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国焘当时并不知道已经痛失好局，他还以为靠着一个“皮衣”暗号，一份措辞含糊的“密电”，就完成了“送瘟神”计划，自己大赚无赔。为此，在与中央进行了一番电报战以后，他于9月15日发布《大举南下政治保障计划》，于17日发布南下命令。据此，左、右两路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南下，陆续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右路军南下草地时，应该又出现了一定损失，但因为比第一次有了准备，损失会小些）。到了10月5日，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向主要干部解释草地分裂缘由。从解释的结果，连何长工这等主席井冈山旧部都站在国焘一边，只有老总持保留态度来看，效果相当之好。
那么国焘是怎样解释的呢？笔者根据正统党史中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分析，他主要是把主席关于万不得已主要干部可以去外蒙的说法，加以渲染发挥，说中央北上方针其实就是牺牲十万红军，掩护少数中央领导经外蒙逃往苏联避难，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而自己率领大家南下，才是真正坚持扎根祖国，坚持革命斗争。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主席还没有在陕北打出抗日统一战线大旗，搞出新的政治局面之前，一定要让四方面军将士甚至五、九军团官兵，在千里跋涉退入外国和就地坚持革命斗争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选择就地坚持斗争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利用将士们发自内心的拥护，国焘乘热打铁，干脆上演黄袍加身闹剧。他促成会议作出决议：不再接受中央领导，另行成立临时中央，总书记一职当然由国焘自己担任，这也算是圆了他从1927年开始就日思夜想的梦。天无二日，党无二主，国焘既然自认为正统，便要宣布合法的中央为非法。他炮制的具体处理方案是，主席、总理、洛甫、博古四常委，开除党籍，下令通缉；叶帅、尚昆撤职查办。但该方案只告诉了他的部下，并未用电报通知被处理者本人。
国焘之所以把事情做得如此决绝，除了将士拥戴给了他底气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央北上走的是一条死路。因为从包座到外蒙，路上既有山隘、大河、沙漠这些自然险阻，更有西北各路军阀围追堵截。而中央连非战斗人员在内，合计不过八千人，用国焘的话来说，最多就是几个中央领导逃到外蒙。而按他内心想法，更大的可能是队伍对敌人消灭，中央领导悉数被敌人捕杀。同时，他也要防备中央没被敌人消灭，而势必不断来电发号施令，继续让四方面军北上。此外，即使中央真的被消灭，也必须另立中央。否则，老斯又会整合在苏联的中共残余力量组成新的中央，新中央必然再派钦差大臣到军中对国焘发号施令。因此算来算去，国焘必须在此时与中央决裂，这样既能提前满足自己领袖欲，又显得自己有先见之明，还不会留下后患，真所谓何乐而不为？那么，中央的区区八千之众是怎样在主席运作之下，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的呢？请看第二十八章《安家陕北》。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想谈谈草原分裂的性质。笔者认为，中共诞生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已经同时涌现出两位具有独立自主领导党发展能力的领袖人物，即主席和国焘，草地分裂其实就是两人的巅峰对决。相比之下，主席对敌斗争战略眼光和技巧，都比国焘高出无数。因而，尽管国焘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内斗技巧也可圈可点，却很难战胜主席。国焘唯一机会只有，使用强力胁迫中央南下，从而迫使主席归附，成为自己的军师。
然而，不能因为国焘的失败，就认为他是革命的破坏者。一支革命队伍要战胜敌人，内部产生最为优秀的领袖是必要前提。但产生过程一定不会是具有革命道德的温文尔雅之举，而是充满了权谋和血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脱颖而出的竞争者足够优秀。这就跟动物界，鹿群产生鹿王，猴群产生猴王，是一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充当主席“陪练”，也算是他为革命作出的一份独特“贡献”。而四方面军也毕竟是在他领导下壮大起来的，中央红军北上时若无四方面军掩护，根本突破不了包座；草地分裂后若无四方面军返身向南挡住老蒋追兵，也很难顺利到达陕北，即使到了也未必站得住脚。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拿草地分裂这件事本身来说，国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很大。如果他后来不出走，即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历史评价也低不到哪里去。
反观主席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与通常概念中不一样的主席。通常概念中的主席，似乎只讲斗争不讲妥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主席在这场斗争中，拒绝了彭总通过绑架陈、徐脱身的冒险主张，做好了万一单独北上不成，就放下身段向国焘陈述北上理由的思想准备，表现出了为了革命大局，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牺牲个人前途（当然，也不是无原则牺牲个人前途）的坚强党性。当然对于这样的分析，很多朋友会提出质疑，有些甚至认为笔者走火入魔。但笔者想请这些朋友仔细想一想，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危险局势，是否容许主席在被迫南下的情况下，冷眼旁观国焘拙劣战略规划不发一言，坐待国焘失败而代之。主席要是那样做了，不就把自己降低到与国焘一样的野心家水准了吗？难道他坚强党性是假的吗？事实上，关于隐藏在伟大领袖光辉形象背后的主席坚强党性，一直到主席逝世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详细分析则要请大家耐心地看下去。

@terry03 2015-09-07 00:04:44
楼主写得不错，但我觉得你有神化主席之嫌。主席的优点是眼界高、乐观、会用人，恩来的优点是组织强、善于处理细节，两人很好的结合是中国之福。特别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中共从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毛周居功至伟。朱德的优点是忠厚、职业军事家和有自知之明，这在党内非常难得。
我感觉楼主写毛张之争，过分强调毛的作用，忽视了周的作用，其实张一开始对毛不太了解，主要是针对周的。就是有朱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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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08:50:52
不太同意你所认为的张国焘与周恩来关系。你可能没看过张国焘《我的回忆》，草地分裂一节，张最恨二十八宿，次恨毛主席，对周总理没什么特别厌恶，对朱德评价很好。我写这段的很大部分史料就来自于《我的回忆》。
那么，张国焘与周总理在草地分裂时的关系，是否如张国焘回忆的那样呢？我认为是的。张国焘在前面，对周总理与他一起策动南昌起义，失败后面对瞿秋白批判的态度，六大后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有着详尽描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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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09-07 09:13:37
我说你神化毛，是说你在毛四渡赤水、跟张国焘斗争这段把毛写得太神了。的确，毛在井冈山和苏区的时候不断进行转移，从弱到强，最终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但你简单拿以前的经验来类比长征，未免过于简单，毕竟长征时红军的处境与受到的关注度跟井冈山、苏区时是没法比的。你从事后来揣测毛当时的谋划，感觉有点想当然。
张的回忆录是事后写的，他事后当然看清楚他要对付的主要是毛，但在当时他未必能有这样全面的认识。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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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09:20:53
毛张斗法还有很多内容没发，等全部发完，你看过后我们再探讨，现在只探讨四渡赤水。我写四渡赤水，对进攻郭勋祺一战明显批评了毛主席指挥有问题，你认为哪里神化毛主席，请具体指出来，我们一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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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桶饿死鬼 2015-09-07 10:40:06
神化就神化，要好好神化，演义，演绎，不神化，谁看？只是人物还有层面能否更丰富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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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没神化毛主席，是根据毛的性格和还原当时形势，如实分析他决策意图。本文写的是党史，而不是个人传记，对事不对人，人物要为事件服务。

