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故事这样讲才精彩
据11月20日，昌浩在彭杨学校做的肃反报告称，共整肃改组派1000人，地富出身者1600人。如果整肃是指处决的话，则被杀人员也接近了全军近3万人的十分之一，和主席打AB团比例几乎如出一辙。当然，以后陆陆续续被杀的徐朋人、戴克敏、舒传贤等开辟鄂豫皖苏区的当地资深老干部，尚不在此数之内。
不过，国焘在回忆里却只承认抓了600人，真正被杀仅30人。他更以没有弄出类似于富田事变大纰漏为自豪，自夸鄂豫皖肃反是各苏区肃反中的“模范”。而从此后半年，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重大胜利的骄人战绩来看，国焘的肃反确实比较“模范”。
四大胜利的第一次是黄安大捷。四方面军在该战役中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历时四十三天，到1931年12月22日夜，全歼驻守筑有坚固工事的黄安县城的敌69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连同敌增援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
第二次胜利是商潢战役。从1932年1月19日起，红军历时二十多天，解放了商（商城）潢（潢川）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约五千人。其中，2月8日至9日的豆腐店战斗，红军采取正面阻击、背后包抄战法，以10个团兵力击溃老蒋嫡系部队19个团，共毙、伤、俘4000多人，缴枪两千余支。敌第2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第三次胜利是苏家埠大捷。从3月22日到5月8日，红军通过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坚固据点的敌人，不断诱使敌军重兵来援。最后，既大量消灭援敌，也迫使苏、韩据点的敌人投降，歼敌总数竟达三万余人（其中，5月1、2日陡拔河战斗，一次就歼灭合肥援军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驳壳枪一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并活捉敌第7、57两师师长。成为鄂豫皖有史以来的空前胜利。
第四次胜利是潢光战役。6月12日到16日，红军仅用五天时间，采用迅速分割包围战法，就歼灭侵入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内苏区的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笔者觉得，半年内四战四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焘慧眼识才，启用具备卓越指挥能力的徐帅，故而围点打援、背后包抄、分割歼灭等精妙战法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苏区粮食生产问题，使扩红有了物质基础，红军可以根据军事形势，主动选择作战地域和作战方法，而不像过去那样，作战是为了找饭吃。三也与肃反将混在被害革命同志中少量奸细一举消灭，敌人从此耳目不灵；肃反使军内各级官兵对军法凛然生畏，让国焘、昌浩、徐帅等组成的指挥核心能够令行禁止，也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对于红四方面军崛起，国焘功不可没！肃反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并不是所有苏区的肃反都是成功的，其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了。与主席肃反目标专对李文林东固利益集团，国焘肃反矛头直指许继慎等不听招呼的各级军官，目的都在于树立和巩固领导权威不同。夏曦的肃反似乎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味乱杀，旁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无私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教条症大爆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苦苦挣扎。
在第六章中笔者谈到过，马日事变前夕，夏曦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不去贯彻反击敌人的方针，反而移交工作，带头躲了起来，而继任者也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此人不仅没有革命者大无畏气概，而且责任心差、不善于识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力欲重还善于钻营。1928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大学习，很快抓住机会成为二十八宿之一，傍上了国际这个“大款”。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要往各大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其中，中央苏区作为总理自留地，该局领导人选已定；鄂豫皖又被国焘选中；他于是便被派到了规模列第三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夏曦运气也有些点背，背就背在他去的苏区地利与人和皆有问题。地利问题出在，湘鄂西这片苏区看似红火，共有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五块地区。但彼此间相隔较远，主力部队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一头。尤其是兵源和财源主要供应地洪湖苏区离武汉太近，国民党对该处的势在必除之心，要远远高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疯狂围剿一刻不停，基本不给人喘息之机。地利不佳必然会引发人和问题，每当敌人围剿洪湖，领导层就会在战略层面上出现严重分歧，争吵一个接着一个。夏曦前任邓中夏应该是已看出洪湖存在的问题，一直拉着部队寻找新根据地。但他没有主席的运气和雄才大略，在周围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至于主要军事首长贺帅，虽然终其一生名气都很大。但客观地讲，除了能跟敌人死磕，磕不过就带部队钻山沟之外，毫无林、彭、徐那样的指挥灵气。跟敌人打了几年，从未创造过主席、国焘那边，全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但萧克率红六军团到来后，却创造了这样的战绩）。因此，湘鄂西各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指望他成为军事上可资依靠的擎天柱。
夏曦在1931年3月初来到洪湖（比国焘早一个月），当时苏区军民正在反击敌人第二次围剿（不是《洪湖赤卫队》里描写的那一次，那次是在1930月夏季），并在4月中旬胜利结束。而接下来的6、7两个月里，江汉地区暴发水灾，连汉口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泡在水中，洪湖也基本成为真正的鱼鳖之乡。这段时间军民虽苦，倒也全线无战事。利用这个空隙，夏曦一方面把前任政治领导邓中夏赶回上海（后被捕，于1933年9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一方面施展权谋，先以万涛代中夏，再以彭之玉代万涛，最后自己代之玉，当了红3军政委。控制住红3军这支已有上万人枪的主力部队后，夏曦一改中夏外出发展宗旨，于1931年底把他们拉回了洪湖。
有主力部队保护洪湖苏区也是好事，但问题是，贺帅自己没有朱毛那种通过运动打歼灭战的意识，帐下也无林、彭那样的战术家，跟敌军打的都是硬仗。经过1932年3月底4月初的瓦庙集战斗（位于洪湖苏区汉水北岸），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红3军伤亡三千多人，比敌军损失还大，元气大伤。夏曦无奈之下，只好重施故技，让红3军去外线调动敌人。但因为贺帅在外线依然打不出歼灭战，敌人对洪湖的第三次围剿丝毫没有放松。
不过，国焘在回忆里却只承认抓了600人，真正被杀仅30人。他更以没有弄出类似于富田事变大纰漏为自豪，自夸鄂豫皖肃反是各苏区肃反中的“模范”。而从此后半年，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重大胜利的骄人战绩来看，国焘的肃反确实比较“模范”。
四大胜利的第一次是黄安大捷。四方面军在该战役中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历时四十三天，到1931年12月22日夜，全歼驻守筑有坚固工事的黄安县城的敌69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连同敌增援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
第二次胜利是商潢战役。从1932年1月19日起，红军历时二十多天，解放了商（商城）潢（潢川）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约五千人。其中，2月8日至9日的豆腐店战斗，红军采取正面阻击、背后包抄战法，以10个团兵力击溃老蒋嫡系部队19个团，共毙、伤、俘4000多人，缴枪两千余支。敌第2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第三次胜利是苏家埠大捷。从3月22日到5月8日，红军通过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坚固据点的敌人，不断诱使敌军重兵来援。最后，既大量消灭援敌，也迫使苏、韩据点的敌人投降，歼敌总数竟达三万余人（其中，5月1、2日陡拔河战斗，一次就歼灭合肥援军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驳壳枪一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并活捉敌第7、57两师师长。成为鄂豫皖有史以来的空前胜利。
第四次胜利是潢光战役。6月12日到16日，红军仅用五天时间，采用迅速分割包围战法，就歼灭侵入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内苏区的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笔者觉得，半年内四战四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焘慧眼识才，启用具备卓越指挥能力的徐帅，故而围点打援、背后包抄、分割歼灭等精妙战法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苏区粮食生产问题，使扩红有了物质基础，红军可以根据军事形势，主动选择作战地域和作战方法，而不像过去那样，作战是为了找饭吃。三也与肃反将混在被害革命同志中少量奸细一举消灭，敌人从此耳目不灵；肃反使军内各级官兵对军法凛然生畏，让国焘、昌浩、徐帅等组成的指挥核心能够令行禁止，也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对于红四方面军崛起，国焘功不可没！肃反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并不是所有苏区的肃反都是成功的，其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了。与主席肃反目标专对李文林东固利益集团，国焘肃反矛头直指许继慎等不听招呼的各级军官，目的都在于树立和巩固领导权威不同。夏曦的肃反似乎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味乱杀，旁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无私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教条症大爆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苦苦挣扎。
在第六章中笔者谈到过，马日事变前夕，夏曦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不去贯彻反击敌人的方针，反而移交工作，带头躲了起来，而继任者也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此人不仅没有革命者大无畏气概，而且责任心差、不善于识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力欲重还善于钻营。1928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大学习，很快抓住机会成为二十八宿之一，傍上了国际这个“大款”。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要往各大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其中，中央苏区作为总理自留地，该局领导人选已定；鄂豫皖又被国焘选中；他于是便被派到了规模列第三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夏曦运气也有些点背，背就背在他去的苏区地利与人和皆有问题。地利问题出在，湘鄂西这片苏区看似红火，共有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五块地区。但彼此间相隔较远，主力部队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一头。尤其是兵源和财源主要供应地洪湖苏区离武汉太近，国民党对该处的势在必除之心，要远远高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疯狂围剿一刻不停，基本不给人喘息之机。地利不佳必然会引发人和问题，每当敌人围剿洪湖，领导层就会在战略层面上出现严重分歧，争吵一个接着一个。夏曦前任邓中夏应该是已看出洪湖存在的问题，一直拉着部队寻找新根据地。但他没有主席的运气和雄才大略，在周围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至于主要军事首长贺帅，虽然终其一生名气都很大。但客观地讲，除了能跟敌人死磕，磕不过就带部队钻山沟之外，毫无林、彭、徐那样的指挥灵气。跟敌人打了几年，从未创造过主席、国焘那边，全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但萧克率红六军团到来后，却创造了这样的战绩）。因此，湘鄂西各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指望他成为军事上可资依靠的擎天柱。
夏曦在1931年3月初来到洪湖（比国焘早一个月），当时苏区军民正在反击敌人第二次围剿（不是《洪湖赤卫队》里描写的那一次，那次是在1930月夏季），并在4月中旬胜利结束。而接下来的6、7两个月里，江汉地区暴发水灾，连汉口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泡在水中，洪湖也基本成为真正的鱼鳖之乡。这段时间军民虽苦，倒也全线无战事。利用这个空隙，夏曦一方面把前任政治领导邓中夏赶回上海（后被捕，于1933年9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一方面施展权谋，先以万涛代中夏，再以彭之玉代万涛，最后自己代之玉，当了红3军政委。控制住红3军这支已有上万人枪的主力部队后，夏曦一改中夏外出发展宗旨，于1931年底把他们拉回了洪湖。
有主力部队保护洪湖苏区也是好事，但问题是，贺帅自己没有朱毛那种通过运动打歼灭战的意识，帐下也无林、彭那样的战术家，跟敌军打的都是硬仗。经过1932年3月底4月初的瓦庙集战斗（位于洪湖苏区汉水北岸），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红3军伤亡三千多人，比敌军损失还大，元气大伤。夏曦无奈之下，只好重施故技，让红3军去外线调动敌人。但因为贺帅在外线依然打不出歼灭战，敌人对洪湖的第三次围剿丝毫没有放松。
据11月20日，昌浩在彭杨学校做的肃反报告称，共整肃改组派1000人，地富出身者1600人。如果整肃是指处决的话，则被杀人员也接近了全军近3万人的十分之一，和主席打AB团比例几乎如出一辙。当然，以后陆陆续续被杀的徐朋人、戴克敏、舒传贤等开辟鄂豫皖苏区的当地资深老干部，尚不在此数之内。
不过，国焘在回忆里却只承认抓了600人，真正被杀仅30人。他更以没有弄出类似于富田事变大纰漏为自豪，自夸鄂豫皖肃反是各苏区肃反中的“模范”。而从此后半年，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重大胜利的骄人战绩来看，国焘的肃反确实比较“模范”。
四大胜利的第一次是黄安大捷。四方面军在该战役中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历时四十三天，到1931年12月22日夜，全歼驻守筑有坚固工事的黄安县城的敌69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连同敌增援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
第二次胜利是商潢战役。从1932年1月19日起，红军历时二十多天，解放了商（商城）潢（潢川）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约五千人。其中，2月8日至9日的豆腐店战斗，红军采取正面阻击、背后包抄战法，以10个团兵力击溃老蒋嫡系部队19个团，共毙、伤、俘4000多人，缴枪两千余支。敌第2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第三次胜利是苏家埠大捷。从3月22日到5月8日，红军通过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坚固据点的敌人，不断诱使敌军重兵来援。最后，既大量消灭援敌，也迫使苏、韩据点的敌人投降，歼敌总数竟达三万余人（其中，5月1、2日陡拔河战斗，一次就歼灭合肥援军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驳壳枪一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并活捉敌第7、57两师师长。成为鄂豫皖有史以来的空前胜利。
第四次胜利是潢光战役。6月12日到16日，红军仅用五天时间，采用迅速分割包围战法，就歼灭侵入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内苏区的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笔者觉得，半年内四战四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焘慧眼识才，启用具备卓越指挥能力的徐帅，故而围点打援、背后包抄、分割歼灭等精妙战法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苏区粮食生产问题，使扩红有了物质基础，红军可以根据军事形势，主动选择作战地域和作战方法，而不像过去那样，作战是为了找饭吃。三也与肃反将混在被害革命同志中少量奸细一举消灭，敌人从此耳目不灵；肃反使军内各级官兵对军法凛然生畏，让国焘、昌浩、徐帅等组成的指挥核心能够令行禁止，也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对于红四方面军崛起，国焘功不可没！肃反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并不是所有苏区的肃反都是成功的，其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了。与主席肃反目标专对李文林东固利益集团，国焘肃反矛头直指许继慎等不听招呼的各级军官，目的都在于树立和巩固领导权威不同。夏曦的肃反似乎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味乱杀，旁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无私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教条症大爆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苦苦挣扎。
在第六章中笔者谈到过，马日事变前夕，夏曦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不去贯彻反击敌人的方针，反而移交工作，带头躲了起来，而继任者也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此人不仅没有革命者大无畏气概，而且责任心差、不善于识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力欲重还善于钻营。1928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大学习，很快抓住机会成为二十八宿之一，傍上了国际这个“大款”。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要往各大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其中，中央苏区作为总理自留地，该局领导人选已定；鄂豫皖又被国焘选中；他于是便被派到了规模列第三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夏曦运气也有些点背，背就背在他去的苏区地利与人和皆有问题。地利问题出在，湘鄂西这片苏区看似红火，共有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五块地区。但彼此间相隔较远，主力部队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一头。尤其是兵源和财源主要供应地洪湖苏区离武汉太近，国民党对该处的势在必除之心，要远远高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疯狂围剿一刻不停，基本不给人喘息之机。地利不佳必然会引发人和问题，每当敌人围剿洪湖，领导层就会在战略层面上出现严重分歧，争吵一个接着一个。夏曦前任邓中夏应该是已看出洪湖存在的问题，一直拉着部队寻找新根据地。但他没有主席的运气和雄才大略，在周围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至于主要军事首长贺帅，虽然终其一生名气都很大。但客观地讲，除了能跟敌人死磕，磕不过就带部队钻山沟之外，毫无林、彭、徐那样的指挥灵气。跟敌人打了几年，从未创造过主席、国焘那边，全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但萧克率红六军团到来后，却创造了这样的战绩）。因此，湘鄂西各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指望他成为军事上可资依靠的擎天柱。
夏曦在1931年3月初来到洪湖（比国焘早一个月），当时苏区军民正在反击敌人第二次围剿（不是《洪湖赤卫队》里描写的那一次，那次是在1930月夏季），并在4月中旬胜利结束。而接下来的6、7两个月里，江汉地区暴发水灾，连汉口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泡在水中，洪湖也基本成为真正的鱼鳖之乡。这段时间军民虽苦，倒也全线无战事。利用这个空隙，夏曦一方面把前任政治领导邓中夏赶回上海（后被捕，于1933年9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一方面施展权谋，先以万涛代中夏，再以彭之玉代万涛，最后自己代之玉，当了红3军政委。控制住红3军这支已有上万人枪的主力部队后，夏曦一改中夏外出发展宗旨，于1931年底把他们拉回了洪湖。
有主力部队保护洪湖苏区也是好事，但问题是，贺帅自己没有朱毛那种通过运动打歼灭战的意识，帐下也无林、彭那样的战术家，跟敌军打的都是硬仗。经过1932年3月底4月初的瓦庙集战斗（位于洪湖苏区汉水北岸），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红3军伤亡三千多人，比敌军损失还大，元气大伤。夏曦无奈之下，只好重施故技，让红3军去外线调动敌人。但因为贺帅在外线依然打不出歼灭战，敌人对洪湖的第三次围剿丝毫没有放松。
不过，国焘在回忆里却只承认抓了600人，真正被杀仅30人。他更以没有弄出类似于富田事变大纰漏为自豪，自夸鄂豫皖肃反是各苏区肃反中的“模范”。而从此后半年，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重大胜利的骄人战绩来看，国焘的肃反确实比较“模范”。
四大胜利的第一次是黄安大捷。四方面军在该战役中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历时四十三天，到1931年12月22日夜，全歼驻守筑有坚固工事的黄安县城的敌69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连同敌增援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
第二次胜利是商潢战役。从1932年1月19日起，红军历时二十多天，解放了商（商城）潢（潢川）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约五千人。其中，2月8日至9日的豆腐店战斗，红军采取正面阻击、背后包抄战法，以10个团兵力击溃老蒋嫡系部队19个团，共毙、伤、俘4000多人，缴枪两千余支。敌第2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第三次胜利是苏家埠大捷。从3月22日到5月8日，红军通过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坚固据点的敌人，不断诱使敌军重兵来援。最后，既大量消灭援敌，也迫使苏、韩据点的敌人投降，歼敌总数竟达三万余人（其中，5月1、2日陡拔河战斗，一次就歼灭合肥援军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驳壳枪一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并活捉敌第7、57两师师长。成为鄂豫皖有史以来的空前胜利。
第四次胜利是潢光战役。6月12日到16日，红军仅用五天时间，采用迅速分割包围战法，就歼灭侵入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内苏区的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笔者觉得，半年内四战四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焘慧眼识才，启用具备卓越指挥能力的徐帅，故而围点打援、背后包抄、分割歼灭等精妙战法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苏区粮食生产问题，使扩红有了物质基础，红军可以根据军事形势，主动选择作战地域和作战方法，而不像过去那样，作战是为了找饭吃。三也与肃反将混在被害革命同志中少量奸细一举消灭，敌人从此耳目不灵；肃反使军内各级官兵对军法凛然生畏，让国焘、昌浩、徐帅等组成的指挥核心能够令行禁止，也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对于红四方面军崛起，国焘功不可没！肃反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并不是所有苏区的肃反都是成功的，其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了。与主席肃反目标专对李文林东固利益集团，国焘肃反矛头直指许继慎等不听招呼的各级军官，目的都在于树立和巩固领导权威不同。夏曦的肃反似乎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味乱杀，旁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无私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教条症大爆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苦苦挣扎。
在第六章中笔者谈到过，马日事变前夕，夏曦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不去贯彻反击敌人的方针，反而移交工作，带头躲了起来，而继任者也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此人不仅没有革命者大无畏气概，而且责任心差、不善于识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力欲重还善于钻营。1928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大学习，很快抓住机会成为二十八宿之一，傍上了国际这个“大款”。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要往各大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其中，中央苏区作为总理自留地，该局领导人选已定；鄂豫皖又被国焘选中；他于是便被派到了规模列第三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夏曦运气也有些点背，背就背在他去的苏区地利与人和皆有问题。地利问题出在，湘鄂西这片苏区看似红火，共有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五块地区。但彼此间相隔较远，主力部队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一头。尤其是兵源和财源主要供应地洪湖苏区离武汉太近，国民党对该处的势在必除之心，要远远高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疯狂围剿一刻不停，基本不给人喘息之机。地利不佳必然会引发人和问题，每当敌人围剿洪湖，领导层就会在战略层面上出现严重分歧，争吵一个接着一个。夏曦前任邓中夏应该是已看出洪湖存在的问题，一直拉着部队寻找新根据地。但他没有主席的运气和雄才大略，在周围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至于主要军事首长贺帅，虽然终其一生名气都很大。但客观地讲，除了能跟敌人死磕，磕不过就带部队钻山沟之外，毫无林、彭、徐那样的指挥灵气。跟敌人打了几年，从未创造过主席、国焘那边，全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但萧克率红六军团到来后，却创造了这样的战绩）。因此，湘鄂西各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指望他成为军事上可资依靠的擎天柱。
