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朋友，我只是把我对古蜀历史演变的理解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看能不能探得古蜀门径！说我酸腐，奇葩其实也对，我可就这三板斧，我这点能耐如何能著书立说啊！
你们要求这么高，我怕辜负了你们的期望！这可如何是好？三星堆时期还有一些器物和遗址，可后来除了星星点点的器物，完全没有任何参考，连研究资料都没多少啊！可该怎么写啊？亚历山大！！！

交作业
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农耕的进步及南下北上西进东出商贸货殖的兴盛，古蜀平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用度也在慢慢的改善，鱼凫时代大量的资源都向祭祀用度倾斜，民居用度种类少，形制也很简陋和原始，如盉、鸟头把勺、壶、瓶、小平底罐、高柄杯形器座等陶制品。自蜀主起，民居用度渐渐丰富了起来，增加不少新的物件，如喇叭口罐、盆、敛口瓮、波浪花边口罐、瓮等，虽说也是陶制，但精细程度比以前高出许多。再到后来的蜀王蜀帝时期， 更是有了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瓮、高柄杯形器座这样高等形制的物件，甚至出现大量的绳纹罐、釜和瓮。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古蜀地的生活生平和生产条件都是有着很大幅度的提升，人口数量也在稳步增加。
此时的扩邑、建祭祀地、议事堂和民居几项已是几项大工程了，尼古吸取了前朝神王累民的教训 ，辛辛苦苦积攒的赀财可不能一下给挥霍光了，于是这些个工程前后历经了很多年才完工，同时受工具锐钝、建筑理论和修筑经验的限制，木骨房屋建造过程中也偶有出现倾斜坍塌，过程极其艰辛难以言表。
约莫五六年后，金沙祭祀地终于是完工了。祭祀区散布在今摸底河河流的南岸，长约百步、宽约80步。黄土台是人工堆筑的生土砖（北非烧制），长约60步，最宽处约18步，最厚处约4尺，此时主要的祭祀品为传承石器、玉器、铜器、金器等等，物件小型的居多，大型物件也有但数量较少。因为祭祀地离西邑有些距离，于是设立了专门的祭祀品管理区。此时最珍贵的祭器莫过于做工精细的玉器，其风格和三星堆粗犷硕大的形制有着很大的差距，其次便是各种小型化的铜器和祭器，黄金只做饰物和器物用。怎么没有象牙？三星堆时期象牙可是第一祭物，现在怎么不用了？不是不用，而是象牙慢慢作为了他用。
蜀王蜀帝时期的尚玉，不仅仅因为玉石原材料相对好获取，铜原材料路途遥远，且优质矿源为古彝他族所占，交换和贩运的成本很高昂，除了特别必要的器物，一般不会用铜材料。玉石的质地本身代表着圣洁、纯净和美好，这也成了此时古蜀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尤其是在与周王朝和周边区域的交往过程中，玉制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桥梁。蜀王蜀帝时期虽说崇天神尚巫鬼文化仍然占据主流，但已经渐渐的减少了神治，慢慢朝着王制理念转变。其次催生玉制文化还有着镌刻技术的进步和器工技艺的娴熟等原因，如玉制精品十节玉琮。镌刻技术的进步离不开镌刻器具的革新，此时便有了石制和铜锡制的錾，锉，刻刀，沙磨等等工具。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金匠换铜匠，专制玉器和金器的器匠渐渐崛起，为鱼凫神王时代辉煌的青铜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铜匠由此慢慢被冷落。
周穆王二十八年，已过耳顺的尼古体力精力难以胜任蜀主之位，古蜀热尼家族在古蜀地的声望已经远超其他诸族，其子古阿继位，其他诸族已难有异议，以后便是古蜀古阿的时代了。中原之地为了王位大统可是机关算尽，打死打活，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古蜀地甩锅式“谦让”就算了，怎么蜀主还没升天就主动让出蜀主位呢？蜀主之位就这么没有吸引力？怪哉！非也，这跟此时的古蜀文化有莫大的关系，蜀主位对当事者而言真没有多少吸引力。
为何？古蜀地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多部落、多氏族逐渐融合的过程，不论地形、气候还是社会分工抑或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限制了王权和集权形态的形成。准确的说，先神权后王代神权的鱼凫王时代只是原始民主版的酋邦联盟，本质是以神的名义为主导。此时，古蜀先民理念里根本没有什么王道思想，在他们看来天神和先祖的地位远高于凡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对家支和族群的认同感和重视程度远远超出要“家天下”。所以，地域之主的身份仅仅是能够更好的发展壮大自身家支的支撑，也就是说其思想根本还是在家支繁衍壮大上。这也是当初选蜀主的时候其他氏族甩锅的原因，一则是经营蜀地时长已根基深厚不需要形式上的蜀主，二则也不愿意给自己族群找麻烦，毕竟自己活下去才是硬道理，所以北上的古彝才有机会当上蜀主。
此时古彝古蜀家支的蜀主位已坐实了，思想上也完成了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和蜀地所有氏族的想法一样，耳顺之年的尼古主动卸去“蜀主位”回到家支里担任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即“族老”，这才是各个大氏族家支最重视的职位。就话语权而言，不管家支内的琐事，还是家支外的大事，唯有“族老”首肯方能施行，这也是为什么“蜀主”有了好的想法或要做重大决定，一定要找其他氏族族老来商议的原因所在。
公元前942年，冬，兢兢业业负责家支的尼古卒于西邑郫城，而后魂归祖地。古蜀一支已成为古蜀地最大的一个氏族，加上与柏氏的联姻和同族杜氏的支持，古蜀家支也是坐稳了蜀主之位。

@无颜画皮 2020-04-21 19:29:57
［黄土台是人工堆筑的生土砖（北非烧制），长约60步，最宽处约18步，最厚处约4尺，此时主要的祭祀品为传承石器、玉器、铜器、金器等等，物件小型的居多，大型物件也有但数量较少。因为祭祀地离西邑有些距离，于是设立了专门的祭祀品管理区。此时最珍贵的祭器莫过于做工精细的玉器，其风格和三星堆粗犷硕大的形制有着很大的差距，，，］
北非烧制？？？。。。这个没看懂；
另外，是什么导致了新的建筑群，一改三星......
-----------------------------
非常感谢无颜老师的提问，提的想当好！其实我一直在等朋友们就这个问题发问呢！
建筑方式的改变是因为经过100多年的“古蜀共和”时期，再到古彝为主的蜀主早期，古蜀的起主导作用的主体已经由原来的汉羌融合体，蚕丛、柏灌、鱼凫等代表性氏族的一阶形态转向以彝羌，彝汉等为主体二阶形态，土台木石或木制井干式是羌汉时期的典型性建筑，三星堆的建筑大多是此风格，请见前文叙述，此后便是土台开槽的木（竹）骨结构的干栏式和大型建筑的穿斗式（圆木）
此后不仅建筑方式有了改变，连生活形态乃至经济形态也在慢慢跟着变化，请稍安，见后文叙述！

@乔家宅院 2020-04-21 21:10:04
这一段的风格有转换，虽然很努力的理解还是不逮，还望楼主能解惑！
-----------------------------
乔家老师，谢谢您的提问，这段风格的转变，重要是社会领导主体的变化，建筑上，社会结构上，精神信仰乃至经济活动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还请稍安，请看后文叙述！

