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的内容被抽楼了，不知道哪里犯了忌讳。那分段发一下试试。
重新交作业！
不过已经闹成这样，唯有硬着头皮往下走一步看一步。召公府邸内院，大家各自找地方，坐的坐，站的站，吹得吹胡子，瞪的瞪眼，每个人好像看对方都不顺眼。
毕竟是召公府邸，主事人还得是召公（伯），待众人情绪稍安，召公出声曰：“王上缺位，我等私议于此，此举僭越，罪莫大焉！无奈我王不古，国乱家祸，民怨沸腾，国不堪乱也。聚众以议，为国之大事计，望诸位进言。”
忧国忧民的芮伯良夫性子也是急，召公语落，立马铿锵接曰：“今王职寇，任夷公专事掘利，谏面不可，然覆背以詈。良言则对诤言如醉，言道既塞反予来赫，昔日纳言形同虚设，不用其良我辈惟哀。今王出奔，新王又灭，丧乱既现，天不我将，靡有旅力，以感穹苍？”
益（毕）公，叹息一声，曰：“民心鹤唳，凄凄切切，欲言不能，何以畏忌？阻塞之川，其患也大！”
虢文公叹声曰：“今王丧制，不遵旧律，不敬神灵。皇天弗佑，国中迷乱，我辈维哀！”
善父闻之愤愤然，怒曰：“昔尧舜天下为公，禹公梳河济民，先祖苦心营周。今王无道，下犹胜之，中饱私囊，秉事不公，裁事无理。维鹈在梁，不濡其翼，朝之君子，不称其服！尸位素餐者，众矣！”
井伯见状出声曰：“民之讹言惟恐之将，良言自口莠言亦口。王上之行，戾厉如斯！星火燎扬抱薪以添，如若不纠华厦将倾！桀纣之祸，岂可忘乎？”
井伯言出，倒王一派立马就沸腾了起来，眼见情绪又要起来，周公赶紧接言道：“昔坟典之训，索丘之道，河图之囊。天道伦常，王制纲常，岂可乱乎！”
蔡武侯一听，又是护王的说辞，心里愤然，遂昂声曰：“天道有纲而王道无常。今王革除旧制不遵古序，上行下效噬利无度，蓬蒿跻身粟稷遮阴，彼其之子其害也大！”
师兑闻言叹息，曰：“王事赳赳，戎车催驾，四牡业业，戍边无居。日夜监戒，雪消芽绿，彼其之子，不与我戍。靡室靡家，归路何迟，王命凿凿，岂知我哀！哎！”
卫牧闻言，也感叹道：“王事靡盬跣足披笠，夙夜在公维见参昴。难种黍稷父母何食？”
………

接更
顿时牢骚之言不决，齐武公姜寿遂出声道：“小子休语，为君戍边，与君分忧乃臣下之职也！王制纲常不可乱，国人之口亦不可塞。王之纳言，骤谏之臣，皆份内事，何必妄语！今王无道，亡奔于外，新王不立，国何不国？”
此时身体抱恙的晋靖侯本来没打算来参与这个事儿，但此事算得上是当时的滔天大事，不参加是不行的。于是乎也就拖着有病之躯来了，既然来了好歹得发个言，听齐武公说完，于是颤巍巍的起身曰：“昔后稷稼穑丰实粮仓，公刘笃信匪居匪康，古公亶父迁都驻岐，维此王季其德靡悔，文王贤德笃于周国。至于武王，夙灭孽商，成康昭穆，宗成之盛。恭懿孝夷，扬周中国。今王失德，丧乱既至，国中靡乱，以有横祸。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南蛮西戎，东夷北狄，恐窃国也！”
晋靖侯如此说完，吵吵嚷嚷的内院一下子安静了，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广义上周王室势力所及范围都算的是利益共同体。为了自身利益“暴乱”一下发泄发泄情绪表达表达诉求倒是可以，若一国无君纲纪混乱，长此以往国之不国，若为环伺外族趁势侵扰，麻烦就大了。
卫釐侯（卫武公卫和之父）暗自摇头叹息曰：“鱼靡水不活，国无君不立，今日之状，为之奈何？”
安静了好一会儿，召公再次出声曰：“汝问责于我，伤我之子，我无怼也！夫事君者，怨而不怒，况事王者。汝不事新王，国之无君，其害大也！”
一时间议论纷纷，无所适从。
鲁真公抚须顿首曰：“嗟乎！当竞择贤人，以训四方。有觉德行，万国则顺。敬慎威仪，赏罚明刑。温恭之人，维德之基。顺命之行，辅国之政。昔周公辅政，平三监灭武庚，终启成康之治也！今王亡奔，国体不立，当辅政为要！”
“辅政？”王位缺失，怎么辅？迎回来？开玩笑，怎么迎？谁愿意？姬胡也不可能让其他人来辅。要不跟王上再好好谈谈？要能谈，就不会闹这么一出了。立新王？今王未逝，怎立新王？于礼制不合，国人也不依！“辅政”该怎么辅？怎么操作？辅的对象都不好确定，行不通啊！要不“摄政”？今王虽然亡奔，但就礼法上而言，姬胡仍旧是最合法最正宗的王，没有王给予授权，“摄政”就意味着僭越，僭越就意味着谋反，这个罪名可不小。从这个层面来看，内院里没有哪个愿意来“摄政”。此时，放眼整个中国，没有哪个公卿、诸侯，大家、氏族有资格有实力取代得了周王室，没有，一个都没有。
“领政”如何？举目四望，还有比召公，周公，益（毕）公这些老牌公卿更合适的吗？合适倒是合适，但倒王一派没一个同意的。国家没有核心领导层，各科之间就没法配合，国家机器也没法有效运转，这可是天大的事。最后在众人合议之下，以召公周公为首的姬姓公卿做出了让步，在众人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下，推举了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发言的“师龢父”来“领政”。很明显，“师龢父”是顶炮的，根本不是“师龢父”主动谋划要来“干政”，“师龢父”虽然也对姬胡的革典专利有异议，但是顶炮这事谁愿意做？“师龢父”又不傻，于是拒绝的很干脆。
谈判陷入了一个僵局，保王一派有“领政”资格的选手其实很多，但不论是倒王一派，还是中立一派不约而同的都保持沉默，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又立新王，己身利益就很难保证。那选倒王一派，这里面可选的人也是不多，这些人虽然态度很积极，无奈资历不够根基太弱，影响力有限，恐怕压不住阵脚。保王的不行，倒王的不行，那选中立的吧！没曾想中立一派倒是干脆，整齐划一的集体弃权！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趟趟浑水可以，要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怎么可能！！！
……………………

