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变法的初衷总是好的
任何一次变法、改制，其初衷都是好或较好的，都是出于国计民生着想，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善民生，改革已经不适合时代需要、变得越来越腐朽的官场和制度。王莽的改制也是如此，五均六筦的推行，首先是为了平抑物价，阻止财富的过度集中；其次是要广开财路，增加国家收益；再次是将事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国家专营，方便民众生活。
正如国师公刘秀所言的，周时就有平抑物价的机构，收不售，与欲得，王莽的做法不过是延续了前代统治者们的做法而且更加以强化而已。五均司市的设立，是国家对商业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规范商业行为，打击不法商业龚断，防止商人们为了追逐利润而破坏市场，扰乱国计民生和威胁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应当说明的是，这种做法不是王莽的发明，也不是只有王莽才这样做，无论秦汉还是其后的隋唐宋明清，都有功能相近的机构，带有相似的使命。历代都有常平仓和常惠仓一类的设置，常平仓的设置就是为了平抑物价，在旺季收购多余的粮食，在淡季平价出售；而常惠仓的设置则是为了在灾荒的年头能及时赈灾，救济百姓而设的。虽然其后往往会沦为不法官员和蠹吏上下其手、腐败贪渎的渊薮，但这并不是当初设立的初衷，因为统治者们都明白：贫富悬殊，富者犬马食粱肉，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革命的基础、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作为长期把持国柄，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官员，王莽不可能不明白这个，他所以在新朝一建立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实施五均六筦，就是看到了这个威胁实实在在存在着，并且有置新朝于死地的可能。
官府的放贷行为，也是针对地方土豪劣绅们用高利贷盘剥百姓的情况而设立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百姓们在需要钱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借到的，只能向地方豪绅地主们告贷，一般三个月为期的借款，“九出十三归”已经是不高的利率了，“驴打滚”才是常见的情况！对于百姓来说，因病无钱医治而卖田地房屋，因无力办丧事而借高利贷，最后令到家财散尽，沦为赤贫的情况并不少见，至于大灾年头，插标自卖，卖儿卖女的惨象随处可见，《白毛女》中因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杨白劳被打死，喜儿被强抢入黄府的情况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我们难道会认为王莽的官办贷款制度不是一大善政么？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孝”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从汉开始，每个尊崇儒家思想的朝代都标榜自己是“以孝治天下”，因此，将拜祭祖先和安葬死去亲人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这是孝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王莽的政策也将无力祭祀和办理丧事作为贷款的优先对象，而且这是无息的。可想而知，如果真能切实施行，将断了多少高利贷者的财路，招来多少仇恨！而置业贷款只收取利润的10%为年息，也实在是一种对业主的恩惠，是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帮助和促进。要知道，资本追逐利润是疯狂无解的，老马说为了300%的利润，资本就可以杀人放火，无视绞刑架的威胁。纵使现代，仍是大量存在各种民间的高利贷业务，非法拆借仍是大行其道，它们的年息远高于10%,完全不将国家的法规条例放在眼内！这固然是有民间实业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原因，但难道就没有资本非法逐利的影响吗？
至于王莽设立五均司，对商业交易实行管理，对交易商品和交易行为实施十一抽税，就有与民争利的嫌疑了。可以说，在王莽的规定里，所有的非田地收入都需要在交易时纳税，所有的商业行为也都需要纳税。对于小民来说，大部都是为了生活所需甚至是因为贫困才冒险上山打猎，下海捕鱼，以古代的原始手段，所得其实有限，而为此而交税，是对百姓的压榨了，山君小时也曾随父母去集市上买菜买肉，但却没有听说要赶集的农民交税的。当然，作为国家，收取这个税金并不算是多大的问题，毕竟国家机器的运行也需钱财润滑不是？收到商税的结果当然是国库充实了，除了升斗小民受害外，也是对大商人聚敛财富的一种抑制。可是如果将处罚措施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受害的就只会中小百姓们了，为何？作为小民，对官府是有天生的恐惧感的，“敢不自占”不太可能，但是如何能做到“自占以实”呢？就是说，如何让这些小民说清楚自己手头的东西值多少钱？谁来确定所报的价格是否准确？这样就给那些管理者们以欺压交易者，中饱私囊的机会了，只要管理者认为交易者“自占不实”，就可以没收所得，送人去劳教，这条规定很是荒谬。

从三代起，起码是从周朝起，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分为两部分的：田地收入和其余山林水泽收益。历代的土地收入都是国家最大的财政来源，后来又加上了盐铁官营的财政收入，这是国家的财政基础，收入归大司农（经济与财政长官）所领导的国家财经部门统一支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地收入是为了支持国家财政，那么，皇家的财源在那里？就在于那些山林水泽的收获，这些收获所得的收益在汉代是归管理皇家财务的少府所有的，是皇家财富的根本来源。而这个收入就函盖了很广泛的商品了：林牧牧副渔手工纺织等样样都在其中，“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而这些才是具有商业价值并且能带来巨大增殖的部分，对其实行放贷能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课税则能极大的增加收益，注意这不是国家的收益，而是皇家的收益！这个发展到后来就是商税了，而贵族和官僚、地方豪强们同样也是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交易中获利巨大的，因此就形成了皇家与他们的财富博奕，官僚和读书阶层扛出了终极的杀器：儒家思想中的“不与民争利”！指责皇家收取这些税利损害了百姓利益，对之极力阻挠和破坏。但是，没有这些收入的皇家生活得极为窘迫，而且，对于皇帝来说，这些本就是皇家的土地和收益，为何要收取却那么困难？于是为了缓解财富困境，皇家毫不犹豫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推进商税的收取，与地方利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明神宗（万历帝）派遣的税监到各地收税，这些皇家的财税代表们到处搜刮财富，所到之处民不聊生，虽然这不是皇帝的本意，但实际上却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损害，由此迫使百姓与官僚们合流反抗。发生在苏州的反抗风潮，后来为复社领袖张溥所撰写的《五人墓碑记》，其背景就是皇家所派遣的织造太监与地方官员同流合污，肆意加派捐税，引发了民众的怨恨，而地方绅士利用这个机会对皇帝的敛财政策大加抨击，鼓动民众反抗，于是皇家势力为了维持皇家利益毫不犹豫地逮捕为首的官员和士绅，引起反抗后，将反抗定性为暴乱并加以武力镇压，从而造成了这幕惨剧。因为皇家收取这些财富不容易，所以外朝想打这些财富的主意无一例外地遭到皇帝的坚决阻止，甚至于在到了皇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皇帝还不愿从内库调拔银两支持战争，在皇帝看来，镇压是朝廷的事，当然应从户部的仓库中出钱，让皇家出钱，想也别想！这就造成了明朝灭亡时，朝廷仓库已可饿死老鼠了，但内库与权贵大臣们家中仍是富得流油的怪现象。
至于禁止游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对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实在养不起闲人。中国的封建社会十分重视农耕，对于游手好闲的人就很不待见，如果有人这样就要罚布一匹，交不出的人要罚作劳务，由公家给衣食，这样也应有防止地方上的游民们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生产进行的意图吧。其实古往今来最大的浪荡子就是那位“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的家伙，这家伙如果不是做了亭长，应当也是乡间一害，看他经常赊酒喝，不给钱的情况就可知。其父常埋怨他不帮家里种地，他置若罔闻。后来他挣下了偌大的一份家业，于是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父无言以对。这家伙名叫刘邦。
至于盐铁官营并不是始于王莽的，王莽不过是重新拾起这个政策加以推行而已。管仲就实施盐铁官营的政策，民制的盐经国家收购，然后运销于各地而取得巨利，结果是“民叁其力，二入于官。”汉武时因为打击匈奴的需要，重新推行盐铁官营的政策，为国家筹集军费。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国家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此盐铁官营的政策开始得到国家的有力实施，并且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为打击匈奴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在其后的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中，盐铁官营制度时行时废，并没有得到很切实的推行。但自进入中唐后，由于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受到重大损害，而且藩镇割据又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藩镇的控制和打击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不得已这下，唐重拾起了盐铁官营这一法宝，才缓解了朝廷的财政紧张。自此以后，封建皇朝统治者们就充分认识到这条政策对国家的财政帮助，于是以后成为国策，宋、明、清均遵行不误，成为国家仅次于农税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王莽的专卖政策史上没有相关记载，但自汉武后，专营政策已成熟，王莽也不太可能另辟蹊径。盐铁官营为国家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据记载，在盐铁官营前，汉武帝为了支持战争需要，已耗尽了国家和皇室的财力，他希望能得到大商巨贾们的支持捐助，但结果令他极为失望，那些有钱人们完全没有为国尽力的意愿。实行盐铁官营后，太史公司马迁给予了公正的记载：“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王莽从中应当也得到不少财富才是。
铸钱的情况在下节中会加以说明，但酒酤的实行却是必须。从鲁匡的奏章中可知国家从中所得的是利润的大半，这个专卖的实施主要还是为了国家敛财。但是，将之纳入国家专卖却并不单是因为国家收益，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酿酒是要消耗粮食的，所以就有必要加以控制了。在历代都有一个情况是在灾年时，国家就会严厉控制酒的酿制，减少对粮食的消耗，防止因为酒的生产过份消耗掉紧缺的粮食。两宋是国家对酒类生产控制最严厉的时期，如果你生活在北宋，只要随身携带超过五斗的酒水进入京城方圆五十里以内，就会掉了脑袋。在大灾发生后，中外都曾经出现过禁止酿酒的情况，严禁从其它渠道消耗掉宝贵的粮食，以防因粮食不足，引发难民铤而走险，威胁皇朝的生存。
王莽的五均六筦，从出发点而言，是为了阻止田地兼并，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个人手中，当然也有为国家和皇家敛财，增强国力的目的。这是为了消弥社会矛盾，巩固皇朝根本，所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

