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usstedu先生：
泪痕向来是属于自娱自乐型的，一旦成文，给他提再多的意见也听不进去。这文在北青发了第一部分后，我提了几个小意见，主要是针对二十斤这个拍脑袋算法的，泪痕依旧是听不进去，直接就说我是抬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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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章中所说的“二十斤”，只是一个假设。我主帖中说得非常清楚；我回复也再次申明，我主帖中的“二十斤”只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通过这个数字，让人对明帝国拥有的经济实力，有一个更直观的感觉。
这是我主帖中的原话：“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二）、在宁锦的争论中，您敢说我们之间不是在抬杠？我只是希望我们这次可以有一个友好的态度，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我说抬杠这两个字时，没有一点恶意，您大约是误解我的意思了。

三、必须褪变成官僚的统帅 孙承宗的伟大

高第一接管孙承宗的军队，马上高呼“帐面上有十一万军队，实际上只有五万军队。”孙承宗回应高第，“既然你说只有五万军队，那你以后就按五万人领饷吧。”高第对此只有亲自上书“以妄言引罪”。
高第到底接管了多少军队，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因为无论他接管了多少军队，面对孙承宗的回应，高第也只有亲自上书以妄言引罪；因为这枝军队始终都是按十一万人领饷的，高第一句话就让这里以后只领五万人的军饷，那高第还想活着离开关宁吗？
因为在明末那种背景下，帐面上有十一万军队，高第就真能接管十一万军队，那实在是讲《天方夜谭》了。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应该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吴襄后来对皇帝说“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高第所说的话，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如果放在一个新兴的王朝里面，孙承宗也许有机会成为第一流的统帅；但在明末背景下，孙承宗太多的才能已让官僚政治给消磨干净了。孙承宗不是熊庭弼；他懂得尊重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否则？他也会被官僚集团搞臭的。当然了孙承宗更不是高第，他懂得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他能赢得生前、死后的名声。



但从现实去看，孙承宗为帝国所制定的战略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
一枝在册十万的大军，实际到底有多少人呢？合格的士兵到底有多少呢？这些问题，明帝国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回答清楚了。
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是：明帝国政府经常的、普遍的欠饷；明帝国军队虚冒、老弱充数已成为普遍。
帝国政府想收复辽东，这并没有错。但想实现如此巨大的战略目标，应该先把军事系统整顿好了再说吧！但明帝国显然已没有勇气、信心、能力整顿军事系统了。

孙承宗是典型的迷信“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官员。总而言之，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一定会全力追逐我心中的目标；总而言之，不管条件多恶劣，我都会一定会全力追逐我心中的目标。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没有错！但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他这显然只会让帝国执行不切实际的国防战略。



从现实去看，孙承宗为帝国所制定的战略，始终都停留在计划之中，从来都没有真正付之于实践。
孙承宗所有的战绩：无非是收复了宁锦那块没有敌人一兵一卒的“战略要地”。
单纯看这种战绩，实在非常一般；甚至都有些滑稽。因为他与孙承宗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军事地位实在太不相称了。因为普遍人都认为，孙承宗是一个优秀的统帅，如果一个人靠这种战绩就能当得起优秀统帅的称呼，那所谓的优秀统帅也实在太廉价了。
单纯看这种战果，离孙承宗所制定的战略实在差着十万八千里。收复没有有敌人一兵一卒的宁锦，并没有多了不起的难度。真正的难度在于，以宁锦为基础继续向前推进；真正的难度在于，以宁锦为基础牵制满清，让满清的军事主力不敢离开辽、沈太远。而孙承宗及其后继者，显然只能占据着所谓的战略要地宁锦；任由敌人在长城以北肆意兼并对手，任由敌人一再深入长城。



有许多人认为，如果皇帝重用孙承宗，就能如何如之何，泪痕以为这得有惊人的想象力，至少从孙承宗所取得的战绩、战果让人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因为他的胜利，都是在明帝国一败再败下，取得了一些勉强可以说下去的胜利；这种胜利，无非是可以让帝国政府在一败再败的背景下；能在政治宣传上有些意义。他对于帝国的安全没有多大实质的意义，至于对于收复辽东，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

明帝国如果成功守住广宁一线，我们说明帝国守住了战略要地；这应该能说通。因为明帝国如果守住广宁一线，那满清就无法越过明帝国关外的防线深入长城了，如果明帝国守住广宁一线，那满清就无力越过明帝国关外防线而肆意东征蒙古了。
但明帝国显然不敢与满清去争夺广宁，虽然广宁也没有敌人一兵一卒；但明帝国从来也不敢去“收复”广宁。因为明帝国一旦占据了广宁，那满清就会无法向东、南两方面发展了。如果明帝国占据了这种地方，满清肯定会旷日持久的与明帝国去争夺。而面对满清旷日持久的争夺，明帝国所谓的城墙、大炮战略注定是无用的。
守住宁锦一线，其全部意义只能来源于明帝国的政治宣传；好象如果没有这条防线，满清就要长驱中原了。但宁锦防线显然是没有那样巨大战略意义的。


1622年广宁之战，明帝国军队在熊庭弼的带领下全部撤入山海关，如果满清想占据锦州、宁远，只要在那里留足够的军队就可以了。但以满清当时的人力、兵力、物力显然不会去做这种四处分兵的行为。

1626年宁远之战，明帝国军队在辽西直廊只占领着一个孤城宁远，如果满清愿意占领锦州为中心的地区，只要在锦州留足够的军队就可以了，但满清显然无力选择这种四处分兵的战略，所以把军队仍然全部带回了辽河以东。

甚至在1628年（崇祯元年），明帝国主动撤出锦州；满清也只是派军队毁锦州而去。如果此时满清愿意占据锦州为中心的地区，只要在那里留下足够的军队就可以了。但满清显然无力做出这种四下分兵的行为。
明帝国收复宁锦，只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抛开这种背景，明帝国哪有本事收宁锦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在明帝国重筑宁锦城池未完之时，满清就发兵来攻打，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靠什么与满清争夺宁锦？
甚至抛开这些背景，明帝国也根本无法守住宁锦等城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满清愿意用三五个月、十来个月的时间包围锦州，明帝国又该怎么办呢？


明帝国收复宁锦，对于抑制满清在长城以北的扩张，对于抑制满清威胁明帝国本土安全，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他所有的意义，最主要的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上的意义。
只要满清不能把军事、政治重心大举南移，满清从哪里进入长城，也注定只有退回辽东；我们后世过份夸大了宁锦对此的意义。
满清无力长驱中原，并不是靠一条区区的宁锦防线决定的；满清即使占据了宁锦，但他能突破山海关吗？即使他能突破山海关，他靠什么守住山海关呢？满清连广宁、锦州那种关外的重镇都无力占据（常常是白到手边，都只有毁而弃之），靠什么占据山海关或是更南的城池呢？
不要说满清攻克山海关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满清连宁远之类的城池都没有必克的把握），即使满清能攻下山海关，难道满清就能把军事主力长久的留在距辽、沈七八百里外的山海关吗？如果满清军事主力总得撤回辽、沈，那满清得到山海关与得到遵、永等城有多大分别呢？

满清不能长驱中原，是受制于自己的军事、经济、政治的条件；与所谓的宁锦并没有根本的联系。
满清人口有限、兵力有限，如果大举占据长城以南的城池，那满清在辽沈得留多少军队呢？那在长城一线的城池之中（比如山海关）得留多少军队呢？那在长城以南的主要城池中得留多少军队呢？满清如果这样做，不过是给朝鲜、蒙古诸部、明帝国避实击虚的机会罢了。