接更
顿时牢骚之言不决，齐武公姜寿遂出声道：“小子休语，为君戍边，与君分忧乃臣下之职也！王制纲常不可乱，国人之口亦不可塞。王之纳言，骤谏之臣，皆份内事，何必妄语！今王无道，亡奔于外，新王不立，国何不国？”
此时身体抱恙的晋靖侯本来没打算来参与这个事儿，但此事算得上是当时的滔天大事，不参加是不行的。于是乎也就拖着有病之躯来了，既然来了好歹得发个言，听齐武公说完，于是颤巍巍的起身曰：“昔后稷稼穑丰实粮仓，公刘笃信匪居匪康，古公亶父迁都驻岐，维此王季其德靡悔，文王贤德笃于周国。至于武王，夙灭孽商，成康昭穆，宗成之盛。恭懿孝夷，扬周中国。今王失德，丧乱既至，国中靡乱，以有横祸。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南蛮西戎，东夷北狄，恐窃国也！”
晋靖侯如此说完，吵吵嚷嚷的内院一下子安静了，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广义上周王室势力所及范围都算的是利益共同体。为了自身利益“暴乱”一下发泄发泄情绪表达表达诉求倒是可以，若一国无君纲纪混乱，长此以往国之不国，若为环伺外族趁势侵扰，麻烦就大了。
卫釐侯（卫武公卫和之父）暗自摇头叹息曰：“鱼靡水不活，国无君不立，今日之状，为之奈何？”
安静了好一会儿，召公再次出声曰：“汝问责于我，伤我之子，我无怼也！夫事君者，怨而不怒，况事王者。汝不事新王，国之无君，其害大也！”
一时间议论纷纷，无所适从。
鲁真公抚须顿首曰：“嗟乎！当竞择贤人，以训四方。有觉德行，万国则顺。敬慎威仪，赏罚明刑。温恭之人，维德之基。顺命之行，辅国之政。昔周公辅政，平三监灭武庚，终启成康之治也！今王亡奔，国体不立，当辅政为要！”
“辅政？”王位缺失，怎么辅？迎回来？开玩笑，怎么迎？谁愿意？姬胡也不可能让其他人来辅。要不跟王上再好好谈谈？要能谈，就不会闹这么一出了。立新王？今王未逝，怎立新王？于礼制不合，国人也不依！“辅政”该怎么辅？怎么操作？辅的对象都不好确定，行不通啊！要不“摄政”？今王虽然亡奔，但就礼法上而言，姬胡仍旧是最合法最正宗的王，没有王给予授权，“摄政”就意味着僭越，僭越就意味着谋反，这个罪名可不小。从这个层面来看，内院里没有哪个愿意来“摄政”。此时，放眼整个中国，没有哪个公卿、诸侯，大家、氏族有资格有实力取代得了周王室，没有，一个都没有。
“领政”如何？举目四望，还有比召公，周公，益（毕）公这些老牌公卿更合适的吗？合适倒是合适，但倒王一派没一个同意的。国家没有核心领导层，各科之间就没法配合，国家机器也没法有效运转，这可是天大的事。最后在众人合议之下，以召公周公为首的姬姓公卿做出了让步，在众人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下，推举了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发言的“师龢父”来“领政”。很明显，“师龢父”是顶炮的，根本不是“师龢父”主动谋划要来“干政”，“师龢父”虽然也对姬胡的革典专利有异议，但是顶炮这事谁愿意做？“师龢父”又不傻，于是拒绝的很干脆。
谈判陷入了一个僵局，保王一派有“领政”资格的选手其实很多，但不论是倒王一派，还是中立一派不约而同的都保持沉默，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又立新王，己身利益就很难保证。那选倒王一派，这里面可选的人也是不多，这些人虽然态度很积极，无奈资历不够根基太弱，影响力有限，恐怕压不住阵脚。保王的不行，倒王的不行，那选中立的吧！没曾想中立一派倒是干脆，整齐划一的集体弃权！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趟趟浑水可以，要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怎么可能！！！
……………………

交作业！这段时间更新有些仓促，如果哪里考量不周请师友们多多指正！
什么情况？动静弄得这么大，到节骨眼全都蔫儿了！事已至此，不得不再次进入拉锯战………拉锯战的最终结果还是把老好人“师龢父”给推了出来！可怜的师龢父！！！默哀三分钟！！！此处不禁要发问，仅仅是师氏的“师龢父”怎么可能有资格资历来“领政”呢？
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何谓“师氏”。师氏的解释：《书•顾命》载：“师氏、虎臣。”《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中大夫。”西周武官，掌守王门，亦领兵征战。《诗•大雅•云汉》载：“趣马师氏，膳夫左右。”简而言之，师氏很大可能是西周教导国子武备技能的教官，类似于军官学校的长官，而“师龢父”极可能是教官之长，类似于军校校长，其官阶可能不如司马（类似六部里的兵部尚书），但是实权派也有足够的王室影响力，正如黄埔军校的蒋校长。从御敌护国的角度来看，由师龢父“领政”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不知道这样的会议也好，争论也罢前前后后讨论了多久，或许很多很多次，最后好歹拿出了个大致章程。
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承认今王还是姬胡，并试着与其沟通，如果姬胡愿意改弦更张，重新遵从旧制和原来的册命制度，收回成命还利于民，大家一起迎回今王以重振朝纲。姬胡绝对的是一个硬茬，也可以说他固执己见，前前后后14年，姬胡从未认为其做法有问题，从不妥协，且大肆声讨臣下的犯上之举。此处我们假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姬胡不是被动亡奔，而是主动弃位。从铭文记载可知，姬胡执政三十多年可是积累了不少文治武功，周地征伐过不少地方，也被不少势力侵扰过。在一国无主，协调无度，号令难从的情况下，若再有异族侵扰，如猃狁，戍卫、宗周六师该如何调度御敌？换个角度来看，姬胡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试图从被动转为主动。根据多方考证，姬胡亡奔的地方“彘”（山西霍县），离京师（西安）也不过四百公里，这是绝对的畿内范围，远吗？如果“国人”真要覆灭姬胡，其实费不了多少劲儿，遑论姬胡亡彘后，安安生生的活了14年。从铭文记载的时间推算，姬胡之寿应不低于七十七岁，这样的年龄在上古时期绝对是高寿，不可疑吗？
章程第二条：执政两条线，民科以卿事寮为主，主事为召公和周公，王科和神科以太史寮为主，主事的是师龢父。
注意，这里的二号人物哪里去了？二号人物是谁？答：王子姬静。在这次闭门会议达成共识之后没多久，召公就把姬静护送到了成周，顺势而为的姬静也就安安静静的呆在成周学习理政和治政，不断丰富自己的羽翼，在召公周公的辅助下拉拢姬姓宗亲，将原本快要分崩离析的周室重新团结在一起。不仅如此，和其父姬胡的暗中联系也从未断绝。从后来姬静的执政理念和做法来看，几乎就是姬胡革典做法的升级版！也因为如此操作，《国语》《史记》记录“千亩之战”出现了两个时间的不一致，一个是宣王二十六年，一个是宣王三十九年，中间大致缺了一个“共和行政”的十四年。另外“千亩之战”其实宣王并没有败，而是不胜，确切的说是“兴师动众，劳而无功”。
其他的暂不论，且说“师龢父”主事太史寮后，直接接管了做册做命的内史系统，全权负责了册命之事，这才有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的:记载的“诸侯释位，以间朝政”，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出现，但这样的做法是很混乱的，所以宣王即位后，才有了“效官”的做法，一则是继承了其父厉王的思想，二则也是将混乱的“诸侯间王政”给整顿了一下。

