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放言五首•其三
唐•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需要，思想的发展而变化的。这诗所论的两位历史人物中的王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白说“辨材须待七年期”，但对于王莽的功过是非，却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也没有辨清楚。
在封建社会时期，王莽王巨君、曹操曹孟德，是被史家定论的两个巨奸大恶，是被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所树立的反面典型，为历代统治者所憎恶、排斥、摒弃。王莽是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一步步地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控制了整个官僚体系，树立了自身的绝对权威后，篡汉成功，权力登顶，他是从文的方面做到了改朝换代；而曹操则是手绾大军，削平群雄，控制了自皇帝以下的整个国家统治系统，“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权力，皇帝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是从武的方面实际架空、颠覆了朝廷，以致他儿子曹丕一继位就顺利地夺取了汉室江山。王莽终结了西汉，曹操实际上终结了东汉，两汉长达四百多年的统治，最终在此二人手中颠覆结束。从文、武两方面威胁、颠覆皇权，这两人开创了先河，在后面的封建统治者们看来，这是不可容忍、不能接受的情况，都这样干，让统治者们情何以堪？你这样破坏规则，大家如何玩下去？所以，必须抓出几个娃样子来，大张伐挞，搞垮斗臭，为后来者戒，让天下人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这种娃样子后来还有隋炀帝杨广、秦桧，一个是昏君的典型，另一个则是奸臣的样版，再加上宦官干政的娃样子魏忠贤，这些娃样子们就齐全了。这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们树立起来的反面典型的大全，概括了对封建皇权产生最大危害的几种情况：从文、武方面颠覆皇权，因统治不当造成皇权崩溃，用奸诈手段危害国家和皇权，架空皇权、专制朝政、损害统治阶级利益。
历史的评价是服从时代和政治需要的，在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王莽、曹操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他们都只能作为反面典型而存在，被批判、摒弃，他们的名声臭不可闻。但到了近代、现代，史界和舆论对这些人的评价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多种多样起来，固然，仍有坚持历史评价的，但也有完全颠覆历史评价，为他们评功摆好，大唱赞歌的。鲁迅先生就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而胡适先生则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至于杨广，现在就流行一种评价是说他雄才大略，不过是因为急于事功，才导致天怒人怨，统治垮台的；而魏忠贤，更有人为之辨解，说他忠心耿耿，在皇帝厌政时，是他负担起了国家的统治责任，为明皇朝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有甚者，连最不可能翻案的秦桧，也有人大唱赞歌，但其翻案的居心，却实不可问了。这些评价的产生，更多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且，这肯定不可能是最终的评价，以后，还是会有不同的说法产生的。
网友的想象力是无穷的，现在网上流行的说法是王莽兄是个穿越者，其根据是他所实行的变法与我们现代的做法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限制兼并田土，禁止奴隶买卖，建立国有商业机构平抑物价，实行钱币改革，实行盐铁酒官营（这实际上是国企），大力打击匈奴、高句丽（这点与现在仇视毛子、棒子、倭奴的现代愤青们极为相似），故此，获得了“穿越者”的称号。当然这是大家的调侃，穿越是不可能的。

但对适之先生所说的“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义者”这个问题，山君觉得有必要说一说。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种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在每次变法和改朝换代中被提出，这就是我们古代的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之所以提出这个，是因为王莽所做的改革，就有这方面的思想的体现。儒家思想中是有着这方面的基因的，孔圣就提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而“耕者有其田”、“均贫富”一类的朴素的诉求，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耳，更有甚者，黄巢干脆就自称为“冲天均平大将军”，这些都是含有早期社##义基本思想在内的。历朝历代的更替，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皇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导致绝大部分平民百姓生活在赤贫之中。随着统治结构的崩坏，人民生活无着，一但有自然灾害发生，就产生大量流民，从而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葬送了旧的朝代。新朝从建立时起，一般都会实行均田地，减赋税的工作，缓解社会矛盾，稳固统治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建皇朝固有的弊病是不可克服的，慢慢地，它又会走上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路，周期性地出现危机从而导致灭亡，这个是体制和统治思想的痼疾，我们的先辈们就没办法治愈它。但是，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是能看到问题所在，并想办法加以改变，希望能克服或者延缓矛盾的爆发，延长皇朝的寿命，这样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法。从商鞅、吴起、赵武灵王到汉武帝、王莽、王安石、张居正、雍正，都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吏治等方面入手，提出变法方案，并加以实施，其中也不乏富国强兵的成功例子。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这些变法，无论成败，都没能真正挽救得了皇朝的灭亡，而主导者们，无一例外都是身背骂名，或不得善终，甚至祸延子孙。而变法的措施，基本上是人亡政息，甚至人未亡，政已息。这些变法中只要涉及经济的，都会有清理田亩，减轻赋税，抑制兼并，打击贪污一类均贫富的措施，但可惜，这些出发点良好的措施在执行中往往变形走样，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了百姓的痛苦。
马##主义是产生在空想##主义的基础上的，但去掉了空想的成分，补足了实现的因素，与时代贴合紧密，从大众利益出发，从而发展成为了一场席卷全球，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我们也在这场大潮中，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义国家。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社##义国家而不是别的政体的国家，太祖老人家当然居功至伟，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掉了马列理论中与中国不相符的部分，而补上了中国传统和现实中的类似要素，将这个理论改造成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国家计划、国有企业等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的口号和措施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先辈们为之致力、为之希望、为之奋斗的理想和行动。因为我们从古到今，都不断地提出、实践、奉行着这些思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和统治思想天生就带有社##义的基因，从而导致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就天然具备了推行社##义政体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太宗会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义的原因。而王莽，就是我们历史上这方面改变的先行者之一，虽然他的变法全面失败了，但他的尝试和努力，应当给予客观的肯定，胡适先生的话也是有他的依据的。
王莽的篡政受尽后来封建统治者的詈骂和侮辱。可是，后世也有一个同样以外戚身份堀起，同样以皇帝岳父身份专制朝政，并最终篡政，朝代同样不长的家伙，却被后世认为的英才明君，史书和史家们对其誉多骂少，那怕他也有一个被抓作娃样子的儿子，这家伙就是隋文帝杨坚。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了：“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于自由地贬斥其异朝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先生说的虽然是曹操，但其实也通行于历代。象王莽这样，立国只有短短的十五年，而且他的大臣们几乎全部死于战乱，而继立的皇朝又是前朝的血裔，自然不可能有人为王莽评功摆好，而只有万般诋毁贬低了。更何况王莽的失败改革是皇朝崩溃的根源，更令后人无法为他辩解。而杨坚的情况比之王莽兄就好得多了，首先他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推出来的代表人物，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实力，其次，虽然皇朝崩溃在他那混蛋儿子手中，但继立的仍是同一集团推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总不好说自己推出的是个混蛋吧？其三是后朝与前朝有着深深的渊源，杨坚的老婆与李渊母亲是亲姐妹，为了证明继立的合法性，李渊、李世民们自然要痛骂老表杨广荒淫祸国，可不好意思骂到自己姨父、也算治国有方的杨坚头上吧？其四是杨坚虽然怕老婆，但在治国方面还是有一手的，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在他去世时，天下的积贮已可与汉文景时代相比，山君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比李世民还好。其五是唐朝的大臣们有很多都是前隋遗老，或是父辈在前隋为臣的，前隋的所为有其父辈的影响推动，修撰隋史的作者们（魏徵等人）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好将其写得太下作，这样也会令父辈蒙羞。所以，种种原因，令杨坚得以逃脱世人对其篡位的批评和责备。
但王莽的人生经历也是很奇特的，他的青、中年时期，勤奋克制，德行高尚，能力超群，威望祟高，在朝堂上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朝野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而奠定了代汉的根基。可他一得到政权后，他采取的施政却往往与现实相违，改革的各项措施也纷纷失败，从而迅速地将积累的国力消耗一空，最后，他所建立的新朝葬送在农民起义的怒火中了。

