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凰 －－ 武则天的绚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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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4）还政李唐，准备下山－－03
【调和武李两家的关系】
前些年的激烈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亲情，特别是武则天与李旦的母子之情。把李显立为太子之后，武则天立刻采取措施安抚李旦。圣历二年，即李显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李旦一家即被解除了软禁。《资治通鉴》上说：“圣历二年冬十月，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又从《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看，李旦和他的孩子们从皇宫里出来后，在洛阳的积善坊居住。
李显和李旦兄弟俩未必就没有矛盾，但是在武周朝后期，他们之间即使有什么矛盾也都是次要的。当时的主要矛盾已然在武家和李家之间。武则天把李旦封为相王，又给了他兵权，做了“太子右卫率”。这个太子右卫率是一个有实权的武官职务，正四品上，管理着五个兵府（折冲府）。当时武攸宜仍然领兵，武则天让李旦也掌握一定兵权，大约有在武、李两家搞平衡的意思。
前一阶段武承嗣争夺太子之位，并受到武则天的暗中支持，结果搞得武承嗣与李旦两家矛盾重重。现在既然打算还政于李唐，武则天便开始极力弥合。《资治通鉴》记载，圣历二年，武则天在明堂举行了一场郑重仪式，让武、李两家的代表们对天地发誓，今后要和睦相处，不许打架。出席仪式的有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以及公主的驸马武攸暨。武三思应该也出席了这次仪式，只是《通鉴》上没提。武则天命人把这次盟誓的誓言刻在铁券上，藏于史馆。
为了巩固武、李两家的关系，武则天还使用了当时惯用的办法：联姻。不过，也许是考虑到未来的皇帝是李显，也许是因为武家与李旦的仇怨太深，所以武则天的联姻对象全部是李显家的女儿。李显的庶出长女新都郡主嫁给了武延晖，嫡出的永泰郡主嫁给了武延基（武承嗣的长子），最宝贝的安乐公主则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李显一共有八个女儿，其中三个嫁给了武家人。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4）还政李唐，准备下山－－03
【调和武李两家的关系】
前些年的激烈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亲情，特别是武则天与李旦的母子之情。把李显立为太子之后，武则天立刻采取措施安抚李旦。圣历二年，即李显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李旦一家即被解除了软禁。《资治通鉴》上说：“圣历二年冬十月，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又从《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看，李旦和他的孩子们从皇宫里出来后，在洛阳的积善坊居住。
李显和李旦兄弟俩未必就没有矛盾，但是在武周朝后期，他们之间即使有什么矛盾也都是次要的。当时的主要矛盾已然在武家和李家之间。武则天把李旦封为相王，又给了他兵权，做了“太子右卫率”。这个太子右卫率是一个有实权的武官职务，正四品上，管理着五个兵府（折冲府）。当时武攸宜仍然领兵，武则天让李旦也掌握一定兵权，大约有在武、李两家搞平衡的意思。
前一阶段武承嗣争夺太子之位，并受到武则天的暗中支持，结果搞得武承嗣与李旦两家矛盾重重。现在既然打算还政于李唐，武则天便开始极力弥合。《资治通鉴》记载，圣历二年，武则天在明堂举行了一场郑重仪式，让武、李两家的代表们对天地发誓，今后要和睦相处，不许打架。出席仪式的有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以及公主的驸马武攸暨。武三思应该也出席了这次仪式，只是《通鉴》上没提。武则天命人把这次盟誓的誓言刻在铁券上，藏于史馆。
为了巩固武、李两家的关系，武则天还使用了当时惯用的办法：联姻。不过，也许是考虑到未来的皇帝是李显，也许是因为武家与李旦的仇怨太深，所以武则天的联姻对象全部是李显家的女儿。李显的庶出长女新都郡主嫁给了武延晖，嫡出的永泰郡主嫁给了武延基（武承嗣的长子），最宝贝的安乐公主则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李显一共有八个女儿，其中三个嫁给了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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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4）还政李唐，准备下山－－04
【渐渐地去武周化】
当初为了顺利称帝，武则天在形式上搞了很多花样，诸如改换旗帜、使用周朝年历等等。但李显成为太子后，武则天又开始着手恢复唐朝旧制，同样在形式上做文章。圣历三年五月，武则天改元久视，除了大赦天下之外，又趁机去掉了“天册金轮大圣”这个尊号。她还下诏恢复以前一直使用的夏历，重新以一月为正月（她强行推行的周历是以十一月为正月）。
武周朝后期，武则天虽仍然支持佛教，但也开始优待道家。比如她为缑氏山的“升仙太子庙”大费周章，又是重新修葺，又是亲自书写碑文，而这个庙所供奉的升仙太子王子晋就是个道家神仙。其实就连“久视”这个年号也具有道家色彩。据学者考证，“久视”一词语出自《老子》五十九章：“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意思就是长生不老。
武则天带着朝廷重新回到西京长安，又把年号从“大足”改为具有李唐色彩的“长安”。自高宗永淳元年离开长安到洛阳，她这是将近二十年来头一次踏进长安。长安没有明堂，武则天自然也就停止了明堂祭祀，改为李唐时代的南郊祭祀。这些举措无疑都是在为恢复李唐天下做准备。在长安的这两年，她还下旨修缮了大雁塔。此塔本是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长孙皇后祈福而建。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武则天的“去武周化”步伐迈得并不大，效果也是有限的。从后来的结果看，她与李显的权力交接并不顺利，因为毕竟发生了神龙政变。后来的中宗、睿宗两朝政局也都颇为动荡，家族内部自相残杀之惨烈并不逊于她自己的改朝换代。但不管怎样，她总算做到了自保。在残酷的皇权斗争中，能做到这样也是相当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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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5）狄仁杰与武则天－－01
武则天最终选择传位于李显，《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强调这是大臣们不断劝说的结果，其中狄仁杰的作用尤其被大书特书，恨不得说武则天决定传位于子，都是因为狄仁杰巧妙地为武则天解梦。
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狄仁杰重回朝廷后，“拥李派”队伍越发壮大。狄仁杰力劝武则天，先是拿子孙祭祀做文章，说：“文皇帝（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立儿子将来可以配食太庙，立侄子将来没有祭祀，这种话李昭德早就说过，武则天当时并未动心，这时狄仁杰劝她还是没用。武则天立刻阻止他：“此朕家事，卿勿预知。”
狄仁杰赶紧把武则天的《臣轨》活学活用。《臣轨》第一章就讲的是“君臣同体”，说君主是元首，臣子是四肢，君主是心，臣子是耳目，既然都是皇帝的四肢和耳目了，皇帝的家事臣子自然是管得。狄仁杰说：“王者为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 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武则天给他驳得无言以对。
这个故事生动有趣，但是君臣二人的这一番言语交锋即便真有其事的话，也不过是两人打打嘴仗。狄仁杰就算赢了这次辩论赛，却未必真正说服了武则天。
可是后来武则天主动把狄仁杰叫过去解梦：“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狄仁杰赶紧说：“武者， 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虽然《资治通鉴》评论说：“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但我认为武则天能把狄仁杰叫去解这个鹦鹉之梦，其实她自己心里已经决定传位给儿子了。她让狄仁杰把这个话说破，不过是为了笼络朝臣罢了。前面分析过，武则天传位于子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真正促成李显成为太子的是与契丹、突厥的这两年战争。甚至武则天把狄仁杰从地方上再次提拔，也是因为契丹战争。
实际上《旧唐书·狄仁杰传》里就根本没有提到解梦一事，甚至都不提他在李显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帮过什么忙。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事迹是不该被忽略的，《旧唐书》的本传里之所以不提，大概是因为狄仁杰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直接作用。不过《旧唐书》倒是提到狄仁杰力荐张柬之，说“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张柬之是神龙政变的组织者，是直接帮助李唐复辟的关键人物。张柬之能够发挥作用，的确离不开狄仁杰对他的推荐。根据《资治通鉴》，张柬之在圣历元年，也就是李显被立为太子的那年，被武则天贬出了中央，因为他反对朝廷派一个王爷（武延秀）去番邦（突厥）和亲，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武则天心里肯定会想：哦，难道让公主们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就应该，王爷去就不行啊？
不管武则天到底怎么想的，反正她把张柬之贬出洛阳后就一直没把他再调回来。后来狄仁杰成了宰相，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个堪当大用的人才，狄仁杰就说：“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武则天就把张柬之调回洛阳，但是只让他做了洛州司马。
后来武则天又要求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曾经举荐张柬之，陛下还没用呢。”
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官了呀。”
狄仁杰说：“臣推荐他是做宰相，司马不算数哦。”
武则天大概是很不喜欢这个张柬之，但又想照顾狄仁杰的面子，所以又给张柬之升官了，先是做了司刑（大理寺）少卿，后又升为秋官（刑部）侍郎。但是直到神龙政变的前夕，张柬之才终于做了宰相，而这是姚崇力荐的结果－－那时狄仁杰早已去世几年了。
狄仁杰还亲自提拔了一位大臣～桓彦范～。按《旧唐书》，桓彦范本来是司卫寺主簿，是一个掌管宫门守卫的小官，被狄仁杰看中，夸赞他：“足下才识如是，必能自致远大”，于是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品阶也不高，但官小责任重，是个能量很大的职务。桓彦范后来也是神龙政变的主谋之一。
按我对史料的理解，狄仁杰给武则天解梦的故事可能就是个传说。他对恢复李唐江山所作的贡献主要在于提拔了一批李唐死忠分子，确保武周后期的政局稳稳地朝着“还政李唐”的方向发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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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5）狄仁杰与武则天－－01
武则天最终选择传位于李显，《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强调这是大臣们不断劝说的结果，其中狄仁杰的作用尤其被大书特书，恨不得说武则天决定传位于子，都是因为狄仁杰巧妙地为武则天解梦。
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狄仁杰重回朝廷后，“拥李派”队伍越发壮大。狄仁杰力劝武则天，先是拿子孙祭祀做文章，说：“文皇帝（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立儿子将来可以配食太庙，立侄子将来没有祭祀，这种话李昭德早就说过，武则天当时并未动心，这时狄仁杰劝她还是没用。武则天立刻阻止他：“此朕家事，卿勿预知。”
狄仁杰赶紧把武则天的《臣轨》活学活用。《臣轨》第一章就讲的是“君臣同体”，说君主是元首，臣子是四肢，君主是心，臣子是耳目，既然都是皇帝的四肢和耳目了，皇帝的家事臣子自然是管得。狄仁杰说：“王者为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 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武则天给他驳得无言以对。