交作业！这段时间更新有些仓促，如果哪里考量不周请师友们多多指正！
什么情况？动静弄得这么大，到节骨眼全都蔫儿了！事已至此，不得不再次进入拉锯战………拉锯战的最终结果还是把老好人“师龢父”给推了出来！可怜的师龢父！！！默哀三分钟！！！此处不禁要发问，仅仅是师氏的“师龢父”怎么可能有资格资历来“领政”呢？
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何谓“师氏”。师氏的解释：《书•顾命》载：“师氏、虎臣。”《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中大夫。”西周武官，掌守王门，亦领兵征战。《诗•大雅•云汉》载：“趣马师氏，膳夫左右。”简而言之，师氏很大可能是西周教导国子武备技能的教官，类似于军官学校的长官，而“师龢父”极可能是教官之长，类似于军校校长，其官阶可能不如司马（类似六部里的兵部尚书），但是实权派也有足够的王室影响力，正如黄埔军校的蒋校长。从御敌护国的角度来看，由师龢父“领政”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不知道这样的会议也好，争论也罢前前后后讨论了多久，或许很多很多次，最后好歹拿出了个大致章程。
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承认今王还是姬胡，并试着与其沟通，如果姬胡愿意改弦更张，重新遵从旧制和原来的册命制度，收回成命还利于民，大家一起迎回今王以重振朝纲。姬胡绝对的是一个硬茬，也可以说他固执己见，前前后后14年，姬胡从未认为其做法有问题，从不妥协，且大肆声讨臣下的犯上之举。此处我们假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姬胡不是被动亡奔，而是主动弃位。从铭文记载可知，姬胡执政三十多年可是积累了不少文治武功，周地征伐过不少地方，也被不少势力侵扰过。在一国无主，协调无度，号令难从的情况下，若再有异族侵扰，如猃狁，戍卫、宗周六师该如何调度御敌？换个角度来看，姬胡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试图从被动转为主动。根据多方考证，姬胡亡奔的地方“彘”（山西霍县），离京师（西安）也不过四百公里，这是绝对的畿内范围，远吗？如果“国人”真要覆灭姬胡，其实费不了多少劲儿，遑论姬胡亡彘后，安安生生的活了14年。从铭文记载的时间推算，姬胡之寿应不低于七十七岁，这样的年龄在上古时期绝对是高寿，不可疑吗？
章程第二条：执政两条线，民科以卿事寮为主，主事为召公和周公，王科和神科以太史寮为主，主事的是师龢父。
注意，这里的二号人物哪里去了？二号人物是谁？答：王子姬静。在这次闭门会议达成共识之后没多久，召公就把姬静护送到了成周，顺势而为的姬静也就安安静静的呆在成周学习理政和治政，不断丰富自己的羽翼，在召公周公的辅助下拉拢姬姓宗亲，将原本快要分崩离析的周室重新团结在一起。不仅如此，和其父姬胡的暗中联系也从未断绝。从后来姬静的执政理念和做法来看，几乎就是姬胡革典做法的升级版！也因为如此操作，《国语》《史记》记录“千亩之战”出现了两个时间的不一致，一个是宣王二十六年，一个是宣王三十九年，中间大致缺了一个“共和行政”的十四年。另外“千亩之战”其实宣王并没有败，而是不胜，确切的说是“兴师动众，劳而无功”。
其他的暂不论，且说“师龢父”主事太史寮后，直接接管了做册做命的内史系统，全权负责了册命之事，这才有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的:记载的“诸侯释位，以间朝政”，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出现，但这样的做法是很混乱的，所以宣王即位后，才有了“效官”的做法，一则是继承了其父厉王的思想，二则也是将混乱的“诸侯间王政”给整顿了一下。

共伯和领政的14年，大致的历史贡献如下：
谥号的变化 “共和行政”之前，从几代周王的谥号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美称”，几无“恶谥”，这其实是王科系统和神科系统扬美抑恶的内部操作，带有很强的偏向性；不过自姬胡以后“恶谥”或“普谥”似乎便是多了起来，不是后来的周王行为有多恶，而是随着周氏衰微，评价体系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关于“生称”和“死谥”，本文仍旧以为都是“死谥”，“生称”似不合上古规制。本文以为殷商之前“社会评价体系”应该还未成型，华夏之“社会评价体系”当始于西周，其源头便是“谥号”。随着公卿士族的言论自由兴起，不仅评述帝王功过，也评价公卿士人德行举止，评价机制由此愈发完善，后兴盛于春秋战国（自荐制），系统于两汉（举察制和征辟制），固化于魏晋（九品中正制），败毁于两晋（门阀制），勃发于隋唐（科举制），终结于民国（考选制），漫长的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就这样绵延到了今时今日；
史官制度的变化 周宣王时期起，随着政治制度的慢慢变迁和文化方向的修正，尤其是内史寮（史官）地位的提高；随着社会的演变，帝王“谥号”不是只言“美”而弃“恶”，而是能相对公平客观的评价其功过，史官有了更大的中立空间和独立著述，这就是后世之史官能“秉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气和底气所在。然而，随着王权的强化和权力的集中，“秉笔直书”渐渐成为了后世史学家的一种理想和奢望，历史的时代色彩和主观意愿便是慢慢多了起来；
秘书制度的变化：秘书制度源自史官制度，根据史官历史表现和王室亲近程度开始慢慢分化，逐渐形成了以服务王室乃至公卿宗室的文官秘书；不得不说，脱胎于史官的“秘书”因为更靠近权力中枢，其在后来的社会功用乃至影响力显然大了许多！

共伯和领政的14年，大致的历史贡献如下：
谥号的变化 “共和行政”之前，从几代周王的谥号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美称”，几无“恶谥”，这其实是王科系统和神科系统扬美抑恶的内部操作，带有很强的偏向性；不过自姬胡以后“恶谥”或“普谥”似乎便是多了起来，不是后来的周王行为有多恶，而是随着周氏衰微，评价体系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关于“生称”和“死谥”，本文仍旧以为都是“死谥”，“生称”似不合上古规制。本文以为殷商之前“社会评价体系”应该还未成型，华夏之“社会评价体系”当始于西周，其源头便是“谥号”。随着公卿士族的言论自由兴起，不仅评述帝王功过，也评价公卿士人德行举止，评价机制由此愈发完善，后兴盛于春秋战国（自荐制），系统于两汉（举察制和征辟制），固化于魏晋（九品中正制），败毁于两晋（门阀制），勃发于隋唐（科举制），终结于民国（考选制），漫长的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就这样绵延到了今时今日；
史官制度的变化 周宣王时期起，随着政治制度的慢慢变迁和文化方向的修正，尤其是内史寮（史官）地位的提高；随着社会的演变，帝王“谥号”不是只言“美”而弃“恶”，而是能相对公平客观的评价其功过，史官有了更大的中立空间和独立著述，这就是后世之史官能“秉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气和底气所在。然而，随着王权的强化和权力的集中，“秉笔直书”渐渐成为了后世史学家的一种理想和奢望，历史的时代色彩和主观意愿便是慢慢多了起来；
秘书制度的变化：秘书制度源自史官制度，根据史官历史表现和王室亲近程度开始慢慢分化，逐渐形成了以服务王室乃至公卿宗室的文官秘书；不得不说，脱胎于史官的“秘书”因为更靠近权力中枢，其在后来的社会功用乃至影响力显然大了许多！

社会气质的变化：“共和行政”这十四年算是上古时期社会风气渐渐转向的分水岭，之前还是“诸侯参政，公卿议政，君王纳言”这样原始民主的做法，经过姬胡的一番强权操作算是动了社会言论自由的根基。“共和行政”算是上古自由言论的回光返照，然大势不可阻挡，自宣王上台后，废除“籍田礼”，“效官”等行为皆是在强王权轻民权。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莫不是在从事和践行姬胡未竟的事业，战国时期，诸侯之行犹有过之。上古自由言论的终结者毫无疑问是始皇嬴政，“焚书坑儒”便是秦王朝强化皇权和话语权最真实的体现，此后华夏文明的底板和架构大致就定型了，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是渐渐固化，咱略过不表。
文艺风格的变化：在“共伯领政”之前，《国风》采风而得的数量并不多，之后，反应民间欢乐疾苦的现实主义民歌民谣更多的进入了《诗经》的行列，甚至后来居上超越《雅》《颂》，成为数量最多的类型，如《诗经•国风》《周南》《召南》等。本文以为《诗经》记载的“诗”应该是唱诵的民谣，这样的民谣经采风入得宫廷后，经乐师的编排便是有了乐调，再用各种器乐演奏也就流传了下来，器乐如商之磬、铃、钲、铙、镈等，周之铃、鼓、管、钟等。
古蜀地区自鱼凫神王时代起，也是慢慢形成了古蜀版的“诗”，不过此“诗”非彼“诗”。古蜀的“诗”是用比喻、夸张、拟人、排比等修辞方法的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不像“诗经民谣”的曲调那般丰富多彩，但却促生了西南地区普遍适用的“习惯法”，这些格言警句后来演变成古羌族的律法格言和彝族的尔比尔吉，此处暂略过不表。