第一章 西汉后期的状况

有一种说法，说历朝均因弱而亡，而唯有汉、唐因强而亡，山君看后十分惊讶，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理论，汉、唐在灭亡时又有什么强之处？在我国历代的统治中，大部分是因为到了后期，统治集团已经腐朽衰败、颟顸昏庸，统治机构已经臃肿不堪、运转不灵，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中央朝廷已不能维持对于基层的统治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但有了天灾人祸而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或外敌入侵，帝国就如沙器遇水，土崩瓦解。“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如果不是皇朝内部已经腐朽，不论是起义，还是外敌，都难以打垮这偌大的帝国。
东汉的崩溃始于黄巾起义，这席卷全国的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朝廷的统治基础，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中央和各地的野心分子们利用这个机会纷纷扩充实力，自立山头，起义削平了，但各地的军阀们也形成气候，无法控制了，其后三分汉室江山的曹、孙、刘三家都是在这场动乱中得了发展壮大，奠定自己事业基础或开始自己争霸之旅的。而唐的灭亡起因就更早了，安史之乱开启了唐中央政权的衰落之路，虽然安史之乱被平定，可是，安史所残留的藩镇割据局面，不断地消耗着唐的国力和国运，使中央政权逐步衰弱，地方割据政权不断强大和增加，在镇压了黄巢起义后，唐皇朝终于不再能维持住中央与地方的脆弱的平衡，葬送在最强大的地方势力朱温的手中。这叫什么“因强而亡”？是因为割据势力强吗？那么，明末的建州女真本是受明廷册封并臣服于明廷的势力，后努尔哈赤承明朝衰弱之机造反割据，最终灭掉了明朝建立满清，这是否也可以说是“因强而亡”？真是荒谬的说法。
可是，西汉的灭亡实在是一个异数，当然，它灭亡时也并不是很强大、威震四野。但是西汉并不是因为它政治腐朽、民不聊生、外敌压境而亡，相反，它灭亡前国家仍处于正常运转的状态中的，政府运作正常，政府收支也并不失衡，仓库仍积储了足够的各类物资，民众生活并不是水深火热，也没有规模大至足以影响朝廷存亡的起义、造反一类暴力因素的存在，其时四境晏然，兵戈不兴。当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在西汉后期也确实是不称职的，有的昏庸无能，有的耽于玩乐，有的年少无知，但他们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真正令到天怒人怨，民怨沸腾的恶行。所以，西汉的灭亡，完全是因为王莽这个人的出现导致的，但王莽又是如何能做到在这种环境下颠覆了西汉政权呢？
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一节与山君所写的主要内容其实关联并不强，可山君在看到《通鉴》这部分内容时，仍然忍不住自己心中的冲动，因为这是一个英雄壮烈的悲剧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陈汤。
1、西汉的西域政策的变迁
从汉初白马之围后，新生的汉政权马上明白了他们与正处于强盛的匈奴的差距，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和让饱经战乱的百姓们休养生息，高祖接受了娄敬的意见，忍气吞声，通过和亲的手段，求得暂时的和平，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文景时期。期间匈奴多次寇边，文帝时就有匈奴入寇，烽火在长安都可见到，国家在细柳等三处长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防备入寇的敌军威胁到京城的安全。周亚夫与细柳营的故事固然令人起敬，但读史者也能感到其中的无奈，没有办法，弱国就没有办法阻止强敌在家门口的耀武扬威，就象我们现在暂时也无法阻止美军舰在南海上“航行自由”那样，而在苏联强盛之时，美国军舰敢在波罗的海“航行自由”？这是在下风时的平衡方法，正确的应对就是忍辱负重，严防死守，积蓄力量，待到时机成熟再与敌手一决高下，这个无论古今都是理智应对措施。这个阶段中，汉皇朝的统治者们根本就不知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完全谈不上了解和对西域施加影响的问题。

汉武继位后，汉皇朝在文景之治中已积累了可观的国力，远远超过了匈奴，于是果断地改变了保守防御的国防政策，从马邑埋伏失败时开始，就走上了与匈奴强强碰撞的强势扩张道路，除了强硬打击匈奴外，汉皇朝在汉武时期的扩张还包括了对闽越、云贵桂及川西南的扩张。汉武将汉实际控制的国土扩大了至少一倍以上，作为后辈子孙，我们应当深深地感谢这位伟大的君王，虽然他的执政后期因穷兵黩武、搜刮无度，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为了保证战争的进行，汉武对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进行了强力改革，大力扩充骑兵，发民实边，实行屯田，实行盐铁官营，甚至按地位高低，论价卖官，硬是通过这样的做法，支持了长期的对外战争，打残了匈奴。
虽然汉军将匈奴逐至漠北（今内蒙古一带）苦寒之地，造成了“漠南（今宁夏、陕北、晋北）无王庭”的局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及关中的威胁，但汉军自身也是损失惨重，国力大损。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天生就是劣势，无法做到大范围的机动，而且受制于供应条件，无法在草原戈壁上长期停留，所以虽然重创了匈奴，但却无法消除匈奴的威胁。独力支持难以为继，迫使汉武考虑更多制约匈奴的手段。当知道西方有国名月氏，是匈奴的敌人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能达成联盟，牵制匈奴，削弱匈奴的力量。虽然目标未能达成，但张骞的出使，为汉皇朝打开了西域的大门，从此国人知道了有这么个地方，并且随着双方交往的越来越频密，汉廷越来越感到这个地方对中央朝廷的重要性，收服这处，可做到“断匈奴臂膀”的效果。此后双方不断在西域交锋，汉廷对西域的政策，从“厚赂”演变到多管齐下，恩威并施，朝廷封赏、大军征伐、公主和亲等百宝尽出，终于逐步在西域占得上风。
打不赢，抢不过，失去西域支持的匈奴处境更是艰难。匈奴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吃饭休息，当长期处于艰苦的环境下，看不到什么希望时，下面的人就会滋生出不满、反抗情绪，就会怀疑统治者的能力，产生分裂，而匈奴战败北逃后，就不断有下属离心降汉。汉宣帝于地节二年（前68年），遣侍郎郑吉出使西域，通过屯田、扶植亲汉势力、镇压反对力量等手段，加强对西域的控制。神爵三年（前60年），匈奴内乱，“（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素与握衍鞮单于不隙，即率其众欲降汉，使人至渠犁，车骑都尉郑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西汉王朝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匈奴分裂后，更是势衰力弱，无力染指西域了。其后汉朝廷对西域派遣都护实施管理和控制更成了常例，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西汉派遣都护实施对西域的控制由此直到王莽篡政后措施失当才告结束。
此消彼长，汉武帝后，经汉昭帝、海昏侯，终于戾太子的孙子刘病已继位，是为汉宣帝，宣帝是西汉一代中兴之主，在接下了汉武留下的好坏参半的摊子后，对内大力刷新吏治，与民休息，恢复国力，对外压制羌人叛乱，对匈奴虽不象汉武那样主动出击，但也有针对性地实施打击，而平时就严防死守，招降纳叛。终于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匈奴分裂为五单于内相争斗，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大敌对势力，郅支虽然占据了单于王庭，击败了呼韩邪，但呼韩邪其后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投靠汉朝，并亲身来到长安朝见宣帝，接受了汉朝廷的册封。于是汉朝开始大力支持呼韩邪，不但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让他在漠南站住了脚跟，而且数度摆出与南单于联兵讨伐北单于的架势，最终郅支在北庭也站不住脚。元帝初元五年（前47年），郅支在杀了汉使谷吉后，“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数为乌孙所困……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被迫西迁，“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至此，匈奴政权终于落到亲汉派手中，边患得以解除。其后，由于汉廷应对正确，派出的和亲代表王昭君能力出众，终于在西汉末期，基本上保持了边疆的和平安定。这个阶段是西汉朝汉匈间最为平和的阶段，长达数千里的汉匈边境兵革不兴，人畜繁盛。

