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灭亡
第一章 帝国的经济
一、明帝国的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注1]。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注2]；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注3]。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当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注5]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但？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即使明帝国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那农民肯定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实在太轻了。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共产主义”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泪痕敢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的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的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的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如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的地租会是这样小的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注4]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的明帝国是一个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的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呢？这最保守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的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是真的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帝国的皇帝无论表现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的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的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的20%以上；农民留有这样份额，再辅助以全家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副业、零工，才能保证生存）。地租、赋税通常不会超越这种极限的，如果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就意味着要损坏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当然了，当地租、赋税加起来接近这种极限之后；那赋税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地主阶级想维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额、农民阶级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从阶级利斗争的角度去看，帝国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响彻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也威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支持下，这种声音才会响彻天空。
为什么泪痕要如此说呢？因为，反对帝国政府加税的声音响彻天空；但比这更危及农民生存的高额地租，但显然比赋税数量大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额地租，却显然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永远也成不了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他是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永远不会在当时成为主流。
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以会响彻天空；那是因为帝国政府已彻底官僚化了；官员们遇事都是大说漂亮话，就是不干一点实事。我们首先必须得清楚，帝国政府为什么要加税；那是因为帝国政府财政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帝国政府的军队已开始成天欠饷了，在外敌日益强大、并开始蚕食帝国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恢复从前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清除军事系统内部的贪污、腐败。但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呢？谁敢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一切呢？显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自然没有这种人才，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中，也不会有这种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国军队成天欠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皇帝听到反对加饷的话，通常反应是非常讨厌；因为这种漂亮话谁都会说；问题是，帝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做为官员如何不顾这个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说漂亮话有意思吗？
所谓皇帝拿出私房钱，就能解决帝国军事系统存在的问题；那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且不说明帝国灭亡后，崇祯皇帝绝不可能有三千多万两的私房钱，就算他真有这样一大笔私房钱，拿出来就真的能挽救帝国的命运吗？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笔银子是多么大一笔数字；3000万两银子，按一石米0.7两银子，能买多少米呢？大约能买不到4286万石米；这些米推在7亿亩田地中，一亩地平均多少斤米呢？总共不到12斤米罢了！如果把这些银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无非是每亩少征收0.7斤米罢了。（我们只想知道，随便拉出一个地主所收的地租，会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就这样一个数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国的灭亡。
帝国经济的大窟窿，绝不是这样一个小的数字可以补上的！
不要说皇帝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银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对帝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车薪。人们之所以肆意夸大这笔银子的数量，及其作用；无非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在英雄史观中，历史的变迁好象就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但实际上历史哪有这样简单！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他出现在历史大潮流之中时，他也是渺小之极的；历史的变迁是受各种利益群体搏奕的合力推动的！
我们许多人在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厉害；好象某笔区区几百万两、或一千多万两银子（三饷）的何去何从，就是导致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某笔区区几百万两银子的何去何从，实在意义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显然是一个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的经济物资流出了帝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无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额，与明初相比；那实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国的经济资源的50%、60%以上都通过这种渠道流向地主阶级手中； 这笔经济资源是帝国政府无力支配的；这笔经济资源也是普遍百姓无福享用的。仅此就已够可怕了，更主要的是这笔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走向了帝国政府、社会的反面；地主阶级利用这样庞大的经济实力，更肆无忌惮的继续侵蚀帝国社会、政府所剩的、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于是帝国经济危机遂越来越无法挽回。
这才是帝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注1]；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明政府实行垦归己，“永不起科”的奖励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开辟，只是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直到万历时，全国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确有数字，总额达到700万顷，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无田不税”，从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废除，直到明末，耕地数字一直保持在700万顷以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2]；明代1石米重120斤， 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注3]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
[注1]、[注2]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注4]；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注5]我们在分析明末历史时，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虽然加上其它的经济，会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所谓几百万两银子，那真是区区几百万两银子。但它却会使文章的观点淹没在太多的史料之中，所以我们只有单拿农业经济来论证观点。
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神圣的
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那13年间；帝国政府所加的辽饷，最多时只是五百二十万两，平均一亩地加9厘银子罢了；这九厘银子按当时物价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两银子），能买现在不到2.5市斤米。
从崇祯3年到崇祯10年，辽饷一共加到650万两；[注1]一亩地平均加银一分二厘罢了；这一分二厘银子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多少斤米呢？大约是3.2斤吧！
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剿饷、练饷。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饷，征收于崇祯10年，一年二百八十万两。在崇祯十二年时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12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所谓三饷，就是在帝国征收最穷凶极恶之时（那时帝国已乱得一蹋糊涂了）；也无非是每亩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罢了（大约折合当时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仍然是以米价7钱银子计算的，事实上当时米价哪有这么低的？当然了，这也是以帝国政府能够足额征收而言的，事实上帝国政府当时哪还有这种本事呢？
做为一帝国，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国政府一年一亩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万两白银)、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万两白银）？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一切，那也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多收这几斤米，就足以成为帝国灭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远高于这种数额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个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祯9年，他向皇帝上书说现在社会的财富都到了少数有钱人家里（在小农帝国中，当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种种法令让他们拿出钱来，那帝国的财政危机马上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论调，一下子把地主阶级给打晕了；这种论调竟然会出现在帝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不要造反吗？
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妖言惑众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东林一系的钱士升更是激动的大呼小叫，好象这种论调敢出现，真是国将不国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家伙抓进牢里、或是砍了头，那帝国就会要大乱了。[注3]
虽然是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对于李琎那种可以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言论也是深以为然的。但皇帝终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实在不敢采用李琎这种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
李琎还算幸运，他这种妖言惑众；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恐怕最次也得抓进大牢里面，会不会被杀头，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清流士大夫给他上纲上线定的罪是：“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明史、钱士升传》）
但李琎有幸遇见了残暴的崇祯皇帝、著名的奸臣温体仁；事实上只有残暴的皇帝、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才会想法保护这种死有余辜的狂徒。当然了，皇帝与温体仁也绝不敢公然说李琎这种妖言惑众无罪（如果这种公然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论都无罪，那发表什么言论才算有罪呢？），皇帝与温体仁只是说如果惩罚进言者，那以后谁还敢进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认可这种言论，他们也只有把这种认可压在心底；谁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这种言论。至于普通的官员、百姓谁敢发表这种言论、公然支持这种言论，那肯定是不想在社会里混了。
一个人想非议皇帝，说皇帝应该拿出私房钱，说皇帝贪财好色弄得国将不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皇帝实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样了，这以后也是你在政坛继续混的资本。但你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的利益，后果一定很严重。
对皇帝的利益扩张（收取矿税），你如果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级、免你的官、甚至让你进监狱。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支持你；这种东西通常总会转化成无形的政治财富。
但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张（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是皇帝非常认可你、欣赏你，你也注定是要进监狱的，因为你这种言论是注定要得罪整个上流社会的。区区一个皇帝，哪敢为你去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呢？
你别看所谓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极的样子，但他们、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是“躬耕于南阳”的？有几个不是靠地租相关的东西维持体面生活的？至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地主恶霸就更别说了。你说日益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地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谁会支持你呢？
泪痕也非常相信钱士升的观点；因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观点，那帝国恐怕真国将不国了。这个帝国不过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罢了；如果帝国、还有皇帝敢站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那崇祯皇帝他真是不想继续往下混了！
在经济上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威胁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李琎那种异端邪说），在当时主流社会中永远也没有敢响应；甚至有人敢表达这种思想，所谓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东林一系的钱士升对李琎反应更是激烈异常，他认为应该马上把李琎关时监狱去。
而对地主阶级利益构成帮助的思想（比如反对帝国政府加税、让皇帝拿出私房钱）永远会在社会中上响彻天地；因为这种思想，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与赋税的竞争中，对地租继续保持、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打着为帝国百姓利益的旗号。
但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帝国的赋税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会原地踏步不增长，甚至会适当减少呢？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当童话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帝国政府赋税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扩张的空间；即使政府的赋税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因为地租的扩张继续缩小。
既然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年头，在政府横征暴敛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泪痕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他家田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注1]。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从理论上，帝国政府加税，并不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帝国政府加一千万两白银，也无非是向每亩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罢了。如果增加这么点税收，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也实在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而且如果多收这么点赋税，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的威胁，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这高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从理论上讲，帝国政府加税，只有向田地加税罢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阶级手中；这种税只地使地主阶级利益受到点损失罢了，这种加税法，还会使地主阶级扩张的脚步放慢呢！杨嗣昌在大谈加税时，大约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注4]但利益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有句老话早就说尽了，羊毛他永远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注5]
但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监督政府方面，绝不是封闭、孤立、分散的小农阶级可以比拟的！所以劳资之间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而无产阶级利益被压榨到近于极限也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
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显然实在太难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缓和。虽然在农民利益高额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边缘；但他们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可能缓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敢把地主阶级高额的地租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把一切矛头指向了帝国政府，把帝国皇帝的私房钱、帝国政府加的税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帝国的税不加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帝国财政的大窟窿，是明摆着存在的；而不加税却显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至少所谓的“阉党”、东林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补上这个大窟窿。