古蜀古阿篇
古蜀古阿，尼古长子，身长一丈三寸，头戴布包，浓眉大眼，阔面重颐，颇有威严，于公元前950年继任新蜀主，时年三十六岁。其继先辈遗志，勤勤恳恳的治水司农，通商祭祀，扩城筑地，精灌溉之具，研耕种之法，拓货殖之道。古蜀地人口越来越多，成都平原中西大部已是耕地，间或人烟相杂，鸡犬相闻，牛羊成群。
随着西邑的新建，坊市的扩充，货殖之路越走越远，商贸之势越来越盛，古蜀之情形自然渐渐为盆地周边部族游群所知，有前来投靠相融的，也有前来掠夺滋扰的，矛盾争斗越来越多，蜀民不堪其扰。粮食家畜也时有损失。古阿收到这样的讯息越聚越多，看来是得想法解决了。原来的议会也叫“长老会” 没特别的事一般不会召开，每隔三月才召开一次例会，除非蜀主遇到无法决断的大事或要各族出钱出力的难事，其形相当于今日之“人大会”。食官议会倒是随时召开，蜀主相势可决立时可断，相当于今日之政府日常工作会议。当下之势，异族不断侵扰此等大事不召开“长老会”，显然是不行了。
春末之时，诸老收到蜀主召集令后陆陆续续的赶到了议事堂。古阿端坐堂首，众人行礼作揖，按序坐定，右侧柏老、杜老、颛顼部族长、玄嚣部族长，左侧羌老、夏老、鱼凫箭鱼氏族长、司马，食官们分两列皆站于庭下，是为：祭工、稷工、水工、桑工、槽工、器工、士工、秩工等等。
古阿眉头紧锁，见众人到齐，俨然曰：“我地为异族觊觎，时有侵扰之举，民不堪其扰。特召诸位相商良策？”
诸族老端坐其位，时而沉吟，时而私语，一时不决。古阿见状，望向左侧的司马曰：“司马何计？”
司马 悌（古蜀家支），闻言起身拱手一揖，曰：“回主上，震以雷霆，慑之，逐之！”
柏老柏谦抚须，接言曰：“逐而复返，为之奈何？”
悌对着柏谦拱手又拜，曰：“拒之！”
羌老姜伯手扶椅背，悠然曰：“异族无耕，游群以居，无有定所，逐拒反复，劳军累民，当以策万全。”
杜老杜恽挽了挽衣袖，沉曰：“何不收之，为我地所用？”
夏老姒韦靠着椅背，决然曰：“民俗异矣，言语不通，不服约束，终为患也”
其余族长皆是无有言语，一时无有定计。
半晌后，古阿出声道：“然也”，目光转向士工道：“尔等以为当如何处之？”
士工季出列拱手一拜曰：“回主上，来投则束，恩之；来扰则武，威之；反复滋扰者，刑之；屡教不逊者，奴之；犯天为害者，葬之；主上以为如何？”
古阿闻言眉头一扬，定了定神，目光在诸位族老间转了一圈，曰：“诸位以为如何？”
诸老皆曰：“恩威并举，举措妥当，无不可”
“司马安在？”
悌出列，拱手曰：“嘚”
“我地之军、器，何状？”
“我地军士自伐殷还，业已归田，务农桑行货殖。唯有卫队千余人，散于宫、士、秩，未有军制。”
“异族滋扰反复，逐、拒、束、刑皆需军护，当组军旅以平四方护商道，诸老何见？”
杜恽接曰：“组军旅以护，大善。然定军制当慎，多则负，少不及。”
柏谦颔首曰：“然也。”
姒韦闻之，起身曰：“周天子曾约：诸侯之列，大国三师，次国二师，小国一师。我地今之势，当组三师。”
姜伯点了点头，曰：“以周之军制，三师之数则近万。我地民近三万五千余户，十有八万之数，三师制，似无不可。”
柏谦曰：“可识势之变，军农轮转，战时为兵，休时为农，北、西、南三面驻军以备！”
古阿再次转头望着司马悌，曰：“军制，当如何？”
司马出列思虑片刻，拜曰：“我地北、西、南三面，各驻一师，百乘之师居中，以策四方；依吾地之形，军士之备，可为弓步兵，车兵。弓步兵：五卒为伍，两伍为什，十什为行，一行设 “百夫长”；十行为大行，设 “千夫长”；三大行为师，三师为军；百乘车兵：三人为一乘，左为射，右为戟，前为驭，射为“车首”；五乘为队，设 “司乘”；两队设车官；十队为“卒”，设 “卒长”；两卒为师，设“师长”。弓步兵三师乃九千之数，车兵一师乃三百之数。军农轮转，战时为兵，休时为农。”
“司马所言诸位以为几何？”
皆言：“大善”
鱼凫王时期虽制定了古蜀军制雏形，但除了神王卫队，常规军制谈不上，不是不能而是不需要，今时古蜀有了需要，常规军制方才成型，此后不断完善扩编蜀军渐露峥嵘！

亲爱的师友们，不才有个不情之请，这个帖是我开的，我是努力尽量按照文物遗迹，历史逻辑来构思和推究的，个中不乏有见解不足之处，如果师友们不吝赐教，拜谢之至！
千万不要认定我写的就一定完全正确！有师友说我是纵目人开了天眼，我哪有那么厉害，我只是就我的思路和认知并尽可能的全方面了解以期在逻辑上形成一个闭合链，如我开篇所述，但不代表我说的就完全没有问题！
在此真心感谢飘然老师，明月老师，古蜀老师，先秦老师，洪金老师，岷山老师，逍遥老师，蜀中老师，闲云老师，四方老师，无颜老师，还有其他许多老师，没法一一列举了还望不要见怪，能得到你们的肯定是非常高兴的事，如果能得到你们的指导则是幸运的事！

加班 交作业
周穆王二十九年，古蜀相对正规的军旅正式建立，三个弓步兵师，一个车兵师，轮驻北、西、南三地保邑落，护商道。自此，北上南下西拓东进四路都有了震慑的力量，异族游群不断的迁入融合，古蜀国的影响力逐渐从成都平原沿着商道向盆地四周扩散。树大招风这个说法在哪个时代都是适用的，任何时候都有高风险高收益思路指导下铤而走险的存在。于是觊觎蜀地货物赀财的异族越来越多，争斗规模不大却也时有发生，因此被捕获的异族人也是越来越多，从开始的恩威并施，无赖习俗有异言语不通，后来便是简单直接的划奴充军或列为苦役。
此时平原上的邑落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居住相对集聚，又有三师在平原周边成犄角护卫之势，异族想滋扰侵犯也不容易。在平原上很少发生大规模的争斗，但外出的商道上出现不少盗抢滋扰之事，时有损失，外出商道一直是古蜀地的半条生命线，这也是建三师的重要原因之一。成都平原四面环山，欲与外界交流无论走哪个方向都得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前文有叙述，自背背篓的蚕丛氏时代起西进和南下行货殖之举，到后来背背篓赶驮羊的柏氏时代，“布施”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商道雏形，再经过赶着驮羊和牦牛的鱼凫神王时代，一个个节点重镇因此慢慢成型，如江原、荥经、汉源、邛都等。不曾想，好不容易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古蜀家底全让三星堆给报销了，可以说，三星堆是三千五百年前古蜀先人智慧、心血和家底的结晶，一点都不带浪费的，这才有了今日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各种器物。
此处请允许我再做一番赘述和一些小调整。关于贩运工具，蚕丛时代和柏氏时代主要是背篓和驮羊，鱼凫时代因为铸铜器所需铜锭的运输，因人力和驮羊负重有限，贩运工具就又多了一个品种：牦牛。驮羊和牦牛的组合体在三星堆里面有个标志性混合器物，即今天称的“爬龙柱形器”，也是本文所称的“青铜神王权杖”。为什么会有这个器物和本文的叫法，这跟西出南下行商时商队的组织架构有关。自柏氏时代起，一直以驮羊为主要负重工具的商队里，领队在官方叫法是“槽人”，在商队里叫“头羊”或“羊首”，其次便是“二头”或“二首”、再次为“管事”、赶羊人等等，鱼凫时代基本也沿用了这样的组织架构。 “头羊”即商队首领，管人管物管牲口，在商队里具有绝对的权威和领导力，这样的理念也合理的移植到了神王时代的管理里面，这才有了以驮羊和牦牛为基础的抽象化器物“青铜神王权杖”，以象征王权。三星堆里绝大部分器物都是有来由和实物原型的，只是其中加入了精神崇拜和美好愿景而已。
“蜀主”时期，因为货物的多样化和交易数量的剧增，贩运的主要工具慢慢变成了牦牛，本文认为金沙遗址里面应该有跟牦牛相关的器物。原来以家族为单位相对松散的货殖行为渐渐由职业化的槽人取代，外出货殖商贸也就有了组织和计划，因此北西南三个方向的三师便有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护卫商道。外出商道的安全有了定计，为了加强古蜀地的秩序管理和边界稳定，刑罚也日渐严苛，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就是从严苛刑罚开始的。
穆王三十年到三十五年，士工季协同秩工一直在干一件事，落实原来议会商定的刑制条例：来投则束，恩之；来扰则武，威之；反复滋扰者，刑之；屡教不逊者，奴之；犯天为害者，葬之。恩、威好办，量刑、划奴、判葬就要费点心思了，如量刑有抹、缚、囚、赎等措施，划奴则要根据所犯之事具体分析，判葬则是杀人、犯天、渎祀等行为，后文在解释金沙器物时再详述，此处暂略过。本文以为，儒家塑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伦理秩序可能是因为远古时刑罚过于严苛甚至残忍而重新拟定的行为方式，这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此时的古蜀地显然还没有讲仁义的历史条件，古蜀先民生活艰辛民风粗鄙行事由心，时有发生为了生计相互残杀屠戮的事情。
文明的进步从来都不能一蹴而就，严苛的刑罚就是走向文明的一条必经道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军奴、祭奴、家奴、苦役越就愈发的多了起来，多到后面直接成了刑罚条例的一部分。