夏曦在1931年3月初来到洪湖（比国焘早一个月），当时苏区军民正在反击敌人第二次围剿（不是《洪湖赤卫队》里描写的那一次，那次是在1930月夏季），并在4月中旬胜利结束。而接下来的6、7两个月里，江汉地区暴发水灾，连汉口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泡在水中，洪湖也基本成为真正的鱼鳖之乡。这段时间军民虽苦，倒也全线无战事。利用这个空隙，夏曦一方面把前任政治领导邓中夏赶回上海（后被捕，于1933年9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一方面施展权谋，先以万涛代中夏，再以彭之玉代万涛，最后自己代之玉，当了红3军政委。控制住红3军这支已有上万人枪的主力部队后，夏曦一改中夏外出发展宗旨，于1931年底把他们拉回了洪湖。
有主力部队保护洪湖苏区也是好事，但问题是，贺帅自己没有朱毛那种通过运动打歼灭战的意识，帐下也无林、彭那样的战术家，跟敌军打的都是硬仗。经过1932年3月底4月初的瓦庙集战斗（位于洪湖苏区汉水北岸），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红3军伤亡三千多人，比敌军损失还大，元气大伤。夏曦无奈之下，只好重施故技，让红3军去外线调动敌人。但因为贺帅在外线依然打不出歼灭战，敌人对洪湖的第三次围剿丝毫没有放松。
看到领导指挥不灵，各级干部难免会有意见和怨言。为了压制这些意见，在进入苏区一年又三个月以后的1932年6月，夏曦终于拔出了“肃反”这柄尚方宝剑。与其他苏区被肃人员名目较单一相比，这里名目十分繁多，有“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罗章龙派”、“秋白主义者”和国民党等。与中央、鄂豫皖苏区先杀地富出身官兵不同，这里“优先”杀害的，一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始人，二是有过留苏经历的干部，三是除贺帅以外从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估计夏曦杀前两类人目的，是消除政治上对自己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杀第三类人则是对他们不信任。前面提到的万涛，率先在这次肃反中被杀。
第一次肃反消灭了大量苏区干部，使洪湖苏区军民对敌军反击更加软弱无力。到当年9月，夏曦不得不率洪湖苏区主要军事力量——独立师突围出走，投奔在襄北外线作战的红3军，洪湖苏区全部丧失。在此前后，其他几个卫星苏区也全部沦陷，原本红火的湘鄂西，只剩下红三军这支主力部队还在大洪山区游击。
越是被动、越是个人威望下降，夏曦就越要靠肃反来挽回。与红3军会合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在军中发动第二次“肃反”。在肃反中，红三军错过了与从鄂豫皖突围出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机会（将近四年以后，两军才在遥远的甘孜草原会合）。但无论夏曦还是贺帅，此时都不愿意会师后受制于人。于是，夏、贺一致决定继续单干，回贺帅老家湘鄂边。但南线直接道路已被敌军封锁，他们决定改走北线，经豫西南、陕南，再沿鄂川边界上大巴山向南折回湘鄂边。别看贺帅打不了大歼灭战，但他避实就虚带部队进行长距离转移功夫十分了得。从11月初离开大洪山，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连续翻越桐柏山、卧牛山，顺四方面军开辟的西进道路，经照川街、漫川关，强渡汉水，经大巴山南下，越巫山抢渡长江，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在全程7000华里行程中，红三军由15000人减员至9000人，其中损失的干部却主要是肃反造成的。艰苦行军本应同心同德，但夏曦为挽回自己威信还要杀人，真是造孽造到家了。
回到湘鄂边，本应休养生息（连国焘新到通南巴，都知道停止肃反），而夏曦却变本加厉要继续肃反。1933年3月，他不顾贺帅、关向应反对，开始第三次肃反。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身为当地党的领导，他竟悍然解散了党、团组织。当然，只要回顾一下主席曾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往事，就可以参透其中奥秘：夏曦是怕被党团员选下去。少了这层顾忌，夏曦屠刀磨得越发雪亮，红9师师长、著名军事家、彭总入党介绍人段德昌也终于被害。由于有人放出消息，德昌之死是贺帅撺掇的，彭总对贺帅恨彻骨髓，彭、贺两人终生不睦、一斗到死。但事实是否如此，因查无实证，笔者也不便多言。
但杀人越多，夏曦越不放心，遂于5、6月间又开始第四次肃反。这次肃反变成短暂运动为持续行动，杀到后来剩下的全是贫苦出身。对这些人夏曦找不到动手理由，遂“发明”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项新手段。被留用者全由原来干部组成，其中，由原部队干部组成的连队被称为“改组派连”，而由原地方干部组成的连队则被称为“主席连”。这些连队全都在战斗中担负最艰巨任务，却任劳任怨，九死不悔。而那已经算是夏曦在力保个人权位同时，实施的一项“德政”了。相对而言，那些被开除军籍的昔日贫苦农民，求留用做苦力还不得，哭哭啼啼要饭回家乡，估计前途渺茫。
这样七弄八弄，弄得红3军只剩下三千多人，连已到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中央领导也看不下去，于1933年夏派人给夏曦送信（因为没有成建制消灭过敌军主力，红3军从未缴获过电台），要求停止肃反。可惜路途险阻，该信并未送到，夏曦也就得以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湘黔边界，继续为保住个人权力，发疯猖獗一年多。直到1934年7月，弼时随红六军团到来，这才结束了他长达两年多的红色恐怖。
据说，夏曦身边也有个起李韶九作用的人物叫做姜琦，后来查明他就是敌特分子，予以枪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拍过一部记叙红二方面军这段历史的故事片，名叫《曙光》，也反映有此事。但笔者翻阅正史，却未查到有关此事记载，也只好留字存疑了。
尽管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肃反将红二方面军基本整垮，但经过肃反的一、四方面军，革命力量却日益壮大。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老蒋看到红军成长壮大，当然也不再像井冈山时期那样掉以轻心，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由此更为激烈。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十七章《宁都会议》中加以详细叙述。
本章和上一章主题都是肃反。所以，在结束这个话题时，还想谈谈中国苏区肃反与苏联肃反的关系。从时间上看，苏联肃反开始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事件，结束于1939年初。距中央和鄂豫皖两大苏区肃反成功，有两到三年的时间。从苏联肃反实质看，同样是老斯假借清除内奸，以肉体消灭方式，毁灭性清除在位和在野政敌。因此，尽管从未有人把中共肃反与苏联肃反做过联系，但笔者还是要大胆推断，正是中共苏区肃反经验上报国际，才给了正为找不到对付政敌方法的老斯以极大启迪。老斯在做好各种准备以后，依中共的葫芦划出苏联的瓢，在苏联国内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肃反运动，从而消除了对他个人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所有因素，真正坐稳了江山。如果历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肃反源头竟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老斯还应该向原创出打AB团清除异己的主席，支付肃反发明专利使用费。只是主席不论在老斯身前还是身后，都拒不承认有过此种因果关系。
第一次肃反消灭了大量苏区干部，使洪湖苏区军民对敌军反击更加软弱无力。到当年9月，夏曦不得不率洪湖苏区主要军事力量——独立师突围出走，投奔在襄北外线作战的红3军，洪湖苏区全部丧失。在此前后，其他几个卫星苏区也全部沦陷，原本红火的湘鄂西，只剩下红三军这支主力部队还在大洪山区游击。
越是被动、越是个人威望下降，夏曦就越要靠肃反来挽回。与红3军会合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在军中发动第二次“肃反”。在肃反中，红三军错过了与从鄂豫皖突围出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机会（将近四年以后，两军才在遥远的甘孜草原会合）。但无论夏曦还是贺帅，此时都不愿意会师后受制于人。于是，夏、贺一致决定继续单干，回贺帅老家湘鄂边。但南线直接道路已被敌军封锁，他们决定改走北线，经豫西南、陕南，再沿鄂川边界上大巴山向南折回湘鄂边。别看贺帅打不了大歼灭战，但他避实就虚带部队进行长距离转移功夫十分了得。从11月初离开大洪山，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连续翻越桐柏山、卧牛山，顺四方面军开辟的西进道路，经照川街、漫川关，强渡汉水，经大巴山南下，越巫山抢渡长江，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在全程7000华里行程中，红三军由15000人减员至9000人，其中损失的干部却主要是肃反造成的。艰苦行军本应同心同德，但夏曦为挽回自己威信还要杀人，真是造孽造到家了。
回到湘鄂边，本应休养生息（连国焘新到通南巴，都知道停止肃反），而夏曦却变本加厉要继续肃反。1933年3月，他不顾贺帅、关向应反对，开始第三次肃反。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身为当地党的领导，他竟悍然解散了党、团组织。当然，只要回顾一下主席曾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往事，就可以参透其中奥秘：夏曦是怕被党团员选下去。少了这层顾忌，夏曦屠刀磨得越发雪亮，红9师师长、著名军事家、彭总入党介绍人段德昌也终于被害。由于有人放出消息，德昌之死是贺帅撺掇的，彭总对贺帅恨彻骨髓，彭、贺两人终生不睦、一斗到死。但事实是否如此，因查无实证，笔者也不便多言。
但杀人越多，夏曦越不放心，遂于5、6月间又开始第四次肃反。这次肃反变成短暂运动为持续行动，杀到后来剩下的全是贫苦出身。对这些人夏曦找不到动手理由，遂“发明”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项新手段。被留用者全由原来干部组成，其中，由原部队干部组成的连队被称为“改组派连”，而由原地方干部组成的连队则被称为“主席连”。这些连队全都在战斗中担负最艰巨任务，却任劳任怨，九死不悔。而那已经算是夏曦在力保个人权位同时，实施的一项“德政”了。相对而言，那些被开除军籍的昔日贫苦农民，求留用做苦力还不得，哭哭啼啼要饭回家乡，估计前途渺茫。
这样七弄八弄，弄得红3军只剩下三千多人，连已到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中央领导也看不下去，于1933年夏派人给夏曦送信（因为没有成建制消灭过敌军主力，红3军从未缴获过电台），要求停止肃反。可惜路途险阻，该信并未送到，夏曦也就得以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湘黔边界，继续为保住个人权力，发疯猖獗一年多。直到1934年7月，弼时随红六军团到来，这才结束了他长达两年多的红色恐怖。
据说，夏曦身边也有个起李韶九作用的人物叫做姜琦，后来查明他就是敌特分子，予以枪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拍过一部记叙红二方面军这段历史的故事片，名叫《曙光》，也反映有此事。但笔者翻阅正史，却未查到有关此事记载，也只好留字存疑了。
尽管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肃反将红二方面军基本整垮，但经过肃反的一、四方面军，革命力量却日益壮大。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老蒋看到红军成长壮大，当然也不再像井冈山时期那样掉以轻心，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由此更为激烈。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十七章《宁都会议》中加以详细叙述。
本章和上一章主题都是肃反。所以，在结束这个话题时，还想谈谈中国苏区肃反与苏联肃反的关系。从时间上看，苏联肃反开始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事件，结束于1939年初。距中央和鄂豫皖两大苏区肃反成功，有两到三年的时间。从苏联肃反实质看，同样是老斯假借清除内奸，以肉体消灭方式，毁灭性清除在位和在野政敌。因此，尽管从未有人把中共肃反与苏联肃反做过联系，但笔者还是要大胆推断，正是中共苏区肃反经验上报国际，才给了正为找不到对付政敌方法的老斯以极大启迪。老斯在做好各种准备以后，依中共的葫芦划出苏联的瓢，在苏联国内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肃反运动，从而消除了对他个人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所有因素，真正坐稳了江山。如果历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肃反源头竟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老斯还应该向原创出打AB团清除异己的主席，支付肃反发明专利使用费。只是主席不论在老斯身前还是身后，都拒不承认有过此种因果关系。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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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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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第十七章 宁都会议
就在主席和弼时他们还在部署全歼发动富田事变红20军“牙兵”之时，老蒋已抢先在1931年6月23日，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了。他这次调集三十万大军，比上一次又加码十万。而红军赢得二次反围剿（以后简称二反）胜利刚一个月，不要说新缴获的两万枪来不及用来发展新部队，就是在二反战斗中伤亡的官兵，也来不及完全补充（解放战争时，根据地普遍保留抗战中形成的区小队、县大队这些可以随时补充主力部队的基层武装组织，就是从中吸取了教训）。而只能以一、三军团原班人马共三万人，以一对十。
不过，由于二反的辉煌胜利，这次中央局内部意见高度一致，坚决支持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略。当朱毛判明敌已发动第三次围剿以后，便立即收拢分散在赣闽边界一带做群众工作的红军主力，从7月10日前后，向苏区核心地带转移。红军冒暑行军千里，于7月22日，到达于都以北平头寨一带。在此地解决掉了“牙兵”之后，于7月28日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高兴圩秘密待命。经过一周寻觅，红军以偏师佯动吸引敌主力7个师西去，主力2万余人则于8月4日晚，向东穿过敌军防线间20公里间隙。然后，于8月6日在莲塘歼灭敌47师第2旅，击毙敌旅长谭子钧；7日在良村歼灭敌54师大部，击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11日在黄陂歼敌第8师四个团，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突围逃跑。至此，红军开始化被动为主动。
老蒋得知良村之败后，也判断出红军已经向东，遂令西追红35军的敌主力从8月9日起，掉头向东包围过来。为打破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朱毛又令红12军伪装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则于8月16日黄昏利用夜暗，朝西南方向又穿过敌两路追击部队之间10公里间隙，跳出了敌军合围圈，于17日晨回到兴国东北白石、枫边地区休整，并与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革军委会合。而红12军则与敌公开周旋，在崎岖山道上硬是把敌主力拖了半个月，等老蒋意识到跟错了目标，已是9月初的事情了。利用这段时间，红军主力不但得到了很好休整，而且又收拢了一些分散部队。到9月初，他们移驻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时，兵力已达3.1万。
但客观地说，由于三反中敌兵力再增、红军兵力却原地踏步，量变引起了质变。红军既不能像一反那样，打掉一路敌军就能取得全局胜利；也不能像二反那样，一路横扫分散之敌；而只能学猴子，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冷不丁咬一小口，咬完就撤。按这样打法，虽说敌军已被拖得很疲劳；虽说再打几次胜仗，也终究能取得全局胜利；但旷日持久在所难免，苏区人民遭受苦难将更为深重。好在老蒋不只红军一个对手，当年5月，因老蒋囚禁胡汉民，引发了陈济棠在广州拥立汪奸另立国民政府。这时，陈指挥的粤桂联军正乘机侵入湖南，老蒋不能两线作战，只好命令参加围剿部队向苏区外围退却，转而向陈军施加压力。
朱毛见状，立刻决定对从兴国地区北撤之敌啃上一口。但因为贪心，红军同时对多股敌人发起追歼，兵力有些分散。尽管在9月7日，红3军和独立第5师全歼了敌第4军团先头部队独立旅2000余人。但同日，红3军团、红4军等部向高兴圩（就是1个多月前红军主力秘密集结地）地区敌第1军团60、61两师发起攻击，却碰到了硬骨头。因为这两个师都是粤军子弟兵，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他们上面还有一层指挥机构，叫做19路军，军长便是曾经相识的蔡廷锴。这蔡某清楚自己曾与中共结下梁子，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必定新账老账一起算，与张辉瓒同命运，故拼命率部抵抗。
按宿命论观点，19路军就要在四个月后成为抗日劲旅，当然不会在此地被红军消灭。一天恶战下来，双方各付出二千余人伤亡，最终红军被迫含恨撤离。此战红军有两位师长阵亡，其中一位就是跟随主席上井冈的军政通才、红4军第11师师长曾士峨。以此公才能和对主席忠诚度，倘若不死，五五授衔时，顶掉谭政大将位置不在话下，取代罗荣桓位列十帅都有可能，可惜天不佑他。
之后，红军吸取教训，不再攻击驻守之敌。终于在9月15日觅得战机，以高兴圩战斗原班人马，在方石岭全歼敌52师及第4军团炮兵团等部。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冒充伙夫领到回家路费两块大洋，拿着红军开的路条，侥幸逃脱。至此，一方面军共歼灭包括地方武装在内敌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虏1.8万），缴获长短枪1.5万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子弹250余万发、骡马500匹、电台6部，比较艰难地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但遗憾的是，就在9月15日当天，红3军军长、又一位共和国元帅潜在人选黄公略，在方石岭战斗结束后转移途中，遇敌机空袭牺牲。
眼看主席又为党立下大功，一心要剥夺主席军权、以便本集团取而代之的中央大员，也不得不暂对主席加以青眼，于10月11日决定由主席取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主席履新后，按敌人很快就要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预计，决定先集中全力拔除苏区内土围子，并利用各次反围剿缴获的武器大力扩红，争取把主力红军扩大到十万人。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三反胜利三天后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后简称鬼子）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接着，鬼子又在1932年1月28日发动“一二八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面对中华民族步步陷入亡国灭种深重灾难危险局面，老蒋身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首脑，在应对危机时表现软弱，难孚众望。他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以退为进，搞了一次短暂的表面“下野”。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及地方实力派，当然不满老蒋如此做派，国民党政权遂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严重政治危机，暂时无力对各地红军发动围剿。这样一来，主席的对策便显得保守了。于是，临时中央终于觅得能让主席靠边站的良机，遂发来电报要求改变主席的路线。
关于上海中央的情况，前面讲到忠发于1931年6月24日被杀后，改由王明担任总书记。那么，此次来电是否还是在王明主持下作出的呢？恰好不是了。王明虽有权力欲，但若要在生命与权力作出权衡，此人把命看得更重。为此，他刚当上总书记，就要求党为他个人在包下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整整一层楼面，供他隐蔽居住。到了9月份，他觉得这样也不安全（包一个楼面目标大，确实不太安全），干脆向党提出，总书记不干了，要改当驻国际代表。远东国际局外国同志一看，此人是癞狗扶不上树，也没办法，只好答应他要求。但王明一走，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里就总理资格最老，这下就算不愿当总书记也是总书记了。已经铁了心要扶二十八宿上台的国际，当然不会再青睐总理，便以总理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应该去苏区履职为理由，打发总理离沪。总理倒是求之不得，遂于11月份通过秘密渠道去江西苏区，后于12月到达苏区。
就在主席和弼时他们还在部署全歼发动富田事变红20军“牙兵”之时，老蒋已抢先在1931年6月23日，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了。他这次调集三十万大军，比上一次又加码十万。而红军赢得二次反围剿（以后简称二反）胜利刚一个月，不要说新缴获的两万枪来不及用来发展新部队，就是在二反战斗中伤亡的官兵，也来不及完全补充（解放战争时，根据地普遍保留抗战中形成的区小队、县大队这些可以随时补充主力部队的基层武装组织，就是从中吸取了教训）。而只能以一、三军团原班人马共三万人，以一对十。
不过，由于二反的辉煌胜利，这次中央局内部意见高度一致，坚决支持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略。当朱毛判明敌已发动第三次围剿以后，便立即收拢分散在赣闽边界一带做群众工作的红军主力，从7月10日前后，向苏区核心地带转移。红军冒暑行军千里，于7月22日，到达于都以北平头寨一带。在此地解决掉了“牙兵”之后，于7月28日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高兴圩秘密待命。经过一周寻觅，红军以偏师佯动吸引敌主力7个师西去，主力2万余人则于8月4日晚，向东穿过敌军防线间20公里间隙。然后，于8月6日在莲塘歼灭敌47师第2旅，击毙敌旅长谭子钧；7日在良村歼灭敌54师大部，击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11日在黄陂歼敌第8师四个团，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突围逃跑。至此，红军开始化被动为主动。
老蒋得知良村之败后，也判断出红军已经向东，遂令西追红35军的敌主力从8月9日起，掉头向东包围过来。为打破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朱毛又令红12军伪装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则于8月16日黄昏利用夜暗，朝西南方向又穿过敌两路追击部队之间10公里间隙，跳出了敌军合围圈，于17日晨回到兴国东北白石、枫边地区休整，并与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革军委会合。而红12军则与敌公开周旋，在崎岖山道上硬是把敌主力拖了半个月，等老蒋意识到跟错了目标，已是9月初的事情了。利用这段时间，红军主力不但得到了很好休整，而且又收拢了一些分散部队。到9月初，他们移驻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时，兵力已达3.1万。
但客观地说，由于三反中敌兵力再增、红军兵力却原地踏步，量变引起了质变。红军既不能像一反那样，打掉一路敌军就能取得全局胜利；也不能像二反那样，一路横扫分散之敌；而只能学猴子，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冷不丁咬一小口，咬完就撤。按这样打法，虽说敌军已被拖得很疲劳；虽说再打几次胜仗，也终究能取得全局胜利；但旷日持久在所难免，苏区人民遭受苦难将更为深重。好在老蒋不只红军一个对手，当年5月，因老蒋囚禁胡汉民，引发了陈济棠在广州拥立汪奸另立国民政府。这时，陈指挥的粤桂联军正乘机侵入湖南，老蒋不能两线作战，只好命令参加围剿部队向苏区外围退却，转而向陈军施加压力。
朱毛见状，立刻决定对从兴国地区北撤之敌啃上一口。但因为贪心，红军同时对多股敌人发起追歼，兵力有些分散。尽管在9月7日，红3军和独立第5师全歼了敌第4军团先头部队独立旅2000余人。但同日，红3军团、红4军等部向高兴圩（就是1个多月前红军主力秘密集结地）地区敌第1军团60、61两师发起攻击，却碰到了硬骨头。因为这两个师都是粤军子弟兵，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他们上面还有一层指挥机构，叫做19路军，军长便是曾经相识的蔡廷锴。这蔡某清楚自己曾与中共结下梁子，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必定新账老账一起算，与张辉瓒同命运，故拼命率部抵抗。
按宿命论观点，19路军就要在四个月后成为抗日劲旅，当然不会在此地被红军消灭。一天恶战下来，双方各付出二千余人伤亡，最终红军被迫含恨撤离。此战红军有两位师长阵亡，其中一位就是跟随主席上井冈的军政通才、红4军第11师师长曾士峨。以此公才能和对主席忠诚度，倘若不死，五五授衔时，顶掉谭政大将位置不在话下，取代罗荣桓位列十帅都有可能，可惜天不佑他。
之后，红军吸取教训，不再攻击驻守之敌。终于在9月15日觅得战机，以高兴圩战斗原班人马，在方石岭全歼敌52师及第4军团炮兵团等部。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冒充伙夫领到回家路费两块大洋，拿着红军开的路条，侥幸逃脱。至此，一方面军共歼灭包括地方武装在内敌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虏1.8万），缴获长短枪1.5万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子弹250余万发、骡马500匹、电台6部，比较艰难地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但遗憾的是，就在9月15日当天，红3军军长、又一位共和国元帅潜在人选黄公略，在方石岭战斗结束后转移途中，遇敌机空袭牺牲。
眼看主席又为党立下大功，一心要剥夺主席军权、以便本集团取而代之的中央大员，也不得不暂对主席加以青眼，于10月11日决定由主席取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主席履新后，按敌人很快就要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预计，决定先集中全力拔除苏区内土围子，并利用各次反围剿缴获的武器大力扩红，争取把主力红军扩大到十万人。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三反胜利三天后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后简称鬼子）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接着，鬼子又在1932年1月28日发动“一二八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面对中华民族步步陷入亡国灭种深重灾难危险局面，老蒋身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首脑，在应对危机时表现软弱，难孚众望。他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以退为进，搞了一次短暂的表面“下野”。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及地方实力派，当然不满老蒋如此做派，国民党政权遂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严重政治危机，暂时无力对各地红军发动围剿。这样一来，主席的对策便显得保守了。于是，临时中央终于觅得能让主席靠边站的良机，遂发来电报要求改变主席的路线。
关于上海中央的情况，前面讲到忠发于1931年6月24日被杀后，改由王明担任总书记。那么，此次来电是否还是在王明主持下作出的呢？恰好不是了。王明虽有权力欲，但若要在生命与权力作出权衡，此人把命看得更重。为此，他刚当上总书记，就要求党为他个人在包下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整整一层楼面，供他隐蔽居住。到了9月份，他觉得这样也不安全（包一个楼面目标大，确实不太安全），干脆向党提出，总书记不干了，要改当驻国际代表。远东国际局外国同志一看，此人是癞狗扶不上树，也没办法，只好答应他要求。但王明一走，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里就总理资格最老，这下就算不愿当总书记也是总书记了。已经铁了心要扶二十八宿上台的国际，当然不会再青睐总理，便以总理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应该去苏区履职为理由，打发总理离沪。总理倒是求之不得，遂于11月份通过秘密渠道去江西苏区，后于12月到达苏区。
