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灭亡
中国古代的农业税率一般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地少的时候前者,地多了后者,每亩收20斤米,近10%的税率,对农民绝对是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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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明帝国政府真收取10%的税率。
但泪痕实在想知道，哪个地主的地租会是这样低的份额？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泪痕主帖中的这些话，您怎么不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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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明帝国政府真收取10%的税率。
但泪痕实在想知道，哪个地主的地租会是这样低的份额？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泪痕主帖中的这些话，您怎么不提了呢？
复xiaohai1977先生：
（一）、地租在50%以上也是各个朝代的常态，不是只有明朝，这个是土地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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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刚建立之时，地租也会达到50%以上吗？
这种高额地租，只是是建立在土地被少数人占有之后的！
这种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率，叫什么各朝代的常态？一个朝代，如果地租率已走向这种高额的、垄断性的地步，他本身就走近灭亡了。这叫各个朝代的常态？
政府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就超出了农民承受的能力；地主一亩地收取一百多斤米，却是一种各朝代的常态。您的观点，叫我说什么好呢？
（二）、所以土地是农民之根本，这也是中国古代抑制土地兼并是政府重要任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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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开篇那一两万字，无非也是想说明这个道理！
只有普遍土地被少数人占有之后，才会出现地租率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八十的事。而这种事出现，才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复xiaohai1977先生：
（一）、 这是我主帖中的原话：
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即使明帝国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那农民肯定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实在太轻了。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泪痕主要观点是：一亩地收取20斤米，也实在不是了起不的数字。更何况，明帝国根本就没有收取过这样重的赋税。
泪痕的结论是：导至明帝国灭亡的，是随着土地兼并而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垄断性的地租造成的。
我不知您一再的回复，到底是针对我哪个观点而来的。
（二）、政府收取10%的赋税，这很重。即使您的观点能成立，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这就能证明帝国赋税过重导至了帝国的灭亡吗？
如果您能真持这种观点，泪痕只能说您不过是地主阶级意识的一种反映。因为这无非是证明地主收取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八的地租是正常的，而政府收取百分之十的赋税就足以导致帝国的灭亡。但？这能说通吗？
二、帝国军事资源的流失
明帝国的政府资源，主要有两项。
一项是军事方面的，明帝国拥有一二百万的军队；更主要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曾自豪的吹嘘：我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而来这笔财富换算成万历年间的白银，最保守也有两三千万两白银。（详见上一节）
明帝国政府另一项资源是赋税方面：明帝国每年赋税总收入，折合成万历年间的银价应该有两千多万两白银。[注1]这笔银子虽说数目非常大，但折合在明帝国庞大的经济基数之上，也不过是每亩地平均收取个十来斤米罢了。（详见第一章第一节）
但我们仍然按开篇那种说法，假设明帝国政府一年平均每亩地收取20斤米，因为明帝国政府加在百姓头上的负担，还有徭役的。
帝国政府并不需要横征暴敛，因为它只要把这两项经济资源握在手里，就足以实现它政府的全部职能；而且这两项经济资源，明帝国从建立起就一直拥有着。
当然了，明帝国只要能把这两项经济资源牢牢掌握着，就足以使自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因为明太祖、成祖也是靠这两项经济资源傲视天下的。
但很不幸，最后帝国这两项资源也大部分流失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在军事方面。
帝国后期仍然拥有一二百万军队；但这恐怕只是帐面上的，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军队，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他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到底有多少，那恐怕更只有上帝知道了。
最经典的是吴襄对皇帝说的话，“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
“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供养这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已流失殆尽了；明帝国最初供养军队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大量的、专门用于供养军队的国有田地（数千万亩、甚至接近一亿亩的军屯田地）食盐卖买的垄断权力（以此换来大量的商屯）。而这种政府控制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最后逐步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
这样庞大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一旦残破，帝国中央财政遂只有不断支出军费了，而且这笔费用开支越来越大；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的事，已成为普遍的、无法改变的事实。
明太祖曾吹嘘的“朕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实的逐步形成、越来越严重，明帝国中央财政注定是要破产的！因为后来帝国“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时代已越来越成为遥远的神话故事了，帝国政府为军费开支，开支不断的向社会增加新税，而且越来越多。就是如此，帝国军队欠饷的事，也成为无可改变的、越来越普遍的事实！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帝国早就有兵，帝国早就有兵饷。但供养他的经济基础早已残破不堪了，现在帝国政府只有重新构建这一切；但这样庞大的工程，对一个衰朽的帝国而言，实在等于要他的命啊！
帝国中央财政与军费的开支相比，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我们知道，明帝国中央财政最多时也不过四五百万两银了罢了；而帝国的军费开支呢？我们上一节已计算过，他最保守的估算也需要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从这两个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让帝国中央财政去担负军费开支，那是注定无力承担的！所谓用皇帝私房钱，就能担负军费开支，那更是一种童话般的说法。
而随着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腐烂，帝国军费的开支，遂只有一个劲的都走中央财政了。这就是后来明帝国“三饷”兴起的背景，但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已成为最普遍的事实。
帝国政府加税，自然是不对的；问题是：不加税如何修补军事系统出现的这个天大的窟窿呢？帝国官员们显然都开始含糊其词了；因为他们哪有这种本事呢？当然了，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的暗示，如果皇帝肯拿出私房钱来，就可以修补这个窟窿了。泪痕以为，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想法、说法。
帝国在和平时期，军事系统常遭到各种利益群体惊人的侵蚀；因为军事系统在和平时期仿佛只是摆设； 各种利益群体无休无止的侵蚀帝国军事系统的资源，并不会对帝国造成明显的危害；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军队只要保持强盛时期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就足以实现自己的全部职能；所以人们对这种系统的被侵蚀，常会变得麻木不仁；但真正战争将要兴起之时，一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真正的战争一旦兴起，帝国残破的军事系统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了。于是帝国想改变这种状态，但这实在已超越了帝国政府的能力了。事实上，这一切几乎是无法改变的，军事系统的经济资源此时一片狼籍，但你想查吧，这都是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来逐步造成的事实；这是普遍官员、将领、普通百姓都参与的事；你将如何查处呢？就算查出来又能怎样呢？弄来弄去，你也只有默认这种既成事实。
这种既成事实，如果你默认了，那军费问题就会日渐成为拖垮帝国的顽症了。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就会多出一笔好象突然冒出来的、且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我朝太祖曾经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帝国的枪杆子就成了这种样子，那帝国政权还靠什么强有力的维持呢？
明帝国后期的所有危机，最直接的、最表面的现象无非是“枪杆子”越来越腐烂了。明帝国虽然为了修复这个腐烂的“枪杆子”一再加税；加税已加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军费问题呢？依然没有着落，帝国军队欠饷依然是最普遍存在的事实。
这种事实上的存在，已足以让帝国政府头痛不已了！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一枝在册十万人的军队，到底真正有多少士兵，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他到底有多少合格的士兵，更只有上帝知道了；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到底都如何应用了、都干了些什么事？恐怕同样只有上帝知道了，总而言之，皇帝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帝国的军事资源是拥有一二百万军队，还有供养这一二百万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但这两项内容，实际上后来都在二百多年时间里，被侵蚀殆尽了，他供养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残破了，军队整体素质更是惊人的下降了。而这一现状，是谁也能看到的，崇祯刚当皇帝不久后，就已清晰的发现了这种事实；但只能自欺欺人略作整顿便置之不理了。
整顿帝国的军事系统这太难了，也实在让人不敢去多想的。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呢？
当然有了！据一种最古老的说法就是，如果皇帝信任、重用一个优秀的统帅，那马上就可以改变帝国的边防危机。但这种说法，实际永远是一种童话般的说法；历史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哪有这么简单的？
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遂夸口五年平辽；虽然从客观的条件去看，这纯粹是不着边的说空话。但皇帝、所谓本事比天也大的臣子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不用去多管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既然找一个优秀的统帅，就可以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那帝国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自然可以不用多管了，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敌人一鼓作气打到了北京城下。
最终明帝国灭亡了，许多人竟然还一再说什么：如果皇帝充分信任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泪痕以为，这真叫执迷不悟的可以！
在明帝国后期，绝没有人敢高呼：“如果不改变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那让谁当统帅也是注定要挨打的！” 因为一个人说这种话，那不是明着给皇帝、官僚集团出难题吗？因为他们皇帝、官僚集团哪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本事呢？那不是明着要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吗？因为解决军事系统的腐烂，肯定是要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帝国的边防危机；人们通常只能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前方统帅的无能（杨镐、熊庭弼、王化贞、袁崇焕都不过是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另一种观点自然是：皇帝不能充分信任、重用优秀的统帅（比如如果信任重用熊庭弼、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但一个军队如果连到底有多少士兵？有多少合格士兵？军费到底都干什么了都不知道，那让谁当统帅又能怎样呢？
帝国想要重振军事雄威；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那就是修补供养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一个成天欠饷的、普遍欠饷的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呢？当然了，大力整顿军队内部的贪污、弄虚作假、受贿问题，一个帝国，如果连军队到底有多少士兵、到底有多少合格士兵都闹不清楚，那还靠什么打胜仗呢？
但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实在太难了；帝国上下都希望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当然了，帝国上上下也相信肯定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袁崇焕神话永远不倒的原因！
帝国灭亡，是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扩张的结果；但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也绝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因为一个人想发表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那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于是袁崇焕的神话就存在了，好象既得利益集团怎样肆意侵犯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只要能找到一个袁崇焕式的英雄人物，就可以保证他们的统治万世不拔！
[注1]：由建文朝开始至正统朝为止，夏秋二税米麦一般都在三千万石至三千二百万石之间。如果加上军队屯田的屯租（子粒）收入，最高时米麦曾达到五千四百余万石。折色和税课的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茶、盐、铁、布匹、棉布等。（摘自《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一年三千多万石的米麦，再加上盐、铁等收入，折合成万历年间的白银，怎么也得有两千多万两白银吧。
明帝国的政府资源，主要有两项。
一项是军事方面的，明帝国拥有一二百万的军队；更主要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曾自豪的吹嘘：我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而来这笔财富换算成万历年间的白银，最保守也有两三千万两白银。（详见上一节）
明帝国政府另一项资源是赋税方面：明帝国每年赋税总收入，折合成万历年间的银价应该有两千多万两白银。[注1]这笔银子虽说数目非常大，但折合在明帝国庞大的经济基数之上，也不过是每亩地平均收取个十来斤米罢了。（详见第一章第一节）
但我们仍然按开篇那种说法，假设明帝国政府一年平均每亩地收取20斤米，因为明帝国政府加在百姓头上的负担，还有徭役的。
帝国政府并不需要横征暴敛，因为它只要把这两项经济资源握在手里，就足以实现它政府的全部职能；而且这两项经济资源，明帝国从建立起就一直拥有着。
当然了，明帝国只要能把这两项经济资源牢牢掌握着，就足以使自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因为明太祖、成祖也是靠这两项经济资源傲视天下的。
但很不幸，最后帝国这两项资源也大部分流失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在军事方面。
帝国后期仍然拥有一二百万军队；但这恐怕只是帐面上的，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军队，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他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到底有多少，那恐怕更只有上帝知道了。
最经典的是吴襄对皇帝说的话，“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
“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供养这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已流失殆尽了；明帝国最初供养军队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大量的、专门用于供养军队的国有田地（数千万亩、甚至接近一亿亩的军屯田地）食盐卖买的垄断权力（以此换来大量的商屯）。而这种政府控制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最后逐步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