3、实施过程往往会走样变形
任何变法改制，其实施过程都需要依靠官僚体系的推动。但当变法措施并不符合官僚体系利益，却又是从上而下的强行实施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不是一种笑话，而是一种实际的破坏行动了。从来就没有一种变法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的，变法的成功与否，就要看变法为谁取得到利益，而得利的群体能否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变法的实施并且让变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体和民众。也许会问，变法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让他们更支持变法，最终达至富国强兵，革除弊政么？是的，变法的主持者们可能最终都希望能达至这个目标，但是，最初实施变法措施肯定不是为了广大民众，因为变法的实行，首先就需要有一群能推行变法的官僚们，如果变法之初，这些措施连实施者都不能受惠，那谁会支持它的推行？可是如果实施者能从变法措施或措施的漏洞中得利，那就会产生扭曲变法措施，让它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从而使变法成为为某个特定集团牟利的工具的情况，最终让变法成为祸国殃民的闹剧。王莽是个有丰富治政经验的政治家，对于五均六筦的实行，一定有详细的实施细则，这样五均司市才能有实施的依据，不但有实施细则，同时也有奖罚措施，才能完善实行。中国的官僚体制往往会造成一种情况：实行某项政策的执行者与监察政策实行效果的检察官员是同一体系中人，就是说，基本上是自己做，也由自己评判做的结果。一旦双方勾结在一起，那么，上级乃至更高级的官员就完全不可能了解清楚实施的真实情况。那怕这些措施已造成极大民愤，民怨沸腾，上面仍然一无所知。直至双方的矛盾发展到极为尖锐，猛烈暴发出来后，才知道了实施的真相，但到了这个地步，变法实质上已经失败，完全失去民心了。五均六筦的实施就是这样。
（1）变形记
让我们先看看王莽设置的五均机构的实施人员架构：“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为之，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王莽设置的这些财政官员，是专职作为五均六筦的执行者，也就是说，每郡对于五均六筦措施的执行和决策，都是由这此羲和命士们决定的。为了保证五均六筦的严格执行，王莽朝廷也制订了相应的执行措施：“是年（天凤四年，公元17年）莽复下诏申明六筦，每一筦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从官员任用上首先就能看出问题，用的是富商大贾，要知道，这些人本身就是通过倒卖倒买，囤积居奇，偷税漏税从而发家致富的。一但成为管理五均六筦的财政官员，他们就会切实执行措施，平抑物价，打击物资倒卖了？这怎么可能？这不是割自己的肉吗？用这些人执行，本身就是个国际笑话！那么，作为五均官员，如果他不想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并且还要从中求利的话，他会怎么做？作为五均措施执行者，他们的财政方面的权力是很大的：首先，他们有定价权。对于粮食和布帛这类民生必须品，其品质高低，定价多少，取决于这些五均司市师们的核准。这样一来，在丰收季节，商品出售困难时，如何核定滞销商品本价（成本价）就是他们的权力，为了从中牟利，当然定得越低越好，至于生产者亏不亏损，谁去管他？！将上品作中品收购，将下品当上品出售，从中求利，可能想象从中得利的空间有多大！其次，他们有选择权。收购什么，不收购什么，收购谁的，不收谁的，用什么价格，这些全都是由他们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对于自己同伙的商品，自然加价收购，不相干的生产者，能压就压，甚至还会故意拖延收购时机，让生产者更加窘迫，为生活所迫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时再收购，造成生产者严重亏损，导致生活无着的情况。再次，他们有出售权。官仓中收购的商品，什么时候需要抛售出来平抑物价，出售价格多少，出售数量多少，也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和决策。最后，他们还有做账的自由！多收少入，高卖低收，多卖少记，从中得利。可以说，只要条件成熟，这些官员们就几乎是没有制约的，而且通过政府权力来为自己牟利，可说是无往不利，百姓们只能任他们鱼肉掠夺，无可抵挡！当然，我们能想到的，作为官场老雀的王莽兄能想不到？必须有监督！监督者是谁？当然是地方那些郡守、县令一类的官员们了。可作为官员，他为什么当官？“千里做官只为财”，王莽在这方面就是有缺陷，不明白地方基层的阴微勾当，只要给这些官员们足够的利益，想做什么不可以？于是双方彻底勾结起来了：“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这就是说，双方勾结起来后，做假账，倒卖库存物资，残酷压榨百姓，使百姓们生存更加艰难了。但地方这样做，难道就不怕上级检查发觉后加以处罚么？相信处罚措施中肯定有针对五均官员们贪污不法的处理条例的。可是，下面是有对策的：王莽设置五均六筦的本意是什么？除了平抑物价外，还有为国求利的目的，只要能从中丰富国库，上下官员们都能得到好处，朝廷是不是会网开一面，对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呢？什么叫“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就是朝廷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地方上缴五均六筦政策所得利益，催收的使节大量下派，道路上到处可见。只要内库有收入，官员有好处，谁管你这些利益来自那里，又是怎么来的？百姓们谁会管你什么变法不变法，这些措施令到他们生活更加困难，他们自然就将账记到变法的头上，坚决反对了。

对商品交易抽税的做法，由于没有切实的监督措施，也是弊病丛生，害民不浅。不管是东南西北中五均司市那几个五均官，还是一郡所有的那么几个羲和命士，如果仅靠这么几个人对商业交易实行抽税管理，那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只不过是由朝廷任命的官员，代表朝廷进行管理而已。既然人手不足，自然就会招集人手，网罗爪牙，这些人手往往是来自命士们的亲戚朋友、有关系交情的商人的下属，还有就是地方行会牙行的人，这样才方便对进行交易的对象和商品进行抽税。好吧，既然需要收税，自然也就有收税的规则：“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规则如下：一是自我申报，交易者自行上报交易的物品价值几何；二是由相关的物价管理员确定交易物品的成本几何，将成本从交易总金额中扣除；三是将余下的毛利分为十分，上缴其中一份作为税金。这就是朝廷规定的收税标准，看似十分公平，利润的10%作为税金，也不算多不是？可是明眼人可以看出这个规则其实漏洞百出，如果没有切实的监督控制，必然会成为害民的恶法。要自我申报交易物品的价值，首先就得交易者能搞清物品多重，价格几何，才能计出物品的总价值；经常进行交易的商人有这个能力，也会计算，但是，一般的升斗小民，没有文化的平民们，有这个能力么？没有。那就得找人代估，或由物价管理者直接评估，这不是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么？然后估算成本，这个就有很大的弹性了，交易者为了多赚，当然将成本往上报，而抽税的为了多收税，就会压低成本，但最后谁说了算？当然是管理员说了算，甚至可能就是一言而决，交易者可能连报成本的机会都没有。最后抽税，一方面，小民们并不知道朝廷收税政策如何，只知要交税，而那些官府爪牙们为了自己多得好处，难道会主动向大众宣扬朝廷的税制不成？还有，既然我是收税者，我也需要养家糊口，不能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是？那是不是要加上点相关的管理费用作为我的报酬？当然，也会有不服管理，意图偷税漏税的家伙，朝廷就有相关规定处罚了：“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就是说，如果山君是管理者，认为某交易者少报或瞒报，那山君不但可以没收他的全部交易物品，而且可以逮捕他，送他去县官那里，让他劳教一年。至此，列位看官们总算清楚了如何从这个所谓的商品交易税中牟利了吧？作为管理者，如果这样还不能从中发财大吉，那也蠢得太利害了吧！既然管理者发财了，倒霉的自然是交易的百姓们了。究竟对百姓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具体我们没有数据，但是从万历年间的税监们下来刮地皮的情况可以类比一下：“矿使、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不过一分，矿使税监自入腰包为二分，他们的随行人员就地瓜分为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用去四分。”王莽商业税的收取情况纵使达不到这种地步，也相去不远。子曰：“苛政猛如虎。”这就是苛政，为害天下，荼毒众生。

