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爵的复古
王莽一定对于古代官制有特别的迷恋，史中记载，“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制度确定后，天下就有了执政的规则，可是，效果如何，却是受到两个因素制约的：一是规则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二是执行力度是否达到要求。
王莽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改起官制来了：于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赘官，主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玉路四门，……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前面的是实职，后面的是俸禄，注意其实王莽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职官，司允、司直、司若等看似很新，但实际上是大司马（太尉）、大司徒（丞相）、大司空（御史大夫）的副手，以前就有，不过不是这个名称而已，比如大将军（大司马）长史就是他的副手，这时应改为大司马司允了。
其后“以统睦侯陈崇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说符侯崔发等为中城、四关将军，主十二城门及绕霤、羊头、肴黾、汧陇之固，皆以五威冠其号。”此就是新品种了，可虽然品种新，但职能却不新，司命仍是属于御史一级的官员，大既相当于以后的副都御史的品阶，可以管到高品官员而已；至于中城将军，后世有一个更形象的官名：九门提督。品级不算很高，权力却极大，非皇帝亲信之人绝当不了。可这种新品种似乎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官制，尤其是四关将军，更似是王莽为了保护自己和京师而设置的保卫力量。
至于太子属官，王莽也作了更改：“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为师疑，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博士袁圣为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廉丹为御侮，是为四友。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原来官制中，太傅、太师、太保是作为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大臣的名誉职务，而带有这种名衔的大臣往往也是朝廷的柱石之臣。而太子的师傅则是少傅、少师和少保，分别教导太子各方面的知识，后来这也是作为一种名誉职务。这六种荣誉职务统称“三少三师”。这六种大臣均名义上具有太子师傅的资格，都负有教导太子的职责。而太子东宫的职官则有太子洗马，中庶子，大夫，舍人等与朝廷官制大致相对应一整套官职，其职能与王莽改名的这一套其实是大致相同的。
改完中央官名后，就要改地方官名了，否则何以“咸与维新”呢？其后于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对主要地方官职做了改名：“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它官名悉改。”这种改法，估计下面的人都会一脸懵逼，都不知道谁跟谁了，没有一段时间，可能都适应不过来。而且王莽的官名越改越繁琐，一个太守，被他分为五等，不但如此，还要加上同于太守的什么六尉郡、六队郡大夫之类，令人头晕眼花，名不惊人势不休啊。纵使后世有上、中、下州太守之分，品秩不同，但名称还是叫太守，因为这样才比较易于记住。而王莽的改法却不是为了方便，而是纯粹为了复古，只要古代如此，他就认为是对的，就得这样改才行。

改官制，又要改爵位。汉的爵位制度是比较简单的，诸侯王、列侯（封号上有一字侯和二字侯，好象一字的尊贵些？）、关内侯。没有了，没有其它了。而且一字侯好象只封了四个：酂侯萧何、留侯张良、绛侯周勃和条侯周亚夫。萧、张二人是与楚王韩信并称的三杰，而周勃有除吕安刘的大功，他人无可比者，周勃的儿子周亚夫统兵平定了七国之乱，自也当得起。之后，再无一字侯。诸侯王并无一字、二字的区别，开国功臣韩信封楚王，而英布是淮南王，刘邦庶子刘长是英布叛乱被平定之后的淮南王，而其兄刘仲之子刘濞却受封为吴王，可见二者并无高下，不过是受封先后的区别，最先受封的多是一字王。之后功臣和外戚、丞相所封的全是二字侯，也有只封关内侯的。既然名为关内侯，那么其封地当然只是在关中了，关外的封爵最少也得是二字侯，因为汉代的侯是指地分封的，也就是说，汉代的二字侯是与封地名一致的，曹参的平阳侯封地就是平阳县，陈平的曲逆侯封地就是曲逆县。
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开始改爵制了，当时朝廷军队镇压了翟义、刘信、赵明、霍鸿的造反后：“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其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数百人。”说实话，附城这个名称，实在比不上关内侯响亮，关内侯者，怎么也是个侯爷吧，附城该如何称呼？城爷还是附爷？都不好听，可能只能称之为爵爷了。这是王莽滥封的开始，因为没有那么多攻城掠地，克敌靖难的大功，就无从通过封爵赏功来收买人心，只好通过滥封来收买那些官员了，因此封爵也就光速贬值，最后竟然有出现“诸侯皆困乏，至有佣作者”的可怜境况。王莽封爵到了新朝中期已经相当泛滥了：“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这并不是王莽封爵的极限，他的要求是：“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就是说，得有三千六百员封爵，这还未包括封王的皇族在内。
其实一统天下的各朝开始时对于封爵是很严谨的，汉初的封爵不多，而同样，象明就只有公、侯、伯三级，王守仁阳明公以平定了宁王叛乱的大功，也仅得封新建伯而已。滥封往往出现在皇朝的末期，朝廷已无法控制住地方势力了，就只好通过滥封爵位来收买人心，维系他们与朝廷的关系；而早早就滥封的朝代就没一个长久得享天下的，早早就封异姓王的朝代更是大部分都被异姓王们篡夺了江山。至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其走向衰败的转折就是从天京事变后滥封王爵开始的，到其覆灭时，竟封了二千余名王爷，洪某的马伕走卒也得封王，可前线力战的将士却无此荣誉，如天国骁将罗大纲、死守安庆的叶芸来、力守武昌后叛降文正公的韦志俊等大功之臣均无王爵，可见滥封就是皇朝衰败的开始。至于王莽的一些封号来由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如王莽登基后将少子王安封为新嘉辟，位在公之上，就是王爵才对，可为什么会叫这么个古怪名号？又如“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就是说所有的女姓封爵均叫“任”而无公主、郡主、县主之类了，无论高低都叫“任”，只有两个例外：一是先朝太皇太后王老太更名号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另一个是王莽可怜的女儿，早早守寡的孝平皇后，后封为“黄皇室主”，都是莫名其妙的封号，可见莽兄是时常会脑洞大开的。

2、地理的混乱
王莽兄除了爱乱改官制外，对于重新命名各地的地名和重新划分各郡的地盘也是兴味浓厚。
登基伊始，就将“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现在人们看来是很可笑的，室何如宫，堂能比殿？可当时并非如此，是后来皇家将宫、殿之类的名号规定为皇家专用后，这宫殿的名号才高大上起来的，如果当初皇家将室、堂作为皇家建筑专用名号的话，那现在高大上的就是室堂了。可换汤不换药的“常安”也是笑料之一，那里比得上长安的名头响亮？至于其它，著名的宫殿未央宫中某殿被改名为“寿成朱鸟堂”，搞笑不？“其馀百官、宫室、郡县尽易其名，不可胜记。”就是说，那几个只是在史料中提出来的娃样子，其它的甚至多到记不住了，反正只要是前汉留下的，就得改！没有理由！
于是“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这种做法，谁知道什么官员该管什么地方？地方的大小和地域又有多大，在那里？要知道，地盘的划分是牵扯到很多繁琐事务的，不是在地图上划个圈就能了事的！现代地改市是需要国务院批准的，不达到一定的要求就不能立市，至于旧的行政单位划分出新行政单位更是慎重，需经反复研究，地改市从开始到结束，历经数年，基本上是按照成熟一个，成立一个的原则去做，根本就不会一窝蜂的设立。至于地域的划分也如是，因为这关系到地方的经济利益、人口归属、资源配置等重要因素，甚至有些地域的划分出现因一事未定，数年不决的情况。随便改的后果必然是职责不清，地域不明，管辖不力，引申开来，就会出现政令不通，上下不畅的情况，就会出大问题！
“‘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粟米之内(纳)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障徼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屏；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诸位看官看明白了不？就是说，除了二千多个县外，公、侯、诸有爵位之人的封地、各派驻使臣和驻军驻地、已输诚称臣的边关首领地盘、未在王莽所定的九州之内的地方，分别复古称之为惟城、惟宁、惟翰、惟屏、惟垣、惟藩，总计达到万数。这样搞法，不但百姓们不能明白，地方官们也是一体糊涂，至于中央政府那些制作地图、划分地盘、区分官员辖地的官员们能否明白就不知道了，但山君估计他们的脑袋运转的速度也不可能比得上莽哥的脑洞开得大和快。
由于脑洞太大的缘故，下面的人实在搞不定，所以“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于是下诏书也怕听旨的人不明白，得附上旧名才行，举例如下：“制诏陈留大尹、大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这是王莽的一封诏书，是分割陈留郡的。前面已说过，王莽已将太守改名大尹，都尉改名太尉。他将益岁以南的地盘划给淮阳，雍丘以东交给梁郡，封丘以东给东郡，陈留以西给荥阳。为何无北呢？因为陈留郡是挨着黄河的，所以无北边的地盘。于是没有了陈留郡了，你太守、都尉就回首都待分配吧！这样一说看官们明白了吧！如果不附上旧名，根本就无法明白里面说的是什么地方。这一分割，涉及到陈留、梁郡、东郡、淮阳、荥阳五个郡，真的要分割清楚，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可是诏书一下，就将陈留的负责人给弄跑了，谁来负责分割，怎么分割，如何交接地方事务？这样一来，估计就只能手快有手慢无，地盘越大当然越好，反正没有主持分割的官员，那谁抢到的就归谁了。于是乱套了。在这个阶段，这种诏书不知凡几？下面的人怎么顾得过来？于是只好诏书由它诏书，好官要自为之了，反正朝廷也管不了这么多，该如何做还是如何做，有好处就抢，有难处就躲，有害处就逃吧！

