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略显仓促，不足之处，请师友们多多指正
接上文
周夷王四年，古蜀地经过百余年的默默耕耘，人口越来越多，建筑物也越来越多，五里一舍，十里一落。为利往来，河道宽阔处假舟渡河，窄处则架起了些木桥和竹索（蜀语称“笮”）。平原上，河道疏浚，稻田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贩夫走卒，车马吆喝，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怎一个欣欣向荣之景！
商贸货殖也再次兴盛了起来，北上商道崎岖难行山高路险，走的相对较少，西羌古道则是一直不衰，东出巴荆峡江古道随着行船技术的提高，走得越来越远，此时最兴盛的商道依旧是南中与平原之间的“西南丝绸之路”和东边的“僰道”。平原的织物、器物、手工制品、礼器等经过这两条道不断进入南中地区，甚至一度南下到了交趾（汉），即今越南北部一带。南中的药材和矿物也源源不断的涌入成都平原，药材种类和数量的增加直接促使了古蜀药理学的进一步繁荣。四川中药和中医历史悠长，积淀深厚，值得相当程度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成都老官山汉墓的医学竹简和市区汉墓发现的扁鹊医学遗物皆可见一斑。南中的笃慕后支借着与古蜀地和南亚一带货殖商贸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为南中一带的部落翘楚。蜀主时代起，南北两地来往频繁彼此联姻，南北关系愈发紧密，不仅如此，两地紧密的关系还体现在古蜀与南中地区在货币体系的改革上。上文解析了古蜀和中原来往交流贫乏的两个原因，一是山水相隔遥远和，二是语言交流不畅。此处便解析原因之三，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货币体系的不同。
先看看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货币体系：
《诗•小雅•北山》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周王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大地主；《左传•昭公七年》载：“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这说明在诸侯封地内，诸侯是最大的地主。天子有权在管辖领域内封赐和收回土地，诸侯也有权在自己领域内封赐和收回土地，天子、诸侯和贵族主要负责“收租”和“遵礼”来维持社会等级秩序，所以西周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就是土地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直接催生了少地和无地的人做另外一件事：货殖商贸。西周初期,周公就曾鼓励失去土地且善于经商的殷遗民去经商，见《尚书》载：“妹土嗣尔股肱, 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 肇牵车牛远服贾, 用孝养厥父母”；又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等等。其实最开始不得已营商的都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贱民”，然，世事变迁山水轮转，这些“贱民”通过苦心经营慢慢成为了社会上的富贾，为当时的卿士所艳羡推崇。这样的光景可见史料记载，如《大雅•瞻卬》云：“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史记•货殖列传》载：“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汉书•地理志下》也说: “ 周人之失, 巧伪利, 贵财贱义, 高富下贫, 喜为商贾, 不好仕宦”等等等等。如此情形下，很自然的就诞生了专门负责王侯的赀财经营和管理的“质人”，而民间，则是商贩走夫，都是负责货殖商贾的但二者地位却是无法相提并论，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货殖经营时,货币使用的差异。
王侯和贵族之间用的多是玉币，金（青铜），白金和贝币（殷商时期便是主要货币），西周等级森严的礼制体现在鼎簋的数量和制作上，而鼎簋制作的材质便是金（青铜），所以周王赐给有功之臣一般都是金（青铜）。当然也有玉币和贝币（钱），玉币，主要用来赐给有地位和身份的臣下，一般人是得不到的，所以玉币的流通范围相对较窄，而贝的适用范围则比较宽泛。中原地区，贝的单位为朋，五贝一系，二系一朋，最大计量单位为“百朋”，有关贝币的记载可见于诸多铭文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活动愈加频繁，仅仅用贝币已经远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多种货币，如布币、斧斤币、甚至皮币，这些货币用作一般等价物也是有些许铭文记载的，但适用范围并不是很宽泛，不如贝币的接受度高。商周时期，便有用金（青铜）和白金（银）作为“称量货币”的做法，计量单位从小到大有铢、两、锊、斤、锾、钧等。春秋战国时期，“称量货币”开始进一步推广，在更宽阔的地域范围内，充当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贝币


玉币

布币


青铜斧币

加个班，交作业！不足之处，望师友们不吝指正！拜谢敬上！
此时古蜀地的经济结构和货币体系又是怎样的呢？
古蜀地虽说人口比起以前增加不少，但仍旧是人少地多，而且蜀地并未形成中原的“王权制”，而是“长老制”，文中称“议会制”。古蜀地的“议会制”不是指今日的民主选举和意志表达，而是平原社会构成由各大氏族和平原周边的部落游群融入混合而成的一种体现，各“长老”代表的仅仅是各自氏族而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集中。古蜀地除了在鱼凫时期形成了短期的权力相对集中的“神王制”外，直到现在依旧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王权制”。古蜀地的社会架构以“长老制”为最高决策层，“食官制”为日常处理的行政单位，社会经济组成形式是以土地为主，货殖辅之，土地是取食之源，货殖是立足之本。此时整个的西南地区，货殖商贸行为完全没有社会等级和高低贵贱之分，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的延续和继承，谁要是有好的技艺，好的产品，善于经营吃苦耐劳，那就容易后来居上，在古蜀地获得立足地和发言权，比如被流放到湔山后来又回到平原的鱼凫氏后裔。自公元前1100年左右从湔山下到平原的鱼凫氏后裔，虽然曾经的王族贵族也是大族，但此时在平原上并没多少话语权，他们回到平原后没有默默的垦荒种地，而是效仿先祖东出南下货殖商贸。
“西南丝绸之路”走的最多的是古蜀古彝一支，鱼凫氏后裔走的则是沿着东边的“僰道”东出南下，往东到得荆越一带，南下南中抵达交趾一带。相比先祖白翰，鱼凫后裔把商道之路走得更远更宽，同时也带去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从柏氏到鱼凫的几百年间，有不少古蜀先民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和南亚河流支系到得今越南北部一带，他们选择的落脚地点跟蚕丛先祖洪苗选三星堆一样，也选在了红河流域冲击平原的台地上。到得此地的古蜀先民与南亚地区的部落游群慢慢融合衍化，有了后来越南神话传说中的“文郎国”（实为部落联盟），其区域大致范围为今越南北部，广西西部，云贵南部。此国真正成规模在南亚有影响力的时间是蜀王时期，它与后来的开明王朝也是有些渊源，但二者关系并不是很密切，此处暂略过不表！
最原始的商贸行为是“以物易物”，这种方式受很多因素的局限，如地域，人员，需求等等。随着地域的扩大，参与的人员增多，需求变得复杂而多样，简单的“以物易物”就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时就需要“中间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任何一种经济选择的诞生都是长时间经济活动和需求的客观产物。前文有叙述到，为了促使平原与西羌的货物交换，出现蚕丛氏出布匹柏氏出粮食“背书”的“贝币”，以此作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后来还因为货物的丰富，商贸行为的多样，还开发出了更大价值的“铜贝”，但是数量不多。《鱼凫卷》有提到“海贝”与“铜贝”的大致换算方法，本文认为其结算方式可能是“五五进位制”，五贝为手，五手为苗，五苗为索。此后平原上以贝币作为货币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现在古蜀地货殖商贸的进一步繁盛，交换的种类更多，货物的数量更大，涉及的范围更宽，人员更为复杂，交易更为频繁，货币的单一越来越不适合古蜀地的发展。加之南北之间相隔千山万水来往困难，每次往来需时都是几个月抑或更长，货物的量一般也是极大的，需要携带的贝币数量也就相应的多了。渐渐的，携带和保管数量庞大的贝币成了具体的问题，清算和结算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古蜀地社会结构比较复杂，人员组成也复杂，各自遵从的易货原则和结算方式也有差别，此时在平原及周边结算大多采用的是“五五进位制”，但南中地区采用的则是“四五进位制”，一贝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南北两地间结算方式的差异存在换算的障碍，原来货物少人员少的时候尚不是问题，但随着货物数量的增大和种类增多，问题自然就出来了。南北如此，西东亦是如此，古蜀地和巴荆一带的结算也是存在着很具体的障碍，因为换算方式的不明确，古蜀地到巴荆一带换精盐就吃了不小的亏。
古蜀地货殖商贸的清算结算方式和货币体系的改革渐渐成为了重要而紧急的事项，问题切切实实的摆在了蜀主吉卡和各族老们面前。
周夷王八年，秋起，蜀主吉卡、各位族老和食官们经过数次讨论商议，根据古蜀地主要商贸对象、货物来源地和货殖区域选定了古蜀的“称量货币”：牙币。“牙币”便是象牙，并将“贝币”和“牙币”之间进行了价值换算和重量等价。此处不禁要发问，三星堆用那么多青铜，青铜技术这么成熟，为什么不用青铜（金）作为“称量货币”？上文叙述过两点原因，一则此时的古蜀人一直认为是青铜器把前朝“鱼凫王”拖垮的罪魁祸首，引来了“瘟商”，使用青铜没有民众意愿基础；二则现在古蜀地也弄不来大量的青铜，因为平原周边还没有发现铜矿山，南中的铜矿山被其他古彝家支控制着获取极为不易。即使勉强用了青铜，也会带来很多潜在的不确定因素。象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力量和身份的象征，都是有价物品，完全有资格作为 “称量货币”，不仅如此，“牙币”后来还成为了蜀王、蜀帝时期的“储备货币”，暂略过不表。
“牙币”的使用和完善（蜀王时期）催生了古蜀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体系和表达方式，见后文详述！
公元前872年，一生清静无为的古蜀吉卡让位于其子古蜀卡普。虽说古蜀吉卡无有袭营拔寨攻城略地这样的“丰功伟绩”，但实实在在的推动了古蜀地与南中、巴荆之间的经贸发展，促进了南中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贾不断的入驻成都平原。
又七年，冬，卒于西邑，后魂归祖地。