@terry03 2015-09-07 00:04:44
楼主写得不错，但我觉得你有神化主席之嫌。主席的优点是眼界高、乐观、会用人，恩来的优点是组织强、善于处理细节，两人很好的结合是中国之福。特别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中共从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毛周居功至伟。朱德的优点是忠厚、职业军事家和有自知之明，这在党内非常难得。
我感觉楼主写毛张之争，过分强调毛的作用，忽视了周的作用，其实张一开始对毛不太了解，主要是针对周的。就是有朱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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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08:50:52
不太同意你所认为的张国焘与周恩来关系。你可能没看过张国焘《我的回忆》，草地分裂一节，张最恨二十八宿，次恨毛主席，对周总理没什么特别厌恶，对朱德评价很好。我写这段的很大部分史料就来自于《我的回忆》。
那么，张国焘与周总理在草地分裂时的关系，是否如张国焘回忆的那样呢？我认为是的。张国焘在前面，对周总理与他一起策动南昌起义，失败后面对瞿秋白批判的态度，六大后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有着详尽描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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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09-07 09:13:37
我说你神化毛，是说你在毛四渡赤水、跟张国焘斗争这段把毛写得太神了。的确，毛在井冈山和苏区的时候不断进行转移，从弱到强，最终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但你简单拿以前的经验来类比长征，未免过于简单，毕竟长征时红军的处境与受到的关注度跟井冈山、苏区时是没法比的。你从事后来揣测毛当时的谋划，感觉有点想当然。
张的回忆录是事后写的，他事后当然看清楚他要对付的主要是毛，但在当时他未必能有这样全面的认识。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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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09:20:53
毛张斗法还有很多内容没发，等全部发完，你看过后我们再探讨，现在只探讨四渡赤水。我写四渡赤水，对进攻郭勋祺一战明显批评了毛主席指挥有问题，你认为哪里神化毛主席，请具体指出来，我们一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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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桶饿死鬼 2015-09-07 10:40:06
神化就神化，要好好神化，演义，演绎，不神化，谁看？只是人物还有层面能否更丰富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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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没神化毛主席，是根据毛的性格和还原当时形势，如实分析他决策意图。本文写的是党史，而不是个人传记，对事不对人，人物要为事件服务。

@killywen 2015-09-07 12:48:06
回顾1929年1月14日以来朱、毛分歧，应该说，两人都有一定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总体而言，都是功大于过。先说老总：大庾之战，为了造成不能回井冈客观事态，欺负主席不懂军事战术，故意做出错误部署。结果，非但导致连续失利，甚至连中央都被惊动，发出了“二月来信”。但话又说回来了，若不是主席执拗的井冈情结，老总又何必出此下策？而在罗福嶂主张分兵，与4天后的“二月来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好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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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部队战斗力强，战将如云，毛主席不赖上，中国革命如何胜利？
我查到的史料是，朱德决策大柏地伏击战，林彪当时不够成熟，还提不出这么好的建议。

@killywen 2015-09-07 12:48:06
回顾1929年1月14日以来朱、毛分歧，应该说，两人都有一定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总体而言，都是功大于过。先说老总：大庾之战，为了造成不能回井冈客观事态，欺负主席不懂军事战术，故意做出错误部署。结果，非但导致连续失利，甚至连中央都被惊动，发出了“二月来信”。但话又说回来了，若不是主席执拗的井冈情结，老总又何必出此下策？而在罗福嶂主张分兵，与4天后的“二月来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好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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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部队战斗力强，战将如云，毛主席不赖上，中国革命如何胜利？
我查到的史料是，朱德决策大柏地伏击战，林彪当时不够成熟，还提不出这么好的建议。

@Lancer2 2015-09-07 13:48:45
老毛不是神，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一方面军不到2万了，单独北上风险很大，想让红四方面军抬轿子，护送老大们去蒙古边境而已。这种事情，张国焘不愿意干。一方面军从八万六减少到2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护大领导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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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夹金山到包座这段路，就是四方面军抬的轿子。没有没有四方面军，单靠中央是到不了陕北的。

@Lancer2 2015-09-07 13:48:45
老毛不是神，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一方面军不到2万了，单独北上风险很大，想让红四方面军抬轿子，护送老大们去蒙古边境而已。这种事情，张国焘不愿意干。一方面军从八万六减少到2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护大领导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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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夹金山到包座这段路，就是四方面军抬的轿子。没有没有四方面军，单靠中央是到不了陕北的。

@terry03 2015-09-07 15:15:12
在权力斗争中，张国焘还是缺乏耐心、魄力和胆量。如果他觉得无力解决不可取，他完全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夺权，其实他的时间很多，不应该急躁。她完全可以效仿遵义会议时期的做法，成立张、朱、毛军事三人团。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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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也想用和平手段夺权，但二十八宿一会师就整他，一直整到分手。他要么就想当年毛主席那样，交出兵权，听候处置；要么就像他后来那种做法，没有别的道路可选。还有，张国焘思想消极，畏北上（确切地说是畏回到中国核心地带）为虎。毛主席就抓住他这个弱点，逼他与中央分手。

