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
原来，这种测风的装置是由风杆、细绳、羽毛构成。它由建木的“相风旌”演变而来。风杆高度、细绳长度、羽毛重量均以法令的形式予以规范。因为俔，不仅要测风向，还要测风力等级。如唐代，就采树木承受风力影响所表现出的损害程度，来表示风力的大小。《乙巳占》将风力分为：动叶、鸣条、摇枝、坠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砂或伐木(折木)、拔木树和根，八级。风杆上系细绳，细绳再系上一串羽毛，在信风的作用下，风力越大，羽毛飘浮的角度就越大。有了羽毛标准重量，各地的风力测评就可统一、规范。
由于政府规定，羽毛绑扎的风向标，所用的羽毛量，须限制为五两之重。故而，人们就将俔与綄这种测风装置，戏称为“五两”。从此，俔这种相风旌，便以“五两”的字眼被载入史册。
由于政府规定，羽毛绑扎的风向标，所用的羽毛量，须限制为五两之重。故而，人们就将俔与綄这种测风装置，戏称为“五两”。从此，俔这种相风旌，便以“五两”的字眼被载入史册。
1935年，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于河南省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年代划为战国时期。抗日战争期间，此器被德国禅臣洋行天津分行、德商经理、杨宁史（Werner Jannings）买走。
抗战胜利后，当局以教育部名义，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月22日，在宋子文和著名学者王世襄的感召下，杨宁史先生将其悉心收藏的127件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全部捐赠中方，其中不乏春秋战国前的精品器物。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有幸得以回归祖国，现藏故宫博物院。
抗战胜利后，当局以教育部名义，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月22日，在宋子文和著名学者王世襄的感召下，杨宁史先生将其悉心收藏的127件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全部捐赠中方，其中不乏春秋战国前的精品器物。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有幸得以回归祖国，现藏故宫博物院。
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器高31.6cm，口径10.9cm，腹径21.5cm，重3.54kg。侈口，斜肩，鼓腹，矮圈足，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壶身满饰嵌错图案，并以五条三角云纹为界限，从器口至圈足分十段四区布置。又以双铺首环耳为基准，整壶上下纵向切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展开画面。
一区为采桑射猎图，二区为宴乐戈射图，三区为水陆攻战图，四区为垂叶纹装饰图。图案嵌错精致、工艺高超、内容丰富、形象逼真、结构严谨，再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些重要场景。它不仅是我国青铜器的珍品，在美术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区为采桑射猎图，二区为宴乐戈射图，三区为水陆攻战图，四区为垂叶纹装饰图。图案嵌错精致、工艺高超、内容丰富、形象逼真、结构严谨，再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些重要场景。它不仅是我国青铜器的珍品，在美术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第一区位于壶颈部，画面上下两层，左右各分为两组。上层主要表现采桑、射礼活动：采桑组，树上、下共有采桑、接桑和运桑女子六人，似表现后妃所行的蚕桑之礼；习射组，三人在一凉亭下依次较射，前设侯，似有鹄状，一侍者在低身捡拾箭镞。侯即箭靶，《小广雅•释器》载：“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这里描绘的应是古时举行“乡射”射礼时的场景。下层主要表现“大射”射礼活动：图中右侧，身形高大的王者束装佩剑，似在选取弓材，一短服单跪者持弓待选，一只玄鸟喙衔弓矢飞来，似表吉兆，另似有伏地的虎或豹侯；图中左侧，两个束装佩剑者躬身抄手，两个束装佩剑持弓者，一个拔箭欲射，一个箭已出弦，中箭伏地者貌似“人侯”（未见典籍有人侯记载。）？！见《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候、豹侯，设其鹄。诸候(大射，)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大射，)则共麋侯，皆设其鹄。
第二区位于壶上腹部，画面分为左右两组。左边一组为宴享乐舞的场面：上层为宴享部分，七人在亭榭上敬酒如仪，榭栏下的房俎上有二尖底瓶盛酒器，其上各插有酒斗，一束装佩剑者正躬身持觚，向三个躬身抄手的来宾敬酒，另一束装佩剑者在躬身盛酒，右端躬身抄手、迎接宾客的束装佩剑者似为主人，其身后跟随一貌似手持拂尘的侍者。下层是乐舞部分，簨簴上悬有四钟、五磬，其两侧各饰对称鹿首鸟身翼兽一只，旁立建鼓和丁宁（钲），图中三人跽坐敲钟，两人立而击磬，一人持双桴一边击鼓、一边敲打丁宁，尚有一人跽坐抚筝、一人跽坐吹埙、一人跽坐持萧作吹奏状，场面盛大、隆重、热烈。上下图共同构建了战国上层贵族，“钟鸣鼎食”、骄奢淫逸的场面；右面一组为射猎的场景：鸟兽鱼鳖或飞、或立、或游，四人仰身用矰缴弋射，一人立于船上亦持弓欲射，显然有六只大雁已被矰缴射中。
第三区位于青铜壶的下腹部，刻画的是水陆攻战的激烈场面。左面一组为陆上攻城之战：横线上方与竖线左方为守城者，持剑、弓、直内戈、礌石等。右下方沿云梯攀登者为攻城者，持云梯、盾、剑、弓、挝、直内戈等。攻守双方头裹巾帻，手持兵器，射者支左居右，张弓搭矢。持戈者双足稳立，前握后运。攻击者，高擎云梯，大步攀岩，奋力拼杀，有的已身首异处，有的坠下云梯，但攻势依旧不减。据守者，众志成城，誓死阻绝；右面一组为舟船水战：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上层，艏尾树立着羽旗和建鼓，阵线分明，左船首与右船尾均有一人在击鼓助战，所谓鼓噪而进。两船兵士正在厮杀，手持长戈者或刺或钩，持短剑者近身肉搏。下层，荡桨者前屈后翘，倾力摇桨。船下鱼、蛙漫游，双方泅水者相向机动，伺机破坏敌船或登临格斗。本区描绘了徒卒战、仰攻战、投石战、舟师战，陆战、水战短兵相接，战斗之激烈，已达到白热化程度。作者以严谨的写实手段，准确地抓住每一战士厮杀瞬间的特征动作，勾勒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这里，旌旗是我们要谈论的重点。