交作业
穆王三十六年到穆王四十八年，这期间除了岷江汛期让古阿略显愁容外，其他时间还是比较好过的，扩城筑地、耕田渔猎，商贸货殖，婚丧嫁娶，成都平原日新月异，古蜀先民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慢慢朝着平原东部和南部移动。原来一直活动在三江汇聚之地以南的僰人僚人也因为古蜀人的货殖东出南下货殖之路逐渐的朝着成都平原靠拢。因为彼此言语不通和习俗差异，为了生存空间和土地资源，古蜀先民和异族的冲突越越多，原来的小滋扰慢慢的随着矛盾加剧而升级。濮人是众多异族合称的百濮，即原来和古蜀一起北出秦岭助周伐殷的“百濮”，这其中好些便是僰人和僚人。
百濮不是以蜀为首的么？怎么濮人北上到成都平原抢地盘？这跟笃慕家支在朱提衰落失势有关，此时南中地区已经是其他几大家支联盟的天下，滇东北的矿山完全在其控制之下，实力逐渐的强大，腰杆子也就硬了。在鱼凫王时代，古蜀地铸青铜辉煌从南中地区可是买了不少的铜矿，让他们多了不少进项，但现在却很少买了。其中有坐地起价的原因，也有古蜀地理念转变的因素，不管怎样，结果就是他们少了很多流水，占着铜山都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经济的困顿夹杂对蜀地富庶的觊觎，各家支联盟决定北上成都平原，本着能抢就抢抢不了就跑的原则，在一番小规模试探后，见古蜀地的反应并不激烈，于是纠集其他部落游群准备对古蜀地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本质是为了抢掠。
随着两地矛盾的不断升级和你来我往的摩擦试探，曾经的小打小闹终究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刀兵相见，南中联军也不乏能征善战之人，主帅阿莫兹见联军兵分两路进攻，力量分散且指挥混乱，不利速战速决，于是改变策略集中力量攻打一点。古蜀地的西线驻地自鱼凫神王时代起就开始经营，不论驻地规模还是南邑（宝墩）和高山邑的工事，都比较坚固，想要攻打相当不易的，但南线驻地新建不久，根基不牢，难守易攻，经过一番权衡下来，阿莫兹决定集中力量从南线进攻古蜀地，讫人沿着青衣江自西向东到达夹江县，僰人僚人沿岷江而上，联军和异族共计约五千余人汇合于夹江和青神县之间。
此时古蜀地北西南三地驻军皆为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的轮岗制，每地常驻军仅千人。异族联军来势汹汹，千夫之军如何拒敌？前方急报很快便送到了古阿面前，见敌军势大，古阿也是颇为紧张，立即召来司马悌商议军情。军情十万火急，平原上各大族族长也是顾不上慢条斯理了，收到消息便火急火燎的赶到了议事堂，堂上没有慢吞吞的商议和喋喋不休。待司马将军情汇报完毕，很快便是有了结论：立整三师，留一师严防西线，留千人留守北地，三百车兵守西邑望南邑，另加征千人组成整二师赶赴南线迎敌。召集令发出后三日，整二师的军队便整顿完毕，这么快的集结速度得益于蜀地渐渐兴起的“角斗文化”和固有的“能动手就不废话”之彪悍作风。欲集中力量速战速决的南中联军显然没打算等古蜀地整顿好军队，再来公平竞技，毫不犹豫的打败了南线驻军，而后一路北上抵近武阳（彭山），临近南邑。见南中联军来势凶猛，司马悌甚至没有时间做动员，当即领着整二师星夜奔赴武阳。不及两日，古蜀整二师便赶到了武阳。
穆王四十九年，夏末秋收，古蜀南中二地即将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南北之战--“蜀濮大战”。休整？没时间的，此时气势汹汹的南中联军正准备北上成都平原，二者在武阳附近发生的是一场遭遇战，这里没有什么阳谋，也没什么兵法战阵，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除了南中联军除了是以逸待劳外，此时不论人数调度，还是气势，古蜀军都占据着优势。既是遭遇战，那就没有什么阵前交涉，也没有什么战前动员，更无需等对方摆好阵势再论刀枪，古蜀军在各自千夫长、百夫长的带领下就冲了上去。
经过大半日激战，南中联军大败作鸟兽散。想逃？门儿都没有，司马悌随即将二师化整为零，着六千夫长各自领军，盯着目标追着打。接下来便是几日丛林追逃战，古蜀弓射手在鱼凫神王时代和助周伐殷的牧野之战中可是大放了异彩的，此时的丛林追逃战更是得心应手。南中联军被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大部人马为古蜀所擒，俘虏或为奴，或为苦役，略过不表。
古蜀的蛮横作风让盆地周边的异族心惊胆战不敢越雷霆半步，此后大规模的侵扰少了，小规模的滋扰还是不少，主要针对的是古蜀商旅。为了维护东出南下商道安全（后来的僰道、严道和邛道等），古蜀军将南部驻地前沿推进到南安（乐山犍为一带），西部前沿推进到青衣一带；以西部前沿为据，自雅安起，荥经、汉源、石棉、邛都皆驻驿点，每一段百夫不间断护路。此后驿点成驿站，成驿落，成驿镇…………
也是这一战让古蜀地明白了在南边有潜伏的敌人，那个夺了笃慕家支矿山的南中家支联盟，此后南中便成了古蜀地重点关照的对象，见后文详述。
又五年，古阿传位于其次子古蜀阿吉。
公元前915年，初冬，古阿崩于郫城，魂归祖地。

交作业
古蜀阿吉，古阿次子，身长九尺七寸，其性恭谨善理政！周穆王五十二年，三十五岁的阿吉继任蜀主。古蜀家支经过几代的落地生根逐渐变得枝繁叶茂，俨然已是古蜀地的第一大家族，蜀主之称也就实至名归。
经过悠悠千年的开拓垦荒，成都平原中西部大多平整的地方都已是耕地，中西部的河流支系也梳理的有条不紊，农耕蚕桑和渔猎的条件改善了许多，除了岷江汛期平原东部漫灌比较严重外，其余时间倒也不错。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邑的扩大，民居的增多，对耕地需求自然就越多，对成都平原东部荒地的开发也便有了主观的需求。自古阿时代对濮僰僚等异族用兵后，平原东南部进入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状态，零星的濮人部落和僰僚游群在“武力”的恩威并用下，慢慢的学着说古蜀语慢慢融入古蜀地，这给开发平原东南部提供了客观的地缘条件。
平原上的水系是自西向东，主河道呈南北分布东西流向，中西部河流水道经过梳理，耕种条件改善，但东部是蒲阳河、柏条河和走马河等主流大河的下游集聚地，一到汛期就漫灌成灾，到处是沼泽湖泊。
周穆王五十四年（前923年），秋末，阿吉找来水工，农工，祭工，问询东垦对策，议事堂上，阿吉问曰：“我地北西南三向皆有垦，然东患于水独荒矣！当如何拓之？”
水工凼拱手一拜，曰：“回主上，东地水系驳杂，势高地坚，不知所向，疏导难矣！”
农工牧拱手俯首，接曰：“湖泽遍布，荒草成堆，灌木成林，取向难矣，垦之亦难！”
“良策何来？”
众人沉默良久，无有对策。祭工晷思量半晌，拟借高地观天之法谏之，拱手曰：“我等观天识时以高地，势高则视远，何不择一高地，筑高台于东，以观山水之势，视势而抉策？”
阿吉有点疑惑，自言曰：“择高地，筑高台，以观山水之势？山水之势无常，为之奈何？”无有定计，于是望向水工、农工曰：“二位以为如何？”
凼、牧二人相望颔首，皆拱手曰：“择高地，筑高台，洞山水，悉地势，以为向，善！”
阿吉沉思半晌后，大手一挥曰：“测地筑台，望川望月。”
在细细考察了平原东部地势后，做观测之用的望川台便是选在了今天沙河与东风渠支系的交汇处，即今羊子山。此时的羊子山是一个高十几丈的土坡，站在坡顶可观平原以东大部，若再于其上筑高台，视野则更为广阔。为尽快开拓平原东部，望川台的修筑速度自然也是极快的，次年便完成，此时修筑好的望川台长宽不及20步（约30米），高约三丈（约5米），主要用做观川和望月，后来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宽加高，才有了今日可见的羊子山遗址遗迹。随着古蜀实力范围逐渐覆盖平原东部乃至盆地东部，望川台也就渐渐的有了他用，见后文详述！
古蜀地农业在代代蜀主的关照和农工的不断努力下，挖沟导渠和耕灌水利之技术不断完善。种子处理的溲种之法也在慢慢的精细化，由原来的粗放窝肥发展到初级版的种子包衣，慢慢的发展出了育苗，护苗，选种和筛种的理念和技能。平原的改变过程也就是平原农业不断进化的过程，原始的刀耕火种慢慢进入到精细生产。农耕用具也是有了改善，如高地农耕的木质戽斗，沟渠引流改进版的耒耜锄锹。
古蜀地的主业：桑蚕、牧副业和渔业一直都没落下，其中大多数牧副产品都是作为北上西进，南下东出做交换的重要物品。北上西进南下行商货殖或许好理解，这是古蜀地与西羌南中一直以来的物资交换，蜀地东出货殖似乎不好理解，东出去干什么？《柏灌卷》已有一些叙述，是为盐，自始至终，蜀地东出巴荆都是为了盐，上古巴蜀之间的山道和水道其实都是古蜀的“盐运古道”！古蜀为了精盐而东出，巴荆越一带也通过这些古道西进古蜀地，这条道一直是长江中下游交流的主流通道，前文所述夏氏遗族也是通过这条古道入得蜀地！

