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灭亡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国家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实际作用，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那泪痕实在想知道，在普遍国家没有设立这种法律之前，那时的劳资关系是怎样的？按您的观点，一定比现在美好，一定比现在更和谐。但泪痕所看到的历史书上，不是这样写的。泪痕只知道当时工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十七八个小时；泪痕只知道当时童工被广泛的使用着。
（二）、 您如果想证明您的观点正确，根本用不着讲什么经济原理、经济学。因为一切理论与抹煞不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普遍国家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前；劳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普遍百姓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在普遍国家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后，劳资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普遍百姓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这样一比较，什么都明白了。谈什么理论、学问，岂不是太费事？
（一）、国家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实际作用，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那泪痕实在想知道，在普遍国家没有设立这种法律之前，那时的劳资关系是怎样的？按您的观点，一定比现在美好，一定比现在更和谐。但泪痕所看到的历史书上，不是这样写的。泪痕只知道当时工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十七八个小时；泪痕只知道当时童工被广泛的使用着。
（二）、 您如果想证明您的观点正确，根本用不着讲什么经济原理、经济学。因为一切理论与抹煞不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普遍国家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前；劳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普遍百姓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在普遍国家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后，劳资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普遍百姓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这样一比较，什么都明白了。谈什么理论、学问，岂不是太费事？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 毛时代与邓时代相隔不过几年，能有什么差别。但是，毛和邓的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难道不正说明了历史人物的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
==========================================
按这种逻辑，林肯、或林肯之后的总统，都认为奴隶制度是罪恶的，都立法保护奴隶做人的权力；而他们之前的总统却没有这样做。（林肯前一任与林肯能隔几年？）
这难道说明，林肯或其后的总统，其道德、人格都比他们的前任者高？
（二）、我什么时候要毛泽东超越时代了？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不搞文革、安心生产、关心民生对毛来说是超越了时代的要求？
=====================================
按您的逻辑，那叫华盛顿不在美国实行奴隶制，也一样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要求。美国宪法头版头条就规定，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华盛顿做为总统保障黑人这种最基本的权力，就叫超越他的时代要求了？
毛泽东如果不搞文革，他就无法保持自己最高权力者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的原因。
当然了，华盛顿如果不保护奴隶制，那他就无法在政治舞台上混了，这是华盛顿保持奴隶制度的主要原因。
他们之间从本质上有高下之别吗？
权力者都在审时度势的观察，社会潮流走向，（利益搏奕的合力方向），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把握住这种合力的方向，尽量避免站在这种合力的对立面。这与道德无关，毛泽东不是道德产物（华盛顿、李世民、邓小平就是道德产物吗）。
比如华盛顿、杰弗逊据说伟大，但他们也不会反对奴隶制的，相反都会保持奴隶制；因为他们谁也知道，如果站在这种事的对立面，那马上就会被赶下政治舞台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是这种产物。您可以说他代表的那种潮流是罪恶的，但您千万不要说那种潮流是毛泽东创造的；您这样说也把毛泽东说得太伟大了。
（三）、李世民的时代认可三妻四妾；而毛泽东的时代认可一夫一妻。在不同的时代，自然有不同的行为。
========================================
您真会避重就轻。泪痕说李世民时代的主要罪恶是家天下，您千万不要避重就轻。
孔子早在许多年前鼓吹禅让制了（禅让制是怎么回事，不用我多说吧）；当时的家天下真是被理论认可吗？
当然了，在李世民主时代是没人敢鼓吹禅让制的；因为谁敢在当时鼓吹禅让制，李世民肯定会把这个人全家都砍头的；迫于这种事实谁敢鼓吹禅让制呢？迫于这种事实，禅让制哪有机会实行呢？
李世民时代的罪恶（家天下），是被时代认可的。希望您知道，为什么时代会认可这种事，因为不认可那是要全家杀头的！
当然了三妻四妾，为什么会被当时认可；您真认为那是因为古代女人大度，如果她们有机会、有能力反对丈夫三妻四妾，肯定也会反对的，只是他们没有这种能力。（直到妇女地位提高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才被打破）
（四）、 时代认可，就是合理的？您必须得知道，时代为什么会认可这一切。就好象有人在李世民时代想宣扬一下孔子的禅让制，肯定是想满门抄斩了，这种背景下的“认可”，如果也算被“认可”，那您的“认可”自然是合理的代名词。问题是，这种认可也算认可。
如果中国的工农业比值，依然停留在民国时的水平，您认为邓、江、胡表现出的道德、人格，真会比毛泽东、或民国等统者高？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后，一百多年走完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在这种急速的历程中，思想理论、政治思想一代比一代更进步。
所以魏源等人是当时最先进思想者，不久就被康梁所淘汰了；而康梁没有过多久也被后人淘汰了。
至于政治思想也是如此，最初的林则徐等人是维护皇权，后来康梁等鼓吹立宪；后来袁世凯真立宪当皇帝了，却发现这一切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毛泽东统治中国这时，工业产值已达到百分之三十；邓小时统治中国时，工业产值却已积累到了百分之七十；至于现在就更多了。一个统治者处于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中，自然保持着封建的残余（但绝不敢提什么帝制、家天下了），但一个统治者处于工业占主要的社会中，自然封建残余越来越少了。这与他们的道德有什么关系？
（五）、劳动保护立法在先，生活水平提高在后，历史经过楼主的剪裁之后，似乎劳动保护法真的有什么奇效似的。
========================================
您在提到劳动者生存条件改善原因时，显然故意模糊了历史上工人运动的作用。
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能得到改善？泪痕只知道，在工业革命后的许多年里，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上百倍，但工人每天还得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小，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
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曾因为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比工业革命之前有一点改善吗？
这种生存状态，如果没有工人运动能改变吗？
（六）、 经济原则搏奕劳动报酬，劳动时间非常合理。
现在一个大企业，如果突然要延长一小时劳动时间，从经济原则上工人们能拒绝吗？工人们显然没有能力拒绝，因为拒绝这种要求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而这种头一旦开始，那哪家工厂的老板会甘当慈善家？于是所有的工厂工时都会延长的与此相当。在这种基础上，有胆大的再试着再延长一点劳动时间，肯定还会成功。
这样的游戏一下又一下的玩下去，后来工人就是面对一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十三四小时也只有去接受。因为普遍工厂都是这种状态；你不想干又能怎样？
用最简单的数学计算也可以知道，工时的延长就会意味着企业用更少的人也能完成从前的任务。当然了，失业大军会因此越来越大；劳动者的竞争会来越激烈，到那时劳动时间自然会无限延长，而劳动报酬呢？工们恐怕只有求上帝保证了。
您以为工厂老板不敢普遍的、肆无忌惮的玩这种游戏，是因为遵循伟大的经济规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是的！
您以为工厂老没有力量肆无忌惮的玩这种游戏，
因为玩这种游戏，那不是没事给胡哥、温哥找麻烦吗？因为大家都这样玩游戏，那引来的麻烦肯定是他们解决的不了的，这种麻烦恐怕会让中国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甚至因此另换店铺也说不定。
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者越不敢轻易玩这种游戏的。因为这是公然违法的，因为他面对的是成千成上万的、甚至几万、几十万工人；他敢这样公然违法，那会引发怎样的后果，谁敢保证？如果这一切是合法的，那情况自然会不同；因为如果这是合法的，那工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成本会太大，从而使他们只有让步。（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发生转变）
而正是因为有众多这种企业，所以小型的企业想违法也会有限度的；因为社会有着众多八小时工作的企业，有着众多收入还能保障的企业；你定的工作时间太长、报酬太低，自然无法适应当时的经济规律了。
（一）、 毛时代与邓时代相隔不过几年，能有什么差别。但是，毛和邓的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难道不正说明了历史人物的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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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逻辑，林肯、或林肯之后的总统，都认为奴隶制度是罪恶的，都立法保护奴隶做人的权力；而他们之前的总统却没有这样做。（林肯前一任与林肯能隔几年？）
这难道说明，林肯或其后的总统，其道德、人格都比他们的前任者高？
（二）、我什么时候要毛泽东超越时代了？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不搞文革、安心生产、关心民生对毛来说是超越了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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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您的逻辑，那叫华盛顿不在美国实行奴隶制，也一样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要求。美国宪法头版头条就规定，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华盛顿做为总统保障黑人这种最基本的权力，就叫超越他的时代要求了？
毛泽东如果不搞文革，他就无法保持自己最高权力者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的原因。
当然了，华盛顿如果不保护奴隶制，那他就无法在政治舞台上混了，这是华盛顿保持奴隶制度的主要原因。
他们之间从本质上有高下之别吗？
权力者都在审时度势的观察，社会潮流走向，（利益搏奕的合力方向），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把握住这种合力的方向，尽量避免站在这种合力的对立面。这与道德无关，毛泽东不是道德产物（华盛顿、李世民、邓小平就是道德产物吗）。
比如华盛顿、杰弗逊据说伟大，但他们也不会反对奴隶制的，相反都会保持奴隶制；因为他们谁也知道，如果站在这种事的对立面，那马上就会被赶下政治舞台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是这种产物。您可以说他代表的那种潮流是罪恶的，但您千万不要说那种潮流是毛泽东创造的；您这样说也把毛泽东说得太伟大了。
（三）、李世民的时代认可三妻四妾；而毛泽东的时代认可一夫一妻。在不同的时代，自然有不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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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真会避重就轻。泪痕说李世民时代的主要罪恶是家天下，您千万不要避重就轻。
孔子早在许多年前鼓吹禅让制了（禅让制是怎么回事，不用我多说吧）；当时的家天下真是被理论认可吗？
当然了，在李世民主时代是没人敢鼓吹禅让制的；因为谁敢在当时鼓吹禅让制，李世民肯定会把这个人全家都砍头的；迫于这种事实谁敢鼓吹禅让制呢？迫于这种事实，禅让制哪有机会实行呢？
李世民时代的罪恶（家天下），是被时代认可的。希望您知道，为什么时代会认可这种事，因为不认可那是要全家杀头的！
当然了三妻四妾，为什么会被当时认可；您真认为那是因为古代女人大度，如果她们有机会、有能力反对丈夫三妻四妾，肯定也会反对的，只是他们没有这种能力。（直到妇女地位提高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才被打破）
（四）、 时代认可，就是合理的？您必须得知道，时代为什么会认可这一切。就好象有人在李世民时代想宣扬一下孔子的禅让制，肯定是想满门抄斩了，这种背景下的“认可”，如果也算被“认可”，那您的“认可”自然是合理的代名词。问题是，这种认可也算认可。
如果中国的工农业比值，依然停留在民国时的水平，您认为邓、江、胡表现出的道德、人格，真会比毛泽东、或民国等统者高？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后，一百多年走完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在这种急速的历程中，思想理论、政治思想一代比一代更进步。
所以魏源等人是当时最先进思想者，不久就被康梁所淘汰了；而康梁没有过多久也被后人淘汰了。
至于政治思想也是如此，最初的林则徐等人是维护皇权，后来康梁等鼓吹立宪；后来袁世凯真立宪当皇帝了，却发现这一切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毛泽东统治中国这时，工业产值已达到百分之三十；邓小时统治中国时，工业产值却已积累到了百分之七十；至于现在就更多了。一个统治者处于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中，自然保持着封建的残余（但绝不敢提什么帝制、家天下了），但一个统治者处于工业占主要的社会中，自然封建残余越来越少了。这与他们的道德有什么关系？
（五）、劳动保护立法在先，生活水平提高在后，历史经过楼主的剪裁之后，似乎劳动保护法真的有什么奇效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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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提到劳动者生存条件改善原因时，显然故意模糊了历史上工人运动的作用。
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能得到改善？泪痕只知道，在工业革命后的许多年里，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上百倍，但工人每天还得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小，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
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曾因为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比工业革命之前有一点改善吗？
这种生存状态，如果没有工人运动能改变吗？
（六）、 经济原则搏奕劳动报酬，劳动时间非常合理。
现在一个大企业，如果突然要延长一小时劳动时间，从经济原则上工人们能拒绝吗？工人们显然没有能力拒绝，因为拒绝这种要求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而这种头一旦开始，那哪家工厂的老板会甘当慈善家？于是所有的工厂工时都会延长的与此相当。在这种基础上，有胆大的再试着再延长一点劳动时间，肯定还会成功。
这样的游戏一下又一下的玩下去，后来工人就是面对一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十三四小时也只有去接受。因为普遍工厂都是这种状态；你不想干又能怎样？
用最简单的数学计算也可以知道，工时的延长就会意味着企业用更少的人也能完成从前的任务。当然了，失业大军会因此越来越大；劳动者的竞争会来越激烈，到那时劳动时间自然会无限延长，而劳动报酬呢？工们恐怕只有求上帝保证了。
您以为工厂老板不敢普遍的、肆无忌惮的玩这种游戏，是因为遵循伟大的经济规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是的！
您以为工厂老没有力量肆无忌惮的玩这种游戏，
因为玩这种游戏，那不是没事给胡哥、温哥找麻烦吗？因为大家都这样玩游戏，那引来的麻烦肯定是他们解决的不了的，这种麻烦恐怕会让中国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甚至因此另换店铺也说不定。
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者越不敢轻易玩这种游戏的。因为这是公然违法的，因为他面对的是成千成上万的、甚至几万、几十万工人；他敢这样公然违法，那会引发怎样的后果，谁敢保证？如果这一切是合法的，那情况自然会不同；因为如果这是合法的，那工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成本会太大，从而使他们只有让步。（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发生转变）
而正是因为有众多这种企业，所以小型的企业想违法也会有限度的；因为社会有着众多八小时工作的企业，有着众多收入还能保障的企业；你定的工作时间太长、报酬太低，自然无法适应当时的经济规律了。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奇怪了，企业延长工作时间，工人当然可以拒绝。难道只有一家企业要工人吗？工人可以跑到其他的企业工作。到最后，延长劳动时间的企业会发现没有工人愿意继续工作，从而不得不削减劳动时间，以吸引工人回来工作。
===========================================
真是典型的“何不吃肉粥”？
在您看来，在资本主义初期，一天需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甚至十四五个小时、乃至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人，都非常愚蠢；因为需要工人的企业多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不在这种企业工作。
司马衷见了您，都一定得甘拜下风。
泪痕实在想知道，在您认为神圣的经济规律支配下，劳动者不接受超长的劳动时间，能行吗？
泪痕从不相信工人运动是万能的，泪痕只相信如果让您所谓的经济规律完全支配社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永远也得不到改善！
（二）、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能得到改善？泪痕只知道，在工业革命后的许多年里，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上百倍，但工人每天还得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小，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
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曾因为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比工业革命之前有一点改善吗？
这种生存状态，如果没有工人运动能改变吗？
对此您说了，“请问，对教育普及程度这几个字，你就视而不见吗？
==============================================
泪痕也希望您有一点生活常识，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面对普遍一天需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人；（却无法养活家的工人）。他们提高教育的时间在哪里？他们提高教育的经济基础在哪里？面对不满十岁就被生活所迫需要走进工厂的儿童，他们接受教育的基础在哪里？
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学习、娱乐八小时。在工业革命许多年后，在生产力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时代，一个社会连劳动者这种最起码要求也保证不了，合理吗，应该吗？
你就是用经济理论证明工人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那是经济规律搏奕出来的所以神不可侵犯，但泪痕只想知道，这一切合理吗、应该吗？
（一）、奇怪了，企业延长工作时间，工人当然可以拒绝。难道只有一家企业要工人吗？工人可以跑到其他的企业工作。到最后，延长劳动时间的企业会发现没有工人愿意继续工作，从而不得不削减劳动时间，以吸引工人回来工作。
===========================================
真是典型的“何不吃肉粥”？
在您看来，在资本主义初期，一天需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甚至十四五个小时、乃至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人，都非常愚蠢；因为需要工人的企业多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不在这种企业工作。
司马衷见了您，都一定得甘拜下风。
泪痕实在想知道，在您认为神圣的经济规律支配下，劳动者不接受超长的劳动时间，能行吗？
泪痕从不相信工人运动是万能的，泪痕只相信如果让您所谓的经济规律完全支配社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永远也得不到改善！
（二）、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能得到改善？泪痕只知道，在工业革命后的许多年里，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上百倍，但工人每天还得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小，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
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曾因为科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比工业革命之前有一点改善吗？
这种生存状态，如果没有工人运动能改变吗？
对此您说了，“请问，对教育普及程度这几个字，你就视而不见吗？
==============================================
泪痕也希望您有一点生活常识，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面对普遍一天需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人；（却无法养活家的工人）。他们提高教育的时间在哪里？他们提高教育的经济基础在哪里？面对不满十岁就被生活所迫需要走进工厂的儿童，他们接受教育的基础在哪里？
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学习、娱乐八小时。在工业革命许多年后，在生产力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时代，一个社会连劳动者这种最起码要求也保证不了，合理吗，应该吗？
你就是用经济理论证明工人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那是经济规律搏奕出来的所以神不可侵犯，但泪痕只想知道，这一切合理吗、应该吗？
扯上毛邓，没边了，还是聊明末好。
感谢ZenithZ先生的提醒，再更新一节吧。
三、 左良玉
左良玉是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按理说新建立的南明政权，怎么说也得由他来操纵吧！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新建的南明政权，却让江北四镇给操纵了。
皇帝是由江北四镇拥立出来的，政府高级官员的权力分配也是江北四镇操纵下完成的。
左良玉做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竟然被排挤到帝国政府的边缘地位。虽然南京政府谁也不敢无视左良玉的利益，但中央政府之内却显然没有一个完全看左良玉眼色行事的高级官员。
面对这种局面，左良玉自然希望改变。于是左良玉让黄澍入朝公然挑战马士英的权力，在朝堂之上，黄澍向皇帝公布马士英的十大罪状，并且对马士英动起了手。黄澍敢这样做，因为他背后站着左良玉军事集团；左良玉之所以让黄澍如此做，无非是想使南京政府由自己来操纵。
如果马士英在这次事件中被打倒，那南明中央政府自然就会大举换成亲左良玉的人了。
但马士英却并没有因此被打倒。
因为皇帝没有响应黄澍去打击马士英；而且普遍朝臣也并没有追随黄澍大举围攻马士英。
左良玉军事集团派到南京政府的代表者，在南京政府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政治人物罢了。虽然他背后有左良玉的支持，可以肆无忌惮的打骂马士英，却显然没有在中央政府取得任何人的响应与支持；既然如此，马士英的地位自然无可动摇了；既然如此，左良玉在中央政府内自然无法取代江北四镇的影响力。
此时是两大军阀公然相争于中央政府之中；如果弘光皇帝想趁势削弱江北四镇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自然非常容易；因为此时有左良玉强大势力的支持。
但削弱江北四镇对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后果呢？无非是让左良玉大举介入中央政府。江北四镇是由四个不相统率的小军阀构成，政府让这种军阀控制着，中央政府已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让左良玉那种强大的、统一的军阀全面介入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此后更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最终弘光皇帝仍然选择马士英、选择江北四镇。因为弘光皇帝明白自己的地位，如果他改投左良玉、提高一心与马士英作对的黄澍地位，那局面会发展成怎样上帝也不敢保证；所以弘光皇帝决定继续保持原来的政治格局。
而普遍臣子，在这种关键时候也都不敢轻易出来乱站队；因为一旦改错了队，恐怕自己政治生命、甚至全家生命都会毁于一旦的。支持黄澍（背后的左良玉），自然可以打击依附江北四镇的马士英等人，问题是，这样引发的后果很可能是表面统一的南明政权，马上陷入左良主、江北四镇公开决裂之中。所以黄澍对马士英的打击只是让人心大快，却显然没有一个人站出公然支持黄澍。
左良玉想在中央政府插一脚的企图失败了。
江北四镇、马士英所做的事；都可以打着中央政府的名义；从这层意义上，他们是处于挟天子令诸侯的优势之中。
左良玉大拥立皇帝之时迟疑了一步，于是就丧失了这种优势，但左良玉真正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终两派决裂了，于是在满清大军就要南下的背景下，他们开始了大火拼。
江北四镇、左良玉都疯了吗？显然不是的，他们都非常有理性。
左良玉东下，是因为如果不东下就得与满清直接冲突了（此时满清大军已到达了长江上游）；他们面对满清一点打仗的胆子也没有，但与自己的友军打仗还有点信心。
江北四镇都回军与左良玉打仗，是因为他们真听马士英的命令、或是忠心弘光皇帝吗？显然也不是的，因为不回师南京城就得与满清军队直接冲突了（此时满清大军也到了江淮）。他们也同样是面对满清没有一点打仗的胆子，但与自己友军还有点信心。
左良玉要清君侧；江北四镇要保护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都是为自己面对满清不战而逃找个好听的理由罢了。
