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受教一把，陈正生先生是如何制作匀孔萧的：
“匀孔箫，六个音孔如何定位？这是几乎未见有多少人讨论的问题。本人制作匀孔箫，定位方法是：第一孔占有效管长的86%，第六孔占有效管长46%，第一孔与第六孔的间距占有效管长便是40%（0.86-0.46=0.40）。将此40%五等分，各个音孔的间距便是8%——绝对是匀孔！音孔的定位方法就是如此简单。”

陈正生，1937年2月生，音乐理论家，笛箫制作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顾问。
曾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编辑部副主任、责任编辑，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在上海艺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全国各种音乐杂志及台湾地区的刊物上，发表有关律学、音乐声学、音乐史学、乐器工艺研究（主要为箫笛制作研究）,以及音乐考古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回过头，再来看什么是历法的“节气”？

《說文解字》：节，“竹約也。从竹即聲。子結切。”
俺解“节”字：甲骨文上部象形为竹子，左中象形为日，左下象形为拉长的日影，中“-”象形为日影界限，右下象形为测量日影长短的圭杆。本意为衡量日影长短的竹质圭杆上，表“二至二分”标记的节段刻度。引申为季节。
见平放于地面的陶寺圭杆（漆杆IIM22:43）。

复原漆杆IIM22:43模拟测影（陶寺遗址）

《說文解字》：气，“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从气。去旣切。”
俺解“气”字：象形为南北回归线，中夹赤道。本意为“三衡四间”、地球春夏秋冬的冷暖气候、温湿寒燥的大地气流以及“四时八气”的转圜（易）。
故节气来源于“风历”和之后的“十日历”天文、气候观测活动，表春夏秋冬“四时”的节与“分至启闭”的八气。
“骨笛两个音孔之间的空挡”与“骨笛上音孔透出的乐音”难以承受地球大气回流的厚重，自然与“节气”二字的原始意涵，扯不上什么关系。

难道节气日影的长短，在骨笛上的投射，与音孔毫不相关吗？
这也不尽然。
骨笛，由骨哨始，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和捕猎的道具，并非娱乐大众的乐器。后期发展出来双孔，甚至7孔、8孔的骨笛，仍然不是以愉悦精神为主，而是一种宗教祭祀响器，只属祭祀阶层专享。这由贾湖骨笛，往往出现在尊者大墓之中，可见一般。
《史记•乐书》载：“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骨笛作为一种宗教祭祀响器，她的存在，自然是以“沟天通地”为主要目的。中国是礼乐之邦，古人对音乐的看重，是基于对先祖天帝的敬仰。既然美妙的音响源于天籁，那么骨笛的首个音孔，就由天道来确定吧。于是，通过夏至日影的投射，定位骨笛的首个音孔，骨笛就这样与天文历法构建起了内在联系。这种出于宗教礼仪的程式，与吹奏乐器结构本身的乐理规律，客观上没有什么内在因果关系。有的只是古人对乐律的崇敬和对天道的神往，仅此而已。

中国古代传统“律吕之学”，向来与天文历法及占候之术盘根错节，与斗运、日影、节侯相互交织。律吕被神圣化，并渲染上灵异的宗教色彩。这也难怪，律吕毕竟是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故此，有关律吕的“侯气法”，在崇尚巫蛊的汉代，逐渐开始盛行。
《后汉书•志第一•律历上•候气》：“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
唐朝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中记载：“圣人观四时之变，刻玉纪其盈虚……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这种“地效以响”的“侯气法”，是个什么东东？
我国传统历法将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节、十二气，凡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为节，余皆为气。十二律管特与十二气相应，律管实葭莩之灰，用以侯气，这就是“侯气法”。
东汉.蔡邕《太平御览•时序部•律》：“上古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别风声，不可以文载口传也，故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然後以效升降之气，而钟不可用，乃截竹为管曰律，为清浊之率也。以律长短为制，正月之律，与太簇相中也，言出于钟。乃置深室，葭莩为灰，以实其端，其月气既至，则灰飞管通。古以钟律齐其声，后人不能，则数以正其度，度正则音亦正矣。仲春中夹钟，季春中姑冼，孟夏中仲吕，仲夏中蕤宾，季夏中林钟，孟秋中夷则，仲秋中南吕，季秋中无射，孟冬中应钟，仲冬中黄钟，季冬中大吕。”
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律历志》，更给出了一系列繁复的候气程序，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后汉书·志·律历上》对司马氏所承的候气法是这样描述的：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郊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侯气法”的操作大致如次：置不同尺寸之律管十二支于上圆下方的三重密室内，依一定方位竖直埋地下，管之上端与地持平，管腔内填充葭莩（芦苇内膜）灰，并用薄膜封口。至冬至日交节时分，其中长九寸之律管必有葭灰逸出，届时即为冬至时刻，该管即为标准黄钟律管，管长即为标准黄钟尺。同理，若其余十一支律管尺寸无误，同样现象将于二十四节气中另十一气时发生。
由于候气一事多与历法、占候相涉，关乎社稷大事，故向为宫廷视作国政密要，由灵台，后又称司天监、钦天监等，主司实施。同时，对侯气器物的材质、产地也有严格要求。