3、荒唐的俸禄
官名改来改去，地名变来变去，地盘怱大怱小。官员们都无所适从了，不知该做什么，如何做，在那里做。这位“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的王莽兄，改官制，改地名，改地域，改爵位，一改就是十二三年，甚至可以说，王莽从未登基的初始元年来始，直到他倒台为止，他的改制仍未结束。他一直在改，改到死为止，可以说他是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改制不止”了。当官，就需要有俸禄，有赏赐；封爵，得有封地，有食邑，有属民。如果当官领不到俸禄，朝廷就不能阻止他们去搜刮百姓；贵族如果没有封地和属民，就没有人养活他们，为了生存计，就只好自己打工了，难不成得还可以抱着那个空头的爵位饿死？可王莽的改制就是出现了这样的荒谬情况。
始建国四年（公元11年），王莽在明堂总结封爵成果，发现居然有已有和未有封地的五级贵族达七百九十六人，而附城（关内侯）多达一千五百一十一人。可未有封地的那些人的封地呢？“以图薄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注意这个钱是王莽兄发的那种一铢钱。早期跟随王莽的都是大贵族，在王莽登基后，对于跟随者们是酬功丰厚的，无论食邑，还是属民均是其中最多的，其中有的大贵族拥有田地数百万亩，属民万户以上，自己吃穿不愁，家人荣华富贵，这种人又怎么会明白那些空头贵族们的心情？如果是以军功起家的军官们，可能家庭还比较单一，每月给他点钱，日子就能过得下去了。可大部分贵族并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情况，而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都需生活费用的，其中不少是以前的旧贵族，被剥夺了以前的爵位和封地，而新的封地又没指定，而且，贵族也是有等级的，封侯者与附城能在同一等级？那么，其所领到的俸禄自然相差巨大，也许一个侯爵一月能领到数千钱，那按等级杀下来，一附城也许一月只能得钱数百甚至百十了。就象一品大员一年俸禄万石，而一个九品一年只有数十石一样。这样子就养不住一大家人了，可人得吃饭吧，钱不够用，那就去赚钱，那些贵族们，其实大部分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没什么体力劳动能力的，能做什么？“诸侯皆困乏，至有佣作者。”那就只能做做佣人，人前人后，帮闲帮忙了，叫他们下田做工，也做不来。在京城，可以说丢块砖头都能砸到几个贵族家人的，作威作福是别想，你一空头贵族，不被人欺负就侥幸了，还想怎样？
贵族们是倒霉了，被困在京城，没地方可供他们搜刮的。只好苦苦熬日子，希望能早早分到封地，过上好日子。可官员们如果没有俸禄会怎样？王莽在新朝早期，就是没给官员和贵族们发俸！“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5年），才说要发薪！这时距新朝建立已经八年过去了！八年不给官员发薪水，这是一个正规的朝廷该做的事么？南北朝时，是有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不发薪的，但他们是明确可以在管辖区内刮地皮的，在自己辖区内实行“三光”政策，这样的政权谁会支持？无一例外，都是维持不了多久就得倒台，不倒台也是因为其后朝廷发薪水了，不让他们搜刮地皮了。而王莽的所谓发薪，在制订了薪水标准后，又加上了一条尾巴。“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这是受薪等级，最高的年薪万斛（一斛初为十斗，后改为五斗），最低的年薪六十六斛，可尾巴却是这样的：“古者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上，保分州郡、国邑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损其禄；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冀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就是说，地方官员的薪水是与辖地的灾害损失情况挂钩来计算折扣的，而各地的损失比例又能反映到皇上吃饭的菜的数量上，这个比例就是首都官员们所能领取的薪水比例。这样一来，为了发薪水，先必须统计清楚各地灾害发生的情况，然后再计算清楚这些灾害为地方带来了多少损失，然后报上朝廷，待朝廷核实清楚后，才知道某位地方官员和他领导下的各级官员应发薪金若干，然后发下去。如果具体到某位基层官员，他的发薪就得先清楚他的地方有没有灾害，损失多少，而一个地方，比如某州，纵使发生了灾害，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损失一样的，具体统计某县某乡的灾害损失如何，这样再去弄清楚某县宰能领多少薪水……而中央的官员们更惨，得各地统计数据上来后，然后看看皇上菜减了几品，才得知自己还有多少薪水剩下。山君想，如果将这些费在统计损失数据和上报、审核、批准这些数据所费的费用用于发俸，可能都绰绰有余了。可古代的交通这样子，统计数据报上来、待官员们的官僚流程走完后，又须发回去地方，如果是首都近郊，还好些，如果已经到了开封南阳，就得等上一两个月了，走到江淮吴越，那得牛年马月？于是“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就是说，谁都计不清楚这种糊涂帐，终于还是发不成薪水。

可官员们是有家人的，而做官是为什么？为民请命，心忧天下的官没几个，“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是多数，家人都养不活的官有什么做头？让官员们“枵腹从公”是不可能的，包公包龙图，海瑞海青天，也做不到！包拯是清廉，可宋朝的官员收入却是很丰厚的，包公年入万贯，当然可以做清官！事实上宋朝的官员在历代是最清廉的，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不须贪了……。那怕雍正时的清官模范田文镜，一年的养廉银也高达二万多两！就这，也不能保证满清的官员们不贪污！清朝中后期贪官辈出，直到满清灭亡为止。王莽兄竟然敢不给官员发工资！于是官员们就各展所长，花样百出地想法捞钱了。“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焉。”官员捞钱的花样是很多的，可以说什么公务都能成为捞钱的手段。当然，官员的捞钱手段主要还是那几样：一是从税赋上入手，多收少缴；二是通过五均六筦，掠夺百姓的财富；三是在钱币上做手脚，与地方豪强一起盗铸，或通过诬陷地方豪强盗铸而敲诈勒索财富；四是打官司时吃完原告吃被告；五是通过爪牙家属垄断某些行业牟取暴利；六是狠的，寻些罪名，直接将那些没有后台、或后台不硬的中小地主抓起来，敲骨吸髓，将他们的财产弄个精光，多制造几个赤贫人士又能如何？反正朝廷不给工资，我代天牧民，你们这些牛羊鸡犬们出些皮肉奶蛋、毛角下水，不是应该的么？
而王莽这时还在致力于他的三代伟业，“公卿旦入暮出，论议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本来朝廷是有规章的，一任官员任满后，就一般不会留在原地继续为官，这有利有弊，一般任期为三到五年，那些新官员在这段时间内，也仅能到了解清楚地方情况，理清手上的公务，开始进入角色而已，可这样一来就调走了，又来一个生手，又得重来一遍，不是杰出之士掌政，地方政务就难得有起色了。可如果在一地连任下去，却又会出现另一弊端：已经熟悉地方情事的官员们会与地方豪强地主们勾结起来，鱼肉地方，搜刮地皮，为害百姓。“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十一分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按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敛赋，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上级的下派官员最是惹不起的，索要贿赂，各种要求，一旦不满足，马上就交章弹劾，非要弄得地方官员丢官甚至啷当入狱不可。这些官员满天飞，满地跑，交错道路，都是诸多索求的，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地位收益，不行贿是不行的，想行贿，不刮地皮那来的钱财？可官员们谁又是亲自跑上门收钱的？都得有一帮爪牙党羽帮忙的，必须与地方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才能最有效地搜刮，时间久了，就会编织成一张巨大周密的利益网络，这张网上组织的力量之强，具有的能量之大，皇帝朝廷也不能将他们怎样！到了这个时候，官员们的收益已远不是那么点工资所能相比的，象吸食白粉那样，官员们欲罢不能，上了这贼船，已经不能下船，也不敢下船了！因为上级的官员通过下级官员们搜刮民间财富，而下级官员们通过上级官员提供庇护，不容任何人背叛他们的群体、损害他们的利益！
可这时王莽还来了一招神助攻，“天下吏不得俸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关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奸，而奸愈甚。”由于朝廷不发工资从而导致太守、县令们集体发财了，呵呵，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对于朝廷来说，他们的钱财当然来路不正了，可作为最高统治当局，倒是给大家发点来路正当的钱财啊！以中国士大夫们的气节，虽然不多，但是，历代都会出现一小批堪称楷模的清廉官员，唯有王莽的新朝没有这种官员，因为连工资都没有了，从那去表现你的清廉？家人饿得嗷嗷叫，清什么清！贪得少些已经对得起王莽了。当朝廷答应发工资时，大家已经适应了贪污的快活生活了，发不发工资有什么关系？而且，那么点俸禄，顶得什么用？由奢入俭难呐！其实王莽刚篡位时，官府库房中还是有点货的，可是由于王莽的擅开边衅，导致积蓄被大量浪费中，历年的积储逐步被清空了。但王莽是否没钱了？非也，他手中仍握有大量的财富，只不过不在国库，而在皇家私库中而已。这时的王莽越来越变成个守财奴了，直到他被杀时，仍守着六十余柜黄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只有明亡时的皇室和贵族们可与之相比。王莽知道下边的官员贪污刮地皮，边疆没钱打仗了，一定是那些将领和边疆的地方官员们贪污了军费和军饷！这点上我们是支持王莽想法的，历代的武官都有贪污的恶习，克扣军饷更是保留节目之一。可是这也是因为王莽的做法才变得变本加厉了呀！你查抄了边军将领和边关官员的家财，可又不能将他们都撤换了之，还是用他们统军守边，那这些文武官员们因此不但对新朝的忠心荡然无存，而且因为家中的损失，更加变本加厉地克扣和贪墨，边事更不可问矣！对于那些告其主子的关吏和奴婢，当时王莽一定制定了很诱人的悬赏，可是事情过后呢？这些人还有命享么？