2、果敢的陈汤
就是这样，风云际遇，造成了英雄所以能脱颖而出的机会。 “（郅支）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人民，驱畜产去。”这样就严重威胁到了汉廷对西域的管治。但郅支这样的豪雄，又如何肯久居人之下？建昭三年（前39年），“始，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并因其强，勒索西域诸国，侮辱汉使，从而令汉与其无法共存了。
这时的都护早已不再是郑吉，而是骑都尉、北地人甘延寿，他的副手就是山阳人陈汤。史书对陈汤的评价是很高的：“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后来陈汤的表现，当得起这个评价。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朝廷派出的官员，需要拿出相应的对策。这时主动提出与甘延寿商量的是陈汤：“（汤）与延寿谋曰：‘夷狄畏用大种，其天性也。”其实这是天下的通病，真正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有几个？不说宋元、明清鼎革之际，就是现在的世界，又那个国家不是跟着拳头大的大哥走？“西域本属匈奴，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这是很现实的危机，匈奴长期统治西域，比这起汉廷来说，影响力更深远，而且郅支将所有下属都带来了西域，投入了这样强大的力量，汉廷用常规手段实在无法抵挡。“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弓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兵马，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这是很好的策划，郅支虽然强悍，但却没有筑城、守城的能力，在西域也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如集中汉军兵力，加上仆从军的支持，对其进行偷袭，郅支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成功机会很大。陈汤说服了甘延寿，他也认为确是如此。但是，作为朝廷派遣的官员，在是否需要向朝廷请示这一手续上，两人却发生了分歧。这样的事，现在也经常出现，也是很多人借以逃避责任的籍口，因为请示后，无论做得对与错，责任都不须自己负。正使甘延寿坚持要向朝廷请示，陈汤无法，只好暂时搁下了。可是西域与长安相隔万里，如果请示，一来一回，需时数月，时机就可能一去不返了。而且也会面临朝廷内部争论的耽搁，甚至有可能被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朝廷大员们否决的可能，事实在后面为他们论功时，发生的一切，都说明被否决的可能远大于同意的可能。是否有敢于承担这份责任的勇气，就要看作为主要责任人的担当、魄力和决断了，而一切都表明，甘延寿做得不合格，他只是个官僚，真正显示出过人勇气的是陈汤，这也是为何史家将功劳算在陈汤身上，而不值甘延寿所为的原因。
陈汤实在不能忍受这样有利的机会就白白溜走，于是决定铤而走险，强行推进。他趁甘延寿得病之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很快意，不是么？但作为正使，甘延寿那么好欺负吗？作为都护，他不是大集团的骨干，就是大家族的成员，连当时朝中的权宦、中书令石显，都曾想将姐姐嫁给甘延寿。在那个年代，出身低微的陈汤与他们对抗，纵使一时成功，其作为仍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和惨烈的后果。可是，正如则除公所写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陈汤就一点都不明白这个后果吗？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全力去做了，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这放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英明过人的汉宣帝身上，可能会大受赞赏，功大名美，功成身退。可惜！他遇到的是汉元帝，一个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受一群俗儒所制约的平庸之辈，陈汤有罪受了。虽然如此，甘延寿、陈汤还是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的，比如上疏自劾，说明原因，以图事后补过。

他们起汉、夷兵四万余人，分两路去进攻郅支。这样去偷袭别人，要取得成功，需要的条件有很多，但关键的只有两条：一是隐蔽，二是能了解清楚对手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如果走漏消息，让郅支事先有所准备，集合齐手下，与他们进行决战的话，战败的极可能是汉联军，因为郅支的部下都是身经百战，剽悍勇烈之辈，以屯田兵加上长期被匈奴压制的仆从军的战力，怎么打得过？所以陈汤对行军时的遮蔽极为注意，从乌孙进入康居时，康居的副王正好带兵侵掠赤谷城，从后袭击了陈汤的部队，陈汤于是回师出击，打败了副王，将其抢掠的人口还给了乌孙，并将缴获的牛羊充当军食，让得到补充的部队更有活力前进。其后将遇到的贵族们抓到军中，并且禁止军中抢掠地方，对于沿途控制地方的贵族们，陈汤加以拉拢联合，也许还会许以好处，“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拉拢结盟的结果，是让联军清楚了解到了敌人的情况：“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就这样，陈汤不但遮蔽了自己的行动，而且了解清楚了敌人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知己知彼”。胜利的把握又大了很多。
在之前，汉廷曾多次遣使追究使节谷吉的死因，而郅支的答复也很狂悖：“居困厄，愿归计强汉主，遣子入侍。”并且侮辱汉使，他是认为汉廷太远，力不能及，是以言辞骄嫚，给陈汤出师提供了借口。大军出动，不可能一直都不被敌方察觉，只不过是发现得迟早而已。陈汤们做得很好，直到离城三十里扎下营寨，郅支才发觉。“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悯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由于有前面的原因，甘延寿、陈汤们将偷袭的理由说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可双方都不会相信这种鬼话的，几经交涉，甘、陈找到了发飚的理由：“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计，失主客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反正都是要开打的，理由什么的，有没有也一样，不过这样对上面有个好交待而已。
嘴巴的战斗打完，就得来真家伙。第二天，汉联军前出到郅支城前三里立阵，“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旗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而当时郅支的营寨形式是：“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
在此，先说一说一个历史的悬案：1957年，英国学者德效骞发表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即《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声称《汉书•地理志》中提到的骊靬城是西汉政府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立的一座城市。该书的主要论点是：公元前54年，罗马将领，前三头同盟恺撒、庞培、克拉苏中的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带领一支4万余人的军队，东向远征安息。次年，罗马军队在一个叫做卡尔莱的地方，落入圈套，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6000余众拼死突围，下落不明。该学者认为，几经周折，最后这支罗马残军到达由郅支单于控制的康居国，成为匈奴的附庸，帮其守城。公元前36年，郅支城为汉朝军队所破，城内居民或被杀，或被虏，或投降。作者认为，在这些“生虏”和“降虏”中就有不少是克拉苏残部人员。他们被西汉政府安置在西部中国的边陲城市，因中国人称罗马为“黎轩”，故把这座由罗马人居住的城市命名为“骊靬”。英国学者李约瑟、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哈利斯等都承袭了这一观点。1989年哈利斯为此还专门来华进行研究，《人民日报》等国内重要报纸都对他的研究结果作过报道。这个说法的理由也相当奇葩：“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其“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学家们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的残部。这个说法当时风靡一时，好象中西交流从二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似的，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说法无疑契合形势的需要。但是，历史是严谨的，也是要有根据的，不应因政治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被歪曲、附会和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学者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并提出了严谨的论据，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将此说法作为一种历史传奇来对待了。

@殷迅咕357 2019-07-19 06:09:12
-　　看不懂。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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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看，会懂的