任何一项善政，如果不能制订出严密的措施，实施周到的监管，也会变为恶政的。前面说过，王莽的贷款政策，尤其是对于祭祀和丧仪的无息贷款，实在是善政。可是，在执行不力的情况下，同样会转变成恶政的。人说王莽是穿越者，如山君也能穿越，也愿回到王莽时代，看看如何能从王莽的贷款政策中得利：
话说山君穿回了西汉末南阳郡，家中薄有资财，而有一酒肉朋友，其父与宛城的五均司市的钱府官为友，获委任为南阳郡羲和命士，负责放贷工作。于是山君就去拜访这位世叔了。
“世叔好！身体可还康健？近小侄因生意较大，手头紧张，可否就世叔处贷些款项周转？”
“啊，贤侄，贷款自无问题，不知贤侄所需几何？”
“需钱百万以上方可，利息之事好商量。”
“这、这也太多了罢？五均司也只有百余万钱，你一次贷光，如有需要者，如何是好？”
“世叔忒也胶柱鼓瑟了吧？钱贷给谁不是贷？有规定谁可贷谁不能给贷么？这样吧，小侄也是有些门路的， 不如息口上按九出十三归，这四分利中，我取一分给世叔如何？至于该上缴多少，还不是世叔自己说了算？”
“这也太少了罢！你得三分，老夫才得一分？老夫不但要上缴，而且钱府、同僚处能不打点周到？这一分够给谁？”
“那世叔意思是……”
“老夫取三分，你本钱都不出就得一分利，还不满足吗？”
“世叔也拿得太多了吧！小侄做生意就没有风险？也有亏本的可能呀，不行，我让一步，要两分半。”
“不行，两分，如不答应，当你没来过。”
“成交！”
于是老山施施然回家了，这个世代，九出十三归，绝对算是低息了，此策一出，还不被赞为“山大善人”？
可隔日酒肉兄匆匆而来：“山君兄，你昨天与家父所达成的协议不成了。”
山君大怒：“为何？已经说好之事又反悔，难道你想食言而肥不成？”
“非也非也，昨天家父将此事说与钱府，孰料钱府回头就找到水霸天水大官人，水某已答应按‘驴打滚’的利息，并事成后将利的一半给钱府，这样一来你的策划如何得售？”
“可恼也！该死的水霸天！竟敢断某的财路！老山与他不共戴天！哼，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
于是老山再度出手，让出了“驴打滚”得利的七成，与钱府和世叔达成了协议。
其后千年，老山凭这一招，又完败了“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先生的“青苗法”。
怎样？明白王莽的贷款政策是如何失败了吧？当财金官员与地方豪霸勾结起来从中渔利时，缺乏监管的变法措施就变味了。当然，王莽朝廷该得的利益也未少得，倒霉的仍是老百姓而已。

（2）盐铁官营的弊病
至于专卖政策，如果细说起来，写成专著也绰绰有余，当然，山君没这本事，这是史学家们的工作。但山君还是需要说清楚盐铁专营政策的利弊，否则就不能搞清楚王莽的专营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王莽的专营物品有四类：盐、铁、酒和铸钱。钱的铸造必须是国家行为，汉后所有朝代，都不再允许民间自铸，对于私铸者的处罚极为严厉。而酒的专卖仅在新朝和宋代才有，所以，国家的专营政策，主要还是指盐与铁两类。盐铁官营的政策沿革，前面已作了简要的说明。汉武接受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并由桑弘羊加以实施后，由于动用了国家力量而为之，生产规模比之私营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很快就达至了降低成本和垄断市场的效果，国家凭籍垄断经营获得了巨额利润。盐铁官营有两种情况，一是由民间生产，官府统一收购专卖；二是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垄断。第一种是国有商业垄断集团；第二种是巨无霸型的垄断国企。由于垄断市场，于是没有了竞争对手，也就没有了上进的动力，没有了提高质量、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的需要，这样一来，做多做少，做好做坏一个样。这两样商品是民生的必需，一样是人生理上的必须品，另一种是从事各种生产劳作的基本工具，由于有垄断市场的保障，有绝对的定价权，不虞有亏损的可能，甚至可以动用国家力量强行推销，那怕做得如何垃圾都不会卖不掉。当然，盐铁专营是以国家力量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与国家的控制力和执行力有很大关系，当国力强盛，中央政令通畅的朝代，专营一般做得较彻底，而处于弱势和国家分裂情况的统治者就基本上做不到专营了。
盐和铁的专营情况不一样，先说说铁的专营情况。由于产品质量无法得取保证，国营企业生产出来的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官营铁器的价格昂贵，贫民都根本买不起。看到这里，列位看官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是的！这就是国营企业的弊病，二千年前与现在并无根本区别！这样一来，铁的专营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农民们无法使用这样的农具耕作，当然影响收成。这种情况在汉武末年已经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了。所以在汉武末年的《罪己诏》中，已明白了这种做法的弊端，并宣布取消了铁的专营。其后各朝，都不再对一般铁器实行专营，只是作为商品抽税，只有对于兵器才实施国家专营，严禁民间生产。
但盐的专营就完全不同了。汉武虽然取消了铁器专营，但并没有完全取消盐的专营，而是部分保留下来了。其后的数朝都未能真正做到食盐的官营，直到中唐后，出于国家财政需要，才再重拾专营的法子，可从此以后，尝到专营甜头的封建统治者们再也不愿放弃了，而盐税也逐步发展，最后竟然膨胀到了与农税收入相当的国家第二大税源的地步，可想而知封建朝廷从中刮了多少税金。有一组史料可以说明专营给百姓造成的损害：“《新唐书•食货四》载：天宝、至德年间(公元750年前后)，盐每斗十钱，……及琦（中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第五琦，当时他提出恢复食盐专卖）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贞元四年(公元789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三百七十。”看看！仅仅三十九年，盐价上升了三十六倍！历经战乱的百姓们本来就穷苦不堪，又遇到这样的苛政，买不起盐而淡食的贫穷百姓不知有多少！人缺了盐，短时间会全身乏力，长时间就会全身浮肿，影响寿命的。到明清两代，实施向边疆输送粮食换取盐引（买盐的凭证）的开中法和通过缴纳银两换取盐引的盐纲法，将食盐的销售从官卖变为商卖。取得盐引的盐商可凭盐引向盐场购买规定数量的盐货在指定的区域销售，而且盐商可世袭！因此造成了淮扬盐商富甲天下的畸形状况。持有国家许可专卖特权的盐商们聚集于扬州，形成了官商勾结牟利的氛围。盐政官员与盐商合作，大发横财，不但从官卖中获得暴利，而且还贪得无厌，大肆倒卖私盐，从中中饱私囊，上下分润。为了攫取超额利润，竟然故意在官盐中渗砂石、泥土，人为败坏官盐质量，为私盐销售制造空间。盐商至富者，家资竟达千万两之巨！比国家一年盐税收入还多。可见食盐的官营制度腐败到了怎样的地步！
王莽的盐铁官营政策虽然没有相关的详细资料说明，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先例，应当是沿袭自汉武的政策，可想而知，其对民间的搜刮又会有什么不同？汉武实施这个政策，仅一年就赚了个盘肥钵满，王莽玩上几年，还不富得流油？

4、历史总是无情的
任何变法措施，不管其出发点是如何地忧国忧民，初衷又是如何的为了百姓和皇上着想，都不是主要的，变法的好否，决定性的因素是其施行的结果如何。如果单凭言辞，谁又会认为秦桧是大奸巨恶，汪精卫是卖国大贼？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文辞犹在，可这能掩盖他们的丑恶行径吗？
王莽的五均六筦推行过程中，不但没有起到均田地、均贫富、防聚敛的作用，最后，富的是施法的官员，得利的是奸猾的流氓，而皇家也凭此积聚了大量财富，可百姓呢？谁又真正为他们做过些什么？这样的改制变法，对朝廷的稳定和统治的实施又能有什么好处？由于改制措施实施过程中的严重扭曲，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生活的改善、赋税的减轻，而是无尽的剥削和压榨，以至到了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的地步。
史中所载的“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说明了由于五均六筦的实施中，大量的漏洞存在，贪官蠹吏勾结在一起，纵容手下的流氓爪牙盘剥、掠夺百姓，百姓们无法安定地生产和生活，生活得不到保障，生产物资也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不但如此，“法令烦苛，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官吏们对百姓压榨盘剥还因为朝廷的法令而有了依据，相关的法规严厉而且法网周密，百姓们都不知为何就会犯法被抓，这样如何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下层的吏员们狐假虎威，通过残暴的手段恐吓百姓，强制推行改制的措施，并且依仗王莽朝廷颁布的诏令，侵犯压榨百姓的财产，有钱人保不住家财，贫苦人无法生存下去。这肯定不是王莽所要的改制的结果，但是，由于他的控制不力，执行力和监察措施不到位，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无论如何，这样的五均六筦给百姓带来的恶果是正直的官员们所不愿见到的。王莽的推行决心是很大的，所以容不下反对的人。最初起来指责五均六筦措施害民的是负责进谏的纳言冯常，当时应当收到了大量的奏章，指责五均六筦给百姓带来的危害，于是冯常据此进谏，可能他的指责很激烈，让王莽很难堪。而对于王莽来说，五均六筦的推行是卓有成效的，因为朝廷因此得到了大量的赋税，用度从容。由于实施了这些搜刮民财的措施，朝廷积聚了大量财富，直到王莽被杀时，“省中尚黄金六十余万斤，它财物称是”，到了这时候，王莽已经完全忘记了改制的初衷，蜕变为一个纯粹的守财奴了。“纳言冯常以六筦谏，莽大怒，免常官。”其后由于王莽的改制措施推行不当，已造成流民四起，烽烟不断的情况。“（王莽）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冀可以解释安集。’”本来费兴的话并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原来贫民们为了衣食糊口，从山林水泽中得到产生来换取生活资料，并不需要交税，可实施六筦后，不但要交税，还要受到蠹吏猾民的压榨抢掠，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发生，才令百姓失所流亡，不得已靠抢掠为生。这时如果有恰当的安抚措施，就可消弥灾祸，安揖地方，费兴的措施是完全可行并有效的。可由于他指责了五均六筦，触动了王莽的逆鳞，“莽怒，免兴官。”连实施机会都没有，费兴就玩儿完了。
王莽其时专权已达到极致，周边的重臣们都阿谀取容，无敢进谏者。王莽又想听到相对真实的说法，于是征召那些前大臣来朝，希望能知道下情如何。前左将军公孙禄也在被徵之列。这是个比王莽资格老得多，历仕五朝的老人家，同时也是地方的豪绅耆宿，说话代表了地方的豪强们的利益，他从下层来，当然清楚改制措施带来的弊病，并且毫不客气地当着众大臣和王莽的面就发作了，除了指责那帮子拍马屁，弄图谶的家伙外，他还指出了“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直指王莽的经济政策残害百姓，他提出“宜诛此数子以谢天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也说明了当时天下的豪强士大夫们已经难以忍受了。这是新朝的根基，既然他们不再支持王莽的新朝，那就只好去复辟旧朝，毕竟汉的政策还不至于令到大家衣食无着，流离失所。“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诽故。六管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如果不是善政，为何不能取消？如果是善政，为何不坚持下去？弄个鲁匡来塞责，这样济得甚事？其时百姓已经“并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而推翻王莽的赤眉、绿林农民军已经正式起事了。
至地皇三年，其时已天下汹汹， “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这时不但宣告了王莽经济政策的彻底破产，而且也太迟了，新朝已不可救药了。

