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一朝，承宣帝余烈，文、武两道还有可观之处，用人处事，雍容悠闲，虽然为人软弱了些，但是还不至于出什么大的紪漏。陈汤能不出事，主要还是由于元帝的庇护。但一个朝代，正常情况下，走向衰落也是有个过程的，元帝一朝就是盛转衰的转折。在元帝时代，西汉的衰落已开始出现征兆了。优秀的统治者的能力是在各种危机处理和经历中产生的，能适应的就能生存下来，发展起来，不能适应的早就被社会所淘汰了。元帝这样出生在深宫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的人，怎么可能有他父亲那样于市井与混混打架，就为了争夺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利益的经历？又如何能了解到社会的底层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况？不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大树，不会有深深的根基，所以元帝是不可能具有他父亲那种待人接物杀伐决断的气魄的。由于不了解社会，也不具有判断问题实质的手腕和能力，就需要依赖身边的人进行帮助，所以就会出现象中书令弘恭、侍中石显这样的宦官，他们对国家的政事和处理政事的方法很熟悉，又了解皇帝的爱好，很容易地得到了皇帝的欢心和信任，元帝多病，于是他们就有了代皇帝处理一般政事的权力，在与外朝诸如匡衡之类的权臣互相勾结后，就能做出不少排挤异己、打压政敌、陷害忠良的坏事来。但这时的弘、石们，远未达到东汉末、中残唐、明时的权阉们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未敢公然在朝堂上打击、迫害大臣，为非作歹，甚至控制、左右皇帝的废立，他们也只是达到了权宦的雏形而已。
元帝期间仍留有部分宣帝时的老臣，所以处理边事和对付地方的暴乱都还比较得心应手。象处理羌人叛乱，就是采纳了老将冯奉世的意见，宣帝确是给儿子留下了很好的文武班子，从宣帝朝过来的武将们都是那种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的人，羌乱一起，那帮子文官们不知所措，朝堂上“（丞相韦）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可见这帮人在武的方面没什么能耐。冯奉世是从宣帝朝就数平边患的大将，他所说的就基本上可以当最后结论了：“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已决。”由此可见当时的将领们的气概，无论宣帝时老将赵充国，还是稍后的冯奉世、陈汤等，都带有那种锐身任事、一往无前的气质，没有一个是尸位素餐的混吃等死之辈。但文官们是不会让武将如此顺利的，他们仍是提出了保守的意见：“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对于这种保守懦弱的做法，冯老将军极为反感：“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赢弱，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皆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但朝廷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事情果如老将军所料，因为人少，初战受挫。冯老将军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请求益兵。元帝毕竟也是见过其父风采的人，痛下决心，干脆动员了六万大军支援冯奉世。得到强力支持的边军大举出击，一战大败羌人，斩首数千，将叛军逐出塞外，稳定了边疆局势。

2、成帝朝已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败迹象
元帝去后，成帝继位，朝政进一步衰落。成帝被后人诟病的问题有几个：其一是朝政纲纪日渐败坏，其二是元帝外戚王家真正崛起是在成帝朝期间，其三是成帝的好色与立后的问题为人诟病，其四是成帝个人的毛病：好微服夜行。
成帝朝的朝政逐步败坏是不争的事实，陈汤的被冤、被囚，就发生在成帝朝期间，直到他死了，陈汤的冤情才得以昭雪，但人也不行了。而且，在成帝朝期间，正直大臣象丞相王音、京兆尹王尊、京兆尹王章等大员能吏，都不同程度上受到排挤打击，甚至下狱论死，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并不与外戚王家一党，看不惯王家人的所作所为，奋起与其抗争，从而受到王家的陷害、排挤甚至冤死。
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名叫王政君。这是个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女性，她历经五朝（元、成、哀、平、新），精通宫斗，没有她，王莽不可能权力登顶，新朝也就不会出现。在元帝朝时，王家并不是最显赫的外戚，其时更受宠的是宣帝的外祖史家和皇后许家，虽然王家也位在显要，但更多的是在太子的身边，起扶助作用。元帝曾有过废立太子的想法，其时皇后与太子元舅王凤无计可施，最后还是靠史家的史丹进言才保住了太子，可见当时王家的地位并没有多重要，最起码没能影响到朝政。王家的真正崛起，是在成帝朝。成帝刚即位，马上就任用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就是权力顶峰了。这还不够，成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建始元年（前32年）“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这就很过分了，正好这时出现天象：“夏，四月，黄雾四塞”。于是大臣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于皇帝违反约定大封外戚表示不满：“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异见。”但王家的应对也很绝：“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何谓“黄雾”？沙尘暴是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而招致自然的报复。但在封建时代，这就是“天人感应”了，要找出对应的人事来向老天请罪，消除老天爷的不满。王凤是不是真害怕我们不知道，但他的行动，简单地化解了大臣们的攻击。其后河平二年（前27年），成帝再度加恩诸舅：“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王家一门终于达到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鼎盛了。王凤的权势已经达到了大臣所能达到的极限：“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王氏弟子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其后随着王凤、王商、王根、王莽相继鼎政，终于为王家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为王莽的篡政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
不是每家外戚都有能力达到王莽的高度的。汉朝是外戚最鼎盛的皇朝，西汉有吕家、窦家、霍家、王家，东汉有邓家、窦家、梁家、何家等，唯有王家达到了篡政的高度。而其它各家，那怕是出现了可废立皇帝的霍光，敢毒杀皇帝的梁冀，但都到不了篡政的高度。为何？历朝外戚不止这么点，但要达到辅政高度，就需要有杰出的人，能担起、至少能参予到朝政中，才能起到帮助皇帝的作用。外戚中，能产生这样的人的就已经不多了，只有出现了这样的重臣的外戚家族，才能称之为有干政能力 ，能成长为以外戚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但纵使能成长为外戚集团，也往往因为骄奢淫逸的生活和气焰薰天的权势，其后代就长成了歪瓜裂枣，成不了大器。只有王家是个异数，但王家其他的人还是歪瓜裂枣型的：“王氏五侯争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沣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象白虎殿。”于是皇帝大怒，实在是因为他们的起居竟然比皇家还豪奢，令皇帝心理不平衡了。可是，这不可怕，因为这种竞相挥霍，互相攀比的行径，浪费的是民脂民膏，只会引来民众的仇视、朝臣的攻讦，对皇权并无威胁。对于这种行径，其后各代的帝皇并不反对，甚至还有特意纵容他们这样做的，宋太祖对功臣就是这样的，给你尊荣、给你富贵，你别造反就好。但王家却出了王莽这样一个出色的异类，其它王家弟子只不过利用了王家的经济能力穷奢极侈，但王莽却用尽了王家建立的政、经、军、财等各方面力量，终于颠覆了西汉。

@建功立佳 2019-08-18 21: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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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兄弟