而且帝国不加税，是不是地租数额就会停在原地不前进、甚至减少呢？显然是不会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数额就不会原地踏步，更别说指望他减少了。既然如此，一个劲的反对帝国加税；有什么意义呢？他真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吗？
至于皇帝的私房钱，我们在第一节中也论证过；这笔钱即使真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大（3700万两白银），但它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的。
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不敢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为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越来越充满整个帝国。他们只有从此之外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当然了，把这矛头他们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所有强势群体的联合体）。
我们习惯性认为，帝国吏治的败坏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国的吏治为什么地败坏呢？当然了，最简单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归于官员们的道德；但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永远不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因为唯物物史观不是有句名言吗，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注1]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注2]那些富贵之家日常必需品的消费所占比例显然会大大低于普通家庭。他们除了吃穿用度相对奢华外，还会将更多的钱投入文化娱乐以及奢侈品的消费中。比如，明末的钱谦益，曾以一千二百两的高价购入宋版“两汉书”，后来，娶柳如是后，因建绛云楼资金不足而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鄞县的谢象三。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四部丛刊本。转自余新忠《明清家庭史》
[注3] 无何,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 :"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明史、钱士升传》
[注4]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
[注5]里昂是法国丝强工业的中心，约有九万名工人。他们深受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每日工作15到18个小时，但工资仅有十五个苏，只能买一磅面包。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少。
摘自《国际工产主义运动史》
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那13年间；帝国政府所加的辽饷，最多时只是五百二十万两，平均一亩地加9厘银子罢了；这九厘银子按当时物价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两银子），能买现在不到2.5市斤米。
从崇祯3年到崇祯10年，辽饷一共加到650万两；[注1]一亩地平均加银一分二厘罢了；这一分二厘银子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多少斤米呢？大约是3.2斤吧！
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剿饷、练饷。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饷，征收于崇祯10年，一年二百八十万两。在崇祯十二年时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12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所谓三饷，就是在帝国征收最穷凶极恶之时（那时帝国已乱得一蹋糊涂了）；也无非是每亩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罢了（大约折合当时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仍然是以米价7钱银子计算的，事实上当时米价哪有这么低的？当然了，这也是以帝国政府能够足额征收而言的，事实上帝国政府当时哪还有这种本事呢？
做为一帝国，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国政府一年一亩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万两白银)、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万两白银）？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一切，那也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多收这几斤米，就足以成为帝国灭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远高于这种数额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个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祯9年，他向皇帝上书说现在社会的财富都到了少数有钱人家里（在小农帝国中，当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种种法令让他们拿出钱来，那帝国的财政危机马上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论调，一下子把地主阶级给打晕了；这种论调竟然会出现在帝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不要造反吗？
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妖言惑众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东林一系的钱士升更是激动的大呼小叫，好象这种论调敢出现，真是国将不国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家伙抓进牢里、或是砍了头，那帝国就会要大乱了。[注3]
虽然是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对于李琎那种可以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言论也是深以为然的。但皇帝终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实在不敢采用李琎这种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
李琎还算幸运，他这种妖言惑众；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恐怕最次也得抓进大牢里面，会不会被杀头，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清流士大夫给他上纲上线定的罪是：“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明史、钱士升传》）
但李琎有幸遇见了残暴的崇祯皇帝、著名的奸臣温体仁；事实上只有残暴的皇帝、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才会想法保护这种死有余辜的狂徒。当然了，皇帝与温体仁也绝不敢公然说李琎这种妖言惑众无罪（如果这种公然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论都无罪，那发表什么言论才算有罪呢？），皇帝与温体仁只是说如果惩罚进言者，那以后谁还敢进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认可这种言论，他们也只有把这种认可压在心底；谁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这种言论。至于普通的官员、百姓谁敢发表这种言论、公然支持这种言论，那肯定是不想在社会里混了。
一个人想非议皇帝，说皇帝应该拿出私房钱，说皇帝贪财好色弄得国将不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皇帝实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样了，这以后也是你在政坛继续混的资本。但你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的利益，后果一定很严重。
对皇帝的利益扩张（收取矿税），你如果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级、免你的官、甚至让你进监狱。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支持你；这种东西通常总会转化成无形的政治财富。
但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张（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是皇帝非常认可你、欣赏你，你也注定是要进监狱的，因为你这种言论是注定要得罪整个上流社会的。区区一个皇帝，哪敢为你去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呢？
你别看所谓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极的样子，但他们、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是“躬耕于南阳”的？有几个不是靠地租相关的东西维持体面生活的？至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地主恶霸就更别说了。你说日益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地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谁会支持你呢？
泪痕也非常相信钱士升的观点；因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观点，那帝国恐怕真国将不国了。这个帝国不过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罢了；如果帝国、还有皇帝敢站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那崇祯皇帝他真是不想继续往下混了！
在经济上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威胁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李琎那种异端邪说），在当时主流社会中永远也没有敢响应；甚至有人敢表达这种思想，所谓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东林一系的钱士升对李琎反应更是激烈异常，他认为应该马上把李琎关时监狱去。
而对地主阶级利益构成帮助的思想（比如反对帝国政府加税、让皇帝拿出私房钱）永远会在社会中上响彻天地；因为这种思想，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与赋税的竞争中，对地租继续保持、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打着为帝国百姓利益的旗号。
但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帝国的赋税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会原地踏步不增长，甚至会适当减少呢？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当童话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帝国政府赋税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扩张的空间；即使政府的赋税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因为地租的扩张继续缩小。
既然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年头，在政府横征暴敛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泪痕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他家田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注1]。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从理论上，帝国政府加税，并不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帝国政府加一千万两白银，也无非是向每亩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罢了。如果增加这么点税收，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也实在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而且如果多收这么点赋税，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的威胁，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这高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从理论上讲，帝国政府加税，只有向田地加税罢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阶级手中；这种税只地使地主阶级利益受到点损失罢了，这种加税法，还会使地主阶级扩张的脚步放慢呢！杨嗣昌在大谈加税时，大约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注4]但利益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有句老话早就说尽了，羊毛他永远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注5]
但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监督政府方面，绝不是封闭、孤立、分散的小农阶级可以比拟的！所以劳资之间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而无产阶级利益被压榨到近于极限也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
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显然实在太难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缓和。虽然在农民利益高额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边缘；但他们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可能缓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敢把地主阶级高额的地租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把一切矛头指向了帝国政府，把帝国皇帝的私房钱、帝国政府加的税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帝国的税不加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帝国财政的大窟窿，是明摆着存在的；而不加税却显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至少所谓的“阉党”、东林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补上这个大窟窿。
而且帝国不加税，是不是地租数额就会停在原地不前进、甚至减少呢？显然是不会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数额就不会原地踏步，更别说指望他减少了。既然如此，一个劲的反对帝国加税；有什么意义呢？他真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吗？
至于皇帝的私房钱，我们在第一节中也论证过；这笔钱即使真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大（3700万两白银），但它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的。
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不敢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为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越来越充满整个帝国。他们只有从此之外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当然了，把这矛头他们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所有强势群体的联合体）。
我们习惯性认为，帝国吏治的败坏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国的吏治为什么地败坏呢？当然了，最简单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归于官员们的道德；但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永远不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因为唯物物史观不是有句名言吗，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注1]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注2]那些富贵之家日常必需品的消费所占比例显然会大大低于普通家庭。他们除了吃穿用度相对奢华外，还会将更多的钱投入文化娱乐以及奢侈品的消费中。比如，明末的钱谦益，曾以一千二百两的高价购入宋版“两汉书”，后来，娶柳如是后，因建绛云楼资金不足而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鄞县的谢象三。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四部丛刊本。转自余新忠《明清家庭史》
[注3] 无何,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 :"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明史、钱士升传》
[注4]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
[注5]里昂是法国丝强工业的中心，约有九万名工人。他们深受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每日工作15到18个小时，但工资仅有十五个苏，只能买一磅面包。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少。
摘自《国际工产主义运动史》
复上官一笑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 我在这一章的主要观点是：明帝国只需要每亩地平均收取二十斤米，一年就可以敛取五千多万两白银；而明帝国显然从来没有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
但是，就是明帝国政府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的赋税。对整个帝国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有限，明帝国的灭亡应该与赋税过重无关。
（二）、我在第三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是：明帝国一年收取五千多万两的白银，应该足以实现他的政府职能。而政府最后却是一片财政赤字，这一切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呢？关于这一点，应该说与您回复中的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只是关于明代在册田地有些分歧。
（三）、明万历六年，在册田地7.01亿亩。
天启三年，在册田地7047亿亩。
崇祯时，在册田地7.83亿亩。
以上数据出于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感谢您的回复。
（一）、 我在这一章的主要观点是：明帝国只需要每亩地平均收取二十斤米，一年就可以敛取五千多万两白银；而明帝国显然从来没有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
但是，就是明帝国政府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的赋税。对整个帝国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有限，明帝国的灭亡应该与赋税过重无关。
（二）、我在第三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是：明帝国一年收取五千多万两的白银，应该足以实现他的政府职能。而政府最后却是一片财政赤字，这一切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呢？关于这一点，应该说与您回复中的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只是关于明代在册田地有些分歧。
（三）、明万历六年，在册田地7.01亿亩。
天启三年，在册田地7047亿亩。
崇祯时，在册田地7.83亿亩。
以上数据出于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复公孙虎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您在转述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时说：“明代平均税赋约为1－3%，就这点税赋，征收不齐，拖欠还是很普遍的事。欠税久了，陈年老帐也只能一笔勾销。主要是ZF投在行政上的人力物力弱。”
泪痕以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有欠商讨：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的话，那明太祖朱元璋之时、明成祖朱棣之时为什么不一直存在财政危机呢？有什么历史资料可以表明，明帝国后期投在行政上的人力、物力比前期大幅度减少了呢？
（二）、您最后一句的回复：“还是老话，实在缺钱时，要找钱就得办那些有钱的主”。泪痕上面近一万字，主要论证的无非就是这个观点呀！希望您看一遍我的帖子。
（三）、黄仁宇先生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
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
明帝国养一二百万军队，养这些军队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明太祖说了，他养兵百万不用老百姓一粒米。但老话早就说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明帝国养军队的费用表面不是老百姓出，但实际上这可能吗？
明帝国赋税低的让人不可思议，就是因为人们常常忽略了这笔银子的来源。但这笔银子，应该是多大一个数目呢？保守保算也得相当于明末两三千万两银子。而明帝国后期财政危机的主要根源，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笔银子给闹的！
感谢您的回复。
（一）、您在转述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时说：“明代平均税赋约为1－3%，就这点税赋，征收不齐，拖欠还是很普遍的事。欠税久了，陈年老帐也只能一笔勾销。主要是ZF投在行政上的人力物力弱。”
泪痕以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有欠商讨：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的话，那明太祖朱元璋之时、明成祖朱棣之时为什么不一直存在财政危机呢？有什么历史资料可以表明，明帝国后期投在行政上的人力、物力比前期大幅度减少了呢？
（二）、您最后一句的回复：“还是老话，实在缺钱时，要找钱就得办那些有钱的主”。泪痕上面近一万字，主要论证的无非就是这个观点呀！希望您看一遍我的帖子。
（三）、黄仁宇先生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
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
