但伤亡加逃亡，减员高达9700人，总兵力已不到73000人。再往后，由于一军团未能于6日攻占尚未全线通车的粤汉铁路上要点九峰山，中革军委只能命令三军团10日攻占良田，11日攻占宜章（1928年此地出过宜章农军），改令一军团控制九峰山东北方向地区。这次，红军稍微走快了一点，在13日至15日，花了三天时间，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敌人以粤汉铁路为依托的第三条封锁线。所付出的损失是8600人。至此，红军经过26天的行军，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但总兵力进一步下降至64000余人，好在老蒋主力追兵还远远落在后面。
而事实上，老蒋在红军还没正式突围之前的10月18日，就已获知红军主力在苏区西南部大量集结的情报。老蒋通过估算时间认定，自己精心编造的“铁桶计划”已经通过他所不能侦知的渠道，传递给了中共决策层，红军就要离开苏区远征，不禁心中狂喜。如果老蒋只是为了把红军诱出群众基础广泛的苏区，以便聚而歼之，就完全可以利用环苏区封锁线上公路，预先把重兵调动到红军长征路上。这时，国民党军已经能把一方面军主力，包围在二三道封锁线之间。那样的话，一方面军就算最终能杀出重围，也得像四方面军那样，打一场漫川关那样的恶战。那老蒋为何不这样做呢？这得从他的第二条用心说起，即希望红军与沿途地方军阀互相残杀，以收既保存自己、又削弱甚至消灭对手的四两拨千斤之效。那如果地方军阀窥破他的用心，不肯出力火并红军，那又当如何呢？对此，老蒋也有成竹在胸，他清楚红军队伍里新兵不少，即使没有战斗，也会因为恋家而逃亡。而且，路程越远逃亡者越多，一支雄师渐渐就会拖成弱旅，正所谓“躺着也中枪”。
怀着不可告人的心事，老蒋起初装傻，以无法判明红军战略意图为由，按兵不动。拖到11月12日，红军马上要过第三道封锁线，实在拖不下去之时，他这才下令把薛岳指挥的西路军、周浑元指挥的北路军，共16个师77个团，组成“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向西追击红军。不过，“追剿军”行军速度很慢，与红军若即若离，与其说是追击，不如说是送客。到这时，“三人团”整体搬迁计划，虽然执行得磕磕绊绊，但受益于老蒋施展的欲擒故纵诡计，尚能支撑下去。
然而，当红军于11月25日全部渡过潇水，向敌人依托湘江构筑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前进时，老蒋慢慢露出了杀机。当然，他此时内心里还不愿意红军全部覆灭，因为他很希望红军退入云贵，好给蒋系部队乘虚而入提供借口。因此，老蒋嘴上说要一举截断红军前进道路，在湘江两岸聚而歼之。但在行动上，却听任薛岳、周浑元这些嫡系部队在红军背后拖拖拉拉，只是严令位于红军行军路线南侧的桂军，位于行军路线北侧的湘军，向正在横渡湘江的红军发动猛攻。他这是根据地方军阀一贯保存实力做法，以及他们战斗力有限的具体情况，打下了余量。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把红军打残，又不能够打死。
应该说，老蒋余量打得很准。从11月27日开始，湘江西岸战场，湘军在觉山铺对一军团，桂军在光华铺对三军团，都发动了进攻。桂军和湘军本不想跟红军硬拼，但看到一、三军团停住不走，极担心红军在他们地盘上就地生根，攻势遂一浪高过一浪。尽管他们还没有力量攻破这两个主力军团的阻击线，却因为拼尽了全力，给两个军团造成了重大损失。事态恶化至此，偏偏红章纵队挑夫们纷纷要求回苏区。因为这些人事雇来的，无法用革命纪律加以约束，博古和总理在无奈之下，只能发给挑夫路费，任其散去。事已至此，三人团本应当机立断，下令红章纵队就地处理掉笨重设备，马上轻装过江。但可能是总理在想，这批“贵重设备”若当初撂在苏区也就撂了，可现在历经千辛万苦，挑也挑到了最后一道封锁线前，再丢就太不值得了，不如坚持一下。

没想到的是，各行都有各行的技术，挑夫能干的活，普通战士未必干得好。换人挑运后的红章纵队走得更慢了，直到12月1日，他们才挑着“贵重物资”，蹒跚走过湘江上浮桥。这又造成了一、三军团更大伤亡，红章纵队就此也被愤怒的红军将士称为“混账纵队”。更为遗憾的是，在侧翼保护红安、红章纵队的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因为多半由新兵组成，行军战斗经验均不足，大部分人员无法掐着点在红章纵队一过湘江，就及时赶到渡口。而尾追在后的蒋系主力薛岳部，见有机可乘，也不再拖拉，凶狠地扑向湘江渡口。守卫渡口的全军总后卫五军团红34师，这时总兵力已从6000人锐减到1000人，实在撑不下去，被敌军赶出渡口掩护阵地，阻隔在湘江东岸。这样一来，从苏区出发时有近11000人的八军团，能渡过湘江的就仅1200人；原有7000人的少共国际师也只剩下2700人；而九军团损失也很大，仅红22师就损失了4000余人。而最为悲惨的还要数五军团红34师，他们最终于12月12日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毅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而牺牲，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这些损失再加上一、三军团在阻击战中付出的代价，红军在湘江之战总损失在三万人以上，残存红军人数最多只有34000人。
而这一切，正是老蒋所喜闻乐见的。下一步，为了让红军把蒋系部队带入贵州，他于12月2日，撤销五路追剿军番号，只以少量兵力协同桂军，继续以“送客”方式尾追红军。而薛岳、周浑元等蒋系主力，刘建绪、李云杰等湘军共16个师，则取道武冈、芷江；于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的同时，在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一线，从南到北呈扇形展开布下口袋阵；再加上南面桂军封堵，只给红军留了一条西入贵州之路。就算这样，老蒋还担心红军会因不知情而飞蛾扑火，遂设法重演泄密故伎。当然，这次来不及再玩开绝密会议把戏了，而只能是弃保密性好的电话不用，特意用十分容易泄密的电报传递作战命令，以确保红军能掌握自己动向。
面对如此险境，三人团以外的中共政治局成员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反思长征战略是否出了问题，质疑现任领导层还能否把红军带出危局。这时，由于顾作霖已于1934年5月底在瑞金去世，随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共六名：博古、总理、洛甫、主席、老总、陈云，候补委员共四名：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十人中，博古位居总书记之尊，不可能自己怀疑自己战略；邓发、凯丰唯博古马首是瞻；陈云态度暧昧。而包括总理在内的剩下六人，均对三人团路线存在不同程度怀疑，其中尤以主席为甚。此时的主席，于公于私都有取三人团而代之之心。于公者，再不由他取而代之，在三人团瞎指挥之下，红军行将遭受灭顶之灾；于私者，主席早已有执中共牛耳之雄心壮志，但因非国际嫡系，多年来一直不得其门而入，而眼下危机恰恰成为了他个人的机遇。
主席经过分析认为，洛甫和稼祥两人目前也处于赋闲状态，与自己思想最能产生共鸣，遂把争取重点放在他俩身上。争取成功之后，再继续做老总和少奇思想工作，如此一来，自己一边已有五票。到那时，对博古专权也有怨言且一向见风使舵靠大头的总理，就有可能倒下自己一边。这样，即使深不见底的陈云仍支持博古，加上博古本人及邓发、凯丰这两个铁杆，他们仍只剩四票。至于李德，别看他平时牛皮哄哄，因为不是中共党员，届时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如果再将早已对三人团不满的一线将领，拉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表决时获取多数票，就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主席取得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手里到底有没有金刚钻，揽得下揽不下挽救处境岌岌可危的中央红军这个瓷器活呢？有的。那就是揣摩敌人心思，利用敌人间矛盾，从夹缝中求生存。从宁都会议失去兵权至此的两年时间里，主席虽然也得承担查田、扩红这类政治任务。但总的来说，要比三人团以及老总他们担子轻得多，有时间思考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战略问题，并也已掌握了正确对策。至于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得出什么样的独到真知灼见，因他老人家生前从来避而不谈，我们无从确定。但笔者觉得，通过对主席日后种种言行分析，他那时基本思想脉络，还是有章可循的。此处暂不分析别的，先分析利用敌人间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的思想。