社会气质的变化：“共和行政”这十四年算是上古时期社会风气渐渐转向的分水岭，之前还是“诸侯参政，公卿议政，君王纳言”这样原始民主的做法，经过姬胡的一番强权操作算是动了社会言论自由的根基。“共和行政”算是上古自由言论的回光返照，然大势不可阻挡，自宣王上台后，废除“籍田礼”，“效官”等行为皆是在强王权轻民权。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莫不是在从事和践行姬胡未竟的事业，战国时期，诸侯之行犹有过之。上古自由言论的终结者毫无疑问是始皇嬴政，“焚书坑儒”便是秦王朝强化皇权和话语权最真实的体现，此后华夏文明的底板和架构大致就定型了，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是渐渐固化，咱略过不表。
文艺风格的变化：在“共伯领政”之前，《国风》采风而得的数量并不多，之后，反应民间欢乐疾苦的现实主义民歌民谣更多的进入了《诗经》的行列，甚至后来居上超越《雅》《颂》，成为数量最多的类型，如《诗经•国风》《周南》《召南》等。本文以为《诗经》记载的“诗”应该是唱诵的民谣，这样的民谣经采风入得宫廷后，经乐师的编排便是有了乐调，再用各种器乐演奏也就流传了下来，器乐如商之磬、铃、钲、铙、镈等，周之铃、鼓、管、钟等。
古蜀地区自鱼凫神王时代起，也是慢慢形成了古蜀版的“诗”，不过此“诗”非彼“诗”。古蜀的“诗”是用比喻、夸张、拟人、排比等修辞方法的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不像“诗经民谣”的曲调那般丰富多彩，但却促生了西南地区普遍适用的“习惯法”，这些格言警句后来演变成古羌族的律法格言和彝族的尔比尔吉，此处暂略过不表。

谢谢驻马君和明月君的提醒，确实又掉了一楼，怎么回事？我那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敏感词汇吧！怎么又掉楼了呢！
补发4086楼！
此处有个疑问，师龢父怎么就成了文献典籍中的“共伯和”？就目前铭文记载而言，并没有称“师龢父”为“共伯和”的，据郭沫若老前辈对“师簋”、“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的考证，其铭文里面有“伯和父”，于是郭老先生就把“师龢父”释义为了“共伯和”，此说后来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也采信这种说法，遗憾的是所有铭文里面根本就没有“共”这个字。
那“共”字是什么来的？从甲骨文的演变来看，“共”字是出自“公”字，“公”字甲骨文本意是：受人喜爱和尊崇，而“共”则在“公”的基础上多出了双手为捧的状态，意为：受到众人的喜欢和尊崇。为免冗长，此处就不张贴“公”和“共”的甲骨文了。结合上文的分析，默默无闻的“师龢父”是被多方商讨权衡给一致推举出来的，此举显然是为“共”，伯为其“爵位”，“龢”同“和”，则是其本名。姬胡缺位的这14年周朝当处在王位空缺，诸侯公卿相互牵制，多方制衡的一个状态。
插播一下，此时神科系统的小宗伯便是史鱼，即鱼凫分支“弓鱼氏”的后裔，这次“暴动”他们明哲保身从未参与。前文有叙述到姬奭南下盟蜀国时带了不少随从，其中就有弓鱼氏族人。弓鱼氏沿着黑水“嘉陵江”上游（黑水）经过氐人（蚕丛之裔）所在区域陇西陕南。因难以融入氐人区，后在周文王姬昌的贤德感召下，北上陈仓雍城一带，后来留居了下来并得到了周氏的善待。在姬昌决定南下盟蜀的时候，也曾征询过弓鱼氏的意见，姬奭带着弓鱼氏做为随从也算翻译，一起南下蜀地。由于弓鱼国在周氏盟蜀国起到的巨大作用，武王伐纣功成后获封“伯”爵位。弓鱼氏因熟悉祭祀形态、流程和用度，历代皆在周朝为官，是为小宗伯，其主要负责周室的祭祀礼仪和用度管理。弓鱼国（氏）逐渐凋零衰弱是平王东迁以后，此处略过不表。
本文认为共伯和当是领政，说不上摄政，《清华简》的“共伯和立”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竹书》的用词和叙述符合其一贯风格，不过“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这样的说辞也还是说得过去，而且《竹书》之纪年（或许是后世编修）依然是以周厉王为准的。《周语》、《左传》、《史记》之叙述过于理想化，此处暂不表。

谢谢驻马君和明月君的提醒，确实又掉了一楼，怎么回事？我那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敏感词汇吧！怎么又掉楼了呢！
补发4086楼！
此处有个疑问，师龢父怎么就成了文献典籍中的“共伯和”？就目前铭文记载而言，并没有称“师龢父”为“共伯和”的，据郭沫若老前辈对“师簋”、“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的考证，其铭文里面有“伯和父”，于是郭老先生就把“师龢父”释义为了“共伯和”，此说后来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也采信这种说法，遗憾的是所有铭文里面根本就没有“共”这个字。
那“共”字是什么来的？从甲骨文的演变来看，“共”字是出自“公”字，“公”字甲骨文本意是：受人喜爱和尊崇，而“共”则在“公”的基础上多出了双手为捧的状态，意为：受到众人的喜欢和尊崇。为免冗长，此处就不张贴“公”和“共”的甲骨文了。结合上文的分析，默默无闻的“师龢父”是被多方商讨权衡给一致推举出来的，此举显然是为“共”，伯为其“爵位”，“龢”同“和”，则是其本名。姬胡缺位的这14年周朝当处在王位空缺，诸侯公卿相互牵制，多方制衡的一个状态。
插播一下，此时神科系统的小宗伯便是史鱼，即鱼凫分支“弓鱼氏”的后裔，这次“暴动”他们明哲保身从未参与。前文有叙述到姬奭南下盟蜀国时带了不少随从，其中就有弓鱼氏族人。弓鱼氏沿着黑水“嘉陵江”上游（黑水）经过氐人（蚕丛之裔）所在区域陇西陕南。因难以融入氐人区，后在周文王姬昌的贤德感召下，北上陈仓雍城一带，后来留居了下来并得到了周氏的善待。在姬昌决定南下盟蜀的时候，也曾征询过弓鱼氏的意见，姬奭带着弓鱼氏做为随从也算翻译，一起南下蜀地。由于弓鱼国在周氏盟蜀国起到的巨大作用，武王伐纣功成后获封“伯”爵位。弓鱼氏因熟悉祭祀形态、流程和用度，历代皆在周朝为官，是为小宗伯，其主要负责周室的祭祀礼仪和用度管理。弓鱼国（氏）逐渐凋零衰弱是平王东迁以后，此处略过不表。
本文认为共伯和当是领政，说不上摄政，《清华简》的“共伯和立”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竹书》的用词和叙述符合其一贯风格，不过“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这样的说辞也还是说得过去，而且《竹书》之纪年（或许是后世编修）依然是以周厉王为准的。《周语》、《左传》、《史记》之叙述过于理想化，此处暂不表。