明帝国养一二百万军队，养这些军队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明太祖说了，他养兵百万不用老百姓一粒米。但老话早就说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明帝国养军队的费用表面不是老百姓出，但实际上这可能吗？
明帝国赋税低的让人不可思议，就是因为人们常常忽略了这笔银子的来源。但这笔银子，应该是多大一个数目呢？保守保算也得相当于明末两三千万两银子。而明帝国后期财政危机的主要根源，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笔银子给闹的！
复迷途难还先生：
您回复说：看了半天没看出所以能（大约是个然吧）。这种回复实在让泪痕惭愧，泪痕一直怕自己的观点被淹没在论据、论证中，但看来还是在所难免。
那泪痕这里以自己这两节观点做个简单的说明吧！
泪痕上述近一万字想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是：
我们常常把明帝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成是帝国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泪痕以为这根本说不通，因为帝国政府只要每亩地平均征收20斤米，就可以一年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但明帝国政府最穷凶极恶之时，也从来没有收取过这样重的赋税！
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重，一亩的地平均地租显然已达到了100斤左右、甚至远高于这个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来，明帝国老百姓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这种越来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造成的。但这种利益，是代表着明帝国（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地主）既得利益集团共同利益的，所以帝国上上下根本没有敢把帝国的危机根源归于此。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田地；那帝国政府所征收的那点税，对老百姓而言是非常小的！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普遍农民的生活就不会陷入危机之中。
而换而言之，如果帝国的田地是掌握在分散的自耕农手中，那帝国社会也就没有力量去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换而言之，帝国政府的税收就能保证。
但这种观点，在明末永远也不会成为主流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
所以我们后来对明帝国灭亡的观点，永远只能在地主阶级提供的思想中来回跑，却永远也跑不出个头绪来。换而言之，即使我们喊一千遍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但我们也永远是在用唯心史观在分析历史。再换而言之，好象历史真是某个人、某几个人的能力、道德可以决定的。
最后感谢您的回复。
您回复说：看了半天没看出所以能（大约是个然吧）。这种回复实在让泪痕惭愧，泪痕一直怕自己的观点被淹没在论据、论证中，但看来还是在所难免。
那泪痕这里以自己这两节观点做个简单的说明吧！
泪痕上述近一万字想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是：
我们常常把明帝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成是帝国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泪痕以为这根本说不通，因为帝国政府只要每亩地平均征收20斤米，就可以一年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但明帝国政府最穷凶极恶之时，也从来没有收取过这样重的赋税！
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重，一亩的地平均地租显然已达到了100斤左右、甚至远高于这个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来，明帝国老百姓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这种越来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造成的。但这种利益，是代表着明帝国（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地主）既得利益集团共同利益的，所以帝国上上下根本没有敢把帝国的危机根源归于此。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田地；那帝国政府所征收的那点税，对老百姓而言是非常小的！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普遍农民的生活就不会陷入危机之中。
而换而言之，如果帝国的田地是掌握在分散的自耕农手中，那帝国社会也就没有力量去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换而言之，帝国政府的税收就能保证。
但这种观点，在明末永远也不会成为主流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
所以我们后来对明帝国灭亡的观点，永远只能在地主阶级提供的思想中来回跑，却永远也跑不出个头绪来。换而言之，即使我们喊一千遍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但我们也永远是在用唯心史观在分析历史。再换而言之，好象历史真是某个人、某几个人的能力、道德可以决定的。
最后感谢您的回复。
复y1302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您的观点，大约与泪痕主帖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本分歧。
帝国的田地百分之八九十都已落少地主阶级手中（地主阶级由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这个阶级对帝国政府构成的侵害，绝不仅仅是少纳税（这只是使政府税收减少）；他们更通过地租的形式把帝国的财富都敛入了自己家中（这使普遍农民终日劳作却无法温饱）；他们还通过手中汇集的强大经济资源，收买、控制官僚集团，使帝国吏治全面败坏。
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帝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强大了。帝国政府无力控制它，帝国社会无力制约它；最终导致帝国政府一片财政赤字，帝国社会一片贫穷。
明初、甚至是普遍帝国兴盛之时，都是因为社会自耕农的比例非常大。而后来衰弱，通常都是因为地主阶级越来越强大了。
感谢您的回复。
您的观点，大约与泪痕主帖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本分歧。
帝国的田地百分之八九十都已落少地主阶级手中（地主阶级由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这个阶级对帝国政府构成的侵害，绝不仅仅是少纳税（这只是使政府税收减少）；他们更通过地租的形式把帝国的财富都敛入了自己家中（这使普遍农民终日劳作却无法温饱）；他们还通过手中汇集的强大经济资源，收买、控制官僚集团，使帝国吏治全面败坏。
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帝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强大了。帝国政府无力控制它，帝国社会无力制约它；最终导致帝国政府一片财政赤字，帝国社会一片贫穷。
明初、甚至是普遍帝国兴盛之时，都是因为社会自耕农的比例非常大。而后来衰弱，通常都是因为地主阶级越来越强大了。
复y1302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 在土地日益兼并的社会中，农民辛勤一年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一亩收取二百斤米。有一百多斤是用来交地租的（百分之五六十），有二十来斤是用来交赋税的（百分之十），他自己只能留下五六十斤米（百分之二三十）。农民的贫困真是因为政府横征暴敛造成的吗？
一昧的把农民贫困归于政府的横征暴敛，根本就是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编造的谎言。泪痕主帖中两节内容，都是证明这个观点。
（二）、“富甲天下的不征税，人吃人的要加赋，楼主你说算不算横征暴敛？”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泪痕在主帖[注4]中：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帝国有钱人真不用纳税吗？
泪痕从不否定，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如果普遍百姓都有田地；但如果高呼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人，都少收取一点地租、甚至不收取地租。那普遍百姓真会因为加的那点税就陷入于不幸之中吗？
（三）、谁当皇帝也会想着从有钱人身上收取钱的；但这种思想，根本是没有人敢表达的，就是有人表达也会被一下打趴在地上的；皇帝就是想这样做，最终也只有无疾而终的。因为整个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强有力的反击帝国这种无理要求！关于这一点，泪痕主帖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这里就不多说了。
感谢您的回复。
（一）、 在土地日益兼并的社会中，农民辛勤一年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一亩收取二百斤米。有一百多斤是用来交地租的（百分之五六十），有二十来斤是用来交赋税的（百分之十），他自己只能留下五六十斤米（百分之二三十）。农民的贫困真是因为政府横征暴敛造成的吗？
一昧的把农民贫困归于政府的横征暴敛，根本就是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编造的谎言。泪痕主帖中两节内容，都是证明这个观点。
（二）、“富甲天下的不征税，人吃人的要加赋，楼主你说算不算横征暴敛？”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泪痕在主帖[注4]中：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帝国有钱人真不用纳税吗？
泪痕从不否定，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如果普遍百姓都有田地；但如果高呼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人，都少收取一点地租、甚至不收取地租。那普遍百姓真会因为加的那点税就陷入于不幸之中吗？
（三）、谁当皇帝也会想着从有钱人身上收取钱的；但这种思想，根本是没有人敢表达的，就是有人表达也会被一下打趴在地上的；皇帝就是想这样做，最终也只有无疾而终的。因为整个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强有力的反击帝国这种无理要求！关于这一点，泪痕主帖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这里就不多说了。
复wuwang71先生：
（一）一个人的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希望您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就算明帝国当时在册田地有十亿亩，甚至有十一亿亩，对我帖子中的观点有影响吗？我实在不知您想表达什么。事实上，我也非常乐意用您的那种数字，因为这对我的论点实在太有利了。但一个哪种数据对自己有利，就用哪种数据，这绝不是一种论证的好习惯。
（二）明帝国当时到底有多少亩田地？我看了许多组数字，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一个数字敢说自己是绝对权威的。您千万不要说您的那种数字绝对权威。
我引用的这七亿亩，是现在普遍经济史、当时人物传记中都认可的。我不敢说他绝对权威，我只敢说他应该不算离谱。您的那种数字，又是出自哪里呢？
（一）一个人的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希望您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就算明帝国当时在册田地有十亿亩，甚至有十一亿亩，对我帖子中的观点有影响吗？我实在不知您想表达什么。事实上，我也非常乐意用您的那种数字，因为这对我的论点实在太有利了。但一个哪种数据对自己有利，就用哪种数据，这绝不是一种论证的好习惯。
（二）明帝国当时到底有多少亩田地？我看了许多组数字，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一个数字敢说自己是绝对权威的。您千万不要说您的那种数字绝对权威。
我引用的这七亿亩，是现在普遍经济史、当时人物传记中都认可的。我不敢说他绝对权威，我只敢说他应该不算离谱。您的那种数字，又是出自哪里呢？
复y1302先生：
（一）、一品官员一年可以免粮30石，九品官员可以一年免粮6石（一个月0.5石）这与他们工资相比，也应该也是非常小的数字吧。这种免粮，不过是这种阶层的变相福利罢了。这与您所说的他们不用纳粮应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吧。
如果说帝国的危机由此而来，那这种制度显然不是明末才有的；他应该是明初就存在的。如果这种制度足以对帝国构成危机，那帝国的危机岂非在明初就应该有了？
（一）、一品官员一年可以免粮30石，九品官员可以一年免粮6石（一个月0.5石）这与他们工资相比，也应该也是非常小的数字吧。这种免粮，不过是这种阶层的变相福利罢了。这与您所说的他们不用纳粮应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吧。
如果说帝国的危机由此而来，那这种制度显然不是明末才有的；他应该是明初就存在的。如果这种制度足以对帝国构成危机，那帝国的危机岂非在明初就应该有了？
复y1302先生：
（一）、 我引用的数据，“京官一品可以免粮30石、、、到九品免粮6石。”这数字出自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一亩地收取20斤米，30石就需要近三百亩田地，而明帝国定的赋税显然没有这样高（民田只有三升三合五勺，大约就六七斤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田地都是如此的），如果按这种标准，那30石大约就相当于近一千亩不纳粮吧。如果免纳粮的人，再按比一品京官更优势的人（有各种尊贵头衔）那一年不纳粮的也许真有二三千亩。但这种计算，泪痕以为应该很难接近事实。
在万历张居正丈量土地之前；明帝国在册田地普遍时候是4-5亿亩左右。而后来清丈出来的田地，显然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手中清丈出来（至少从普遍来看，因为当时自耕农已沦为一个人数非常有限的阶级了，他们所占的田地本来就有限，也更没有能力隐藏大量田地）
如果普遍田地都不是纳粮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被皇室、贵族、官僚、缙绅、上层太监为主要群体的人所占有），那帝国政府何苦要清丈田地呢？那张居正清丈田地的意义有何在呢？
（三）、我在第三章中，论述帝国政府资源的流失中。是讲述军事资源的流失（军事素质的下降、兵员的虚冒，更主要提帝国从前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经济基础已倒蹋了，这会凭空冒出两三千万两的军费开支）；政府资源的流失，主要是论述贵族、官员、太监人数越来越多，并且生活变得越来越奢华。
在这个章节中，我的确没有考虑您所提到的内容。幸好这个章节还没有发，我可以做些修改的。感谢您的回复。
（一）、 我引用的数据，“京官一品可以免粮30石、、、到九品免粮6石。”这数字出自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一亩地收取20斤米，30石就需要近三百亩田地，而明帝国定的赋税显然没有这样高（民田只有三升三合五勺，大约就六七斤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田地都是如此的），如果按这种标准，那30石大约就相当于近一千亩不纳粮吧。如果免纳粮的人，再按比一品京官更优势的人（有各种尊贵头衔）那一年不纳粮的也许真有二三千亩。但这种计算，泪痕以为应该很难接近事实。
在万历张居正丈量土地之前；明帝国在册田地普遍时候是4-5亿亩左右。而后来清丈出来的田地，显然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手中清丈出来（至少从普遍来看，因为当时自耕农已沦为一个人数非常有限的阶级了，他们所占的田地本来就有限，也更没有能力隐藏大量田地）
如果普遍田地都不是纳粮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被皇室、贵族、官僚、缙绅、上层太监为主要群体的人所占有），那帝国政府何苦要清丈田地呢？那张居正清丈田地的意义有何在呢？
（三）、我在第三章中，论述帝国政府资源的流失中。是讲述军事资源的流失（军事素质的下降、兵员的虚冒，更主要提帝国从前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经济基础已倒蹋了，这会凭空冒出两三千万两的军费开支）；政府资源的流失，主要是论述贵族、官员、太监人数越来越多，并且生活变得越来越奢华。
在这个章节中，我的确没有考虑您所提到的内容。幸好这个章节还没有发，我可以做些修改的。感谢您的回复。
复y1302先生：
我想我们之间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
（一）、泪痕这个帖子，只是想证明一个小农帝国的灭亡，并不是政府、或是皇帝能力、道德可以决定的。如果他的社会之中出现一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那他是注定要灭亡的。
您所说的“其实要想解决，就要官绅一体纳粮
问题是：官员答应吗？”
这个内容，泪痕写帖子之时的确没有多想。但？这这种论据、这种观点应该只是我帖子主题的一种补充，应该不存在本质的分歧。
在明帝国灭亡之时，凡对既得利益集团（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构成利益损害的观点，他永远也无法成为主流，凡是想限制、侵害这个利益集团的行为，总是无法执行的。明帝国的灭亡，是因为它的这种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了。
（二）、我们的分歧，大约只是您认为（我理解），这种赋税不均才是民众不幸的最主要原因。而我观点则不是如此的。
因为后期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被掠夺，最大的份额永远是地租。赋税并不是多么大的份额，而且我相信上层利益集团不纳税的原因，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源于合法的。政府的确规定他们可以免一定的粮，但这是有限的，他们更多的份额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实现的。
我在《中国明代经济史》中摘抄一句话：“贵族、勋戚、官僚虽然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却又千方百计逃避赋役，手法极多、、、、、。这句话（这段话）本身就表明他们不纳粮的数额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为了逃避赋役，他们需要玩弄更多的非法手段。
最后感谢您的回复。
我想我们之间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
（一）、泪痕这个帖子，只是想证明一个小农帝国的灭亡，并不是政府、或是皇帝能力、道德可以决定的。如果他的社会之中出现一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那他是注定要灭亡的。
您所说的“其实要想解决，就要官绅一体纳粮
问题是：官员答应吗？”
这个内容，泪痕写帖子之时的确没有多想。但？这这种论据、这种观点应该只是我帖子主题的一种补充，应该不存在本质的分歧。
在明帝国灭亡之时，凡对既得利益集团（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构成利益损害的观点，他永远也无法成为主流，凡是想限制、侵害这个利益集团的行为，总是无法执行的。明帝国的灭亡，是因为它的这种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了。
（二）、我们的分歧，大约只是您认为（我理解），这种赋税不均才是民众不幸的最主要原因。而我观点则不是如此的。
因为后期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被掠夺，最大的份额永远是地租。赋税并不是多么大的份额，而且我相信上层利益集团不纳税的原因，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源于合法的。政府的确规定他们可以免一定的粮，但这是有限的，他们更多的份额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实现的。
我在《中国明代经济史》中摘抄一句话：“贵族、勋戚、官僚虽然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却又千方百计逃避赋役，手法极多、、、、、。这句话（这段话）本身就表明他们不纳粮的数额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为了逃避赋役，他们需要玩弄更多的非法手段。
最后感谢您的回复。
复wuwang71先生：
感谢您的再次回复。
（一）您回复说： “你那个一石188斤有问题,我感觉明代粮食的计量单位石,斗,升的都是量器.容积是死的,不同的作物,重量不尽相同,一石米只有153--155斤.麦子145--148斤.....”
您的这个观点，泪痕非常认同。我在写这个内容时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这些内容与我帖子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实在害怕论证、记录太多这样的内容会把自己的主题给淹没了。于是就引用了一个网上非常流行的数据。
如果按您的数据，实际上对我的观点更有利。泪痕开篇只是想证明，明帝国政府一亩地收取20斤米，就可以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收入；如果一石米等于155斤，那一亩地收取20斤米，就可以获得当时九千多万石米，折合当时的银价就可以获取六千多万两白银。但泪痕相信您所说的数据肯定也存在争议，如果自己选取这种显然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数据，肯定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争论，所以选取了一个188.8斤的数据。
（二）、至于说到天灾的问题，泪痕以为它也绝不是让明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明帝国一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如果明帝国政府真能收取这样多的赋税（虽然他平均到每亩中，是很小的一个数额），那明帝国政府一年给灾区免除赋役、拨赈灾款项一共花费个一千多万两白银，也绝不是什么难事。泪痕相信，如果明帝国政府能为灾区每年花费这样大一笔银子，肯定能应付当时的灾害的。
问题是，明帝国政府实在无法做到这些。第一、他无法收取这样大笔的赋税；第二、他就是收取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赋税，也会被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将领通过各种手段侵蚀殆尽的。
换而言之，正是因为帝国政府无法冲破，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才走向灭亡的。
（三）、至于从白银中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泪痕以为这只是既得利益集团意识的一种体现。
因为帝国内部出现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通过种种地租、逃避赋役、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等方法，把帝国政府、帝国社会的资源都弄到了自己手中。最后帝国政府一片赤字、最后帝国社会一片狼籍，但他们永远也不愿意承认，只有强有力的打击他们的非法的、半合法的利益，才是挽救帝国灭亡的惟一方法。于是他们就从此之外，试图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而从白银上寻找帝国灭亡原因，不过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方法罢了。
比这个更经典的就是皇帝的私房钱、或是皇帝的能力、或是如果与满清和议、或是如果强有力的打击农民起义（不一再被诈降所欺骗）、甚至是袁崇焕假如活着等等，都无非是为了证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扩张，并不是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都是些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但小农帝国被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之后，他是注定要灭亡的，除了消灭他们的半合法的、非法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感谢您的再次回复。
（一）您回复说： “你那个一石188斤有问题,我感觉明代粮食的计量单位石,斗,升的都是量器.容积是死的,不同的作物,重量不尽相同,一石米只有153--155斤.麦子145--148斤.....”