他们之间之所以会公然火拼；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满清有可能会驻马长江边上。既然满清没有征服江南的意思，那面对江南这一块肥肉，左良玉、江北四镇自然都想往自己碗里多夹点；于是他们自然会为此大打出手了。
当然了，面对满清咄咄逼人的攻势；就是再傻的人也知道，幻想满清会驻马长江边，那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种幻想，永远也有市场。
早在满清在长城以北肆意膨胀之时，杨嗣昌为代表的人就幻想满清会驻马长城边上；当满清已进入北京城后，史可法为代表的人，仍然幻想满清会驻马河北、甚至退回长城以北的；当满清已兵临长江边时，以左良玉为代表的人，产生满清会驻马长江边的幻想，实在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然了，左良玉、江北四镇等人，也知道这种幻想太不切实际了。于是他们从一开始起就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满清驻马长江边上，那他们打败自己的友军后，就可以在江南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了。
当然了，如果满清挥师南下的意图；那他们就马上投降满清，从而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军事集团的既得利益。
所以满清大军兵临长江际，左良玉与江北四镇都是放弃江北地区，大举南移并相互火拼。而一见满清挥师南下，却不约而同的投降了满清。
既然支撑弘光政权的军阀都投降了满清，那弘光政权还靠什么立足呢？
人们常说，假如崇祯皇帝到南京城，就能如何如之何；泪痕以为这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了。就是崇祯在南京城，面对左良玉对满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能阻止吗？就是崇祯在南京城，面对江北四镇对满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能阻止吗？显然是不能的！
既然如此，崇祯活着又能改变什么？
就算崇祯在南京城，面对左良玉、江北四镇大举投降满清的行为，他能阻止吗？显然也不是能的。
既然如此，崇祯在南京城又能改变什么呢？
崇祯到了南京城，最多是使我们看到的历史人物，会有所不同罢了。仅此而已！因为崇祯到了南京城，那小福王自然没有机会当皇帝了；因为崇祯到了南京城，那北京的高级官员都纷拥而下，史可法等人就无法成为历史的主角了。
感谢ZenithZ先生的提醒，再更新一节吧。
三、 左良玉
左良玉是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按理说新建立的南明政权，怎么说也得由他来操纵吧！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新建的南明政权，却让江北四镇给操纵了。
皇帝是由江北四镇拥立出来的，政府高级官员的权力分配也是江北四镇操纵下完成的。
左良玉做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竟然被排挤到帝国政府的边缘地位。虽然南京政府谁也不敢无视左良玉的利益，但中央政府之内却显然没有一个完全看左良玉眼色行事的高级官员。
面对这种局面，左良玉自然希望改变。于是左良玉让黄澍入朝公然挑战马士英的权力，在朝堂之上，黄澍向皇帝公布马士英的十大罪状，并且对马士英动起了手。黄澍敢这样做，因为他背后站着左良玉军事集团；左良玉之所以让黄澍如此做，无非是想使南京政府由自己来操纵。
如果马士英在这次事件中被打倒，那南明中央政府自然就会大举换成亲左良玉的人了。
但马士英却并没有因此被打倒。
因为皇帝没有响应黄澍去打击马士英；而且普遍朝臣也并没有追随黄澍大举围攻马士英。
左良玉军事集团派到南京政府的代表者，在南京政府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政治人物罢了。虽然他背后有左良玉的支持，可以肆无忌惮的打骂马士英，却显然没有在中央政府取得任何人的响应与支持；既然如此，马士英的地位自然无可动摇了；既然如此，左良玉在中央政府内自然无法取代江北四镇的影响力。
此时是两大军阀公然相争于中央政府之中；如果弘光皇帝想趁势削弱江北四镇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自然非常容易；因为此时有左良玉强大势力的支持。
但削弱江北四镇对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后果呢？无非是让左良玉大举介入中央政府。江北四镇是由四个不相统率的小军阀构成，政府让这种军阀控制着，中央政府已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让左良玉那种强大的、统一的军阀全面介入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此后更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最终弘光皇帝仍然选择马士英、选择江北四镇。因为弘光皇帝明白自己的地位，如果他改投左良玉、提高一心与马士英作对的黄澍地位，那局面会发展成怎样上帝也不敢保证；所以弘光皇帝决定继续保持原来的政治格局。
而普遍臣子，在这种关键时候也都不敢轻易出来乱站队；因为一旦改错了队，恐怕自己政治生命、甚至全家生命都会毁于一旦的。支持黄澍（背后的左良玉），自然可以打击依附江北四镇的马士英等人，问题是，这样引发的后果很可能是表面统一的南明政权，马上陷入左良主、江北四镇公开决裂之中。所以黄澍对马士英的打击只是让人心大快，却显然没有一个人站出公然支持黄澍。
左良玉想在中央政府插一脚的企图失败了。
江北四镇、马士英所做的事；都可以打着中央政府的名义；从这层意义上，他们是处于挟天子令诸侯的优势之中。
左良玉大拥立皇帝之时迟疑了一步，于是就丧失了这种优势，但左良玉真正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终两派决裂了，于是在满清大军就要南下的背景下，他们开始了大火拼。
江北四镇、左良玉都疯了吗？显然不是的，他们都非常有理性。
左良玉东下，是因为如果不东下就得与满清直接冲突了（此时满清大军已到达了长江上游）；他们面对满清一点打仗的胆子也没有，但与自己的友军打仗还有点信心。
江北四镇都回军与左良玉打仗，是因为他们真听马士英的命令、或是忠心弘光皇帝吗？显然也不是的，因为不回师南京城就得与满清军队直接冲突了（此时满清大军也到了江淮）。他们也同样是面对满清没有一点打仗的胆子，但与自己友军还有点信心。
左良玉要清君侧；江北四镇要保护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都是为自己面对满清不战而逃找个好听的理由罢了。
他们之间之所以会公然火拼；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满清有可能会驻马长江边上。既然满清没有征服江南的意思，那面对江南这一块肥肉，左良玉、江北四镇自然都想往自己碗里多夹点；于是他们自然会为此大打出手了。
当然了，面对满清咄咄逼人的攻势；就是再傻的人也知道，幻想满清会驻马长江边，那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种幻想，永远也有市场。
早在满清在长城以北肆意膨胀之时，杨嗣昌为代表的人就幻想满清会驻马长城边上；当满清已进入北京城后，史可法为代表的人，仍然幻想满清会驻马河北、甚至退回长城以北的；当满清已兵临长江边时，以左良玉为代表的人，产生满清会驻马长江边的幻想，实在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然了，左良玉、江北四镇等人，也知道这种幻想太不切实际了。于是他们从一开始起就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满清驻马长江边上，那他们打败自己的友军后，就可以在江南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了。
当然了，如果满清挥师南下的意图；那他们就马上投降满清，从而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军事集团的既得利益。
所以满清大军兵临长江际，左良玉与江北四镇都是放弃江北地区，大举南移并相互火拼。而一见满清挥师南下，却不约而同的投降了满清。
既然支撑弘光政权的军阀都投降了满清，那弘光政权还靠什么立足呢？
人们常说，假如崇祯皇帝到南京城，就能如何如之何；泪痕以为这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了。就是崇祯在南京城，面对左良玉对满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能阻止吗？就是崇祯在南京城，面对江北四镇对满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能阻止吗？显然是不能的！
既然如此，崇祯活着又能改变什么？
就算崇祯在南京城，面对左良玉、江北四镇大举投降满清的行为，他能阻止吗？显然也不是能的。
既然如此，崇祯在南京城又能改变什么呢？
崇祯到了南京城，最多是使我们看到的历史人物，会有所不同罢了。仅此而已！因为崇祯到了南京城，那小福王自然没有机会当皇帝了；因为崇祯到了南京城，那北京的高级官员都纷拥而下，史可法等人就无法成为历史的主角了。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 真是可笑，楼主连美国宪法都不懂，建议你好好读读！！！！对美国宪法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美国宪法中的“人”特指白人，不包括黑奴！！！
=================================
华盛顿等人役使奴隶、承认并保护大半个美国的奴隶制；这是合理的。
因为华盛顿等人在编写宪法时就已公然宣称了“白人才是人，黑人不是人”（假如美国宪法真如您所说的那样）。您的逻辑可真强大！
原来强盗做事只要高呼着口号去干坏事，就叫合理、合乎道德？
（二）、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占主流的思想一定是“家天下”，而“禅让制”住处于边缘地位！！！楼主凭什么说当时的人认为家天下是罪恶？！！
====================================
泪痕只想知道，这种家天下的思想是如何成为主流的？
在李世民时代，如果有人敢否定家天下的思想，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肯定是被满门抄斩。在血淋淋的刀剑保护下，这种家天下的思想自然会成为主流思想了。
难道强盗只要能拿刀逼着人们认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罪恶就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
（三）、 华盛顿、李世民和现代人的行为差异可以用客观历史背景作解释，这并不代表所有历史人物的行为都可以用客观历史背景来解释。
==================================
华盛顿、李世民时代的罪恶，与华盛顿、李世民的道德、人格无关；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就全是毛泽东的人格、道德造成的。
这种观点，除了证明您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历史之外，还能证明什么？
用您的这种历史观点，想神话一个历史人物都很容易；想贬低一个历史人物也同样很容易。
因为哪个时代没有罪恶？只要把这罪恶全往这个历史人物头上堆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时代有点成绩，把他全归于客观好了。
因为哪个时代没有点成绩，只要把这成绩全往这个历史人物头上堆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时代有罪恶，全把它归为客观好了。
我无意贬低李世民、华盛顿，我只是想让您看一下用您的历史观，随时可以推出您极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四）、在当时的条件下，与家天下相比，禅让制更容易造成政局不稳，更容易造成政治内耗，自然而然，人们就就倾向于家天下了。
============================
希望您能明白，这只是结果；而绝非原因。
换而言之，就是再喜欢拍皇帝马屁的御用文人；也不敢把统治者建立家天下的理由，归结得如此伟大而崇高。
在小农社会之中，统治者之所以都会追求家天下，仅仅是因为在小农社会中，这种追求通常总能变成现实。仅此而已！您可千万不要把他们建立家天下的动机，归结得那样伟大崇高。
因为在小农社会中，所有权力者都想把天下变成自己私人财产。所以才会出现您所说的那种结果，如果没有权力者一心要将天下变成私人财产的罪恶欲望，您所说的结果自然不会出现了。
权力者这种罪恶的欲望，在工商业兴起的社会中，渐渐变得越来越无法实现了；最后普遍权者谁也不敢报这种罪恶的欲望了，因为继续报着这种罪恶的欲望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
（一）、 真是可笑，楼主连美国宪法都不懂，建议你好好读读！！！！对美国宪法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美国宪法中的“人”特指白人，不包括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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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等人役使奴隶、承认并保护大半个美国的奴隶制；这是合理的。
因为华盛顿等人在编写宪法时就已公然宣称了“白人才是人，黑人不是人”（假如美国宪法真如您所说的那样）。您的逻辑可真强大！
原来强盗做事只要高呼着口号去干坏事，就叫合理、合乎道德？
（二）、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占主流的思想一定是“家天下”，而“禅让制”住处于边缘地位！！！楼主凭什么说当时的人认为家天下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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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痕只想知道，这种家天下的思想是如何成为主流的？
在李世民时代，如果有人敢否定家天下的思想，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肯定是被满门抄斩。在血淋淋的刀剑保护下，这种家天下的思想自然会成为主流思想了。
难道强盗只要能拿刀逼着人们认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罪恶就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
（三）、 华盛顿、李世民和现代人的行为差异可以用客观历史背景作解释，这并不代表所有历史人物的行为都可以用客观历史背景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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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李世民时代的罪恶，与华盛顿、李世民的道德、人格无关；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就全是毛泽东的人格、道德造成的。
这种观点，除了证明您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历史之外，还能证明什么？
用您的这种历史观点，想神话一个历史人物都很容易；想贬低一个历史人物也同样很容易。
因为哪个时代没有罪恶？只要把这罪恶全往这个历史人物头上堆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时代有点成绩，把他全归于客观好了。
因为哪个时代没有点成绩，只要把这成绩全往这个历史人物头上堆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时代有罪恶，全把它归为客观好了。
我无意贬低李世民、华盛顿，我只是想让您看一下用您的历史观，随时可以推出您极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四）、在当时的条件下，与家天下相比，禅让制更容易造成政局不稳，更容易造成政治内耗，自然而然，人们就就倾向于家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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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您能明白，这只是结果；而绝非原因。
换而言之，就是再喜欢拍皇帝马屁的御用文人；也不敢把统治者建立家天下的理由，归结得如此伟大而崇高。
在小农社会之中，统治者之所以都会追求家天下，仅仅是因为在小农社会中，这种追求通常总能变成现实。仅此而已！您可千万不要把他们建立家天下的动机，归结得那样伟大崇高。
因为在小农社会中，所有权力者都想把天下变成自己私人财产。所以才会出现您所说的那种结果，如果没有权力者一心要将天下变成私人财产的罪恶欲望，您所说的结果自然不会出现了。
权力者这种罪恶的欲望，在工商业兴起的社会中，渐渐变得越来越无法实现了；最后普遍权者谁也不敢报这种罪恶的欲望了，因为继续报着这种罪恶的欲望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 华盛顿时代的总统承认奴隶制，没有任何风险；相反否定奴隶制，才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这是华盛顿等人认可、保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
华盛顿时代的总统，役使奴隶不会承担任何政治风险，这也是华盛顿等人敢公然役使奴隶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他们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是违背道德的，那纯粹叫自欺欺人。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只是在奴隶主势力巨大的美国社会中，才有舆论支持奴隶制；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里，不要说所谓的文明国家了，就是所谓的野蛮国家，说起奴隶制也是受人唾弃的。
一个人处于十八、十九世纪了，还说自己不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还说自己不知道役使奴隶是不人道的，您不觉得太牵强了吗？华盛顿支持奴隶制、役使奴隶只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毛泽东时代罪恶的产生，与美国初期这种罪恶的产生的根源有什么不同？
（二）、 在林肯时代，一个总统承认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所承担的风险是相当的。这也就是林肯虽然代表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潮流，但林肯最初却不敢与奴隶制做最彻底的决裂。因为彻底反对奴隶制，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林肯也不知道；所以林肯在南北战争开始后，还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认可、保护奴隶制就能结束战争，这一切我们可以商量。
美国奴隶制的出现与废除，真是什么伟大人物推动的吗？
您说到南北战争，说到奴隶制被废除，您想过一切出现的原因吗？
是社会反奴隶风潮越来越大（这种风潮绝不是某个伟大的总统道德影响的）；所以才会引发南北战争，才会导至奴隶制被废除。
而华盛顿时代，仅仅是因为与奴隶相关的利益集团势力太大，所以没有一个总统、或是立法者敢公然反对奴隶制。在这种背景下，奴隶制遂成为合法的，而华盛顿之流役使奴隶的行为好象就合法、合乎道德了。问题是：如果奴隶主的势力没有这样大，这种支持奴隶制的思想还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吗？
华盛顿、杰弗逊不会因为道德而放弃自己役使奴隶的权利；毛泽东不会因为道德放弃自己专制、独裁的机会，他们之间有本质的高下之别吗？
（三）、在林肯之后的美国社会，一个总统如果再去表示认可奴隶制，那他肯定是想马上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在这种背景下，所以再没有一个总统敢认可奴隶制、更不要说去亲自役使奴隶了。
美国总统表现在外的、截然不同的道德、人格，哪个是超越自己时代的产物？
难道中国统治者表现在外的、差别巨大的道德、人格，就都是超时代的产物？
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统治者如果再追求毛泽东的权力；那他肯定需要玩出比毛泽东更大的动静（因为在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的社会中，追求专制独裁时难度更大了），而成功的机会呢？恐怕等于没有！
邓、江、胡没有搞类似文革的运动，这的确是事实。但邓、江、胡都也没有试图追求毛泽东一样的权力，那更是事实。当然了，这一切绝不受于他们的道德，主要是因为在后来的社会中，谁也知道再有这种追求，那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四）关于中国工业的比例数据，这全是大路货，从哪都能找到；如果连这也要怀疑，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要谈了。
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通常都有机会实行家天下，所以统治者都会追求家天下。这不是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如果没有约束，谁的道德也不会可靠的。
在工业化初端之时，统治者实际上已没有机会实行家天下了。但处于这个阶段的统治者，通常都会利令智晕的走出这一步，因为现实虽然不容许了，但他们从历史的惯性去看，他们总认为还可以实现这一切。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克伦威尔、中国的袁世凯，大家实际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谁也别说谁。
在此后，所有的统治者都会清楚建立家天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所以他们只有都披着民主外衣，实行专制的事实。（北洋、民国统治者、谁也不例外；毛泽东不过是这种政治风格的延续）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比如华盛顿虽然伟大，但有机会役使奴隶也不会放弃。人的道德如果没有外力约束，谁的道德会可靠？
（五）、工业化程度越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的机会就越难把握，实行独裁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泪痕从未说过，这意味着必然会产生民权政治）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程度，虽然一再提高了；但却实在不足以限制统治者披着民主的外衣搞独裁（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当时工业程度的增大，只是使统治者想实行独裁、专制的困难变大了、机会变得越来越难把握了。这是毛泽东后来要维持自己既有的权力，需要搞出越来越大的动静。
而当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那统治者自然都会自觉的放弃专制、独裁的念头。因为一个人想实现这种念头，通常是危险的，也是难以成功的。邓、江、胡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不会报以毛泽东同样的追求了。
（六）、您说毛泽东在后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一个人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竟然没有被打倒，相反竟然让潮流倒着走了。您不觉得这样说毛泽东，也把毛泽东说得太伟大了？
一个人如果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结果应该是他被冲得粉身碎骨。这从来是没有例外的！
就好象华盛顿时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敢反对奴隶制；那他肯定会被打下政治舞台；再好象林肯之后的时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敢支持奴隶制，那他肯定会被打下政治舞台。尽管前者是罪恶的，后者代表着正义。
我们在分析中国历史时，虽然都标榜着唯物史观；却显然都懒得去这样深入思考了；因为把一切归于某几个人的道德、人格，那历史马上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我们中国的现代史，通常只是御用文人、或是源于欧美的观点；总而言之， 我世祖皇帝如何如之何，于是中国、中国人民如何如之何了；总而言之，你们东方统治者的道德观、思想观只有学习我们欧美，才能让你们的社会变好。
这从某种意义上，这全是政治宣传；哪一点象在写历史呢？
（一）、 华盛顿时代的总统承认奴隶制，没有任何风险；相反否定奴隶制，才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这是华盛顿等人认可、保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
华盛顿时代的总统，役使奴隶不会承担任何政治风险，这也是华盛顿等人敢公然役使奴隶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他们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是违背道德的，那纯粹叫自欺欺人。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只是在奴隶主势力巨大的美国社会中，才有舆论支持奴隶制；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里，不要说所谓的文明国家了，就是所谓的野蛮国家，说起奴隶制也是受人唾弃的。
一个人处于十八、十九世纪了，还说自己不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还说自己不知道役使奴隶是不人道的，您不觉得太牵强了吗？华盛顿支持奴隶制、役使奴隶只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毛泽东时代罪恶的产生，与美国初期这种罪恶的产生的根源有什么不同？
（二）、 在林肯时代，一个总统承认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所承担的风险是相当的。这也就是林肯虽然代表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潮流，但林肯最初却不敢与奴隶制做最彻底的决裂。因为彻底反对奴隶制，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林肯也不知道；所以林肯在南北战争开始后，还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认可、保护奴隶制就能结束战争，这一切我们可以商量。
美国奴隶制的出现与废除，真是什么伟大人物推动的吗？
您说到南北战争，说到奴隶制被废除，您想过一切出现的原因吗？
是社会反奴隶风潮越来越大（这种风潮绝不是某个伟大的总统道德影响的）；所以才会引发南北战争，才会导至奴隶制被废除。
而华盛顿时代，仅仅是因为与奴隶相关的利益集团势力太大，所以没有一个总统、或是立法者敢公然反对奴隶制。在这种背景下，奴隶制遂成为合法的，而华盛顿之流役使奴隶的行为好象就合法、合乎道德了。问题是：如果奴隶主的势力没有这样大，这种支持奴隶制的思想还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吗？
华盛顿、杰弗逊不会因为道德而放弃自己役使奴隶的权利；毛泽东不会因为道德放弃自己专制、独裁的机会，他们之间有本质的高下之别吗？
（三）、在林肯之后的美国社会，一个总统如果再去表示认可奴隶制，那他肯定是想马上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在这种背景下，所以再没有一个总统敢认可奴隶制、更不要说去亲自役使奴隶了。
美国总统表现在外的、截然不同的道德、人格，哪个是超越自己时代的产物？
难道中国统治者表现在外的、差别巨大的道德、人格，就都是超时代的产物？
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统治者如果再追求毛泽东的权力；那他肯定需要玩出比毛泽东更大的动静（因为在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的社会中，追求专制独裁时难度更大了），而成功的机会呢？恐怕等于没有！
邓、江、胡没有搞类似文革的运动，这的确是事实。但邓、江、胡都也没有试图追求毛泽东一样的权力，那更是事实。当然了，这一切绝不受于他们的道德，主要是因为在后来的社会中，谁也知道再有这种追求，那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四）关于中国工业的比例数据，这全是大路货，从哪都能找到；如果连这也要怀疑，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要谈了。
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通常都有机会实行家天下，所以统治者都会追求家天下。这不是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如果没有约束，谁的道德也不会可靠的。
在工业化初端之时，统治者实际上已没有机会实行家天下了。但处于这个阶段的统治者，通常都会利令智晕的走出这一步，因为现实虽然不容许了，但他们从历史的惯性去看，他们总认为还可以实现这一切。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克伦威尔、中国的袁世凯，大家实际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谁也别说谁。