4、附录：莽式科技的疯狂
山君网上找资料，居然发现穿越说论者将王莽时期列为我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老山看的史料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王莽时期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对中国历史和科技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发明创造。不知是否老山孤陋寡闻了，希望就教于持此说的史家。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思想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时期，分别是战国时期、宋朝和明代初中期，这三个时期中国的科技和思想领域发展迅速，成果辉煌；而国力最是强盛的汉、唐两代反而不是科技发展最快的。这与商品发展和交易的发达程度有极大关系，春秋战国时代不但冶金、农耕、纺织、军事等方面的科技发展迅猛，出现了象公输般（鲁班）这样的工学大家和墨子这样的科学家，也是中国思想大发展和成型的阶段，这段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影响、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达二千多年。宋就不用说了，四大中的三样是宋发明的，出现了象沈括、宋应星和毕升这样的科学和实干大家，而且还形成了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流派——理学。而明代初中期中国在造船航海、纺织、火器使用等方面一度领先世界，也出现了学贯东西的科学大家徐光启之流的人物，思想上，封建末期能与理学争一时雄长的王阳明心学就产生于明代。汉代科技方面也产生了造纸术和张衡，思想上也产生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为儒学成为占据封建社会统治地位的显学立下了巨大功绩。就是唐在令人回味过他那流芳百代的文治武功后，发现在思想和科技上取得的成就少得可怜，起码与其巨大的功绩完全不相称，而思想上虽有韩愈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家，对儒学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可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可在王莽新朝短短十五年中，并没有产生过对中国历史和科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创新；至于思想上更是荒谬，流毒深远的图谶学说虽然不是这时发端的，可是却是在这时开始大行其道的，其学说毫无根据、理论很是荒唐、夹带了大量的私货，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而正宗儒学对之毫不客气地加以坚决的排斥和压制，视之为异端邪说。
王莽时期的科技是带有强烈莽式印记的，试看看一则记载就可以看出其特点：“翟义党王庆孙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侉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筳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这是一个很残忍的科学实验，与日本兽军的七三一部队的活体解剖是同一种东西。这王庆孙固然是个反贼，但国有国法，明正刑典即可，杀了他以后，如果科学需要，同样可以进行解剖，量度尺寸，做出图形。而且，如果真是为了科学发展，每年的死刑犯多的是，王莽自己上台后杀的造反者成千上万，尸体不少，那个不可用于解剖？对于逆犯，需要的是惩戒和警醒，更需要宣明罪名，以正国法，而不是虐杀。而且，如果真是科学，就需要持之以恒的了解、坚持和实验，而不是这样的处置，这样的做法，不但亵渎了国法，同样诬蔑了科学！中医与西医虽然都是实证的学术，但西医的那一套并不适用于中医，即使到了现在，对于中医的理论，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解读，仍然没能给予明确解释，象经脉、穴位的病理作用就说不明白。而以“竹筳导其脉”者，就是用竹丝穿血管，以弄清其走向而已，其实对中医来说，这个没什么作用的。这样的做法，确实符合王莽开脑洞治国的特点。当犯人在案板上的鲜血中扭曲挣扎，嘶叫惨号时，这能与科学拉上什么关系？
在王莽时期，与周边各民族都翻脸了，于是就大打出手，其中尤其以匈奴的实力最为强大，于是莽兄的脑洞再度打开，他想，我华夏地大物博，人才众多，是不是会有些奇能异士，能为攻打匈奴提供些先进装备和思路？“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既然皇上广开贤路，大家于是踊跃应募，“言便宜者以万数”，且看看这些“科学家”们的奇葩表演：
“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这位也是脑洞患者，但也知马会游泳，将马匹互相连接，驱入水中，大概可以造成浮桥，让部队快速渡河。可这位不知是否知道马匹需要四肢划水才能浮起，如果不动，就只能象石头一样沉下去？急流中马也是过不去的。而且，骑兵比步兵贵重多了，以中国少马的情况，可行么？
“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这位根本就是修仙之士了，不知跑到俗世中想干什么？自己修行就好了嘛！
最有创意的是这位，“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这不是空口胡说，是有实证的，“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此为鸟人是也，不但弄出双翼，而且身上头上也沾上鸟羽，非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大鸟不可。现在的科学证明了单靠人的力量，是不能做到挥动双翅带动自身飞升的，这位古代仁兄居然做到了以鸟人的雄姿飞行数百步之远，实在令人惊讶，不知他有什么增力的方法？可惜没有更详细的记载，就象公输般大师做的木鸟能在天上飞行九天九夜那样，技艺都失传了。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夸大的地方。
当然最著名的古代飞行发明家还是明朝的万户。自从宋代发明了火药后，人们就将装药纸筒捆在竹枝上制成了人类第一支火箭，在火箭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明代，万户于是根据火箭的原理制造出了一个古代“飞船”。他用椅子作为“飞船”，椅子后面捆绑了47支“飞龙”火箭，借助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飞向太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想到了着陆问题，手里准备了两个大风筝，这样就可以平稳地降落。这几乎是当时所能用到、所能想到的最先进的优势组合了，这个构想比起莽兄时期的那位完善多了。
试飞那天，万户坐在自己制造的“飞船”上，让仆人帮他点火，随着一阵阵轰响声，火箭喷出一股股火焰，“飞龙”火箭把万户推向半空。当第二排火箭在空中自行点燃时，一声巨响，万户连同他的“飞船”一起坠落在万家山。这就是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次空难。
万户牺牲了，这是为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虽然王莽期间的那位无名飞行者和万户以及史载的其它飞行实践中对飞行的探索精神必须肯定，但是，这也说明了没有合理的理论支持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为了纪念万户的功绩，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决定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
也算莽兄不太糊涂，“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这些科学家、炼气士们是不会打仗的，而且这也不是正确对待科学的方法。但以王莽的性格，也不可能象文化复兴时期的欧州君主和贵族们那样去支持科学和赞助经费，所以，这种做法是不会对科学发展有所帮助的。

王莽的改制，从他登基前当“摄皇帝”时的居摄元年（公元5年）起，历经居摄两年、初始一年、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到了地皇元年时，他的改制已经基本上陷入了全面失败中了。从始建国四年（11年）取消井田制和放开奴隶买卖后，天凤三年（15年）官员受薪制度失败，天凤六年（18年）因犯钱法的人太多而减轻刑责，最后在地皇元年（19年）将羲和（大司农）鲁匡降职，分别标志着抑制兼并政策、政制改制、货币改制和五均六筦工商政策的全部失败。
六、变法不比开国易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国者无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还只是正常的治国过程。而变法更是一种极为严谨、需要周详考虑、小心探索的重大行动，一个看似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历史上成功的变法本就不多，甚至还比不上成功开国的次数多。纵使成功的变法，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后遗症，甚至威胁着主持变法者的生命。王莽的改制是变法，他也吸取了大量先人的经验，采用了大量的变法的成功措施，但他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他的改制失败，为他带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名，但是，相信后来的变法者们，就没有不研究他改制措施的，并且也一定从他失败的教训中吸取到了有益的养分。
1、新朝以前的变法
春秋战国是中国变法最为集中的阶段。春秋时期开变法先河的是管仲，在政治上，他首倡“尊王攘夷”，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了周天子的王权衰落后的第一个打着拥护天子的旗号压制其它诸侯的霸主；经济上，管仲是盐铁官营的第一人，他推行的经济政策成功地使齐国富强起来，支持了他的霸业取得成功。这是一个知进退，明得失，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智者，他的《管子》到现在仍具有启发意义。孔圣虽然认为管仲的做法不够正道，但却仍是赞扬他取得的功绩和对时势的匡救。其后于战国时代更多政治家、军事家们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各种变法探索：吴起在魏国和楚国变法、李悝在韩国变法、乐毅在燕国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齐威王的变法等风起云涌的各种变法，不同程度地使国家变得更强大和富足，使各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封建时代，并且在战国时期称雄一时。但做得最好和最彻底的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商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变法，也是涉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最长，取得成效最大的。商鞅的变法，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他搬迁了首都，将首都从相对不便的栎阳搬到了扼控四水、镇守关中、交通便利的咸阳，强化了对关中根本的控制，也让处于交通要冲的首都更耳聪目明，能及时了解周边情况和作出快速反应；
对政治架构进行了改革，建立了郡县制，将国家委任官员扩大到县一级，将对地方的控制从贵族手中收回到国家手中，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国家强力掌控了地方的权力；
建立了保甲制度，同时配合推行“连坐法”，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必须共同举发，否则同罪，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不告者与降敌同罪，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推到了极致，为充分运用民力打下了基础；
改革了贵族继承制度，只有有功者方可袭爵，无功者降为庶民。
经济上，商鞅大力推行田地私有化，鼓励开恳荒地，田地归开恳者所有，并免税三年，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强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控制商人的数量，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这在物资不丰富的时代，有利于国家对物资的统一调度和控制；
统一度量衡，全面推行官员受薪制，防止地方官员因经济上的原因而搜刮地方，为害国家；
改革税制，增强国家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力，并且让国家能清楚国力的强弱，在灾害面前有抗御的能力；
强制分户，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
通过解放奴隶政策，大力吸引邻国人口流入，增加生产力。
军事上，推行二十级军功制，这是当时最为先进和相对公平的军事奖励制度。体制完善，条例明晰，对军功的酬庸丰厚，有功方可晋升，平民可成贵族，不拘一格提拔将领，任用人才；
执行军国主义政策，采用战时供给制度，通过国家控制战争物资，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保障战争胜利。
外交上，将流氓外交发挥到淋漓尽致，深得厚黑学的三昧，翻云覆雨、软硬兼施、背信弃义、厚颜无耻、言而无信等流氓行径被商鞅运用得流畅自如，成果丰硕。
但商鞅在变法推行过程中，无情地伤害了大部分贵族和士大夫的利益，纵使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也将自己活成了独夫。孝公一去，商鞅就成了孤家寡人，很快就被政敌所擒杀。可是秦变法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行十多年就令秦国力一跃而起，成为诸国之首。秦变法成果丰硕，深入人心，统治者们深知这是强国之路、立国之本，所以并不以商鞅死去而废法，而是持之以恒，力行不缀，秦也因此越来越强，最终一统天下。
汉武没有公开言明变法，但他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变法。他改变了对外的战略，从保守防御变为主动进攻，大力发展骑兵，支持卫青、霍去病的军事战术和制度的改革，从而取得了对匈奴的全面战略优势，打残了匈奴，将其逐到了漠北。经济上，他全面推行盐铁官营，入粟边疆，出售官爵，反正怎么来钱怎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支持战争进行。他数次进行货币改制，为了敛财，甚至敢于发行价值四十万的白鹿币敲诈贵族们，但最终将币制确定为五铢钱制，为其后数百年的币制确立了规范。可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但财政濒临破产，而且百姓不堪重负，天下人口减半。到了晚年，为了挽回施政的损失，他下了轮台罪己诏，停止了大部分劳民伤财的措施，与民休息，才阻止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可以说汉武的变法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他的部分措施不但成了恶法，而且给后来的统治者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王莽的经济改制名义上是效法周制，实际上却是在抄袭汉武的故智，五均六筦、货币改制就明显有汉武变法的影子。