这个故事生动有趣，但是君臣二人的这一番言语交锋即便真有其事的话，也不过是两人打打嘴仗。狄仁杰就算赢了这次辩论赛，却未必真正说服了武则天。
可是后来武则天主动把狄仁杰叫过去解梦：“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狄仁杰赶紧说：“武者， 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虽然《资治通鉴》评论说：“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但我认为武则天能把狄仁杰叫去解这个鹦鹉之梦，其实她自己心里已经决定传位给儿子了。她让狄仁杰把这个话说破，不过是为了笼络朝臣罢了。前面分析过，武则天传位于子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真正促成李显成为太子的是与契丹、突厥的这两年战争。甚至武则天把狄仁杰从地方上再次提拔，也是因为契丹战争。
实际上《旧唐书·狄仁杰传》里就根本没有提到解梦一事，甚至都不提他在李显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帮过什么忙。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事迹是不该被忽略的，《旧唐书》的本传里之所以不提，大概是因为狄仁杰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直接作用。不过《旧唐书》倒是提到狄仁杰力荐张柬之，说“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张柬之是神龙政变的组织者，是直接帮助李唐复辟的关键人物。张柬之能够发挥作用，的确离不开狄仁杰对他的推荐。根据《资治通鉴》，张柬之在圣历元年，也就是李显被立为太子的那年，被武则天贬出了中央，因为他反对朝廷派一个王爷（武延秀）去番邦（突厥）和亲，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武则天心里肯定会想：哦，难道让公主们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就应该，王爷去就不行啊？
不管武则天到底怎么想的，反正她把张柬之贬出洛阳后就一直没把他再调回来。后来狄仁杰成了宰相，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个堪当大用的人才，狄仁杰就说：“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武则天就把张柬之调回洛阳，但是只让他做了洛州司马。
后来武则天又要求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曾经举荐张柬之，陛下还没用呢。”
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官了呀。”
狄仁杰说：“臣推荐他是做宰相，司马不算数哦。”
武则天大概是很不喜欢这个张柬之，但又想照顾狄仁杰的面子，所以又给张柬之升官了，先是做了司刑（大理寺）少卿，后又升为秋官（刑部）侍郎。但是直到神龙政变的前夕，张柬之才终于做了宰相，而这是姚崇力荐的结果－－那时狄仁杰早已去世几年了。
狄仁杰还亲自提拔了一位大臣～桓彦范～。按《旧唐书》，桓彦范本来是司卫寺主簿，是一个掌管宫门守卫的小官，被狄仁杰看中，夸赞他：“足下才识如是，必能自致远大”，于是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品阶也不高，但官小责任重，是个能量很大的职务。桓彦范后来也是神龙政变的主谋之一。
按我对史料的理解，狄仁杰给武则天解梦的故事可能就是个传说。他对恢复李唐江山所作的贡献主要在于提拔了一批李唐死忠分子，确保武周后期的政局稳稳地朝着“还政李唐”的方向发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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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5）狄仁杰与武则天－－02
狄仁杰与武则天可以说是亦敌亦友，是敌对阵营中的朋友。如果撇开政治立场（李唐vs武周），这两人大概还是惺惺相惜的，否则不可能合作得如此之好。这君臣二人都有极高的政治素养，知道怎样求同存异，知道怎样体面地妥协。狄仁杰致力于恢复李唐江山，那功夫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做为回应，武则天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就高调地宠信狄仁杰，给他各种优待，等于给李唐忠臣们派发定心丸，安抚整个朝堂。在我看来，这一对君臣与唐太宗和魏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狄仁杰拥李却不反武，相反，还很会与这位独特的皇帝打交道。比如他似乎对《臣轨》的学习非常用心。很早的时候，武则天给一个太学生批假期，狄仁杰就进谏说：说君主不该管这种小事，《臣轨》里都说了应该“君逸臣劳”；狄仁杰为接回李显这个敏感问题而向武则天进谏时，也搬出了《臣轨》里面的“君臣同体”说。
武则天的知人善任，在狄仁杰这里体现得非常明白。圣历元年突厥退兵之后，武则天就派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到河北各州处理突厥侵扰后留下的烂摊子－－这绝对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狄仁杰到河北后，一方面约束官军，防止他们扰民，一方面上表请求曲赦河北百姓，对曾经投降过突厥以及契丹的百姓不要追究，武则天立刻批准。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河北终于安定下来。
从地方上回来后，狄仁杰又被武则天授予“内史”一职，即中书令，成为朝堂上数一数二的重臣。《全唐文》收录有武则天《授狄仁杰内史制》，里面夸他是“地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
此时离狄仁杰的辞世不过两三年光景而已。但这几年也是狄仁杰最为风光的时候。《资治通鉴》上说：“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正史上还记载了几条狄仁杰与武则天君臣互动的小故事。圣历三年，武则天去三阳宫避暑。三阳宫在嵩山，离洛阳不太远。《旧唐书·狄仁杰传》称，当时王公大臣们都跟着去了，皇帝唯独赐给狄仁杰一套住宅，恩宠无比。
《资治通鉴》则说，在去三阳宫时，有个胡僧请武则天去观看佛家的舍利，她本来答应了，但狄仁杰跪在车驾前阻拦，说：“佛是外来的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况且那个胡僧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借着陛下的名头来迷惑远近百姓。而且山路狭窄，不容侍卫，陛下还是不要去那种地方为好。”看看狄仁杰这番进谏，其实他的中心意思是反对皇帝给佛家势力撑腰，反对的理由则是华夷之辨。不过他言语之间又表达出对皇帝安全的关心，说山路太危险，怕侍卫们保护不周。
狄仁杰总是这样，进谏的话里夹着几句对皇帝个人的关心。武则天的回应也很有意思。《资治通鉴》说：“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看起来，武则天起初没听狄仁杰的，还是应胡僧的要求去看舍利了，但是走到半路她决定打回，理由并非认可狄仁杰对佛教的排斥，而是说：“这样做是要鼓励大臣直言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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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5）狄仁杰与武则天－－02
狄仁杰与武则天可以说是亦敌亦友，是敌对阵营中的朋友。如果撇开政治立场（李唐vs武周），这两人大概还是惺惺相惜的，否则不可能合作得如此之好。这君臣二人都有极高的政治素养，知道怎样求同存异，知道怎样体面地妥协。狄仁杰致力于恢复李唐江山，那功夫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做为回应，武则天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就高调地宠信狄仁杰，给他各种优待，等于给李唐忠臣们派发定心丸，安抚整个朝堂。在我看来，这一对君臣与唐太宗和魏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狄仁杰拥李却不反武，相反，还很会与这位独特的皇帝打交道。比如他似乎对《臣轨》的学习非常用心。很早的时候，武则天给一个太学生批假期，狄仁杰就进谏说：说君主不该管这种小事，《臣轨》里都说了应该“君逸臣劳”；狄仁杰为接回李显这个敏感问题而向武则天进谏时，也搬出了《臣轨》里面的“君臣同体”说。
武则天的知人善任，在狄仁杰这里体现得非常明白。圣历元年突厥退兵之后，武则天就派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到河北各州处理突厥侵扰后留下的烂摊子－－这绝对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狄仁杰到河北后，一方面约束官军，防止他们扰民，一方面上表请求曲赦河北百姓，对曾经投降过突厥以及契丹的百姓不要追究，武则天立刻批准。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河北终于安定下来。
从地方上回来后，狄仁杰又被武则天授予“内史”一职，即中书令，成为朝堂上数一数二的重臣。《全唐文》收录有武则天《授狄仁杰内史制》，里面夸他是“地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
此时离狄仁杰的辞世不过两三年光景而已。但这几年也是狄仁杰最为风光的时候。《资治通鉴》上说：“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正史上还记载了几条狄仁杰与武则天君臣互动的小故事。圣历三年，武则天去三阳宫避暑。三阳宫在嵩山，离洛阳不太远。《旧唐书·狄仁杰传》称，当时王公大臣们都跟着去了，皇帝唯独赐给狄仁杰一套住宅，恩宠无比。
《资治通鉴》则说，在去三阳宫时，有个胡僧请武则天去观看佛家的舍利，她本来答应了，但狄仁杰跪在车驾前阻拦，说：“佛是外来的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况且那个胡僧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借着陛下的名头来迷惑远近百姓。而且山路狭窄，不容侍卫，陛下还是不要去那种地方为好。”看看狄仁杰这番进谏，其实他的中心意思是反对皇帝给佛家势力撑腰，反对的理由则是华夷之辨。不过他言语之间又表达出对皇帝安全的关心，说山路太危险，怕侍卫们保护不周。
狄仁杰总是这样，进谏的话里夹着几句对皇帝个人的关心。武则天的回应也很有意思。《资治通鉴》说：“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看起来，武则天起初没听狄仁杰的，还是应胡僧的要求去看舍利了，但是走到半路她决定打回，理由并非认可狄仁杰对佛教的排斥，而是说：“这样做是要鼓励大臣直言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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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5）狄仁杰与武则天－－03
当初契丹叛乱，契丹将领李楷固、骆务整都十分骁勇善战。武则天第一次派出二十八个将去讨伐叛军，结果在黄獐谷遭遇埋伏，张玄遇、麻仁节等武周大将被俘，就是吃了李楷固的亏。后来平定契丹叛乱，这两个将领主动投降了武周。当时有关部门奏请将这两人族诛，狄仁杰却赶紧奏请赦免，称：“这两人骁勇绝伦，又能忠于职守，如果能够抚之以德，就可替我朝效力。”。亲朋好友都替他捏把汗，担心皇帝怪罪，狄仁杰却说：“我这是为国家，又不是在牟私利，怕啥？（苟利于国，岂为身谋！）”武则天又听了狄仁杰的，赦免了二将，并提拔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这二人带兵清缴契丹余党，“悉平之。”－－看来是用对人了。
这时已是久视元年，七月份在含枢殿举行了献俘仪式。武则天不但对两位契丹降将大加赏赐，又在酒宴上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打算奖赏，狄仁杰却推辞说：“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
李楷固的女婿名叫李楷洛，也是契丹降将，大约是差不多时候投降武周的，拜为左羽林大将军。李楷洛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光弼，后来安史之乱中的中兴名将。
《资治通鉴》里还记了些肉麻兮兮的事情，比如说武则天后来干脆称狄仁杰为“国老”；狄仁杰经常当面跟她吵架，武则天还经常让着他－－“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大家一起出去玩儿，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掉了，马也惊了，武则天就赶紧命令太子追上去拉住马；狄仁杰几次说年纪大了要退休，武则天就是不许；当时的规矩，每晚要有大臣值夜班，武则天却免了狄仁杰这个苦差，还对其他人说：“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麻烦国老。”