@terry03 2015-09-07 15:15:12
在权力斗争中，张国焘还是缺乏耐心、魄力和胆量。如果他觉得无力解决不可取，他完全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夺权，其实他的时间很多，不应该急躁。她完全可以效仿遵义会议时期的做法，成立张、朱、毛军事三人团。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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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也想用和平手段夺权，但二十八宿一会师就整他，一直整到分手。他要么就想当年毛主席那样，交出兵权，听候处置；要么就像他后来那种做法，没有别的道路可选。还有，张国焘思想消极，畏北上（确切地说是畏回到中国核心地带）为虎。毛主席就抓住他这个弱点，逼他与中央分手。

@字体繁 2015-09-07 16:20:48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革命群众受了刺激，变得更“革命”了。但再怎么革命，总以“富国
强兵”、摆脱列强欺负为终极目标。
现成的榜样就是日本，袁世凯摆平清帝，自己上，奈天不假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走俄国人的路！
我就纳闷儿了，站在1920年的俄国大地上，从哪个方向看也是走投无路，内战不休，天
降大旱，饿殍遍野，苏维埃摇摇欲坠。
苏联用15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
-----------------------------
到1920年下半年，布尔什维克在苏俄政权的巩固已成定局。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看来，至少用这种办法唤起底层民众，向上层统治集团夺权是可行的。而共产主义革命政权本来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没有大工业哪来的工人阶级，所以一定能够实现工业化，无须再等苏联三十年代工业化结果出来。

@字体繁 2015-09-07 16:20:48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革命群众受了刺激，变得更“革命”了。但再怎么革命，总以“富国
强兵”、摆脱列强欺负为终极目标。
现成的榜样就是日本，袁世凯摆平清帝，自己上，奈天不假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走俄国人的路！
我就纳闷儿了，站在1920年的俄国大地上，从哪个方向看也是走投无路，内战不休，天
降大旱，饿殍遍野，苏维埃摇摇欲坠。
苏联用15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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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下半年，布尔什维克在苏俄政权的巩固已成定局。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看来，至少用这种办法唤起底层民众，向上层统治集团夺权是可行的。而共产主义革命政权本来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没有大工业哪来的工人阶级，所以一定能够实现工业化，无须再等苏联三十年代工业化结果出来。

killywen 2015-09-07 12:48:06
回顾1929年1月14日以来朱、毛分歧，应该说，两人都有一定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总体而言，都是功大于过。先说老总：大庾之战，为了造成不能回井冈客观事态，欺负主席不懂军事战术，故意做出错误部署。结果，非但导致连续失利，甚至连中央都被惊动，发出了“二月来信”。但话又说回来了，若不是主席执拗的井冈情结，老总又何必出此下策？而在罗福嶂主张分兵，与4天后的“二月来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好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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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17:15:42
朱德部队战斗力强，战将如云，毛主席不赖上，中国革命如何胜利？
我查到的史料是，朱德决策大柏地伏击战，林彪当时不够成熟，还提不出这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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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8:00:53
朱德是带来叶挺独立团一批善战的士兵。但善战并不能够使用，因为很多觉得自己善战的，会投奔党国。这批人是党感召的、愿意为党献身的。不能完全是朱德一个人功劳。党是毛创建的。
在大柏地战斗的前10天，红4军开会，罢免了朱德指挥权，而让毛泽东担任。
朱德这时候充其量有建议权，没决策权。
如你这般说，谁看了下地形，绘制了地图，冲上了战场，就是他的全部功劳。无疑吞了其他人的主要功劳。
而且，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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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柏地战斗发生在1929年2月10日，十天前红4军在圳下村遇袭，毛、朱、陈都差点被俘，朱妻伍若兰被俘后牺牲。红4军是于2月3日在罗福嶂山区开会。会议决定，停止红四军军委（书记是朱）职权，由前委（书记是毛）直接领导所有部队里党组织。但要兵分两路：28团和特务营为第一纵队，林彪任纵队长，陈毅任党代表，军长朱德随其行动；31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长，蔡济民任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其行动。

killywen 2015-09-07 12:48:06
回顾1929年1月14日以来朱、毛分歧，应该说，两人都有一定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总体而言，都是功大于过。先说老总：大庾之战，为了造成不能回井冈客观事态，欺负主席不懂军事战术，故意做出错误部署。结果，非但导致连续失利，甚至连中央都被惊动，发出了“二月来信”。但话又说回来了，若不是主席执拗的井冈情结，老总又何必出此下策？而在罗福嶂主张分兵，与4天后的“二月来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好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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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17:15:42
朱德部队战斗力强，战将如云，毛主席不赖上，中国革命如何胜利？
我查到的史料是，朱德决策大柏地伏击战，林彪当时不够成熟，还提不出这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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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8:00:53
朱德是带来叶挺独立团一批善战的士兵。但善战并不能够使用，因为很多觉得自己善战的，会投奔党国。这批人是党感召的、愿意为党献身的。不能完全是朱德一个人功劳。党是毛创建的。
在大柏地战斗的前10天，红4军开会，罢免了朱德指挥权，而让毛泽东担任。
朱德这时候充其量有建议权，没决策权。
如你这般说，谁看了下地形，绘制了地图，冲上了战场，就是他的全部功劳。无疑吞了其他人的主要功劳。
而且，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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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德依然是红4军军长，对第一纵队有指挥权。

@terry03 2015-09-07 15:15:12
在权力斗争中，张国焘还是缺乏耐心、魄力和胆量。如果他觉得无力解决不可取，他完全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夺权，其实他的时间很多，不应该急躁。她完全可以效仿遵义会议时期的做法，成立张、朱、毛军事三人团。可惜呀。
-----------------------------
@killywen 2015-09-07 18:05:39
我推断那时候张国焘部队，虽然人多，但快处于技术过时的阶段了。
好比格力电气就快技术过时了。
公司有困难，才会想着联合。这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是类似的。
红一是碰到了有技术但没钱的困难，红四是有钱但没技术，这样才凑合到一起了。
那个有钱没技术的，发疯了想抢对方技术，才把对方逼走的。
以你意思说，张的时间很多，可以慢慢来。但现实里面，肯这样慢慢来的人实在太少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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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不是没技术，而是其技术就是比较优良的阵地战加迂回包抄运动战，不掌握红一的那种隐身不见、突然现身歼敌的伏击战法。不过，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红四打法更适合进攻战，红四将领在各野战军都脱颖而出。

