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灭亡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判断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标准是能否发展生产力。当时的奴隶制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毛的文革发展生产力了吗？
=============================================
一个政治人物在十八世纪末期，支持、推动奴隶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那泪痕只想知道，一个人在当时热衷于反对奴隶制、破坏奴隶制，又叫干什么？他们是不是都在阻挡历史潮流、逆历史潮流？
能发展生产力就叫顺应历史潮流。如果“黑砖窑”“血汗工厂”老板能证明他们的行为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我朝是不是就需要立法保护这种行为？（否则我朝就是在逆历史潮流）
您所谓的权威的、公认的“历史潮流”定义，本身就是一团任人随便乱捏的面团。泪痕对此提出一点异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文革期间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自然是事实。但美国四年内战期间，生产力就得到促进了吗？
（二）、楼主直接回答我，当时的军委以及各军区的首长有几个是刘的人，有几个是毛的人？
========================================
在您说这种话时，请您先明白一个事实，我朝不是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是军阀。
我朝军队是“党指挥枪”；从来没有一个权力者能在这枝军队中遍布自己的亲信。
我朝普遍军事长官的权力形成，都是源于正常的组织原则；而绝不是源于某个权力者的私人裁培、赏识。
这是我朝军队与北洋军阀、民国军阀的本质区别。
一个人想控制这枝军队，他只有在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绝不可能依靠在这枝军队中遍布自己私人亲信而实现。
举最最简单的例子，我朝十大元帅，哪个人的权威、地位形成是源于毛泽东的栽培、赏识？可以说一个也没有！除林、罗资历较浅外，其余几个人在遇到毛泽东之前就都已是独当一面的、或是在军政两界都拥有资深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权力地位的形成，都是源于自己的能力、功劳，绝不是源于某个权力者的赏识、栽培。
就是林彪，虽然有人按封建历史观点去写，愿意把他写成是毛泽东的人。但林彪能成为军界要人，与毛泽东的赏识、栽培无关，林彪之所以能成为军界要人，也全是源于他的能力、战功。
在长征途中，林彪公然指责毛泽东瞎指挥军队，甚至公然要求毛泽东交出指挥权；是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也曾指责毛泽东瞎指挥，对毛泽东错误的命令也是公然拒绝。就是在文革期间，林彪也是基于自己政治利益与毛泽东合作、明争明斗的。十大帅中，只有林彪最象是毛泽东的人，但他实际上也不是毛泽东的人。其余之人就更不要说了。十大帅如此，其等而下之的军界成员就更不用多说了。
（三）、当刘推行私有制时就必然发生文革，那么邓推行私有制时怎么没有发生文革啊？楼主所谓的“必然性”在哪里啊？
===============================
林肯反对奴隶制时，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如果您认为这不是必然的；那请您先给林肯盖棺定论是美国的历史罪人、或是他的政治才能非常拙劣；因为按这种观点美国内战只是林肯个人的、偶然的行为造成的。
林肯的后继者彻底废除奴隶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说林肯反对奴隶制，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内战非常荒谬。如果这种推论能成立，泪痕还是前面的话；请您先重新给林肯盖棺定论吧！
（四）、我倒想问一句，既然群众如此拥护公有制，那为什么总有人想要分田单干呢？为什么联产承包制迅速推开呢？为什么人民公社立刻就解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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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说这句话之时，请您先明白一个事实；在进入九十年代之时，姓“公”姓“私”？姓“资”姓“社”？还是一个大家讳莫如深的话题？您前面也说过黄甫平事件，在九十年代末期，这种帽子也是没有人敢随便承担的。
在我朝六七十年代，大家都支持私有制经济萌芽；那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童话罢了。如果真如我们现在普遍政治宣传所说，一个党、军、政各界都普遍支持的事，一个社会普遍百姓都支持的事，就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存在，就长达十几年的被彻底扼杀？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那还不如美国南方的将领本事再大点，那美国的奴隶制现在还会存在。
分田单干，提高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所以我国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这种观点，同样不过是一种政治童话罢了。分田单干，我国存在了一两千年，中国农业什么时候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了？如果分田单干就能产生如此大的魔力，中国岂不早在一千年前就进入工业社会了。
我朝最初三十年百姓生活水平差；主要原因是我朝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只要我朝征购的粮食少一些、符合一些实际情况。那百姓生活水平自然会好些；问题是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陈毅曾有名言说：就是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出原子弹。没有人说陈毅是极左份子，但陈毅都会发出这种豪言。一个国家处于这种阶段，老百姓就是分田单干，又能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显然只是代表了处于强势个体成员的利益，对于普遍成员而言并没有实质的利益，对于处于弱势的成员就只有灾难了。
当时分田单干，代表的是富农路线；他会使土地兼并不可避免的发生。在当时这种社会基础，自然不足以推动中国私有经济萌芽了。
我朝进入八十年代时；中国原始积累基本完成。随着水利、化学、机械的成就，农业水平可以渐渐有质的飞跃；而且我朝也不需要极力从农业中榨取发展工业的资金；在这种背景下，分田单干才能代表普遍农民的利益。
更主要的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农业收入中已把地租份额挤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即使没有地租的存在，普遍农民终日劳作与城市的差别也日益拉大，农民大规模入城已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有了地租的存在呢？那农民岂非都会大举入城求生存，这一切是普遍工人阶级不敢想象的事，也是一个政府与国家不敢想象的事，在这种背景下地租自然已成为历史了；地租既然已成为历史，那地主阶级自然不会重现了。
这是我朝八十年代，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背景。抛开这种背景，想从某个人的身上寻找答案。无非是一种政治宣传罢了。
（一）、判断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标准是能否发展生产力。当时的奴隶制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毛的文革发展生产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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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人物在十八世纪末期，支持、推动奴隶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那泪痕只想知道，一个人在当时热衷于反对奴隶制、破坏奴隶制，又叫干什么？他们是不是都在阻挡历史潮流、逆历史潮流？
能发展生产力就叫顺应历史潮流。如果“黑砖窑”“血汗工厂”老板能证明他们的行为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我朝是不是就需要立法保护这种行为？（否则我朝就是在逆历史潮流）
您所谓的权威的、公认的“历史潮流”定义，本身就是一团任人随便乱捏的面团。泪痕对此提出一点异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文革期间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自然是事实。但美国四年内战期间，生产力就得到促进了吗？
（二）、楼主直接回答我，当时的军委以及各军区的首长有几个是刘的人，有几个是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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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说这种话时，请您先明白一个事实，我朝不是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是军阀。
我朝军队是“党指挥枪”；从来没有一个权力者能在这枝军队中遍布自己的亲信。
我朝普遍军事长官的权力形成，都是源于正常的组织原则；而绝不是源于某个权力者的私人裁培、赏识。
这是我朝军队与北洋军阀、民国军阀的本质区别。
一个人想控制这枝军队，他只有在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绝不可能依靠在这枝军队中遍布自己私人亲信而实现。
举最最简单的例子，我朝十大元帅，哪个人的权威、地位形成是源于毛泽东的栽培、赏识？可以说一个也没有！除林、罗资历较浅外，其余几个人在遇到毛泽东之前就都已是独当一面的、或是在军政两界都拥有资深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权力地位的形成，都是源于自己的能力、功劳，绝不是源于某个权力者的赏识、栽培。
就是林彪，虽然有人按封建历史观点去写，愿意把他写成是毛泽东的人。但林彪能成为军界要人，与毛泽东的赏识、栽培无关，林彪之所以能成为军界要人，也全是源于他的能力、战功。
在长征途中，林彪公然指责毛泽东瞎指挥军队，甚至公然要求毛泽东交出指挥权；是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也曾指责毛泽东瞎指挥，对毛泽东错误的命令也是公然拒绝。就是在文革期间，林彪也是基于自己政治利益与毛泽东合作、明争明斗的。十大帅中，只有林彪最象是毛泽东的人，但他实际上也不是毛泽东的人。其余之人就更不要说了。十大帅如此，其等而下之的军界成员就更不用多说了。
（三）、当刘推行私有制时就必然发生文革，那么邓推行私有制时怎么没有发生文革啊？楼主所谓的“必然性”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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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反对奴隶制时，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如果您认为这不是必然的；那请您先给林肯盖棺定论是美国的历史罪人、或是他的政治才能非常拙劣；因为按这种观点美国内战只是林肯个人的、偶然的行为造成的。
林肯的后继者彻底废除奴隶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说林肯反对奴隶制，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内战非常荒谬。如果这种推论能成立，泪痕还是前面的话；请您先重新给林肯盖棺定论吧！
（四）、我倒想问一句，既然群众如此拥护公有制，那为什么总有人想要分田单干呢？为什么联产承包制迅速推开呢？为什么人民公社立刻就解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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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说这句话之时，请您先明白一个事实；在进入九十年代之时，姓“公”姓“私”？姓“资”姓“社”？还是一个大家讳莫如深的话题？您前面也说过黄甫平事件，在九十年代末期，这种帽子也是没有人敢随便承担的。
在我朝六七十年代，大家都支持私有制经济萌芽；那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童话罢了。如果真如我们现在普遍政治宣传所说，一个党、军、政各界都普遍支持的事，一个社会普遍百姓都支持的事，就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存在，就长达十几年的被彻底扼杀？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那还不如美国南方的将领本事再大点，那美国的奴隶制现在还会存在。
分田单干，提高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所以我国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这种观点，同样不过是一种政治童话罢了。分田单干，我国存在了一两千年，中国农业什么时候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了？如果分田单干就能产生如此大的魔力，中国岂不早在一千年前就进入工业社会了。