您的这个观点，泪痕非常认同。我在写这个内容时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这些内容与我帖子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实在害怕论证、记录太多这样的内容会把自己的主题给淹没了。于是就引用了一个网上非常流行的数据。
如果按您的数据，实际上对我的观点更有利。泪痕开篇只是想证明，明帝国政府一亩地收取20斤米，就可以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收入；如果一石米等于155斤，那一亩地收取20斤米，就可以获得当时九千多万石米，折合当时的银价就可以获取六千多万两白银。但泪痕相信您所说的数据肯定也存在争议，如果自己选取这种显然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数据，肯定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争论，所以选取了一个188.8斤的数据。
（二）、至于说到天灾的问题，泪痕以为它也绝不是让明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明帝国一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如果明帝国政府真能收取这样多的赋税（虽然他平均到每亩中，是很小的一个数额），那明帝国政府一年给灾区免除赋役、拨赈灾款项一共花费个一千多万两白银，也绝不是什么难事。泪痕相信，如果明帝国政府能为灾区每年花费这样大一笔银子，肯定能应付当时的灾害的。
问题是，明帝国政府实在无法做到这些。第一、他无法收取这样大笔的赋税；第二、他就是收取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赋税，也会被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将领通过各种手段侵蚀殆尽的。
换而言之，正是因为帝国政府无法冲破，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才走向灭亡的。
（三）、至于从白银中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泪痕以为这只是既得利益集团意识的一种体现。
因为帝国内部出现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通过种种地租、逃避赋役、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等方法，把帝国政府、帝国社会的资源都弄到了自己手中。最后帝国政府一片赤字、最后帝国社会一片狼籍，但他们永远也不愿意承认，只有强有力的打击他们的非法的、半合法的利益，才是挽救帝国灭亡的惟一方法。于是他们就从此之外，试图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而从白银上寻找帝国灭亡原因，不过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方法罢了。
比这个更经典的就是皇帝的私房钱、或是皇帝的能力、或是如果与满清和议、或是如果强有力的打击农民起义（不一再被诈降所欺骗）、甚至是袁崇焕假如活着等等，都无非是为了证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扩张，并不是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都是些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但小农帝国被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之后，他是注定要灭亡的，除了消灭他们的半合法的、非法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第二章 帝国的吏治
帝国的吏治（上）
帝国初期，通常都是刚经历完大战乱后；所以帝国政府容易掌握众多无主的田地、荒地，他可以很容易的保证普遍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如果帝国皇帝再对开国功臣、社会的豪富阶层进行强有力的打击，那新兴的地主阶级就更难成长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帝国初期它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地主阶级还处于非常弱小之中。[注1]
吏治的败坏，对普遍孤立的、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言，实在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所以他们不会极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的，而且他们也无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社会中是以自耕农为主要利益群体，那它的吏治自然容易得到保证。
但吏治的败坏，对于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社会强势个体而言，却显然存在着太多显而易见的利益。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显然会极力推动吏治的败坏！逃避赋税、转嫁赋税；兼并土地、压榨农民；依靠经济优势欺凌底层民众；侵吞国家财产；这一切在吏治败坏之时，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如果吏治严明，他们从哪获取这种利益呢？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官僚、庶民地主势力越来越大之时，那它的吏治就难以得到保证。
一个帝国吏治的好坏，通常与官员的道德水准无关；一个只要自命为唯物史观的人，就不应该动则把吏治的好坏归于所谓官员的道德。因为唯物史观有一句经典的话：“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在只小农帝国中，只要它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与普遍百姓利益相背离的利益群体，那他的吏治就自然会恶化；随着这个利益群体成长、壮大，那帝国的吏治就会越来越无可收拾。因为这些利益群体会自然而然的、想方设法的收买官员破坏帝国法纪；而官员在寻找权力出租时，自然会很容易找到对象。
抵制这种破坏吏治被的力量，通常只有在吏治被破坏的受害者中去寻找了。但在小农帝国中深受吏治破坏之苦的永远是底层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孤立的、弱小；他们是不具备强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他无力抵制吏治被逐步破坏的。
为了证明吏治被破坏，是基于众多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我们看看皇帝在加“矿税”时，面对的阻力吧！
“矿税”之所弄得反对之声扑天盖地；那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只代表了皇帝、少数太监的利益；他却侵害了帝国最普遍利益群体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所有的利益群体（官僚、地主、士大夫、市民）都对他报以了反对；在这种背景下，这件事遂被弄得响彻天地；而矿税引发的“民变”此起处彼伏（因为在社会普遍利益群体达成一致的背景下，人们自然敢公然的、激烈的对抗税监的不法行为）；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皇帝也只有不断被迫让步。[注2]
以皇帝的权力去侵蚀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群体支持，尚且如此；做为普通官员如枉法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群体支持；后果就更可想而知了吧！
“税监”虽然受到皇帝绝对的支持，但他们如果敢违法，也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
李三才为了打击“税监”，竟然让死囚诬陷“税监”的爪牙，通过这种显然是栽赃的、非法的手段往死整这些人。（见《明史、李三才传》）
泪痕实在奇怪，李三才对于普遍官员、豪族存在的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的行为，也是如此的嫉恶如仇、不择手段的往死整他们吗？如果单纯的去看，李三才对于皇帝宠幸的太监尚且敢如此放肆，对于普通官员、豪族自然更敢如此打击他们了。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应该知道李三才除了对“税监”敢如此狠施辣手、大开杀戒、不择手段往死整他们外，对于普遍官员、豪族存在的不法行为，肯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打击“税监”，背后有无数人（更主要的上流社会普遍参与的）支持、呐喊；打击普遍官员、豪门哪可能有这种声势呢？更可况李三才，也绝非什么清廉之辈。
“税监”虽然受到皇帝的绝对支持，但他们如果敢违法，也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
葛贤率众把“税监”打死了好几个，最后帝国皇帝也只能让他坐几年牢，根本不敢判葛贤死刑，因为支持葛贤的人可谓成千上万。事实上，除了皇帝还有受害的“税监”外，人们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葛贤。
而且葛贤更因此成了万人景仰的大英雄。（见明末苏州民变）
泪痕只是奇怪，打死皇帝极力支持的“税监”，竟然会如此收局；那如果有人率众打死几个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也会有如此美妙的结局吗？
显然是不会的！如果明帝国老百姓在监督政府官员时，真能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力量，那明帝国政府哪还能贪污受贿成风呢？
因为“税监”虽然有皇帝支持，但他的行为却是侵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最主要是侵害了上层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才会受到社会如此肆无忌惮的、扑天盖地的打击。
而普遍官员的贪污、受贿，却显然没有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了，最主要的是普遍官员的贪污、受贿通常总是代表了上层利益群体的利益。在帝国后期，如果普遍官员都廉洁了，那上层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恐怕就损失大半了。
泪痕常想，如果帝国普遍官员、百姓在反对贪污、受贿、高额地租、土地兼并、赋税转嫁等方面上，能拿出反对矿税的勇气、决心、气势，那明帝国绝不会坏到那种地步。但很可惜，矿税所代表的只是皇帝与部分太监的利益，他与帝国普遍利益群体都构成了对立；所以才会遭到这种反应、反对、对抗、反抗；而普遍的贪污、受贿、高额地租、土地兼并、赋税转嫁等事，却显然是代表了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大商人、庶民地主、社会强势个体共同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哪能汇集出象反对矿税那样巨大的力量呢？
如果失去了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大商人、大地主的带领，凭势力越来越弱的农民阶级（此时的农民已越来越多的沦为了佃农、流民）、人口比例极为有限的市民阶层，哪有力量积极回应侵犯自己利益的强势群体呢？
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农民阶级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已不能通过要求帝国政府改善吏治实现了；因为帝国的吏治已完全代表了上层利益群体了。
吏治的破坏，如果只是代表官员的个人私利，那官员永远也不敢肆意破坏吏治的；因为他们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但这一切如果获得几个力量巨大的利益集团（贵族、官僚、上层太监、缙绅、地主、甚至还有皇室）支持，那这吏治自然只有被一点点的逐步破坏了。因为破坏帝国吏治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普通官员枉法时，通常都是与强大的利益群体利益一致的；所以他们枉法却丝毫受不到打击。比如韩一良对皇帝详细说明了官场贪污、受贿的种种现象；皇帝让他指几个最臭名昭著的贪污官员，韩一良却是打死也不说；如果非要他说，他只敢拿出所谓的“阉党”说事。韩一良知道，被皇帝认为自己是个只会说空话、官话的老油条，大不了撤个官；如果敢真的去为了讨好皇帝而去当什么反腐倡廉的大英雄，那恐怕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所以韩一良面对皇帝没完没了的逼问，面对皇帝雷霆震怒、面对丢官的事实；却是保持了惊人的义气，总而言之打死也不说。
当然，绝不是韩一良不敢实指一个贪官；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人，谁敢替韩一良回答这个简单之极的问题呢？
不久后，东林党人开始大肆攻击温体仁的种种不法行为。谁说东林党人不敢大肆攻击官员不法行为呢？
问题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温体仁公开与东林党人争权夺势。于是东林党人群起而攻之，遂把温体仁的种种不法之事做了个全面的清算（当然了，这些事可靠性有多高，只有天知道了）。最后皇帝都因此恼羞成怒了，你们东林党做事就是这种原则啊？
大家从这韩一良的奏章、温体仁受攻击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人们攻击官员贪污、不法仅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动力，他们之间谁也不会烂咬别人的。
至于土地的兼并、高额地租的普遍存在；那更是所有官员噤若寒蝉的了禁区了；因为这代表的已不是官僚集团的利益，它是代表着社会普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大明帝国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对于矿税的勇气、正义、积极，那大明帝国还是有救的。问题是：得罪皇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皇帝不敢把你怎么样；但你如果得罪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可真是后果很严重了。
面对皇帝的私房钱，面对皇帝征税；普遍官员都敢动不动就拿出来当事说。因为说这种话，无非是得罪皇帝一个人罢了（因为这种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群体的利益都是相背离的）；皇帝通常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因为你这种说法是会得到普天下支持的；即使皇帝敢罢你的官、甚至惩罚你，那只会让你名动天下；成为以后社会、政坛上继续混的资本。
如果官员枉法的行为，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却对强势利益群体构成侵害，那他随时都会被搞死、搞臭的。就是“税监”，他们虽然受到皇帝的积极的、全力的支持，但他们也会被接二连三的被整臭、整死。[注3]一个人、一个官员敢攻击他们、往臭整他们、往死整他们，那马上就会成时代拥护的大英雄。当然了风气使然，做为官员、上层太监如果敢不积极反对“矿税”，那他就会成为人们轻视、漫骂的靶子。[注4]
但普遍官员的贪污、受贿呢？谁曾遭受到如此强烈的、扑天盖地的反对、反抗、打击呢？
官员们普遍枉法的行为，通常都与强势利益群体无害、甚至是一致的；他们只对弱势群体构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你如果实指哪个官员贪污、受贿，你绝不是得罪他一个人，你得罪的将是一大片人；而且得罪的也绝不是这个孤立事件中的得利者，你得罪的是所有与这种利益相关的人。在这种背景下，哪个官员真的敢去充当反贪的大英雄呢？
韩一良空洞的写了一篇“明帝国官场现形记”，当皇帝让他们去实指一个人时，他马上就做出了小丑一样的表演，他除了敢指指所谓的、已被政府专政了的“阉党”成员外，他还敢指谁呢？最后面对皇帝的雷霆震怒、面对丢官的事实，韩一良也不绝不敢实指一个人。当然了，所谓的东林党人，面对韩一良小丑般的表演时，都也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后果肯定是谁也不敢承担的。
泪痕以为，如果明帝国官员、缙绅、百姓能拿出反对矿税的勇气、实力去反对帝国的吏治腐败，那明帝国肯定是有救的。但？帝国普遍的吏治败坏，显然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哪能汇集出反对矿税的气势、力量来呢？
[注1]：明初，经地完成任务末20余年的战乱；大土地所有者或死或逃，土地占有关系有所调整，明太祖朱元璋打击豪强地主、迁徒富民的政策，以及摹民垦荒，许为永业田的政策，有地土地关系的调整。正是土地关系调整，使小农——自耕农表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存在着。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2]：“鉴于各地民变蜂起，阁部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矿税太监已成众矢之的。”
“ 民变与舆论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神宗作出了让步。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他下令工矿，把开矿太召回京师。”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税监仍在各地活动，还在不断的地向内库时奉税银，但权力已大受限制，征税权划归地方政府，税监只负责解送。而且数量也明显减少了，万历三十五年不过十余万两，三十六年不过二十余万两，以后各年有如强弩之末，仅仅几万两而已。”
（以上内容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注3]：万历三十四年正月的云南民变，由于地方官员的参与，抓住了税监杨荣，处死后投尸烈焰中，其徒党辎重焚烧殆尽。神闻讯后怒气冲天，竟至绝食数天。（见《万历邸钞》转引自樊树志《万历传》）
当然了，这民变绝不只是云南一起；仅仅因为这起民变太具代表性罢了。当时因矿税而起的民变实在称得上此起彼伏。
至于李三才就更嚣张了，他更让死囚乱咬“税监”的爪牙，用这种显然是栽赃的手段往死整他们。但这也被人们一时传为佳话。“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明史、李三才传》）
[注4]：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明史、李三才传》）
沈一贯（当时的首辅），只因不敢拒绝交还罢矿税的圣旨，田义（当时的司礼监）后来就敢唾弃他、轻视他、责骂他。“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明史、沈一贯传》
帝国的吏治（上）
帝国初期，通常都是刚经历完大战乱后；所以帝国政府容易掌握众多无主的田地、荒地，他可以很容易的保证普遍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如果帝国皇帝再对开国功臣、社会的豪富阶层进行强有力的打击，那新兴的地主阶级就更难成长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帝国初期它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地主阶级还处于非常弱小之中。[注1]
吏治的败坏，对普遍孤立的、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言，实在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所以他们不会极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的，而且他们也无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社会中是以自耕农为主要利益群体，那它的吏治自然容易得到保证。