处于赋闲状态下的主席，想必冷静地分析过他个人从秋起到三反的军事斗争经历，也肯定清楚红军力量的壮大，不仅取决于他个人领导正确，而且还得益于敌人方面不断你争我夺，给了红军钻空隙求发展机会。但过去的机会，都是敌人在自相争斗中，无意识送给红军的；红军主动挑起敌人争斗，从中获取发展机会的事例，一次都没有发生过。主席在自由思考的这两年里，想得最多的课题，恐怕就是如何主动挑起敌人内斗，为中国革命发展创造机会。这条思路发展到后来，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之后，就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主席此时，虽短期内并无能力发挥统一战线威力，却已经循着这条思路，看懂了老蒋的布局。在主席眼里，老蒋从1934年9月开始，该包围红军时候不包围，该穷追红军时候不穷追，目的只有一个，借红军这个题目，做扫平西南群雄这篇文章。因此，红军只要迎合老蒋心意行军，就能获得暂时安全；反之若违背老蒋心意，则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主席按这条思路，先说服了同躺担架的洛甫和稼祥，并在他俩支持下，于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以后，提出召开讨论红军行进路线问题会议。通道会议于12月12日会议召开，参加者有博古、总理、洛甫、主席、稼祥以及李德。尽管还不是政治局全体会议，但主席毕竟有机会第一次亮出自己战略设想：向西深入贵州，谋求存在发展机会。当然，主席不会明说，红军如不西入贵州，将遭老蒋全力围攻；而西入贵州，则因有利于老蒋实现把势力伸进贵州意图，则暂时会受到老蒋纵容。因为那样说，即使众委员不指责主席思想反动，至少一项独门绝技，又要像诱敌深入战术那样，变得家喻户晓了。为此，主席改了一个理由，只说进军贵州是避实就虚，以此着实吸引了一部分委员的眼球。

没想到的是，各行都有各行的技术，挑夫能干的活，普通战士未必干得好。换人挑运后的红章纵队走得更慢了，直到12月1日，他们才挑着“贵重物资”，蹒跚走过湘江上浮桥。这又造成了一、三军团更大伤亡，红章纵队就此也被愤怒的红军将士称为“混账纵队”。更为遗憾的是，在侧翼保护红安、红章纵队的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因为多半由新兵组成，行军战斗经验均不足，大部分人员无法掐着点在红章纵队一过湘江，就及时赶到渡口。而尾追在后的蒋系主力薛岳部，见有机可乘，也不再拖拉，凶狠地扑向湘江渡口。守卫渡口的全军总后卫五军团红34师，这时总兵力已从6000人锐减到1000人，实在撑不下去，被敌军赶出渡口掩护阵地，阻隔在湘江东岸。这样一来，从苏区出发时有近11000人的八军团，能渡过湘江的就仅1200人；原有7000人的少共国际师也只剩下2700人；而九军团损失也很大，仅红22师就损失了4000余人。而最为悲惨的还要数五军团红34师，他们最终于12月12日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毅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而牺牲，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这些损失再加上一、三军团在阻击战中付出的代价，红军在湘江之战总损失在三万人以上，残存红军人数最多只有34000人。
而这一切，正是老蒋所喜闻乐见的。下一步，为了让红军把蒋系部队带入贵州，他于12月2日，撤销五路追剿军番号，只以少量兵力协同桂军，继续以“送客”方式尾追红军。而薛岳、周浑元等蒋系主力，刘建绪、李云杰等湘军共16个师，则取道武冈、芷江；于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的同时，在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一线，从南到北呈扇形展开布下口袋阵；再加上南面桂军封堵，只给红军留了一条西入贵州之路。就算这样，老蒋还担心红军会因不知情而飞蛾扑火，遂设法重演泄密故伎。当然，这次来不及再玩开绝密会议把戏了，而只能是弃保密性好的电话不用，特意用十分容易泄密的电报传递作战命令，以确保红军能掌握自己动向。
面对如此险境，三人团以外的中共政治局成员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反思长征战略是否出了问题，质疑现任领导层还能否把红军带出危局。这时，由于顾作霖已于1934年5月底在瑞金去世，随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共六名：博古、总理、洛甫、主席、老总、陈云，候补委员共四名：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十人中，博古位居总书记之尊，不可能自己怀疑自己战略；邓发、凯丰唯博古马首是瞻；陈云态度暧昧。而包括总理在内的剩下六人，均对三人团路线存在不同程度怀疑，其中尤以主席为甚。此时的主席，于公于私都有取三人团而代之之心。于公者，再不由他取而代之，在三人团瞎指挥之下，红军行将遭受灭顶之灾；于私者，主席早已有执中共牛耳之雄心壮志，但因非国际嫡系，多年来一直不得其门而入，而眼下危机恰恰成为了他个人的机遇。
主席经过分析认为，洛甫和稼祥两人目前也处于赋闲状态，与自己思想最能产生共鸣，遂把争取重点放在他俩身上。争取成功之后，再继续做老总和少奇思想工作，如此一来，自己一边已有五票。到那时，对博古专权也有怨言且一向见风使舵靠大头的总理，就有可能倒下自己一边。这样，即使深不见底的陈云仍支持博古，加上博古本人及邓发、凯丰这两个铁杆，他们仍只剩四票。至于李德，别看他平时牛皮哄哄，因为不是中共党员，届时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如果再将早已对三人团不满的一线将领，拉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表决时获取多数票，就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主席取得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手里到底有没有金刚钻，揽得下揽不下挽救处境岌岌可危的中央红军这个瓷器活呢？有的。那就是揣摩敌人心思，利用敌人间矛盾，从夹缝中求生存。从宁都会议失去兵权至此的两年时间里，主席虽然也得承担查田、扩红这类政治任务。但总的来说，要比三人团以及老总他们担子轻得多，有时间思考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战略问题，并也已掌握了正确对策。至于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得出什么样的独到真知灼见，因他老人家生前从来避而不谈，我们无从确定。但笔者觉得，通过对主席日后种种言行分析，他那时基本思想脉络，还是有章可循的。此处暂不分析别的，先分析利用敌人间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的思想。