在此后，所有的统治者都会清楚建立家天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所以他们只有都披着民主外衣，实行专制的事实。（北洋、民国统治者、谁也不例外；毛泽东不过是这种政治风格的延续）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比如华盛顿虽然伟大，但有机会役使奴隶也不会放弃。人的道德如果没有外力约束，谁的道德会可靠？
（五）、工业化程度越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的机会就越难把握，实行独裁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泪痕从未说过，这意味着必然会产生民权政治）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程度，虽然一再提高了；但却实在不足以限制统治者披着民主的外衣搞独裁（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当时工业程度的增大，只是使统治者想实行独裁、专制的困难变大了、机会变得越来越难把握了。这是毛泽东后来要维持自己既有的权力，需要搞出越来越大的动静。
而当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那统治者自然都会自觉的放弃专制、独裁的念头。因为一个人想实现这种念头，通常是危险的，也是难以成功的。邓、江、胡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不会报以毛泽东同样的追求了。
（六）、您说毛泽东在后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一个人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竟然没有被打倒，相反竟然让潮流倒着走了。您不觉得这样说毛泽东，也把毛泽东说得太伟大了？
一个人如果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结果应该是他被冲得粉身碎骨。这从来是没有例外的！
就好象华盛顿时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敢反对奴隶制；那他肯定会被打下政治舞台；再好象林肯之后的时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敢支持奴隶制，那他肯定会被打下政治舞台。尽管前者是罪恶的，后者代表着正义。
我们在分析中国历史时，虽然都标榜着唯物史观；却显然都懒得去这样深入思考了；因为把一切归于某几个人的道德、人格，那历史马上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我们中国的现代史，通常只是御用文人、或是源于欧美的观点；总而言之， 我世祖皇帝如何如之何，于是中国、中国人民如何如之何了；总而言之，你们东方统治者的道德观、思想观只有学习我们欧美，才能让你们的社会变好。
这从某种意义上，这全是政治宣传；哪一点象在写历史呢？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会儿说毛迎合时代潮流，一会儿说毛抵制时代潮流。真是自相矛盾！！！楼主的时代潮流到底指的是什么？！！！
======================================
（一）、 我给时代潮流下的定义非常明确：时代潮流就是当时各种利益群体追求利益时搏奕出来的合力方向。从这层意义上，毛泽东自然是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二）、我从未说过，时代潮流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您认为时代潮流，就是代表着历史发方向的力量。 我无权对此提出反对。但我只想提醒您，评论历史时千万不要戴有色眼镜。
“工业化程度越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的机会就越难把握，实行独裁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却继续维持专制、独裁，所以毛泽东是在抵制时代潮流；所以毛泽东的人格、道德有问题。
那“在美国建立后近一百年，在美国继续推行奴隶制越来越困难了、反对奴隶制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了”。泪痕所说的这一切是事实吧！而林肯之前的总统都在继续认可、维持奴隶制，他们是不是在抵制时代潮流维护万恶的奴隶制？他们的人格、道德是不是都也有问题？
您的历史观（从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只是政治观）；主要是源于欧美罢了；这种历史观只能用来批判一下毛泽东等人，如果用这种历史观去批判华盛顿、杰弗逊时，您这种历史观肯定就要大声说不了。
（三）、美国之初建立奴隶制、屠杀美洲土著人。这与统治者的道德无关；这一切不是他们人格、道德决定的。泪痕对此无意提出否定。
泪痕只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做出如此罪恶的事；都与统治者的道德、人格无关，而为什么中国就相反呢？
我无意否定您的历史观，我只知道，所谓的历史观并不是为某些人物、某些地区特别设的，他应该可以适用于最普遍的历史人物、历史地区。
如果您认为统治者的道德、人格、思想、经历、性格、传统可以决定历史的发展。那希望您也用这种观点一以贯之的分析一下美国前一百年的历史。
一会儿说毛迎合时代潮流，一会儿说毛抵制时代潮流。真是自相矛盾！！！楼主的时代潮流到底指的是什么？！！！
======================================
（一）、 我给时代潮流下的定义非常明确：时代潮流就是当时各种利益群体追求利益时搏奕出来的合力方向。从这层意义上，毛泽东自然是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二）、我从未说过，时代潮流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您认为时代潮流，就是代表着历史发方向的力量。 我无权对此提出反对。但我只想提醒您，评论历史时千万不要戴有色眼镜。
“工业化程度越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的机会就越难把握，实行独裁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却继续维持专制、独裁，所以毛泽东是在抵制时代潮流；所以毛泽东的人格、道德有问题。
那“在美国建立后近一百年，在美国继续推行奴隶制越来越困难了、反对奴隶制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了”。泪痕所说的这一切是事实吧！而林肯之前的总统都在继续认可、维持奴隶制，他们是不是在抵制时代潮流维护万恶的奴隶制？他们的人格、道德是不是都也有问题？
您的历史观（从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只是政治观）；主要是源于欧美罢了；这种历史观只能用来批判一下毛泽东等人，如果用这种历史观去批判华盛顿、杰弗逊时，您这种历史观肯定就要大声说不了。
（三）、美国之初建立奴隶制、屠杀美洲土著人。这与统治者的道德无关；这一切不是他们人格、道德决定的。泪痕对此无意提出否定。
泪痕只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做出如此罪恶的事；都与统治者的道德、人格无关，而为什么中国就相反呢？
我无意否定您的历史观，我只知道，所谓的历史观并不是为某些人物、某些地区特别设的，他应该可以适用于最普遍的历史人物、历史地区。
如果您认为统治者的道德、人格、思想、经历、性格、传统可以决定历史的发展。那希望您也用这种观点一以贯之的分析一下美国前一百年的历史。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我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楼主非要说毛的行为是客观历史背景造成的、毛是不能超越时代局限的，那就请楼主拿出有利的论证，论证毛的历史背景与邓到底有何本质不同！！！
=================================================
他们的历史背景自然非常不同了；关于这一点，我前面说过许多次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总值是30%向70%发展着（它是处于工业化转型期）；而邓小时代的中国，工业总值起步就在70%以上了（这是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期）。
当然了，在您看来这些数据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只要您不戴有色眼镜，您自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背后的社会有着何等惊人的差距。
最简单而言，他们各自拥有的公路、铁路、水运、航运公里数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各自拥有的产业工人、现代知识分子、市民人数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各自拥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在数量、规模上大不同相的，他们各自拥有的水库、水渠数量、汽车、拖拉机在规模上是大不同相同的；他们各自拥有的报纸、收音机、电视机数量是大不相同的、、、、、、、
工商业总产值的增大，意味着社会普遍百姓会日益走出封闭、愚昧、孤立之中，从而在限制统治者道德、人格之时力量越来越大。
（二）、请问，毛邓都感到实行独裁的困难越来越大，为什么毛发动了文革，邓没有呢？
=======================================
量变到质变。
困难越来越大，这只是一种趋势。但具体大到哪一个点上，会让统治者愿意放弃这种努力；这个具体的点是谁也无法界定的。
就好象美国在美国维持奴隶制的困难越来越大，但在哪一个点上（在谁当总统时），会让美国政府决定旗帜鲜明的反对奴隶制，却是谁也无法界定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使毛泽东活着，即使有本事比毛泽东大一百倍的统治者，也必将在这个时刻到来之时放弃专制、独裁的统治。如果他不愿意，那只有等着被时代潮流所吞没。
当然了，也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没有林肯，或是华盛顿活到林肯之时，美国政府也会废除奴隶制的的。如果一个总统拒绝做这种事，那他肯定会被历史潮流所吞没的。
（三）、楼主的历史观一言以蔽之，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就是必然的”。完全否认了个人的作用。说你机械还不承认？
==========================================
我所说的必然的，主要是指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换而言之，明帝国必然会灭亡的。崇祯君臣自然可以有他的不同的选择，但这些选择的结果绝不会改变它灭亡的趋势。除非他们能超越历史，能强有力的打击、限制以土地所有者为主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
个人自然有作用，但这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他们谁也无法超越时代的背景。换而言之，美国的奴隶制并不会因为华盛顿、杰弗逊的道德、人格伟大，能力杰出而去除；华盛顿、杰弗逊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自然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他们惟一不能选择的就是铲除奴隶主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我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楼主非要说毛的行为是客观历史背景造成的、毛是不能超越时代局限的，那就请楼主拿出有利的论证，论证毛的历史背景与邓到底有何本质不同！！！
=================================================
他们的历史背景自然非常不同了；关于这一点，我前面说过许多次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总值是30%向70%发展着（它是处于工业化转型期）；而邓小时代的中国，工业总值起步就在70%以上了（这是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期）。
当然了，在您看来这些数据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只要您不戴有色眼镜，您自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背后的社会有着何等惊人的差距。
最简单而言，他们各自拥有的公路、铁路、水运、航运公里数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各自拥有的产业工人、现代知识分子、市民人数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各自拥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在数量、规模上大不同相的，他们各自拥有的水库、水渠数量、汽车、拖拉机在规模上是大不同相同的；他们各自拥有的报纸、收音机、电视机数量是大不相同的、、、、、、、
工商业总产值的增大，意味着社会普遍百姓会日益走出封闭、愚昧、孤立之中，从而在限制统治者道德、人格之时力量越来越大。
（二）、请问，毛邓都感到实行独裁的困难越来越大，为什么毛发动了文革，邓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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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到质变。
困难越来越大，这只是一种趋势。但具体大到哪一个点上，会让统治者愿意放弃这种努力；这个具体的点是谁也无法界定的。
就好象美国在美国维持奴隶制的困难越来越大，但在哪一个点上（在谁当总统时），会让美国政府决定旗帜鲜明的反对奴隶制，却是谁也无法界定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使毛泽东活着，即使有本事比毛泽东大一百倍的统治者，也必将在这个时刻到来之时放弃专制、独裁的统治。如果他不愿意，那只有等着被时代潮流所吞没。
当然了，也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没有林肯，或是华盛顿活到林肯之时，美国政府也会废除奴隶制的的。如果一个总统拒绝做这种事，那他肯定会被历史潮流所吞没的。
（三）、楼主的历史观一言以蔽之，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就是必然的”。完全否认了个人的作用。说你机械还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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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必然的，主要是指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换而言之，明帝国必然会灭亡的。崇祯君臣自然可以有他的不同的选择，但这些选择的结果绝不会改变它灭亡的趋势。除非他们能超越历史，能强有力的打击、限制以土地所有者为主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
个人自然有作用，但这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他们谁也无法超越时代的背景。换而言之，美国的奴隶制并不会因为华盛顿、杰弗逊的道德、人格伟大，能力杰出而去除；华盛顿、杰弗逊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自然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他们惟一不能选择的就是铲除奴隶主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我给时代潮流下的定义非常明确：时代潮流就是当时各种利益群体追求利益时搏奕出来的合力方向。”
这怎么叫“时代潮流”？那叫“历史背景”！！！楼主不要偷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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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做论证之前，他有权为自己经常提到的名词下明确的定义（甚至是他必须得为自己经常提到的名词下明确的定义）。
我为时代潮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叫偷换概念？
如果您认为您认为把这一切叫做“时代潮流”不确切，如果您认为这一切叫做“历史背景”更确切。那我们权且就认为以您的定义为标准。
那一个历史人物顺应了时代潮流，与顺应了历史背景，有什么不同？泪痕希望指教一下！
争论说的是道理，不要总这种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大做文章。
（二）、既然你说毛时代的工业产值是从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而且，按你的说法，工业产值越大，统治者限制越大。那么请问，在毛时代，毛受到的制约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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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工业的发展，毛受到的制约自然是越来越大了；这还用说吗？
在此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在政府、军队内拥有足够的权力，就可以建立独裁统治。
但在后期，一个权力者如果只在政府、军队内拥有足够的权力，那他面对一个普遍群众组织支持的权力者，马上就会相形见拙的。这是刘少奇后来让毛泽东打败的主要历史背景。
文革前，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政府内、党内、军队内的影响力当时相差无几（甚至已占上风）；但毛泽东却因为文革取得了众多群众性的组织支持（您可以把一切归于群众的愚昧与盲从，但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于是刘少奇面对毛泽东的还击遂无力应对，于是被打得万劫不复了。
毛泽东想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需要在政府内、党内、军队内取得绝对的权威，更需要让众多群众性的组织支持自己。否则？他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泪痕实在想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统治者建立独裁统治时，曾经如此费力、复杂过？
这一切在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社会中，可能会出现吗？显然是不会的。在社会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社会中，一个人只要在政府内、党内、军内拥有足够的支持者，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敌人拿着枪杆子公然与他做对，也无法阻拦他专制、独裁的权力（比如北洋、民国的统治者）。
毛泽东的独裁权力，是建立于他在政府内、党内、军内，而且还在社会上寻找到了最多的支持者实现的。您真觉得此前中国还有一个统治者实现专制、独裁时，曾如此费过劲？
毛泽东与彭德怀；毛泽东与刘少奇之争时；大家的机会是公平的，当时他们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与毛的影响力真的相差无几。人们都选择支持毛而不支持彭，人们都选择支持毛不支持刘；您真以为只是因为毛泽东的威望太高造成的？
这永远不过是一种政治观点罢了；因为在这种观点里，我朝普遍权力者都成了受害者；当时所有的罪恶，都不过是毛泽东及其一小撮追随者给造成的。
您真以为中国现代的罪恶形成就是如此简单？
如果说毛泽东的个人道德、人格缺陷就能让中国陷入长久的动荡混乱之中。那泪痕实在想知道，中国从辛亥革命后长久的动荡、混乱、民不聊生，又是哪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缺陷造成的？
（三）、我的观点一直是既要考虑历史的客观背景，也要注意历史人物的作用，两者不能偏废！！！楼主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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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不能偏废？您真是两者都没有偏废吗？
谈论华盛顿、杰弗逊时代的罪恶时，您什么时候从统治者的人格、道德、能力上寻找过原因？泪痕希望您给我指出一点。
您大笔一挥，马上把他们全部的罪恶都归于了时代的局限。
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罪恶之时，您什么时候从时代的局限上找过原因？泪痕希望您给指出一点。您大笔一挥，马上把他的全部罪恶，都归于毛泽东的道德、人格、能力之上。
您这就叫两者都不偏废？
因为对历史人物的好恶不同，用这样极尽偏颇的态度评论他们；这就是您的两者都不偏废？
（一）、“我给时代潮流下的定义非常明确：时代潮流就是当时各种利益群体追求利益时搏奕出来的合力方向。”
这怎么叫“时代潮流”？那叫“历史背景”！！！楼主不要偷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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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做论证之前，他有权为自己经常提到的名词下明确的定义（甚至是他必须得为自己经常提到的名词下明确的定义）。
我为时代潮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叫偷换概念？
如果您认为您认为把这一切叫做“时代潮流”不确切，如果您认为这一切叫做“历史背景”更确切。那我们权且就认为以您的定义为标准。
那一个历史人物顺应了时代潮流，与顺应了历史背景，有什么不同？泪痕希望指教一下！
争论说的是道理，不要总这种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大做文章。
（二）、既然你说毛时代的工业产值是从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而且，按你的说法，工业产值越大，统治者限制越大。那么请问，在毛时代，毛受到的制约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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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工业的发展，毛受到的制约自然是越来越大了；这还用说吗？
在此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在政府、军队内拥有足够的权力，就可以建立独裁统治。
但在后期，一个权力者如果只在政府、军队内拥有足够的权力，那他面对一个普遍群众组织支持的权力者，马上就会相形见拙的。这是刘少奇后来让毛泽东打败的主要历史背景。
文革前，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政府内、党内、军队内的影响力当时相差无几（甚至已占上风）；但毛泽东却因为文革取得了众多群众性的组织支持（您可以把一切归于群众的愚昧与盲从，但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于是刘少奇面对毛泽东的还击遂无力应对，于是被打得万劫不复了。
毛泽东想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需要在政府内、党内、军队内取得绝对的权威，更需要让众多群众性的组织支持自己。否则？他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泪痕实在想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统治者建立独裁统治时，曾经如此费力、复杂过？
这一切在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社会中，可能会出现吗？显然是不会的。在社会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社会中，一个人只要在政府内、党内、军内拥有足够的支持者，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敌人拿着枪杆子公然与他做对，也无法阻拦他专制、独裁的权力（比如北洋、民国的统治者）。
毛泽东的独裁权力，是建立于他在政府内、党内、军内，而且还在社会上寻找到了最多的支持者实现的。您真觉得此前中国还有一个统治者实现专制、独裁时，曾如此费过劲？
毛泽东与彭德怀；毛泽东与刘少奇之争时；大家的机会是公平的，当时他们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与毛的影响力真的相差无几。人们都选择支持毛而不支持彭，人们都选择支持毛不支持刘；您真以为只是因为毛泽东的威望太高造成的？
这永远不过是一种政治观点罢了；因为在这种观点里，我朝普遍权力者都成了受害者；当时所有的罪恶，都不过是毛泽东及其一小撮追随者给造成的。
您真以为中国现代的罪恶形成就是如此简单？
如果说毛泽东的个人道德、人格缺陷就能让中国陷入长久的动荡混乱之中。那泪痕实在想知道，中国从辛亥革命后长久的动荡、混乱、民不聊生，又是哪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缺陷造成的？
（三）、我的观点一直是既要考虑历史的客观背景，也要注意历史人物的作用，两者不能偏废！！！楼主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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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不能偏废？您真是两者都没有偏废吗？
谈论华盛顿、杰弗逊时代的罪恶时，您什么时候从统治者的人格、道德、能力上寻找过原因？泪痕希望您给我指出一点。
您大笔一挥，马上把他们全部的罪恶都归于了时代的局限。
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罪恶之时，您什么时候从时代的局限上找过原因？泪痕希望您给指出一点。您大笔一挥，马上把他的全部罪恶，都归于毛泽东的道德、人格、能力之上。
您这就叫两者都不偏废？
因为对历史人物的好恶不同，用这样极尽偏颇的态度评论他们；这就是您的两者都不偏废？
复warrenge223先生：
毛受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不可避免的表现出种种个人专断独裁的倾向。但是这种独裁专断是否一定演变成为文革？毛的个人因素是否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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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谈这个问题前，我先用一个事例简单说说唯物历史观；为了让您更容易接受这种历史观，我们就拿美国历史说事吧。因为您的历史观主要是源于欧美主流历史观，所以您对他们的历史大约不存在什么太多的偏见。
（二）、奴隶制合理、合情、合法吗？这一切实际上不用争论，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利害关系到人而言，他肯定会说奴隶制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因为这种制度显然是罪恶的、缺乏人性的。
当然了，如果抛开利害关系，以华盛顿、杰弗逊的智商、道德底限，也肯定会如此说的。问题是，所有的内容一旦牵涉到利害关系，那马上就会完全变质了。
认为奴隶制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会说奴隶制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当然了，这一切从标榜博爱的《圣经》中可以找到答案，从标榜人权民主的《美国宪法》也可以找到答案。而且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人的道德、人格高低有分别，所以华盛顿、杰弗逊据说人格、道德很伟大，但他们对这个问题上好象与同流者没有什么质的不同。
但认为奴隶制损害自己利益的人，同意这种观点吗？显然是不会的！
他们谁的看法，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这里语言是苍白的，力量才是他们是非对错的仲裁。
如果认为奴隶制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力量大，那社会自然得认可奴隶制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谁敢对此提出异议，肯定马上会遭受到无可回避的打击。
随着经济的发展，支持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者的力量一直处于此消彼涨之中，最后反对奴隶制的言论、行为越来越普遍、公开、激进；最后随着双方力量达到某种均势之时。于是双方的支持者遂开始展开正面的、公开的冲突之中。
由于双方涉及人数太多、利益太大；所以双方谁也不会轻易让步。最后社会遂因此进入大规模的动荡、混乱之中。美国的南北战争不过是由此而来的。
当然了，此后的结果支持奴隶制的力量被打败了；他们只能从社会主流进入角落，从公开转入地下；最后一点点的消失了。
看美国这段历史，这段变迁巨大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来，统治者的人格、道德、能力、作用在这种变迁中，实在是若有若无。
所以华盛顿、杰弗逊之流据说人格伟大、道德高尚，但他们也是奴隶制的主要代表人物。