我朝最初三十年百姓生活水平差；主要原因是我朝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只要我朝征购的粮食少一些、符合一些实际情况。那百姓生活水平自然会好些；问题是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陈毅曾有名言说：就是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出原子弹。没有人说陈毅是极左份子，但陈毅都会发出这种豪言。一个国家处于这种阶段，老百姓就是分田单干，又能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显然只是代表了处于强势个体成员的利益，对于普遍成员而言并没有实质的利益，对于处于弱势的成员就只有灾难了。
当时分田单干，代表的是富农路线；他会使土地兼并不可避免的发生。在当时这种社会基础，自然不足以推动中国私有经济萌芽了。
我朝进入八十年代时；中国原始积累基本完成。随着水利、化学、机械的成就，农业水平可以渐渐有质的飞跃；而且我朝也不需要极力从农业中榨取发展工业的资金；在这种背景下，分田单干才能代表普遍农民的利益。
更主要的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农业收入中已把地租份额挤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即使没有地租的存在，普遍农民终日劳作与城市的差别也日益拉大，农民大规模入城已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有了地租的存在呢？那农民岂非都会大举入城求生存，这一切是普遍工人阶级不敢想象的事，也是一个政府与国家不敢想象的事，在这种背景下地租自然已成为历史了；地租既然已成为历史，那地主阶级自然不会重现了。
这是我朝八十年代，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背景。抛开这种背景，想从某个人的身上寻找答案。无非是一种政治宣传罢了。
二、 傀儡不如的皇帝
永历五年，以何腾蛟、堵胤锡、李成栋、金声桓、瞿式耜焦链的死亡为标志。实际上已意味着南明帝国已名存实亡了。
此时的江南历史；实际上是满清控制着江南主要地区，孙可望占据着西南、郑成功占据东南沿海相互搏奕的历史了。
此时的永历皇帝；实际上已陷入穷途末路之中了。
此时，江南有三大实权派。
第一大实权派，是控制着西南地区的孙可望军事集团；
第二大实权派，是控制着福建沿海地区的郑成功军事集团；
第三大实权派是控制着浙江沿海地区的鲁监军事集团。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来；这三大实权派没有一个真把永历皇帝当回事。
鲁监国军事集团，没有放弃监国的称号，自然已是公开否定了永历皇帝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承认永历帝是合法的皇帝，那所谓的监国又是从何谈起呢？
而当时孙可望，实际上已狼子野心毕露了；永历五年，永历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不愿意看孙可望的脸色行事，孙可望马上就派人把这些官员集体拉出去全杀了。
至郑成功军事集团，所需要的只是明帝国的一面大旗；南明皇帝、南明政权，对郑成功而言实际上都是多余的。对郑成功而言；如果能奉立一个死人当南明皇帝，那郑成功就绝不奉立一个活人当南明皇帝。
隆武帝死后，郑成功依然一直奉隆武帝为正朔；直到为局势所不容许后，他才不得己举起永历皇帝的旗号。
后来永历帝早已死得连骨头也找不到了，郑成功依然一直奉永历帝国正朔；却不愿意再拥立一个大明皇族后裔为皇帝。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郑氏集团被满清剿灭后。
当时的江南；实际上已无永历帝的真正容身之地了。
永历皇帝来到孙可望的地盘，孙可望把他安顿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内就没事了；孙可望是把他当做鬼神一样敬而远之的，实际上郑成功对南明皇帝的态度也是如此的。
汉献帝虽然也是傀儡皇帝；但汉献帝从形式上，还有皇帝最起码的派头、模样。但永历皇帝，就是从形式上看也实在不象一个皇帝了。
孙可望住在大城市中，皇帝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中；孙可望住着高大、华丽的宫殿之中，皇帝却住着简陋的屋舍之中；孙可望连皇帝的面都懒得见一下，只派一个将领在皇帝所在地保护皇帝（实际上是监视皇帝）；这个负责保护皇帝的将领，有一天看到皇帝身边的一个女人挺漂亮，于是就把这个女人搞上了床；这叫什么事？皇帝哭天喊地闹了半天，孙可望不得己象征性的惩罚了一下这将领，这个将领后来依然还受到孙可望的重用。
这种皇帝，还叫什么皇帝？就是傀儡皇帝，也得有傀儡皇帝的模样呀？
当时的江南历史，是控制云贵地区的孙可望、控制福建沿海地区的郑成功、控制浙江沿海的鲁监国三大实权派各自奋斗的历史了。
在这几年中，孙可望军事集团取得的成京最为辉煌。李定国在永历六年，一个之内先后打死满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而且都是在主力大军对决之中取得胜利的。
这种胜利，在明末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想当年袁崇焕率十几万大军面对满清军事主力，明帝国主力大军连城门都不敢出（宁锦大捷），只因守住两座城池，都被明帝国政府大吹特吹；而现在李定国却是率军接连大败满清两枝大军，并杀死满清两个独当一面的王爷。
这种胜利，意味着云贵军事集团己做为一个新兴的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但很不幸，云贵军事集团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也是处于新兴状态之中的满清帝国；更不幸的还在于，云贵军事集团因为这样两场大捷竟然走向了分裂。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他的地位后来由白文选接替）是云贵军事集团四大将领。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引于顾诚《南明史》）
孙可望做为云贵军事集团的首脑地位，本来就是不稳定的，而因为李定国这两次大捷就更彻底的动摇了。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孙可望对李定国心怀不善，另一方面李定国也有了独立向东发展的资本；于是李定国遂公然脱离了孙可望的控制独自闯天下去了。
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没有一点点做皇帝的起码尊严；于是永历皇帝在永历六年，密敕李定国救自己出苦海。
但当时李定国正积极向东发展，还不想与孙可望发生冲突；所以永历皇帝的这封密敕只能是石沉大海了。但李定国在向东发展的四年中，却是一再受挫；最终不得已又回到了云贵地区。于是孙可望、李定国二人的冲突就此无可避免了；本来李定国的实力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云贵军事集团的刘文秀、白文选（从前艾能奇一系的代表人物）两大实权人物，都倒向了李定国一边；孙可望遂一败再败，终无无法在云贵之足了。
永历十年，李定国终于把永历皇帝从孙可望控制中给解救了出来。于是永历皇帝终于住进了大省城中，于是皇帝终于住进了高大、华丽的宫殿之中，于是帝国的文武百官开始装模作样象这个皇帝请示、汇报工作了。
面对这种地位；永历帝已是满意的、感动的不得了。实际上，李定国也说不上什么忠臣，泪痕看永历帝被李定国接到昆明时的感觉；就如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看到汉献帝被曹操接到许昌时的感觉一样；因为汉献帝国终于摆脱了董卓一系的控制，现在曹操可以给他好吃、好住的、表面的尊敬；比他从前的境遇实在是强了很多；但也仅此而已罢了。皇帝依然是傀儡皇帝！
汉献帝之所以成天与曹操闹矛盾，那是因为汉献帝生在福中不知福；一个傀儡皇帝，还想指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呢？
如果汉献帝也象永历皇帝这样一再被人欺负，那汉献帝见到曹操这样对待自己，肯定也会满意的、感动得不得了。
曹操成为千古奸臣；李定国成为千古忠臣；不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境地不同罢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李定国对马吉翔的态度上看，从李定国威服自操的行为去看；李定国实际上与曹操并没有本质区别。
马吉翔，本是皇帝的亲信近臣。但在局势的演变下，马吉翔实际上已变成了实权派们的一条狗；这条狗没有固定的主人，他只负责替实权派监视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这条狗就跟着谁。
马吉翔是皇帝的近臣，实际上却完全看着实权派们的脸色行事。马吉翔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有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在皇帝与实权派之间，如果他去选择站在皇帝一边，那肯定早就被清理出政治舞台了，甚至连命都没有了。但做为皇帝的近臣，就成天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也实在太让人不耻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哪个实权派控制了永历皇帝；马吉翔都会继续充当永历皇帝身边的头号近臣。因为所有的实权派都想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人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而马吉翔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
李定国控制永历皇帝后，最初听说有个马吉翔敢吃里扒外成天欺负皇帝，于是就想往死里整这个马吉翔。但最后的结果呢？李定国终于发现，马吉翔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马吉翔再次成为皇帝身边的头号近臣。皇帝对此虽然十分不高兴，却无力拒绝；因为让马吉翔再次成为皇帝的近臣，那是李定国的意思。虽然我们的史书，大都为李定国这种行为做出辩解（通常总是认为李定国被马吉翔欺骗了），却无法抹去这个事实。
李定国控制永历帝后，实际上意味着云、贵军事集团的彻底分裂；因为此前云、贵军事集团虽然已分裂了；但并没有大打出手；现在云、贵军事集团却开始大打出手了。云、贵军事集团大打出手的结果，是李定国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不但使云、贵军事集团因内战元气大伤，更让孙可望投降了满清。
于是在李定国控制永历皇帝两年之后，也就是李定国打败孙可望一年之后。满清大军就已开始大举进入云贵地区，云贵军事集团遂陷入灭顶之灾之中了。
浙江沿海的鲁监国军事集团，与云贵军事集团的灭亡，实在有着惊人的相似。最初张名振与王朝先把浙江沿海的实权派黄斌卿火拼了；后来张名振又把王朝先给火拼了。这种火拼的结果，也是不但削弱了浙江沿海的抗清实力，更让一些重要将领投降了满清。
于是鲁监国军事集团，遂只到南下依附郑成功，从而丧失了自己了的独立地位。
保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整个南明的历史；就是充满内部斗争的历史。甚至翻开每一个具体的军事集团内部，也是如此的。
甚至而言，云贵军事集团的孙可望之所以会失败，也仅仅是因为自己手下的将领刘文秀、白文选的先后背叛。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背叛，以东征失败时的李定国实在不足以与孙可望对抗的。
李定国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残酷的胜利。就如鲁监国一系的张名振在内战中的胜利。他们的这种胜利，都为自己失败埋好的种子。
满清军队大举进入云贵后；整个江南实际上已没有一片净土了。总而言之，整个大陆地区都已处于满清的控制范围之内了。此时的永历皇帝只有远走国外了！永历皇帝在临走时，正式承认鲁监国的监国身份；但鲁监国现在就在郑成功的地盘内；泪痕前面说过，郑成功如果能奉立一个死人当南明皇帝，他就绝不会奉立一个活人当南明皇帝。所以郑成功拒绝接受永历皇帝的这种命令。
在永历皇帝死后十多年，郑氏集团依然忠贞不二的奉永历皇帝为正朔。他们对永历皇帝，对明帝国可真是忠贞的可以啊！
此时的满清，基本上已统一了大陆地区；现在能与满清对抗的只有依靠海上力量的郑成功军事集团了。现在的历史，实际上已根本不是什么明帝国旧势力与满清对抗的历史了；现在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大陆政权（满清）与海岛势力（郑氏集团）之间的对抗了。从前明帝国灭亡之后，明帝国的后裔还有资格充当傀儡皇帝；而现在，明帝国的皇裔却显然已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永历五年，以何腾蛟、堵胤锡、李成栋、金声桓、瞿式耜焦链的死亡为标志。实际上已意味着南明帝国已名存实亡了。
此时的江南历史；实际上是满清控制着江南主要地区，孙可望占据着西南、郑成功占据东南沿海相互搏奕的历史了。
此时的永历皇帝；实际上已陷入穷途末路之中了。
此时，江南有三大实权派。
第一大实权派，是控制着西南地区的孙可望军事集团；
第二大实权派，是控制着福建沿海地区的郑成功军事集团；
第三大实权派是控制着浙江沿海地区的鲁监军事集团。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来；这三大实权派没有一个真把永历皇帝当回事。
鲁监国军事集团，没有放弃监国的称号，自然已是公开否定了永历皇帝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承认永历帝是合法的皇帝，那所谓的监国又是从何谈起呢？
而当时孙可望，实际上已狼子野心毕露了；永历五年，永历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不愿意看孙可望的脸色行事，孙可望马上就派人把这些官员集体拉出去全杀了。
至郑成功军事集团，所需要的只是明帝国的一面大旗；南明皇帝、南明政权，对郑成功而言实际上都是多余的。对郑成功而言；如果能奉立一个死人当南明皇帝，那郑成功就绝不奉立一个活人当南明皇帝。