@影武者9528 2020-05-27 16:59:57
楼主大作，初看玄妄，细看却是极有逻辑，绝不是凭空臆想。我本就是四川彭州人，彭州与三星堆仅有10公里。对于古蜀历史、三星堆以及彭州自身的来源颇感兴趣，但很多疑问一直找不到答案，身为彭人却说不清自己的历史。楼主的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有了一些初步的脉络。
大元一统志讲彭州是古彭国。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蜀地会突然出现一个彭国，与周边土著部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夏亡入蜀论给了我一个答案。夏人入蜀，组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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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武老师好，谢谢您的提问，你的提问我归纳为三个：
一：大彭国的由来？
二：夏朝有没有文字？
三：三星堆有没有可能跟夏人有关系？
下面我们一个个试着探讨分析一下

问题一：大彭国的由来
现在有关大彭国的所在地有诸多说法，如江苏彭城——古徐大彭国（《彭城志》载）、四川彭州——古蜀大彭国（《彭县县志》、《大元一统志》、《蜀中广记》、《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载）、四川阆中县——古蜀（阆中彭城）大彭国（《阆中县志》、《汉志》载）、 河南原阳县——古豫大彭国（何光岳考证）、湖北房县——古鄂大彭国（引何光岳先生的考证）、甘肃庆阳——古甘大彭国（孔安国的考证）等等，众说纷纭。我个人的见解是：大彭国应该是大禹或夏启所封的夏氏之后，最早的封地应该在江淮一带，即江苏的彭城，后来成为了两淮流域的有着极强势力的一方诸侯。夏为商汤所灭后，在两淮流域的大彭国在盘庚之前并未受到殷商的影响，继续做强做大。直到武丁时期，定都安阳，殷商开始快速崛起，不断对四处用兵，妇好伐羌后商势力如日中天。可能在此时期，殷商为了获其两淮的战略资源，比如铜矿，对两淮用兵，如《竹书》所载的伐各种夷。商王武丁在位时，由武丁率王师出兵征讨，商武丁四十五年灭大彭国，武丁五十年灭豕韦国。
从此后彭国后裔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毕竟彭人是大户人家的出身，虎死不倒威从没服过殷商，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骄傲。从流传的彭国传说画个大致路径，可看出大致是从江淮沿着江河一路逆流而上的，最后入巴蜀的阆中和彭州两地，保留着夏人的传统，但说这股力量能成为成都平原的主宰力量是比较牵强的，如果说他们融入了古蜀地，成为了古蜀地众多支系中的一支可能更为合理。

二：夏朝有没有文字？
我个人认为夏朝的前期难说有成熟的文字，但一定有文字雏形，夏朝中后期应该已经出现了可以独立表达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夏朝的独创，可能是“远古五帝时期”便是有了图符或者文符一类的，夏朝不过是在国家形态更为集中的基础上将文符发扬光大，革新为了原始文字。
这些原始文字早期受限于工具和载体，开始的载体大概率是陶器和木竹，不太可能是骨甲，因为那时最坚硬的工具当是石头，那时的青铜技术和认知得到的铜器，其硬度要在骨甲上面刻字是很勉强的。但随着铜锡铅合金的认知，青铜冶炼工艺的提升，夏朝中后期，刻字工具硬度的渐渐提高，这样便有了在骨甲上面做记录的工具，载体骨甲保存的时间显然比易碎的陶器和易腐坏的木竹更长。
时至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有十几万片，或许还更多，破译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出土的甲骨几乎都是集中在殷墟和周边出土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彼时的古人认知和创新能力来看，文字的演化和成熟需要的时间都是以百年或许更长时间来计量。据《竹书》记载，夏氏不断的迁都换地方有好几个，殷商前前后后换都邑也换了七八次。盘庚定都安邑（安阳）后到武丁时期不过短短百年，骨甲文的数量怎么可能一下子大爆发！！！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有且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至少在盘庚之前中原地区就已经有了大量甲骨文存在。
最最关键的是，武丁时期，能独立表达意思的单体文字都有了，而且非常成熟。我文中有叙述，文字的演化过程是图画-图符-文符-文字（复合）-文字（单体），成熟的单体文字要出现，前面几个阶段积累的时间绝对不可能少于三百年，抑或更长。
所以我个人推测，在夏朝的前中期当有陶文和竹简文，中后期便有了骨甲文，殷商前期是搜集和继承了夏朝的骨甲文，殷商中后期进一步发扬完善，才有了留给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甲骨文。
那十几万片甲骨里面，说不得就有夏朝时期的骨甲，只是还没破译没发现罢了。在殷商时期，他们并不称前朝为“夏”，而是“西邑”代指。夏商时期不太可能有朝代的观念，多是以占有地盘和势力范围来统称，比如殷商称王畿以外的多是什么“方”“国”之类的。

问题三：三星堆有没有可能跟夏人有关系？
我个人倾向于，三星堆有着夏氏后裔的贡献，在文中我也做了相应的假设和推究。但我个人不采信三星堆是夏氏后裔主导的产物，也不采信大铜立人是大禹的说法。此时颠沛流离的夏氏后裔也好，彭人也罢，从长江中下游上来到古蜀地。我们假设他们来的时候古蜀地根本没几个人，他们来了之后就成为了成都平原上人数最多的，实力最强的，然后用他们的武力让古蜀地的先民屈服。
问题来了，如果平原上都是游离的部落游群，夏氏后裔他们要把这些部落游群归拢为己用，得花多少时间？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后，又能归拢多少人？就算他们归拢到足够多的人，能够制青铜器了，三星堆那海量的青铜矿石从哪里来？如果是买来，得花多少物资去换？他们有那么多物资吗？没有物资又去抢吗？到哪里去抢？..........
所以本文认为，夏人到了古蜀地后保留了夏朝的习俗，不仅如此，还融入了古蜀地，为古蜀地的青铜技术，手工器物等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后彻底融入了古蜀地。
彭州地区可能是蜀王时期，蜀王给夏氏族人的封地，夏氏后裔还有另外最大的封地在广元一带，后文我会详细叙述到，届时还请诸位老师验证！

