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
笔者通过“太阳系天文模型”构建，发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即夏至正午,“周髀长八尺”，日影长一尺五寸，那个叫做“地中”的地方，位于北纬34°2′56″，大致处于西周丰镐的
纬度位置。
古人把京畿要地看得很重，故而选址十分挑剔。靠南太热，靠北太冷，靠东过湿，靠西过燥。唯不东不西、北纬30度左右最佳。
我想，这当与人类的远古基因记忆有关。古人类就诞生于北纬30度附近，几十万、上百万年长期生活于此，冷热湿燥业已习惯，换个纬度就不舒适。这进一步证实，滇黔高原溶洞是人类诞生之地。那种“人类出非洲说”，可以歇菜啦。
纬度位置。
古人把京畿要地看得很重，故而选址十分挑剔。靠南太热，靠北太冷，靠东过湿，靠西过燥。唯不东不西、北纬30度左右最佳。
我想，这当与人类的远古基因记忆有关。古人类就诞生于北纬30度附近，几十万、上百万年长期生活于此，冷热湿燥业已习惯，换个纬度就不舒适。这进一步证实，滇黔高原溶洞是人类诞生之地。那种“人类出非洲说”，可以歇菜啦。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逸周书·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地中”因此被视为天下之中，又称“土中”、“中国”。历史上，成周洛阳也曾经被视为天下之中，那里正是周公旦测影“求地中”而选定的都邑之一。
诚如西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逸周书·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地中”因此被视为天下之中，又称“土中”、“中国”。历史上，成周洛阳也曾经被视为天下之中，那里正是周公旦测影“求地中”而选定的都邑之一。
诚如西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在上古建木“立中”相风的时代，五行，黄主中。持‘中’者，是为黄帝。黄帝之国，是为中国。具相风历法功能的“中”代表的是神权、王权、威权和正统。
至商周时期，具测影历法功能的圭表定出的地“中”，同样是太庙（世室、重屋、明堂）、王宫、都邑的表征。
农耕社会，历法、立法、立国是相辅相成的。难怪老聃要曰：“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莫：天文日影观测活动；
极：天象极昼、极夜；日影极短、极长；节气夏至、冬至。
李耳老爷子，居然将历法看作“有国之母”，足见天文历法活动，对农业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至商周时期，具测影历法功能的圭表定出的地“中”，同样是太庙（世室、重屋、明堂）、王宫、都邑的表征。
农耕社会，历法、立法、立国是相辅相成的。难怪老聃要曰：“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莫：天文日影观测活动；
极：天象极昼、极夜；日影极短、极长；节气夏至、冬至。
李耳老爷子，居然将历法看作“有国之母”，足见天文历法活动，对农业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历代圭表与测影。
《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
《旧唐书•天文志上》：“开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测景。”
《宋书•律历志中》：“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测影。”
明.沉德符《野获编•历法•日圭同异》：“再閲朱裕疏，内云观象臺晷表，与南京矛盾，是即正统间彭德清测景不同之説也。未审其説确否。”
由上述文献的记载看，“圭表测影”至汉、唐、宋、明，一直递进，延续不绝。我们再来看看历朝历代的圭表实物：
《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
《旧唐书•天文志上》：“开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测景。”
《宋书•律历志中》：“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测影。”
明.沉德符《野获编•历法•日圭同异》：“再閲朱裕疏，内云观象臺晷表，与南京矛盾，是即正统间彭德清测景不同之説也。未审其説确否。”
由上述文献的记载看，“圭表测影”至汉、唐、宋、明，一直递进，延续不绝。我们再来看看历朝历代的圭表实物：
“周公测影台”为周代周武王之弟姬旦（史称周公旦）所建，距今有三千年的历史。周武王灭商后，武王四弟姬旦辅佐成王摄政，为了统领天下，兴发生产，定时令、制宪政、选地中、测天地，特选中洛邑之郊建造“土圭表”，以癸度天时，制定历法，颁布时令，摄治天下。这在《周礼》、《旧唐书》、《登封志》等书均有记载，特别是明代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赐进土及弟翰林院国史修撰儒林郎南海任文叙：“……按周礼疏曰：周公欲求地中，营王城，乃立五表，以土圭测影，颍川阳城为中表。隋志亦曰：周公测影於阳城，以人参考历纪，则台建周公无疑矣。”
至汉代，圭表的规制日臻完善和精准。