隆武帝死后，郑成功依然一直奉隆武帝为正朔；直到为局势所不容许后，他才不得己举起永历皇帝的旗号。
后来永历帝早已死得连骨头也找不到了，郑成功依然一直奉永历帝国正朔；却不愿意再拥立一个大明皇族后裔为皇帝。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郑氏集团被满清剿灭后。
当时的江南；实际上已无永历帝的真正容身之地了。
永历皇帝来到孙可望的地盘，孙可望把他安顿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内就没事了；孙可望是把他当做鬼神一样敬而远之的，实际上郑成功对南明皇帝的态度也是如此的。
汉献帝虽然也是傀儡皇帝；但汉献帝从形式上，还有皇帝最起码的派头、模样。但永历皇帝，就是从形式上看也实在不象一个皇帝了。
孙可望住在大城市中，皇帝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中；孙可望住着高大、华丽的宫殿之中，皇帝却住着简陋的屋舍之中；孙可望连皇帝的面都懒得见一下，只派一个将领在皇帝所在地保护皇帝（实际上是监视皇帝）；这个负责保护皇帝的将领，有一天看到皇帝身边的一个女人挺漂亮，于是就把这个女人搞上了床；这叫什么事？皇帝哭天喊地闹了半天，孙可望不得己象征性的惩罚了一下这将领，这个将领后来依然还受到孙可望的重用。
这种皇帝，还叫什么皇帝？就是傀儡皇帝，也得有傀儡皇帝的模样呀？
当时的江南历史，是控制云贵地区的孙可望、控制福建沿海地区的郑成功、控制浙江沿海的鲁监国三大实权派各自奋斗的历史了。
在这几年中，孙可望军事集团取得的成京最为辉煌。李定国在永历六年，一个之内先后打死满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而且都是在主力大军对决之中取得胜利的。
这种胜利，在明末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想当年袁崇焕率十几万大军面对满清军事主力，明帝国主力大军连城门都不敢出（宁锦大捷），只因守住两座城池，都被明帝国政府大吹特吹；而现在李定国却是率军接连大败满清两枝大军，并杀死满清两个独当一面的王爷。
这种胜利，意味着云贵军事集团己做为一个新兴的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但很不幸，云贵军事集团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也是处于新兴状态之中的满清帝国；更不幸的还在于，云贵军事集团因为这样两场大捷竟然走向了分裂。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他的地位后来由白文选接替）是云贵军事集团四大将领。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引于顾诚《南明史》）
孙可望做为云贵军事集团的首脑地位，本来就是不稳定的，而因为李定国这两次大捷就更彻底的动摇了。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孙可望对李定国心怀不善，另一方面李定国也有了独立向东发展的资本；于是李定国遂公然脱离了孙可望的控制独自闯天下去了。
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没有一点点做皇帝的起码尊严；于是永历皇帝在永历六年，密敕李定国救自己出苦海。
但当时李定国正积极向东发展，还不想与孙可望发生冲突；所以永历皇帝的这封密敕只能是石沉大海了。但李定国在向东发展的四年中，却是一再受挫；最终不得已又回到了云贵地区。于是孙可望、李定国二人的冲突就此无可避免了；本来李定国的实力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云贵军事集团的刘文秀、白文选（从前艾能奇一系的代表人物）两大实权人物，都倒向了李定国一边；孙可望遂一败再败，终无无法在云贵之足了。
永历十年，李定国终于把永历皇帝从孙可望控制中给解救了出来。于是永历皇帝终于住进了大省城中，于是皇帝终于住进了高大、华丽的宫殿之中，于是帝国的文武百官开始装模作样象这个皇帝请示、汇报工作了。
面对这种地位；永历帝已是满意的、感动的不得了。实际上，李定国也说不上什么忠臣，泪痕看永历帝被李定国接到昆明时的感觉；就如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看到汉献帝被曹操接到许昌时的感觉一样；因为汉献帝国终于摆脱了董卓一系的控制，现在曹操可以给他好吃、好住的、表面的尊敬；比他从前的境遇实在是强了很多；但也仅此而已罢了。皇帝依然是傀儡皇帝！
汉献帝之所以成天与曹操闹矛盾，那是因为汉献帝生在福中不知福；一个傀儡皇帝，还想指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呢？
如果汉献帝也象永历皇帝这样一再被人欺负，那汉献帝见到曹操这样对待自己，肯定也会满意的、感动得不得了。
曹操成为千古奸臣；李定国成为千古忠臣；不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境地不同罢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李定国对马吉翔的态度上看，从李定国威服自操的行为去看；李定国实际上与曹操并没有本质区别。
马吉翔，本是皇帝的亲信近臣。但在局势的演变下，马吉翔实际上已变成了实权派们的一条狗；这条狗没有固定的主人，他只负责替实权派监视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这条狗就跟着谁。
马吉翔是皇帝的近臣，实际上却完全看着实权派们的脸色行事。马吉翔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有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在皇帝与实权派之间，如果他去选择站在皇帝一边，那肯定早就被清理出政治舞台了，甚至连命都没有了。但做为皇帝的近臣，就成天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也实在太让人不耻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哪个实权派控制了永历皇帝；马吉翔都会继续充当永历皇帝身边的头号近臣。因为所有的实权派都想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人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而马吉翔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
李定国控制永历皇帝后，最初听说有个马吉翔敢吃里扒外成天欺负皇帝，于是就想往死里整这个马吉翔。但最后的结果呢？李定国终于发现，马吉翔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马吉翔再次成为皇帝身边的头号近臣。皇帝对此虽然十分不高兴，却无力拒绝；因为让马吉翔再次成为皇帝的近臣，那是李定国的意思。虽然我们的史书，大都为李定国这种行为做出辩解（通常总是认为李定国被马吉翔欺骗了），却无法抹去这个事实。
李定国控制永历帝后，实际上意味着云、贵军事集团的彻底分裂；因为此前云、贵军事集团虽然已分裂了；但并没有大打出手；现在云、贵军事集团却开始大打出手了。云、贵军事集团大打出手的结果，是李定国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不但使云、贵军事集团因内战元气大伤，更让孙可望投降了满清。
于是在李定国控制永历皇帝两年之后，也就是李定国打败孙可望一年之后。满清大军就已开始大举进入云贵地区，云贵军事集团遂陷入灭顶之灾之中了。
浙江沿海的鲁监国军事集团，与云贵军事集团的灭亡，实在有着惊人的相似。最初张名振与王朝先把浙江沿海的实权派黄斌卿火拼了；后来张名振又把王朝先给火拼了。这种火拼的结果，也是不但削弱了浙江沿海的抗清实力，更让一些重要将领投降了满清。
于是鲁监国军事集团，遂只到南下依附郑成功，从而丧失了自己了的独立地位。
保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整个南明的历史；就是充满内部斗争的历史。甚至翻开每一个具体的军事集团内部，也是如此的。
甚至而言，云贵军事集团的孙可望之所以会失败，也仅仅是因为自己手下的将领刘文秀、白文选的先后背叛。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背叛，以东征失败时的李定国实在不足以与孙可望对抗的。
李定国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残酷的胜利。就如鲁监国一系的张名振在内战中的胜利。他们的这种胜利，都为自己失败埋好的种子。
满清军队大举进入云贵后；整个江南实际上已没有一片净土了。总而言之，整个大陆地区都已处于满清的控制范围之内了。此时的永历皇帝只有远走国外了！永历皇帝在临走时，正式承认鲁监国的监国身份；但鲁监国现在就在郑成功的地盘内；泪痕前面说过，郑成功如果能奉立一个死人当南明皇帝，他就绝不会奉立一个活人当南明皇帝。所以郑成功拒绝接受永历皇帝的这种命令。
在永历皇帝死后十多年，郑氏集团依然忠贞不二的奉永历皇帝为正朔。他们对永历皇帝，对明帝国可真是忠贞的可以啊！
此时的满清，基本上已统一了大陆地区；现在能与满清对抗的只有依靠海上力量的郑成功军事集团了。现在的历史，实际上已根本不是什么明帝国旧势力与满清对抗的历史了；现在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大陆政权（满清）与海岛势力（郑氏集团）之间的对抗了。从前明帝国灭亡之后，明帝国的后裔还有资格充当傀儡皇帝；而现在，明帝国的皇裔却显然已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我在主帖中开篇就说：假如明帝国每亩地收取20斤米，那明帝国一年就可以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对于这个20斤米的数字，许多网友都说这个数字太大了。
但我朝在毛泽东时代，每亩地平均收取多少斤米呢？泪痕手边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这个数字会远远超过20斤。因为我朝在一个阶段曾大肆鼓吹亩产万斤的神话；一亩地既然能生产出一万斤粮食，那政府从一亩地中征购五千斤粮食，农民自己一亩地留五千斤粮食。于情于理，于私于公应该都没有什么过分的吧！
当然了，我朝也从未向农民收取过如此高额的农业赋税，因为如果政府真按这种标准收取农业赋税，那谁还敢吹牛“亩产万斤”呢？但在全国普遍高呼“亩产万斤”之时，政府跟你一亩地收三五百斤粮食，应该不算过分吧！问题是就是按这种标准征购粮食，那也足以饿死一大批人了。
从这层意义上，我朝浮夸风的兴起，不过是原始积累的罪恶罢了；总而言之，我国为了快速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总想从农业中榨取出最多的资金。
我朝在正常的时候，虽然没有一个劲在鼓吹亩产万斤的神话；但在普遍时候，但我朝在正常时候对农民征收粮食时那也是多多益善。一个国家处于这种阶段，那分田单干真能代表普遍农民的利益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国家各级官员逼着老百姓高呼“亩产万斤“之时；如果政府给某个农民家分二十亩田地，这个农民肯定会全家哭得死去活来。因为政府给他家分二十亩田地，那他一年得向政府交多少斤粮食？最少也得交个几万斤粮食吧！分到这种田地，除非你真的能做到“亩产万斤”，否则肯定会因此家破人亡的。
这是在我朝最贪婪、疯狂之时的事，普遍时候大约没有这个贪婪、疯狂，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换而言之，我朝当时即使不会按“亩产万斤”的标准征购粮食，但也肯定是会按强势农民的标准进行。再换而言之，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利用各种手段能拥有好田地、好生产工具的农民，才有机会能在分田单干中获得利益。普遍农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粮食，恐怕都不够交公粮。
毛泽东时代的这种罪恶，只是原始积累的罪恶；绝不是什么人民公社的罪恶。陈毅并不是什么极左分子，但陈毅也公然大放豪言“即使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造出原子弹”。至于当时更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个国家处于这种阶段，分田单干也好，人民公社也好，对农民而言，真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
进入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工业积累基本完成；中国后期的发展资金，更多的开始源于农业之外的生产。所以政府对农业征购粮食之时，自然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在这种背景下，分田单干才能代表普遍农民的利益。八十年代分田单干能取得普遍农民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六七十年代也真的能如此。
（二）、说到关于地租的问题。我说的是耕地，您可千万不要给换成土地。耕地与土地，差别大的去了。
耕地的收入，大约分为赋税、地租、工资三份（利润我们暂且忽略不计）。如果赋税的份额接近耕地收入的百分之百，那这块耕地自然就丧失了市场价值，因为一个人得到这种土地，那一年劳苦恐怕也不分有一点剩余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刘少奇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政府显然无法放松对农业的压榨；政府从一亩地中征购的粮食如果数量非常大，那这种土地到底有多少农民会要呢？
在小农帝国时代，政府对农业的赋税，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其它的百分之九十，主要由地租、工资两项分配；而当时的劳动力非常低廉，这使地租可能占据的份额会很大。这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动力。
做为一个工业社会；普遍农民终日劳苦，即使不用交地租、赋税，也很难达到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平。分田单干的农民，一家一户能分得几亩耕地？种这种数量的土地，农民即使不用交地租、赋税，一年到又能挣几个钱？