这样庞大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一旦残破，帝国中央财政遂只有不断支出军费了，而且这笔费用开支越来越大；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的事，已成为普遍的、无法改变的事实。
明太祖曾吹嘘的“朕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实的逐步形成、越来越严重，明帝国中央财政注定是要破产的！因为后来帝国“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时代已越来越成为遥远的神话故事了，帝国政府为军费开支，开支不断的向社会增加新税，而且越来越多。就是如此，帝国军队欠饷的事，也成为无可改变的、越来越普遍的事实！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帝国早就有兵，帝国早就有兵饷。但供养他的经济基础早已残破不堪了，现在帝国政府只有重新构建这一切；但这样庞大的工程，对一个衰朽的帝国而言，实在等于要他的命啊！
帝国中央财政与军费的开支相比，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我们知道，明帝国中央财政最多时也不过四五百万两银了罢了；而帝国的军费开支呢？我们上一节已计算过，他最保守的估算也需要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从这两个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让帝国中央财政去担负军费开支，那是注定无力承担的！所谓用皇帝私房钱，就能担负军费开支，那更是一种童话般的说法。
而随着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腐烂，帝国军费的开支，遂只有一个劲的都走中央财政了。这就是后来明帝国“三饷”兴起的背景，但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已成为最普遍的事实。
帝国政府加税，自然是不对的；问题是：不加税如何修补军事系统出现的这个天大的窟窿呢？帝国官员们显然都开始含糊其词了；因为他们哪有这种本事呢？当然了，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的暗示，如果皇帝肯拿出私房钱来，就可以修补这个窟窿了。泪痕以为，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想法、说法。
帝国在和平时期，军事系统常遭到各种利益群体惊人的侵蚀；因为军事系统在和平时期仿佛只是摆设； 各种利益群体无休无止的侵蚀帝国军事系统的资源，并不会对帝国造成明显的危害；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军队只要保持强盛时期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就足以实现自己的全部职能；所以人们对这种系统的被侵蚀，常会变得麻木不仁；但真正战争将要兴起之时，一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真正的战争一旦兴起，帝国残破的军事系统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了。于是帝国想改变这种状态，但这实在已超越了帝国政府的能力了。事实上，这一切几乎是无法改变的，军事系统的经济资源此时一片狼籍，但你想查吧，这都是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来逐步造成的事实；这是普遍官员、将领、普通百姓都参与的事；你将如何查处呢？就算查出来又能怎样呢？弄来弄去，你也只有默认这种既成事实。
这种既成事实，如果你默认了，那军费问题就会日渐成为拖垮帝国的顽症了。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就会多出一笔好象突然冒出来的、且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我朝太祖曾经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帝国的枪杆子就成了这种样子，那帝国政权还靠什么强有力的维持呢？
明帝国后期的所有危机，最直接的、最表面的现象无非是“枪杆子”越来越腐烂了。明帝国虽然为了修复这个腐烂的“枪杆子”一再加税；加税已加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军费问题呢？依然没有着落，帝国军队欠饷依然是最普遍存在的事实。
这种事实上的存在，已足以让帝国政府头痛不已了！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一枝在册十万人的军队，到底真正有多少士兵，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他到底有多少合格的士兵，更只有上帝知道了；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到底都如何应用了、都干了些什么事？恐怕同样只有上帝知道了，总而言之，皇帝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帝国的军事资源是拥有一二百万军队，还有供养这一二百万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但这两项内容，实际上后来都在二百多年时间里，被侵蚀殆尽了，他供养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残破了，军队整体素质更是惊人的下降了。而这一现状，是谁也能看到的，崇祯刚当皇帝不久后，就已清晰的发现了这种事实；但只能自欺欺人略作整顿便置之不理了。
整顿帝国的军事系统这太难了，也实在让人不敢去多想的。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呢？
当然有了！据一种最古老的说法就是，如果皇帝信任、重用一个优秀的统帅，那马上就可以改变帝国的边防危机。但这种说法，实际永远是一种童话般的说法；历史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哪有这么简单的？
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遂夸口五年平辽；虽然从客观的条件去看，这纯粹是不着边的说空话。但皇帝、所谓本事比天也大的臣子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不用去多管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既然找一个优秀的统帅，就可以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那帝国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自然可以不用多管了，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敌人一鼓作气打到了北京城下。
最终明帝国灭亡了，许多人竟然还一再说什么：如果皇帝充分信任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泪痕以为，这真叫执迷不悟的可以！
在明帝国后期，绝没有人敢高呼：“如果不改变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那让谁当统帅也是注定要挨打的！” 因为一个人说这种话，那不是明着给皇帝、官僚集团出难题吗？因为他们皇帝、官僚集团哪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本事呢？那不是明着要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吗？因为解决军事系统的腐烂，肯定是要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帝国的边防危机；人们通常只能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前方统帅的无能（杨镐、熊庭弼、王化贞、袁崇焕都不过是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另一种观点自然是：皇帝不能充分信任、重用优秀的统帅（比如如果信任重用熊庭弼、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但一个军队如果连到底有多少士兵？有多少合格士兵？军费到底都干什么了都不知道，那让谁当统帅又能怎样呢？
帝国想要重振军事雄威；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那就是修补供养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一个成天欠饷的、普遍欠饷的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呢？当然了，大力整顿军队内部的贪污、弄虚作假、受贿问题，一个帝国，如果连军队到底有多少士兵、到底有多少合格士兵都闹不清楚，那还靠什么打胜仗呢？
但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实在太难了；帝国上下都希望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当然了，帝国上上下也相信肯定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袁崇焕神话永远不倒的原因！
帝国灭亡，是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扩张的结果；但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也绝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因为一个人想发表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那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于是袁崇焕的神话就存在了，好象既得利益集团怎样肆意侵犯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只要能找到一个袁崇焕式的英雄人物，就可以保证他们的统治万世不拔！
[注1]：由建文朝开始至正统朝为止，夏秋二税米麦一般都在三千万石至三千二百万石之间。如果加上军队屯田的屯租（子粒）收入，最高时米麦曾达到五千四百余万石。折色和税课的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茶、盐、铁、布匹、棉布等。（摘自《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一年三千多万石的米麦，再加上盐、铁等收入，折合成万历年间的白银，怎么也得有两千多万两白银吧。
复xiaohai1977先生：
（一）、您关于地租的说法。无非是说，百分之五六十、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地租存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合法的。如果把这种地租存在，说成是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成立的。不知泪痕的理解有没有错？
（二）、现代的土地承包费，是交给谁了？土地承包费，能与地租等吗？
现代农业税，又是交给谁了？
换句话说，所谓的土地承包费、农业税；真有本质的差别吗？当然了，在政府减免农业税后，还想一心向农民收费的官员眼中，土地承包费与农业税自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现代社会土地都是国有的，明王朝时普遍土地是私有的（最后都成为极少数人的私有），您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土地制度下的内容做类比，能说通吗？
（一）、您关于地租的说法。无非是说，百分之五六十、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地租存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合法的。如果把这种地租存在，说成是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成立的。不知泪痕的理解有没有错？
（二）、现代的土地承包费，是交给谁了？土地承包费，能与地租等吗？
现代农业税，又是交给谁了？
换句话说，所谓的土地承包费、农业税；真有本质的差别吗？当然了，在政府减免农业税后，还想一心向农民收费的官员眼中，土地承包费与农业税自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现代社会土地都是国有的，明王朝时普遍土地是私有的（最后都成为极少数人的私有），您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土地制度下的内容做类比，能说通吗？
三、帝国政府资源的流失
帝国每年赋税方面的收入，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年两千万两白银以上。只是帝国后期主要通货成了白银，而且人们为了神话皇帝的内帑、夸大矿税、三饷的意义；所以使人们对明末帝国财政收入总是一头雾水。明末全年帝国财政收入，应该与从前没有多大差别，折合成当时的白银应该仍在两千万两白银以上。[注1]
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需要供给皇室、贵族、官僚、太监生活用的；而这笔费用通常总是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之中，因为贵族人口是处于不断上涨的，官僚、太监的人数也总是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俸禄、福利（免粮、免丁）总数，自然会越来越多。
但这一切都是明面上的，它实际上不会对帝国财政构成真正威胁。因为相对于帝国那样大的经济基数而言，这种支出虽然不断增加，但它总是有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社会奢侈消费的风气越来越浓。因为社会上拥有万千财富的豪富之人越来越多；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推动奢侈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官僚、太监、缙绅自然不会满足于政府给予的那些合法的、既有的物资（皇室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所谓的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越来越响彻天地，而且这种理论谎言千遍成真理，遂被当时、后世普遍人所接受。于是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合法的、半合法的贪污、敛财方法堂而皇之的存在于政府各个角落。
总而言之，皇室、上层贵族、上层太监、普遍官僚成员的实际收入、实际享受的福利，在他们经过种种合法的、半合法的、完全违法的努力后，早已远远超出了帝国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他们为自己这种行为辩护的理由是，明太祖为他们定的工资标准实在太低了。
是的，在官僚集团利益不断扩张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他们定的工资实际就是太低了。因为做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也得娶个三妻四妾，还得养一大堆奴仆（抬轿的、跟班的、打杂的、丫环、保姆、做饭的、养马的），还得保证自己亲人都能过上“有闲”阶层的日子，还得隔三岔五的向上司拉关系送钱，更得保证大笔用于应酬、交际的酒水钱、、、、、。如果官员们普遍追求的生活标准是这样的，那明太祖给他们定的工资的确太低了！而官员们的这种生活标准，后来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如此，他们除了撒开手贪污、受贿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如此，他们贪污、受贿能不算合情、合理的吗？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当然也要占统治地位；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虽然荒谬、荒唐、无耻，但在当时、甚至在后世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所谓明末官员工资太低，所以贪污、受贿合情、合理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官员收入低，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水准（他们认为应该享有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了。当然了，通常中央政府的清水衙门最先哭穷；因为县令、甚至乡长之类的芝麻、绿豆一样的官，通常都可以享受到上述官员的生活标准（因为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官，敛财的机会、渠道非常多），而他们这些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如果按工资去消费，永远也达不到上述的官员生活标准。于是他们自然会大喊小叫，有机会、渠道捞取钱财的官员们，为了让整个官僚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就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央、地方的各个清水衙门都分上一杯羹。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臣两月之内推辞书仪五百两，臣寡交于交际犹然如此，其余可以类推”。
最后大家都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普遍享受到了官员们应该享有的标准；最后大家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于是就编造种种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
而这种无耻的理论一旦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那帝国官员在贪污、侵蚀帝国政府资源时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为了证明官僚集团扩张利益之时，是如何无耻的、肆无忌惮的为自己利益辩解；并且最终谎言千遍成真理。我们再举一个明末最常见的例子。
“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这段话摘自顾诚《明末农民起义》）
“没有皇帝的批示，缺官是无法推补的，当时不仅中央政府部门缺官不补，地方政府也不例外。”
“大最官员长期不补，在职官员心灰意懒，杜门不出，使各级政府机构濒临半瘫痪状态。这是神宗怠于临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段话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泪痕以为，顾诚先生、樊树志先生对万历这种批评；完全是明末官僚集团谎言千遍成真理的结果。因为，根本用不着任何历史修养，只要有一点点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全是谎话。但这种谎话，竟然让现代历史学者普遍接受；顾、樊这种话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的罢了。
官僚集团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之一；从普遍意义而言普遍人都想挤入这个群体之中。而由此引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社会群体总会变得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常识，也是社会常识、政治常识；所以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官员，常常会成为普遍政治家的成天呼喊的口号；当然了，这通常只是以口号开始、也会以口号结束。因为面对一个大家都想往进挤的社会群体，你想精简它，那你的本事也实在太大了。