如果明帝国不改变军事系统的腐烂；明帝国不要说想复辽东，就是保证自己本土的安全，都是一种奢求。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却妄想着收复辽东，这怎么能不算一种错误的国防战略呢？
在崇祯四年，孙承宗再度主持辽事；明帝国遂决定沿着宁锦再往前推进个几十里；于是明帝国开始收复大凌河城；实际也就是向锦州再向前推进三十来里罢了。
结果呢？皇太极马上开始旷日持久的围攻大凌河城。
事实证明，一座城池面对旷日持久的围攻，那几乎是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种背景下，宁远、宁锦之战中的城墙大炮战略都变得苍白极了。如果明帝国想解救大凌河之围，除了派谴军队在野战中打败满清军事主力外，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但我们知道，率领明帝国那种军队，去主动进攻满清的军事主力；那胜算实在等于没有。如果明帝国军队真有这种本事，那还用成天想着什么城堡推进战术吗？如果明帝国军队真有这种本事，那还能让敌人想深入长城就深入长城吗？



大凌河之战后，让明帝国彻底断绝了收复辽东的想法。因为城堡推进战略，在大凌河之战中已彻底失败了。一个丧失了野战的军队，是注定无法收复失地的；无论他表面说起来多么有可行性，但实际上都经不起考验。
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只是一个偶然的、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敌人当时也旷日持久的围城（就如大凌河之战时），那袁崇焕当时有什么办法呢？

大凌河之战的结果，本身就证明宁锦防线是一条危险之极的防线，因为它随时会成为明帝国不得不去吞吃的钓饵。因为满清只要率军包围锦州，明帝国除非决定任由锦州坐困而亡；否则就只能率军到关外四百里与满清军事主力野战。
但我们知道，率领明帝国那种军队，去主动进攻满清的军事主力；那胜算实在等于没有。如果明帝国军队真有这种本事，那还能让敌人想深入长城就深入长城吗？

但满清为什么不继续用大凌河的战术，去继续对待锦州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个，那就是宁锦并没有后世所说的那样重要；那就是满清当时并没有占据宁锦的战略意图。
否则？在大凌河之战后，满清完全可以把大凌河的战术用于锦州，到那时所谓的城墙、大炮战略还有价值吗？如果是这样，无非是松锦大战会提前出现罢了；但满清当时显然还没有争夺宁锦的战略企图。因为在当时背景下，满清当时即使夺取了宁锦，也是无法占据的；除非满清已决定让整个军事、政治重心开始大举南移；否则？满清就是夺取了宁锦，也只有毁而弃之。


皇帝并没有重要孙承宗；于是我们有了许多想象，假如皇帝重用孙承宗就会如何如之何了；但皇帝重用孙承宗，孙承宗又能干什么呢？
让孙承宗到关宁，孙承宗真能继续向前推进收复失地吗？
让孙承宗到蓟门一线，孙承宗真能让满清无力深入长城吗？
让孙承宗赴西北，孙承宗真能让剿灭农民起义吗？
孙承宗也许会比当时的将领、统帅做得好些，但最多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吧！

孙承宗在崇祯四年，因大凌河之败退出政坛；如果他继续呆在政坛，在明末那种一日滥似一日的局面下，面对信奉乱世重典的崇祯皇帝，他真能善终吗？
这一切都不过是假设罢了！就如皇帝如果能重用孙承宗，就能如何如之何一样，都不过是假设罢了。

复天煞孤星先生：
（一）、您说：这个道理套在那个朝代都适用。lz的观点，讲了等于没讲。
泪痕讲了半天，你还是认为明帝国亡于崇祯皇帝的个人错误；从这层意义上，我的确讲了等于没有讲。
（二）、打击太监集团的势力，等同于打击皇帝自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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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自己也非常清楚；所以崇祯皇帝打击的只是魏忠贤为首的太监力量，明帝国的太监集团实力并没有真正受到打击。关于这一点，我在关于魏忠贤的章节中会说到的。
至于您说的“由太监集团独立掌控的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国税”系统。”崇祯皇帝也曾做过种努力。
但我们必须知道，太监集团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他们不会真正拿刀“革自己命的”，更不会、也不敢去损害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您认为可以把太监集团做为一个超然的、可以利用的工具，那是显然是说不通的。
（三）、至于说法办一些强势利益群体成员，从他们手中夺取利益补充国库。泪痕主帖中已说得很详细了，做为皇帝、帝国政府也好，他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利益的代表，如果他敢做这种明显侵害自己经济基础的事，他恐怕灭亡的将更快。
因为皇帝敢做这种事，马上会引起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联手抵触，以他们所能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所能想到的种方法，去阻碍皇帝这样做的。以他们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最终败下阵的只能是皇帝。

（四）、面对李自成的打击，吴三桂只能出城与李自成进行主力对决；因为此时吴三桂困守山海关，岂非只有坐困而亡？
这是山海关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因为吴三桂拥有山海关，但也只有率主力出城去打仗。在宁、锦与满清打仗时，袁、祖没有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袁、祖也必须得率主力出城做战，那袁、祖恐怕也随时会全军覆灭的。
（五）、大凌河之战，满清是惨胜？
用围城的方式，满清伤亡是极有限的；至于说到粮草的消耗，满清军队驻扎在哪不用吃饭呢？而且满清供给大凌河一线粮草，又能费多大的事呢？

复钱塘烟雨先生：
感谢您的支持。
说到与满清和议的意义，泪痕以为这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幻想、侵略者一种美化自己的借口。但谎话千遍成真理，所以让人以为与满清和议，真的非常有用。
一切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我们不否认历史上有许多和议成功的例子；但这一切是否能在明末应用呢？显然是不能的。

（一）、和议是需要实力的。 我们不否认明帝国当时有一定的实力；但在满清军队随时可以深入长城，能肆意劫掠后还能全军而退的背景下；明帝国想与满清达成和议，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而且即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与满清达成和议后；这种和议能维持多久呢？明帝国靠什么保证满清不撕毁和议呢？狼想吃羊时，什么时候再找不到一个借口？
明帝国不愿与满清和议，主要是建立在这种理性的思考之上的；只是后人丑化主战派，才会对他们这种思考提也不多提。
（二）、和议的价值？
明帝国与满清达成和议之后，在北部边防投入的军费、兵力就能减少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好象苏联与德国签订和议后，苏联就敢把西部边防力量裁减到东部边防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会说，满清比德国要爱好和平，德国与侵略苏联的野心、而满清显然没有侵略明帝国的野心。
如果签订和议之后，明帝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和议的可靠性谁也不敢保证；而且用于北部边防的军费、兵力也不能减少，那明帝国签订这和议的价值在哪里呢？
（三）、和议通常会面对的结果！
你花费巨大的代价与敌人签订了和议；但狼想吃羊，从哪寻不到一个借口，于是虽然与敌人签订了和议，但敌人一样随便找个理由再把你暴奏一顿。到时候，我们再花费比前还巨大的代价与敌人达成和议；但这和议有多牢靠呢？狼想吃羊从哪找不到借口呢？在近代，中国让人用这种手段玩弄的次数还少吗？
人们反对和议，通常都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之上。人们为了丑化主战派，于是就编造人们反对和议，只是出于虚荣、幼稚的原因。
（四）、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推崇明末的主和派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侵略者最后成了中国的主宰！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日本征服了中国，那他们也一定会说了，日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他也曾一再要求中国与之签订种种和约），只是国民党政府基于自己的虚荣、利益，不顾百姓死活硬要与日本人打仗罢了；最后终于走出灭亡。如果当时的中国愿意与日本签订和约哪有这种结果呢？
（五）、如是和议就能挽救一个帝国的灭亡，那南明就不会灭亡了。