再换句话说，如果农民耕种这种数量的土地如果还有地租、赋税来瓜分劳动产值，那农民劳苦一年恐怕也就是杨白劳的生活水平。杨白劳的年代里，普遍农民也都是非常认真的、卖力的耕种土地的，因为交完地租、赋税之后，剩下的就是他的；真正的问题是：最后他到底能剩多少？
在工业越来越成熟的社会中（普遍人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就停留在杨白劳的阶段；那谁还会愿意当农民呢？因为即使到城里干最差的活、最廉价的活也会比当农民强。这是地主做为一个阶级会消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地主阶级的存在已对农民、工人、资本、国家都会构成灾难。
（三）、至于说到我朝军队的问题。泪痕还是前面的话，我朝不是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是军阀。
刘少奇一度在党、政、军内占有上风；仅仅是因为党、政、军主要成员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他。仅此而已，这与我朝党、政、军内遍布刘少奇的私人亲信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后来因为无数群众组织介入当时的路线斗争（对新兴的私有经济，是应该鼓励、支持；还是应该打击、扼杀；我朝显然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是标准的路线斗争）；而这些群众组织显然都是倾向于毛泽东的。在这种背景下，曾经支持刘少奇的党、政、军主要成员，都无法继续刘少奇了；于是刘少奇遂一下成为了孤家寡人，被毛泽东彻底给打倒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成为中国后十年的主要执政纲领。
（一）、我在主帖中开篇就说：假如明帝国每亩地收取20斤米，那明帝国一年就可以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对于这个20斤米的数字，许多网友都说这个数字太大了。
但我朝在毛泽东时代，每亩地平均收取多少斤米呢？泪痕手边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这个数字会远远超过20斤。因为我朝在一个阶段曾大肆鼓吹亩产万斤的神话；一亩地既然能生产出一万斤粮食，那政府从一亩地中征购五千斤粮食，农民自己一亩地留五千斤粮食。于情于理，于私于公应该都没有什么过分的吧！
当然了，我朝也从未向农民收取过如此高额的农业赋税，因为如果政府真按这种标准收取农业赋税，那谁还敢吹牛“亩产万斤”呢？但在全国普遍高呼“亩产万斤”之时，政府跟你一亩地收三五百斤粮食，应该不算过分吧！问题是就是按这种标准征购粮食，那也足以饿死一大批人了。
从这层意义上，我朝浮夸风的兴起，不过是原始积累的罪恶罢了；总而言之，我国为了快速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总想从农业中榨取出最多的资金。
我朝在正常的时候，虽然没有一个劲在鼓吹亩产万斤的神话；但在普遍时候，但我朝在正常时候对农民征收粮食时那也是多多益善。一个国家处于这种阶段，那分田单干真能代表普遍农民的利益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国家各级官员逼着老百姓高呼“亩产万斤“之时；如果政府给某个农民家分二十亩田地，这个农民肯定会全家哭得死去活来。因为政府给他家分二十亩田地，那他一年得向政府交多少斤粮食？最少也得交个几万斤粮食吧！分到这种田地，除非你真的能做到“亩产万斤”，否则肯定会因此家破人亡的。
这是在我朝最贪婪、疯狂之时的事，普遍时候大约没有这个贪婪、疯狂，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换而言之，我朝当时即使不会按“亩产万斤”的标准征购粮食，但也肯定是会按强势农民的标准进行。再换而言之，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利用各种手段能拥有好田地、好生产工具的农民，才有机会能在分田单干中获得利益。普遍农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粮食，恐怕都不够交公粮。
毛泽东时代的这种罪恶，只是原始积累的罪恶；绝不是什么人民公社的罪恶。陈毅并不是什么极左分子，但陈毅也公然大放豪言“即使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造出原子弹”。至于当时更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个国家处于这种阶段，分田单干也好，人民公社也好，对农民而言，真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
进入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工业积累基本完成；中国后期的发展资金，更多的开始源于农业之外的生产。所以政府对农业征购粮食之时，自然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在这种背景下，分田单干才能代表普遍农民的利益。八十年代分田单干能取得普遍农民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六七十年代也真的能如此。
（二）、说到关于地租的问题。我说的是耕地，您可千万不要给换成土地。耕地与土地，差别大的去了。
耕地的收入，大约分为赋税、地租、工资三份（利润我们暂且忽略不计）。如果赋税的份额接近耕地收入的百分之百，那这块耕地自然就丧失了市场价值，因为一个人得到这种土地，那一年劳苦恐怕也不分有一点剩余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刘少奇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政府显然无法放松对农业的压榨；政府从一亩地中征购的粮食如果数量非常大，那这种土地到底有多少农民会要呢？
在小农帝国时代，政府对农业的赋税，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其它的百分之九十，主要由地租、工资两项分配；而当时的劳动力非常低廉，这使地租可能占据的份额会很大。这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动力。
做为一个工业社会；普遍农民终日劳苦，即使不用交地租、赋税，也很难达到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平。分田单干的农民，一家一户能分得几亩耕地？种这种数量的土地，农民即使不用交地租、赋税，一年到又能挣几个钱？
再换句话说，如果农民耕种这种数量的土地如果还有地租、赋税来瓜分劳动产值，那农民劳苦一年恐怕也就是杨白劳的生活水平。杨白劳的年代里，普遍农民也都是非常认真的、卖力的耕种土地的，因为交完地租、赋税之后，剩下的就是他的；真正的问题是：最后他到底能剩多少？
在工业越来越成熟的社会中（普遍人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就停留在杨白劳的阶段；那谁还会愿意当农民呢？因为即使到城里干最差的活、最廉价的活也会比当农民强。这是地主做为一个阶级会消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地主阶级的存在已对农民、工人、资本、国家都会构成灾难。
（三）、至于说到我朝军队的问题。泪痕还是前面的话，我朝不是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是军阀。
刘少奇一度在党、政、军内占有上风；仅仅是因为党、政、军主要成员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他。仅此而已，这与我朝党、政、军内遍布刘少奇的私人亲信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后来因为无数群众组织介入当时的路线斗争（对新兴的私有经济，是应该鼓励、支持；还是应该打击、扼杀；我朝显然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是标准的路线斗争）；而这些群众组织显然都是倾向于毛泽东的。在这种背景下，曾经支持刘少奇的党、政、军主要成员，都无法继续刘少奇了；于是刘少奇遂一下成为了孤家寡人，被毛泽东彻底给打倒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成为中国后十年的主要执政纲领。
第二十章 历史潮流
一、利益群体的搏奕
我们知道，农业所得通常分分为三部分（赋税、地租、劳动者所得）。
如果普遍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那就意味着当时的农业所得主要分为赋税、劳动者所得两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小农帝国自然容易处于兴盛之中；因为赋税所占的份额大意味着国用充足，而劳动者所得所占的份额大，意味着百姓生活富足。对一个小农帝国而言，如果农业收入主要以赋税、劳动者所得两部构成，那这个帝国自然容易保持新兴、强大。
如果普遍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田地，那就意味着地租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农业收入的总体份额是一定的；如果地租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那赋税、劳动者所得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自然就会越来越小。
对小农帝国而言，赋税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那它自然国用会不足；劳动者所得的份额越来越小，那它百姓的生活自容易陷入困苦之中。所以地租在农业所得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自然容易引发帝国的危机。
小农帝国在初期之时，农民阶级总是占据着强势地位。但在小农帝国中，土地兼并是一种无可改变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地租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自然越来越大。
随着地租份额的越来越大；与此相关的利益已不是土地所有者能独自吞吃下去了。
社会的劳动成果，越来越多的集中于地地所有者手中。这自然会引起其它利益群体的不平衡心理。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首先是源于终日劳作的农民；他们终日劳作却难以温饱，他们终日劳作的成果大部分都交了地租。这种现状使他们自然想通过种种方式抗拒地租、或是减少地租。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其次是来自官员方面的，因为社会上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开始过着越来越富足的生活。这种现状，使官员们普遍感觉自己工资实在太低了、生活实在太寒酸了。
在这种背景下；地主自然需要官员们的支持（否则，他们就难以抵制来自于农民方面的反抗），而官员做为政府的执法者自然也愿意维护地主的合法利益（当然了，前提就是地主愿意把越来越大的地租份额通过贿赂等方式给官员们分一部分）。
我们必须得知道，买官卖官他永远需要动力的（那就是作官的利益越来越大）。如果官员一方面可以拿着政府的工资，一方面又可以普遍的、近于公开的接受贿赂，那做官的动力自然就增大了。
在社会阶级矛盾没有太尖锐之前，在社会没有一个强势利益群体能够、或是愿意花大笔银子与官员协作之前，那人们做官的动力自然相对较弱。而买官卖官一旦成为公开，那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越来越巩固、紧密了，在这种背景下官员遂更敢于肆无忌惮的侵吞政府资源。
帝国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无非是贵族集团、宦官集团、官僚集团、大地主阶级联手通过种种合法的、非法的、合理的、罪恶的方法（主要是与地租、贪污、行贿相联系在一起的），把社会的、国库的东西都转移到了他们自己的家里。这样底层百姓生活越来越贫困，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大；而社会却表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
帝国解决这种危机的方法无非是：贵族、官僚、宦官集团组成的地主阶级少收点地租、少兼并点土地，少贪污、侵吞点国家财产。那帝国的财政危机自然会缓解。但，这永远是与虎谋皮！这几大利益群体都控制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所以强有力的对抗帝国这种“无理要求”。皇帝对此，自然表现的得一筹莫展。
但帝国这种财政危机总得解决呀！
既然这几个利益群体不想牺牲自己的利益（非法的利益、罪恶的利益），那只有让底层老百姓来牺牲他们的利益了。当然了，这些贵族、官僚、缙绅们得了便宜还卖乖，总一再说什么：一再向老百姓加税，那是竭泽捕鱼，那是饮鸠止渴！好象他们都是大明白人，都是悲天悯人的家伙，实际上呢？一牵涉他们自己的利益，马上就都变得麻木不仁了。最简单的事是，让他们少收点地租能行吗？让他们少贪污点行吗？让他们少偷点税、漏点税行吗？
因为帝国财政陷入危机之中，总得有人拿出自己的银子来填补这危机呀！官僚、贵族、宦官、皇帝不舍得拿出自己的既得利益，舍不得牺牲自己的非法的、甚至是罪恶的利益；如果老百姓再不牺牲自己的利益，那帝国的危机靠什么解决呢？
皇帝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贵族集团、宦官集团、官僚集团、缙绅集团当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
地主阶级自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农民们当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
但帝国的财政出现了巨大的窟窿，总得有人出钱填补呀！于是经过种种形式的力量搏奕，最后结果：这笔钱得由农民兄弟来出！因为各大利益群体经过搏奕，最终失败的永远是农民兄弟们。
虽然这种结果让各方都感到痛苦；上层利益群体悲天悯人的说：这样作是饮鸠止渴。下层利益群体悲苦无助的说：这样做是不想让我们活了。