但吏治的败坏，对于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社会强势个体而言，却显然存在着太多显而易见的利益。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显然会极力推动吏治的败坏！逃避赋税、转嫁赋税；兼并土地、压榨农民；依靠经济优势欺凌底层民众；侵吞国家财产；这一切在吏治败坏之时，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如果吏治严明，他们从哪获取这种利益呢？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官僚、庶民地主势力越来越大之时，那它的吏治就难以得到保证。
一个帝国吏治的好坏，通常与官员的道德水准无关；一个只要自命为唯物史观的人，就不应该动则把吏治的好坏归于所谓官员的道德。因为唯物史观有一句经典的话：“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在只小农帝国中，只要它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与普遍百姓利益相背离的利益群体，那他的吏治就自然会恶化；随着这个利益群体成长、壮大，那帝国的吏治就会越来越无可收拾。因为这些利益群体会自然而然的、想方设法的收买官员破坏帝国法纪；而官员在寻找权力出租时，自然会很容易找到对象。
抵制这种破坏吏治被的力量，通常只有在吏治被破坏的受害者中去寻找了。但在小农帝国中深受吏治破坏之苦的永远是底层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孤立的、弱小；他们是不具备强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他无力抵制吏治被逐步破坏的。
为了证明吏治被破坏，是基于众多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我们看看皇帝在加“矿税”时，面对的阻力吧！
“矿税”之所弄得反对之声扑天盖地；那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只代表了皇帝、少数太监的利益；他却侵害了帝国最普遍利益群体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所有的利益群体（官僚、地主、士大夫、市民）都对他报以了反对；在这种背景下，这件事遂被弄得响彻天地；而矿税引发的“民变”此起处彼伏（因为在社会普遍利益群体达成一致的背景下，人们自然敢公然的、激烈的对抗税监的不法行为）；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皇帝也只有不断被迫让步。[注2]
以皇帝的权力去侵蚀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群体支持，尚且如此；做为普通官员如枉法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群体支持；后果就更可想而知了吧！
“税监”虽然受到皇帝绝对的支持，但他们如果敢违法，也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
李三才为了打击“税监”，竟然让死囚诬陷“税监”的爪牙，通过这种显然是栽赃的、非法的手段往死整这些人。（见《明史、李三才传》）
泪痕实在奇怪，李三才对于普遍官员、豪族存在的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的行为，也是如此的嫉恶如仇、不择手段的往死整他们吗？如果单纯的去看，李三才对于皇帝宠幸的太监尚且敢如此放肆，对于普通官员、豪族自然更敢如此打击他们了。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就应该知道李三才除了对“税监”敢如此狠施辣手、大开杀戒、不择手段往死整他们外，对于普遍官员、豪族存在的不法行为，肯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打击“税监”，背后有无数人（更主要的上流社会普遍参与的）支持、呐喊；打击普遍官员、豪门哪可能有这种声势呢？更可况李三才，也绝非什么清廉之辈。
“税监”虽然受到皇帝的绝对支持，但他们如果敢违法，也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
葛贤率众把“税监”打死了好几个，最后帝国皇帝也只能让他坐几年牢，根本不敢判葛贤死刑，因为支持葛贤的人可谓成千上万。事实上，除了皇帝还有受害的“税监”外，人们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葛贤。
而且葛贤更因此成了万人景仰的大英雄。（见明末苏州民变）
泪痕只是奇怪，打死皇帝极力支持的“税监”，竟然会如此收局；那如果有人率众打死几个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也会有如此美妙的结局吗？
显然是不会的！如果明帝国老百姓在监督政府官员时，真能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力量，那明帝国政府哪还能贪污受贿成风呢？
因为“税监”虽然有皇帝支持，但他的行为却是侵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最主要是侵害了上层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才会受到社会如此肆无忌惮的、扑天盖地的打击。
而普遍官员的贪污、受贿，却显然没有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了，最主要的是普遍官员的贪污、受贿通常总是代表了上层利益群体的利益。在帝国后期，如果普遍官员都廉洁了，那上层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恐怕就损失大半了。
泪痕常想，如果帝国普遍官员、百姓在反对贪污、受贿、高额地租、土地兼并、赋税转嫁等方面上，能拿出反对矿税的勇气、决心、气势，那明帝国绝不会坏到那种地步。但很可惜，矿税所代表的只是皇帝与部分太监的利益，他与帝国普遍利益群体都构成了对立；所以才会遭到这种反应、反对、对抗、反抗；而普遍的贪污、受贿、高额地租、土地兼并、赋税转嫁等事，却显然是代表了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大商人、庶民地主、社会强势个体共同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哪能汇集出象反对矿税那样巨大的力量呢？
如果失去了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大商人、大地主的带领，凭势力越来越弱的农民阶级（此时的农民已越来越多的沦为了佃农、流民）、人口比例极为有限的市民阶层，哪有力量积极回应侵犯自己利益的强势群体呢？
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农民阶级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已不能通过要求帝国政府改善吏治实现了；因为帝国的吏治已完全代表了上层利益群体了。
吏治的破坏，如果只是代表官员的个人私利，那官员永远也不敢肆意破坏吏治的；因为他们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但这一切如果获得几个力量巨大的利益集团（贵族、官僚、上层太监、缙绅、地主、甚至还有皇室）支持，那这吏治自然只有被一点点的逐步破坏了。因为破坏帝国吏治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普通官员枉法时，通常都是与强大的利益群体利益一致的；所以他们枉法却丝毫受不到打击。比如韩一良对皇帝详细说明了官场贪污、受贿的种种现象；皇帝让他指几个最臭名昭著的贪污官员，韩一良却是打死也不说；如果非要他说，他只敢拿出所谓的“阉党”说事。韩一良知道，被皇帝认为自己是个只会说空话、官话的老油条，大不了撤个官；如果敢真的去为了讨好皇帝而去当什么反腐倡廉的大英雄，那恐怕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所以韩一良面对皇帝没完没了的逼问，面对皇帝雷霆震怒、面对丢官的事实；却是保持了惊人的义气，总而言之打死也不说。
当然，绝不是韩一良不敢实指一个贪官；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人，谁敢替韩一良回答这个简单之极的问题呢？
不久后，东林党人开始大肆攻击温体仁的种种不法行为。谁说东林党人不敢大肆攻击官员不法行为呢？
问题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温体仁公开与东林党人争权夺势。于是东林党人群起而攻之，遂把温体仁的种种不法之事做了个全面的清算（当然了，这些事可靠性有多高，只有天知道了）。最后皇帝都因此恼羞成怒了，你们东林党做事就是这种原则啊？
大家从这韩一良的奏章、温体仁受攻击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人们攻击官员贪污、不法仅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动力，他们之间谁也不会烂咬别人的。
至于土地的兼并、高额地租的普遍存在；那更是所有官员噤若寒蝉的了禁区了；因为这代表的已不是官僚集团的利益，它是代表着社会普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大明帝国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对于矿税的勇气、正义、积极，那大明帝国还是有救的。问题是：得罪皇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皇帝不敢把你怎么样；但你如果得罪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可真是后果很严重了。
面对皇帝的私房钱，面对皇帝征税；普遍官员都敢动不动就拿出来当事说。因为说这种话，无非是得罪皇帝一个人罢了（因为这种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群体的利益都是相背离的）；皇帝通常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因为你这种说法是会得到普天下支持的；即使皇帝敢罢你的官、甚至惩罚你，那只会让你名动天下；成为以后社会、政坛上继续混的资本。
如果官员枉法的行为，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却对强势利益群体构成侵害，那他随时都会被搞死、搞臭的。就是“税监”，他们虽然受到皇帝的积极的、全力的支持，但他们也会被接二连三的被整臭、整死。[注3]一个人、一个官员敢攻击他们、往臭整他们、往死整他们，那马上就会成时代拥护的大英雄。当然了风气使然，做为官员、上层太监如果敢不积极反对“矿税”，那他就会成为人们轻视、漫骂的靶子。[注4]
但普遍官员的贪污、受贿呢？谁曾遭受到如此强烈的、扑天盖地的反对、反抗、打击呢？
官员们普遍枉法的行为，通常都与强势利益群体无害、甚至是一致的；他们只对弱势群体构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你如果实指哪个官员贪污、受贿，你绝不是得罪他一个人，你得罪的将是一大片人；而且得罪的也绝不是这个孤立事件中的得利者，你得罪的是所有与这种利益相关的人。在这种背景下，哪个官员真的敢去充当反贪的大英雄呢？
韩一良空洞的写了一篇“明帝国官场现形记”，当皇帝让他们去实指一个人时，他马上就做出了小丑一样的表演，他除了敢指指所谓的、已被政府专政了的“阉党”成员外，他还敢指谁呢？最后面对皇帝的雷霆震怒、面对丢官的事实，韩一良也不绝不敢实指一个人。当然了，所谓的东林党人，面对韩一良小丑般的表演时，都也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后果肯定是谁也不敢承担的。
泪痕以为，如果明帝国官员、缙绅、百姓能拿出反对矿税的勇气、实力去反对帝国的吏治腐败，那明帝国肯定是有救的。但？帝国普遍的吏治败坏，显然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哪能汇集出反对矿税的气势、力量来呢？
[注1]：明初，经地完成任务末20余年的战乱；大土地所有者或死或逃，土地占有关系有所调整，明太祖朱元璋打击豪强地主、迁徒富民的政策，以及摹民垦荒，许为永业田的政策，有地土地关系的调整。正是土地关系调整，使小农——自耕农表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存在着。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2]：“鉴于各地民变蜂起，阁部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矿税太监已成众矢之的。”
“ 民变与舆论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神宗作出了让步。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他下令工矿，把开矿太召回京师。”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税监仍在各地活动，还在不断的地向内库时奉税银，但权力已大受限制，征税权划归地方政府，税监只负责解送。而且数量也明显减少了，万历三十五年不过十余万两，三十六年不过二十余万两，以后各年有如强弩之末，仅仅几万两而已。”
（以上内容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注3]：万历三十四年正月的云南民变，由于地方官员的参与，抓住了税监杨荣，处死后投尸烈焰中，其徒党辎重焚烧殆尽。神闻讯后怒气冲天，竟至绝食数天。（见《万历邸钞》转引自樊树志《万历传》）
当然了，这民变绝不只是云南一起；仅仅因为这起民变太具代表性罢了。当时因矿税而起的民变实在称得上此起彼伏。
至于李三才就更嚣张了，他更让死囚乱咬“税监”的爪牙，用这种显然是栽赃的手段往死整他们。但这也被人们一时传为佳话。“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明史、李三才传》）
[注4]：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明史、李三才传》）
沈一贯（当时的首辅），只因不敢拒绝交还罢矿税的圣旨，田义（当时的司礼监）后来就敢唾弃他、轻视他、责骂他。“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明史、沈一贯传》
帝国的吏治（下）、
去详细阐述这种吏治破坏的过程是费时、费力的、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吏治的破坏，与所谓的官员道德无关。如果缺乏众多强大的利益群体的推动；那仅凭官员的利益、力量是绝不会导至吏治全面败坏的；因为官员在滥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之时，他所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
甚至而言，如果吏治败坏只代表官员与少数利益者的利益；那官员也不敢肆意破坏吏治的；因为他们这样做时，面对的阻力同样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皇帝收取“矿税”，结果是引得“民变”四起：“据初步统计，当时各地发生的大小”民变“不下数百起。”[注1]
而且“民变”通常都是用暴力的手段打杀“税监”及其爪牙。发生这一切并不让人最惊讶，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行为，竟然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赞同、支持。
我们通常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完全是因为“税监”们太嚣张了、太变态、太恶劣了。但实际上呢？泪痕以为汉代十常侍张让说得话最有道理了，“都说我们把国家给搞乱了，但所谓的清流有几个是清白的？”我们把这话放在明末，应该也是完全正确的！
泪痕从不否认，“税监”肯定是贪婪、恶劣的，问题是：在明帝国后期，不贪婪、不恶劣的官员、太监、贵族、将领有几多少？一个人如果用暴力手段打击、杀死这些贪婪的、恶劣的家伙们，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整个上流社会也会那样积极认同、赞同、支持这种行为吗？显然是不会的！
“矿税”之所以会遭受到如此扑天盖地的打击，仅仅是因为他只代表了皇帝与某些太监的利益。以皇帝的权力、以皇帝亲信的太监，在没有得到普遍利益群体支持下，尚且不能随心所欲的侵犯社会利益；那区区芝麻绿豆大的官就更可想而知了。
但是？如果在吏治败坏代表了官员与普遍强势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官员自然敢肆意破坏了吏治了。因为他们在破坏吏治时，所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到极点！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只有在土地（社会经济资源）被社会少数人（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大商人、缙绅、庶民地主）占据之时，才会发现这种局面。
所以皇帝收矿税，惹得天怒人怨，惹得整个社会反对、反抗、回击之声震耳欲聋，但普遍官员们的贪污、受贿、欺凌弱势群体的行为呢？谁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并揪住臭名昭著者不放手呢？
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可真是后果太严重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吏治遂乱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了。
而在这种发展中，终于会发展到极致；那就是无官不贪、无贪不官！
无官不贪，这好理解；无贪不官呢？就是官员如果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上混了。因为你处于庞大的贪污网络之中；你实在会身不由己。
最简单的而言，做为一个地方官；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诸臣谈及蠹民，都归咎于州县官员不廉洁。殊不知州县官员无法廉洁，薪俸原本不多，要应付上司票取，不是借口“无碍官银”，便是借口“未完抵赎”，官员过境又付“书仪”，欲结欢心，还不在此例，顶头上司巡按“荐谢”，动辄五十两、一百两；遇上考满进京朝觐，非三四千两无法过关。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不是天下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要州县官员廉洁，可能吗？ （以上韩一良奏章内容摘自樊树志《崇祯传》）
官员的贪污，所代表的利益者；绝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他们只是官僚集团整体掠取利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罢了。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你就将会被排斥在这个链条之外。
而整个官僚集团在掠取这种利益时，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这种行为，通常是与社会强势利益群体是一致的。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绝不是只是单纯代表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官僚集团廉洁了，那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马上就会丧失许多。
官僚集团是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敛取帝国利益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加在一起，实际上已构成一个空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已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面对他们利益的扩张，是谁也不敢触及的，是谁也无力触及的！
只有吏治的败坏；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可以尽情的扩张自己的利益。如果吏治严明，那他们普遍既得的利益恐怕将会损失大部分。因为这层利益关系，社会才会出现众多利益群体积极推动吏治败坏。
