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近代陨星录一一英杰十七传
邹容传
第六章 《革命军》与《苏报》案
《革命军》一旦问世, 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最为关注这本书的人, 当然是当时的清王朝的统治者, 其次是革命派和倾向革命的人。
就在《革命军》出版的同时, 上海出版的《苏报》,为扩大《革命军》的影响, 在报上刊登了《革命军-自序》一文, 时隔不久, 又登载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报上的出现, 对促动《革命军》一书的传播, 起到了极大的推波肋澜的作用。《苏报》是一张倾向革命的报纸, 报社老板陈范也同革命派交往密切。由于报社设在租界里, 因此视它为眼中钉的清政府, 一时也奈何它不得。
《读〈革命军〉》这篇文章, 主要阐释了革命的主要目的, 是要“去世袭君主, 排满洲特权, 覆一切压制之策”, 建议广大读者去读这本书, 认为这是当前“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介绍〈革命军〉》这篇文章, 称赞《革命军》“文极犀利, 语极沉痛”, 读者阅后没有不为之“拔剑起舞, 发冲眉竖”的, 希望此书能“普及于四万万中国人之脑海”。报纸上这样的介绍, 使得《革命军》一书声名远播, 销路大增, 因之书局一印再印。但是, 广大读者虽是欢迎,清政府却视此书为毒蛇猛兽, 极端恐慌。这本公开号召革命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书, 甚至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太后和皇帝的关注。因此下了密令, 务必将《革命军》作者和《苏报》灭之而后快。
上海的张园早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因为它那里有一个爱国学社, 又经常举行集会演讲, 这些演讲内容都被官方认定是“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 认为必须“予以查禁, 以免蔓延”。但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都设在上海的租界, 租界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无法下手。后来《革命军》得以出版,《苏报》又发表了宣传邹容《革命军》的文章, 这使得清政府感到忍无可忍, 说是“复有不普通、最激进、致政府惊心动魄之一词曰‘革命军’者, 公现于世”, 加紧策划迫害革命派的阴谋活动。两江总督魏光焘发函致上海道袁树勋, 函中说:“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 章炳麟为之序, 尤肆无忌惮”(《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令袁树勋立即同租界管理方工部局打通关节, 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密拿邹容和章太炎等革命者。又委派了南京道俞明震赶到上海, 协助袁树勋办理这起案子。
在清政府紧锣密鼓准备向革命派下手时, 革命派一方却并未停止活动。六月二十九日, 《苏报》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文中, 不仅力驳了康有为的谬论, 而且用事实论证了革命是最高的权威, 说“公理之未明, 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 即以革命去之”。在提到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皇帝时, 章太炎竟直呼其名, 称之曰“五谷不分的载湉小丑”, 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也无异于给了保皇党人当头一棒。这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与《革命军》先后发表, 等于是姊妹篇, 相得益彰, 清政府看到后, 更是火上浇油。就在此文刊出的第二天, 上海道已打通关结, 与租界工部局勾结一起, 经过领事签署同意, 外国巡捕和清政府探员, 到《苏报》报社捉人, 报社老板陈范已经躲开, 就把负责财务的人抓走。接着又前往爱国学社, 指名道姓要抓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当时蔡元培正去往青岛,不在上海, 邹容人在虹口, 也不在场。当场被抓进巡捕房的只有章太炎一人。但邹容在听到章太炎被捕以后, 他不愿让章太炎一个人承担责任, 抱着生死与共的决心, 逐于七月一日主动前往巡捕房投案。这样, 加上后来又抓去《苏报》社有关的几个人, 总共抓捕了六个人。
到了七月七日, 租界当局又查封了《苏报》和爱国学社, 《苏报》财产全被没收, 而苏报馆原是陈范毕生心血积累, 一旦被没收, 等于倾家荡产。陈范不得不只身流亡日本, 后来不知所终。一位很好的办报人, 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清政府勾结外国人迫害国内反对派的所谓苏报案。《苏报》老板陈范应该说是中国报业的先驱者, 理应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 甚至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 比如在本文中由于写邹容才会提及他, 如果不写邹容, 也不可能专文去写陈范的(在这里向陈范先辈致敬)。