当时在上海的六届四中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本来就不足半数，王明、总理先后离去，残存政治局委员就更少了。但这倒对了国际心思，经国际远东局与中央商量（真主意假商量），决定在上海不经选举，另立由博古、洛甫、卢坦福、李竹声、康生、陈云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局，并以前三人为常委。其中，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当了总负责。这样安排，既遂了国际火箭提拔二十八宿心愿，又给了王明将来再当总书记念想，各方都很满意。于是，国际于10月10日正式批准这项任命，但附加一项秘密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临时中央要交出权力。这博古不同于王明，一心干一番事业，并不惧怕冒风险。在送走王明、总理以后，他愣是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多，直到通过不断发号施令，巩固住地位以后，才名正言顺地把整个临时中央搬到了苏区。至于交权约定，临时中央大员们心照不宣地隐瞒不提，直到延安整风时被王明揭发才为人所知。
中央大员们接到来电，抢在拟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之前，于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主席：其一，将主席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其二，指责主席主张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推行“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违反了当时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精神，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主席曾指责李文林是“富农路线”，此时却也被人指责）。其三，批评主席在发展苏区问题上右倾保守，没有“于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其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这一点估计是老总在“反攻倒算”）；认为毛泽东“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这样，主席代理书记就当不下去了，直接在会上还给了项英。
没了代理书记职务，主席眼看又要成为在野之身，听凭处置了，但这并不符合临时中央后台老板老斯的意图。为了保证中共不在激烈对敌斗争中彻底失败，老斯在把听话的二十八宿扶上领袖宝座同时，也不得不把中共内部真正有驾驭全局能力的人才，安排在最高领导层边缘位置，以便危急之时可以立刻换人。以老斯世界级政治家素质，当然能看出全局之才非主席和国焘莫属。因此，当大革命失败后，秋白要把国焘往死里整时，老斯便让国际出面干预抢救；当国焘在莫斯科稍有驯顺表示，老斯又让国际立马放他回国工作。
所以，当临时中央要整主席时，老斯一方面坚决支持，一方面又预先在政治上为主席留好了出路。这条出路就在按照中央预定方略，紧接“赣南会议”，于11月7日到20日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这次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于27日被中央政府执委会选为政府主席，而项英、国焘则被选为副主席。同时，执委会还决定组成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作为全国红军名义领导机关，由老总任主席，稼祥、彭总任副主席。这样一来，主席在失掉代理书记实权同时，又获得了政府主席的崇高荣誉，暂时避免了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滑坡（关于这项任命，最近流行一种说法，是当时还未被杀的忠发，发扬风格让给主席的。但笔者觉得，忠发未必有这么高的风格，应该是老斯通过国际暗中向他授意，借他口谦让而已）。
遗憾的是，老斯这番良苦用心，张、毛二人后来都无感激表示。国焘因为道行不够，肯定一点也没有看出，以至后来误了前程。而从主席毕生公开言论中看，他似乎也没能看到失去军权后，共和国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对遵义会议一举翻盘的价值。至于主席是不是出于政治需要，故意装傻，不肯认老斯这个恩公。笔者不是主席肚子蛔虫，无法判断。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中共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个月“建号称帝”，并不十分合适。如果能顺应当时国内强烈民族意识，改称江西等省地方苏维埃政府，并以此名义向国民党政权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倡议，则日后长征这个弯路或许可以不走。当然，当时鬼子侵华还在发生发展之中，国际、中共来不及对这起重大政治事件作出明智反应，也可以理解。
但因为苏维埃政府在继续反对国民党政权同时，旗帜鲜明地高举抗日大旗，依然赢得了国民党军内爱国将领的同情。利用这种形势，中共地下兵运组织成功策动了驻守江西宁都监视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冯玉祥旧部）发动起义。12月15日晨，宁都起义部队1.7万余人，携带全部武器装备进入中央苏区，立刻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在此之前，一方面军虽在三次反围剿中，累计缴获各种武器近五万件，但要通过扩红和训练，用这五万件武器把新部队装备起来，需要很长时间。而红五军团是一支稍加政治思想教育就能投入战斗的1.7万精兵，它的到来，一下就使一方面军兵力从4万增加到了6万，无疑对中共事业起到了雪中送炭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共日后对起义参加者未加歧视，基本都视为了共同创业的自己人。即使五军团经过长征后最后一点根苗3800人（同时期的一、三军团也只剩下这么一点人），编入西路军覆没以后，中共依然给了尚存的宁都起义干部很大发展空间。到五五授衔时，宁都起义参加者竟出了一名上将、五名中将和二十四名少将；还出了姬鹏飞、黄镇两位重量级外交家。如此厚待，现在有人还要拿季振同、黄中岳被杀说事，拿每战必让五军团断后说事，拿从五军团调出武器说事。对此，笔者不禁要说，那毕竟是出生入死打天下，不是排排坐吃果果；若看看还是自己人的红20军、段德昌、许继慎一干人等境遇，就知足吧。
这时一方面军已有六万精兵，而且利用缴获武器再武装四万，组成一支十万大军，也是绰绰有余。一旦具备如此规模，那就已超过了当年老蒋出师北伐时的总兵力。如果以此类推，已经可以转入对敌进攻，指哪打哪、所向披靡。即使没有军事革命帮忙，至少也应该像四方面军那样，围住一个点，就能歼灭一两个援敌正规师，将反围剿辉煌持续下去。但事与愿违，一方面军尽管在朱毛调教下，非常善于打运动战，却十分缺乏进攻战经验，尤其是没有攻击坚固城市经验。这些缺陷，很快就在1932年六次进攻战里暴露了出来。
中央大员们接到来电，抢在拟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之前，于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主席：其一，将主席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其二，指责主席主张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推行“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违反了当时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精神，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主席曾指责李文林是“富农路线”，此时却也被人指责）。其三，批评主席在发展苏区问题上右倾保守，没有“于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其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这一点估计是老总在“反攻倒算”）；认为毛泽东“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这样，主席代理书记就当不下去了，直接在会上还给了项英。
没了代理书记职务，主席眼看又要成为在野之身，听凭处置了，但这并不符合临时中央后台老板老斯的意图。为了保证中共不在激烈对敌斗争中彻底失败，老斯在把听话的二十八宿扶上领袖宝座同时，也不得不把中共内部真正有驾驭全局能力的人才，安排在最高领导层边缘位置，以便危急之时可以立刻换人。以老斯世界级政治家素质，当然能看出全局之才非主席和国焘莫属。因此，当大革命失败后，秋白要把国焘往死里整时，老斯便让国际出面干预抢救；当国焘在莫斯科稍有驯顺表示，老斯又让国际立马放他回国工作。
所以，当临时中央要整主席时，老斯一方面坚决支持，一方面又预先在政治上为主席留好了出路。这条出路就在按照中央预定方略，紧接“赣南会议”，于11月7日到20日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这次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于27日被中央政府执委会选为政府主席，而项英、国焘则被选为副主席。同时，执委会还决定组成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作为全国红军名义领导机关，由老总任主席，稼祥、彭总任副主席。这样一来，主席在失掉代理书记实权同时，又获得了政府主席的崇高荣誉，暂时避免了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滑坡（关于这项任命，最近流行一种说法，是当时还未被杀的忠发，发扬风格让给主席的。但笔者觉得，忠发未必有这么高的风格，应该是老斯通过国际暗中向他授意，借他口谦让而已）。
遗憾的是，老斯这番良苦用心，张、毛二人后来都无感激表示。国焘因为道行不够，肯定一点也没有看出，以至后来误了前程。而从主席毕生公开言论中看，他似乎也没能看到失去军权后，共和国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对遵义会议一举翻盘的价值。至于主席是不是出于政治需要，故意装傻，不肯认老斯这个恩公。笔者不是主席肚子蛔虫，无法判断。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中共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个月“建号称帝”，并不十分合适。如果能顺应当时国内强烈民族意识，改称江西等省地方苏维埃政府，并以此名义向国民党政权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倡议，则日后长征这个弯路或许可以不走。当然，当时鬼子侵华还在发生发展之中，国际、中共来不及对这起重大政治事件作出明智反应，也可以理解。
但因为苏维埃政府在继续反对国民党政权同时，旗帜鲜明地高举抗日大旗，依然赢得了国民党军内爱国将领的同情。利用这种形势，中共地下兵运组织成功策动了驻守江西宁都监视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冯玉祥旧部）发动起义。12月15日晨，宁都起义部队1.7万余人，携带全部武器装备进入中央苏区，立刻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在此之前，一方面军虽在三次反围剿中，累计缴获各种武器近五万件，但要通过扩红和训练，用这五万件武器把新部队装备起来，需要很长时间。而红五军团是一支稍加政治思想教育就能投入战斗的1.7万精兵，它的到来，一下就使一方面军兵力从4万增加到了6万，无疑对中共事业起到了雪中送炭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共日后对起义参加者未加歧视，基本都视为了共同创业的自己人。即使五军团经过长征后最后一点根苗3800人（同时期的一、三军团也只剩下这么一点人），编入西路军覆没以后，中共依然给了尚存的宁都起义干部很大发展空间。到五五授衔时，宁都起义参加者竟出了一名上将、五名中将和二十四名少将；还出了姬鹏飞、黄镇两位重量级外交家。如此厚待，现在有人还要拿季振同、黄中岳被杀说事，拿每战必让五军团断后说事，拿从五军团调出武器说事。对此，笔者不禁要说，那毕竟是出生入死打天下，不是排排坐吃果果；若看看还是自己人的红20军、段德昌、许继慎一干人等境遇，就知足吧。
这时一方面军已有六万精兵，而且利用缴获武器再武装四万，组成一支十万大军，也是绰绰有余。一旦具备如此规模，那就已超过了当年老蒋出师北伐时的总兵力。如果以此类推，已经可以转入对敌进攻，指哪打哪、所向披靡。即使没有军事革命帮忙，至少也应该像四方面军那样，围住一个点，就能歼灭一两个援敌正规师，将反围剿辉煌持续下去。但事与愿违，一方面军尽管在朱毛调教下，非常善于打运动战，却十分缺乏进攻战经验，尤其是没有攻击坚固城市经验。这些缺陷，很快就在1932年六次进攻战里暴露了出来。
六次进攻战的第一战是赣州战役。这次战役是博古为检测自身权威有效性，通过临时中央于12月6日发出的“首取赣州，迫吉安”指令，进行组织的。指令下到中央苏区，已开始履行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的总理，于1932年1月在瑞金开会讨论此事。会上，仍有发言权的主席依然表示反对打赣州。他此时根据形势变化，也赞成主动出击，只是觉得暂时不应攻打坚城。他建议，如果一定要打赣州，就应先把赣州四周群众发动起来，一点点困死敌人。主席道出了当时中国军事上一个重要国情，即用轻火器攻击中世纪城墙十分困难，唯一破解之道就是长期围困，迫敌投降，确实有些眼光（同时代的吴佩孚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等战例，也证明了主席观点的正确性）。不过，主席并没有想到应该把赣州作为诱饵，对援敌采用运动战法歼灭之，比起四方面军围点打援战法，还是棋差一着。
听主席讲得有些道理，初来乍到的总理致电中央，要求缓打中心城市，却遭到临时中央反对。应该说，博古等虽然不懂军事，但背后还是有“高人”指点的，这些高人就是国际秘密派到上海的远东局军事顾问。这时，驻上海军事顾问名叫盖利斯（简称盖参），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领导。上一章说到的国焘接到中央指示，向敌占区进攻，配合中央苏区三反，就是他的建议。然而，尽管盖参战略水平不烂，却忽视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国情，最终还是给博古出了馊主意。不过，同后来的李德相比，盖参并不刚愎自用。他至少没有硬性规定攻打赣州，而是告诉临时中央，让一方面军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者中任选其一。于是，临时中央在1月9日，做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因为有了电台，总理当日就接到临时中央这份“催令”。政治嗅觉灵敏的他知道不能再等，马上开会确定攻击目标。笔者翻了翻江西省地图，发现赣州、吉安、抚州这三个靠近中央苏区的城市，都建在了两河交汇之处，可借水路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要像四方面军打黄安和苏家埠那样，彻底把敌困死比较困难。但相比之下，最好是选钉在中央、湘赣边和湘鄂赣三块苏区中间的吉安，四面都有苏区，群众基础好。若采取正确战术，还是能打出苏家埠效果的。但总理他们想的是攻城，而非消灭援敌，故为讨好临时中央，依然决定攻取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那么，主席对打赣州不感冒，老总过去战史中没攻过坚，林总也不敢贸然请缨，有没有人承担攻城重任呢？有的，这个人就是信心满满的彭总。彭总信心从何而来呢？说穿了，首先，来自于独自率三军团攻下长沙的光荣历史；其次，也是因为赣州正规守军仅有敌12师34旅三千余人，按彭总想法，不值三军团二万雄师一扫。
但彭总第一个没想到的是，敌守将34旅旅长马昆是个有胆有识之人，他竟然把逃入赣州城的赣南17县分散的地主武装，整合成了一支五千人枪生力军。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建于宋代的赣州城墙异常坚固，有“铁城”之称。由于这两个没想到，尽管彭总于2月6日包围赣州后，采取了较为正确的坑道爆破城墙战法，却在一个月里四炸城墙，均未能得手。期间，敌11师师长罗卓英率11、14两师约2万人，于2月21日自泰和南下解围。这支敌军若是落到徐帅手里，即使不遭全歼，也得被击溃。可遗憾的是，主席、老总因为不支持打赣州，都未亲临前线，林总负责在南线阻击粤军援敌，也不在现场。而且即使他们在现场，也都不具备高超的歼击援敌技术。而负责北线阻敌的、由陈毅指挥的六个独立师，都是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援敌于2月29日，进抵赣州西北郊，通过浮桥与守敌建立了联系。
仗打到这个份上，应该认输出局了。但中革军委还想赌一把，于3月1日增调五军团参加攻城。无奈罗卓英已亲率一个旅又一个团进入赣州，并挖掘三条坑道，准备主动出击。3月7日反攻坑道挖成，城里城外敌人同时于凌晨2时发动反攻。正准备进行第五次爆破的三军团猝不及防，几乎崩溃。幸而时为红1师政委的黄克诚挺身而出，组织部队反击；加上五军团13军使大刀肉搏，这才让攻城部队撤了下来。至此，红军共伤亡3000余人，并牺牲了十名师团级干部。其中，克诚搭档、红1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遇害。
至此，赣州战役完全失利。战前自以为凭此战可一举成名、取代老总红军之父地位的彭总，不但从此无法撼动老总地位，而且还因这次站在了主席的对立面上，气得主席在双方关系恩怨簿上重重记下了一笔账。而马昆却能在临近解放的1949年，继续发挥个人胆识，以抗战初期就回家乡贵州威宁养伤闲居身份，毅然向党国请缨，得任威宁县长兼黔西独立第4师师长。他这样做可不是要为老蒋殉葬，而是自保妙招。当解放军逼近时，他突然于当年12月7日宣布起义。从此，他便凭着起义将领身份，不仅避开镇反大限（如果继续闲居在家，以他守赣州之大罪，肯定枪毙），而且以贵州省政协委员之尊，一直活到1980年，得享83岁天年。可算国军中以胆识改变命运的典范。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央局依然决定在赣江流域向外扩张，并决定撤销一方面军番号，以一、五军团为东路军，三军团加湘赣、湘鄂赣苏区地方武装为西路军。但此时苏区在批判了主席的“富农路线”以后，对区内“先进生产力代表”大加挞伐，经济上虽未出现鄂豫皖那样的崩盘，却也困难重重，养不起这么多红军了。中革军委不得已，只能让东路军暂到苏区以外的闽西活动筹款。主席见有机可乘，便积极向总理建议，攻打没有城墙保护的漳州，一则调动敌军，二来也从当地获取资财。总理正为出不了政绩而焦头烂额，闻言大喜，便让主席以苏维埃主席身份，率东路军远征漳州，自己留在长汀看家。
这样的战斗，对毛、林这组钢铁同盟来说，简直如鱼得水。4月10日，东路军拿下龙岩，歼敌两个团，小有斩获。接着，于4月19日晨，向漳州外围山头发起进攻。防守漳州的敌49师是地方军阀，战斗力很弱，漳州又是新崛起的侨乡，过去没有修过城墙。所以，敌师长张贞只得在当天下午焚毁军械库，率部逃窜而去。这一仗，红军歼敌不多，缴获枪支仅二千出头。但取得了对富庶的漳州一次性征税权和战略物资采购权，共征税一百万元，并缴获和采购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药品等物，极大解决了苏区因推行极左土地政策和遭遇经济封锁而引发的财政和物资困难。在此期间，红14军在中革军委（应该是指老总）直接指挥下，拔掉了苏区内大量的土围子，巩固了内部。
漳州战役胜利后，总理于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由老总兼任总司令、叶帅和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但总政委一职务却空缺，主席仍以政府主席名义“主持大计”。当时，苏区面临最大威胁是陈济棠的粤军，该敌从5月初逼退彭总西路军以后，顺势侵入苏区。西路军已与其反复缠斗一个多月，无法取胜。于是，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重挫粤军，将其驱赶出境，然后再北上，执行临时中央下达的赤化全赣任务。
听主席讲得有些道理，初来乍到的总理致电中央，要求缓打中心城市，却遭到临时中央反对。应该说，博古等虽然不懂军事，但背后还是有“高人”指点的，这些高人就是国际秘密派到上海的远东局军事顾问。这时，驻上海军事顾问名叫盖利斯（简称盖参），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领导。上一章说到的国焘接到中央指示，向敌占区进攻，配合中央苏区三反，就是他的建议。然而，尽管盖参战略水平不烂，却忽视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国情，最终还是给博古出了馊主意。不过，同后来的李德相比，盖参并不刚愎自用。他至少没有硬性规定攻打赣州，而是告诉临时中央，让一方面军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者中任选其一。于是，临时中央在1月9日，做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因为有了电台，总理当日就接到临时中央这份“催令”。政治嗅觉灵敏的他知道不能再等，马上开会确定攻击目标。笔者翻了翻江西省地图，发现赣州、吉安、抚州这三个靠近中央苏区的城市，都建在了两河交汇之处，可借水路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要像四方面军打黄安和苏家埠那样，彻底把敌困死比较困难。但相比之下，最好是选钉在中央、湘赣边和湘鄂赣三块苏区中间的吉安，四面都有苏区，群众基础好。若采取正确战术，还是能打出苏家埠效果的。但总理他们想的是攻城，而非消灭援敌，故为讨好临时中央，依然决定攻取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那么，主席对打赣州不感冒，老总过去战史中没攻过坚，林总也不敢贸然请缨，有没有人承担攻城重任呢？有的，这个人就是信心满满的彭总。彭总信心从何而来呢？说穿了，首先，来自于独自率三军团攻下长沙的光荣历史；其次，也是因为赣州正规守军仅有敌12师34旅三千余人，按彭总想法，不值三军团二万雄师一扫。
但彭总第一个没想到的是，敌守将34旅旅长马昆是个有胆有识之人，他竟然把逃入赣州城的赣南17县分散的地主武装，整合成了一支五千人枪生力军。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建于宋代的赣州城墙异常坚固，有“铁城”之称。由于这两个没想到，尽管彭总于2月6日包围赣州后，采取了较为正确的坑道爆破城墙战法，却在一个月里四炸城墙，均未能得手。期间，敌11师师长罗卓英率11、14两师约2万人，于2月21日自泰和南下解围。这支敌军若是落到徐帅手里，即使不遭全歼，也得被击溃。可遗憾的是，主席、老总因为不支持打赣州，都未亲临前线，林总负责在南线阻击粤军援敌，也不在现场。而且即使他们在现场，也都不具备高超的歼击援敌技术。而负责北线阻敌的、由陈毅指挥的六个独立师，都是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援敌于2月29日，进抵赣州西北郊，通过浮桥与守敌建立了联系。
仗打到这个份上，应该认输出局了。但中革军委还想赌一把，于3月1日增调五军团参加攻城。无奈罗卓英已亲率一个旅又一个团进入赣州，并挖掘三条坑道，准备主动出击。3月7日反攻坑道挖成，城里城外敌人同时于凌晨2时发动反攻。正准备进行第五次爆破的三军团猝不及防，几乎崩溃。幸而时为红1师政委的黄克诚挺身而出，组织部队反击；加上五军团13军使大刀肉搏，这才让攻城部队撤了下来。至此，红军共伤亡3000余人，并牺牲了十名师团级干部。其中，克诚搭档、红1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遇害。
至此，赣州战役完全失利。战前自以为凭此战可一举成名、取代老总红军之父地位的彭总，不但从此无法撼动老总地位，而且还因这次站在了主席的对立面上，气得主席在双方关系恩怨簿上重重记下了一笔账。而马昆却能在临近解放的1949年，继续发挥个人胆识，以抗战初期就回家乡贵州威宁养伤闲居身份，毅然向党国请缨，得任威宁县长兼黔西独立第4师师长。他这样做可不是要为老蒋殉葬，而是自保妙招。当解放军逼近时，他突然于当年12月7日宣布起义。从此，他便凭着起义将领身份，不仅避开镇反大限（如果继续闲居在家，以他守赣州之大罪，肯定枪毙），而且以贵州省政协委员之尊，一直活到1980年，得享83岁天年。可算国军中以胆识改变命运的典范。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央局依然决定在赣江流域向外扩张，并决定撤销一方面军番号，以一、五军团为东路军，三军团加湘赣、湘鄂赣苏区地方武装为西路军。但此时苏区在批判了主席的“富农路线”以后，对区内“先进生产力代表”大加挞伐，经济上虽未出现鄂豫皖那样的崩盘，却也困难重重，养不起这么多红军了。中革军委不得已，只能让东路军暂到苏区以外的闽西活动筹款。主席见有机可乘，便积极向总理建议，攻打没有城墙保护的漳州，一则调动敌军，二来也从当地获取资财。总理正为出不了政绩而焦头烂额，闻言大喜，便让主席以苏维埃主席身份，率东路军远征漳州，自己留在长汀看家。
这样的战斗，对毛、林这组钢铁同盟来说，简直如鱼得水。4月10日，东路军拿下龙岩，歼敌两个团，小有斩获。接着，于4月19日晨，向漳州外围山头发起进攻。防守漳州的敌49师是地方军阀，战斗力很弱，漳州又是新崛起的侨乡，过去没有修过城墙。所以，敌师长张贞只得在当天下午焚毁军械库，率部逃窜而去。这一仗，红军歼敌不多，缴获枪支仅二千出头。但取得了对富庶的漳州一次性征税权和战略物资采购权，共征税一百万元，并缴获和采购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药品等物，极大解决了苏区因推行极左土地政策和遭遇经济封锁而引发的财政和物资困难。在此期间，红14军在中革军委（应该是指老总）直接指挥下，拔掉了苏区内大量的土围子，巩固了内部。
漳州战役胜利后，总理于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由老总兼任总司令、叶帅和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但总政委一职务却空缺，主席仍以政府主席名义“主持大计”。当时，苏区面临最大威胁是陈济棠的粤军，该敌从5月初逼退彭总西路军以后，顺势侵入苏区。西路军已与其反复缠斗一个多月，无法取胜。于是，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重挫粤军，将其驱赶出境，然后再北上，执行临时中央下达的赤化全赣任务。
但又没想到的是，粤军都跟19路军一样，既坚强又狡猾。其中，三军团尽管在6月30日池江战斗和7月3日梅岭关战斗都击溃了敌人，却对溃入大庾城之敌，从7月4日到7日围攻四昼夜无果（依然是无攻坚能力的缘故），于7月8日撤围。而五军团从7月8日到10日，在水口与逃敌第4师及自南雄增援的六个团鏖战三日，最后在陈毅率领的独立第3、第6师和一军团先后加入战场情况下，才将顽敌全部打垮。但疲惫的红军，也无力再攻逃入南雄的敌人。以上系列战斗就是1932年第三次进攻，史称“南雄、水口”战役。该战役虽击溃敌军十五个团，毙伤敌近三千人，稳定了苏区南翼，但红军自身损伤两千以上，并无缴获，属于得不偿失。
不过在中央局大员们看来，这仍是胜利。于是到8月8日，经总理建议，主席终于被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为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并不意味主席可放手指挥，建议人总理又亲自来到前方，由他、主席、老总和稼祥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并自任主席，做起了主席的“贴身婆婆”。
但此前，老蒋已重新整合好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关系，继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委座之称就源于此），向各地苏区发动围剿。由于老蒋身边德国顾问已看出，一方面军善守不善攻、四方面军特别善攻、二方面军攻守皆弱特点，敌军便采取了对中央苏区取守势，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地方杂牌部队围剿湘鄂西策略。这时，鄂豫皖已连连挨打，直向临时中央呼救（湘鄂西因没有电台，想呼却呼不出来）。盖参对此不能熟视无睹，遂建议临时中央加紧督令一方面军向敌猛攻，以挽救另两个苏区的同志。但据笔者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兵力至少超过红军二十倍。中央红军即使号称十万，但要像解放战争那样，在这个战场打得敌军减轻那个战场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比较现实策略是，只能是乘另两个苏区尚未完全失败之前，多消灭些敌军有生力量，以减轻自身未来压力。
然而，由于一方面军没有围点打援能力，依旧只能拔掉些守备不坚固的据点。在接到临时中央命令后，红军于8月15日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红军在这次战役中，攻坚能力有所进步。经过三天猛攻，一军团于8月17日拿下乐安城，全歼守敌孙连仲部共三千余人，缴步枪2000支等军械。经过一夜猛攻，三军团于8月20日攻占宜黄城，击溃守军，俘敌1000余人，缴步枪1000支等军械。攻下两个县城之后，分散之敌纷纷收缩集结，红军又兵不血刃占领了宁化、南丰两座县城。
此战过后，四人组不按预定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东进南城，设法打开赣东局面。这也是不错的一招，但当主力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时，却发现守敌已增至17个团。四人组经过商量（估计主要是主席主意），红军改在南城周围发动群众，并伺机打援。没想到援敌要么不来，一来就是六个师。四人组无奈，只得率部撤到宁都附近，打算用三次反围剿战法达到大量消灭敌军的目的。可气的是敌军也不傻，见红军退了，就驻守原地，根本不追。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到9月26日，四人组干脆发布一个训令，意思是还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摆一个备战阵型等敌人来攻。
这一来，无论临时中央还是苏区中央局（由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组成）都火了：湘鄂西和鄂豫皖眼看都快要垮了，你们还在这里躲清闲那！后方四人一怒之下，也不要红军去前线了，干脆于10月3日联袂赶到宁都，同前方四人一起坐下来开会，这个会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后四人当然明白，主席就是前四人所做决策的灵魂所在，一开会便将火力集中在主席一个人身上，抛开很多虚的罪名，核心一条就是指责主席“诱敌深入”战法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要求把主席调离前线领导岗位。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由老总注入军事思想的一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战术缺陷，但当时主席并未形成认识，自然起而争辩，不予认账（主席以后看了四方面军战法，在内心已形成认识，在嘴上仍不认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四人中另三人也支持主席，会议必然形不成决议。但问题出在，除了见识有限却秉承实事求是原则的稼祥支持主席外，老总和总理态度暧昧。老总态度暧昧原因，估计就是早已认识到，自己的军事素养缺陷，才是造成没有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主席坚决主张诱敌深入战法的根源。若出面挺主席，势必引火烧身；若出面反主席，立刻就要突破他待人忠厚的底线，从此堕落成小人；故只好沉默不语。