处于赋闲状态下的主席，想必冷静地分析过他个人从秋起到三反的军事斗争经历，也肯定清楚红军力量的壮大，不仅取决于他个人领导正确，而且还得益于敌人方面不断你争我夺，给了红军钻空隙求发展机会。但过去的机会，都是敌人在自相争斗中，无意识送给红军的；红军主动挑起敌人争斗，从中获取发展机会的事例，一次都没有发生过。主席在自由思考的这两年里，想得最多的课题，恐怕就是如何主动挑起敌人内斗，为中国革命发展创造机会。这条思路发展到后来，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之后，就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主席此时，虽短期内并无能力发挥统一战线威力，却已经循着这条思路，看懂了老蒋的布局。在主席眼里，老蒋从1934年9月开始，该包围红军时候不包围，该穷追红军时候不穷追，目的只有一个，借红军这个题目，做扫平西南群雄这篇文章。因此，红军只要迎合老蒋心意行军，就能获得暂时安全；反之若违背老蒋心意，则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主席按这条思路，先说服了同躺担架的洛甫和稼祥，并在他俩支持下，于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以后，提出召开讨论红军行进路线问题会议。通道会议于12月12日会议召开，参加者有博古、总理、洛甫、主席、稼祥以及李德。尽管还不是政治局全体会议，但主席毕竟有机会第一次亮出自己战略设想：向西深入贵州，谋求存在发展机会。当然，主席不会明说，红军如不西入贵州，将遭老蒋全力围攻；而西入贵州，则因有利于老蒋实现把势力伸进贵州意图，则暂时会受到老蒋纵容。因为那样说，即使众委员不指责主席思想反动，至少一项独门绝技，又要像诱敌深入战术那样，变得家喻户晓了。为此，主席改了一个理由，只说进军贵州是避实就虚，以此着实吸引了一部分委员的眼球。

博古到苏区近两年来，军事上从未采纳过主席建议，这次他和李德自然也不为所动，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决心不变。但即使要北上，也得先西行一段，占领黎平这个北上门户才行。于是，同床异梦的两拨人，暂时仍一起向黎平前进。不过，博古和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混账纵队”对部队的严重拖累，就在通道会议第二天的12月13日，下达了整编令。第一条就是将红安、红章两纵队合并为中央纵队，“混账纵队”一路挑运而来的“贵重设备”，终于或被掩埋或遭摧毁。第二条则是撤销已成一副空骨架的八军团，所有人员一律并入五军团。
12月15日，一军团攻占黎平；两天后，中央纵队也到达黎平。到了这里，到底向北还是向西，必须给出一个说法。于是，中央于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出席者有：博古、总理、主席、陈云、老总、少奇六人，由于未知原因，博古铁杆邓发、凯丰和主席拥趸洛甫、稼祥都没参加；李德因在中共内部并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在会场外等消息。黎平会议采纳了主席意见，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否决前往湘西预案，并决定到川黔边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该次会议记录未能保存下来，现在并不清楚哪些人支持主席主张。但根据总理日后一段讲话，可知总理已经倒向了主席一边。而根据主席与老总的密切关系，主席日后对少奇的提携，也可以推知老总、少奇也支持了主席。至于陈云，主席日后并未指责过他追随左倾路线，估计当时至少保持了沉默。这样看来，坚持要去湘西的，只剩下博古一人。
在这些委员里，总理取向至关重要。如果他仍站在博古一边，陈云必定也站到总理一边，同总理、主席都是战友的老总就很难表态，当时人微言轻的少奇更将无所适从。总理支持主席的直接原因是，老蒋故意泄密的电报（具体而言，是打给湘军刘建绪部的），已于12月11日夜，被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截获。掌握到确切情报的总理（这里不难看出，主席在没有条件掌握确切情报情况下，却能料敌在先，确有雄才大略），经过几天思考，认可了主席的对策。但除此之外，间接原因更为重要。总理尽管一直保持党内谁上台就为谁效劳的处事原则，但谁能干谁无知，谁可能带领党走向辉煌，在他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应该说，主席留给总理的印象是，为人冷酷独断，属曹操、司马懿一类野心家；而且做事大而化之，常出这样那样的纰漏。故放在平时，总理绝对不会拥戴主席执掌中国革命之舵。但问题是，眼下红军已行将灭顶，用正人君子思维跟敌人干，一定是干不过了。这时候，革命需要曹操，需要司马懿。这样，主席原先重大缺陷，便一举成为重大优点，总理倒向主席也就顺理成章。
黎平会议后第二天的12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这时，李德的瞎指挥已不太管用了；而主席虽还没有名分，却已能通过影响总理思想，实现对红军的实际指挥。在主席实际指挥下，从20日起，部队相继占领剑河、镇远等地，到28日已深入到贵州腹地的黄平、余庆地区。31日，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瓮安县（就是奥运年瓮安事件发生地）猴场。李德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次反击。他拉博古提出两项军事建议：一是不过乌江，就地建立根据地；二是回头去湘西。政治局不得不在1935年1月1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又一次否决了博古、李德自杀式军事建议，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渡过乌江后，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
政治局之所以对前景抱乐观态度，是因为进入贵州后，当地军阀王家烈部战斗力奇差，十分好打。王部好打原因有三：其一，总兵力只有十六个团、一万五千人，只及已被大为削弱的红军一半。其二，主要武器来自于贵州本省兵工厂，质量比红军的武器还要低劣。其三，贵州是旧中国鸦片产地之一，士兵严重沾染鸦片嗜好，人称“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单兵战斗力极其低下。
果然，红军在没有渡船情况下，仅靠临时编制的竹筏，就在1月2日突破贵州二号军阀侯之担部把守的乌江。接下来，红军横扫侯部，于1月7日凌晨2时袭占遵义。拿下了遵义，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就要在此举行。相关详细情况，请见第二十二章《遵义会议》。
在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要强调一下，长征期间老蒋刻意放纵红军的真实性。这个结论在正统史家群里，只有《李宗仁回忆录》代笔者唐德刚提出过。国内党史专家，则多以老蒋军事指挥能力低下，却善于利用自然出现的时机，来进行诠释。但笔者要说的是，一个低能的军事指挥者，不可能运气好到每出一次指挥错误，就能得到对他最有利战局的程度。既然老蒋所希望战局，并不是阴差阳错形成的，但就一定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所以说，衡量一个政治家水准高低，就要看他是否能把刻意追求的结果，演绎得好像自然发生一样。老蒋若没有这等道行，也不可能从一个小小的黄埔军校校长，几乎成长为全中国的统一者。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主席政治手腕更为高超，中共政治工具远比国民党强大，这才使他在抗日胜利后，和他所在政治集团一起，骤然从权力巅峰坠入深谷。真让人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当然，有人也许仍不同意笔者看法。在他们看来，老蒋早就把中共看作心腹大患，如何还肯养虎为患，最终导致玩火自焚呢？笔者对此答复是，第一，老蒋当时虽头顶中国最高统治者光环，但其实只是逐鹿天下者中最有希望成功的一位。为了能够完全打下江山，他不可能像早已坐稳天下的封建王朝对付农民起义一样，对同样是逐鹿天下者的中共，只剿杀不利用。第二，老蒋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预知中共在主席当家后，能够修正和暂时掩盖原教旨马列主义立场，把铁定是老蒋同盟军的民族资产阶级拉过去，最终导致他在大陆的统治于1949年骤然崩盘。这与清政府无法预知孙中山是其掘墓人，而不能派地方官把襁褓中的孙直接杀害，是一个道理。