复钱塘烟雨先生：

（一）、满清的确想与明帝国达成和议。但满清是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是一个处于扩张状态的新兴政权。满清的这种性质，绝不会因为明帝国与他和议就能改变。皇太极在满清历史上非常有地位，是因为在他手里，满清从一个坐困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扩张成了一个一统长城以北的帝国。
在崇祯初年，即使明帝国与满清达成和议，满清仍然需要东征朝鲜、西讨蒙古、北伐黑龙江流域。在这种背景下，满清的做为“军事强国”的性质，是不会因明帝国和议与否而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满清“处于扩张状态的”性质，也绝不会因为明帝国的和议与否就可以改变。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即使他想明帝国达成和议，但这和议的意义有多大呢？

（二）、满清之所以“每次南下掳掠时，土地不是他们掠夺的重点”；这正是明帝国主战的结果。只要明帝国不愿意与满清达成和议，那满清在长城以南留下少数兵力，是注定无法守住所占城池的，如果在长城以南留下兵力太多，那自己老巢就会空虚了。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深入长城，自然不能以掠夺土地为重点了。
如果明帝国愿意与满清达成和议之后呢？如果明帝国整体实力受到巨大的削弱之后呢？
满清并不是没有入主中原的欲望，一切只是客观环境不容许罢了。后来大举入主中原，已证实了这一切。

（三）、明帝国和议的底限是什么？如果敌人硬要超越这底限，明帝国应该怎样做呢？
明帝国和议的底限，就是每年给敌人几十万两银子；赞同和议的人，总认为这点银子就可以买回长久的和平。问题是：这种底限真能满足敌人的欲望吗？再进一步讲，这种底限真能满足敌人一再膨胀的欲望吗？显然这只是明帝国一厢情愿的想法。
如果敌人利用和议，只想取得“不战而获”的利益；当这种利益满足后，再步步进逼，挑起新的冲突，再用战争手段夺取自己所需要的利益，然后再用和议的手段扩大“不战而获”的利益，用这种手段周而复始的打击对手。明帝国又该怎样做呢？一个衰弱帝国面对新兴的、处于扩张状态的军事强国，所谓的和议通常也只能换回这种结果。

（四）、北宋与辽的和议；其结果都是建立在彼此势均敌力的背景之上。双方都通过许多战争，清晰的感受到，战争一旦兴起，只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双方谁也难以看到胜利希望的、也是让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大规模战争。
但满清与明帝国的战争，显然不具有这种兴质。满清发动战争的成本实在太低了。
明帝国的与满清之间的和议，是一个衰朽帝国与新兴的军事强国、处于扩张状态中的新政权之间的和议。这种和议即使签订了，也注定是缺乏可靠保证的。这种和议，只会成为敌人用战争之外手段打击它的筹码罢了。

（五）泪痕还是以前的观点，赞同和议的人，通常都是对和议过分乐观所致。他们认为和议很容易可以达成，和议的代价很小，和议可以取得长久的和平，和议的价值很高。而对于和议的种种不利的因素，可能导致的后果，则显然考虑的过少了。而一个衰朽的帝国与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一个处于扩张状态的新兴政权之间，他们和议的结果，真有多少乐观可言吗？

复天煞孤星2007先生：
（一）、做为普通将士，自然喜欢“入口之战”的那种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实际上就如强盗抢劫一样，普遍参与的将士都能抢得大量战利品。
但大凌河那种战役呢？显然缺乏这种性质。
满清普遍人认为大凌河战役得不偿失，仅仅是站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而发的。
（二）、满清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仅仅是因为满清国家意志、皇权还没有加强。这也正满清政治、军事重心不敢大举南移的重要原因，当许多人鼓动皇太极入主中原时，皇太极说了：“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
满清国家意志、皇权还没有加强，所以刺激普遍将士打仗的动力，通常只是源于代表这些将士的私人利益，如果不代表这些将士的私人利益，他们就会认为这战争是得不偿失的。
（三）、宁锦防线并不是多么坚不可摧；（用攻取大凌河的方法，自然可以破宁锦防线），但用这种方法，却显然无法调动将士的积极性；在国家意志、皇权未加强之时，满清显然也无力一再打这种仗。
宁锦防线，也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明帝国守着这条防线，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满清在长城以北肆意扩张，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满清不断深入长城。这条防线的意义有多大呢？
最终明帝国土崩瓦解了；最终满清一统长城以北了；在这种背景下，满清入主中原，有又什么好奇怪的？岂是一条区区的宁锦防线可以改变的？

（四）、任何改革都会有阻力，关键是改革者的决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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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革，都是社会众多利益群体之间的搏奕。
改革者不过是某个、某几个利益群体的代表罢了。
明帝国想挽救自己命运的改变，显然是代表普遍底层民众利益、加强国家意志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显然不是崇祯皇帝可以代表的，因为明末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而上述的改革，都是要深深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而在帝国政府就是由这些人控制着，皇帝想在这样一个政府中推动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那可以想象吗？

复天煞孤星2007先生：

（一）、袁崇焕不是死于舆论的压力；是死于他的失职。
袁崇焕并不需要五年平辽，他统率十五万大军（皇太极总兵力都不到十万），他只要让皇太极不敢深入长城就用不着死了。
再退而求其次，他只要让皇太极不敢逼近北京城下，他也用不着死。
再退而求其次，他只要能给皇帝上交一份、有可行性的可以把敌人打退的军事报告就可以了。
但袁崇焕显然一条也做不到！
为什么王化贞敢拿边防大事做儿戏，开口闭闭口六万大军荡平辽阳？
为什么熊庭弼敢拿封疆大事当儿戏，在敌人深入边防后，不积极协助、接替王化贞，却一昧看王化贞的笑话？
为什么袁崇焕敢对皇帝信信誓旦旦的，一再说如果五年不能平辽就要拿头来见皇帝？
这是因为帝国政府从前对高级官员、将领太过放纵了。如果皇帝再宽容袁崇焕这种行为，那以后还靠什么要求封疆大臣呢？

（二）、不能因为舆论压力，就取消对国家有利的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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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有利于国家，这只是人们乐观的想象罢了；真正与满清和议时，会出现怎样的事情、引发怎样的后果。那是谁也不敢保证的。这才是让帝国上下都对和议讳莫如深的主要原因；皇帝的态度不过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罢了。
皇帝让陈新甲偷偷主持和议，那是因为他需要确认和议是不是真象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乐观；如果达成和议后，真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乐观，皇帝自然敢公开表示支持这种和议，而且到那时人们自然也无法普遍反对和议了。
因为和议的过程、结果，是人们无法预期的；所以政府才会派私人代表与对方接触；政府必须得确认这过程、结果，是他们所想象中的那样，才可以正式与对方和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反对者的反对）；美中建交之时就是如此的。


（三）、不能因为舆论压力，就任由国家财富落入少数人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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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受制于舆论压力造成的，不要说明帝国只是一个小农帝国了；就是民权、工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谁敢说自己自己当了国家元首就能改善这种状况呢？

五 统帅必须褪变成官僚 袁崇焕之死




提到收复全辽时。
王化贞开的价是“六万大军荡平辽阳”，喊的口号是“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
袁崇焕开的价是“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喊的口号是“五年平辽。”
我们看看王化贞、袁崇焕对自己兵马、钱粮的态度；他们都认为自己拥有的兵马或钱粮太充足了。以至都向政府主动表示，平个辽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东西！