而总理暧昧就复杂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山不容二虎，他这头中央御封新虎既然来到苏区，取代主席这头旧虎势在必然。但总理尽管接触军事已有七年多，却对苏区这套游击战法并不熟悉，贸然取代主席，万一打了败仗怎么办？于是，他最初并没有轻易夺取主席军权，而是经过大半年远程和贴身学习，就如主席当年从老总身上学到了本事一样，也基本掌握了主席的军事诀窍以后，才动了取而代之念头。而在日常工作中，主席个性上与总理格格不入的特点（主席喜在军事会议上漫谈，重宏观而忽视细节，总理恰恰是重细节而轻宏观），也让作为上级的总理更感忍无可忍。不过，总理毕竟不是杀伐果断、不计后果的人，不会像国焘取代中生那样，直截了当。况且他也清楚，主席是老斯选中的后备干部，说不定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那面见得可大了）。因此，自己并不出面批评主席，只是在会议之前单独给后四人打了一份电报，借谈工作中苦衷，暗示自己对主席不满。当然，对于握有尚方宝剑的后四人来说，总理不满也好、满也好，他们都要向主席开火。
经历过红四军七大的主席，眼看八人中四人反对自己，二人态度中立，当然不能静候投票结果产生，便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请假回后方养病，既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台阶。总理看到了台阶，马上做起好人来，“坚决”挽留主席，提出或由主席帮助自己（真的），或由主席决策自己执行（假的）。主席作为大政治家，自然看出留在总理身边，有功归总理，有过归自己，最后会弄得连东山再起机会也没有，遂毅然回绝挽留。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主席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总理代理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对总理的任命。
因为总理已掌握了主席的全套战术，故之后与老总、刘帅（取代叶帅）搭班子，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在之后两年里，主席离军事指挥越来越远，而只能以苏维埃主席身份，处于半工作半休闲状态。摆脱了紧张的政绩压力，主席便有足够时间精心总结前段工作成败经验，眼光逐渐从单纯区分敌我，上升到了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谋利的高度。等复出时，已经成长为了党内唯一合格的“革命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宁都会议对中共甚至都主席个人，都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会议结果却未必全是好事，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八章《山雨欲来》。
不过在中央局大员们看来，这仍是胜利。于是到8月8日，经总理建议，主席终于被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为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并不意味主席可放手指挥，建议人总理又亲自来到前方，由他、主席、老总和稼祥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并自任主席，做起了主席的“贴身婆婆”。
但此前，老蒋已重新整合好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关系，继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委座之称就源于此），向各地苏区发动围剿。由于老蒋身边德国顾问已看出，一方面军善守不善攻、四方面军特别善攻、二方面军攻守皆弱特点，敌军便采取了对中央苏区取守势，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地方杂牌部队围剿湘鄂西策略。这时，鄂豫皖已连连挨打，直向临时中央呼救（湘鄂西因没有电台，想呼却呼不出来）。盖参对此不能熟视无睹，遂建议临时中央加紧督令一方面军向敌猛攻，以挽救另两个苏区的同志。但据笔者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兵力至少超过红军二十倍。中央红军即使号称十万，但要像解放战争那样，在这个战场打得敌军减轻那个战场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比较现实策略是，只能是乘另两个苏区尚未完全失败之前，多消灭些敌军有生力量，以减轻自身未来压力。
然而，由于一方面军没有围点打援能力，依旧只能拔掉些守备不坚固的据点。在接到临时中央命令后，红军于8月15日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红军在这次战役中，攻坚能力有所进步。经过三天猛攻，一军团于8月17日拿下乐安城，全歼守敌孙连仲部共三千余人，缴步枪2000支等军械。经过一夜猛攻，三军团于8月20日攻占宜黄城，击溃守军，俘敌1000余人，缴步枪1000支等军械。攻下两个县城之后，分散之敌纷纷收缩集结，红军又兵不血刃占领了宁化、南丰两座县城。
此战过后，四人组不按预定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东进南城，设法打开赣东局面。这也是不错的一招，但当主力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时，却发现守敌已增至17个团。四人组经过商量（估计主要是主席主意），红军改在南城周围发动群众，并伺机打援。没想到援敌要么不来，一来就是六个师。四人组无奈，只得率部撤到宁都附近，打算用三次反围剿战法达到大量消灭敌军的目的。可气的是敌军也不傻，见红军退了，就驻守原地，根本不追。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到9月26日，四人组干脆发布一个训令，意思是还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摆一个备战阵型等敌人来攻。
这一来，无论临时中央还是苏区中央局（由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组成）都火了：湘鄂西和鄂豫皖眼看都快要垮了，你们还在这里躲清闲那！后方四人一怒之下，也不要红军去前线了，干脆于10月3日联袂赶到宁都，同前方四人一起坐下来开会，这个会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后四人当然明白，主席就是前四人所做决策的灵魂所在，一开会便将火力集中在主席一个人身上，抛开很多虚的罪名，核心一条就是指责主席“诱敌深入”战法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要求把主席调离前线领导岗位。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由老总注入军事思想的一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战术缺陷，但当时主席并未形成认识，自然起而争辩，不予认账（主席以后看了四方面军战法，在内心已形成认识，在嘴上仍不认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四人中另三人也支持主席，会议必然形不成决议。但问题出在，除了见识有限却秉承实事求是原则的稼祥支持主席外，老总和总理态度暧昧。老总态度暧昧原因，估计就是早已认识到，自己的军事素养缺陷，才是造成没有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主席坚决主张诱敌深入战法的根源。若出面挺主席，势必引火烧身；若出面反主席，立刻就要突破他待人忠厚的底线，从此堕落成小人；故只好沉默不语。
而总理暧昧就复杂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山不容二虎，他这头中央御封新虎既然来到苏区，取代主席这头旧虎势在必然。但总理尽管接触军事已有七年多，却对苏区这套游击战法并不熟悉，贸然取代主席，万一打了败仗怎么办？于是，他最初并没有轻易夺取主席军权，而是经过大半年远程和贴身学习，就如主席当年从老总身上学到了本事一样，也基本掌握了主席的军事诀窍以后，才动了取而代之念头。而在日常工作中，主席个性上与总理格格不入的特点（主席喜在军事会议上漫谈，重宏观而忽视细节，总理恰恰是重细节而轻宏观），也让作为上级的总理更感忍无可忍。不过，总理毕竟不是杀伐果断、不计后果的人，不会像国焘取代中生那样，直截了当。况且他也清楚，主席是老斯选中的后备干部，说不定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那面见得可大了）。因此，自己并不出面批评主席，只是在会议之前单独给后四人打了一份电报，借谈工作中苦衷，暗示自己对主席不满。当然，对于握有尚方宝剑的后四人来说，总理不满也好、满也好，他们都要向主席开火。
经历过红四军七大的主席，眼看八人中四人反对自己，二人态度中立，当然不能静候投票结果产生，便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请假回后方养病，既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台阶。总理看到了台阶，马上做起好人来，“坚决”挽留主席，提出或由主席帮助自己（真的），或由主席决策自己执行（假的）。主席作为大政治家，自然看出留在总理身边，有功归总理，有过归自己，最后会弄得连东山再起机会也没有，遂毅然回绝挽留。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主席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总理代理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对总理的任命。
因为总理已掌握了主席的全套战术，故之后与老总、刘帅（取代叶帅）搭班子，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在之后两年里，主席离军事指挥越来越远，而只能以苏维埃主席身份，处于半工作半休闲状态。摆脱了紧张的政绩压力，主席便有足够时间精心总结前段工作成败经验，眼光逐渐从单纯区分敌我，上升到了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谋利的高度。等复出时，已经成长为了党内唯一合格的“革命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宁都会议对中共甚至都主席个人，都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会议结果却未必全是好事，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八章《山雨欲来》。
@xuser486626 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历史功勋。不知您是否同意？
感谢您的顶帖。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历史功勋。不知您是否同意？
感谢您的顶帖。
第十八章 山雨欲来
上一章说到，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已经无法在鄂豫皖撑下去了。说来大家可能有些不信，6月中旬，他们还生龙活虎取得潢光战役胜利，怎么三个月不到，就会落到山穷水尽地步？但这的确是事实，原因何在？请大家慢慢往下看。
打完潢光战役以后，国焘等人就已得知，老蒋于6月12日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对鄂豫皖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用于这次围剿的兵力约三十万人，而四方面军利用1932年上半年四战四胜缴获的两万多支枪，也在大力扩红，主力部队达到了四万五千人，敌我兵力对比与一方面军二反时相仿。四方面军如能采取一方面军诱敌深入打法，至少可以依靠三百五十万苏区人民，借助苏区四万多平方公里广阔回旋余地，特别是大别山区险要地形，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但国焘进入苏区以后，四方面军与敌作战一直占着上风，从未遇到过朱毛下井冈时一路下风的逆境，头脑未免被胜利冲昏。他非但不布置反围剿，反而继续下令进攻。6月25日，红12师出击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攻下鸡公山，歼敌35师一个团。7月初，国焘又在夏店会议上，拒绝徐帅和昌浩要求休整的建议，反而根据沈泽民意见，决定主力南下夺取麻城，实现威逼武汉计划。红军受命即于7月7日出发。
人家刀已经架上了你的脖子，你却还在寻思击打人家要害，此举可算无知者无畏。但若仅是国焘、泽民数人轻敌，此事还未必能成。问题是国焘他们的想法，基本就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想法，这支部队的基因就是不断进攻。那么，这个基因是不是徐帅以及已死去的许继慎等带兵主官注入的呢？并不是，而是四方面军当地官兵原生基因。早在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们只有十八支枪，就敢坚守黄安城，与四百多正规军打攻防。最后，在四乡万余名持冷兵器农民援助下，还真的打胜了。等1930年夏，红一军有五千人枪时，就敢出击平汉铁路，结果还真的占领了信阳火车站。看来，不管敌人是强是弱，敢打敢拼是他们一贯作风，李云龙那种“亮剑精神”真的渗透到了这支部队血脉里（小说《亮剑》也许就是来自于四方面军生活原型吧）。到了1931年底的黄安战役时，这种亮剑精神已经发展到了“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程度。从这首歌谣反应出来的鄂豫皖军民心态就是，只要人心齐，再强大的敌人，也能堂堂正正打垮他们。甚至在他们看来，打仗还充满了乐趣，并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由于普遍抱有这种心态，所以，当苏区东北门户霍邱遭遇敌徐庭瑶部攻击时，负责防守的红25军军长旷继勋，没有主动放弃县城，通过运动战寻求歼敌机会，而是率第七十三师坚守。结果经过五昼夜血战，红军大半被歼，仅继勋等少数人于7月12日突围出走。国焘闻讯后，依然执迷不悟。他一面将继勋撤职，改任得意门生蔡申熙为红25军军长；一面下令主力二次围攻麻城。当然，国焘日后看到了一方面军反围剿的成功案例，便在回忆录里把四方面军当时的集体错误，粉饰成了他个人将主力隐蔽在麻城附近伺机击敌的英明举措。但只要对比一下，一方面军反围剿选择隐蔽寻机地点，都是在东固、高兴圩这样有群众基础的苏区核心地带，哪有埋伏到敌占区附近的道理？
不过，接下来的战事，国焘就无法自圆其说了。8月7日，老蒋见各路围剿部队都已逼近苏区中心地带，便下令总攻。国焘见局势严重，这才决定撤麻城之围，主力赶往红安（原黄安）迎击敌军主力。既然这样，那可就与一方面军偷偷掰掉敌军一条条腿，让敌军这只螃蟹无法横行的打法不同了。他们要打的仗，是以堂堂正正之师打击皮糙肉厚的敌军主力，人家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就打趴下呐？答案是否定的。8月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在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猛烈打击敌卫立煌第六纵队，一度重创敌李默庵第10师。但由于援敌越聚越多，加上敌陈继承第二纵队正向七里坪猛扑，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战斗。
8月15日，红军退到筑有坚强阵地的七里坪，开始强硬回击敌第二纵队第2师第5旅猛烈进攻，并将该敌大部消灭在阵地之前，然后乘胜追击，基本击溃敌第2师。若是该处只有敌军这一个师，倒是能打出一个大捷来。无奈第三纵队主力共有三个师，皮糙肉厚，红军继续啃就啃不动了。战至16日，战局转成相持状态。在整体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战斗中，时间因素最为关键，短时间内啃不动敌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的其他敌军接到电报，马上就会像饿狼一样聚拢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红军战士即使个个都是猛虎，也是好虎难敌一群狼。果然到17日，敌卫立煌第六纵队两个师也扑来。国焘和徐帅见势不妙，只得带着遗憾退出战场。至此，利用七里坪阵地猛烈打击敌第二纵队战斗构想，未能实现。
二十多年以后，国焘在回忆里依旧对当时红军战斗力赞不绝口，他借时任红12师师长陈赓之口说，该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但笔者却要泼点冷水，且不说陈赓在一战期间并未去欧洲观战过，由他出面为七里坪之战与一战作对比是无效的。就算七里坪战斗真如欧战一样激烈，那也只能说明国焘在战略上很低能，而不可能说明他培育出的红四方面军很伟大。因为这场战斗红军虽毙伤敌军3300多名，但自己损伤也在2000以上，而且未获战场打扫权，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此战过后，红军退至檀树岗休整数日。之后，国焘依然坚持明着跟敌人打的老办法，下令方面军主力开到苏区首府新集以北，去打击正向新集扑来的敌张钫纵队，试图保住新集。不料，张钫没能打到，陈继承又率未受严重打击的四个师从西面扑向新集。没有主动放弃新集概念的国焘，又调主力转向西面扶山寨一线迎头堵击。经9月1日到5日连续血战五天，终于挫败陈的攻势。但时间又站在了敌人一边，北面的张和南面的卫已经包抄上来，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国焘到了黄河心才死，匆匆率鄂豫皖中央分局、省委及省苏等领导机关撤出新集，随主力经白雀园等地向皖西金家寨转移，新集遂于9日被敌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国焘也想学朱毛打隐蔽运动战。可惜，当时敌军已经越逼越紧，王均纵队9月5日占独山、10日占麻埠，上官云相纵队8月25日占罗田、9月13日占英山，背后卫立煌也压了过来，属于红军主力的回旋余地没有了！再说，运动战也是一门学问，不是想打就能打成的。果然，一直到9月20日卫攻占金家寨（国民党政府下令在该地建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功劳），红军数次打算打击敌军，但都被敌人事先发展，严加戒备，而被迫放弃。
于是，红军只得经英山、新洲、八里湾等地，于10月上旬重返红安以西河口地区。刚到此地，胡宗南第1师加第88师一个旅共计6个团敌人，又贴了上来。10月8日，红军经数小时战斗，毙伤敌两千余人，仅轻机枪就缴获百余挺。此后，毛病依然出在余敌三个团退守河口，无法全歼。到第二天下午，敌第2师又从东北方向逼了过来，红军尽管打退敌军，但蔡申熙在此役牺牲。而陈继承纵队由东、南两面，马鸿逵纵队从北面，一起向河口压来。
上一章说到，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已经无法在鄂豫皖撑下去了。说来大家可能有些不信，6月中旬，他们还生龙活虎取得潢光战役胜利，怎么三个月不到，就会落到山穷水尽地步？但这的确是事实，原因何在？请大家慢慢往下看。
打完潢光战役以后，国焘等人就已得知，老蒋于6月12日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对鄂豫皖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用于这次围剿的兵力约三十万人，而四方面军利用1932年上半年四战四胜缴获的两万多支枪，也在大力扩红，主力部队达到了四万五千人，敌我兵力对比与一方面军二反时相仿。四方面军如能采取一方面军诱敌深入打法，至少可以依靠三百五十万苏区人民，借助苏区四万多平方公里广阔回旋余地，特别是大别山区险要地形，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但国焘进入苏区以后，四方面军与敌作战一直占着上风，从未遇到过朱毛下井冈时一路下风的逆境，头脑未免被胜利冲昏。他非但不布置反围剿，反而继续下令进攻。6月25日，红12师出击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攻下鸡公山，歼敌35师一个团。7月初，国焘又在夏店会议上，拒绝徐帅和昌浩要求休整的建议，反而根据沈泽民意见，决定主力南下夺取麻城，实现威逼武汉计划。红军受命即于7月7日出发。
人家刀已经架上了你的脖子，你却还在寻思击打人家要害，此举可算无知者无畏。但若仅是国焘、泽民数人轻敌，此事还未必能成。问题是国焘他们的想法，基本就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想法，这支部队的基因就是不断进攻。那么，这个基因是不是徐帅以及已死去的许继慎等带兵主官注入的呢？并不是，而是四方面军当地官兵原生基因。早在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们只有十八支枪，就敢坚守黄安城，与四百多正规军打攻防。最后，在四乡万余名持冷兵器农民援助下，还真的打胜了。等1930年夏，红一军有五千人枪时，就敢出击平汉铁路，结果还真的占领了信阳火车站。看来，不管敌人是强是弱，敢打敢拼是他们一贯作风，李云龙那种“亮剑精神”真的渗透到了这支部队血脉里（小说《亮剑》也许就是来自于四方面军生活原型吧）。到了1931年底的黄安战役时，这种亮剑精神已经发展到了“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程度。从这首歌谣反应出来的鄂豫皖军民心态就是，只要人心齐，再强大的敌人，也能堂堂正正打垮他们。甚至在他们看来，打仗还充满了乐趣，并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由于普遍抱有这种心态，所以，当苏区东北门户霍邱遭遇敌徐庭瑶部攻击时，负责防守的红25军军长旷继勋，没有主动放弃县城，通过运动战寻求歼敌机会，而是率第七十三师坚守。结果经过五昼夜血战，红军大半被歼，仅继勋等少数人于7月12日突围出走。国焘闻讯后，依然执迷不悟。他一面将继勋撤职，改任得意门生蔡申熙为红25军军长；一面下令主力二次围攻麻城。当然，国焘日后看到了一方面军反围剿的成功案例，便在回忆录里把四方面军当时的集体错误，粉饰成了他个人将主力隐蔽在麻城附近伺机击敌的英明举措。但只要对比一下，一方面军反围剿选择隐蔽寻机地点，都是在东固、高兴圩这样有群众基础的苏区核心地带，哪有埋伏到敌占区附近的道理？
不过，接下来的战事，国焘就无法自圆其说了。8月7日，老蒋见各路围剿部队都已逼近苏区中心地带，便下令总攻。国焘见局势严重，这才决定撤麻城之围，主力赶往红安（原黄安）迎击敌军主力。既然这样，那可就与一方面军偷偷掰掉敌军一条条腿，让敌军这只螃蟹无法横行的打法不同了。他们要打的仗，是以堂堂正正之师打击皮糙肉厚的敌军主力，人家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就打趴下呐？答案是否定的。8月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在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猛烈打击敌卫立煌第六纵队，一度重创敌李默庵第10师。但由于援敌越聚越多，加上敌陈继承第二纵队正向七里坪猛扑，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战斗。
8月15日，红军退到筑有坚强阵地的七里坪，开始强硬回击敌第二纵队第2师第5旅猛烈进攻，并将该敌大部消灭在阵地之前，然后乘胜追击，基本击溃敌第2师。若是该处只有敌军这一个师，倒是能打出一个大捷来。无奈第三纵队主力共有三个师，皮糙肉厚，红军继续啃就啃不动了。战至16日，战局转成相持状态。在整体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战斗中，时间因素最为关键，短时间内啃不动敌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的其他敌军接到电报，马上就会像饿狼一样聚拢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红军战士即使个个都是猛虎，也是好虎难敌一群狼。果然到17日，敌卫立煌第六纵队两个师也扑来。国焘和徐帅见势不妙，只得带着遗憾退出战场。至此，利用七里坪阵地猛烈打击敌第二纵队战斗构想，未能实现。
二十多年以后，国焘在回忆里依旧对当时红军战斗力赞不绝口，他借时任红12师师长陈赓之口说，该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但笔者却要泼点冷水，且不说陈赓在一战期间并未去欧洲观战过，由他出面为七里坪之战与一战作对比是无效的。就算七里坪战斗真如欧战一样激烈，那也只能说明国焘在战略上很低能，而不可能说明他培育出的红四方面军很伟大。因为这场战斗红军虽毙伤敌军3300多名，但自己损伤也在2000以上，而且未获战场打扫权，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此战过后，红军退至檀树岗休整数日。之后，国焘依然坚持明着跟敌人打的老办法，下令方面军主力开到苏区首府新集以北，去打击正向新集扑来的敌张钫纵队，试图保住新集。不料，张钫没能打到，陈继承又率未受严重打击的四个师从西面扑向新集。没有主动放弃新集概念的国焘，又调主力转向西面扶山寨一线迎头堵击。经9月1日到5日连续血战五天，终于挫败陈的攻势。但时间又站在了敌人一边，北面的张和南面的卫已经包抄上来，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国焘到了黄河心才死，匆匆率鄂豫皖中央分局、省委及省苏等领导机关撤出新集，随主力经白雀园等地向皖西金家寨转移，新集遂于9日被敌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国焘也想学朱毛打隐蔽运动战。可惜，当时敌军已经越逼越紧，王均纵队9月5日占独山、10日占麻埠，上官云相纵队8月25日占罗田、9月13日占英山，背后卫立煌也压了过来，属于红军主力的回旋余地没有了！再说，运动战也是一门学问，不是想打就能打成的。果然，一直到9月20日卫攻占金家寨（国民党政府下令在该地建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功劳），红军数次打算打击敌军，但都被敌人事先发展，严加戒备，而被迫放弃。
于是，红军只得经英山、新洲、八里湾等地，于10月上旬重返红安以西河口地区。刚到此地，胡宗南第1师加第88师一个旅共计6个团敌人，又贴了上来。10月8日，红军经数小时战斗，毙伤敌两千余人，仅轻机枪就缴获百余挺。此后，毛病依然出在余敌三个团退守河口，无法全歼。到第二天下午，敌第2师又从东北方向逼了过来，红军尽管打退敌军，但蔡申熙在此役牺牲。而陈继承纵队由东、南两面，马鸿逵纵队从北面，一起向河口压来。
至此，苏区全境都已遭敌蹂躏，尽管地方小部队还能不断袭扰敌军，但红军主力再无立足之地，除了出走，别无出路。为此，鄂豫皖中央分局于10月10日，在河口以北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国焘提议向外线转移，得到众人一致同意。鉴于国焘此前在高桥镇与沈泽民会面时，曾建议他随主力一起转移，但泽民决心留在苏区打游击。此时，国焘只给泽民写了一封告别信，便率经多次战斗消耗、尚存二万人、一万五千支枪的主力，于12日从广水、卫家店两个车站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
三天以后，四方面军到达大洪山东面鲍家店，在此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讨论是否南下与贺帅、夏曦的红3军合会。有趣的是，与不久后贺、夏他们的决策一模一样，会议决定不去会师，先到原红9军活动的鄂豫边地区休整（看来，落难时不肯轻易投奔他人，是红军各山头共识）。但老蒋又岂容他们喘息，闻讯立刻从围剿军里调出四个师，实施平行追击，并令原来就在路西的两个师进行堵截。19日上午，敌83师在枣阳新集（与苏区首府同名）追上红军，四方面军虽打退敌军，却又犯了不珍惜时间老毛病。入夜，敌第10师和独立34旅先后赶到。20日，红军虽在大战中几乎击溃敌人，但因为在布局时，红12师未能遵徐帅指令，占领制高点乌头观，致使迂回包抄无法实现。到黄昏时，敌44师赶来增援，双方打成对峙。21日，敌军转守为攻，而当年做过老总避难所的范石生51师从西南方向攻来，第1师也从北面压来。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则如好虎再遇一群狼。
国焘本来还抱全力打胜这一仗、重回鄂豫皖的希望，到了这时完全绝望，遂下令于21日夜间向西北突围，脱离了战场。但当红军在22日中午，到达枣阳西南二十余里土桥铺地区时，早已奉老蒋之命进行堵截的刘茂恩65师和冯鹏翥67师，在沙河对岸拼命阻截，不让红军通过，而背后追兵也是紧跟不舍。套用韩乔生经典足球解说词，真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关键时刻，四方面军野性大发，红32团团长林维权带头冲锋，终于控制住了土桥铺这一带沙河河段，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顺着用战友生命换来的通道，红军于当夜全部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北行进。
此后，因已失去重回苏区可能，国焘决定忍痛疏散伤员，抛弃破旧枪械，轻装前进。在河口战役中腿部受伤的陈赓，就在此时离队去上海治伤。陈赓本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只要注意隐蔽，伤愈后重回苏区上阵杀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次他竟然大意失荆州，就在伤愈要离开上海前夕的1933年3月24日，因大摇大摆去看电影而被叛徒认出被捕。好在老蒋对他二次东征时救命之恩未曾报答，在劝降无果以后，被迫施展骑士风度，演了一出“捉放曹”好戏。5月，陈赓从南京软禁状态中逃出生天，去了中央苏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老蒋故意放人，所以，陈赓才出了国民党监狱，又进共产党监狱接受审查。照当时肃反红色恐怖氛围，一般党员不死也得脱层皮。但陈大将军不仅在国民党那里有老蒋这层关系，而且在共产党这边也有总理这位老上司照应。结果没过多久，便被解除嫌疑，当上了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交代完陈赓，还得继续交代四方面军下落。1932年11月1日，经过十天跋涉，红军来到鄂豫陕交界南化塘。依了国焘意思，想在此地重建根据地。可老蒋要斩草除根，继续派兵追来。11月4日，红军刚喘过一口气，又遭敌1、44、51、65四个师三面紧逼。国焘不得已之下，决定经鄂陕边漫川关去汉中。但在各路军阀眼里，红军就像瘟神，谁也不肯放其入境。当红军于11月11日到达漫川关东时，陕军已派出三个团占据关卡，堵住去路。不久，不光身后敌军四个师陆续追到，连北面也来了敌冯钦哉42师。