用现代人眼光来看律吕与节气交织的“侯气法”，仅是古人对礼乐的崇敬，只能归类于宗教、巫蛊和占卜之术。葭莩灰在律管内的动态，只是碳化多孔物对大气温湿环境的间接反映，能对12气作出准确预测，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这种由风历“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借鉴来的侯气之术，至明朝便被有识之士唾弃。

明.朱載堉在其《律呂精義》一書中，对“侯气法”大加鞭挞：
“凡造律，河內葭莩灰、上黨羊頭山黍、宜陽金門山竹，三者不可缺一。然此三者皆易得之物也。所謂河內，即敝邑也。北距上黨，南距宜陽，皆約三、四日路。萬曆八年，庚辰之歲，余嘗遣人採取三者，單粒之秬、雙粒之秠、長節之竹，不止數萬。亦自種之，黍成頃、竹成林，至今田園所收黍竹，皆彼處之種也。然地土不宜，不如彼處所產也。又嘗依蔡元定之說，自長十寸，遞減毫釐，至於五寸，共有三百八十四等，淺深排列，試驗吹灰，竟無吹灰之理。始覺凡信此者，皆愚人、妄人也。”

官方对候气说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乾隆朝时，则更显得明确。如纪昀等为《四庫全書》所撰的提要中，即评蔡元定的《律呂新書》曰：“然則候氣既不足憑，人聲又無左驗，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為美聽而已。”其评元刘瑾的《律呂成書》时，亦谓：“然則舍可辨之音，而求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末矣。”
除此之外，乾隆朝续修的《律呂正義後編》中，亦尝对候气说做出强烈的批判，直指候气完全是“博士之卮言也，無是理也。”而其论据亦颇具说服力，如在抨击依十二辰位次埋管测候各月中气的主张时，又云：
“候氣者只驗試於一室之內，夫東室之西即西室之東，咫尺之地相距曾幾，而期氣之動某某管，是必氣為有知，擇管而入，管亦有覺，迎氣以動，而後可也，則謂十二月之氣皆可以方位求者，更不可為據也！”
此书中亦对历代偶有候气征验一事提出诘难，曰：
“聖祖仁皇帝依古法遍試之，皆不驗。夫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未有驗於古而不驗於今者。殆昔之人主忽視律數一事，而以付之有司，未嘗親加試驗。史亦仍其舊文以相傳，而不知其誤也。如或偶有一驗，知非古今之常，則事屬渺茫，而益不足以為據矣。”

我们否定律吕“侯气”，但依然坚信节气对律吕的直接影响。比如前述的贾湖骨笛的首孔定位，又比如“黄钟”的来历。
《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
何为钟、何为乐风？
钟者，风铃也。风铃起源于上古的占风铎，主要用于判断风向，后世也会用它来占卜。风铃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称呼，如“风铎”、“宝铎”、“檐铃”、“檐马”、“铁马”等，常悬挂于大殿、佛塔等建筑物檐角下方，因无须敲击，有风自鸣，故名“风铃”。
因此，钟、风铃、占风铎皆为一物也。