@terry03 2015-09-07 15:15:12
在权力斗争中，张国焘还是缺乏耐心、魄力和胆量。如果他觉得无力解决不可取，他完全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夺权，其实他的时间很多，不应该急躁。她完全可以效仿遵义会议时期的做法，成立张、朱、毛军事三人团。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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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8:05:39
我推断那时候张国焘部队，虽然人多，但快处于技术过时的阶段了。
好比格力电气就快技术过时了。
公司有困难，才会想着联合。这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是类似的。
红一是碰到了有技术但没钱的困难，红四是有钱但没技术，这样才凑合到一起了。
那个有钱没技术的，发疯了想抢对方技术，才把对方逼走的。
以你意思说，张的时间很多，可以慢慢来。但现实里面，肯这样慢慢来的人实在太少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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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不是没技术，而是其技术就是比较优良的阵地战加迂回包抄运动战，不掌握红一的那种隐身不见、突然现身歼敌的伏击战法。不过，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红四打法更适合进攻战，红四将领在各野战军都脱颖而出。

第二十八章 安家陕北
摆脱了四方面军的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很快来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与先期到达的一军团会合。政治局于1935年9月12日，在这里又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这次会议的扩大规模很大，共有21人参加。除了总理因病无法到会外，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7人都出席了，其中自然也包括前几次会议一直没有露面的少奇。在非政治局委员中，一军团有林总等4人，三军团也有彭总等4人，此外还有立了功的叶帅、摆脱了国焘追击的蔡树藩等，甚至还包括李德。
这样一个与会者构成本身，就表明了遵义会议上对立的两派，在国焘这个外敌强大压力下，暂时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在二十八宿眼里，主席不再是政敌，而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既然被认定为活菩萨，那就得有个菩萨样。主席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在主张对国焘错误要作结论但不立刻作的同时，明确提出，既然以一、三军团的微弱兵力已不能完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任务，那么今后行动方针应改变为：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然后再做后图。主席这话说到了二十八宿心坎上去了，经过讨论，与会者决定将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总任司令员，主席兼政委，林总任副司令员，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把彭、林二总结合进原来的新三人团，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领导核心。而对于国焘错误的处理，则委托洛甫起草《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由于当时部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洛甫真正完成该决定，可能要到安家陕北之后。即使这样，为了不影响士气和留有余地（这点主席要比国焘高明），该报告也只在1936年1月22日，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
会后，红军于9月13日继续北上，16日击溃敌14师第6团阻拦，逼近要隘腊子口。腊子口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险要程度类似于泸定桥。敌鲁大昌部在此布置了两个营兵力，在通往岷县的纵深地带则还有三个团，可谓防守严密。如果这一关过不去，北上依旧是一句空话，而这时南下也已无门，陕甘支队无疑将陷入绝境。关键时刻，又是杨成武、王开湘的红四团挺身而出。他们采取正面强攻和攀登峭壁迂回相结合战法，经两天血战，于17日凌晨攻占腊子口。之后，红军迅速越过岷山，脱离藏族聚居区，于18日到达哈达铺。
一旦到了有外界信息的地方，主席便要动手温柔地撕毁“打通国际联系”画饼，将行军目的地改到陕北苏区了。主席何来如此把握，断定一到哈达铺，就能获知陕北苏区确切信息呢？笔者以为是这样的，因为随着一、四方面军都退入边远地区，当时全国红军已处于低潮时期。这时，像陕北这样本不起眼的小苏区只要存在，就能引起嗅觉与狗一样灵敏的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关注。果不其然，红军战士在哈达铺邮政代办处，获得了一批天津发行的《大公报》，立刻送给主席阅读。主席从中找到了三条与陕北苏区、一条与红25军有关的消息，便立刻找了洛甫等人，让他们一一过目，并告诉他们：不找个地方落落脚，把手头这点革命力量壮大一下，难以一口气打到外蒙。而且，就算能丢盔弃甲跑到外蒙，也会遭国焘耻笑。还不如大伙儿先同去陕北，争口气重新搞起个局面来，给国焘看看。实在搞不起局面来，再去外蒙不迟。
主席这话说得入情入理，大伙儿都听见去了。但哈达铺还不是开会之处，因为老蒋闻讯后，已在天水集结兵力，并以一部先锋占领武山、漳县两城，防止红军东进。当然，这种阵势对经历过四渡赤水的主席来说，只是小菜一碟。陕甘支队在他指挥下，于23日以一部兵力佯攻天水，调动敌军。主力则突然折向西北，通过急行军穿越了武山、漳县间封锁线，并在鸳鸯、山丹两镇之间渡过渭河，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利用在此一天休整时间，中央政治局于28日召开了常委会，这次会议除了主席、洛甫、总理、博古四常委以外，稼祥也参加了。会议正式采纳主席新建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去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
经过动员后的陕甘支队以旺盛斗志向陕北进发，于9月29日攻占通渭县城；10月4日进至静宁县的界石铺，在此伏击了敌人一个由十余辆汽车组成的运输队；5日在隆德县单家集击溃敌人一个营，然后花了两天时间翻越了六盘山。10月7日，红军在沽源县青石嘴，消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连骑兵，并摆脱了敌毛炳文37军追击。该役红军缴获战马一百余匹，从此有了骑兵部队。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夜竟有三百多红军战士在睡梦中牺牲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手段，一直无法查出原因。直到1989年秋，兰州军区驻宁夏某部给水团通过化验牺牲红军所喝泉水，得知水中因地质原因形成了氰化钾和氰化钠，这才找到根源。应该指出的是，六盘山事件导致仅有的八千红军中一次性牺牲三百战士，就相当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八万红军一次性牺牲三千人，对陕甘支队的打击相当沉重，是一起十分不幸的事件。但不幸里又蕴藏着幸运，即幸好没有轮到主席这批中央领导喝这眼泉水，如果他们喝一喝的话，那陕甘支队也就土崩瓦解，既成全了国焘，更舒服了老蒋。
这以后，红军绕道环县、曲子镇，长驱东进，终于在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并挫败了尾追而来的马鸿逵部骑兵，完成了从江西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此时，陕甘支队人数已不足七千，也就是北上这一个多月里，包括六盘山离奇死亡事件在内，共损失了1500名以上的战士。而解放后，陕甘支队北上沿路都没有发现居住在当地的掉队战士（云贵川那边倒是有不少），证明了所有损失者都已牺牲。如此残酷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陕北苏区接应，以陕甘支队这样一支弱小部队单独北上，确实是不明智的送死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北上这一个多月里，彭总出于对主席北上路线的由衷拥护，也出于不甘与在国焘帐下当一名普通军长，不仅在战斗中积极主动，而且还主动提出，将自己经营多年的三军团整编在陕甘支队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忠诚。主席则投桃报李，在彭总于吴起镇打退尾追而来的马家军以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给予褒奖。应该说，这是主席和彭总一生交往中，战斗情谊最为璀璨的时刻。