面对如此险境，不是军人出身的国焘，神经终于绷不住了，竟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其实，他是又想重施南昌起义失败时故技，换上便衣跑路。倘若照此执行，四方面军命运比过去，不会好过叶贺军队；比将来，一定类似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而国焘本人能不能脱身，不当烈士（在那样的局势下，估计一旦被俘，欲叛变而不能，只能慷慨成仁），也得看老天是否眷顾。好在关键时刻，徐帅比叶挺有担当，他从过去的经历里，深切感受到了解散队伍等于自杀，竭力劝说国焘尝试从北边敌军薄弱环节整体突围。国焘听了劝说，决定全权委托徐帅组织突围，如突围不成再换便衣不迟。而四方面军里“野战将领”也是人才辈出，红32团团长倒下了，红34团团长又站出来，承担了突击任务。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许世友（以后简称和尚），他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敢打敢拼。12日一早，和尚亲率第一营突阵，昌浩亲率第二营火力掩护。红34团在付出第一营五、六百人打剩下八十多人（幸存者中包括和尚本人）惨重代价后，终于控制住了北山垭口这个突围通道。接着，后续部队奋力扩大战果，硬是在敌44师两个旅之间撕开一道三、四里宽口子。以后，红军夺路而走，到13日黄昏，全部突出重围。
但老蒋和陕军都不罢休。11月20日，当红军向汉中运动时，在山阳县境东牛王寨，又遭抢先赶到的胡宗南第1师阻击。红军不得已，干脆向北于23日进入关中平原，希望先把山区敌人引到平原上，然后再回山区。却不曾想，在平原地带行军本身就很危险，前方坐镇西安的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调集了孙蔚如17师到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背后如影随形的敌第1师等五个师也蜂拥而来，另有敌第2、42两师，则沿尚未修通的陇海铁路路基西援关中。借助关中平原较为便捷的交通，敌军连续截断行进中红军的队伍。四方面军这头猛虎自越过平汉线以来，屡屡遭遇身后身前群狼围殴，至此，全体指战员已经出离了愤怒。他们遇到战友被包围并不闪避，索性返身拼死恶战；而被隔断部队则舍命向前，两面配合打击敌军。俗话说，一人拼命，百夫难挡。凭着这股拼劲，红军连续于24日在西安以南约四十余里的王曲镇，击溃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于25日在子午镇，击溃陕军17师；于27日在户县南彷徨镇挫败老蒋嫡系第1师，并全歼陕军一个警备旅。愤怒的红军并未完全丧失理智，对被俘的数千陕军官兵大开杀戒，而是经教育后把俘虏全部释放。
这三场恶战下来，蒋军各师都怕自己吃亏，谁也不敢主动上前。而陕军被红军暴打一顿，心有余悸，又有几千“人质”在红军手里（教育释放总得有个过程），自然也要暂时观望一下。在远处督战的老蒋，也看出此时如硬要围歼四方面军，恐怕要付出惨重代价，得不偿失。若红军能越秦岭转向四川方面，不如来个穷寇莫追，先放他们去与四川地头蛇们火并。在这种背景下，红军终于获得极其宝贵的短暂喘息时间，于11月28日摆脱追敌，进抵周至县南四十余里的秦岭北麓新口子。
这时，临时中央拍来电报，要四方面军停止入陕，在鄂豫陕地区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红二军团倒正利用敌军围攻四方面军之时，穿漫川关绕道去湘鄂边），并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本也是国焘二十天以前的想法，但早已被残酷事实所否定。接到电报的国焘一是脑子不笨，清楚敌军只不过是因红军舍命相拼而暂停围攻，一旦红军表现出要在他们统治地区就地做活意向，他们也会上来拼命的；二是胆子够大，坚决不从中央“乱命”，毅然决定再次翻越秦岭，去汉中建立新根据地。
三天以后，四方面军到达大洪山东面鲍家店，在此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讨论是否南下与贺帅、夏曦的红3军合会。有趣的是，与不久后贺、夏他们的决策一模一样，会议决定不去会师，先到原红9军活动的鄂豫边地区休整（看来，落难时不肯轻易投奔他人，是红军各山头共识）。但老蒋又岂容他们喘息，闻讯立刻从围剿军里调出四个师，实施平行追击，并令原来就在路西的两个师进行堵截。19日上午，敌83师在枣阳新集（与苏区首府同名）追上红军，四方面军虽打退敌军，却又犯了不珍惜时间老毛病。入夜，敌第10师和独立34旅先后赶到。20日，红军虽在大战中几乎击溃敌人，但因为在布局时，红12师未能遵徐帅指令，占领制高点乌头观，致使迂回包抄无法实现。到黄昏时，敌44师赶来增援，双方打成对峙。21日，敌军转守为攻，而当年做过老总避难所的范石生51师从西南方向攻来，第1师也从北面压来。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则如好虎再遇一群狼。
国焘本来还抱全力打胜这一仗、重回鄂豫皖的希望，到了这时完全绝望，遂下令于21日夜间向西北突围，脱离了战场。但当红军在22日中午，到达枣阳西南二十余里土桥铺地区时，早已奉老蒋之命进行堵截的刘茂恩65师和冯鹏翥67师，在沙河对岸拼命阻截，不让红军通过，而背后追兵也是紧跟不舍。套用韩乔生经典足球解说词，真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关键时刻，四方面军野性大发，红32团团长林维权带头冲锋，终于控制住了土桥铺这一带沙河河段，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顺着用战友生命换来的通道，红军于当夜全部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北行进。
此后，因已失去重回苏区可能，国焘决定忍痛疏散伤员，抛弃破旧枪械，轻装前进。在河口战役中腿部受伤的陈赓，就在此时离队去上海治伤。陈赓本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只要注意隐蔽，伤愈后重回苏区上阵杀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次他竟然大意失荆州，就在伤愈要离开上海前夕的1933年3月24日，因大摇大摆去看电影而被叛徒认出被捕。好在老蒋对他二次东征时救命之恩未曾报答，在劝降无果以后，被迫施展骑士风度，演了一出“捉放曹”好戏。5月，陈赓从南京软禁状态中逃出生天，去了中央苏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老蒋故意放人，所以，陈赓才出了国民党监狱，又进共产党监狱接受审查。照当时肃反红色恐怖氛围，一般党员不死也得脱层皮。但陈大将军不仅在国民党那里有老蒋这层关系，而且在共产党这边也有总理这位老上司照应。结果没过多久，便被解除嫌疑，当上了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交代完陈赓，还得继续交代四方面军下落。1932年11月1日，经过十天跋涉，红军来到鄂豫陕交界南化塘。依了国焘意思，想在此地重建根据地。可老蒋要斩草除根，继续派兵追来。11月4日，红军刚喘过一口气，又遭敌1、44、51、65四个师三面紧逼。国焘不得已之下，决定经鄂陕边漫川关去汉中。但在各路军阀眼里，红军就像瘟神，谁也不肯放其入境。当红军于11月11日到达漫川关东时，陕军已派出三个团占据关卡，堵住去路。不久，不光身后敌军四个师陆续追到，连北面也来了敌冯钦哉42师。
面对如此险境，不是军人出身的国焘，神经终于绷不住了，竟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其实，他是又想重施南昌起义失败时故技，换上便衣跑路。倘若照此执行，四方面军命运比过去，不会好过叶贺军队；比将来，一定类似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而国焘本人能不能脱身，不当烈士（在那样的局势下，估计一旦被俘，欲叛变而不能，只能慷慨成仁），也得看老天是否眷顾。好在关键时刻，徐帅比叶挺有担当，他从过去的经历里，深切感受到了解散队伍等于自杀，竭力劝说国焘尝试从北边敌军薄弱环节整体突围。国焘听了劝说，决定全权委托徐帅组织突围，如突围不成再换便衣不迟。而四方面军里“野战将领”也是人才辈出，红32团团长倒下了，红34团团长又站出来，承担了突击任务。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许世友（以后简称和尚），他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敢打敢拼。12日一早，和尚亲率第一营突阵，昌浩亲率第二营火力掩护。红34团在付出第一营五、六百人打剩下八十多人（幸存者中包括和尚本人）惨重代价后，终于控制住了北山垭口这个突围通道。接着，后续部队奋力扩大战果，硬是在敌44师两个旅之间撕开一道三、四里宽口子。以后，红军夺路而走，到13日黄昏，全部突出重围。
但老蒋和陕军都不罢休。11月20日，当红军向汉中运动时，在山阳县境东牛王寨，又遭抢先赶到的胡宗南第1师阻击。红军不得已，干脆向北于23日进入关中平原，希望先把山区敌人引到平原上，然后再回山区。却不曾想，在平原地带行军本身就很危险，前方坐镇西安的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调集了孙蔚如17师到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背后如影随形的敌第1师等五个师也蜂拥而来，另有敌第2、42两师，则沿尚未修通的陇海铁路路基西援关中。借助关中平原较为便捷的交通，敌军连续截断行进中红军的队伍。四方面军这头猛虎自越过平汉线以来，屡屡遭遇身后身前群狼围殴，至此，全体指战员已经出离了愤怒。他们遇到战友被包围并不闪避，索性返身拼死恶战；而被隔断部队则舍命向前，两面配合打击敌军。俗话说，一人拼命，百夫难挡。凭着这股拼劲，红军连续于24日在西安以南约四十余里的王曲镇，击溃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于25日在子午镇，击溃陕军17师；于27日在户县南彷徨镇挫败老蒋嫡系第1师，并全歼陕军一个警备旅。愤怒的红军并未完全丧失理智，对被俘的数千陕军官兵大开杀戒，而是经教育后把俘虏全部释放。
这三场恶战下来，蒋军各师都怕自己吃亏，谁也不敢主动上前。而陕军被红军暴打一顿，心有余悸，又有几千“人质”在红军手里（教育释放总得有个过程），自然也要暂时观望一下。在远处督战的老蒋，也看出此时如硬要围歼四方面军，恐怕要付出惨重代价，得不偿失。若红军能越秦岭转向四川方面，不如来个穷寇莫追，先放他们去与四川地头蛇们火并。在这种背景下，红军终于获得极其宝贵的短暂喘息时间，于11月28日摆脱追敌，进抵周至县南四十余里的秦岭北麓新口子。
这时，临时中央拍来电报，要四方面军停止入陕，在鄂豫陕地区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红二军团倒正利用敌军围攻四方面军之时，穿漫川关绕道去湘鄂边），并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本也是国焘二十天以前的想法，但早已被残酷事实所否定。接到电报的国焘一是脑子不笨，清楚敌军只不过是因红军舍命相拼而暂停围攻，一旦红军表现出要在他们统治地区就地做活意向，他们也会上来拼命的；二是胆子够大，坚决不从中央“乱命”，毅然决定再次翻越秦岭，去汉中建立新根据地。
至此，苏区全境都已遭敌蹂躏，尽管地方小部队还能不断袭扰敌军，但红军主力再无立足之地，除了出走，别无出路。为此，鄂豫皖中央分局于10月10日，在河口以北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国焘提议向外线转移，得到众人一致同意。鉴于国焘此前在高桥镇与沈泽民会面时，曾建议他随主力一起转移，但泽民决心留在苏区打游击。此时，国焘只给泽民写了一封告别信，便率经多次战斗消耗、尚存二万人、一万五千支枪的主力，于12日从广水、卫家店两个车站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
三天以后，四方面军到达大洪山东面鲍家店，在此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讨论是否南下与贺帅、夏曦的红3军合会。有趣的是，与不久后贺、夏他们的决策一模一样，会议决定不去会师，先到原红9军活动的鄂豫边地区休整（看来，落难时不肯轻易投奔他人，是红军各山头共识）。但老蒋又岂容他们喘息，闻讯立刻从围剿军里调出四个师，实施平行追击，并令原来就在路西的两个师进行堵截。19日上午，敌83师在枣阳新集（与苏区首府同名）追上红军，四方面军虽打退敌军，却又犯了不珍惜时间老毛病。入夜，敌第10师和独立34旅先后赶到。20日，红军虽在大战中几乎击溃敌人，但因为在布局时，红12师未能遵徐帅指令，占领制高点乌头观，致使迂回包抄无法实现。到黄昏时，敌44师赶来增援，双方打成对峙。21日，敌军转守为攻，而当年做过老总避难所的范石生51师从西南方向攻来，第1师也从北面压来。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则如好虎再遇一群狼。
国焘本来还抱全力打胜这一仗、重回鄂豫皖的希望，到了这时完全绝望，遂下令于21日夜间向西北突围，脱离了战场。但当红军在22日中午，到达枣阳西南二十余里土桥铺地区时，早已奉老蒋之命进行堵截的刘茂恩65师和冯鹏翥67师，在沙河对岸拼命阻截，不让红军通过，而背后追兵也是紧跟不舍。套用韩乔生经典足球解说词，真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关键时刻，四方面军野性大发，红32团团长林维权带头冲锋，终于控制住了土桥铺这一带沙河河段，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顺着用战友生命换来的通道，红军于当夜全部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北行进。
此后，因已失去重回苏区可能，国焘决定忍痛疏散伤员，抛弃破旧枪械，轻装前进。在河口战役中腿部受伤的陈赓，就在此时离队去上海治伤。陈赓本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只要注意隐蔽，伤愈后重回苏区上阵杀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次他竟然大意失荆州，就在伤愈要离开上海前夕的1933年3月24日，因大摇大摆去看电影而被叛徒认出被捕。好在老蒋对他二次东征时救命之恩未曾报答，在劝降无果以后，被迫施展骑士风度，演了一出“捉放曹”好戏。5月，陈赓从南京软禁状态中逃出生天，去了中央苏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老蒋故意放人，所以，陈赓才出了国民党监狱，又进共产党监狱接受审查。照当时肃反红色恐怖氛围，一般党员不死也得脱层皮。但陈大将军不仅在国民党那里有老蒋这层关系，而且在共产党这边也有总理这位老上司照应。结果没过多久，便被解除嫌疑，当上了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交代完陈赓，还得继续交代四方面军下落。1932年11月1日，经过十天跋涉，红军来到鄂豫陕交界南化塘。依了国焘意思，想在此地重建根据地。可老蒋要斩草除根，继续派兵追来。11月4日，红军刚喘过一口气，又遭敌1、44、51、65四个师三面紧逼。国焘不得已之下，决定经鄂陕边漫川关去汉中。但在各路军阀眼里，红军就像瘟神，谁也不肯放其入境。当红军于11月11日到达漫川关东时，陕军已派出三个团占据关卡，堵住去路。不久，不光身后敌军四个师陆续追到，连北面也来了敌冯钦哉42师。
面对如此险境，不是军人出身的国焘，神经终于绷不住了，竟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其实，他是又想重施南昌起义失败时故技，换上便衣跑路。倘若照此执行，四方面军命运比过去，不会好过叶贺军队；比将来，一定类似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而国焘本人能不能脱身，不当烈士（在那样的局势下，估计一旦被俘，欲叛变而不能，只能慷慨成仁），也得看老天是否眷顾。好在关键时刻，徐帅比叶挺有担当，他从过去的经历里，深切感受到了解散队伍等于自杀，竭力劝说国焘尝试从北边敌军薄弱环节整体突围。国焘听了劝说，决定全权委托徐帅组织突围，如突围不成再换便衣不迟。而四方面军里“野战将领”也是人才辈出，红32团团长倒下了，红34团团长又站出来，承担了突击任务。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许世友（以后简称和尚），他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敢打敢拼。12日一早，和尚亲率第一营突阵，昌浩亲率第二营火力掩护。红34团在付出第一营五、六百人打剩下八十多人（幸存者中包括和尚本人）惨重代价后，终于控制住了北山垭口这个突围通道。接着，后续部队奋力扩大战果，硬是在敌44师两个旅之间撕开一道三、四里宽口子。以后，红军夺路而走，到13日黄昏，全部突出重围。
但老蒋和陕军都不罢休。11月20日，当红军向汉中运动时，在山阳县境东牛王寨，又遭抢先赶到的胡宗南第1师阻击。红军不得已，干脆向北于23日进入关中平原，希望先把山区敌人引到平原上，然后再回山区。却不曾想，在平原地带行军本身就很危险，前方坐镇西安的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调集了孙蔚如17师到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背后如影随形的敌第1师等五个师也蜂拥而来，另有敌第2、42两师，则沿尚未修通的陇海铁路路基西援关中。借助关中平原较为便捷的交通，敌军连续截断行进中红军的队伍。四方面军这头猛虎自越过平汉线以来，屡屡遭遇身后身前群狼围殴，至此，全体指战员已经出离了愤怒。他们遇到战友被包围并不闪避，索性返身拼死恶战；而被隔断部队则舍命向前，两面配合打击敌军。俗话说，一人拼命，百夫难挡。凭着这股拼劲，红军连续于24日在西安以南约四十余里的王曲镇，击溃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于25日在子午镇，击溃陕军17师；于27日在户县南彷徨镇挫败老蒋嫡系第1师，并全歼陕军一个警备旅。愤怒的红军并未完全丧失理智，对被俘的数千陕军官兵大开杀戒，而是经教育后把俘虏全部释放。
这三场恶战下来，蒋军各师都怕自己吃亏，谁也不敢主动上前。而陕军被红军暴打一顿，心有余悸，又有几千“人质”在红军手里（教育释放总得有个过程），自然也要暂时观望一下。在远处督战的老蒋，也看出此时如硬要围歼四方面军，恐怕要付出惨重代价，得不偿失。若红军能越秦岭转向四川方面，不如来个穷寇莫追，先放他们去与四川地头蛇们火并。在这种背景下，红军终于获得极其宝贵的短暂喘息时间，于11月28日摆脱追敌，进抵周至县南四十余里的秦岭北麓新口子。
这时，临时中央拍来电报，要四方面军停止入陕，在鄂豫陕地区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红二军团倒正利用敌军围攻四方面军之时，穿漫川关绕道去湘鄂边），并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本也是国焘二十天以前的想法，但早已被残酷事实所否定。接到电报的国焘一是脑子不笨，清楚敌军只不过是因红军舍命相拼而暂停围攻，一旦红军表现出要在他们统治地区就地做活意向，他们也会上来拼命的；二是胆子够大，坚决不从中央“乱命”，毅然决定再次翻越秦岭，去汉中建立新根据地。
三天以后，四方面军到达大洪山东面鲍家店，在此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讨论是否南下与贺帅、夏曦的红3军合会。有趣的是，与不久后贺、夏他们的决策一模一样，会议决定不去会师，先到原红9军活动的鄂豫边地区休整（看来，落难时不肯轻易投奔他人，是红军各山头共识）。但老蒋又岂容他们喘息，闻讯立刻从围剿军里调出四个师，实施平行追击，并令原来就在路西的两个师进行堵截。19日上午，敌83师在枣阳新集（与苏区首府同名）追上红军，四方面军虽打退敌军，却又犯了不珍惜时间老毛病。入夜，敌第10师和独立34旅先后赶到。20日，红军虽在大战中几乎击溃敌人，但因为在布局时，红12师未能遵徐帅指令，占领制高点乌头观，致使迂回包抄无法实现。到黄昏时，敌44师赶来增援，双方打成对峙。21日，敌军转守为攻，而当年做过老总避难所的范石生51师从西南方向攻来，第1师也从北面压来。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则如好虎再遇一群狼。
国焘本来还抱全力打胜这一仗、重回鄂豫皖的希望，到了这时完全绝望，遂下令于21日夜间向西北突围，脱离了战场。但当红军在22日中午，到达枣阳西南二十余里土桥铺地区时，早已奉老蒋之命进行堵截的刘茂恩65师和冯鹏翥67师，在沙河对岸拼命阻截，不让红军通过，而背后追兵也是紧跟不舍。套用韩乔生经典足球解说词，真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关键时刻，四方面军野性大发，红32团团长林维权带头冲锋，终于控制住了土桥铺这一带沙河河段，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顺着用战友生命换来的通道，红军于当夜全部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北行进。
此后，因已失去重回苏区可能，国焘决定忍痛疏散伤员，抛弃破旧枪械，轻装前进。在河口战役中腿部受伤的陈赓，就在此时离队去上海治伤。陈赓本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只要注意隐蔽，伤愈后重回苏区上阵杀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次他竟然大意失荆州，就在伤愈要离开上海前夕的1933年3月24日，因大摇大摆去看电影而被叛徒认出被捕。好在老蒋对他二次东征时救命之恩未曾报答，在劝降无果以后，被迫施展骑士风度，演了一出“捉放曹”好戏。5月，陈赓从南京软禁状态中逃出生天，去了中央苏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老蒋故意放人，所以，陈赓才出了国民党监狱，又进共产党监狱接受审查。照当时肃反红色恐怖氛围，一般党员不死也得脱层皮。但陈大将军不仅在国民党那里有老蒋这层关系，而且在共产党这边也有总理这位老上司照应。结果没过多久，便被解除嫌疑，当上了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交代完陈赓，还得继续交代四方面军下落。1932年11月1日，经过十天跋涉，红军来到鄂豫陕交界南化塘。依了国焘意思，想在此地重建根据地。可老蒋要斩草除根，继续派兵追来。11月4日，红军刚喘过一口气，又遭敌1、44、51、65四个师三面紧逼。国焘不得已之下，决定经鄂陕边漫川关去汉中。但在各路军阀眼里，红军就像瘟神，谁也不肯放其入境。当红军于11月11日到达漫川关东时，陕军已派出三个团占据关卡，堵住去路。不久，不光身后敌军四个师陆续追到，连北面也来了敌冯钦哉42师。
面对如此险境，不是军人出身的国焘，神经终于绷不住了，竟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其实，他是又想重施南昌起义失败时故技，换上便衣跑路。倘若照此执行，四方面军命运比过去，不会好过叶贺军队；比将来，一定类似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而国焘本人能不能脱身，不当烈士（在那样的局势下，估计一旦被俘，欲叛变而不能，只能慷慨成仁），也得看老天是否眷顾。好在关键时刻，徐帅比叶挺有担当，他从过去的经历里，深切感受到了解散队伍等于自杀，竭力劝说国焘尝试从北边敌军薄弱环节整体突围。国焘听了劝说，决定全权委托徐帅组织突围，如突围不成再换便衣不迟。而四方面军里“野战将领”也是人才辈出，红32团团长倒下了，红34团团长又站出来，承担了突击任务。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许世友（以后简称和尚），他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敢打敢拼。12日一早，和尚亲率第一营突阵，昌浩亲率第二营火力掩护。红34团在付出第一营五、六百人打剩下八十多人（幸存者中包括和尚本人）惨重代价后，终于控制住了北山垭口这个突围通道。接着，后续部队奋力扩大战果，硬是在敌44师两个旅之间撕开一道三、四里宽口子。以后，红军夺路而走，到13日黄昏，全部突出重围。
但老蒋和陕军都不罢休。11月20日，当红军向汉中运动时，在山阳县境东牛王寨，又遭抢先赶到的胡宗南第1师阻击。红军不得已，干脆向北于23日进入关中平原，希望先把山区敌人引到平原上，然后再回山区。却不曾想，在平原地带行军本身就很危险，前方坐镇西安的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调集了孙蔚如17师到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背后如影随形的敌第1师等五个师也蜂拥而来，另有敌第2、42两师，则沿尚未修通的陇海铁路路基西援关中。借助关中平原较为便捷的交通，敌军连续截断行进中红军的队伍。四方面军这头猛虎自越过平汉线以来，屡屡遭遇身后身前群狼围殴，至此，全体指战员已经出离了愤怒。他们遇到战友被包围并不闪避，索性返身拼死恶战；而被隔断部队则舍命向前，两面配合打击敌军。俗话说，一人拼命，百夫难挡。凭着这股拼劲，红军连续于24日在西安以南约四十余里的王曲镇，击溃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于25日在子午镇，击溃陕军17师；于27日在户县南彷徨镇挫败老蒋嫡系第1师，并全歼陕军一个警备旅。愤怒的红军并未完全丧失理智，对被俘的数千陕军官兵大开杀戒，而是经教育后把俘虏全部释放。
这三场恶战下来，蒋军各师都怕自己吃亏，谁也不敢主动上前。而陕军被红军暴打一顿，心有余悸，又有几千“人质”在红军手里（教育释放总得有个过程），自然也要暂时观望一下。在远处督战的老蒋，也看出此时如硬要围歼四方面军，恐怕要付出惨重代价，得不偿失。若红军能越秦岭转向四川方面，不如来个穷寇莫追，先放他们去与四川地头蛇们火并。在这种背景下，红军终于获得极其宝贵的短暂喘息时间，于11月28日摆脱追敌，进抵周至县南四十余里的秦岭北麓新口子。
这时，临时中央拍来电报，要四方面军停止入陕，在鄂豫陕地区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红二军团倒正利用敌军围攻四方面军之时，穿漫川关绕道去湘鄂边），并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本也是国焘二十天以前的想法，但早已被残酷事实所否定。接到电报的国焘一是脑子不笨，清楚敌军只不过是因红军舍命相拼而暂停围攻，一旦红军表现出要在他们统治地区就地做活意向，他们也会上来拼命的；二是胆子够大，坚决不从中央“乱命”，毅然决定再次翻越秦岭，去汉中建立新根据地。
11月29日，仅穿单衣、草鞋的四方面军，放掉俘虏，从新口子冒严寒翻越秦岭。尽管日后脱离了革命，但在此危难之时，国焘表现仍够得上卓越革命领导者标准。他宣布不再遣散伤员，下令丢弃没有弹药的枪炮（尽管它们对重建根据地后的扩红很重要），腾出人力抬在关中三场恶战中负伤的重伤员；抛弃部分财物，腾出骡马供轻伤员骑乘；自己则和昌浩、徐帅等一起徒步行军。入夜宿营，他把重伤员安置在仅有的小屋里，自己也和高级将领一起露宿（但在重伤员强烈要求下，最后还是和他们一起挤住小屋）。在国焘表率作用感召下，四方面军将士上下一心，经过九天艰苦行军，于12月7日到达秦岭南麓小河口。
到了此处，尽管还有小股敌人阻扰，但最危险时期已经过去。外部形势稍稍有所缓和，内部纷争立刻抬头。就在到达小河口当晚，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三伙同四方面军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等，找曾中生、张琴秋等串联，打算向中央揭发国焘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中的错误。
那么，四方面军败走麦城，主要错误是不是在国焘身上呢？笔者认为不是。纵观前文所描述的各次战斗，国焘主要错误有二：一是敌人发动围剿之前，没有让部队休整；二是在漫川关前短暂动摇。可假定红军休整过了，是否就能打胜呢？笔者认为也不能。因为老蒋从与各路红军交战多次挫败中吸取了教训，进剿时不再是一个师甚至一个旅单独行动，而是把两个师以上兵力编成纵队行动。纵然采用朱毛隐蔽突袭战术，集四方面军主力四万余人，仍不可能在十几个小时内全歼敌一路纵队。而徐帅以下四方面军将领，全无老总在滇军打游击的经验，只会打堂堂正正遭遇战，这就给了敌军充分准备时间，就更是每一口都啃不动了。而啃不动以后，四方面军也不会像朱毛那样见机行事，立刻撤退，每打一仗的消耗就更大了。这些错误，是四方面军将帅的共同错误，决不应该由不谙军旅之事的国焘一个人承担。
正因为这个原因，琴秋不同意向中央揭发国焘错误，而主张由中生出面，向国焘陈述大家要求停止退却、在陕鄂一带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意见无非是抓国焘没执行中央11月27日来电把柄，并不正确。但出人意料的是，国焘听了中生意见之后，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容。非但没有像夏曦那样，边行军边肃反，而且还主动在次日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史称“小河口会议”），最终统一了思想，就在汉中建立根据地。而且，他还委任提意见的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暂行安抚。
由于国焘处置得当，领导层没有发生波动，部队继续南进。在秦岭南麓新口子击溃陕军17师51旅两个团堵截后，于12月10日夜，到达城固县以西汉水北岸沙河营。因为担心敌军来袭会出现背水作战险境，徐帅建议连夜渡河。但由于船只极少，除伤病员外全军只能徒涉，又是国焘等所有领导带头赤足走进寒冷刺骨河水中，鼓励了全军当夜渡过汉水，进驻上元观地区，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到了这时，四方面军人数仍保持在一万五千左右。
汉中地区原来就有地方党工作基础，为此，国焘计划在城固、西乡、镇巴、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新根据地。甚至已经于12月12日，在上元观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了动员。但没过几天，国焘又打听到巴山以南川北地区物产丰富，且四川军阀战斗力很弱，还互相火并。想想汉中这边遭兵匪蹂躏，粮食十分缺乏；陕军虽说已是手下败将，但毕竟也比较能打，在其地盘上做活不易。国焘最终决定让部队再苦一次，越巴山夺取军阀田颂尧的通江、南江、巴中（即著名的“通南巴”）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由于没有追兵，红军比较从容地通过打土豪，筹集到了可供数日食用的粮食，并制成干粮，每人还打了两到三双草鞋，越山准备工作做得较为充分。
因此，红军于12月17日出发，只经过两天急行军，前锋就越过巴山，占领了通江县北境的两河口。21日，全军主力通过两河口，分三路作战略展开，如入无人之境，扫荡了田颂尧势力，奠定了川陕根据地基础。而在四方面军撤离后不久，以沈泽民（因患重病，他于次年在艰苦游击生活中去世）为首的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25军，其中红74师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红25军及各地游击武装人枪总计仍有两万，尽管无法恢复鄂豫皖全盛时期规模，但依然占据着广大山区乡村。