宋代有“冗官”之说，清代有“灾官”之说，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有“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说法。在明末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帝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缺官已无法维持政府正常运行了；真是怪事年年有，但明末也真是太多了！
“冗官”、“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等说法好理解，清代所谓的“灾官”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买官成风的社会中，大家都排着队买官，卖官的人也是恨不得一天卖他几十个官；这种结果就是：许多人花钱买上了官，但这个官是空头的、或是候补的，递补一个实缺那实在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有人当候补官员足足当了十七八年，还是没有熬到头；（幸好大清皇帝还比较有威严，否则？所谓官员不够用的言论肯定也要高涨了），但空头的、候补的官，也总是个官，他们也需要维持官员的体面排场。问题是：他们又缺乏实际贪污、受贿、敲诈别人的机会，却又去按官员的生活标准摆排场，那结果必然是把自己家给弄败了！一个做这种官，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楚了。
而当时俗语有云；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上内容转述于蔡磊主编的《中国通史、清代历史卷》）
看看大家为了当个官，是多么的不容易；皇帝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艰辛，被挨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看看排着队等着当官的人有多少？如果皇帝不给他们积极解决工作岗位，他们能不着急吗？
官员工资少，所以贪污、受贿有理；皇帝昏晕，所以帝国官员不够用；这种理论的高涨，本身就是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空前膨胀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资源不大量流失可以想象吗？
明帝国后期，“工部召商采办时的宿弊，经办官员层层收取回扣，工部名义上发银一千两，到商人手上只不过三四百两而已。”
当这种事情在崇祯二年浮出水面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否定这种事实；他们只是反复说“此从来陋规”；只是反复说如果因此去处罚具体的某个官员，实在有些冤枉这些官员。
崇祯初年，刘懋向皇帝说：“今日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一，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面对以上事实，官员们虽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显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说这不是事实。
以上历史内容，出自《烈皇小识》、《崇祯长编》，转引自樊树志《崇祯传》。
当然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兵部、将领吃空饷；吏部买官卖官；监察部门收取官员贿赂；地方的父母官自然更不会落后了。
“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务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
“巡按查盘、访辑、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遗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见《明史、梁庭栋传》）
“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没有五六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一个道台知府的差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以至州县衙门的主官及佐贰之缺额，都各有定价，甚至而至于举人监生及衙门吏胥的人选，也多以贿赂成交。”（见韩一良的奏章）
至于军事系统内，就更得一蹋糊涂了；虚冒军费更是普遍之极的事。万历皇帝死后，官僚集团终于说服了新皇帝拿出二百万两的内帑给军队发“奖金”，但结果呢？“荷戈之士未沾，文武私囊丰满”。（《明熹宗实录》，转引于徐凯《泰昌帝、天启帝》）
在这种背景下，某个官员的清廉根本于事无补；他们能保持自己的清廉已难能可贵了，如果指望他们去反腐倡廉，那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这也就是韩一良，打死都不敢实指一个贪污、受贿官员的原因。因为让一个官员去做这种事，那实在等于是要他的命啊，这实在等于把他推向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了。
我们从以上事情可以看出来，明帝国政府后期财政收入虽然没有缩水（加上辽饷那是增加了），但实际上已缩水了一半以上。而所谓的东林党人呢？显然对此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也没有积极去尝试过解决它。
一心想中兴帝国的崇祯皇帝；终于一点点的发现了帝国的真相；却也是一筹莫展。
年少的崇祯皇帝；总认为自己政治才能非常高明，因为他曾一举打垮了势力巨大的魏忠贤的集团。但？魏忠贤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皇帝手下的奴才罢了！皇帝想杀魏忠贤这种人，那是轻轻伸出个小姆指就可以实现，如果魏忠贤这种奴才都能挑战皇权，那大明帝国早就灭亡一二百年了，哪能轮得灭亡在崇祯皇帝手中。
夸大魏忠贤的罪恶、势力，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卸自己罪恶的一种手段罢了。魏忠贤死了，年少的皇帝感觉中帝国的中兴就在眼前了；但这只是年少皇帝的一种幻觉，打垮一个魏忠贤及其集团，那实在太容易了；但打击、抑制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皇帝却是直到死也没有做出任何一丁点儿实质性的成绩！
魏忠贤还在宫里当杂工之时，明帝国边防、财政危机就已无可抑制了越来越严重了；魏中贤成为九千岁后，明帝国边防、财政也不过是逼德性罢了；当然了，魏忠贤死后，明帝国的边防、财政仍然不过是副德性罢了。区区一个魏忠贤，对明帝国的衰亡能有多大的意义？
帝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都已被各种利益群体（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将领）通过种种渠道侵蚀殆尽了。虽然从帐面上帝国政府每年依然保持着巨大的赋税收入、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军费；但一切只是帐面上的；他实际上都已流出了政府控制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帝国政府才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无力应付各种随之而来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如果想改变自己衰亡的命运；只有大力打击政府、军队内部的贪污问题；只有恢复帝国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恢复赈灾系统，还有限制土地兼并、及高额的地租。但我们知道，上述内容帝国实际上哪个也无去做到的。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表现。帝国政府哪有这种本事呢？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只有增加新税了！
政府增加新税自然让人讨厌，但所有反对增加新税的观点，都是一些陈腔滥调；总而言之，这是饮鸩止渴的作法；老百姓生活已非常贫穷了；这种种说法，凡长脑袋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是：帝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呢？他们却显然都含糊其词了！做为帝国高级官员，如果不想着如何具体解决办法，就这样一昧的说漂亮话、空话、官话，真的很伟大吗？
帝国的政府资源；在崇祯当皇帝之时，实际上已流失了一半以上。所以帝国政府在维持正常职能之时，在帐面上已全是赤字了。即使在增加辽饷之后，也是如此的。
如何解决帝国财政上的赤字呢？
帝国官员自然不敢把矛头指向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敢把矛头指出皇帝的私房钱。这种作法，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一个劲的危言耸听的、把帝国的命运归于皇帝的私房钱上，就实在错得惊人了。因为面对一个人口上亿、地域数百万平方公里、常备军队在一二百万、官方在册田地7亿亩的帝国之中，皇帝的那点私房钱，真的能决定帝国命运吗？
我们也许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全国人民一人给我一毛钱，那我就发了；是的，即使全国人民都只给你一毛钱，那也就是一亿块钱！这一亿块钱如果孤立的去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如果摊在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之上，那就非常渺小了。皇帝的私房钱，实际上也是如此的。
真正决定帝国命运的，绝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每年50%、60%、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都已让他们通过地租、贪污、受贿、转嫁赋税等方式弄走了；所谓皇帝的私房钱，最多不过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分子罢了！
[注1] 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摘自《明史、食货志》）
夏税米麦4685万石；秋粮米2203万石；屯田等征粮458万石；大小盐引222万余引；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折合当时白银两千多万两吧。再加后来增加的辽饷，一年收入就接近三千万两白银了。
帝国每年赋税方面的收入，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年两千万两白银以上。只是帝国后期主要通货成了白银，而且人们为了神话皇帝的内帑、夸大矿税、三饷的意义；所以使人们对明末帝国财政收入总是一头雾水。明末全年帝国财政收入，应该与从前没有多大差别，折合成当时的白银应该仍在两千万两白银以上。[注1]
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需要供给皇室、贵族、官僚、太监生活用的；而这笔费用通常总是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之中，因为贵族人口是处于不断上涨的，官僚、太监的人数也总是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俸禄、福利（免粮、免丁）总数，自然会越来越多。
但这一切都是明面上的，它实际上不会对帝国财政构成真正威胁。因为相对于帝国那样大的经济基数而言，这种支出虽然不断增加，但它总是有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社会奢侈消费的风气越来越浓。因为社会上拥有万千财富的豪富之人越来越多；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推动奢侈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官僚、太监、缙绅自然不会满足于政府给予的那些合法的、既有的物资（皇室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所谓的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越来越响彻天地，而且这种理论谎言千遍成真理，遂被当时、后世普遍人所接受。于是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合法的、半合法的贪污、敛财方法堂而皇之的存在于政府各个角落。
总而言之，皇室、上层贵族、上层太监、普遍官僚成员的实际收入、实际享受的福利，在他们经过种种合法的、半合法的、完全违法的努力后，早已远远超出了帝国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他们为自己这种行为辩护的理由是，明太祖为他们定的工资标准实在太低了。
是的，在官僚集团利益不断扩张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他们定的工资实际就是太低了。因为做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也得娶个三妻四妾，还得养一大堆奴仆（抬轿的、跟班的、打杂的、丫环、保姆、做饭的、养马的），还得保证自己亲人都能过上“有闲”阶层的日子，还得隔三岔五的向上司拉关系送钱，更得保证大笔用于应酬、交际的酒水钱、、、、、。如果官员们普遍追求的生活标准是这样的，那明太祖给他们定的工资的确太低了！而官员们的这种生活标准，后来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如此，他们除了撒开手贪污、受贿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如此，他们贪污、受贿能不算合情、合理的吗？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当然也要占统治地位；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虽然荒谬、荒唐、无耻，但在当时、甚至在后世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所谓明末官员工资太低，所以贪污、受贿合情、合理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官员收入低，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水准（他们认为应该享有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了。当然了，通常中央政府的清水衙门最先哭穷；因为县令、甚至乡长之类的芝麻、绿豆一样的官，通常都可以享受到上述官员的生活标准（因为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官，敛财的机会、渠道非常多），而他们这些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如果按工资去消费，永远也达不到上述的官员生活标准。于是他们自然会大喊小叫，有机会、渠道捞取钱财的官员们，为了让整个官僚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就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央、地方的各个清水衙门都分上一杯羹。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臣两月之内推辞书仪五百两，臣寡交于交际犹然如此，其余可以类推”。
最后大家都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普遍享受到了官员们应该享有的标准；最后大家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于是就编造种种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
而这种无耻的理论一旦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那帝国官员在贪污、侵蚀帝国政府资源时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为了证明官僚集团扩张利益之时，是如何无耻的、肆无忌惮的为自己利益辩解；并且最终谎言千遍成真理。我们再举一个明末最常见的例子。
“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这段话摘自顾诚《明末农民起义》）
“没有皇帝的批示，缺官是无法推补的，当时不仅中央政府部门缺官不补，地方政府也不例外。”
“大最官员长期不补，在职官员心灰意懒，杜门不出，使各级政府机构濒临半瘫痪状态。这是神宗怠于临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段话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泪痕以为，顾诚先生、樊树志先生对万历这种批评；完全是明末官僚集团谎言千遍成真理的结果。因为，根本用不着任何历史修养，只要有一点点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全是谎话。但这种谎话，竟然让现代历史学者普遍接受；顾、樊这种话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的罢了。
官僚集团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之一；从普遍意义而言普遍人都想挤入这个群体之中。而由此引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社会群体总会变得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常识，也是社会常识、政治常识；所以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官员，常常会成为普遍政治家的成天呼喊的口号；当然了，这通常只是以口号开始、也会以口号结束。因为面对一个大家都想往进挤的社会群体，你想精简它，那你的本事也实在太大了。
宋代有“冗官”之说，清代有“灾官”之说，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有“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说法。在明末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帝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缺官已无法维持政府正常运行了；真是怪事年年有，但明末也真是太多了！
“冗官”、“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等说法好理解，清代所谓的“灾官”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买官成风的社会中，大家都排着队买官，卖官的人也是恨不得一天卖他几十个官；这种结果就是：许多人花钱买上了官，但这个官是空头的、或是候补的，递补一个实缺那实在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有人当候补官员足足当了十七八年，还是没有熬到头；（幸好大清皇帝还比较有威严，否则？所谓官员不够用的言论肯定也要高涨了），但空头的、候补的官，也总是个官，他们也需要维持官员的体面排场。问题是：他们又缺乏实际贪污、受贿、敲诈别人的机会，却又去按官员的生活标准摆排场，那结果必然是把自己家给弄败了！一个做这种官，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楚了。
而当时俗语有云；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上内容转述于蔡磊主编的《中国通史、清代历史卷》）
看看大家为了当个官，是多么的不容易；皇帝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艰辛，被挨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看看排着队等着当官的人有多少？如果皇帝不给他们积极解决工作岗位，他们能不着急吗？
官员工资少，所以贪污、受贿有理；皇帝昏晕，所以帝国官员不够用；这种理论的高涨，本身就是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空前膨胀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资源不大量流失可以想象吗？