加班，交作业！
古蜀卡普篇
周厉王七年，古蜀卡普，吉卡长子，其身长一丈五寸，额宽嘴阔，大眼阔耳，高鼻隆起，面紫有髯，三十五岁继任蜀主。此时的古蜀地耕地面积已经覆盖整个成都平原中西部，东南部也逐渐漏出雏形。平原上水系支流逐渐疏通，人口数量增长迅速，行业也逐渐细化，货殖商贾极其兴盛。古蜀地呈现欣欣向荣之时，中原之地可不安生了。周夷王姬燮之时，周王室渐微，诸侯或不朝，或相互侵伐，周厉王姬胡为拱王庭不断收缩经济大权搞国家垄断，以致民怨沸腾时有叛逆之举，周王室是“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古蜀地北上的商旅从褒国和氐人之地获悉到周王室微诸侯不朝的消息带回了蜀地。卡普获悉此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大族长前来议事殿商议对策，以备不虞。
周厉王八年，西邑议事殿，唯见五级石阶，拾阶而上，朱漆殿门，宽大厚重，巍峨神像，矗立门侧，环抱立柱，耸于门前，撑拱高擎，飞檐穿出，额枋雕花，台门立挺。入得殿内，由右及左，立柱四排，下立土台，上及穹顶，中距宽阔，两侧窄狭，北侧三阶，是为堂首，堂首以下，左右设坐，殿内敞阔，阳光通透，庄严肃穆。卡普端坐于堂首，各大族长依次落座，各食官分左右两列站定。卡普环视四周后，直言曰：“今周王室微，各诸侯相侵互伐，其制乱矣。我地虽远于中土，然与周氏世为邦交，往来如斯。当今之势，诸位可有议策？”
众人闻言不语，片刻后柏氏族长柏博起身，向卡普拱手曰：“主上，据老朽所悉，周王势微有二:一则，昭穆之后周王文武羸弱，难束诸侯，二则诸侯势大，不奉王令者众，各相侵无休止矣，势也！我地远于周国，且有群岭为屏，北面增驻以防，固东驻以应僚僰之患，后西拓南下。”
朝议和开会一样，有人开了话头就容易开启话匣。夏氏族长姒不害接曰：“周氏势微，诸侯相侵，利也。周室无暇南顾，诸侯自戕不暇。先祖曾言往南，此南下之时也。”
姜氏族长姜儺起坐，向卡普拱手曰：“我族虽长居西地，但与此地融之久矣，西地与此地已难分西东。北无暇，西无忧，今宜先固北地扩东地，后西进南下”
蚕丛氏族长冉庚颔首以示认同，曰：“我族与西地往来时日长矣，习俗几无异也，西进可图。”
杜老杜歆抚须曰：“然也，固北地之驻以观防，东之巴地尚不足惧。然楚称王与周相伐，慎交之，僰棘之防不宜偏废，东之据点当固。吾地与南中货殖时久，当充之！”
卡普侧头问司马，曰：“司马以为如何？”
司马应曰：“回主上，固北防，强东驻，增西卫，图南下”
卡普沉思半晌，曰：“善”，忽然若有所思，特地点了箭鱼氏族长柳奎的名，问道：“柳老对我地货殖商贾，可有见解？”
箭鱼氏族长柳奎起坐向卡普拱手一揖曰：“我地起于修水，兴于商贾，通南北贯西东。今人力又增，货殖渐盛，山道四出，是时远图也！时下可水路旱路同进，水路东出巴荆之地，旱路西进南下。山道为经，群落为纬，修山道固邑落，促商贾贩货殖。”
卡普闻言，轻轻颔首曰：“善”
“槽工何在？”
“嘚”
“西地南中，货殖之状几何？”
槽工赍出列拱手一揖，曰：“回主上，吾地与南中货殖往来已愈千载，尤以布匹、藤编、铜石、砂金、五谷为最，后增药材，木材，器用之具、竹器、饰物等。臣下以为若欲南下，当扶黔中、滇水以为前沿。西地与我地易物之时亦久矣，两地难分彼此，以毛皮、玉石、藤编、药材、牲肉为最。欲西拓，姜老，冉老最是熟稔。”
卡普听后略作沉吟，颔首曰：“望姜老、冉老审而推之！”
姜儺和冉庚起身拱手曰：“定不负主上之望！”
西进不忧，可南下怎么办？卡普想到此处，深深一叹曰：“南中之势也乱，拓之恐难矣！”然后征询似的看着柏老，问道：“柏老以为，当如何作计？”
柏博抚须曰：“昔周王封嫡支以拱王庭平天下。我地可效之，何不扶族裔宗亲为西进南下之前沿？”
诸老闻言频频颔首，交头接耳的谈了半晌，遂起身拱手，齐曰：“当扶族裔宗亲以为西进南下之前沿。”
卡普闻言沉默半晌后，起身肃然曰：“中土时变，我地当进。着姜部冉部联西地，以促两地之融，着司马固北防强东驻增军，以护东出南下山道，倾力扶南中宗亲，以为南拓前沿。”
“嘚”
至周厉王二十年，黔中及滇水古彝支系在古蜀地的赀财、乃至武力的扶持下，前后十几年不断融合周边小部落，部族由小及大，愈发兴盛。

交作业！这一段有着较多个人的推测和见解做不得数，仅做师友们参考！
随着南中的药材源源不断的进入古蜀地，平原上药材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药材也从食材中独立出来专门用于治病，原来兼职药师的巫傩和专职的药师（官方）慢慢区分开来。原来的天人说、神灵说逐渐倾向五行说，药材的选取和运用也渐渐融入了五行说，并由此形成了原始的五行医学理论。古蜀地药学的发展可以说完全是靠试吃、试错一点点积累而来，可惜的是古蜀地没有系统的文字来叙述和表达，但积累的制药用药之法却是异常丰富的。药材药理的探究累积和天相星体的琢磨渲染为后来古蜀的方术如炼丹、炼药、占卜、预言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巫士的形成和繁盛提供了土壤。此时王庭的巫是祭师、药师，民间的巫则是方士、游士，民间的术士是身兼数职，即是“预言凶吉”的方士，又是“观山测地”的相师，更是“悬壶济世”的赤脚医师等等。经过几百上千年，又或许更长时间的孕育和成长，西南巫术界形成了北有古蜀方术，南有滇黔蛊术的局面，客观的说，现在看来糊弄人的“巫士”应该是上古时期的知识和文化的积累者和传承者，没有他们过去的“无知”哪来我们今天的“有知”。不仅如此，这些民间巫士也给上古神话传说的塑造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要不然我们可能连神话传说的时代都要质疑！
前文有叙述柏氏为了给古蜀留传承和记录，一直在文字方面努力创作，那时已然有了如木石图画和刻符之类的“古蜀图符”，限于古蜀地历史条件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文字的产生更多在于知识增量的积累、阶级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此时的古蜀地不太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一种工具或事物能否产生往往取决于它被需要的程度，文字相对于三星堆时代的古蜀地而言，确实是不太需要的。因为彼时平原上的社会结构、经济秩序、行为习俗、语言交流等经过上千年的磨合融洽，各氏族部落间已经找到了相处的最佳方式。三星堆时代的古蜀地不能产生成熟文字大致有四个原因：一则，彼时的古蜀地没有强权机构的领导，文字创生没有支撑；二则，古蜀地的知识增量积累不如夏商周，文字创生没有基础；三则，古蜀地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限制，文字创生没有动力；四则，古蜀地的延续传承的方式是意识形态和物象形态，文字创生不是必需。
如此说来，古蜀地是不是就没有文字了呢？答：三星堆时代成熟的单体“文字”是没有的，但表意、指事、象形的“古蜀图符”却是有了的。经过蜀主时代二百余年的酝酿，这些“古蜀图符”慢慢的成型，其演化路线走的便是“陶文”一系。远古时期，陶文是陶工用来标记和记录的“会意”图符或文符。陶文是一种标记符号，一个概念想法，一种表达方式，其表达的往往是一件事或一类事，本文以为若用今天的思维逐字解读陶文是不合适的。另外，掌握陶文的陶工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对较低的，也就是说今日的陶文器物所展示的可能不是当时社会的文明全貌。出现陶文并不一定就指当时只有陶文，或许还有更完善的表达方式和载体，如骨甲、竹简、毛皮、织物等，只是陶工接触不到罢了。文字和天文历法都是远古知识的核心层次，能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的一定是社会的管理阶层，而不是被管理阶层，所以成熟的文字传承是比较单线的。回过头来看，“夏社”覆灭后，夏人南下西进进入平原慢慢发展成为了一个大氏族，这里面当有夏氏贵族也有夏氏平民，他们带来了相应的习俗文化、工匠技艺，或许有文字或文符，比如陶文。此后，一直无有进展的“古蜀图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的朝着 “古蜀文符”的方向发展。本文以为，成熟的甲骨文是承自远古的“陶文”或“刻画符号”的，“古蜀文符”亦是如此，只是走得步子更慢，进步演化更难，适用范围更窄。
此处不禁要发问，说三星堆时代有“古蜀图符”有什么证据吗？三星堆想找出像殷墟里面那么丰盛的甲骨文，可能没有希望的，主要是“古蜀图符”的成熟度和载体的局限，此时记载“古蜀图符”的载体多是玉器、陶器，毛皮，织物，石壁等。为什么不用骨甲？本来图符就少还不成体系，没有合适的工具，也没有社会管理的强烈需要，所以几无采用。本文认为三星堆时代的图符或文符是有的，博物馆那七个符号是有特殊意义的一种叙述，除此以外，应该有其他的图符或文符，数量可能不如甲骨文那么多，但一定有的。尚未发掘的三号坑可能会有图符或文符，即使有，其成熟度而言不会超过已出土的那七个符号，倒是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可能有“古蜀图符”的进化版，期待金沙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另外“西南丝绸之路”上，可能也有“古蜀图符”的蛛丝马迹。这说了半天也没有拿出强有力的证据，确实如此，此时还真拿不出古蜀文字的铁证来，再过几十年，等上面四个不利因素慢慢开始变化，“古蜀图符”的演变有了内外的推动力后开始慢慢朝着“古蜀文符”方向发展和完善，一直到蜀王时代中后期“古蜀文字”才渐渐成型，且看后文叙述。