至此，遭受到重大挫折的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终于恢复了过来，继续发展着革命力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尽管这支战略力量还不足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却在领导性战略力量——一方面军最为虚弱之时，或曾为一方面军充当涉险过关桥梁（四方面军），或为一方面军注入强身健体营养物质（红25军），终于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方面军重拾青春。那么，已经发展成十万劲旅的一方面军，又怎么会走入低谷的呢？请看第十九章《堡垒战术》。
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对国焘和夏曦这两位“肃反大王”做个对比。相比夏曦逢人反对便杀，长距离转移也杀，最后杀到解散党团组织，开除大量贫苦农民出身战士军籍。国焘显得大度得多，也策略得多。特别是他在越过秦岭到小河口时，听到曾中生要反攻倒算，并不像夏曦那样猴急，反而暂时摆出容人之量，重新提升了中生。虽然等摆脱外部危机后，秋后算账还是免不了的，他最终还是暗杀了中生，又一次清洗了反对派。但因为国焘危难时刻能容忍反对派，非但部队元气没有大伤，而且还能很快再塑辉煌。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战略转移前，四方面军是二万人，红三军团是一万五千人，差距不大。但四方面军经历多场生死恶战，到达川北时兵力仅降至一万五千，减员率百分之二十五；而红二军团一路未经恶战，回到湘鄂边时兵力却降至九千，减员率达百分之四十。以后，四方面军进一步壮大到八万人，成为巨人；而红二军团进一步缩小到三千人，变为侏儒。原本体型相当的两支部队，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十分发人深省。
到了此处，尽管还有小股敌人阻扰，但最危险时期已经过去。外部形势稍稍有所缓和，内部纷争立刻抬头。就在到达小河口当晚，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三伙同四方面军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等，找曾中生、张琴秋等串联，打算向中央揭发国焘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中的错误。
那么，四方面军败走麦城，主要错误是不是在国焘身上呢？笔者认为不是。纵观前文所描述的各次战斗，国焘主要错误有二：一是敌人发动围剿之前，没有让部队休整；二是在漫川关前短暂动摇。可假定红军休整过了，是否就能打胜呢？笔者认为也不能。因为老蒋从与各路红军交战多次挫败中吸取了教训，进剿时不再是一个师甚至一个旅单独行动，而是把两个师以上兵力编成纵队行动。纵然采用朱毛隐蔽突袭战术，集四方面军主力四万余人，仍不可能在十几个小时内全歼敌一路纵队。而徐帅以下四方面军将领，全无老总在滇军打游击的经验，只会打堂堂正正遭遇战，这就给了敌军充分准备时间，就更是每一口都啃不动了。而啃不动以后，四方面军也不会像朱毛那样见机行事，立刻撤退，每打一仗的消耗就更大了。这些错误，是四方面军将帅的共同错误，决不应该由不谙军旅之事的国焘一个人承担。
正因为这个原因，琴秋不同意向中央揭发国焘错误，而主张由中生出面，向国焘陈述大家要求停止退却、在陕鄂一带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意见无非是抓国焘没执行中央11月27日来电把柄，并不正确。但出人意料的是，国焘听了中生意见之后，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容。非但没有像夏曦那样，边行军边肃反，而且还主动在次日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史称“小河口会议”），最终统一了思想，就在汉中建立根据地。而且，他还委任提意见的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暂行安抚。
由于国焘处置得当，领导层没有发生波动，部队继续南进。在秦岭南麓新口子击溃陕军17师51旅两个团堵截后，于12月10日夜，到达城固县以西汉水北岸沙河营。因为担心敌军来袭会出现背水作战险境，徐帅建议连夜渡河。但由于船只极少，除伤病员外全军只能徒涉，又是国焘等所有领导带头赤足走进寒冷刺骨河水中，鼓励了全军当夜渡过汉水，进驻上元观地区，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到了这时，四方面军人数仍保持在一万五千左右。
汉中地区原来就有地方党工作基础，为此，国焘计划在城固、西乡、镇巴、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新根据地。甚至已经于12月12日，在上元观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了动员。但没过几天，国焘又打听到巴山以南川北地区物产丰富，且四川军阀战斗力很弱，还互相火并。想想汉中这边遭兵匪蹂躏，粮食十分缺乏；陕军虽说已是手下败将，但毕竟也比较能打，在其地盘上做活不易。国焘最终决定让部队再苦一次，越巴山夺取军阀田颂尧的通江、南江、巴中（即著名的“通南巴”）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由于没有追兵，红军比较从容地通过打土豪，筹集到了可供数日食用的粮食，并制成干粮，每人还打了两到三双草鞋，越山准备工作做得较为充分。
因此，红军于12月17日出发，只经过两天急行军，前锋就越过巴山，占领了通江县北境的两河口。21日，全军主力通过两河口，分三路作战略展开，如入无人之境，扫荡了田颂尧势力，奠定了川陕根据地基础。而在四方面军撤离后不久，以沈泽民（因患重病，他于次年在艰苦游击生活中去世）为首的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25军，其中红74师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红25军及各地游击武装人枪总计仍有两万，尽管无法恢复鄂豫皖全盛时期规模，但依然占据着广大山区乡村。
至此，遭受到重大挫折的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终于恢复了过来，继续发展着革命力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尽管这支战略力量还不足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却在领导性战略力量——一方面军最为虚弱之时，或曾为一方面军充当涉险过关桥梁（四方面军），或为一方面军注入强身健体营养物质（红25军），终于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方面军重拾青春。那么，已经发展成十万劲旅的一方面军，又怎么会走入低谷的呢？请看第十九章《堡垒战术》。
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对国焘和夏曦这两位“肃反大王”做个对比。相比夏曦逢人反对便杀，长距离转移也杀，最后杀到解散党团组织，开除大量贫苦农民出身战士军籍。国焘显得大度得多，也策略得多。特别是他在越过秦岭到小河口时，听到曾中生要反攻倒算，并不像夏曦那样猴急，反而暂时摆出容人之量，重新提升了中生。虽然等摆脱外部危机后，秋后算账还是免不了的，他最终还是暗杀了中生，又一次清洗了反对派。但因为国焘危难时刻能容忍反对派，非但部队元气没有大伤，而且还能很快再塑辉煌。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战略转移前，四方面军是二万人，红三军团是一万五千人，差距不大。但四方面军经历多场生死恶战，到达川北时兵力仅降至一万五千，减员率百分之二十五；而红二军团一路未经恶战，回到湘鄂边时兵力却降至九千，减员率达百分之四十。以后，四方面军进一步壮大到八万人，成为巨人；而红二军团进一步缩小到三千人，变为侏儒。原本体型相当的两支部队，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十分发人深省。
第十九章 堡垒战术
就在四方面军含恨离开鄂豫皖同时，经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后方四人以及总理的合伙发力，主席终于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行动决策参与权。他提倡的等敌来攻作战原则也被废弃，一方面军开始采取主动向敌进攻新战略。不过，老总也不怎么会打进攻战，总理更是刚有点看得懂，这对新搭档合作，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俩看到赣闽边界建宁、黎川、泰宁三县地区，敌军守备力量比较空虚；便于1932年10月16日，将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循此方向主动发起进攻。18日，担任中纵队的一军团占领建宁；担任左纵队的三军团击溃敌24师一个团，占领黎川。19日，担任右纵队的红22军击溃敌新编第4旅，歼灭一个团，并占领泰宁；担任总预备队的五军团也进驻泰宁以西的大田地区。在五军团掩护下，红22军一路打进敌占区深处，先后占领邵武、光泽两县城。
眼看从来只守不攻的一方面军突然改变作风，敌人吃惊不小，忙于21日集中分属于第8、23、24三个师的四个旅，从重兵集结地南丰、南城出来，向黎川反扑。吸取了朱毛战法精髓的总理，发动进攻本意也是要把敌人引出来，见敌军上套，忙命彭总放弃黎川，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从南城出发的敌24师，在23日重占黎川后便裹足不前。而敌8、23两师主力，也在24日进到南丰东南部地区后不动了。
见到当面敌军如此谨慎、不肯上当，恰与同期狂追四方面军的胡宗南等部成鲜明对照，总理也是束手无策。不得已之下，他决定由一、三军团主攻，五军团做预备队，从背后兜击敌8、23两师主力。但敌军狡猾得很，当红军主力于11月1日晨6时发起进攻时，他们且战且退，于当日逃出红军钳形攻击圈，退往离南丰更近的石沟圩预设阵地。红军于次日再攻石沟圩，但该处工事坚固，而且，敌飞机也来轰炸扫射，再打下去得不偿失。于是，总理学主席办法，下令主动撤出战斗，向东围攻黎川的敌24师。敌24师闻讯后，立刻弃城逃回南城，而退守石沟圩敌军也乘机逃回南丰。
一方面军1932年第五次攻势——建黎泰战役，至此宣告结束。由总理指挥的这次战役，尽管只歼敌一个团，却以很小代价，一举夺取了建宁、黎川、泰宁等大片土地，用实践证明了主动进攻可行性。总理受此鼓励，接着就发动1932年第六次攻势——金资战役。
总理这次气魄更大，既然敌人已把南丰、南城变成了坚强堡垒，那我就绕到敌人身后去打。11月16日，除五军团一部留驻泰宁，维护前后方交通外，一军团、三军团及红22军，分别从黎川、邵武、光泽等地向北进发。一军团于17日，击溃敌5师一部，占领资溪；又于19日歼敌一部，占领金溪。这样，南丰、南城两地敌军，除与抚州还有联系外，已在红军三面包围之中，而南丰之敌更为孤立。
敌人当然不会坐视不利局面不顾，很快就从抚州、南城抽调部队，返身向背后的红军扑来。红军则因为还要保住后路，也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把所有兵力集中在一起，而只能分兵与敌对抗。11月21日，三军团主动向头天进到南城东北礼西赵地区的敌24师进攻，歼敌一个团。但同四方面军遭遇一样，因不能在一昼夜全歼敌军，群狼立刻蜂拥而至。22日，敌23师两个团赶来礼西赵增援，与三军团打成僵局。同日，一军团在浒湾给予从抚州扑出来的敌27师迎头痛击，迫使该敌退回抚州。至此，双方都无力战胜对方，沿这条战线对峙了一个多月。
敌人摸清红军主力动向以后，便把据守在赣江流域吉安等几个城市里的陈诚所部三个师，调到抚河流域主战场。到1933年1月初，资溪、金溪附近敌军已达九个师，开始主动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当然不愿被动挨打，在彭总指挥下，1月4、5两日，三军团乘敌军调整部署之际，歼灭驻黄狮渡的第5师13旅，俘敌一千多人；红31师也再度攻占金溪。敌人闻讯，以两个师向金溪进攻，一个师向黄狮渡进攻，驻南城守军也派出一个师进行策应。红军也拿出一、三、五军团全部家底，与敌强硬正面对撞。一方面军无论部队规模还是综合战斗力，都超过了同期的四方面军，故只在8日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正面敌人三个师全部击溃，迫使他们逃回工事坚固的出发地。尽管这里没有陈赓之类人物来评论战斗激烈程度，但宁都起义核心人物、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阵亡，已经说明了一切。
历时近两个月的金资战役，尽管未能大规模消灭敌军，却用事实证明了红军在对攻性野战中的强大战斗力。经过一个月休整，周朱最后决心攻取已深陷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城，消灭守敌第8师的五个团，以收大规模歼敌之效。但再用宿命论观点说话，南丰守城主将陶峙岳是要在半个世纪以后、以九十高龄加入中共的，自然不会在此时失守南丰城。果然，虽从未强攻下城池却一直担负该任务的三军团，在五军团一部配合下，于2月9日出发后，从12日晚开始攻了一个通宵，只拿下外围堡垒十来个，自己却伤亡惨重，连三军团红3师师长彭遨也牺牲了。总理眼看赣州之战又要重演，立刻下令改强攻为佯攻，把小小南丰城围得水泄不通，并随时准备消灭从南城方向（也只有这个方向）开来的援敌。
如果按这样趋势打下去，南丰战役必将成为苏家埠战役第二。一方面军最终会在总理调教下，在进攻战中学会进攻战，成为一支攻防皆备的雄师，但老蒋没有让总理获得此项殊荣。此时，离把四方面军逐离鄂豫皖已有四个月，负责追击和扫荡敌军都算完成了任务。于是，老蒋终于有足够兵力结束对中央苏区长达一年又五个月的守势，开始发动第四次围剿了。老蒋在这次围剿中，仍来到南昌亲任总司令，调集兵力将近四十万。考虑到红军主力已经在南丰附近亮出牌子，他定下的策略是，集中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作为中路军，先解南丰之围，后追歼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而赋予作为右路军余汉谋广东部队、作为左路军蔡廷锴19路军的任务，则是就近清剿红军地方部队，在外围打打酱油。
老蒋这般部署，可能与已经看到一方面军四个月来作战风格改变有关。据他估计，只要让嫡系十二个师互相照应，应该能够打出清剿鄂豫皖那种效果。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总理并不像国焘那样固执。一看到蒋系三个纵队分路压过来，他就同意林总、聂帅等前线将领意见，下令于2月22日撤南丰之围。接着，周朱又令红11军伪装主力，向黎川方向撤退，主力则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准备照搬照抄主席在前三次反围剿诱敌深入打法。
就在四方面军含恨离开鄂豫皖同时，经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后方四人以及总理的合伙发力，主席终于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行动决策参与权。他提倡的等敌来攻作战原则也被废弃，一方面军开始采取主动向敌进攻新战略。不过，老总也不怎么会打进攻战，总理更是刚有点看得懂，这对新搭档合作，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俩看到赣闽边界建宁、黎川、泰宁三县地区，敌军守备力量比较空虚；便于1932年10月16日，将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循此方向主动发起进攻。18日，担任中纵队的一军团占领建宁；担任左纵队的三军团击溃敌24师一个团，占领黎川。19日，担任右纵队的红22军击溃敌新编第4旅，歼灭一个团，并占领泰宁；担任总预备队的五军团也进驻泰宁以西的大田地区。在五军团掩护下，红22军一路打进敌占区深处，先后占领邵武、光泽两县城。
眼看从来只守不攻的一方面军突然改变作风，敌人吃惊不小，忙于21日集中分属于第8、23、24三个师的四个旅，从重兵集结地南丰、南城出来，向黎川反扑。吸取了朱毛战法精髓的总理，发动进攻本意也是要把敌人引出来，见敌军上套，忙命彭总放弃黎川，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从南城出发的敌24师，在23日重占黎川后便裹足不前。而敌8、23两师主力，也在24日进到南丰东南部地区后不动了。
见到当面敌军如此谨慎、不肯上当，恰与同期狂追四方面军的胡宗南等部成鲜明对照，总理也是束手无策。不得已之下，他决定由一、三军团主攻，五军团做预备队，从背后兜击敌8、23两师主力。但敌军狡猾得很，当红军主力于11月1日晨6时发起进攻时，他们且战且退，于当日逃出红军钳形攻击圈，退往离南丰更近的石沟圩预设阵地。红军于次日再攻石沟圩，但该处工事坚固，而且，敌飞机也来轰炸扫射，再打下去得不偿失。于是，总理学主席办法，下令主动撤出战斗，向东围攻黎川的敌24师。敌24师闻讯后，立刻弃城逃回南城，而退守石沟圩敌军也乘机逃回南丰。
一方面军1932年第五次攻势——建黎泰战役，至此宣告结束。由总理指挥的这次战役，尽管只歼敌一个团，却以很小代价，一举夺取了建宁、黎川、泰宁等大片土地，用实践证明了主动进攻可行性。总理受此鼓励，接着就发动1932年第六次攻势——金资战役。
总理这次气魄更大，既然敌人已把南丰、南城变成了坚强堡垒，那我就绕到敌人身后去打。11月16日，除五军团一部留驻泰宁，维护前后方交通外，一军团、三军团及红22军，分别从黎川、邵武、光泽等地向北进发。一军团于17日，击溃敌5师一部，占领资溪；又于19日歼敌一部，占领金溪。这样，南丰、南城两地敌军，除与抚州还有联系外，已在红军三面包围之中，而南丰之敌更为孤立。
敌人当然不会坐视不利局面不顾，很快就从抚州、南城抽调部队，返身向背后的红军扑来。红军则因为还要保住后路，也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把所有兵力集中在一起，而只能分兵与敌对抗。11月21日，三军团主动向头天进到南城东北礼西赵地区的敌24师进攻，歼敌一个团。但同四方面军遭遇一样，因不能在一昼夜全歼敌军，群狼立刻蜂拥而至。22日，敌23师两个团赶来礼西赵增援，与三军团打成僵局。同日，一军团在浒湾给予从抚州扑出来的敌27师迎头痛击，迫使该敌退回抚州。至此，双方都无力战胜对方，沿这条战线对峙了一个多月。
敌人摸清红军主力动向以后，便把据守在赣江流域吉安等几个城市里的陈诚所部三个师，调到抚河流域主战场。到1933年1月初，资溪、金溪附近敌军已达九个师，开始主动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当然不愿被动挨打，在彭总指挥下，1月4、5两日，三军团乘敌军调整部署之际，歼灭驻黄狮渡的第5师13旅，俘敌一千多人；红31师也再度攻占金溪。敌人闻讯，以两个师向金溪进攻，一个师向黄狮渡进攻，驻南城守军也派出一个师进行策应。红军也拿出一、三、五军团全部家底，与敌强硬正面对撞。一方面军无论部队规模还是综合战斗力，都超过了同期的四方面军，故只在8日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正面敌人三个师全部击溃，迫使他们逃回工事坚固的出发地。尽管这里没有陈赓之类人物来评论战斗激烈程度，但宁都起义核心人物、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阵亡，已经说明了一切。
历时近两个月的金资战役，尽管未能大规模消灭敌军，却用事实证明了红军在对攻性野战中的强大战斗力。经过一个月休整，周朱最后决心攻取已深陷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城，消灭守敌第8师的五个团，以收大规模歼敌之效。但再用宿命论观点说话，南丰守城主将陶峙岳是要在半个世纪以后、以九十高龄加入中共的，自然不会在此时失守南丰城。果然，虽从未强攻下城池却一直担负该任务的三军团，在五军团一部配合下，于2月9日出发后，从12日晚开始攻了一个通宵，只拿下外围堡垒十来个，自己却伤亡惨重，连三军团红3师师长彭遨也牺牲了。总理眼看赣州之战又要重演，立刻下令改强攻为佯攻，把小小南丰城围得水泄不通，并随时准备消灭从南城方向（也只有这个方向）开来的援敌。
如果按这样趋势打下去，南丰战役必将成为苏家埠战役第二。一方面军最终会在总理调教下，在进攻战中学会进攻战，成为一支攻防皆备的雄师，但老蒋没有让总理获得此项殊荣。此时，离把四方面军逐离鄂豫皖已有四个月，负责追击和扫荡敌军都算完成了任务。于是，老蒋终于有足够兵力结束对中央苏区长达一年又五个月的守势，开始发动第四次围剿了。老蒋在这次围剿中，仍来到南昌亲任总司令，调集兵力将近四十万。考虑到红军主力已经在南丰附近亮出牌子，他定下的策略是，集中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作为中路军，先解南丰之围，后追歼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而赋予作为右路军余汉谋广东部队、作为左路军蔡廷锴19路军的任务，则是就近清剿红军地方部队，在外围打打酱油。
老蒋这般部署，可能与已经看到一方面军四个月来作战风格改变有关。据他估计，只要让嫡系十二个师互相照应，应该能够打出清剿鄂豫皖那种效果。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总理并不像国焘那样固执。一看到蒋系三个纵队分路压过来，他就同意林总、聂帅等前线将领意见，下令于2月22日撤南丰之围。接着，周朱又令红11军伪装主力，向黎川方向撤退，主力则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准备照搬照抄主席在前三次反围剿诱敌深入打法。
对于红军打出老战法，老蒋以及中路总指挥陈诚看见当做没看见。因为他们根据与四方面军对战经验，任何一个纵队遇到红军主力，只要坚持一天以上，各纵队就能一拥而上，形成群狼殴虎之势。只要几场这样硬仗一打，红军主力就将元气大伤，只得远走他乡、另谋生路了。但蒋陈都犯了形而上学错误，四方面军主力不到四万人，而且不会打伏击战；一方面军就不同了，他们不仅擅长伏击战，主力兵力又在七万以上，两者不能类比。果然，负责总体指挥的周朱在2月26日的东韶会议上，决定集中主力先打敌军一路。攻击矛头对准了罗卓英指挥的敌第一纵队，该纵队只有第11、52、59三个师，而且还在从固守的各城市集中过程之中。其中，第52、59师要经过的黄陂地区摩罗嶂山脉，行军路线中有一段长达十五公里峡谷地带，十分适合打伏击战。
临时承担前线指挥职责的林总，及时相中了这一地形，决心改原定遭遇战为伏击战。2月27日下午，林总在峡谷口耐心选定着最佳攻击时间，当两师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圈以后，他立刻下令发起猛攻。要说在较为平坦的地区，红军即使多达七万，也较难一下子把两师敌军一口吃掉。但峡谷地带就不一样了，在林总“斩首、截尾”凶狠攻势之下，敌军无法组织起有限防御，根本不可能撑很久。更要命的是，峡谷地带无线电信号传不出去（即使现在，若无信号机站，手机也打不出来），已陷灭顶之灾的敌军还呼救无门。就这样打了二十五、六个小时，敌52师遭全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抢救无效死亡；敌59师只跑掉一个多团，师长陈时骥被俘（这位陈师长后来倒是倾向革命，可惜红军长征前夕，因极左路线，还是和一些受怀疑者一起被错杀了）。因打扫战场仓促，能确定的战果为：俘敌一万人，缴获枪一万支、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七部、弹药银元无数。
黄陂山地伏击战胜利的事实，宣告了老蒋在鄂豫皖行之有效战法在中央苏区失效。然而，老蒋可能认为这场战斗失败，是因为第一纵队还未真正集中起来。他把已经残破的十个嫡系师，重新编成前后两个纵队。稍作修整后，又于3月中旬，采用重叠进攻战法，一前一后向广昌扑来。老蒋目的是最好诱使红军主力前来决战，如不能如愿，占领广昌也好。但与四方面军老蒋不诱也要跳出来决战不同，进攻中的蒋军很难找到一方面军主力，而一旦碰到，就有部队要灭顶。又果然，周朱决定放敌人前纵队南去，并仍以红11军扮主力，将他们引到越南边越好。而主力则秘密北进，准备侧击敌人后纵队。
这时敌人后纵队是由原第一纵队剩下的11师、59师残存一个多团，加上原第三纵队第5、9两个师组成，兵力本来就比前纵队弱。而陈诚竟然又出昏招，竟然真把红11军认作为主力，将第5师从后纵队调出，配属给了前纵队。3月20日，敌前后纵队间距离已达50公里，红军见状，于当日晚对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敌人后纵队发起袭击。由于该处属于山地，大兵力无法完全聚拢一处，敌11师附59师残部，分散露营在霹雳山一带。敌9师更只能驻在附近的东陂，担负掩护。红军进攻矛头对准了王牌军敌11师，他们把利用周边山头进行环状防御的敌人包围了起来。
3月21日拂晓，红军各部同时向敌军防线进攻。敌11师虽然是王牌军，但一万多人对七万人的数量劣势摆在那里。所以，战至上午10时，敌龙嘴寨阵地首先被突破，处于环状防线保护之下的师部所在地——徐庄，立刻于12时遭到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红军占领徐庄，歼敌11师师部及一个团。“斩首行动”一经完成，环形防线上连同59师残部在内的其余敌人纷纷瓦解。战斗很快结束，敌师长萧乾、旅长莫与硕负伤潜逃，三个团长被击毙。敌9师见状，停止增援仓皇逃窜，仍在22日被红军歼灭了一部。至此，一方面军又赢得了草台岗战斗重大胜利。不过，因为敌11师系出王牌，作战极其顽强，抓获俘虏不多，缴获枪械也只有数千支。
草台岗战斗的结果给入侵苏区的敌人出了一道难题：只要没有坚固工事可供依托，一个头等主力师在红军主力打击下，无法坚持六个小时以上。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其他敌军接到电台呼救立刻回师增援，也已无济于事。更何况，刚受到攻击时，尚无法确定是否遭遇红军主力打击，也就是说留给敌军反应时间还短于六个小时。而部队行军过程中，无法保证夜夜有工事完备据点可供住宿，也不可能每晚给士兵提供足够时间修筑工事。因此，这道难题是无解的。既然难题无解，蒋系中路军只得狼狈逃出苏区，而且在未想出破解之道以前，再不会卷土重来。至于被安排打酱油的左右两路军，见连酱油也打不到，也只好赶快离开苏区，免得被红军没收了酱油瓶。
随着四反彻底胜利，总理以实实在在战绩，夯实了他个人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导的地位。主席相应便暂时失去了依靠军事才能东山再起的机会。尽管主席一生大气磅礴，但在四反这件事上却显得有些小气。若干年后，已成为伟大领袖的主席，还抓住黄陂战斗是林总改遭遇战为伏击战取得胜利一事大做文章，说那是抗命取胜，意思是总理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被林总纠正过来了。不过按笔者理解，在选定黄陂地区攻击敌军这一点，总部周朱和前方林彭完全一致，如果总理他们跟随部队亲临前线，也一定会同意林总改遭遇战为伏击战。因此，黄陂战斗其实是没有主席的一方面军指挥班子，沿袭主席惯常作战思路，上下同心打出的一场漂亮仗。
对于这样的结论，估计主席心里也赞同，但越赞同就越伤心。因为主席觉得，正是自己天天把看家本领挂在嘴上，逢人便讲、逢会便讲，搞得中央苏区对他这套本领人人清楚、各个明白。即使换上总理掌军，只要仍按他军事思想作战，一声令下，便能打出和他掌军时一样的效果，其后果便是自己成为多余的人。如果说，主席从红四军七大上下台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是，在没有拉到足够多支持者以前，千万不能开会，尤其不可表决。那么，这次主席痛定之后，获得的经验则是，只有拥有独门秘笈，个人才能慑服全党，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决定，今后不管掌握到什么重要技能，一定只做不说，而且做还要做得让大家捉摸不透。至于后来主席是如何在做领袖时贯彻这一方针的，大家不要着急，笔者会在主席处理各项重大事务时详加注解。
当然，这时主席非但没有机会在工作中验证这些心得体会，而且还已经开始面临临时中央首领博古的疯狂打压，自保不暇。临时中央本来还在上海坚持，但坚持到了1932年底，博古自觉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考虑到派往中央苏区干部已经站住了脚，作为地方实权派的主席也靠了边，他便向国际请求把临时中央整体搬迁到中央苏区。而国际自从远东局交通负责人牛兰及妻子于1932年6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准备转交远东各国共产党作为活动经费的4.7万美元被查扣以后，同样感觉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便当时就批准了博古请求。又过了三年，随着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当局毁灭性破坏（即所谓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国际自己也不得不让驻上海的远东局“关门歇业”，并把上海幸存中共力量及远东情报中心，通通迁往天津保存起来。这才使《借枪》主人公熊阔海在天津获得了搞情报工作的肥沃土壤。
临时承担前线指挥职责的林总，及时相中了这一地形，决心改原定遭遇战为伏击战。2月27日下午，林总在峡谷口耐心选定着最佳攻击时间，当两师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圈以后，他立刻下令发起猛攻。要说在较为平坦的地区，红军即使多达七万，也较难一下子把两师敌军一口吃掉。但峡谷地带就不一样了，在林总“斩首、截尾”凶狠攻势之下，敌军无法组织起有限防御，根本不可能撑很久。更要命的是，峡谷地带无线电信号传不出去（即使现在，若无信号机站，手机也打不出来），已陷灭顶之灾的敌军还呼救无门。就这样打了二十五、六个小时，敌52师遭全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抢救无效死亡；敌59师只跑掉一个多团，师长陈时骥被俘（这位陈师长后来倒是倾向革命，可惜红军长征前夕，因极左路线，还是和一些受怀疑者一起被错杀了）。因打扫战场仓促，能确定的战果为：俘敌一万人，缴获枪一万支、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七部、弹药银元无数。
黄陂山地伏击战胜利的事实，宣告了老蒋在鄂豫皖行之有效战法在中央苏区失效。然而，老蒋可能认为这场战斗失败，是因为第一纵队还未真正集中起来。他把已经残破的十个嫡系师，重新编成前后两个纵队。稍作修整后，又于3月中旬，采用重叠进攻战法，一前一后向广昌扑来。老蒋目的是最好诱使红军主力前来决战，如不能如愿，占领广昌也好。但与四方面军老蒋不诱也要跳出来决战不同，进攻中的蒋军很难找到一方面军主力，而一旦碰到，就有部队要灭顶。又果然，周朱决定放敌人前纵队南去，并仍以红11军扮主力，将他们引到越南边越好。而主力则秘密北进，准备侧击敌人后纵队。
这时敌人后纵队是由原第一纵队剩下的11师、59师残存一个多团，加上原第三纵队第5、9两个师组成，兵力本来就比前纵队弱。而陈诚竟然又出昏招，竟然真把红11军认作为主力，将第5师从后纵队调出，配属给了前纵队。3月20日，敌前后纵队间距离已达50公里，红军见状，于当日晚对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敌人后纵队发起袭击。由于该处属于山地，大兵力无法完全聚拢一处，敌11师附59师残部，分散露营在霹雳山一带。敌9师更只能驻在附近的东陂，担负掩护。红军进攻矛头对准了王牌军敌11师，他们把利用周边山头进行环状防御的敌人包围了起来。
3月21日拂晓，红军各部同时向敌军防线进攻。敌11师虽然是王牌军，但一万多人对七万人的数量劣势摆在那里。所以，战至上午10时，敌龙嘴寨阵地首先被突破，处于环状防线保护之下的师部所在地——徐庄，立刻于12时遭到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红军占领徐庄，歼敌11师师部及一个团。“斩首行动”一经完成，环形防线上连同59师残部在内的其余敌人纷纷瓦解。战斗很快结束，敌师长萧乾、旅长莫与硕负伤潜逃，三个团长被击毙。敌9师见状，停止增援仓皇逃窜，仍在22日被红军歼灭了一部。至此，一方面军又赢得了草台岗战斗重大胜利。不过，因为敌11师系出王牌，作战极其顽强，抓获俘虏不多，缴获枪械也只有数千支。