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上，共飘扬着三面具相风功能的旌旗。左船两面旌旗，船首一面称作“建鼓”（有关建鼓，详待后叙），杆头饰以缀七个圆点的超长帛条，一短装佩剑统帅持桴，奋力作擂鼓状；船尾一面称作“俔”(羽旗)，杆头系两条用禽鸟羽毛一朵朵扎制成的羽葆。右船两面旌旗，船首的杆头也系两条用禽鸟羽毛一朵朵扎制成的羽葆，但这面“俔”(羽旗)要长得多，相当于左船的3到4倍；船尾的也树“建鼓”，其杆头为戈，采用左右三根雉尾装饰，一裸妆武士持桴，屈膝单跪作擂鼓状。
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上，共飘扬着三面具相风功能的旌旗。左船两面旌旗，船首一面称作“建鼓”（有关建鼓，详待后叙），杆头饰以缀七个圆点的超长帛条，一短装佩剑统帅持桴，奋力作擂鼓状；船尾一面称作“俔”(羽旗)，杆头系两条用禽鸟羽毛一朵朵扎制成的羽葆。右船两面旌旗，船首的杆头也系两条用禽鸟羽毛一朵朵扎制成的羽葆，但这面“俔”(羽旗)要长得多，相当于左船的3到4倍；船尾的也树“建鼓”，其杆头为戈，采用左右三根雉尾装饰，一裸妆武士持桴，屈膝单跪作擂鼓状。
1935年，水陆攻战纹鉴，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地出土。
此器共出土2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一件器高29.6厘米，口径54.6厘米，重20千克；另一件高30.1厘米，口径54.5厘米，重18.75 千克。盘口、束颈、有肩，腹部往下收缩，平底下有圈足，四兽耳衔环。器颈和腹部上下饰3层花纹，以2条凹形宽带界之，纹饰用红铜镶嵌，内容为水陆攻战，如两军对阵、徒卒战、仰攻战、投石战、舟师战等，都有具体的表现。武士短装佩剑，或有帻巾，射者张弓搭矢，持戟者前握后运，攻者奋力攀岩，死者首级落地。全器286个人物，形态生动，一改过去单纯以动物图像为主的传统图案程式，热衷于表现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这在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它为先秦时期的战争样式，提供了可靠的视觉素材。
此器共出土2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一件器高29.6厘米，口径54.6厘米，重20千克；另一件高30.1厘米，口径54.5厘米，重18.75 千克。盘口、束颈、有肩，腹部往下收缩，平底下有圈足，四兽耳衔环。器颈和腹部上下饰3层花纹，以2条凹形宽带界之，纹饰用红铜镶嵌，内容为水陆攻战，如两军对阵、徒卒战、仰攻战、投石战、舟师战等，都有具体的表现。武士短装佩剑，或有帻巾，射者张弓搭矢，持戟者前握后运，攻者奋力攀岩，死者首级落地。全器286个人物，形态生动，一改过去单纯以动物图像为主的传统图案程式，热衷于表现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这在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它为先秦时期的战争样式，提供了可靠的视觉素材。
战国.水陆攻战纹鉴，器颈和腹部上下饰有3层图案，刻画的是水陆攻战场面。下层其中一组为舟船水战，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旌旗猎猎，激战正酣。
左船上层，艏竖綄：杆头饰戈，旗面由用帛条制成，缀圆点5个，以示统率功勋；尾竖建鼓，杆头饰以两条相风羽葆，一束装佩剑统帅扶戈持桴，作擂鼓状。
右船上层，艏竖俔：杆头系两条用禽鸟羽毛一朵朵扎制成的羽葆，长度相当于左船建鼓羽葆的3到4倍；尾同样竖建鼓，杆头饰以两条相风羽葆，一束装统帅手持双桴，作擂鼓状。
左船上层，艏竖綄：杆头饰戈，旗面由用帛条制成，缀圆点5个，以示统率功勋；尾竖建鼓，杆头饰以两条相风羽葆，一束装佩剑统帅扶戈持桴，作擂鼓状。
右船上层，艏竖俔：杆头系两条用禽鸟羽毛一朵朵扎制成的羽葆，长度相当于左船建鼓羽葆的3到4倍；尾同样竖建鼓，杆头饰以两条相风羽葆，一束装统帅手持双桴，作擂鼓状。
通过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与水陆攻战纹鉴，我们对“俔”、“綄”或“五两”有了进一步的感观认识，只是这种相风仪被用在了军事领域，除测定风向指导战役外，更赋予了情感归属、凝聚军心、振奋士气的意涵。
唐朝，则基本沿用汉制测风。
唐.李善注引《兵书》道：“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
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的《乙巳占•候风法》又道：“凡候风者，必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于竿上，以候风。”可见，“俔”、“綄”、“五两”或“八两”，是我国古代一直沿用的一种简单实用的相风仪，其结构是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羽葆而成。
唐.李善注引《兵书》道：“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
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的《乙巳占•候风法》又道：“凡候风者，必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于竿上，以候风。”可见，“俔”、“綄”、“五两”或“八两”，是我国古代一直沿用的一种简单实用的相风仪，其结构是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羽葆而成。
当时，还有用“五色旌”和“占风铎”来测定信风的。
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三《相风旌》载：“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杆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
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三《相风旌》载：“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杆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