明帝国后期，“工部召商采办时的宿弊，经办官员层层收取回扣，工部名义上发银一千两，到商人手上只不过三四百两而已。”
当这种事情在崇祯二年浮出水面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否定这种事实；他们只是反复说“此从来陋规”；只是反复说如果因此去处罚具体的某个官员，实在有些冤枉这些官员。
崇祯初年，刘懋向皇帝说：“今日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一，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面对以上事实，官员们虽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显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说这不是事实。
以上历史内容，出自《烈皇小识》、《崇祯长编》，转引自樊树志《崇祯传》。
当然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兵部、将领吃空饷；吏部买官卖官；监察部门收取官员贿赂；地方的父母官自然更不会落后了。
“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务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
“巡按查盘、访辑、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遗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见《明史、梁庭栋传》）
“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没有五六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一个道台知府的差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以至州县衙门的主官及佐贰之缺额，都各有定价，甚至而至于举人监生及衙门吏胥的人选，也多以贿赂成交。”（见韩一良的奏章）
至于军事系统内，就更得一蹋糊涂了；虚冒军费更是普遍之极的事。万历皇帝死后，官僚集团终于说服了新皇帝拿出二百万两的内帑给军队发“奖金”，但结果呢？“荷戈之士未沾，文武私囊丰满”。（《明熹宗实录》，转引于徐凯《泰昌帝、天启帝》）
在这种背景下，某个官员的清廉根本于事无补；他们能保持自己的清廉已难能可贵了，如果指望他们去反腐倡廉，那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这也就是韩一良，打死都不敢实指一个贪污、受贿官员的原因。因为让一个官员去做这种事，那实在等于是要他的命啊，这实在等于把他推向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了。
我们从以上事情可以看出来，明帝国政府后期财政收入虽然没有缩水（加上辽饷那是增加了），但实际上已缩水了一半以上。而所谓的东林党人呢？显然对此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也没有积极去尝试过解决它。
一心想中兴帝国的崇祯皇帝；终于一点点的发现了帝国的真相；却也是一筹莫展。
年少的崇祯皇帝；总认为自己政治才能非常高明，因为他曾一举打垮了势力巨大的魏忠贤的集团。但？魏忠贤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皇帝手下的奴才罢了！皇帝想杀魏忠贤这种人，那是轻轻伸出个小姆指就可以实现，如果魏忠贤这种奴才都能挑战皇权，那大明帝国早就灭亡一二百年了，哪能轮得灭亡在崇祯皇帝手中。
夸大魏忠贤的罪恶、势力，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卸自己罪恶的一种手段罢了。魏忠贤死了，年少的皇帝感觉中帝国的中兴就在眼前了；但这只是年少皇帝的一种幻觉，打垮一个魏忠贤及其集团，那实在太容易了；但打击、抑制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皇帝却是直到死也没有做出任何一丁点儿实质性的成绩！
魏忠贤还在宫里当杂工之时，明帝国边防、财政危机就已无可抑制了越来越严重了；魏中贤成为九千岁后，明帝国边防、财政也不过是逼德性罢了；当然了，魏忠贤死后，明帝国的边防、财政仍然不过是副德性罢了。区区一个魏忠贤，对明帝国的衰亡能有多大的意义？
帝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都已被各种利益群体（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将领）通过种种渠道侵蚀殆尽了。虽然从帐面上帝国政府每年依然保持着巨大的赋税收入、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军费；但一切只是帐面上的；他实际上都已流出了政府控制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帝国政府才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无力应付各种随之而来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如果想改变自己衰亡的命运；只有大力打击政府、军队内部的贪污问题；只有恢复帝国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恢复赈灾系统，还有限制土地兼并、及高额的地租。但我们知道，上述内容帝国实际上哪个也无去做到的。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表现。帝国政府哪有这种本事呢？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只有增加新税了！
政府增加新税自然让人讨厌，但所有反对增加新税的观点，都是一些陈腔滥调；总而言之，这是饮鸩止渴的作法；老百姓生活已非常贫穷了；这种种说法，凡长脑袋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是：帝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呢？他们却显然都含糊其词了！做为帝国高级官员，如果不想着如何具体解决办法，就这样一昧的说漂亮话、空话、官话，真的很伟大吗？
帝国的政府资源；在崇祯当皇帝之时，实际上已流失了一半以上。所以帝国政府在维持正常职能之时，在帐面上已全是赤字了。即使在增加辽饷之后，也是如此的。
如何解决帝国财政上的赤字呢？
帝国官员自然不敢把矛头指向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敢把矛头指出皇帝的私房钱。这种作法，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一个劲的危言耸听的、把帝国的命运归于皇帝的私房钱上，就实在错得惊人了。因为面对一个人口上亿、地域数百万平方公里、常备军队在一二百万、官方在册田地7亿亩的帝国之中，皇帝的那点私房钱，真的能决定帝国命运吗？
我们也许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全国人民一人给我一毛钱，那我就发了；是的，即使全国人民都只给你一毛钱，那也就是一亿块钱！这一亿块钱如果孤立的去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如果摊在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之上，那就非常渺小了。皇帝的私房钱，实际上也是如此的。
真正决定帝国命运的，绝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每年50%、60%、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都已让他们通过地租、贪污、受贿、转嫁赋税等方式弄走了；所谓皇帝的私房钱，最多不过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分子罢了！
[注1] 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摘自《明史、食货志》）
夏税米麦4685万石；秋粮米2203万石；屯田等征粮458万石；大小盐引222万余引；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折合当时白银两千多万两吧。再加后来增加的辽饷，一年收入就接近三千万两白银了。
复虚拟人与社会先生：
感谢您的一再鼓励。
（一）泪痕在主帖第一章、第二节说到过。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
让自由交易原则支配社会，本身就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思想。
就好象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利益搏奕，如果完全让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支配社会，那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一星期有一两天休息日等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看到。因为按自由交易原则，资本会占有绝对的优势，无产阶级只可能获得：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作，却只能获得维持温饱的工资。
我们只要看看现代劳、资之间搏奕的历史，就应该知道在彼此之间力量悬殊的背景下，大谈自由经济原则，本身就是为少数强势群体利益辩护的。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的存在；他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小农帝国的统治基础。因为在这种背景下，普遍百姓一年辛苦到头，也只能获得维持最起码生存的物资、甚至是一无所得（因为普遍劳动成果都成了地租）。如果承认这种东西的存在，那帝国是注定一步步走向毁毁灭的，因为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政治家再有本事，又靠什么去改善、改变陷入生存边缘群体的生存环境呢？
（二）、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出现，通常绝不是受什么自由交易原则决定的。
土地是有限的、必备的；如果土地高度集中，那地租的份额必然越来越高，因为劳动者离开土地，那就无法生存。靠着占据有限的、必备的生产资料，去创造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那本身就是近于掠夺、勒索的行为。
而这种土地的集中，也从来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田园诗般的浪漫（一方勤劳、聪明，另一方懒惰、愚蠢；于是最终有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田地、有人失去了田地），相反他里面本身就充满了罪恶、残酷、专制。
（三）、您认为：权力出租是社会不公平根源。但您似乎忽略了是什么推动了权力出租。
国家的律法，从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普遍普遍个体、群体的利益。但当国家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他们自然会通过种种手段去破坏律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帝国律法渐渐失效，最终不再代表普遍个体、群体的利益。泪痕以为这才是推动权力出租的主要动力。（泪痕在第二章，主要是想说明这个问题）
国家的法律，通常是代表着普遍社会个体的利益；所法律如果不被破坏（吏治不败坏），那强势利益个体、群体就无法肆意扩张自己的利益。
（四）、最后感谢您的一再鼓励。我会继续更新的。
感谢您的一再鼓励。
（一）泪痕在主帖第一章、第二节说到过。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
让自由交易原则支配社会，本身就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思想。
就好象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利益搏奕，如果完全让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支配社会，那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一星期有一两天休息日等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看到。因为按自由交易原则，资本会占有绝对的优势，无产阶级只可能获得：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作，却只能获得维持温饱的工资。
我们只要看看现代劳、资之间搏奕的历史，就应该知道在彼此之间力量悬殊的背景下，大谈自由经济原则，本身就是为少数强势群体利益辩护的。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的存在；他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小农帝国的统治基础。因为在这种背景下，普遍百姓一年辛苦到头，也只能获得维持最起码生存的物资、甚至是一无所得（因为普遍劳动成果都成了地租）。如果承认这种东西的存在，那帝国是注定一步步走向毁毁灭的，因为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政治家再有本事，又靠什么去改善、改变陷入生存边缘群体的生存环境呢？
（二）、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出现，通常绝不是受什么自由交易原则决定的。
土地是有限的、必备的；如果土地高度集中，那地租的份额必然越来越高，因为劳动者离开土地，那就无法生存。靠着占据有限的、必备的生产资料，去创造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那本身就是近于掠夺、勒索的行为。
而这种土地的集中，也从来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田园诗般的浪漫（一方勤劳、聪明，另一方懒惰、愚蠢；于是最终有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田地、有人失去了田地），相反他里面本身就充满了罪恶、残酷、专制。
（三）、您认为：权力出租是社会不公平根源。但您似乎忽略了是什么推动了权力出租。
国家的律法，从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普遍普遍个体、群体的利益。但当国家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他们自然会通过种种手段去破坏律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帝国律法渐渐失效，最终不再代表普遍个体、群体的利益。泪痕以为这才是推动权力出租的主要动力。（泪痕在第二章，主要是想说明这个问题）
国家的法律，通常是代表着普遍社会个体的利益；所法律如果不被破坏（吏治不败坏），那强势利益个体、群体就无法肆意扩张自己的利益。
（四）、最后感谢您的一再鼓励。我会继续更新的。
四、帝国政府职能的丧失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明帝国的半个世纪里；帝国政府在一次战役中所投入的军事资源，是明末想也不敢想象的。朱元璋百战创业之时的军事盛况就不需要多说了，我们看看朱棣第三次远征蒙古之时的盛况吧。
“这是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在数十万大军之后，尾随着上万步骑保护下的，由驴马三十四万匹、车十七万七千五百多辆，民夫二十三万五千多人组成的庞大粮队，运送着二十七万石北征军饷。（《明成祖实录》卷二四六永乐二十年春二月乙巳，转摘于商传《永乐皇帝》）。
帝国政府一次可以调动如此巨大的军事资源投入战争，在明末是不可以想象的；也是从未见过的。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军事行动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也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在明帝国初期，长城以北主要是瓦剌、鞑靼相互相争雄、其势力虽然不能与宋代的游牧民族相比，但比新兴的、坐困东北一隅的后金势力，那实在是太强大了。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外患太强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而且明帝国初期处于百废俱兴之时，大规模的营建内地城池、边防重镇，疏通运河、新建水利、修建道路；向远方张扬国威；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明末望尘莫及的！
别的耗费我不说了，就是修建长城一项想起来也是惊人的。因为宋元时期长城控制在契丹、女真、蒙古人手中；所以长久的荒废着；明初修复、修建万里长城。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可以想象的吗？
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工程，我们也不说了，就是武当山建筑群的修建，说起来也是惊人的。三十万军夫、历时十多年在武当山上修建庞大的建筑群。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那些营建可以想象的吗？
明末的财政危机是因为耗费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帝国在最初期，是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他可以强有力的控制着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正因为如此，帝国之初虽然是通常总是战乱后一片狼籍，却能保持着强大的国力！
但在帝国后期，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早已被各种利益群体通过种种手段侵蚀殆尽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自然越来越少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自然越来越无力履行自己的各项职能了。
面对满清的兴起，大明帝国实际上只调动了十万左右的军队（萨尔浒之战）出征；但马上问题就来了，因为军费没有了着落；于是为了这笔军费，大明帝国遂弄得鸡飞狗跳。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堕落到了如此悲哀的境地，拼凑区区十万杂牌大军、且是缺乏足够后勤保障的十万杂牌大军，就让帝国连吃奶的劲也使上了。此时帝国履行自己军事职能时，不要说回忆帝国最初的荣耀了，就是回忆此前不久的“三大征”，也让人感叹明帝国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此后，明帝国一场战役能投入的军事资源极限，恐怕也就是停留在萨尔浒之战那种水平了。总而言之，最多也就是能投入十多万军队（而且通常也只是“杂牌“军的水平，因为真正合格的士兵有多少，就是前敌最高统帅恐怕也不清楚）；总而言之，这种军队早已丧失了野战的水平，即使他们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也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率主力出城打一仗，即使被迫率主力出城打仗，结果通常都是全军覆灭！
帝国在萨尔浒之后，最辉煌的战役莫过于宁锦之战了。宁锦之战的兵力对比是三比一！明帝国调集了后金近三倍的兵力[注1]。结果呢？帝国主力大军连城门都没有敢走出一步，最后敌人撤军后，帝国军事统帅除了向帝国政府接二连三大写捷报之外，军事主力仍然连一步城门都不敢走出去。一个帝国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这种绝对优势兵力下，打出的这种大捷？
面对西北旱灾，明帝国竟然只拿出区区不足二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泪痕看了许多当代历史学者的明末历史作品、也看了一些明末的原始书籍，看到明末政府对西北大灾荒，好象只投入这么一丁点儿赈灾物资）。
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只能拿出这么一丁点物资去赈济这场空前巨大的自然灾害？让人可笑呢？还是悲哀呢？