成帝另一个为史家诟病的是他的好色。但山君认为，说赵氏姐妹荒淫可以，但不能说祸国。史书上也没多少赵家姐妹误国的证据，赵氏姐妹对政事并不太懂，也对政局影响不大。赵氏姐妹在史上的影响恶劣，主要还是因为她们秽乱后宫。但却没什么交通大臣、专制朝政、陷害忠良的记载，说明她们的所为还主要是以独霸后宫，排斥对手为主。与吕后、武后、慈禧的作为相比，差了好多个层次了。我们不赞成先儒们“为尊者讳”，将一切污水都沷到女人头上的不良做法。成帝后赵飞燕，所谓可“掌上舞”者，为历代野史所津津乐道，但那只是野史戏说，不能作真的。当初成帝后不是赵飞燕，而是外戚许家的人，但是，“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浓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赵飞燕姐妹入宫就是这样的，这不是她们自己能办的，是皇帝的意思，当然也不能排除阳阿主与汉武时的阳平公主那样向皇帝献美求荣的可能。赵氏姐妹毫无疑问是艳冠后宫的，所以很快就专宠，“贵倾后宫”，将之前的许皇后，班倢妤（《汉书》作者班固的姑姑）都排斥出去了。但这还不够，她们入宫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固宠，这样就必然要将皇后及其一党彻底打倒，于是“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许后废处昭台宫，后姊谒等皆诛死，亲属归故郡。”班倢妤也受到拷问，幸得她才思敏捷，并且想好了退路，“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才逃过一劫。
许后、班倢妤被清除了，那赵飞燕本应顺理成章成为皇后的，但是，她出身实在太低下，“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一直拖了一年多，不得已才准了。但许、班都是因为无后才被她们钻的空子，如果赵氏姐妹也无子，那她们的地位同样也难保的。其实与妹妹相比，赵飞燕的受宠是不如的，宠冠后宫的是妹妹赵昭仪。这样就让赵后有机会与别的男宠交往了：“赵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昭仪尝谓帝曰：‘妾姊性刚，有如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因泣下悽恻。帝信之，有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由是后公为淫恣，无敢言者，然卒无子。”虽然如此，但许、班也无子，而且，成帝到死都无子，这让人怀疑是成帝本人有问题。而被蓄养的歌姬，因被下药而无子的情况古代多的是，赵氏姐妹无子原因可能如此。成帝去后，有大臣发掘成帝隐私，说他有子，因昭仪嫉妒而导致被害，这不但没什么证据，而且有诽谤先帝之嫌，所以言论一出，马上就遭到批驳，被压制下去了。
但一直无子，国家的延续就会出问题的，太子，所谓“国本”，不定下来，国家就不安稳。当时，成帝最亲近的人有两个：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分别是出自元帝倢妤冯氏和傅氏，在宫内时，两人就有矛盾，但傅倢妤更受宠些。刘兴是元帝的儿子，成帝的弟弟；而刘欣则是元帝另一个儿子的后代，是成帝的侄儿。两人都有继位的资格，从亲近来说，本来中山王更近些，但是，当二人朝见时，却分出了高下：“中山王兴、定陶王欣皆来朝，中山王独从傅，定陶王尽从傅、相、中尉。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佗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从教养的角度来看，中山王确不如定陶王，冯氏出于左将军冯奉世家，武夫家庭，家教难免粗率些。但冯氏对元帝是有救命之恩的：“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倢妤等皆惊走；冯倢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倢妤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倢妤惭，由是与冯倢妤有隙。”本来就有心病的两人，当面临争国本这样的大事，更不可能相让了。但冯氏确是粗率之人，也许她本就没有让儿子成为皇帝的想法，这就让傅太后得逞了：“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及票骑将军王根。后、昭仪、根见上无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最终刘欣得以成为太子并上位，是为哀帝，而冯氏迎来的是傅氏惨烈的报复。赵飞燕姐妹从中固然起到了不好的作用，但是，即使没有她们使力，结局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首先看上刘欣的是皇帝本人，其它人不过是从中烧了把火，促成此事而已。

成帝还有一件事是受人诟病的：爱微服出行。“（鸿嘉元年，前20年）上始为微行，从期门郎或私奴十余人，或乘小车，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张安世四世孙放也。”如果是微服了解民情，估计史官们也不会对此多作议论，但成帝此行并不为政事，而只是为了玩耍作乐，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会遭到大臣们强烈批评。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皇帝都会有些别人没有的怪僻呢？汉成帝爱微行、汉哀帝是同性恋、明武宗喜武事、明熹宗（天启）喜木工、南齐萧宝卷喜在宫中开集市、北齐高纬喜扮乞丐、后唐李存勖喜唱戏、北宋徽宗喜书画艺术和嫖妓等，其中部分人在其喜爱的行业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南唐后主的词、徽宗的书画都是时代艺术的颠峰，可是，这并不是皇帝的本业！这堆子皇帝，都是昏君，都是没干好本职，给国家带来大问题、甚至大灾难之辈，都是被史家严厉批判的对象。但是，当皇帝这事儿往往没得选，行得上，不行也得上，尤其是当皇帝只有一个独子时，下任皇帝就只能是他，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可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才智和心理素质当皇帝的！历史上，真正干好了皇帝本分的人就没几个，那怕如李存勖这样的开国皇帝，也没干好。既然山不来就我，那我就去就山。既然不能不当，那就只好用别的方式来推御、消解当皇帝带来的压力。于是那些不愿当，却又被迫当上皇帝的人，就纷纷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来逃避当皇帝的压力和责任，导致世上出现这么多的奇葩皇帝们。成帝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成为臣子们猛烈攻击的对象，他自己其实也知这是不对的。纵情声色，当然身体不会好，那就更生不出儿子了。为此班固的伯父班伯进谏，认为皇帝不应这样沉湎洒色，耽搁政事，成帝自己都叹道：“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皇太后知道后，也劝说成帝：“帝间颜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益求其比，以辅圣德！宜遣富平侯就国！”在这方面张放虽然带来了皇帝荒废政事不良的后果，但并未产生什么严重的情况，而且在太后和朝臣们的压力下，最终“上不得已，左迁放为北地都尉。”其后张放长久未能还朝。所以成帝这个缺点带来的影响有限，并未能真正的惑乱朝政，就被太后和大臣们联合扼杀了。

3、哀帝朝为西汉灭亡敲响了丧钟
比起元帝朝，成帝朝当然更差了，但问题还是集中在上层，对社会和百姓的影响并不明显。成帝是在与赵昭仪相处后，早上突然发病，迅速不治的。此朝臣们都直指赵昭仪害死了皇帝，并迫使她自杀。此后哀帝继位，从帝号就可见这个皇帝不受待见，谥号竟然是“哀”字。在这一朝，卷入了剧烈的党争，政争，朝政迅速败坏，而且更多的末世的迹象出现了。
哀帝刘欣是由祖母傅太后抚养长大的，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因此，傅太后在朝中发挥出与太皇太后王老太近似的威力了,而对朝政的干预力度还在王老太之上。但傅太后虽然长于权谋，但却目光短浅，胸襟狭窄，所以无法将傅家发展成象王家一样的集团势力。两代皇帝的交替，而且新皇不是老皇的直系血亲，必然导致朝政各方力量的重新先牌。哀帝登基，外戚傅、丁家必然会上位，而原来势力极强的外戚王家，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会进行抵抗，双方必然会有一番龙争虎斗。历史上从旁支入绍大统，常会出现一种情况：新皇为自己的父母争取地位和尊荣，从而与代表正统观念的朝臣发生激烈的争论，宋英宗入继后，为争父母的地位而与朝臣争斗达两年之久，明嘉靖也为了同样的原因，与朝臣激烈对抗，最后竟下了狠手，在朝堂上将谏臣当场廷杖，打死打伤了一大批，才最终惨胜。而哀帝上台后，同样为了傅太后的地位与王家和朝臣发生冲突，朝臣不欲傅太后干政，于是在出身地位上作文章，从而引起傅太后的强烈反感，她坚持要得到皇太后的政治待遇。其时王政君已察觉双方冲突不可避免，王老太在此时却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她明大势，知进退，下诏让王莽辞职，让王家为傅家暂时让路，虽然哀帝没有同意，但已表明了王家的态度，为保存了王家的元气和基本力量打下了基础。双方的真正冲突发生在皇宫的一次宴会上：“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帷，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知，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随着王莽的罢官，王家的势力暂时退出了朝廷。但王莽的举动，却为自己争取到了很高的声誉，并为其复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将王家势力逐出朝堂后，傅家不是没有机会发展为王家那样的巨无霸集团的。可惜是傅太后这个人私欲太重，葬送了这个希望，其中的关键，就在傅太后的堂弟傅喜身上。“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但是，傅太后的政治才能确实不如王老太，“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没有政治才能，却要到处插手，还不能听不同意见，连亲近的人的意见都听不进，这样内宫干政，基本不会有好结果。如果由傅喜辅政，最起码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起一帮真正有能力的大臣，成为哀帝的支持力量。由于傅喜被斥逐，朝臣中的正直力量群龙无首，孔光、何武、师丹等一批名臣在各种打击下逐步退出了朝堂。其后，在傅太后的操纵下，奸邪小人充斥朝堂，傅喜其后虽然几度起复，但都在傅太后的排斥下很快就去职，因此傅家也就一直未能形成真正有根基的政治力量。
傅太后一但得势，马上清算起历史旧帐：“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薄责由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使中谒者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诬奏云：‘祝诅，谋杀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乃饮药自杀。……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这就是倒行逆施了，这种诬蔑陷害的猛恶手法，是政治斗争的大忌，固然快意一时，但在朝臣中是不会得到认同的，后患很多，因此，哀帝的执政基础一直就不稳固，他一死，王氏重夺政权根本就没遇到阻力，因为大家都无法认可哀帝的施政用人方式。
傅太后不喜傅喜这样的正直大臣，可他所用的却都是奸恶小人，“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其逼于傅太后，皆类此也。”“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这还不够，“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这就乱套了。朝政日非，在傅太后的胡乱指挥下，贤臣去位，象史立、朱博及傅、丁家中那些无能而又会溜须拍马的奸滑小人们纷纷上位。朝政已不可问矣！