但？结果是更改不了的。谁叫这几大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是农民兄弟失败了呢？但农民兄弟却绝不会永远甘于处于这种地位，他们总得想办法；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振臂一呼应者如云！
皇帝生气的说官僚、宦官、贵族集团，你们都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帝国因此灭亡了，你们家里的东西岂非都会一无所有。真是愚蠢的让人不可理喻！
这些挨骂的上层利益群体也失望私下向皇帝发牢骚：您家里岂非也放着一堆银子，为什么不拿出来。如果帝国灭亡了，您岂非也会一无所有。你才叫愚蠢的不可理喻。
他们都发出悲天悯人的呼喊，老百姓生活够苦了，再加税你叫老百姓怎么活啊！
他们也都哭着穷、叫着苦，总而言之，他们家里都没有钱。他们家里到底真的有没有钱，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真是一群大明白人！真是一群悲天悯人的大善人！翻开历史书，看得人头都疼；因为历史总是充斥着这种表演，面对这真真假假的表演，让人无从分辨真真假假。
帝国的危机无可挽救了。
贵族、官僚、宦官、皇室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非法的、罪恶的利益（高额的地租、贪污、收受贿赂），至于他们合法的利益，帝国就更不敢奢求了。
那只有让老百姓牺牲自己的利益了。
而最终的结果，终于还是让农民阶级承担了。因为地主阶级手中的资源比农民要大，他们也能抗拒帝国的“无理要求”，只有农民避无可避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得由他们“买单”，虽然这种危机主要是上面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折腾造成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强调人的原因，对于自然的原因先放在一边）
这几个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都自然而然的抗拒着。反正谁也不想为帝国的危机买单，但帝国的危机总得有人买单。
于是张三推李四、李四推王五、王五推赵六、赵六推、、、、；最终数赵六最软弱，所以只有他出钱“买单”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非常不公平，因为赵六最无辜、最穷；但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除了能在口头上给赵六一些最廉价的同情、安慰外，他们什么也懒得给了！
帝国需要钱，帝国非常缺钱；贵族、官僚、宦官这些上层利益群体可以少贪污一些吗？拥有大片土地的人们，可以少向农民收取点地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可以不用非法的手段，把自己的赋税转嫁给底层百姓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贵族、官僚、宦官、地主；这些上层利益群体可以捐些钱出出来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皇帝对此没有办法，当然了这绝不是崇祯皇帝无能，谁当这个皇帝恐怕也是这副德性。
最终的结果呢？只有让底层老百姓再暂时受点委屈了！
但底层百姓的忍耐也终是有限的，他们绝不会为帝国的财政危机无限期的“买单”；超过一定限度后，他们也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算什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皇帝的权力，在其间是苍白无力的。
皇帝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他拥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因为他处于帝国秩序的顶端。但如果他想侵害某个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就得要看众多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了。这绝不是他随心所欲可以决定的。就好象崇祯刚当皇帝时，随便找个长脑袋的人都会知道，只要把无官不贪、无贪不官的局面改变了，那帝国所有的事就都好办。问题是：这如何去做呢？那些所谓的阉党余孽自然一筹莫展，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一筹莫展。因为这一切绝不是简单的官员道德、或官员的能力决定的，他是受制于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
皇帝打击某个高级官员，这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俗话说，有人哭就有人笑。这个官员死了，就有一个人会接替他的位置；一个官僚党派受了打击，就会有另一个官僚党派受到重用。总而言之，皇帝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借力打力。 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爬到政治顶峰时；通常总会有着不计其数的人盼他倒霉，因为只有你下去，我们才有上去的机会。
崇祯皇帝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大权，通常是非常容易实行的，因为他总会得到众多的支持者。
皇帝之所以有能力一再加税；是因为不管大家怎样嚷嚷，但有一个事实是大家谁也无力否定的；那就是帝国如果不加税，那就无法维持军事机器的正常运行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加税实际上是能得到普遍利益群体支持的。因为如果帝国的军事机器无法正常运行，那普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靠什么来保护呢？
上层利益群体通常也会发些悲天悯人的呼喊，说什么不要再向老百姓加税了。但这永远是废话，因为帝国的危机已出现了；这危机总得有人买单吧。不让老百姓出钱，这自然是非常正确的观点；问题是：那这笔钱得由谁出？
让官僚集团、贵族集团、宦官集团出，怎么让他们出？限制他们贪污，这如何操作？限制他们收取高额的地租，这谁敢提呢？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说些什么老百姓苦、老百姓难的话，岂非都是说了些废话。
大明帝国后期就是充斥这种废话；这种废话看得皇帝都头疼， 最后甚至一看见这种话就生气。
老百姓苦、老百姓难；老百姓还会造反呢！如果有办法，皇帝也不是傻瓜，他没事向农民加什么税？但帝国的危机已存在了，这财政危机的“单”总得有人买吧！皇帝也知道不该向老百姓加税，这是肩膀上扛着脑袋的人都知道的；皇帝最想知道的是如何解决帝国越来越深重的危机，但这永远也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也是一些废话；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操作的可能性。
帝国既得利益阶层，都会说得一口漂亮的、感人的官话；总而言之，老百姓你们好可怜，我们好同情你；我们也是为了国家的、甚至是你们的长远利益，不得以这样。
皇帝是如此，官员们也是如此；但这都是废话；老百姓并不会因为他们这种漂亮话得到任何实惠！既得利益群体们利益依然在肆无忌惮的扩张着！
皇帝能够让底层百姓出钱为帝国的危机“买单”，因为他可以得到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因为无论大家说得如何动听，帝国的危机总得解决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合法的、非法的利益，那最终就只有让底层老百出钱为帝国的危机“买单”的。
如果皇帝想打击日益庞大的、既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又能得到谁的支持呢？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这永远是没有答案的。就象明太祖朱元璋定的法律“有官员敢贪污、害民，老百姓有权上京告他，谁敢阻拦杀无赦”。就象帝国之初制定种种保护普通民众利益的法律。但这种法律也只是一种想象，但这在小农社会中，他注定无法被真正执行的。因为这一系列法律都是保护分散的、孤立的、弱小的小农阶级利益，这个阶级的力量实太弱小了，他们无法监督、推动政府彻底执行这些法律。
在小农帝国中，马太效应几乎无可避免的。总而言之，越来越少的人口占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而最广大的人口，所占有的经济资源却越来越少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所拥有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了。
明政权快灭亡时。官员希望崇祯能慷慨的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并且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什么“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政权灭亡了，那那即使拥有钱财千万恐怕也只是给别人准备的。
看吧！这些大道理他们都是明白的。
明政权快灭亡时。崇祯皇帝希望官员、贵族们都捐点钱出来。并且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什么“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政权灭亡了，那就是拥有钱财千万恐怕也只是给别人准备的。
看吧！这些大道理他也是明白的。
问题是：一说要从他自己口袋里掏钱。马上就糊涂的跟傻子了一样了。问题是：一说要他们自己口袋里掏钱。马上就都一个劲的哭穷了。
明政权快灭亡时。与满清、流寇打仗需要花钱，安抚饥饿的百姓需要花钱。于是政府就一个劲的加税。
关于这种一再加税的危害。崇祯皇帝早就看出来了，至于那些大臣们更是都也心知肚明。他们都没完没了的说：这是饮鸠止渴的做法！这是恶性循环。这种话、这种观点在明末事实上已泛滥成灾了，所有的人都常借此发表一大通高见。好象他非常有见识一样！
实际上一涉及自己利益时，那一个个又都跟傻子一样了。
现今人看明末历史，也动不动重复这种陈腔滥调。好象自己非常有见识一般。
事实上不涉及自己利益，人们通常都慷慨激昂。仿佛他们最爱国、最爱老百姓了。问题是一涉及他自己的利益。马上就都变得麻木不仁，而且现实到了极点。
事实上，不涉及自己利益。谁都聪明的不得了。问题是一涉及自己的利益。马上就跟傻了一样。
这就是人！虽然滑稽，但事实上谁不是这样子的呢？
社会上的问题不是人们不明白事理，也不是太缺表面上最忧国忧民的人。问题是：一涉及他们的利益。我想他们又马上麻木不仁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侵蚀的底限是；它必须得保证政府能维持日常的运作。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侵蚀的底限是；它必须得保证普遍百姓能生存下去。
问题是：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谁又能拦得住呢？问题是：如果外敌开始兴起呢？如果老天爷又不给面子，成天闹灾害呢？那帝国政府自然无力实现自己的职能了，而老百姓自然很容易被逼得生存线以下。
明帝国就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侵蚀下；在外敌、自然灾害夹击下走向绝境的。帝国如何挽救自己呢？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没有理性的；虽然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大家的利益都会丧失的；虽然大家都在呼喊着，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利益都会丧失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没有理性的。
面对危机，一个权势人物曾说过一句最为经典的话：“敌人进来就抓我？就杀我？凭什么就让我出钱”？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是的，既然利益是大家的，就应该让大家一块出钱、出力；凭什么让我出？
问题：在不牵涉自己利益时，大家都是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但让自己拿出一毛钱来，恐怕也得哭半天穷！既然如此，他们自然永远也不会达成共识；既然如此，大家自然也都只有硬死也不屈的拼命的挖掘自己认为应得的利益！
虽然帝国倒塌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大家依然挖掘着帝国的根基。
一、利益群体的搏奕
我们知道，农业所得通常分分为三部分（赋税、地租、劳动者所得）。
如果普遍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那就意味着当时的农业所得主要分为赋税、劳动者所得两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小农帝国自然容易处于兴盛之中；因为赋税所占的份额大意味着国用充足，而劳动者所得所占的份额大，意味着百姓生活富足。对一个小农帝国而言，如果农业收入主要以赋税、劳动者所得两部构成，那这个帝国自然容易保持新兴、强大。
如果普遍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田地，那就意味着地租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农业收入的总体份额是一定的；如果地租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那赋税、劳动者所得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自然就会越来越小。