在苏报案这件事上, 外国列强与清政府是既合作又矛盾。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关进租界的巡捕房后, 清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竭立奔走活动, 甚至拜会各国领事, 要求租界工部局交出人犯, 好让他们把章、邹等人押解南京, 然后处死。远在江西武昌的满洲贵族、湖广总督端方, 更是把章太炎和邹容恨得咬牙切齿, 他先发电询问魏光焘, 接着写奏章送北京, 然后又派亲信到上海瞭解情况, 生怕租界工部局不肯引渡,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古柏, 他当时的言行有点与一贯以民主和人权自居的美利坚精神相悖, 他居然同意引渡, 把人犯交给清政府。他还写信给袁树勛说:
“外人之租界, 原非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大义论之,, 当时反抗政府诸领袖, 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吾观该会党之举动, 疑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 恐其势力不久扩张, 必有害于各国商务, 及骚动全国, 而外人之居于中国者,并将罹其危难云。“(《国民日日报汇编》, 第一集。)
从上面所引古柏的信来分析, 当时外国人并不欢迎中国发生革命。从表面来看, 是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利益。从深处来看, 应该说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希望中国永远落后,永远任人宰割。 如果让清政府永远统治下去, 那么中国也就永远落后下去, 岂不正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 所以他们过去曾协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现在也不可能同情或支持革命派。因此古柏才会同意引渡, 并且写出上述的信。但是, 当时的上海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管理, 他们却反对引渡。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更重视租界的统治权, 他们不肯在这个点上有所退让, 如果让步, 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等于是向清政府示弱。就这样, 清政府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章太炎和邹容的要求, 遭到了正式拒绝。
就在这时, 又有一则新闻传遍了大江南北。有一个叫沈荩的革命志士, 被清政府秘密逮捕, 没有公开审讯, 就在刑部监狱里被竹鞭活活打死。这件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那么沈荩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使清政府如此恨他而置之死地? 沈荩原是一个赞同维新的读书人,后来维新失败, 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赴难, 他就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自立军失败后, 他到北方参加反清活动, 并在天津英文《新闻报》上揭露了清政府同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北利益的卖国行径。但专制统治者自己可以卖国, 却不准别人说话。沈荩的揭露使得清王朝恼羞成怒, 于是下令派出侦探, 密捕沈荩, 随即就在监狱中下了毒手。由于沈荩的遭遇, 使人们联想到苏报案, 联想到如果章太炎和邹容被引渡给清政府, 他们将会有什么下场, 就可想而知。因此, 当时的舆论界非常注意苏报案, 一致表示反对引渡。
到了七月十三日, 清朝的皇帝和皇太后也公开出面, 发出“上谕”:“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 仍需押解南京, 毋任狡脱。”但是“上谕”对外国领事和租界的工部局来说, 没有丝毫威力, 不起什么作用, 他们可不怕你什么中国的皇帝和皇太后, 他们的眼里只有本国的在华利益, 租界的统治权, 因此坚决按照自己的意旨办事。但为了不过分得罪清政府, 为了今后还需要“合作”, 租界方面答允清政府对章、邹等人进行会审, 清政府可以派代表数人前来一同审讯。七月十五日, 租界的会审公廨成立了所谓的额外公堂, 对章太炎和邹容进行审讯。