言归正传。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开打。汉军布完阵势，匈奴军见汉军人多势众，于是打定主意，乘城拒守。但是，被动挨打是很伤士气的，因为这种打法从来都不是匈奴人的战法。最好能在大战前想法挫伤汉军的士气，匈奴军很多是身经百战，蛮狠野性之辈，在做好了城门防守后，匈奴军就派出了挑战的部队，并前来邀斗：“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同时，匈奴的百余精骑前薄汉军大阵，看看能否抓住机会，破军杀将。也许会问， 就这百余骑，能干什么，真能打动汉军大阵吗？如果是双方相当的敌手，确是不能。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一支混合的军队，由较强的汉军和懦弱的仆从军组成的西域的军队，相对于匈奴，仆从军受的压制久了，天生就有怯敌的心理，郅支是很清楚这点的，他就是赌一下，看能否找到双方结合的弱点。而历史上各部混合的联军，被敌军抓住弱点，给予全力一击，而败下来的例子并不少：新汉昆阳之战，刘秀率九千精兵击垮王莽四十余万大军；金辽户步答岗之战，完颜阿骨打率两万金军大败七十万辽军；参合陂之战，拓跋珪率两万北魏军全歼了八万后燕军；秦晋淝水之战，谢玄率八万晋军击溃符坚九十万秦军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可是陈汤却是个精明的将领，他很清楚联军的优缺点，战力不足是缺点，可人多势众，器械精良就是优点了。陈汤扬长避短，命令弓手们持满对准来骑，敌骑见对方早有准备，己方无机可乘，只好无奈退回。陈汤一见战术有效，马上派遣弓手前出打击对方守卫城门的步、骑兵，在汉军如雨飞矢攻击下，匈奴军抵挡不住，只能退入城中，联军于是顺利实现了围城的目的。
也许有问曰：在得知汉军前来，为何郅支不能避开敌军的锋芒，撤退到自己的势力和下属集中的地方？其实他不是没有这样做：“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这就解释清楚了原因：因为郅支已经得罪遍了周边所有的西域国家，他无处可去了，连康居这样的同盟，都遭到了的血洗，他还能跑那去？这也是陈汤算定了他跑不了，才出兵打击他的主因！
诸军合围后，统帅们就部署攻城了，甘、陈下令：“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楼上人。”打得很有章法，划定责任区域，填埋壕沟，堵塞城门，刀盾兵居前冲城，，长矛兵居后防护，弓弩手射击城上敌军，掩护部队登城。但敌军也非弱者，敌城有两重，敌军就在前面木城后射击，给联军以重大杀伤。但匈奴军毕竟不擅守城，木城是有重大弱点的：怕火。攻击部队放火烧掉木城后，敌军就不可避免失败了。于是晚间郅支军组织突围，但数百骑突围部队被早有准备的汉军全部射杀在城下。郅支无法，只能困兽犹斗，兵力不足，连他的老婆们都上城防守了（“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这确实说明郅支也是黔驴技穷了。 战斗中单于被射中重伤，大小老婆也死了不少，到了半夜，木城守不住了，守军退入土城中继续顽抗。当时作为同盟的康居军仍有上万骑兵，“分为十馀处，四面环城，……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康居军的战力实在不怎样，上万的骑兵袭击敌方，竟无一成功。难怪后世无论蒙古铁骑，还是满清八旗，都不将西部的军队放在眼内，他们的战力实在是渣。
天色放明，是到了收割成果的时候了。汉军四面放火，大举攻城，诸军齐上，康居那些个战五渣的骑兵们掉头就逃。“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馀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至此，大事定矣！是役，“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馀人”、“军侯假丞杜勋斩单于首”。自单于以下，北匈奴的上层所有首领贵族、全体亲卫战力，于此战中或死或降，全部覆没。陈汤的策划取得完满的成功！

3、功与罪
陈汤的功绩，是史上中原皇朝在西域取得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之一，此役一举奠定了西域数十年稳定的基础，镇慑了所有心怀不轨的离心势力，将汉王朝的权威强力投放到所有西域势力的头上，让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了汉皇朝强大和不可冒犯。也许有不同意见，认为之前汉军和都护们也不是没有在西域取得成果，也有破军杀王，镇慑各方的行动，陈汤的行动是否就如山君所言的那么重要？山君要说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不论都护们在西域杀了多少国王，击败了多少支军队，汉廷对西域的控制仍是不稳定的，因为西域敌对势力的背后，是匈奴强大的支持和威胁，所以之前汉军的行动，始终都不能根除掉敌对势力的反抗。但北匈奴的覆灭，却是将西域敌对势力的总后台一锅端了，剩下的匈奴势力是亲汉的，因此，只要此后汉廷不出昏招，不对西域各国进行无情的压榨搜刮，汉廷对西域的统治就是妥妥的。事实上，其后西域也不是没有出过乱子，甚至发生过围攻都护的情况，但最后都没能推翻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其影响所及，“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上书，愿入朝见。”西汉的陈汤，东汉的班超，汉皇朝能对西域实行有效的统治，此二人功莫大焉！
甘延寿、陈汤的报捷奏章是一篇雄文，读之令人热血沸腾，不能不录出其主要部分，与愿读山君此劣文的诸君分享：“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壮哉，陈汤！汉唐以后，千年不闻此声矣！直到太祖奋其雄智，振长策而御海内，开基立国，奠定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根基后，我们才又再听到了这样雄豪刚劲的宣言。
非凡之人才能建立非凡的功业，但非凡的功业却难容于凡人！陈汤、甘延寿驰师于万里之外，斫下渠魁首级的壮举，却不是朝中当权者所喜闻乐见的。大凡王朝末年，都会有几个末世的现象：一是君主识见凡庸，能力不足以制辖群臣；二是权臣、权宦专制朝政；三是朝中布满平庸之人，才能卓越者往往遭排斥；四是党争代替了正常的朝政，大臣们蝇营狗苟，党同伐异。不幸的是，陈汤们正是处于这样的时代中。
他们得罪的是当时专制朝政，压制群臣，却又得到皇帝信任的权阉、中书令石显。“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这就得罪了权倾朝野、凶焰滔天的石显了。对此，石显进行了无耻的报复。而同时，由于陈汤、甘延寿的行动事先并没有取得朝廷的同意，于是产生了所谓“矫制”的问题了，即你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是非法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古代对于统兵出征的大将，奉天子命镇守远方的重臣，皇帝往往会赋予他们临机专断的权力，即后来所说的“专囷大将” 是也，一般皇帝都会给这类方面大将“尚方宝剑”、“王命旗牌”。但只有得到皇帝极为信任和倚重的大臣才会有这种权力的，都护就没有，在他采取大的征伐行动前，必须请示朝廷批准，这也是为何甘延寿会坚持先上奏向朝廷请示的原因。可是，由于来往路远，待请示完后，采取行动的合适时机也就失去了。矫制的行动能否允许，完全是视乎行动是否有这个必要性、急切性和得到的结果是否大有利于国家和君主。无疑陈汤们的行动是符合这几点的，但却被以丞相匡衡（就是那位“凿壁偷光”， 被誉为苦学典范的家伙）为首的官僚们以揪住不放，强硬打压，甚至于不肯承认，想彻底抹煞掉这件大功。

@姜文宣2018 2019-07-21 18:16:19
曹操哪有楼主说的那么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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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然不会被 骂了二千年。