四、钱币改革
如果光是井田制和五均六筦，王莽政权是没这么快垮台的。因为虽然这两项改制都给民众造成损害，但还未到让大家无法过日子的地步。真正给王莽统治造成根本性损害的经济改制措施有只有一项：货币改制。王莽在他执政期间不是只做了一次改制，而是做了四次！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这四次货币改制，每一次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民生困扰，造成了大量的贫民，将肥的弄瘦了，瘦的整死了！社会的基层民众都无法活下去了，不得不起而造反了。不严谨和不合理的货币改制，掠夺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这是损害了几乎所有的阶层和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利益的，只有国库和皇家得益，这样的改制为的是什么？
1、四次货币改制
王莽的货币改制是他还是当“摄皇帝”时就开始的：
第一次是王莽居摄元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
五铢钱是汉武时开始铸造发行的货币，据说“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山君怀疑这个“亿万”应是“万万”才对。发行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已经够多的了。在那个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每年的出产不多，还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可是钱的发行量和社会保有量却不断增加，带来的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每枚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即使是现代，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成熟和稳健的经济体，也还在靠轻度通货膨胀和缓慢的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必然会出现货币贬值太甚而需要重新整理货币体系的情况发生。
王莽第一次改制就发行了三种新币，形成了一套四种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而据说王莽兄所制的错刀和契刀做得相当精美，令伪造者们都无从仿造，而成为现代钱币收藏的珍品。
第二次是在王莽登基的始建国元年，其改制的理由也相当可笑：王莽下诏说“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就是说，因为新朝是代刘家而来的，所以发行钱刀是不对的，应予废除，于是“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这就将只发行了三年的新币废掉了，变成了由大、小两种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次是彻底废除了五铢钱，只允许大小两种钱流通。
在第二次改制后，王莽发现民间不愿使用新币，于是主观地癔断为：“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产生了第三次，也是中国钱币史上最体系庞大的一次货币改制：始建国二年“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但并不是说只有这六类货币，而是六类里面还分共为二十八种！具体如下：
“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
“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

其中的朱提银的指朱提县产的银，比较纯净；而国学大家王国维对“朋”的解释是：“古代以贝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朋。”“岠冉”是指龟甲边缘间的距离，即甲的直径。
看官们看明白了没有？这里面共分为钱六品、金一品、银二品、龟四品、贝五品、布十品，共计二十八品。其计值如下：
基准是一铢小钱“小钱直一”，三铢钱值十钱，五铢钱值二十钱，七铢钱值三十钱，九铢钱值四十，以前发行的大钱（十二铢钱）值五十；
黄金一斤值万钱；朱提银以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它银一流值一千钱；
一尺二寸的大龟甲为大贝十朋，值二千一百六十钱，九寸以上公龟甲为壮贝十朋，值五百钱，七寸以上侯龟甲为幺贝十朋，值三百钱，五寸以上子龟甲为小贝十朋，值百钱；
四寸八分以上的大贝壳两个为一朋，值二百一十六钱，三寸六分以上的壮贝两个为一朋，值五十钱，二寸四分以上的幺贝两个为一朋，值三十钱，一寸二分以上小贝两个为一朋，值十钱，小于一寸二分为不合格的贝，不能成串，每个值三钱；
布币价值是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二十四铢），值壹千钱，次布值九百钱，弟布值八百钱，壮布值七百钱，中布值六百钱，差布值五百钱，序布值四百钱，幼布值三百钱，幺布值二百钱，小布值一百钱，每品间长度差一分，重量减一铢。
“元芳，你怎么看？”列位看官拿这些钱去买东西，能不能换算明白？如果让山君手持计算器，也许能计算清楚，可如果靠心算一定懵逼。山君好歹也算是个新时代的理工科大学生，都弄不明白的钱币换算法，古代绝大部分是文盲的百姓们能不被弄得晕头转向？
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出土龟、贝这两种宝货，有古钱币专家认为王莽其实并未发行这两种货币。
但这么荒谬的钱币体系确实无法通行，王莽就又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改制，“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虽然如此，实不便民，于是其后又“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就是说，改为货布（铲币）和货泉（铜钱），而货泉实际上仍是五铢钱。而大钱由于通行已久，一时废不掉，允许通行到天凤六年再取消。
这样一来，又将前面的货币体系干掉了。这样朝令夕改，当国家的金融体制是儿戏么？所以如有人再说王莽是穿越者，只要看他的货币改制就知道不可能是，每个现代人都不会这样干，都明白稳定的货币体系意味着什么。但王莽的做法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短短的七年间竟然四改币制！其带来的后果太过惨烈，可以说，彻底摧毁了新朝的经济基础，使新朝民心丧尽。

2、古代货币的形态和职能变迁
要说清王莽货币改制的危害，必须先了解一下中国货币的变迁才行。
对于货币的起源的解释，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一家比马克思的经济学更清晰明白和贴近实际。而我国古代对于货币起源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看法，“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这就有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的意思了，可惜这个得不到古代众多理财人士的认可，他们的认知是《管子》中的意见，“王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亦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邑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真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币，以刀币为下币。三币、中屋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口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种圣人制币的理论很荒谬，可就是符合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从而成为了我国古代理财的主流指导思想。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对的，真正与实际相近的是老马的经济学理论。
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物的特殊商品，经过“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几个阶段发展，而我们现在就处于信用货币阶段。我国古代的货币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殷商以前估计就是以实物货币为主，从二里头等多个商前遗址中出土的成批陶罐、猪头骨等都说明可能当时就以这个作为交换的等价物。但实物货币不但不好携带，而且还会因各种原因而损失掉，所以随着商品交换的越来越频繁和发达，迫切需要一种可以为各方接受而且方便携带的交换中介物，玉、贝、刀、铲等都曾经负担起这个职能，但最后，还是贝以其便携、轻便、难得和大小均匀而最后胜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负担起了流通货币的功能。这个阶段，也是我国的文字发展成形的阶段，所以现代汉字中与财富金融有关的，大部是以贝为部首的，如贵、贱、财、贾等。
但是贝壳毕竟有着脆弱易碎，产于海上不易得到的问题，也是不随便一种贝类都能做货币的。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商代晚期，金属冶炼已经得到了极大发展，于是产生了由铜铸的贝壳，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铜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铜币。虽然西方同期也有铸币，但是是金银币，而非铜币。而制式货币出现于周朝，其后货币全面进入了金属货币的阶段，于春秋时期形成了刀（刀型币）、布（铲型币）、环钱（圆形币）、蚁鼻钱（贝型币）等四大类钱币款式。随着秦一统天下，中央政权严格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工作，钱币也在统一之列。秦统一后发行了外圆内方，上铸有铭文“半两”的钱币，将钱的形式固定为外圆内方，之后这种款式在中国流通了二千多年！
汉初并没有完全统一币制，而且也未实行国家专营铸币，其时民间也可以铸币，当然，这个“民间”不可能是普通百姓，而只能是朝廷贵族、地方豪强、工商业主们。当时汉初实行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让地方休养生息，恢复因八年的争夺天下带来的战乱而对生产造成的破坏，所以制度比较宽松和粗疏，甚至还有皇帝将铸造权赐给大臣的情况。古代说起富豪，必曰石崇、邓通，邓通就是汉文帝的爱豆，文帝于是将蜀地的铜山赐给了邓通，让他可以自行铸钱，这样他就平地一声雷般大发其财，骤然变得富可敌国。铸钱时钱的制造成本与实际发行的币值是不一样的，一般成本低于币值，这个差价后来被金融学称为铸币税，越是大规模制造，成本就越低，这就明白为何邓通这样的靠拍马阿谀上位的蠢才会成为富豪典范的。钱是用铜铅锡合金制作的，其中最贵的是铜，我国是号称地大物博，但实际是很多资源都十分缺乏，其中之一是铜。铸钱的合金比例常见的是铜七锡（铅）三或铜六锡（铅）四，这样的钱质地较硬，颜色也黄亮，而劣钱就常用到铜锡（铅）对半甚至铜四锡（铅）六，而且用料也少，这样钱不但轻，而且色暗发脆。用料越轻，用铜越少，成本就越低，就越能获取暴利。正因如此，纵使严刑峻法，也从来就未能禁止民间盗铸，最差的钱据说叫“鹅眼钱”。轻轻一掰就断为两半，薄得风都吹得起。
但这样毕竟不可取，不但币制混乱，而且也侵占了国家应有的财源，并且因为钱币的混乱，对于商品的流通和朝廷的税收也非常不利，人们常常在流通中以好钱交易，而交税却拿恶钱来抵税，令国家蒙受损失。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就将铸币权收归国家，并且统一将货币铸造成外圆内方，重量为五铢（一两为二十四铢），上铸明五铢字样的“五铢钱”，而且严厉打击盗铸。这是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隋朝为止，各代（除新朝外）都没有改变这个货币制度，虽然钱的大小轻重会随着社会的情况而变化，但钱的式样却没有什么变化。总的来说，社会稳定，国力强盛时，钱就做得个大色好，而国力贫弱分裂时，就做得脆小质劣。甚至南北朝时就有不少的分裂割据势力没有能力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样五铢钱就有了长期发行和流通的条件，只要是五铢钱，就可以在市场上通行无阻。
到了初唐，货币制度又是一变，唐李渊铸造了“开元通宝”，并将一个钱定为一文。从此之后，就改变了钱币以重量衡量，仍具有实物中介物作用的历史，之后的通宝，无论大小，都是一枚一文，购买力大致一样，这样就从实物中介物向象征中介物转变了。这个钱制从唐开始，直到清末结束，贯串了之后各代，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可以当十文的“重宝”和象五代那样劣钱泛滥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只要社会一稳定下来，钱制就自然回到通宝制上。可以说，五铢钱和通宝钱的发行，是我国古代经济体制的基石之一，也是与农耕社会的小农经济情况比较适应的。到了明代，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适应大宗货品交易的需要和财富便携的需要，同时也随着海外交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从而为同时发行银锭作为另一种并行货币创造了条件。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通宝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在一般平民的生活中，银锭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交易和买卖用的仍是铜钱。