会审开始, 章太炎和邹容的辩护人, 对会审官说: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只有被告而无原告, 案件就无法成立。此案的原告是谁? 是清朝政府吗? 是两江总督吗? 还是上海道台呢?”会审官突然被问, 竟然不知所云, 情急之下, 只能漫应之曰: 中国政府。这样, 清朝政府就作为原告一方, 而章太炎、邹容则作了被告一方, 出现了一国政府与两个人打官司的天下奇事。清政府的代表, 在公堂上列出章、邹两人的罪状, 他首先摘引《苏报》上的反清文章, 特别是有关《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字, 指控章太炎和邹容等, “故意污蔑 , 挑诋政府, 大逆不道, 欲使国民仇视 , 痛恨政府, 心怀叵测, 谋为不轨。”这里所说的“ ”,指的是光绪皇帝, 在章太炎的笔下成了“载湉小丑”。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在公堂上显得从容不迫, 对清政府的代表所提出的控告进行了辩驳。首先是章太炎, 他面对坐在法官席上的几个中外杂凑的会审官, 先是叙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 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对控告的辩驳, 直说得会审官们哑口无言。
在皇帝统治的年代, 皇帝的本名是不能称呼和书写的, 写文章如果有字与皇帝本名相同也必须避讳, 用其他字来代替。可是今日章太炎不但在文章中对光绪皇帝直呼其名“载湉”,而且还在后面加了“小丑”两字, 这在清王朝看来, 当然是大逆不道, 不仅如此, 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清王朝的不敬和漫骂, 这就是一件灭九族之罪。但在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 清政府尚无法逞其凶焰。且看章太炎对这件事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 袒护清朝, 便作文驳斥。这文章我托人带往香港, 转寄新加坡, 没有得到回音, 不知什么原因, 竟然在苏报上发表出来。文中所指的‘载湉小丑’四字, 据控者说触犯‘清帝圣讳’,我只知道载湉是个满洲人, 哪里知道他是皇帝? 更不知什么叫做‘圣讳’……”。
会审官们听了上面这段话, 面面相觑, 不知如何继续审问下去。于是他们转向邹容。邹容的答辩很简单扼要——
“当初由故乡四川来上海, 进入广方言馆读书, 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因为对清政府的所作所为非尚愤慨, 所以写了《革命军》一书。今年四五月间, 听人说公堂出票拘我, 我自己来巡捕房投到。其他无语。”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 在公堂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气概, 可以说长了革命者的志气, 灭了清政府的威风。当时海内外的革命派和舆论界都在关注这起审判。当年八月, 日本留学生主编的《江苏》杂志第四期, 有位署名“浴血生”的作者, 发表一篇杂剧《革命军传奇》,就是以邹容入狱一事为内容, 呕歌了邹容的事迹。文章开头就写道:“男儿自有男儿性, 不到民权誓不休。”可谓说出了邹容追求民主的本质和灵魂。
会审了多次, 无法定案, 但是清政府不甘心就此罢手, 就把此案移往北京, 由外务部直接向各国驻华公使交涉, 走上层路线设法将章、邹两人引渡。但是, 外国公使们也并不把清政府的外务部当会事, 还是出于自身在租界上的利益, 拒绝了清政府外务部的要求。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拒绝感到无可奈何, 又向上海租界工部局提出: 释放苏报案其他在押人员, 集中惩办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声称此两人仍“谋逆重犯, 厥罪惟均”, 本应立即处决, 适逢太后万寿, 为了“广布皇仁”, 可以援例减轻处理。这一次, 租界工部局总算同意了清政府提出的建议,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 额外公堂开庭审理, 判决章太炎和邹容为“永远监禁”,也就是无期徒刑。审判结束后, 当时的舆论界对此判决进行了猛烈抨击, 指出这种判决是非法的。 在舆论的压力下, 拖到一九0四年五月, 租界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太炎关押三年, 邹容两年。刑期从到案之日起算,期滿后驱逐出境, 不准在租界逗留。 当然, 这一判决对清政府来说肯定是于心不甘的。
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 想通过苏报案以及迫害章太炎和邹容等革命者, 把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压制下去, 以维护其日益腐朽的专制统治。但事与愿违,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朝皇帝的意志而转移。 清政府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
待续
邹容传
第七章 勇献青春志长存
综观邹容短短的一生, 从他在故乡四川同旧的传统势力的斗争开始, 到在日本留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直至回上海后发表《革命军》以及在监狱和法庭上的种种表现来看, 他是抱着“革命到底、宁死不悔”的决心的。在他所写的《革命歌》歌词里, 头一句就是:“纵使不成头被砍, 也教人间称好汉。”鲜明地表达了他不惜为革命掉脑袋的壮志雄心。