哀帝也无子，但他的无子的原因却不象成帝那样让人猜测，只因为哀帝是个GAY。中国历史上，哀帝并不是唯一一个有龙阳之好的帝王，但无论如何，皇帝是个同性恋，而又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展示给在大家看的，实在不多。山君虽然并不赞成同性恋这种畸形的心态，但也并不会加以歧视和排斥，只不过觉得天生两性的存在，就是为了相悦、相恋，让族群的繁衍和延续成为一种快乐的过程，而同性的恋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仅此而已。哀帝应当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倾向的，但是，他这皇帝也是干得辛苦，既受大臣的制掣，也被傅太后所束缚，实在干得无趣，受压抑久了，是否就产生了畸形的心理，成长为一个基友了呢？而他的祖母傅太后大概也是干得舒心快意，根本就没留意到孙子的后代问题，王老太还不时过问一下成帝的子嗣问题，傅太后却是完全不管。
哀帝的好基友叫董贤，相信是个齿白唇红，风姿过人的美少年，所谓“断袖分桃”中的“断袖”指的就是哀帝的这段畸恋：“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哀帝被他弄得神魂颠倒，完全无心朝政。这方面成帝比他还是强些，在太后和朝臣的联手下，虽然不舍，成帝仍是将富平侯外放出去了，但哀帝却为了这个爱豆，什么都敢干，完全不顾是否符合世俗规矩。如是象文帝爱邓通那样，只是给了他富贵，而没给他权势，那这种爱宠对朝政的影响是有限的，也不会影响到“文景之治”的巨大成功。但是，哀帝却不是这样，他不但给了董贤巨大的财富，而且还想给他巨大的权势，在短短几年内，董家不但拥有了良田美宅，奇珍异宝，而且，哀帝还挖空心思去提拔他的这个爱宠，董贤明明只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哀帝却让他冒领别人的功劳（这个所谓功劳也是个冤案），就是为了让他得到封侯。更过分的是，在董贤只有二十二岁的时侯，哀帝就封他为大司马、卫将军，其册封诏书上写道：“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匡正庶事，允执其中！”大臣们都觉得不对劲，因为册词不对：《论语》上记载得很清楚，尧禅位于舜时的禅文就是“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想干什么？想禅位给董贤么？果然，“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王闳（王莽堂弟）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悦，左右皆恐。”这当然只能作为酒后戏言，董贤这样的弄臣也无法当得起天下之重！他的权倾天下，权侔人主，是因为人主给了他权，否则他什么都不是。朝臣们都很清楚，天下是刘家的天下，他们不是刘欣个人的朝臣，而是刘家天下的朝臣，刘欣只是作为刘家的代表而暂时执掌大权而已。但是，这一连串的不当举措，将原本就混乱的朝政弄得更加让人无所适从了。史家对哀帝的评价是恰当的：“帝暏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
哀帝在册封董贤后不久就去世了，董贤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也没有什么朝臣看得起这个出卖色相起家的男宠。哀帝一死，王老太马上赶到朝堂上，收取了皇帝的御玺，并且迅速通过王莽夺取了朝政控制权，迫使董贤自杀，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哀帝一朝，未遇到任何反抗！由此可见，哀帝的施政实在不得人心。元寿二年（前2年）王莽再任大司马，历经政治风浪的王莽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从此朝政就进入了王莽的节奏了

第二章 王莽的从政之路

王莽是外戚中的异数，他不是第一代的大将军，王氏外戚集团的建立和发展，主要功劳是他的伯父王凤和叔父王商、王根，他不过是承其余烈而已。但其它的外二代们却一般都无甚才干，只会斗鸡溜狗，掠美炫富，所以绝大部分的外戚到了二代以后，不是被皇帝干掉，就是被新扎起的外戚排挤出局。唯王莽能做到深潜隐忍，再度乘时而起，让集团发扬光大，并上升到篡政、颠覆汉祚的高度，这就证明王莽确实是大有过人之处。
一、才能初展
“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怜之。曼寡妇渠供养东宫，王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王莽是不幸的，其父早死，不得封侯。当然，这个不幸，是相对于其兄弟们而言，与食不果腹、早不知晚的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语。太后出于怜悯，让他的母亲住在宫内，这样就可保证她生活无忧。可这样一来，王莽是不能跟着入宫的，于是只能孤零零的住在外头，估计是寄住在他的大伯父，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家中，不然他就不可能在以后那样侍候王凤。但不是自己的儿子，自然也就不可能给予同等待遇了，王凤六兄弟在朝中权势薰天，他们的子女也就鸡犬升天了，纷纷获得各种显要的职位，并且因此而富可敌国，于是这些“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其实王家的子弟们比之其前的史家，其后的傅家、丁家，已经好得多了，识得散财养贤，广求声誉，这就不全是纨绔子弟，而是尚有些志气的样子。所以其后的王悯、王舜等还是能给王莽以帮助的。
但是这些都与王莽无关，他没有父辈的恩荫，所以不能得到封侯的好处，就只能自己琢磨，找条好出路了。当然，虽然他没有平步青云的机会，但别的条件仍是具备的，可选的路也有多条：他可以进入官场，从低职做起，作为王家子弟，这个优待总是有的；也可以跟随在某位伯父、叔父身边作个帮闲跑腿，只要乖巧伶俐，总有得到带契提携的机会；还可以作为家族代表，打理产业，虽然上进之路不长，但总可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上下其手，大发横财；当然，要读书也是可以的。在选择以后需要走的路这个问题上，王莽显示出了他已经有过人的智慧：他选择了读书。这个选择说明了王莽已经立定了自己的志向：成为有作为的人物。而读书，就是其中最辛苦、但又最有前途、并且最有可能达到颠峰的路。自从武帝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后，此后的各代帝王都谨尊不二，纵使是如宣帝这样有独自见解的杰出君皇，也没能例外，所选的丞相仍是名儒、大儒。就这样，仕途就在思想专制的影响下，慢慢收窄，到了最后，基本上是非儒生不可入仕了。因此，王莽如要出人头地，除了他有王家子弟这个招牌可资利用，让他初入仕途会比别人容易些外，就需要在读书、尤其是用功于儒家典藉上做文章了。因此，他从起跑线上就与诸兄弟拉开了距离，他的志向远比那些穷奢极侈的兄弟们远大得多。

王莽一开始就做得很好：“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如果说王莽一开始就是行为虚伪、假仁假义，山君是不能赞同的。当时的王莽，根本就没有条件与那些兄弟一样挥霍，作为王家人，他所得的收入，不仅要奉养母亲，还要周济已逝兄长遗下的寡嫂，和抚养孤苦的侄儿。这些是那些个权势薰天的伯、叔父们和那些花天酒地的兄弟们所不会关注和想起的，而王莽不但注意到了，而且以其幼稚的双肩负担起了这个责任。要知道，王莽自己在当时也不是那种用度宽裕的人，周济后，自己所剩也就仅够过日子吧，这就显得他的作为相当的不平凡了。而且，王莽当时的作为，十分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观念：事母和诸父尽孝，事寡嫂显示了他的悌，抚养孤侄，又表现了他的慈爱，除此之外，他为人谦逊（折节）、温和（恭）、节俭，并且动尊礼仪，知识广博，勤奋用功，行止有度。在那些古代乃至现代的各种二代、三代们当中，实在是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要知道现代的那些XX代们，除了那些气焰嚣张的外，那怕是家教较好、有修养的衙内们，在待人接物时，仍是会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其自以为高人一等，俯视众生的态度的。
既然王莽能表现得如此出色，那就无法阻止当时的名士们对他的推崇和提携了：“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当然，王莽得以出人头地，还在于他做了这件事：“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相信王凤的亲儿子们都做不到这样，但王莽做到了，面对这样的侄儿，王凤当然感动，他已得病不起了，但以王凤的知人、识人，他一定能看出这个侄儿的不凡之处，于是在临死前，将王莽（不是他的其它儿子和侄子）托付给成帝：“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王莽的做法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侍疾，也许带有点作秀的成分，但如上所言，他对伯父和叔父们还是很孝顺的，侍候病人尽心尽力，也是他本性的表现。这样他就正式进入了官场，并且起点相当高，一开始就是皇帝的近侍，别人一辈子都走不到的高度，他轻易达到了。但王莽仍是不改本色，对叔父们仍是孝顺和敬重，他的叔父们对他很满意：“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这真是不容易！他的叔父，接任大司马的王商，对他的满意和器重，竟达到了愿意分割自己的封地以求让王莽得到封爵的地步！这说明当时的王家长辈们，已完全认可了这个侄儿的作为，并将其作为继承人来看待了。王家是外戚，上达天听是很容易的事，不单王商们为王莽说话，连王老太也很看重这个内侄，“上由是贤莽，太后又数以为言。”终于王莽如愿得到封侯：“五月，乙未，封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这样，王莽不但成为皇帝亲近的人，也成了统治集团高层的一员，具有了在政坛发出声音的资格了。这时王莽才二十九岁。