所以林肯在南北战争开始后很久；他还一直不敢与奴隶制做彻底的决裂；但朝代的潮流还是把他推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地位（是他发表了解放黑人的宣言）。因为时代潮流已无可抑制的向反对奴隶制一边倾斜，如果林肯继续与奴隶制妥协的话，他将会被淘出政治舞台。
至于后来的美国统治者，人格、道德实在不见的比华、杰、林等人高（而且他们也肯定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比这三个前辈人格、道德高）；但他们谁也不会支持奴隶制、更不可能对奴隶妥协。
看美国这段历史的发展，所谓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在哪里？
当然了，我们许多接受欧美主流历史观点的人，大约都不敢提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了；因为如果强调这种作用，那岂不是要说欧美的这几个伟大的人物道德、人格、能力都很差劲。
在提这段历史时，我们大约只是提什么民主政治、民选、四年一任等事了。好象这一切是这几个伟大人物的造成的。泪痕以为这实在是双重标准在评论历史，在说到奴隶制、种族制度、屠杀美州土著人之时，怎么不用这种标准了？
（三）、 中国现代史也如美国一样。他有许多进步，他也有许多罪恶。但实际上都与伟大人物的作用并没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好吗？
认为这种制度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会说这种制度好了。但认为这种制度损害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会说这种制度坏了。
他们之间谁对谁错，谁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这过程中，语言是苍白的；力量在这里才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支持毛泽东（主要是他代表的制度）的力量空前巨大，那反对者自然只有遭受到无情的打击。新中国初期的历史，大约就是如此的。
但随工业的发展，反对毛泽东（主要是他代表的制度）的力量开始默默的成长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反对既有制度的言论、行为越来越普遍、公开、激进。当这种力量达到某个点的时候，他自然会推自己的政治代表人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各级党政军成员）去把毛泽东推下政治舞台。
但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力量；从政府、党内、军内去看，显然是追随刘少奇的力量占了上风；但在整个社会之中呢？毛泽东向整个社会发出呼喊，最后双方的力量已不是简单的在政府、党内、军内进行了，更有广泛的社会力量卷了进来，显然是支持毛泽东的力量上了上风；于是刘少奇遂无力再与毛泽东对抗了？
您可以说众多社会的力量是被毛泽东欺骗、鼓动起来的，但刘控制着中宣部、人民日报，为什么在欺骗、鼓动人时会处于下风呢？
无数的人能被欺骗、鼓动起来？这本身就是政治童话！
美国在支持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双方的冲突中，造成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内战。中国在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与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冲突中，造成了十年的大规模内乱。双方有什么质的不同。
如果说毛泽东人格、道德高点，那中国就可以避免这种内乱。那泪痕实在想知道，如果美国当时哪个政治人物的道德、人格高点，美国就可以避免南北战争呢？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四）、邓利用政府、党内、军队的力量就足以镇压一切反对力量，自然不需要大搞群众运动了。
九十年代初邓南巡讲话，在国外有着普遍力量支持（中国终于让和平演变了，泪痕这里绝无褒贬之义，泪痕只是说一个事实罢了）
九十年代初邓南巡讲话，在国内有着普遍力量的支持（所有这种发展中获利的官员、新兴的资本）。
从上层利益群体而言，与邓对抗的力量能有多大？在这种背景下，邓还用得着搞群众运动打击反对者？
而且在当时的发展阶段，普遍无产者的利益、农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普遍的损害。反对邓的力量，自然更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基础了。
但后来？朱上台之后，使普遍工人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怀念毛泽东的声音、所谓的毛粉遂纷拥而出。而这种声音，在中国工商业经济已占绝对优势的比重背景下，自然会很容易的表现出来、也很容易的迫使中央政府对政策做出调整。
泪痕一再表示，泪痕无意用明末历史类比中国现代史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中国工商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中国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是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调节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以朱执政时的大刀阔斧，如果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小农经济比重很大的社会中，众多受损害的利益群体，如果被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恐怕只有天知道。
毛受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不可避免的表现出种种个人专断独裁的倾向。但是这种独裁专断是否一定演变成为文革？毛的个人因素是否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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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谈这个问题前，我先用一个事例简单说说唯物历史观；为了让您更容易接受这种历史观，我们就拿美国历史说事吧。因为您的历史观主要是源于欧美主流历史观，所以您对他们的历史大约不存在什么太多的偏见。
（二）、奴隶制合理、合情、合法吗？这一切实际上不用争论，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利害关系到人而言，他肯定会说奴隶制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因为这种制度显然是罪恶的、缺乏人性的。
当然了，如果抛开利害关系，以华盛顿、杰弗逊的智商、道德底限，也肯定会如此说的。问题是，所有的内容一旦牵涉到利害关系，那马上就会完全变质了。
认为奴隶制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会说奴隶制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当然了，这一切从标榜博爱的《圣经》中可以找到答案，从标榜人权民主的《美国宪法》也可以找到答案。而且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人的道德、人格高低有分别，所以华盛顿、杰弗逊据说人格、道德很伟大，但他们对这个问题上好象与同流者没有什么质的不同。
但认为奴隶制损害自己利益的人，同意这种观点吗？显然是不会的！
他们谁的看法，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这里语言是苍白的，力量才是他们是非对错的仲裁。
如果认为奴隶制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力量大，那社会自然得认可奴隶制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谁敢对此提出异议，肯定马上会遭受到无可回避的打击。
随着经济的发展，支持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者的力量一直处于此消彼涨之中，最后反对奴隶制的言论、行为越来越普遍、公开、激进；最后随着双方力量达到某种均势之时。于是双方的支持者遂开始展开正面的、公开的冲突之中。
由于双方涉及人数太多、利益太大；所以双方谁也不会轻易让步。最后社会遂因此进入大规模的动荡、混乱之中。美国的南北战争不过是由此而来的。
当然了，此后的结果支持奴隶制的力量被打败了；他们只能从社会主流进入角落，从公开转入地下；最后一点点的消失了。
看美国这段历史，这段变迁巨大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来，统治者的人格、道德、能力、作用在这种变迁中，实在是若有若无。
所以华盛顿、杰弗逊之流据说人格伟大、道德高尚，但他们也是奴隶制的主要代表人物。
所以林肯在南北战争开始后很久；他还一直不敢与奴隶制做彻底的决裂；但朝代的潮流还是把他推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地位（是他发表了解放黑人的宣言）。因为时代潮流已无可抑制的向反对奴隶制一边倾斜，如果林肯继续与奴隶制妥协的话，他将会被淘出政治舞台。
至于后来的美国统治者，人格、道德实在不见的比华、杰、林等人高（而且他们也肯定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比这三个前辈人格、道德高）；但他们谁也不会支持奴隶制、更不可能对奴隶妥协。
看美国这段历史的发展，所谓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在哪里？
当然了，我们许多接受欧美主流历史观点的人，大约都不敢提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了；因为如果强调这种作用，那岂不是要说欧美的这几个伟大的人物道德、人格、能力都很差劲。
在提这段历史时，我们大约只是提什么民主政治、民选、四年一任等事了。好象这一切是这几个伟大人物的造成的。泪痕以为这实在是双重标准在评论历史，在说到奴隶制、种族制度、屠杀美州土著人之时，怎么不用这种标准了？
（三）、 中国现代史也如美国一样。他有许多进步，他也有许多罪恶。但实际上都与伟大人物的作用并没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好吗？
认为这种制度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会说这种制度好了。但认为这种制度损害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会说这种制度坏了。
他们之间谁对谁错，谁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这过程中，语言是苍白的；力量在这里才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支持毛泽东（主要是他代表的制度）的力量空前巨大，那反对者自然只有遭受到无情的打击。新中国初期的历史，大约就是如此的。
但随工业的发展，反对毛泽东（主要是他代表的制度）的力量开始默默的成长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反对既有制度的言论、行为越来越普遍、公开、激进。当这种力量达到某个点的时候，他自然会推自己的政治代表人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各级党政军成员）去把毛泽东推下政治舞台。
但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力量；从政府、党内、军内去看，显然是追随刘少奇的力量占了上风；但在整个社会之中呢？毛泽东向整个社会发出呼喊，最后双方的力量已不是简单的在政府、党内、军内进行了，更有广泛的社会力量卷了进来，显然是支持毛泽东的力量上了上风；于是刘少奇遂无力再与毛泽东对抗了？
您可以说众多社会的力量是被毛泽东欺骗、鼓动起来的，但刘控制着中宣部、人民日报，为什么在欺骗、鼓动人时会处于下风呢？
无数的人能被欺骗、鼓动起来？这本身就是政治童话！
美国在支持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双方的冲突中，造成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内战。中国在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与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冲突中，造成了十年的大规模内乱。双方有什么质的不同。
如果说毛泽东人格、道德高点，那中国就可以避免这种内乱。那泪痕实在想知道，如果美国当时哪个政治人物的道德、人格高点，美国就可以避免南北战争呢？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四）、邓利用政府、党内、军队的力量就足以镇压一切反对力量，自然不需要大搞群众运动了。
九十年代初邓南巡讲话，在国外有着普遍力量支持（中国终于让和平演变了，泪痕这里绝无褒贬之义，泪痕只是说一个事实罢了）
九十年代初邓南巡讲话，在国内有着普遍力量的支持（所有这种发展中获利的官员、新兴的资本）。
从上层利益群体而言，与邓对抗的力量能有多大？在这种背景下，邓还用得着搞群众运动打击反对者？
而且在当时的发展阶段，普遍无产者的利益、农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普遍的损害。反对邓的力量，自然更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基础了。
但后来？朱上台之后，使普遍工人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怀念毛泽东的声音、所谓的毛粉遂纷拥而出。而这种声音，在中国工商业经济已占绝对优势的比重背景下，自然会很容易的表现出来、也很容易的迫使中央政府对政策做出调整。
泪痕一再表示，泪痕无意用明末历史类比中国现代史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中国工商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中国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是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调节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以朱执政时的大刀阔斧，如果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小农经济比重很大的社会中，众多受损害的利益群体，如果被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恐怕只有天知道。
三、史可法
在谈史可法之前，泪痕先谈一下南宋的名将李彦仙。
李彦仙固守陕州，让金人长久的无法西进；最后金人攻破陕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
当时李彦仙已逃走了，但当他听到金人屠城的消息后，他说了：“金人这样大规模屠杀报复，主要是因为我率众一直抵抗造成的。当地军民因为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呢？”于是他自杀了。[注1]
读这段历史，总给泪痕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
李彦仙本来可以用大义凛然的话，把自己的责任全推干净；因为他率众抵抗只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不受敌人残害，而敌人残暴的屠城行为，只能更证明他这种选择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历史上哪个将领、官员处于相同的背景不是如此推卸自己责任的？
李彦仙本来可以用大义凛然的言词为自己涂脂抹粉。因为李彦仙虽然没有守住陕州，但其取得的成绩却是得到了朝野、甚至敌人的一致认同。 [注2]
但李彦仙却自杀了。
如果城池敢抵抗，进攻者总会残酷报复的。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曹操早就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令。
泪痕无意对此做道德、或功利的分析。
泪痕也无意就此说，李彦仙抵抗金人不对，泪痕更无意李彦仙应该自杀。
泪痕只想说，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前，他应该充分考虑一下这样做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守城的意义非常有限，如果守住城池的机会等于没有；那他就应该选择主动的退怯，而不应该做无谓的抵抗。因为抵抗的意义、价值，与抵抗可能付出的代价太不成正比了！
在敌人还未进攻扬州城时，城内的将领就已公然出城投降，史可法却对此听之任之、不敢做任何阻止。[注3]：
一个高级指挥官在守城之时，连这种事都要听之任之、不去做任何禁止；说他真有决心、信心守住城池，实在无异于讲天方夜谭的故事。
史可法在守扬州城时，恐怕只是报着以身殉国的念头。至于怎样才能守住扬州城，好象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于扬州城能不能守住，就更与他无关了。
史可法所想的，恐怕只是我要对得起大明王朝、对得起皇帝、对得起自己的老师。至于由此可能引来怎样的后果，他才懒得多想呢！
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对军国大事就报着这种态度；从气节上值得人尊敬，但从职责上讲，这叫什么事？
史可法在准备困守扬州城时，我们实在看不到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
城内将领公然出城投降，史可法竟然只是听之任之、不敢做任何阻止。这已够耸人听闻了！
更惊人的事还在后面，城外有一些树木影响守城，许多将领都建议把这些树砍掉。但史可法却拒绝接受，因为这些树都是兴化李宦祖茔上的荫木。[注4]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竟然就用这种态度与城池共存亡；如果说他能守住扬州城，那除非上帝亲自来来保佑他。
当然了，以史可法这种指挥官的才能、担当，自然也打不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战役。于是扬州城不到一天就让敌人给攻了下来[注5]，接下来的就是敌人疯狂的屠杀。
南宋时的李彦仙守陕州战略意义是巨大的；而且他也长久的让敌人无法从这里西时。从这层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李彦仙，而李彦仙也对自己太过苛责了。
但史可法守扬州城呢？
史可法，既无力有效组织守城（面对将领出城公然投降敌人，都要听之任之），更没有全心全意想着如何去守城（为守城需要砍几棵树都顾虑重重）。
当然了，最后一个偌大的城池竟然不到一天就让敌人给攻克，更证明史可法只是为了所谓的节义、报着自杀式的态度去守扬州城的。
史可法在守城前，真想过因此带来的后果吗？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他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令旨中说：“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泪痕不否认这种说词，是带有侵略者伪善的表演。但谁敢说这其中没有真实的意味呢？
看史可法督师北上，让泪痕不禁想起三毛的《稻草人手记》
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去休息吧！”
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的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来偷食呢！”
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的守着麦田。
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的飞了回来，毫不害怕的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的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
说完了，麻雀张狂的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的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
小时泪痕看这个故事时，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长大了看时，仍然是这种感觉；而现在看史可法的故事，让泪痕不禁又想起这种感觉。
南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比从前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更可怕。因为此时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一群手拿刀枪的、蛮横不讲理的拥兵大佬。
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政府更是连碰都不敢碰、管也不敢管。史可法督师北上后，看到军阀肆意杀人放火，那是好象什么事也没有看到过，事实上史可法连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史可法显然是在最大限度的认可拥兵大佬们的既然利益，并且幻想在这种基础上，帝国依然能够中兴。但这是一种徒劳；但这永远是一种幻想。史可法以为自己能真正影响那些拥兵大佬们，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拥兵大佬们，永远只是基于自己军事集团的利益思考着前途未来。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与友军大打出手；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在帝国内杀人放火；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面对满清不战而逃；总而言之，如果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选择不战而投降满清。
做为一个帝国的高级指挥官、一个高级官员；面对这种局面一筹莫展；却幻想着中兴帝国，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我们常常把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归于马士英等人排挤史可法；泪痕以为，从史可法的表现去看，就是让他当帝国的主要执政者，又能怎样呢？
[注1]金人惜其才，以重赏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 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杀伤过当者，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
[注2]事闻，上谓辅臣曰：“近知彦仙与金人战，再三 获捷，朕喜而不寐。”
彦仙日与金人战，将士未尝解甲。娄宿雅奇彦仙才，尝啖以河南兵马元帅，彦 仙斩其使。（以上见《宋史、李彦仙传》）
[注3]“李栖凤、高歧凤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见顾诚《南明史》）
[注4]：“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茔，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见顾诚《南明史》）
[注5]：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见顾诚《南明史》）
在谈史可法之前，泪痕先谈一下南宋的名将李彦仙。
李彦仙固守陕州，让金人长久的无法西进；最后金人攻破陕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
当时李彦仙已逃走了，但当他听到金人屠城的消息后，他说了：“金人这样大规模屠杀报复，主要是因为我率众一直抵抗造成的。当地军民因为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呢？”于是他自杀了。[注1]
读这段历史，总给泪痕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
李彦仙本来可以用大义凛然的话，把自己的责任全推干净；因为他率众抵抗只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不受敌人残害，而敌人残暴的屠城行为，只能更证明他这种选择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历史上哪个将领、官员处于相同的背景不是如此推卸自己责任的？
李彦仙本来可以用大义凛然的言词为自己涂脂抹粉。因为李彦仙虽然没有守住陕州，但其取得的成绩却是得到了朝野、甚至敌人的一致认同。 [注2]
但李彦仙却自杀了。
如果城池敢抵抗，进攻者总会残酷报复的。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曹操早就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令。
泪痕无意对此做道德、或功利的分析。
泪痕也无意就此说，李彦仙抵抗金人不对，泪痕更无意李彦仙应该自杀。
泪痕只想说，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前，他应该充分考虑一下这样做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守城的意义非常有限，如果守住城池的机会等于没有；那他就应该选择主动的退怯，而不应该做无谓的抵抗。因为抵抗的意义、价值，与抵抗可能付出的代价太不成正比了！
在敌人还未进攻扬州城时，城内的将领就已公然出城投降，史可法却对此听之任之、不敢做任何阻止。[注3]：
一个高级指挥官在守城之时，连这种事都要听之任之、不去做任何禁止；说他真有决心、信心守住城池，实在无异于讲天方夜谭的故事。
史可法在守扬州城时，恐怕只是报着以身殉国的念头。至于怎样才能守住扬州城，好象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于扬州城能不能守住，就更与他无关了。
史可法所想的，恐怕只是我要对得起大明王朝、对得起皇帝、对得起自己的老师。至于由此可能引来怎样的后果，他才懒得多想呢！
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对军国大事就报着这种态度；从气节上值得人尊敬，但从职责上讲，这叫什么事？
史可法在准备困守扬州城时，我们实在看不到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
城内将领公然出城投降，史可法竟然只是听之任之、不敢做任何阻止。这已够耸人听闻了！
更惊人的事还在后面，城外有一些树木影响守城，许多将领都建议把这些树砍掉。但史可法却拒绝接受，因为这些树都是兴化李宦祖茔上的荫木。[注4]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竟然就用这种态度与城池共存亡；如果说他能守住扬州城，那除非上帝亲自来来保佑他。
当然了，以史可法这种指挥官的才能、担当，自然也打不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战役。于是扬州城不到一天就让敌人给攻了下来[注5]，接下来的就是敌人疯狂的屠杀。
南宋时的李彦仙守陕州战略意义是巨大的；而且他也长久的让敌人无法从这里西时。从这层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李彦仙，而李彦仙也对自己太过苛责了。
但史可法守扬州城呢？
史可法，既无力有效组织守城（面对将领出城公然投降敌人，都要听之任之），更没有全心全意想着如何去守城（为守城需要砍几棵树都顾虑重重）。
当然了，最后一个偌大的城池竟然不到一天就让敌人给攻克，更证明史可法只是为了所谓的节义、报着自杀式的态度去守扬州城的。
史可法在守城前，真想过因此带来的后果吗？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他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令旨中说：“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泪痕不否认这种说词，是带有侵略者伪善的表演。但谁敢说这其中没有真实的意味呢？
看史可法督师北上，让泪痕不禁想起三毛的《稻草人手记》
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去休息吧！”
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的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来偷食呢！”
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的守着麦田。
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的飞了回来，毫不害怕的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的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
说完了，麻雀张狂的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的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
小时泪痕看这个故事时，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长大了看时，仍然是这种感觉；而现在看史可法的故事，让泪痕不禁又想起这种感觉。
南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比从前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更可怕。因为此时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一群手拿刀枪的、蛮横不讲理的拥兵大佬。