交作业！不周之处，还请师友多多指正！
周厉王十七年，姬胡为了重振周室，强化王威，想尽办法重揽经济大权，此举搞得受封的贵族和大氏族怨声载道，一时风起云涌。此时的古蜀地也在进行着祭祀制度的大变革，重制祭祀标准、祭祀形式和祭祀规程等等。关于古蜀地祭祀前文也有相应的描述，蚕丛时期祭祖祭天祭神的形式相对单一，规格也不高，器物用度也简单粗糙；在柏氏时代，祭祀开始程式化，有了相应的规制，也有了用藤编木艺制作简易的先人形象用作物象祭祀，受限于工具，石人像倒也有但是少；到得鱼凫时期，古蜀地经过几百年的各种积累，部落游群慢慢增多，人口也就多了，为了加强平原南北之治，于是强化了祭祀形式，经过艰难的抉择用更加精美的青铜制品来代替原来的藤编木艺和石人像。随着神王制的诞生，祭祀规格越来越高，祭祀流程越来越繁杂，于是便产生了三星堆的青铜器物。因为青铜器物的制作消耗了太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古蜀地的生产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是一度疲敝凋零，更为不幸的是，还引来了四处找铜料来源的殷商。此后古蜀地便沦为了殷商铜料的廉价供应商，被盘剥达百年之久，古蜀经济更是一蹶不振。即使助周伐商复了仇解了恨，驱了瘟除了丧，却也无法改变古蜀经济百业困顿人员凋零的现状。
经过蜀主杜勖到蜀主卡普近二百年的休养生息，古蜀地才慢慢恢复生机，人口慢慢复苏，百业渐渐振兴。鱼凫神王时的大手笔祭祀规格，现在的蜀主怕是承担不起了，一则没有民众基础，二则各大族铁定不会同意，三则铜矿山不在古彝家支控制之内，要想大规模获取铜矿，成本太高。鉴于如此种种，此时的祭祀用度和器物开始小型化、轻量化，祭祀规制开始程序化，最最重要的蜀主时代起，慢慢出现了用“人尸”来替代原来的“木尸”、“石尸”和“铜尸”。所谓“人尸”，也可简称“尸”，此“尸”非彼“屍”，它并不是冷冰冰的尸体而是穿戴整齐带着面具或画着彩绘代替先人先贤受祭的人，之所以“人尸”代“物尸”，是因为后人祭祀时印象比较直观。“尸”在祭祀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这决定了能担此角色的必定是国内或族内德高望重的人，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文献典籍里关于“尸”的记载有很多，如殷墟卜辞中记载有“延尸”（ 《合集》383等）、“立尸”（ 《合集》5516）、“饮尸册祝”（ 见于《粹》第519条）、“祝于尸”（ 《甲》2695）、“献尸牛”（《合集》1520）等；如：《诗‧小雅‧楚茨》载：“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锺送尸，神保聿归。”又如《仪礼‧士虞礼》载：“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从尸。”再如《礼记•礼器》载：“周坐尸，诏侑武力，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种种典籍文献记载都有“尸”，我们可以确信在上古祭祀礼仪中必有“尸”。若《仪礼》所载理合，那夏时有“立尸”，商周有“坐尸”，然则古蜀地很早便是有了“木尸”和“石尸”这样的物象，在神王时代还升级成为了造型精美的“铜尸”，三星堆里的青铜大立人像和铜头像（上铜下木）便是“立尸”（物象）的最直接体现。
祭祀时，古蜀的“尸”的言行举止头饰服装等要求很严格，站姿、站位、站相等都有细致的规定，在祭祀的整个流程中，不苟言笑庄严肃穆；不若周“尸”在接受祭祀时会相互交流甚至彼此劝酒，正如曾子所言：“周礼其犹醵与？”自蜀主时代起的“国祭”，声势浩大，壁音沉沉铃音袅袅，仆从兢兢浩浩荡荡，萨玛萨帕着面具或彩绘，手操蛇执魂幡，衣黑裳脚着屐，跳傩舞吟祭诗，“尸”着面首高居上位，依次站立，蜀主和族老按尊卑高下，执璋跣足，拱手肃立。“国祭”后，便是大氏族或部落内部的“族祭”，这规格就小的多了，规制也更低，祭祀没有“尸”但有“木主”，类似三星堆的铜头像，只是材料是木头的。有条件的庶民家里，“木主”是没有的但有先人“牌位”，这个牌位没有名字是因为庶民一般都没有名字，只是画了一些简易的记录符号，此“牌位”便是后来西南官话里“先人板板”最初的雏形。最底层的平民无名无氏，从出生的身不由己到临死的不明所以，整个生命过程几无存在感，死后裹个席挖个坑就算下葬了，也就是“不封不树”。见《周易•系辞下》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丗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厚衣葬之中野还算是好的，上古时代不论中原还是古蜀地，以草席或篾席裹着下葬的比比皆是，衣服是留给活人穿的。《礼记•檀弓上》载：“古者墓而不坟”，指挖坑掩埋没有起坟；《周礼•春官•宗伯》载：“以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吕氏春秋•孟冬记》载：“营丘拢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这是王公贵族才有的待遇，庶民能做到挖坑掩埋不被野狗叼走就算不错。
本文认为“尸”着面具或彩绘代先人受祭这样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演变成为后来戏曲扮相的理念基础，仅提一笔略过不表。
周厉王三十年，古蜀地北上南下西进东出，货殖商贾农耕渔猎，除了偶发的大水让古蜀先人困惑不已外，地动（地震）让古蜀人祭祀更加虔诚外，古蜀地慢慢的变得更加从容和淡定。蜀地人口慢慢增加至六至七万户近三十五万人，人丁兴旺商业繁盛，呈欣欣向荣之像，但此时的中原不太好过，周厉王姬胡之行“乱国不止”，民众道目以视，这是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的节奏！
周厉王三十五年，古蜀卡普让位于其子古蜀谱尼。二年后，夏末，卡普崩于西邑，魂归祖地。同年，周厉王姬胡终究是为其蛮横施为付出了代价，被流放了。共伯“和”为众人所举，代为摄政！千古悬案“共伯和行政”究竟是什么情况，是我们想象中的民主共和吗？后文我们试着探讨一下！

抓紧时间交作业！
接上文，关于“共和行政”叙述和大众认知更多的还是来自《史记•周本纪》，但自《竹书》、清华简《系年》出来后，《史记》之说便是受到了质疑。因为语焉不详，记载不多，于是便有了许多考证，考据，辨析之类的探究，历朝历代参与的人员不计其数。这般推测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就开始了，直至今时今日依旧无有定论。本文无力正本清源，只是探究某种可能，一家之见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还望多多谅解！
咱们先将有关“共和行政”的历史相关记录和评析按大致的成书时间先后做一番梳理：

1 清华简《系年》（楚肃王时代，成书约公元前380年至前370年），载：“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刃（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2《左传•召公二十六年》（成书约公元前350年）载：“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3《国语•周语》（成书时间有争议，略晚于《左传》，大约在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后由汉 刘歆重新辑录）:“厉王虐, 国人谤王。邵公告日: 民不堪命矣。主怒, 得衔巫歹使盈诱者, 以告, 则杀之。国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 … 三年, 乃流王朴食。… 〔厉王子〕宣王在邵公之宫下国人围之。… 【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4《汲冢纪年》（成书约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载：“共伯和干王位”；《汲冢纪年》的受众群还是很广的，如西晋司马彪《庄子注》、南北朝 郦道元《水经注》、北宋 苏辙《古史》、南宋 罗泌《路史》、明末清初 顾炎武《日知录》、清乾隆 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大体持《汲冢》所说。《古本竹书纪年》（清嘉庆 朱右曾 辑证）又载：“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5《庄子•让王》（成书可能在公元前298~286年间）载：“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志乎丘首；”

6《吕氏春秋•开春论》（成书公元前239年到公元前237年）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请]矣。”

7《史记•周本纪》（约成书于公元前90年）载:“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而共和行政焉”。

8《汉书•古今人表》（东汉班固 成书公元105年，“八表”由班昭补写）列共伯和为中上等，其历史地位次于厉宣时期的执政大臣芮良夫、召伯虎等人，大体与祭公谋父、虢文公相若，属正面肯定的历史人物。《汉书• 古今人表》载: “ 共伯〔和〕”，位居中上，评价不可谓不高 。

9唐 房玄龄主持修编的《晋书•束晳传》言及《汲冢纪年》称：“（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算是官方对《史记》的一种否定和质疑。

10 唐 司马贞《史记索隐》载：“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和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11唐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鲁连子》（疑似鲁仲连 《汉书•艺文志》收录）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等等等等…………………………………………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汲冢纪年》于宋时散佚，但唐时还有完整版，唐朝知名大家如颜师古、孔颖达等都认同有“共伯”与“共伯和”这样的观点，基本不支持“共和”这样说法，这也算是对《史记》的又一否定。直到今时今日也是有许多专家学者坚持说历史上共伯【和】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更偏向于《竹书》所载，对《史记》记录的“周公召公共和执政”持保留态度。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呢？上文又说到，因为这段历史隐晦不清，有许多难言之隐，不便明述！