对小农帝国而言，赋税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那它自然国用会不足；劳动者所得的份额越来越小，那它百姓的生活自容易陷入困苦之中。所以地租在农业所得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自然容易引发帝国的危机。
小农帝国在初期之时，农民阶级总是占据着强势地位。但在小农帝国中，土地兼并是一种无可改变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地租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自然越来越大。
随着地租份额的越来越大；与此相关的利益已不是土地所有者能独自吞吃下去了。
社会的劳动成果，越来越多的集中于地地所有者手中。这自然会引起其它利益群体的不平衡心理。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首先是源于终日劳作的农民；他们终日劳作却难以温饱，他们终日劳作的成果大部分都交了地租。这种现状使他们自然想通过种种方式抗拒地租、或是减少地租。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其次是来自官员方面的，因为社会上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开始过着越来越富足的生活。这种现状，使官员们普遍感觉自己工资实在太低了、生活实在太寒酸了。
在这种背景下；地主自然需要官员们的支持（否则，他们就难以抵制来自于农民方面的反抗），而官员做为政府的执法者自然也愿意维护地主的合法利益（当然了，前提就是地主愿意把越来越大的地租份额通过贿赂等方式给官员们分一部分）。
我们必须得知道，买官卖官他永远需要动力的（那就是作官的利益越来越大）。如果官员一方面可以拿着政府的工资，一方面又可以普遍的、近于公开的接受贿赂，那做官的动力自然就增大了。
在社会阶级矛盾没有太尖锐之前，在社会没有一个强势利益群体能够、或是愿意花大笔银子与官员协作之前，那人们做官的动力自然相对较弱。而买官卖官一旦成为公开，那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越来越巩固、紧密了，在这种背景下官员遂更敢于肆无忌惮的侵吞政府资源。
帝国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无非是贵族集团、宦官集团、官僚集团、大地主阶级联手通过种种合法的、非法的、合理的、罪恶的方法（主要是与地租、贪污、行贿相联系在一起的），把社会的、国库的东西都转移到了他们自己的家里。这样底层百姓生活越来越贫困，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大；而社会却表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
帝国解决这种危机的方法无非是：贵族、官僚、宦官集团组成的地主阶级少收点地租、少兼并点土地，少贪污、侵吞点国家财产。那帝国的财政危机自然会缓解。但，这永远是与虎谋皮！这几大利益群体都控制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所以强有力的对抗帝国这种“无理要求”。皇帝对此，自然表现的得一筹莫展。
但帝国这种财政危机总得解决呀！
既然这几个利益群体不想牺牲自己的利益（非法的利益、罪恶的利益），那只有让底层老百姓来牺牲他们的利益了。当然了，这些贵族、官僚、缙绅们得了便宜还卖乖，总一再说什么：一再向老百姓加税，那是竭泽捕鱼，那是饮鸠止渴！好象他们都是大明白人，都是悲天悯人的家伙，实际上呢？一牵涉他们自己的利益，马上就都变得麻木不仁了。最简单的事是，让他们少收点地租能行吗？让他们少贪污点行吗？让他们少偷点税、漏点税行吗？
因为帝国财政陷入危机之中，总得有人拿出自己的银子来填补这危机呀！官僚、贵族、宦官、皇帝不舍得拿出自己的既得利益，舍不得牺牲自己的非法的、甚至是罪恶的利益；如果老百姓再不牺牲自己的利益，那帝国的危机靠什么解决呢？
皇帝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贵族集团、宦官集团、官僚集团、缙绅集团当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
地主阶级自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农民们当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
但帝国的财政出现了巨大的窟窿，总得有人出钱填补呀！于是经过种种形式的力量搏奕，最后结果：这笔钱得由农民兄弟来出！因为各大利益群体经过搏奕，最终失败的永远是农民兄弟们。
虽然这种结果让各方都感到痛苦；上层利益群体悲天悯人的说：这样作是饮鸠止渴。下层利益群体悲苦无助的说：这样做是不想让我们活了。
但？结果是更改不了的。谁叫这几大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是农民兄弟失败了呢？但农民兄弟却绝不会永远甘于处于这种地位，他们总得想办法；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振臂一呼应者如云！
皇帝生气的说官僚、宦官、贵族集团，你们都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帝国因此灭亡了，你们家里的东西岂非都会一无所有。真是愚蠢的让人不可理喻！
这些挨骂的上层利益群体也失望私下向皇帝发牢骚：您家里岂非也放着一堆银子，为什么不拿出来。如果帝国灭亡了，您岂非也会一无所有。你才叫愚蠢的不可理喻。
他们都发出悲天悯人的呼喊，老百姓生活够苦了，再加税你叫老百姓怎么活啊！
他们也都哭着穷、叫着苦，总而言之，他们家里都没有钱。他们家里到底真的有没有钱，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真是一群大明白人！真是一群悲天悯人的大善人！翻开历史书，看得人头都疼；因为历史总是充斥着这种表演，面对这真真假假的表演，让人无从分辨真真假假。
帝国的危机无可挽救了。
贵族、官僚、宦官、皇室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非法的、罪恶的利益（高额的地租、贪污、收受贿赂），至于他们合法的利益，帝国就更不敢奢求了。
那只有让老百姓牺牲自己的利益了。
而最终的结果，终于还是让农民阶级承担了。因为地主阶级手中的资源比农民要大，他们也能抗拒帝国的“无理要求”，只有农民避无可避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得由他们“买单”，虽然这种危机主要是上面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折腾造成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强调人的原因，对于自然的原因先放在一边）
这几个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都自然而然的抗拒着。反正谁也不想为帝国的危机买单，但帝国的危机总得有人买单。
于是张三推李四、李四推王五、王五推赵六、赵六推、、、、；最终数赵六最软弱，所以只有他出钱“买单”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非常不公平，因为赵六最无辜、最穷；但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除了能在口头上给赵六一些最廉价的同情、安慰外，他们什么也懒得给了！
帝国需要钱，帝国非常缺钱；贵族、官僚、宦官这些上层利益群体可以少贪污一些吗？拥有大片土地的人们，可以少向农民收取点地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可以不用非法的手段，把自己的赋税转嫁给底层百姓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贵族、官僚、宦官、地主；这些上层利益群体可以捐些钱出出来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皇帝对此没有办法，当然了这绝不是崇祯皇帝无能，谁当这个皇帝恐怕也是这副德性。
最终的结果呢？只有让底层老百姓再暂时受点委屈了！
但底层百姓的忍耐也终是有限的，他们绝不会为帝国的财政危机无限期的“买单”；超过一定限度后，他们也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算什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皇帝的权力，在其间是苍白无力的。
皇帝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他拥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因为他处于帝国秩序的顶端。但如果他想侵害某个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就得要看众多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了。这绝不是他随心所欲可以决定的。就好象崇祯刚当皇帝时，随便找个长脑袋的人都会知道，只要把无官不贪、无贪不官的局面改变了，那帝国所有的事就都好办。问题是：这如何去做呢？那些所谓的阉党余孽自然一筹莫展，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一筹莫展。因为这一切绝不是简单的官员道德、或官员的能力决定的，他是受制于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
皇帝打击某个高级官员，这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俗话说，有人哭就有人笑。这个官员死了，就有一个人会接替他的位置；一个官僚党派受了打击，就会有另一个官僚党派受到重用。总而言之，皇帝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借力打力。 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爬到政治顶峰时；通常总会有着不计其数的人盼他倒霉，因为只有你下去，我们才有上去的机会。
崇祯皇帝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大权，通常是非常容易实行的，因为他总会得到众多的支持者。
皇帝之所以有能力一再加税；是因为不管大家怎样嚷嚷，但有一个事实是大家谁也无力否定的；那就是帝国如果不加税，那就无法维持军事机器的正常运行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加税实际上是能得到普遍利益群体支持的。因为如果帝国的军事机器无法正常运行，那普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靠什么来保护呢？
上层利益群体通常也会发些悲天悯人的呼喊，说什么不要再向老百姓加税了。但这永远是废话，因为帝国的危机已出现了；这危机总得有人买单吧。不让老百姓出钱，这自然是非常正确的观点；问题是：那这笔钱得由谁出？
让官僚集团、贵族集团、宦官集团出，怎么让他们出？限制他们贪污，这如何操作？限制他们收取高额的地租，这谁敢提呢？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说些什么老百姓苦、老百姓难的话，岂非都是说了些废话。
大明帝国后期就是充斥这种废话；这种废话看得皇帝都头疼， 最后甚至一看见这种话就生气。
老百姓苦、老百姓难；老百姓还会造反呢！如果有办法，皇帝也不是傻瓜，他没事向农民加什么税？但帝国的危机已存在了，这财政危机的“单”总得有人买吧！皇帝也知道不该向老百姓加税，这是肩膀上扛着脑袋的人都知道的；皇帝最想知道的是如何解决帝国越来越深重的危机，但这永远也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也是一些废话；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操作的可能性。
帝国既得利益阶层，都会说得一口漂亮的、感人的官话；总而言之，老百姓你们好可怜，我们好同情你；我们也是为了国家的、甚至是你们的长远利益，不得以这样。
皇帝是如此，官员们也是如此；但这都是废话；老百姓并不会因为他们这种漂亮话得到任何实惠！既得利益群体们利益依然在肆无忌惮的扩张着！
皇帝能够让底层百姓出钱为帝国的危机“买单”，因为他可以得到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因为无论大家说得如何动听，帝国的危机总得解决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合法的、非法的利益，那最终就只有让底层老百出钱为帝国的危机“买单”的。
如果皇帝想打击日益庞大的、既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又能得到谁的支持呢？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这永远是没有答案的。就象明太祖朱元璋定的法律“有官员敢贪污、害民，老百姓有权上京告他，谁敢阻拦杀无赦”。就象帝国之初制定种种保护普通民众利益的法律。但这种法律也只是一种想象，但这在小农社会中，他注定无法被真正执行的。因为这一系列法律都是保护分散的、孤立的、弱小的小农阶级利益，这个阶级的力量实太弱小了，他们无法监督、推动政府彻底执行这些法律。
在小农帝国中，马太效应几乎无可避免的。总而言之，越来越少的人口占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而最广大的人口，所占有的经济资源却越来越少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所拥有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了。
明政权快灭亡时。官员希望崇祯能慷慨的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并且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什么“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政权灭亡了，那那即使拥有钱财千万恐怕也只是给别人准备的。
看吧！这些大道理他们都是明白的。
明政权快灭亡时。崇祯皇帝希望官员、贵族们都捐点钱出来。并且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什么“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政权灭亡了，那就是拥有钱财千万恐怕也只是给别人准备的。