狄仁杰每见武则天时，要行君臣之礼，武则天不许，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向认为，武则天的称帝一半儿是被那些反她的大臣们气的。他们不让她掌权，她非要把最大的大权抓到手里让天下人看看。可是象狄仁杰这样正统而且德高望重的臣子真的拿她当皇帝对待了，她大概有点儿不好意思。
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病逝。《旧唐书·狄仁杰传》说：“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
《资治通鉴》说：“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狄仁杰在正史上是备受推崇的一代名臣。他不但明察善断，而且深得儒家仁政之本意，真正做到爱民如子。百姓记得他的好处，皇帝也记得他的好处。武则天成就了狄仁杰，狄仁杰也成就了武则天。正因为重用了狄仁杰，武则天尽管被正史渲染成“嗜杀”的篡位之君，却依然能得司马光一句“英贤亦竟为之用”的评语－－司马光是个超级武黑，所以他的一句好话更有份量。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5）狄仁杰与武则天－－03
当初契丹叛乱，契丹将领李楷固、骆务整都十分骁勇善战。武则天第一次派出二十八个将去讨伐叛军，结果在黄獐谷遭遇埋伏，张玄遇、麻仁节等武周大将被俘，就是吃了李楷固的亏。后来平定契丹叛乱，这两个将领主动投降了武周。当时有关部门奏请将这两人族诛，狄仁杰却赶紧奏请赦免，称：“这两人骁勇绝伦，又能忠于职守，如果能够抚之以德，就可替我朝效力。”。亲朋好友都替他捏把汗，担心皇帝怪罪，狄仁杰却说：“我这是为国家，又不是在牟私利，怕啥？（苟利于国，岂为身谋！）”武则天又听了狄仁杰的，赦免了二将，并提拔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这二人带兵清缴契丹余党，“悉平之。”－－看来是用对人了。
这时已是久视元年，七月份在含枢殿举行了献俘仪式。武则天不但对两位契丹降将大加赏赐，又在酒宴上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打算奖赏，狄仁杰却推辞说：“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
李楷固的女婿名叫李楷洛，也是契丹降将，大约是差不多时候投降武周的，拜为左羽林大将军。李楷洛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光弼，后来安史之乱中的中兴名将。
《资治通鉴》里还记了些肉麻兮兮的事情，比如说武则天后来干脆称狄仁杰为“国老”；狄仁杰经常当面跟她吵架，武则天还经常让着他－－“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大家一起出去玩儿，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掉了，马也惊了，武则天就赶紧命令太子追上去拉住马；狄仁杰几次说年纪大了要退休，武则天就是不许；当时的规矩，每晚要有大臣值夜班，武则天却免了狄仁杰这个苦差，还对其他人说：“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麻烦国老。”
狄仁杰每见武则天时，要行君臣之礼，武则天不许，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向认为，武则天的称帝一半儿是被那些反她的大臣们气的。他们不让她掌权，她非要把最大的大权抓到手里让天下人看看。可是象狄仁杰这样正统而且德高望重的臣子真的拿她当皇帝对待了，她大概有点儿不好意思。
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病逝。《旧唐书·狄仁杰传》说：“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
《资治通鉴》说：“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狄仁杰在正史上是备受推崇的一代名臣。他不但明察善断，而且深得儒家仁政之本意，真正做到爱民如子。百姓记得他的好处，皇帝也记得他的好处。武则天成就了狄仁杰，狄仁杰也成就了武则天。正因为重用了狄仁杰，武则天尽管被正史渲染成“嗜杀”的篡位之君，却依然能得司马光一句“英贤亦竟为之用”的评语－－司马光是个超级武黑，所以他的一句好话更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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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以前另外单独开了一个楼贴过，这里重贴一下，保持系列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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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6）武周时代的文艺盛况－－01
唐朝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不但有让人留恋的盛大武功，也有灿烂的文学艺术，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其实从隋朝重新统一天下之后，历代君主都重视文治，推行文武并举的方针。这也好理解，因为文治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关系到人心的向背－－特别是精英阶层的人心。
武则天执政时期，因为她本人爱好文词，文化事业自然是更上一层楼。后来唐德宗时期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就总结说：武太后好文史，君临天下二十多年，结果公卿百官都以写一手好文章为荣，至今蔚然成风。（《通典》：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曰：“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馀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
武则天时代的文化事业有自己的特色。其一，科举考试成为促进文艺繁荣的重要因素。从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做“天后”的那几年起，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就越来越重视文词水平，其中进士科的考试增加了词赋写作，让“进士”身份的含金量大增，大大刺激了读书人对文赋写作技巧的追求。
开元名相张说就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在载初元年那场热闹非凡的洛城殿试中拔得头筹，此后又以卓越的文采一直受到重用。张说后来成为唐玄宗的股肱之臣，其政治立场应该是“反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追怀前朝的文艺胜景。他在为上官婉儿的遗作集子撰写的《唐昭上官氏文集序》中说：“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竣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当代学者陆扬指出：“张说可以说是武则天创建的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张说为上官昭容诗集撰写的序实际是借对上官婉儿的赞颂来阐扬他本人崇尚并且实践的‘文’的理念。”
其二，礼仪成为武则天时代刺激文艺发展的又一大动力。武则天先是为了掌权，继而为了改天换地，大力借助礼仪活动，搞出了一场接着一场的面子工程，包括大型建筑和盛大仪式。在建筑方面，有乾陵以及昊陵、顺陵，有明堂、天枢、九鼎、以及一直无法完成的天堂和白司马坂大佛像，都带动着视觉艺术与各项工艺水平的提升；在仪式方面，祭拜洛水、明堂祭祀、南郊祭祀、嵩山封禅，这些大型活动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也同样是对她治下文艺水平的一次又一次检阅。
这些重大场合无一不是人们展示文才的大好时机。比如称帝之前的拜洛水仪式，武则天自己就特地做了《大享拜洛乐章》组诗，大臣们则纷纷做应制诗，被收录进《全唐诗》的就有苏味道、牛凤及的《奉和受图温洛应制》，李峤的《奉和拜洛应制》；再比如嵩山封禅，武则天亲撰《大周升中述志碑》文，武三思做《大周封祀坛碑》文，李峤做《大周降禅碑》文，崔融做《朝觐坛碑》文，员半千有《封禅四坛碑》诗十二首进献，而这些碑文又由李旦、钟绍京、薛曜等人书写，这次封禅便成为文章与书法的一个绝佳展览平台。至于明堂建成、九鼎铸成，天枢竖立等等，无不伴随着歌功颂德的诗文。现代文学批评家周祖撰先生感叹说：“有唐一代，洛阳地区文学之盛，其唯武后之世欤!”
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些应礼仪而生的诗文固然是内容空洞、情感缺乏，但在表现形式方面却是有益的探索，也进一步培养了精英阶层重视文章的风气。现代学者葛晓音认为，武则天时代的礼仪文学在消极方面是造成文章过于虚华的风气，在积极方面则是竖立起了一种华丽宏伟的审美趣味，为以后的盛唐气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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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6）武周时代的文艺盛况－－01
唐朝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不但有让人留恋的盛大武功，也有灿烂的文学艺术，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其实从隋朝重新统一天下之后，历代君主都重视文治，推行文武并举的方针。这也好理解，因为文治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关系到人心的向背－－特别是精英阶层的人心。
武则天执政时期，因为她本人爱好文词，文化事业自然是更上一层楼。后来唐德宗时期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就总结说：武太后好文史，君临天下二十多年，结果公卿百官都以写一手好文章为荣，至今蔚然成风。（《通典》：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曰：“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馀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
武则天时代的文化事业有自己的特色。其一，科举考试成为促进文艺繁荣的重要因素。从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做“天后”的那几年起，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就越来越重视文词水平，其中进士科的考试增加了词赋写作，让“进士”身份的含金量大增，大大刺激了读书人对文赋写作技巧的追求。
开元名相张说就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在载初元年那场热闹非凡的洛城殿试中拔得头筹，此后又以卓越的文采一直受到重用。张说后来成为唐玄宗的股肱之臣，其政治立场应该是“反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追怀前朝的文艺胜景。他在为上官婉儿的遗作集子撰写的《唐昭上官氏文集序》中说：“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竣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当代学者陆扬指出：“张说可以说是武则天创建的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张说为上官昭容诗集撰写的序实际是借对上官婉儿的赞颂来阐扬他本人崇尚并且实践的‘文’的理念。”
其二，礼仪成为武则天时代刺激文艺发展的又一大动力。武则天先是为了掌权，继而为了改天换地，大力借助礼仪活动，搞出了一场接着一场的面子工程，包括大型建筑和盛大仪式。在建筑方面，有乾陵以及昊陵、顺陵，有明堂、天枢、九鼎、以及一直无法完成的天堂和白司马坂大佛像，都带动着视觉艺术与各项工艺水平的提升；在仪式方面，祭拜洛水、明堂祭祀、南郊祭祀、嵩山封禅，这些大型活动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也同样是对她治下文艺水平的一次又一次检阅。
这些重大场合无一不是人们展示文才的大好时机。比如称帝之前的拜洛水仪式，武则天自己就特地做了《大享拜洛乐章》组诗，大臣们则纷纷做应制诗，被收录进《全唐诗》的就有苏味道、牛凤及的《奉和受图温洛应制》，李峤的《奉和拜洛应制》；再比如嵩山封禅，武则天亲撰《大周升中述志碑》文，武三思做《大周封祀坛碑》文，李峤做《大周降禅碑》文，崔融做《朝觐坛碑》文，员半千有《封禅四坛碑》诗十二首进献，而这些碑文又由李旦、钟绍京、薛曜等人书写，这次封禅便成为文章与书法的一个绝佳展览平台。至于明堂建成、九鼎铸成，天枢竖立等等，无不伴随着歌功颂德的诗文。现代文学批评家周祖撰先生感叹说：“有唐一代，洛阳地区文学之盛，其唯武后之世欤!”