博古到苏区近两年来，军事上从未采纳过主席建议，这次他和李德自然也不为所动，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决心不变。但即使要北上，也得先西行一段，占领黎平这个北上门户才行。于是，同床异梦的两拨人，暂时仍一起向黎平前进。不过，博古和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混账纵队”对部队的严重拖累，就在通道会议第二天的12月13日，下达了整编令。第一条就是将红安、红章两纵队合并为中央纵队，“混账纵队”一路挑运而来的“贵重设备”，终于或被掩埋或遭摧毁。第二条则是撤销已成一副空骨架的八军团，所有人员一律并入五军团。
12月15日，一军团攻占黎平；两天后，中央纵队也到达黎平。到了这里，到底向北还是向西，必须给出一个说法。于是，中央于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出席者有：博古、总理、主席、陈云、老总、少奇六人，由于未知原因，博古铁杆邓发、凯丰和主席拥趸洛甫、稼祥都没参加；李德因在中共内部并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在会场外等消息。黎平会议采纳了主席意见，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否决前往湘西预案，并决定到川黔边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该次会议记录未能保存下来，现在并不清楚哪些人支持主席主张。但根据总理日后一段讲话，可知总理已经倒向了主席一边。而根据主席与老总的密切关系，主席日后对少奇的提携，也可以推知老总、少奇也支持了主席。至于陈云，主席日后并未指责过他追随左倾路线，估计当时至少保持了沉默。这样看来，坚持要去湘西的，只剩下博古一人。
在这些委员里，总理取向至关重要。如果他仍站在博古一边，陈云必定也站到总理一边，同总理、主席都是战友的老总就很难表态，当时人微言轻的少奇更将无所适从。总理支持主席的直接原因是，老蒋故意泄密的电报（具体而言，是打给湘军刘建绪部的），已于12月11日夜，被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截获。掌握到确切情报的总理（这里不难看出，主席在没有条件掌握确切情报情况下，却能料敌在先，确有雄才大略），经过几天思考，认可了主席的对策。但除此之外，间接原因更为重要。总理尽管一直保持党内谁上台就为谁效劳的处事原则，但谁能干谁无知，谁可能带领党走向辉煌，在他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应该说，主席留给总理的印象是，为人冷酷独断，属曹操、司马懿一类野心家；而且做事大而化之，常出这样那样的纰漏。故放在平时，总理绝对不会拥戴主席执掌中国革命之舵。但问题是，眼下红军已行将灭顶，用正人君子思维跟敌人干，一定是干不过了。这时候，革命需要曹操，需要司马懿。这样，主席原先重大缺陷，便一举成为重大优点，总理倒向主席也就顺理成章。
黎平会议后第二天的12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这时，李德的瞎指挥已不太管用了；而主席虽还没有名分，却已能通过影响总理思想，实现对红军的实际指挥。在主席实际指挥下，从20日起，部队相继占领剑河、镇远等地，到28日已深入到贵州腹地的黄平、余庆地区。31日，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瓮安县（就是奥运年瓮安事件发生地）猴场。李德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次反击。他拉博古提出两项军事建议：一是不过乌江，就地建立根据地；二是回头去湘西。政治局不得不在1935年1月1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又一次否决了博古、李德自杀式军事建议，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渡过乌江后，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
政治局之所以对前景抱乐观态度，是因为进入贵州后，当地军阀王家烈部战斗力奇差，十分好打。王部好打原因有三：其一，总兵力只有十六个团、一万五千人，只及已被大为削弱的红军一半。其二，主要武器来自于贵州本省兵工厂，质量比红军的武器还要低劣。其三，贵州是旧中国鸦片产地之一，士兵严重沾染鸦片嗜好，人称“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单兵战斗力极其低下。
果然，红军在没有渡船情况下，仅靠临时编制的竹筏，就在1月2日突破贵州二号军阀侯之担部把守的乌江。接下来，红军横扫侯部，于1月7日凌晨2时袭占遵义。拿下了遵义，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就要在此举行。相关详细情况，请见第二十二章《遵义会议》。
在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要强调一下，长征期间老蒋刻意放纵红军的真实性。这个结论在正统史家群里，只有《李宗仁回忆录》代笔者唐德刚提出过。国内党史专家，则多以老蒋军事指挥能力低下，却善于利用自然出现的时机，来进行诠释。但笔者要说的是，一个低能的军事指挥者，不可能运气好到每出一次指挥错误，就能得到对他最有利战局的程度。既然老蒋所希望战局，并不是阴差阳错形成的，但就一定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所以说，衡量一个政治家水准高低，就要看他是否能把刻意追求的结果，演绎得好像自然发生一样。老蒋若没有这等道行，也不可能从一个小小的黄埔军校校长，几乎成长为全中国的统一者。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主席政治手腕更为高超，中共政治工具远比国民党强大，这才使他在抗日胜利后，和他所在政治集团一起，骤然从权力巅峰坠入深谷。真让人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当然，有人也许仍不同意笔者看法。在他们看来，老蒋早就把中共看作心腹大患，如何还肯养虎为患，最终导致玩火自焚呢？笔者对此答复是，第一，老蒋当时虽头顶中国最高统治者光环，但其实只是逐鹿天下者中最有希望成功的一位。为了能够完全打下江山，他不可能像早已坐稳天下的封建王朝对付农民起义一样，对同样是逐鹿天下者的中共，只剿杀不利用。第二，老蒋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预知中共在主席当家后，能够修正和暂时掩盖原教旨马列主义立场，把铁定是老蒋同盟军的民族资产阶级拉过去，最终导致他在大陆的统治于1949年骤然崩盘。这与清政府无法预知孙中山是其掘墓人，而不能派地方官把襁褓中的孙直接杀害，是一个道理。

@饭桶饿死鬼 2015-09-01 19:57:02
@zhaoyu1027 发帖了！注意莫要挖坑不填，长期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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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那边没有更新吧？昨晚发了两章，现在到102章，是最新的。