苏报案发生后, 开始时章、邹两人被拘留于租界巡捕房, 当所谓的额外公堂进行审讯时,两人就被转移到会审公廨的监狱。在监狱里, 章太炎和邹容虽然遭受到各种虐待, 但是英雄不减本色, 继续与之斗争, 两人还经常以诗词唱和。在诗词方面, 章太炎是行家里手, 他写的诗具有沉雄悲壮的特色, 而邹容自知在这方面不如章太炎, 就经常向这位老大哥请教。两人在监狱里写的诗, 其中有几首居然流传到狱外, 还被发表在报刊上。
当沈荩在刑部被秘密鞭死的消息传到监狱里, 章太炎在愤怒之下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 沈禹希是沈荩的名字。邹容立即和了一首诗, 题为《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西狩是章太炎的笔名。这首和诗录于下:
中原久陆沉, 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 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 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 谁为墨新坟。
诗写得悲壮沉痛, 既感于祖国的沉沦, 又哀于英雄的牺牲, 也叹于民众的沉默, 大有章太炎的诗风。特别是其中“一瞑负多疚”一句, 是说革命者死了也感到内疚, 因为不能和敌人继续斗争了, 这是何等的气魄。此诗和章太炎的《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一同流传到狱外, 并被登载于《国民日日报》上。《国民日日报》的出现, 是在《苏报》被封三十天后, 由章士钊等人创办建立的, 其宗旨与《苏报》相同。它一出版, 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自然也引来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但这一次, 清政府没有使用下令封闭的办法, 而是用了新招, 下令禁阅:
“上海逆党著书刊报, 煽惑人心, 大逆不法, 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 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 依然妄肆蜚语, 昌言无忌, 实属执迷不悟, 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 示知地方商民, 不准买看, 如有寄售国民报者, 提究。”(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
清政府可谓黔驴技穷。既然报纸无法禁止出版, 又岂能阻止得了读者买看? 这正如对水源无可奈何, 又妄图阻当水流四方。其实这和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 清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之境, 民间办报已成不可阻当之势。所以刚封了《苏报》, 不久又出了《国民日日报》, 如果再封, 就可能再出, 大有雨后春笋之势。况且当时报社都设在租界里, 也不是清政府想封就能封的。封一个《苏报》, 已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以这一次不封了, 而是下令“不准买看”。这大概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章太炎在狱中曾写有《狱中赠邹容》一诗, 开头一句即为“邹容吾小弟”,表达了他与邹容亲如兄弟的友谊。最后两句为:“临命须掺手, 乾坤只两头。”表示他俩临死也会手挽着手, 因为天地间有着两颗为革命献出的好头颅。邹容有《狱中答西狩》和诗一首, 录于下: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 ,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这首诗, 初刊于一九0六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复报》第五号, 已是邹容牺牲后的第二年。诗中的章枚叔, 即是章太炎的别号。“并世无知己”一句, 含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了解我的好朋友了。
邹容在狱中还写有以《涂山》为题的七绝一首, 与章太炎联句的绝命词两首。涂山, 是山名, 在邹容的家乡巴县。这是托物寄情, 从怀念故乡山水之情思中, 寄托对国家民族的忧虑。联句是写诗的一种方式, 两个人, 或几个人, 你写一句, 他跟一句, 然后联成一首。章太炎和邹容的《绝命词》联句, 表达了互相勉励、生死与共的精神。章太炎另有《狱中联吟记》一篇, 记述了狱中对压迫与逆待作斗争的情况。租界监狱里的狱卒有不少印度巡捕, 十分凶狠, 经常借故用木棍打他, 章太炎就以绝食抗议, 邹容以同样行动表示支持, 因此两人联吟《绝命词》。
邹容在狱中待了近两年, 他在狱中所写的文字,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 除了上述的几首诗以外, 其余的就是《狱中与柳亚子书》这封信, 刊登于《复报》第五期, 当时为避开清政府的鹰犬, 标题改为《致四君子书》。这是邹容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封给朋友的信, 十分珍贵。原文照录于下:
“人权志士足下: 奉致枚公书, 得近状。审足下知支那大陆尚有某某, 不以其微贱忽之,感甚感甚。某事国无状, 羁此半年, 徒增多感。甚得枚公, 同与寝食, 迩来并闻高谊, 耳目一新。奈某愚极, 不堪造诣。且思潮塞绝, 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 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 鼓吹国民, 祖国前途或有系耶! 狱事消息又转伪京, 俟有来文, 然后定议。书此敬问起居,侍祉。弟邹容谨上。”
信写得不长, 却说明了一件事, 章太炎和邹容虽被关在狱中, 与外界的革命志士,却依旧保持着联系。对苏报案移至北京一事, 邹容虽只略为涉及, 但从他信中所说的“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和“祖国前途或有系耶”两句话来看, 邹容虽在狱中备受苦难, 但他考虑的仍不是个人的安危, 而是国家的命运, 以及将来自己如何为国家“尽文字的国民责任”,也就是继续宣传革命。这封信中所表达的思想, 与邹容在狱中所写的诗, 相互映衬, 显示了年轻的邹容的旺盛斗志。
一九0四年, 蔡元培与狱中的章太炎取得联系, 共同发起成立一个革命团体, 这个革命团体就是上海的光复会, 并联系江、浙两省的革命力量。邹容经章太炎介绍, 也加入了光复会。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邹容的革命激情? 这是专制黑暗势力的压迫与反专制压迫的斗志相撞击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革命天赋的人, 这从他的少年时代已有所表现。但是革命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生命。邹容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 章太炎也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章太炎曾说他和邹容,“相延入狱, 志在流血”(《狱中答新闻报》),这句话, 足以显示了章太炎和邹容的革命激情。
章太炎为了减少烦扰, 经常研究佛教经典,, 又对邹容讲解佛学中的因明入正的道理, 说学了这些, 可以增强信心, 减轻痛苦。但邹容对佛学却毫无兴趣, 由于年轻, 狱中所给食物又太少,因此经常愤愤不平。章太炎后来在回忆狱中生活的文章中,曾说到邹容“以少年为狱囚, 狱卒数侵之, 心不能平, 以啖麦麸饭不饱, 益愤激”。以“愤激”一词来形容邹容在监狱中的不屈不挠, 甚为恰当。
经过长期的折磨, 邹容终于病倒, 这时已是一九0五年二月。病情不明, 就是经常昏厥。章太炎开始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长期肌饿造成营养不良所致, 因此托人在外面买了一些人参、阿胶带进狱中, 给邹容滋补, 但是不起作用。章太炎又向监狱当局提出, 要求派一位医生来进行诊治, 竟遭到拒绝。直到邹容病情已十分凶险时刻, 租界的会审公廨才允许保释出狱。但在出狱前一天, 却又要邹容亲自到监狱医院去一次。
到了监狱医院, 医生给邹容一包药, 说是此药对邹容的病情有帮助, 嘱他回狱后服用。邹容回狱后服了药, 却在半夜(四月三日凌晨)突然口吐鲜血而死, 死时年仅二十一岁。邹容第二天即将保释出狱, 而离他实际判决两年的监禁期也只有七十天左右。平时对他的病情不闻不问, 却在保释出狱前一天突然“关心”给药, 服了后却使病人吐血而亡。因此人们怀疑邹容是被毒死的, 而且肯定与清政府有关, 是他们买通租界监狱当局向邹容下了毒手。如当时另一位革命党人吴樾在给章太炎的信中, 当提及此事时, 写道:
“吾于邹子之死, 有深疑焉。疑西人必为满政府所嗾使, 而毒杀之, 以去后患。”(《血花集》,第二五页。)
邹容死后, 租界监狱竟把他的遗体弃置后墙外, 他的同乡得知后收敛起来, 安置在北四川路的四川义庄里。中国教育会在愚园路举行了邹容的追悼会, 革命派有近百人参加, 他们向年轻的革命家的去世表示深沉的哀悼, 同时也对清王朝和它的帮凶租界当局表示强烈的谴责。
邹容虽死犹生。他的革新思想, 他的革命精神, 他的敢于牺牲, 以年仅二十一岁就献出生命, 都令人敬叹。他的《革命军》一书如长空一声惊雷, 令清王朝胆颤心惊, 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军》, 不会被人们遗忘, 必将长留青史。邹容牺牲后不久, 上海和日本的一些革命刊物上, 刊登了不少诗文, 悼念这位年轻的革命斗士。如《醒狮》第二期, 就有署名亚庐(柳亚子)的《哭邹威丹烈士》,以及署名黄天的《吊威丹》等诗, 还有金松岑的《哀邹容》的祭文, 祭文中有这样一段:
“江流出峡, 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 乃以汉魂而吸欧粹耶。建共和、革命之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
这几句话的意思, 是把邹容比拟为长江之水, 从四川出三峡, 一泻千里, 奔赴东海, 以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吸欧粹), 揭起革命和共和两大旗帜, “撞钟伐鼓”一样在中国进行宣传。这是用文学的语言, 歌颂邹容的短促然而光辉的革命厉程。这也说明革命者的血,无论古今中外, 永远都是后继者崇敬的对像。