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些应礼仪而生的诗文固然是内容空洞、情感缺乏，但在表现形式方面却是有益的探索，也进一步培养了精英阶层重视文章的风气。现代学者葛晓音认为，武则天时代的礼仪文学在消极方面是造成文章过于虚华的风气，在积极方面则是竖立起了一种华丽宏伟的审美趣味，为以后的盛唐气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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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6）武周时代的文艺盛况－－02
【三教珠英】
武则天把李显立为太子，可以说解决了武周朝最为关键的一道政治难题，那以后，她在政治上就不如前期那般锐意进取，反而对文艺给予了更多关注，到最后甚至开始耽于享乐。
武周朝后期的一件盛事就是大型文化项目《三教珠英》的完成。《三教珠英》是一部“类书”，也就是一部类似于百科全书的资料汇编。今天的历史爱好者比较熟悉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就是这样的类书。
综合各种正史上的记载，学者们认为《三教珠英》是从圣历三年开始编撰，到长安元年完工，历时约一年半，共一千三百卷，目录十三卷。《三教珠英》以文艺为主，包含佛道二教的内容，故称“三教”。遗憾的是，这部书在历史长河的消磨中早已荡然无存。但有学者认为，宋代官修的《太平御览》就是在包括《三教珠英》在内的唐代类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既然更为全面的《太平御览》已经问世，《三教珠英》便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失散就在所难免了。
《三教珠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有浓重的“桃色”。这倒无关内容，而是此书的编撰小组组长乃是大名鼎鼎的女皇男宠张昌宗。正史上说，武则天是为了掩盖自己养小白脸的丑事，所以给张昌宗找了这么一个体面的差使。张昌宗是高宗朝宰相张行成的族孙，他的事迹被《旧唐书》附在《张行成传》之后。《旧唐书》说：“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新唐书》在讲到张昌宗时也说：“（武）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
《资治通鉴》的调子也差不多，说是武则天养男宠，起初设立了控鹤府，尽弄些轻薄之人在里面，让张昌宗做控鹤监。后来她又把控鹤府改为奉宸府，让张昌宗做了奉宸令。武则天每在内殿宴会之际，就让诸武、二张喝酒赌博玩乐，后来为了掩盖风声，就让张易之、张昌宗与文学之士如李峤等人在内殿编修《三教珠英》。
看起来，几本正史都很起劲地把《三教珠英》的编撰与男宠扯到一起，好像此书完全是女皇的放浪内廷生活的副产品。其实，张昌宗这个主编虽然是名不符实，但编撰小组里面却是牛人众多，编书的意义自然也不会只是掩饰男宠那么无聊。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此书的编撰，不同的史料有不同说法，有说二十六人，也有说四十七人。《唐会要》上就给出了一份二十六人名单，除了挂名的张昌宗之外，真正为编书干活出力的包括武周朝的文学大家李峤、崔融、阎朝隐、徐彦伯、员半千、徐坚、张说、刘知几、沈佺期、宋之问，等等等等。另据记载，诸如苏味道（文章四友之一）、武三思、李迥秀、崔神庆等当朝高官也都有份参与。
或许武则天下令编撰《三教珠英》确实是想抬举抬举张昌宗和张易之，但这么多文词大家齐聚一堂，不失为美事一桩。《旧唐书·阎朝隐传》就说：“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新唐书·徐坚传》则说：“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张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从这些传记的叙述口气来看，能参与编修《三教珠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是对一个人文才声誉的肯定，而《新唐书·徐坚传》还认为此书编成的主要功劳在徐坚、张说二人。
这些才子们还借助编书这个平台结成了松散的文学团体，时称“珠英学士”。他们在编书之余，也在一起探讨诗文写作。如果说《三教珠英》是向皇家递交的作业，那么崔融编撰的五卷《珠英学士集》则是他们自行切磋诗歌技法的产物。这是一部诗集，收录诗歌二百七十六首，虽已亡佚，不过二十世纪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书卷中有两份《珠英集》的残卷，合计存诗五十九首，现分别收藏于伦敦的英国图书馆和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成为研究唐诗发展的珍贵史料。学者们认为，珠英学士中的沈佺期、宋之问、张说、以及李峤、崔融、富嘉谟、吴少微等人，都是唐朝律诗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
《三教珠英》也不全然是锦上添花的文艺百科书，很可能有政治意图在里面。《三教珠英》的前身是太宗贞观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文思博要》，由高士廉、房玄龄、魏征等人编修。《唐会要》记载说，圣历年间，皇帝（武则天）以《御览》及《文思博要》不够周全（“聚事多未周备”），所以让张昌宗负责，召集李峤、阎朝隐等二十六人共同编撰新书《三教珠英》。
当代学者王兰兰认为，武则天下令编撰《三教珠英》，既不是为了掩饰二张的男宠身份，也不仅仅是为彰显武周朝的文治，反而是为了弥合武周与李唐之间的矛盾。《三教珠英》开始编撰时恰是在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而到完成之际，武则天已经把年号改为李唐色彩浓厚的“长安”。这部书又是对太宗朝文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编撰时间并不长，最后的成书也仅比《文思博要》多出一百多卷，可见并没有大改，所以这实际上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与她在那几年推出的其它各项措施一起，是向天下传达“回归李唐”的信号。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6）武周时代的文艺盛况－－02
【三教珠英】
武则天把李显立为太子，可以说解决了武周朝最为关键的一道政治难题，那以后，她在政治上就不如前期那般锐意进取，反而对文艺给予了更多关注，到最后甚至开始耽于享乐。
武周朝后期的一件盛事就是大型文化项目《三教珠英》的完成。《三教珠英》是一部“类书”，也就是一部类似于百科全书的资料汇编。今天的历史爱好者比较熟悉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就是这样的类书。
综合各种正史上的记载，学者们认为《三教珠英》是从圣历三年开始编撰，到长安元年完工，历时约一年半，共一千三百卷，目录十三卷。《三教珠英》以文艺为主，包含佛道二教的内容，故称“三教”。遗憾的是，这部书在历史长河的消磨中早已荡然无存。但有学者认为，宋代官修的《太平御览》就是在包括《三教珠英》在内的唐代类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既然更为全面的《太平御览》已经问世，《三教珠英》便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失散就在所难免了。
《三教珠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有浓重的“桃色”。这倒无关内容，而是此书的编撰小组组长乃是大名鼎鼎的女皇男宠张昌宗。正史上说，武则天是为了掩盖自己养小白脸的丑事，所以给张昌宗找了这么一个体面的差使。张昌宗是高宗朝宰相张行成的族孙，他的事迹被《旧唐书》附在《张行成传》之后。《旧唐书》说：“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新唐书》在讲到张昌宗时也说：“（武）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
《资治通鉴》的调子也差不多，说是武则天养男宠，起初设立了控鹤府，尽弄些轻薄之人在里面，让张昌宗做控鹤监。后来她又把控鹤府改为奉宸府，让张昌宗做了奉宸令。武则天每在内殿宴会之际，就让诸武、二张喝酒赌博玩乐，后来为了掩盖风声，就让张易之、张昌宗与文学之士如李峤等人在内殿编修《三教珠英》。
看起来，几本正史都很起劲地把《三教珠英》的编撰与男宠扯到一起，好像此书完全是女皇的放浪内廷生活的副产品。其实，张昌宗这个主编虽然是名不符实，但编撰小组里面却是牛人众多，编书的意义自然也不会只是掩饰男宠那么无聊。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此书的编撰，不同的史料有不同说法，有说二十六人，也有说四十七人。《唐会要》上就给出了一份二十六人名单，除了挂名的张昌宗之外，真正为编书干活出力的包括武周朝的文学大家李峤、崔融、阎朝隐、徐彦伯、员半千、徐坚、张说、刘知几、沈佺期、宋之问，等等等等。另据记载，诸如苏味道（文章四友之一）、武三思、李迥秀、崔神庆等当朝高官也都有份参与。
或许武则天下令编撰《三教珠英》确实是想抬举抬举张昌宗和张易之，但这么多文词大家齐聚一堂，不失为美事一桩。《旧唐书·阎朝隐传》就说：“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新唐书·徐坚传》则说：“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张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从这些传记的叙述口气来看，能参与编修《三教珠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是对一个人文才声誉的肯定，而《新唐书·徐坚传》还认为此书编成的主要功劳在徐坚、张说二人。
这些才子们还借助编书这个平台结成了松散的文学团体，时称“珠英学士”。他们在编书之余，也在一起探讨诗文写作。如果说《三教珠英》是向皇家递交的作业，那么崔融编撰的五卷《珠英学士集》则是他们自行切磋诗歌技法的产物。这是一部诗集，收录诗歌二百七十六首，虽已亡佚，不过二十世纪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书卷中有两份《珠英集》的残卷，合计存诗五十九首，现分别收藏于伦敦的英国图书馆和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成为研究唐诗发展的珍贵史料。学者们认为，珠英学士中的沈佺期、宋之问、张说、以及李峤、崔融、富嘉谟、吴少微等人，都是唐朝律诗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
《三教珠英》也不全然是锦上添花的文艺百科书，很可能有政治意图在里面。《三教珠英》的前身是太宗贞观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文思博要》，由高士廉、房玄龄、魏征等人编修。《唐会要》记载说，圣历年间，皇帝（武则天）以《御览》及《文思博要》不够周全（“聚事多未周备”），所以让张昌宗负责，召集李峤、阎朝隐等二十六人共同编撰新书《三教珠英》。
当代学者王兰兰认为，武则天下令编撰《三教珠英》，既不是为了掩饰二张的男宠身份，也不仅仅是为彰显武周朝的文治，反而是为了弥合武周与李唐之间的矛盾。《三教珠英》开始编撰时恰是在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而到完成之际，武则天已经把年号改为李唐色彩浓厚的“长安”。这部书又是对太宗朝文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编撰时间并不长，最后的成书也仅比《文思博要》多出一百多卷，可见并没有大改，所以这实际上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与她在那几年推出的其它各项措施一起，是向天下传达“回归李唐”的信号。
～～祝各位朋友国庆快乐！然后继续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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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6）武周时代的文艺盛况－－03
【游乐活动促进诗文繁盛】
武周朝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圣历元年李显被立为太子为分界。李显成为太子，意味着武周朝一代而亡，这对武则天来说多少是个打击，不过这只是她个人的事情。对于整个朝堂而言，武周后期倒是难得的轻松和谐时光，酷吏基本上退出舞台，政治气氛大为缓和，加之武则天年事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些怠政。她似乎越来越没脾气，同时也越来越喜欢享乐了。享乐的一个结果是皇帝经常组织大家开party，而这种场合往往要求与会者写诗助兴，事后还会把这些诗作汇编成集。
必需说，武则天时代就是一段国力方方面面都在上升的精彩岁月，所以就连这些游玩活动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作直接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律诗。当然律诗的成型不是一蹴而就，其雏形可以追溯到二百年前的南朝齐、梁时期，但是律诗的最终定型就是在武周末期与紧随其后的唐中宗时期，而其中的主要力量就是活跃于武周和中宗两朝的宫廷诗人群体，特别是被并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和宋之问。
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零星轶闻与记录中窥探当时这些聚会的情形。最出名的故事当属“夺锦袍”。根据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有一次武则天带着多位臣子到洛阳南边的龙门山游玩，让大家搞诗歌比赛，谁先做成，就把锦袍赐给谁。结果左史东方虬最先写成，自然得到了这件锦袍。但是宋之问的诗作随后也完成，而左右都认为宋的大作“文理兼美”，写得更好。武则天也是十分喜爱，居然把锦袍从东方虬那里夺了过来，改赐给了宋之问。此事虽说是皇帝公然耍赖，却成为诗坛趣事一桩，以至于成了典故。杜甫的诗句中就有：“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以及“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宋朝陆游也有诗曰“割愁何处有并刀，倾座谁能夺锦袍。”
宋之问夺得锦袍的这首诗流传了下来，题为《龙门应制》，全诗篇幅较长，网上一搜就有。有人认为宋之问这首诗通篇都在拍皇帝的马屁，难怪武则天会喜欢。但这恐怕是想当然的议论。当时正值诗人们探索诗歌新形式的热闹时期，武则天欣赏此诗，只怕更多地是看中了宋之问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含量。
武则天主持的另一次诗歌盛会当属久视元年的“石淙会饮”了。石淙位于嵩山，在今天的登封市告成镇附近，有山有水，在当时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所在。武则天对嵩山十分钟爱，不仅因为嵩山离洛阳很近，而且对她而言有政治寓意。几年前她才在嵩山举行过破天荒的封禅大典，后来又在嵩山建造了行宫三阳宫，武则天经常去那里避暑，而且往往把整个朝廷都搬过去。石淙在三阳宫附近。按《资治通鉴》记载，久视元年腊月，“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接着在当年的四月，“太后幸三阳宫避暑。”石淙会饮的时间则是当年五月，看来这是在三阳宫建成不久，君臣第一次去那里避暑时的一次消遣活动。
这次聚会在几本正史上并无记载，但《全唐诗》中保存了其中部分诗作，并附有解说。综合史料可知，帝国的首脑人物差不多都出席了这次诗会，除了武则天，还有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以及内史狄仁杰、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给事中闫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夏官侍郎姚元崇（姚崇），此外还有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张昌宗、奉宸大夫薛曜、右玉玲卫郎将杨敬述、司封员外于季子、守给事中徐彦伯、通事舍人沈佺期，一共十七人。