叙事至此，就需要把陕北苏区情况简略介绍一下。当时，陕北苏区有两支不同渊源的红军：陕北红军和红25军。先说陕北红军情况，这支部队源头可追溯到八七会议后的左倾暴动时期。当时，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了由刘志丹（以后简称志丹）、谢子长（以后简称子长）领导的清涧、渭华和枸邑三次起义。由于左倾思潮影响，起义部队没有及时撤往敌人力量薄弱的陕北，都很快失败了。但起义领导人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兵运工作，积蓄着革命力量。
到了1931年10月，由志丹费尽千辛万苦、借军阀番号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同杨重远、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会合。次年1月，陕西省委将这支队伍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2月12日，又改称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志丹、红彦先后任总指挥。1932年上半年，游击队打过一些好仗，一度发展到一千人。但下半年连连失利，到十二月下旬，部队锐减到二百余人。这时，陕西省委将其改编为红26军2团，由杜衡任政委，王世泰任团长，作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苏区以桥山南端小镇照金为中心，到1933年3月，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以后简称仲勋）。
此后在敌军疯狂进攻下，红2团在南下渭华地区时损失殆尽，力主南下的杜衡叛变，只有志丹等70多名战士分散回到照金。但没过多久，照金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面对失败，陕甘边特委没有气馁，于1933年11月上旬，将突围部队重组为红26军42师，首任师长王泰吉，政委则是大名鼎鼎的高岗。不久以后，志丹、杨森分别接任师长、政委。在志丹领导下，红42师开辟了以南梁（位于甘肃合水县境）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经过整整一年经营，该苏区日益巩固，到1934年11月7日，在此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仲勋任苏维埃主席，志丹任军委会主席。
在陕北，从1932年3月成立延川游击队开始，游击战争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逐步开展起来。到1934年7月，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同年8月，该部在志丹的陕甘边红军支援下，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子长在攻打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胸部受了致命伤。1935年1月，日益壮大的陕北游击队，被合编为红27军84师。同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为了粉碎敌人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指挥两支红军协同作战。到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4日，在延秀县王家湾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因子长已在这年2月21日伤情恶化去世，就由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之后，西北红军三战三捷，取得了反第二次围剿胜利，共歼敌正规军及民团五千余人。此时，红军主力发展到五千余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余人，革命政权扩展到20多个县。
老蒋当然不能让陕北苏区兴旺起来，他于7月下旬调集了十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则按西北军委制定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方针，于8月中、下旬，在东线打垮西渡黄河而来的晋绥军，歼敌1800余人，迫使其主力退回黄河东岸。正当他们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时，红25军来到了。
对于红25军的来历，第十八章《山雨欲来》中已作了简单交代：系四方面军西征后，沈泽民用鄂豫皖苏区留下的武装重建的。而北上原因，也在第二十五章《扬威川陕》有过简单解释。所以，这段历史就从总理派出特使程子华（以后简称子华）说起。子华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22师师长，他于1934年8月28日，到达鄂豫皖苏区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今属河南新县），带来了中央精神。但此时，红25军主力已转战到皖西北，一时无法接受新任务。直到11月4日，鄂豫皖省委才收到道委报告，急忙率红25军西进，与道委在光山花山寨会合。11日，省委在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道委会书记郑位三转达的子华带来的总理口头指示，会议决定红25军转移出鄂豫皖，开辟新根据地。
会议对人事问题是这样决定的：省委委员高敬亭率红28军留守，红25军原军长徐海东（以后简称海东）改任副军长，由子华任军长，吴焕先政委职务不变。关于子华任军长一事，个别网文曾说，他故意毁掉中央让他当红25军参谋长的书面命令，口头假传中央让他当军长的指示。翻阅正史后却得知，事情恰恰相反，是子华得知花山寨会议对他任命以后，主动提出应按中央指示当参谋长，可省委坚持对他的军长任命。
11月16日，红25军近三千将士在省委书记徐宝珊和军首长们率领下，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17日晚，他们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由于敌军追剿纵队逼近，红军无法在此立足，遂决定向伏牛山区进发。26日13时，红军进军途中在方城独树镇遭遇敌军阻击，经苦战才于29日摆脱敌军，进入伏牛山区。但伏牛山区是“内乡王”别廷芳势力范围，红军在这种地主组织势力强大的地区，无法发动群众，只能继续西进，向陕南进军。
12月8日，红军利用声东击西战术，在豫陕交界处铁锁关，击溃陕西守关民团，进入陕南境内。当天下午，他们在三要司，歼灭陕军冯钦哉部一个营。10日上午，当省委正在瘐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时，敌60师来袭。红军在子华、海东先后负重伤情况下，在政委吴焕先指挥下，终于打垮了敌人。至此，红25军在陕南站住了脚，到1935年1月底，已在勋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地区，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
之后，鄂豫陕省委（瘐家河会议上由鄂豫皖省委改称）否定了向西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意见，决定独立建立鄂豫陕根据地。这样，当四方面军在2月初发动汉中战役时，就没能找到红25军，并将其一起带走。而经过一系列英勇战斗，红25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到5月初，根据地扩展到50多万人口的规模。红军主力则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队也有2000多人。但在4月9日九间店伏击战中，因不了解党在陕军中兵运工作情况，红军在俘获陕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以后，误将身为地下党员的他及该旅三十多名地下党员，一同当作“叛徒”杀害。张汉民等人在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红25军战绩也引起了老蒋关注，4月20日，他在指挥围攻中央红军的同时，命令东北军67军等部共三十多个团兵力，在杨虎城指挥下，发动第二次围剿。红25军在省委领导下，虽先后取得了袭占荆紫关、袁家沟歼灭战和威逼西安等胜利，但随着敌围剿兵力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他们决定去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为了冲突敌军阻拦，红25军于7月16日从沣裕口出发，离开鄂豫陕根据地，向西进发。留在当地的鄂陕和豫陕两特委，在郑位三、陈先瑞等领导下，于10月6日将部队整合成红74师（近700人）。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该部在西安事变之前发展到了1700余人，并在抗战爆发以后回到陕北，成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