自命英明神武的崇祯皇帝；自命救国救民、忧国忧民的东林党。
他们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只有绕着道走；谁敢对这个利益集团报以打击呢？他们只是对着这个利益集团发表一通又一通空洞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空喊，绝不敢对他们做任何实质性的压抑与打击。所以到了所谓东林“众正盈朝”之时的天启初年、崇祯初年，帝国吏治也没有任何改变。
泪痕常想，做为一个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最后泪痕惊讶的发现，一切竟然不是他们的贪欲；用所谓的贪欲去解释社会中的不正之风，这固然永远也没有错；问题是：如果没有任何阻力，人的贪欲自然会无限膨胀；如果有强大的阻力，那谁的贪欲也会变小的。
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社会上存在着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这种说法，也许有为官员贪污、受贿辩解的嫌疑；但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呢？
一切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思想）无论他表面上多么超然，实际上都植根于利益之上的。它们都是调节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都是在阐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
大明帝国的律法；当然也不可能超然于这一切之上的。它也是调节当时社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认为帝国的律法在保护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不会成天想着如何破坏律法（当然也就不会成天拿着钱想着如何收买官员破坏吏治）；认为帝国的律法在阻碍自己利益扩张的人，自然会成天想着如何破坏帝国律法（当然他们自然会成天拿着钱想着如何收买官员破坏吏治）。
帝国的官员，只是帝国律法运作的执行者；如果破坏帝国律法会侵害官员之外的所有利益群体，那借官员一百个胆子官员也不敢破坏这律法的运作。
但帝国的律法的破坏，常常是代表着众多个人、众多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他们常常都希望官员去破坏帝国的律法，为此他们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去收买官员。如果这种个人、这种利益群体人数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那官员自然都得被纷纷拉下水。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如果按律法事；所面对的阻力、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按律法办事，就等于把无数主动送上门来的利益给推出去（他自己拒绝这种利益没有错，但他要阻挡大家都获得这种利益就会得罪无数人）；如果他按章办事，就等于得罪一大批人（他等于阻挡了同事、下属、上司获得主动送上门的利益）；更主要的是那些办不成事的人（通常都是盘根错节的、社会上的强势群体的联合体），肯定会认为他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总会想办法清理了他。
如果这一切只是孤立的、个别的；那因此受害的人自然敢对此大呼反对、向上反映；而上级官员也自然可以轻易的去敢去惩治这种行为；但如果这一切是普遍的、众多利益群体卷入的事情，那反对者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无助、无能；而一个立志为民做事的官员，也会被他逐渐削磨的只有随波逐流了。他最多也只敢保证自己不去贪污、受贿罢，指望他去与这种潮流作对，那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而在明末背景下，真正推动吏治败坏的力量；显然不在底层的利益群体中，因为从普遍意义而言，他们是吏治破坏的最直接受害者；从本能而言，他们反对吏治败坏，那是发自真心真意的；但随着他们手中握有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小，他们阻止吏治全面败坏的力量也越来越小了。
在吏治破坏代表代表了整个既得利益群体共同利益的社会中，一个官员他能要求自己廉洁，已属于难能可贵了；如果他想把这种廉洁强加于整个社会，那实在是让人无可想象的。
清末林则徐到两广，当着所有官员的面说：“你们中间，有谁敢说自己没有贪污、受贿过？”林则徐实在把这些官员们都渺翻了；因为他们真称得上无官不贪；但如果我们不是把历史当童话讲，就应该知道，林则徐曾经管理过的地方，肯定也是这种无官不贪的局面（例外的只是极个别的事）！泪痕相信林则徐是个清官，但如果说他能、敢把这种清廉强加于普遍官员之上，那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
东林党的出现，绝不是代表正义的力量，他们只是代表一种类似在野党的力量。这股力量出现，只是引起明末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动荡；总而言之，官职成为大家公开角逐的、肆意争夺的对象。从前那种暗箱操作、相互妥协提拔、选用官员的状态被打破了；代而取之的是大家在社会上大肆积攒自己的政治资本，在朝庭之上针锋相对的、公开角逐、相互排斥的选官制度。
如果从理想的状态去看，这自然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帝国政府；但实际上无论他们上台之前，表现的多么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一旦拥有了政治权力后，都也只有默认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帝国吏治的败坏，绝不是简单的官员道德决定的；这些自我标榜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人登上政治舞台后，帝国的吏治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东林党的出现，对明帝国政治局势的好转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有的只是把帝国官场搅得越来越乌烟瘴气。
因为在这种党争激烈的背景下，明末官员的官场浮沉；渐渐与他们具体工作表现已没有关系了，一切只看你在政治斗争中有没有站错队。因为在宫庭秘闻的见解上（太子当年被人差点打了一棍子的真相；先皇死时吃药的真相；先皇宠妃有没有垂帘听政的意思）大家吵得天翻地覆，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清理出政治舞台！至于他们工作中的表现，对他们官场的浮沉已无足轻重了。
到了崇祯初年，更会因为是不是“阉党”而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做为一个帝国官员的官场沉浮，如果只靠这一切决定；它只会加剧官场的混乱。因为官员具体工作的表现已对他的仕途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官员仕途的通畅与否，一切只要看他会不会洞悉政治斗争的方向，更要看他所支持的力量能不能在政治斗争中取胜了。
所以帝国官员，面对帝国的财政危机、军事危机、社会危机，那都是用着官僚的态度去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你真的要去解决，那是注定要触犯、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个人如果揪住这种问题不放手，很容易会给自己树立太多不必要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邪党也好、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面对真正的军国大事，那都是多说空话、少干事，那都是多说漂亮话，少干实事；至于在种种宫庭秘闻（比如皇帝到底喜欢哪个儿子，到底想让哪个儿子继承帝位？太子当年被人差点打一闷棍的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先皇宠妃是不是有垂帘听政的意思？先皇临死前吃的那颗药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都报以了极度的热情、大家都是上窜下跳的争得你死我活，好象这一切解决清楚了，帝国就能中兴了，如果这一切不能争论清楚了，那帝国就将国将不国了。
实际上，这些事没有一个是有真正意义的！
这种争论之中，好象就是“争国本”那件事好象有点意义；但实际也是大家没事扯淡。我们假设，如果万历皇帝废长立幼让小儿子继承了帝位；那明帝国后期的政治是不是就会有本质的改变呢？显然是不会的！
万历哪个儿子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只会影响各自的支持者的利益；却绝不会对明帝国历史构成什么了不起的影响。被众多人所推崇的汉、唐两朝，谁曾遵循过正统的皇位继承准则？
所谓争国本也好、三案之争也好；他对明帝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他只会使明帝国弥漫一种关注无聊的小事，而全然无视正经军国大事的风气。
东林党的勇气、政治能量，实际上都是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皇室！他们把皇室内部的种种无聊小事，上升成关系帝国命运的伟大事情去关注、关心。于是围绕所谓的国本、梃击、红丸、移宫等事，闹得帝国一片乌烟瘴气。
这一切最有利于表现他们的忧国忧民、不畏权贵，却又不会真正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东林党在针对皇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之后，终于登上了帝国最高权力中枢，但帝国的军事、财政、社会危机；因为他们登上帝国权力中枢有所好转吗？显然是没有的！因为东林党依然把围绕皇帝的几件无聊小事当成天大的事去处理，比如所谓的红丸、移宫；好象这种事如果解决了，那帝国的局势就可以好转了。
泪痕看历史竟然惊讶的发现；在东林党大举进入政坛之后，在东林党通过“红丸”、“移宫”等案表现出自己巨大政治能量之时；他们对当时的辽沈、广宁丢失竟然没有做出过任何积极的、有影响的、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忧国忧民的的东林党人？！
泪痕无意苛责东林党的能力、道德。因为在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庞大的小农帝国之中，谁也是一样的。在一个既得利益庞大的社会中；让你当个县官吧！你真敢全力办实事吗？
这样会遭到社会中有身份的、有影响的、有地位的缙绅、地主的收买、甚至恐吓；这样会遭到你上司的收买、打击；更会受到你下属的联合抵制，因为你阻止了他们的财路；更会受到你亲朋的抵制，因为人家当官那是拥有权力，你当官却是没事要弄得与整个世界为敌。
你也许会说，你自己当的官太小了；所以无法维护帝国律法的尊严；于是你为了个伟大的目标，就不择手段的向上爬（在众多小问题上大做文章、排斥异己）；可等你爬上帝国最高政治舞台之时，你会发现一切也是徒然的。
因为那时你就会发现一切实在无从下手；你想惩罚贪赃枉法的官员吗？这种官员遍地都是，你如果真敢严惩贪污无非是把自己置于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于是你发现在这个政治舞台之上，你除了继续玩弄权术、官僚手段之外，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在混下去了。这也就是韩一良在空喊严惩贪污之后，却最终只能做出小丑一样表演的原因。这也就是东林党人天天忧国忧民，但实际上除了党争之外，什么实事也不干的原因。
[注1]见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去详细阐述这种吏治破坏的过程是费时、费力的、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吏治的破坏，与所谓的官员道德无关。如果缺乏众多强大的利益群体的推动；那仅凭官员的利益、力量是绝不会导至吏治全面败坏的；因为官员在滥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之时，他所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
甚至而言，如果吏治败坏只代表官员与少数利益者的利益；那官员也不敢肆意破坏吏治的；因为他们这样做时，面对的阻力同样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皇帝收取“矿税”，结果是引得“民变”四起：“据初步统计，当时各地发生的大小”民变“不下数百起。”[注1]
而且“民变”通常都是用暴力的手段打杀“税监”及其爪牙。发生这一切并不让人最惊讶，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行为，竟然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赞同、支持。
我们通常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完全是因为“税监”们太嚣张了、太变态、太恶劣了。但实际上呢？泪痕以为汉代十常侍张让说得话最有道理了，“都说我们把国家给搞乱了，但所谓的清流有几个是清白的？”我们把这话放在明末，应该也是完全正确的！
泪痕从不否认，“税监”肯定是贪婪、恶劣的，问题是：在明帝国后期，不贪婪、不恶劣的官员、太监、贵族、将领有几多少？一个人如果用暴力手段打击、杀死这些贪婪的、恶劣的家伙们，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整个上流社会也会那样积极认同、赞同、支持这种行为吗？显然是不会的！
“矿税”之所以会遭受到如此扑天盖地的打击，仅仅是因为他只代表了皇帝与某些太监的利益。以皇帝的权力、以皇帝亲信的太监，在没有得到普遍利益群体支持下，尚且不能随心所欲的侵犯社会利益；那区区芝麻绿豆大的官就更可想而知了。
但是？如果在吏治败坏代表了官员与普遍强势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官员自然敢肆意破坏了吏治了。因为他们在破坏吏治时，所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到极点！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只有在土地（社会经济资源）被社会少数人（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大商人、缙绅、庶民地主）占据之时，才会发现这种局面。
所以皇帝收矿税，惹得天怒人怨，惹得整个社会反对、反抗、回击之声震耳欲聋，但普遍官员们的贪污、受贿、欺凌弱势群体的行为呢？谁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并揪住臭名昭著者不放手呢？
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可真是后果太严重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吏治遂乱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了。
而在这种发展中，终于会发展到极致；那就是无官不贪、无贪不官！
无官不贪，这好理解；无贪不官呢？就是官员如果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上混了。因为你处于庞大的贪污网络之中；你实在会身不由己。
最简单的而言，做为一个地方官；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诸臣谈及蠹民，都归咎于州县官员不廉洁。殊不知州县官员无法廉洁，薪俸原本不多，要应付上司票取，不是借口“无碍官银”，便是借口“未完抵赎”，官员过境又付“书仪”，欲结欢心，还不在此例，顶头上司巡按“荐谢”，动辄五十两、一百两；遇上考满进京朝觐，非三四千两无法过关。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不是天下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要州县官员廉洁，可能吗？ （以上韩一良奏章内容摘自樊树志《崇祯传》）
官员的贪污，所代表的利益者；绝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他们只是官僚集团整体掠取利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罢了。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你就将会被排斥在这个链条之外。
而整个官僚集团在掠取这种利益时，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这种行为，通常是与社会强势利益群体是一致的。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绝不是只是单纯代表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官僚集团廉洁了，那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马上就会丧失许多。
官僚集团是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敛取帝国利益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加在一起，实际上已构成一个空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已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面对他们利益的扩张，是谁也不敢触及的，是谁也无力触及的！
只有吏治的败坏；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可以尽情的扩张自己的利益。如果吏治严明，那他们普遍既得的利益恐怕将会损失大部分。因为这层利益关系，社会才会出现众多利益群体积极推动吏治败坏。
自命英明神武的崇祯皇帝；自命救国救民、忧国忧民的东林党。
他们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只有绕着道走；谁敢对这个利益集团报以打击呢？他们只是对着这个利益集团发表一通又一通空洞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空喊，绝不敢对他们做任何实质性的压抑与打击。所以到了所谓东林“众正盈朝”之时的天启初年、崇祯初年，帝国吏治也没有任何改变。
泪痕常想，做为一个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最后泪痕惊讶的发现，一切竟然不是他们的贪欲；用所谓的贪欲去解释社会中的不正之风，这固然永远也没有错；问题是：如果没有任何阻力，人的贪欲自然会无限膨胀；如果有强大的阻力，那谁的贪欲也会变小的。
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社会上存在着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这种说法，也许有为官员贪污、受贿辩解的嫌疑；但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呢？
一切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思想）无论他表面上多么超然，实际上都植根于利益之上的。它们都是调节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都是在阐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
大明帝国的律法；当然也不可能超然于这一切之上的。它也是调节当时社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认为帝国的律法在保护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不会成天想着如何破坏律法（当然也就不会成天拿着钱想着如何收买官员破坏吏治）；认为帝国的律法在阻碍自己利益扩张的人，自然会成天想着如何破坏帝国律法（当然他们自然会成天拿着钱想着如何收买官员破坏吏治）。
帝国的官员，只是帝国律法运作的执行者；如果破坏帝国律法会侵害官员之外的所有利益群体，那借官员一百个胆子官员也不敢破坏这律法的运作。