王化贞之时的辽东，因为熊庭弼的极力争取；所以那里拥有十多万军队，但王化贞却说自己只需要六万人就可以了。
袁崇焕时的关宁，因为孙承宗极力争取，一年可以获得六百多万的军饷，但袁崇焕说自己只需要四百八十万就可以了。
如果一切仅仅是源于他们理性的、科学的计算，那自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结果却是：六万大军平辽阳的声音犹在耳边，整个辽东就丧失了；五年平辽的声音犹在耳边，敌人就已打到北京城下了。
王化贞、袁崇焕的这种行为，实际上都是在官僚集团压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如果他们不愿意做这种选择，自然无法取得官僚集团的支持。



如果你是崇祯皇帝，如果你是明帝国政府的官僚集团；你也一定会非常相信袁崇焕的神话；因为相信这个神话，就意味着不用全力整顿经济、政治、军事系统，也可以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
如果你是崇祯皇帝，如果你是明帝国的政府的官僚集团；你一定会重用袁崇焕的。因为袁崇焕没有向你多要一分钱，只是要你维持从前的开销（甚至还表示可以减免一部分），却向你保证可以彻底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
这种神话、这种统帅，根本就是衰亡帝国梦寐以求的；虽然这一切根本缺乏可信度，但帝国皇帝、帝国政府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如果出了事，有人会承担这种责任的。
做为一个帝国皇帝、帝国政府就用这种态度对待军国大事，那帝国的统帅不变成官僚可以想象吗？




袁崇焕只是明末众多官僚化统帅中的一员；他们不敢正视帝国军事系统的腐烂，却又为了取得官僚政府的喜欢而动则信誓旦旦、大言不惭。如果看他与王化贞，那实在太有相似之处了。
王化贞，受到帝国政府的重视；也是因为他曾干过些普通人绝无力干成的事。“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河西必不能保。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明史、王化贞传》）
帝国政府信任袁崇焕，也就是因为袁崇焕在宁远、宁锦之战时，让敌人在“攻必克、战必取”的背景下没有攻克宁远、锦州城。
他们的成绩，的确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如果通过这种成绩，就能让人相信他们可以打败满清；那可实在得有惊人的想象力。因为他们的成绩与帝国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实在相差的太远了。但帝国官员，却都自欺欺人的相信这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袁崇焕是一个清醒的将领；所以他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与满清军队打野战。
宁远、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始终报着老主意就是不出城门；当满清主力攻打朝鲜之时，袁崇焕面对种种压力，也同样就是不率军主动进攻满清。当满清军队深入长城后，袁崇焕绕着满清军队一路跑到北京城下，就是不与满清打野战。
从这层意义上，袁崇焕算得上知己知彼。
但？他终于成为帝国政治宣传中的“大明星”；人们为袁崇焕戴上了各种光环，好象只要帝国政府重要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终于迷失了自己。
袁崇焕夸口要五年平辽，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根本就是不存在可能的。[注1]但袁崇焕还是向皇帝信誓旦旦的一再保证。实际上，并没有人逼他这样做；事实上，他也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但袁崇焕却是这样做了。



刚刚上任的皇帝想要收复辽东，但如何才能收复辽东呢？大家这个问题上，那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要我们重用一个优秀的统帅，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用这种方法，那显然不会损伤既得利益集团一根毫毛；因为用这种方法，皇帝、官僚集团就可以把边防责任推到某个人身上。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再次闪亮登场。
在崇祯皇帝后期，一个人受到皇帝重用，心情通常是矛盾之极的。因为，皇帝信奉乱世用重典，你既然受到皇帝的重用，你就得能对得起皇帝的这种重用；否则？你能不能活着离开政坛，那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皇帝重用你时，是把权力、地位、荣誉与刀剑、监狱的钥匙放在一起的；一个人想取得这种权力、地位、荣誉，就得冒着被杀头、坐监狱的风险。
我们也许会说皇帝太过苛薄，但？官员在这种背景下，通常也不会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在崇祯后期，一个个高级官员受到处罚、杀戮；但官员们呢？谁又真正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呢？我们常常会因此说皇帝太过苛薄，但？受到惩罚的官员们，从其职上去看有几个是真正冤枉的呢？


袁崇焕一再对皇帝信誓旦旦的说“五年平辽”，而且动不动就是如果我不能五年平辽，您可以砍我脑袋。为什么袁崇焕敢对皇帝一再说这种不着边的谎话呢？原因无非是在此前，明帝国真正因为失职而被处死的高级官员，那是极其罕见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化贞、熊庭弼才敢拿军国大事当儿戏；也正因为如此，熊庭弼在四年后死于莫须有的贪赃罪，而不是死于他的失职；至于王化贞直到崇祯五年被杀死，
我们固然可以苛责崇祯皇帝对官员的冷酷，但在当时的背景下，皇帝不信奉乱世用重典能行吗？



明末背景下，已不适合产生一个优秀的统帅了；因为做为一个统帅，无力正视、改变军队腐烂的现状，那是注定只有用官僚态度去应对军国大事了；而用这种态度，是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在明末背景下，如果你去正视军队腐烂的现状；就势必大呼小叫的去改变他；而这就意味着要侵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一个统帅了，就是大明帝国皇帝也只有王顾左右而言它他。所以帝国军事系统，在崇祯刚当皇帝时就已发现欠饷、虚冒军费、老弱充数成为公开的秘密，但一心中兴帝国的崇祯皇帝到死也没有敢认真深查、整顿过这个问题。
明帝国的统帅，都是这种背景下与敌人去做战的；我们后来常常说崇祯皇帝残忍、一再斩杀高级官员。但？与其说这些官员是死于皇帝的滥杀无辜，还不说是死于帝国利益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夹缝中；做为军事系统的高级官员，常常明知道如果有失职行为，那是注定要被处死的。但他们也都只有在那个位子上混事，却不敢、更无力采取任何积极的、大刀阔斧的整治。
袁崇焕的死，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什么所谓的反间计，那可信度低到了极点）；即使在己巳之变时，皇帝诛杀的高级官员也绝不只是一个袁崇焕（兵部尚书王洽、蓟辽总督刘策都被判了死刑）。到后来，宣大总督梁庭栋、兵部尚书张凤翼面对满清入关，干脆连活命的打算都不敢有了（因为皇帝注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于是都选择了慢性自杀。袁崇焕之死，有什么好稀奇的？


千古艰难惟有一死，梁庭栋（宣大总督）、张凤翼（兵部尚书），明知道如果失职是注定被处死的（于是两个都选择了慢性自杀），但是？就是如此，他们也不敢试图整顿军事系统，结果就是只能任由敌人四处烧杀劫掠，却不敢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
因为一个高级官员，如果不能代表帝国的根本利益而惹怒了皇帝，结果最多拿自己一条命就可以赎罪了（官僚集团还会认为这是皇帝滥杀无辜、不近情理所至）；如果他敢为了逃避这种结果，就去触犯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你同样会一事无成，却会惹得天怒人怨，最后身败名裂而死。
[注1]：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

[注2]关于洪承畴、杨嗣昌；后面有章节专门去写（谈论农民起义、松锦会战），这里就不写了。

复钱塘烟雨先生：
（一）、事实证明，明朝皇帝的权力还是蛮大的：刘瑾气焰熏天，武宗一张纸条就能把刘瑾的势力连底端掉；严嵩父子权倾朝野多少年，神宗不喜欢他们啦，严氏父子立刻完蛋；崇祯自己也是刚上台不久，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根基的情况下，就把魏忠贤一党给一网打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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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权力，相对于某个具体的臣子；那永远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但皇帝相对于占人口最多数的、或是经济、政治资源最多的利益群体而言，那权力实在太有限了。
皇帝如果能让官僚集团少贪污点、少受贿点，那帝国自然有机会中兴；皇帝如果能让既得利益集团放弃自己非法的利益，那帝国自然有机会中兴；皇帝如果能让普遍底层民众服从自己，帝国自然也不会有大乱了。但皇帝显然一条也做不到。