一般人如果象王莽这样骤得高位，出人头地，难免会带上一些傲气，难免会有一些少年得意的态度流露出来，这不出奇，这是人性的本能。如能象王莽这样，可算是“克己复礼”有成了吧：“宿卫谨敕，爵位愈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馀；收赡名士，结交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诸父矣。”作为一名儒家弟子，王莽对于儒家思想中的谦逊、有节做得相当到位，可谓“富而好礼”者也。如果只是这样，王莽也就只能作为一个名儒而立于朝堂上，做个卫道者而已。可王莽并不只有这方面的特质，“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慙恧。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作为一个篡位者，其后朝代又是前朝的血脉，史家记载当然不会对王莽客气，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指是虚伪的做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王莽结交广泛，焉知其不是确为朱博好呢？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王莽并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他还是敢作敢为的，并且有政客们那种厚面皮。深通儒家经典和处世之道，敢作敢为，又有一副厚面皮，还有后台，有家世，这样的家伙，朝堂上的大位就是为他订做的。
一入江湖，身不由己。既然身在庙堂，就必然会有站队、分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身为官宦子弟的王莽，长期在王凤、王商、王根的身边，又怎能不会？而且，王莽还是青出于蓝的。“卫尉、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赏赐累巨万，淫于声色。”“时曲阳侯根辅政，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这个淳于长是王政君姐姐的儿子，也就是王莽的表兄。但此人十分精于见风使舵，他本是王家一族，便却在成帝立赵飞燕时出了大力，以至与赵家外戚成了同党。此人淫于声色，长期处于高位，又有后台，于是忘乎所以了，居然做出了大不道的事情：“许后姊孊为龙颌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时居长定宫，因孊赂遗长，欲求复为婕妤。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以为左皇后。孊每入长定宫，辄与孊书，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交通书记，赂遗连年。”许后是前皇后，那怕是一言半语的不敬，都冒犯了皇室的尊严，何况还连篇类牍地寄书调戏？而且还敢诈许废后“立以为左皇后”，这是欺君！完全是嫌命长了，可见淳于长是如何地骄狂。
作为政坛新星，王莽是有过人之处的，他一定清楚官场上进的程序并且了解对自己的升迁有威胁的对手是谁，而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淳于长。他与王莽同辈，长于钻营，如果他上位接任大司马，那么起码十多年内，就没王莽什么事了。于是王莽就将他视为主要对手，对他的一切情况尽量了解、掌握：“王莽心害其宠，私闻其事。”要知道王莽是很精通与宫内人打交道的，这是为了讨好他的姑母王政君，这样一来，他在宫内就经营出一批耳目来了，能掌握淳于长的阴私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以淳于长的跋扈张扬，恐怕能知此事的不止王莽一人。而王莽本人却是很修整的，一整个道德模范的样子，没什么把柄可抓，这样两人就较出高下了。虽然手握证据，但什么时候抛出却是很关键的，抛早了，可能能打击到对手，但也会让对手有喘息之机，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好再用了；另外，太早打倒了这个对手，下个对手仍会出现，还需再费心思，不如在关键时给主要对手一击，就可底定胜机。王莽选择了一个很合适的时机：王根因病要求退位，皇帝将要允许之时，这时如果王莽不打击淳于长，那可能他就顺序接班了。“莽侍曲阳侯病，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这样王家上下就达成了共识：必须干掉淳于长！于是“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长官，勿治罪，遣就国。”一举击倒淳于长。其后淳于长私许长定废后之事发作，死于狱中，这就是他自作孽了，与王莽无关。王莽还是有节制的，也许也不知他交通废后之事，所以并没要他的命。
最大的对手干掉了，也让王家长辈们看到了王莽的才干，就这样，“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王莽的谋划终于大功告成！仅三十八岁就登上了权力的颠峰，位极人臣。与二十二岁，以色侍人成为大司马的董贤不同，王莽是真材实料的，他的才干、声誉、学识，都当得起这个位置。而其后，王莽仍能克己复礼，谦逊待人：“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史料对王莽的节俭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他是为行大恶而邀清名：“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病，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其饰名如此。”但我们查遍史料，都没有王莽花天酒地，豪奢挥霍的记载，可见由于出身的关系，王莽确实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不是刻意为之。当然，以他后来的地位和薪俸，给夫人做些似样的衣服是完全可以的，此事不排除王莽有刻意邀名的嫌疑。

一般人如果象王莽这样骤得高位，出人头地，难免会带上一些傲气，难免会有一些少年得意的态度流露出来，这不出奇，这是人性的本能。如能象王莽这样，可算是“克己复礼”有成了吧：“宿卫谨敕，爵位愈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馀；收赡名士，结交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诸父矣。”作为一名儒家弟子，王莽对于儒家思想中的谦逊、有节做得相当到位，可谓“富而好礼”者也。如果只是这样，王莽也就只能作为一个名儒而立于朝堂上，做个卫道者而已。可王莽并不只有这方面的特质，“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慙恧。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作为一个篡位者，其后朝代又是前朝的血脉，史家记载当然不会对王莽客气，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指是虚伪的做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王莽结交广泛，焉知其不是确为朱博好呢？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王莽并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他还是敢作敢为的，并且有政客们那种厚面皮。深通儒家经典和处世之道，敢作敢为，又有一副厚面皮，还有后台，有家世，这样的家伙，朝堂上的大位就是为他订做的。
一入江湖，身不由己。既然身在庙堂，就必然会有站队、分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身为官宦子弟的王莽，长期在王凤、王商、王根的身边，又怎能不会？而且，王莽还是青出于蓝的。“卫尉、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赏赐累巨万，淫于声色。”“时曲阳侯根辅政，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这个淳于长是王政君姐姐的儿子，也就是王莽的表兄。但此人十分精于见风使舵，他本是王家一族，便却在成帝立赵飞燕时出了大力，以至与赵家外戚成了同党。此人淫于声色，长期处于高位，又有后台，于是忘乎所以了，居然做出了大不道的事情：“许后姊孊为龙颌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时居长定宫，因孊赂遗长，欲求复为婕妤。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以为左皇后。孊每入长定宫，辄与孊书，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交通书记，赂遗连年。”许后是前皇后，那怕是一言半语的不敬，都冒犯了皇室的尊严，何况还连篇类牍地寄书调戏？而且还敢诈许废后“立以为左皇后”，这是欺君！完全是嫌命长了，可见淳于长是如何地骄狂。
作为政坛新星，王莽是有过人之处的，他一定清楚官场上进的程序并且了解对自己的升迁有威胁的对手是谁，而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淳于长。他与王莽同辈，长于钻营，如果他上位接任大司马，那么起码十多年内，就没王莽什么事了。于是王莽就将他视为主要对手，对他的一切情况尽量了解、掌握：“王莽心害其宠，私闻其事。”要知道王莽是很精通与宫内人打交道的，这是为了讨好他的姑母王政君，这样一来，他在宫内就经营出一批耳目来了，能掌握淳于长的阴私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以淳于长的跋扈张扬，恐怕能知此事的不止王莽一人。而王莽本人却是很修整的，一整个道德模范的样子，没什么把柄可抓，这样两人就较出高下了。虽然手握证据，但什么时候抛出却是很关键的，抛早了，可能能打击到对手，但也会让对手有喘息之机，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好再用了；另外，太早打倒了这个对手，下个对手仍会出现，还需再费心思，不如在关键时给主要对手一击，就可底定胜机。王莽选择了一个很合适的时机：王根因病要求退位，皇帝将要允许之时，这时如果王莽不打击淳于长，那可能他就顺序接班了。“莽侍曲阳侯病，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这样王家上下就达成了共识：必须干掉淳于长！于是“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长官，勿治罪，遣就国。”一举击倒淳于长。其后淳于长私许长定废后之事发作，死于狱中，这就是他自作孽了，与王莽无关。王莽还是有节制的，也许也不知他交通废后之事，所以并没要他的命。
最大的对手干掉了，也让王家长辈们看到了王莽的才干，就这样，“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王莽的谋划终于大功告成！仅三十八岁就登上了权力的颠峰，位极人臣。与二十二岁，以色侍人成为大司马的董贤不同，王莽是真材实料的，他的才干、声誉、学识，都当得起这个位置。而其后，王莽仍能克己复礼，谦逊待人：“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史料对王莽的节俭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他是为行大恶而邀清名：“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病，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其饰名如此。”但我们查遍史料，都没有王莽花天酒地，豪奢挥霍的记载，可见由于出身的关系，王莽确实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不是刻意为之。当然，以他后来的地位和薪俸，给夫人做些似样的衣服是完全可以的，此事不排除王莽有刻意邀名的嫌疑。