@饭桶饿死鬼 2015-09-01 19:57:02
@zhaoyu1027 发帖了！注意莫要挖坑不填，长期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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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那边没有更新吧？昨晚发了两章，现在到102章，是最新的。

第二十二章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时，各路敌人都未能跟上来。具体情况是，黔军已被驱散；粤军和桂军到黔南榕江等地后，止步不前；四川刘湘部位于长江沿线，只守不攻。蒋军薛岳、周浑元部于1935年1月6日进入贵阳后，一则受乌江阻隔，二则开始架空王家烈，控制贵州政局，因而不能立刻进攻红军。这样，中共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召开史称“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留出多日时间，让“控辩双方”写出各自报告以后，会议便于1月15日正式召开。此时，不光是长征中的红军面临危机，整个中国革命形势都不容乐观。首先来看长征后的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敌军于1934年10月26日占宁都县城，11月1日陷长汀县城，10日占红都瑞金，17日占雩都县城，23日占会昌县城。至此，连同此前失守的闽西地区宁化、清流、归化诸县城，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项英领导下的中央军区，被迫按中革军委指示，率领以红24师为核心留守军政人员，隐蔽在以宽田为中心的瑞金、会昌、雩都和宁都四县交界“三角地区”。尽管项英学主席打法，率红24师于11月21日取得谢枋伏击战胜利，歼敌第3师de 半个旅。但敌人很快又恢复“碉堡战术”，到12月中旬，专门封锁“三角地区”的从宁都到瑞金、会昌碉堡封锁线建成，留守红军回旋余地骤然缩小。就在遵义会议召开前的1月12日，红24师在微缩版“强拆战”——洋陂战斗中失利，伤亡400多人，眼看就要重蹈主力红军五反失利覆辙了。
而在此前后，向东深入敌后的七军团，除了日后大放异彩的粟裕大将等少数人逃出生天外，也基本全军覆没，并连累闽浙赣苏区、红十军以及其缔造者方志敏一起走向深渊。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七军团于1934年8月15日北上浙西后，9月12日进入浙江江山县。次日，他们消灭浙江保安团1个营，攻占清湖镇。按中革军委意思，是要七军团以遂安为中心，在浙皖边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但敌49师在后紧追不舍，而敌人在当地的地方武装也很强大。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七军团只能放弃建立根据地想法，转而向皖赣边前进，于30日到达皖赣边段莘、黎痕地区。10月前半个月，七军团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围追堵截的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并有500多当地群众参加红军，暂时摆脱了困境。
但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在即，急需七军团作战略配合。11月初，根据中央命令，七军团回师南下，进入闽浙赣苏区重溪地区，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十军团。其中，七军团被改编为红19师。11月18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要求，寻淮洲率领红19师，突破敌人设置在玉山至开化之间封锁线，长驱直入向浙皖赣边挺进。一路击退浙江保安纵队围追堵截，直逼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杭州。随后，他们又转向皖南行动，进入安徽歙县，攻克旌德，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样就调动了一批敌军，总算是帮了中央红军一点小忙（因为老蒋本就不愿立刻消灭中央红军，所以肯定不能算帮大忙）。这时，渐行渐远的中革军委把对十军团领导权，转给了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项英要保自己“三角地区”，当然希望十军团多多发挥“余热”，遂发来指示，要求十军团的三个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明的是让他们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骨子里则希望他们把动静闹大，把大批敌人吸引过去，让自己稍得喘息。
接到指令的方志敏和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不敢怠慢，于11月下旬率领军团部和红20、21师，离开闽浙赣苏区，北上皖南去了。12月10日，他们在黄山东南汤口地区，与寻淮洲指挥的第19师会合。三个师会合后，沿着屯溪至青阳公路继续北上，准备打运动战。12月13日，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便在太平县谭家桥地区伏击敌补充第一旅。没想到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指挥员还没下令，战士已先开火暴露，敌军迅速占据战场制高点抵抗。为了夺取制高点，寻淮洲冒弹雨亲自带领部队强攻，结果身负重伤，不久即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战斗也随之失利。此战之后，十军团领导失去了外线作战信心，率部队经开化、婺源、德兴，返回闽浙赣苏区。到1935年1月16日，遵义会议召开第二天的夜间，粟裕、乐少华、刘英等率领先头部队，力战通过敌人封锁线，回到了闽浙赣苏区大小坪、黄石田地区。主力部队原本也能在当夜通过封锁线，但刘畴西不懂得兵贵神速道理，顾虑部队疲劳，决定就地休息了一夜。
这一休息就休息出事情来了。在后尾追敌军，一夜之间就来了个铁壁合围，并于次日发动猛攻。激战之下，红军将士大部牺牲。军团长刘畴西隐蔽多日后，于1月底在陇首封锁线附近山里被捕。好在他能力有限，革命意志却很坚定，坚决拒绝了蒋校长对他这个黄埔生的劝降。最为可惜的是方志敏，本来他随粟裕等一起行动，但因考虑到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便决定留下来等主力。等来了主力，本应发挥领导决断力，把部队当夜拉过封锁线。但又可惜方志敏对军事更是门外汉，对刘畴西偏听偏信，结果跟刘前脚后脚被俘。他在狱中写下了家喻户晓得名篇《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于1935年8月6日，与刘畴西同时就义。方志敏一被俘，闽浙赣苏区失去主心骨，随之瓦解。粟裕等只好率部离开此处，到闽浙边分散游击去了。这一股比较重要的革命力量，至此“突然死亡”。
这样一来，遵义会议参加者们四顾而望，似乎只有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还处于上升通道（他们刚刚在1934年9月底，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纠集起来的对川陕根据地六路围攻，详情后叙）；而贺帅的红二军团，在获得六军团加盟后，似乎也已触底回升。此外，还在星星点点燃着革命之火的，也就鄂豫皖的一些余烬，以及陕甘边和琼崖这样两块离大城市很远、不起眼的小苏区。至于白区力量，那就更是损失惨重。原中央所在地、现白区最大基地——上海中央局，随着盛忠亮于1934年10月被捕叛变，特科红队队长邝惠安于12月5日被捕（后牺牲），已基本宣告瓦解。剩余一点很小的力量，在上海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整合下，国际远东局资助下，最终于1935年7月撤至天津租界。