师友们，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这段时间事情有点多，没来得及更新，今天务必交点作业！

交作业

在一代又一代祭工、农工和水工等的共同努力下，古蜀版节气历法的认知也在慢慢积累着，其中也间杂着一些与外界的交流借鉴，此处暂不表。
筑城造屋的建筑水平也在器工不断“试错”和点点总结下缓慢的进步着，土台加木（竹）泥墙的井干式、干栏式和穿斗式房屋堂宇结构慢慢的完善。土台地基的构造，立柱横梁的选材，木竹尺寸的考据，榫卯镶嵌的改善，在多次惨不忍睹的失败和心惊胆战的快要失败的经验积累下，古蜀工匠们摸索出了建筑的原始认知：“横平竖稳”， 横梁曰平，立柱曰稳。这种建筑理念的总结算是古蜀建筑史上一次明显的进步，其理念大致和后来的成语“四平八稳”相当，权以“四平八稳”解之。四平八稳原指天下平定政治安稳，即东、南、西、北，四方皆平，即“四平”，外加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角，合计八向，即“八稳”，这种类似概念被广泛运用在古建筑的选址，设计、用料和建造。四平八稳的理念不仅在建房和政治上有着运用，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后来的堪舆术，也叫相地之术，现在的通俗叫法是风水学。
建筑上的四平指：东、南、西、北四向之梁，四向以水平法测量，八稳即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方位之柱，八稳用悬垂法测量立柱与地面的垂直。木骨构件之间以榫卯镶嵌绑缚连接，横平不能错位，竖直不能歪斜，除此之外，木骨结构之间的连接还用到了销、管脚，楔形、箍等方式。不断积累的建筑经验为十二桥文化建筑群打下了坚实的实践理念基础。蜀帝时期十二桥文化的建筑特点沿着摸底河清水河一带自西向东呈递进式变化，建筑样式越来越多，建筑风格越来越完善。今天依稀留存的十二桥文化遗址尚可见一斑。
“四平八稳”的经验解决了建筑上房屋如何立起来的这一难题，紧接着是第二难：柱梁如何防腐？上古时期，木骨建筑对木制构件的处理除了晾干烘干熏烤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处理工艺。在漫长的实践和使用过程中随着必然的使用和偶然的发现这些个因素，器匠们渐渐摸索出用土漆防腐的方法。
漆的使用历史很久远，但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候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 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缦帛为茵，将席颇缘，触酌有采，而樽俎有饰。”
另有王维的五言绝句《漆园》记曰：“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枝树”，这里的“傲吏”便是大名鼎鼎的“庄子”，由此可见对漆的认知和总结大致在战国时期成型。漆艺是四川的传统手工技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关于蜀漆的描述是发轫于商周，成熟于汉，兴盛于唐，绵延于宋、明、清的悠久技艺。
本文以为蜀漆可不是商周才发轫的，可能更早，本文试着探讨一下。
漆树在四川盆地的分布范围大致沿南坪、松潘南侧、黑水、金川、雅江南缘及稻城东南侧一线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除丘状高原、高原、高山和干热河谷以外的一百五十多个县。漆的发现和运用的过程是相当艰辛的，漆树产生的汁液里有漆酸，会破坏人体蛋白质让皮肤脱水，使人产生中毒过敏以致出现发红、发痛、发痒、发肿症状。也正因为漆汁有这种特性，它最早是涂抹在狩猎器物或武器上以增强杀伤力。漆汁最开始是乳白色，在空气的氧化作用下，渐渐变成红棕色、棕褐色直到黑色，最后这些个器物都变成了漆黑色经久而不腐，不仅如此外观也显得更加的美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漆的用途慢慢被开发了出来，如漆汁干燥后的干漆调色后用来给陶器和祭祀面具着色，后来甚至成为了一味妇科疾病的中药，如《本草纲目》载：“漆性毒而杀虫，降而行血。所主诸症虽繁，其功只在二者而已。”。
四川盆地对漆的使用始于远古时代川西的古羌人，他们主要用漆来防蛀和美观，干漆的颜色主要有三种，棕色、黑色和赤红，棕色为干漆的天然色，黑色漆用干漆加研磨的碳粉而得，赤红用漆加红砂调和而得。对漆的热爱和信奉，直接体现在萨帕主持祭祀时带的木制面具上，涂的各种颜色就是用漆调制的。三星堆里有一件雕花漆木器幸运的留存了下来，或许里面还有更多的，要么被烧掉了，要么没发现，要么腐坏了。随着古蜀工匠们不断对干漆了解深入，实践认知后慢慢运用在生活器皿和器械的制作，而后也用在了木制建筑的防腐和装饰上。房屋木制构件和门板涂上干漆后，耐水耐热耐磨等性能显著改善，房屋的强度和寿命随之大大提高。
干漆不仅能防腐增色，还能与丹砂混合后形成一种粘性比较强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后来运用在了鱼凫时代的贴金箔铜头像上。常识告诉我们，金箔是无法直接贴在铜器上的，中间必须要有一层粘附层，于是漆与丹砂的混合物便成为了金铜之间最佳的粘附基层。
在上古时代，干漆因为不易得，算得是稀罕物。在古蜀众多对外商贸交换的物品中，干漆是很重要的一个品种。现在常见和常论的漆器和漆物多是中原各遗址和良渚遗址，其实在长江上游古蜀地的漆艺也是相当不错的。
关于漆的著作，五代时有朱遵度编著的《漆经》，但原文已散秩仅其名见于《宋史•艺文志》。其后便是明代黄成编写的漆器专著《髹饰录》，有且只有一部钞本保存在日本。

@hlin20000 2020-05-04 12:15:06
下里巴人也许指的就是古蜀人群！
-----------------------------
谢谢这位老师的参与，一点浅见供老师参鉴。
“下里巴人”原意不是指某个人群，而是一种通俗易懂文化；与其相对的文化是“阳春白雪”，指高雅的文学。
“下里巴人”出处源自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 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 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 杂以流徵, 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 其和弥寡。”
而后有唐人李周翰的《文选》注:“下里巴人, 下曲名也。”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了"下里巴人"，表达了他对于通俗的大众文学的观点。
“下里巴人”也有称“巴人下里”，将这个说法拆为“下里”和“巴人”则更好理解。“下里”是相对当时的楚国宫廷的乡间田野之地，“巴人”指的是巴楚相接的三峡地区，所以“下里巴人”可简单的理解为“巴楚民歌”，相当于《诗经》里“风雅颂”的“风”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里巴人”慢慢的被理解为了“巴地之人”，实则不是，在此贴一手比较早的“下里巴人”，供师友们品鉴：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
三峡猿鸣悲, 猿鸣三声泪沾衣。