石显、匡衡们的手段极为下作，他们首先通过流程问题发难：“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如果他们是那些没什么见识的凡人，那这样做还情有可原，可这帮人是长年在朝堂上打滚，油滑成精的官僚，能不明白擒杀郅支对国家是什么意义？那么，他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单是手续不合要求，是难以抹煞掉这样的大功的，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这样做，那些当权的、纠察的官僚们，集合在一起攻讦，那么杀伤力就巨大了，毕竟才能平庸的皇帝，他也只能内依权宦，外靠群臣治理国家，当大家都反对时，皇帝也无力推翻。结合后来朝臣们的做法，山君认为这帮人这样做的原因或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在外的大臣，尤其是那些取得了大征伐胜利的将军们，往往能从敌人手中获得大量的财物，这些财物大部是落入了主持军事行动的大将手中的。象陈汤们的这次行动，史书特别记载了两条：“诸囟获以畀得者”和“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馀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所以，可以认为，当行动还未开始时，都护官员与仆从国王和军人们就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必须以利益驱使军人们行动，否则他们就没有动力了。古代常有“屠城”、“大掠数日”之类的记载，掳掠所得实际上就是领军将领对取胜将士的报酬。那些主要的战利品，理所当然地落入了主将囊中，所以甘、陈在此役中尽得郅支历年所积的财物。在外征伐的大将，往往在朝中有同盟者，在得到胜利的同时，会通过分享战利品的方式，消除朝中的不利因素。但甘延寿、陈汤在朝中却没有相应后台和强硬的背景。由于他们取得了巨大的功绩，所以他们就忽视了次要问题的影响，在急于向皇帝报捷时，没有充份考虑到应当用手段打通朝臣那关，如果他们同时将部分财物用于贿赂朝臣们的话，就不会有以后的悲剧了。可是，能这样做的就不是陈汤了。
朝臣们下一步的手段就更为狠辣了：“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这就是眼红陈汤战胜后获得的财物了。古代的将领多贪，而且这种贪在君主允许范围内。我们都说慈禧祸国，但她对于平定洪杨的湘淮军却是很宽容的，攻陷天京后，曾文正奏章中直接就否认天京有什么财物，但大家都知这是被曾九爷和他的部下们搜刮瓜分掉了。当时朝臣们攻讦如潮，但慈禧直接就无视了，该封侯的封侯，该封伯的封伯，应给的一点也没少给。有没有财物，财物的去向，慈禧是很清楚的，但她很理智地处理了这事，如果能通过这个交换到湘淮军的忠心，不是太划算了吗？要知道英明如秦始皇，也不免被王翦敲诈：“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行军途中，仍不忘向秦王索要田地。当然这是出于自保的心思，但可想而知，只要能打胜仗，将领的贪婪就是君主所允许的。但汉廷的大臣们已经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了，居然出动地方官员，扣押报捷队伍成员，严加审讯，甚至可能有动刑逼供的情况。这是一场大涨朝廷颜面的胜利，也是大有利于边疆稳定和管治西域，只是因为手续有那么些问题，就要将人往死里逼，这至于吗？除了财物令人起杀心外，实在找不出别的原因。陈汤清楚其中的原因，但无法对这个问题解释，因为财物的问题可大可小，贪污战利品同样是贪污。陈汤实在不忿朝臣的所为，于是上疏自辩道：“ 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所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元帝虽然不算英明，但基本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

一招不成，又来一招，石、匡们见无法在财物问题上发难，于是又在论功时设置障碍：“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夷蛮，为国招难。’”内、外主政的大臣和权宦都坚决反对，元帝也内心犹豫，这也说明了他对朝政的控制力确实不足，汉武、汉宣，这种事是一言而决的，根本上轮不到下面反对。其实甘、陈的作为，后来者要仿效也不易，不要说有没有郅支这样的对手，就算有，能不能战而胜之也是问题。如果是不能战胜，或者战事拖延，边事靡烂，到时再按擅开边衅处罚当事人又有何不可？如果都是陈汤式的胜利，不是大家求之不得吗？何况甘、陈也已补了奏章，说明情况，为何仍是这样不依不饶，非要将人往死里整？而且其中石、匡的私心又是多么卑劣！这也是末期的一种现象，朝臣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凡事不问对错，只看是否同党，无原则，无立场，这样的情况下，真正为国做事的人，往往会遭到敌手的打压陷害。
当然，也不是没有明眼人的，西汉著名文学家、汉宗室、曾任宗正的刘向，对于石、匡们的作为实在看不下去，于的挺身而出，上奏章为甘、陈辩护，明确指出甘、陈所为的意义：“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仑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服，莫不惧震。”“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而对于他们的一些小问题，应当“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因此，对于他们的功绩，就当“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此章上后，总算为他们争回了点公道，也让皇帝有了封赏的理由，估计朝堂上也不是只有石、匡的意见的，支持封赏的也同样不少，最后，甘延寿终于得封义成侯，而陈汤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原本元帝想封千户的，在石、匡的反对下，终于只能给三百。

4、长使英雄泪满襟
甘、陈回京献捷后，就没有再回西域的机会了，这不但是妒忌，更是不放心，在当权者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不安份者，不可信任，他们也不敢想像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会如何。对于甘延寿来说，当然很好，万里觅封侯，他可以功成身退了。但陈汤呢？陈汤这样的人，实在是为了立功边陲，扬威异域而生的。他完全不可能适应朝堂上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气候。陈汤不是那种安份守己的人，他向往金戈铁马的生活，而且他为人冲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不计后果，从他拔剑胁迫甘延寿就可知，可最后却是甘延寿摘去了最大的果实，但后果却落到了陈汤头上。象他这样的人在官场绝对是被阴死，玩死的悲剧角色，而且，他们的作为已开启了朝堂上的政争模式，他难道还想全身而退？
不久之后，曾赏识、庇护过他们的元帝也去世了，他就更孤立无援了。元帝一死，匡衡老匹夫马上反攻倒算，乘成帝刚即位，既不了解情况，又要倚靠先帝留下臣子的机会，上奏告陈汤恶状：“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夷蛮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不说陈汤功大于过，纵使事是在赦前，也不应追究，但匡老匹夫为人就是如此下作，硬生生免掉了陈汤的官职。没了官位的保护，他一个光棍关内侯，又能撑到几时？终于匡衡抓住了一个陈汤的失误，几乎要了他的命。那是陈汤被攻击后上书辩解：“康居王待子，非王子。”朝廷进行核实，认为是真王子，于是陈汤罪犯欺君，“下狱当死。”陈汤长期在西域，是不是王子他会弄错？但当时核实权是在朝廷手中的，谁当权？匡衡！只要他一点暗示，那怕不是王子也得变王子!既然不是王子也变王子，那不当死的陈汤就该死了！匡衡也不是没有政敌的，成帝的舅舅王凤（王莽的伯父）就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从这条原则出发，王凤的得力干将谷永出面说情了：“窃见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四海，汉元以来，征伐外方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此奏上后，可能成帝也觉过分，于是放出了陈汤，但他的爵位没了，被打回原形，做个大头兵。
人处在世上，只有在他合适的地方和条件下，才可能绽发出最耀眼的光华，一但离开，就会慢慢凋零，陈汤也不例外，最适合他的是边疆那种风云变幻，挑战无限的地方，而京城的生活就是不为他而设的。他最合适的位置就是继任西域都护，以他的谋略和勇武，应当镇得住当地桀骜不驯的离心分子。但他再也无机会回到他曾建功立业的故地了。而继任的段会宗也不是很称职，由于段会宗对当地不了解，也没有对西域诸国的威信，以致举措失当，导致乌孙反叛，兵围都护府。段会宗就没有陈汤的胆色，在如此危急的关头，都不敢矫制调兵，只好上书朝廷求救。此时朝廷已没有熟悉西域的干才了。陈汤被关了很久，出狱时，丞相已不是匡老匹夫，而是乐昌侯王商（非王凤弟弟成都侯王商），而王凤也已是大将军了。可他们也不了解西域，商量了几天都拿不出对策，作为上奏的幕后主使，王凤当然知道陈汤的本事，于是建议让陈汤来，以备咨询。成帝也只好接受了。陈汤袭击郅支时双臂受了寒，不能屈申，所以成帝免了陈汤行礼(但功臣陈汤所受到的不公，宁不令人寒心！)。陈汤确是个边事干才，他看了段会宗的告急奏章后，心中很快就有定见了：“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他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得知，西域的兵实在是渣，所以认为乌孙兵是乌合之众，不能战胜段会宗，不必发当地汉兵，只需时日，其围自解。他的说法连皇帝也不信，不断追问他：“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由此可见陈汤之才，确是可寄边任，安四夷的合适人选！可是，他已没机会再一抒怀抱了。当然，有这样的人才，王凤也不会放过：“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此后在大将军府的时间，可算是陈汤过得较顺心的日子吧。