叙事至此，就需要把陕北苏区情况简略介绍一下。当时，陕北苏区有两支不同渊源的红军：陕北红军和红25军。先说陕北红军情况，这支部队源头可追溯到八七会议后的左倾暴动时期。当时，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了由刘志丹（以后简称志丹）、谢子长（以后简称子长）领导的清涧、渭华和枸邑三次起义。由于左倾思潮影响，起义部队没有及时撤往敌人力量薄弱的陕北，都很快失败了。但起义领导人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兵运工作，积蓄着革命力量。
到了1931年10月，由志丹费尽千辛万苦、借军阀番号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同杨重远、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会合。次年1月，陕西省委将这支队伍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2月12日，又改称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志丹、红彦先后任总指挥。1932年上半年，游击队打过一些好仗，一度发展到一千人。但下半年连连失利，到十二月下旬，部队锐减到二百余人。这时，陕西省委将其改编为红26军2团，由杜衡任政委，王世泰任团长，作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苏区以桥山南端小镇照金为中心，到1933年3月，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以后简称仲勋）。
此后在敌军疯狂进攻下，红2团在南下渭华地区时损失殆尽，力主南下的杜衡叛变，只有志丹等70多名战士分散回到照金。但没过多久，照金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面对失败，陕甘边特委没有气馁，于1933年11月上旬，将突围部队重组为红26军42师，首任师长王泰吉，政委则是大名鼎鼎的高岗。不久以后，志丹、杨森分别接任师长、政委。在志丹领导下，红42师开辟了以南梁（位于甘肃合水县境）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经过整整一年经营，该苏区日益巩固，到1934年11月7日，在此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仲勋任苏维埃主席，志丹任军委会主席。
在陕北，从1932年3月成立延川游击队开始，游击战争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逐步开展起来。到1934年7月，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同年8月，该部在志丹的陕甘边红军支援下，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子长在攻打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胸部受了致命伤。1935年1月，日益壮大的陕北游击队，被合编为红27军84师。同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为了粉碎敌人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指挥两支红军协同作战。到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4日，在延秀县王家湾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因子长已在这年2月21日伤情恶化去世，就由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之后，西北红军三战三捷，取得了反第二次围剿胜利，共歼敌正规军及民团五千余人。此时，红军主力发展到五千余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余人，革命政权扩展到20多个县。
老蒋当然不能让陕北苏区兴旺起来，他于7月下旬调集了十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则按西北军委制定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方针，于8月中、下旬，在东线打垮西渡黄河而来的晋绥军，歼敌1800余人，迫使其主力退回黄河东岸。正当他们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时，红25军来到了。
对于红25军的来历，第十八章《山雨欲来》中已作了简单交代：系四方面军西征后，沈泽民用鄂豫皖苏区留下的武装重建的。而北上原因，也在第二十五章《扬威川陕》有过简单解释。所以，这段历史就从总理派出特使程子华（以后简称子华）说起。子华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22师师长，他于1934年8月28日，到达鄂豫皖苏区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今属河南新县），带来了中央精神。但此时，红25军主力已转战到皖西北，一时无法接受新任务。直到11月4日，鄂豫皖省委才收到道委报告，急忙率红25军西进，与道委在光山花山寨会合。11日，省委在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道委会书记郑位三转达的子华带来的总理口头指示，会议决定红25军转移出鄂豫皖，开辟新根据地。
会议对人事问题是这样决定的：省委委员高敬亭率红28军留守，红25军原军长徐海东（以后简称海东）改任副军长，由子华任军长，吴焕先政委职务不变。关于子华任军长一事，个别网文曾说，他故意毁掉中央让他当红25军参谋长的书面命令，口头假传中央让他当军长的指示。翻阅正史后却得知，事情恰恰相反，是子华得知花山寨会议对他任命以后，主动提出应按中央指示当参谋长，可省委坚持对他的军长任命。
11月16日，红25军近三千将士在省委书记徐宝珊和军首长们率领下，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17日晚，他们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由于敌军追剿纵队逼近，红军无法在此立足，遂决定向伏牛山区进发。26日13时，红军进军途中在方城独树镇遭遇敌军阻击，经苦战才于29日摆脱敌军，进入伏牛山区。但伏牛山区是“内乡王”别廷芳势力范围，红军在这种地主组织势力强大的地区，无法发动群众，只能继续西进，向陕南进军。
12月8日，红军利用声东击西战术，在豫陕交界处铁锁关，击溃陕西守关民团，进入陕南境内。当天下午，他们在三要司，歼灭陕军冯钦哉部一个营。10日上午，当省委正在瘐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时，敌60师来袭。红军在子华、海东先后负重伤情况下，在政委吴焕先指挥下，终于打垮了敌人。至此，红25军在陕南站住了脚，到1935年1月底，已在勋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地区，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
之后，鄂豫陕省委（瘐家河会议上由鄂豫皖省委改称）否定了向西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意见，决定独立建立鄂豫陕根据地。这样，当四方面军在2月初发动汉中战役时，就没能找到红25军，并将其一起带走。而经过一系列英勇战斗，红25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到5月初，根据地扩展到50多万人口的规模。红军主力则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队也有2000多人。但在4月9日九间店伏击战中，因不了解党在陕军中兵运工作情况，红军在俘获陕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以后，误将身为地下党员的他及该旅三十多名地下党员，一同当作“叛徒”杀害。张汉民等人在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红25军战绩也引起了老蒋关注，4月20日，他在指挥围攻中央红军的同时，命令东北军67军等部共三十多个团兵力，在杨虎城指挥下，发动第二次围剿。红25军在省委领导下，虽先后取得了袭占荆紫关、袁家沟歼灭战和威逼西安等胜利，但随着敌围剿兵力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他们决定去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为了冲突敌军阻拦，红25军于7月16日从沣裕口出发，离开鄂豫陕根据地，向西进发。留在当地的鄂陕和豫陕两特委，在郑位三、陈先瑞等领导下，于10月6日将部队整合成红74师（近700人）。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该部在西安事变之前发展到了1700余人，并在抗战爆发以后回到陕北，成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