周五把作业交了！敬请师友们指正！
探历史隐秘揭历史伤疤，哪壶不开提哪壶便是本文要做的，若有冒犯之处，请直言批评指正！
本文认为若要探析历史事件的相对真实，当以历史背景为依托，以社会制度为框架，以文献器物为佐证，同时结合彼时的历史发展规律、人文形态、经济水平和地缘环境等要素进行多维度分析。咱们首先把被历史界定为“搞专利”不顾民众死活贪财好利的周厉王说一说，看看历史上的“周厉王”究竟是什么样？
要说周厉王，得先把周朝前任的诸王和他们做的事梳理一下，因为这样可以明晰周厉王上台时接的是什么“摊子”，如下：
周文王，姬昌，明德慎罚，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文王贤明是事实，真实的文王其实特别能打，至少比武王姬发能打；
周武王，姬发，因他毕其功于一役结束了有商，而后也是任贤用能，算得英明神武，可惜早逝；
周成王，姬诵，西周的“刘禅”，不计前嫌，励精图治，平三监营成周，宅中国封诸侯，制礼乐强统治，一代贤王；
周康王，姬钊，平定东夷，北征略地，西伐鬼方，文治武功，推行成王政策，促成“成康之治”，天下安定，刑措不用，一代明王；
周昭王，姬瑕，欲承祖业开疆拓土，威东夷伐荆楚（应是荆蛮之地，非楚国）。最后一次南征，丧六师命陨汉水，博得“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之评语，《逸周书•谥法解》曰：“昭德有劳曰昭，容仪恭美听昭，圣闻周达曰昭”。若就姬瑕的功业来评断，谥为“昭”可能是不太恰当的；
周穆王，姬满，征犬戎、伐徐戎、作甫刑《吕刑》。性格豪放喜游乐结交，姬满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算不得一个合格的帝王，因为穆天子潇洒的云游四方耗费了大量的财富。窃以为《左传》对其的评语是中肯的，“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
周恭（共）王，姬繄扈，因私而灭密国，为了增加财收和表示赏罚分明，陆续将王土分封给诸侯和大夫，周室可支配的天地渐少。又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收，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国家收缴税金。这项重大的改革，短期有利于财税增收，但长远是不利的！
周懿王，姬囏，周朝政治腐败，国势衰落，生性懦弱的姬囏面对西戎进攻，迁都犬丘，此举可是大大的丧失了周氏的王威，迎来了其叔父姬辟方的严重不满，《逸周书•谥法解》曰“温柔圣善曰懿”，就姬囏的功业来评断，这样的谥号确实是比较客气的；
周孝王，姬辟方，因其侄姬囏的懦弱无能，丧了周氏王威，姬辟方严重违背“嫡长子继承”的祖制，但王威不振，形势紧迫，危难之时重振朝纲，征犬戎，肃宫纪，和诸侯，封非子（秦），《逸周书•谥法解》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若严格按照西周体制祖制来说，姬辟方是有大逆不道，篡权乱政之罪的，就算他稳定西周有功，“孝”的谥号可能是不合的；
周夷王，姬燮，姬囏之子。蜀吕献玉，保持友好。干齐国之政，烹杀齐哀公立齐胡公，由此引发诸侯强烈不满。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夷王之世，楚熊渠封三子为王，向周氏王威正式发出挑战，异姓诸侯不朝不贡渐渐增多，且互相攻伐，周王室不能制，王道微缺，《逸周书•谥法解》曰：“克杀秉政曰夷，安心好静曰夷”，给姬燮这样的谥号是相对合理客观的；
周厉王，姬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继任了王位，政治腐败，国势衰落，诸侯不朝，王道微缺……。换做你我来接这样的盘，面对如此困境该怎么办？像懿王一样，明哲保身能躲就躲？像穆王一样，不管不顾云游天下？像夷王一样，罔顾事实强行支撑？此时对周王制还有更致命的伤害，周恭王姬繄扈搞“土地私有化”的弊端经过这么些年的发酵终于是显露了出来，直接表现就是诸侯越来越富有实力越来越强，反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王室越来越穷困王制越来越弱。这样的实力剪刀差面前王道微缺是必然的，“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诸侯招不来，也是必然的。
姬胡应该怎么办？身在其位的姬胡没有附加选项，重振王室树立王威是他唯一的选择。那凭什么重振？凭王命？凭册命？凭礼制？……没有用的，唯有想方设法提升周王室的硬实力，其中财力便是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时姬胡不缺“礼制”之约，不缺“王道”之命，不缺“共主”之仪，唯缺这些“王道形式”的“实力财力”支撑。很显然，姬胡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任用被大夫芮良夫批评为“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来进行改革，以盈王室。本文认为荣夷公可能是“背锅侠”，因为荣夷公在夷王时期是伯爵，称荣伯（见《宰兽簋》铭文），因其投厉王所好所求，于是被提升为“公爵”，任司徒专司财政管理。此时的冢宰可能是召公，而司徒可能是周公，也就是说荣伯把周公给挤下课了。
可惜的是，荣夷公之能大概相当于制定“削藩策”的晁错，而不及执行“推恩令”的主父偃，所以他这个“背锅侠”当得其实也不冤。

交作业！
为什么姬胡用荣夷公，而不用资历更老，关系更近的召公或周公呢？很明显，此二公不同意姬胡的想法，也不支持他的做法，原司徒周公因此被下课，召公谏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依然被无视。清华简《系年》中便有描述周厉王施政时情形的《芮良夫毖》（共28简 赵平安教授释读）云：“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大致意思是：邦国有难，内忧外患，为官的各自为政各营其身，只顾争利，不管民之难邦不宁。身为卿士的芮良夫，他也曾力谏厉王曰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也直言“荣公若用，周必败也”。站在卿士的立场来看，芮良夫有着直言敢谏的优良品质和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但是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来看，姬胡其实别无选择，此时的“安稳”格局不是姬胡想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的。王室不振异族侵扰王道微缺，长此以往西周会不可阻挡的慢慢衰落解体，如果锐意改变，说不得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周厉王可能受现实所迫而急于改变现状重振王室，对，厉王是想“改变”而不是“改革”，从厉王和荣夷公采取的简单粗暴且急功近利措施就可以看出，根本没有制定系统的策略和渐进的方案，也没有长远的谋划。
任何时候，不讲究方法和控制节奏的急于求成只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此时的周王朝从上到下就一个字：乱！两个字：很乱！
不管形势再乱，该面对的还得面对，该维持的王室威仪和必须的开销是少不了的。那开销有哪些呢？曰，九式均节财用。如《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简译过来就是：祭祀支出（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宴请支出（王室脸面，不俭），灾荒救济，架桥修路，礼尚往来，兵马费用，其他费用等等。
那周王室的贡赋是如何来的呢？曰，九赋九贡制。九贡，《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指畿内和畿外所封诸侯所在地特产的实物缴纳,主要包括:1祀贡，为牛、羊、猪等祭品用的性畜和包茅之类；2嫔贡，为皮、帛之类；3 器贡,为银、铁、石磬、丹漆之类；4 币贡,为绣帛或玉、马之类；5 材贡,为櫄杆、栝、柏、筿之类；6 货贡，为金、玉、龟、贝之类；7 服贡，为、纻或玄绣、纤缟之类;8 斿贡,为羽毛或燕好、珠玑、琅玕之类；9 物贡，为其他可贡的方物特产。九赋，《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赋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叁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餘之赋。”按东汉经学家郑玄注：“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币馀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未作当增赋者。”前六种赋税皆以地区远近为区别征土地产物；关市之赋征商旅税；山泽之税征矿、渔、林业税；币馀之赋指不属以上各类的其他赋税。这样看起来，周王室取得贡赋的渠道还是挺多的，如果说畿内外诸侯按时按量缴纳的话，确实是不少。
如上可以看出，各项支出几乎是刚性的，而贡赋收入则是弹性的。弹性的收入一旦出现不足乃至断流，周王室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史书文献中的记载都是姬胡怎么怎么贪利，怎么怎么暴政，怎么怎么与民争利，史书文献却有意无意的回避了周王当了三十三年的姬胡干了什么，但历史的第一首资料铭文却有明确的记载，如降服二十六邦的“害夫钟”，“ 害夫” 读“胡”（即姬胡）；征淮夷的“虢仲盨”；征南夷的“无己簋”；征南夷角、津、桐、遹（yu）四地的“翏（liu）生盨”；伐南淮夷的“噩侯驭方鼎”；东都（成周）保卫战的“敔（yu）簋”；屠灭反叛噩国之“禹鼎”；打败猃狁入侵的“多友鼎”；征伐宿夷的“侯稣编钟”，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战争是为了土地，人口，还有资源比如铜矿等，主动发起的，有的是被动接受的，如“害夫钟”， “敔簋”，“禹鼎”， “多友鼎”等所记录的。试问此时的王公贵族，诸侯卿士们，开疆拓土谋取资源难道靠三寸不难之舌来获取吗？面对异族的叛逆和侵扰难道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来退敌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千古罪人“周厉王”姬胡的所做所为和千古大帝“汉武帝”刘彻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周时的社会是以姬姓为首的酋邦联盟进化形态，但还不是高度集权的“家天下”封建王朝，周王也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上行下效的行政集权（《诗经》里有不少的描述），欲掌控话语权的姬胡最后搞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由此搏得极差的历史口碑，而汉武帝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央高度集权，不管是行政集权还是帝王话语权，尽管“破匈奴洗国耻彰国威”搞得大汉濒临破产，但大汉朝意识形态和上下作为的高度统一让“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了千古传颂的佳话。