2、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持并强制推行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从熙宁二年到熙宁六年王安石在短短五年内，连续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将兵法等变法改制措施，并且改革了科举制度，从而掀起了历史上涉及内容最多、影响范围最广、引起矛盾最大、造成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变法。这次变法与王莽相比，无疑更深刻、广泛，变法的成果更大，推行更有力，措施更详细周密。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一定参考并研究过王莽改制的成败得失，并且吸取了其中的有益经验。且让我们看看王安石介甫大人的变法有些什么好料：
经济上
青苗法：这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一个，它规定在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从官府中获得贷款，半年利息为二分到三分，随夏、秋收税归还。这是为了帮助农民渡过每年艰难时间的便民措施，对于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
免役法：将以前需要每年为公家出役劳作，从而影响到生产正常进行的做法改为由须出役的家庭通过缴纳一定数额的免役钱，由政府雇人代替劳作。这个钱是所有给役的家庭都须出的，这样一来，既可减少劳役对正常生产的影响，又可雇到专业人才从事专门工作，增加社会就业，减少闲散人员；
方田均税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这种措施明显是针对贵族、地主阶层的，要将他们隐瞒的土地清理出来，迫使他们按章纳税；
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农业收成很大程度取决于水利灌溉的情况，制定这个法例后，朝廷将水利情况列为官员的考核指标之一，从而促进了水利工程的修复完善，增加了农业收成；
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抑制了商人、贵族对市场和物价的操纵，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输法：这其实就是政府采购。通过设立转运使，掌握较富裕的东南六路的商品生产和价格情况，按照政府与宫廷实际需要，遵循“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起到降低国家支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们囤积居奇，损害平民利益的作用。
军事上
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保马法：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将兵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主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改变了以往将不知兵，指挥不灵的情况；
还有旨在提高兵器质量的军器监法和裁汰老劣兵员的裁兵法等。
政制和人才选用
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由于在推行变法过程中，受到反对者的强大舆论攻击，读书人几乎都站在了反对一面，使王安石注意到要加强对支持变法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为变法造舆论。具体为：
其一、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扩大考选名额，去掉那些风花雪月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
其二、整顿太学，实行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其三、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这个部门所编撰的教材是以王安石所注的经义为基础的，其为变法营造舆论氛围的作用十分明显
其四、帷才是举。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其五、成立旨在推进变法的执行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指导变法的实施，颁发变法措施条例，强制推行各项变法举措而设立的机构，统一了事权，而且对于变法成效和政府财政也有了统一的管理考核。

既然措施相似，那对抗的方法自然也可照搬。每次变法，都是对原制度和秩序受益者的利益的严重伤害，而那些受益者就是以地主豪强为基础的封建士大夫们。他们对于新法的破坏非常歹毒，以青苗法为例，法例并不强制百姓贷款，只是在需要时自愿告贷，数额根据需要自定，半年息二到三分，但反对势力的做法是强制百姓贷款，不管你是否需要，而且将利率大幅提高，最高达到规定的三十五倍之多！至于免役法，可以想见的就是地方官员们直接就加派款项从中分肥的丑恶嘴脸。以此打着推行变法的名义对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搜刮，不但上下其手，大发横财，而且败坏了新法的声誉，制造出了大量新法的罪行，以此强加的罪名掀起对变法大规模的舆论攻击。同样，他们对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的破坏手法与山君前面所写的对王莽相应改制措施的破坏手法完全一样。当然效果也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破坏了变法的施行和声誉。新法由于推行过急，没有时间去去仔细分析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修正不足之处，以至于因变法措施中不足之处被敌对派系所利用，造成的损害被堆积、放大，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反过来，又成了旧党攻击变法的有力借口。从这方面来看，王介甫与王巨君都有同一个毛病：“性躁扰，不能无为”，作为变法的主持者，这实在是个重大的性格缺陷。
当然，有些变法措施的不良后果是很久以后才暴露出来的。就以将兵法为例，这个法例的实施，有力地改变了宋前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指挥不力，交流不畅的毛病。推行后，对西夏的战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前面对夏战争的屡战屡败，到互有胜负，再发展到变法后期对夏胜多负少，占据了明显的战略上风，这个法例的实施，在前期确实是对提高军队战斗力，争取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新法的问题就逐步产生了：由于将领长期在一地，统率一军，从前面的将不知兵，逐步改变为兵为将有，不复知道效忠朝廷和国家。北宋中后期的西北对夏前线将门林立，除了之前已几乎被打散了的折家、杨家外，又新崛起了种家、姚家、曲家、吴家等著名将门，这些将门的宗旨还是保护家乡，保护亲人。所以他们在家乡作战时就能发挥出色，对夏作战不落下风，屡有斩获。但是，将门实际上还是地方军阀，他们将军队视作私产，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当朝廷需要他们抗御外敌，离开家乡时，他们就有明显的抗拒心理，不愿为国效力，见势不妙，望风溃逃。西军离开家乡后，在对辽、金作战中，无一胜迹，一溃千里，就是这个原因。但逃回家乡后，战斗力又恢复了，西军在后期名将吴璘、吴玠兄弟的率领下，虽然无力恢复河山，但还是守住了汉中，扼制了金人的进一步攻势。
最后变法的结果，与王莽的改制相似，都是肥了朝廷，瘦了百姓，受到士大夫们的猛烈攻击，最后随着神宗的去世而被废除。但是，变法的部分措施确实改善了国家财政，强有力支持了国家的运行，而旧党反对者们除了空口说白话外，没有任何方法改善国家财政，帮助国家渡过财政危机。于是其后新党蔡京们上台后，又部分恢复了新法，但是，这些人的出发点是为了搜刮财富，满足皇帝和自己的挥霍欲望，因此被朝野强烈排斥，蔡京等六人被指为“六贼”。朝廷分裂为新旧两党，专务党争，不理政事，北宋末年朝堂乌烟瘴气，导致外敌入侵时不能团结一致，抗御外侮，这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错，那些食古不化，专注自身私利的旧党们难道就有能力挽救国家？！可是，北宋官场的分裂确实源于王安石变法，这是不争事实，从这个角度说，北宋灭亡，王安石是有责任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象朱文公那样，将灭亡的过错全算到王介甫身上。

3、明清的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后果很严重，又被那些掌有话语权的文人们多方歪曲、肆意诬蔑，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变法成了祸国䄃民的代称，而且纵使是实质上实行变法，也不敢再用变法的名称。但是，封建社会是一种僵化的体制，封建统治者们是不会主动修正体制缺点、与时俱进、为了大众利益着想的。所以，当体制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无法再满足时代需要，当再不改就会面临崩溃时，再不愿意，也得作出改变，或曰变法。
明代中后期，就是这样，清醒的统治者们已明确地意识到不改就会出现不忍言之事了，于是先期进行变法，力图一洗颓废，重新为体制注入活力。这次变法用的名称是一条鞭法，主导人是明末政治家、朝廷首辅张居正，辅助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支持者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这是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时高明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权力对于变法的作用，这是不可或缺，不能稍欠的！没有权力保障，任何变法都是水是月、镜中花。于是联合了地位不在他之下的内监第一人冯保，乘万历帝年纪太小还不具备掌握国家权力能力之时，利用他帝师的地位，争取到了垂簾听政的李太后的支持，组成了集天下最大权力为一体的变法团队，运用好了权力这把利刃，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取得了推行一条鞭法的成功。但虽然如此，我们在审视一条鞭法成功的时候，就会发现张居正的变法比起商鞅、王莽、王安石的变法来，不但规模小得多，而且受到的掣肘也多得多，取得的成效其实远达不到要求，最终也未能实现为明王朝续命的目的。
一条鞭法及其相关的内容如下：
经济上，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主要是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注意这个做法，后来的雍正帝所做的“摊丁入亩”就是这个。
为了强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大力整顿吏治，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他所说的“公室”，指的是朝廷，而所谓的“私门”，则是指官僚豪强。他通过清理田地，抑制兼并，使那些享有特权的阶层吐出隐瞒的土地，增加税收。
为了减少灾害对国家的影响，他提拔了治河专家潘季驯担任工部尚书，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军事上，他大力支持李成樑、戚继光、王好古等名将筹边，从军事上镇摄住了蒙古、女真等边疆、草原部族，再通过互市，促使双方经济交流，从而做到使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一条鞭法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在万历初年，朝廷入不敷支，财政亏空巨大；到万历十年变法大见成效，国库积存了四百多万两库银，比国家一年的岁入还多，有力地支持了之后“三大征”等对内对外战争的进行。但是张居正的变法同样有它的缺陷，一是他的变法范围比较狭窄，象均输、市易、货币之类的雷区他就不敢趟，导致他的变法很不全面；二是他也有不敢得罪，不能得罪的人，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变法其实是变通以后的结果，这个人就是他的首辅大学士老师徐阶，严蒿的对头，一个被清流赞不绝口，但死后却不敢葬在家乡的老官僚。徐阶一生积财无数，他是松江人，家中有田地四十多万亩，财富比老对头严蒿还多。当张居正强制清理田地时，特意指示地方官员放过松江，只不过是因为他老师的缘故，当时徐阶的学生门徒遍布朝中，当学生的那敢掀老师的底子？
但张居正也是个有私欲的人，他也追求声色享受，他当老师时，对万历要求严格，李太后是寒门小户出身，自奉俭朴，所以小皇帝过得清苦（当然这是相比于其它皇帝而言）。但在一次去张家探病时，万历却发现张家富丽堂皇，享受远过于皇家，小皇帝想起张师傅老是教导自己须节俭持国，自己当皇帝吃穿都很寒酸，他自己却是如此穷奢极侈，不由得怒火万丈。但他却将仇恨藏在了心中，因为他还未亲政，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未能与由三驾马车组成的帝国最高权力集团对抗，于是隐忍了下来。在成年了，张居正也病死后，帝国权力终于回到了皇帝手中了，于是他就全力清除张师傅的影响，严厉处置张的同党和后人，不但撤了张的儿子的官，而且还饿死了张居正的母亲，杀了他的儿子，查抄了他的家产，取消了他所有的身后荣誉。但万历做这些事的时候，不但没有什么人为张居正说话，反而满地都是落井下石的，这是因为张居正的清理田亩着实得罪了大批的官僚地主，这是他们的反攻倒算。直到崇祯年间，才算是给张居正恢复了名誉，但那时距明亡也没剩几年了。虽然他们清算了张居正，但是朝廷那帮人却并不蠢，他们不能坚持一条鞭法，但却保留了其中的收税不收实物，只收钱财的做法，结果农民们倒了大霉。因为只收钱，不收物，所以农民们在秋收后交税只好将新收的粮食换钱，当时正是新粮上市时，谷多价贱，为了交税，农民们只好忍痛贱卖粮食，可是，地主和粮商们却趁机低价收购，在青黄不接时却高价卖出，大赚黑心钱。由于政府没有平抑物价、粮价的措施，导致百姓们生活更加困苦，这也是导致明亡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张居正的错。