宋代是我国商品生产得到大发展的期间，由于缺铜，在不少地方发行的是铁钱，但铁钱的发行实在不便于流通，一贯铁钱重达二、三十斤。蜀地一直都是我国商品生产和流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但由于铁钱的发行，影响了交易的进行，于是有商人通过发行交子代替携带钱币，而交子可通过殷实商人们开设的交子铺兑换回钱币，这不但大大有利于货物交易而且也有利于货币的流通，但是，随着交子的发行，部分不法的发行者发现人们并不是都将交子兑换成钱币的，而是直接将交子作为货币使用，这样，就产生了不需要同等数量钱币担保就可以发行更多交子的情况，这样就可以获得额外利润，于是就产生了超发的情况，当交子滥发后，必然因通货膨胀而导致贬值，从而引发市场的混乱，甚至更恶劣的是有无良商人在大量发行交子后倒闭卷款跑路，造成交子持有者的重大损失。经过官府整顿后，指定十六家有实力的富商作为交子发行者，发行了由十六家联保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信用货币。交子是需要由商家的信用担保的，交子的发行额需要同时有相同数量的钱币储备作保，交子的持有人可以从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商家的任何一个分店中兑换成足额的钱币，交子的发行是得到官方的同意的，这样就加入了部分的国家信用了。最后国家也发行交子，可是，国家的财政部门未能充分认识到交子发行数量与货币担保之间的关系，在国家财力紧张时，就滥发纸币，很快就导致了这种没有货币储备担保的纸币飞速贬值，最后被迫放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明初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上，同样也因为没有足够的信用保证，国家的滥发而迅速贬值，最后实际购买力只有面额的不足百分一，几乎沦为废纸。而清代出现的汇票之类的金融票据其实并不能作为货币流通的，只是作为一种信用凭证，用于钱庄交割，向户部缴纳大笔款项的凭证，本身是没有流通功能的。
货币出现之初，其实是不能分清楚这究竟是商品还是货币的，因为这时是将某种商品作为商品交换的参照物而出现的，这些中介参照物有各种各样，粮食、畜牲、工具等都曾作为中介物出现，并成为衡量商品价格的工具。但这些中介物并不稳定，粮食会霉变，畜牲会老病而死，工具会损坏，因此，以这些东西作为中介物确实不太靠谱。这样才出现了商品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为商品生产者所认可的货币，这些货币就比较集中于那些易携带，比较少有的物品上，玉、贝、陶都曾经承担过货币的功能，但最后还是贝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从而取代其它物品，成为专用的货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时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其价值是等于被交换的物品的。这就是“实物中介物”，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是特殊商品是很中肯的分析。
可贝币并不耐用，所以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耐用而又便携的金属货币取代其它货币就成了必然。可是，初期出现的金属货币纵使具有更好的流通性，但也不能否认它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具有计量性，可以作为计量单位衡量交换对象的价值，其二是具有实用性的，它所代表的物品价值同样是表现为货币本身的重量和做工上的，起码这些价值与交换物品是有可比性的，而不是没有相比较的标准的。因此，这也是早期金属钱币的价值需要通过重量来表示的原因。原则上不同重量的钱币是具有不同价值的，不能以三铢钱充五铢钱用，强制使用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并且给商品交易带来损害。
在初唐发行“开元通宝”后，钱币的计量价值的属性就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作为实际等价物的功能就越来越不明显了，也就是说，它的数字性越来越明显了。可是，这不等于发行者可以胡来。通宝的大小和重量仍然有一定的要求，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就是说，必须仍有一定的实物价值，才能保持钱币价值的稳定，这也是宋时发行铁钱为何比铜钱重那么多的原因，因为铜比铁贵得多。虽然不同时期发行，但个头的大小、重量、色泽得差不多，才能被认可为具有同等价值，购买物品时才能获得同等的币值认可。如果是质地差，又偷工减料的钱，纵使款式字样一样，也不能得到市场认可，购买力会差上一筹两筹，甚至被交易者拒用的。历史上唐后各朝都明文规定了一贯钱为铜钱一千文，但实际上由于我国是贫铜国，大部分时间一贯钱是不足良币一千文的，最少时一贯只有六百文好钱；但如果是劣币，往往要超过一千甚至到一千二百才能作一贯用。所以市场是自有其经济规律的，不是强权高压就能推翻得了的，宝钞的推广就是个例子，明朝的统治者为使用宝钞制定了极其严厉凶恶的法例来保障，但都无法令人民接受这种不能体现物品真正价值的货币，最后贬值到形同废纸，面额与实际购买力严重背离。
随着货币的进化，其数字化和流通性越来越成为主要属性，而实物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小，最后人们已经不再感到货币这方面的特性了，这就完全进化成了信用货币了。可是，纵使是这样，其后货币发行的信用和价值仍需要通过相当的贵金属储备来显示，这个就是货币的金银本位制，通过这个来制约货币的发行数量和代表价值。贵金属本位制的实行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实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才告结束。之后进入了储备与货币价值脱钩的体系，这时虽然仍须有贵金属储备，但已经不再为货币价值背书了，更主要是作为国家信用的表征，这时货币的价值已不是通过贵金属储备来表示了，而是必须由国家来保证货币的价值稳定，这样某种货币的稳定与否就与发行体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了，强大稳定的经济体，所发行的货币同时也是稳定可靠的，因此就能说明为何美元会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的原因。而相对较弱的经济体往往会将自己的货币通过与强大经济体的货币挂钩而维持稳定，当强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出现波动时，这些弱者往往就是最早受到影响的。象我国这样的经济体，黄金的储备远不是最多的，顶多排到世界的六七位，但我国经济却是蒸蒸日上，国力发展迅速，体量越来越大，所以人民币的坚挺是难以动摇的，除了更强大的美元能对人民币购成干扰外，其它的货币只会被人民币所影响了。