当然了，我们又会说到皇帝的内帑了。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面对一场空前巨大的自然灾害，除了打皇帝内帑主意外，竟然再也想不出还能从哪儿找点钱出来。这让人可笑呢？还是让人悲哀呢？帝国政府已根本丧失了了自己的社会职能！
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常常把归于皇帝的昏晕、无能；问题是就算被人们极为推崇的东林党人，对此岂非也是一筹莫展？
当然了，帝国政府的财政职能就更别提了。总而言之，如果不去一再加税，帝国政府实在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更可悲的还在于，帝国政府就是不断的去加税，财政赤字也从来没有减少过！
崇祯皇帝高高的坐在上面，表面上风光极了；实际上却是一个即将破产的大公司老板。
明帝国不是亡于社会经济的瘫痪（明末的自然灾害的确非常大，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帝国的灭亡），就拿灾情最严重的西北来说，他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战乱后，西北依然是一个战略要地；
（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一，宜先取之。见《明史、李自成传》）
从顾君恩对西北战略意义的评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崇祯十七年时，西北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当然了，我们可以知道这里依然保存着足够的经济资源，否则？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开进这里，一旦无法继续发展，那不是自陷死地吗？这不是比直取京师更冒险吗？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这可是西北地区经历了十八九年的叛乱、战乱之后啊！在自然灾害、战乱两重破坏之下，西北依然保持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可以证明他依然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如果帝国政府能有效赈灾，让西北避免大规模的、长久的战乱呢？
帝国并不是经济资源真匮乏而陷于绝境，而是因为经济资源绝大部分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收敛到自己家里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社会已无法利用这些经济资源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才一片赤字，社会才一片贫困。
满清入关后，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乱困扰了十多年的江北地区；而且江南、西南还都控制在敌对的势力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远不能与从前的明帝国相提并论。而满清为了统一天下，所展开的军事行动（需要调动的军事资源），也绝不会逊于明帝国后期的规模。
但深深困扰明帝国的财政危机，为什么却不再困挠满清政府了呢？泪痕以为，一切仅仅因为满清统治下的地区，是一个大地主阶级受到空前打击的社会。
我们前面写过，明帝国的地主阶级是以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而这些群体，在满清统治范围内都已变得衰弱异常了。
朱氏龙子龙孙们（处于上层的贵族），在满清统治范围内已无立足之地了。而他们所占有的田地，现在自然都会归满清国有了。明帝国旧的太监集团、官僚集团、缙绅集团，更在李自成残酷打击下，也原气大伤了。他们曾占据的田地，现在自然也都普遍归满清国有了。
在这种背景下，从前归普遍地主阶级享有的经济资源，现在可以重新分配一下了。（一部分归新兴的地主阶级、一部分归满清政府、一部分归农民）。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满清政府虽然控制着一个江北，但政府实际拥有的经济资源，已不会逊色于从前的明帝国政府了；当然了，普遍百姓实际所承受的负担也会弱于明末。
明末、清初双方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大致相仿，那他们在收取赋税的能力上呢？
帝国政府在后期，总会有大量欠税无法收上来[注2]，我们固然可以把一切归于老百姓太穷太苦了；问题是，真正欠税的人，从普遍意义而言，通常绝不是处于贫困中的劳动人民；把赋税拖欠归于此，只是一种最美好的、动人的借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社会中，普遍的劳动人民，所欠的只能是地租，而这地租绝不是说欠就能欠的。
成天哭着、喊着叫帝国政府减少赋税的人们，成天在赋税问题上表现得忧国忧民的官员、缙绅们，他们谁会用这种夸张的态度、慷慨激昂的态度去呼喊地主们应减少地租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减少赋税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而减少地租显然是损害他们利益的。
但无论如何，明帝国政府只能接受这种赋税大面积欠缴的事实。而满清政府，显然不会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与满清政府玩这种游戏。
明帝国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搏奕，他永远也处于下风。
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政府无论说得多么动听（“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但结果，一切负担总是要落在普遍底层农民身上。
更可怕的还在于，明帝国政府收一百两银子的赋税；而普通老百姓则需要交出好几个一百两银子。而且就是如此，帝国政府也总见不到足额的赋税。当然了，如果帝国政府拿出一百两银子去，最多也无非就能干成三四十两、甚至二三十两银子的事。
这样一里一外，帝国社会、政府的经济资源更源源不断向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流去；帝国政府除了担了个横征暴敛的恶名外，依然不能有效履行自己的任何职能。
而这些问题，在新兴的满清政府中，显然是不会普遍存在着的。一切绝不是因为满清皇帝本事大，仅仅是因为满清政府还没有被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政府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有力的贯彻到整个社会之中，更能强有力的支配自己的政府资源。而明帝国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
明帝国政府在末期一年所征收上的赋税，以及保障军事供养的残存基础；加上通过非正规渠道敛取上的财富（各地军队强行向地方征收的物品）；一年保守估算也得在三五千万两白银（实额征收上来的）。但这样庞大的经济资源，却实在难以转化为政府可以支配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
最简而言，帝国军队之中虚冒成风、帝国政府成天欠饷、老弱持戈；这种问题在崇祯刚当皇帝之时就已完全浮出水面了，但崇祯皇帝哪敢深入解决这种问题呢？但所谓的东林党人，哪有能力、更哪敢深入解决这种问题呢？至于后来军队军阀化的现象也是愈演愈烈，帝国皇帝、自命不凡的官员们，谁敢对此做出改变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样说，如果满清的军事系统也就这副德性；那最终逐鹿中原的胜利者，也肯定轮不着他！
明末历史有两个可以装一切罪恶的垃圾桶，那就是万历皇帝、那就是魏九千岁。总而言之，帝国政府这千疮百孔的现状完全是这两位高人给给折腾出来的。这种幼稚的政治童话；这种官僚的政治宣传；成为后期官僚推卸责任的避难所，成为后世历史学者解释当时历史的法宝。
万历天天不早朝，于是明帝国无可救药；但万历天天早朝，就能阻止帝国贪污、受贿半公开的局面；就能阻止帝国土地兼并、垄断性地租发展的趋势；就能阻止辽东局势的恶化？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后来崇祯皇帝天天早朝，结局大家也是看到的。
我们固然还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崇祯的无能。问题是：那些自命本事比天也大的东林党人，他们在面对帝国财政、军事、社会危机之时，真做出过什么有意义、有影响的事吗？显然是一件也没有！他们除了成天指点江山外、说完这个说那个外，实在没有干过一件真的有意义、有影响的事。
魏忠贤掌握权力之前，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已愈演愈烈了；魏忠贤被碎尸成段之后，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依然愈演愈烈；大明帝国的灭亡，跟着这样一个政治暴发户真有莫大的关联吗？
社会的变迁是众多追求利益的个人、追求利益的群体相互竞争、合作、冲突、汇合形成的合力结果；这种发展方向，绝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与决定的；个人力量再大，但在这种合力面前也是渺小的。
[注1]：在宁锦之战时“明有关内兵4万，关外兵8万，四上援兵3万，共久有官兵15万。还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关门外。”“后金以五六万精兵围困锦州，明朝军同后金军相比，既占有时间的优势，也战有空间的优势。”（阎崇年所著《袁崇焕传》）
“ 以此可以断定，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用兵总数为五万至六万之间，与他父亲上次攻宁远所动员的五六万人马大致相当。 ”
“明关内外共十二万兵马，加上援兵三万余，已超过十五万，尚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前线。”（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
[注2] 明朝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例如1632年(崇祯五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个县全部拖欠《崇祯存实疏抄》（黄宇仁《中国大历史》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明帝国的半个世纪里；帝国政府在一次战役中所投入的军事资源，是明末想也不敢想象的。朱元璋百战创业之时的军事盛况就不需要多说了，我们看看朱棣第三次远征蒙古之时的盛况吧。
“这是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在数十万大军之后，尾随着上万步骑保护下的，由驴马三十四万匹、车十七万七千五百多辆，民夫二十三万五千多人组成的庞大粮队，运送着二十七万石北征军饷。（《明成祖实录》卷二四六永乐二十年春二月乙巳，转摘于商传《永乐皇帝》）。
帝国政府一次可以调动如此巨大的军事资源投入战争，在明末是不可以想象的；也是从未见过的。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军事行动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也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在明帝国初期，长城以北主要是瓦剌、鞑靼相互相争雄、其势力虽然不能与宋代的游牧民族相比，但比新兴的、坐困东北一隅的后金势力，那实在是太强大了。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外患太强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而且明帝国初期处于百废俱兴之时，大规模的营建内地城池、边防重镇，疏通运河、新建水利、修建道路；向远方张扬国威；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明末望尘莫及的！
别的耗费我不说了，就是修建长城一项想起来也是惊人的。因为宋元时期长城控制在契丹、女真、蒙古人手中；所以长久的荒废着；明初修复、修建万里长城。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可以想象的吗？
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工程，我们也不说了，就是武当山建筑群的修建，说起来也是惊人的。三十万军夫、历时十多年在武当山上修建庞大的建筑群。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那些营建可以想象的吗？
明末的财政危机是因为耗费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帝国在最初期，是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他可以强有力的控制着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正因为如此，帝国之初虽然是通常总是战乱后一片狼籍，却能保持着强大的国力！
但在帝国后期，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早已被各种利益群体通过种种手段侵蚀殆尽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自然越来越少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自然越来越无力履行自己的各项职能了。
面对满清的兴起，大明帝国实际上只调动了十万左右的军队（萨尔浒之战）出征；但马上问题就来了，因为军费没有了着落；于是为了这笔军费，大明帝国遂弄得鸡飞狗跳。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堕落到了如此悲哀的境地，拼凑区区十万杂牌大军、且是缺乏足够后勤保障的十万杂牌大军，就让帝国连吃奶的劲也使上了。此时帝国履行自己军事职能时，不要说回忆帝国最初的荣耀了，就是回忆此前不久的“三大征”，也让人感叹明帝国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此后，明帝国一场战役能投入的军事资源极限，恐怕也就是停留在萨尔浒之战那种水平了。总而言之，最多也就是能投入十多万军队（而且通常也只是“杂牌“军的水平，因为真正合格的士兵有多少，就是前敌最高统帅恐怕也不清楚）；总而言之，这种军队早已丧失了野战的水平，即使他们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也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率主力出城打一仗，即使被迫率主力出城打仗，结果通常都是全军覆灭！
帝国在萨尔浒之后，最辉煌的战役莫过于宁锦之战了。宁锦之战的兵力对比是三比一！明帝国调集了后金近三倍的兵力[注1]。结果呢？帝国主力大军连城门都没有敢走出一步，最后敌人撤军后，帝国军事统帅除了向帝国政府接二连三大写捷报之外，军事主力仍然连一步城门都不敢走出去。一个帝国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这种绝对优势兵力下，打出的这种大捷？
面对西北旱灾，明帝国竟然只拿出区区不足二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泪痕看了许多当代历史学者的明末历史作品、也看了一些明末的原始书籍，看到明末政府对西北大灾荒，好象只投入这么一丁点儿赈灾物资）。
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只能拿出这么一丁点物资去赈济这场空前巨大的自然灾害？让人可笑呢？还是悲哀呢？
当然了，我们又会说到皇帝的内帑了。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面对一场空前巨大的自然灾害，除了打皇帝内帑主意外，竟然再也想不出还能从哪儿找点钱出来。这让人可笑呢？还是让人悲哀呢？帝国政府已根本丧失了了自己的社会职能！
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常常把归于皇帝的昏晕、无能；问题是就算被人们极为推崇的东林党人，对此岂非也是一筹莫展？
当然了，帝国政府的财政职能就更别提了。总而言之，如果不去一再加税，帝国政府实在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更可悲的还在于，帝国政府就是不断的去加税，财政赤字也从来没有减少过！
崇祯皇帝高高的坐在上面，表面上风光极了；实际上却是一个即将破产的大公司老板。
明帝国不是亡于社会经济的瘫痪（明末的自然灾害的确非常大，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帝国的灭亡），就拿灾情最严重的西北来说，他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战乱后，西北依然是一个战略要地；
（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一，宜先取之。见《明史、李自成传》）
从顾君恩对西北战略意义的评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崇祯十七年时，西北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当然了，我们可以知道这里依然保存着足够的经济资源，否则？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开进这里，一旦无法继续发展，那不是自陷死地吗？这不是比直取京师更冒险吗？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这可是西北地区经历了十八九年的叛乱、战乱之后啊！在自然灾害、战乱两重破坏之下，西北依然保持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可以证明他依然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如果帝国政府能有效赈灾，让西北避免大规模的、长久的战乱呢？
帝国并不是经济资源真匮乏而陷于绝境，而是因为经济资源绝大部分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收敛到自己家里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社会已无法利用这些经济资源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才一片赤字，社会才一片贫困。
满清入关后，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乱困扰了十多年的江北地区；而且江南、西南还都控制在敌对的势力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远不能与从前的明帝国相提并论。而满清为了统一天下，所展开的军事行动（需要调动的军事资源），也绝不会逊于明帝国后期的规模。
但深深困扰明帝国的财政危机，为什么却不再困挠满清政府了呢？泪痕以为，一切仅仅因为满清统治下的地区，是一个大地主阶级受到空前打击的社会。
我们前面写过，明帝国的地主阶级是以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而这些群体，在满清统治范围内都已变得衰弱异常了。
朱氏龙子龙孙们（处于上层的贵族），在满清统治范围内已无立足之地了。而他们所占有的田地，现在自然都会归满清国有了。明帝国旧的太监集团、官僚集团、缙绅集团，更在李自成残酷打击下，也原气大伤了。他们曾占据的田地，现在自然也都普遍归满清国有了。
在这种背景下，从前归普遍地主阶级享有的经济资源，现在可以重新分配一下了。（一部分归新兴的地主阶级、一部分归满清政府、一部分归农民）。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满清政府虽然控制着一个江北，但政府实际拥有的经济资源，已不会逊色于从前的明帝国政府了；当然了，普遍百姓实际所承受的负担也会弱于明末。
明末、清初双方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大致相仿，那他们在收取赋税的能力上呢？
帝国政府在后期，总会有大量欠税无法收上来[注2]，我们固然可以把一切归于老百姓太穷太苦了；问题是，真正欠税的人，从普遍意义而言，通常绝不是处于贫困中的劳动人民；把赋税拖欠归于此，只是一种最美好的、动人的借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社会中，普遍的劳动人民，所欠的只能是地租，而这地租绝不是说欠就能欠的。