这一段时间杂事着实太多，更新或有延迟，还请师友们多多理解，谢谢！
交作业！
如何压缩财政以“节流”不确定姬胡是否有想到，但与民争利的“开源”倒是想到和做到了。贡赋里的田赋、贡税等尚可称为“刚性”收入，不交的诸侯可以按规制强制收缴，“徭役”可以强制安排，但“山泽之赋”、“关市之赋”这些“赋”的随意性就大了。在上古时期，山泽面积远远多于耕地面积，山泽里面的产出可能比田地里面的产出更为丰盛，况且新开的山泽是否按要求严格上报也未可知，如果各地诸侯有“自留地”，这些“自留地”可就是 “营业外收入”。试想，不管是畿内同姓诸侯还是畿外异姓诸侯真正好的收益不是来自田地而是来自山林湖泽的产出及货殖商贾的贩买，如果有人要从中“截胡”这些收益，这些诸侯们是什么反应？很明显，“荣夷公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他或他们或许跟“晁错”一样对周王室忠心耿耿替王分忧，也或许有着个人私心，于是提出了将“山泽之赋”和“关市之赋”的“赋”去掉，直接由王室、王都接管山泽和关市。
这样的操作已经不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而是谋图直接把“中间商”抹除掉。这种不给人留活路的反社会行为，必然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抗议反对。
有如史学界公认的“共和行政”的宣王时期“重盨”铭文载：“粤邦人、正人、师氏人有罪有故（辜），乃倗即女，乃由宕，卑（俾）复虐逐氒君氒师，乃乍余一人咎。”铭文说的很含蓄，说是上级不作为只图享乐，有什么事都让下属去处理，也许下属能力有限，处理纠纷欠妥当不公正。久而久之，越来越愤怒的邦人、正人、师氏人把怒火对准了周厉王姬胡，便是“乃乍余一人咎”之内涵。不仅如此，国人不可抑制的愤怒还牵连了新立的“前宣王”，召公为了保护太子姬静，用“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让国人杀死了，以致芮良夫感慨道：“天降丧乱，灭我立王”，载于《诗•大雅•桑柔》。此处不仅要发问，“前宣王”都被杀死了，那14年后的“后宣王”姬静应该来一个怎样的操作和解释才能让其以周室正统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呢？
本文斗胆妄言召公“狸猫换太子”的做法是子虚乌有的，没有道理的，这样的说法除了《国语•周语》和参考《国语》的《史记》外，再无其他文献典籍有载！
那这段历史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才算合理呢？以下是我个人关于“共伯【和】干政”的推究，参考资料除了以上列举的文献，还有《诗经》、郭沫若等前辈的考证，及部分铭文记载，如“重盨”铭、师兑簋、 师晨簋、师俞簋、谏簋和井人钟等。
公元前880年，周夷王姬燮崩，留下如上文所述的“基本盘”。接盘的姬胡为了重振周室重树王威，不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口号，急于改变周室与诸侯之间的“实力剪刀差”，搞开源不节流的“山泽关市专营”以充盈财政。为了尽快达成目标，他不允许被砸了锅碗瓢盆的“国人”擅议朝政，否则抓起来问罪、坐牢甚至杀头，这样简单粗暴的高压做法无疑会激起公愤，召（邵）公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才“骤谏”周厉王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疏于思考和抉择的姬胡为了掌控话语权竟然找来“卫巫”充当耳目，以监听监视。谁敢乱议朝政就抓起来问罪杀头，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表面上噤若寒蝉的“道路以目”，实则暗流涌动的“危机四伏”。
这里的“国人”不是最底层的平民或奴隶而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国都之人”、周朝中层管理者的“邦人”、守卫京师的正规军“师氏人”，由此可以看出真正反对姬胡和荣夷公做法的是当时有着相当社会地位的公卿诸侯。如此离心离德的蛮横做法也直接让同姓诸侯的召公、周公、蔡公等站到了姬胡的对立面，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显然“国人”选择了比较激进的做法“暴动”。
公元前842年，国都内发生了以公卿诸侯为首的，基于旧制框架范围内的暴力示威。注意，此时发生的是“暴动”，不是改朝换代的“起义”，更不是改天换日的“革命”。重点在于 “动”和“革”的区别，前者的诉求是维持既得利益希望得到公平对待，后者的诉求是推倒重来重建格局，两种行为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姬胡从公元前878年继王位到公元前842年被驱逐，正儿八经的当了三十六年的王，如果说姬胡一味的胡作非为杀戮无辜而没有一定的“文治武功”，怎么可能当这么久？可见姬胡在某些方面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另外本文认为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828年，这段时间是“共伯和干政”，但“王”仍旧是姬胡，只是有名无实罢了！姬胡已经被后人做了公判，本文不再衍生叙述，在此，我们做个假设，仅仅是假设。如果周厉王不这么激进不急于改变现状，而采取稳健的长期的措施会不会好一点？比如先稳住镐京和丰京的朝政，拉拢一荣俱荣一损既损的同姓诸侯站稳阵脚；修订九贡九赋以掌田地、山泽和关市之赋以充盈财政；同时尽量压缩或优化“刚性”支出以减民之负；从国都到畿内诸侯，由内及外的实行改制，将原畿内诸侯朝内任官与封地效力和实力挂钩；将畿内侯在封地内的“无限权力”降级为“有限权力”，将一方之主慢慢降级为一方大员；建立专门的服务于周王的稽查部门，用于监视和掌控畿内外诸侯的行为，防止结党营私；在实力上实质性压倒畿内外众多诸侯后，慢慢进行中央集权，实行权力集中，行政集中，财政集中，话语集中；在财力上对畿内诸侯形成绝对的优势后，加强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的建制和掌控，为下一步震慑畿外侯及降服异族做准备；对东夷，南夷，西戎的滋扰和不服，先示威，不逊者进行惩戒性惩罚；对屡屡滋扰者出尔反尔者进行无限制攻击，灭其首，迁其族，化其地（妇好伐西羌就这样干过），上古时期，内彰威仪外服天下，打胜仗永远都是巩固王权最有利的方式。对内，强化王道威仪和全局掌控力，上行下效攻守一致；对外，稳一方攻一方，攻一处守一处，步步为营稳中求进………。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彼时的社会条件、人文条件，行为习俗或许不能支持，甚至不能允许这样的措施。当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约定俗成还没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任何超前的理念和做法结局只有一个，便是崩塌，正如超现实主义的“王莽新政”。
本文以为姬胡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彼时历史行为阶段性认知的，不过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定义，于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交作业！
话头转回来，公元前842年，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姬胡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连王子静都没来得及带上，朝东北一路逃亡到了距离丰镐400公里左右的“彘”（考证为山西霍县），《竹书》载：“十二年，王亡奔彘”，一个“亡”字足以看出此时姬胡出逃时的狼狈。
关于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的历史文献记载：
《国语•周语》：“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很明显，《国语》里有着美化和渲染邵公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见下文。
《史记》：“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此处用了两个“太子”的说法，显然融于了汉时称呼，也添加了司马迁个人见解“太子竟得脱”。
《古本竹书纪年》：“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竹书》的记载就比较简单明了了，围王宫，杀新王，没曾想杀错了。《竹书》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一点都没有要美化修饰的想法，用词一般都比较狠厉，或者说比较务实。
《诗经•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相传是大夫芮良夫写的，关于此诗作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不过这里说的确实是这件事。“天降丧乱”指的就是国人暴动，“灭我立王”应该是（欲）灭我立王指的是愤怒的国人想推翻我们新立的王。“灭”不是“消灭”“覆灭”，而是跟对待姬胡一样，是想推翻或驱赶，“我”是卿事寮的代称，“立王”毫无疑问就是指（前）宣王姬静。
有关这件事的记载主要是这些文献资料，从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此事演化的路径，但其中还是有许多细节值得推敲。姬胡亡彘后，邵公是不是真的立了“前宣王”姬静？国人真的是围王宫要杀新王吗？邵公是刻意用其子代“前宣王”受死？“前宣王”姬静不管真死还是假死，十四年后该怎么操作才能重新继任王位？还有一个灵魂拷问，姬静在公元前842年真的是幼子吗？………
以下是我个人关于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供参鉴！
先解说以下灵魂拷问，姬静在公元前842年真的是幼子吗？窃以为不是的，我们暂采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间划分，那公元前842年的周厉王姬胡年龄应该在55~62岁之间，按照西周嫡长子继任制来看姬静当是嫡长子，那姬静此时怎么可能是十来岁的幼子？算上断代的时间误差，此时姬静应该也到了或者接近弱冠之年，仅从年龄上来看，姬静是有资格继任新王的。窃以为幼子之说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国语》和《史记》持幼子说外，《系年》、《纪年》和《左传》均无记载。
把姬静是不是幼子先放一下，且看此时愤怒的国人和以邵公为首的卿事寮究竟面临怎样一个局面！
在姬胡出奔于“彘”后不久，以邵公为首的卿事寮集团出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思维和惯性做法，先是陈述姬胡乱政以昭告天下安慰民心，而后便是拥立姬胡之子姬静为新王。从姬胡出逃到姬静立王之间的“不久”前后可能在三月到半年内，在这个时间段内民众愤怒的情绪显然还未平抚。刚撵走一个又立一个，什么意思？还想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新王会不会还是不给我们留活路？那些王公贵族公卿大夫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不行，不行，推翻，统统推翻，于是愤怒的国人再次围攻王宫，要推翻新王。邵公见情势紧急，赶紧将姬静藏匿起来，围堵王宫没找到正主的国人气势汹汹的到邵公府邸，让邵公给个交代。
这里发生了一个误伤事件，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国人”误把邵公之子当成了周王姬静，为什么会出现误伤？难道说这些国人连新王都不知道？是的，此时大多数国人真不知道新王是谁，因为姬静完完全全是“卿事寮”集团刚内部拥立起来稳朝纲续大统的，其他人还来不及知道，由此才出现了“以召公之子代新王受过”的误伤事件。
也正是这次误伤促成了后来的以“共伯（龢）和”为首的“太史寮”与以召公为首的“卿事寮”的闭门谈判。
公元前841年的某月某日，经历过误伤事件后不再那么愤怒的国人“有组织有秩序”的来到邵公府邸，为什么去邵公府邸而不去王庭？因为他们要谈的好些内容不宜在王庭讨论。“国人”领头人便是被异姓诸侯推举出来的 “师龢父”，“龢”同“和”，所以也叫“师和父”。“师龢父”是否姬姓不得而知，其以畿内诸侯的身份从“趣马”一直做到“司马”（师氏），在周室王庭内也算是有资历有地位，加之其为人谦和德行兼备，于是成了众多畿外（异姓）诸侯的谈判代表。以邵公、周公为首的姬姓诸侯协同其他的公卿大夫虽然对姬胡所作所为言辞激烈，因为是共生关系是要与周王室共存亡的，这些人也是主持周王朝朝政的“卿事寮”重要成员。
激烈的谈判即将开始.............................