清代共有两次变法，但都不叫变法。一次是雍正的整顿吏治，其实也是变法了，因为其中主要的措施是三个：“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这个在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中有着极为精采的描写，山君曾仔细读过，感受很深，建议未读过的看官不妨一读，着实是一部好书。摊丁入亩就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之一，雍正也照搬过来了。而官绅一体纳粮则是取消了读书人和官员们的免农税特权，因为宋以后都规定了有功名的读书人是可以免税的，这样就导致了那些需要纳税的人为了避税主动将田地挂靠到官僚们的名下（名叫投献），从而使官僚地主名下的田地越来越多，兼并越来越严重。朝廷和收入中，最大宗的就是农税，免税的田地越多，朝廷的收入就越少。雍正的做法，可踩到官僚们的猫尾巴了，于是他们都跳了起来，软磨硬抗地反对新政的实行，而且还在雍正生前死后，罗织了大量罪名污蔑他，几乎将雍正搞倒斗臭了。“火耗归公”中的“火耗”就是将收回来的碎银重新熔炼成银锭时的损耗，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的所耗的银两远远超出实际损耗，这其实是个约定俗成的陋习，这些多出来的“火耗”最后都落到了地方官员和吏员的手中。雍正将这个银子收为公有，但他却没有收归国库，而是将这一项公开化了，作为官员们的正项收入，还给起了个伟光正的名字：“养廉银”。这是最早提出“高薪养廉”概念的，雍正的意思是我已给你们高收入了，如果再有贪污，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这个高薪确实也是高，象雍正的得力干将李卫、田文镜等人，每年光“养廉银”就有两万多两收入，以相对购买力而言，可相当于现在年薪千万级的收入了。可实际上廉不是高薪养出来的，其后的清朝官员们拿着养廉银，也没见他们少贪污，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得力的实施，就无法阻止官员们贪腐。
但是雍正实在是个有眼光、有能力的封建政治家，他的变法虽然不全面甚至很不充份，得却通过他的大毅力及早就实施开来，其时封建体制的弊病刚出现不久，他就及时察觉到了问题所在，并强力推行了变法措施，弥补了其中的部份不足，并且重新刷新了吏治，重整了官场，所以后来有个说法，说雍正朝没有贪官，也没有清官，只有能吏。但他的变法做得极好，雍正在位十三年，登位时国库只有不到八百万两库存，这还是拉了一屁股债的情况下硬克扣下来的；但他去世时，国库已有了干干净净的库银六千万两。虽然都让他的败家儿子乾隆给败光了，但由于有他这个老爹的打底，在吏治和财政上给他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才有了后来的乾嘉之治，这不是儿子的功劳，是老子的功劳。所以变法这东西，是越早越好越有效的，张居正在明朝中后期才实施变法没能为明朝续命，但雍正在清朝早中期实施却实实在在是为满清续了命的，在康熙末年，朝政已相当腐败，财政亏空严重，按乾隆贪花好色、好大喜功的性子，他是做不到象他老爹那样心狠手辣的，所以他是没有主持变法意愿的。如果沿着康熙开创的道路前进，估计不到百年，清朝就得完蛋。所以雍正的变法至少为清朝延续了百年寿命。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乾隆没给嘉庆留下东西，他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大宝贝：和绅。穷疯了的嘉庆好不容易挨到老爹归西，在柩前下令抄了和绅的家，得财数千万两，所以有“和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至于另一次变法，就是康梁的“百日维新”了，这个读过书的学生们都耳熟能详了，就不多说了。但是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康梁们的变法，既无相应的权力支持，也没有合适的官场基础，就这样拍拍脑袋上演了，那能成功吗？人人都说是慈禧扼杀了变法，但如果慈禧不出手，维新就能成功？一样不能，而且拖得越久，反对就越强烈，朝野分化就越严重，更难收拾。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同样是维新，怎又不见慈禧反对？除了曾、李实力强大，慈禧有所顾忌外，也是因为这两位湘、淮军领䄂的措施是能实行的，并且也见到了成效，他们同时拥有权力和官位，只要下决心实施某项革新，就能运用手中的资源做到做好，这是他们能成功的基础。
王莽改制，其涉及的范围仅次于商鞅和王安石，但取得的成果就远不如这两位了。王莽的各项改制措施最后基本归于失败，而且新朝的崩溃原因主要也是改制失败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而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虽然他自己也成了变法最大的祭品，但变法的成果是完整保留下来了，并且使秦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最终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王安石生前死后都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和污蔑，可是纵使是旧党中人，如苏轼等，都认为新法并不是都不好的，新法不应一刀切地取消，而是应当甄别对待，取消坏的，保留好的。虽然没有被接受，但事实证明苏轼的意见是对的，其后由于旧党的嘴炮们对于治国一无所能，终于还是让新党们翻了盘，但国家因此陷入了党争的泥潭，国运走到了尽头，在外敌的打击下，轰然倒下。