红25军出发后，沿秦岭北麓西进，到8月3日占领甘肃两当县城，然后又向北，经天水、秦安、静宁、隆德等地后，翻越六盘山转为东进。8月21日，红军在四坡村战斗中歼敌一个团，但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此前，省委书记徐宝珊已于5月9日病逝，子华又未伤愈，省委常委临时商定，军政委、省委书记皆由让海东一人兼任。
受命危难之中的海东，面对各路敌军逼近而来，可能形成合围的险恶形势，决定立即北上，与西北红军会师。8月30日，红25军经华亭安口窑转向北进，期间经历恶战，并克服了饥荒（断粮时恰遇一羊贩，靠买下几百只羊，才渡过难关），终于在9月9日抵保安永宁山，15日到延川永坪镇，完成小长征。这时，全军兵力是3400多人。
9月17日，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会合后的党组织组建为陕甘晋省委。出人意料的是，担任书记者并非会师的两路党组织领导，而是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来的特使朱理治。他是在不久前的7月5日，到达陕北的。此外，郭洪涛担任副书记。会师后红军组建为红15军团，军团长海东，政委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10月1日，15军团在劳山伏击东北军110师，歼敌两个团加师直属队近5000人，缴获武器一批加一部五十瓦电台。10月25日，15军团又乘进驻榆林桥之敌还未及时构筑工事之机，将其一举歼灭，共歼敌2000余人，并俘获敌团长高福源。这位高团长，日后成为主席对张学良进行抗日统战的关键性人物。
也就在劳山战役期间，朱理治开始了矛头对准志丹及陕甘边红军的肃反。他本就是应已去世的子长所请，来解决陕北斗争路线问题的。从1932年1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时代起，陕北红军内部一直存在山头之争。当时，子长支持晋西游击队，缴了志丹组建部队的械，史称“三甲塬事件”。这以后，虽说经过志丹苦干、实干，陕甘边红军逐渐成形。但在子长、郭洪涛这些人眼里，志丹还是一个利用小军阀和土匪发展队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逃跑主义者”，他领导的红军带有“浓厚土匪色彩”。当然，子长在健康之时，认为凭着自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权威，完全能够震慑住志丹，对其进行控制使用。但当他受了致命伤以后，便自感身后郭洪涛等人无力控制志丹，权力将转入志丹手里。为此，子长于1934年9月5日，强忍伤痛给孔原写信，要求派新领导前来，并将志丹调离。10月26日，洪涛也致信孔原，提出类似要求。就这样，孔原派出了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就是李竹声、盛忠亮那个摊子）派出了聂洪钧。
朱、聂二人带着成见先后到达陕北，很快便在暗中把志丹一班人定性为捎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只不过军队还在志丹手里，暂时没敢造次。但当红25军来到陕北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支部队转战南北，历经战斗洗礼，战斗力远远超过西北红军，而且经过国焘言传身教，对肃反相当认同。就这样，陕甘晋省委成立仅四天，就于9月21日决定进行肃反，主持者正是国焘所依仗的“肃反专家”戴季英。经过一番外围迂回，省委在10月6日以去瓦窑堡开会为名，打算诱捕志丹。这些肃反大员在粗心大意上和李韶九有一拼，竟阴差阳错把逮捕密令送到了志丹手里。如果志丹是刘敌一类的人物，陕北版富田事变就不可避免，势将给中央安家陕北带来极大困难。但志丹却是个外圆内方的坚定革命者，明知如此，依然去瓦窑堡自投狱中。
志丹所表现出的坚定党性，让肃反大员们一时不便杀害他（当然，日后能留下回忆录的大员们，都纷纷强调是自己主张不杀），也就顺带拖延了高岗等一大批志丹追随者被杀的时间。这略微一拖延，中央就到了陕北。继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之后，中央于22日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无非是政治局委员和红军领导，但唯有贾拓夫一人，之前从未有幸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估计之后也没有）。原因在于他乃当地人，因于1933年底代表陕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才与中央一起走过了万里长征。现在，中央正要用其所长，遂在作出建立西北苏区决议同时，派拓夫带领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志丹本人。
当时陕北已是一片红彤彤，拓夫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陕甘晋省委，只不过志丹被捕，暂时见不到了。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中央。其实，志丹父亲是地主，还当过民团团总，就是陕北版李文林，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党性比文林强。但经过富田事变深刻教训，主席对自己发明的肃反早不感冒，正在寻找不消灭肉体就能慑服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新方法，自然再不会支持这伙“徒孙”们所作所为。而更重要的是，志丹在陕北百姓中，已树立了很高威望，乃扩大版的袁文才和王佐。中央若要安家陕北，就不能不俯顺民意，保护志丹好这个人望。于是，主席提议中央召开会议，经讨论，先下令刀下留人，再派王首道、贾拓夫去瓦窑堡释放志丹，最后成立由董老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被抓干部一一平反释放。当然，因为朱、聂、郭都是二十八宿这条线上的人，当时并没有指责他们犯了错误。同时，志丹获释后也不能官复原职，被暂时安排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总理）。但即便如此，新来的中央还是初步赢得了陕北的民心、党心、军心。
与此同时，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暂休整后，也于10月底经保安东进。11月初，他们与十五军团，在甘泉地区象鼻子湾会师。当主席和彭总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时，海东还在135华里外的前线，他闻讯后快马加鞭连越两座山，在三小时就赶到，愉快地服从了中央的指挥。4月内，主席遇到了两支四方面军部队，前者对中央桀骜不驯，最后几乎胁持中央，而后者却服从中央指挥。感叹之余，主席当即赠送给海东电台一部，既表示嘉奖又提供了领导该部的物质条件。
当然，能不能服从中央的领导，光有口头表示还不行，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不久，随着寒冬到来，中央红军迫切需要添置冬衣。可经过二万五千里跋涉，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100万多块银元、一担黄金以及沿途缴获的经费早已用完，手头所有硬通货只有1000银元。于是，主席半是期待半是试探地派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杨至成，向海东商借2500银元。让主席惊喜的是，海东非但把十五军团仅有7000银元中的5000银元拿了出来。而且，他还立刻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等送给中央，就此取得了主席绝对信任。