东汉圭表由一根标竿加一个土圭组成。圭身长条状，铜质，圭身平面中线刻有长槽，用以注水。圭身南北横躺放置，标杆直立，构成直角，让日影正好落在圭板上，圭板上有刻度，用来标示日影的长度。使用时，在圭槽中注上水，以校正圭板放置的水平程度。
东汉圭表由一根标竿加一个土圭组成。圭身长条状，铜质，圭身平面中线刻有长槽，用以注水。圭身南北横躺放置，标杆直立，构成直角，让日影正好落在圭板上，圭板上有刻度，用来标示日影的长度。使用时，在圭槽中注上水，以校正圭板放置的水平程度。
1965年，在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袖珍铜圭表，圭长34.5厘米，合汉制1.5尺，边缘上刻有尺寸单位，表高19.2厘米，合汉制8寸。圭、表间用枢轴连接，使之合为一体。使用时将表竖立与圭垂直，平时可将表折入圭体中留出的空档内，便于携带。这是设计者和铸造师密切配合的杰作。根据传统的惯例，表高为8尺，这一数值曾被长期沿用。该表的表高恰为8尺的1/10，说明它是一件便携式的测影仪器，且可证明当时常设的天文台，用8尺表进行观测的说法是可信的。
1977年，考古学家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下葬年代为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中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漆器，为西汉用于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天文仪器“圭表”。这是世界上现存的年代最早、形制最完整、且具有确切年代的圭表，比仪征出土的圭表还要早。
漆木圭表（西汉汝阴侯墓）
漆木圭表（西汉汝阴侯墓）
与其他圭表不同，这件圭表适用的地理纬度是固定的，而专家们的计算则表明，汝阴侯墓圭表的适用纬度，恰恰就在汉代长安到汝阴侯国(今安徽阜阳)一带。
这架西汉汝阴侯圭表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四个节气日影所在的位置，不是用刻度表示，而是暗含在木块和漆器上的一些特殊图案和位置中。
漆木圭表季节指示示意图（西汉汝阴侯墓）
这架西汉汝阴侯圭表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四个节气日影所在的位置，不是用刻度表示，而是暗含在木块和漆器上的一些特殊图案和位置中。
漆木圭表季节指示示意图（西汉汝阴侯墓）
1279年前后，元代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的告成镇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测景台，即河南登封观星台，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结构最完整的古代天文台。整个观星台相当于一个测量日影的圭表。高耸的城楼式建筑相当于一根竖在地面的杆子，称为“表”，台下有一个类似长堤的构造，相当于测量长度的尺子，称为“圭”，也叫做量天尺。城楼式建筑上有一个高9.46米的平台，上有两间小屋，一间放漏壶，一间放浑仪，两间屋子之间还有一根横梁。地上的量天尺长31.19米，位于正北方向。每天正午，太阳光照在横梁上的影子投射在量天尺上。通过测量一年当中影子长度的变化，可以确定1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圭表测时的精度是与表的长度成正比的，这个硕大的“圭表”使测量精度大大提高。
郭守敬利用观星台这种划时代的天文观测建筑，于至元十八年(1218年)制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此历求得的回归年周期为365.2425日，合365日5时49分12秒，与现代科学推算的回归年周期(365日5时48分46秒)相比，仅慢了26秒，《授时历》制定已近800年，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达、伟大与璀璨。
圭表测影，一直延至明清。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一具圭表，是明代正统年间（1437－1442年）所造的。
明代圭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明代圭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读者跟俺把目光再投向远古。
“十日历法”建立起来了，上古先民是如何颁布节令、昭告天下、“敬授民时”的呢？
如果先民们将“十日历法”一年的十个月，采用红色绳索，按顺序由小到大，分别制作成太阳球，挂在“扶桑”上，并将其置于不同角度都有利于观察的湖心小岛上，看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原始月历（扶桑）
“十日历法”建立起来了，上古先民是如何颁布节令、昭告天下、“敬授民时”的呢？
如果先民们将“十日历法”一年的十个月，采用红色绳索，按顺序由小到大，分别制作成太阳球，挂在“扶桑”上，并将其置于不同角度都有利于观察的湖心小岛上，看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原始月历（扶桑）