（二）、和议这种事，必须得皇帝确信；只要一年花个十来万两银子、或几十万两银子，就能让北部边防从此没有压力。但皇帝从哪敢来这种自信呢？
和议这种事，皇帝必须得能让普遍人相信，只要一年花个十万两银子、或几十万两银子，就能让北部边防从此没有压力。但皇帝靠什么让普遍人相信这一切呢？
以一个衰弱的、让敌人随时可以深长边防、大肆劫掠后还能全军而退的帝国。靠什么取得这种和议呢？

（三）、我们再退一步，即使明帝国与满清能达成让人满意的和议。但，帝国就有中兴的机会吗？显然是没有的。
杨嗣昌剿寇最成功的时期内；无非是把李自成等流寇都打得四散奔逃，让张献忠等流寇都表示投降。但帝国上百万的流寇问题解决了吗？显然是没有的！
因为如何安置这些逃散的、放下武器的、表示的投降的流寇，这才是让帝国政府根本无从解决的事。帝国政府不要说解决这些流寇的安居问题了，帝国政府连那些还没有拿起武器的底层百姓安居问题也解决不了。
在这种背景下，就是与满清达成了和议，但流寇问题靠什么解决呢？杀一个李自成、打垮一个张献忠根本无济于事，真正的问题是必须得解决越来越多的流寇安居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必须得解决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百姓的安居问题；否则？无论明帝国政府对流寇打多少胜仗，流寇问题也是愈演愈烈。否则？无论明帝国政府杀死多少流寇首脑，流寇问题也是愈演愈烈。
帝国流寇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用所谓的军事手段想解决他，那永远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复浪剑星先生；
感谢您的支持。我试着回答一下您提出的问题。

（一）、崇祯朝出现五十相，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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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通常时期，官员可以用官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责。但崇祯时的明帝国，已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问题都已愈演愈烈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官员再继续用官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责，你是一个皇帝，也会撤他们职、或是惩罚他们的。
当然了，我们也许会说，如果皇帝有知人之明；他就用不着这样频繁换人了。但泪痕以为，在明帝国末期让谁当阁部高级官员，他们也只有、只会用官僚态度对待国家大事。因为，在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空前强大的当时；哪个高级官员敢挑战他们半合法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呢？如果高级官员不敢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半合法的、甚至非法的利益，他们注定只能以官僚的态度应付自己的职责，因为帝国的种种危机，说到底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扩张利益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只有频繁换高级官员、惩罚高级官员。
而且明末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争夺空前激烈，做为高级官员的坐椅；自然是大家都拼命争夺的目标。（我们也许会责怪皇帝对高级官员心狠手辣，问题是，就在皇帝对高级官员失职从不姑息、通常总会严惩的背景下，大家为了爬上那个位置，也是不问自己有没有能力，都是玩命的向上爬；如果皇帝再对这些人失职心怀姑息、纵容，那当官岂不真成了天下最好的职业？）而这种原因，通常某个官员一失职；马上就会引来无数政敌的攻击；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官员一失职，自然更难逃被撤职、被惩罚的命运了。

（二）、明末江南还完好，按理应该还有些储备，为什么西北灾荒赈济的如此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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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在《明帝国的灭亡》开篇两章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造成明帝国灭亡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明帝国总体经济有了问题！明帝国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却是政府无法利用的；这才是造成帝国灭亡的主要经济原因。
一方面政府收取的份额就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政府这有限的资源又被既得利益集团联手侵蚀；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自然无力应付自己的各种职能了。赈灾不过是政府必备的一种政府职能罢了。

（三）、崇祯杀魏忠贤是否破坏了东厂锦衣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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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太监政治，是一种完善的、严密的政治结构；不论他是好是坏，都不是崇祯所能改变的。
崇祯杀了魏忠贤，其实是一种太监政治的惯例；当权太监的命运是与自己主子紧密相联的，他的主子死了，他的政治生涯也注定要结束了。所以太子常洛一当皇帝，万历皇帝曾重用的太监都消失在了政治舞台上；所以天启皇帝一上任，王安就只有消失在政治舞台之上；崇祯皇帝一上任，魏忠贤自然也只有消失在政治舞台之上。
历史过分夸大了崇祯杀魏忠贤的意义；实际上，魏忠贤死了，但明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问题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当然了，东厂、锦衣卫组织更不会受到破坏了。

复领政17：
泪痕对我的问题能正面回应吗?敢正面回应吗?真是服了窃明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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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泪痕在袁崇焕问题上说的一些小笑话”；我早已反驳过了。但你依然还是会把那些内容，一个字不变的拿出来说事。我真服了你的智商！
与你争论，实在象是与一个录音机在争论，我反驳多少次，你也只是会把你说过好几遍的东西，仍然一字个都不带变的拿出来。反驳你，那不是浪费我时间吗？

（二）、就你所谓很合理的问题，本身都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如果你已上完了初中，还会写出这种缺乏最起码逻辑的话来，你们的语文老师那真是太失败了。

（三）、首先:土地兼并,中国那一朝那一代没有?单看明朝灭亡了,归结起来就成了突出问题了.同向类比秦,汉,唐,宋.土地兼并基本已经到了极致.更不用说满侵入关就开始跑马圈地,残杀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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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分析你所谓“合理的问题”，那实在有伤你的自尊，我们就挑你头一段话说说吧。
按你的逻辑，是不是秦、汉、唐、宋都没有灭亡？按您的逻辑，是不是春、汉、唐、宋还能从现在的世界地图上找出来，泪痕实在服了你的本事。

复xiaohai1977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 就象人老了，死了，是因为身体机能的老化衰弱，这个共性原因出现在尸检报告里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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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在分析一个人死亡原因时；却显然总是忽略这个最关键的、最显然而易见的问题。泪痕只是把这个人们最关键的、人们通常总忽视的问题指出来罢了。

（二）、你是在做明朝的一份尸检报告，这不需要你告诉我们明朝已经老了，需要你分析的是明朝哪儿病了，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个措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你啥都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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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的毛病，就是他太老了；经过二百多年的“马太效应”，这个帝国已无可救药了。帝国如果不能阻止“马太效应”继续影响自己，那是谁执政也无济于事的。
而泪痕也一再说了，对于小农帝国来说，是无法避免、扭转“马太效应”影响的。因为小农阶级是一个分散的、封闭的阶级，他们做为社会最主要的底层阶级，是无法有效保护、维护自己利益的。
明帝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了？他什么措施没有也采取，从东林党、还是所谓的袁崇焕等（至于所谓的阉党就更不需要说了），都是用官僚的态度在对待帝国危机的。换而言之，他们除了说些空话之外，根本不敢做出任何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问题是，如果不做这种事，帝国注定是无救的。