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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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的历史文献记载：
《国语•周语》：“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很明显，《国语》里有着美化和渲染邵公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见下文。
《史记》：“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此处用了两个“太子”的说法，显然融于了汉时称呼，也添加了司马迁个人见解“太子竟得脱”。
《古本竹书纪年》：“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竹书》的记载就比较简单明了了，围王宫，杀新王，没曾想杀错了。《竹书》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一点都没有要美化修饰的想法，用词一般都比较狠厉，或者说比较务实。
《诗经•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相传是大夫芮良夫写的，关于此诗作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不过这里说的确实是这件事。“天降丧乱”指的就是国人暴动，“灭我立王”应该是（欲）灭我立王指的是愤怒的国人想推翻我们新立的王。“灭”不是“消灭”“覆灭”，而是跟对待姬胡一样，是想推翻或驱赶，“我”是卿事寮的代称，“立王”毫无疑问就是指（前）宣王姬静。
有关这件事的记载主要是这些文献资料，从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此事演化的路径，但其中还是有许多细节值得推敲。姬胡亡彘后，邵公是不是真的立了“前宣王”姬静？国人真的是围王宫要杀新王吗？邵公是刻意用其子代“前宣王”受死？“前宣王”姬静不管真死还是假死，十四年后该怎么操作才能重新继任王位？还有一个灵魂拷问，姬静在公元前842年真的是幼子吗？………
以下是我个人关于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供参鉴！
先解说以下灵魂拷问，姬静在公元前842年真的是幼子吗？窃以为不是的，我们暂采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间划分，那公元前842年的周厉王姬胡年龄应该在55~62岁之间，按照西周嫡长子继任制来看姬静当是嫡长子，那姬静此时怎么可能是十来岁的幼子？算上断代的时间误差，此时姬静应该也到了或者接近弱冠之年，仅从年龄上来看，姬静是有资格继任新王的。窃以为幼子之说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国语》和《史记》持幼子说外，《系年》、《纪年》和《左传》均无记载。
把姬静是不是幼子先放一下，且看此时愤怒的国人和以邵公为首的卿事寮究竟面临怎样一个局面！
在姬胡出奔于“彘”后不久，以邵公为首的卿事寮集团出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思维和惯性做法，先是陈述姬胡乱政以昭告天下安慰民心，而后便是拥立姬胡之子姬静为新王。从姬胡出逃到姬静立王之间的“不久”前后可能在三月到半年内，在这个时间段内民众愤怒的情绪显然还未平抚。刚撵走一个又立一个，什么意思？还想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新王会不会还是不给我们留活路？那些王公贵族公卿大夫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不行，不行，推翻，统统推翻，于是愤怒的国人再次围攻王宫，要推翻新王。邵公见情势紧急，赶紧将姬静藏匿起来，围堵王宫没找到正主的国人气势汹汹的到邵公府邸，让邵公给个交代。
这里发生了一个误伤事件，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国人”误把邵公之子当成了周王姬静，为什么会出现误伤？难道说这些国人连新王都不知道？是的，此时大多数国人真不知道新王是谁，因为姬静完完全全是“卿事寮”集团刚内部拥立起来稳朝纲续大统的，其他人还来不及知道，由此才出现了“以召公之子代新王受过”的误伤事件。
也正是这次误伤促成了后来的以“共伯（龢）和”为首的“太史寮”与以召公为首的“卿事寮”的闭门谈判。
公元前841年的某月某日，经历过误伤事件后不再那么愤怒的国人“有组织有秩序”的来到邵公府邸，为什么去邵公府邸而不去王庭？因为他们要谈的好些内容不宜在王庭讨论。“国人”领头人便是被异姓诸侯推举出来的 “师龢父”，“龢”同“和”，所以也叫“师和父”。“师龢父”是否姬姓不得而知，其以畿内诸侯的身份从“趣马”一直做到“司马”（师氏），在周室王庭内也算是有资历有地位，加之其为人谦和德行兼备，于是成了众多畿外（异姓）诸侯的谈判代表。以邵公、周公为首的姬姓诸侯协同其他的公卿大夫虽然对姬胡所作所为言辞激烈，因为是共生关系是要与周王室共存亡的，这些人也是主持周王朝朝政的“卿事寮”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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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忙于生计，更新有些慢，还请师友们不要见怪！今日更新
接上文
这有组织有秩序来到召公府邸的这乌泱泱一大片人，可不是闲杂人等，都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有远道而来的各路诸侯，有奔走疾呼的公卿大夫和公族宰夫，有邦人和正人，如民科系统的司徒：山虞/泽虞，场人，牧人，九陂，廪人等;司马：亚旅，走亚，大行，大左，走马，戍卫，旗人，弓矢，射人等；司空：掌舍，掌次，刍人；司寇：司约、司刺，掌囚、掌戮等；司士；王科系统的：宰（善夫，寺人，小臣，小子，小夫，守宫，御正，百工，虎臣，底渔、司王宥、司鼓钟等）及公族（册命礼中的“右”者，大多为姬姓，比如伯邑考的后裔，他们的地位都很高）；神科系统的：太宗（属宗庙之事）；太史（史尹、右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纟要史）、太祝（五邑祝，九嫠li祝）、太士（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太卜（计有卜等）。这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京师的戍卫，隶属司马的师氏，亚旅，扈（賁）人，其中有个分量可轻可重的师龢（和）父，见下文。
来的人数着实不少，召公府邸虽大，想必也不太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进去，更不用说上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召公之子给误伤了。吵吵嚷嚷半天，最后按各自诉求和立场大致分了三派，保王一派、倒王一派，中立一派。
保王一派大都是姬姓本家和以服务王室的公卿大夫，有召公（伯），其可能是厉王时期的武公；周定公，曾被卿士荣伯取代过；益（毕）公，厉王时期的执政大臣，因不同意厉王革典专利之行，后来被荣夷公取代。注意，此荣夷公就是前面取代周公的荣伯，因为他无条件支持厉王姬胡的革典专利，最后升了一阶，替代益（毕）公执政；虢季子白，虢文公（卿士，陕县），芮伯良夫（大夫），晋靖侯（晋国，身体不好，闭门谈判后回到晋地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扬父（司工），倗父（宰），尹（做册内史），程伯休夫（宣王时任司马），秦仲（宣王时任西陲大夫），颂，兮甲，南仲，史尹等等。
倒王一派大多是正人，师氏和异性诸侯，如井伯，井叔向父禹，甫侯，齐武公，鲁真公，蔡武侯，师兑，卫牧，善父山等言辞激烈的声讨姬胡之过。
持中立态度的大多是异性诸侯，如宋僖公子举，虞公，陈幽公妫宁，杞题公姒浪，齐武公姜寿，其父吕山齐献公的上位获得过姬胡的支持，姜寿是支持周王室的，嫁女周宣王；鲁真公姬濞，明面态度是支持周氏正统，但对姬胡所为也是反对的；蔡武侯（蔡国），卫釐侯，卫国，和鲁真公差不多的态度，等等；就从如上力量对比来看，支持周氏正统的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因为姬胡修改册命制度而义愤填膺，因此保王一派保的是周氏正统和惯例做法，而不是姬胡，同样，倒王一派，倒的对象也是姬胡而不是倒周氏正统。为什么姬胡这么遭人恨？因为历史书上记载的是姬胡与民争利，搞专利。非也，前文也做了简要叙述姬胡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但姬胡的作为除了专利这种小儿科之外，真正让公卿大夫比较憎恨的是，姬胡开始革旧制，改册命，收土地，征赋税，强王权等等，仅仅一条册命制度的改革就触动了公卿大夫的根本利益。厉王时期改变的册命制度在成康成型，穆恭定型，因为册命直接决定了公卿大夫的赏赐、采邑、为官等福利待遇。文献上记载说西周是诸侯入朝为官，但铭文上几无体现，西周的王官多为姬姓公族和畿内侯担任，畿外侯很少有到王室任职的，是姬胡改变了这个情况。
姬胡并没有在暴动中崩逝，而是亡奔了，召公将王子姬静隐匿了起来，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召公府邸。倒王一派因为保王一派私立新王，情绪激动以致冲突中误伤召公之子，但其目的当不是要打杀周王子，应是要召公为其“今王未去又立新王”的做法给个交待。如果倒王一派目的是去打杀周王子，这次事件的性质就不是“暴动”这么简单，而应该是“造反”或“革命”。 所以这次“闭门会议”更多的是针对姬胡革典专利的行为和对保王一派私立新王的声讨。
因聚集的人数太多，三派各自派出自己认为可信的代表入了召公府邸进行商讨，也可以说是谈判。进得府邸，大多数人都是心慌慌，这算什么？大逆不道吗？以下犯上吗？都不是，此时的西周的君王还不是高高在上，君权也还不是说一不二。真正慌的原因是“天下共主”的盟誓和“原始约定”的约束，上古时期背弃盟誓和约定不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生存层面，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类似于三星堆鱼凫神王时代通过各种规格的祭祀，直接从精神和行为来约束甚至控制古蜀先民………