成天哭着、喊着叫帝国政府减少赋税的人们，成天在赋税问题上表现得忧国忧民的官员、缙绅们，他们谁会用这种夸张的态度、慷慨激昂的态度去呼喊地主们应减少地租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减少赋税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而减少地租显然是损害他们利益的。
但无论如何，明帝国政府只能接受这种赋税大面积欠缴的事实。而满清政府，显然不会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与满清政府玩这种游戏。
明帝国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搏奕，他永远也处于下风。
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政府无论说得多么动听（“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但结果，一切负担总是要落在普遍底层农民身上。
更可怕的还在于，明帝国政府收一百两银子的赋税；而普通老百姓则需要交出好几个一百两银子。而且就是如此，帝国政府也总见不到足额的赋税。当然了，如果帝国政府拿出一百两银子去，最多也无非就能干成三四十两、甚至二三十两银子的事。
这样一里一外，帝国社会、政府的经济资源更源源不断向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流去；帝国政府除了担了个横征暴敛的恶名外，依然不能有效履行自己的任何职能。
而这些问题，在新兴的满清政府中，显然是不会普遍存在着的。一切绝不是因为满清皇帝本事大，仅仅是因为满清政府还没有被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政府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有力的贯彻到整个社会之中，更能强有力的支配自己的政府资源。而明帝国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
明帝国政府在末期一年所征收上的赋税，以及保障军事供养的残存基础；加上通过非正规渠道敛取上的财富（各地军队强行向地方征收的物品）；一年保守估算也得在三五千万两白银（实额征收上来的）。但这样庞大的经济资源，却实在难以转化为政府可以支配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
最简而言，帝国军队之中虚冒成风、帝国政府成天欠饷、老弱持戈；这种问题在崇祯刚当皇帝之时就已完全浮出水面了，但崇祯皇帝哪敢深入解决这种问题呢？但所谓的东林党人，哪有能力、更哪敢深入解决这种问题呢？至于后来军队军阀化的现象也是愈演愈烈，帝国皇帝、自命不凡的官员们，谁敢对此做出改变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样说，如果满清的军事系统也就这副德性；那最终逐鹿中原的胜利者，也肯定轮不着他！
明末历史有两个可以装一切罪恶的垃圾桶，那就是万历皇帝、那就是魏九千岁。总而言之，帝国政府这千疮百孔的现状完全是这两位高人给给折腾出来的。这种幼稚的政治童话；这种官僚的政治宣传；成为后期官僚推卸责任的避难所，成为后世历史学者解释当时历史的法宝。
万历天天不早朝，于是明帝国无可救药；但万历天天早朝，就能阻止帝国贪污、受贿半公开的局面；就能阻止帝国土地兼并、垄断性地租发展的趋势；就能阻止辽东局势的恶化？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后来崇祯皇帝天天早朝，结局大家也是看到的。
我们固然还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崇祯的无能。问题是：那些自命本事比天也大的东林党人，他们在面对帝国财政、军事、社会危机之时，真做出过什么有意义、有影响的事吗？显然是一件也没有！他们除了成天指点江山外、说完这个说那个外，实在没有干过一件真的有意义、有影响的事。
魏忠贤掌握权力之前，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已愈演愈烈了；魏忠贤被碎尸成段之后，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依然愈演愈烈；大明帝国的灭亡，跟着这样一个政治暴发户真有莫大的关联吗？
社会的变迁是众多追求利益的个人、追求利益的群体相互竞争、合作、冲突、汇合形成的合力结果；这种发展方向，绝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与决定的；个人力量再大，但在这种合力面前也是渺小的。
[注1]：在宁锦之战时“明有关内兵4万，关外兵8万，四上援兵3万，共久有官兵15万。还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关门外。”“后金以五六万精兵围困锦州，明朝军同后金军相比，既占有时间的优势，也战有空间的优势。”（阎崇年所著《袁崇焕传》）
“ 以此可以断定，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用兵总数为五万至六万之间，与他父亲上次攻宁远所动员的五六万人马大致相当。 ”
“明关内外共十二万兵马，加上援兵三万余，已超过十五万，尚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前线。”（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
[注2] 明朝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例如1632年(崇祯五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个县全部拖欠《崇祯存实疏抄》（黄宇仁《中国大历史》
复虚拟人与社会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我在上面的回复是：在彼此之间力量悬殊的背景下，大谈自由经济原则，本身就是为少数强势群体利益辩护的。
您反驳说：“否定自由交易原则，常常代表的是国有企业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但您应该知道，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取得高额的利润、利益，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就好象地主掌握了最普遍的土地，那地租的份额应该是多少，完全就决定在了他们手中）。如果抛开社会的干预，以某些垄断性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他实在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利润。
事实上，如果没有社会的干预，垄断性的企业所能追求的利益、利润，比我们现在会高的更多，也许比我们想象中更高。
（二）、自由交易原则，自然有着它重要的社会意义。比如您用七九年前与现在类比，我非常认同。
但这一切应该是建立在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公平的背景下；如果社会资源已出现了巨大的不公平。比如在明末少数人已占有普遍土地，最大多数的人却没有土地，在这种背景下，还奢谈什么自由交易原则，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
占有普遍土地的地主，自然喜欢自由交易原则；而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的农民呢？他们自然更倾于选择一种经济原则之外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选择暴力的手段。
感谢您的回复：
（一）、我在上面的回复是：在彼此之间力量悬殊的背景下，大谈自由经济原则，本身就是为少数强势群体利益辩护的。
您反驳说：“否定自由交易原则，常常代表的是国有企业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但您应该知道，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取得高额的利润、利益，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就好象地主掌握了最普遍的土地，那地租的份额应该是多少，完全就决定在了他们手中）。如果抛开社会的干预，以某些垄断性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他实在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利润。
事实上，如果没有社会的干预，垄断性的企业所能追求的利益、利润，比我们现在会高的更多，也许比我们想象中更高。
（二）、自由交易原则，自然有着它重要的社会意义。比如您用七九年前与现在类比，我非常认同。
但这一切应该是建立在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公平的背景下；如果社会资源已出现了巨大的不公平。比如在明末少数人已占有普遍土地，最大多数的人却没有土地，在这种背景下，还奢谈什么自由交易原则，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
占有普遍土地的地主，自然喜欢自由交易原则；而普遍陷入生存边缘的农民呢？他们自然更倾于选择一种经济原则之外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选择暴力的手段。
复日光山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泪痕以为，如果完全放任自由交易原则，那中国两级分化会更无限的扩大。最简单而言，在剩余劳动力极为巨大的今天；如果没有自由交易原则之外的力量干预，您认为普遍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会是什么样子的？
您以为真有可能获得一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星期休息一天、甚至两天的条件？您以为普遍劳动者，真能获得今天的工资水平？
（二）、如果没有自由交易原则之外的力量干预，以油、电等垄断性行业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们的利润可以制订到多高？制定的比现在再高几倍，从自由交易原则来看，也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三）、既然说什么自由交易原则，哪所谓的公平，岂不是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地主拥有最普遍的土地，农民在与他们签订租田契约，靠什么谈公平呢？所谓的公平原则，本身就是对自由交易原则的反动！
地主拥有普遍的土地，从自由交易原则上；农民就得交纳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但从公平原则来看，这不是勒索、抢劫吗？一个人如果把这种地租的存在，认为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的，那不是为地主阶级利益辩护，又是为谁在辩护呢？
泪痕在反驳xiaohai1977先生时，主要反驳的论点无非在此吧。
感谢您的回复。
（一）、泪痕以为，如果完全放任自由交易原则，那中国两级分化会更无限的扩大。最简单而言，在剩余劳动力极为巨大的今天；如果没有自由交易原则之外的力量干预，您认为普遍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会是什么样子的？
您以为真有可能获得一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星期休息一天、甚至两天的条件？您以为普遍劳动者，真能获得今天的工资水平？
（二）、如果没有自由交易原则之外的力量干预，以油、电等垄断性行业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们的利润可以制订到多高？制定的比现在再高几倍，从自由交易原则来看，也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三）、既然说什么自由交易原则，哪所谓的公平，岂不是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地主拥有最普遍的土地，农民在与他们签订租田契约，靠什么谈公平呢？所谓的公平原则，本身就是对自由交易原则的反动！
地主拥有普遍的土地，从自由交易原则上；农民就得交纳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但从公平原则来看，这不是勒索、抢劫吗？一个人如果把这种地租的存在，认为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的，那不是为地主阶级利益辩护，又是为谁在辩护呢？
泪痕在反驳xiaohai1977先生时，主要反驳的论点无非在此吧。
复xiaohai1977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一）、您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政府能做的只是抑制它，而几乎不可能逆转这个过程，路到尽头，只好打破重来。”
在小农帝国，这种事实自然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小农阶级是一个分散的、孤立的、封闭的阶级，他注定无法让帝国政府代表自己的利益。
但是按您的理论；那无产阶级也注定是一个任由摆布的阶级，按您的理论，那无产阶级也注定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却难以维持温饱。因为，在您的观点中，按纯粹经济原则得出的利益那是合理的、合情的、更是合法的。但无产阶级显然从来不这样认为。
小农阶级也从不这样认为；但是在小农帝国中，他只有在小农阶级为生存所迫形成巨大的联合、团结之时才会变成现实。一旦到了那时，在您笔下，所谓地主阶级神圣的、合理的、合情的利益（地租），就会受到无情的推毁与打击。
（二）、按您的理论（地价与地租），那显然是证明了：土地收益率在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这种理论真成立，那泪痕只有重复主帖中的一句笑话了：现在这年月，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在明帝国后期，事实真是这样子吗？
（ 三）、您所说的理论，无论看起来是怎样的有理；但有一个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也是永远也抹煞不了的。在明帝国末期，社会上普遍的资源，已被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占有了；社会上普遍的劳动成果，一样也被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占有了。这才是社会贫穷的真正根源。
感谢您的回复。
（一）、您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政府能做的只是抑制它，而几乎不可能逆转这个过程，路到尽头，只好打破重来。”
在小农帝国，这种事实自然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小农阶级是一个分散的、孤立的、封闭的阶级，他注定无法让帝国政府代表自己的利益。
但是按您的理论；那无产阶级也注定是一个任由摆布的阶级，按您的理论，那无产阶级也注定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却难以维持温饱。因为，在您的观点中，按纯粹经济原则得出的利益那是合理的、合情的、更是合法的。但无产阶级显然从来不这样认为。
小农阶级也从不这样认为；但是在小农帝国中，他只有在小农阶级为生存所迫形成巨大的联合、团结之时才会变成现实。一旦到了那时，在您笔下，所谓地主阶级神圣的、合理的、合情的利益（地租），就会受到无情的推毁与打击。
（二）、按您的理论（地价与地租），那显然是证明了：土地收益率在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这种理论真成立，那泪痕只有重复主帖中的一句笑话了：现在这年月，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在明帝国后期，事实真是这样子吗？
（ 三）、您所说的理论，无论看起来是怎样的有理；但有一个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也是永远也抹煞不了的。在明帝国末期，社会上普遍的资源，已被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占有了；社会上普遍的劳动成果，一样也被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占有了。这才是社会贫穷的真正根源。
复xiaohai1977先生：
（一）、“实际上你还可以想一下清初，顺治末期，对江南士绅近乎盘剥似的重税来解决财政的困难，却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
---------------------------------------------------------------------
您必须得清楚。明末帝国的地主阶级势力空前强大，但在李自成、满清力量的轮番打击下，这一切已开始沦为历史了。
满清自然有能力向江南士绅近乎盘剥似征重税，但明帝国却显然没有这种能力。这绝不是因为明帝国收税的理论有什么不对，一切只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关于这一点，泪痕主帖说得非常清楚。
（二） 农民起义的实质，只是农民受生存所迫而起来反抗一切剥削自己的势力。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一直处于流寇的状态。
农民们从来不会象您一样认为，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的；当然了，他们兵锋所至的地方，所谓的神圣的、合理的、合情的地租受益者，也从来不会受到他们一丁点尊重。
农民起义反对的只是政府的重税？而没有反抗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从理论上，也许是这样的；但从实际上看，绝不是这样子的。这种错觉之所以产生，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在地主阶级笔下，农民自然会认为垄断的、高额的地租是合理的，他们反抗的只是政府的重税。
（三）、问题是，如果您是明末的农民，您真会认为对您生存造成威胁的只是重税，而与地主阶级高额的、垄断的地租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您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泪痕自然也无话可说了！
（一）、“实际上你还可以想一下清初，顺治末期，对江南士绅近乎盘剥似的重税来解决财政的困难，却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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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得清楚。明末帝国的地主阶级势力空前强大，但在李自成、满清力量的轮番打击下，这一切已开始沦为历史了。
满清自然有能力向江南士绅近乎盘剥似征重税，但明帝国却显然没有这种能力。这绝不是因为明帝国收税的理论有什么不对，一切只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关于这一点，泪痕主帖说得非常清楚。
（二） 农民起义的实质，只是农民受生存所迫而起来反抗一切剥削自己的势力。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一直处于流寇的状态。
农民们从来不会象您一样认为，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的；当然了，他们兵锋所至的地方，所谓的神圣的、合理的、合情的地租受益者，也从来不会受到他们一丁点尊重。
农民起义反对的只是政府的重税？而没有反抗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从理论上，也许是这样的；但从实际上看，绝不是这样子的。这种错觉之所以产生，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在地主阶级笔下，农民自然会认为垄断的、高额的地租是合理的，他们反抗的只是政府的重税。
（三）、问题是，如果您是明末的农民，您真会认为对您生存造成威胁的只是重税，而与地主阶级高额的、垄断的地租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您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泪痕自然也无话可说了！