面对这样一种惨烈局面，参加遵义会议代表当然要想一想，继续这样下去，党的出路在哪里？个人出路在哪里？在绝望的同时，他们更希望通过改变当前方针政策，改变中共岌岌可危的命运。准确地说，他们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带领大家走出绝境的人，即使他们平时对这个人再不喜欢也无关紧要。而历史事实是，此人当时就坐在他们当中，而且不等他们来请，自己就要抢登历史舞台。他不是别人，就是主席。
主席这次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经他和洛甫、稼祥三角同盟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前面多次提及的六名正式委员、四名候补委员外，有表决权的参加者扩大了所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以及红军总部重要首长。但由于九军团还没渡过乌江，该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没能参加会议；而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因属起义将领，虽已于1932年入党，也未被邀请与会（还是有些极左）。因而，实际扩大进来的成员有七人，他们分别是红军总参谋长刘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以后简称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总、政委聂荣臻（以后简称聂帅）、三军团军团长彭总、政委杨尚昆（以后简称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前面曾分析过，主席当时对总理内心已完全倾向于自己一边的事实并不摸底。因此在他看来，十名政治局成员中，即使算上少奇，也只能确保五票。但算上扩大进来这七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其中，林总被认为是主席铁杆粉丝；富春则是主席密友和森之妹蔡畅丈夫，与主席私人关系密切。彭总虽一贯喜欢服从更上级命令，以求取得政治进步，但前面也已讲过，广昌战役以后，他对博古、李德一套极为厌恶，情感天平完全倒向了主席一边。李卓然曾在1931年做过主席办公室主任，至少在主席看来，会支持自己。有了这四张支持票，即使与总理关系密切的刘帅、聂帅，同为二十八宿的尚昆，都投反对票，主席依然胜券在握。而让主席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总理顺应了中共需要主席这样能挽救危亡人才的客观大势，及时转变立场力挺主席，从而带动了他的追随者，触动一批中立者，主席最终在遵义会议上获得的，竟然是完胜。
当然，与日后在安全状况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奔拨乱反正主题不同，遵义会议第一项议程是根据刘、聂两帅建议，分析以遵义为中心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黔北人烟稀少、革命基础薄弱，不适合创建根据地。于是会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建立黔北根据地计划，改为北渡长江，先与四方面军会合，再定革命大本营位置。
解决好退路问题，接下来就要总结五反教训了。博古当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率先作了关于五反的主报告。在报告中，他不承认五反失利存在军事错误，把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强大。博古报告有道理吗？相信一路看下来的网友，应该承认有一定道理。即使一定要挑刺，也只能挑博古耳朵根软，听总理话搞了个“混账纵队”的刺。可如果进一步追问，博、李二人常规决策没出大错，是否有超水平发挥呢？这个显然没有。而当一场革命运动陷于不超水平发挥就将失败境地时，博、李继续留在台上指挥，就完全无法容忍。
当然在政治层面上，这个道理并不能堂而皇之放上桌面，要轰博、李下台，只能硬说他们军事上犯了大错。总理对此是心领神会，接着就做副报告，着重强调五反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错误。可一定要说军事指挥有错误，总理必定是件件都脱不了干系。但这却难不倒总理，他一面在副报告中将错误大包大揽，大做自我批评，一面也不放过博、李。这就达到了既自保、又能废博拥毛的一箭双雕目的。
看到总理反戈一击，本还准备打一场硬仗的毛、张、王三人，立刻明白胜局已定，胆气更壮。洛甫在反报告中，按三人事先共商意见，较为系统地批评了博、李军事错误，却单单放过了总理。此轮攻势过后，主席亲自出马作重要发言，不但批评了博、李军事错误，还阐述了自己的军事路线，公开亮出“施政纲领”。接着，稼祥按事先布置，发言挺毛，努力营造倒博拥毛气氛。总理、老总、富春紧随其后，也纷纷发言反博挺毛，连军团领导里聂帅也加入到了其中。而公开支持博古、反对主席主张的，从现在公开的史料来看，只有凯丰一人而已（他嘲讽主席只靠《孙子兵法》指挥作战，但主席那时连《孙子兵法》还没读过）。在这种一边倒气氛下，连邓发都没敢吭声，更不用说陈云、尚昆那些滑头货了。
于是，会议经表决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具体内容大致有：一、补选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二、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指挥权，改由总理一人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主席为总理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本来，遵义会议还要免去博古总书记职务，但因洛甫和主席相互谦让，遂决定维持原状，让博古把一把手空名多顶了几天。而李德则先去一军团呆了一段时间，后又重回中央纵队，成了跟着走的普通干部。
应该说，遵义会议只是让主席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中共决策层，并没有像解放后宣传的那样，确立主席对全党领导地位。不过，如主席这样已经成熟的顶级人才，只要把他放进核心决策层，由“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变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由普通常委变为党主席，那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把遵义会议作为确立主席领袖地位里程碑事件，也不算太离谱。因为在宣传中，总不见得把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一连串会议报出来，然后说这些会议确立主席对全党的领导地位。那样的话，知识水平不高的群众，听后要犯糊涂，学生考政治考到这道题，基本上也是要丢分的（因为他们要背一连串会议名称，漏掉一个也不行）。