交作业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共和行政”的历史应是“师龢父领政，召周二公执政，诸侯间政”这么个局面。司马大人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但为了当时时政的需要硬把这个做法扣在了召周二公的头上，奇怪的是，却用了很突兀的词汇：“号曰共和”。如果司马大人真要撇开师龢父（共伯和），完全可以写成“二公行政”或“二公辅政”。前有成王时的“周公吐哺”，后有厉王时的“二公行政”，前后呼应，不是很合理吗？窃以为这是司马大人埋的一个梗，其意可能是召公周公与“和”一起行政，因迫于时局不便明述，故留下此伏笔，待后人去探究和辨析。本文揣测最初的《史记》说不得有阴阳版本，甚至多个版本，流传至今的《史记》可能是经过多次改版、修编、御批的“阳本”。
如果非要给这个历史行为做个总结的话，本文以为此次“暴动”是邦人、正人、师氏、公卿大夫遵从旧制的一种自发性“复辟”行为。客观的说，这样的行为没有是非对错，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上古“原始民主”做法的一种延续，这些“国人”在维护旧制的同时在维护自身利益，现在论对错，意义其实不大。对周厉王姬胡而言，他其实是想打破旧制力图革新，以强化周王室对畿内外诸侯和部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据铭文记载，姬胡在任时不断的换执政大臣和干事能臣就可窥得一斑，怎奈没控制好节奏也没注意方法，加上当时不论是农耕、言论、行为等方面的“原始民主思想”还是社会主流意识，激进的“革典行为”势必会遭遇巨大阻碍以致功亏一篑。不管是宗周太庙的太宰宗伯，还是后来由“太史寮”分化出来的“内史寮”所主导的文献史书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样的背景，硬给姬胡谥号为“厉”，将国人“复辟”行为带来纲纪混乱的历史责任转嫁到了姬胡头上。然，自周厉王姬胡以后，整个中原文明几乎完完全全复制粘贴了周厉王“未竟的革典事业”，春秋诸侯的做法有足够多的文献资料和铭文器物佐证，战国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各种“变法”被大书特书，且大多都是带有正向的评价，比如“商鞅变法”，但历史对周厉王姬胡的主动变革却又是另外一番评价，时也，命也！
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古人类的集体性行为大致是从“天下为公的共有制共享型原始自由民主形式”慢慢朝着“天下为己的私有制独尊型封建君权家长形式”渐变，这个渐变过程约莫在东周时期完成的。王道微缺的春秋前中期慢慢分化“天下为公共有共享”的理念，诸侯相侵的春秋后期儒家“君臣礼制”思想的普及则进一步加速了演变进程，到得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君权独尊家国天下”的做法被放大到极致。窃以为这样的演变路径简单的用进步性、先进性和必然性，这些过于主观的词汇来评价和描述是不妥当的，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演变进程的阶段性历史表现，也可以说华夏文化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生产资料的丰匮程度的自然体现。
历史上有许多帝王都在努力做着这样的改变和展现，昔有商纣之行，今有厉王革典，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真正将此演变进程进行阶段性历史总结的是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嬴政，其一统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霸业功成，终结了“上古的原始民主自由制”，开启了“封建的王道霸业家长制”。
以历史发展观来看，超越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终究是行不通的，唯有历史的脚步走到合适“节点”的时候，一切的变化或变革才会变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中原地区的滚滚历史洪流从此便是进入了层进式波浪形和螺旋式迭代形的演变模式，，那古蜀地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在此给各位师友做一个说明，这些日子有师友私信给我说我的遗址器物契合度高，很多资料都没有公开的，问我是不是披着马甲的学界中人。
郑重声明，不是的，为了写这个帖，我确实看了许多大家不愿意看的专业资料，整合了很多线索，可能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刚好能跟一些遗址和器物对上，但也有好些细节我也无法有效解释的，如涉及上古生产工艺、器物设计理念这一块，确实力有不逮，如描述有误之处，还请师友们多多担待！
在此也给各位师友们道个歉，因为工作的原因更新时有延误，不太定时，还请大家理解，我尽量保持更新！

更新
写在“厉王革典共和行政”之后，古蜀地蜀王时期之前的小结
在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并不是封建统治的集权王朝，而是联合部落形态的酋邦制，社会阶级形态主要由当时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王”最初的含义是天地人三界的最高人类首领，其奉天承运代神权以人治，如传说颛顼时的“绝地天通政教合一”，治理主体是人。为什么王后来的历史地位要低于“帝”和“皇”呢？这里有时代先后和哲学神学意识形态的区分，“帝”是“人人皆巫相对独立”时代祭祀天地的半人半神，而“皇”是“天地相通以巫为尊”时代开天辟地的上帝天神。
三皇五帝时代的中华大地上，不论南北东西，人口数量稀少，部落氏族分散，社会结构不显，社会经济多样，行为习俗各异，且时代过于久远，文明形态难言，此处略过不表。
且从夏时起言，中华大地中部地区（主要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夏朝时是游牧经济为主辅以农业经济，部落氏族相对分散，就连“夏社”都在不停的搬家，而殷商时期则是农业经济为主游牧经济为辅，“殷邑”也是搬了好多次，最后还是在盘庚迁都安邑稳定后才开始兴旺发达，如殷高宗武丁中兴之治。
中华大地的东南部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因为水利疏浚做得不错，水患之害渐小，人口慢慢集中，采集渔猎，农耕冶炼，区域邑落欣欣向荣。受限于地理条件，部落氏族分散且多源，各自相对独立，这种状态直接增加了将长江流域中下游区域各部落氏族的整合成高阶国家形态的难度。
中华大地的西南部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中上游），前文已经详细分解和叙述了古蜀地的变化及南中与成都平原的人员和贸易的关联，这片区域和长江中下游地理形态、社会组成和经济结构都差不多，古蜀地及南中相比东南部地区是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氏族和外来力量干预。在昌意部落入蜀地之前，蜀地也好，南中也罢早已有了土著，但蜀地和南中因地理因素天然隔离，交流并不多。在昌意部落入蜀地及转道南下南中后，渐渐的将南北两地串联了起来，此后古蜀地便成了黄帝部落与西南地区联络的中间节点直到大禹出蜀，“西南丝绸之路”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踩了出来。在夏朝忙着与东夷争地盘和抢资源的时候，古蜀地慢慢少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反而与长江中下游联系稍多，更多的则是西南方向，从柏灌时期到鱼凫王时期，古蜀地的商贸触角已经达到了西南地区的边缘，与印度北部地区在商贸和文化上已经有了接触！
西周初期，中华大地上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依旧是“执道于中”和“ 惠于宗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种做法不是夏商时代的人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人类原始的采集狩猎、游牧农耕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为了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活下来，社会分工协作和彼此团结互助是必然的选择。时代变迁，生产力慢慢提高和生产关系变得复杂，社会逐渐分化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前者慢慢成为后来的管理者（统治阶级），后者则成为被管理者（被统治阶级）。随着生存技能的提高，生产资料的丰富，不论是为了氏族繁衍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力享受更好的供给，“私心”便无可抑制的诞生了，伴随着私心的膨胀和扩大化，便是催生了“私有制”，比如夏启的“家天下”。夏桀的贪得无厌，帝辛的为所欲为，厉王的革典废治皆是私有制的一种历史表现形式。上文花了很多篇幅来推究“厉王革典”和“共伯行政”史实的一种可能，其考量是这段时期的变革是中原社会结构由“共有制共享型原始自由”向着“私有制独享型君权独尊”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中原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在急剧变革的时候，古蜀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贸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鱼凫神王时代西进东出到古蜀王时代北上南下，除了氏族、家支之间为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事情单打群殴偶尔有伤感情之外，其他行为几无变化，祭祀一如既往的繁杂和虔诚，治水垦荒不曾停歇，货殖商贾依旧兴盛，城邑村落愈发繁荣。如果一定要找出哪里不一样，那便是自蜀主热尼做出南下帮扶南中家支发展壮大的决定后，古蜀便将更多的贸易精力放在了南中地区，此后与中原的交流愈发的贫乏了起来。自平王东迁以后更是几无往来，两地走上了差异极大的发展演变道路，这或许也是两地之间重大区别的根源。