陈汤也是命运多骞，命交华盖，阳朔三年（前25年），王凤去世，陈汤又失去了依靠，又再遭受打击。他本来的托庇在王家，但这次打击却是来自王家，是永始二年（前18年）继任大司马、卫将军的成都侯王商：“卫将军王商素恶汤，奏：‘汤妄言昌陵且复发徙；又言黑龙冬出，微行数出之应。’廷尉奏‘汤非所宜言，大不敬。’诏以汤有功，免为庶人，徙边。”王商所言，实是汤私下与大将军所谈，他为何要这样做？王凤去世前，心知他那五个兄弟并无治国才能，于是推荐了王音继任大司马，由此引起了兄弟们的不满，而陈汤的才能也让王音器重，其后也有倚重陈汤出谋划策，两者是政敌，陈汤出的主意当然就会损害王家兄弟的利益，这是否就是王音去世后，王商移恨陈汤的理由呢？成帝的处置，明显就是意气用事，偏袒舅舅。陈汤当时年纪应当较大了，被流放燉煌，这是明显想将他置诸死地了。
直到绥和二年（前10年），其时王商已死，王家当权人已是王莽，这年成帝也驾崩了，才有人敢于为陈汤讼冤，这个就是议郎耿育。这份讼冤的奏章写得很沉痛：“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忌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燉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至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馋，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其时继位的哀帝非成帝直系，王家权势已衰，“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通过这个可以打击王家，哀帝何乐不为？可是，陈汤此时已是一个风烛残年，饱经忧患的老人了，长期的流放生活，也损害了他的健康，终于，陈汤在还京后不久就郁郁而终了。

在我国的历史上，陈汤这样的悲剧就不是一个两个，那些立功疆场，扬威异域的统帅们，往往会在功成后被打击，排斥，甚至杀害，前有吴起、乐毅、白起、李牧、韩信，后有狄青、岳飞、孟珙、熊廷弼、袁崇焕等等。没有一个英雄是完美的，尤其是那些统带大军，长年征伐在外的名将们，他们见惯了血与火的场景，指挥大军，一言九鼎，时间久了，就养成了骄傲跋扈，目中无人，凶狠急躁的性格。对于开国之主来说，这个没问题，完全镇得住，但对于承平后的朝廷统治者们，就不能放心了，他们不习惯将帅们的无礼、骄横、桀骜不驯，更害怕他们在军中的威望，害怕他们手绾大军，威胁朝廷！只有剥夺掉他们的权力，限制住他们的自由，甚至消灭掉他们的肉体，才能令朝廷这帮孱头们有那么一丝的安宁！历朝历代，只有两个开国君主是做得较好的：刘秀和赵匡胤。陈汤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创痛，是封建体制的痼疾，也是我们历久不癒的伤口。每一次的民族浩劫，都令我们呼唤英雄的拯救，但英雄却往往不能得到就应得的荣誉和尊崇。就这样，民族的勇武精神、扩张野心被不断地消磨，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面对残酷的杀戮，只会延颈待死，宋末如此，明末如此，清末如此，民国仍是如此！宋金之际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金人说：‘我有四太子，’宋人说：‘我有岳少保。’‘我有拐子马，’‘我有钩镰枪。’‘我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没有了勇武的民族是怎样的悲哀？这个世界不是和平安宁的乐土，周边的敌人仍在虎视眈眈，是否以后，遇到外敌入侵、残酷暴政，我们仍会如此！？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山君无法肯定以后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希望这个悲剧能永远警醒国人，不要让英雄流汗、流血又流泪。

二、封建政治结构的逐步腐朽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西汉末年的情况，虽然还不至于走到象秦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民不聊生、饿蜉载道的地步，但它的统治阶层不断腐败，政治架构慢慢失灵，是不争的事实。诸如外戚政治、权宦专政、党同伐异、排陷忠良、君主昏庸等末世景象，也越来越明显。陈汤的悲剧，就是当时政治的缩影。有人将此归咎于儒家思想，山君是坚决反对此说的，对于治政的要求，孔圣是有明确要求的：“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可以对比一下，匡衡们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地方符合圣人教导了？他们做到以身作则了吗？做到对有功之人、有才之人、做事之人以成绩为主，原谅小错误了吗？除了自己的党徒外，他们推举了什么贤才？这些人能算是圣人门徒？当被官场的污流浊水同化后，他们已是为非作歹的政客，与“儒”字所代表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念没有任何关系了。
1、权力的平衡
任何一种权力体系的根本都是互相制衡，秦、汉所实行的三公九卿制也同样是如此。其中关键的两个平衡是：君主与朝臣的平衡、朝臣间的平衡。君主与朝臣间的平衡，很大程度取决于君主的能力，开国君主当然能力强大，朝臣处于弱势，但之后的君主由于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考验，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经验，一般都是处于弱势的，要达到平衡，就必然要对朝臣进行分化控制，削弱朝臣的强势，才能达成朝政的平稳，并且推行君主的意志。汉代的朝臣体系是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制衡关键的，丞相名义上是百官之首，但实际上一般只能代表文官们，而武官则是由太尉所领导，这样就可搭起文武相制的格局了，当加入了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一系，鼎足三分的权力稳定结构就形成了。正常情况下，皇帝可以通过对三派的支持或打压，达至平衡朝政的目的。丞相是其中权力最大者，也是对皇权制约最严重者，皇帝常常通过提升其它两派的影响来抵消丞相的影响力，推行自己的旨意。当然，如果是成熟、已经有多年治政经验的帝皇，就不再需要这样做了，遇到阻力时，甚至可以通过直接换人来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
但是，朝臣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各级官员，一般都是某个势力集团、某些利益系统的代表，只有在位，才能保障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只有升官，才能扩大所代表的集团的权利，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所得的一切？当与集团利益相抵触时，那怕是皇帝的意志也都不好使了！怎样才能保住既得的利益？一个人的孤军奋斗是不行的，得有帮手，有上下的关系，得形成利益派系，当派系发展到人数众多、一呼百诺、盘根错节的时候，纵使是皇帝，也需要考虑他们的政治诉求，也需要对他们的压力作出适当的交换，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的派系，就达到了呼吸之间，撼动朝政的地步了！宋末的新党、旧党，明末的东林、阉党，清末的湘军、淮军，都是这样的庞然大物，皇帝在他们面前，也无法完全掌控朝，只能与他们共掌朝政，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妥协，才能推行自己的旨意。而他们也有直接推翻朝旨能力的。当朝政发展到这个地步时，国家的利益，人民的诉求，就都比不上利益集团的自身的需求重要，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任何群体和个人甚至国家利益，这样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这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无论是举贤良方正的体制、门阀统治体制还是科举体制，都没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纵使被西方舆论吹嘘得优越无比的所谓“三权分立”，其本质也不外是权力平衡而已，那么，他们的结果也同样不可能避免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下场，事实上，那个西方政权不是财富阶层的代表？治理国家的所谓“中产精英”们，谁又会真正考虑下层大众的需求了？只不过西方政治的普选机制还是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刷新政权，缓和矛盾的机会罢了。