3、王莽货币改制的问题
货币体系是国家经济的基石之一，不当的处理会直接动摇国家的基础的，而货币体系的改革必须有周全的方案，不然必会导致混乱的发生。
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发行，到汉平帝时，也就是王莽真正执掌国家权柄时，据《汉书。食货志》所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山君一直怀疑这个“亿”是万之误，如果是亿万，那么，重量将达十八多亿吨，恐怕我国从古到今都没生产过这么多铜吧。古代生产力低下，生产发展也十分缓慢，每年所生产出来的物资都相对稳定，不会比上一年更多多少，并且基本上每年的物资都在当年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封建时代理财官员们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天下的财富是定数，你用多了，别人就少了。而朝廷却在每年都增发钱币，这样必然造成了通货膨胀，到了西汉末，通货膨胀已经十分严重，五铢钱的购买力以大不如前，这样国家的收入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王莽一定发觉了这种情况，而且由于通货膨胀，人们交易时就需带大量的铜钱，这样很不方便，这应当是引发王莽对货币进行改制的诱因。
王莽的第一次改制其实就已经引发了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吸取教训。
第一次发行的改制货币为错刀、契刀和大钱五十这三种，与五铢钱并行，其基准仍是五铢钱。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泉一值五十，可是大泉有多大？“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就是说，大钱只是五铢钱重量的二点四倍，但流通价值却是五十倍之多。那么，怎样能发财？铸大钱就能发财！如果有铸造能力，那么，将手头的五铢钱熔掉，改铸为大泉五十，一转手利润就是十倍以上！做什么买卖能有十倍利？马克思说300%的利润就可使资本杀人放火，践踏一切人间法律，那1000%的利润会如何？会毁天灭地了吧！历史果然告诉我们“民多盗铸者”，这种“民”当然不可能是普通百姓，因为盗铸者不但需要有制造的能力，还需有销售的本事和渠道才行。
既然盗铸大泉可发大财，那盗铸错刀和契刀岂不是发财更多？现在通行的说法是王莽兄所制的刀币做得十分精美，盗铸者没有这么高的技艺，做不出来，所以就没有盗铸的情况。现代出土的新莽刀币确是十分精美，是古钱币收藏不可多得的精品，价值非凡。可山君总是觉得这种说法有将我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王莽能找到高手铸造师铸出这种刀币，说明其铸造工艺并没有超出当时的制造水平，而且这是造币，不是干将莫邪铸剑，是批量生产的，怎么可能采取只能单体采用的特殊工艺？所以，如果有人愿出高价，要找到铸刀币的师傅是可能的，所以能盗铸出大泉，山君认为就能盗铸出刀币。可为什么就没有盗铸者呢？山君认为从供求关系就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在当时百姓每月几十个钱就能养活一家的年代，这些货币价值太高了，很明显就不是一般百姓用得起的，大泉五十一般百姓都难得一用了。那刀币发行针对的对象是谁？当然是那些地主、贵族和工商业者了，这些才是那个年代的富豪，用得起大钱。这样就让我们轻易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当时，货币的实物价值仍是重要属性之一，也因此才导致盗铸的产生，由于刀币的实物价值与名义币值相差太多了，这些货币的使用时就会因差价太大而导致交易的不平衡，付币者就能以实际价值很低的货币买到远高于其价值的商品，使商品持有者吃大亏。可初次发币的是国家财政，能发财的富翁和成为贵族的家伙又有谁是IQ零蛋的笨蛋呢？谁会蠢到接受这种名义币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违背的货币，令到自己的身家严重缩水？谁是盗铸者？贵族、豪强、工商业者是也，那谁又会蠢到盗铸这种朝廷将会用到自己身上、进行财富掠夺的货币？

宋代是我国商品生产得到大发展的期间，由于缺铜，在不少地方发行的是铁钱，但铁钱的发行实在不便于流通，一贯铁钱重达二、三十斤。蜀地一直都是我国商品生产和流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但由于铁钱的发行，影响了交易的进行，于是有商人通过发行交子代替携带钱币，而交子可通过殷实商人们开设的交子铺兑换回钱币，这不但大大有利于货物交易而且也有利于货币的流通，但是，随着交子的发行，部分不法的发行者发现人们并不是都将交子兑换成钱币的，而是直接将交子作为货币使用，这样，就产生了不需要同等数量钱币担保就可以发行更多交子的情况，这样就可以获得额外利润，于是就产生了超发的情况，当交子滥发后，必然因通货膨胀而导致贬值，从而引发市场的混乱，甚至更恶劣的是有无良商人在大量发行交子后倒闭卷款跑路，造成交子持有者的重大损失。经过官府整顿后，指定十六家有实力的富商作为交子发行者，发行了由十六家联保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信用货币。交子是需要由商家的信用担保的，交子的发行额需要同时有相同数量的钱币储备作保，交子的持有人可以从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商家的任何一个分店中兑换成足额的钱币，交子的发行是得到官方的同意的，这样就加入了部分的国家信用了。最后国家也发行交子，可是，国家的财政部门未能充分认识到交子发行数量与货币担保之间的关系，在国家财力紧张时，就滥发纸币，很快就导致了这种没有货币储备担保的纸币飞速贬值，最后被迫放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明初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上，同样也因为没有足够的信用保证，国家的滥发而迅速贬值，最后实际购买力只有面额的不足百分一，几乎沦为废纸。而清代出现的汇票之类的金融票据其实并不能作为货币流通的，只是作为一种信用凭证，用于钱庄交割，向户部缴纳大笔款项的凭证，本身是没有流通功能的。
货币出现之初，其实是不能分清楚这究竟是商品还是货币的，因为这时是将某种商品作为商品交换的参照物而出现的，这些中介参照物有各种各样，粮食、畜牲、工具等都曾作为中介物出现，并成为衡量商品价格的工具。但这些中介物并不稳定，粮食会霉变，畜牲会老病而死，工具会损坏，因此，以这些东西作为中介物确实不太靠谱。这样才出现了商品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为商品生产者所认可的货币，这些货币就比较集中于那些易携带，比较少有的物品上，玉、贝、陶都曾经承担过货币的功能，但最后还是贝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从而取代其它物品，成为专用的货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时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其价值是等于被交换的物品的。这就是“实物中介物”，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是特殊商品是很中肯的分析。
可贝币并不耐用，所以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耐用而又便携的金属货币取代其它货币就成了必然。可是，初期出现的金属货币纵使具有更好的流通性，但也不能否认它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具有计量性，可以作为计量单位衡量交换对象的价值，其二是具有实用性的，它所代表的物品价值同样是表现为货币本身的重量和做工上的，起码这些价值与交换物品是有可比性的，而不是没有相比较的标准的。因此，这也是早期金属钱币的价值需要通过重量来表示的原因。原则上不同重量的钱币是具有不同价值的，不能以三铢钱充五铢钱用，强制使用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并且给商品交易带来损害。
在初唐发行“开元通宝”后，钱币的计量价值的属性就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作为实际等价物的功能就越来越不明显了，也就是说，它的数字性越来越明显了。可是，这不等于发行者可以胡来。通宝的大小和重量仍然有一定的要求，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就是说，必须仍有一定的实物价值，才能保持钱币价值的稳定，这也是宋时发行铁钱为何比铜钱重那么多的原因，因为铜比铁贵得多。虽然不同时期发行，但个头的大小、重量、色泽得差不多，才能被认可为具有同等价值，购买物品时才能获得同等的币值认可。如果是质地差，又偷工减料的钱，纵使款式字样一样，也不能得到市场认可，购买力会差上一筹两筹，甚至被交易者拒用的。历史上唐后各朝都明文规定了一贯钱为铜钱一千文，但实际上由于我国是贫铜国，大部分时间一贯钱是不足良币一千文的，最少时一贯只有六百文好钱；但如果是劣币，往往要超过一千甚至到一千二百才能作一贯用。所以市场是自有其经济规律的，不是强权高压就能推翻得了的，宝钞的推广就是个例子，明朝的统治者为使用宝钞制定了极其严厉凶恶的法例来保障，但都无法令人民接受这种不能体现物品真正价值的货币，最后贬值到形同废纸，面额与实际购买力严重背离。
随着货币的进化，其数字化和流通性越来越成为主要属性，而实物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小，最后人们已经不再感到货币这方面的特性了，这就完全进化成了信用货币了。可是，纵使是这样，其后货币发行的信用和价值仍需要通过相当的贵金属储备来显示，这个就是货币的金银本位制，通过这个来制约货币的发行数量和代表价值。贵金属本位制的实行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实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才告结束。之后进入了储备与货币价值脱钩的体系，这时虽然仍须有贵金属储备，但已经不再为货币价值背书了，更主要是作为国家信用的表征，这时货币的价值已不是通过贵金属储备来表示了，而是必须由国家来保证货币的价值稳定，这样某种货币的稳定与否就与发行体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了，强大稳定的经济体，所发行的货币同时也是稳定可靠的，因此就能说明为何美元会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的原因。而相对较弱的经济体往往会将自己的货币通过与强大经济体的货币挂钩而维持稳定，当强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出现波动时，这些弱者往往就是最早受到影响的。象我国这样的经济体，黄金的储备远不是最多的，顶多排到世界的六七位，但我国经济却是蒸蒸日上，国力发展迅速，体量越来越大，所以人民币的坚挺是难以动摇的，除了更强大的美元能对人民币购成干扰外，其它的货币只会被人民币所影响了。