草台岗战斗的结果给入侵苏区的敌人出了一道难题：只要没有坚固工事可供依托，一个头等主力师在红军主力打击下，无法坚持六个小时以上。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其他敌军接到电台呼救立刻回师增援，也已无济于事。更何况，刚受到攻击时，尚无法确定是否遭遇红军主力打击，也就是说留给敌军反应时间还短于六个小时。而部队行军过程中，无法保证夜夜有工事完备据点可供住宿，也不可能每晚给士兵提供足够时间修筑工事。因此，这道难题是无解的。既然难题无解，蒋系中路军只得狼狈逃出苏区，而且在未想出破解之道以前，再不会卷土重来。至于被安排打酱油的左右两路军，见连酱油也打不到，也只好赶快离开苏区，免得被红军没收了酱油瓶。
随着四反彻底胜利，总理以实实在在战绩，夯实了他个人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导的地位。主席相应便暂时失去了依靠军事才能东山再起的机会。尽管主席一生大气磅礴，但在四反这件事上却显得有些小气。若干年后，已成为伟大领袖的主席，还抓住黄陂战斗是林总改遭遇战为伏击战取得胜利一事大做文章，说那是抗命取胜，意思是总理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被林总纠正过来了。不过按笔者理解，在选定黄陂地区攻击敌军这一点，总部周朱和前方林彭完全一致，如果总理他们跟随部队亲临前线，也一定会同意林总改遭遇战为伏击战。因此，黄陂战斗其实是没有主席的一方面军指挥班子，沿袭主席惯常作战思路，上下同心打出的一场漂亮仗。
对于这样的结论，估计主席心里也赞同，但越赞同就越伤心。因为主席觉得，正是自己天天把看家本领挂在嘴上，逢人便讲、逢会便讲，搞得中央苏区对他这套本领人人清楚、各个明白。即使换上总理掌军，只要仍按他军事思想作战，一声令下，便能打出和他掌军时一样的效果，其后果便是自己成为多余的人。如果说，主席从红四军七大上下台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是，在没有拉到足够多支持者以前，千万不能开会，尤其不可表决。那么，这次主席痛定之后，获得的经验则是，只有拥有独门秘笈，个人才能慑服全党，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决定，今后不管掌握到什么重要技能，一定只做不说，而且做还要做得让大家捉摸不透。至于后来主席是如何在做领袖时贯彻这一方针的，大家不要着急，笔者会在主席处理各项重大事务时详加注解。
当然，这时主席非但没有机会在工作中验证这些心得体会，而且还已经开始面临临时中央首领博古的疯狂打压，自保不暇。临时中央本来还在上海坚持，但坚持到了1932年底，博古自觉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考虑到派往中央苏区干部已经站住了脚，作为地方实权派的主席也靠了边，他便向国际请求把临时中央整体搬迁到中央苏区。而国际自从远东局交通负责人牛兰及妻子于1932年6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准备转交远东各国共产党作为活动经费的4.7万美元被查扣以后，同样感觉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便当时就批准了博古请求。又过了三年，随着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当局毁灭性破坏（即所谓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国际自己也不得不让驻上海的远东局“关门歇业”，并把上海幸存中共力量及远东情报中心，通通迁往天津保存起来。这才使《借枪》主人公熊阔海在天津获得了搞情报工作的肥沃土壤。
博古虽说要整体搬迁临时中央，但毕竟还想在上海留下个把得力干部，经营这个开设多年的老办事处。他最初选中的是多年同窗洛甫，但没想到洛甫也是王明那一类人，一听到这样安排，立刻利用能与国际对话的便利，径直要求同去苏区。国际自然清楚，留下上海的头面人物基本就是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两者必失其一。想想洛甫这样多年培养出来的宝贝疙瘩也不多，遂批准他同去，而改留二十八宿里不算太贴心的李竹声、盛忠亮留守上海。果然，这两人分别于1934年6月和10月被捕，并选择抛弃政治生命，保留自然生命。
一番安排以后，博古和洛甫、陈云以及晚年大放异彩的杨尚昆（以后简称尚昆），在1934年1月，按几天一人速度，鱼贯进入苏区。前面已经讲过，博古是二十八宿里权欲最强之人，为了获得、巩固权力，不惧生命危险、不惜排挤同学，自然更不会放过主席这位昔日苏区最大当权派。怀着这等敌对情绪，当他途经长汀，有人建议他看望一下在当地医院修养的主席，便遭断然拒绝。但没国际点头，博古一时还不敢动主席本人，而只能先从外围下手。他选中的外围是与主席过从甚密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并很快于1933年2月15日通过苏区中央局，指责罗明执行偏向富农和逃跑退却路线。将他连同福建省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主席张鼎丞一并撤职，还指桑骂槐地把罗明执行的路线称为“罗明路线”（博古心里一定在说，那是“毛泽东路线”）。
一旦与路线沾上边，就有一批人要倒霉，很快，江西、闽赣、湘赣都揪出了罗明路线执行者。其中，博古“钦定”的江西罗明路线追随者有四人：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这四人。泽潭是主席亲弟，古柏被富田事变发动者视为主席打手，维俊早先当过主席秘书，博古揪他们十分正常。但小平过去与主席无甚瓜葛，这次为何也被株连进来呢？原来，小平向来就是猫论崇拜者，他在瑞金中心县委书记任上，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与主席在思想上发生了强烈共鸣，因而一并遭祸。小平这次霉倒的有点大，非但撤职强劳，而且二任妻金维映也与他劳燕分飞，改投李维汉门下为妻，成为李铁映生母。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小平虽然暂时挨了大整，却一举攀上主席这条“真龙”，为日后政治上真正腾飞打下了初步基础。当然在当时，主席要是出面为这些挨整者说句话，那就正对了博古心思，正好给他提供了向国际告状的材料。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主席“为君之道”，时常津津乐道于他老人家，如何“忽悠”同志、“制衡”同志、“打压”同志，却忽视了他老人家的“为臣之道”也很了得。面对博古咄咄逼人政治攻势，主席采用三招予以化解：一是只要不指名道姓整到自己头上，主席对被整昔日部下概不出一言相助；与没有被整的部下，非工作关系也一律不加往来。二是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决不批评临时中央方针政策。三是当博古让他履行苏维埃政府主席职责时，他在处理查田、扩红等问题时，表现得比临时中央精神更左更积极，让提倡左比右好的博古挑不出毛病来。
博古暂时奈何不得主席，便转过头先抓住军权再说。他抓军权办法可跟总理不一样，总理是先做主席学徒，等掌握到了他军事思想精髓以后，再找到他军事思想中漏洞，通过挑动别人出面，于不动声色之间取代主席军事领导地位。而博古则是通过否决现任军事领导决策，派心腹插足军事指挥机构，来实现自己对军事权力的控制。四反胜利以后，红军又面临不进攻就无仗可打形势，周朱意思还是坚持四反之前集中主力围城打援战法。不过，因为撤出苏区的蒋军主力与仍被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很近，红军没有再攻南丰。而是在四反刚胜利的3月25日到29日，强攻位于苏区北面正中的乐安。攻击无效后，红军又在4月5日，佯攻乐安西面的永丰，试图将东面蒋军主力调来西面，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但蒋军刚刚在四反中吃过大苦头，根本不肯上当，就是按兵不动，周朱被迫于4月12日，下令三、五军团撤围。以后，三、五军团于5月底，在乐安以北沙港、龙潭地区歼敌一部；一军团于6月7日到10日围攻宜黄，但未能攻克。
一方面军在四反胜利后两个月里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主要原因是周朱没有四方面军领导那种长期围城的坚强意志，看看敌人不上当，就主动撤围一个城市，又去攻另一个城市。这种狗熊掰苞米打法，当然让博古抓到了把柄。博古先于5月12日，决定把自己和项英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宣布老总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职务。然后，他在6月13日，又以临时中央名义提出“分离作战”方针，要求从在赣江、抚河流域作战的红军主力中，分出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攻城掠地。对于博古这种外行建议，周朱当然要抗争，但抗争无效。到7月初，由三、五两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军事指挥员为彭总。彭总特点是，只要没有明显感觉到决策错误，总是乐于服从最高领导命令。入闽单独作战，符合彭总一贯口味，他便像上一年不顾主席感受那样，不顾总理感受，坚决要为博古临时中央再立新功。
但新功也不是那么好立的，彭总对手又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此公于一年前彭总打赣州的同时，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领导十九路军与鬼子奋力抗争，成为国人称颂的民族英雄，自信心空前高涨。大凡人一自信，业务水平也要自然上升一个数量级。加上周朱和项英都要对东方军发号施令，形成双头指挥，影响战机。因此，彭总与廷锴斗智斗勇将近三个月，歼敌不过六个团，掠地不过宁化、连城两县，并未撼动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根本。在此期间，因为就近指挥的中央军兵力相对单薄，周朱也只在8月31日乌江圩战斗中，歼敌83师三个团及师直属队。
眼看自己也成了昔日的主席，要被上级夺取兵权，总理自然心犹未甘。到了9月12日，总理通过自己创立和掌握的情报系统，得知老蒋已于10日在南昌点验部队，马上就要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当日电告博古此事，又于次日发电建议：让东方军结束在闽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博古收到来电虽表面镇静，于14日回电认为，东方军还可在闽作战一段时间，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知道，自己没有从事过军事工作，毫无军事常识，即使跟着总理学习一段军事，也断难指挥反围剿这样规模的大战。如贸然出手指挥必然失败，失败后党的总负责地位也必然不保（后来果然应验）。但若让总理一直指挥红军并从胜利走向胜利，自己总负责宝座同样会受严重威胁。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人，既能替他打胜仗，又威胁不到他地位呢？博古经过冥思苦想，认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是这样的人。前面曾讲过，国际远东局常设指导红军战略军事顾问，其一般运作机制是顾问把意见告诉中央，然后由中央作为自己意见向各苏区作指示。博古来苏区前远东局军事顾问是盖利斯，到1933年6月盖使回国，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使）。博古很想直接把弗使请来苏区，但弗使要为所有苏区作战略指导，为了得到战略构思所必须的情报，必须留在上海。于是，博古把视线转到另一位德国人身上，此人名叫奥托·布劳恩，读起来不太上口，但中文名字家喻户晓，就是李德。
一番安排以后，博古和洛甫、陈云以及晚年大放异彩的杨尚昆（以后简称尚昆），在1934年1月，按几天一人速度，鱼贯进入苏区。前面已经讲过，博古是二十八宿里权欲最强之人，为了获得、巩固权力，不惧生命危险、不惜排挤同学，自然更不会放过主席这位昔日苏区最大当权派。怀着这等敌对情绪，当他途经长汀，有人建议他看望一下在当地医院修养的主席，便遭断然拒绝。但没国际点头，博古一时还不敢动主席本人，而只能先从外围下手。他选中的外围是与主席过从甚密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并很快于1933年2月15日通过苏区中央局，指责罗明执行偏向富农和逃跑退却路线。将他连同福建省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主席张鼎丞一并撤职，还指桑骂槐地把罗明执行的路线称为“罗明路线”（博古心里一定在说，那是“毛泽东路线”）。
一旦与路线沾上边，就有一批人要倒霉，很快，江西、闽赣、湘赣都揪出了罗明路线执行者。其中，博古“钦定”的江西罗明路线追随者有四人：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这四人。泽潭是主席亲弟，古柏被富田事变发动者视为主席打手，维俊早先当过主席秘书，博古揪他们十分正常。但小平过去与主席无甚瓜葛，这次为何也被株连进来呢？原来，小平向来就是猫论崇拜者，他在瑞金中心县委书记任上，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与主席在思想上发生了强烈共鸣，因而一并遭祸。小平这次霉倒的有点大，非但撤职强劳，而且二任妻金维映也与他劳燕分飞，改投李维汉门下为妻，成为李铁映生母。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小平虽然暂时挨了大整，却一举攀上主席这条“真龙”，为日后政治上真正腾飞打下了初步基础。当然在当时，主席要是出面为这些挨整者说句话，那就正对了博古心思，正好给他提供了向国际告状的材料。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主席“为君之道”，时常津津乐道于他老人家，如何“忽悠”同志、“制衡”同志、“打压”同志，却忽视了他老人家的“为臣之道”也很了得。面对博古咄咄逼人政治攻势，主席采用三招予以化解：一是只要不指名道姓整到自己头上，主席对被整昔日部下概不出一言相助；与没有被整的部下，非工作关系也一律不加往来。二是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决不批评临时中央方针政策。三是当博古让他履行苏维埃政府主席职责时，他在处理查田、扩红等问题时，表现得比临时中央精神更左更积极，让提倡左比右好的博古挑不出毛病来。
博古暂时奈何不得主席，便转过头先抓住军权再说。他抓军权办法可跟总理不一样，总理是先做主席学徒，等掌握到了他军事思想精髓以后，再找到他军事思想中漏洞，通过挑动别人出面，于不动声色之间取代主席军事领导地位。而博古则是通过否决现任军事领导决策，派心腹插足军事指挥机构，来实现自己对军事权力的控制。四反胜利以后，红军又面临不进攻就无仗可打形势，周朱意思还是坚持四反之前集中主力围城打援战法。不过，因为撤出苏区的蒋军主力与仍被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很近，红军没有再攻南丰。而是在四反刚胜利的3月25日到29日，强攻位于苏区北面正中的乐安。攻击无效后，红军又在4月5日，佯攻乐安西面的永丰，试图将东面蒋军主力调来西面，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但蒋军刚刚在四反中吃过大苦头，根本不肯上当，就是按兵不动，周朱被迫于4月12日，下令三、五军团撤围。以后，三、五军团于5月底，在乐安以北沙港、龙潭地区歼敌一部；一军团于6月7日到10日围攻宜黄，但未能攻克。
一方面军在四反胜利后两个月里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主要原因是周朱没有四方面军领导那种长期围城的坚强意志，看看敌人不上当，就主动撤围一个城市，又去攻另一个城市。这种狗熊掰苞米打法，当然让博古抓到了把柄。博古先于5月12日，决定把自己和项英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宣布老总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职务。然后，他在6月13日，又以临时中央名义提出“分离作战”方针，要求从在赣江、抚河流域作战的红军主力中，分出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攻城掠地。对于博古这种外行建议，周朱当然要抗争，但抗争无效。到7月初，由三、五两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军事指挥员为彭总。彭总特点是，只要没有明显感觉到决策错误，总是乐于服从最高领导命令。入闽单独作战，符合彭总一贯口味，他便像上一年不顾主席感受那样，不顾总理感受，坚决要为博古临时中央再立新功。
但新功也不是那么好立的，彭总对手又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此公于一年前彭总打赣州的同时，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领导十九路军与鬼子奋力抗争，成为国人称颂的民族英雄，自信心空前高涨。大凡人一自信，业务水平也要自然上升一个数量级。加上周朱和项英都要对东方军发号施令，形成双头指挥，影响战机。因此，彭总与廷锴斗智斗勇将近三个月，歼敌不过六个团，掠地不过宁化、连城两县，并未撼动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根本。在此期间，因为就近指挥的中央军兵力相对单薄，周朱也只在8月31日乌江圩战斗中，歼敌83师三个团及师直属队。
眼看自己也成了昔日的主席，要被上级夺取兵权，总理自然心犹未甘。到了9月12日，总理通过自己创立和掌握的情报系统，得知老蒋已于10日在南昌点验部队，马上就要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当日电告博古此事，又于次日发电建议：让东方军结束在闽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博古收到来电虽表面镇静，于14日回电认为，东方军还可在闽作战一段时间，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知道，自己没有从事过军事工作，毫无军事常识，即使跟着总理学习一段军事，也断难指挥反围剿这样规模的大战。如贸然出手指挥必然失败，失败后党的总负责地位也必然不保（后来果然应验）。但若让总理一直指挥红军并从胜利走向胜利，自己总负责宝座同样会受严重威胁。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人，既能替他打胜仗，又威胁不到他地位呢？博古经过冥思苦想，认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是这样的人。前面曾讲过，国际远东局常设指导红军战略军事顾问，其一般运作机制是顾问把意见告诉中央，然后由中央作为自己意见向各苏区作指示。博古来苏区前远东局军事顾问是盖利斯，到1933年6月盖使回国，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使）。博古很想直接把弗使请来苏区，但弗使要为所有苏区作战略指导，为了得到战略构思所必须的情报，必须留在上海。于是，博古把视线转到另一位德国人身上，此人名叫奥托·布劳恩，读起来不太上口，但中文名字家喻户晓，就是李德。
博古虽说要整体搬迁临时中央，但毕竟还想在上海留下个把得力干部，经营这个开设多年的老办事处。他最初选中的是多年同窗洛甫，但没想到洛甫也是王明那一类人，一听到这样安排，立刻利用能与国际对话的便利，径直要求同去苏区。国际自然清楚，留下上海的头面人物基本就是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两者必失其一。想想洛甫这样多年培养出来的宝贝疙瘩也不多，遂批准他同去，而改留二十八宿里不算太贴心的李竹声、盛忠亮留守上海。果然，这两人分别于1934年6月和10月被捕，并选择抛弃政治生命，保留自然生命。
一番安排以后，博古和洛甫、陈云以及晚年大放异彩的杨尚昆（以后简称尚昆），在1934年1月，按几天一人速度，鱼贯进入苏区。前面已经讲过，博古是二十八宿里权欲最强之人，为了获得、巩固权力，不惧生命危险、不惜排挤同学，自然更不会放过主席这位昔日苏区最大当权派。怀着这等敌对情绪，当他途经长汀，有人建议他看望一下在当地医院修养的主席，便遭断然拒绝。但没国际点头，博古一时还不敢动主席本人，而只能先从外围下手。他选中的外围是与主席过从甚密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并很快于1933年2月15日通过苏区中央局，指责罗明执行偏向富农和逃跑退却路线。将他连同福建省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主席张鼎丞一并撤职，还指桑骂槐地把罗明执行的路线称为“罗明路线”（博古心里一定在说，那是“毛泽东路线”）。
一旦与路线沾上边，就有一批人要倒霉，很快，江西、闽赣、湘赣都揪出了罗明路线执行者。其中，博古“钦定”的江西罗明路线追随者有四人：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这四人。泽潭是主席亲弟，古柏被富田事变发动者视为主席打手，维俊早先当过主席秘书，博古揪他们十分正常。但小平过去与主席无甚瓜葛，这次为何也被株连进来呢？原来，小平向来就是猫论崇拜者，他在瑞金中心县委书记任上，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与主席在思想上发生了强烈共鸣，因而一并遭祸。小平这次霉倒的有点大，非但撤职强劳，而且二任妻金维映也与他劳燕分飞，改投李维汉门下为妻，成为李铁映生母。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小平虽然暂时挨了大整，却一举攀上主席这条“真龙”，为日后政治上真正腾飞打下了初步基础。当然在当时，主席要是出面为这些挨整者说句话，那就正对了博古心思，正好给他提供了向国际告状的材料。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主席“为君之道”，时常津津乐道于他老人家，如何“忽悠”同志、“制衡”同志、“打压”同志，却忽视了他老人家的“为臣之道”也很了得。面对博古咄咄逼人政治攻势，主席采用三招予以化解：一是只要不指名道姓整到自己头上，主席对被整昔日部下概不出一言相助；与没有被整的部下，非工作关系也一律不加往来。二是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决不批评临时中央方针政策。三是当博古让他履行苏维埃政府主席职责时，他在处理查田、扩红等问题时，表现得比临时中央精神更左更积极，让提倡左比右好的博古挑不出毛病来。
博古暂时奈何不得主席，便转过头先抓住军权再说。他抓军权办法可跟总理不一样，总理是先做主席学徒，等掌握到了他军事思想精髓以后，再找到他军事思想中漏洞，通过挑动别人出面，于不动声色之间取代主席军事领导地位。而博古则是通过否决现任军事领导决策，派心腹插足军事指挥机构，来实现自己对军事权力的控制。四反胜利以后，红军又面临不进攻就无仗可打形势，周朱意思还是坚持四反之前集中主力围城打援战法。不过，因为撤出苏区的蒋军主力与仍被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很近，红军没有再攻南丰。而是在四反刚胜利的3月25日到29日，强攻位于苏区北面正中的乐安。攻击无效后，红军又在4月5日，佯攻乐安西面的永丰，试图将东面蒋军主力调来西面，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但蒋军刚刚在四反中吃过大苦头，根本不肯上当，就是按兵不动，周朱被迫于4月12日，下令三、五军团撤围。以后，三、五军团于5月底，在乐安以北沙港、龙潭地区歼敌一部；一军团于6月7日到10日围攻宜黄，但未能攻克。
一方面军在四反胜利后两个月里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主要原因是周朱没有四方面军领导那种长期围城的坚强意志，看看敌人不上当，就主动撤围一个城市，又去攻另一个城市。这种狗熊掰苞米打法，当然让博古抓到了把柄。博古先于5月12日，决定把自己和项英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宣布老总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职务。然后，他在6月13日，又以临时中央名义提出“分离作战”方针，要求从在赣江、抚河流域作战的红军主力中，分出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攻城掠地。对于博古这种外行建议，周朱当然要抗争，但抗争无效。到7月初，由三、五两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军事指挥员为彭总。彭总特点是，只要没有明显感觉到决策错误，总是乐于服从最高领导命令。入闽单独作战，符合彭总一贯口味，他便像上一年不顾主席感受那样，不顾总理感受，坚决要为博古临时中央再立新功。
但新功也不是那么好立的，彭总对手又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此公于一年前彭总打赣州的同时，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领导十九路军与鬼子奋力抗争，成为国人称颂的民族英雄，自信心空前高涨。大凡人一自信，业务水平也要自然上升一个数量级。加上周朱和项英都要对东方军发号施令，形成双头指挥，影响战机。因此，彭总与廷锴斗智斗勇将近三个月，歼敌不过六个团，掠地不过宁化、连城两县，并未撼动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根本。在此期间，因为就近指挥的中央军兵力相对单薄，周朱也只在8月31日乌江圩战斗中，歼敌83师三个团及师直属队。
眼看自己也成了昔日的主席，要被上级夺取兵权，总理自然心犹未甘。到了9月12日，总理通过自己创立和掌握的情报系统，得知老蒋已于10日在南昌点验部队，马上就要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当日电告博古此事，又于次日发电建议：让东方军结束在闽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博古收到来电虽表面镇静，于14日回电认为，东方军还可在闽作战一段时间，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知道，自己没有从事过军事工作，毫无军事常识，即使跟着总理学习一段军事，也断难指挥反围剿这样规模的大战。如贸然出手指挥必然失败，失败后党的总负责地位也必然不保（后来果然应验）。但若让总理一直指挥红军并从胜利走向胜利，自己总负责宝座同样会受严重威胁。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人，既能替他打胜仗，又威胁不到他地位呢？博古经过冥思苦想，认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是这样的人。前面曾讲过，国际远东局常设指导红军战略军事顾问，其一般运作机制是顾问把意见告诉中央，然后由中央作为自己意见向各苏区作指示。博古来苏区前远东局军事顾问是盖利斯，到1933年6月盖使回国，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使）。博古很想直接把弗使请来苏区，但弗使要为所有苏区作战略指导，为了得到战略构思所必须的情报，必须留在上海。于是，博古把视线转到另一位德国人身上，此人名叫奥托·布劳恩，读起来不太上口，但中文名字家喻户晓，就是李德。
一番安排以后，博古和洛甫、陈云以及晚年大放异彩的杨尚昆（以后简称尚昆），在1934年1月，按几天一人速度，鱼贯进入苏区。前面已经讲过，博古是二十八宿里权欲最强之人，为了获得、巩固权力，不惧生命危险、不惜排挤同学，自然更不会放过主席这位昔日苏区最大当权派。怀着这等敌对情绪，当他途经长汀，有人建议他看望一下在当地医院修养的主席，便遭断然拒绝。但没国际点头，博古一时还不敢动主席本人，而只能先从外围下手。他选中的外围是与主席过从甚密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并很快于1933年2月15日通过苏区中央局，指责罗明执行偏向富农和逃跑退却路线。将他连同福建省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主席张鼎丞一并撤职，还指桑骂槐地把罗明执行的路线称为“罗明路线”（博古心里一定在说，那是“毛泽东路线”）。
一旦与路线沾上边，就有一批人要倒霉，很快，江西、闽赣、湘赣都揪出了罗明路线执行者。其中，博古“钦定”的江西罗明路线追随者有四人：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这四人。泽潭是主席亲弟，古柏被富田事变发动者视为主席打手，维俊早先当过主席秘书，博古揪他们十分正常。但小平过去与主席无甚瓜葛，这次为何也被株连进来呢？原来，小平向来就是猫论崇拜者，他在瑞金中心县委书记任上，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与主席在思想上发生了强烈共鸣，因而一并遭祸。小平这次霉倒的有点大，非但撤职强劳，而且二任妻金维映也与他劳燕分飞，改投李维汉门下为妻，成为李铁映生母。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小平虽然暂时挨了大整，却一举攀上主席这条“真龙”，为日后政治上真正腾飞打下了初步基础。当然在当时，主席要是出面为这些挨整者说句话，那就正对了博古心思，正好给他提供了向国际告状的材料。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主席“为君之道”，时常津津乐道于他老人家，如何“忽悠”同志、“制衡”同志、“打压”同志，却忽视了他老人家的“为臣之道”也很了得。面对博古咄咄逼人政治攻势，主席采用三招予以化解：一是只要不指名道姓整到自己头上，主席对被整昔日部下概不出一言相助；与没有被整的部下，非工作关系也一律不加往来。二是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决不批评临时中央方针政策。三是当博古让他履行苏维埃政府主席职责时，他在处理查田、扩红等问题时，表现得比临时中央精神更左更积极，让提倡左比右好的博古挑不出毛病来。
博古暂时奈何不得主席，便转过头先抓住军权再说。他抓军权办法可跟总理不一样，总理是先做主席学徒，等掌握到了他军事思想精髓以后，再找到他军事思想中漏洞，通过挑动别人出面，于不动声色之间取代主席军事领导地位。而博古则是通过否决现任军事领导决策，派心腹插足军事指挥机构，来实现自己对军事权力的控制。四反胜利以后，红军又面临不进攻就无仗可打形势，周朱意思还是坚持四反之前集中主力围城打援战法。不过，因为撤出苏区的蒋军主力与仍被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很近，红军没有再攻南丰。而是在四反刚胜利的3月25日到29日，强攻位于苏区北面正中的乐安。攻击无效后，红军又在4月5日，佯攻乐安西面的永丰，试图将东面蒋军主力调来西面，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但蒋军刚刚在四反中吃过大苦头，根本不肯上当，就是按兵不动，周朱被迫于4月12日，下令三、五军团撤围。以后，三、五军团于5月底，在乐安以北沙港、龙潭地区歼敌一部；一军团于6月7日到10日围攻宜黄，但未能攻克。