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政府更是连碰都不敢碰、管也不敢管。史可法督师北上后，看到军阀肆意杀人放火，那是好象什么事也没有看到过，事实上史可法连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史可法显然是在最大限度的认可拥兵大佬们的既然利益，并且幻想在这种基础上，帝国依然能够中兴。但这是一种徒劳；但这永远是一种幻想。史可法以为自己能真正影响那些拥兵大佬们，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拥兵大佬们，永远只是基于自己军事集团的利益思考着前途未来。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与友军大打出手；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在帝国内杀人放火；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面对满清不战而逃；总而言之，如果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选择不战而投降满清。
做为一个帝国的高级指挥官、一个高级官员；面对这种局面一筹莫展；却幻想着中兴帝国，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我们常常把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归于马士英等人排挤史可法；泪痕以为，从史可法的表现去看，就是让他当帝国的主要执政者，又能怎样呢？
[注1]金人惜其才，以重赏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 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杀伤过当者，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
[注2]事闻，上谓辅臣曰：“近知彦仙与金人战，再三 获捷，朕喜而不寐。”
彦仙日与金人战，将士未尝解甲。娄宿雅奇彦仙才，尝啖以河南兵马元帅，彦 仙斩其使。（以上见《宋史、李彦仙传》）
[注3]“李栖凤、高歧凤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见顾诚《南明史》）
[注4]：“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茔，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见顾诚《南明史》）
[注5]：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见顾诚《南明史》）
复naturalday先生：
泪痕兄，你的观点我是同意的
我昨天看新闻，看到朝鲜金氏要传位到第三代了，朝鲜的工业总值占总的生产总值多少我不知道，但在2010的今天，一个由共党打出来的江山还能够实现这种家天下的传位，我实在觉得匪夷所思。
你能分析一下吗？
==================
（一）、 在工商业社会中（当然也包括朝鲜）；最高权力者想让自己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力。通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他的条件之一是：他的儿子有培养前途；他有足够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儿子。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而且这两个条件看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
最简单而言，毛泽东、邓小平就没有一个儿子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如果他们的儿子能符合这种条件，那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会怎样，谁会知道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最高权力交接都也是前任者指定、培养后继者的。一切如果有什么不同，仅仅是他没有指定、培养自己的儿子。
泪痕对此并无褒贬之意，蒋介石培养蒋经国继承自己的权力，但后世似乎非议蒋经国的人并不多；因为蒋经国对台湾的影响。与邓小平对大陆的影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蒋介石培养经国、纬国兄弟，那是花费二三十年时间实现的。 培养 ，也是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实现的。
培养自己儿子呢？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培养前途，或是 能培养儿子多长时间，都是未知数。现在说他儿子能继承他的权力，其实都是一种传闻。
（二）、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一个人忠于一个弱智的主子，那会成为千古的典范（比如诸葛亮）；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一个人忠于公然出卖国家利益的皇帝，那也会成千古典范（比如岳飞）。
换而言之，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统治者即使是弱智，即使是公然出卖国家利益。臣民也得无条件的忠于他，只有如此才值得人们尊敬。诸葛亮、岳飞就这种忠臣的典范。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政府就是敢这样公然宣扬这种政治理念。
但在工商业社会中（包括朝鲜），哪个统治者、哪下政府敢公然宣扬这种荒谬的政治理念呢？显然是没有一个敢的！
在工商业社会中（包括朝鲜），并不是随便放个人到上面，他就能真正掌握住最高权力的。我朝的华国锋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蒋氏家族全面退出台湾政治舞台，也是最好的例子。
（三）、朝鲜的经济应该是很落后的；大约也停留在中国九十代前的水平（甚至更低）。这一切是受制于众多原因的，如果只归于金氏家族的统治，显然又失之偏颇了。
在中国，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他们是在同一种制度下、同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这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由何而来的，显然是受制于众多客观原因。
我们常常看到朝鲜处于金氏家族的统治下无法自拔，我们常常看到朝鲜一直处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下无法自拔；但我们显然忘了分析形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了？
关于朝鲜的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了、也太存在争议了；我只是简单就您提出的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并无意过深探讨朝鲜。
泪痕兄，你的观点我是同意的
我昨天看新闻，看到朝鲜金氏要传位到第三代了，朝鲜的工业总值占总的生产总值多少我不知道，但在2010的今天，一个由共党打出来的江山还能够实现这种家天下的传位，我实在觉得匪夷所思。
你能分析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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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工商业社会中（当然也包括朝鲜）；最高权力者想让自己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力。通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他的条件之一是：他的儿子有培养前途；他有足够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儿子。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而且这两个条件看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
最简单而言，毛泽东、邓小平就没有一个儿子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如果他们的儿子能符合这种条件，那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会怎样，谁会知道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最高权力交接都也是前任者指定、培养后继者的。一切如果有什么不同，仅仅是他没有指定、培养自己的儿子。
泪痕对此并无褒贬之意，蒋介石培养蒋经国继承自己的权力，但后世似乎非议蒋经国的人并不多；因为蒋经国对台湾的影响。与邓小平对大陆的影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蒋介石培养经国、纬国兄弟，那是花费二三十年时间实现的。 培养 ，也是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实现的。
培养自己儿子呢？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培养前途，或是 能培养儿子多长时间，都是未知数。现在说他儿子能继承他的权力，其实都是一种传闻。
（二）、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一个人忠于一个弱智的主子，那会成为千古的典范（比如诸葛亮）；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一个人忠于公然出卖国家利益的皇帝，那也会成千古典范（比如岳飞）。
换而言之，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统治者即使是弱智，即使是公然出卖国家利益。臣民也得无条件的忠于他，只有如此才值得人们尊敬。诸葛亮、岳飞就这种忠臣的典范。在真正家天下的社会中，政府就是敢这样公然宣扬这种政治理念。
但在工商业社会中（包括朝鲜），哪个统治者、哪下政府敢公然宣扬这种荒谬的政治理念呢？显然是没有一个敢的！
在工商业社会中（包括朝鲜），并不是随便放个人到上面，他就能真正掌握住最高权力的。我朝的华国锋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蒋氏家族全面退出台湾政治舞台，也是最好的例子。
（三）、朝鲜的经济应该是很落后的；大约也停留在中国九十代前的水平（甚至更低）。这一切是受制于众多原因的，如果只归于金氏家族的统治，显然又失之偏颇了。
在中国，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他们是在同一种制度下、同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这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由何而来的，显然是受制于众多客观原因。
我们常常看到朝鲜处于金氏家族的统治下无法自拔，我们常常看到朝鲜一直处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下无法自拔；但我们显然忘了分析形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了？
关于朝鲜的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了、也太存在争议了；我只是简单就您提出的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并无意过深探讨朝鲜。
复 lbtyzh001 先生：
想问一下，隋朝只传二代而亡。隋文帝时，隋朝还是很不错的，取得了很大成果，可以说是个盛世也不假，但到杨广时，这么强大的隋朝就灭亡了。试想，如果杨广能如汉文景二帝，或如后来的李世民般，隋朝能这么快灭亡吗？说不定也会成为200多年的长命王朝。想请lz解惑？
=================================================
关于您提出的问题，泪痕帖一篇旧文吧。
李世民与隋炀帝 泪痕《蔷薇》系列二十七
李世民杀了一奶同胞李元吉，见李元吉的宠妃挺漂亮就收归己有。杀了堂弟李瑗，见人家小老婆挺漂亮也一样收归己有。
后来李世民想给太子李治广招美女，太子李治不接受。太子李治这种作法，泪痕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而且李治这样做，完全是遵照李世民道貌岸然的说教。但李世民竟然由此得出太子软弱，并因此想要废太子李治。真不知这位伟大皇帝，依据的是哪门子逻辑？
喜欢广招美女的皇帝就称职。一个皇帝害怕因此弄得天下骚动，就是不称职的皇帝？泪痕初看这段历史时。总是奇怪、总是觉得欲说还休的感觉！真不知伟大的李世民先生是靠什么得出这种结论的！
历史上皇帝想废太子的原因非常多，就因为这样一个理由差点废了太子的。李世民恐怕是独一份的。但很不幸，长孙无忌阻止了他。（见《通鉴》）
此种所为，与隋炀帝所谓的好色实在是近于翻版。
两人之间，大约是半斤对八两。真难说谁比谁高明一些。
李世民能当皇帝，与炀帝能当皇帝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为太子势力太大，对老皇帝权力构成威胁。于是老皇帝就有意无意默许、纵容他们夺太子之位。他们都很好的把握住了机会！
按封建皇权时的政治常识，既然立了太子。就应该杜绝其余儿子窥视皇权的野心，甚至还得削弱其余皇子的势力。否则？就只意味着皇权内部的血争。隋文帝、唐高祖都犯这种低级的政治错误。既然立了太子，却默许纵容别的儿子扩大势力争夺太子之位。大家真以为这都是无意在犯的错误吗？
这两个老皇帝，都不过是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罢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巩固、加强皇室力量）
当然了，都也玩得不太漂亮。相对而言，唐高祖玩得更失败。这样的结果竟然是兄弟相残，自己被逼退了皇位。
最后炀帝失败了。于是他的人生传记只能由自己的敌人去写。太宗胜利了。于是他的人生传记可以由自己来写了。于是一个伟大的象神，一个下作的象小鬼。
整个隋王朝，朝野遍布众多豪门贵族。隋文帝一心想去除，并且因此大开杀戒，却也没有真正清除多少。因为东西两魏的、南朝诸多豪门势力根深蒂固，绝非几次政治屠杀可以解决的。
隋末几大势力集团。杨玄感、李渊、王世充、宇文化及、李密、罗艺、李轨、薛举、梁师都、萧铳、沈法兴、、、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豪门势力支持。如果没有些豪门势力趁火打劫，所谓的农民起义，恐怕也实在不足以危及隋王朝的天下。
唐初天下大乱，豪门、农民起义互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旧豪门势力大部分被清洗出了政治舞台，平民出身的才智之士越来越多的涌入政治舞台。
而隋初是一种政变的改朝换代，豪门势力很少被清洗出去，相反隋文帝为巩固自己帝位需要扩大这些豪门的既然得利益。整个南北朝大约都是这种情形，所以王朝更替频繁。因为众多豪门纵横开合，统治者是难以保证政权稳定的！
这是唐可以比较长久，而隋被迅速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隋初豪门势力太大，他们的存在削弱了皇权。
因为唐王朝豪门势力相对罗弱。这样唐王朝皇权相对比较强大。
只是后来灭亡了，那些造隋炀帝反的人愿意把隋的灭亡归于天下百姓的反对。实际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最初的农民起义并不大，后来杨玄感（隋旧贵族）振臂一呼。于是隋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农民起义遂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开始反叛的下层民众，那些豪门贵族、各级官僚呢？他们不但不积极镇压，相反是趁乱一同反叛！于是各地官僚、贵族一同动手。隋马上砖崩瓦解了。
让我们看看隋末农民起义的真正实力！最大三股农民义势力不外是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的军队。瓦岗军到灭亡为止，也没有走出中原一步。最后竟然钝兵于洛阳城下，进退失据被王世充（隋官僚）打得一蹶不振了。后来王世充和李世民（两个都是隋的贵族和高级官僚势力）彼此苦战了近一年，窦建德想来捡个现成便宜，却没有想到竟然被打得全军覆灭了。杜公威也是被李孝恭、李靖（全是隋的旧官僚、旧贵族）率军打得彻底大败。
这几股农民起兴盛也是基于隋上层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基础上。而在这种背景下，与隋旧官僚贵族集团都无法对抗。
如果隋内部不四分五裂，那能轮得着这些农民起义势力兴起呢？
事实上，隋来真正逐鹿中原的主角是隋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与贵族势力（刘武周、薛举、李轨、李渊、罗艺、梁师都、王世充、宇文氏、萧铣、沈法兴）。农民起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兴起也是在隋末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的基础上。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他们根本恐怕早就被剿灭了。
炀帝与世民的差别！与其说他们个人素质的差别。还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隋炀帝时人口八百多万。唐有人口一二百万。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当时的生产力，隋王朝因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要远比唐时要大的多。而由土地引发的社会的矛盾，从来是农业文明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换句话说：隋时引发农民起义的机会远比唐时大。
我们知道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黄河长江流域耕地数量是一定的，他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一个惯例就是，当人口达到近千万户时，就逐渐开始由盛转衰了。原因大约就在此吧！
因为土地相对人口而言，开始显得太少了。由土地引的社会矛盾逐渐就会无可抑制。
唐初不过是一二百万户人口，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实在是地广人稀极了，农民将很容易的拥有土地。中央政府也可以很容易掌握大量的土地，可以很容易的给予农民足够的土地。这样农民求生存容易，地主阶级自然难以兼并土地。
可是当人中达到七八百万户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实在人多地少，农民拥有土地就难了。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土地渐渐变得微乎其微了，很难再给无土地农民以足够耕地了。这样农民求生存困难，地主阶级可以趁机大肆兼并土地。
这也是隋初与唐初不同的原因！
相对而言，隋初的阶级矛盾难以缓和。而唐初的阶级矛盾容易缓和。
这是杨广当皇帝几年就弄得天下大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人口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近于太到极限了！而唐初，则远没有这种危机！
隋初人口有八百多万户，唐初只有两百多万户（李世民死时也不过三百万户）
还意味着什么呢？还意味着隋时国力雄厚，而唐则多少虚弱的厉害。隋炀帝奢侈，李世民简朴，和这实在有关系吧！
其实封建皇帝都一个德性，谁不奢侈呢？唐太宗的简朴只是与隋炀帝相比罢了。李世民一个劲的修宫殿，虽然苦谏的人很多。但李世民就是不听。后来又重修洛阳宫殿，人们更是苦谏。但李世民虽然对这种劝谏表示了赞扬，但仍厚着脸皮修洛阳的宫殿。
而且李世民修洛阳的宫殿，多少有些比隋炀帝更荒唐。因为他兴兵进了洛阳，说这宫殿 是奢侈与暴政的产物，于是一把火烧了。现在却又一个劲的重修。这叫什么事？！
说到好大喜功吧！两个人谁不追求万国来朝的局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大家都做到了。
至于说到损兵折将。两个人都是一意孤行远征高丽，结果呢？都是大败而回！
隋炀帝不恤民力，唐太宗非常爱民？这大约也是唐初御用文人吹嘘罢了！
看看通鉴里的纪录吧！大唐帝国建立二十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为了逃避摇役不惜自毁手足，当然了据说这是隋的陋习，问题是，隋帝国都灭亡二十多年了，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不惜自毁手足，关隋帝国什么事来着？
唐太宗严令禁止这种行为。并说以后谁还敢这样，严惩不贷、而且徭役造服不误！
大唐帝国建立二十多年后，许多人为了逃避徭役竟然不惜损伤手足。而太宗的态度竟是：“刁民敢如此逃避自己的义务，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详见通鉴唐纪）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柳宗元先生说苛政比毒蛇还可怕。李世民先生的统治下，让人感觉到苛政比手足残废还可怕！当然了，后世许多人喜欢闭着眼睛说，李世民先生统治统治下就如天堂一般美好！
其实隋炀帝与唐太宗非常相似。他们的不同，只是客观背景不同罢了。泪痕无意否定唐太宗的伟大，更无意称颂炀帝的伟大。
只是人们喜欢抛开历史背景评说历史人物。泪痕感于此才作这种文章罢了！
泪痕写于2006年6月
想问一下，隋朝只传二代而亡。隋文帝时，隋朝还是很不错的，取得了很大成果，可以说是个盛世也不假，但到杨广时，这么强大的隋朝就灭亡了。试想，如果杨广能如汉文景二帝，或如后来的李世民般，隋朝能这么快灭亡吗？说不定也会成为200多年的长命王朝。想请lz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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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提出的问题，泪痕帖一篇旧文吧。
李世民与隋炀帝 泪痕《蔷薇》系列二十七
李世民杀了一奶同胞李元吉，见李元吉的宠妃挺漂亮就收归己有。杀了堂弟李瑗，见人家小老婆挺漂亮也一样收归己有。
后来李世民想给太子李治广招美女，太子李治不接受。太子李治这种作法，泪痕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而且李治这样做，完全是遵照李世民道貌岸然的说教。但李世民竟然由此得出太子软弱，并因此想要废太子李治。真不知这位伟大皇帝，依据的是哪门子逻辑？
喜欢广招美女的皇帝就称职。一个皇帝害怕因此弄得天下骚动，就是不称职的皇帝？泪痕初看这段历史时。总是奇怪、总是觉得欲说还休的感觉！真不知伟大的李世民先生是靠什么得出这种结论的！
历史上皇帝想废太子的原因非常多，就因为这样一个理由差点废了太子的。李世民恐怕是独一份的。但很不幸，长孙无忌阻止了他。（见《通鉴》）
此种所为，与隋炀帝所谓的好色实在是近于翻版。
两人之间，大约是半斤对八两。真难说谁比谁高明一些。
李世民能当皇帝，与炀帝能当皇帝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为太子势力太大，对老皇帝权力构成威胁。于是老皇帝就有意无意默许、纵容他们夺太子之位。他们都很好的把握住了机会！
按封建皇权时的政治常识，既然立了太子。就应该杜绝其余儿子窥视皇权的野心，甚至还得削弱其余皇子的势力。否则？就只意味着皇权内部的血争。隋文帝、唐高祖都犯这种低级的政治错误。既然立了太子，却默许纵容别的儿子扩大势力争夺太子之位。大家真以为这都是无意在犯的错误吗？
这两个老皇帝，都不过是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罢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巩固、加强皇室力量）
当然了，都也玩得不太漂亮。相对而言，唐高祖玩得更失败。这样的结果竟然是兄弟相残，自己被逼退了皇位。
最后炀帝失败了。于是他的人生传记只能由自己的敌人去写。太宗胜利了。于是他的人生传记可以由自己来写了。于是一个伟大的象神，一个下作的象小鬼。
整个隋王朝，朝野遍布众多豪门贵族。隋文帝一心想去除，并且因此大开杀戒，却也没有真正清除多少。因为东西两魏的、南朝诸多豪门势力根深蒂固，绝非几次政治屠杀可以解决的。
隋末几大势力集团。杨玄感、李渊、王世充、宇文化及、李密、罗艺、李轨、薛举、梁师都、萧铳、沈法兴、、、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豪门势力支持。如果没有些豪门势力趁火打劫，所谓的农民起义，恐怕也实在不足以危及隋王朝的天下。
唐初天下大乱，豪门、农民起义互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旧豪门势力大部分被清洗出了政治舞台，平民出身的才智之士越来越多的涌入政治舞台。
而隋初是一种政变的改朝换代，豪门势力很少被清洗出去，相反隋文帝为巩固自己帝位需要扩大这些豪门的既然得利益。整个南北朝大约都是这种情形，所以王朝更替频繁。因为众多豪门纵横开合，统治者是难以保证政权稳定的！
这是唐可以比较长久，而隋被迅速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隋初豪门势力太大，他们的存在削弱了皇权。
因为唐王朝豪门势力相对罗弱。这样唐王朝皇权相对比较强大。
只是后来灭亡了，那些造隋炀帝反的人愿意把隋的灭亡归于天下百姓的反对。实际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最初的农民起义并不大，后来杨玄感（隋旧贵族）振臂一呼。于是隋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农民起义遂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开始反叛的下层民众，那些豪门贵族、各级官僚呢？他们不但不积极镇压，相反是趁乱一同反叛！于是各地官僚、贵族一同动手。隋马上砖崩瓦解了。
让我们看看隋末农民起义的真正实力！最大三股农民义势力不外是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的军队。瓦岗军到灭亡为止，也没有走出中原一步。最后竟然钝兵于洛阳城下，进退失据被王世充（隋官僚）打得一蹶不振了。后来王世充和李世民（两个都是隋的贵族和高级官僚势力）彼此苦战了近一年，窦建德想来捡个现成便宜，却没有想到竟然被打得全军覆灭了。杜公威也是被李孝恭、李靖（全是隋的旧官僚、旧贵族）率军打得彻底大败。
这几股农民起兴盛也是基于隋上层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基础上。而在这种背景下，与隋旧官僚贵族集团都无法对抗。
如果隋内部不四分五裂，那能轮得着这些农民起义势力兴起呢？
事实上，隋来真正逐鹿中原的主角是隋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与贵族势力（刘武周、薛举、李轨、李渊、罗艺、梁师都、王世充、宇文氏、萧铣、沈法兴）。农民起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兴起也是在隋末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的基础上。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他们根本恐怕早就被剿灭了。
炀帝与世民的差别！与其说他们个人素质的差别。还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隋炀帝时人口八百多万。唐有人口一二百万。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当时的生产力，隋王朝因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要远比唐时要大的多。而由土地引发的社会的矛盾，从来是农业文明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换句话说：隋时引发农民起义的机会远比唐时大。
我们知道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黄河长江流域耕地数量是一定的，他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一个惯例就是，当人口达到近千万户时，就逐渐开始由盛转衰了。原因大约就在此吧！
因为土地相对人口而言，开始显得太少了。由土地引的社会矛盾逐渐就会无可抑制。
唐初不过是一二百万户人口，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实在是地广人稀极了，农民将很容易的拥有土地。中央政府也可以很容易掌握大量的土地，可以很容易的给予农民足够的土地。这样农民求生存容易，地主阶级自然难以兼并土地。
可是当人中达到七八百万户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实在人多地少，农民拥有土地就难了。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土地渐渐变得微乎其微了，很难再给无土地农民以足够耕地了。这样农民求生存困难，地主阶级可以趁机大肆兼并土地。
这也是隋初与唐初不同的原因！
相对而言，隋初的阶级矛盾难以缓和。而唐初的阶级矛盾容易缓和。
这是杨广当皇帝几年就弄得天下大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人口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近于太到极限了！而唐初，则远没有这种危机！
隋初人口有八百多万户，唐初只有两百多万户（李世民死时也不过三百万户）
还意味着什么呢？还意味着隋时国力雄厚，而唐则多少虚弱的厉害。隋炀帝奢侈，李世民简朴，和这实在有关系吧！
其实封建皇帝都一个德性，谁不奢侈呢？唐太宗的简朴只是与隋炀帝相比罢了。李世民一个劲的修宫殿，虽然苦谏的人很多。但李世民就是不听。后来又重修洛阳宫殿，人们更是苦谏。但李世民虽然对这种劝谏表示了赞扬，但仍厚着脸皮修洛阳的宫殿。
而且李世民修洛阳的宫殿，多少有些比隋炀帝更荒唐。因为他兴兵进了洛阳，说这宫殿 是奢侈与暴政的产物，于是一把火烧了。现在却又一个劲的重修。这叫什么事？！