遵义会议的决定永载史册，但对于参加者表决态度却并未载入史册。鉴于这些成员的态度，对他们在未来党史中地位沉浮很关键，笔者也在这里浪费点文字，作一粗略分析。毛、张、王、周、朱、李、聂七人，反博拥毛；博、凯二人，拥博反毛；自不必说。其余人动向如何呢？笔者认为，刘、林、彭三帅也是拥毛的，这就已经有了十票。少奇本还有些犹豫，看总理带刘、聂二帅倒戈，应该也投票拥毛，这就增至十一票。陈云、邓发和尚昆本来是想拥博反毛，但看形势不对，反了也是白反，应该是介于弃权和拥毛之间。至于会前主席寄予厚望的李卓然，看来是辜负了主席期望，或弃权或反毛，因此会后并不见主席对他有任何亲近之意。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师，他又随五军团转到国焘麾下。国焘对他倒是不错，调他当了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又担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尽管命大，与李先念一起率余部四百多人到达新疆，但回延安后再无提拔机会，解放后最高只做到中宣部副部长，直到1989年去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未沾过边。

故此按保守统计，主席得了十一票，博古得了两票，其余四票应属弃权，总算是相当不错的支持率了。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个支持率是在总理倒戈情况下取得的。若是总理还站在博古一边，则他掌握的三票加博古两票就有五票，而四张弃权票应该会尽数变成挺博票。那样的话，博对毛至少能以九比八险胜，主席上位良机便成泡影。失去了这次最佳时机，估计命运不会再给主席下一次机会了。历史如果是那样演变的话，那么主席事前轻易相信的李卓然，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克星，也是主席个人克星。主席事后在暗自庆幸之余，对待会议表决态度，比红四军七大以后更加谨慎了几分，没有绝对把握决不开会表决，以至于林总私下说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而且，只要摸不清关键人员真实态度，就要先将其拿下，赶快换上摸得清态度的自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罗瑞卿1965年翻船，根子就在三十年前的李卓然身上。
有人可能不同意笔者的推论，他们会说，参加遵义会议的不是还有小平同志吗？他可是著名的大毛派，有了他这一票，即使总理不倒戈，主席至少还能来个九比九平。但笔者要郑重声明的是，经过多人证实，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不假，但他和另两位参加者李德、伍修权一样，只是列席会议，并无表决权。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小平在不久前还是一个以待罪之身劳动改造的挑夫。即使总理开了后门，带他参加长征，也不可能瞬间辉煌，步入中共决策层。而在小平之前担任秘书长一职的是总理夫人颖超，在小平之后的则是未来洛甫夫人刘英，颖超直到总理身后才进政治局，刘英更是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沾过边。从上述两位首长夫人曾任中央秘书长情况看，该职在当时虽也属机要岗位，但地位远没有现在中办主任那样显赫。
本来，小平参不参加遵义会议也没甚大碍，党内没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大佬多了去了。可偏偏中共八大后选出的七常委，除小平外其余六常委个个都是遵义会议正式代表，这让小平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到六十年代视察三线建设路过遵义时，他不管不顾直接在会场里指出自己位置，弄得尚昆、总理等见证人只好承认他的会员资格。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文革中小平沦为二号走资派，红卫兵四处调查，一举定下他一个假冒遵义会议代表罪名。等三落三起，小平成为二代领导核心之后，自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一面一口咬定参加过遵义会议，避而不谈是不是正式代表，有没有表决权；一面又悄悄告诉女儿，他在长征中只是跟着走，从未起到过什么重要作用。看到小平这番言行，再联想前文中他说自己布置过八七会议会场（其实也就是搬个桌椅板凳而已），不难看出，两者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小平对参加遵义会议看得再重，若会后革命事业并未获得转机，那一切也都是浮云。因此，主席在进入领导核心后最迫切愿望，就是打出一场类似于大柏地的胜仗。于公，好让红军摆脱追敌纠缠，建一个临时根据地，以便恢复元气；于私，快速取得个人政绩，巩固已取得地位，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好准备。在主席当时看来，老蒋已派薛岳进入贵阳，控制了贵州政局，红军继续留在贵州，对老蒋已无价值。而向北开赴四川，以刘湘、刘文辉叔侄决一死战，可能会因符合老蒋意愿，暂时不会遭到蒋军追击。所以，遵义会议一结束，一方面军立刻于1月19日放弃遵义，分三路纵队向北进发。中央同时还于1月22日，致电四方面军，要他们设法西渡嘉陵江，向西充、南充、篷溪方向运动，进行战略配合。
红军当面之敌黔军侯之担部战斗力微弱，不值一扫。1月24日，右纵队一军团占领土城，中央纵队五、九军团占领习水、三元场。25日，左纵队三军团占领土城东南回龙场等要地。红军积极向北进去，老蒋倒真的听之任之，但川敌刘湘却不干了。在他看来，四方面军已经够他受了，若再来个一方面军，则不是全川被赤化，他卷铺盖去上海当寓公；就是老蒋乘虚而入，请他做王家烈第二。为此，刘湘豁出老本，全力阻击和围歼一方面军。具体部署是，长江南岸川军郭勋祺、廖泽等四个旅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在红军之前占据北面赤水县城，堵住一方面军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
面对川敌前堵后追，红军必须集全力歼灭一路，才能打开局面，实现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目标。按照主席那套军事指挥原则，负责下决心的总理和帮助下决心的主席，不可能采取攻坚战法对付扼守赤水县城的达凤岗部，而只能选择伏击战法，力争全歼尾追的郭勋祺部。但是，郭勋祺早就听说了红军伏击战的厉害，当他率部进至土城东面枫树坝、青杠坡以后，便就地修筑工事不再前进了。这样，用伏击战法酣畅淋漓歼灭敌军希望就落空了。如果是在根据地内，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强行攻击，另觅战机。但现在，红军处于敌前后夹击之中，不打掉一路肯定不行。于是，在主席帮助下，总理于1月27日，决心以一、九军团部分兵力牵制阻击达凤岗部，以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围歼郭勋祺部。
1月28日晨，红军在彭总和尚昆统一指挥下，向枫树坝、青杠坡发起猛攻。经过几个小时战斗，红军发现敌军虽遭重创，却显得兵力充沛、无崩溃迹象，似与事先侦查到的四个团六千多人兵力情报不符。于是，重新分析抓获俘虏番号，这才发现被围敌军共六个团一万多人。如此一来，三、五军团远远没有建立起对敌军绝对优势，遂再将一军团红2师也投入战场。但川军战斗力要比贵州双枪兵强得多，无论红军如何猛攻，就是不肯崩溃。而属于郭勋祺集团的另外两个旅却增援了上来，达凤岗部两个旅也从西北方向袭来。有援军仗胆，包围圈里郭勋祺底气也足了起来，居然发起反冲击。至此，红军三万人与川军三万人进入全面鏖斗状态，再打下去即便取胜，也至少损兵一半。而这里不是苏区，仗打赢了，武器可以补充，战士却无处补充。因此，总理和主席要考虑的，已不再是吃掉敌人，而是如何安全退出战场。
而当时，红军仅存预备队就是宋任穷、陈赓率领的干部团了。这可是一只可以下金蛋的鸡，派上去是否有杀鸡取卵之嫌，总理陷入犹豫。关键时刻，主席告诉总理，只有震慑住敌人安全退出战场才是硬道理，终于决定派出干部团。同时，老总也自告奋勇上前线协调各部指挥。经这股生力军浴血奋战，老总对战场兵力、火力重新调配（看来身为战场指挥的彭总在这方面还不够老到），再加上林总率一方面军主力及时赶回，终于在黄昏时分，遏制住了敌军反攻。入夜以后，红军乘着川军暂时休战，准备次日续战良机，悄悄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至次日凌晨全部渡完。郭勋祺一则慑于红军依然强大的战力，二则内心亲共，没有立刻追赶。不过为轻装脱离战场，部分长征以来一直由红安纵队人拉肩扛的山炮，在打光炮弹以后，被忍痛沉入了赤水河中。从此以后，红军攻坚能力就更弱了。