这次诗歌诗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家都写七律。武则天自己先写了一首，即收录在《全唐诗》中的《夏日游石淙》。这是保存至今的武则天诗作中唯一一首七律。她还为此诗写了一段序言，把石淙景色赞美了一番，然后说“各题四韵，咸赋七言。”－－意思是这天参加诗会的人都得做七律。
武则天的这首诗全文如下：
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
武则天非常重视这次诗会的成果，让薛曜把所有作品都书写下来，并刻到了石淙的山崖上。这面刻有石淙会饮诗集的山崖至今依然伫立，只不过上面的字迹已经十分模糊了。
参考文章：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论析》，作者：赵小华。此文原载于《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作者：王兰兰（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此文原载于《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
《“珠英学士”与律诗定型》，贾晋华撰，陈才智译。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沈宋体”与律诗演变定型及其研究述略》，作者：蔡润田（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作者：陆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此文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30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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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6）武周时代的文艺盛况－－03
【游乐活动促进诗文繁盛】
武周朝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圣历元年李显被立为太子为分界。李显成为太子，意味着武周朝一代而亡，这对武则天来说多少是个打击，不过这只是她个人的事情。对于整个朝堂而言，武周后期倒是难得的轻松和谐时光，酷吏基本上退出舞台，政治气氛大为缓和，加之武则天年事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些怠政。她似乎越来越没脾气，同时也越来越喜欢享乐了。享乐的一个结果是皇帝经常组织大家开party，而这种场合往往要求与会者写诗助兴，事后还会把这些诗作汇编成集。
必需说，武则天时代就是一段国力方方面面都在上升的精彩岁月，所以就连这些游玩活动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作直接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律诗。当然律诗的成型不是一蹴而就，其雏形可以追溯到二百年前的南朝齐、梁时期，但是律诗的最终定型就是在武周末期与紧随其后的唐中宗时期，而其中的主要力量就是活跃于武周和中宗两朝的宫廷诗人群体，特别是被并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和宋之问。
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零星轶闻与记录中窥探当时这些聚会的情形。最出名的故事当属“夺锦袍”。根据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有一次武则天带着多位臣子到洛阳南边的龙门山游玩，让大家搞诗歌比赛，谁先做成，就把锦袍赐给谁。结果左史东方虬最先写成，自然得到了这件锦袍。但是宋之问的诗作随后也完成，而左右都认为宋的大作“文理兼美”，写得更好。武则天也是十分喜爱，居然把锦袍从东方虬那里夺了过来，改赐给了宋之问。此事虽说是皇帝公然耍赖，却成为诗坛趣事一桩，以至于成了典故。杜甫的诗句中就有：“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以及“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宋朝陆游也有诗曰“割愁何处有并刀，倾座谁能夺锦袍。”
宋之问夺得锦袍的这首诗流传了下来，题为《龙门应制》，全诗篇幅较长，网上一搜就有。有人认为宋之问这首诗通篇都在拍皇帝的马屁，难怪武则天会喜欢。但这恐怕是想当然的议论。当时正值诗人们探索诗歌新形式的热闹时期，武则天欣赏此诗，只怕更多地是看中了宋之问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含量。
武则天主持的另一次诗歌盛会当属久视元年的“石淙会饮”了。石淙位于嵩山，在今天的登封市告成镇附近，有山有水，在当时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所在。武则天对嵩山十分钟爱，不仅因为嵩山离洛阳很近，而且对她而言有政治寓意。几年前她才在嵩山举行过破天荒的封禅大典，后来又在嵩山建造了行宫三阳宫，武则天经常去那里避暑，而且往往把整个朝廷都搬过去。石淙在三阳宫附近。按《资治通鉴》记载，久视元年腊月，“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接着在当年的四月，“太后幸三阳宫避暑。”石淙会饮的时间则是当年五月，看来这是在三阳宫建成不久，君臣第一次去那里避暑时的一次消遣活动。
这次聚会在几本正史上并无记载，但《全唐诗》中保存了其中部分诗作，并附有解说。综合史料可知，帝国的首脑人物差不多都出席了这次诗会，除了武则天，还有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以及内史狄仁杰、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给事中闫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夏官侍郎姚元崇（姚崇），此外还有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张昌宗、奉宸大夫薛曜、右玉玲卫郎将杨敬述、司封员外于季子、守给事中徐彦伯、通事舍人沈佺期，一共十七人。
这次诗歌诗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家都写七律。武则天自己先写了一首，即收录在《全唐诗》中的《夏日游石淙》。这是保存至今的武则天诗作中唯一一首七律。她还为此诗写了一段序言，把石淙景色赞美了一番，然后说“各题四韵，咸赋七言。”－－意思是这天参加诗会的人都得做七律。
武则天的这首诗全文如下：
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
武则天非常重视这次诗会的成果，让薛曜把所有作品都书写下来，并刻到了石淙的山崖上。这面刻有石淙会饮诗集的山崖至今依然伫立，只不过上面的字迹已经十分模糊了。
参考文章：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论析》，作者：赵小华。此文原载于《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作者：王兰兰（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此文原载于《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
《“珠英学士”与律诗定型》，贾晋华撰，陈才智译。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沈宋体”与律诗演变定型及其研究述略》，作者：蔡润田（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作者：陆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此文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30日版。
宋之问夺得锦袍的那首《龙门应制》，从百度上找来的原文。
龙门应制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
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
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
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
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
云罕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
山壁崭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
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
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
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
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
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
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
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
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駸駸映晚花。
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
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
嚣声引飏闻黄道，佳气周回入紫宸。
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
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龙门应制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
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
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
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
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
云罕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
山壁崭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
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
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
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
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
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
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
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
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駸駸映晚花。
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
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
嚣声引飏闻黄道，佳气周回入紫宸。
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
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贴下一章。这也是以前单独贴过的，放到这里是为了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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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1
汉朝有汉赋，唐朝有唐诗。唐朝的诗人可谓群星灿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人的大名无不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可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唐朝最著名的诗人和诗篇集中于盛唐、中唐。而初唐这近一百年时光，从高祖、太宗经高宗、武则天，到中宗、睿宗，尽管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辈出，但是顶尖儿的诗人却少得可怜。何以如此呢？其实，并非初唐无诗人，而是初唐的诗人们仍然在搞“技术攻关”，在摸索新诗体的写作规则。
现代的一般读者品味唐诗，喜欢追寻其中的意境、情怀，然而中国古典诗歌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文学体裁，写诗首先是个技术活儿。明朝有学者议论说：“诗，先体制而后工拙。”
成熟于唐朝的格律诗，其体制是历朝历代的诗人们经过二百多年前赴后继的探索，千锤百炼而成，其形式上的精妙是唐诗能够成为汉语文学精品的先决条件。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先形式，再内容；先技术，再艺术。摸索技术，完善形式，让格律诗最终定型，这便是初唐诗人的时代使命。
格律诗在形式上的成熟就发生在武周朝后期与中宗朝这十多年。当时活跃的诗人大多是当朝高官，即便不是高官也是受皇帝优待的文士。武则天于圣历三年下旨编撰大型百科全书《三教珠英》，还让小男宠张昌宗来当主编。张昌宗其实就是挂名，真正的负责人是武则天的另一位宠臣李峤。李峤是武周朝的宰相，但编书的时候官职是“成均祭酒”。张昌宗和李峤借着编书的机会，先后网罗了几十位文词高手，时称“珠英学士”。这些人聚到一起编书，可是似乎都不怎么干正事。首先是皇帝带头，领着张昌宗、张易之等人在皇宫里宴游嬉戏。而那些编委会的大臣们，假如没有跟着武则天和二张一起玩乐的话，那多半就是参加他们自己的文艺沙龙去了。
徐坚（太宗徐贤妃的侄子）也是“珠英学士”之一，是少数打算干正事的编委之一。《旧唐书·徐坚传》透露说：“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编书），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旧唐书》批评李峤、张昌宗等人不务正业，借着编书的机会“日夕谈论，赋诗聚会”，以至于时间都过了一年，要编的书还没下笔呢。但是这些人的“日夕谈论”并非白白浪费时间，相反，这项副业成效卓著。后来他们不但交出了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还有一部诗歌合集《珠英学士集》，其诗作绝大多数是以符合格律的新诗体写成。
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下台，这批珠英学士也跟着倒霉，因为“攀附”二张而遭贬官或流放。不过继任的唐中宗李显实际上也是个“亲武派”，上台后陆陆续续又把这批珠英学士给招了回来。中宗也酷爱诗文，在大才女上官婉儿的支持下成立了修文馆，网罗了一批文词之臣，其中很多人就是当年的珠英学士，包括写诗水平最高的沈佺期和宋之问。中宗当时年号“景龙”，因此修文馆的学士又称“景龙学士”。中宗、韦后、上官婉儿等人频频组织皇家诗会，让景龙学士们大显身手，其热闹程度比武周末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些精英分子积极的诗歌实践中，格律诗的形式最终确定了下来，为此后百花绽放的盛唐诗篇搭好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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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1