说到好大喜功吧！两个人谁不追求万国来朝的局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大家都做到了。
至于说到损兵折将。两个人都是一意孤行远征高丽，结果呢？都是大败而回！
隋炀帝不恤民力，唐太宗非常爱民？这大约也是唐初御用文人吹嘘罢了！
看看通鉴里的纪录吧！大唐帝国建立二十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为了逃避摇役不惜自毁手足，当然了据说这是隋的陋习，问题是，隋帝国都灭亡二十多年了，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不惜自毁手足，关隋帝国什么事来着？
唐太宗严令禁止这种行为。并说以后谁还敢这样，严惩不贷、而且徭役造服不误！
大唐帝国建立二十多年后，许多人为了逃避徭役竟然不惜损伤手足。而太宗的态度竟是：“刁民敢如此逃避自己的义务，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详见通鉴唐纪）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柳宗元先生说苛政比毒蛇还可怕。李世民先生的统治下，让人感觉到苛政比手足残废还可怕！当然了，后世许多人喜欢闭着眼睛说，李世民先生统治统治下就如天堂一般美好！
其实隋炀帝与唐太宗非常相似。他们的不同，只是客观背景不同罢了。泪痕无意否定唐太宗的伟大，更无意称颂炀帝的伟大。
只是人们喜欢抛开历史背景评说历史人物。泪痕感于此才作这种文章罢了！
泪痕写于2006年6月
复李约瑟先生：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欧洲一直是贵族强皇帝弱，皇帝要想大权独揽必须要得到贵族和僧侣支持，结果却是与其说是皇帝大权独揽不如说是皇权被贵族和僧侣绑架。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的皇帝们干了什么？路易十四整了个贵族和僧侣不向国家交税的法律，结果导致在路易十六身上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遏制大革命爆发。
不是贵族血统的皇帝不立宪人家就不肯？那朱元璋还是农民呢？而且拿破仑人家是贵族。
为什么君主立宪符合皇帝的利益？因为皇帝要想保住帝位，就必须要打散社会，让社会越平等越好，等级特权越少越好，让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互相牵制，才不会有某个社会集团对他的帝位形成威胁。开国会尤其要确保农民阶层的选举权，让农民阶层直接制约大士绅阶层，这样皇帝的江山才是真正的万年永固。
=========================================
（一）、 欧洲的贵族、僧侣在势力范围内，都拥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所以他们有机会迫使统治者建立类似议会的机构，以便于让他们可以充分参与国家大事。
中国从宋代开始，主要的上层利益群体是官僚、缙绅、地主，这些利益群体都也没有独立于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所以他们都无法迫使皇帝让建立类似议会的机构。所以中国只能接受官僚政治。
既然都处于农业文明时代，其实哪一种政治形式也无法充分保障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只是西方的政治形式比较类似现在欧美的政治形式；所以受到人们的吹捧。但实际上，处于当时底层百姓的利益去看，他们不过是草驴与叫驴之别罢了。
（二）、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人物。换而言之，拿破仑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当时社会上主要的上层利益集团是残余的贵族、僧侣势力，与新兴的大资本、大商人。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只有去建立君主立宪的皇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普遍上层利益集团都支持他。
朱元璋或明代的皇帝，与拿破仑时代背景差得太远了。一个是处于小农时代，一个处于工业革命开始、发展之时。我们再明代经济吹得再玄乎，但有一个事实永远无法改变，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离工业革命还远得很。
拿破仑在大革命之后复辟帝制；实际上要与中国的政治人物类比，泪痕以为与袁世凯相比更恰当些。单就他们所处的经济背景而言，单就统治者追求权力而言。
现代的工业已越来越多的在社会上出现，各种民权启蒙思想越来越普及，新兴的现代资本、商人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向政治最前排。这是拿破仑所处的时代背景，当然了袁世凯也是处于这种历史背景。明代皇帝哪能与此类比呢？
（三）、“社会越平等越好，等级特权越少越好，让社会会各个阶层之间互相牵制，才不会有某个社会集团对他的帝位形成威胁。”
这话说得不错，问题是：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管你用什么形式、什么方法，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一个皇帝本事再大，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清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不是皇帝的能力可以决定的；这需要社会上有新兴的、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无关的强大力量介入才能实现。
随工业革命，新兴的资本、商人势力兴起，他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之时，会推动统治者打击贵族、僧侣的既得利益，当然了更会限制君主的权力。这绝不是某个人、某几个的道德、能力可以决定的。而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一个与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无关的强大力量。
在小农社会中，小农阶级是分散的、孤立的、弱小的，他们根本无法迫使统治者去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们更无法迫使既得利益集团对自己做出让步；而官僚、缙绅、地主，他们无论说得再动听，他不可能去真正做出侵害自己根本利益的行为。
皇帝只是这种背景下的政治代表，他自然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欧洲一直是贵族强皇帝弱，皇帝要想大权独揽必须要得到贵族和僧侣支持，结果却是与其说是皇帝大权独揽不如说是皇权被贵族和僧侣绑架。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的皇帝们干了什么？路易十四整了个贵族和僧侣不向国家交税的法律，结果导致在路易十六身上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遏制大革命爆发。
不是贵族血统的皇帝不立宪人家就不肯？那朱元璋还是农民呢？而且拿破仑人家是贵族。
为什么君主立宪符合皇帝的利益？因为皇帝要想保住帝位，就必须要打散社会，让社会越平等越好，等级特权越少越好，让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互相牵制，才不会有某个社会集团对他的帝位形成威胁。开国会尤其要确保农民阶层的选举权，让农民阶层直接制约大士绅阶层，这样皇帝的江山才是真正的万年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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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洲的贵族、僧侣在势力范围内，都拥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所以他们有机会迫使统治者建立类似议会的机构，以便于让他们可以充分参与国家大事。
中国从宋代开始，主要的上层利益群体是官僚、缙绅、地主，这些利益群体都也没有独立于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所以他们都无法迫使皇帝让建立类似议会的机构。所以中国只能接受官僚政治。
既然都处于农业文明时代，其实哪一种政治形式也无法充分保障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只是西方的政治形式比较类似现在欧美的政治形式；所以受到人们的吹捧。但实际上，处于当时底层百姓的利益去看，他们不过是草驴与叫驴之别罢了。
（二）、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人物。换而言之，拿破仑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当时社会上主要的上层利益集团是残余的贵族、僧侣势力，与新兴的大资本、大商人。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只有去建立君主立宪的皇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普遍上层利益集团都支持他。
朱元璋或明代的皇帝，与拿破仑时代背景差得太远了。一个是处于小农时代，一个处于工业革命开始、发展之时。我们再明代经济吹得再玄乎，但有一个事实永远无法改变，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离工业革命还远得很。
拿破仑在大革命之后复辟帝制；实际上要与中国的政治人物类比，泪痕以为与袁世凯相比更恰当些。单就他们所处的经济背景而言，单就统治者追求权力而言。
现代的工业已越来越多的在社会上出现，各种民权启蒙思想越来越普及，新兴的现代资本、商人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向政治最前排。这是拿破仑所处的时代背景，当然了袁世凯也是处于这种历史背景。明代皇帝哪能与此类比呢？
（三）、“社会越平等越好，等级特权越少越好，让社会会各个阶层之间互相牵制，才不会有某个社会集团对他的帝位形成威胁。”
这话说得不错，问题是：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管你用什么形式、什么方法，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一个皇帝本事再大，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清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不是皇帝的能力可以决定的；这需要社会上有新兴的、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无关的强大力量介入才能实现。
随工业革命，新兴的资本、商人势力兴起，他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之时，会推动统治者打击贵族、僧侣的既得利益，当然了更会限制君主的权力。这绝不是某个人、某几个的道德、能力可以决定的。而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一个与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无关的强大力量。
在小农社会中，小农阶级是分散的、孤立的、弱小的，他们根本无法迫使统治者去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们更无法迫使既得利益集团对自己做出让步；而官僚、缙绅、地主，他们无论说得再动听，他不可能去真正做出侵害自己根本利益的行为。
皇帝只是这种背景下的政治代表，他自然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
四、南明弘光政权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我们在谈论历史时，却总是喜欢忘记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准则。
于是南明历史，就变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争斗的童话故事了。
但是历史，从来也没有这样简单过。
人是一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思考自己该去何去何从之时，总会基于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做出最全面的综合考虑。
当然了，马克思在为人下这种定义之时；前提说得非常明确，从本质上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
弘光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无非是由下面三类人构成。
一类是在明末逐渐形成的军阀势力；二是以贵族、官僚、缙绅为主的传统既得利益者；三就是普遍的底层百姓。
这三类人，因为他们各自的利益关系不同，所以他们在思考南明帝国应该何去何从之时，自然会有着不同的想法。但无疑，他们都是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思考这个问题的。
军阀集团的追求非常简单，那就是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什么民族利益、帝国利益、社会利益、百姓利益，都必须得为这个目标服务。
贵族、官僚、缙绅等传统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思考问题时也非常简单；总而言之，新建的南明帝国必须得保障他们过去的既得利益。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百姓利益，都不得侵害这个最神圣的准则。
他们试图阻挡满清南下，都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罢了。虽然这一切，表面上与维护民族利益合拍；但骨子里他们却显然从来没有把民族利益当过回事。
军事长官们都行动了起来，都想占据最富饶的地盘；都想控制最大的地盘；都想在中央政府拥有最多的发言权； 为此内部火拼可以、烧杀劫掠也可以。
贵族、官僚、缙绅等传统既得利益者也都纷纷行动了起来，他们大呼小叫，纷纷在这个早已危机伺服的政权之中，想捞取最后的一点利益。
任何企图破坏他们分赃的人，都会被一个个排挤出政权的。
他们所有的本事，所有的精力；恐怕也就都用在这里了。他们所有的幻想无非是满清愿意自己退回关外，他们所有的幻想无非是满清愿意与他们划江而治。但这永远是幻想罢了。
而这幻想一旦破灭，他们马上鸟兽散了。
南明帝国建立快一年了，没有向李自成发一兵一卒，没有向满清发一兵一卒；南明帝国建立快一年了，没有对百姓利益做出过任何让步，没有给老百姓以任何实惠。
这个政权从建立起，有的就只是没完没了的内哄、内战。后来面对满清进攻，依然不做一些抵抗，普遍都是不战而降。
从他们的所做为所为去看，他们真把民族利益、帝国利益放在心上了吗？
于是面对满清的攻打；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就自动放下了所有的武器。
刘泽清军事集团不战而降；
刘良佐军事集团不战而降；
高杰被友军将领杀死，其军事集团不战而降了。
黄得功被自己部将暗算后，其军事集团也不战而降了。
左良玉军事集团，在被友军打败后（在左良玉死后）不战而降了。
满清大军几乎没有真正打过一仗，就把南明五大军事集团全部接收了过来。
满清大军几乎没有真正打一仗，就让南明帝国整个官僚集团都俯首称臣了。
至于南明政权的普遍底层百姓。
泪痕不由得想起《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主人正赶着驴干活，这时强盗来了。于是主人叫驴赶紧跟他逃跑，驴就问主人了：“强盗抓住我会杀了我吗？强盗会让我干比现在还多的活儿吗？”主人对此显然都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驴说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跟着你逃走呢？”
南明政权的底层百姓，显然并没有足够抵抗满清征服的理由。以至到了后期竟然有谣曰“清兵如蟹,曷迟其来!”。
满清征服这样一个帝国，实在是太容易了。
事实上，满清打垮南明弘光政权；满打满算也不过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事实上，满清大军南下之后，几乎没有真正打一仗，就传檄而定了江南普遍地区。
史可法，一直报着中兴之志；但一再受挫折，最后终于也是抱着破罐子破罐的态度去混事了；因为史可法终于绝望了。
在史可法决定守扬州城时，他就已抱着必死的心了；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有这种必死之心没有错；但如果因为有这种必死之心，所以就抱着自杀式的态度守城就大错特错了。
面对将领公然出城投降，史可法管也不管；为加强城防许多人建议砍几棵树，史可法却用迂腐之极的理由加以拒绝。做为高级指挥官在决定死守城池之时，竟然能做出这种行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泪痕以为，史可法选择守卫扬州城时，恐怕并不是真想守住这座城池，他只是想选择一种比较符合自己身份的自杀方式罢了。
从此时的历史发展去看，满清已成功征服大江南北了；因为当时普遍汉民族成员都已拜服在满清的政权之下。
但满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却忽然响彻了天空；于是使得众多早已投降的汉民族成员再度举起反清旗帜。
但满清不能充分保障已投降的军事集团的利益，于是降而复叛的汉军事集团越来越多。
这些反清的力量与李自成、张献忠、郑芝龙为代表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遂使满清看来大局己定的局面迅速被打破了。
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我们在谈论历史时，却总是喜欢忘记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准则。
于是南明历史，就变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争斗的童话故事了。
但是历史，从来也没有这样简单过。
人是一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思考自己该去何去何从之时，总会基于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做出最全面的综合考虑。
当然了，马克思在为人下这种定义之时；前提说得非常明确，从本质上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
弘光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无非是由下面三类人构成。
一类是在明末逐渐形成的军阀势力；二是以贵族、官僚、缙绅为主的传统既得利益者；三就是普遍的底层百姓。
这三类人，因为他们各自的利益关系不同，所以他们在思考南明帝国应该何去何从之时，自然会有着不同的想法。但无疑，他们都是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思考这个问题的。
军阀集团的追求非常简单，那就是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什么民族利益、帝国利益、社会利益、百姓利益，都必须得为这个目标服务。
贵族、官僚、缙绅等传统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思考问题时也非常简单；总而言之，新建的南明帝国必须得保障他们过去的既得利益。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百姓利益，都不得侵害这个最神圣的准则。
他们试图阻挡满清南下，都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罢了。虽然这一切，表面上与维护民族利益合拍；但骨子里他们却显然从来没有把民族利益当过回事。
军事长官们都行动了起来，都想占据最富饶的地盘；都想控制最大的地盘；都想在中央政府拥有最多的发言权； 为此内部火拼可以、烧杀劫掠也可以。
贵族、官僚、缙绅等传统既得利益者也都纷纷行动了起来，他们大呼小叫，纷纷在这个早已危机伺服的政权之中，想捞取最后的一点利益。
任何企图破坏他们分赃的人，都会被一个个排挤出政权的。
他们所有的本事，所有的精力；恐怕也就都用在这里了。他们所有的幻想无非是满清愿意自己退回关外，他们所有的幻想无非是满清愿意与他们划江而治。但这永远是幻想罢了。
而这幻想一旦破灭，他们马上鸟兽散了。
南明帝国建立快一年了，没有向李自成发一兵一卒，没有向满清发一兵一卒；南明帝国建立快一年了，没有对百姓利益做出过任何让步，没有给老百姓以任何实惠。
这个政权从建立起，有的就只是没完没了的内哄、内战。后来面对满清进攻，依然不做一些抵抗，普遍都是不战而降。
从他们的所做为所为去看，他们真把民族利益、帝国利益放在心上了吗？
于是面对满清的攻打；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就自动放下了所有的武器。
刘泽清军事集团不战而降；
刘良佐军事集团不战而降；
高杰被友军将领杀死，其军事集团不战而降了。
黄得功被自己部将暗算后，其军事集团也不战而降了。
左良玉军事集团，在被友军打败后（在左良玉死后）不战而降了。
满清大军几乎没有真正打过一仗，就把南明五大军事集团全部接收了过来。
满清大军几乎没有真正打一仗，就让南明帝国整个官僚集团都俯首称臣了。
至于南明政权的普遍底层百姓。
泪痕不由得想起《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主人正赶着驴干活，这时强盗来了。于是主人叫驴赶紧跟他逃跑，驴就问主人了：“强盗抓住我会杀了我吗？强盗会让我干比现在还多的活儿吗？”主人对此显然都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驴说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跟着你逃走呢？”
南明政权的底层百姓，显然并没有足够抵抗满清征服的理由。以至到了后期竟然有谣曰“清兵如蟹,曷迟其来!”。
满清征服这样一个帝国，实在是太容易了。
事实上，满清打垮南明弘光政权；满打满算也不过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事实上，满清大军南下之后，几乎没有真正打一仗，就传檄而定了江南普遍地区。
史可法，一直报着中兴之志；但一再受挫折，最后终于也是抱着破罐子破罐的态度去混事了；因为史可法终于绝望了。
在史可法决定守扬州城时，他就已抱着必死的心了；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有这种必死之心没有错；但如果因为有这种必死之心，所以就抱着自杀式的态度守城就大错特错了。
面对将领公然出城投降，史可法管也不管；为加强城防许多人建议砍几棵树，史可法却用迂腐之极的理由加以拒绝。做为高级指挥官在决定死守城池之时，竟然能做出这种行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泪痕以为，史可法选择守卫扬州城时，恐怕并不是真想守住这座城池，他只是想选择一种比较符合自己身份的自杀方式罢了。
从此时的历史发展去看，满清已成功征服大江南北了；因为当时普遍汉民族成员都已拜服在满清的政权之下。
但满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却忽然响彻了天空；于是使得众多早已投降的汉民族成员再度举起反清旗帜。
但满清不能充分保障已投降的军事集团的利益，于是降而复叛的汉军事集团越来越多。
这些反清的力量与李自成、张献忠、郑芝龙为代表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遂使满清看来大局己定的局面迅速被打破了。
第十八章 南明隆武政权
一、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关于剃发令的出现；人们普遍都认为是孙之懈、多尔衮的偶然行为造成的。
孙之懈为了讨好满清主子，于是就主动剃了头发。却一不小心把自己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满人歧视他，因为他虽然剃了头，但也掩盖不了他是汉人的本质；汉人歧视他，因为做为一个汉人竟然剃了头。
在这种背景下，孙之懈遂怂恿多尔衮下剃发令；而多尔衮性格偏狭遂采纳这种意见。
泪痕以为，这最多是剃发令颁布发的一个契机；剃发令真正出台的背景远比这要深远、广阔。
因为如果剃发令出现的原因，只是源于孙之懈、多尔衮两个人的偶然行为；那当这种行为引得天下动荡之后，做为一个政府没有理由会毫不妥协的把他当做基本国策一直强力推行。
显然剃发令的出现，应该有着更深远的、更广阔的社会基础。
留着头发的汉人，对自己的发型报着某种不可言喻的优越感、与自豪感。而这种优越感、自豪感实际上来的非常廉价，也充满了阿Q的精神。因为当时的他们已是做为被征服者存在了；他们除了拿这种所谓的代表文明的发型表示某种骄傲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之处了。
留着头发的汉人；对剃发的（留辫子）的汉人（比如孙之懈）报以某种不言而喻的轻视、歧视。问题是如果剃发的汉人只有孙之懈一个人，只是孙之懈这种小角色，那他们对这种人报以轻视、歧视，自然不会有什么后果。
问题是：剃发（留着辫子）的汉人，通常都是什么人呢？事实上政治、军事最具优势的汉人（比如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都也是这种发型。
孙之懈的尴尬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尴尬 ；与他处于同样尴尬地位的汉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影响力也太大了。虽然基于一种普遍的舆论影响，这些汉人对此不敢公然表示什么。但从他们内心，真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吗？显然是不会的。
如果不实行剃发令，那众多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显然就会处于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如果剃发对普遍汉人而言是一种荣耀，如果留着与主子一样的发型是一种荣耀；那剃了发的汉人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难堪。问题是，剃发在普遍汉民族心中，那实在是一种耻辱、痛苦。
这些众多的、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极具影响力的汉民族成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普遍汉民族成员都留着头发的社会中，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会让世人怎样看待呢？
这些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想再蓄起发来；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他们最初选择剃发，是用此表示对满清归顺的诚意，现在忽然想蓄起发来，那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难道留一个与自己主子同样的发型，竟然会让他们的如此难堪、痛苦、耻辱吗？显然这是所有剃发的汉民族成员，想也不敢多想的事。
如果不实行剃发令，那已经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岂非就注定只能永远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因为耻辱、难堪、痛苦将永远伴随着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多尔衮当时已别无选择。
因为他最主要依靠的汉民族利益集团，就是以范文程、洪程畴为代表的汉官员，以孔、尚、耿、吴为代表的汉将领。而这些汉民族成员，为了表达对满清的诚意，显然都已早早剃了头。现在，普遍汉民族成员，却都以剃头为耻辱、难堪，都以留发为荣耀、自豪的资本。那这些已了头的汉民族成员，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些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当时显然只有三种选择；他们的一种选择就是依靠主子的暴力，把所有敢于非议“男人留辫子”的人彻底打压征服了；第二种选择就是对接受自己因留辫子带来的耻辱、痛苦、难堪；当然了，第三种选择就是想尽办法再恢复从前的发型。
如果彻底归顺自己的主子，只是换来第二种结果，那谁还会死心塌地的跟主子走呢？
如果满清最主要依靠的汉民族集团，都想着做出第三种选择，那岂不是会对满清的统治构成危机？
既然如此，满清自然只能做出头一种选择了。
这种选择是野蛮的、残暴的；但他显然是代表了满清政权的最高利益，并有着广泛的、深远的社会背景；所以才会成为满清一个基本国策被持久的、绝不妥协的推行的。
我们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满清不推行剃发令，那就能够更容易的统一中国。泪痕以为，这种观点只是立足于汉民族角度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在剃发令颁布以前，当时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如此的：汉民族成员如果放弃自己民族的服饰，留着与自己征服者一样的发饰；那将会成为普遍人轻视、嘲笑对象。
做为一个人数是征服者几百倍的民族，被人家征服了，居然还有脸保持这样一种阿Q式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来得实在太廉价了。做为征服者，怎么可能让被征服者长久的保留着这优越感呢？
我们喜欢说蒙古征服大江南北后，并没有实行这种血腥政令；但蒙古政权却是人分四等，把南人列为最低等的人；这种政令对汉民族而言，比起这种剃发令来说，恐怕更让人感到耻辱吧！
一个人数是征服几百倍的民族，被人家征服了；居然还想对征服者保留着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是可能出现的事吗？
剃发令被推行的主要社会背景是，满清入关之时汉民族就分为两大类人（一类是已剃发的汉人、一类是留着头发的汉人）；前一类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也是满清政权主要依靠的汉民族利益群体；后一类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全部优势只是在于代表着最普遍的汉民族成员。