好几天交作业了，今天务必要交作业，写的有点仓促，若有不合之处，还望师友们多多指正，拜谢敬上！
古阿时代成立的古蜀军和军制构架体系在应对异族侵扰时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各大氏族的认同和平民的赞赏，好处便是征收军饷和募集兵力时更加顺利。投入见到了产出，军队有了粮草军心也就安稳，军械器具的制作在器工的努力下不断改良，推陈出新。原始的军械其实是在各种农用器具基础上改善形状，改良攻击面，磨削锋刃等发展起来的。古蜀历史上，古蜀军制做的最好的是弓箭，前文有叙述古蜀的弓射手在牧野之战中的优异表现。古蜀弓箭绝非浪得虚名，在后来开明氏乃至秦汉三国时期都有良好表现，此处暂略过不表。关于弓矢的文字记载和文物遗迹很多，最早的一件石镞出土于距今二万八千多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可见对弓矢的运用有着很长的历史。弓箭作为古时狩猎和作战的主要武器，一直以来都颇受历代侯王的重视，弓矢制作十分考究，相关的记载也很多，如《诗经•秦风小戎》、《易经•系辞下传》、《周礼•考工记》、《礼记•月令》等。本文依据《周礼•冬官考工记》的记载简要的叙述一下上古时期古蜀和中原弓矢的制作方法，弓和矢是分开制作的，弓人制弓，矢人制矢。
弓最早分“单体弓”和“复合弓”，“单体弓”多为木制和竹制，“复合弓”是随着对弓的熟悉和运用不断改进升级后的产物，原材料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动物的筋，后来还用了胶。古蜀地，在鱼凫时期便是“单体弓”，此后慢慢进化为了“复合弓”。“复合弓”的两端曰箫，箫梢曰弭，供挂弦用的，中央（手持）曰柎，箫柎之间的曲处曰渊，两端挂弦，其构造为：弓的内胎用的是竹子，弓臂中部用四层竹片叠成，外部贴的是牛角，内侧贴的是牛筋，并缠丝抹漆。弓的两端安装木质弓弰，头部有牛角 “弰头”，弰和弰头的衔接处有“扣子”，用来挂弦。《周礼•考工记》对弓的制作手法和选材要求记载的很细致，如：“弓人为弓，取六材于其时，六材聚，匠人组之。弓之干，以为远；弓之角，以为疾；弓之筋，以为深；弓之胶，以为和；弓之丝，以为固；弓之漆，以受霜露。凡取干为七：柘木为上，檍木次之，桑木稍次，橘木又次，其下木瓜，荆木，竹末之。得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可以看出《周礼•考工记》是一部对上古工匠技艺记载完善的著作，但此时的古蜀地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做工算得精良考究，但选材范围没那么宽，弓的主干多为桑木和竹，其他的木材不多，竹的品种倒是不少。
箭矢的制作最初只是树枝竹尖简单磨削然后火烤硬化处理的，杀伤力低也不易保存，即便此时依旧是如此，所以在木矢和竹矢上涂抹附加物便成为了增加箭矢杀伤力的不二选择。《考工记》中对箭矢的制作和要求记载很是完整：“矢人为矢，镞矢三分，茀矢一分在前，二分于后。兵矢、田矢，二分在前，三分于后，杀矢三分于前，四分于后。箭干为木，箭之长以配弓之度矢之重，箭干三分，一分于前以配镞，后一分以设羽。羽配箭矢形，否前弱则俯，后弱则翔，中弱则纡，中强则扬，羽丰则迟，羽少则偏”。在此述出，以供参考，古蜀地是做不到这样做的，古蜀弓矢的制作思路与此有别。
因为原材料和制作理念的差异，古蜀弓矢技艺自成一派，不似中原的强弓硬弩追求射程和杀伤力，而是要求灵活机动和速射，弓紧而巧，矢小而准，速发而中。古蜀弓箭结构为桑木和竹，弓弦好一点的为牛筋，差一点的是麻绳，镞矢绝大多数为硬化处理的树枝竹尖，或许有少许石镞、铜镞，或许没有，其制作也没有《周礼》记载的那么考究和严格。开明时期的古蜀弩箭便是在此制作基础上逐渐完善和改进的，见后文详述，本文猜测诸葛连弩或许也有着古蜀弓矢技艺的影子。
周共王十六年（前913年），西邑郫城主城完工，金沙祭地也已修好，高山城和南邑的扩建也接近尾声。此期间，成都平原上有不少北上的古彝、东进的古羌和周边异族游群的融入，成都平原上渐渐有了古彝的习俗、古羌的习俗、甚至有了中原和巴楚的些许行为习俗，整个成都平原上有着来自平原周边的各族的生活气息，俨然是一个大融合状态。尤其是自蚕丛时代就与古羌有联姻融合的蚕丛部几乎和古羌族融为一体，蚕丛古羌后裔一支冉氏的生活习惯和着装与古羌几无差异。各部族的不断融入直接促使了成都平原上人口逐渐增至四万余户，二十余万人。人口的快速增加，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农副产品，藤编竹编用品，生活用度，匠人器具等越来越多样化，商贸产品越来越多，商贸往来也就愈发频繁，整个成都平原各大城邑俨然成了一个个大市场，古蜀地商贸活动愈发兴盛！
成都平原多族群不断融合的方式虽给古蜀地的管理和辖制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却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平原上的商贸不仅吸引了西南地区的部落族群，也吸引了秦岭以北地区和巫山以东的荆楚地区，自此古蜀地与中原和荆越地区的交流便更多了。随着人口增多和商贸的发展，自然也就对商贸区和平民居住区提出了要求。成都平原中部开发完毕东部开发近半，城郭东移是迟早的事，于是器工提出了以西邑为起点，金沙为中转，沿摸底河清水河往东扩邑的议案，但长老议会以还不到时候为由没有通过。
周共王二十年，在望川台的使用和蜀地先民的努力开垦下，成都平原东边已拓出田地近万公顷。
初秋时节，业已年迈的阿吉站在望川台上看着成片成片由青转黄的稻田，颇是欣慰，转头对着祭工晷笑言曰：“望川实乃福台也！”晷拱手对曰：“我主心系下民，上有天神眷顾，实乃吾地之福。何不于此祭天，以谢天神之赐。”阿吉闻言，颔首曰：“善”
同年秋收，阿吉于望川台祭天祭山川祭先祖。此后望川台便又多了一项功能---祭祀。
周懿王四年，阿吉卸任蜀主，其子古蜀吉卡继任蜀主。
公元前893年，夏末秋初，阿吉崩于西邑，后魂归祖地。