2、外戚政治与宦官政治的产生
皇帝需有可靠的人帮助他治理国家，掌控朝堂，去对抗朝臣们组成的强大力量。在派系力量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时，必然会与皇权所代表的利益发生冲突，皇帝就需要手中掌握住对抗的力量，去打压、平衡甚至铲除妨碍皇权的敌对势力，如果皇帝和他手中的力量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派系就掌握了改朝换代能力了。
（1）文官们
外戚政治和宦官政治、内宫干政，是为历代史家所大力攻击，大张伐挞的对象，它们和派系斗争一起，往往是史家口中改朝换代的内在原因，当然，史家也是文官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某个派系的传人和成员，在他们口中和所写的史书中，导致改朝换代的当然是敌对派系的责任，明史就明显是东林一系的传人们所写的，所以，东林们就伟光正了，祸国责任都是别人的。但无论什么派系，对外戚和宦官的专政都是深恶痛绝的，都想当然地指出他们是朝政败坏的根源，史书是由文官们写的，话语权是在文官们手中的，所以外戚和宦官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无还手之力，只能一直背起这个黑锅，放不下来。
但文官们却从未解释清楚一个事实：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储君的培养，其中就有关于历史的学 帝们无论昏明，都对史上的外戚和宦官乱政很清楚，为何每个朝代都多少会出现外戚、宦官、后宫干政，禁而不止呢？为何明知是这样的结果，皇帝们仍然会不断地推出外戚和宦官来压制、迫害甚至杀害朝臣呢？这不可能从谁谁天生昏庸糊涂，不应在位来解释这一切的发生。但文官们在修史时，明显就是避开、绕过和掩盖了这些问题屡屡发生，无法解决的根源是什么，因为要解释清楚，就会将火烧到文官们自身的头上。
作为封建皇朝的元首，皇帝这个位置是各方关注、争夺和讨好的对象，而且皇帝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战斗的！他除了代表着皇家利益外，也代表着其它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娘家的派系、师傅的派系、亲近的勋贵派系、观念接近又有相互利用必要的文官派系等，因此，每次的皇位更替，往往带来的是朝中势力的大清洗和大变换，所以，由谁去当下一个皇帝，就成了宫内外所有派别激烈交锋的焦点。不是立了太子就一定能当皇上的！历史上当了太子但最后没当成皇上的比当上的多得多！其实那些个太子们并不是没有当皇帝的能力，甚至他们有没有当的能力都不是关键，他们的下台不过是所代表的派别在权力斗争中败北了。
但皇帝天生与朝臣们是对立的，他们是平衡的双方，是矛盾的两面，纵使是支持皇帝上台的那派文臣，最后都会因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成为对立面的。因为权力的蛋糕就是那么大，皇帝切多了，群臣自然就分少了，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在利益的争夺上，那怕对手是皇帝，中国的文臣们也一样不惧怕的。如果继位的皇帝是个介入政事较早，有经验的成年人，那么他是可以通过体制上的优势，平衡各方利益，从中掌控住局面，使之有利于自己。但更多的情况下，继位的皇帝都不是很有政治经验的人，甚至还不是成年人，在这时，各方力量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皇帝还弱小、幼稚的机会，尽量地削弱皇权，将更多的利益从皇家手中抢过来。这个时期的皇帝，虽然明白，但却无可奈何地看着大臣们来抢夺自己的利益。大臣们往往是口中仁义道德，下手却狠辣无情，给皇帝上了他坐上这个位子后最无情的一课！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皇帝们又如何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看自身的利益受损？既然自己还弱小，那就找个比较强的帮手来对抗大臣们的压迫，如何选这些个帮手就有讲究了，其中利益上的一致是选择的关键。同样是文臣，那怕是暂时支持自己的文官派别，最终都会因利益而背叛的，不可靠。那么老师呢？传道受业解惑，应当可靠吧？可那个老师不是文官、不是某个派别的人？那也不行。选勋贵们呢？总行了吧？勋贵们总是跟着皇上混的，可还是有问题呀，问题一是在部分朝代中勋贵们是与皇家结亲的对象，后宫中往往充斥了各门勋贵的郡主格格，都能生儿子，有皇子的勋贵外戚们之间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问题二是由于勋贵们（尤其是开国勋贵们）手中往往握有巨大的权力，为了减少他们对皇家的威胁，朝廷会不停地打压他们，不断地剥离他们的权力，到最后，这帮勋贵们的后代都给养成了洒囊饭袋，想依靠都靠不住了。所以，最后皇帝其实可选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外戚（含内宫）与宦官。

（2）外戚们
外戚是皇帝的亲人，其大抵有几类：母亲的家人，如外公、舅舅、表哥等，这在历史上常见到，如西汉的霍家、王家，东汉的窦家、邓家、梁家和《三国演义》中的何进等都是；姑父和女婿以及他们的儿子等，如石敬塘就是驸马。他们的利益与皇帝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当太子的时侯，只有太子能顺利地当上皇帝，外戚的各方面诉求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太子阶段，他们的利益是高度契合的。太子上位后，通过对外戚——通常是舅舅、表哥、妻兄等——的委任，让他们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平衡文官们的影响，消减朝臣对皇帝的压力，并且，通过外戚们的努力，分化、拉拢朝臣，建立亲皇帝的文官派别，就能使皇帝从根本上掌控朝政，渡过即位初期的危机。只要是稍为头脑正常的皇帝，都会在即位之初做同样的事。更有甚者，对于太子比较满意的皇帝，还可能在自己死前就已经为太子布局，将亲太子的私人，象老师、舅舅之类亲太子的人物布置在朝堂的关键位置上，为太子能顺利接班打好基础。当然，这样做法是要受太子党实力发展，可能威胁皇帝的因素制约的，就象康熙打压八爷一样，所以这种做法有危险。另一种做法是清除掉兄弟中对太子的威胁，那些可能影响太子的兄弟们，要么杀掉，要么放逐圈禁，或者象明朝那样，早早就藩，无诏书不得回京，这样大家也就没有想法了。
什么位置才能让外戚们能迅速掌握较大权力，做到比较快地平衡文官们的影响，消除皇帝的压力？当然是对人威胁最大的刀把子了。所以，外戚们就任的位置只会是武将们的首领职位，如大将军、车骑将军、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即使资历不够，需要过渡，也是先当当卫尉，左、右将军一类的重权近臣，不然皇帝都觉得自家不安全了。那为何不直接出任丞相？这样不就能马上消除了所有的威胁了？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可以说，皇帝对朝政的基本掌控的标志就是可以更换丞相、宰相、大学士。如果能更换，还需要搞什么平衡？如果还没有实力更换时，强行去做，必然引发文官集团的强力反弹和坚决的反击，人可能换得下来，但空出来的位置就没人敢坐了，坐这个位置的人就会成为整个文官集团的死敌，都是久经官场的老油条了，谁不懂这个？至于外戚们，就没有谁能当丞相的，因为丞相是需要有出众的治政才能和官场经历的，如果没有好的师承传承，没有好的家世支持，或是没有科举座师、同年的帮衬，是坐不稳这个位置的。能当上丞相的外戚不是没有，但这种外戚都是有长期在朝廷打滚经历的家伙，已经兼具了外戚与官僚的特点了。而且，刀把子给予的权力最直接和现实了，不需再给其它了。
可外戚当政除了引发朝臣们的仇恨外，对皇家还是有不好的地方。外戚在皇帝的支持下，权力就象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对文官集团取得优势后，成了皇帝控制朝政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时，外戚们是有功无过的，皇帝也是倚重支持的，可是，在文官集团被压制住以后，这时的外戚势力就往往发展到相当强大的地步。皇帝在时，因为外戚是由在位皇帝扶上来的，所以他们翻不出皇帝的掌心，可是，在皇帝死后，太子上来了，这些个外戚们就成了新皇帝的心腹大患了。由于是娘家的长辈，没有什么实在的不利证据，新皇帝无法撤他们的职，并且由于他们掌握的是最让人战粟的军权，对皇帝的威胁就有点大了，当霍光陪同汉昭帝去太庙时，昭帝直接就说如“芒刺在背”。而外戚们往往是那些缺少文化教养，粗鲁无礼之辈，如东汉大将军梁冀就是个无赖，大将军何进大家都知道是个屠户，他们又如何能懂得忠君爱国的大道理？在这时，看着孱弱的新皇帝，被压制得无力反抗的文官集团，心中不免会有想法：外甥当皇帝何如自己或儿子当皇帝好？纵使无法当上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滋味是不是很过瘾？这时的皇帝，就变成要想法干掉自已的舅舅、舅公或是别的什么亲人，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了。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文官集团往往是最无用的，他们在外朝被外戚压制，除了道义上支持一下皇上外，什么法子都没有，他们的权力也伸不入宫内。而外戚们却不但能伸手入宫内，而且由于他们掌管着皇帝的亲卫，就可以做到影响甚至控制皇帝的行动！皇帝按他们说的去做还好，一但有冲突，生命都有危险，梁冀就曾经毒死过与他有矛盾的汉质帝！扶起了汉桓帝后，文官们无任何法子，只能捏住鼻子认了。这如何了得？那个皇帝能忍受这种威胁？所以外戚专政虽然在某个阶段能支持皇帝稳固皇位，但长久以往，副作用太大了。尤其是出现王莽、杨坚篡政，石敬塘夺权，东、西汉的外戚们威胁皇帝地位等恶劣情况后，在宋以后，外戚们就被严厉限制权力，坚决阻止他们干政了。