在剃发与否的问题上，他们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如果留发的汉民族民员占了上风，那剃发的汉民族成员就只能留着深深的耻辱、难堪、痛苦到死，如果剃发的汉民族民员占了上风，那留发的汉民族成员就会遭受无可避免的耻辱、难堪、痛苦。这一切是没有什么可调和的。
在这种背景下，满清如果不推行剃发令；自然会大在挫伤已剃发者情绪；而已剃发者是当时满清政权最主要依靠对象之一。
如果满清对于这些人长久处于耻辱、难堪的地位（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学习征服者的发饰）一直无动于衷；那后果会怎样呢？显然，这些人随时会迫于民族的压力而走向满清的对立面。
对于剃发令的颁布，所有的人都讳莫如深；好象这只是多尔 一个人的偶然的选择；因为政治上的事许多时候都搬不上台面，大家只能在暗中搏奕。
但我们通过分析剃发令出台的政治背景，就会发现这个政令显然是代表着普遍、甚至是所有随满清入关的汉民族集团利益（这个集团主要的构成是以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等为代表的汉民蔟成员）。因为不颁布剃发令，那这些人将会处于一种极为难堪、尴尬的地位。
这些人自然不会、不敢公然鼓动满清政权出台剃发令，但基于他们的利益关系，他们显然是会支持这种政令出台的；而孙之懈的尴尬地位，不过是因为与这些人的利益发生了共鸣，所以才会酿出巨大的历史后果；而多尔衮的行为，不过是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才能持久的、强有力的被推行着。
当然了，基于汉民族的角度；我们在看这段历史时，总希望征服者会尊重汉民族的情感。问题是：一个人数是征服者几百倍的民族，却被对方征服了，还希望人家尊重自己，那也实在是一种奢求了。
一、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关于剃发令的出现；人们普遍都认为是孙之懈、多尔衮的偶然行为造成的。
孙之懈为了讨好满清主子，于是就主动剃了头发。却一不小心把自己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满人歧视他，因为他虽然剃了头，但也掩盖不了他是汉人的本质；汉人歧视他，因为做为一个汉人竟然剃了头。
在这种背景下，孙之懈遂怂恿多尔衮下剃发令；而多尔衮性格偏狭遂采纳这种意见。
泪痕以为，这最多是剃发令颁布发的一个契机；剃发令真正出台的背景远比这要深远、广阔。
因为如果剃发令出现的原因，只是源于孙之懈、多尔衮两个人的偶然行为；那当这种行为引得天下动荡之后，做为一个政府没有理由会毫不妥协的把他当做基本国策一直强力推行。
显然剃发令的出现，应该有着更深远的、更广阔的社会基础。
留着头发的汉人，对自己的发型报着某种不可言喻的优越感、与自豪感。而这种优越感、自豪感实际上来的非常廉价，也充满了阿Q的精神。因为当时的他们已是做为被征服者存在了；他们除了拿这种所谓的代表文明的发型表示某种骄傲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之处了。
留着头发的汉人；对剃发的（留辫子）的汉人（比如孙之懈）报以某种不言而喻的轻视、歧视。问题是如果剃发的汉人只有孙之懈一个人，只是孙之懈这种小角色，那他们对这种人报以轻视、歧视，自然不会有什么后果。
问题是：剃发（留着辫子）的汉人，通常都是什么人呢？事实上政治、军事最具优势的汉人（比如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都也是这种发型。
孙之懈的尴尬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尴尬 ；与他处于同样尴尬地位的汉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影响力也太大了。虽然基于一种普遍的舆论影响，这些汉人对此不敢公然表示什么。但从他们内心，真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吗？显然是不会的。
如果不实行剃发令，那众多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显然就会处于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如果剃发对普遍汉人而言是一种荣耀，如果留着与主子一样的发型是一种荣耀；那剃了发的汉人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难堪。问题是，剃发在普遍汉民族心中，那实在是一种耻辱、痛苦。
这些众多的、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极具影响力的汉民族成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普遍汉民族成员都留着头发的社会中，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会让世人怎样看待呢？
这些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想再蓄起发来；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他们最初选择剃发，是用此表示对满清归顺的诚意，现在忽然想蓄起发来，那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难道留一个与自己主子同样的发型，竟然会让他们的如此难堪、痛苦、耻辱吗？显然这是所有剃发的汉民族成员，想也不敢多想的事。
如果不实行剃发令，那已经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岂非就注定只能永远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因为耻辱、难堪、痛苦将永远伴随着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多尔衮当时已别无选择。
因为他最主要依靠的汉民族利益集团，就是以范文程、洪程畴为代表的汉官员，以孔、尚、耿、吴为代表的汉将领。而这些汉民族成员，为了表达对满清的诚意，显然都已早早剃了头。现在，普遍汉民族成员，却都以剃头为耻辱、难堪，都以留发为荣耀、自豪的资本。那这些已了头的汉民族成员，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些剃了发的汉民族成员，当时显然只有三种选择；他们的一种选择就是依靠主子的暴力，把所有敢于非议“男人留辫子”的人彻底打压征服了；第二种选择就是对接受自己因留辫子带来的耻辱、痛苦、难堪；当然了，第三种选择就是想尽办法再恢复从前的发型。
如果彻底归顺自己的主子，只是换来第二种结果，那谁还会死心塌地的跟主子走呢？
如果满清最主要依靠的汉民族集团，都想着做出第三种选择，那岂不是会对满清的统治构成危机？
既然如此，满清自然只能做出头一种选择了。
这种选择是野蛮的、残暴的；但他显然是代表了满清政权的最高利益，并有着广泛的、深远的社会背景；所以才会成为满清一个基本国策被持久的、绝不妥协的推行的。
我们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满清不推行剃发令，那就能够更容易的统一中国。泪痕以为，这种观点只是立足于汉民族角度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在剃发令颁布以前，当时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如此的：汉民族成员如果放弃自己民族的服饰，留着与自己征服者一样的发饰；那将会成为普遍人轻视、嘲笑对象。
做为一个人数是征服者几百倍的民族，被人家征服了，居然还有脸保持这样一种阿Q式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来得实在太廉价了。做为征服者，怎么可能让被征服者长久的保留着这优越感呢？
我们喜欢说蒙古征服大江南北后，并没有实行这种血腥政令；但蒙古政权却是人分四等，把南人列为最低等的人；这种政令对汉民族而言，比起这种剃发令来说，恐怕更让人感到耻辱吧！
一个人数是征服几百倍的民族，被人家征服了；居然还想对征服者保留着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是可能出现的事吗？
剃发令被推行的主要社会背景是，满清入关之时汉民族就分为两大类人（一类是已剃发的汉人、一类是留着头发的汉人）；前一类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也是满清政权主要依靠的汉民族利益群体；后一类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全部优势只是在于代表着最普遍的汉民族成员。
在剃发与否的问题上，他们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如果留发的汉民族民员占了上风，那剃发的汉民族成员就只能留着深深的耻辱、难堪、痛苦到死，如果剃发的汉民族民员占了上风，那留发的汉民族成员就会遭受无可避免的耻辱、难堪、痛苦。这一切是没有什么可调和的。
在这种背景下，满清如果不推行剃发令；自然会大在挫伤已剃发者情绪；而已剃发者是当时满清政权最主要依靠对象之一。
如果满清对于这些人长久处于耻辱、难堪的地位（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学习征服者的发饰）一直无动于衷；那后果会怎样呢？显然，这些人随时会迫于民族的压力而走向满清的对立面。
对于剃发令的颁布，所有的人都讳莫如深；好象这只是多尔 一个人的偶然的选择；因为政治上的事许多时候都搬不上台面，大家只能在暗中搏奕。
但我们通过分析剃发令出台的政治背景，就会发现这个政令显然是代表着普遍、甚至是所有随满清入关的汉民族集团利益（这个集团主要的构成是以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等为代表的汉民蔟成员）。因为不颁布剃发令，那这些人将会处于一种极为难堪、尴尬的地位。
这些人自然不会、不敢公然鼓动满清政权出台剃发令，但基于他们的利益关系，他们显然是会支持这种政令出台的；而孙之懈的尴尬地位，不过是因为与这些人的利益发生了共鸣，所以才会酿出巨大的历史后果；而多尔衮的行为，不过是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才能持久的、强有力的被推行着。
当然了，基于汉民族的角度；我们在看这段历史时，总希望征服者会尊重汉民族的情感。问题是：一个人数是征服者几百倍的民族，却被对方征服了，还希望人家尊重自己，那也实在是一种奢求了。
二、望风而降已成为历史
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贵族、官僚、缙绅、军阀），早已被强大的满清吓破了胆子；事实上在满清大举进入中原之时；他们就已彻底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
在满清大举进入中原后，汇聚于弘光政权的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实际都已做好了上、中、下三种盘算。
他们最好的盘算，当然是满清在打败李自成后，就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如果是那样，他们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收复长江以北了。史可法的给多尔衮的回书，无非是把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幼稚、可怜的幻想用书面形式表达了一下。
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书中。全篇大意无非是说：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扶危助困的英雄形象；您听说我们国家遭受不幸，马上就毫不犹豫的就过来帮助，对于您这种伟大的义举，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您当然不会破坏自己这种伟大形象，所以您在剿灭流寇后，一定会退回长城以北的；对于您这种伟大的恩情，我们一定会全力报答的。
这种充满了幻想、乞求的话语，是永远也挡不住侵略者脚步的。
史可法对多尔衮的回书，实际上只是代表了当时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普遍幻想。那就是面对随时亡国的局面，大家却自欺欺人的认为满清是一个好邻居；满清大举进入中原，只是为了帮助明帝国打击流寇；满清打击完流寇之后，就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地区。
问题是：这根本就是一种幻想！一种大家都知道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当时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再低一等的盘算是：满清在占据北方地区后，就会驻马江淮边。如果是这样，他们自然可以轻松割据江南了。
既然大家都报有这种幻想，那他们自然就完全忘记了现实的危机，而一心去争夺江南的现实利益了；为此他们争得头破血流、昏天黑地。却全然不顾强敌的铁骑会随时大举南下。
问题是：满清驻马江淮边，停止大举南下的可能性有多高？实际上非常低，可能性仅仅是比满清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略高一丁点儿；对此大家实也都非常清楚。
既然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实，为什么他们还会一个劲的打内战，全然不顾满清会大举南下的危机的呢？
事实上，当时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盘算。那就是：如果满清大军打到江南来，那他们就主动投降满清，到时满清也一定会尊重他们的普遍既得利益。
既然如此，那他们在内战时，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可顾虑的；既然如此，那他们面对随时会亡国的威胁还一个劲的打内战，又有什么可奇怪呢？
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军阀、贵族、官僚、缙绅），普遍就是报着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所以面对强敌虎视，他们却是只有内战、内斗、内耗，却绝无外战；所以面对强敌虎视，他们却是在内部争得昏天黑地、大打出手。当然面对强敌大举进攻时，他们自然都选择了望风而降。
于是满清大举南下之后，几乎没有真正打一场象样的战役；弘光政权的五大军事集团（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望风而降了。于是满清大举南下之后，几乎没有真正打一场象样的战役，就迅速控制了整个江北三省（湖北、安徽、江苏）。
做为一个帝国政府的首脑，面对内部遍布这种利益集团，那他就是再有本事又能怎样呢？因为他们面对强敌虎视，就是都热衷于内耗、内斗、内战，你能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面对强敌进攻，他们就是都要选择望风而降，对此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此，史可法曾不屈服的努力过；但最终结果呢？史可法终于绝望了！在扬州保卫战开始之前，史可法在给夫人的信中就已表明了自己彻底绝望的心情。“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于是一个貌似庞大的帝国（南明弘光政权），它拥有现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地盘；他拥有数十万大军；他拥有数千万的人口。但面对满清的进攻，竟然不足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事实上，满清前十个月一直是在忙着攻打李自成；满清从大举征伐江南，到攻破南京城时，总共也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罢了。
如果不是满清突然搞出什么“剃发令”来，那满清对江南普遍地区恐怕早就已传檄而定了。
当时普遍既得利益集团（军阀、官僚、贵族、缙绅），他们控制着帝国最主要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而他们面对满清的进攻，竟然是普遍选择了望风而降。
因为他们对满清的幻想，从来是没有尽头的。当满清在长城以北肆意扩张之时，他们一直幻想着可以通过一纸和议就消除强敌侵略的野心；当满清进入长城以南之后，他们幻想着满清会驻马江淮边上，甚至主动退回长城以北；当然满清大举南伐之际，他们幻想着不战而降就能保证自己的普遍既得利益；但他们这些幻想一个接一个的全部破碎了。
南明隆武政权建立之后；与南明弘光政权一样；他们有的也只是内耗、内哄、内斗；却绝没有真正的外战。
于这是个新的南明政权建立一年后，也宣告灭亡了。
但隆武政权建立之后，汉民族望而降满清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了。总而言之，满清在进攻江南之时；虽然也一再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动则席卷数省的大好局面，再也看不到了；满清所能占据的地区，通常只限于他们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也会因为军事主力的离开、或军事上的失利而随时丢失。
在这种背景下，满清虽然灭亡了南明隆武权；却一时无法剿灭江南越来越多的抗清势力。满清征服江南的行动，一时再也没有最初那种席卷之势了；满清征服江南的行动，遂只有一点一点的慢慢啃这块硬骨头了。
在隆武政权灭亡后；满清虽然占据了浙江、福建两省的普遍地区；但浙江、福建两省普遍的抗清力量却都转移到海上、或是满清控制力薄弱的地区继续抗清。
在隆武政权灭亡之后；满清军事力量虽然也伸入了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但满清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只限于他军事力量占优势的地区。汉民族望风而降满清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了！
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从军事上讲，主要是因为满清所占据的地区越来越广、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满清军事进攻的趋势已越来越无力了。从这层意义上，当时满清政权与抗清力量之间已到了相持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实际上是众多势力共同控制着。笼统的看，整个江南大约是让已投降满清的汉民族势力、明帝国的旧势力、从前的流寇势力三种势力共同控制着；当然了，细分下去这些相同的力量之中也分为众多派系。
这些势力之间的利益，充满了交叉、矛盾、汇合之处；所以从前的流寇与明帝国旧势力可以联合起来，已投降满清的汉民族势力也可以与明帝国旧势力联合起来。因为从民族角度去看，从有着共同的强敌来看，他们利益共同之处实在太多了。
所以满清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就看这些汉民族的势力实现协作的程度有多大。在汉民族势力普遍实现协作的时间里，满清对江南的控制权似乎随时会全部丧失了。
但汉民族这些势力之间，实际上永远也不会实现真正的协作。不要说流寇与明帝国旧势力之间了，更不要说“反正的汉奸军队”与明帝国旧势力之间了；就是所谓的明帝国旧势力，就是所谓的民族英雄、大明忠臣之间，也根本实现不了真正的协作。因为他们之间谁也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他们谁也害怕自己的盟友势力壮大而威胁自己。
所以满清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之中；但有一点永远是不变的，那就是满清是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政权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内部充满了矛盾、斗争的江南。既然如此，那满清能不能征服江南，实际上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从结果上还会有什么悬念吗？
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贵族、官僚、缙绅、军阀），早已被强大的满清吓破了胆子；事实上在满清大举进入中原之时；他们就已彻底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
在满清大举进入中原后，汇聚于弘光政权的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实际都已做好了上、中、下三种盘算。
他们最好的盘算，当然是满清在打败李自成后，就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如果是那样，他们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收复长江以北了。史可法的给多尔衮的回书，无非是把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幼稚、可怜的幻想用书面形式表达了一下。
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书中。全篇大意无非是说：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扶危助困的英雄形象；您听说我们国家遭受不幸，马上就毫不犹豫的就过来帮助，对于您这种伟大的义举，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您当然不会破坏自己这种伟大形象，所以您在剿灭流寇后，一定会退回长城以北的；对于您这种伟大的恩情，我们一定会全力报答的。
这种充满了幻想、乞求的话语，是永远也挡不住侵略者脚步的。
史可法对多尔衮的回书，实际上只是代表了当时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普遍幻想。那就是面对随时亡国的局面，大家却自欺欺人的认为满清是一个好邻居；满清大举进入中原，只是为了帮助明帝国打击流寇；满清打击完流寇之后，就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地区。
问题是：这根本就是一种幻想！一种大家都知道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当时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再低一等的盘算是：满清在占据北方地区后，就会驻马江淮边。如果是这样，他们自然可以轻松割据江南了。
既然大家都报有这种幻想，那他们自然就完全忘记了现实的危机，而一心去争夺江南的现实利益了；为此他们争得头破血流、昏天黑地。却全然不顾强敌的铁骑会随时大举南下。
问题是：满清驻马江淮边，停止大举南下的可能性有多高？实际上非常低，可能性仅仅是比满清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略高一丁点儿；对此大家实也都非常清楚。
既然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实，为什么他们还会一个劲的打内战，全然不顾满清会大举南下的危机的呢？
事实上，当时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盘算。那就是：如果满清大军打到江南来，那他们就主动投降满清，到时满清也一定会尊重他们的普遍既得利益。
既然如此，那他们在内战时，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可顾虑的；既然如此，那他们面对随时会亡国的威胁还一个劲的打内战，又有什么可奇怪呢？
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军阀、贵族、官僚、缙绅），普遍就是报着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所以面对强敌虎视，他们却是只有内战、内斗、内耗，却绝无外战；所以面对强敌虎视，他们却是在内部争得昏天黑地、大打出手。当然面对强敌大举进攻时，他们自然都选择了望风而降。
于是满清大举南下之后，几乎没有真正打一场象样的战役；弘光政权的五大军事集团（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望风而降了。于是满清大举南下之后，几乎没有真正打一场象样的战役，就迅速控制了整个江北三省（湖北、安徽、江苏）。
做为一个帝国政府的首脑，面对内部遍布这种利益集团，那他就是再有本事又能怎样呢？因为他们面对强敌虎视，就是都热衷于内耗、内斗、内战，你能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面对强敌进攻，他们就是都要选择望风而降，对此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此，史可法曾不屈服的努力过；但最终结果呢？史可法终于绝望了！在扬州保卫战开始之前，史可法在给夫人的信中就已表明了自己彻底绝望的心情。“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于是一个貌似庞大的帝国（南明弘光政权），它拥有现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地盘；他拥有数十万大军；他拥有数千万的人口。但面对满清的进攻，竟然不足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事实上，满清前十个月一直是在忙着攻打李自成；满清从大举征伐江南，到攻破南京城时，总共也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罢了。
如果不是满清突然搞出什么“剃发令”来，那满清对江南普遍地区恐怕早就已传檄而定了。
当时普遍既得利益集团（军阀、官僚、贵族、缙绅），他们控制着帝国最主要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而他们面对满清的进攻，竟然是普遍选择了望风而降。
因为他们对满清的幻想，从来是没有尽头的。当满清在长城以北肆意扩张之时，他们一直幻想着可以通过一纸和议就消除强敌侵略的野心；当满清进入长城以南之后，他们幻想着满清会驻马江淮边上，甚至主动退回长城以北；当然满清大举南伐之际，他们幻想着不战而降就能保证自己的普遍既得利益；但他们这些幻想一个接一个的全部破碎了。
南明隆武政权建立之后；与南明弘光政权一样；他们有的也只是内耗、内哄、内斗；却绝没有真正的外战。
于这是个新的南明政权建立一年后，也宣告灭亡了。
但隆武政权建立之后，汉民族望而降满清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了。总而言之，满清在进攻江南之时；虽然也一再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动则席卷数省的大好局面，再也看不到了；满清所能占据的地区，通常只限于他们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也会因为军事主力的离开、或军事上的失利而随时丢失。
在这种背景下，满清虽然灭亡了南明隆武权；却一时无法剿灭江南越来越多的抗清势力。满清征服江南的行动，一时再也没有最初那种席卷之势了；满清征服江南的行动，遂只有一点一点的慢慢啃这块硬骨头了。
在隆武政权灭亡后；满清虽然占据了浙江、福建两省的普遍地区；但浙江、福建两省普遍的抗清力量却都转移到海上、或是满清控制力薄弱的地区继续抗清。
在隆武政权灭亡之后；满清军事力量虽然也伸入了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但满清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只限于他军事力量占优势的地区。汉民族望风而降满清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了！
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从军事上讲，主要是因为满清所占据的地区越来越广、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满清军事进攻的趋势已越来越无力了。从这层意义上，当时满清政权与抗清力量之间已到了相持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实际上是众多势力共同控制着。笼统的看，整个江南大约是让已投降满清的汉民族势力、明帝国的旧势力、从前的流寇势力三种势力共同控制着；当然了，细分下去这些相同的力量之中也分为众多派系。
这些势力之间的利益，充满了交叉、矛盾、汇合之处；所以从前的流寇与明帝国旧势力可以联合起来，已投降满清的汉民族势力也可以与明帝国旧势力联合起来。因为从民族角度去看，从有着共同的强敌来看，他们利益共同之处实在太多了。
所以满清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就看这些汉民族的势力实现协作的程度有多大。在汉民族势力普遍实现协作的时间里，满清对江南的控制权似乎随时会全部丧失了。
但汉民族这些势力之间，实际上永远也不会实现真正的协作。不要说流寇与明帝国旧势力之间了，更不要说“反正的汉奸军队”与明帝国旧势力之间了；就是所谓的明帝国旧势力，就是所谓的民族英雄、大明忠臣之间，也根本实现不了真正的协作。因为他们之间谁也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他们谁也害怕自己的盟友势力壮大而威胁自己。
所以满清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之中；但有一点永远是不变的，那就是满清是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政权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内部充满了矛盾、斗争的江南。既然如此，那满清能不能征服江南，实际上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从结果上还会有什么悬念吗？
感谢lbtyzh001网友的支持，再更新一节。
三、隆武帝
唐王朱聿键（后来的隆武帝） ，实际上只是崇祯皇帝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与崇祯皇帝的亲戚关系大约是如此的，唐王朱聿键八代祖宗，与崇祯的十代祖宗是亲兄弟。这种亲戚关系，实在是有些罗圈套罗圈，八杆子都快打不着了。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江南各大实权派都想拥立一个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新皇帝出来。
基于江南各大实权派的利益，他们都希望新拥立出来的新皇帝会留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因为新皇帝留在自己势力范围内，那他们就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经过几大实权派的搏奕，唐王朱聿键遂成为南明的新皇帝（隆武帝）。