二、潜伏爪牙忍受
王莽虽然成功登顶，位极人臣，但是，他仍是太年轻了，未经历真正的挫折。其后不久，才迎来了一场对王家、对王莽的真正考验。
成帝去后，太子登位，是为哀帝。他不是成帝的直系，而是因成帝无子，而从定陶王一系过继来成为太子并成为皇帝的。因此，王家不是他的外家，自然，他的外戚们也就不能容忍王家把持朝政，挟制皇帝了。哀帝生母姓丁，他是由祖母傅太后抚养长大的，因此，哀帝一朝，主要外戚就是傅、丁两家了。作为长期把持朝政的王家，不可能这么轻易地交出权位，因为王家已经是一个外戚集团，代表的已不仅仅是王家，还有一大帮依附王家，由王家提拔，靠王家当官的势力，如果王家一倒，他们也好不了。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是个作风硬朗，心机过人的女汉子。哀帝刚登基不久，她就挑起了一场礼仪上的大争斗：“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是几朝大臣，从元帝傅婕妤时代就了解傅太后的为人，知道她一定会想法干预朝政，于是想别建宫殿，隔开祖孙二人，防止傅太后干政。但大司空何武却不是这样想的，可能也多少了解皇帝的心思，于是回复：“可居北宫”。皇帝马上就同意了何武的意见。当时三公中，为何皇帝只征求丞相，大司空意见，不问大司马王莽？当然是因为王莽代表的外戚集团不会提出对傅太后有利的意见了。结果“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
但无论如何，正常朝廷中，最高的权威都只能属于坐在正中御座上那人。大臣如何能升官？讨好了皇帝就能升官。众大臣中自有能领会圣意的人：“高昌侯董宏希旨，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这就挑起了礼仪上的争斗了。在现代人看来，这都不是事，不就一个名分吗？但古代是不一样的，这关乎大义的名分，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这关乎政权结构的稳定，太后是天下地位最高的女性，甚至名分上比皇帝还高，如果出现了两个，该听谁的？这就必然会出现争斗。而且，哀帝以旁支入继大宗，自然是应以奉成帝为主，而不应再为定陶王家争利益。当皇帝将此事交给朝臣讨论时，果然遭到王莽为首的大臣的反对：“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这时皇帝刚上台，还没有什么势力，面对王家及其所属大臣的反对，只能暂进退让。但这已令傅太后大为不满了：“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这样新旧两派势力就在朝堂上展开激烈角力了。
皇帝却是很轻易地占到了上风：“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既然是皇，那么，皇的母亲自然是太后，老婆自然也是皇后了。接着，哀帝大封外戚，傅、丁、赵家人纷纷得侯，占据朝堂高位。这时，王老太已经看出了傅、丁作为新外戚上位是不可阻挡了，于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但这是的王家仍是个庞然大物，皇帝的势力仍不可取代他们，面对这样的要挟，皇帝再次作出了妥协的姿态：“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三公仍是王家的关系和党羽，皇帝势力仍不能抗衡王家，只好暂时退让。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势力此消彼长，终有平衡乃至超过的时候。虽然王莽仍想一搏，但时机已不对了：“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帷，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知，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这次皇帝有把握控制朝政了，于是顺水推舟：“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虽然王莽的行为为他争取到了很高的声誉：“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但这些都是些虚的，并无实权。双方经过一番较量，终于以王莽的就第而宣告王家在朝堂的失败。随着王莽的去职，王家势力在朝上土崩瓦解。

历史上，这样的大礼仪之争共发生了三次：除哀帝这次外，还有宋英宗朝的濮议之争和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其争议焦点是一样的，就是从小宗入继大宗、成为皇帝后，如何对待亲生父母的问题。英宗是仁宗无子，从濮王世子过继给仁宗而成为皇帝的，但他登基后不久，在拿到皇帝实权后（之前由于年幼，曹太后垂帘听政两年后才还政于皇帝），就很快挑起了濮议之争，为老子争取皇帝的头衔，他得到了重臣欧阳修、韩琦的支持，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力量更加强大，双方争持了十八个月之久，才最终如了英宗的心愿，而韩琦也因此成了宋代少有的天子信臣，荣宠不衰，身后名誉隆重。至于发生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更是艰险曲折、风波猛恶。当时武宗无子，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拥立了兴献王长子，武宗堂弟朱厚熜为帝。由于杨廷和有拥立之功，所以当嘉靖提出父母封号问题，遭到杨廷和为首的几乎所有大臣的一致反对后，无法再推进，只有新进进士张璁提出异议，认为可接受皇帝的要求，由此遭到杨的报复，被贬到南京当官去了。但皇帝并不死心，其后大臣桂萼再次上疏要求再议，这次就得到更多的支持了，除张璁外，还有席书、方献夫等，可与朝廷大臣们相比，仍是势单力薄，很快又被压下去了。最后一次，群臣见嘉靖铁了心要为父母争取礼仪上的皇帝名分，于是集团反对，二百余朝臣集合在左顺门抗争，这样就惹怒了已经在朝堂站稳了的皇帝，其时众臣“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世宗命引礼监谕退，再谕退，仍不起。帝怒，收禁百三十四人于狱，杖五品以下百八十余人。”有大臣被当场杖毙者，其后大礼成。杨廷和无奈之下，辞去首辅，反对势力被清洗一空，皇帝彻底控制了朝廷。这三次都是以皇帝的意见取胜而告终，但同时也是朝廷新旧两派势力角逐最终分出胜负的标志。
随后皇帝的势力对王家展开了清算，司隶校尉解光弹劾曲阳侯王根、成都侯王况无人臣礼，本来“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在控制住朝堂后，对王家下手就无所顾忌了：“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其后两年间，大司空何武、继任大司马师丹、丞相孔光等相继去位，王家所赖以维持的体系势力和同盟者们被彻底清洗一空。当王家的势力清洗完后，打击就必然会最后落到王家的实际领袖，曾位居最高的王莽头上：“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王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邑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虽未能置王莽于死地，但双方却已经撕破面皮了。可是王莽在前面所作所为实在无懈可击，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名声很好，虽然被逐出朝堂，然“天下多冤王氏者。”而这个“丞相博”，就是前面王莽买婢相赠的那位朱博朱子元。可见之前王莽与其关系还是不错的，可转眼间，朱某就与王家反目成仇，想置王莽于死地了。