呵呵，发错了。

那当时人们大宗交易又怎么办？难道用大车拉铜钱不成？当然不会，用金银就行了。金银才是终极的衡量手段，是价值的体现，而且金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也是约定俗成的，不会出现价值背离的情况。王莽和他的财务官们也是明白这种情况的，于是颁发律令：“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注意这个律令是不针对贵族的，只是针对百姓，所以下面的人才敢于阳奉阴违，收了金子后不将兑换的钱给上交者，但这也说明了上交黄金的人一是地位低，二是数量少，那帮官员们能贪则贪了。
王莽发行新币的其中一个目的肯定是为国敛财。要知道从武帝时开始就将货币的制造和发行的权利收归国有，这一方面固然有让货币统一，便于流通的动机在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武的做法其中一个下作的想法是把持货币发行的权利，在需要的时候，就利用货币发行的差价为国求财，搜刮民间财富。所以汉武在位时曾发行过一种叫白鹿币的皮币，竟然作价四十万，当然，这东西是不可能发行到民间的，“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得行。”简直是抢钱！这是公然用皮币搜掠贵族们，贵族们还不敢不接受。汉武还不止发行过这样荒谬的货币，而且同样干过与王莽一样的改币制的事，所发的银币同等重量时币值比王莽的还要高近三倍，从民间搜刮了大量财富，用以支持对外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王莽其实是师汉武的故智而已。但汉武后来就明白了币制是不可以用来玩的，弄得不好，会惹火烧身的，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后，最终汉武还是将币制确定为比较正确的五铢钱，从而稳定住了国家的金融基础。而王莽却相反，他将币制从较稳定的五铢钱改为各式各样的货币，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经济搞垮了。
第二次改制其动机虽然有点搞笑，但其实却是对第一次改制的一个纠正，山君不知王莽当时是否已经明白了第一次改制的弊病所在，从其后还进行第三次改制来看，他其实是不明白的。但第二次改制其实已经接近实际的需要了，如果王莽和他的大臣和财政官员们能认真地分析市场的情况，将小钱做成三到五铢重，而用银做成大泉五百的话，那改制就基本成功了。可惜他们不明白货币的两重性，首先将本币做成一铢重，六分大，这就已经比后来的劣钱“鹅眼钱”好不了多少了，而“鹅眼钱”是劣钱的代表作。在那个年代，钱币的价值仍是以用料和重量来表徵的，就是说，五铢钱重量是一铢钱的五倍，那它的价值也就是一铢钱的五倍。这不是朝廷法令所能决定的，朝廷想用一铢劣钱代替流行了近百年的五铢钱，怎么可能办到？即使这样，大泉五十的币值仍是偏高，因为大泉也只有十二铢重。但其实这次的币制已经比起第一次合理多了，即使是较轻，但市场也是有其固有规律的，会对商品价值进行自动的调节，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市场规律对其也会产生作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将其与实物兑换调节到一个合理的比例上。所以如果朝廷对金融不进行无理干预的话，这个币制中一铢本币和大泉五十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回到其合理的兑换比例上的，这样本币辅币并行的话，最后仍能做到稳定货币体系的作用。当朝廷强制民间将一铢钱作五铢钱用，但实际上本币却远未能达到五铢钱的购买能力时，民间如何会乐意采用？这不是要让朝廷刮自己的油水么？可是这个情况却让王莽和他的大臣们误判了民间对第二次改制的态度，从而推出了更极端的第三次改制。

第三次改制就不用说了，光是那种令人眼花瞭乱的种类和五花八门的币值就令使用者晕头转向了。可以说，这次改制是完全不具备可行性的，因此，纵使朝廷强制推行也无济于事，因为大家根本就不会计算它们间的兑换比例，要知道古代的百姓基本上都是文盲，让他们去计算买一头牛需要付给卖家若干个大贝，需要倒找给买家多少个三株钱，无乃太难乎！于是“百姓溃乱，其货不行。”这是必然的结果。既然新发行的货币不能流通，可百姓的交易还是需要用钱吧，怎么办？以前的五铢钱还是比较好用的，就它吧！“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王莽还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来禁止五铢钱的通行，于是“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不是开玩笑的，是来真的，有敢用并被抓住的，是会真被流放到边疆的。可这样的严厉手段仍挡不住民间用五铢钱作交易，因为不用五铢钱就没钱可用了。王莽也许最后真的明白了他拍脑袋的第三次改制的可笑，“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这就是回到了第二次改制的基础上了，也只有这样，才是民间能接受的，总比那些荒诞不经的货币好得多。
可是王莽还真是个“性躁扰，不能无为”的家伙，不干点什么事，就不肯罢休。其实大小钱通行下去，让市场调节其价值，就可以让商品交易正常进行了。而且这套体制从始建国二年到天凤二年，也实行了五年了，民间也大致适应了这套货币体系，应当说社会的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也走向正常了，王莽又来第四次货币改制了。这次改制的动机实在不能明白，因为百姓其实已经适应了大小钱的体制了，又来改，必然会带来混乱。从第四次改制时单独规定大钱可通行到天凤六年就可知当时百姓其实已经适应了大小钱体制，而且很可能将大钱作为主币使用，而将小钱作为辅币，就象我们一元下的一角、五角硬币一样使用了，而且这样使用也是很合理的选择，用小辅币更有利于小额交易的进行。
如果没有前面的几次改制，那么山君就会认为第四次改制是最合理的一次。看看这次改制的内容：“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货泉其实就是五铢钱了，不过没铸五铢字样而已。以货布重二十五铢的重量，五倍于货泉，值二十五货泉，虽然仍是轻些，但如果值十或十五，通行估计不会有什么障碍，可这样也应当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当有了前面的三次改制后，这次的改制就变得妨民害业了。因为废掉大小钱后，新的本币是货泉，货泉是值一的，而诏令又附了一条尾巴，让大钱通行到天凤六年，可是币值却只能与货泉等值，都值一，但大钱重量是十二铢，而且上面铭文铸得明白，“大钱五十”！凭什么？凭什么货泉与大钱同值？这样搞法不是伤天害理吗？虽然在第三次改制后，通过市场调节，大钱不可能值五十个小钱，但是值他十来二十个还是会的，而决不会只值一个五铢钱。这样一来，王莽的改制，又等于从百姓身上剥一层皮，还有做得比这样改制更无耻下作的吗？而且大钱如果只值一，那么以前发的小钱值多少？总有个兑换新钱的比例吧？真的只能五十个小钱才能兑一个货泉？当初在第二次发行新钱时，可是明文规定小钱值一，与五铢钱等值的！这就相当于朝廷强行在第四次改制后，将货币贬值五十倍，通过前后几次货币改制的差价，王莽到底从民间搜刮了多少不义之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耻搜刮民财，能不天怒人怨，让百姓离心离德？

4、货币改制的惨烈后果
王莽与他的管治团队并不是一帮蠢人，也是有丰富治理天下经验的精英，虽然他们不明白货币改制的根本意义，但是，作为一帮老于政事的精英官僚，他们在改制实施前也应当仔细考虑过改制的措施如何实施，须配套什么样的政策法令，需如何防止走偏变形，如何进行监督实行，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可能后果及其对策等等，如果说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些因素，山君是不相信的。四次改制，除了第三次确是荒谬绝伦外，其它三次均是有章可循的，虽然与实际不完全契合，但却是有针对性的。但是，改制变法实在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历史上不乏变法失败而使国家更趋衰败，加速灭亡的情况，也有变法不当，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先例。有人认为班固写《汉书》，已经是光武中兴后的事，因为刘家再次得到天下，对于篡权夺位的王莽，自然极力贬低，极尽抵毁之能事。但山君并不是这样认为，班固能成为与太史公齐名的史家，自有其过人这处，起码他在写作过程中是坚持了真实的，对王莽是有所贬低，但从史学上来说，他做法无可厚非，而且所写的有切实的客观依据，比如王莽的货币改制，就是有相应的出土古钱币所证实的，而且他对王莽的评价并非一味贬低，而是有赞有弹，相对客观的。
王莽的几次货币改制，事前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功课的，条例周详，法制严密，执行得力的。可是这些工作放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就使后果加倍地放大了。
第一次改制，就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可是，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每次改制，得利的都是朝廷，所以当权者是否也有意无意地怱视了改制的弊病呢？在发行了三种新币后，“民多盗铸者”，这就是说由于币制的不合理，导致了盗铸有巨大的获利空间，这就无法阻止民间盗铸新钱获利。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没有盗铸，那么，朝廷发行新钱又是怎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当朝廷强制推行面值远高于钱币实际购力的货币时，由于铸币成本较低，而强制取得面值的购买能力，必然获得暴利！这就是通过发行货币与实际购买力的差价强行掠夺民间财富，所为极其恶劣！而民间的盗铸钱与朝廷发行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差异不过是财富被抢入国库还是落入贵族豪强之手而已，这对普通百姓来说，有区别吗？！
王莽以汉皇室的姓“劉”是由金、卯、刀组成为由进行第二次改制，虽然有些荒谬，可是却是比第一次合理些的，但是，这次改制的弊病与第一次是差不多的，停用了刀币，但做一铢钱却更是恶劣，因为一个五铢钱可以翻铸成五个一铢钱！而且这种钱面值小，流通量更大。如果说刀币、大泉针对的是贵族、豪强的话，那么发行小钱就是在赤裸裸地掠夺小民了。刀币、大泉要剥夺富人的财富是要遭到反抗和消极抵制的，可如果朝廷和豪强联合起来搜刮小百姓的话，屁民们那有什么反抗之力？由于小钱易做而且发行又没有什么风险，于是盗铸风行，王莽知道这个问题，但他的对策很是可笑和荒唐：“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那个有能力盗铸的家伙是需要自己搬炭运铜的？豪强们盗铸又有那个是只为自己得利的？那是一个团体的行为，王莽的禁令防得了谁？当某个百姓因天寒地冻而需要运些柴炭回家用，就可能会撞到枪口上，被官吏作为违反禁令而抓起来时，这个政策的失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至于第三次，那根本就是个闹剧。六品二十八种币，可以说是历史之最了，起码山君这种孤陋寡闻的家伙就没有印象那个中外政权曾经同时发行过这样多种类的货币。结果果如所料，“百姓溃乱，其货不行。”这根本就不具备推广的条件，现代出土文物也没能凑齐这二十八种，其中龟、贝币就没有出土过，可能当初是有过样品的，但是却没有发行过。除了百姓无法使用外，可能也没法找到这么多的龟壳和贝壳，要知道不是什么龟和贝都能做钱币的。所以王莽在五均六筦中就有“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这一条，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做货币的原料，所以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不允许流入市场。当然，以王莽的体系官员来说，压价收购，甚至诬蔑采收者犯法强行没收为自己牟利的情况是不可能没有的。
如果说第一、二次改币的实施后对于反对使用的人在法律上的处置不算太严厉的话，那么在第三次改制遇到阻碍后，王莽的耐心就被消磨殆尽，恶法就此出笼。当时由于王莽的币制改来改去，而且小民不会换算大小钱，没法用，新货币的信用基本上是零。但百姓仍需要进行交易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那就得用钱，“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王莽对于这种情况终于发狠了：“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株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除了对于仍使用五铢钱的百姓严厉处置，将他们流放到边疆外，王莽为了强制推行新钱，采取了两条措施：其一曰：“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就是说，为了强制推行，规定人们必须拿着布币出入才能通行，不然就可扣留不携布币的，而且贵族朝官也需持之出入宫廷，不然不让进。对于贵族们来说，拿个值几百钱的布币固然没有问题，可是，布币最低面值是一百钱，让出入的百姓都得持着一个值百钱的货币出入，有点财产的人都会心痛，何况一般的贫民百姓！这个布已经够贫穷百姓生活好几个月了，叫他们如何舍得这样子糟蹋家中仅有的一点钱呢？其二是严厉打击盗铸，“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这种株连的行为实在无理至极。盗铸者有罪，但他的邻居们何罪？何况盗铸者都是偷偷摸摸的，尤其是那些豪强们做这事，邻居们怕也难以知道，当盗铸者被顺藤摸瓜地抓到后，对于邻居们来说就是飞来横祸了，恐怕这些犯法者们也是稀里糊涂地成了罪人后还不知自己犯了那一科！因此，“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真是混账至极！纵使这样子凶狠横蛮，也无法将新钱推广开去，“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最终王莽的做法还是归于失败，只好将货币体系还原到第二次那样，才勉强稳住了阵脚。
可是三次改制的恶劣后果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也许会问，不就是发行了不当的钱币么，何以至于达到“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地步呢？这个相信前面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由于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导致百姓手中的财富被朝廷大量搜掠，财富大量减少，当然，朝廷和执行政策的官吏们是肥了，可是百姓瘦了啊！不论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进行商业贸易，那样不需要钱财的支持？朝廷象蝗虫那样搜刮，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当农民需要靠买田地才能生存，商人血本无归时，还拿什么去从事农商工作？商人破产，农民失业，赤贫人群迅速扩大时，拿什么食物和产品提供给社会消费呢？伤害的是整个社会中下层全体的成员。生活无着的人们买儿买女，离乡背井，能不“涕泣于市道”么？