今天得空，交作业！
古蜀吉卡篇
古蜀吉卡，阿吉次子，身长九尺八寸，其性清静无为，公元前896年继任蜀主，时年三十有七。
本文坚持认为古蜀是多部落、多氏族长时间慢慢融合而成这个观点，盆地历史可能不只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个时代，这五个时代大概率是扬雄根据他听说的蜀地神话和传说再结合“三皇五帝”理念编纂出来的，后来经过郁郁不得志的常璩进一步考究、分析和梳理，于是便有了古蜀的基本框架：“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这也是本文探究和行文的思路。现在做疑、做释不是自我否定吗？非也。此处再次提出这个观点是想说明四川盆地肯定在四、五千年前，乃至更早便是有了先民活动的痕迹（遗迹），也留下了那时的烙印（文物），本文的重心不是探究古蜀历史上有多少个朝代，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出现了多少神一般的存在，本文关注的是盆地曾经发生过什么，经历了什么，给今天留下了什么，我们能从中获取多少有益的“养分”来传承认知，继往开来。
关于盆地的称呼，本文认为“蜀”是中原地区（武丁后）对四川盆地的代称，盆地内的先民应该不是这么自称的。在昌意入盆地前，盆地河流纵横，湖泊遍布，当称“西海”或“陆湖”。黄帝部落势力沿着汉水和嘉陵江（本文称黑水）入盆地后，盆地可称“龙湖”，“龙”为黄帝部落图腾。这部分先民最开始是居住在川东北，川北，因为生存环境和部落发展的要求，他们跨岷山入茂汶。岷山又称汶山，即今天川西北的九顶山一带山系（鱼凫末王贽鸪被流放之地），此点前文已有叙述。“羌戈大战”后，被沿着岷江南下的古羌人给重新赶回了成都平原，随着玄嚣、颛顼后裔进入盆地，成都平原渐渐有了生气。蚕丛柏灌后，盆地暂以“龙玛”代称，平原上先民主体是汉（龙）、羌（玛）融合体。鱼凫神王时代，随着平原环境的改善，农耕水平的提高，桑蚕技艺的改善，货殖商贸的兴盛，更多的羌人东进平原，更多的部落和游群从四面八方融入，平原人口数量渐增，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和长时间发酵下终于是酝酿出了“三星堆文化”。
经过蚕丛、柏灌两代后，汉羌慢慢成为了平原的主体，于是便有了一个新族群产生，即“氐族”。在鱼凫氏南下东出的时候，氐族则慢慢北上到陇西，秦岭一带。鱼凫时代，盆地当称“玛氐”，“玛”为羌自称，“氐”为汉羌融合的新族群。鱼凫时代以后，随着朱提昌意（支格阿鲁）后支的北上，平原上渐渐有了南中地区的习俗，这些人自称为“尼”。蜀帝时期，盆地可称“玛氐尼”，这跟“蜀”的称呼差别有点大。为了不混淆视听，盆地在秦汉之前这段时间，本文以“古蜀”称之。
周懿王五年，经过“蜀濮大战”之后，平原周边没有能够对古蜀地形成威胁的大型部落或游群，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外患之忧，至少在巴山巫山以西，秦岭潘冢以南是没有的。平原上各氏族之间大冲突没有，小冲突倒是不断，这些都不足以对古蜀的基本面形成冲击，除了岷江沱江偶发大水和盆地地动山摇外，其他时间的光景还是极好的。持续不断的水文治理渐渐的发挥了作用，耕地面积越来越宽，粮食产出越来越丰富，扩城筑地也慢慢完工，居住环境的改善，食粮相对的充裕，人口增长自然也就迅速。人力即生产力，古蜀地的生产力自然也是节节攀升，这也对古蜀地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邑三星堆的祭地已然荒废，吉卡与众人商议后拟定以金沙祭地为中心，将坊市和民居区朝平原中心蔓延，也就是前文提到被长老会搁置的议案，同时将各个行业进行了规划和总结，如下：
蜀地建制，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平原上都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家国，礼制靠祭祀维系，君权赖氏族家支，管理分以族长食官，平原上的整个形态可以说是原始版民主，也可以说是各自为政各行其道，就从建制完成度来说，此时还不及鱼凫神王时期，直到后来蜀王王制的建立，才相对完备了一些，详见下文叙述！
货殖商道，筹备从江原经临邛过荥经汉源到邛都朱提这条道上的驿站和驻点的营造，西边驻军再增兵五百，定期巡逻和守卫西南商道（西南丝绸之路），西边的松茂古道以芒城为驻点，也是颇为活络，东出巴荆的古道因货殖贩盐也人气渐增，北边褒斜古道主要作为北出周地之用，但用得不如西边的陈仓古道频繁（氐族，弓鱼氏），此时蜀地的各种物品也是慢慢丰富了起来，桑蚕锻布，粮食作物，农副产品，五畜鸟鱼，藤编竹器，手工饰品，生活器具等等。
农耕水利，在历代稷工的努力下，不断总结出古蜀农业耕种和浇灌之法，如依四时种五谷到选种、育种、播种、收割、溲种，稻种的筛选，秧苗栽培，稻禾间距的研究，围田蓄水的水量多少，农业器具不断的革新和推广，引水灌溉的器具运用等等。
天文历法：得益于古蜀地从蚕丛起就未断绝的祭祀天神先祖的祭祀文化，古蜀天文学认知和积累在当时算是比较靠前的，对古蜀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首推柏氏、古羌及后来的夏氏，古蜀天文学的成就非常值得浓墨重彩的渲染。上千年的观天和祭祀，上千年的观察和总结，不断思考日月星辰的变化与天地四时的关系，不断观察太阳东升西落，月亮圆缺时变，繁星方位和亮度，不断总结四时变化与天空星象变化的映射关系等等，由此慢慢摸索出了古蜀历史上原始的天文学认知。

师友们，实在对不住，现在事情比较杂，蜀帝卷也几无参考，构思和推据比鱼凫神王时代难许多，更新进度有些慢，还请多多包涵！
加班，交作业！
周孝王六年，在吉卡的大力支持下，古蜀先贤们修五行，分八令，辨九象，拟定了初级版的古蜀历法！
古蜀地天文学认知是怎样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呢？有哪些历史成就呢？有什么说道？有什么证据证明？本文试着探究一下，以下的内容考校了西南地区天文历法的形成和演变，同时也借鉴了上古历法。
古蜀五行的诞生：天地生万物，人生而为灵，五时生五谷，五官视五畜，五味出五药，五方有五兽，五星映五行。从具体的形象认知到抽象的大脑认知，这是人类认知进化的必经过程。五指、五官、五时、五谷、五畜、五药、五星到五方、五兽、五行，而后有了木火土金水的认知顺序。对五行的归纳和总结算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阶段性认知梳理，这为以后各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大致的理论基础。蚕丛柏灌两个时代敬天敬神，观天测地积累了初步的天文学认知，到后来鱼凫时期的神权王代，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则到了一定的高度，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就是“通天绝地”思想的最好表达，充分渲染出古蜀人对天神的敬意，同时也衍化出原始的王权思想，神王权力上承天意下抚万民，从事沟通天神旨意重责的萨玛和萨帕夜观天象和天人合一的修炼则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几百上千年，一代又一代的古蜀祭师不断揣摩总结天体和气象变化的规律，得出古蜀版的五行认知，天道变化有始有终，万物演变周期循环，木因曲直则建，火炙五畜则食，土生五药则治，金革五方则拓，水润五谷则长。三星堆中青铜版的五行轮的早期版本早在蚕丛柏灌时期便就有了，抑或更早，经过鱼凫时代的强化，终究得以完善。奈何中途为殷商所扰，古蜀地的天文学认知和青铜技艺一样便有了弱化的趋势，直到蜀王时期才又兴起。
古蜀八令的由来：前文叙述到古羌的生活除了放羊就是数星星，带着对天神的敬意古蜀先贤对天文和自然的认知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入成都平原后便就运用到了祭祀、农业和水利等领域。蜀主时期，将春、夏、长夏、秋、冬五时细分为八令，曰春醒、蛰惊、夏来、芒种、秋收、露白、寒至、冬藏。八令解曰：芽露花开曰春醒，虫嘶豸鸣曰蛰惊，暑气渐盛曰夏来，夏雨润土曰芒种，稻稷收种曰秋收，天气渐凉曰露白，寒气渐至曰寒至，万物寂静曰冬藏。在蜀王前期，祭工又在八令的基础上增设和删减，增设有冬末春初曰新雨、春末夏初曰谷雨、夏末秋初曰水退，秋末冬初曰水枯等这些跟水利有关的各种时节，删减了春季的水来，夏季的山青，秋季的风起，冬季的雪下等这些气象指征不明，时间跨度过长的时令。古蜀八令（节气）主要是为平原农耕服务，是古蜀农耕文化进步的一个标识。
古蜀九象的产生：古蜀先人在五数认知基础上结合昼夜更替的自然现象，构建出古蜀阴阳五行学，昼叫阳五行，夜称阴五行，以应一日之令。后结合北斗七星和一些常见的天体星象如鞠星，昴星，参星，南门和织女等等的“斗建星象”形成了表征古蜀五时（一年）的“月象”。由于观测手段和认知有限，星象观测多以单个恒星或星座为参照，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宽泛，今日看来其中有着不小的误差，但就四千年前的认知能力而言，其水准已是相当难得。
古蜀九象分别为：
一象：鞠，见；初昏，参中；斗柄，在下；
二象：参，伏；
三象：昴，见；南门，正；
四象：参，见；初昏，火中；
五象：初昏，斗柄，在上；
六象：斗柄，向下；
七象：辰，伏；
八象：内，火；苍龙系日；
九象：织女正东向，则旦；
最初的“古蜀九象”只是天文现象，并无物候和农事方面的记载，后来随着农耕的进步和农事的需要，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这才有了初级版的《古蜀月正》。本文以为《小正》（又称《夏小正》）可能是《古蜀月正》在中原几经“修葺”改进的翻版，前文有叙述到古蜀文化和习俗随着大龄青年大禹一起入了中原，不论“大禹”是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本文认为“禹出西羌”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本文甚至认为古蜀文化和夏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古蜀崇敬天神悼念先祖，其表现方式便是隆重的祭祀。夏社存，则有夏在，夏社灭，则有夏亡，这就是商汤追着怀抱“夏社”的桀不放的根本原因。本文再次大胆提出，三星堆当是古蜀地的“蜀社”或“神社”所在。
《夏小正》的“月令”概念在殷商时期也有被吸收和运用，以致在商中期形成了表征气象的“十干”理念，最开始是用于祭祀记录和做商王庙号，并未用于纪年。
夏末商初，随着夏氏族人的入蜀，同时也带来了改进后的“夏令”，古蜀先贤吸收借鉴并结合古蜀时令和地理气候特点，且加入了蜀地物候和农事等内容，于是便有了《十月太阳历》的雏形。在鱼凫时代中后期，随着殷商势力的介入和殷商文化的参杂，“十干”理念也的运用到了古蜀月令的探索上，慢慢形成了更为明晰和具体的“古蜀十象”，又经过蜀主和蜀王时期不断改进和完善，这才有了流传至今的《十月太阳历》。
本文以为《夏小正》和《十月太阳历》乃同源异流，因为心口相传、适用地域和历史变迁等因素，其主体内容相同，但也有细节差异，这便是历史进化过程中文化交融的一种体现。