被逐回封地后的王莽，那怕再不满，也只能忍受，待机而起。本来，这种机会是不会多的，如果傅家能重用高武侯傅喜，凝聚朝中的得力大臣，就能形成傅家的外戚集团，彻底铲除王家的影响，可惜傅太后的粗暴和短视，斥逐了傅喜，令朝中正直大臣不断去位，奸佞小人布列朝廷，一直形成不了以有名望的儒生、士大夫为核心的集团势力，而哀帝无子，令到傅家的势力无法延续对朝堂的控制，哀帝重用弄臣董贤，更令中外贤士失望。而已回到封地的王莽却是循规蹈矩，修心养性，守礼自持，名气居然越来越大。“初，王莽既就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至是，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复深讼莽功德。”其中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奴一案，如果发生在王家当政时，是不会送掉性命的，相信王家鼎盛时，被杀的奴婢不知凡几？也不见有那个王家子弟获罪的。但当此事发生在王家失势，动辄得咎的时期，就不由得王莽不小心了，为了免除后患，王莽居然令子自杀，也真够忍心的了。当时虽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奴隶存在仍是不能避免，不管是汉律还是唐律，杀奴固然有罪，但比杀良民是罪轻得多的，不至于死，而在权贵高官家庭，更是杀奴如杀一条狗，没人敢管。王莽的做法除了要预防政敌打击外，也许也有比较重视人命的人性因素，他上台后就曾发布禁止奴隶买卖的诏令，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比较开明的。
朝野呼声越来越高，皇帝也得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态度，尤其是王莽这样本就有大贤名声，下野后还有大量士人为他说话的家伙，皇帝也不好不摆出重视贤才的样子，于是“徵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皇帝对王家仍是比较提防的，只是允许他们还京师，服侍太后。但对于王莽来说，这就够了，他终于回到了京师，王家一派的主心骨又回到了国家的政治中心。这样，王莽就能充分利用他和王家以前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声望，重新编织出一张新的关系网，窥伺朝堂动向，乘时而动。而且，他进宫去看望太皇太后是皇帝允许的，就更让他有机会沟通内外，精准地把握时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复辟的机会终于让王莽等到了：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闻帝崩，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收取了御玺，就可代行皇帝权力，这一定是王莽与太后反复计议过的关键一着。其后，就要马上着手夺权。当时，当国者是大司马董贤，这样一个以色侍人的弄臣，是为众大臣不齿的。“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这就是个草包，什么都不会。太后马上乘势入局：“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董贤这个蠢才，居然“贤顿首：‘幸甚！’”，可见他根本就不懂主持皇帝丧事是什么意义！这是每个朝代首席大臣或者宗室权臣才能有的待遇！太后马上“遣使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至此，哀帝留下的势力大势已去了。其后王莽发动群臣弹劾董贤，迫使他自杀，然后，王莽水到渠成地重新回到大司马的岗位上了。这时的王莽，历经政治风波，看惯朝堂风云，已今非昔比，老辣无比，政治斗争经验渐趋炉火纯青，放眼朝堂之上，再无对手。

三、窃窥大位
王莽在被迫去职后，一定认真思索过朝政的得失和权力斗争的真谛，并且吸取了成功的经验。他复出后，所作所为比之前面，实在老练太多。而且，山君认为，复出后的王莽，应该是已经起了专权的心思，甚至可能已经有了模糊的篡位想法了。
老皇帝死了，最急的要务当然是找出一个合适当皇帝的人。元帝直系后代除成帝外，还有两个，一个是定陶王，另一个是中山王，定陶王已经当皇帝了，并且无后，那么，中山王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候选人。当时的中山王刘箕子实在太合王莽的心意了，他的支持力量被傅太后给剪除得差不多，而且他本人年纪又小，才九岁，由他当皇帝，辅政的大臣们就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派出迎接中山王登基的队伍后，王莽已迫不及待地对反对势力进行凶狠的反扑了。
1、大清洗
傅、丁两家外戚，其实没什么人才，他们只会为虎作伥，擅作威福，与大部分朝臣们格格不入。哀帝一死，在权力争夺中，他们完全无所作为，坐视王家重掌大权，当然，王家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但在夺权过程中，王家竟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可见他们是如何地不得人心。于是，王莽从几个方面展开了清算：首先当然是清除掉在宫、在朝的傅、丁家人。先是将已经毫无威胁的赵飞燕打入冷宫；然后将哀帝的皇后也赶到别宫，不让她影响到宫内的形势，而且刘箕子与刘欣是堂兄弟，哀帝的皇后就不能称为皇太后，也就失去了天下之母的尊贵身份了。稍后，王莽将赵、傅（哀帝后）二人贬为庶人，两人只能自杀了。宫内的靠山一被端掉，傅、丁两家在朝的官员就成了待宰的羔羊，没有半点的反抗和威胁的能力：“傅氏、丁氏皆免官归故郡，傅晏将妻子徙合浦。”一举清空了哀帝的外戚势力。但王莽没有对傅、丁一概而论，没有重蹈傅太后的覆辙，对于傅家一贯有贤名的傅喜，他就给予表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位特进，奉朝请。”这不过是欲擒故纵而已，傅喜看得很清楚，“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这也算是得以善终了。再就是将名位不正的傅太后，丁后打回原形：“莽又贬傅太后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为何王莽还要清算已死之人？这就关乎大义名分了：如果保留她们的名号，那她们就仍是朝廷正式认可的皇家成员，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一但废掉了名号，那之前她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僭号，是乱臣贼子，她们和所代表的势力就是奸党，人人得而诛之；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那王莽的所为就成了拨乱反正的大义行为了。
然后王莽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支持傅、丁、哀帝的势力。董贤虽然已死，但他的罪行仍未清算干净，他虽然执政不行，但却是敛财有方：“县官斥卖其财，得四十三万万。”好家伙，居然有四十多亿的家财，那个年代的一文钱，购买力绝不会低于今天的一块钱，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世界首富了。王莽处置董贤家，完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莽又奏董贤父子骄恣奢僭，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巨鹿。”这个处置命令一出，“长安中小民欢哗，乡其弟哭，几获盗之。”可见这家人是如何地令百姓憎恨，这是王莽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其次打击矛头落到了高昌侯董家头上，是前代高昌侯董宏首先揣测到哀帝的心理，抢先提出了要给傅太后、丁太后大义名分的，其后在王莽去职后，哀帝的支持者们抓住此事不放，几乎置王莽于死地，这是死仇，不可能化解的：王莽“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为佞邪，夺爵。”再次，既然中山王能荣登帝位，那么，之前的冤案就必须予以平反，这样不但是消除中山王登基的舆论障碍，而且同时也能对哀帝踩上一脚，何乐不为哉？“奏南郡太守毋将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幸逢赦令皆不宜处位在中土，免为庶人，徙合浦。”这个毋将隆，其实并没有怎么参予到这件冤案中，只不过是作为地方最高长官需要联名启奏而被牵连，完全可以澄清的，但是实际上“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挤之。”这时的王莽，已经转变成了职业政客了，他心中的儒家道德观已开始让位给名利权势了。
不但如此，王莽连王家内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不放过，他将打击矛头指向了仍健在的叔父红阳侯王立。虽然王立与王莽的关系比不上王凤、王商、王根那么亲近，但毕竟是长辈。以王家诸舅相继辅政的情况来看，王立同样有辅政的资格，这就威胁到王莽了，王莽“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王立本人是比较贪财的人，曾因收受贿赂而意图保护淳于长，最后事发被成帝免职赶回封国，所以他与王莽不是一路人。王莽于是指使丞相孔光弹劾王立：“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宫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一：‘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王老太就只剩这一个亲弟了，心中不忍，而且她何尝不知这个侄儿的心思？不外是想独揽朝政而已，所以就不同意。但王莽这时的同盟者和党羽已布满朝中，对老太后的反对已不怎么放在心上了。在王莽的坚持下，王老太不得以下旨让王立就国，王莽专权的最大威胁就此消除。

2、专权
成为权臣，专制朝政，是这个阶段王莽的目标，为此，他在复位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了。清洗是为了专权，但专权并不能只靠清洗，必须在清洗的同时，引入私人，布列朝廷，占据要津，这样才能达到目的。王莽先是精选了一杆能为自己清除政敌的好枪：“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待中、奉车都尉。诸素所不悦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草，令邯持与光，以太后指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顺莽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端的好手段！对于孔光，他又拉又吓；对于太后，他上下欺瞒；“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焉。”这时的王莽，比之刚当上大司马时的王莽，实在成熟得多，而且也奸诈得多了。此后王莽的做法基本上如此，自己躲在后面，指使党羽出面，让自己处于仲裁者的地位，操控朝政。
但要做到完全的专权，王莽仍须做两件事：其一是讨好、笼络好老太后。因为法理上说，由于皇帝年幼，由太后垂帘听政，只有得到太后授权，王莽才能专断政事，这是王莽专权的后盾和法理基础。“知太后老，厌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才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王莽），又，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自今以来，唯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这样，王莽就将朝廷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人事权，这是王莽专权的基础，没有人，怎么控制朝政和广阔的国土？“于是莽人人延问，密致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这样就不单将朝政控制住，而且将其亲信私人与亲近他的官员布置到国家的四面八方了。注意这不是为朝廷散布恩义，而是为王莽个人市恩贾义，那些官员不会感谢朝廷，只会感恩王莽，完全成为他的爪牙党羽。
外戚是每朝都有的，在汉代，外戚的辅政是常例，王家及王莽是深明其中三味的。平帝也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同样是有自己外戚的，他的母亲姓卫，而他的祖母是元帝时战功卓著的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如果不是傅太后通过冤案杀绝了冯家，那么冯家也具有傅家那样的能力，而且由冯、卫家辅政才是名正言顺的。王家和王莽好不容易才重回权力颠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地交出自己的权力？要保持权力，王莽就要做第二件事了：限制平帝的外戚获得权力：“王莽恐帝外家卫氏夺其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桡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六月，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三个号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王莽手段做得很绝，连皇帝的母子亲情也给隔绝了。他就没有考虑过皇帝会长大的么？长大后的皇帝又怎会允许他这样专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王莽篡政的想法应当是在此时萌芽的，既然不想放弃权力，自然要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又有那样比篡政更能保有长久权力呢？
这时的王莽已经有了绝对控制朝堂的能力了：“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秀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秀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到了这个时候，那杆老枪就不再需要了：“莽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小，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这时的王莽羽翼已成，不可复制了。