加班交作业！
古蜀普尼，卡普长子，其性谦和，身长九尺九寸，面如冠玉，声若渊流，于公元前845继任蜀主，此间中原诸侯相伐，楚熊渠称王后也与周朝时有征伐。姬姓巴子后裔部族先居今宜昌一带，为楚国打压和排挤后在巴务相的带领下沿青江往西到了今恩施一带，抵近江州。巴务相乃廪君之祖，廪君为巴人对历代首领的尊称，非一人耳，此处暂略过不议。
中原局势虽动荡不安，古蜀地还是相对安宁的，偶有眼红或饥饿异族的侵袭滋扰，但影响都不大。此时古蜀地实力执西南诸地之牛耳，百濮之地也是唯古蜀马首是瞻，是时西南这一片相比中原那是比较平和的。西南地区此等风貌也有古蜀地的区域影响力和行为理念的缘故，那古蜀地的行为理念究竟是什么呢？三星堆之状为何会如此？普尼时期，又是什么表现呢？
前文《鱼凫卷》有对三星堆的来由、器物和一些古蜀基础版的意识形态有一些描述，本文也坚持初衷认为三星堆时代并不是古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而是下文要描述的蜀王和蜀帝时期。今人三星堆器物摸不着头脑并不是古蜀先人所为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而是他们的行为理念和水磨工夫。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应该谦虚一点，别说几千年前的很多器物我们看不懂，就是百年前的工匠器具和手工技艺我们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就算搞清楚了也不一定做得到他们那么好！传承不是那么容易的！
话头转回来看看古蜀地究竟是个什么行为理念。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学说理念是“天道伦常易数之变”，古蜀地没有学说但有理念，是为“五行之观天人之念”。中原的“易之变”大致经过了夏时“观天主变”的《连山易》和殷时“察地主藏”的《归藏易》，后人将前两种理念进行归纳总结，推陈出新，丰富完善，便是有了《易》，因成型于周时，故为后世称为《周易》。古蜀的“天人之念”自蚕丛时代的“五行之观”便已启蒙，经过柏灌时代的酝酿，到鱼凫时代“五行之观”和“天人之念”便已成型，到蜀主时代末期蜀王前期古蜀版的“天人之念”渐渐成为古蜀认知主流，其传承主体便是官方的祭师（萨玛、萨帕）和民间的巫人。古蜀版的“天人之念”主要思考的上天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与上天是什么关系？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死？………………………。这些来自灵魂的思考不是今天的我们才开始，其实先人们早就在苦思冥想了。
对上天的思考：上天自然是有天神的，天神居于天河之间，天行常道，地行常数，星月随旋，日月交替，四时不绝，风雨博施皆由天神掌控；
对人的思考：阴阳交合，万物兴衰，人生而有性，饥求食，寒欲暖，劳而休，好声色，从人之性，顺人之情，无谓善恶！
对人与上天关系的思考：人虽生于母，但得命于天，受天命而生，绝天命而死，来于天，也归于天！
…………………………………………
行为理念也好，经济形态也罢，鱼凫神王以后开明时代以前的古蜀地大致处在一种无为而治和放任自流的状态，本文认为古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奴隶制”的时代。
普尼继任蜀主后，便着手组织食官和诸族对水利，农学，天文，药材，舟楫、器物，建筑等等进行大汇总，并分设相应的事务所及食官，苦于没有系统文字无法形成典籍章册，但此时也有了原始的文符，好歹能对积累的知识进行总结和描画！鉴于此，主管文符文字的食官和柏氏族人多次与蜀主提及此问题，但文字创作谈何容易，从图画-图符-文符-文字一路演变创生，其过程何其艰辛漫长。今天的我们对字体有足够多的认知，知道有象形、会意、形声等形式，觉着没多麻烦，但却忽略了文字的发音问题，远古时期连统一语言都是个天大的麻烦，遑论用统一的文字。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琢磨和总结，虽说典册无法用文字来描述，但是可以画图啊，文字虽然少，但是可以图画配合少量的文字说明啊！于是，最开始的章册根本不是一章一节的文字，而是看图说话的“连环画”。最开始用作告示的“连环画”和天文历法的观察记录大多是画在石板、陶片，竹片等容易获取的载体上，铜制器械上面倒有少许字符，主要是用来做标记，以表明身份和用途的。这便是古蜀地的情形，今天我们也许觉着看图说话的“连环画”好像一点都不高级，但华夏历史上这样的做法不仅时间长而且用的地方还很多，比如《河图》、《本草》、《山海图》、《天文》等等都是看图说话的典范，且看后文详述！
此间古蜀地工匠手工技艺的传承如纺织、铜器、金器、木工、建筑等等连看图说话的“连环画”都没有，其流传方式在官方以食官形式服务于蜀主，匠师领匠人传授技艺，而民间则以师徒的方式传承，一个带一个，一个传一个，这里面又按行业分类，形成了各行各业的规矩作为，难以详述！技艺都是面面相授口口相传，传承内容又加入了历代匠人的理解参悟，归纳总结，创新改进，等等，或增或减，或对或错，语焉不详。历史上，师傅教徒弟留一手的做法在各行各业不胜枚举，以致技艺传承在同一行业出现不同理念不同流派的现象，门派相争，各有优劣，或为取食，不必过度解读。这样的做法也为上古技艺的相互学习和进步设下了障碍，加上技艺多出自民间底层，政治地位比较低下，文字记载的图册更是无从谈起。