看吧！这些大道理他也是明白的。
问题是：一说要从他自己口袋里掏钱。马上就糊涂的跟傻子了一样了。问题是：一说要他们自己口袋里掏钱。马上就都一个劲的哭穷了。
明政权快灭亡时。与满清、流寇打仗需要花钱，安抚饥饿的百姓需要花钱。于是政府就一个劲的加税。
关于这种一再加税的危害。崇祯皇帝早就看出来了，至于那些大臣们更是都也心知肚明。他们都没完没了的说：这是饮鸠止渴的做法！这是恶性循环。这种话、这种观点在明末事实上已泛滥成灾了，所有的人都常借此发表一大通高见。好象他非常有见识一样！
实际上一涉及自己利益时，那一个个又都跟傻子一样了。
现今人看明末历史，也动不动重复这种陈腔滥调。好象自己非常有见识一般。
事实上不涉及自己利益，人们通常都慷慨激昂。仿佛他们最爱国、最爱老百姓了。问题是一涉及他自己的利益。马上就都变得麻木不仁，而且现实到了极点。
事实上，不涉及自己利益。谁都聪明的不得了。问题是一涉及自己的利益。马上就跟傻了一样。
这就是人！虽然滑稽，但事实上谁不是这样子的呢？
社会上的问题不是人们不明白事理，也不是太缺表面上最忧国忧民的人。问题是：一涉及他们的利益。我想他们又马上麻木不仁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侵蚀的底限是；它必须得保证政府能维持日常的运作。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侵蚀的底限是；它必须得保证普遍百姓能生存下去。
问题是：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谁又能拦得住呢？问题是：如果外敌开始兴起呢？如果老天爷又不给面子，成天闹灾害呢？那帝国政府自然无力实现自己的职能了，而老百姓自然很容易被逼得生存线以下。
明帝国就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侵蚀下；在外敌、自然灾害夹击下走向绝境的。帝国如何挽救自己呢？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没有理性的；虽然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大家的利益都会丧失的；虽然大家都在呼喊着，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利益都会丧失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没有理性的。
面对危机，一个权势人物曾说过一句最为经典的话：“敌人进来就抓我？就杀我？凭什么就让我出钱”？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是的，既然利益是大家的，就应该让大家一块出钱、出力；凭什么让我出？
问题：在不牵涉自己利益时，大家都是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但让自己拿出一毛钱来，恐怕也得哭半天穷！既然如此，他们自然永远也不会达成共识；既然如此，大家自然也都只有硬死也不屈的拼命的挖掘自己认为应得的利益！
虽然帝国倒塌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大家依然挖掘着帝国的根基。
二、历史的潮流
在追求利益时，不同的个体、群体，他们选择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处地利害关系是不同的。
他们在追求利益之时相互协作、争夺、汇合、冲突，最终形成一个合力。所谓的历史潮流，无非就是这种合力罢了。表面上是伟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这种合力、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
李自成、张献忠等振臂一呼，而让无数人追随；那是因为有无数在社会正常秩序下无法生存的人。失去这种背景下，李自成本事再大，也无法振臂一呼让无数人追随。
明帝国所以衰而不倒；那是因为明帝国代表着无数人的利益；如果明帝国轰然倒塌了，那普遍贵族、官僚、大太监、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靠什么保证呢？他们自然会成为帝国秩序最坚决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
明帝国之所以无可救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灾（人口压力、干旱）、人祸（吏治的腐败、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跌落到了生存的边缘下面。这使李自成等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除了反抗既有的社会秩序外，实在已没有太多的选择。
明帝国另一个无可救药的原因，是帝国的主要支持者（贵族、官僚、大太监、大地主、大商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肆意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对下极力压榨社会利益；对上极力侵蚀政府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是让帝国越来越多的人跌落到生存边缘之下，另一方面是使帝国的政府职能渐渐全部丧失。
明帝国就是在这种两种力量的夹击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李自成等人代表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强大；这并不是因为李自成等人的能力造就的，一切仅仅是因为在天灾、人祸、政府职能丧失的背景下，使明帝国陷入生存边缘之下的人越来越多；帝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那李自成就是失败一百次，也会再站起来的；帝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那李自成死亡之后自然会有另一个代替他的历史地位。就如王嘉胤死了，有紫金梁王；紫金梁王死后，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这种愈演愈烈的动乱，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一个首脑失败、或死亡而改变。
崇祯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变得越来越无可救药。仅仅是因为控制帝国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贵族、太监、官僚、缙绅）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对上可以侵蚀帝国政府的经济资源，对下可以压榨帝国社会的经济资源；帝国政府、帝国皇帝如果不能对此做出强有力的打击、限制，那他做再多的努力也将是一种徒劳。因为不解决这些问题，那帝国政府就无法正常履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职能。
表面上，政治非常简单。
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许多人认为明帝国的灭亡只是一个偶然性的错误造成的。最经典的说法就是，如果袁崇焕不死就会怎样；比这更经典的说法还有，如果崇祯皇帝愿意拿出内帑就能怎样，如果崇祯皇帝愿意和议就能怎样。
但这永远是一种错觉。
这都是把政治当童话产生的错觉。
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但人不是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给“人”下的定义。
决定历史潮流的绝不是某几个帝王将相，而是众多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
人不抽象的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泪痕以为，这句话用网络上的流行话去说就是“屁股决定大脑”。
一个人的思想，通常总是受自己所处的利益关系决定的。拿明末历史来举例子吧！如果是他是农民，他自然很容易站在农民的利益关系上思考这个社会；如果一个人是地主，他自然会很容易站在地主的利益关系上思考社会；一个人如果官员，他自然会很容易站在自己的利益关系上思考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明末的社会危机；人处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他所思考出来的解决方法自然是不同的。
做为官僚集团来说，他们自然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换而言之，老百姓生存环境再恶劣，也绝不能造反；因为只有如此，帝国社会才不会大乱。但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的老百姓会这样认为吗？
做为地主而言，他会认为农民田产量再少，也不能短了他那种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因为他们之间有契约的。但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的农民会这样认为吗？
做为一种理性的观点：（不牵涉自己利益时），贵族、太监、官员、缙绅自然都明白，如果肆意扩张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把越来越多的百姓逼入生存边缘之下。问题是：如果牵涉他们的利益时，他们自然都会把这一切抛在脑后的。
既然如此，帝国利益群体之间，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手段去协商各自的利益了。
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看，为满清效力的就是汉奸；如果真是如此，那范文程与吴三桂、洪承畴有多大区别呢？他们都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谁的功劳更大呢？显然大家谁也没有必要太过谦虚。
但站在皇权的角度去看，范、吴、洪之间的差别可大了去了。范文程站在忠君的角度去看，只是有一点点不纯；洪承畴则值得苛责了（因为大明皇帝信任、重用他，他竟然敢背叛大明皇帝）；至于吴三桂站在忠君的角度去看，则实在该死了（没有为大明帝国尽忠，后来还要造满清皇帝的反，做为人臣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吗？）
既然如此，一个人在皇权社会中背叛自己的民族实在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罪状。因为基于皇权的利益，是不会把这种标准看得太重的。所以范文程等人，是最早投靠满清、并为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卖命的汉人； 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非常高；后来乾隆皇帝出来贬低范文程，也仅仅是因为范文程是个“贰臣”，换而言之范文程受苛责，还是因为他在忠君的问题上有瑕疵，与他投靠异族无关。
既然如此，一个人背叛自己民族时；实际上并不是多么不了起的事。至少在明末这种人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如果他能对自己的新主子表示忠心耿耿，那在历史上通常也会留一个正面形象。比如范文程，他最早投靠了异族，为了帮异族征服自己的民族，他实在称得上“躬尽粹，死而后已”；他在历史上通常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
当然了，单纯站在民族的角度去看；那真是宁死我们也不会甘于异族的统治；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看，他们宁愿选择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
既然如此，一个人愿意接受异族的统治，实际上也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至少，如果有人敢说接受异族统治就是汉奸，那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肯定全是汉奸的子孙，没有一个会是例外的。对百姓而言，一个政府、一个统治者，只要他能代表普遍百姓的利益，他是哪个民族实际上并不重要。
当然了，站在民族的角度去看；那汉民族自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但基于阶级的、集团的利益，许多人、集团显然更愿意与满清合作。
我们对明末历史通常了想象；假如汉民族一致对外该多好啊！但这只是一种永远无法成立的假设，因为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他永远不可能单纯的、完全的站在民族角度上思考问题。
如果民族问题真是至高无尚的；那官员们少贪污点、少受贿赂点、地主少收点地租、少勒索点农民可以吗？显然是不可以的。
如果民族问题真是至高无尚的，那李自成等人，与史可法等人可以合作吗？那明帝国内部众多政治集团可以合作吗？显然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绝对是不可以的。
因为人不是抽象的（他绝不是只有民族这一种社会属性）。
当我们以把民族问题上升到至高无尚境界时，本身就是一种童话式的观点。
在这纷乱的、充满矛盾价值观的历史大变迁中；一个人应该何去何从呢？是当安份良民，还是造反作乱？是忠于明帝国皇帝，还是良臣择主而视？是忠于自己的民族，还是应该选择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人们都在做着痛苦的决择；人们都在纷纷的行动着；他们都通过自己或大、或小的力量影响着历史的变迁。
社会上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在利益面前都是积极的、能动的，他们追求利益时会冲突、联合，最后汇集成强大的力量，造就了历史的潮流。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权力、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才能）都是渺小的。