唐王朱聿键之所以会成为隆武帝，主要原因是他愿意与郑氏集团合作；唐王朱聿键在弘光政权覆灭后，就在芝鸿逵（郑芝龙弟弟）的邀请下到了福建地区；郑氏集团自然希望他会成为新的南明皇帝。有这样一个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实权派支持，唐王朱聿键在竞争当皇帝之时，自然就占足了优势。
当然了，仅此还是不够的；因为当时能与郑氏集团分庭抗礼的实权派还很多，郑氏集团如果要把唐王朱聿键拥立成皇帝，那还需要拿出大家无可反对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各大实权派一人拥立一个皇帝出来互不相让，那郑氏集团拥立的皇帝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如果强调血统云云，唐王朱聿键那实在太不足以服众了，因为他只是崇祯皇帝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但唐王朱聿键在道德、才能、抱负等方面，却实在是当时大明皇室后裔最杰出的人物。
在这种背景下，以郑芝龙的实力，再加上大打“立君以贤”的牌；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实权派自然都只有承认隆武帝做为南明皇帝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当时所有的实权派都也不会喜欢一个有才能、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皇帝的；因为皇帝如果真的有才能、有理想、有抱负，那肯定会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
如果皇帝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傀儡皇帝（如此前的南明弘光皇帝），如果皇帝是一个只知道保命要紧的傀儡皇帝（如此后的南明的永历皇帝）；那地方实权派自然不用没完没了的与帝国皇帝、帝国中央政府的勾心斗角、大费心机。但皇帝是一个从道德、才能、抱负都无可非议的傀儡皇帝（象当时的隆武帝），那地方实权派如果不玩点心机，岂不要就要让一个傀儡皇帝牵扯着鼻子走了。
基于皇帝的政治利益，他自然希望中央政府能强有力的控制帝国最主要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而基于地方实权派的利益，他们自然希望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都供自己支配。
如果皇帝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傀儡皇帝，如果皇帝是一个只知道保命要紧的傀儡皇帝；那地方实权派们的既得利益，自然很容易保住；但皇帝如果是一个雄心大志的、有才能的人呢？地方实权派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自然要费一些心思了。
拥立了一心中兴大明帝国的隆武帝，对郑芝龙而言实在是有苦难言。因为隆武帝一心要郑氏集团牺牲自己的地方利益去为帝国效力；面对这样一个皇帝，郑芝龙那真是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吓唬又吓唬不住、拦又拦不住；郑芝龙本想拥立一个傀儡皇帝去增强自己在江南的政治地位，没想到却是从外面领回一个祖爷爷；把这个祖爷爷推出家门吧，那纯粹是没事为自己挣回一个不孝的名声，但留在家里，那又纯粹又是闹得自己头都快大了。
拥立这样一个傀儡皇帝，你想挟天子以令诸侯；那真是纯牌儿打错了主意。因为这个傀儡皇帝，总是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总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得到所有的人尊重。你想拒绝他的意见，那无非是让自己背上一个不忠、不孝的恶名，如果你尊重他的意见，就得为他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于这种傀儡皇帝，所有的实权派都是敬而远之；湖南的何腾蛟盖棺定论是大明忠臣，但他也是“惟恐隆武帝进入江西，自己在湖广独断专行的局面将受到扼制。”“一面大张旗鼓地派郝永忠、张先璧二将领兵迎驾，一面却私下叮嘱他们绝不可假戏真做，万勿进入江西。”（见顾诚的《南明史》）
做为地方实权派的代表人物，不论他们在道德、才能上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在扩张地方权力之时，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换而言之，他们都也时刻害怕自己的盟友势力壮大，从而威胁自己势力范围的独立性；他们也都时刻害怕帝国中央政府、帝国皇帝势力壮大，从而威胁自己势力范围的独立性。
不论郑芝龙、郑成功在才能、道德上，在后人的评论中有着怎样的差别；他们都也不会容忍有一个皇帝在自己上面指手划脚；当然了，他们都也不愿意见到自己的盟友势力不断扩张。
不论何腾蛟等人，被历史吹得如何忠于大明帝国，但他们一样也不会容忍有一个皇帝在自己上面指手划脚；当然了，他们都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盟友势力不断扩张。
既然如此，道德、才能、志向都无可非议的隆武帝，自然受到普遍实权派的讨厌。但实权派们的这种讨厌，却实在是有苦难言的，因为从冠冕堂皇的观点来说，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说隆武帝的的不是。
对于这种皇帝，大家除了希望他赶快死掉；已实在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了。最后隆武帝死了，对于他的死亡各大实权派内心自然是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喜悦。
虽然隆武帝，取得江南普遍地区实权派的共同认可。但隆武中央政府所能调动的经济、军事资源，那实叫一个可怜。
隆武政权首辅大学士黄道周亲自率师北伐之时；却最后却只东拼西凑了一万多两银子的盘缠、率领着几千临时招募的、缺乏训练的军队去慷慨北伐了。
堂堂帝国首辅大学士亲自率师北伐；这是何等盛事？但最终竟然是率领这样一枝可怜、可悲的军队去北伐；所谓的隆武帝国到底是怎样的帝国，大家可想而知了。
当然了，黄道周最终的结局大家也可想而知；他一战还没有真正打开，就被满清俘虏了，最终他效法文天祥慷慨就义了。
当时整个隆武政权，从名义上管辖着湖广、两广、福建广阔地区，当时整个隆武政权，拥有着三十五万、甚至更多的军队；但堂堂帝国首辅大学士，亲自率师北伐；东拼西凑了半天，却只能拿出一万多两银子的北伐军费，更只能临时招募数千乌合之众去北伐。
所谓的南明隆武政权是一个怎样的政权，还用我们去多说吗？
我们常说弘光皇帝、永历皇帝如何如之何，好象这两位皇帝道德、才能、抱负高一些，南明历史就能改写。泪痕以为，大家一定是忘了隆武帝的这一段历史。一个傀儡皇帝，即使他有才能、有道德、有抱负，又能怎样呢？
复warrenge223先生：
（一）、请楼主自己去查阅词典中“历史潮流”的解释。明明已经有了权威的公认的定义，楼主还有必要自己下定义制造混乱吗？
========================================
既然已有权威的、公认的东西，我们再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就叫制造混乱？您的观点实在太高明了，高明的让我实在不敢认同。
按您所谓权威的、公认的“历史潮流”定义；泪痕只想知道，在人类社会进入十八世纪后期时，一个政治家认可、并维护奴隶制，这叫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叫逆历史潮流？
一个政治家逆历史潮流，竟然让已死亡多年的奴隶制在文明社会中又重新复活（得到宪法的保护）；您不认为华盛顿等人也太有本事，也太不是东西了吗？
（二）、楼主的所谓的“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说清楚点，不要遮遮掩掩！！毛和刘有本质的差别吗？凭什么群众支持毛而不支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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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代表的制度是什么玩意？泪痕绝没有遮遮掩掩意思，一切仅仅是泪痕太高估您对中国现代史的了解了。
毛泽东代表着坚定不移的消灭私有制；刘少奇代表着支持、鼓励私有制在中国复活。这一切有什么疑问吗？
这是毛、刘之间的本质差别！
泪痕无意，也不敢自不量力的说他们之间谁是谁非。因为这种复杂的、高深的问题，实在不是泪痕敢涉及的。
如果您认为毛泽东是错误的，那您一定忘了一个问题。不要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了，就是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朝高举的大旗之上也永远高书一行大字“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 中国早在六十代初期，各种私有制的萌芽就已不断出现了。
对此，人们显然是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种萌芽应该趁早扼杀，否则它会使中国变色；有人认为这种萌芽应该受到鼓励、支持，因为他会让中国繁荣富强。毛泽东代表了前者，刘少奇代表了后者。泪痕无意对此做任何褒贬的评论，泪痕只想说这是谁也无法抹去的事实。
从最初的阶段去看，显然是刘少奇代表的力量、思想占了上风；因为党、政、军内越来越多的力量都在支持刘少奇。（您可以说刘少奇在军内无影响，但支持刘少奇的众多高级官员在军内也无影响？最简单而言，周、邓当时显然也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这两个人有军内也无影响？）
文革，不过是这两种思想、力量之间的大碰撞。
毛泽东在党、政、军内渐渐处于劣势；于是就开始从社会中寻找支持者。而文革无非是让普遍的群众组织、群众力量纷起支持毛泽东代表的制度、思想；于是中国当时就已萌芽的私有经济迅速都被扼杀了。
毛泽东是因为控制了枪杆子，所以取得了胜利？那袁世凯、蒋介石两个人的枪杆子都也不少，为什么就不能取得胜利呢？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固然不假；但您一定忘了再深入想想，枪杆子是从哪里来的？
（三）、 美国南北战争不是林肯积极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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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南北战争，不是林肯积极促成的；泪痕对此也从未否定过呀。
林肯哪敢不遗余力的反对奴隶制呢？林肯哪敢为此不惜与南方奴隶主开战呢？林肯反对奴隶制，只是受当时社会潮流的推动；林肯与南方打仗，同样是受当时社会潮流的推动。
甚至地南北战争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林肯还要公开说：“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美国人都持林肯这种态度，那南北战争自然不会发生了。问题是，普遍反对奴隶制的人，并不会支持林肯这种态度。
当支持奴隶制的人，与反对奴隶制的人，在势力达成某种均势之时；那他们的冲突就会趋于表面化，这种冲突并不会因为某个历史大人物的态度而改变。美国的南北战争，并不会因为林肯的妥协而消失；因为反奴隶制的风潮并不会因为林肯的妥协而削弱。
当支持私有制萌芽的人、与反对私有制萌芽的人，在势力达成某种均势之时；他们的冲突自然就会表面化。这种冲突绝不会因为某个历史大人物的态度而的有所改变。美国的南北战争，并不会因为林肯的妥协而消失；中国的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的妥协而消失吗？
（一）、请楼主自己去查阅词典中“历史潮流”的解释。明明已经有了权威的公认的定义，楼主还有必要自己下定义制造混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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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有权威的、公认的东西，我们再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就叫制造混乱？您的观点实在太高明了，高明的让我实在不敢认同。
按您所谓权威的、公认的“历史潮流”定义；泪痕只想知道，在人类社会进入十八世纪后期时，一个政治家认可、并维护奴隶制，这叫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叫逆历史潮流？
一个政治家逆历史潮流，竟然让已死亡多年的奴隶制在文明社会中又重新复活（得到宪法的保护）；您不认为华盛顿等人也太有本事，也太不是东西了吗？
（二）、楼主的所谓的“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说清楚点，不要遮遮掩掩！！毛和刘有本质的差别吗？凭什么群众支持毛而不支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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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代表的制度是什么玩意？泪痕绝没有遮遮掩掩意思，一切仅仅是泪痕太高估您对中国现代史的了解了。
毛泽东代表着坚定不移的消灭私有制；刘少奇代表着支持、鼓励私有制在中国复活。这一切有什么疑问吗？
这是毛、刘之间的本质差别！
泪痕无意，也不敢自不量力的说他们之间谁是谁非。因为这种复杂的、高深的问题，实在不是泪痕敢涉及的。
如果您认为毛泽东是错误的，那您一定忘了一个问题。不要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了，就是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朝高举的大旗之上也永远高书一行大字“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 中国早在六十代初期，各种私有制的萌芽就已不断出现了。
对此，人们显然是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种萌芽应该趁早扼杀，否则它会使中国变色；有人认为这种萌芽应该受到鼓励、支持，因为他会让中国繁荣富强。毛泽东代表了前者，刘少奇代表了后者。泪痕无意对此做任何褒贬的评论，泪痕只想说这是谁也无法抹去的事实。
从最初的阶段去看，显然是刘少奇代表的力量、思想占了上风；因为党、政、军内越来越多的力量都在支持刘少奇。（您可以说刘少奇在军内无影响，但支持刘少奇的众多高级官员在军内也无影响？最简单而言，周、邓当时显然也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这两个人有军内也无影响？）
文革，不过是这两种思想、力量之间的大碰撞。
毛泽东在党、政、军内渐渐处于劣势；于是就开始从社会中寻找支持者。而文革无非是让普遍的群众组织、群众力量纷起支持毛泽东代表的制度、思想；于是中国当时就已萌芽的私有经济迅速都被扼杀了。
毛泽东是因为控制了枪杆子，所以取得了胜利？那袁世凯、蒋介石两个人的枪杆子都也不少，为什么就不能取得胜利呢？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固然不假；但您一定忘了再深入想想，枪杆子是从哪里来的？
（三）、 美国南北战争不是林肯积极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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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南北战争，不是林肯积极促成的；泪痕对此也从未否定过呀。
林肯哪敢不遗余力的反对奴隶制呢？林肯哪敢为此不惜与南方奴隶主开战呢？林肯反对奴隶制，只是受当时社会潮流的推动；林肯与南方打仗，同样是受当时社会潮流的推动。
甚至地南北战争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林肯还要公开说：“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美国人都持林肯这种态度，那南北战争自然不会发生了。问题是，普遍反对奴隶制的人，并不会支持林肯这种态度。
当支持奴隶制的人，与反对奴隶制的人，在势力达成某种均势之时；那他们的冲突就会趋于表面化，这种冲突并不会因为某个历史大人物的态度而改变。美国的南北战争，并不会因为林肯的妥协而消失；因为反奴隶制的风潮并不会因为林肯的妥协而削弱。
当支持私有制萌芽的人、与反对私有制萌芽的人，在势力达成某种均势之时；他们的冲突自然就会表面化。这种冲突绝不会因为某个历史大人物的态度而的有所改变。美国的南北战争，并不会因为林肯的妥协而消失；中国的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的妥协而消失吗？
第十九章 永历政权
一、 峰回路转
崇祯1644年4月死。
到了1644年底；也就是崇祯死后八个月；满清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现在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
公元1645年3月，也就是崇祯死后十一个月；满清又席卷了江北三省（现在的安徽、湖北、江苏）
到了1646年底；也就崇祯死后两年零八个月后；满清又占据了浙江、福建、四川三省主要地区。
浙江、福建两省抗清力量以鲁监国、郑氏集团为代表退到了海上；四川省的力量以孙可望为代表退到贵州。
桂王朱由榔就是在1646年11月，在湖南、江西、广西实权派的拥戴下成为永历皇帝的。
此时距崇祯死亡，不过是两年零七个月时间罢了。但南明已先后覆灭了两个政权，丧失了长江流域所有地区；并让孔、耿、尚为代表的辽东军事集团，李成栋、金声桓为代表的江北军事集团在江南不断扩张。
1647年底；也就是永历政权刚建立一年后；满清以孔有德为代表的辽东军事集团，就占据了湖南普遍地区。满清以李成栋、金声桓为代表的江北军事集团，也占据了江西、广东普遍地区。
此时看着中国地图册，我们实在看不到这个南明帝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因为整个长城以北、长江以北自然都是满清的天下；就是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好象也只有云南、贵州、广西三地没有被满清占据；也只有浙江、福建的海上力量还高举反清大旗。
而云南、贵州现在还被张献忠旧部占据着，他们根本不承认永历政权；而浙江、福建的海上抗清力量；现在也没有承认永历政权。
换句话说；在永历当皇帝一年后；南明永历政权所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只有广西一省的地区；就是这一省的地区，也是人心浮动；实权人物丁魁楚投降被杀；实权派人物陈邦傅已递交了降书。更主要的是，汇集于广西一隅之地的抗清力量之间还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注1]
但满清终于还是无法迅速征服江南地区；因为此时的江南，实际上是由六股军事力量共同控制着。
第一股力量是满清军事集团；这是满清的核心军事力量，他以满清贵族为代表。
第二股则是辽东军事集团；这是在满清入关前投降满清的汉军事集团构成；他以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人为代表。
第三股则是江北军事集团；这是在满清深入江南前投降满清的军事集团构成，他以李成栋、金声桓等人为代表。
第四股则明帝国的旧势力；这是明帝国政府从前残存的力量；他以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为代表；这南明永历政权的主要基础。
第五股则是李自成、张献忠旧部，他们以郝摇旗、孙可望为代表。
第六股则是福建海上的郑氏军事集团，浙江海上的鲁监国军事集团。
整个江南不过是他们之间纵横开合的舞台。
如果泛泛而言；前三股力量属于满清方面，后三股力量属于明帝国方面。
明帝国的各大势力集团充满了矛盾，满清的各大军事集团也充满了矛盾。
满清对江北军事集团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江北军事集团的首脑不论功劳有多大、实力有多强，他们也必须得接受满清贵族、或是辽东官员的指挥。换而言之，满清绝不会让江北军事集团有任何军阀化的倾向，即使面对他们造反的事实也绝不姑息。这种措施是必须的；当然了，他的后果就是让江北军事集团发生了普遍的叛乱。
永历帝；实际上只是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四省的政治代表人物。而这四省的力量，在他当皇帝不久后就已被压缩在了广西省为中心的地区，就是这片地方也是遍布投降气氛。
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个永历政权恐怕也就象弘光、隆武政权一样，只维持一年就灭亡了。就在这危急时刻，满清江北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江西的金声桓、广东的李成栋因为不满自己受制于满清贵族、辽东官员的事实，遂高举起了反清大旗。
这两位老兄反叛满清到底有多少是基于民族气节，有多少是基于对大明帝国的忠诚；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泪痕只知道这两位老兄都曾是满清征服江南的急先锋。李成栋为此更是不遗余力，“嘉定三屠”是这位老兄的杰作，深入福建杀隆武帝这位老兄的功绩；深入广东杀死陈子壮等人，也是这位老兄的功绩。
但在1648年，这两股力量突然高举起抗清大旗，却显然一时使整个江南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们突然高举起抗清大旗，那明帝国所面对的军事压力自然减轻了许多，而满清在江南的力量自然顿时削弱了许多。
在这种背景下，抗清力量遂大举收复江南失地；当然在这种背景下，满清自然只有在江南节节败退。
但江南这种抗清形式一片大好的局面，也不过维持了一年多点时间；因为江南的抗清力量，是明帝国江北军事集团（以李、金为代表）、明帝国江南军事集团（以何腾蛟为代表），张献忠、李自成旧部；浙江的鲁监国、福建的郑氏集团几大力量乌合而成罢了。
他们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相比，有着一个永远也无法克服的弱点。
江南的抗清力量加起来的确不容小视；但他们之间根本无法实现任何协作，好象也从未实现过什么协作；更主要的是他们内部也遍布内哄，总而言之内部的相互拆台、火拼没完没了。
江南抗清局势，虽然因为李、金的投降出现了转机；但这种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649年，随着李成栋、金声桓的死亡，江南抗清形式一片大好的局面马上消失了。
到了1650年；以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瞿式耜、焦涟死亡为标志；意味着满清再次控制了江南普遍地区，意味着永历政权再次陷入了穷途末路之中。
现在还没有被满清占据的地区，大约只有云南、贵州两省，以及浙江、福建海上力量了。
云南、贵州以张献忠旧部孙可望为代表；浙江海上力量以鲁监国为代表，福建海上力量以郑氏集团为代表。这三股力量，好象也是自成系统、各怀心机；虽然他们都高举明帝国的大旗，但却从来也无法实现协作，当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什么真正的协作。
[注1]：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于元烨等人认定郝永忠原为“闯贼”部将，怀有极深的敌意，开初想阻止郝部进入广西，后来得报郝军已过兴安、灵川，又如临大敌地关闭桂林城门，拒绝郝部入城。于元烨等还妄想“闭门歼除”，派兵剿杀郝部，只是由于督镇标将马之骥仅有兵员数百，不敢接受“剿除”任务，才未致动武。（顾诚《南明史》）
一、 峰回路转
崇祯1644年4月死。
到了1644年底；也就是崇祯死后八个月；满清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现在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
公元1645年3月，也就是崇祯死后十一个月；满清又席卷了江北三省（现在的安徽、湖北、江苏）
到了1646年底；也就崇祯死后两年零八个月后；满清又占据了浙江、福建、四川三省主要地区。
浙江、福建两省抗清力量以鲁监国、郑氏集团为代表退到了海上；四川省的力量以孙可望为代表退到贵州。
桂王朱由榔就是在1646年11月，在湖南、江西、广西实权派的拥戴下成为永历皇帝的。
此时距崇祯死亡，不过是两年零七个月时间罢了。但南明已先后覆灭了两个政权，丧失了长江流域所有地区；并让孔、耿、尚为代表的辽东军事集团，李成栋、金声桓为代表的江北军事集团在江南不断扩张。
1647年底；也就是永历政权刚建立一年后；满清以孔有德为代表的辽东军事集团，就占据了湖南普遍地区。满清以李成栋、金声桓为代表的江北军事集团，也占据了江西、广东普遍地区。
此时看着中国地图册，我们实在看不到这个南明帝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因为整个长城以北、长江以北自然都是满清的天下；就是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好象也只有云南、贵州、广西三地没有被满清占据；也只有浙江、福建的海上力量还高举反清大旗。
而云南、贵州现在还被张献忠旧部占据着，他们根本不承认永历政权；而浙江、福建的海上抗清力量；现在也没有承认永历政权。
换句话说；在永历当皇帝一年后；南明永历政权所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只有广西一省的地区；就是这一省的地区，也是人心浮动；实权人物丁魁楚投降被杀；实权派人物陈邦傅已递交了降书。更主要的是，汇集于广西一隅之地的抗清力量之间还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注1]
但满清终于还是无法迅速征服江南地区；因为此时的江南，实际上是由六股军事力量共同控制着。
第一股力量是满清军事集团；这是满清的核心军事力量，他以满清贵族为代表。
第二股则是辽东军事集团；这是在满清入关前投降满清的汉军事集团构成；他以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人为代表。
第三股则是江北军事集团；这是在满清深入江南前投降满清的军事集团构成，他以李成栋、金声桓等人为代表。
第四股则明帝国的旧势力；这是明帝国政府从前残存的力量；他以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为代表；这南明永历政权的主要基础。
第五股则是李自成、张献忠旧部，他们以郝摇旗、孙可望为代表。
第六股则是福建海上的郑氏军事集团，浙江海上的鲁监国军事集团。
整个江南不过是他们之间纵横开合的舞台。
如果泛泛而言；前三股力量属于满清方面，后三股力量属于明帝国方面。
明帝国的各大势力集团充满了矛盾，满清的各大军事集团也充满了矛盾。
满清对江北军事集团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江北军事集团的首脑不论功劳有多大、实力有多强，他们也必须得接受满清贵族、或是辽东官员的指挥。换而言之，满清绝不会让江北军事集团有任何军阀化的倾向，即使面对他们造反的事实也绝不姑息。这种措施是必须的；当然了，他的后果就是让江北军事集团发生了普遍的叛乱。
永历帝；实际上只是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四省的政治代表人物。而这四省的力量，在他当皇帝不久后就已被压缩在了广西省为中心的地区，就是这片地方也是遍布投降气氛。
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个永历政权恐怕也就象弘光、隆武政权一样，只维持一年就灭亡了。就在这危急时刻，满清江北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江西的金声桓、广东的李成栋因为不满自己受制于满清贵族、辽东官员的事实，遂高举起了反清大旗。
这两位老兄反叛满清到底有多少是基于民族气节，有多少是基于对大明帝国的忠诚；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泪痕只知道这两位老兄都曾是满清征服江南的急先锋。李成栋为此更是不遗余力，“嘉定三屠”是这位老兄的杰作，深入福建杀隆武帝这位老兄的功绩；深入广东杀死陈子壮等人，也是这位老兄的功绩。
但在1648年，这两股力量突然高举起抗清大旗，却显然一时使整个江南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们突然高举起抗清大旗，那明帝国所面对的军事压力自然减轻了许多，而满清在江南的力量自然顿时削弱了许多。
在这种背景下，抗清力量遂大举收复江南失地；当然在这种背景下，满清自然只有在江南节节败退。
但江南这种抗清形式一片大好的局面，也不过维持了一年多点时间；因为江南的抗清力量，是明帝国江北军事集团（以李、金为代表）、明帝国江南军事集团（以何腾蛟为代表），张献忠、李自成旧部；浙江的鲁监国、福建的郑氏集团几大力量乌合而成罢了。
他们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相比，有着一个永远也无法克服的弱点。
江南的抗清力量加起来的确不容小视；但他们之间根本无法实现任何协作，好象也从未实现过什么协作；更主要的是他们内部也遍布内哄，总而言之内部的相互拆台、火拼没完没了。
江南抗清局势，虽然因为李、金的投降出现了转机；但这种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649年，随着李成栋、金声桓的死亡，江南抗清形式一片大好的局面马上消失了。
到了1650年；以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瞿式耜、焦涟死亡为标志；意味着满清再次控制了江南普遍地区，意味着永历政权再次陷入了穷途末路之中。
现在还没有被满清占据的地区，大约只有云南、贵州两省，以及浙江、福建海上力量了。
云南、贵州以张献忠旧部孙可望为代表；浙江海上力量以鲁监国为代表，福建海上力量以郑氏集团为代表。这三股力量，好象也是自成系统、各怀心机；虽然他们都高举明帝国的大旗，但却从来也无法实现协作，当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什么真正的协作。
[注1]：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于元烨等人认定郝永忠原为“闯贼”部将，怀有极深的敌意，开初想阻止郝部进入广西，后来得报郝军已过兴安、灵川，又如临大敌地关闭桂林城门，拒绝郝部入城。于元烨等还妄想“闭门歼除”，派兵剿杀郝部，只是由于督镇标将马之骥仅有兵员数百，不敢接受“剿除”任务，才未致动武。（顾诚《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