红25军出发后，沿秦岭北麓西进，到8月3日占领甘肃两当县城，然后又向北，经天水、秦安、静宁、隆德等地后，翻越六盘山转为东进。8月21日，红军在四坡村战斗中歼敌一个团，但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此前，省委书记徐宝珊已于5月9日病逝，子华又未伤愈，省委常委临时商定，军政委、省委书记皆由让海东一人兼任。
受命危难之中的海东，面对各路敌军逼近而来，可能形成合围的险恶形势，决定立即北上，与西北红军会师。8月30日，红25军经华亭安口窑转向北进，期间经历恶战，并克服了饥荒（断粮时恰遇一羊贩，靠买下几百只羊，才渡过难关），终于在9月9日抵保安永宁山，15日到延川永坪镇，完成小长征。这时，全军兵力是3400多人。
9月17日，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会合后的党组织组建为陕甘晋省委。出人意料的是，担任书记者并非会师的两路党组织领导，而是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来的特使朱理治。他是在不久前的7月5日，到达陕北的。此外，郭洪涛担任副书记。会师后红军组建为红15军团，军团长海东，政委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10月1日，15军团在劳山伏击东北军110师，歼敌两个团加师直属队近5000人，缴获武器一批加一部五十瓦电台。10月25日，15军团又乘进驻榆林桥之敌还未及时构筑工事之机，将其一举歼灭，共歼敌2000余人，并俘获敌团长高福源。这位高团长，日后成为主席对张学良进行抗日统战的关键性人物。
也就在劳山战役期间，朱理治开始了矛头对准志丹及陕甘边红军的肃反。他本就是应已去世的子长所请，来解决陕北斗争路线问题的。从1932年1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时代起，陕北红军内部一直存在山头之争。当时，子长支持晋西游击队，缴了志丹组建部队的械，史称“三甲塬事件”。这以后，虽说经过志丹苦干、实干，陕甘边红军逐渐成形。但在子长、郭洪涛这些人眼里，志丹还是一个利用小军阀和土匪发展队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逃跑主义者”，他领导的红军带有“浓厚土匪色彩”。当然，子长在健康之时，认为凭着自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权威，完全能够震慑住志丹，对其进行控制使用。但当他受了致命伤以后，便自感身后郭洪涛等人无力控制志丹，权力将转入志丹手里。为此，子长于1934年9月5日，强忍伤痛给孔原写信，要求派新领导前来，并将志丹调离。10月26日，洪涛也致信孔原，提出类似要求。就这样，孔原派出了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就是李竹声、盛忠亮那个摊子）派出了聂洪钧。
朱、聂二人带着成见先后到达陕北，很快便在暗中把志丹一班人定性为捎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只不过军队还在志丹手里，暂时没敢造次。但当红25军来到陕北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支部队转战南北，历经战斗洗礼，战斗力远远超过西北红军，而且经过国焘言传身教，对肃反相当认同。就这样，陕甘晋省委成立仅四天，就于9月21日决定进行肃反，主持者正是国焘所依仗的“肃反专家”戴季英。经过一番外围迂回，省委在10月6日以去瓦窑堡开会为名，打算诱捕志丹。这些肃反大员在粗心大意上和李韶九有一拼，竟阴差阳错把逮捕密令送到了志丹手里。如果志丹是刘敌一类的人物，陕北版富田事变就不可避免，势将给中央安家陕北带来极大困难。但志丹却是个外圆内方的坚定革命者，明知如此，依然去瓦窑堡自投狱中。
志丹所表现出的坚定党性，让肃反大员们一时不便杀害他（当然，日后能留下回忆录的大员们，都纷纷强调是自己主张不杀），也就顺带拖延了高岗等一大批志丹追随者被杀的时间。这略微一拖延，中央就到了陕北。继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之后，中央于22日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无非是政治局委员和红军领导，但唯有贾拓夫一人，之前从未有幸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估计之后也没有）。原因在于他乃当地人，因于1933年底代表陕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才与中央一起走过了万里长征。现在，中央正要用其所长，遂在作出建立西北苏区决议同时，派拓夫带领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志丹本人。
当时陕北已是一片红彤彤，拓夫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陕甘晋省委，只不过志丹被捕，暂时见不到了。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中央。其实，志丹父亲是地主，还当过民团团总，就是陕北版李文林，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党性比文林强。但经过富田事变深刻教训，主席对自己发明的肃反早不感冒，正在寻找不消灭肉体就能慑服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新方法，自然再不会支持这伙“徒孙”们所作所为。而更重要的是，志丹在陕北百姓中，已树立了很高威望，乃扩大版的袁文才和王佐。中央若要安家陕北，就不能不俯顺民意，保护志丹好这个人望。于是，主席提议中央召开会议，经讨论，先下令刀下留人，再派王首道、贾拓夫去瓦窑堡释放志丹，最后成立由董老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被抓干部一一平反释放。当然，因为朱、聂、郭都是二十八宿这条线上的人，当时并没有指责他们犯了错误。同时，志丹获释后也不能官复原职，被暂时安排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总理）。但即便如此，新来的中央还是初步赢得了陕北的民心、党心、军心。
与此同时，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暂休整后，也于10月底经保安东进。11月初，他们与十五军团，在甘泉地区象鼻子湾会师。当主席和彭总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时，海东还在135华里外的前线，他闻讯后快马加鞭连越两座山，在三小时就赶到，愉快地服从了中央的指挥。4月内，主席遇到了两支四方面军部队，前者对中央桀骜不驯，最后几乎胁持中央，而后者却服从中央指挥。感叹之余，主席当即赠送给海东电台一部，既表示嘉奖又提供了领导该部的物质条件。
当然，能不能服从中央的领导，光有口头表示还不行，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不久，随着寒冬到来，中央红军迫切需要添置冬衣。可经过二万五千里跋涉，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100万多块银元、一担黄金以及沿途缴获的经费早已用完，手头所有硬通货只有1000银元。于是，主席半是期待半是试探地派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杨至成，向海东商借2500银元。让主席惊喜的是，海东非但把十五军团仅有7000银元中的5000银元拿了出来。而且，他还立刻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等送给中央，就此取得了主席绝对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