但帝国的律法的破坏，常常是代表着众多个人、众多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他们常常都希望官员去破坏帝国的律法，为此他们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去收买官员。如果这种个人、这种利益群体人数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那官员自然都得被纷纷拉下水。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如果按律法事；所面对的阻力、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按律法办事，就等于把无数主动送上门来的利益给推出去（他自己拒绝这种利益没有错，但他要阻挡大家都获得这种利益就会得罪无数人）；如果他按章办事，就等于得罪一大批人（他等于阻挡了同事、下属、上司获得主动送上门的利益）；更主要的是那些办不成事的人（通常都是盘根错节的、社会上的强势群体的联合体），肯定会认为他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总会想办法清理了他。
如果这一切只是孤立的、个别的；那因此受害的人自然敢对此大呼反对、向上反映；而上级官员也自然可以轻易的去敢去惩治这种行为；但如果这一切是普遍的、众多利益群体卷入的事情，那反对者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无助、无能；而一个立志为民做事的官员，也会被他逐渐削磨的只有随波逐流了。他最多也只敢保证自己不去贪污、受贿罢，指望他去与这种潮流作对，那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而在明末背景下，真正推动吏治败坏的力量；显然不在底层的利益群体中，因为从普遍意义而言，他们是吏治破坏的最直接受害者；从本能而言，他们反对吏治败坏，那是发自真心真意的；但随着他们手中握有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小，他们阻止吏治全面败坏的力量也越来越小了。
在吏治破坏代表代表了整个既得利益群体共同利益的社会中，一个官员他能要求自己廉洁，已属于难能可贵了；如果他想把这种廉洁强加于整个社会，那实在是让人无可想象的。
清末林则徐到两广，当着所有官员的面说：“你们中间，有谁敢说自己没有贪污、受贿过？”林则徐实在把这些官员们都渺翻了；因为他们真称得上无官不贪；但如果我们不是把历史当童话讲，就应该知道，林则徐曾经管理过的地方，肯定也是这种无官不贪的局面（例外的只是极个别的事）！泪痕相信林则徐是个清官，但如果说他能、敢把这种清廉强加于普遍官员之上，那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
东林党的出现，绝不是代表正义的力量，他们只是代表一种类似在野党的力量。这股力量出现，只是引起明末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动荡；总而言之，官职成为大家公开角逐的、肆意争夺的对象。从前那种暗箱操作、相互妥协提拔、选用官员的状态被打破了；代而取之的是大家在社会上大肆积攒自己的政治资本，在朝庭之上针锋相对的、公开角逐、相互排斥的选官制度。
如果从理想的状态去看，这自然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帝国政府；但实际上无论他们上台之前，表现的多么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一旦拥有了政治权力后，都也只有默认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帝国吏治的败坏，绝不是简单的官员道德决定的；这些自我标榜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人登上政治舞台后，帝国的吏治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东林党的出现，对明帝国政治局势的好转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有的只是把帝国官场搅得越来越乌烟瘴气。
因为在这种党争激烈的背景下，明末官员的官场浮沉；渐渐与他们具体工作表现已没有关系了，一切只看你在政治斗争中有没有站错队。因为在宫庭秘闻的见解上（太子当年被人差点打了一棍子的真相；先皇死时吃药的真相；先皇宠妃有没有垂帘听政的意思）大家吵得天翻地覆，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清理出政治舞台！至于他们工作中的表现，对他们官场的浮沉已无足轻重了。
到了崇祯初年，更会因为是不是“阉党”而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做为一个帝国官员的官场沉浮，如果只靠这一切决定；它只会加剧官场的混乱。因为官员具体工作的表现已对他的仕途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官员仕途的通畅与否，一切只要看他会不会洞悉政治斗争的方向，更要看他所支持的力量能不能在政治斗争中取胜了。
所以帝国官员，面对帝国的财政危机、军事危机、社会危机，那都是用着官僚的态度去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你真的要去解决，那是注定要触犯、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个人如果揪住这种问题不放手，很容易会给自己树立太多不必要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邪党也好、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面对真正的军国大事，那都是多说空话、少干事，那都是多说漂亮话，少干实事；至于在种种宫庭秘闻（比如皇帝到底喜欢哪个儿子，到底想让哪个儿子继承帝位？太子当年被人差点打一闷棍的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先皇宠妃是不是有垂帘听政的意思？先皇临死前吃的那颗药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都报以了极度的热情、大家都是上窜下跳的争得你死我活，好象这一切解决清楚了，帝国就能中兴了，如果这一切不能争论清楚了，那帝国就将国将不国了。
实际上，这些事没有一个是有真正意义的！
这种争论之中，好象就是“争国本”那件事好象有点意义；但实际也是大家没事扯淡。我们假设，如果万历皇帝废长立幼让小儿子继承了帝位；那明帝国后期的政治是不是就会有本质的改变呢？显然是不会的！
万历哪个儿子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只会影响各自的支持者的利益；却绝不会对明帝国历史构成什么了不起的影响。被众多人所推崇的汉、唐两朝，谁曾遵循过正统的皇位继承准则？
所谓争国本也好、三案之争也好；他对明帝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他只会使明帝国弥漫一种关注无聊的小事，而全然无视正经军国大事的风气。
东林党的勇气、政治能量，实际上都是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皇室！他们把皇室内部的种种无聊小事，上升成关系帝国命运的伟大事情去关注、关心。于是围绕所谓的国本、梃击、红丸、移宫等事，闹得帝国一片乌烟瘴气。
这一切最有利于表现他们的忧国忧民、不畏权贵，却又不会真正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东林党在针对皇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之后，终于登上了帝国最高权力中枢，但帝国的军事、财政、社会危机；因为他们登上帝国权力中枢有所好转吗？显然是没有的！因为东林党依然把围绕皇帝的几件无聊小事当成天大的事去处理，比如所谓的红丸、移宫；好象这种事如果解决了，那帝国的局势就可以好转了。
泪痕看历史竟然惊讶的发现；在东林党大举进入政坛之后，在东林党通过“红丸”、“移宫”等案表现出自己巨大政治能量之时；他们对当时的辽沈、广宁丢失竟然没有做出过任何积极的、有影响的、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忧国忧民的的东林党人？！
泪痕无意苛责东林党的能力、道德。因为在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庞大的小农帝国之中，谁也是一样的。在一个既得利益庞大的社会中；让你当个县官吧！你真敢全力办实事吗？
这样会遭到社会中有身份的、有影响的、有地位的缙绅、地主的收买、甚至恐吓；这样会遭到你上司的收买、打击；更会受到你下属的联合抵制，因为你阻止了他们的财路；更会受到你亲朋的抵制，因为人家当官那是拥有权力，你当官却是没事要弄得与整个世界为敌。
你也许会说，你自己当的官太小了；所以无法维护帝国律法的尊严；于是你为了个伟大的目标，就不择手段的向上爬（在众多小问题上大做文章、排斥异己）；可等你爬上帝国最高政治舞台之时，你会发现一切也是徒然的。
因为那时你就会发现一切实在无从下手；你想惩罚贪赃枉法的官员吗？这种官员遍地都是，你如果真敢严惩贪污无非是把自己置于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于是你发现在这个政治舞台之上，你除了继续玩弄权术、官僚手段之外，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在混下去了。这也就是韩一良在空喊严惩贪污之后，却最终只能做出小丑一样表演的原因。这也就是东林党人天天忧国忧民，但实际上除了党争之外，什么实事也不干的原因。
[注1]见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第三章 帝国的政府资源
一、帝国的军费
表面上，明帝国是被庞大的军费所拖垮。
但真实的历史真的是如此的吗？显然不是的！因为一年两三千万两白银的军费，表面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时，却发现他根本不是笔什么了不起的数字！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是明帝国始终都在承担的一笔费用。无论这笔费用以怎样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渠道付出，但这笔费用显然是无法省下的。帝国后来之所以被之笔钱拖得焦头滥额，仅仅是因为相关的经济资源都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
做为统治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总人口上亿的帝国。常备兵力有多少呢？最保守也在有100万吧！
“明太祖时期；陆续设置障碍有17个都司，3个行都司和一个留守司，392个卫，65个守御千户所，全国军队约在180万以上。
此外，明太祖还在京师附近安置精锐重兵，陆续设置了48个卫，有20多万人，称为京军。 ”
以上内容引自万明所著的《明太祖本传》。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明帝国初期在册兵力远远超过一百万。
吴晗《朱无璋传》中，虽然比以上数字要小得多，但总数字也在120万以上。在京武官2747名，军士206280名；在外武官13742个，军士992154个。
且不要说什么180万、120万了；就是养兵一百万，一年得需要多少军费呢？
《皇明经世文编》中徐光启有两段话：“乃诸人实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粮六斗。银六钱。仅足餬口。无暇及于内顾。每年赡家银六两。必不可少。而此银又将取给于加编新饷。就而计之。每人每月。共享银一两一钱，米六斗”（1.1两银子加六斗米）
“饷六钱六斗。给其衣食。又分以赡家。而能使之安心练习。奋勇敌忾。此则情理之所必无。非臣所敢任也。”（一两多点银子，不足以士兵安心当兵）
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臣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须四分。（最低士兵一个月1.2两银子）
这两段大约都是在在说，一个士兵一个月最少得月饷一两二钱银子（甚至更多）；我们以这个最低的费用计算；100士兵一年得需要多少两银子呢？1442万两。
从袁崇焕统率十五万军队、有战马八万匹；熊庭弼要求十八万军队、战马九万匹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帝国军队通常是平均两个人一匹马的；但这是最前线的军队，普通军队大约没有这么多的马匹，我们假设他们是三四个人一匹马的；那100万军队就需要30万匹马；这30万匹马一年消耗多少银子呢？
《皇明经世文编》中熊庭弼曾说：“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计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
一匹马一天吃三升豆子；一个月吃九斗豆子；一年吃108斗豆子；30万匹马，一年吃324万石豆子；一石豆子当时值3.4钱银子[注1]；324万石豆子110万两两白银。
一匹马一天吃束草，一年吃八个月是240束草；30万匹马，一年吃7200万束草；一束草值0.19钱银子[注1]。7200万束草值136万两银子。
经过种计算我们大约得知道，不要说养120万、180万军队；养100万军队，一年人吃马喂就得一千六七百万两；更何况军队还得有其它消费，无论这消费有多少，一旦平均在100万这样大的基数上，就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明帝国军队一个士兵、一个月全部费用平均下来；实际上也是远高于上我们面数字的。我们从《明史、梁庭栋传》中相关记录可以看出来，五十万军队一年仅军饷就是一千五百万两；《明史、袁崇焕传》的相关记录可以看出来，十五万军队一年的费用是四百八十万两、甚至是六百万两。[注2]
这样算来一个士兵一个月的费用，平均下来是2.5银子。
如果按这种数目去计算，那明帝国不要说养兵180万、120万了；就是养兵100万；一年军费方面的支出就是三千万两白银了！
帝国军队实际上远高于100万军队，那两三千万两白银，岂非是无法减少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军费开支，显然并不包括进入大规模战争状态时的开支；因为进入大规模战争状态，那粮草的转运、立功士兵的赏银、阵亡受伤士兵的抚恤、战马的死亡补充、修筑城池等费用、再加上士兵的饷银，那一个士兵全部费用，一个月想二两多银子平均下来是不可以想象的！
而养活一百万的军队，一年的费用总也得保持在两三千万两白银。这笔费用虽然说非常大，但平均在近百万的军队里面，一个士兵一个月全部费用平均下来实际上也就二两银子。（这二两的银子包括饷银、马匹、兵械、粮草、建筑、军官等各种消耗），这样的军费消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很大吧！
从某种意义上，拖垮明帝国的军费，并不是一笔什么了不起的军费，恰恰是一笔平常之极的军费。只是这些钱如果全走中央财政，就实在惊人到极点了。“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这句话的原意,也许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个事实；但用于说明这个事实，却实在是太贴切了。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是明帝国始终都在承担的一笔费用。无论这笔费用以怎样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渠道付出，但这笔费用显然是无法省下的。
明帝国这笔费用，普遍时候显然是不走中央财政的；明帝国虽然养兵百万以上，每年中央财政支付的军费却非常有限；而仅仅是在明末这笔钱开始无可遏制的年年增加，最终成为一笔拖垮帝国的开销。
“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
至于明太祖之时，更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
帝国固有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渐渐被挖空了。现在再想供养足够的常备军队，帝国政府就需要一年想法弄出两三千万的白银做军费。
这样一笔似乎突然冒出来的、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就足以把明帝国拖入无可救药的危机之中。帝国为了供养军队，开始不得已向社会新征收大笔的赋税；如果仅此，实在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更可怕的事却是，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普通的事。
帝国靠什么去供养自己的军队呢？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着点边儿的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恢复从前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但这种答案却显然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了；另一个就是向社会增收大笔新税，但这种方法却显然受到帝国社会普遍的反对。
帝国的官员们，通常只会发表些冠冕堂皇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言论，但对深关帝国命运的问题，却都是含糊其词、自欺欺人。因为真正面对深关帝国命运的问题，总会涉及“银子”！而这个“银子”，却是大家都敏感的问题，到哪里寻找这笔“银子”呢？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如果不想成为教唆皇帝“敛财”的奸臣、不想招来帝国的普遍反对，那他就只有成天讲空洞的大道理了；而这种只喜欢讲空洞大道理的官员，通常才会受到社会、帝国普遍尊敬的；因为他们绝不会教唆皇帝“敛财”的。
问题是，不敛财，帝国的财政窟窿如何堵上呢？他们又都含糊其词了！
所谓明帝国如果打败满清、剿灭农民起义；就能休养生息，那永远是自欺欺人的官话！ 因为就是所有的战争结束后，明帝国依然需要保留庞大的常备兵力；而明帝国从前养兵的经济基础却无法恢复，明帝国又靠什么让军费开支减少呢？
明帝国在末期，并没有大规模增兵；明帝国末期军费也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是帝国的军事、政治系统腐烂了，最初承担帝国军费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弱了；于是帝国军费的开支，遂只有一个劲的走中央财政，而帝国中央财政想满足这笔费用，就只有一个劲的从加派上做文章了！这么庞大的一笔银子，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实际上它却是存在于帝国任何一个时期！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注1]豆价、草价源于万历时期的蓟辽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会题称：“三屯遵化各营主兵，照令议改折色七个月。草一束，折银一分九厘，豆一石，折银三钱四分。”《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转于《明代边饷结构与南北转运制度》作者不详。
[注2]“《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明史、梁庭栋传》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万,何忧不足？”
一、帝国的军费
表面上，明帝国是被庞大的军费所拖垮。
但真实的历史真的是如此的吗？显然不是的！因为一年两三千万两白银的军费，表面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时，却发现他根本不是笔什么了不起的数字！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是明帝国始终都在承担的一笔费用。无论这笔费用以怎样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渠道付出，但这笔费用显然是无法省下的。帝国后来之所以被之笔钱拖得焦头滥额，仅仅是因为相关的经济资源都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
做为统治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总人口上亿的帝国。常备兵力有多少呢？最保守也在有100万吧！
“明太祖时期；陆续设置障碍有17个都司，3个行都司和一个留守司，392个卫，65个守御千户所，全国军队约在180万以上。