第四章 新朝的崩坏

每一个得享长久的皇朝，都具有深厚的根基。都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都经历长期的战乱，使旧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打碎，为新皇朝的建立留下了大致干净的统治空间和社会资源；二是经过长期战乱，优中取优，能最后取胜的实力集团无不是身经百战，文武汇萃，首领一定是出类拔萃、智慧深沉、眼光高远之辈；三是一定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朝代，到了唐后，儒家思想已经是自动成为统治思想了，不选的，如蒙元统治者——怱必烈是倾向于儒家思想的，但他没有将这个强硬规定为统治思想——就没能长久统治，如果不是怱必烈实行了一段时间儒家思想统治，并且所用的汉臣基本上是儒生，蒙元的统治连八十九年都不会有；四是新朝的统治方式必会大致沿袭前朝，不会作大的改进，而只会对不适应的地方进行修正，这样最容易确立平稳的统治架构，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就是明证。
王莽的新朝是承前汉的余烈，但其根基就远远不如了，更不要说给人民的影响和恩惠了。所以，王莽一上台就进行大规模的改制，本来就是因为他的根基不稳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希望能就此巩固新朝的统治基础。可是事与愿违，失败的改制不如不改，如果不改，沿袭汉制，新朝是不会仅过了区区十五年就崩溃掉的。
一、失败后果与施政缺陷
变法是一个高风险的活计，历史上成功的变法屈指可数，远少于皇朝建立的数量，所以变法的难度实在不低于、甚至可说高于开国的难度。真正取得比较好成效的变法仅有这么两次：一次是商鞅变法，另一次则是雍正的刷新吏治了，前一次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后一次则为一个皇朝续命达百年之久。但这两次都对于主持者有很大的伤害，商君为了变法丢了性命，被夷了三族；而雍正以堂堂帝皇之尊，被那些因为变法损害了自身利益的官僚和地方士绅抹黑得不象人样，什么屠父、杀母、荒淫、暴戾、下流、无耻、穷奢极侈等完全无中生有的罪名都纷纷落到他的头上，名声被污蔑和诬陷了几百年，直到现代才得到平反，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汉武的变法最后以轮台罪己诏收场；王莽改制将自己的性命都改掉了；王安石变法最后被迫辞相，之后新法被废，他也在金陵郁郁而终了，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千载的骂名；张居正虽然为明皇朝大幅改善了财政状况，但却身后凄凉，家人被迫害，荣名被剥夺；更别提康梁和“戊戌六君子”的结果了。而不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变法都对皇朝的存续产生了多少的影响，新朝是当时就崩掉了；北宋的灭亡与王安石变法是有不能否认关系的；而明朝的灭亡虽然不能归于张居正，但是一条鞭法的消极影响对明亡有一定关系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清朝更快灭亡，是封建制度的最后挣扎，此变法一败，封建皇朝连回光返照的希望都没有了。
1、改制失败的后果
王莽的改制，从多方面摧毁了新朝的基础。
首先，王莽的政制改革摧毁了新朝的政治架构。我们说王莽的政制复古是一场闹剧，这在前面已有了详细的论述，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说清楚这种对政治架构摧毁的后果。每一个得享长久的皇朝，其政治结构都是比较合理和成功的，不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部分不再适应社会的变化，它的根本矛盾已经无法掩盖地对社会发展产生破坏作用，而最终因各种原因崩溃。但是，这不能说当初的政体不合理，这个政体的建立，是集中了以开国君主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集体智慧而产生的，建立之初，是与社会相适应的。可是，任何一个统治架构，首先是为了统治集团的方便而设立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就产生了与架构相适应，并由这个政体所依靠的统治阶层，并且这个统治阶层通过政体的优势不断地攫取社会利益，最后，任何对这个政体的改变，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而变法，就是要改变旧的政体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既得利益者们的反抗。要顺利地推行，变法的初期措施首先就不能形成与整个统治阶层的对抗，而应当先让部分人得利，先形成可以进行变法的基础；其次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推行和修正变法措施的缺陷，让支持变法、从变法中得利的人群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压倒反对势力的绝对力量；其三是变法措施不但应当与社会相适应的，而且也要有绝对的权威推行，因为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为下面的什么所接受的，商鞅说得好，“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所以只要有利于变法的推行，有时就需要强权的推动；其四是变法需要有个终极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说最终要过渡到什么样的代替政体，这个政体不但是产生于旧政体之上，而且要弥补得了旧体制的弊病，否则变法就没有意义了。可王莽的复古必制只是沉溺于照搬周制，更改官名、地名，而不是分析何者是社会需要的，何者已对社会构成障碍，结果，他成功地打破了旧的政治体制，但是新的政治架构却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保障改制顺利推行的体制，于是整个社会的统治体系陷入了一片混乱中，不但不能保障改制措施的实行，反而让奸官猾吏们找到了体制的缺陷，从中上下其手，给改制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而且，架构的混乱带来的更恶劣后果是运转失灵了，上面的政令不能顺利地传达到基层，或者传达到基层的是被歪曲、扭转的政令，而基层的实际情况同样不能令上层如实了解，须知上层的政策产生是基于对基层情况的掌握，如果掌握的情况失真不实，那制订出来的政策其效果可想而知。王莽以帝皇之尊，其推行变法本来是处于一个很有利地位的，从他很多不切实际、脑洞大开的政策都能强行推进就得知他并不缺少权威，但是，由于政治改制的混乱和失败，他的政策在基层实施时基本上都是失真扭曲的，这样就失去了改制的本义，而且官员们不断通过改制措施的缺陷为自己牟利，也不可能如实反映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导致他的改制必然会走上错误的方向。在王莽改制的后期，官僚体系已完全失灵了，地方上的灾害、流民的情况、造反者的威胁等严重问题都敢隐瞒不报，各级官员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王莽和他的管治团队完全不知、不愿意知甚至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情况来知，这说明了后期王莽已完全无法控制官僚体系了。

其次，王莽的经济新政破坏了新朝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和五均六筦，是王莽新政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他的这种一味复古，不切实际的做法，与社会和时代是脱节的，纵使出发点在于抑制兼并、阻止垄断，但实际上的结果却完全没有达到他的意图。井田制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特征，因为有了私有化，才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远高于奴隶社会。不要说井田制等于变相剥夺了农民的产业，就是那些要被打击的大地主，又有那个不是有各种背景，甚至本身就是大贵族之家？这样鲁莽的行为怎么可能成功？非但不成功，而且还得罪了士大夫阶层，这可是朝廷统治的基础。王莽的土地改革没有强行推进，如果强行推进的话，新朝连十五年的命都不会有，因为失地的地主和官僚贵族绝对会起来与王莽拚命。历次变法中，包含了平抑物价、调节丰欠手段的，都很难取得成功，王莽的五均六筦；王安石的市易法、均输法；汉武的盐铁官营；等等，就没有一个能取得完全成功，垂法后世的。可能会问，汉以后的王朝，很多都有平抑粮价的手段，在各地官府都设立了常平仓平抑粮价，常惠仓灾年赈灾，这不是成功的例子么？而且盐的专营直到今天仍然在实施（还增加了烟的专营），这能说是不成功？可山君仍会肯定地说，不成功，因为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是永远不会为市场所认可的。平抑物价的工作是应当依靠市场去完成的，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完成，这是经过无数的事实所证明的。商人们通过商品的流动，赚取差价，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且通过将手中的利润再投入生产中，从而不但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还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努力研发增加新产品、控制市场扩大利润比例来促使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升，使商品生产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其中的根本在于流通，没有流通就没有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商人的本质就是商品流通的载体。当政府通过官方行为来削弱、限制商品流通，从而人为地控制了价格的变化，扭曲了市场规律，必然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打击了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没有流通那来的利润？没有利润自然就没人愿意去生产了；二是政府将应当由市场控制的商品利润掠夺到政府的手中。由于政府控制了商品的销售，从而形成了市场垄断行为，于是很快他们就会发现原来可以通过对垄断商品的定价攫取高额利润，于是很快地平抑物价的初衷就被扭曲成了通过垄断向百姓圈钱的行为，采购的对象从原来关乎民生的物资变为所有能产生利润的商品。因为是政府的强力行动，百姓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更加深了百姓的困苦。所以常平仓、常惠仓后来基本上都失去了平抑物价和赈济灾荒的作用，成为了地方官员们贪污腐败的渊薮，真正灾荒来临时，开仓一看，空空如也，纵使杀掉几个贪污的官员，又如何能解救得了数以万计的受灾民众？至于盐专卖，后来根本就不再是为了平抑价格，惠及民众，而是为了从食盐垄断中掠夺利润，当朝廷通过扭曲食盐价格，从中凶狠地掠夺到比正常情况下高十几甚至几十倍的利润时，这样的政策难道不是伤天害理？封建社会实行了一千多年，真是惨无人道！王莽的改制，最后就是变成了这副样子，百姓们如何肯支持这样对自己敲骨吸髓的朝廷？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这种做法是对商品生产的破坏和摧残，最终损害了新朝的经济根基。
其三，货币改制吸干了民间百姓的血汗。货币改制的初衷是针对五铢钱滥发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可是货币改制实行了四次，每次都给民间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财产损失，这难道还是为了五铢钱问题？如果说，第一次改制有针对贵族豪强的刀币，那么对于社会的掠夺还是广泛性的话，那么从第二次开始，受害的基本上是社会基层的百姓们了，因为所改的都是小钱，什么一铢钱，什么货泉，都是通过对低值的小钱强制推行，从而从平民身上大量掠夺财富。那么贵族豪强呢？他们是有能力进行盗铸，并且能够将盗铸的钱使出去的人，因此，在其后的几次改制中，朝廷与豪强贵族共同压迫平民阶层，一起掠夺社会财富，就成了其特点。王莽不是不想打击盗铸，因为盗铸损害了朝廷的利益，破坏了币制的改制，可是，他的惩罚措施，却未能真正落到有能力大批盗铸的贵族豪强身上，而是害苦了那些升斗小民，象“禁民挟铜炭”、“五家连坐”等无理的法律，最终都只能是无反抗能力的平头小百姓成为最大受害者。可能在最初，王莽确是有过改善币制、减轻通货膨胀，稳定国家金融制度的初衷，但是，当货币改制的方案出笼后，百姓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反之，朝廷不闻其害，但见暴利滚滚而来。可以说，每个施政好或较好的朝代，在财政开支上大都是入不敷支的，这个主要是他们要做事多，而可收的税少，统治者们又不愿通过加派捐税来解决财政困难。这样一来，开源不成，就只有节流了，于是这时的官员们就比较清苦，收入低，来钱的渠道也少。当朝廷的措施对于财政有大的支持，能充分缓解财政困难，甚至令朝廷财政大有盈余时，只要这种措施不损害自身的利益，官员们无不是踴跃支持，大力推行。在没有对生产力提升和商品生产有巨大帮助的创新手段出现之前，其实社会的财富增长是一个缓慢甚至停滞的过程，就是说，每年社会的GDP基本上是不变的，原来朝廷、贵族地主与平民百性的收入比例是稳定的，当第一方的收入突然大增，而第二方却没有受损害，那么，必然是第三方被压榨了。可是第三方的呼声是最小的，最不受重视的，也最没有上达渠道的！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所谓民情汹湧、群情激愤、与民争利等叫喊鼓噪，其实都是士大夫们所发的，都不是老百姓的声音，反对变法的声浪之所以巨大，是因为变法措施剥夺了士大夫们的利益，于是各种喧嚣反对都冒出来了。当措施只是剥夺了百姓们的利益时，士大夫们是不作声的，因为利益中有他们的一部分。王莽的货币改制不是进行了一次，是进行了四次，每次都至百姓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可是，除了事后写史的班固们指出了货币改制的弊病外，当时王莽身边和手下的官员们有谁指出了货币改制的不对，劝告王莽停止改制，与民更始么？没有，起码从史料中山君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家伙。故左将军公孙禄骂井田制、骂五均六筦、骂造图谶、骂胡乱施政的，但独独没有骂乱改货币的！为什么？因为地方豪强是得利的一方！所以，深受夺迫掠夺的百姓们求告无门，发泄无地，只好用最原始、也是最狠绝的方法——造反——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了。