（三）、至于军事，通篇看下来就是军事系统已腐烂了，孙承宗、袁崇焕谁在也没戏，崇祯也是没办法，李世民在世也解决不了问题，看后只有一个结论：在明清的这场战争中，明朝就是应该落败的。实际上你为何不拿这套套在满清身上，却看看皇太极，他遇到的问题可比崇祯还要严峻的多，按你的思路，他应该亡得更早。崇祯做了什么？效果怎么样？皇太极做了什么？效果又怎么样？这是应该看到的分析，全篇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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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连自己军队内到底有多少士兵都不知道；明帝国，连自己军队内有多少合格士兵都不知道；明帝国，自己军费到底都干什么了，都不知道。这种问题，谁敢解决？谁曾试图解决过？我主帖中说得非常详细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个帝国军队，已腐烂到了这种地步，谁当统帅又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必然是：改变这种现状！但是明帝国上上下下，谁敢试图解决、谁曾试图解决过这个问题。崇祯不敢、不曾想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东林党、孙承宗、袁崇焕就曾想过、就敢解决这种问题？
明、清之间；就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与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在竞争。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少年也存在众多困难、缺点，但他们彼此存在的困难、缺点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而有很多人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你的观点从何而来，希望能从文章中看到。比起观点，我更关心支撑观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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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社会变迁的，是社会众多个人、群体追求利益搏奕的结果。这在工商业文明中，已非常明显了；但我们在分析历史时，却仍然认为所谓的帝王将相决定历史的变迁。这种观点，只会使人们都逃避自己的责任；于是在说到社会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时，人们只会把一切责任推到某几个人身上；好象社会之所以会这样，全是某几个人的道德、才能有问题。

复xiaohai1977先生：


至于袁崇焕的问题，我不想多说，在上个贴问过，你不敢正面回应，这个贴问也是一样，而且也没有任何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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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您指的领政17提出的问题，我早已逐个回应过了。
如果您是指您反驳kwzolo网友的问题；我实在不知我有什么义务必须正面回应您；更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应您，就叫没有长进了。

（二）、 就算是一头猪也该知道袁大人杀毛文龙就是为了保证东江的战斗力,否则不会在杀毛文龙后提议增兵东江；就算是一头猪也该知道袁大人买粮给朵颜三卫是在要争取蒙古的背景下；就算是一头猪也该知道袁大人命刘策退回密云是因为密云也是要道且有皇陵，而且刘策只带了5000兵；就算是一头猪也该知道皇太极是绕过蓟州，要袁大人野外拦截是以卵击石；就算是一头猪也该知道北京保卫战是袁大人胜了；
当然，最让我无语的是就算是一头猪也能胡乱指责袁大人，哪怕他说不出袁大人错在哪儿，对的应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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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始终的观点是：袁崇焕向皇帝夸口五年平辽，统率十五万大军（满清当时总兵力都不够十万），战争开始后还可以临时节制众多友军；却让敌人一鼓作气突破长城，这已够失败了；后来更让敌人直逼北京城下，这绝不是一般的失败；最后更让敌人在北京城肆意淫掠，这已是失败到极点了。
泪痕也始终承认袁崇焕的失败有着众多客观原因；如果袁崇焕面对帝国军事系统的腐烂，是报着一种忧虑的、痛苦的、试图解决却又偏无力解决的感情，那泪痕实在无意对他进行任何苛责；但面对帝国军事系统的危机，他开口闭口五年平辽，又开口闭口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杀他的头；这叫什么事？

北京保卫战，袁大人胜利了？
如果说敌人没有攻进北京城，就算明帝国打了胜仗，那袁大人自然是打胜了。
如果说把敌人打得不敢在北京城附近淫掠，才算明帝国打了胜仗，那袁大人离胜利还远得很呢。
如果说把敌人赶出境内，明帝国才算打了胜仗，那袁大人恐怕离胜利还有着十万八千里呢！
什么叫打胜了，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喊着震天响的豪言；却在敌人军队在北京城下四处淫掠之时，就觉得自己打胜了。如果这也算是胜利，那不过是阿Q的精神胜利罢了；这种胜利也太廉价了吧！

复xiaohai1977先生：

文章开篇定位于经济问题，象三饷加派这样对明朝灭亡产生深远影响的措施，你却认为不是问题，而理由是那个荒唐的20斤的假设，以及由此认为三饷加派对农民负担并不重，如此荒唐的一个假设和分析只是说明你缺乏对具体问题的了解，而不具备基本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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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饷最高时，不过每亩地收取六七斤米罢了。这是事实，如果您认为这不是事实，大可就此反驳。
地主普遍的地租都是五六十斤，一百几十斤、甚至二百多斤；如果您认为这不是事实，也大可就此反驳。
真正让农民辛苦一年，却难以得到温饱的罪魁是什么？你非要说前者是罪魁，泪痕有什么办法呢？您非要说后者是合情的、合理的、合法，他不会对老百姓生存构成什么了不起的威胁，泪痕又有什么办法呢？
您在说完这一切后，非要说泪痕不具备最基本的分析能力，泪痕又有什么办法呢？

（二）、唯物史观，永远都希望用最简单的常识说明问题；因为他是最革命的史观，他永远不害怕用事实、常识说话。
但唯心史观则不同了，因为他们通常总是为剥削阶级利益辩护的；如果用事实、常识说话，他们永远无法让人相信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于是他们自然喜欢用种种貌似高深的理论说事，因为只有用这种云山雾绕的、普遍人听了似懂非懂的东西，才能证明出他们的利益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的。

（三）、土地的市场价值，与政府农业税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政府的农业税高了，那土地的市场价值自然就低了。因为农业税高了，那一亩地可能产生的地租自然就会降低。当您在谈论土地价格与地租关系时，希望您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政府所能获取的农业收入，绝不只是来源于农业税；如果国家掌握着大量国有田地，他就可以获取这些田地农业税、地租两种利益。希望您在谈论政府收入时，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复xiaohai1977先生：


能说出农业税高了,土地市场价值自然就低这样的话,还好意思谈论所谓的经济问题?你还是从经济学的基础开始补吧。难怪你理解不了地租和税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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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和我总说什么这理论、那学问的；不要总把简单的常识问题，非整成高深的理论。
农业税提高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不会降低？
明末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自然总大谈这种怪论。于是他们一方面说，政府赋税高得让人无法活了；另一方面却是既得利益集团疯了一样的兼并土地。

（二）、 如果土地产生的价值，都不够交农业税，这种土地就是白给人，也没有人会要的；因为一个人拥有了这种田地，那不是要天天干活，还得给人交钱吗？
如果土地产生的价值，交完农业税之后，刚刚够农民勉强生存，那这块土地根本不会有市场价值。这种土地超出一定数量（你自己能耕种的数量），多给你一些，也意味着你天天干活，还得给人交钱。

（三）、农业税、农民生存口粮之外的份额多少，决定着土地市场价值的最高额。
象您所说的“那土地兼并的动力来源于什么呢？这中间有对地价上涨的预期作为支撑”，但您一定忘了，地价上涨的预期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人们预期总得有个原因吧，大家谁也会算经济帐的。

复xiaohai1977先生：
至于象你所提关于明末兵数水份问题，举了高第的例子，那我想先问两个个具体问题，
1、宁远大捷，袁崇焕守住了宁远，兵力是1万多不到2万，这个兵数有没有水份？有多大水份，实际兵力可能该是多少？
2、后来，袁崇焕统率四镇兵力合计15万，这个兵数有没有水份？有多大水份，实际兵力可能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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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无意做历史的考证，我所选用的历史资料，都尽量采用最普通的、大家普遍认可的历史资料，只要他足以支持我的观点就可以了。所以您问我的问题，我实在无法确切回答。但我知道，您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您无非是想证明，袁崇焕从来没有拥有过优势兵力罢了。
（二）、 我在《军队战斗力》一节中曾写过，明帝国军队拥有的兵力优势只是帐面上的（抛去吃空饷的、滥竽充数的士兵）；袁崇焕所谓的优势兵力，自然也只是帐面上的优势。对此我从来没有否定过的。
而且我也承认袁崇焕不敢率主力出城打仗（或是他后来提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原因造成的。
我在《帝国统帅》一章中写着：努尔哈赤、皇太极能打胜仗；绝不是简单的指挥才能高于明帝国统帅，而是深深困扰明帝国统帅的问题，在后金政权中根本不存在。明帝国军队象一个年迈的、重病缠身的人；而后金军队则象一个充满野性的、充满活力的人，他们之间进行格斗，前者再懂得格斗技巧（统帅才能的高低），也是难以取胜的。