汉朝有汉赋，唐朝有唐诗。唐朝的诗人可谓群星灿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人的大名无不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可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唐朝最著名的诗人和诗篇集中于盛唐、中唐。而初唐这近一百年时光，从高祖、太宗经高宗、武则天，到中宗、睿宗，尽管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辈出，但是顶尖儿的诗人却少得可怜。何以如此呢？其实，并非初唐无诗人，而是初唐的诗人们仍然在搞“技术攻关”，在摸索新诗体的写作规则。
现代的一般读者品味唐诗，喜欢追寻其中的意境、情怀，然而中国古典诗歌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文学体裁，写诗首先是个技术活儿。明朝有学者议论说：“诗，先体制而后工拙。”
成熟于唐朝的格律诗，其体制是历朝历代的诗人们经过二百多年前赴后继的探索，千锤百炼而成，其形式上的精妙是唐诗能够成为汉语文学精品的先决条件。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先形式，再内容；先技术，再艺术。摸索技术，完善形式，让格律诗最终定型，这便是初唐诗人的时代使命。
格律诗在形式上的成熟就发生在武周朝后期与中宗朝这十多年。当时活跃的诗人大多是当朝高官，即便不是高官也是受皇帝优待的文士。武则天于圣历三年下旨编撰大型百科全书《三教珠英》，还让小男宠张昌宗来当主编。张昌宗其实就是挂名，真正的负责人是武则天的另一位宠臣李峤。李峤是武周朝的宰相，但编书的时候官职是“成均祭酒”。张昌宗和李峤借着编书的机会，先后网罗了几十位文词高手，时称“珠英学士”。这些人聚到一起编书，可是似乎都不怎么干正事。首先是皇帝带头，领着张昌宗、张易之等人在皇宫里宴游嬉戏。而那些编委会的大臣们，假如没有跟着武则天和二张一起玩乐的话，那多半就是参加他们自己的文艺沙龙去了。
徐坚（太宗徐贤妃的侄子）也是“珠英学士”之一，是少数打算干正事的编委之一。《旧唐书·徐坚传》透露说：“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编书），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旧唐书》批评李峤、张昌宗等人不务正业，借着编书的机会“日夕谈论，赋诗聚会”，以至于时间都过了一年，要编的书还没下笔呢。但是这些人的“日夕谈论”并非白白浪费时间，相反，这项副业成效卓著。后来他们不但交出了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还有一部诗歌合集《珠英学士集》，其诗作绝大多数是以符合格律的新诗体写成。
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下台，这批珠英学士也跟着倒霉，因为“攀附”二张而遭贬官或流放。不过继任的唐中宗李显实际上也是个“亲武派”，上台后陆陆续续又把这批珠英学士给招了回来。中宗也酷爱诗文，在大才女上官婉儿的支持下成立了修文馆，网罗了一批文词之臣，其中很多人就是当年的珠英学士，包括写诗水平最高的沈佺期和宋之问。中宗当时年号“景龙”，因此修文馆的学士又称“景龙学士”。中宗、韦后、上官婉儿等人频频组织皇家诗会，让景龙学士们大显身手，其热闹程度比武周末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些精英分子积极的诗歌实践中，格律诗的形式最终确定了下来，为此后百花绽放的盛唐诗篇搭好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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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2
【格律诗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文体】
虽然唐朝诗人们也作有大量的古体诗，但唐诗通常指的是近体诗，也就是格律诗。所谓“格律”，意味着规矩：一首诗不但句数、字数有限制，还要考虑押韵、平仄、对仗、上联与下联之间的关系、以及通篇的结构。其实我并不懂格律，更不会做格律诗，但是据我观察，当今的读者乃至作者当中，懂格律的很少，而这并不妨碍大家对唐朝的诗人和诗句评头论足、比短较长。
格律诗的定型，得益于初唐的宫廷创作活动。初唐时期虽然也有人做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行旅诗，但当时诗歌的主流却是围着皇帝打转转的“应制诗”。一提起宫廷应制诗，人们的脑子里多半就会浮现出一幅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画面。不可否认，总体来说这批诗作的品格确实不高，但格律诗这种新生事物却离不开皇家的大力栽培，可说是诗人群体与权势阶层良性互动的产物。后人对初唐这些宫廷诗作的盲目鄙夷，差不多就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就骂娘”的意思。
诗歌体裁自古就有，但汉魏两晋时的诗歌形式比较自由，可以是每句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或者长短混合，也不讲究平仄和对偶，虽然要求押韵，但韵脚可以转换。唐朝的格律诗则严格得多，绝句只能四句，律诗只能八句，每句只能是五言或者七言，律诗的中间两联必需对仗，全篇韵脚不能转换。在声律方面，凡诗歌都会对声律提出要求，但从前诗歌的声律是自发的（诗人跟着感觉走），而格律诗的声律是自觉的（有一套人为制定的标准，诗人需用脑盘算）。
格律诗做为诗体新品种，在南朝的齐武帝时期开始冒头，比武则天和唐中宗的时代早了二百多年。齐武帝年号永明，所以格律诗的雏形又称“永明体”，主力诗人是沈约、谢朓（小谢）、王融这样的南朝文学大家。但永明体的出现，首先得感谢当时音韵学的发展。音韵学的成果又是在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帮助下取得的。简单说，南朝的音韵学家们发现了四声，即“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然后立刻被文学家们拿去捣鼓新体诗去了。顺便说一句，现代汉语中的“一二三四”四种声调与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并不是一回事。
永明体诗歌有一整套规矩，术语叫做“四声八病”，除了要求自觉地运用“平上去入”，其它内容却并不是教人该怎样去写诗，而是说不该怎样写，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忌讳（也就是所谓“八病”）。因为规矩太繁琐，限制了创造力，搞得诗人们很是不爽。接下来的诗歌发展史告诉我们，此后格律规则的演变方向并不是愈加繁复，而是－－简化。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2
【格律诗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文体】
虽然唐朝诗人们也作有大量的古体诗，但唐诗通常指的是近体诗，也就是格律诗。所谓“格律”，意味着规矩：一首诗不但句数、字数有限制，还要考虑押韵、平仄、对仗、上联与下联之间的关系、以及通篇的结构。其实我并不懂格律，更不会做格律诗，但是据我观察，当今的读者乃至作者当中，懂格律的很少，而这并不妨碍大家对唐朝的诗人和诗句评头论足、比短较长。
格律诗的定型，得益于初唐的宫廷创作活动。初唐时期虽然也有人做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行旅诗，但当时诗歌的主流却是围着皇帝打转转的“应制诗”。一提起宫廷应制诗，人们的脑子里多半就会浮现出一幅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画面。不可否认，总体来说这批诗作的品格确实不高，但格律诗这种新生事物却离不开皇家的大力栽培，可说是诗人群体与权势阶层良性互动的产物。后人对初唐这些宫廷诗作的盲目鄙夷，差不多就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就骂娘”的意思。
诗歌体裁自古就有，但汉魏两晋时的诗歌形式比较自由，可以是每句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或者长短混合，也不讲究平仄和对偶，虽然要求押韵，但韵脚可以转换。唐朝的格律诗则严格得多，绝句只能四句，律诗只能八句，每句只能是五言或者七言，律诗的中间两联必需对仗，全篇韵脚不能转换。在声律方面，凡诗歌都会对声律提出要求，但从前诗歌的声律是自发的（诗人跟着感觉走），而格律诗的声律是自觉的（有一套人为制定的标准，诗人需用脑盘算）。
格律诗做为诗体新品种，在南朝的齐武帝时期开始冒头，比武则天和唐中宗的时代早了二百多年。齐武帝年号永明，所以格律诗的雏形又称“永明体”，主力诗人是沈约、谢朓（小谢）、王融这样的南朝文学大家。但永明体的出现，首先得感谢当时音韵学的发展。音韵学的成果又是在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帮助下取得的。简单说，南朝的音韵学家们发现了四声，即“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然后立刻被文学家们拿去捣鼓新体诗去了。顺便说一句，现代汉语中的“一二三四”四种声调与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并不是一回事。
永明体诗歌有一整套规矩，术语叫做“四声八病”，除了要求自觉地运用“平上去入”，其它内容却并不是教人该怎样去写诗，而是说不该怎样写，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忌讳（也就是所谓“八病”）。因为规矩太繁琐，限制了创造力，搞得诗人们很是不爽。接下来的诗歌发展史告诉我们，此后格律规则的演变方向并不是愈加繁复，而是－－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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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句题外话。关于格律诗这一段内容第一次贴出时，豹儿给了很多意见，我觉得很有见解，所以转贴过来：
（元豹儿的评论）：
我觉得这一部分需要打回重新写，大概是对格律诗的形成与南北融合的诗风理解不深，初唐诗歌是隋朝诗歌的延续，形式，风格，韵律，都没有实质的变化，你对比对比卢思道，薛道衡，杨素，虞氏兄弟这一干人，和上官仪，初唐四杰等拿出来比对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要多读诗本身，不是读几篇资料和文学史论文可以体会出来的。 南北融合，突破齐梁，以及格律诗韵律和实体形式的都是隋朝发展起来的，归功于高武时期实在不妥……
。。。。。。。。。。。。。。。。。
我本来是想补充一些隋朝诗歌发展的资料，但是一旦动笔却发现并不好写。诗歌的发展史似乎在学术界还有争议，并无定论，而我自己属于临时抱佛脚，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这里只好转贴一段～杜晓勤～先生的文章，聊胜于无吧。
▲▲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代文学研究》）
一 、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
隋代处于南北朝向唐代的过渡时期，享国又极短，故本世纪以来，学界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见仁见智，争议较大。
本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是从肯定派开始发端的……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则以魏征《隋书·文苑传序》中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为基调，从南北文学思潮的统一，文帝、李谔、炀帝、王通等人对文体变革的贡献，尤其是隋炀帝时新声及律体的复盛几个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书中所云隋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的观点更为新警。
……
对隋代文学成就持否定态度，是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始的。郑振铎认为，“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间（５１８－６１８）差不多没有什么新的树立。从炀帝杨广以下，全都是无条件地承继了梁、陈的文风的。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杨坚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失败的，杨广等人的诗歌都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上承徐庾流风“，对隋代文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与基本肯定和完全否定态度不同，还有一些学者对隋代文学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抓住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较辩证地考察了隋代文学的优缺点。
。。。。。。。。。。。。。。。。。。。
全文比较长，就不转贴了。总之， 我的感觉是现在学术界对隋代、初唐这段时间的文学研究有一些新观点，找到了一些新的考察角度。但这是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话题，术业有专攻，我也没法说太多了。
说两句题外话。关于格律诗这一段内容第一次贴出时，豹儿给了很多意见，我觉得很有见解，所以转贴过来：
（元豹儿的评论）：
我觉得这一部分需要打回重新写，大概是对格律诗的形成与南北融合的诗风理解不深，初唐诗歌是隋朝诗歌的延续，形式，风格，韵律，都没有实质的变化，你对比对比卢思道，薛道衡，杨素，虞氏兄弟这一干人，和上官仪，初唐四杰等拿出来比对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要多读诗本身，不是读几篇资料和文学史论文可以体会出来的。 南北融合，突破齐梁，以及格律诗韵律和实体形式的都是隋朝发展起来的，归功于高武时期实在不妥……
。。。。。。。。。。。。。。。。。
我本来是想补充一些隋朝诗歌发展的资料，但是一旦动笔却发现并不好写。诗歌的发展史似乎在学术界还有争议，并无定论，而我自己属于临时抱佛脚，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这里只好转贴一段～杜晓勤～先生的文章，聊胜于无吧。
▲▲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代文学研究》）
一 、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
隋代处于南北朝向唐代的过渡时期，享国又极短，故本世纪以来，学界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见仁见智，争议较大。
本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是从肯定派开始发端的……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则以魏征《隋书·文苑传序》中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为基调，从南北文学思潮的统一，文帝、李谔、炀帝、王通等人对文体变革的贡献，尤其是隋炀帝时新声及律体的复盛几个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书中所云隋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的观点更为新警。
……