复步量万里2先生：
非常认同您的观点。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朝着您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但这一切，在小农帝国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占有人口最多数的小农阶级是一个分散的、孤立的的、封闭的阶级。
非常认同您的观点。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朝着您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但这一切，在小农帝国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占有人口最多数的小农阶级是一个分散的、孤立的的、封闭的阶级。
复曼族蓝黑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泪痕以为， 无论我们怎样理解明帝国；他总是一个小农帝国。如果抛开农业方面的内容，去思考解决他社会矛盾的方法，通常只能是一种空想。
感谢您的回复。
泪痕以为， 无论我们怎样理解明帝国；他总是一个小农帝国。如果抛开农业方面的内容，去思考解决他社会矛盾的方法，通常只能是一种空想。
复日光山先生：
但是中国农民好像是一无所有吧？没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包括住的房子，只有使用权。政府随便有个借口就可以把他们的地征了，再补俩钱。感觉还不如封建社会呢。
----------------------------------------------------------------------------
（一）、土地是国有的，普遍个人、集体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正是这种理论的确立，才导致地主阶级做为一个阶级开始消亡的。
如果普遍个人、集体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那土地自然就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不断流动。最终的结果呢？必然是导至土地被少数强势群体所垄断。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也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如果这种资源被少数强势群体垄断，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您可以想象一下。
土地所有权，一旦归私人所有；代表的绝不会是农民的利益，即使代表了，也只代表了极少数的农民的利益，代表了他们眼前很短暂的利益；他最终代表的只会是有机会不断兼并土地的强势群体利益。
（二）、中国现在农民的生存状态，好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从纵向的看。
“耕者有其田”，这种理想只是在现代中国才变成现实的。农业税取消，更使农民的负担变轻了。
而且农民阶级做为无产阶级的同盟，他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就更有保障的。因为农民的普遍收益，不会与城市最低工资收入相差过远的。因为如果农民普遍收入与工人最低工资相差太远，就会引起农民大面积的流向的城市，从而会恶化城市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从这层利益关系上，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本身就是天然的盟友。
从这层意义上，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本身就为农民阶级利益设置最强大的保障。
（三）、农民阶级，尤其做为小农经营的农民阶级，其生存状态自然是恶劣的。但这只是相对的。
但是中国农民好像是一无所有吧？没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包括住的房子，只有使用权。政府随便有个借口就可以把他们的地征了，再补俩钱。感觉还不如封建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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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是国有的，普遍个人、集体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正是这种理论的确立，才导致地主阶级做为一个阶级开始消亡的。
如果普遍个人、集体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那土地自然就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不断流动。最终的结果呢？必然是导至土地被少数强势群体所垄断。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也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如果这种资源被少数强势群体垄断，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您可以想象一下。
土地所有权，一旦归私人所有；代表的绝不会是农民的利益，即使代表了，也只代表了极少数的农民的利益，代表了他们眼前很短暂的利益；他最终代表的只会是有机会不断兼并土地的强势群体利益。
（二）、中国现在农民的生存状态，好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从纵向的看。
“耕者有其田”，这种理想只是在现代中国才变成现实的。农业税取消，更使农民的负担变轻了。
而且农民阶级做为无产阶级的同盟，他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就更有保障的。因为农民的普遍收益，不会与城市最低工资收入相差过远的。因为如果农民普遍收入与工人最低工资相差太远，就会引起农民大面积的流向的城市，从而会恶化城市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从这层利益关系上，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本身就是天然的盟友。
从这层意义上，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本身就为农民阶级利益设置最强大的保障。
（三）、农民阶级，尤其做为小农经营的农民阶级，其生存状态自然是恶劣的。但这只是相对的。
复xiaohai1977先生：
如果是因为地租，他们应该把矛头指向地主而不是政府，当时的百姓并不比现在的傻，
（一）、农民劳动成果的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八十都充当地租了。一个农民就是傻子，也会仇恨这种盘剥的、也想消灭这种盘剥的。
但农民起来拒绝交这种地租，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政府肯定会出来强迫农民兑现租地的契约。
假如农民起来强行分地主的田地，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政府肯定会出来打击农民这种强盗的行径的。
农民应该把矛头指向地主？农民拿什么把矛头指向地主呢？因为地主阶级的保护神（政府）始终站在地主的前面！
（二）、农民想挣脱地主阶级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必然只有起来反抗政府，否则一切根本无从谈起。
如果政府并不保护地主阶级垄断的、高额的地租；那一个地主靠什么力量盘剥成百上千的农民呢？
农民反抗政府的时候，绝不只是单纯的反抗政府的重税。因为一个农民再傻，也知道自己劳动成果有百分之五六十、七八十都充当地租了；如果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地租是构成自己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以理解吗？
（三）、如果您处于明末农民的地位，您真会认为那种高额的、垄断的地租是合理的？您也真会认为，您贫困的主要原因只是政府收税造成的？
如果是因为地租，他们应该把矛头指向地主而不是政府，当时的百姓并不比现在的傻，
（一）、农民劳动成果的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八十都充当地租了。一个农民就是傻子，也会仇恨这种盘剥的、也想消灭这种盘剥的。
但农民起来拒绝交这种地租，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政府肯定会出来强迫农民兑现租地的契约。
假如农民起来强行分地主的田地，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政府肯定会出来打击农民这种强盗的行径的。
农民应该把矛头指向地主？农民拿什么把矛头指向地主呢？因为地主阶级的保护神（政府）始终站在地主的前面！
（二）、农民想挣脱地主阶级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必然只有起来反抗政府，否则一切根本无从谈起。
如果政府并不保护地主阶级垄断的、高额的地租；那一个地主靠什么力量盘剥成百上千的农民呢？
农民反抗政府的时候，绝不只是单纯的反抗政府的重税。因为一个农民再傻，也知道自己劳动成果有百分之五六十、七八十都充当地租了；如果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地租是构成自己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以理解吗？
（三）、如果您处于明末农民的地位，您真会认为那种高额的、垄断的地租是合理的？您也真会认为，您贫困的主要原因只是政府收税造成的？
第四章 明帝国的军事系统
一、 帝国的军队
做为将领，如果向政府要一万人的饷银；却只率领七千个士兵；这个将领，岂不是天天没事就数钱玩了？因为三千个并不存在的士兵，这笔饷银总得有个去处吧
做为将领，如果有七千兵丁；却有三千是老弱残兵，你说这个将领，岂不更是天天没事就数钱玩了？因为这种老弱残兵也想进军队，不给长官送点礼能行吗？不给这种士兵发全饷，岂不更是天经地义的事？让这种士兵给自己家当免费的长工，岂不更是天经的地义的？
做为将领，如果再给一千人放长假，挂个名吃饷；那他岂不是更天天只有坐在家里数钱玩了。因为这一千人想放长假，或是挂个名吃饷；不月月、年年孝敬自己的长官能实现吗？
真是生财有道啊！
当然了，这只是将领的一种想象；如果想让他们变成现实，那还存在许多困难。因为这种行为，显然是侵犯着帝国的根本利益；帝国政府怎么可能任由这种行为发生呢？
这种行为，不会普遍发生在一个新兴的政权之内；但如果这个政权已被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之后呢？那他常常就会变成一种普遍的行为。而这些一旦成为普遍的行为，那帝国还能指望中兴吗？
崇祯刚当皇帝之时，就已发现了这种无可救药的事实；当然了，所谓的东林党也都能清楚看到这种无可救药的事实；但他们也都只能自欺欺人的骗自己，谁也不敢去正视这种问题、更不敢自告奋勇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按《皇明经世文编》中徐光启所说；徐光启曾巡查兵营，在册10600人；实际只见到6837个人。当然据说缺额是因为精兵都援辽去了，还有一部分人逃亡了。但徐光启显然是不想没事找麻烦，所他在这件事上含糊其词，到底有多少兵丁援辽却无实数，到底逃亡多少也无实数。总而言之，在册10600个，实际却只有6837个。
这都已够让人吃惊了；更吃惊的还在后面。后来通过招募、让逃兵归营的方法又增加了837名；但这7616个兵丁中，真正的为精锐只有一二百人；勉强能当兵的只有二千人，可以充当伙夫杂役还有一二千人；还有三千多人，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兵。[注1]
这种军队就是帐面上有十万人，真正的战斗力能相当于多少人呢？
帝国军事系统就这样腐烂了。
滥冒军饷、老弱充数、把士兵当长工使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谁也知道，帝国凡是长脑袋的人都知道；但谁敢管呢？谁有能力管呢？
皇帝对此直摇头。
说起话来好象本事比天还大的东林党人也直摇头！他们对此都是假装没看见；或是不疼不痒的说一说，仍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最多只是象征性的应付一下；好象这种事是一件无聊之极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帝国一个大军区，有十万兵力；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呢？恐怕比这十万要大打折扣了！至于有多少能真正合格的士兵呢？恐怕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至于有多少真正能运用到战场上的呢？恐怕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这样七打八折的；帝国一个军区所谓的十万大军，到底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最经典的是吴襄对皇帝说的话，“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
“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最初泪痕看关宁在册八万大军、核其实只有三万人，说到精锐更是只有三千人，感到这实在象是文学的夸张说法；后来看徐光启的巡查兵营的报告后，感觉这一切可信度实在是太高了。
徐光启查阅近八千的士兵，勉强能当兵的只有一二千人，真正有可能训练成精锐的士兵竟然只有一二百人。这种军队的素质，比吴襄描述的关宁军队更让人心惊了。
帝国的各大军区到底有多少军队？帝国政府已无从确切知道了！ 帝国每年投入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到底都怎样花费了？帝国政府也无从确切知道了！做为一个军队，如果已进入这种状态；我们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军队是最讲纪律的地方，如果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成了秘密，那军队还能有战斗力吗？
一个帝国的军队已到了如此地步，那让谁当统帅又能怎样呢？
这种问题，已不是某个将领可以解决的了；当然了，也不是某个皇帝可以解决的了。因为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帝国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证明这种问题的解决，早已超出了帝国自身的能力；泪痕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拿驿站来说吧！驿站的应用，百分之八十都是用于私事！大明帝国财政空前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大笔资金用于驿站，竟然有百分之八十是用于大明帝国官员们办私事，帝国已贪腐到了什么地步？帝国财政想不存在窟窿可以想象吗？
贪腐好，贪腐就是好！ 大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已开始公然为贪腐大唱赞歌了，而且听起来也蛮象那么回事；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如果敢打击贪腐，那岂不是真成了帝国的罪人、老百姓的敌人了！真是怪事年看有，明末也实在太多了。
如果不贪腐，那大明帝国有几个人能享受到驿站所带来的快捷、方便？
当然了，这仅仅是从私利来说；至于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说，那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因为大家可以想想，就因为大家都利用驿站大办私事，所以驿站才会天天有办不完的事，所以政府才会拔越来越多的钱到驿站系统；而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为无数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大明帝国内部的长治久安！
而某些白痴，竟然要毁坏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贪腐行为；真是白痴的可以！ 政府大力整顿驿站系统的贪腐，结果就是让无数驿卒失业，因为政府本身的公务，根本是非常有限的；只因为人们大肆利用驿站干私事，才使驿站业务空前繁忙，才使无数人可以到驿站得到就业机会。
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政府大力整顿驿站系统的贪腐，遂为明帝国挖好了坟墓，因为李自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失业驿卒；因为失业驿卒就是农民起义的主要人群！
当然了，对于那位大力整顿驿站系统贪腐行为的刘懋；人们更是恨之入骨，满天风雨恨不得把他搞臭、搞死；因为这大力整顿驿站系统的贪腐，侵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最后这位老兄丢了官，因此郁郁而终；甚至死后，也没有人愿意怜惜他。这位老兄横死异乡，根本没有一个愿意把他的尸首运回故乡。这种敢公然整治贪腐行为的官员，根本就是死有余辜、也根本不值得人同情。
这是一个畸型的社会；畸型的让人感到荒谬。
但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泪痕对此不禁想，帝国清查一个驿站系统就引起这么可怕的后果；如果帝国非要清查军队系统内的贪腐。
那岂不是要把天都给捅个窟窿出来？
如果是那样，多少不合的士兵将被清理出来？如果是那样，多少挂名吃饷的人将被清理出来？如果是这样，多少官员、将领贪污、受贿的财路被断绝。如果把这些人都推到了帝国的反面，帝国能承受得起吗？
区区一个驿站系统引发的后果，能与比他远为庞大数十倍的军事系统相比吗？帝国对驿站系统的整顿，应该可以称得上成功的（至少在当时，从孤立这件事去看）；至于主要负责这项事务的刘懋也是真正敢务实办事、不怕得罪人（这种作事风格，远比普遍空谈大道理的官员可敬百倍）；但结果呢？刘懋死得非常难看；死后更有许多人，还要牵强的把大明帝国的灭亡归于他头上！
问题是：刘懋整顿驿站后，为帝国省出六十八万两银子；这些银子，帝国拿他干过什么具体的实事？显然什么实事也没有干过。这笔银子，不过是倒了倒手，大部分流入了别的贪污、腐败的渠道。帝国对待西北的饥荒，一共拿过多少银子赈灾呢？整个帝国咬了半天牙，也无非就拿出不足二十万两的银子（朝庭拿出十万两、藩王以下筹了五万两银子、2万石粮食）。在帝国一片贪腐之中，刘懋的努力，被淹没的看也看不见了，而他的负面影响却被完全现显出来了。
做为军队那种庞大的、利益牵涉空前巨大的系统，根本没有一个敢自告奋勇去大力整顿；因为整顿它的后果是谁也不敢想象的，当然也是谁都无力进行的。
因为它所牵涉的人太多了，当然了所牵涉的利益也太大了；这样多的人，这样大的利益，足可以让他们什么事也干得出来！于是帝国上上下下，对此事只是说说而已；谁敢管呢？谁曾管呢？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人，除了成天“与人斗”其乐无穷外，哪敢在这种问题上大做文章呢？
一个帝国的军事系统已腐烂成了这种样子，帝国政府却整顿也不敢整顿、解决也无力解决，这个帝国还有救吗？
一个帝国的军事系统已腐烂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帝国还成天想着打败强敌、收复失地，并相信只要选一个优秀的统帅就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不是典型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喜欢王化贞、袁崇焕那种大言不惭的统帅，有什么奇怪的？
于是王化贞六万大军荡平辽阳之话犹在耳边，于是帝国丧失了整个关外；于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话犹在耳边，敌人大军已打到北京城下了。但面对这种失败，大家都各说各的理；其理由无非是前敌统帅无能，无非是皇帝不能重用、信任优秀统帅。于是，帝国的灭亡好象真的只是一种偶然造的！
[注1]“臣于三月二十日以后，前后廵历通州昌平二处，据山陕河南三营、册开原额民兵一万六百名。内除三月以前沿途迯故、并选取援辽上等民兵外，实在者止六千八百三十七名。向来行文清勾，陆续解到迯兵并臣所募补教师家丁等共新收八百三十九名。今七月见在食粮民兵七千六百七十六名，此臣所辖三营兵数也。
臣自三月受事，前后逐名点选。核其年貌、程其勇力、除巳前选去援辽、今营中俱无上等外、止于中等下等内选出中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巳上二等。稍堪教练。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堪为火兵杂流。其余下等三则、俱不堪用。