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经常来坛子里，如果没有及时回复信息，还请师友们多多见谅。
今天交作业！
从此时古蜀地所处环境、社会形态和管理需求来看，文字创生其实没有太强烈的原动力，所以进展颇为缓慢。加之古蜀先民风粗鄙认知浅陋，除了春种秋收取食于地，小商小贩辗转兜售，其他的似乎并不在意，以致“古蜀礼教”的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各大族束以秩工，民束民聚以祭祀，坊市规则以士工。食官的权限也是局限在几个大族约束和影响所辖范围，平原周边的平民或难民，抑或从四地迁徙而来的异族人，多是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此状在平原人少的时候大家似乎还能和平共处，但人一多麻烦就来了，为了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争执争斗是有发生。上古时期社会管理的主要特点是神权和人治，而人治最大的缺陷就是随意性。因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料有限，人治的突出表现往往是护短和利己，这便是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此间古蜀地面临的最大麻烦不是异族侵扰，而是族内的矛盾如何协调和族间的行为如何规范，相比与西周时期等级划分和礼教制定产生的“规矩”，古蜀地此时还真的是没什么“规矩”。
厉王三十六年，初春时节春寒料峭，又到古蜀地例行议会时。空旷的议事殿内众人是身形瑟瑟，卡普端坐首位，曰：“春始之日，当行春祭，祭工何在？”
祭工衍出列拱手一揖，曰：“春祭，拟定望川，主上以为如何？”普尼摆摆手，曰：“春祭定望川，尚有何事可议？”
大家要么闭口不言，要么面面相觑，皆是无言以对，每次的议会能议的议题来来回回都议了很多遍了，家族管理的闲杂事又不可能拿到议事殿来说，于是皆都眼观鼻鼻观心的禁声不言。
片刻后，柏老柏阿吾轻咳了一下，提议曰：“主上，如今我地农牧兴盛，坊市接踵，人遍四地。然礼教未立，行事由心随性，四地之民亦不服管束，时有斗殴滋事，士工不能禁也。长此以往，吾地乱矣！”
普尼愣了愣神，叹息曰：“为之奈何？”
柏阿吾对曰：“民设礼教管制，工设文节礼制，族设族氏束制，坊设典章规制，祭设章程祭制，水设涨退时制，稷设时令农制，军设三师兵制，余之工设，皆树典章，物尽其用，人尽其职。”
普尼闻言后倒也冷静，柏氏在古蜀地算是有见识一族，说的是有道理，奈何无法推广啊！遂叹声曰：“然，何以立？规制皆受于人，未有典章，为之奈何！”
其他族老皆是叹息摇头，柏阿吾亦是感慨不已，抚须轻言曰：“吾辈先祖致力符文多年，然符文之创难如开天，何其艰也！究陶文、甲骨之象，之意、之形，稍有心得，和我地之实以创我地之符文，或可用之各族识分、祭制标记、工器作注。其余工设召宣，亦可以符文示。”
普尼听言，顿时眼前一亮来了精神，急道：“符文何在？”
柏阿吾随即小心翼翼的从怀里拿出一块带着身体余温的麻布，叫人拿来一块石板，轻轻铺开，只见麻布上有用碳笔画的各种图形和符文，有面具，树形、手形、图章、花朵，水波、房屋、戈形、骨卜纹、人像、动物等等等等足足好上百种，而有的符文已经高度抽象化，开始有了文字的雏形。
普尼和诸位族老见状，赶忙围了上来仔细端详，有的频频点头，有的摇头晃脑，有的抓耳挠腮，有的长吁短叹………
普尼看了半天，实在看不懂有点蒙，憋不住了，问道：“柏老，这，这符文何解啊？”普尼话毕，其余族长顿时齐刷刷的盯着柏老。
柏阿吾见状，释曰：“商有刻于甲骨之符文，周有铭于铜鼎之符文，其意晦涩难懂。承先辈勠力释义或得其旨，合我地之需构我地之符文”
普尼沉思半晌，曰：“符文创之维艰，今无符文难立规章。前不有鱼凫神主假借他地之符文，我等何不借之以用？”
柏阿吾听后沉思良久，拱手肃然曰：“主上不可，商不假夏语，周不借商甲，字乃国之魂魄也，兹事体大。如用他文则为他臣，此背于先祖之志也，可借而形，非借以用！”
众人闻言皆是肃然，起身拱手呼曰：“柏老所言极是，望我主三思！”
普尼闻言背后顿冒虚汗，立即起身对着柏老拱手一揖，曰：“柏老所言极是，我失言也。”
待大家情绪稍平，柏阿吾接着给大家释曰：“诸位观之，形面之符为祭礼，树形之符为祭用，手形之符为司农司马，图章之符或为王令或为族令，花型之符为百谷圃囿，水波之符为水治用，房形之符或为器用或为筑用，戈形之符或为祭用或为军用………”
诸位听完似有所悟，羌老羌太贤曰：“柏老之意，如此符文或类人，或类事，或类术？”
夏老姒廉问曰：“符文泛指类事类人，亦可为诸业之识，以循其出？”
柏阿吾曰：“然也，符文可代百业之识，亦可意表类事，如百手之形可为匠人、陶人、铜人之所识；如类事杂，则以图符合，如祭制，则序之以形面之符，眼型之符、手形之符、心形之符、璋形之符，戈戟之符合为意之。”
“何意？”
“可解为：祭时，着形面之祭师，祈求上苍，双手合十于胸前以揖，辅以玉制、铜制之器以敬天神，此祭之礼也。”
普尼听后来了兴致，激动非常，曰：“妙哉！诸位以为如何？”
此时羌老喃喃曰：“符文释之则明，然我民粗鄙，何以解之？山民可识图画，难识符文也！”
夏老接曰：“何不示山民以图画，祭者存符文以述事？区民别之，如何？”
普尼颔首曰：“夏老所言有理，山民识图画，祭者存符文！据识之别，辨之以用！大善！”
诸老闻之颔首捻须，个个兴趣盎然，相互交流，不时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本以为这次例会会草草收场，没曾想却开启了古蜀造字运动的新篇章。

先给各位师友诚挚的道歉，这段时间在负责一个项目，中途又出了一些突发情况搞得精疲力尽，很少时间到坛子来，也没敢更新，怕思路不清晰不能给大家交待。
我尽量保持更新，待这阵子忙过，争取多更新和与师友们交流！