各位师友们，今天在出差实在没有时间更新，等明天把事情处理了有时间一定更新，还请多多担待！

先把作业交了，免得忘了！
集合了上古时期天文认知精华的天文历法具有很好的文化交融及衍变轨迹的参考价值，所以本文着的笔墨稍多。那天文历法演变的路径可能是怎样的呢？
夏朝，用的是心口相传的《小正》，即《夏小正》，特点是：无文字记录，口口相传，年有象而无月分；商朝，用的是《夏小正》心口相传的升级版《殷历》（成书于战国），有了卜辞记录，如贞卜、祭日、庙号，特点是：有卜辞记载，古四分历，一年十三月；周朝，为表正统和殷商划清界限，弃《殷历》改用《夏历》，声称《周历》（或为后人所称，无有文物验证）。《周历》用的是《殷历》的改版，其为《历术甲子篇》的前身，特点是：四分历，一年十一月。秦朝，用的是《颛顼历》，实则《历术甲子篇》的修订版；西汉初期，用的仍旧是《颛顼历》，汉武帝时期，由太史令主持，邓平、唐都观测，落下闳计算的《太初历》算是《历术甲子篇》的完善版本。
远古时期的文化核心就是记录星象变化究天人之际的天文历法，其历史比人类第二阶段的文化核心文字创作更为悠久。一个朝代或许可以通过血与火的方式更替，但文化精髓不会因为血与火突然断绝，它一定会以人或以物的方式顽强的存续下来。远古时期，对天文现象的认知完全没有办法跳变，必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观察、积累和总结，或许成百上千年，又或许更长。探究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演变，除了遗址和器物，天文历法或许可作为一项重要辅助。
言归正传，此时古蜀用的便是《古蜀月正》，一年分五季，曰春、夏、长夏、秋、冬。一年二分，斗柄在下为上半年之始，斗柄在上为下半年之始，一年辨十象，每象间隔36天，加上5天终祭，一年为365天，每隔三年加一天，即闰年（闰日）,共366天。
《古蜀月正》之日长（彝语叫牧尼）：在殷商之前，为八时辰制，昼分五时曰露、晌、午、斜、夕。阳之露白曰露，阳之渐升曰晌，阳之悬中曰午，阳之西斜曰斜，阳之西下曰夕；“ 夜”分三时曰：幕、更、鸣，月之初升曰幕，星稀月明曰更，鸡鸣犬吠曰鸣；一日两食，晌时（约上午九到十点）和斜时（约下午四到五点），夜间不食；在鱼凫末期，因为殷商的介入，古蜀地慢慢采用了殷商以漏壶计时之十二时辰制，具体命名不得而知，此处采用汉代的命名以作参考，曰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此时尚无十二地支的说法。
《古蜀历》之 月长（彝语叫肯肯）：本文称“阴阳月”。今天我们知道月亮的阴晴圆缺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转造成的，先人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看到月相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时第一反应便是有神明在控制月相，每次出现新月时，称其曰“阴月”，意指天神把月亮藏起来了；月亮又大又圆的时候称其曰“阳月”，意指天神把月亮放出来了。先人们把月亮的圆缺周期作为了天神的旨意，祭祀劳作休憩完全遵从了这个规律，正如年之时节“八令十象”。经过长久的观察和计算，渐渐发现由阴到阳大概十五天，由阳到阴大概十五天，一个阴阳周期大概三十天，故将月相的变化称为“阴阳月”，又叫 “朔望月”。将月分八相，曰：阴相、新卧蚕相、上玄相、凸相、阳相、凹相、下玄相、残卧蚕相，大致对应为：阴相曰初一，新卧蚕相曰初二至初七，上玄相曰初八，凸相曰初九至十四，阳相曰十五或十六，凹相曰十六至二十三，下玄相曰二十三，餐卧蚕相曰二十四至月末。
《古蜀历》之纪年（彝语叫库久），此时没有的。用“岁星纪年法”？没有的。用“干支纪年法”？没有的，战国之前纪年法多采用国君的年号，秦汉之前有用“岁星纪年法”。 “十干”的概念是商中期在“十象”的基础上完善的，十二支概念雏形直到西周快过完才出来，这主要得益于日晷测影的运用。 “干支纪年法”在西汉时期有所体现，但不明显，直到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开始推行干支纪年。古蜀地有历法，但无纪年，以便叙述，本文暂以蜀主，蜀候，蜀王，蜀帝的年号来纪年。
无数前辈先贤将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作为儒学、经学、理学、医学、尤其是术数推演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如玄学，阴阳学，五行学，八卦学、医学等等。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概念、理论和学说，导致《尚书》记载的《河图》和《洛书》跟后来理解的“河图”“洛书”完全大相径庭，那《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下文会做详细分解，此处暂略过！题外话，殷商时期的“十干”有一个杰出的历史贡献，它促进了“十进制”数学概念的形成。上古理论也许有着些许瑕疵不易揣度，但瑕不掩瑜，但里面蕴藏的思想精华和先贤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值得今人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