此外，明太祖还在京师附近安置精锐重兵，陆续设置了48个卫，有20多万人，称为京军。 ”
以上内容引自万明所著的《明太祖本传》。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明帝国初期在册兵力远远超过一百万。
吴晗《朱无璋传》中，虽然比以上数字要小得多，但总数字也在120万以上。在京武官2747名，军士206280名；在外武官13742个，军士992154个。
且不要说什么180万、120万了；就是养兵一百万，一年得需要多少军费呢？
《皇明经世文编》中徐光启有两段话：“乃诸人实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粮六斗。银六钱。仅足餬口。无暇及于内顾。每年赡家银六两。必不可少。而此银又将取给于加编新饷。就而计之。每人每月。共享银一两一钱，米六斗”（1.1两银子加六斗米）
“饷六钱六斗。给其衣食。又分以赡家。而能使之安心练习。奋勇敌忾。此则情理之所必无。非臣所敢任也。”（一两多点银子，不足以士兵安心当兵）
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臣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须四分。（最低士兵一个月1.2两银子）
这两段大约都是在在说，一个士兵一个月最少得月饷一两二钱银子（甚至更多）；我们以这个最低的费用计算；100士兵一年得需要多少两银子呢？1442万两。
从袁崇焕统率十五万军队、有战马八万匹；熊庭弼要求十八万军队、战马九万匹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帝国军队通常是平均两个人一匹马的；但这是最前线的军队，普通军队大约没有这么多的马匹，我们假设他们是三四个人一匹马的；那100万军队就需要30万匹马；这30万匹马一年消耗多少银子呢？
《皇明经世文编》中熊庭弼曾说：“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计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
一匹马一天吃三升豆子；一个月吃九斗豆子；一年吃108斗豆子；30万匹马，一年吃324万石豆子；一石豆子当时值3.4钱银子[注1]；324万石豆子110万两两白银。
一匹马一天吃束草，一年吃八个月是240束草；30万匹马，一年吃7200万束草；一束草值0.19钱银子[注1]。7200万束草值136万两银子。
经过种计算我们大约得知道，不要说养120万、180万军队；养100万军队，一年人吃马喂就得一千六七百万两；更何况军队还得有其它消费，无论这消费有多少，一旦平均在100万这样大的基数上，就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明帝国军队一个士兵、一个月全部费用平均下来；实际上也是远高于上我们面数字的。我们从《明史、梁庭栋传》中相关记录可以看出来，五十万军队一年仅军饷就是一千五百万两；《明史、袁崇焕传》的相关记录可以看出来，十五万军队一年的费用是四百八十万两、甚至是六百万两。[注2]
这样算来一个士兵一个月的费用，平均下来是2.5银子。
如果按这种数目去计算，那明帝国不要说养兵180万、120万了；就是养兵100万；一年军费方面的支出就是三千万两白银了！
帝国军队实际上远高于100万军队，那两三千万两白银，岂非是无法减少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军费开支，显然并不包括进入大规模战争状态时的开支；因为进入大规模战争状态，那粮草的转运、立功士兵的赏银、阵亡受伤士兵的抚恤、战马的死亡补充、修筑城池等费用、再加上士兵的饷银，那一个士兵全部费用，一个月想二两多银子平均下来是不可以想象的！
而养活一百万的军队，一年的费用总也得保持在两三千万两白银。这笔费用虽然说非常大，但平均在近百万的军队里面，一个士兵一个月全部费用平均下来实际上也就二两银子。（这二两的银子包括饷银、马匹、兵械、粮草、建筑、军官等各种消耗），这样的军费消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很大吧！
从某种意义上，拖垮明帝国的军费，并不是一笔什么了不起的军费，恰恰是一笔平常之极的军费。只是这些钱如果全走中央财政，就实在惊人到极点了。“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这句话的原意,也许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个事实；但用于说明这个事实，却实在是太贴切了。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是明帝国始终都在承担的一笔费用。无论这笔费用以怎样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渠道付出，但这笔费用显然是无法省下的。
明帝国这笔费用，普遍时候显然是不走中央财政的；明帝国虽然养兵百万以上，每年中央财政支付的军费却非常有限；而仅仅是在明末这笔钱开始无可遏制的年年增加，最终成为一笔拖垮帝国的开销。
“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
至于明太祖之时，更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
帝国固有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渐渐被挖空了。现在再想供养足够的常备军队，帝国政府就需要一年想法弄出两三千万的白银做军费。
这样一笔似乎突然冒出来的、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就足以把明帝国拖入无可救药的危机之中。帝国为了供养军队，开始不得已向社会新征收大笔的赋税；如果仅此，实在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更可怕的事却是，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普通的事。
帝国靠什么去供养自己的军队呢？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着点边儿的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恢复从前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但这种答案却显然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了；另一个就是向社会增收大笔新税，但这种方法却显然受到帝国社会普遍的反对。
帝国的官员们，通常只会发表些冠冕堂皇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言论，但对深关帝国命运的问题，却都是含糊其词、自欺欺人。因为真正面对深关帝国命运的问题，总会涉及“银子”！而这个“银子”，却是大家都敏感的问题，到哪里寻找这笔“银子”呢？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如果不想成为教唆皇帝“敛财”的奸臣、不想招来帝国的普遍反对，那他就只有成天讲空洞的大道理了；而这种只喜欢讲空洞大道理的官员，通常才会受到社会、帝国普遍尊敬的；因为他们绝不会教唆皇帝“敛财”的。
问题是，不敛财，帝国的财政窟窿如何堵上呢？他们又都含糊其词了！
所谓明帝国如果打败满清、剿灭农民起义；就能休养生息，那永远是自欺欺人的官话！ 因为就是所有的战争结束后，明帝国依然需要保留庞大的常备兵力；而明帝国从前养兵的经济基础却无法恢复，明帝国又靠什么让军费开支减少呢？
明帝国在末期，并没有大规模增兵；明帝国末期军费也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是帝国的军事、政治系统腐烂了，最初承担帝国军费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弱了；于是帝国军费的开支，遂只有一个劲的走中央财政，而帝国中央财政想满足这笔费用，就只有一个劲的从加派上做文章了！这么庞大的一笔银子，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实际上它却是存在于帝国任何一个时期！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注1]豆价、草价源于万历时期的蓟辽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会题称：“三屯遵化各营主兵，照令议改折色七个月。草一束，折银一分九厘，豆一石，折银三钱四分。”《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转于《明代边饷结构与南北转运制度》作者不详。
[注2]“《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明史、梁庭栋传》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万,何忧不足？”
复虚拟人与社会先生：
首先感谢先生的鼓励。
（一）、明帝国在建立之后，把大量的国有田地（大约有一亿亩左右吧），用于专门供养军队开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屯。这样庞大的国有田地，自然足以供养一二百万军队的开支。
而且除此之外来还有商屯、民屯。
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敢说“我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
而后来，这种用于供应国防开支的国有田地，渐渐都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这是造成明帝国军费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因为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已残破了。
（二）、我一直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夹在最高权力者与平民百姓间的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是首先应该警惕和监督的对象。最高权力者再怎么贪婪，和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相比也不是过是九牛一毛。
---------------------------------------------------
泪痕非常认同您的观点。
我们常常把历史的功罪归于某几个帝王将相，但实际上真正决定历史变迁的是众多利益群体之间的搏奕。
首先感谢先生的鼓励。
（一）、明帝国在建立之后，把大量的国有田地（大约有一亿亩左右吧），用于专门供养军队开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屯。这样庞大的国有田地，自然足以供养一二百万军队的开支。
而且除此之外来还有商屯、民屯。
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敢说“我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
而后来，这种用于供应国防开支的国有田地，渐渐都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这是造成明帝国军费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因为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已残破了。
（二）、我一直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夹在最高权力者与平民百姓间的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是首先应该警惕和监督的对象。最高权力者再怎么贪婪，和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相比也不是过是九牛一毛。
---------------------------------------------------
泪痕非常认同您的观点。
我们常常把历史的功罪归于某几个帝王将相，但实际上真正决定历史变迁的是众多利益群体之间的搏奕。
复jw60664853先生；
（一）、楼主有的东西 是不是在说今天 呵呵？
-------------------
泪痕不否认其中有这层内容。
但？关于现代历史的内容，我会专门去写相关文字的。从这层意义上，我并不想通过明帝国的历史去说今天的事。因为，明帝国毕竟是一个小农帝国，他与现代的中国有着太大的差别。
（二）、至于说到明帝国军费走中央财政的问题，泪痕只是想说明帝国的中央财政中，从来都没有承担负责军费开支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明帝国中央财政收入通常也就停留在二三百万、最多时也就四五百万之间。这笔钱根本不足承担帝国的军费开支，因为帝国军费开支就是把中央财政全花光了，也差得太远了。
而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残破了，遂让帝国军费开始越来越多的走中央财政。帝国中央财政注定是无力承担的。
但？如果放纵军队到边境去劫掠，更不可能解决帝国军费问题的。农业文明，面对游牧文明，通常总是做为保守、退让的一方；这也是长城、和亲政策长存中国历史的原因。汉武帝不服这种局面，最终与匈奴人打了几十年仗，却是把偌大的农业差点糟蹋光了，游牧民族不招惹你，已是给足你面子了，你没事去招惹他（劫掠人家），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三）、明帝国灭亡，主要是因为他帝国政府资源丧失殆尽了。做为一个中原帝国，调动区区十万军队（萨尔浒之战），就把帝国弄得鸡飞狗跳（不断加新税，不顾实际情况为省钱催促军队赶紧出战）；帝国衰亡的迹象已非常明显了。做为一个中原帝国，如果调动区区十万军队，就能表现得这样力不从心，那他与一个新兴的地方政权相比，也实在不存在什么军事上的优势。
（一）、楼主有的东西 是不是在说今天 呵呵？
-------------------
泪痕不否认其中有这层内容。
但？关于现代历史的内容，我会专门去写相关文字的。从这层意义上，我并不想通过明帝国的历史去说今天的事。因为，明帝国毕竟是一个小农帝国，他与现代的中国有着太大的差别。
（二）、至于说到明帝国军费走中央财政的问题，泪痕只是想说明帝国的中央财政中，从来都没有承担负责军费开支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明帝国中央财政收入通常也就停留在二三百万、最多时也就四五百万之间。这笔钱根本不足承担帝国的军费开支，因为帝国军费开支就是把中央财政全花光了，也差得太远了。
而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残破了，遂让帝国军费开始越来越多的走中央财政。帝国中央财政注定是无力承担的。
但？如果放纵军队到边境去劫掠，更不可能解决帝国军费问题的。农业文明，面对游牧文明，通常总是做为保守、退让的一方；这也是长城、和亲政策长存中国历史的原因。汉武帝不服这种局面，最终与匈奴人打了几十年仗，却是把偌大的农业差点糟蹋光了，游牧民族不招惹你，已是给足你面子了，你没事去招惹他（劫掠人家），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三）、明帝国灭亡，主要是因为他帝国政府资源丧失殆尽了。做为一个中原帝国，调动区区十万军队（萨尔浒之战），就把帝国弄得鸡飞狗跳（不断加新税，不顾实际情况为省钱催促军队赶紧出战）；帝国衰亡的迹象已非常明显了。做为一个中原帝国，如果调动区区十万军队，就能表现得这样力不从心，那他与一个新兴的地方政权相比，也实在不存在什么军事上的优势。
复xiaohai1977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应该是老相识了。
（一）、 每亩收20斤米,近10%的税率,对农民绝对是很大的负担。、、、、明朝一直被人诟病的是徭役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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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所说的明帝国每亩地只收取20斤米，这只是个假设。主帖中应该说得很清楚。
事实上，明帝国从未收取过如此重的赋税。因为每亩地收取20斤米，就足足相当于五千多万两白银的。泪痕之所以取如此大一个数值，本身就是是想把百姓对政府承担的各种义务（赋税、徭役）共同全部计算进去。
（二）、帝国农民来自政府方面的剥削，无非是相当于一年、一亩交20斤米罢了（赋税、徭役加起来）。
帝国农民生活不幸的主要源泉，主要是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缙绅、地主）通过地租、贪污、转嫁赋税等方式的盘剥。而这种盘剥越来越重，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膨胀的结果。
（三）、农民自动投献，并不是源于政府的赋役过重。政府本身规定的赋役，如果能有效的执行，那绝不会超出百姓的承受能力。
但随着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这种赋役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越来越多的转嫁给底层农民。农民为了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中取得保护，自然只有被迫做出投献的行为。
（四）、泪痕主帖中所说的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政府。换而言之，他是代表帝国根本利益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对百姓所造成的负担是有限的。
而现实中的政府，却显然是一个由既得利益集团（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缙绅、地主）操纵的政治实体，而百姓的不幸，是这种利益群体无限追求自己利益造成的；当然了，帝国政府的衰弱、灭亡，也是这种利益群体无限追求自己利益造成的。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应该是老相识了。
（一）、 每亩收20斤米,近10%的税率,对农民绝对是很大的负担。、、、、明朝一直被人诟病的是徭役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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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所说的明帝国每亩地只收取20斤米，这只是个假设。主帖中应该说得很清楚。
事实上，明帝国从未收取过如此重的赋税。因为每亩地收取20斤米，就足足相当于五千多万两白银的。泪痕之所以取如此大一个数值，本身就是是想把百姓对政府承担的各种义务（赋税、徭役）共同全部计算进去。
（二）、帝国农民来自政府方面的剥削，无非是相当于一年、一亩交20斤米罢了（赋税、徭役加起来）。
帝国农民生活不幸的主要源泉，主要是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缙绅、地主）通过地租、贪污、转嫁赋税等方式的盘剥。而这种盘剥越来越重，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膨胀的结果。
（三）、农民自动投献，并不是源于政府的赋役过重。政府本身规定的赋役，如果能有效的执行，那绝不会超出百姓的承受能力。
但随着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这种赋役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越来越多的转嫁给底层农民。农民为了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中取得保护，自然只有被迫做出投献的行为。
（四）、泪痕主帖中所说的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政府。换而言之，他是代表帝国根本利益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对百姓所造成的负担是有限的。
而现实中的政府，却显然是一个由既得利益集团（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缙绅、地主）操纵的政治实体，而百姓的不幸，是这种利益群体无限追求自己利益造成的；当然了，帝国政府的衰弱、灭亡，也是这种利益群体无限追求自己利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