这段时间忙于生计，更新有些慢，还请师友们不要见怪！今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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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组织有秩序来到召公府邸的这乌泱泱一大片人，可不是闲杂人等，都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有远道而来的各路诸侯，有奔走疾呼的公卿大夫和公族宰夫，有邦人和正人，如民科系统的司徒：山虞/泽虞，场人，牧人，九陂，廪人等;司马：亚旅，走亚，大行，大左，走马，戍卫，旗人，弓矢，射人等；司空：掌舍，掌次，刍人；司寇：司约、司刺，掌囚、掌戮等；司士；王科系统的：宰（善夫，寺人，小臣，小子，小夫，守宫，御正，百工，虎臣，底渔、司王宥、司鼓钟等）及公族（册命礼中的“右”者，大多为姬姓，比如伯邑考的后裔，他们的地位都很高）；神科系统的：太宗（属宗庙之事）；太史（史尹、右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纟要史）、太祝（五邑祝，九嫠li祝）、太士（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太卜（计有卜等）。这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京师的戍卫，隶属司马的师氏，亚旅，扈（賁）人，其中有个分量可轻可重的师龢（和）父，见下文。
来的人数着实不少，召公府邸虽大，想必也不太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进去，更不用说上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召公之子给误伤了。吵吵嚷嚷半天，最后按各自诉求和立场大致分了三派，保王一派、倒王一派，中立一派。
保王一派大都是姬姓本家和以服务王室的公卿大夫，有召公（伯），其可能是厉王时期的武公；周定公，曾被卿士荣伯取代过；益（毕）公，厉王时期的执政大臣，因不同意厉王革典专利之行，后来被荣夷公取代。注意，此荣夷公就是前面取代周公的荣伯，因为他无条件支持厉王姬胡的革典专利，最后升了一阶，替代益（毕）公执政；虢季子白，虢文公（卿士，陕县），芮伯良夫（大夫），晋靖侯（晋国，身体不好，闭门谈判后回到晋地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扬父（司工），倗父（宰），尹（做册内史），程伯休夫（宣王时任司马），秦仲（宣王时任西陲大夫），颂，兮甲，南仲，史尹等等。
倒王一派大多是正人，师氏和异性诸侯，如井伯，井叔向父禹，甫侯，齐武公，鲁真公，蔡武侯，师兑，卫牧，善父山等言辞激烈的声讨姬胡之过。
持中立态度的大多是异性诸侯，如宋僖公子举，虞公，陈幽公妫宁，杞题公姒浪，齐武公姜寿，其父吕山齐献公的上位获得过姬胡的支持，姜寿是支持周王室的，嫁女周宣王；鲁真公姬濞，明面态度是支持周氏正统，但对姬胡所为也是反对的；蔡武侯（蔡国），卫釐侯，卫国，和鲁真公差不多的态度，等等；就从如上力量对比来看，支持周氏正统的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因为姬胡修改册命制度而义愤填膺，因此保王一派保的是周氏正统和惯例做法，而不是姬胡，同样，倒王一派，倒的对象也是姬胡而不是倒周氏正统。为什么姬胡这么遭人恨？因为历史书上记载的是姬胡与民争利，搞专利。非也，前文也做了简要叙述姬胡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但姬胡的作为除了专利这种小儿科之外，真正让公卿大夫比较憎恨的是，姬胡开始革旧制，改册命，收土地，征赋税，强王权等等，仅仅一条册命制度的改革就触动了公卿大夫的根本利益。厉王时期改变的册命制度在成康成型，穆恭定型，因为册命直接决定了公卿大夫的赏赐、采邑、为官等福利待遇。文献上记载说西周是诸侯入朝为官，但铭文上几无体现，西周的王官多为姬姓公族和畿内侯担任，畿外侯很少有到王室任职的，是姬胡改变了这个情况。
姬胡并没有在暴动中崩逝，而是亡奔了，召公将王子姬静隐匿了起来，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召公府邸。倒王一派因为保王一派私立新王，情绪激动以致冲突中误伤召公之子，但其目的当不是要打杀周王子，应是要召公为其“今王未去又立新王”的做法给个交待。如果倒王一派目的是去打杀周王子，这次事件的性质就不是“暴动”这么简单，而应该是“造反”或“革命”。 所以这次“闭门会议”更多的是针对姬胡革典专利的行为和对保王一派私立新王的声讨。
因聚集的人数太多，三派各自派出自己认为可信的代表入了召公府邸进行商讨，也可以说是谈判。进得府邸，大多数人都是心慌慌，这算什么？大逆不道吗？以下犯上吗？都不是，此时的西周的君王还不是高高在上，君权也还不是说一不二。真正慌的原因是“天下共主”的盟誓和“原始约定”的约束，上古时期背弃盟誓和约定不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生存层面，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类似于三星堆鱼凫神王时代通过各种规格的祭祀，直接从精神和行为来约束甚至控制古蜀先民………

昨天发的内容被抽楼了，不知道哪里犯了忌讳。那分段发一下试试。
重新交作业！
不过已经闹成这样，唯有硬着头皮往下走一步看一步。召公府邸内院，大家各自找地方，坐的坐，站的站，吹得吹胡子，瞪的瞪眼，每个人好像看对方都不顺眼。
毕竟是召公府邸，主事人还得是召公（伯），待众人情绪稍安，召公出声曰：“王上缺位，我等私议于此，此举僭越，罪莫大焉！无奈我王不古，国乱家祸，民怨沸腾，国不堪乱也。聚众以议，为国之大事计，望诸位进言。”
忧国忧民的芮伯良夫性子也是急，召公语落，立马铿锵接曰：“今王职寇，任夷公专事掘利，谏面不可，然覆背以詈。良言则对诤言如醉，言道既塞反予来赫，昔日纳言形同虚设，不用其良我辈惟哀。今王出奔，新王又灭，丧乱既现，天不我将，靡有旅力，以感穹苍？”
益（毕）公，叹息一声，曰：“民心鹤唳，凄凄切切，欲言不能，何以畏忌？阻塞之川，其患也大！”
虢文公叹声曰：“今王丧制，不遵旧律，不敬神灵。皇天弗佑，国中迷乱，我辈维哀！”
善父闻之愤愤然，怒曰：“昔尧舜天下为公，禹公梳河济民，先祖苦心营周。今王无道，下犹胜之，中饱私囊，秉事不公，裁事无理。维鹈在梁，不濡其翼，朝之君子，不称其服！尸位素餐者，众矣！”
井伯见状出声曰：“民之讹言惟恐之将，良言自口莠言亦口。王上之行，戾厉如斯！星火燎扬抱薪以添，如若不纠华厦将倾！桀纣之祸，岂可忘乎？”
井伯言出，倒王一派立马就沸腾了起来，眼见情绪又要起来，周公赶紧接言道：“昔坟典之训，索丘之道，河图之囊。天道伦常，王制纲常，岂可乱乎！”
蔡武侯一听，又是护王的说辞，心里愤然，遂昂声曰：“天道有纲而王道无常。今王革除旧制不遵古序，上行下效噬利无度，蓬蒿跻身粟稷遮阴，彼其之子其害也大！”
师兑闻言叹息，曰：“王事赳赳，戎车催驾，四牡业业，戍边无居。日夜监戒，雪消芽绿，彼其之子，不与我戍。靡室靡家，归路何迟，王命凿凿，岂知我哀！哎！”
卫牧闻言，也感叹道：“王事靡盬跣足披笠，夙夜在公维见参昴。难种黍稷父母何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