占风铎为青铜时代的产物，本源于大暤建木相风旌。区别在于，“旌”用于观；而“铎”则用于闻。
东汉.蔡邕《太平御览•时序部•律》载：“上古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别风声，不可以文载口传也，故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
真正具相风历法功能的占风铎，是如何实践的，后世未见记载。推测应置于古昆仑（哈拉帕）八角通天塔高处的八方神龛内，且音调不一。随季节不同，信风奏响迎风面的风铎，陷入神龛内非迎风面的风铎则处于安静状态。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历正闻声即识风向，进而推断四时八气的变换（易）。
由于相风仪的改变，正统历史上出现了“听风官”衔职，比较著名的有“虞幕”和“瞽。”
《国语•郑语》载：“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
《国语•周语上》道：“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
炎帝的曾孙“鼓”和“延”使用风铃相风，编制历法，敬授民时。由于风铃音乐美妙，故把“风历”又称作“乐风。”但这里的“乐风”还不具音乐的意涵，只是炎帝时期“金钟风历”的代名词。
所以，何为乐风？钟鸣乐起，闻风辨气是为“乐风”。

进入颛顼时代，“十二月历”（阴历）强力推行，大暤“八卦风历”式微。但后人尊祖，闻风辨气的“乐风”，便以编钟为载体，以音乐的形式传承下来。“乐风”也被引申为音乐流行风尚。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
《左传》道：“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闻琴则舞。”
至颛顼的重孙，乐风改头换面，成了时尚旋律。于是“太子”抚琴以领音乐风潮。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貌似经典地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不管准确与否，反正影响后世至今。而太子长琴也因“乐风”，成就了一代乐神。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锺之宫，适合；黄锺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锺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从前，黄帝命令伶伦创制律吕。伶伦自大夏之西，抵哈拉帕上古昆仑之北，从嶰溪之谷取来一种可结果实的竹子，选择中空而壁厚均匀者，截取两节中段，长为三寸九分，继而吹之，发出的声音就定为黄钟律的宫音，此过程称为夏西音的“舍少”。接着再制作十二根竹管，带到昆仓之下，听凤凰的呜叫，借以校调十二律。以凰鸣六声为阳律，凤鸣六声为阴律，参照黄钟律的宫音，相校和谐，十二律便可由黄钟律的宫音而派生。所以说，黄钟律的宫音是律吕的根本。黄帝又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钟，以和五音（宫、商、角、徵、羽），冀以展现乐音的华美。在仲春月份，乙卯这天，太阳位在奎宿之时，开始用其演奏，所奏乐曲命名为“咸池”。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虽在神化律吕，但毕竟叙述了十二律定调，是以黄钟律的宫音（do）为基本准则，并非源自日影的事实。这也说明“侯气法”及“日影定律吕”之说，只是汉朝先哲们的附会罢了。

《叔苴子•卷三》道：“故风者，天地之神气也，一声具六律之音，一气备四时之变。”
古代先贤，善玩形而上的推演，实际上非常直观，黄钟六律就是源至上古“八卦风历”的占风铎。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吕丞相更是直白，干脆将颛顼的国乐“承云”，看作是仿效八面占风铎美妙旋律的杰作。
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言：“律之初生，写风之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
古昆仑先民，由最初观风辨识节气，到后来听风产生音乐，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

《吕氏春秋•音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冼，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正，则十二律定矣。”
可见，由于乐官摹仿“乐风”历法风铃的韵律，渐而产生了音乐，之后凡与音乐相涉的歌谣和辞赋，都被古人推而广之称做“风”，如风谣、风诗，国风等等。
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周南风”，一刮就是三千多年。
《诗经•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律吕源自历法，若反过来说“历法可由律吕的载体响器进行侯占”，则要看是谁。在适当条件下，钟可以，笛也可以。但是就贾湖骨笛而言，每个音孔都能对应历法节气，与事实不符，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笔者无意找茬，只是爱较真。我们还是要给予胡大军先生应有的尊重，毕竟贾湖原始圭臬是能够测定夏至日影，并可依此制定相应历法的。
其实，笔者关注贾湖骨笛的初衷，是探讨华夏先民最早在何时“立杆测影”，并以“圭臬”癸度天时、制定历法的。由上述分析可知，这个时间段，最晚不过BC6800年，定在9000年前，应是比较客观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