发了几次，为什么都看不见？

最后，王莽的施政耗空了政府的积蓄。在平帝、孺子的时代，王莽主持政府工作，这时他的施政是比较合理的，政府沿着以往的施政轨道惯性地前进，在王莽清理了官场的积弊后，政府的工作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开展，于是财政情况得到有效的改善，原本并不算很空虚的国库得到有效的充实，各项积蓄都明显增加，是时“莽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莽恃府库之富，欲立威匈奴”，纵使史载有所夸大，但其同时官府积藏还算正常应当是事实。但到了新莽后期，王莽给更始将军廉丹的督战诏书曰：“仓廩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可见其后因王莽的施政错误，已耗光了官府的库藏。王莽大规模动用府库积藏的不当施政措施有几项：一是擅开边衅，这在下面有专节论述，但这个是对积藏消耗最多的举措；二是用于镇压起义军，这个在后期基本上耗尽了新朝的元气，也消耗光了朝廷在地方和中央的多年积蓄。战争是最消耗物资的事情，一大帮的脱产者军汉们，一边大量消耗着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一边还在破坏、消耗对手手中的物资，天下有多大，又有多少物资可供他们这样的消耗？被抢光掠净的百姓们成为了流民，为了生存和温饱，加入了抢掠者的行列，他们的队伍象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天下物资就只剩下越来越少，最终发生人食人的惨剧。三是王莽由于自己是通过专权篡夺了汉祚的，所以对臣下们不太信任，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他就派遣了大批的使节到全国各地，这些拿着“新使五威节”的家伙，权利极大，不但传达中央政令，而且负有督察地方政务、监视官员工作、巡视农业生产、检查地方财务、审察诉讼纷争等任务，几乎所有地方官员的工作范围他们都可干涉。为了保住乌纱，地方官员们自然要小心奉承，招待费用当然出自府库，但这帮家伙是那种做事不行，勒索精通的，官员们自然要从府库中再拿出部分加以贿赂，才能摆平。这样官员们就不平了，为什么你们这帮家伙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将我们下面的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顺走？官员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既然都拿出来作招待费了，那么就多拿些，大家也好分些辛苦钱。于是这些使节的开销用去了一，贿赂拿走了二，官员们分掉了三，小吏们贪污了四，于是，库存就没有了。百姓们遭灾后，再也得不到赈济了，官员们为了隐瞒府库空虚的事实，干脆瞒报灾情，将灾民们逼上了绝路。

2、王莽施政的缺陷
封建政治体制的建立，是无数精英的努力和不断修正的过程，是与社会相适应的结果。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封建体制都会有一定的改变，这是社会发展和体制缺陷修正的结果。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混乱后往往会出现较大的改变，春秋战国后，秦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延续到晋后，经南北朝两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和对峙，政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隋统一全国后，政体转变为台省制，延续到唐及五代；当宋太祖定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政方针后，中国的文官治国体制最终确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也消弥了武人祸乱的根源。其后的明清均循此制，而明太祖将国家体制从宰相负责制改变为内阁制，大大增强了中央控制和皇帝独裁，但文官政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由武将挑起的反叛和割据已基本消失，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由于刻意削弱武将的地位，国家武力不振，长久以往，在遇到外敌入侵时，已经腐朽的军事机器不堪一击，皇朝终于灭亡，宋、明都是这样完蛋的。但实行这个制度的每个朝代都令到国家得享数百年的和平，从历史上看，肯定是比之前更进一步的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是现代文官制度的起源，中国的开科取士也是公务员考试录用的发端，虽然现代西方国家遮遮掩掩，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是从历史资料中我们能查到西方曾有过专门派团考察中国文官制度和科举取士方法的事实，中国的国家制度曾得到过伏尔泰等西方哲人们的高度称赞。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曾经的落后，而否认我们祖先们对世界的贡献，也不能因为西方国家的岐视，就自我矮化，自我贬低。
当一套国家机器沿着某条固定的轨道运行到达稳定后，就会产生强大的惯性，形成超稳定的结构。控制这套机器的管理者们，在不改变这套体制的前提下，其实对于体制机器的控制是很省力的，甚至还有在机构缺少管理者的情况下，系统仍然按惯性运转，数十年没出什么大毛病的情况，明代的神宗时期就是如此。万历数十年都不上朝，六个大学士只剩了个首辅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只剩了一半，但朝廷的运行也没出什么大问题，万历年间仍是公认明皇朝最繁荣的时期，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所以，混帐些的管理者，可能使机器走得慢些，保养得差些，开得更费力气，但是肯定不会一下子翻车的。好的管理者，也许会大修一下机器，令至机器运行更顺畅，走得更快，但是，他也改变不了机器会慢慢老旧，逐步走向报废的趋势。成帝、哀帝是较差的管理者，而王莽则是较好的管理者，所以王莽在平帝、孺子时代，管理朝政能取得较明显的成效。可是，极少有管理者同时也能担当机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的。王莽是个好的驾驶员，但却不是好的设计师和技师。变法，比较简单的就是对机器进行大修和关键件更换，如张居正、雍正，修完以后的机器会或长或短时间内恢复活力，跑得更远，但象商鞅、王莽、王安石这样的变法，就不是大修了，而是拆机器重做，甚至是扔掉旧机器新做，这样就要考究设计师眼光、水平和知识范围够不够用，还要看制造者是否具有与设计相匹配的技术能力，能否按设计和工艺要求正确制造出机器来。商鞅做出了一套好机器；王安石做出了半套好机器，但却将余下的半套搞得更糟了，而且新旧机器竟然互不兼容；王莽将旧机器拆了，却没能做出新的，最后面对着一地鸡毛，杯具了。

王莽没有开张造新机的能力，其表现在几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
王莽出身于贵族家庭，这造成了他对天下情况了解不全面。生而为贵族，在社会承平时，当然是个很大的优势，天然就具备了当官的基础，而且，贵族家庭一方面弟子们能得到充分的教育，是社会中少部分有文化的人中的一个，并且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对社会上层的情况和运作是有充分了解的，这是平民们一辈子都了解不到的。可同时，他也不能了解到社会底层的情况，平民其实是社会的基石，虽然他们每个个体的力量很弱，但是，集合在一起就成了金字塔的底层。底层的不稳，金字塔就只会崩溃掉。所以，稍为清醒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底层情况的了解，也很希望能得知朝廷政策实施后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和他们的反应。也许百姓对一次两次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恶果可以忍受，但都是恶法的话，又有什么理由忍受？何况长期这样，忍无可忍！汉朝的几个出色的皇帝都有底层生活的经历。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是西魏王魏豹的宠妃，魏豹在荥阳之围中被周苛处死后，这个反骨仔的后宫也被刘邦接收了。刘邦是个薄情的人，尤其是对于象薄姬这样的，本就没什么感情，春风一度后，薄姬就被刘邦扔到脑后了，而文帝刘恒就是这春风一度的产物。所以刘恒小时生活得很不如意，与母亲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对基层的情况自然就比较清楚了。同样，宣帝刘病已也在小时曾混迹民间，作为倔强少年参与街头斗殴，颇象不良少年的样子。可就是这样，社会底层的情况他就清楚得很了。作为西汉皇朝治国最出色的两位皇帝，他们对社会底层的了解给他们治国政策提供了全面的依据，所推出的措施切合实际，有益基层，符合社会真实需要。而王莽就缺少了这一条，他对社会的底层了解实在太少，所以他的政策往往是想当然的结果，与实际的需要并不相符，推行的结果当然就不妙了。这方面汉武与他比较相似，都是不了解基层情况，乱推不合实际的政策，给百姓带来了很大麻烦，但汉武不需重塑政体，所以改起来容易些，不需动到社会的根本方面。
王莽没有基层工作经历，这就决定了他的工作能力不全面。作为贵族子弟，王莽的起点很高，而一入仕就“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并且不久后就封新都侯，拜为侍中，成为朝廷高官，三十八岁就出任大司马，成为王氏一系的掌门人了，这固然使王莽能早早参予朝廷上层的争斗，了解朝堂上的权谋诡计，也使他后来在掌控朝政上做到了得心应手。可这样却导致他没有基层工作的经历，但是基层经历对于一个治理国家的官员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在基层工作过，才能了解基层的情况，知道民生的艰难，知道如何处理与百姓有关的工作；也只有在基层工作过，才能了解清楚基层官员们是如何糊弄上官，如何与地方勾结为奸的；如何玩弄小心思、耍弄小诡计敷衍工作的；只有在基层工作过才能知道如何控制和处理这种阴微小手段，保证自己的决定能得到正确的推行。汉宣帝时的用人方针是按理民的实迹作为升迁的依据，丞相的擢拔，首先考虑治理地方政迹突出的官员。黄霸是被列为西汉循吏第一、理民成绩极为出色的官员，后来宣帝就在丞相出缺后，提拔他出任丞相，虽然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处理中央政事有时不太顺利，也不太懂得如何按皇帝的意思处理政事，可这样并不能说他就没有做好工作。而宣帝在当政时很好地坚持了这一条，这样就使中央的政策不会与地方实际脱节。宋时讲究“不历州县，不入台阁”，所以宋时能上能下，对下情了解的高层官员很多，不但王安石是县令出身，他的政策在当县令时就试行过，其它如韩琦、富弼、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等大批能臣、名臣，那个不是从地方上来的？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几上几下，对基层和朝廷都了解得十分透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的话可不是胡说的，他对自己居庙堂、处江湖的能力充满信心。反观以“二十年不出京城而大学士”为傲的明代，其施政能否切合基层实际就十分可疑了，一个从中进士直到升任国家中枢首脑都没有过地方任职资历的官员，他真有能力推行切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法令么？好在这样的基层小白即使在明代也不多，否则明代是不可能有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的。王莽由于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他的党羽们也没几个人有，所以他们推出的政策法令看似周密详细，但却对在基层推行时会被歪曲和扭转的情况估计不足，也没有任何办法防止和修正这种情况带来的伤害，所以他的施政都失败了。