今日交作业！
不论是文化习俗，手工技艺抑或文字创生等行为它都不是独立成长的，中华远古文明交互式螺旋型的成长体现在主动型和被动两个方面。一曰主动型，就是比较文明的物物交换，部落联姻等行为，这个行为比较斯文；二曰被动型，就是以蛮横的手段进行暴力抢掠和杀戮吞并，后者虽说暴力了一点，但不得不说后者在民族大融合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文也做了些关于文字创生的铺叙，这里便略过不再赘述，且预告下古蜀符文的变迁。
公元前秦始皇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六国文字是被统一了，但西南地区的“古蜀符文”却并未消失，它大概以三种形式存在着，一种是面向最底层古蜀民的“图画”，如尔苏图画文字，一种为萨玛或萨帕这样的祭师掌握的“图经”，如《释比图经》（羌语“剧勒日”），还有一种则为此时的古蜀知识分子保存的古蜀符文，后来慢慢衍化为了古彝文及古蜀国湮灭后的各种古彝文。随着后来时代变迁，解释乃至制作“图画”的行为慢慢在民间展开，这就是巫觋和巫用的“符文咒语”。巫觋或巫做法事的流程和方法完全是古蜀官方祭祀的简化版和跳脱版，这些民间的巫术行为或许不登大雅，但恰恰是这些巫的作为继承和保留了上古的一些讯息，此点后文会做相应的详述！
随着蜀地人口的增多，大家聚居在一起，既相互帮助也彼此争执，各种捕风捉影的信息传递的也快，比如哪户人家生小孩了，哪户人家有人升天了，很快就会被他人知道，喜怒哀乐家长里短的事自然也是不少。日子就这么吵吵嚷嚷的过着，好歹没有多少刀光剑影，除了精神上比较贫乏外，其他的倒还过得下去。生活，生活，就生下来活下去，所以生产和疾病一直是古蜀先民最难的问题。生产是万物繁衍的自然生理现象，不论哪个年代都是女性的生产都是极难的，截止今时今日女性生产时都有个说法叫：“滚鬼门关”。现代医学的进步，“剖腹产”技术的运用给“滚鬼门关”的万千伟大的妈妈提供了安全保障，在此对广大母亲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们辛苦了”！但此时的古蜀地哪来的 “剖腹产”技术，遇到难产那绝对是九死一生。大禹出生时遇到难产，要不是鲧的刚直果决，大禹和其母亲很可能同时命丧黄泉。羌巫借用锋锐的羊骨刀给有莘氏进行了“半剖”式接生，这种风险性极大的虽然给接生方法提供了研习的基础，不过在上古的医疗条件下都不太可能成功，所以还是得预防于未然，尽量排除难产的可能。古蜀地药师们（柏氏为主）对妇科类疾病预防治疗和生产方法经年累月的研究和探索，摸索出不少心得和方法。当时治疗妇科类的药材十分丰富，如：妇科用药，灌县川芎，川西干漆；云南当归、三七，贵州野党参、杜仲、白芍、何首乌、麦冬等等；安胎药材：白芍、当归、川芎、贝母、党参、杜仲、羌活、苎麻根、白术、何首乌等等；产后用药：当归、川芎、白芍、丹参、何首乌等等。妇科疾病在古蜀时期是很严肃的事，因为劳动力是第一生产力，女性是保证生产力的绝对主力，所以在对妇女的保护和尊重方面，古蜀地一直有着优良的传统，这种传统后来在彝族一直保存了下来。
四川盆地北有秦岭巴山，西有横断山脉，东有巫山屏障，南有云贵高原，一年四季分明。春干旱、夏洪涝、秋绵雨、冬潮寒，总体气候表现为无酷暑,无严寒,日照少,潮气重。最大的气候特点是潮气重，尤其是冬春之交，夏秋之交是风寒高发期，极易感染风寒。《素问•玉机真脏论》载：“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风寒，现在看似很普通的小病，但在上古时期这是古蜀先民最为恐惧的一种疾病，风邪为百病之长，其可为其他外邪的诱因，易与他邪相合，出现各种并发症。风寒的辨证施治自然就成了柏氏及其他医人主要研习的对象，其主要做法为：温水擦身去外热降体温、辅药辛温解表治内热散风寒。药材有：花椒、生姜、羌活、川芎、白芷、防风、紫苏，桔梗等等，这时没有药材的用量概念，也没有药性温、平、辛之类的配合概念，遵循的是药材单独煎熬，药材用量由少到多的“试用”原则，如果这种药材吃了两三次不见效，就换下一种药材，不行再换……药材的药理药效在给病人服药，观察病人表现的基础上进行总结，这样的做法失手的情况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先人们对药材药性的认知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便是远古时候的“试错”机制。
其他风邪疟疾诸如腹痛腹泻，咳嗽哮喘、生疥长疮，扭伤跌打等都有相应的原始处理方法，此处略过不表。今日任何一种看似简单的基础认知，都是古人摸索了许久许久才得到的，药材最开始是作为食材的，药出于食，药食同源，吃了许久后发现不同的药材吃了后身体有不同的反应，经过成百千年的试错、选择和归类，才将一些药材独立出食材，作为预防治病的专用药。现在我们说的五味：酸、甘、苦、辛、咸，最早是说食材味道的，随着五行理念融入中医药材，慢慢形成了中医里面的五味概念，现在“五味”几已成了中医药材的专属用词。吃过中药的会发现中药的味道是复合味，而复合的终极味道是辛，就是苦。古蜀地自柏岐开始探索药材到今日蜀地对药材的整理已愈千年，行医用药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经验。

@向秋多吉 2020-08-21 23:58:27
不好意思，我是来砸场子 的：





刨史请的开开眼。
-----------------------------
再次感谢向秋老师的“砸场子”，同时也非常欢迎其他的师友们“砸场子”。我觉得语言无善恶，只是见解不同思维有异，所谓事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咱们有理有据，抽丝剥茧，试试看能不能理出个所以然出来。
首先做一下越南冯原文化和义立遗址的简要介绍，材料来自一些期刊杂志和网络，其中的基础信息应该是可信的：
越南冯原文化主要是分布于越南北部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比较宽，时代跨度也比较长，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公元前4000~3000年）。
越南义立遗址：位于越南永福省永祥县义兴社义立村，地处红河与泸江冲积平原的一级台地上。1963年和1967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曾对该遗址进行过两次勘察，1967年12月至1968年2月越南考古科学院阮文好教授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为180平方米，发现包括柱洞、灰坑在内的文化遗迹以及铜器、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越南国家博物馆专家初步认为该遗址为冯原文化遗址，大致年代为青铜时代早期，距今4000年左右（此年代数据有点虚高，请看如下分解）。

中越联合开发义立遗址的由来：
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一个“牙璋学术研讨会”，四川文考院专家们去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同时也有越南考古专家了，在这个研讨会交流的时候，四川文考院专家发现了越南带来的一些牙璋资料居然和三星堆的牙璋形制高度相似。就是下面这件，目前只发现了这件，如下图：



回到成都后，这个消息还一度令院里的老师们很兴奋。无奈30年前，三星堆的关注度是很低滴，四川考古圈内倒是很激动，圈外一点反应都没有，网上也没有多少消息。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2年，直到2004年，高院长去参加广西博物馆成立70周年的欢庆会。欢庆会结束后，按照常理是要组织旅旅游散散心，顺带学习学习，于是就到了越南的河内。都到河内了，那还是要做一番交流的（提前安排好的），于是就在越南国家博物馆开展座谈会，当高院长看到越南博物馆展柜里规规矩矩放着12年前的牙璋的时候，心情不太平静了，当场提出了：“我们能不能到你们这边来发掘一下，来找找越南的“三星堆””，越南博物馆馆长倒是痛快，当场允诺：“可以”。
后来便是有了中国内陆在国外开展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工作

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越南的河内市、富寿省、永福省、头顿省、胡志明市等地的相关遗址进行了学术考察,并选定了发掘地点--义立遗志。
2006年12月,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院长领队，考古队队长是雷雨雷站长）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越南永福省永祥县的义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大致的考古结果如下，资料来自《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主要撰稿人为雷雨雷站长（三星堆）：
本次发掘面积约200平米，共清理出墓葬1座、灰坑16个以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柱洞近200个，出土大批玉器（25件）、石器（80件）、陶器（残片2万余）。
墓葬：长方形，墓主的骨架保存得非常完好，头向东，仰面朝天。据文中所述，我认为三星堆时期高等级丧葬方式当是火葬，身份较低或次的才是墓葬（有棺无椁，无棺无椁）或水葬，等级再低的就不葬（不封不树）。因为墓主头是向东的，照理说远古人对方位是特别在意的，没有理由头的朝向会随意，所以此墓主可能是东来到义立的，如果墓主是鱼凫氏后裔，头的朝向是不是应该朝北或朝西？从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的西北东南，对着祖地湔山这个走向来看，没理由会把头的方向搞错。
义立遗志中更多的还有广西感驮岩遗址的痕迹，说明义立及周边在3000年前应该是一个混合聚落，墓主人有可能是三星堆的鱼凫氏后裔，也有可能是广西感驮岩的后裔。

灰坑：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有16个，分两个形状，一个是长方形，一个是上圆下方，祭祀行为可以肯定的是上古时期极度严肃的行为，规制和程式是极其严格的。有两种不同的祭祀坑，要么是两个不同信仰的族群，要么是两个不同时间段的表现。
如果是两个不同信仰的族群，那这两个不同信仰的族群挨着的距离着实有点近，就义立遗志能波及到的常规活动范围来看，应该不超过一个村落。这么近的距离在远古时期放下两个不同信仰的族群，还能和睦相处，这可了不得，说明这两个族群要么非常友好，要么就是有着同源的关联，只是后来有所分化，这个看法暂且放一边。
另外看第二种可能，不同时间段。目前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祭祀坑的形状都是长方形，就从时间上来看，义立遗志的长方形灰坑极有可能与三星堆后裔有着关联，而上圆下方的形制，可以在十二桥文化看出端倪，比如羊子山遗址就是几级方形祭台，另外还有十节玉琮更是显著。那有没有可能“上圆下方”的灰坑时间上更靠后，靠近十二桥文化时间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