（3）宦官们
象梁冀这样的权臣，连皇帝都敢杀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会睡梦中被吓醒的。不杀掉他，皇帝都没法当了。而这样的权臣也心知与皇帝成了不死不休的关系，也会加强对皇帝的控制和监视，防止不利情况的发生，扼杀掉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文官靠不住，亲戚靠不住，这时的皇帝终于明白了自己能依靠的是谁了：身边的亲近宦官们。在这种能威胁到皇帝生命的权力斗争中，皇帝不是没想过依靠文官们，可是他们实在不给力，最后东汉的几个威胁皇帝的大将军都是被皇帝的亲近宦官们想法子干掉的，在这件事上，文官们无半点功劳。山君有时确实佩服这些写史的文官，他们在皇帝危险时无能为力，也无动于衷，但却好意思攻击那些宦官们，好象只有由他们去解决才是对的，那帮少了几两肉的宦官们天生就是奸臣似的。
得到解救的皇帝，自然就会大赏功臣，对此文官们没什么意见，既然文官们做不到，却让宦官们做到了，那就没有办法阻止宦官们领受权力斗争的红利。而皇帝在这种场合下，是无法对文官集团亲近起来的。皇权地本质是制衡，这是深深刻印在每个皇帝头脑中的，不懂这个的皇帝干不久长，起初不懂的，时间一长，也就懂了。崇祯就是个例子，起初他继位后干掉了魏忠贤的宦官集团，很是陶醉在东林党人的赞誉中的，但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因为文官集团失去了制衡后，将皇帝高高在上的供了起来，行事自把自为，根本就不将皇帝放在眼中，这时皇帝想实行自己的意志，也遭到文官们的各种掣肘，以致于完全无法掌控朝政了。这时崇祯才明白了文官们的恶劣用心，不得已之下，只好启用身边的宦官曹化纯、王承恩等，才再度对朝政有所了解，并平衡掉了朝臣的势力。打那以后，崇祯对文官的好感纵使不能说全部消失，但也留存不多了。崇祯是明朝诸帝中杀高品文官最多、最狠的，直到皇朝倒台，他煤山自尽前留下的遗言中仍说朝臣全都可杀之类的话，可想他对文官集团是多么的痛恨和失望。为了平衡外朝，皇帝于是将平衡的一方定为宦官。通过将身边从小陪伴、侍候的宦官们提升起来，给予权力，让他们去与朝臣们纠缠、制衡，时间久了，这些宦官们又会成长为权倾朝野的权阉，给朝臣和天下带来巨大的麻烦。
宦官专政的情况与外戚是很相似的，在古代，生活无着的人们的一条出路就是入宫为奴，出身贫苦，自然也就没什么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明代以前，宦官大多不识字，他们之所以能成长为权宦，除了宦官也有派别关系和利益团体外，也是有着一定运气成份的。那些没有什么知识能力的权宦们，靠着皇帝的宠信，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顾忌，胡作非为，坏事干绝，这是权力没有受到制衡的结果，对于宦官的权力，外朝的官员基本没有干预的能力，也就无法加以控制了。所以史书上所写的宦官祸国的情况基本上都是真的，虽然史上不是没有好太监，但这类的比例实在不高，权宦们大部分都是不知自制，无法无天之辈。在皇帝死后，新帝上台，就象外戚一样，权阉们也不会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于是又要经过一番生死恶斗。因为宦官是最接近皇帝的一群人，对皇帝的情况最了解，所以双方的争斗，皇帝一方并不是常胜的，也常会失败，不过失败的结果不如外戚当政那么可怕，杀皇帝的宦官基本没有。不是他们不敢，而是杀了皇帝的后果又不是自己能当皇帝，扶上一个新皇帝与控制住一个老皇帝又有什么区别？残唐的“甘露之变”，文宗在朝臣的鼓动下，借口御花园有甘露降下，企图在召集大家围观时，将架空皇帝，专制朝政的宦官集团一举清除。但事不机密，宦官们侦知后抢先出手，先是软禁了皇帝，然后就大批残杀朝臣，这是残唐的关键转折，此后中央朝廷权威丧尽，不久就覆灭了。在这个事变中， 宦官们并没有杀害文宗，只是软禁了他，让他成了个傀儡而已。
但纵使是这样，其后的各朝仍是重用宦官，各色权宦巨阉们仍是层出不穷，最根本原因是阉人没有后代的，当皇帝的兴趣基本上没有，所以乱政的权宦们所想的不过是争取更多利益，保护住已有利益，却不会产生篡位夺权的心思，从而对皇权产生的威胁也就最小了。最终明朝将宦官政治推向了极致：成立了一整套与外朝相对的内监机构，号称二十四监，作为内朝，与外朝相对，平衡外朝的影响。其中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就名震朝野，第二把手东厂提督太监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而负责皇宫防卫的御马监同样手握精兵，威风凛凛。但鉴于历代宦官乱政的教训，明代的太监们却是有文化的，大部分是从小受到朝廷大学士级老师教导的宦官，长大后把持各级内监，其思维方式其实与外廷并无太大不同，而且内监只为皇帝一个人服务，效率比外朝还高些。明代的权阉王振、刘谨、魏忠贤们，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家伙。
而被我们现在痛骂、说耽误了中国三百年的满清皇朝，其实反而是宦官乱政最小的一个朝代。除了清皇室吸取了历史教训外，更主要的关键在于它是由少数民族专制朝代，天生就有对立平衡的两套班子：满人与汉人官僚系统，这是互相制衡的，不再需要内外廷那一套了。再加上皇族参政、军机处之类二级平衡结构，足够形成稳定的官僚结构，再多就画蛇添足了。至于小李子之流，其实并没有干政权力的，只不过能收收贿赂，说说坏话而已，并不能影响重要的朝政决策。

三、汉末的状况与元外戚王家的崛起
武帝至于宣帝，是汉皇朝最鼎盛的阶段，宣帝在接受了武帝留下的天下后，从小流落民间的他深知先朝的弊政，于是上台后就十分注意施政的效果和官员的运用。在宣帝朝时，无论文武两方面，都有章法，其实，宣帝在位干得最好的一件事是重新确立了朝政秩序，让大家有规矩可循。孔圣经常说的“礼”是什么？其实就是符合儒家思想要求的社会秩序而已。只要社会有秩序，就有规律，就会稳定有效地运行。所在儒家十分讲究的就是“礼”，认为这是“大道”的外在表现。宣帝朝的文官使用是形成了一套法则的，例如“不历州县，不入台阁”（这是宋时的话，但山君认为宣帝做到了这个）；中央负责官员空缺，优先从治民优秀的官员中提拔；对官员的处理按法律的要求来，不苛责、不轻纵等等，甚至有民望很高官员因犯法被处死的情况。武的方面，他全力打击羌人的叛乱，对匈奴采取防御为主，分化瓦解为辅的方针，终于看到了匈奴分裂，对汉王朝的威胁大幅度下降，为其后治政的皇帝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元帝朝是西汉衰败的开始
其后元、成、哀、平四帝统治的时代，西汉皇朝就开始走向没落了。元帝为太子时，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待燕从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固然是对的，儒家的一套是道德体系，是终极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却不见得只有用儒家的那套手段。宣帝杂用王霸，用得很好，治国有方。因此，他对于太子的意见并不赞同，但却也不去纠正，因为他知道纠正也正不来。司马温公也不同意宣帝的意见，他是从儒家有治国能力的角度去分析的，现在看来，失之迂阔了：“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人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祖仁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 而用之乎？……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阍于汉体，必乱我家，则可矣；用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我们现在已能大致知道所谓“三代之治”的成色如何，与后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温公的话未免理想化了，当然，在那个年代，那是不可避免有这个历史局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