3、安汉公
平帝登基后，由于年幼，并没有理政能力，当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但王老太老了，王莽抓住这点，成功地架空了老太后。当然，这不会是王莽的目的。下一步，王莽就有大动作了：“王莽风益州，令塞外夷蛮自称越棠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安汉公，益户畴爵邑。”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待成王成年后，周公旦还政于成王。这在儒家道德体系是一个顶尖的模板，是有儒家思想以来一直将之视为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登峰造极的典范，是所有儒学政治家们追求的目标。但山君却认为王莽对周公的理解深度非常人可及。周公辅政有几个特点是很鲜明的：一是专权，他为了专权，连兄弟都干掉了；二是市恩，周公很善于散布恩惠；三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实施；四是虽然他没有篡政，但最后成王赐他的天子礼仪他却接受了，所以鲁国用的礼仪是天子礼仪。
这个阶段，王莽是以周公为榜样的，每事力求仿效周公，同时，也让他在朝的党羽们以安汉公仿周公的故事相传播和颂扬。汉是没有“公”这一级爵位的，“安汉公”这个只能是个称号，王莽的爵位仍是新都侯。但王莽是个善于作秀的高手，在制造出祥瑞，获封安汉公号后，就上演了一出让封的闹剧：“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并在太后诏后多次故意推辞，“莽复上书固让数四，称疾不起。”这是王莽的政治手腕之一，他意图通过这件事，广播恩惠，邀买人心。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孔光等三人得到了巨大的赏赐，最后王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在王莽的坚持下，朝廷大规模褒赏宗室群臣，封了一大堆的宗室和朝臣为王、侯、关内侯，而且还让大批已绝嗣的贵族可得旁支入继，不但如此，还加恩给那些已致仕的大臣：“令天下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以之，终其身。”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了，能不让宗室和朝臣们欢呼雀跃，热烈拥戴？“下及庶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能这样做，除了王莽为了树立个人声望外，也得国家积储负担得起才行。可见当时政府手头的物资仍是比较充裕的，如果只是口惠而实不至，那就不是得好名而是收获骂名了。
其后的元始二年（公元元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献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对于史家来说，这些当然是王莽收买人心的虚伪之举，证明了王莽早有不良居心。不但如此，因为出了一个王莽用这种手段来收买人心，篡夺了西汉政权，所以其后历代帝皇对于臣下们做这样的事非常忌讳，会认为他们居心不良，邀买人心，做这事的大臣下场就不会好到那去，甚至大臣们在没请旨开仓赈济灾民都有罪。为此后来的大臣、勋贵、外戚们宁愿花天酒地，穷奢极侈，也不愿在救济灾民上尽那怕一点点力量，到了最后，甚至在朝廷的生死关头，仍是善财难舍。崇祯在李闯兵围京城，军费虚竭时，向大臣和国戚们求援，希望他们能出资支持，但最后，不但大臣们哭穷装傻，连他的宠妃的田家都一毛不拔！待到李闯攻破京城后，向大臣贵戚拷掠财产，短短几天功夫，得财过数千万两白银，在李闯败退后，这些财产白白便宜了满清政权，连得到这笔飞来横财的满清统治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不明白在还有这样充裕财力的情况下为何大明会这样脆弱地一败涂地。很荒谬，是吧？但事实如此。所以，王莽的做法不对吗？他献出家财并带动大臣们救济灾民，凭什么要受到指责？如果一个管理全国的政权，连受难的灾民都没有能力救济，而又拒绝有能力的人们去救济，而坐视灾民们辗转呼号，饿蜉遍地，这样被推翻不是很应该吗？这样的统治者又如何能得民心，如何能坐得住位置？如果现在有大灾，敢拒绝大家出钱出力赈灾的官员不被大家的口水淹死才怪！在赈灾这事上，封建统治者们的自私和无耻嘴脸实在令人不耻。

王莽专权打击敌手，抑制平帝的外家掌控权力，但是，这些还是有后患的，因为皇帝是会长大的。所以，王莽最后干脆来了个绝户计：不是要由外戚掌权吗？那就自己再来做一回外戚！“莽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无嗣，配取不正，请考定《五经》，定取后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適子女。’”而王莽女当然在其中。众大臣是明白王莽的心意的，当然不可能与他的女儿争当皇后，但同为王氏后代的采女就有可能与莽女争了，而且对于王老太来说，只要是王家女儿都行的。这样就对莽女构成威胁了。当然，这难不倒王莽：“莽恐其与己女争，即上言：‘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这样一来，看似断绝了王家女的进身路了，但王莽会被这个难倒？满朝大臣谁不知王莽心意？于是大臣们群起争取：“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公卿们哓哓而辩，相信太皇太后其实是明白他这个权臣侄儿的心意的，不过是配合他做一场秀而已。于是“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当然，以王莽的风格，还是会假意推让一番，但最后，他的诡计还是能得逞的。“春，太后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尚书令平晏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在一班大臣们装神弄鬼的占卜，得到上上大吉的卦辞后，于是“以太牢策告宗庙。”王莽如愿以偿了，他成了皇帝的老丈人，他的权位不可动摇了！“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六千三百万，而以其四千三百万分予十一滕家及九族贫者。”又让王莽做了一回收买民心的好事。
做得够未？未够，还得再做点什么事才与周公更相似。周公在巩固要权力的过程中，关键的一着是干掉了威胁自己地位的两位弟弟管叔和蔡叔，当然，所杀掉的一定不止这两位，连同他们的党羽爪牙，估计会死不少人，这是权斗的需要，不这样，是达不到专权的目的，也就无从推行自己的意志了。以周公为榜样的王莽兄，看样子也得从亲人中找个谁谁来杀一下，才会看上去更象不是？不得不说，虽然王莽自己受儒家影响，早年对儒家的道德观做得很好，但却不能将此传导给儿子们，他的儿子就没谁成器的，都在向歪瓜裂枣发展。前面已因杀婢而自杀了一个王获，这不，他又找到另一个儿子来试手了：“初，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久后受祸，即私与卫宝通书，教卫后上书谢恩，因陈丁、傅旧恶，冀得至京师。”这就是虎父犬子了，老爹如此了得，但儿子竟然完全不懂老爹在干啥，还担心以后皇帝亲政后会受牵连，竟私下和老爹对着干。对着干也不是不行，但好歹你做得光明正大些，毕竟是父子，直接说出来不好么？也许老爹不接受，会被一顿排头，骂得狗血淋头，但也表示了敢言直谏不是？可王宇却做得鬼鬼祟祟的：“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卫氏。”这是什么师傅啊，就这么无知和无聊么？居然还是个什么名儒，名儒什么时候变得一文不值了？吴章这种儒，其实就是与秦时的侯生、卢生一样，是那种不能持正修身，专以利益为依归的杂儒，百无一用，害人多了。而王宇的手段也够幼稚可笑的了：“宇却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好嘛，这下子完了：“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这也太狠心了。无论如何，王宇的所为是够不上死罪的，至于媳妇，更是无辜。王莽老是拿自己的儿子来作法，其实也是背离了儒家“为人父，止于慈”的要求的，当然，如果是出于别的政治目的，就另当别论了，但也不是非要拿儿子来做娃样子的吧？周公也不会杀了儿子伯禽作法吧，可王莽就是狠心杀了长子王宇，甚至连儿媳都不放过。
当政时间长了，对于朝野中的敌对和不合作势力就越发的清楚。作为成熟的政治家，王莽当然不会只拿自己的儿子作法，他只是需要有一个由头，从而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洗政敌的行动，为此，他付出了长子的生命作代价，那么，他的清洗行动会小么？“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莽尽灭卫氏支属，唯卫后在。”首先彻底干掉了卫家外戚，这是直接的当事人。其次，“吴章要（腰）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吴章也叫一代名师，不过从他的所为来说，误人子弟的可能更大些，但杀他不是目的，而是要将他的影响和势力清除掉。再来就是广泛诛连了：“莽于是因吕宽之狱，遂穷治党与，连引素所恶者悉诛之。”上至宗室长公主，自己的亲叔父红阳侯王立，自己的堂兄弟平阿侯王仁等都干掉了，为了达到目的，王莽正在蜕变，变成那种为了权势、为达目的，什么残忍刻毒手段都敢使的无耻政客了，可以说他已基本背离了初衷，与儒家的思想渐行渐远了。“甄丰遣使者乘传案治卫氏党与，郡国豪杰及汉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诬以罪法而杀之。何武、鲍宣及王商子乐昌侯安，辛庆忌三子护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荗，南郡都尉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数百人，海内震焉。”何武曾是他的同盟者；鲍宣虽不直他的行为，但也只是辞官了事，并没对他的事业造成什么不利影响；而王商是前丞相，与王家有过矛盾，但其为人还是忠直有能的——王莽全都不肯放过！此后，朝上就只剩些同党和附和者，莽每出一政，只有好评如潮，马屁如海，周公辅政还要立一个召公作为纳谏的样板呢，王莽完全不顾了。以后朝堂上就没了善意的提醒、出于公心的劝谏、对于错误的修正，这不危险么？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王莽的积威已达到什么地步：“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赏、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无子国绝，莽以日磾曾孙当及安上孙京兆尹钦绍其封。钦谓‘当宜为其父、祖立庙，而使大夫主赏祭。’甄邯时在旁，廷叱钦，因劾奏：‘钦诬祖不孝，大不敬。’下狱，自杀。……更封安上曾孙汤为都成侯。汤受封日，不敢还归家，以明为人后之谊。”金钦这就只是一种说法，建议应当立庙祭祀，表明朝廷的恩德而已，但被甄邯歪曲后，竟不敢辩白而自杀，金汤被吓得有家不敢回。这是什么？这是道德绑架，这是打着公义的招牌实施的冷暴力，实施者在占据道德制高点后，杀伤力极为惊人，不管在什么年代，这种情况都会出现，是打击敌手的好工具，宋时的新旧党、明时的东林阉党、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是用这种手段害了无数的人。这是属于孔子所说的不得逃于君子之诛的五种似正义实虚伪的行为：“心达而险”和“言伪而辩”，甄邯的行为毫无疑问是用心险恶且强辞夺理，但在王莽的积威下，可造成这样的悲剧，要知道金钦也是高品官员之一的京兆尹！这也就说明了当时王莽当朝后最后造成的威福自用、压制异见的恶果了，这是王莽新朝崩溃的原因之一！
但不管怎样，王莽都达到目的了，他已将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当代周公，那么，成为周公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隆重推出了。