是的，正如您所见，这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立体“挂历”。恰值几“日”，就将相应的太阳球，按顺序旋转至上枝的位置。
如果说日晷、沙漏、壶漏是自动计时器的话，确切的讲，这个“扶桑树”就是上古华夏先民的手动“计日器”。
那时，上古先民虽未创造出文字，但不缺失色彩和大小的辨识能力。有了它，周边部落同盟的族群，就可根据上枝太阳球的大小，及时掌握时令，适时制定采摘、狩猎、渔猎步骤，合理安排播种、田间管理与收割计划，以免误判农时。
这就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真实含义。
诚如《尚书•尧典》所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上古时期，作为授时器的“扶桑树”，蕴含着天文工作者的智慧和劳动结晶，对促进社会生产、保障先民日常生活有着极其重要要的意义，界定为华夏先民的“族群重器”，毫不为过。
如果说日晷、沙漏、壶漏是自动计时器的话，确切的讲，这个“扶桑树”就是上古华夏先民的手动“计日器”。
那时，上古先民虽未创造出文字，但不缺失色彩和大小的辨识能力。有了它，周边部落同盟的族群，就可根据上枝太阳球的大小，及时掌握时令，适时制定采摘、狩猎、渔猎步骤，合理安排播种、田间管理与收割计划，以免误判农时。
这就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真实含义。
诚如《尚书•尧典》所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上古时期，作为授时器的“扶桑树”，蕴含着天文工作者的智慧和劳动结晶，对促进社会生产、保障先民日常生活有着极其重要要的意义，界定为华夏先民的“族群重器”，毫不为过。
话说回来，还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华夏先民，对宇宙天体的认知很难深厚和准确，也不理解太阳明暗的原理。但古人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力却十分敏锐，他们发现乌鸦这种鸟，看似炭快一样乌黑，但在阳光下仔细分辨，却会反射出丝缎般红色的幽光，色块边缘还具斑斓的彩虹效果。这就是汉代以后，古人十分着迷的、幽幻般的“玄色”。于是，上古先民就认为鲜红的太阳如同神圣的乌鸦一样，曙光来临时，由东海的悠远之处缓缓升起，红光闪闪，将温暖和光明洒向人间；晚霞出现后，色彩逐渐变的晦暗，由遥远的西极，伴随着黑夜再飞回到原处。循环往复，劳作不休。
《淮南子》也说“日中有鵔鸟”，鵔鸟即三足乌。
自战国以来，人们便称呼日中神鸟为“踆（cun村音）乌”，帝俊之“俊”又可写为“夋”，这字在甲骨文中正是一个鸟的形象。因此，金乌与帝俊关系密切。
《淮南子》也说“日中有鵔鸟”，鵔鸟即三足乌。
自战国以来，人们便称呼日中神鸟为“踆（cun村音）乌”，帝俊之“俊”又可写为“夋”，这字在甲骨文中正是一个鸟的形象。因此，金乌与帝俊关系密切。
再者，河姆渡文化时期，华夏先民就已呈现鸟崇拜，少昊部族更是以凤鸟、玄鸟、青鸟、丹鸟作为直系部落的图腾，将神乌化作太阳，也是顺理成章。
《通志》卷二《五帝纪》云：少昊“有凤鸟之瑞，故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司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爽鸟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
因此，为了重现曦和氏在甘淵作“连山易”，女丑在汤谷作“扶木矩阵历”，观日出日入，编制“十日历法”，就有了《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生动浪漫的图语描述。
《通志》卷二《五帝纪》云：少昊“有凤鸟之瑞，故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司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爽鸟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
因此，为了重现曦和氏在甘淵作“连山易”，女丑在汤谷作“扶木矩阵历”，观日出日入，编制“十日历法”，就有了《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生动浪漫的图语描述。
扶桑与汤谷，成就了人类历史首部科学的天文历法，反过来，又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旧题 晋 郭璞 《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哺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时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
《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旧题 晋 郭璞 《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哺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时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