“ 故据臣所见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过二千。并入可充厮养者，不过四千。求其真堪教练成为精锐者，不过一二百人而巳。此臣简选之大略也”《皇编经世文编》徐光启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 【 兵情】
一、 帝国的军队
做为将领，如果向政府要一万人的饷银；却只率领七千个士兵；这个将领，岂不是天天没事就数钱玩了？因为三千个并不存在的士兵，这笔饷银总得有个去处吧
做为将领，如果有七千兵丁；却有三千是老弱残兵，你说这个将领，岂不更是天天没事就数钱玩了？因为这种老弱残兵也想进军队，不给长官送点礼能行吗？不给这种士兵发全饷，岂不更是天经地义的事？让这种士兵给自己家当免费的长工，岂不更是天经的地义的？
做为将领，如果再给一千人放长假，挂个名吃饷；那他岂不是更天天只有坐在家里数钱玩了。因为这一千人想放长假，或是挂个名吃饷；不月月、年年孝敬自己的长官能实现吗？
真是生财有道啊！
当然了，这只是将领的一种想象；如果想让他们变成现实，那还存在许多困难。因为这种行为，显然是侵犯着帝国的根本利益；帝国政府怎么可能任由这种行为发生呢？
这种行为，不会普遍发生在一个新兴的政权之内；但如果这个政权已被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之后呢？那他常常就会变成一种普遍的行为。而这些一旦成为普遍的行为，那帝国还能指望中兴吗？
崇祯刚当皇帝之时，就已发现了这种无可救药的事实；当然了，所谓的东林党也都能清楚看到这种无可救药的事实；但他们也都只能自欺欺人的骗自己，谁也不敢去正视这种问题、更不敢自告奋勇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按《皇明经世文编》中徐光启所说；徐光启曾巡查兵营，在册10600人；实际只见到6837个人。当然据说缺额是因为精兵都援辽去了，还有一部分人逃亡了。但徐光启显然是不想没事找麻烦，所他在这件事上含糊其词，到底有多少兵丁援辽却无实数，到底逃亡多少也无实数。总而言之，在册10600个，实际却只有6837个。
这都已够让人吃惊了；更吃惊的还在后面。后来通过招募、让逃兵归营的方法又增加了837名；但这7616个兵丁中，真正的为精锐只有一二百人；勉强能当兵的只有二千人，可以充当伙夫杂役还有一二千人；还有三千多人，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兵。[注1]
这种军队就是帐面上有十万人，真正的战斗力能相当于多少人呢？
帝国军事系统就这样腐烂了。
滥冒军饷、老弱充数、把士兵当长工使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谁也知道，帝国凡是长脑袋的人都知道；但谁敢管呢？谁有能力管呢？
皇帝对此直摇头。
说起话来好象本事比天还大的东林党人也直摇头！他们对此都是假装没看见；或是不疼不痒的说一说，仍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最多只是象征性的应付一下；好象这种事是一件无聊之极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帝国一个大军区，有十万兵力；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呢？恐怕比这十万要大打折扣了！至于有多少能真正合格的士兵呢？恐怕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至于有多少真正能运用到战场上的呢？恐怕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这样七打八折的；帝国一个军区所谓的十万大军，到底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最经典的是吴襄对皇帝说的话，“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
“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最初泪痕看关宁在册八万大军、核其实只有三万人，说到精锐更是只有三千人，感到这实在象是文学的夸张说法；后来看徐光启的巡查兵营的报告后，感觉这一切可信度实在是太高了。
徐光启查阅近八千的士兵，勉强能当兵的只有一二千人，真正有可能训练成精锐的士兵竟然只有一二百人。这种军队的素质，比吴襄描述的关宁军队更让人心惊了。
帝国的各大军区到底有多少军队？帝国政府已无从确切知道了！ 帝国每年投入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到底都怎样花费了？帝国政府也无从确切知道了！做为一个军队，如果已进入这种状态；我们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军队是最讲纪律的地方，如果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成了秘密，那军队还能有战斗力吗？
一个帝国的军队已到了如此地步，那让谁当统帅又能怎样呢？
这种问题，已不是某个将领可以解决的了；当然了，也不是某个皇帝可以解决的了。因为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帝国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证明这种问题的解决，早已超出了帝国自身的能力；泪痕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拿驿站来说吧！驿站的应用，百分之八十都是用于私事！大明帝国财政空前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大笔资金用于驿站，竟然有百分之八十是用于大明帝国官员们办私事，帝国已贪腐到了什么地步？帝国财政想不存在窟窿可以想象吗？
贪腐好，贪腐就是好！ 大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已开始公然为贪腐大唱赞歌了，而且听起来也蛮象那么回事；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如果敢打击贪腐，那岂不是真成了帝国的罪人、老百姓的敌人了！真是怪事年看有，明末也实在太多了。
如果不贪腐，那大明帝国有几个人能享受到驿站所带来的快捷、方便？
当然了，这仅仅是从私利来说；至于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说，那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因为大家可以想想，就因为大家都利用驿站大办私事，所以驿站才会天天有办不完的事，所以政府才会拔越来越多的钱到驿站系统；而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为无数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大明帝国内部的长治久安！
而某些白痴，竟然要毁坏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贪腐行为；真是白痴的可以！ 政府大力整顿驿站系统的贪腐，结果就是让无数驿卒失业，因为政府本身的公务，根本是非常有限的；只因为人们大肆利用驿站干私事，才使驿站业务空前繁忙，才使无数人可以到驿站得到就业机会。
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政府大力整顿驿站系统的贪腐，遂为明帝国挖好了坟墓，因为李自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失业驿卒；因为失业驿卒就是农民起义的主要人群！
当然了，对于那位大力整顿驿站系统贪腐行为的刘懋；人们更是恨之入骨，满天风雨恨不得把他搞臭、搞死；因为这大力整顿驿站系统的贪腐，侵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最后这位老兄丢了官，因此郁郁而终；甚至死后，也没有人愿意怜惜他。这位老兄横死异乡，根本没有一个愿意把他的尸首运回故乡。这种敢公然整治贪腐行为的官员，根本就是死有余辜、也根本不值得人同情。
这是一个畸型的社会；畸型的让人感到荒谬。
但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泪痕对此不禁想，帝国清查一个驿站系统就引起这么可怕的后果；如果帝国非要清查军队系统内的贪腐。
那岂不是要把天都给捅个窟窿出来？
如果是那样，多少不合的士兵将被清理出来？如果是那样，多少挂名吃饷的人将被清理出来？如果是这样，多少官员、将领贪污、受贿的财路被断绝。如果把这些人都推到了帝国的反面，帝国能承受得起吗？
区区一个驿站系统引发的后果，能与比他远为庞大数十倍的军事系统相比吗？帝国对驿站系统的整顿，应该可以称得上成功的（至少在当时，从孤立这件事去看）；至于主要负责这项事务的刘懋也是真正敢务实办事、不怕得罪人（这种作事风格，远比普遍空谈大道理的官员可敬百倍）；但结果呢？刘懋死得非常难看；死后更有许多人，还要牵强的把大明帝国的灭亡归于他头上！
问题是：刘懋整顿驿站后，为帝国省出六十八万两银子；这些银子，帝国拿他干过什么具体的实事？显然什么实事也没有干过。这笔银子，不过是倒了倒手，大部分流入了别的贪污、腐败的渠道。帝国对待西北的饥荒，一共拿过多少银子赈灾呢？整个帝国咬了半天牙，也无非就拿出不足二十万两的银子（朝庭拿出十万两、藩王以下筹了五万两银子、2万石粮食）。在帝国一片贪腐之中，刘懋的努力，被淹没的看也看不见了，而他的负面影响却被完全现显出来了。
做为军队那种庞大的、利益牵涉空前巨大的系统，根本没有一个敢自告奋勇去大力整顿；因为整顿它的后果是谁也不敢想象的，当然也是谁都无力进行的。
因为它所牵涉的人太多了，当然了所牵涉的利益也太大了；这样多的人，这样大的利益，足可以让他们什么事也干得出来！于是帝国上上下下，对此事只是说说而已；谁敢管呢？谁曾管呢？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人，除了成天“与人斗”其乐无穷外，哪敢在这种问题上大做文章呢？
一个帝国的军事系统已腐烂成了这种样子，帝国政府却整顿也不敢整顿、解决也无力解决，这个帝国还有救吗？
一个帝国的军事系统已腐烂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帝国还成天想着打败强敌、收复失地，并相信只要选一个优秀的统帅就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不是典型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喜欢王化贞、袁崇焕那种大言不惭的统帅，有什么奇怪的？
于是王化贞六万大军荡平辽阳之话犹在耳边，于是帝国丧失了整个关外；于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话犹在耳边，敌人大军已打到北京城下了。但面对这种失败，大家都各说各的理；其理由无非是前敌统帅无能，无非是皇帝不能重用、信任优秀统帅。于是，帝国的灭亡好象真的只是一种偶然造的！
[注1]“臣于三月二十日以后，前后廵历通州昌平二处，据山陕河南三营、册开原额民兵一万六百名。内除三月以前沿途迯故、并选取援辽上等民兵外，实在者止六千八百三十七名。向来行文清勾，陆续解到迯兵并臣所募补教师家丁等共新收八百三十九名。今七月见在食粮民兵七千六百七十六名，此臣所辖三营兵数也。
臣自三月受事，前后逐名点选。核其年貌、程其勇力、除巳前选去援辽、今营中俱无上等外、止于中等下等内选出中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巳上二等。稍堪教练。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堪为火兵杂流。其余下等三则、俱不堪用。
“ 故据臣所见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过二千。并入可充厮养者，不过四千。求其真堪教练成为精锐者，不过一二百人而巳。此臣简选之大略也”《皇编经世文编》徐光启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 【 兵情】
复领政17先生：
对您的回复，我实在无法说感谢了。
我感觉您对我充满了成见；我本不愿意回复您的，只是见您这样没完没了的顶我的帖子，所以觉出于礼貌也应该回复一下。
您说我的观点自相矛盾。
（一）、“一个帝国的兴衰、军事的强弱，是受制于众多因素的。他不是某个统帅可以改变的、决定的。”
对于整个明末历史，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只有袁崇焕的崇拜者，才相信什么一流统帅、率领三流军队那军队仍然是三流的。只有袁崇焕的崇拜者，才相什么什么一流统帅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通常也只有打败仗，因为他的军队是三流的。”
这段话的确是我写的，但我在帖出这段话后，马上就承认这段话违背了自己的一贯观点，并承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您可以自己翻我的《漫评明末宁锦争夺战》）
（二）、 看您前面对我的反驳，您大约非常推崇usstedu；我在与usstedu的争论中，曾一再表达过：在争论的气氛中说出话、表达出的观点，大家许多时候只是为争论而争论的。
我与usstedu先生的分歧，远没有您想象的那样大；如果您不是只喜欢看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您一定也能看出来。就是您收集起来的“泪痕的小笑话”。恐怕就是usstedu先生也不会真当回事的。
泪痕还是从前一再重复过的话，如果您想反驳我，请针对我的主帖中的观点去反驳。从我大量争论中的话中，随便抽出一句话进行反驳，就是我愿意认错，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您大多数的话，我还不认为是对的呢！
（三）、至于所谓我拿毛家冥币发帖的说法，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了。我实在不知您这是从哪说起的，我干什么时候大肆推崇过毛文龙？您这种对我的反驳，已完全是带着有色眼镜的说法。您与人争论时就这种态度，我实在怀疑您学史的态度能好到哪里去？
对您的回复，我实在无法说感谢了。
我感觉您对我充满了成见；我本不愿意回复您的，只是见您这样没完没了的顶我的帖子，所以觉出于礼貌也应该回复一下。
您说我的观点自相矛盾。
（一）、“一个帝国的兴衰、军事的强弱，是受制于众多因素的。他不是某个统帅可以改变的、决定的。”
对于整个明末历史，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只有袁崇焕的崇拜者，才相信什么一流统帅、率领三流军队那军队仍然是三流的。只有袁崇焕的崇拜者，才相什么什么一流统帅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通常也只有打败仗，因为他的军队是三流的。”
这段话的确是我写的，但我在帖出这段话后，马上就承认这段话违背了自己的一贯观点，并承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您可以自己翻我的《漫评明末宁锦争夺战》）
（二）、 看您前面对我的反驳，您大约非常推崇usstedu；我在与usstedu的争论中，曾一再表达过：在争论的气氛中说出话、表达出的观点，大家许多时候只是为争论而争论的。
我与usstedu先生的分歧，远没有您想象的那样大；如果您不是只喜欢看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您一定也能看出来。就是您收集起来的“泪痕的小笑话”。恐怕就是usstedu先生也不会真当回事的。
泪痕还是从前一再重复过的话，如果您想反驳我，请针对我的主帖中的观点去反驳。从我大量争论中的话中，随便抽出一句话进行反驳，就是我愿意认错，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您大多数的话，我还不认为是对的呢！
（三）、至于所谓我拿毛家冥币发帖的说法，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了。我实在不知您这是从哪说起的，我干什么时候大肆推崇过毛文龙？您这种对我的反驳，已完全是带着有色眼镜的说法。您与人争论时就这种态度，我实在怀疑您学史的态度能好到哪里去？
复风幡非动先生：
感谢您的回复：
“但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更在于君主专制，长期受绝对的权力腐蚀的人不可能保持清醒与理智，我觉得如果皇帝有退休制度或者任职年限，这个社会都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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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纯的看您这种观点，自然没有任何错误。但？我们必须得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他永远受制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小农社会中，最高权力者的终身制、世袭制，是无可去除的。
在小农社会中，最高权力者再伟大；他所代表的也是终身制、世袭制。
（二）、理论说一千遍也只是理论；而现实的政治只认两样东西：那就是力量与利益。
我们假设，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都想实行终身制、世袭制、都想娶百十来个女人、都想让人们见到他就磕头。但这一切绝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力量的，如果没有力量，一个人敢表示这种意思，那人们一定会以为他是疯子。但这绝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利，那他肯定不会这样做。
而在小农社会中， 最高统治者通常总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一切，到了工商发达的社会中，却显然只能成为历史了。
（三）、随着一个社会渐渐进入工商业社会，那最高统治者再有野心，也绝不敢奢想自己能成为从前的皇帝。因为，这已没有任何实现的机会了。
明帝国，只是中国众多小农帝国中的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所谓的终身制、世袭制永远是主流（即使有例外，通常只是源于暴力的抢夺）。如果把帝国的灭亡归于您所说的那种原因，那实在不是在说历史了；因为您所说的一切，在当时背景下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感谢您的回复：
“但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更在于君主专制，长期受绝对的权力腐蚀的人不可能保持清醒与理智，我觉得如果皇帝有退休制度或者任职年限，这个社会都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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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纯的看您这种观点，自然没有任何错误。但？我们必须得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他永远受制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小农社会中，最高权力者的终身制、世袭制，是无可去除的。
在小农社会中，最高权力者再伟大；他所代表的也是终身制、世袭制。
（二）、理论说一千遍也只是理论；而现实的政治只认两样东西：那就是力量与利益。
我们假设，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都想实行终身制、世袭制、都想娶百十来个女人、都想让人们见到他就磕头。但这一切绝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力量的，如果没有力量，一个人敢表示这种意思，那人们一定会以为他是疯子。但这绝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利，那他肯定不会这样做。
而在小农社会中， 最高统治者通常总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一切，到了工商发达的社会中，却显然只能成为历史了。
（三）、随着一个社会渐渐进入工商业社会，那最高统治者再有野心，也绝不敢奢想自己能成为从前的皇帝。因为，这已没有任何实现的机会了。
明帝国，只是中国众多小农帝国中的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所谓的终身制、世袭制永远是主流（即使有例外，通常只是源于暴力的抢夺）。如果把帝国的灭亡归于您所说的那种原因，那实在不是在说历史了；因为您所说的一切，在当时背景下是绝不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