四、“加九锡”
周公辅政后期，由于功德太高，成王觉得无以为报，于是就干脆赐给周公可以使用天子礼仪，其后鲁国所实行的就是周礼，对于这点，孔圣不无微辞，认为其后鲁国三家大夫僭礼的源头就在于此。王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权位和声望，自然也会追求象天子一样的排场，不做足这套，如何对得起莽兄的卖力表演？
1、“宰衡”
王莽大肆打击、排挤异己，在朝野广施恩惠，这时已经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戴，声名日高。党羽们都心中火热，希望能早日促使王莽篡位，这样就可以成为从龙之臣，为子孙计、为自身计，都得大力推进篡位的进程才行。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得一步步来，群臣们于是开始了第一步：“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称‘敢言之’；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男二人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王莽一如既往地固辞，“愿独受母封号，还安、临印韨及号位户邑。”群臣当然不会答应，太师孔光为首上奏：“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义。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视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不要说史家对王莽的攻击全是偏见，到了这个时候，朝臣们的上奏用辞已经十分肉麻和恶心了，看看这个奏章就让人起鸡皮疙瘩了。一番假意的推辞后，王莽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头衔，只是没有收受益封的田地而已。
宰衡，位上公，这已经明确王莽的地位就比所有朝臣都高一等，并且有相应的礼节来规定应对宰衡的接见。这样的做法，在皇帝不能亲政的时候，安汉公独自控制朝政，实行独裁就有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和法理依据。当然王莽仍未完全昏了头，仍清楚地知道权力来源于何方：“莽虽专权，然所以诳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赂遗以千万数。……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更有甚者，“太后旁弄儿病，在外舍，莽自亲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这就有些无耻了，纵使要蒙蔽太后，讨好老人家，也不需做得如此下作吧。对于这种情况，象孔光这种历经多朝，人老成精的政客，难道还不知道他想干啥？但孔光实在害怕，怕自己成为王莽篡位的阻碍，更怕因成为篡政帮凶而被千夫所指！于是干脆“固称疾辞位”。
篡位是需要舆论支持的，尤其是天下读书人的支持，儒家尤其讲究名分上的正当。这方面王莽实在驾轻就熟，“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甚盛。”前面是仿照周礼，建立礼仪，规范制度，后面就是为了讨好读书人，取得他们支持而特意做的事了。要知道当时要读书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不要说普通人，就算是中小地主、小商人，也没有能力供养起一个家人去读书！不说延师讲课给的束收，就是这个不事生产的闲人，也难养得起。所以，建万间学舍，为学子们提供学习场地，当然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这是多么巨大的好事？读书人们当然欢欣鼓舞了。但已经有名声的学者们就不能一间学舍给打发掉的，那就得加码了：“徵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谶、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这样就收罗起了大量有各方面才能的学者为自己服务了。不要小看这个，改朝换代的舆论，就是这样形成的。其后各代，都不再允许臣下这样大规模收罗人才，只有皇家才可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服务于皇家才是正途，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有造反嫌疑了。
但是，王莽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没有在基层干过，对于下层的民情其实并不了解，你加恩于百姓，收买人心，并不等于你就能明白百姓的需要和疾苦，更不等于你能通晓如何治理地方。在治理黄河上的表现就可见王莽的不足。搜罗到了人才，自然不会少了对治水有心得的人，那是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给历代带来重大灾害的源头。当时那些人才们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治河意见，长平关陵的意见是选取低洼地，不要进行别的操作，只是作为洪水发的时候的分水畜洪区，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对特大洪水进行开闸甚至炸堤分洪的先声，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意见；临淮韩牧认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这就是说要在洪水期进行分流，不要让洪水太过集中，而且也有益于平时的灌溉；在司空掾王横不认可韩牧的意见，认为分洪处现在已是低洼地，黄河的入海口位置已高于韩牧提出的分洪位置，再分无益，而且秦攻魏时又曾开河灌大梁城，所以应根据缺口所开后的河水走向顺势引导，这样就可保证无水患了。时沛国桓谭为司空掾，是汇总意见的人，他希望能群策群力，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对黄河加以整治，既可让部分生活无着的贫民能有所依靠，又可减少水患发生，其时朝廷所储仍是比较丰足的。可是“时莽但崇空语，无施行者。”就这样，此事无疾而终。这反映出王莽行事的问题，只好大言炎炎，却无实施的能力。这是他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王莽以上行为是对社会有益，对生民无害的话，那么以下的作为就是实实在在的无益国家了。“莽自以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内属。”羌人从宣帝时起，就逐步成为了国家的重大边患，整个东汉时期，都在与羌人争斗，关中入汉中的道路也因此数次改道，从比较好走的陈仓道，改为褒斜道，最后连褒斜道也不安全了，只好走最东边、最难行的子午道，这些都是因为羌人作乱导致的。一看平宪们的奏章，就可知鬼话连篇：“羌豪良愿等种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即今青海湖）、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而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羌人居处，是水草丰茂之所，何来的“五谷成熟，禾长丈余，一粟三米”？而王莽居然因此“请受良愿所献地为西海郡。”并“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这让这些以农耕为生的人们在那种地方如何生活？而且因为犯罪而被迁徙的人成千上万，如何能不怨声载道？“民始怨矣”一句，说明之前王莽所作所为仍不失清明的，但在边境挑事，给民众带来痛苦的做法，是他乱政开始，并且施政开始出现失去民心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