一个时代的伟大，绝不是因为出现了一系列英雄； 一系列英雄纷涌而出，却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元末明初；刘福通死，有朱元璋；朱元璋死有朱棣；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伟大功业不会因为某个权力者的死亡而终结。
明末清初；努尔哈赤死有皇太极，皇太极死有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有索尼、鳌拜等一干人！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伟大功业绝不会因为某个权力者的死亡而结束。
明末农民起义军，王嘉胤死了，有紫金梁王；紫金梁王死后，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而言之，那股无可抑制的叛乱，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也不会因为某次失败而停止了。
绝不只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之际是如此的；翻开历史在王朝交替之际都是如此的。
至于翻开中国现代史，就更是如此了。康梁保守了、有孙、汪；孙、汪之后有蒋介石；蒋介石反动了，有毛、周；毛泽东死后，有邓小平。那个时代的前进大潮，绝不会因为某个英雄人物的落后、反动、死亡而结束。
全文完。
在追求利益时，不同的个体、群体，他们选择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处地利害关系是不同的。
他们在追求利益之时相互协作、争夺、汇合、冲突，最终形成一个合力。所谓的历史潮流，无非就是这种合力罢了。表面上是伟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这种合力、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
李自成、张献忠等振臂一呼，而让无数人追随；那是因为有无数在社会正常秩序下无法生存的人。失去这种背景下，李自成本事再大，也无法振臂一呼让无数人追随。
明帝国所以衰而不倒；那是因为明帝国代表着无数人的利益；如果明帝国轰然倒塌了，那普遍贵族、官僚、大太监、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靠什么保证呢？他们自然会成为帝国秩序最坚决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
明帝国之所以无可救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灾（人口压力、干旱）、人祸（吏治的腐败、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跌落到了生存的边缘下面。这使李自成等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除了反抗既有的社会秩序外，实在已没有太多的选择。
明帝国另一个无可救药的原因，是帝国的主要支持者（贵族、官僚、大太监、大地主、大商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肆意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对下极力压榨社会利益；对上极力侵蚀政府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是让帝国越来越多的人跌落到生存边缘之下，另一方面是使帝国的政府职能渐渐全部丧失。
明帝国就是在这种两种力量的夹击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李自成等人代表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强大；这并不是因为李自成等人的能力造就的，一切仅仅是因为在天灾、人祸、政府职能丧失的背景下，使明帝国陷入生存边缘之下的人越来越多；帝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那李自成就是失败一百次，也会再站起来的；帝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那李自成死亡之后自然会有另一个代替他的历史地位。就如王嘉胤死了，有紫金梁王；紫金梁王死后，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这种愈演愈烈的动乱，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一个首脑失败、或死亡而改变。
崇祯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变得越来越无可救药。仅仅是因为控制帝国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贵族、太监、官僚、缙绅）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对上可以侵蚀帝国政府的经济资源，对下可以压榨帝国社会的经济资源；帝国政府、帝国皇帝如果不能对此做出强有力的打击、限制，那他做再多的努力也将是一种徒劳。因为不解决这些问题，那帝国政府就无法正常履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职能。
表面上，政治非常简单。
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许多人认为明帝国的灭亡只是一个偶然性的错误造成的。最经典的说法就是，如果袁崇焕不死就会怎样；比这更经典的说法还有，如果崇祯皇帝愿意拿出内帑就能怎样，如果崇祯皇帝愿意和议就能怎样。
但这永远是一种错觉。
这都是把政治当童话产生的错觉。
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但人不是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给“人”下的定义。
决定历史潮流的绝不是某几个帝王将相，而是众多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
人不抽象的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泪痕以为，这句话用网络上的流行话去说就是“屁股决定大脑”。
一个人的思想，通常总是受自己所处的利益关系决定的。拿明末历史来举例子吧！如果是他是农民，他自然很容易站在农民的利益关系上思考这个社会；如果一个人是地主，他自然会很容易站在地主的利益关系上思考社会；一个人如果官员，他自然会很容易站在自己的利益关系上思考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明末的社会危机；人处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他所思考出来的解决方法自然是不同的。
做为官僚集团来说，他们自然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换而言之，老百姓生存环境再恶劣，也绝不能造反；因为只有如此，帝国社会才不会大乱。但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的老百姓会这样认为吗？
做为地主而言，他会认为农民田产量再少，也不能短了他那种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因为他们之间有契约的。但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的农民会这样认为吗？
做为一种理性的观点：（不牵涉自己利益时），贵族、太监、官员、缙绅自然都明白，如果肆意扩张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把越来越多的百姓逼入生存边缘之下。问题是：如果牵涉他们的利益时，他们自然都会把这一切抛在脑后的。
既然如此，帝国利益群体之间，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手段去协商各自的利益了。
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看，为满清效力的就是汉奸；如果真是如此，那范文程与吴三桂、洪承畴有多大区别呢？他们都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谁的功劳更大呢？显然大家谁也没有必要太过谦虚。
但站在皇权的角度去看，范、吴、洪之间的差别可大了去了。范文程站在忠君的角度去看，只是有一点点不纯；洪承畴则值得苛责了（因为大明皇帝信任、重用他，他竟然敢背叛大明皇帝）；至于吴三桂站在忠君的角度去看，则实在该死了（没有为大明帝国尽忠，后来还要造满清皇帝的反，做为人臣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吗？）
既然如此，一个人在皇权社会中背叛自己的民族实在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罪状。因为基于皇权的利益，是不会把这种标准看得太重的。所以范文程等人，是最早投靠满清、并为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卖命的汉人； 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非常高；后来乾隆皇帝出来贬低范文程，也仅仅是因为范文程是个“贰臣”，换而言之范文程受苛责，还是因为他在忠君的问题上有瑕疵，与他投靠异族无关。
既然如此，一个人背叛自己民族时；实际上并不是多么不了起的事。至少在明末这种人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如果他能对自己的新主子表示忠心耿耿，那在历史上通常也会留一个正面形象。比如范文程，他最早投靠了异族，为了帮异族征服自己的民族，他实在称得上“躬尽粹，死而后已”；他在历史上通常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
当然了，单纯站在民族的角度去看；那真是宁死我们也不会甘于异族的统治；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看，他们宁愿选择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
既然如此，一个人愿意接受异族的统治，实际上也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至少，如果有人敢说接受异族统治就是汉奸，那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肯定全是汉奸的子孙，没有一个会是例外的。对百姓而言，一个政府、一个统治者，只要他能代表普遍百姓的利益，他是哪个民族实际上并不重要。
当然了，站在民族的角度去看；那汉民族自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但基于阶级的、集团的利益，许多人、集团显然更愿意与满清合作。
我们对明末历史通常了想象；假如汉民族一致对外该多好啊！但这只是一种永远无法成立的假设，因为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他永远不可能单纯的、完全的站在民族角度上思考问题。
如果民族问题真是至高无尚的；那官员们少贪污点、少受贿赂点、地主少收点地租、少勒索点农民可以吗？显然是不可以的。
如果民族问题真是至高无尚的，那李自成等人，与史可法等人可以合作吗？那明帝国内部众多政治集团可以合作吗？显然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绝对是不可以的。
因为人不是抽象的（他绝不是只有民族这一种社会属性）。
当我们以把民族问题上升到至高无尚境界时，本身就是一种童话式的观点。
在这纷乱的、充满矛盾价值观的历史大变迁中；一个人应该何去何从呢？是当安份良民，还是造反作乱？是忠于明帝国皇帝，还是良臣择主而视？是忠于自己的民族，还是应该选择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人们都在做着痛苦的决择；人们都在纷纷的行动着；他们都通过自己或大、或小的力量影响着历史的变迁。
社会上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在利益面前都是积极的、能动的，他们追求利益时会冲突、联合，最后汇集成强大的力量，造就了历史的潮流。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权力、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才能）都是渺小的。
一个时代的伟大，绝不是因为出现了一系列英雄； 一系列英雄纷涌而出，却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元末明初；刘福通死，有朱元璋；朱元璋死有朱棣；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伟大功业不会因为某个权力者的死亡而终结。
明末清初；努尔哈赤死有皇太极，皇太极死有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有索尼、鳌拜等一干人！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伟大功业绝不会因为某个权力者的死亡而结束。
明末农民起义军，王嘉胤死了，有紫金梁王；紫金梁王死后，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而言之，那股无可抑制的叛乱，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也不会因为某次失败而停止了。
绝不只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之际是如此的；翻开历史在王朝交替之际都是如此的。
至于翻开中国现代史，就更是如此了。康梁保守了、有孙、汪；孙、汪之后有蒋介石；蒋介石反动了，有毛、周；毛泽东死后，有邓小平。那个时代的前进大潮，绝不会因为某个英雄人物的落后、反动、死亡而结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