一方面军在四反胜利后两个月里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主要原因是周朱没有四方面军领导那种长期围城的坚强意志，看看敌人不上当，就主动撤围一个城市，又去攻另一个城市。这种狗熊掰苞米打法，当然让博古抓到了把柄。博古先于5月12日，决定把自己和项英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宣布老总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职务。然后，他在6月13日，又以临时中央名义提出“分离作战”方针，要求从在赣江、抚河流域作战的红军主力中，分出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攻城掠地。对于博古这种外行建议，周朱当然要抗争，但抗争无效。到7月初，由三、五两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军事指挥员为彭总。彭总特点是，只要没有明显感觉到决策错误，总是乐于服从最高领导命令。入闽单独作战，符合彭总一贯口味，他便像上一年不顾主席感受那样，不顾总理感受，坚决要为博古临时中央再立新功。
但新功也不是那么好立的，彭总对手又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此公于一年前彭总打赣州的同时，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领导十九路军与鬼子奋力抗争，成为国人称颂的民族英雄，自信心空前高涨。大凡人一自信，业务水平也要自然上升一个数量级。加上周朱和项英都要对东方军发号施令，形成双头指挥，影响战机。因此，彭总与廷锴斗智斗勇将近三个月，歼敌不过六个团，掠地不过宁化、连城两县，并未撼动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根本。在此期间，因为就近指挥的中央军兵力相对单薄，周朱也只在8月31日乌江圩战斗中，歼敌83师三个团及师直属队。
眼看自己也成了昔日的主席，要被上级夺取兵权，总理自然心犹未甘。到了9月12日，总理通过自己创立和掌握的情报系统，得知老蒋已于10日在南昌点验部队，马上就要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当日电告博古此事，又于次日发电建议：让东方军结束在闽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博古收到来电虽表面镇静，于14日回电认为，东方军还可在闽作战一段时间，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知道，自己没有从事过军事工作，毫无军事常识，即使跟着总理学习一段军事，也断难指挥反围剿这样规模的大战。如贸然出手指挥必然失败，失败后党的总负责地位也必然不保（后来果然应验）。但若让总理一直指挥红军并从胜利走向胜利，自己总负责宝座同样会受严重威胁。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人，既能替他打胜仗，又威胁不到他地位呢？博古经过冥思苦想，认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是这样的人。前面曾讲过，国际远东局常设指导红军战略军事顾问，其一般运作机制是顾问把意见告诉中央，然后由中央作为自己意见向各苏区作指示。博古来苏区前远东局军事顾问是盖利斯，到1933年6月盖使回国，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使）。博古很想直接把弗使请来苏区，但弗使要为所有苏区作战略指导，为了得到战略构思所必须的情报，必须留在上海。于是，博古把视线转到另一位德国人身上，此人名叫奥托·布劳恩，读起来不太上口，但中文名字家喻户晓，就是李德。
李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时就与博古相识。但他来中国并非应博古要求，而是受国际委派，为帮助牛兰夫妇摆脱死刑判决，专程送贿赂款来的。前面讲到，牛兰夫妇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他们后来被引渡到南京，面临国民党当局死刑判决威胁。于是，国际责成二战中在日本领导著名“佐尔格情报组”的佐尔格本人，负责营救牛兰。佐经与中共特科情报部负责人潘汉年（简称小开，关于他是如何由一介文人，被安排到这个重要岗位上的，以后另找机会详述）商量，认为直接营救出狱没有可能，当务之急是先设法保住夫妇俩性命。小开深知中国国情，建议在一面由孙夫人宋庆龄为首民主人士大造保牛舆论，一面用重金贿赂法官。国际立刻同意拿出两万美元，但由于两万美元数额太大，不敢公然汇款，只能派人送现金到上海。考虑到我国东北已成日占区，德国与日本关系较好，国际决定选派德共党员完成这项使命。而且，为提高成功率，还派出包括李德在内的两人各携两万美元，先后出发。1932年秋，两人都圆满完成了使命，法官得到两万美元厚贿，先判牛兰夫妇死刑，随即援用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前夕，牛兰夫妇乘国民党监狱管理体系瓦解之机，逃出监狱潜入上海，托庇于孙夫人门下，并经孙夫人联络，终于在1939年经新疆回到苏联，从此安度后半生。
充当完送款员的李德本应立刻回苏联，但还在上海的博古敏锐地看出李德在军事上对自己有价值，坚决把李德挽留在上海，以备后用。于是，正遇到总理逼宫的博古，便有了化解之道。经他申请，国际欣然同意让李德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顾问，但为防范后遗症，坚持李德是中共邀请而非国际派遣的原则立场。不论是请还是派，李德很快于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从此，一方面军在军事上大政方针，就由坐镇上海的弗使与到苏区的李德靠演双簧来决定，大主意由弗使暗中拿，但在表面上却宣称是李德决策（他当然也有权适当发挥），而博古也可以在不违反军事常识前提下，加入个人政治诉求。面对如此强劲的政军组合，向来欺软怕硬的总理赶紧屈服。考虑到具体事务还要有人操办，博古与诸前任一样，“宽宏大量”地收编了总理，把他也拉进决策层，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三人团”首要任务是粉碎老蒋的第五次围剿。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老蒋这次虽把围剿兵力增厚至五十万，却在9月28日攻陷苏区东北角要点黎川以后，一改长驱直入老打法，就地大肆修筑碉堡、修建公路。老蒋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原来，老蒋四次深入中央苏区围剿，四次大败，也已经意识到如果还按老方法围剿，无非是继续当运输大队长，给红军输送武器弹药。于是，他召集亲信将领集思广益，终于抓住了一方面军（或者说是当时所有中国军队）缺乏攻坚能力的弱点。
于是，一位县团级参谋人员柳维垣，根据另一名国民党军将领戴岳修筑碉堡围困赣东北苏区经验，献上《堡垒政策研究集》，建议在苏区外围拥有古代坚固城墙的县城之间，大量修建现代钢筋水泥材质碉堡，以克制红军攻击力。参加讨论的第8军军长赵观涛听后，进一步建议在县城和碉堡之间修建公路，以便在任何一点遭受红军进攻时，利用汽车迅速调兵增援。就这样，一场“诸葛亮会”开下来，老蒋茅塞顿开。他决定采纳戴、柳、赵“碉堡三剑客”建议，把筑碉修路事业先从苏区外做起。然后，打下一片修筑一片，让隐蔽性、机动性俱强的红军主力无从发挥优势，一点一点压缩苏区生存空间，直至最后剿灭。
老蒋这一狠招，红军刚开始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继续按以往战法打击敌人。10月6日，东方军在黎川东北飞鸢，依然通过野战击溃敌军2个团，次日又攻占小镇洵口，歼敌近3个团，打得很顺手。但是，当他们于9日攻到也是小镇的硝石，就不对劲了。敌军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红军连攻五天，根本无法攻克这些碉堡，只好撤退。领略到碉堡厉害以后，“三人团”决定不能让敌人轻易筑成碉堡。当得知敌军已把碉堡群从硝石一点，延续到硝石至资溪桥一线时，他们于10月18日派出一方面军主力，打算击溃敌军，“强拆”尚未建成的碉堡。但国民党军早已料到红军要来“强拆”，竟动用了七个师重兵，对这段十几公里长的碉堡线进行“强建”。红军再骁勇善战，也打不过这么多敌军，从10月22日到26日，恶战四天，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
眼看强拆干不过强建，“三人团”决定祭出绕到敌军背后老法宝，派三军团和新建的七军团于11月11日，从还没建成碉堡封锁线地带北进，又去打金溪。没料到，参加五次围剿的敌军多了去了，红军还没到金溪县城，就在浒湾、八角亭地区遭优势敌军狙击。打了三天野战也没打胜，在付出1100余人伤亡后，于13日被迫撤回苏区。一军团和新建的九军团于11月15日，也在宜黄附近突破敌军碉堡封锁线，本想配合三、七军团，但此处也呼啦一下窜出十来个师敌军。林总看看打下去要被围歼，于次日赶紧率部返回出发地云盖山、大雄关一带。没料到，敌军得势不饶人，17日强攻云盖山、大雄关，并于19日得手。随即，又在当地建起了碉堡线。受此鼓励，三个师敌人又于12月12日，向黎川县城边团村等地强攻。三、五、九3个军团拼命反击，但在付出千余人伤亡后，只能逐渐后撤。到12月20日，敌军全部占领在黎川城外险要之地，随即就大建起碉堡公路来了。
至此，主席那一套诱敌深入运动战战法，对堡垒战术毫无用处，众人束手无策。绝望之余，大家把目光转向李德，却突然有绝处逢生之感：这李德不是在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中参加过街垒战，有着丰富街垒战经验吗？街垒与堡垒很接近，也许李德有破解之道。就此，李德角色便由名义上的顾问、实质上的传声筒，转变成了一方面军实际统帅。但李德真有破解敌军堡垒战术办法吗？请看第二十章《无计可施》。
充当完送款员的李德本应立刻回苏联，但还在上海的博古敏锐地看出李德在军事上对自己有价值，坚决把李德挽留在上海，以备后用。于是，正遇到总理逼宫的博古，便有了化解之道。经他申请，国际欣然同意让李德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顾问，但为防范后遗症，坚持李德是中共邀请而非国际派遣的原则立场。不论是请还是派，李德很快于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从此，一方面军在军事上大政方针，就由坐镇上海的弗使与到苏区的李德靠演双簧来决定，大主意由弗使暗中拿，但在表面上却宣称是李德决策（他当然也有权适当发挥），而博古也可以在不违反军事常识前提下，加入个人政治诉求。面对如此强劲的政军组合，向来欺软怕硬的总理赶紧屈服。考虑到具体事务还要有人操办，博古与诸前任一样，“宽宏大量”地收编了总理，把他也拉进决策层，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三人团”首要任务是粉碎老蒋的第五次围剿。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老蒋这次虽把围剿兵力增厚至五十万，却在9月28日攻陷苏区东北角要点黎川以后，一改长驱直入老打法，就地大肆修筑碉堡、修建公路。老蒋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原来，老蒋四次深入中央苏区围剿，四次大败，也已经意识到如果还按老方法围剿，无非是继续当运输大队长，给红军输送武器弹药。于是，他召集亲信将领集思广益，终于抓住了一方面军（或者说是当时所有中国军队）缺乏攻坚能力的弱点。
于是，一位县团级参谋人员柳维垣，根据另一名国民党军将领戴岳修筑碉堡围困赣东北苏区经验，献上《堡垒政策研究集》，建议在苏区外围拥有古代坚固城墙的县城之间，大量修建现代钢筋水泥材质碉堡，以克制红军攻击力。参加讨论的第8军军长赵观涛听后，进一步建议在县城和碉堡之间修建公路，以便在任何一点遭受红军进攻时，利用汽车迅速调兵增援。就这样，一场“诸葛亮会”开下来，老蒋茅塞顿开。他决定采纳戴、柳、赵“碉堡三剑客”建议，把筑碉修路事业先从苏区外做起。然后，打下一片修筑一片，让隐蔽性、机动性俱强的红军主力无从发挥优势，一点一点压缩苏区生存空间，直至最后剿灭。
老蒋这一狠招，红军刚开始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继续按以往战法打击敌人。10月6日，东方军在黎川东北飞鸢，依然通过野战击溃敌军2个团，次日又攻占小镇洵口，歼敌近3个团，打得很顺手。但是，当他们于9日攻到也是小镇的硝石，就不对劲了。敌军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红军连攻五天，根本无法攻克这些碉堡，只好撤退。领略到碉堡厉害以后，“三人团”决定不能让敌人轻易筑成碉堡。当得知敌军已把碉堡群从硝石一点，延续到硝石至资溪桥一线时，他们于10月18日派出一方面军主力，打算击溃敌军，“强拆”尚未建成的碉堡。但国民党军早已料到红军要来“强拆”，竟动用了七个师重兵，对这段十几公里长的碉堡线进行“强建”。红军再骁勇善战，也打不过这么多敌军，从10月22日到26日，恶战四天，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
眼看强拆干不过强建，“三人团”决定祭出绕到敌军背后老法宝，派三军团和新建的七军团于11月11日，从还没建成碉堡封锁线地带北进，又去打金溪。没料到，参加五次围剿的敌军多了去了，红军还没到金溪县城，就在浒湾、八角亭地区遭优势敌军狙击。打了三天野战也没打胜，在付出1100余人伤亡后，于13日被迫撤回苏区。一军团和新建的九军团于11月15日，也在宜黄附近突破敌军碉堡封锁线，本想配合三、七军团，但此处也呼啦一下窜出十来个师敌军。林总看看打下去要被围歼，于次日赶紧率部返回出发地云盖山、大雄关一带。没料到，敌军得势不饶人，17日强攻云盖山、大雄关，并于19日得手。随即，又在当地建起了碉堡线。受此鼓励，三个师敌人又于12月12日，向黎川县城边团村等地强攻。三、五、九3个军团拼命反击，但在付出千余人伤亡后，只能逐渐后撤。到12月20日，敌军全部占领在黎川城外险要之地，随即就大建起碉堡公路来了。
至此，主席那一套诱敌深入运动战战法，对堡垒战术毫无用处，众人束手无策。绝望之余，大家把目光转向李德，却突然有绝处逢生之感：这李德不是在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中参加过街垒战，有着丰富街垒战经验吗？街垒与堡垒很接近，也许李德有破解之道。就此，李德角色便由名义上的顾问、实质上的传声筒，转变成了一方面军实际统帅。但李德真有破解敌军堡垒战术办法吗？请看第二十章《无计可施》。
@zhaoyu1027 64楼 2015-08-28 22:54:00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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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鸣 2015-08-31 14:53:13
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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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鬼何其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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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笑笑生说他是李逵，我在此发的是针对他的李鬼文。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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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鸣 2015-08-31 14:53:13
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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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鬼何其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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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笑笑生说他是李逵，我在此发的是针对他的李鬼文。
第二十章 无计可施
中共当权衮衮诸公并不了解，所谓街垒战，其实是欧洲工业国家爆发起义时，普通市民与反动政府军队之间的非正规交战。这种战斗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从中是找不到多少军事技术含量的。李德虽有自知之明，却不便也不愿坦诚相告，只好临时想出防守上以堡垒对堡垒、进攻上短促突击的战法。
李德首先在永丰以南丁毛山地区试验新战法。一军团于1933年12月25日，向该地区敌军进攻，激战了十天，才在1934年1月4日攻占敌上州附近堡垒，包围了敌93师。但问题是，被包围的敌军不像四反中的11师那样位于露天，他们全都躲在钢筋水泥做的碉堡里面。红军只攻了一天就出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战斗，短促突击战法也告失败。
好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居然也“建元称帝”了。老蒋一看这伙人来者不善，便照例把不善于进攻的一方面军放在一边，先去消灭对他威胁更大的十九路军。
在正统党史里，都把红军没有与十九路军建立军事同盟，说成是五反中最大战略失误，而且对于谁要对失误承担责任也有多种说法。最“权威”的一种认为，是因为博古信不过十九路军，责任应当由他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来承担；但也有人说，是主席竭力反对联合对方，博古只不过是耳朵根软，接受了主席意见而已。但笔者对此看法却是，红军只与对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而不与之结盟，是正确、明智选择。
原因有二：其一，福建腹地不是苏区，人民未被发动起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很难得到群众帮助和掩护，因而不具备打大规模伏击歼灭战的条件。一旦人民战争威力发挥不出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只能打消耗大、缴获小的野战，替对方火中取栗。甚至还有可能主动送上去，挨蒋军主力打。从而让老蒋取得既镇压了福建事变，又消灭了红军主力的一箭双雕最优效果。
其二，两军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不仅是红军信不过对方，就是对方也信不过红军。事实也证明了，十九路军打到山穷水尽时，无论蔡廷锴这样的高官（想作为日后见面资本），还是下面营连长（想改换门庭），都宁愿把部队交给老蒋收编，也没有动哪怕一丁点把部队和武器送给红军的心思（在十九路军当团长的前中共重要将领周士第，本想将全团拉往苏区，到头来也只是孤身一人重回革命队伍）。以对方官兵这种态度，红军真的开主力去增援，对方恐怕还会生出对红军去后发动群众的恐惧感。在危难之时，他们或许还能容忍一时；而一旦胜局已定或败局已定时，他们都存在着反戈一击、恩将仇报可能。那样的话，红军面子可就丢大了，还不如不去增援。
但有人也许会建议，军事结盟也未必要并肩作战，红军主力侧击向福建挺进的蒋军，也是给对方有力支持，自己还能有所缴获。但问题是，蒋军入闽作战不是围剿苏区，部队肯定一个紧挨一个，不会有人落单；而且，肯定要走平坦大道，不会走长达十几公里的一线天峡谷。这样的话，红军对其侧击，无疑和送货上门无甚区别，老蒋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正因为上述原因，当博古心里装着坐镇上海遥控指挥的弗使建议，不情愿地邀请主席一起讨论时，只要不是故意找茬，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可，谈不上谁影响谁，谁说服谁。但到延安整风时，主席为了在政治上断绝“二十八宿”东山再起可能，便开始罔顾事实，把正确决策也说成错误决策，且完全归咎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都有事实依据的两个不同版本。
然而，红军不直接援闽，也不能荒废时间，总要利用蒋军入闽之机干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博古就比较短视，他只想抓紧时间，实施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先强拆掉一部分碉堡封锁线再说。而主席则显得高屋建瓴，他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乘蒋军尽数位于赣闽两省、连南京都靠宪兵、警察、民团把守的机会，来个黑虎掏心。攻占一部分敌中心城市，捣毁其统治机构，起获其积累的资财，镇压其不及逃窜的爪牙。这样，既壮大红军、搞乱敌人，还迫使老蒋将主力回救老巢，以收围魏救赵之功效（因为有此建议，主席日后仍能说自己主张联合十九路军，其实那是独立自主行动）。主席这招具有较强可行性，一旦实行，土地革命史也许改写。但博古觉得自己不可能随军远征，建议者主席倒有可能毛遂自荐。而真让主席再次混入军中，恐怕到时他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做两年前中生想做却被国焘及时制止的事，把部队拉到遥远的北方去。这样的话，失去主力保护的中央苏区，即使还有政治、经济潜力，也将很快土崩瓦解，那他个人性命就岌岌可危了。
博古最终选择就近强拆碉堡，遂有丁毛山之败。而此后不过一周时间，十九路军军事形势就急剧恶化。他们先在1月13日退出福州，随后，事变全部领导人于1月22日出走，部队宣布投顺，宣告老蒋全胜。不过，因为蒋军暂时停止对苏区进攻，博古还是对外声称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乘势于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一批决议的同时，博古终于借着合法选举途径，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与此同时，按老斯指示，在配齐十三位政治局委员时，博古不得不同意让主席也进了政治局（尽管位列最后），从而对他的领导权构成隐忧。
博古也知道主席是隐忧，但因为老斯不松口，主席又不犯错，是不能斗更不能抓和杀的。无奈之下，博古想到了送，他以主席身体欠佳为由，致电国际，要求把主席送往莫斯科养病。但老斯留下主席这枚大棋，是要在中共遇到危急时刻急用的，若让你博古送他来莫斯科，岂非成为死棋一枚？何况，主席早已名声在外，能否安全穿越敌占区还是未定之数。出于这些考虑，老斯授意国际坚决不同意。
老斯反对主席来苏可以理解，令人不解的倒是“二十八宿”魁首王明，这次也站在主席一边，以中共驻国际代表身份反对主席来苏。这其中的原因，要从他在莫斯科喘息已定，又萌生秘密潜入中央苏区想法说起。其时，博古还在上海坚持，一听到王明此意，就知道他要回国与自己争权了。博古当然不甘心只替王明当看守领袖，但与老斯论起亲疏，又显然落于下风，便只能采取阴招，说路途凶险无法保证王明安全。王明当时信以为真，但过了一段时间，见博古自己倒进了苏区，不禁气得七窍生烟，遂再度提出要去苏区。这次，博古不能再强调国内交通路线危险，便转而论述从苏联到中国交通线路危险性。这王明明知博古在说谎，却毕竟是贪生怕死之辈，从此绝了回国争“大宝”念头。可他心里已对博古恨之入骨，再遇博古向国际请示工作，凡对博古有利的一概反对，而对博古不利的则一概支持。这样，托“二十八宿”内部侵轧之福，主席不但躲过政治噩运，而且还将在未来借此东山再起。
中共当权衮衮诸公并不了解，所谓街垒战，其实是欧洲工业国家爆发起义时，普通市民与反动政府军队之间的非正规交战。这种战斗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从中是找不到多少军事技术含量的。李德虽有自知之明，却不便也不愿坦诚相告，只好临时想出防守上以堡垒对堡垒、进攻上短促突击的战法。
李德首先在永丰以南丁毛山地区试验新战法。一军团于1933年12月25日，向该地区敌军进攻，激战了十天，才在1934年1月4日攻占敌上州附近堡垒，包围了敌93师。但问题是，被包围的敌军不像四反中的11师那样位于露天，他们全都躲在钢筋水泥做的碉堡里面。红军只攻了一天就出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战斗，短促突击战法也告失败。
好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居然也“建元称帝”了。老蒋一看这伙人来者不善，便照例把不善于进攻的一方面军放在一边，先去消灭对他威胁更大的十九路军。
在正统党史里，都把红军没有与十九路军建立军事同盟，说成是五反中最大战略失误，而且对于谁要对失误承担责任也有多种说法。最“权威”的一种认为，是因为博古信不过十九路军，责任应当由他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来承担；但也有人说，是主席竭力反对联合对方，博古只不过是耳朵根软，接受了主席意见而已。但笔者对此看法却是，红军只与对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而不与之结盟，是正确、明智选择。
原因有二：其一，福建腹地不是苏区，人民未被发动起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很难得到群众帮助和掩护，因而不具备打大规模伏击歼灭战的条件。一旦人民战争威力发挥不出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只能打消耗大、缴获小的野战，替对方火中取栗。甚至还有可能主动送上去，挨蒋军主力打。从而让老蒋取得既镇压了福建事变，又消灭了红军主力的一箭双雕最优效果。
其二，两军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不仅是红军信不过对方，就是对方也信不过红军。事实也证明了，十九路军打到山穷水尽时，无论蔡廷锴这样的高官（想作为日后见面资本），还是下面营连长（想改换门庭），都宁愿把部队交给老蒋收编，也没有动哪怕一丁点把部队和武器送给红军的心思（在十九路军当团长的前中共重要将领周士第，本想将全团拉往苏区，到头来也只是孤身一人重回革命队伍）。以对方官兵这种态度，红军真的开主力去增援，对方恐怕还会生出对红军去后发动群众的恐惧感。在危难之时，他们或许还能容忍一时；而一旦胜局已定或败局已定时，他们都存在着反戈一击、恩将仇报可能。那样的话，红军面子可就丢大了，还不如不去增援。
但有人也许会建议，军事结盟也未必要并肩作战，红军主力侧击向福建挺进的蒋军，也是给对方有力支持，自己还能有所缴获。但问题是，蒋军入闽作战不是围剿苏区，部队肯定一个紧挨一个，不会有人落单；而且，肯定要走平坦大道，不会走长达十几公里的一线天峡谷。这样的话，红军对其侧击，无疑和送货上门无甚区别，老蒋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正因为上述原因，当博古心里装着坐镇上海遥控指挥的弗使建议，不情愿地邀请主席一起讨论时，只要不是故意找茬，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可，谈不上谁影响谁，谁说服谁。但到延安整风时，主席为了在政治上断绝“二十八宿”东山再起可能，便开始罔顾事实，把正确决策也说成错误决策，且完全归咎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都有事实依据的两个不同版本。
然而，红军不直接援闽，也不能荒废时间，总要利用蒋军入闽之机干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博古就比较短视，他只想抓紧时间，实施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先强拆掉一部分碉堡封锁线再说。而主席则显得高屋建瓴，他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乘蒋军尽数位于赣闽两省、连南京都靠宪兵、警察、民团把守的机会，来个黑虎掏心。攻占一部分敌中心城市，捣毁其统治机构，起获其积累的资财，镇压其不及逃窜的爪牙。这样，既壮大红军、搞乱敌人，还迫使老蒋将主力回救老巢，以收围魏救赵之功效（因为有此建议，主席日后仍能说自己主张联合十九路军，其实那是独立自主行动）。主席这招具有较强可行性，一旦实行，土地革命史也许改写。但博古觉得自己不可能随军远征，建议者主席倒有可能毛遂自荐。而真让主席再次混入军中，恐怕到时他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做两年前中生想做却被国焘及时制止的事，把部队拉到遥远的北方去。这样的话，失去主力保护的中央苏区，即使还有政治、经济潜力，也将很快土崩瓦解，那他个人性命就岌岌可危了。
博古最终选择就近强拆碉堡，遂有丁毛山之败。而此后不过一周时间，十九路军军事形势就急剧恶化。他们先在1月13日退出福州，随后，事变全部领导人于1月22日出走，部队宣布投顺，宣告老蒋全胜。不过，因为蒋军暂时停止对苏区进攻，博古还是对外声称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乘势于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一批决议的同时，博古终于借着合法选举途径，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与此同时，按老斯指示，在配齐十三位政治局委员时，博古不得不同意让主席也进了政治局（尽管位列最后），从而对他的领导权构成隐忧。
博古也知道主席是隐忧，但因为老斯不松口，主席又不犯错，是不能斗更不能抓和杀的。无奈之下，博古想到了送，他以主席身体欠佳为由，致电国际，要求把主席送往莫斯科养病。但老斯留下主席这枚大棋，是要在中共遇到危急时刻急用的，若让你博古送他来莫斯科，岂非成为死棋一枚？何况，主席早已名声在外，能否安全穿越敌占区还是未定之数。出于这些考虑，老斯授意国际坚决不同意。
老斯反对主席来苏可以理解，令人不解的倒是“二十八宿”魁首王明，这次也站在主席一边，以中共驻国际代表身份反对主席来苏。这其中的原因，要从他在莫斯科喘息已定，又萌生秘密潜入中央苏区想法说起。其时，博古还在上海坚持，一听到王明此意，就知道他要回国与自己争权了。博古当然不甘心只替王明当看守领袖，但与老斯论起亲疏，又显然落于下风，便只能采取阴招，说路途凶险无法保证王明安全。王明当时信以为真，但过了一段时间，见博古自己倒进了苏区，不禁气得七窍生烟，遂再度提出要去苏区。这次，博古不能再强调国内交通路线危险，便转而论述从苏联到中国交通线路危险性。这王明明知博古在说谎，却毕竟是贪生怕死之辈，从此绝了回国争“大宝”念头。可他心里已对博古恨之入骨，再遇博古向国际请示工作，凡对博古有利的一概反对，而对博古不利的则一概支持。这样，托“二十八宿”内部侵轧之福，主席不但躲过政治噩运，而且还将在未来借此东山再起。
楼主：zhaoyu1027
字数：1292760字
发表时间：2015-08-26 16:10: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20-01-12 01:57:48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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