对隋代文学成就持否定态度，是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始的。郑振铎认为，“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间（５１８－６１８）差不多没有什么新的树立。从炀帝杨广以下，全都是无条件地承继了梁、陈的文风的。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杨坚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失败的，杨广等人的诗歌都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上承徐庾流风“，对隋代文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与基本肯定和完全否定态度不同，还有一些学者对隋代文学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抓住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较辩证地考察了隋代文学的优缺点。
。。。。。。。。。。。。。。。。。。。
全文比较长，就不转贴了。总之， 我的感觉是现在学术界对隋代、初唐这段时间的文学研究有一些新观点，找到了一些新的考察角度。但这是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话题，术业有专攻，我也没法说太多了。
～～继续贴正文。我这里一下子跳到了上官仪，中间略去了南北朝后期和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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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3
【上官仪和他的伙伴们】
快进到唐朝。先是贞观时代，在经历了各种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政局初定，百废待兴。那时的诗作不但追求主旋律，而且特别提出要摒弃南朝齐、梁时代的“靡靡之音”，弘扬“雅音正声”，有意无意地把儒学与文学对立了起来。然而，被批为浮艳奢靡的南朝齐梁文风并没有那么容易抛弃，因为南朝的文学水平确实高，很容易让人沉迷。这就好比以前拍电影电视剧歌颂革命群众，可是观众们私心里最盼望的镜头却是烫着大波浪卷儿的国民党女特务，人同此心，古今概莫能外。长孙皇后做《春游曲》，说“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写尽佳人的风流自赏，而太宗皇帝读到此诗，“见而诵之，啧啧称美”，实在没法不喜欢啊。由于太宗本人做不到摒弃南朝靡靡之音，所以后人在写唐朝文学史的时候不免批评说：初唐宫廷诗风气不太好，太宗要负责哦。（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说：“盖太宗虽好文学，仍慕绮丽之风。上有所好，下必有甚。”）
到了唐高宗时代，华美的南朝诗风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风格。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仪。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如此出色，以至于高宗一朝的宫廷诗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上官体”。这也是唐诗中第一个冠以人名的风格流派。
唐朝人的随笔集子《隋唐嘉话》上有一条讲到上官仪，说他做宰相时（龙朔年间），天下无事。有一天临晨去上早朝，月亮还没有退下。当时朝廷正在洛阳，上官宰相信马由缰沿着洛水的堤岸慢行，随口咏出一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州。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此诗题为《入朝洛堤步月》。《隋唐嘉话》形容说，上官仪吟诵此诗时“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不过，后人在议论上官体诗歌时，称其特色为“绮错婉媚”，倒不见得是什么好话。实际上，现代人议论唐诗，总是把上官体当成反面角色，说他的作品辞藻太艳丽云云。这又是只看内容而忽略形式。上官体诗歌的内容可能确实狭隘，但在诗歌理论上的贡献却是应予承认的。
上官仪本人不但写诗，还积极总结诗歌理论，著有《笔札华梁》二卷，遗憾今天只能见到残篇。他总结了前朝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开始注重整首诗的布局和意象安排。在声律方面，上官仪推崇一套比“平上去入”更为先进的规则－－平仄律。所谓平仄，是对“四声”的简化，把四个变量简化成两个变量。按照这个理论，四声中的平声就是“平”，剩下的“上、去、入”三声就是“仄”。写诗的时候只需注重平仄的相配，如此便大大简化了规矩。
上官体诗人是一个群体，主要是高宗朝的大臣们。其中一位名叫元兢（元思敬），曾经在李显的周王府担任过参军，和上官仪的儿子上官庭芝成了同事。他也是一位诗歌理论家，著有《诗髓脑》一书。这本著作在中国已经散失，但当年传到日本，得以保存至今。《诗髓脑》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声律（调声），二是对仗（对属），三是写诗的禁忌（文病）。元兢虽然声望远不及上官仪，但对自己的理论水平却十分自信。在讲到“文病”部分时，他说他在前人提出的“八病”基础上又列出另外八种文病，没人能够完全掌握，上官仪能理解其中的三种，剩下的李义府在考虑（“兢于八病之别为八病。自昔及今，无能尽知之者。近上官仪识其三，河间公义府思其余事矣。”）
但今天的文学理论家对《诗髓脑》中最有兴趣的，是其中有关声律的内容。元兢提出了一种调声术叫做“换头”，又称“掂二”。这个法则不单单考虑到诗歌中每一联内部的声律，也考虑上一联与下一联的声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格律诗中重要的“粘对”法则。
小结一下“上官体”对格律的技术贡献，主要是两条，其一是倡导平仄（把四声简化为平仄），其二是提出了处理上下联之间的“粘对”法则。古典诗歌从南齐的永明体演化到唐朝近体诗，这是都是关键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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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3
【上官仪和他的伙伴们】
快进到唐朝。先是贞观时代，在经历了各种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政局初定，百废待兴。那时的诗作不但追求主旋律，而且特别提出要摒弃南朝齐、梁时代的“靡靡之音”，弘扬“雅音正声”，有意无意地把儒学与文学对立了起来。然而，被批为浮艳奢靡的南朝齐梁文风并没有那么容易抛弃，因为南朝的文学水平确实高，很容易让人沉迷。这就好比以前拍电影电视剧歌颂革命群众，可是观众们私心里最盼望的镜头却是烫着大波浪卷儿的国民党女特务，人同此心，古今概莫能外。长孙皇后做《春游曲》，说“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写尽佳人的风流自赏，而太宗皇帝读到此诗，“见而诵之，啧啧称美”，实在没法不喜欢啊。由于太宗本人做不到摒弃南朝靡靡之音，所以后人在写唐朝文学史的时候不免批评说：初唐宫廷诗风气不太好，太宗要负责哦。（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说：“盖太宗虽好文学，仍慕绮丽之风。上有所好，下必有甚。”）
到了唐高宗时代，华美的南朝诗风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风格。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仪。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如此出色，以至于高宗一朝的宫廷诗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上官体”。这也是唐诗中第一个冠以人名的风格流派。
唐朝人的随笔集子《隋唐嘉话》上有一条讲到上官仪，说他做宰相时（龙朔年间），天下无事。有一天临晨去上早朝，月亮还没有退下。当时朝廷正在洛阳，上官宰相信马由缰沿着洛水的堤岸慢行，随口咏出一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州。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此诗题为《入朝洛堤步月》。《隋唐嘉话》形容说，上官仪吟诵此诗时“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不过，后人在议论上官体诗歌时，称其特色为“绮错婉媚”，倒不见得是什么好话。实际上，现代人议论唐诗，总是把上官体当成反面角色，说他的作品辞藻太艳丽云云。这又是只看内容而忽略形式。上官体诗歌的内容可能确实狭隘，但在诗歌理论上的贡献却是应予承认的。
上官仪本人不但写诗，还积极总结诗歌理论，著有《笔札华梁》二卷，遗憾今天只能见到残篇。他总结了前朝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开始注重整首诗的布局和意象安排。在声律方面，上官仪推崇一套比“平上去入”更为先进的规则－－平仄律。所谓平仄，是对“四声”的简化，把四个变量简化成两个变量。按照这个理论，四声中的平声就是“平”，剩下的“上、去、入”三声就是“仄”。写诗的时候只需注重平仄的相配，如此便大大简化了规矩。
上官体诗人是一个群体，主要是高宗朝的大臣们。其中一位名叫元兢（元思敬），曾经在李显的周王府担任过参军，和上官仪的儿子上官庭芝成了同事。他也是一位诗歌理论家，著有《诗髓脑》一书。这本著作在中国已经散失，但当年传到日本，得以保存至今。《诗髓脑》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声律（调声），二是对仗（对属），三是写诗的禁忌（文病）。元兢虽然声望远不及上官仪，但对自己的理论水平却十分自信。在讲到“文病”部分时，他说他在前人提出的“八病”基础上又列出另外八种文病，没人能够完全掌握，上官仪能理解其中的三种，剩下的李义府在考虑（“兢于八病之别为八病。自昔及今，无能尽知之者。近上官仪识其三，河间公义府思其余事矣。”）
但今天的文学理论家对《诗髓脑》中最有兴趣的，是其中有关声律的内容。元兢提出了一种调声术叫做“换头”，又称“掂二”。这个法则不单单考虑到诗歌中每一联内部的声律，也考虑上一联与下一联的声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格律诗中重要的“粘对”法则。
小结一下“上官体”对格律的技术贡献，主要是两条，其一是倡导平仄（把四声简化为平仄），其二是提出了处理上下联之间的“粘对”法则。古典诗歌从南齐的永明体演化到唐朝近体诗，这是都是关键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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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4
【文章四友－－继续推动新诗体】
从高宗朝的上官体诗歌到中宗朝的格律诗，这期间还有一段路要走。上官体诗作中虽然已经包含了格律诗的基本法则，但并不成系统。上官仪和元兢提出了很多条规则，依然繁复难解，不易掌握。此外，上官仪很快就在政治上失势，因为提议废后，糊里糊涂地丢掉性命，这也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的流传。而元兢呢，本来就是个小官儿，虽然理论功夫很深，但影响力不足。再好的理论无人买账又有何用？
新的作诗法则还需要存在感强烈的大人物出面提倡，这才能够蔚然成风。所幸在高宗朝和武则天时代，朝堂上积极实践新体诗的官员层出不穷，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武周时期的“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他们当中，李峤和苏味道都做过武则天的宰相；崔融虽然没做过宰相，但出身于“清河崔氏”，又是武则天的近臣，经常替皇帝代笔（所谓“知制诰”）；杜审言（杜甫的祖父）在“四友”中虽然官位最低，但诗歌成就最大，自视也高，在当时诗坛上的影响力并不逊于另外三位。
明朝人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说，上官体之后，唐诗是“声尽入律,而体犹未成。”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第一要精简规则，第二要投入实践。文章四友似乎并没有继续提出什么新的诗歌理论，但他们对新兴的诗体却是大力倡导与积极创作。当代学者聂永华指出，《全唐诗》收录了“文章四友”的286首诗，其中新体诗占了95%，足见他们这种新生事物是在有意识地推广。
“珠英学士”们在编撰《三教珠英》之余，对格律诗的写作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崔融在事后汇编了《珠英学士集》，共收录诗作276首。由于这本诗集已经失传，现在人们只能看到敦煌残本中的59首诗作。根据聂永华对这59首诗的分析，其中五言诗最多，共50首，全部都是新体诗，符合格律诗“粘对”规则的占到90%以上。不过这些诗作中篇幅超过八句者占多数，而可称为“绝句”、“律诗”的比重仍然不高，可见当时离格律诗的最后定型尚有距离。
崔融不但汇编了珠英学士的诗集，，还写有一部专著《新定诗体》。不过他这本书也失传了，后来在日本发现，题为《唐朝新定诗格》，其内容与元兢的《诗髓脑》相似。另外，《珠英学士集》中的诗作内容也相当广泛，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宫廷应制的格局，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李峤出身于“赵郡李氏”，从小就以善写文章出名，进入仕途之后一直都是武则天身边的红人，虽然也被贬过官，但没过几年就被招回朝廷。以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新诗体的推广就格外具有示范作用。李峤曾作有多达120首的咏物诗，合称为《百咏诗》。这组诗歌因为内容浅显，长期被研究者忽视，但学者葛晓音指出，李峤写这组诗的目的，很可能是为当时的人提供一套新诗教材。这百余首咏物诗全部用标准的五律体写成，多用当时的常用典故，可视为诗歌范式，教学用意十分明显。葛晓音进一步指出，这套诗歌教材并不是为了童子启蒙，而是针对在朝在野的士大夫以及热衷科举考试的士人的。
武则天时代，一个人的诗文写作水平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庸，而是直接关系到仕途前程。一方面是这样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对新体诗的大力推广，两种力量交互作用，格律诗才能够在唐朝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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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4
【文章四友－－继续推动新诗体】
从高宗朝的上官体诗歌到中宗朝的格律诗，这期间还有一段路要走。上官体诗作中虽然已经包含了格律诗的基本法则，但并不成系统。上官仪和元兢提出了很多条规则，依然繁复难解，不易掌握。此外，上官仪很快就在政治上失势，因为提议废后，糊里糊涂地丢掉性命，这也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的流传。而元兢呢，本来就是个小官儿，虽然理论功夫很深，但影响力不足。再好的理论无人买账又有何用？
新的作诗法则还需要存在感强烈的大人物出面提倡，这才能够蔚然成风。所幸在高宗朝和武则天时代，朝堂上积极实践新体诗的官员层出不穷，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武周时期的“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他们当中，李峤和苏味道都做过武则天的宰相；崔融虽然没做过宰相，但出身于“清河崔氏”，又是武则天的近臣，经常替皇帝代笔（所谓“知制诰”）；杜审言（杜甫的祖父）在“四友”中虽然官位最低，但诗歌成就最大，自视也高，在当时诗坛上的影响力并不逊于另外三位。
明朝人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说，上官体之后，唐诗是“声尽入律,而体犹未成。”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第一要精简规则，第二要投入实践。文章四友似乎并没有继续提出什么新的诗歌理论，但他们对新兴的诗体却是大力倡导与积极创作。当代学者聂永华指出，《全唐诗》收录了“文章四友”的286首诗，其中新体诗占了95%，足见他们这种新生事物是在有意识地推广。