故此按保守统计，主席得了十一票，博古得了两票，其余四票应属弃权，总算是相当不错的支持率了。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个支持率是在总理倒戈情况下取得的。若是总理还站在博古一边，则他掌握的三票加博古两票就有五票，而四张弃权票应该会尽数变成挺博票。那样的话，博对毛至少能以九比八险胜，主席上位良机便成泡影。失去了这次最佳时机，估计命运不会再给主席下一次机会了。历史如果是那样演变的话，那么主席事前轻易相信的李卓然，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克星，也是主席个人克星。主席事后在暗自庆幸之余，对待会议表决态度，比红四军七大以后更加谨慎了几分，没有绝对把握决不开会表决，以至于林总私下说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而且，只要摸不清关键人员真实态度，就要先将其拿下，赶快换上摸得清态度的自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罗瑞卿1965年翻船，根子就在三十年前的李卓然身上。
有人可能不同意笔者的推论，他们会说，参加遵义会议的不是还有小平同志吗？他可是著名的大毛派，有了他这一票，即使总理不倒戈，主席至少还能来个九比九平。但笔者要郑重声明的是，经过多人证实，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不假，但他和另两位参加者李德、伍修权一样，只是列席会议，并无表决权。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小平在不久前还是一个以待罪之身劳动改造的挑夫。即使总理开了后门，带他参加长征，也不可能瞬间辉煌，步入中共决策层。而在小平之前担任秘书长一职的是总理夫人颖超，在小平之后的则是未来洛甫夫人刘英，颖超直到总理身后才进政治局，刘英更是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沾过边。从上述两位首长夫人曾任中央秘书长情况看，该职在当时虽也属机要岗位，但地位远没有现在中办主任那样显赫。
本来，小平参不参加遵义会议也没甚大碍，党内没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大佬多了去了。可偏偏中共八大后选出的七常委，除小平外其余六常委个个都是遵义会议正式代表，这让小平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到六十年代视察三线建设路过遵义时，他不管不顾直接在会场里指出自己位置，弄得尚昆、总理等见证人只好承认他的会员资格。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文革中小平沦为二号走资派，红卫兵四处调查，一举定下他一个假冒遵义会议代表罪名。等三落三起，小平成为二代领导核心之后，自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一面一口咬定参加过遵义会议，避而不谈是不是正式代表，有没有表决权；一面又悄悄告诉女儿，他在长征中只是跟着走，从未起到过什么重要作用。看到小平这番言行，再联想前文中他说自己布置过八七会议会场（其实也就是搬个桌椅板凳而已），不难看出，两者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小平对参加遵义会议看得再重，若会后革命事业并未获得转机，那一切也都是浮云。因此，主席在进入领导核心后最迫切愿望，就是打出一场类似于大柏地的胜仗。于公，好让红军摆脱追敌纠缠，建一个临时根据地，以便恢复元气；于私，快速取得个人政绩，巩固已取得地位，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好准备。在主席当时看来，老蒋已派薛岳进入贵阳，控制了贵州政局，红军继续留在贵州，对老蒋已无价值。而向北开赴四川，以刘湘、刘文辉叔侄决一死战，可能会因符合老蒋意愿，暂时不会遭到蒋军追击。所以，遵义会议一结束，一方面军立刻于1月19日放弃遵义，分三路纵队向北进发。中央同时还于1月22日，致电四方面军，要他们设法西渡嘉陵江，向西充、南充、篷溪方向运动，进行战略配合。
红军当面之敌黔军侯之担部战斗力微弱，不值一扫。1月24日，右纵队一军团占领土城，中央纵队五、九军团占领习水、三元场。25日，左纵队三军团占领土城东南回龙场等要地。红军积极向北进去，老蒋倒真的听之任之，但川敌刘湘却不干了。在他看来，四方面军已经够他受了，若再来个一方面军，则不是全川被赤化，他卷铺盖去上海当寓公；就是老蒋乘虚而入，请他做王家烈第二。为此，刘湘豁出老本，全力阻击和围歼一方面军。具体部署是，长江南岸川军郭勋祺、廖泽等四个旅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在红军之前占据北面赤水县城，堵住一方面军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
面对川敌前堵后追，红军必须集全力歼灭一路，才能打开局面，实现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目标。按照主席那套军事指挥原则，负责下决心的总理和帮助下决心的主席，不可能采取攻坚战法对付扼守赤水县城的达凤岗部，而只能选择伏击战法，力争全歼尾追的郭勋祺部。但是，郭勋祺早就听说了红军伏击战的厉害，当他率部进至土城东面枫树坝、青杠坡以后，便就地修筑工事不再前进了。这样，用伏击战法酣畅淋漓歼灭敌军希望就落空了。如果是在根据地内，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强行攻击，另觅战机。但现在，红军处于敌前后夹击之中，不打掉一路肯定不行。于是，在主席帮助下，总理于1月27日，决心以一、九军团部分兵力牵制阻击达凤岗部，以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围歼郭勋祺部。
1月28日晨，红军在彭总和尚昆统一指挥下，向枫树坝、青杠坡发起猛攻。经过几个小时战斗，红军发现敌军虽遭重创，却显得兵力充沛、无崩溃迹象，似与事先侦查到的四个团六千多人兵力情报不符。于是，重新分析抓获俘虏番号，这才发现被围敌军共六个团一万多人。如此一来，三、五军团远远没有建立起对敌军绝对优势，遂再将一军团红2师也投入战场。但川军战斗力要比贵州双枪兵强得多，无论红军如何猛攻，就是不肯崩溃。而属于郭勋祺集团的另外两个旅却增援了上来，达凤岗部两个旅也从西北方向袭来。有援军仗胆，包围圈里郭勋祺底气也足了起来，居然发起反冲击。至此，红军三万人与川军三万人进入全面鏖斗状态，再打下去即便取胜，也至少损兵一半。而这里不是苏区，仗打赢了，武器可以补充，战士却无处补充。因此，总理和主席要考虑的，已不再是吃掉敌人，而是如何安全退出战场。
而当时，红军仅存预备队就是宋任穷、陈赓率领的干部团了。这可是一只可以下金蛋的鸡，派上去是否有杀鸡取卵之嫌，总理陷入犹豫。关键时刻，主席告诉总理，只有震慑住敌人安全退出战场才是硬道理，终于决定派出干部团。同时，老总也自告奋勇上前线协调各部指挥。经这股生力军浴血奋战，老总对战场兵力、火力重新调配（看来身为战场指挥的彭总在这方面还不够老到），再加上林总率一方面军主力及时赶回，终于在黄昏时分，遏制住了敌军反攻。入夜以后，红军乘着川军暂时休战，准备次日续战良机，悄悄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至次日凌晨全部渡完。郭勋祺一则慑于红军依然强大的战力，二则内心亲共，没有立刻追赶。不过为轻装脱离战场，部分长征以来一直由红安纵队人拉肩扛的山炮，在打光炮弹以后，被忍痛沉入了赤水河中。从此以后，红军攻坚能力就更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