王莽是儒家的信徒，他的知识面不足以构建新的体制。王莽时代儒家的思想已经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了，其它的思想不能说已经绝迹，但是也很边缘化了。而且，王莽选择的仕途之路就是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观念，结果他得到了官场主流的承认和接纳，除了他的出身给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外，他个人的努力也是不能抹杀的，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身上的儒家色彩。在出掌国家大权后，他以周公为榜样，处处仿效周公的作为，排斥政敌、笼络读书人、施惠百姓、专制朝政，直到身任宰衡、荣加九锡，最终，他将儒家的一套发挥到了极致，居然成功地篡夺了汉祚！从此他彻底成为了儒家思想的迷弟，从他后来托古改制的做法就可知，他的每一个改制措施都必会找一个古代的依据，似乎不这样就不能实行似的。这与另一位宣称“天命不足信、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的王介甫成为有趣的对照。可惜光有儒家思想是不足以构建出一个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开国君主们，如赢政、刘邦、刘秀、杨坚、李渊、李世民、赵匡胤、怱必烈、朱元璋、皇太极，甚至于蒋中正、当今太祖等，就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儒生。他们都是各种思想的复合体，也许有些偏向儒家，有些偏向法家，但也有偏向黄老、兵家的。儒家思想是治国的利器，事实证明了，在大一统皇朝中，儒家思想是最合适的统治思想。但是，打天下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却并不是最合用的，战国争雄时，没有一个诸侯国是采用了儒家的统治思想而取得成功的！秦统一所采用的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思想揉合在一起的，但是以法家为主，而秦的统治思想中几乎没有儒家的立足之地。后来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了儒家治国的效用，不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用儒家思想来驱动是最平稳有效的。可是，三公九卿制是由秦建立的，那不是按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东西！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万能驱动体系，放在什么样的国家程序中都能或大或小起到有效作用。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是驾驶员必读，但设计师除了要懂得驾驶知识外，还需懂得更多别的知识才能设计出机器来，可王莽就少了这些知识，所以他搞不出新的机器来。
王莽军事能力的欠缺使他在关键时候支持不起国家体系。虽然治国靠的是文官，但是，打天下、保天下靠的却是武将。古代的中国人并不了解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只以为世界是以华夏为中心的，不管谁入主华夏只要他尊崇孔圣，实施儒学，就可承认他的正统资格，这也就是为何蒙元与满清会被史家认为是正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原，而是他们也实行儒学治国。自己下属的臣子们造反是乱臣贼子，而外敌侵入夺去江山却是天道循环，天命更替，真是奇怪的逻辑。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官们治国后大力削弱武人，打压武将，他们并不认为不妥，因为纵使这个朝代亡了，下个朝代仍是华夏正统就行。史家从宋末、明末的笔记、史料中，将蒙古军、辫子军描写得好似天兵天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昏话莫过于此。其实这入侵者不过是纪律严些，打仗不太怕死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要说与现代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对垒，就算李牧、王翦、卫青、霍去病、李靖、徐达统率同等装备水平的汉军，打败他们绰绰有余。那些笔记作者和史家，不过是被入侵者的野蛮杀戮吓破了胆的可怜虫而已。历史上的入侵者，战力与蒙元军、辫子兵比肩的比比皆是，不过之前我们没有打压武人，国人仍保有那么点勇武，还有几个陈汤、班超、卫霍李徐们撑起民族的脊梁，结果最糟也不过是丢了三分一江山。王莽不懂军事，在危机来临时就无法靠军队支持住统治地位。其实史上比王莽更混帐的统治者不知凡几，但由于他们有兵，也能战，硬是靠军队支撑住了残暴的统治，直到同列忍不住反抗这种残暴，或死后他们的后代无法统御军队，才垮的台。在翟义造反时，王莽只会抱着孺子婴在宗庙发抖，军事指挥实在一窍不通，镇压过后就会乱封爵位。这是他的不足，这样导致他在农民起义后胡乱指挥，浪费了大量的钱粮，因为不懂，所以他不敢相信那些前线的将领，除非那是自己的子侄统军，什么王邑、王寻，那里知兵？“当前歌后舞，顾不快耶！”这是带兵的将领？完全就是个鸨子头！昆阳之战由这样的寿头统军，王莽确定脑袋没被门板夹过？在新朝前期，将领们还是忠于朝廷的，他们象灭火队那样东奔西扑，疲于奔命，当廉丹、严尤等优秀将领死的死、败的败后，能战的兵将就没剩几个了。昆阳一战，看似新莽军四十二万，大占优势，实际上能战的就没几个，扎住营不动还能唬人，一遇战败，立马崩溃，败如山倒，雍水不流。结果昆阳一战彻底淘光了王莽军事上的老底，此后，回天乏术了。

二、擅开边衅
任何一个国家，与外敌进行长期战争，都是大耗国力民财的事，如不能尽快决出高下，稳定住局面，那还不如委曲求全，在保护领土完整的同时，付点钱财减少边疆的麻烦，买来个弱势下的和平，汉时和亲、宋时岁贡（对西夏叫“岁赐”，可笑）就是如此。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周边外敌环伺，恶战不断的。汉帝国从成立到汉宣帝时，就不断地与周边的敌人战斗，匈奴、鲜卑、羌人、乌桓、百越、夜郎、西南夷、西域等，直到汉宣时，才改变了对策，安定了边境。但在汉初时，打不过匈奴，就只好委曲求全，遣公主和亲，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和平。罗马帝国同样，在国力鼎盛时，威风八面，四方扩张，当国势衰颓后，周边的日耳曼人、汪达尔人、高卢人、法兰克人、匈奴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突阙人什么的，统统都迫上来了，不但明抢暗偷罗马的土地，甚至还有野蛮人当上了奥古斯都和凯撒（罗马皇帝和嗣帝）的，最后，东、西罗马终于毁在野蛮人的大军铁蹄之下。所以，边境无小事，处理得好坏往往关乎国运，无论处理得好坏，都会极大地消耗国家的财力和气运，区别不过是多些和少些而已。所以，擅开边衅，无论那个朝代，都是严厉禁止的，这样做的将领，将会受到严厉处罚，轻则撤职，重则丢命。匡衡们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为难陈汤，“擅开边衅”就是一个沉重的罪名。可如果是皇帝这样做呢？古代这样做的皇帝有几个：汉高祖刘邦，结果被匈奴四十万大军围在白登山七日七夜，惨败而归；汉武帝刘彻，一辈子与周边外敌奋战，拓地千里，但是穷兵黩武，搞到民穷财尽，下诏罪己；隋炀帝杨广，北巡边疆，被突阙围在云中，几乎回不来了，后来三打高丽，国运耗尽；唐太宗李世民是最好的一个，他大规模北伐，消灭了东突阙，打残了西突阙，但在高句丽同样狼狈而归；宋太宗为了夺回被石敬塘卖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起兵北伐，结果高梁河一战惨败，数十万大军溃散，太宗身中数箭，狼狈逃归，最后他驾崩就是因为箭伤发作；明成祖为国守门，一生五伐北元，彻底打垮了北元，可他自己也因劳累过度，病逝于第五次北伐的回师路上了。这些帝皇们都不是弱者，不是开国的强人，就是继位的猛男，可是结果都并不理想，也并不能最终解决边疆的问题。
王莽兄是个军事小白，竟然也敢做与那些伟大帝皇们同样的事，真是无知者无畏，结果可想而知。

1、好大喜功的换印闹剧
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宣称臣到王莽因换印风波导致与匈奴交恶，再起边衅，其间经过了一个多甲子，这个时间太长了，让新朝统治者们忘记了当初的边界是如何腥风血雨，争斗双方均死伤惨重。武帝倾国征伐的结果是使匈奴失却了富饶的漠南，被迫迁到了苦寒的漠北；可汉帝国也未能消灭对手，多次远渡戈壁对漠北的征伐最后都是损兵折将，空耗国力，难以为继。汉武罪己，除了边事外，内政的失措也是主因之一。在他驾崩后，昭帝在位时间太短，海昏侯本身就没有当帝皇的福荫，终于到了汉宣继位后，朝政才真正地稳定下来。汉宣对汉武时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合理的取舍，总的来说，是采取了北守西攻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到了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其后于甘露二年来朝，宣帝给他予极高的待遇，待以敌国礼，位在诸侯王上，让呼韩邪单于极为满意，此后在汉的帮助下，他赶跑了对手郅支单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郡士马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由此呼韩邪坐稳了单于位置，其后果是“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至此，汉匈间终于迎来了边境的长久和平。元帝继承了宣帝的对外政策，着力经营西域，陈汤之事就是发生在元帝朝，之后，西域已完全臣服在汉皇朝的权威之下，历经成、哀、平、孺子四朝，北部无战事，西部少风波，长达万里的边境线得享长久和平，人畜繁盛。宣帝对匈奴的怀柔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呼韩邪及其后的历代匈奴统治者和民众对宣帝极为感恩，并且只是承认宣帝的后代对他们的权威。但这一切，却因为王莽的短视政策和轻率举措而被彻底毁灭。
王莽登基前，就着人去引诱西海羌人玩了一出献地求内附的闹剧，但这个并不是羌人自己的意愿，而是其中部分人被王莽的利诱而导致的结果。羌人是以游牧为生的，对于中原皇朝来说，得其地也不能开荒种地，对其地的控制也主要是靠怀柔为主。但当羌人觉得上当后，就对王莽的做法不满了，于是“西羌庞怙、傅幡等怨莽夺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春，窦况等击破西羌。”这是王莽对边疆外族发起战争的开始，本来羌人就难搞，汉武时开拓西域，匈奴就曾鼓动羌人袭击汉与西域间的通道，后来宣帝时对外几次大发兵，其中之一是对羌人的战争，老将赵充国费尽心思才平定了羌乱，这样一来，就被王莽这根搅屎棍给搅黄了。击破西羌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打败他们，他们逃走就是了，其实损失并不大，但是，以后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