“珠英学士”们在编撰《三教珠英》之余，对格律诗的写作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崔融在事后汇编了《珠英学士集》，共收录诗作276首。由于这本诗集已经失传，现在人们只能看到敦煌残本中的59首诗作。根据聂永华对这59首诗的分析，其中五言诗最多，共50首，全部都是新体诗，符合格律诗“粘对”规则的占到90%以上。不过这些诗作中篇幅超过八句者占多数，而可称为“绝句”、“律诗”的比重仍然不高，可见当时离格律诗的最后定型尚有距离。
崔融不但汇编了珠英学士的诗集，，还写有一部专著《新定诗体》。不过他这本书也失传了，后来在日本发现，题为《唐朝新定诗格》，其内容与元兢的《诗髓脑》相似。另外，《珠英学士集》中的诗作内容也相当广泛，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宫廷应制的格局，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李峤出身于“赵郡李氏”，从小就以善写文章出名，进入仕途之后一直都是武则天身边的红人，虽然也被贬过官，但没过几年就被招回朝廷。以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新诗体的推广就格外具有示范作用。李峤曾作有多达120首的咏物诗，合称为《百咏诗》。这组诗歌因为内容浅显，长期被研究者忽视，但学者葛晓音指出，李峤写这组诗的目的，很可能是为当时的人提供一套新诗教材。这百余首咏物诗全部用标准的五律体写成，多用当时的常用典故，可视为诗歌范式，教学用意十分明显。葛晓音进一步指出，这套诗歌教材并不是为了童子启蒙，而是针对在朝在野的士大夫以及热衷科举考试的士人的。
武则天时代，一个人的诗文写作水平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庸，而是直接关系到仕途前程。一方面是这样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对新体诗的大力推广，两种力量交互作用，格律诗才能够在唐朝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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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5
【沈佺期、宋之问－－格律诗的宗师】
把沈、宋二人称为格律诗的宗师，应该不算过誉。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为唐宋时人所公认。二人的诗作被合称为“沈宋体”，这是继“上官体”之后又一个以人命名的唐诗流派。
《新唐书·宋之问传》在谈到诗歌时说：“诗自魏建安後，迄江左，格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新唐书》说：沈、宋二人之诗，学者“宗”之。这还不够。《新唐书·宋之问传》接着又说：“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新唐书》夸赞沈、宋二人堪比苏武和李陵，而苏、李向来被视为汉朝诗歌的大家。
就连“律诗”这个词的出现也是围绕着沈、宋。唐玄宗时代的诗僧皎然在他的诗歌理论集《诗式》中说：“洎有唐以来，宋员外之问，沈给事佺期，蓋有律诗之龟鉴也。”
中唐诗人元稹在为杜甫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中唐时期的文学家独孤及也说：“（五言诗）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
就连《新唐书》作者在《杜甫传》后面的小结中也免不了称赞沈、宋：“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
宋朝人的看法也差不多。诗歌到有了格律以后才分为“近体诗”与“古体诗”，北宋的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议论说：“苏、李而上，高洁古淡，谓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
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作诗的“技术型人才”。他们虽然没有在诗歌理论方面继续著书立说，但是对新体诗的写作进行了大量实践，对当时凌乱散漫、五花八门的新诗规则进行“去粗取精”的甄别与简化。二人在诗作中不但遵守平仄与对仗，还非常重视粘对法则。粘对法则是为了解决律诗中联与联的平仄关系。最初的“永明体”诗人只关注一句诗当中字与字的声律协调，而唐朝的新体诗运用粘对法则，把整首诗的声律协调考虑在内，这便有了全篇的章法。推崇粘对法则，是格律诗能够在唐朝定型的关键。
沈、宋二人都能够写作各种类型的格律诗，包括五律、五绝、七律、七绝、以及篇幅更长的排律，其作品基本上合律。根据学者们的分析，沈、宋二人的诗作，完全符合格律的比例高于“文章四友”。“四友”比沈、宋稍微年长些，但沈、宋的诗歌技巧显然是更上一层楼了。
到武周末期，最盛行的依然是五律，七律则是稀有品种。武则天为了鼓励七律的创作，在石淙会饮时要求大家只作七律，但这次诗会的十七首诗当中，真正合律的只有五首，连皇帝本人的大作都没有完全达标，其颔联与颈联、颈联与尾联都不符合粘对法则，用术语说叫做“失粘”（注释1）。由此可见七律写作之不易。但是沈、宋二人现存的七律诗共有23首，合格率是百分之百。
当代学者聂永华认为，沈、宋在“上官体”与“文章四友”之后，继往开来，其诗作不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合律比例高，“而且开始突破宫廷诗矫饰虚靡的诗风，渐显个人风格，丰富了近体律诗的审美意蕴，对近体诗的审美品位的提升阙功匪浅……”
沈、宋二人能够成为格律诗的一代宗师，固然因为他们本人高超技巧，但也离不开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首先，两人在诗坛上都有着明星一般的地位，都因为诗才而受皇帝（武则天、唐中宗）青睐；其次，两人都担任过考官，主持过科举和官员考察。
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高宗上元年间的进士，都年纪轻轻就科举及第，应该算少年得意。武则天主政时期，他们两人可能都是因为出众的文采而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仕途也越来越顺畅。两人同为“珠英学士”。珠英学士们当时除了编书，最为热衷的就是在一起交流作诗心得，而且这种聚会看来是受到武则天鼓励的。既然是写诗，水平高的人无疑会脱颖而出，官职高低都不在话下。
从流传的文坛轶事来看，武周和中宗两朝经常会有类似“大周（大唐）好诗歌”这样的艺术比赛，给广大朝野人士提供制造明星、发展粉丝的机会，而沈、宋二人是当仁不让的偶像。比如武则天率群臣搞龙门诗会，宋之问便夺得锦袍；再比如后来唐中宗在长安宴游昆明池，命群臣赋诗，让上官婉儿做评委，选出一首来谱曲传唱。婉儿点评众才子的诗作，挑到最后便是沈、宋。她又以宋之问的诗为最佳之选，说出理由来，沈佺期表示服气。
沈、宋二人先后做过考功员外郎。这个官职负责官员的业绩考核，也会主持科举考试。沈佺期大约是在《三教珠英》完成之后的长安二年担任考官，主考时录取的生员当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玄宗朝的宰相张九龄。张九龄的墓志中说：“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宋之问则是在中宗景龙年间担任考功员外郎。《旧唐书·宋之问传》说：“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
沈、宋二人既然都主持过科举，而当时的进士科考试又会考诗赋写作，可见作诗就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了。对考生而言需懂得如何作诗；对考官而言，也需要拿出一套能让大家都信服的评卷标准，不能仅以个人的主观好恶来评判诗赋。有学者认为，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这也是刺激格律诗成熟定型的一大因素。沈、宋二人精于格律，又做考官，无疑帮助了格律的普及。
注释1：
对武则天的七律诗《夏日游石淙》的格律分析，参见《试论武则天于初唐格律诗定型之贡献》一文，作者：王明好（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吴萱（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章：
《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作者：聂永华（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沈宋体”与律诗演变定型及其研究述略》，作者：蔡润田（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作者：葛晓音（北大中文系教授）。文章原载于《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唐宋诗词十五讲》，作者：葛晓音。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77）格律诗，武则天时代的骄傲－－05
【沈佺期、宋之问－－格律诗的宗师】
把沈、宋二人称为格律诗的宗师，应该不算过誉。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为唐宋时人所公认。二人的诗作被合称为“沈宋体”，这是继“上官体”之后又一个以人命名的唐诗流派。
《新唐书·宋之问传》在谈到诗歌时说：“诗自魏建安後，迄江左，格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新唐书》说：沈、宋二人之诗，学者“宗”之。这还不够。《新唐书·宋之问传》接着又说：“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新唐书》夸赞沈、宋二人堪比苏武和李陵，而苏、李向来被视为汉朝诗歌的大家。
就连“律诗”这个词的出现也是围绕着沈、宋。唐玄宗时代的诗僧皎然在他的诗歌理论集《诗式》中说：“洎有唐以来，宋员外之问，沈给事佺期，蓋有律诗之龟鉴也。”
中唐诗人元稹在为杜甫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中唐时期的文学家独孤及也说：“（五言诗）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
就连《新唐书》作者在《杜甫传》后面的小结中也免不了称赞沈、宋：“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
宋朝人的看法也差不多。诗歌到有了格律以后才分为“近体诗”与“古体诗”，北宋的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议论说：“苏、李而上，高洁古淡，谓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
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作诗的“技术型人才”。他们虽然没有在诗歌理论方面继续著书立说，但是对新体诗的写作进行了大量实践，对当时凌乱散漫、五花八门的新诗规则进行“去粗取精”的甄别与简化。二人在诗作中不但遵守平仄与对仗，还非常重视粘对法则。粘对法则是为了解决律诗中联与联的平仄关系。最初的“永明体”诗人只关注一句诗当中字与字的声律协调，而唐朝的新体诗运用粘对法则，把整首诗的声律协调考虑在内，这便有了全篇的章法。推崇粘对法则，是格律诗能够在唐朝定型的关键。
沈、宋二人都能够写作各种类型的格律诗，包括五律、五绝、七律、七绝、以及篇幅更长的排律，其作品基本上合律。根据学者们的分析，沈、宋二人的诗作，完全符合格律的比例高于“文章四友”。“四友”比沈、宋稍微年长些，但沈、宋的诗歌技巧显然是更上一层楼了。
到武周末期，最盛行的依然是五律，七律则是稀有品种。武则天为了鼓励七律的创作，在石淙会饮时要求大家只作七律，但这次诗会的十七首诗当中，真正合律的只有五首，连皇帝本人的大作都没有完全达标，其颔联与颈联、颈联与尾联都不符合粘对法则，用术语说叫做“失粘”（注释1）。由此可见七律写作之不易。但是沈、宋二人现存的七律诗共有23首，合格率是百分之百。
当代学者聂永华认为，沈、宋在“上官体”与“文章四友”之后，继往开来，其诗作不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合律比例高，“而且开始突破宫廷诗矫饰虚靡的诗风，渐显个人风格，丰富了近体律诗的审美意蕴，对近体诗的审美品位的提升阙功匪浅……”
沈、宋二人能够成为格律诗的一代宗师，固然因为他们本人高超技巧，但也离不开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首先，两人在诗坛上都有着明星一般的地位，都因为诗才而受皇帝（武则天、唐中宗）青睐；其次，两人都担任过考官，主持过科举和官员考察。
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高宗上元年间的进士，都年纪轻轻就科举及第，应该算少年得意。武则天主政时期，他们两人可能都是因为出众的文采而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仕途也越来越顺畅。两人同为“珠英学士”。珠英学士们当时除了编书，最为热衷的就是在一起交流作诗心得，而且这种聚会看来是受到武则天鼓励的。既然是写诗，水平高的人无疑会脱颖而出，官职高低都不在话下。
从流传的文坛轶事来看，武周和中宗两朝经常会有类似“大周（大唐）好诗歌”这样的艺术比赛，给广大朝野人士提供制造明星、发展粉丝的机会，而沈、宋二人是当仁不让的偶像。比如武则天率群臣搞龙门诗会，宋之问便夺得锦袍；再比如后来唐中宗在长安宴游昆明池，命群臣赋诗，让上官婉儿做评委，选出一首来谱曲传唱。婉儿点评众才子的诗作，挑到最后便是沈、宋。她又以宋之问的诗为最佳之选，说出理由来，沈佺期表示服气。
沈、宋二人先后做过考功员外郎。这个官职负责官员的业绩考核，也会主持科举考试。沈佺期大约是在《三教珠英》完成之后的长安二年担任考官，主考时录取的生员当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玄宗朝的宰相张九龄。张九龄的墓志中说：“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宋之问则是在中宗景龙年间担任考功员外郎。《旧唐书·宋之问传》说：“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
沈、宋二人既然都主持过科举，而当时的进士科考试又会考诗赋写作，可见作诗就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了。对考生而言需懂得如何作诗；对考官而言，也需要拿出一套能让大家都信服的评卷标准，不能仅以个人的主观好恶来评判诗赋。有学者认为，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这也是刺激格律诗成熟定型的一大因素。沈、宋二人精于格律，又做考官，无疑帮助了格律的普及。
注释1：
对武则天的七律诗《夏日游石淙》的格律分析，参见《试论武则天于初唐格律诗定型之贡献》一文，作者：王明好（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吴萱（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章：
《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作者：聂永华（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沈宋体”与律诗演变定型及其研究述略》，作者：蔡润田（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作者：葛晓音（北大中文系教授）。文章原载于《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唐宋诗词十五讲》，作者：葛晓音。
@草付应王宝锦 2016-10-07 00: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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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非常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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