@cdnwpu2019 2020-03-09 18:56:17
用作，用什么？曰“利金”，即锋锐的刻刀；作，即作为、充当。
憻，憻（读tan）为忄（同心）+亶（忠实诚恳之意）组合而成，本意为内心坦荡，“憻”古同“坦”，指坦荡，坦陈，坦述。意用“利金”如实的记录此次事件的原委和结果。为什么要特意标注“憻”，其实周氏想通过这种“半民主方式”表明其行坦荡，周氏接替有商氏是顺应天意而为，并非以下犯上巧取豪夺。
公宝尊彝，公，为公开，公布之意，宝尊彝，意为宗庙礼......
-----------------------------
@葫芦顶818 2020-05-17 14:55:33
楼主将此簋释为周天子簋，存疑有二。其一，与此簋一同出土的还有150件器物，若绝大多数都是周王室器物，且有铭文的器物落款绝大多数都为“公宝尊彝”，则楼主“周王东迁仓促埋藏于陕西临潼”的推测才成立。问题是，众前辈在释读此簋铭文时，会共同忽视这一点而将此簋断给“利”吗？其二，若为周天子簋，则铭文中包含“武王征而克商、占卜问天、周可代商”这三点才合理，为何铭文中缺少至关重要的周可代商的占卜结果呢？
-----------------------------
谢谢葫芦老师的提问，针对您的问题，我们逐条解析一下，个人声明，这个簋的解释仅是我个人的浅陋见解，无意冒犯先贤大能，不当之处还请多多谅解。
1 关于此簋的出土大致情况：出土时间：1976年3月，出土地点：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一深2米的地窖。共出土壶、簋、盉等礼器 5 件，甬钟一组 13 枚，斧、凿、铲、削、角刀、铲刀等各类工具 23 件，戈、镞等兵器 7 件，车辖、带扣、扣饰、马络饰等车马器 105 件，铜饼、铜器座各 1 件。
2 此簋的释义的关键点在释字和断句理解。其实中国百年前的文章一般不加标点符号,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直到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咱们这才有了标点符号断句的做法。所以不同的断句结果会有较大差异，这一点有比较大的灵活性，需要结合很多历史背景来理解，是比较难的，但“释字”难度就要相对小一些。我个人的释义和传统的释义差异比较大的是“孽”和“昏”，“易”和“赐”这两个字，我个人认为，“孽”字可以考究，但“昏”应该不太合理，而“易”字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易”的所有甲骨文和金文的写法都是明确的，几无差异，此字必是“易”，而不是“赐”，所以我个人坚持认为此字为“易”非“赐”。“易”的原始意思为：日月更替，交换，是为变更；
3 右事利金用作坦，右事，几无异议便是记事史官，这句话是完整的，人物，动作和事件。右事记事必然涉及到用什么工具记录和记录载体的问题。如果释义为右事用锋利的刻刀把这件事记录在竹简或龟甲上作为凭证，语句前后则通。如果释义为名为“利”的右事，则铭文前后根本就对接不上。远古时期惜字如金，可用的字少，工具（笔）少，载体少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能用一个字说明一件事决不会用两个字，那么要表达一个完整事件，况且要记录在“簋”上，还要“公宝尊彝”的事件，绝不可能是小事。既然不是小事，那必定用词极为精确合理，语句贯通，词义通达。
4 您问的第二个问题：若为周天子簋，则铭文中包含“武王征而克商、占卜问天、周可代商”这三点才合理，为何铭文中缺少至关重要的周可代商的占卜结果呢？
铭文中为什么没有说周可代商的占卜结果，谢谢您，问到了点子上，给您点个赞！！！
要推究历史的前因后果一定要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首先 武王克商，我个人的观点在文中也有叙述，就是去找有商辛子受复仇的，有商辛为了搞中央集权，灭国又灭祀，还要僭越神祇，搞得天怒人怨，人心皆失，姬昌和姬发两代努力，联合了西土八国去“替天行道”，中途还立了姬昌“木主”以号令。他们的初始目标从始至终都是针对有商辛子受，口号也是“替天行道”，推翻商王朝是附带产物，取代商王朝更是后来成王，周公所因势而行的“此簋”便是宣布周代商政-权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怎么说？
武王姬发在弑杀商王子受以后，干了一件非常值得重视和分析的事，在朝歌浓重而盛大的祭祀，我个人采信《史记 周本纪》里面记载是真实的。史料记载是姬昌封商王武庚禄父，我个人认为不是应该不是封商王之后，而是禄父仍旧继承的商王。这一点从清华简《系年》的记录和甲骨文金文记载的“王子录”，有人释义为“天子录”，但从字形上分析当为“王”而非“天”。将“王子录”的称呼和“三监之乱”的前后这么一梳理，自然就发现了问题症结所在。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姬昌的行为很明显就是“造-反”只是口号很合理，商王子受也很过分，于是姬发的行为也就合理了。但这里存在个政-治问题，你是来“替天行道”的，不是来抢班夺权的，如果一把有商辛杀了就要改弦更张，这样的做法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都会有智者阻止的，是也不是？曹魏取代汉的过程完全可以参考的。这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接替过程，如何使这个过程合理便是此时的周氏要做的工作，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周氏做了以下工作：
a 让武庚禄父接替商王位，但是在他的周边放了“三监”，这个三监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实力（管、蔡、霍），不是三个监视武庚的人，绝不可能是；相当于武庚成了傀儡商王，用意有二，辖制其下，堵商人之口；
b 让姜太公行征伐之事，目的是剪除商的外围势力，为后来接替商做准备；
c 周公整顿朝纲，召公安抚西土，准备把根据地经营好，然后逐步东进，没曾想姬发英年早逝，这是周氏遇到的重大困难；
d 周公为了稳住时局，有践祚之举也是无奈，更无奈的是其他“三监”见周氏取代有商是大势所趋，可能也有些小九九，文中已有叙述，于是声讨周公。
e 周公同样是为了大局，不得已讨伐三监，这个时候让一直对周氏心怀怨怼的有商找到了机会，于是乘势作乱。“灭三监”其实没费多少事，倒是“灭武庚”倒是让立足未稳的周氏大动了干戈，武庚兵败被杀，商人南逃！
由此可见，从姬发杀有商辛子受，到周公“灭武庚”前后这些年间，王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商王”，姬昌也好，姬发也罢，一直是周候，因为替天行道于是便自称“周天子”，所以说在制作此簋的时候，称姬发为“珷”，而不是“武王”，“武”为姬发的谥号，“王”是身份，但这个身份在制作此簋的时候还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为“珷”，包括在称呼姬昌的时候用的是“玟”，是不是“文王”，由此可以观之！
此簋的用处便是周氏取代有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见证和凭证，周氏虽无王之名，却也渐渐有了王之实。所以，本文将此簋释义为“周天子簋”。
至于为什么说是平王东迁的时候所遗弃的，这又涉及到一些历史背景，行文仓促，提前把后文的内容说了，还望师友们理解！
再次感谢葫芦老师中肯的提问，同时非常欢迎各位师友提问。你们的诚挚建议和指导是我求之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别认定我说的一定是对的，我所知有限没有能力做到准确无误，唯一能做的就是做相对合理的陈述，从不同切入点进行剖析分解。

师友们好，这几天手上事情有点复杂，刚刚才忙完，今儿更新不了了，仓促更新恐浊了大家的眼，给大家道个歉！明天挤时间更新，再次致歉！

今天补作业

上文对天文历法着墨许多，仅供参鉴。咱们言归正传，看看此时的古蜀地是什么光景，发生了什么。
周夷王二年，（羊子山）望川祭祀瞭望台修筑完成，高台为三级四边形，每边长约百步，高台由分三级，每级高约两丈，四面每一级都筑有土砖台阶，可拾阶而上。羊子山望川台此后不仅成为了观星测象台，还具备了祭祀的功能，甚至成了此后东进北望的标志性建筑。平原的东进有条不紊，食官们在一点点积累着农耕水利行商货殖的经验，平原上的古蜀先民也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古蜀地渐渐展现出了不同的风貌。每年岷江发大水这是肯定的，只是程度轻重罢了，每每发大水的时候，古蜀地商贸活动一般是终止的，劳作项目以抗洪救农为主，这样的景象几乎每年都会在成都平原出现。经过百多年的人力和物力的积累，能投入到河道疏导和修缮的规模自然也比以前大了不少，效果是显著的，江之安河和金马河堤坝便已完成了初步的治理和修筑，此后成都平原中部的水患渐小，也给平原东部和东南的开拓创造了条件。
随着古蜀各大氏族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尤其蜀主古蜀家支的族人和家奴越来越多，西邑郫城显得越来越小，有的食官们办事场所都被改建为了办事居住同用。同年，议会时，吉卡提出重建西邑郫城和扩金沙邑，最后拟定西邑郫城为蜀主府邸和议事堂，日常祭祀殿，将金沙邑扩建，并修建杜氏、夏氏等府邸。经祭工、器工商榷后，西邑郫城蜀主府邸为干栏式木骨泥墙竹编式建筑，泥墙涂抹白灰，屋顶铺以皮革木板，主要建筑以干栏式为主，斗拱改为撑拱。布局大致为复合四合院布局：前朝堂、后寝房、左厨司、右祭殿，中天井。室内房屋以横向平列分割，大小相当，主体建筑外围是勤杂人员住房和附属建筑如望楼，后来在蜀主府邸周边还有其他族人或者平民修筑房屋，陶窑，水井等等生活必须建筑。此时的蜀主府邸顶多算是大户人家，说宫殿群其实有点勉强，杜氏、夏氏的府邸同样为干栏式建筑，规模大小则严格依照了平原氏族的排位顺序。前后历经近十年，西邑郫城蜀主府邸修建完成，金沙邑杜氏夏氏府邸也近完工，杜氏夏氏后移居金沙邑，金沙邑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后金沙主要作为祭祀地和坊市中心地，西邑郫城慢慢作为王城。在如此规划和发展的背景下，金沙坊市和平民居住区以后渐渐朝着平原中部移动。古蜀地，自蛮荒时蚕丛氏居湔山住石室贯中西，后柏氏居平原搭草棚垦荒地，再到鱼凫氏行货殖通南北建“蜀社”，而今蜀主古蜀居西邑扩金沙渐东移，这一步步走来，已是一千四百余年。
同年秋，吉卡派出使节（吉卡之子，卡普）前往中土，献碧玉于周夷王，与周氏用大圭沉河共祭河神，强邦交之宜。此事可见于《竹书》记载：“（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另《北堂书钞》三十一、《太平御览》卷八五皇王部引《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在西周时期，蜀周两地的联系从未断绝，基调都是结邦交强盟誓。这也是继“牧誓之盟”“天子之证”后，西周与友好方国之间宣扬盟誓的传统做法。吕国是侯爵，蜀国也是侯爵，宾于河的介圭是祭祀专用物，蜀使节持的便是信圭（侯爵所持）。金沙小立人像（古蜀热尼）腰间之物是象征王权的玉圭，类似周王的镇圭，但热尼腰间的玉圭并无镇四方之意，因为玉圭的原型是古蜀大司马令。
附图：
金沙小立人，注意这个金沙小立人是古蜀尼省时代的，并非最初版本的，先做参考


信圭，图片来自网络，具体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有熟悉“六瑞”图形的老师还请指正一下


镇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