（三）从历史上看，袁崇焕的失败自然有着深远的客观原因。对此泪痕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反而是一再强调的。但这只能证明袁崇焕是当时大背景下的一个官僚化的统帅罢了。
如果您愿意抠住字句争论，那泪痕无非是换种说法评价袁崇焕。
袁崇焕向皇帝向皇帝申报、领取十多人万的人军费；但军队内部却普遍是滥竽充数的士兵；所以一旦战争开始后，面对五六万敌人，袁崇焕的主力军队连城门都不敢走出一步。所以面对总兵力远远少于他的敌人，竟然让敌人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城下，更让敌人在北京城附近四处淫掠，却无法把敌人打退。
争论是相互观点之间的交锋，如果只是抠住语句，有意义吗？

复kwzolo先生：
回复LZ：
判断战争（战役）胜负的标准，以前当过军官的大学老师曾这么说过，我个人感觉有道理。大意是：对于进攻方来说，完成或超额完成进攻前预设的目标为胜利，对防御方来说，成功制止进攻方完成其目标即为胜利。
----------------------------------------------------
完全赞同！
所谓的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就都是建立在无限夸大对方战略目标之上的。总而言之，敌人是想趁势长驱中原的；最后敌人这种战略目标被明帝国阻止了，所以明帝国取得了大捷。
问题是：敌人可能制订如此不可思议的战略目标吗？

复xiaohai1977先生：

我怎么不敢、没有正面回应您？
（一）、您问：你认为这兵数有水分吗？
我回答说：这个兵数肯定有水分，我主帖中说得非常清楚。而且也正是因袁崇焕军队有着太多水分，所以才会把仗打得那样失败。
（二）、您问：有多大的水分？
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有多大的水分。因为我无意做历史考证，因为这种内容与我的主题没有真正的关系。
我前面的回复，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说了这两句话吧。

（三）、如果我这样回复您，都算不敢正面回应您，那我实在不知怎样回复您，才叫敢正面回应您。

第六章 愈演愈烈的流寇


明帝国对流寇的态度 （一）从杨鹤谈起


明帝国官员面对流寇，通常只是为了应付差事；绝不是为了帝国安危着想的。这决定他们所用的办法，都是官僚的方法。
明末官员做事的原则通常都是如此：这样做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样做可以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一切；再高一点就是可以通过此事为自己谋划求权力、地位。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他们才懒得去多管呢？
明帝国后期的官员们做事，大约都是本着这种原则去做事；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也普遍都是如此的；比如在辽东危急之时，东林党却是成天忙着追查所谓的“三案”谁是谁非，“三案”的追查有助于扩张东林党在朝庭内的势力；所以东林党人上窜下跳、恨不得与人玩命。
但全力关注辽东危局，则随时可能干出不良后果授人以柄；所以东林党对待帝国边防危机也都是麻木、敷衍、含糊其词、随大流。他们才不会干一点点实事，因为干这种事随时可能让自己承担责任，随时可能因此承担失败的罪责，所以他们对此只是敷衍、含糊其词，就是不干一点点实事。于是帝国政府开扩大会议讨论熊庭弼与王化贞谁是谁非时，竟然是普遍支持了王化贞。东林党人哪能再现出一点争“三案”时的积极与力量呢？
最后辽东丢失了，于是帝国边防陷入一片狼籍，东林党人也是一脸的无辜、清白；好象这一切与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当然了，这一切的确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干嘛！
泪痕无意把东林党一杆子全打倒，但他们普遍的人、普遍的时候都是如此的。


所谓的东林党对待帝国大事都是这副模样，明帝国其余的官员就更可想而知了。
面对西北流寇的兴起，帝国上下一片喧哗；但谁敢自告奋勇去西北解决这个问题呢？所谓的东林党员，谁曾自告奋勇去为皇帝分忧呢？显然是没有的！
因为去干这种事，那干好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而干砸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大明帝国官员都是明白人，谁会争着去干这种事呢？干这种事，实在太不符合官僚的行事准则了，因为干这种事承担的责任太大了，而且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也实在太大了。所以，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都闪到一边去了；至于所谓的“阉党”余孽就更不用说了。[注1]

面对面西北流寇的兴起，帝国上下一片哗然；西北总督武之望突然死亡，更是给大明帝国官员来了一次大考验。大明帝国的官员，显然是经不起这种考验的；在争夺权力时、在没事扯淡时，官员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为国为民的、慷慨激昂的，但一遇到麻烦事，大家马上全闪到一边去了。
而杨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大家推出来当西北总督的。


恐怕杨鹤也没有想过要谋求这个职务；只可惜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于是大家就一致推荐杨鹤去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注2]
当然了，杨鹤之所以能到西北当总督；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对西北问题的想法太符合皇帝的胃口了（不费钱、不费事、把问题交给一个高级官员后皇帝不用操心了），于是皇帝钦点他去西北，他实在没有理由推脱了。
如果杨鹤一开始就大呼小叫什么，中央政府不拿出大笔的银子赈灾就解决不了西北的流寇问题。那皇帝肯定不会让他到西北当总督了。
如果杨鹤再先知先觉一点，当时就能想起说皇帝不拿出大笔内帑来，就根本解决不了西北的流寇问题。那皇帝就更不会让他去西北当总督去了。
但一切很显然：杨鹤把西北流寇问题说得太简单了，好象只要用人得当，那就是拿个钦差的空头衔也能把问题解决了；世上既然有这种便宜事，皇帝怎么可能想着放过呢？


杨鹤到西北后，大明帝国官员、甚至皇帝对他真报以什么了不起的支持了吗？显然没有！因为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大明帝国官员都是用官僚态度对待帝国大事的；面对这种随时可以引来麻烦的事，他们从来都是不愿意多管的。反正现在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也有杨鹤承担了；他们怎么可能再淌这池子浑水呢？
杨鹤对西北的“抚”，只是对流寇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无异于鼓励流寇的兴起。因为流寇只要对政府表示一下和解，马上就可以赦免所有罪行。这种做法，只会使人们叛乱的代价降到最低！
这种解决流寇的方法，如果把政治当童话去看，自然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方式；问题是：政治他根本不是童话。流寇并不会因为政府这种宽容而减少，相反只会因为这种宽容而更增多。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叛乱的代价将降到最低点；这只会鼓励人们叛乱。

为什么这种战略会成为明帝国最初主要战略呢？
因为这种战略是一种最省钱的、最省事的战略。帝国只需要派一个高级官员拿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去完抚百姓就可以了，这个高级官员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赦免百姓叛乱罪责的权利、和一些毫无实际内容的劝慰。
如果说“剿”，那兵从哪里调呢？饷从哪里出呢？这笔帐只要随便一算，就足以让帝国皇帝、帝国政府头都大起来。
既然杨鹤敢说世上有一种不用花钱的战略，那皇帝自然非常乐意让他去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了。如果杨鹤在谈到“抚”时，也开口闭口需要大笔的银子，那他肯定用不着去西北当总督去了。