可王莽仍未折腾完，第四次改制又来了，可这次改币又是如何呢？“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每一次货币改制，都令到大批民众倾家荡产，在严厉的法律压迫下，大量民众因触犯相关的法律面沦为罪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盗铸而被处死、因被诬为反对改制而被流放边疆的民众太多了，以至于王莽及其党羽们都觉得不是办法，再下去就没人做事了，于是只好修改法例，减轻相关的处罚：私铸和知情不告者被罚作官奴，这条法令对于曾经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的王莽是绝大的讽剌！而反对、非议货币改制的就改为劳教一年，官吏免职。可这样一来，对于盗铸、抗拒新币发行的人们就更没有威慑力了。结果更多让生活无着的人加入到盗铸、私用五铢钱的行列，而此时，王莽又加上了五家连坐的法令，因而导致犯法队伍急剧膨胀，这些罪犯会被罚去长安做苦工，什么苦工？就是在铸钱官的手下做苦力。山君相信其中部分罪犯是属于那些与官吏有矛盾，或是被官吏们觊觎财产，陷害入刑而押送京城的，各地方政府又如何会善待他们？衣不周身，食不裹腹，恶吏威迫，愁苦满怀，未到长安，“愁苦死者什六七”！王莽也知道有些法令太过苛刻，在其后，也曾取消了一些恶法，如在始建国五年（公元12年），“是岁，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这时距颁布此法已四年过去了，又有多少民众因此陷入法网？
现代也有过可与王莽改制相比的情况，记得九三年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进行经济改革失败后，卢布光速贬值，从苏联解体前的一卢布兑1.6美元跌至几乎1000卢布兑一美元，几成废纸。于是叶利钦就曾通过对俄罗斯的货币进行过改制，规定了旧卢布兑换新卢布，可是政府不但规定了民间个人兑换的上限，指定兑换地点，而且还规定了兑换的期限。由于时间紧张，而且数额有限，兑换点路途遥远，结果那些从事中俄边境贸易，手头持有巨额旧卢布的中俄边贸商人们，为此吃了大亏，损失了大量的财富。可是这样也并不能解决卢布崩溃的情况，短短四年间，卢布兑美元就从接近1000：1跌到超过6000：1，最后只好在九七年底再度改制，规定1000旧卢布兑新币一卢布，辅以其它的经济改革措施，才勉强稳住了币值。这时已经是叶利钦执政后期，当时普京已出任政府总理。到了这个地步，前苏联积累下来，曾经是世界第二国力的经济财富已经损失殆尽，尽数落入了外国经济金融寡头和国内投机官僚的手中，人民手中的积畜已贬值到血本无归，整个国家的财富损失超过90%，从名列世界二、三位的GDP掉到了十几位，直到现在还远远未恢复过来。普京其实也对经济并不太在行，承接了前苏联这么雄厚经济技术基础后，在经济建设上却作为不大，直到现在仍在卖能源，可见其搞经济的办法不多。
改完第四次货币后，估计王莽政权的政府信用就只剩个负数了，谁敢相信这样的政权，谁愿意支持这样的政府？夫子曰：“民无信不立”，政府的管治权威是建立在令行禁止、童叟无欺的信用上的，信用已彻底破产的王莽政权，倒台就是它唯一的结果。

五、荒谬的政制改制
王莽是个书生出身，他身上的儒家的底色一直就没有完全退去。儒家治国一直有一个蓝本，一个榜样，这是由儒学的创始人孔圣所树立的，并被后世的儒家门徒所顶礼膜拜。这个蓝本就是传说中的三代之治，这个榜样就是另一个同样被誉为“圣人”的周公姬旦。所谓的“三代之治”，是指奴隶社会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的前期统治。那仍是处于诸侯们推举天子的时代，天子其实并不是具有完全的统治权威，完全无法与后来皇帝的“天下一人”相比，而只不过是诸侯中实力较强、国土较大，处事较令其它诸侯信服的人物而已。当时由于天下仍未一统，是由大大小小的部落诸侯们组成的，如要令人信服，就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实力强大。所谓“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其实当时的诸侯们有七十里地盘的就没有几个，看看周分封时的标准就可知：天子百里，公、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武王姬发于孟津汇盟八百诸侯、攻击商纣时，看看诸侯的数量就可明白他们所占的地盘有多大，这时的所谓“中国”，仅止于黄、淮流域从关中直到海边而已。至于商汤纠合三千盟友讨伐夏桀，其时的“中国”更小，只限于中原到海边的黄河中、下游，这时恐怕有七里地盘的部落首领也算商汤盟友中实力不错的人了。二是处事公平令人信服。周文王姬昌就是这样一个人，处事公平，信义素著，得到了当时大部分诸侯们的信服，这就是所谓“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犹服事于殷”说法的由来。当然，我们仍然认为这需要有实力去做处置的。不平往往是强大者欺凌弱小者而导致的，我处置得公平，但强大者肯定不服，你不服，就打到你服！所以姬昌是真正做到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这样一来，那些弱小的诸侯们可就找到组织了，就簇拥在姬昌的周围了，一个两个的支持者可能仍是弱小的，可一百两百的支持者就不是弱小，而是强大了，有七、八百支持者就完全可以夺取天下了！三是具有了制订规则的权力。这是天子才有的权力！当上共主后，其就具有了左右天下大势的能力了。要做到这一点，在立国之主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天下是他带领之下取得的，而诸侯也需要得到他的认可后才能名正言顺地统治封地。可是，之后的天子呢？如果单靠道德感召，是不是不太靠谱？禹之后的益本来是一个道德高妙的人物，可是在争位时却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为何？实力不如而已。所以，必须想法子控制住诸侯们，要让他们安心做诸侯，可不能让他们造反！怎么办？需要有秩序！如何确立秩序？制定一整套的规矩，规定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行。这一套规矩，就叫“礼”，从夏就开始制定了，到了周初，在周公旦的修订下，周礼集历代之大成，达至颠峰！夫子对此极为推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说，周的礼制是通过对前两代去粗取精，去芜存真，不断完善才形成的，他老人家也觉得没什么需要增益了。在夫子看来，周公的功绩并不在于辅助成王，削平管、蔡，击破流言，而是在于制礼，他确立了秩序！这才是达到极致，臻于圣境的功业！
虽然史书对王莽的作为持打压、贬低的态度，而王莽也确是做得不怎么样。可你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王莽的出发点是好或想做得更好的。王莽一生是以周公作为他的榜样的，他希望取得权力，在得到权力后，他广泛收买人心，在收买人心后，他顺利地篡夺了汉祚，建立了新朝。他已取得了前两点作基础了，于是，他取得了制订规则的权力，于是，他就开始改变规则了！王莽虽然开始改变规则，但是，他的改变也同样是有蓝本的，那就是古代的制度。作为一个儒学的门徒，他心中是认为，已经有三代之治的样本放在那里，是不是按照老祖宗的方法做就行呢？是的，一定是可以的，因为夫子是不会骗人的！可是，环境是会变化的，社会是在进步的，奴隶社会的东西，如何可以放在封建社会用？于是就碰壁了，碰壁后要怎么办？不知道，因为夫子没有说怎么办，于是王莽就凌乱了！且看看王莽兄是如何复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