地方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失去这种基础，哪个人敢公然挑战政府、社会呢？
杨鹤的主抚，并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我们翻翻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后人的。因为叛乱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是天灾人祸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才造成的；政府应该理解他们，更有义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但？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说教、规则；实际上永远都是写满了“利益”两个字。
西北的叛乱原因非常清楚，是天灾人祸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造成的。那如何去解决它呢？是人祸，主管官员需要清除它；是天灾，主管官员应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它！
官员的贪污、腐败；土豪缙绅的扩张；杨鹤有能力管吗？
社会固有的赈灾系统，杨鹤有能力恢复吗？破坏这一切的利益群体，杨鹤能报以惩罚吗（让他们出钱赈灾赎罪）。
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出钱出力应对难关，杨鹤有能力做到吗？
显然，要做这一切时；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这些主张，都是损害强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杨鹤绝没有这种能力。杨鹤只能给流寇一些最优待的、最宽容的条件让他们放下武器！
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因为官员贪污、土豪劣绅扩张、甚至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叫什么事？！当坏人、干犯法的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呢？政府却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的话外，什么也不能给予了。

政治表面上空洞的说教、规则；实际上都写满了“利益”两个字！用“抚”平定西北的叛乱，他需要损害西北普遍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再往大了说，需要皇帝损害整个帝国强势群体的利益）。官员的贪污、腐败，土豪缙绅的扩张，这需要依法打击；更得让他们出钱、出力共同应对天灾。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到了极点。
杨鹤自然没有这种勇气强烈打击官员、土豪、缙绅们危害社会的行为，也更没有能力让这些强势群体拿钱出来赈灾了。既然如此，那所谓的“抚”岂非成了毫无基础的事？


帝国一片混乱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帝国的律法都是一张张废纸；当然主要是指针对强势利益群体的律法！而帝国从来也不敢拿这些律法去要求这些强势利益群体。
军队的贪冒军费；官员贪污；士豪缙绅扩张；帝国的律法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种人祸，杨鹤自然没有力量抑制；甚至想也不敢多想。
对于天灾（赈灾）呢？那也是需要大笔白银的事，绝不是空口白牙讲一通政治报告就能解决的事。这笔钱如何筹集呢？从地方上筹集，杨鹤自然无力筹集，因为筹集实在等于变相侵蚀强势群体的利益；杨鹤根本无力筹集出一笔钱应对这场危机。


最终杨鹤也只能用官僚的方法应对；那就是试图招抚几股流寇应付差事，虽然他也知道招抚几股流寇对于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但杨鹤已没有办法了；虽然杨鹤也知道接受投降的流寇能够安分守己的可靠性并不大；但杨鹤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招抚几股流寇，至少还可以拿出一些“政绩”向皇帝交待。但这种“政绩”对于解决西北流寇问题，实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最终杨鹤也只能使出所有官僚百用不爽的方法；那就是“请皇帝发放内帑吧”；这一招一旦使出，那所有的问题都OK大吉了；因为皇帝如果不拿内帑，那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皇帝的责任了；至少从舆论上是如此的。兵部官员喜欢用这一招，户部官员也喜欢用这一招，前方统帅也喜欢用这一招，内阁大臣也喜欢用这一招；虽然他们都也知道这一招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这一招一旦使出，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了；因为这样一来至少给所有的人们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是皇帝不拿内帑造成的。
这就内帑后来变得越来越神秘的原因。

杨鹤到西北到底干了点什么值得称道的实事呢？
我们从历史上实在看不到一点（如果对流寇报以绝对的宽容能称得上是干实事，那自然另当别论）；当然了，因为他后来也懂得“请用内帑”这一招，所以人们都也不会太在意这一点；人们只会认为是皇帝不愿意发内帑造成西北危机无可挽回。
皇帝不发内帑，自然有他的责任；但杨鹤在西北到底干了点什么事，则是他的责任？两者根本不能混谈。所有请用内帑的官员，如果他们尽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我们自然无需用谴责他们，如果面对自己的职责什么事也不多干，就知道请内帑，那所谓的请内帑岂非纯粹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

明末官员面对巨大的既利益集团；他们谁也表示了无奈；无论他们最初怎样指责朝庭，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的的了不起；他们一旦登上政坛，最终也只有服从官僚集团的游戏规则；总而言之多发些大义凛然的议论，少干点实事；遇到麻烦事绝不多招惹；绝不得罪人（当然了为争权夺利时例外）；如果接管具体的、比较麻烦的事，你就没事“请用内帑”；这样可以把责任推给皇帝了；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有几个人不是这种样子呢？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帝国政府的危机永远毫无转机；因为大家都是在混饭吃，谁真办点实事呢？


杨鹤到西北不过是其中之一的例子罢了。
泪痕无意苛责杨鹤，因为放你我到西北，恐怕也只有如此；除非你有勇气直对官员、土豪缙绅的贪婪，并对此做出毫不留情的打击；除非你有勇气挖掘西北的各种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普遍都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想一下）去应对天灾。如果你无力做这一切，那你又该如何解决西北的危机呢？

用内帑、向中央政府求助，并没有错；因为明末西北危机，绝不是调动西北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的。但？如果你自己在本职之内什么实质性的事也没有干，却把一切都寄托于内帑之上、中央政府拨款之上，这本身就是官僚的行为；因为你这等于推卸了自己的全部责任。
皇帝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就是重用某个大臣，让他全权负责某些具体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这个大臣的失职了；与他这个皇帝无关了。
大臣们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就是开口闭口请皇帝发内帑、或拨款；当然了，如果皇帝不发内帑、拨不下款，那事情解决不了自然是皇帝的责任了；与他这个主管官员无关了。
大明帝国皇帝也好，官员也好；实际上都是用官僚态度应对帝国危机的。


内帑到底有多少钱？按理说它不应该是件神秘之极的事，因为这笔钱绝不是某几个人为了私利偷偷送给皇帝的，也不可能是皇帝悄悄从经手钱中偷偷苛扣下来的；这笔钱都是源于一个正规的财政途径；更主要的是这笔钱的征收、管理绝不可能是皇帝亲自负责的；这笔钱有多少，怎么可能成为永远让人争论不休的秘密呢？
泪痕以为，内帑是普遍官员推脱责任的最后避难所，所以谁也不会、也不敢真正去分析内帑到底有多少？

杨鹤的“抚”；是最具明帝国后期特色的官场行为。虽然政治写满了“利益”两个字；但大家都是回避这两个字。解决帝国的危机，那注定会触犯某些利益群体利益的；但帝国政府永远回避这个事实。
贵族、上层太监、官员、地主、缙绅的既得利益自然是不能触犯的；在这种背景下，杨鹤靠什么解决西北流寇问题呢？那自然只能是给流寇们讲一大通政治报告，告诉他们放下武器后，帝国政府会解决他们的一切困难。但？这绝不是一通政治报告能解决的事，因为这是需要大笔白银、粮食做后盾的，如果没有这种后盾，那杨鹤许下的话都不过是根本兑现不了谎言罢了。问题是：这些银子、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呢？你想从谁家里往出拿这种东西，他们也会跟你急的、跟你哭穷的。

杨鹤的失败，终于让帝国断绝了这种幻想。
解决帝国危机，那注定是会触犯某些利益群体利益的；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触犯，那就只能触犯最底层百姓的利益了。
于是帝国发出最响亮的呼喊：乱者必斩！主剿的战略终于成为帝国应付西北危机的主要战略了。总而言之，底层的利益群体你得无条件的服从帝国的既有秩序，无论这既有秩序带给你的是什么？
帝国的社会矛盾终于无可调合了，帝国政府也放弃了试图调和的努力了。面对造反作乱的百姓，多造几门大炮、多练几万兵，什么都有了！但结果终于是，流寇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局面，帝国政府也满怀信心的认为，只要我们再加把劲、再做得巧妙些，就可以把这流寇危机给解决了！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当然了在利益面前，人们也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注1]：“明年，总督都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之，群推鹤。”（《明史、杨鹤传》）
[注2]：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复浪剑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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