—九0五年八月, 也就是邹容去世后四个月,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特派出专人来上海调查邹容的死因。为了找到他的遗体, 从四川义庄的许多棺材中, 只找到了一个“周容”的棺材, 这很可能是当时收尸的人怕惹麻烦, 因此用了这个名字。当时要为邹容找块墓地安葬, 却一时难寻。有位义士刘三(季平), 挺身而出, 将邹容的灵柩运回自己的家乡上海县华泾乡, 安葬在黄叶楼旁。这样做, 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 因为清朝统治者视邹容为眼中钉, 肉中刺, 虽然人已死去, 但统治者更想让死者死无葬身之地。
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的邹容, 将他短促的一生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并留下了给予清王朝重大打击的杰作《革命军》。
待续
邹容传
第八章 《革命军》对革命之影响
邹容之所以写《革命军》, 是为了要推翻清王朝, 为何要推反? 是由于它专制、暴政、腐败、卖国。也可以说, 是清王朝这个“革命制造工厂”迫使邹容写了《革命军》。
《革命军》一书是在革命的前夜写成的, 它一出世就引起两方面的特别关注。一方面是革命派, 他们觉得这书写得好, 说出了革命的真谛, 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另一方面是滿清王朝的统治者, 他们对此书表现出震惊和震怒, 震怒之后是愤恨, 然后是设计对作者捉拿和迫害, 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作者邹容最终被迫害至死,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 邹容的死并非说明邹容失败了, 而是说明邹容经受住了考验。 捕拿, 囚禁, 折磨, 死亡——邹容经历了这一过程, 没有屈服, 没有哀求, 没有后悔, 死亡只是夺走了他的肉体, 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却丝毫不减。从这个意义上说, 邹容没有失败, 而是获得了胜利。
一本书的价值有多大, 不仅仅是看它拥有多少读者, 还可以从反对它的声音中显示出来, 特别是一本讲革命的书。薄薄的一册《革命军》,它一出版就受到读者们热烈的欢迎, 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关注, 总督大员也看这本书, 还立即呈文至最高当局——皇太后和皇帝, 阵述此书的“大逆不道”。皇帝和皇太后下了圣旨, 命令捕捉邹容。由此可见清王朝对此书的憎恨与害怕, 视此书如毒蛇猛兽。书的作者受到监禁并被迫害至死, 但始终不屈不挠。以上种种, 更赋于《革命军》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战斗性。
伟大的作家鲁迅在谈到辛亥革命前夜的革命派的文论时, 就提到过邹容的《革命军》,他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 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 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 则别的千言万语, 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为什么“别的千言万语”都抵不过《革命军》?
就是因为它“浅近直截”, 也就是通俗易懂和说理透彻, 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反响, 因此使得清政府感到恐慌和震怒, 非欲置此书和它的作者于死地。宣传《革命军》的报馆被封了,《革命军》的作者被关进监狱, 最后被迫害而死于狱中。但是, 这样一来却使《革命军》的名气越来越响, 一些原来不知的知道了, 一些原来没有看过《革命军》的人们也想方设法要买本《革命军》来一睹为快了。最后名气传到国外, 《革命军》一书也传到国外, 在国外的中国人中流传。可以这样说, 《革命军》一书已和当时的革命派与革命形势融为一体。
由于宣传了《革命军》,引发了苏报案, 而苏报案发生以后, 《革命军》更迅速流传, 革命的思想广为散播。这种因果关系, 在陈天华写的剧本《狮子吼》中, 有很恰当的描述, 其中第七回里有一段写道:“ 那时有一个破迷报馆, 专与政府为难, 所登的论说, 篇篇激烈, 中有一篇《革命军》,尤为痛快。此论一出, 人人传颂, 革命革命, 反清反清之声, 遍满全国。”
清政府把《革命军》和它的作者视作死敌, 非欲除之而后快, 不是没来由的。这也证明了《革命军》一书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就存在于它对革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之中。
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捉拿了邹容, 并且最终把邹容迫害至死。从肉体上消灭邹容他们做到了, 但是《革命军》一书的传播之快,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一再下今宣布《革命军》为大逆不道的禁书, 禁止人们传看, 实际上却屡禁不止。不但禁止不了, 相反是看的人越来越多, 到处传阅, 而且越印越多, 各地多有印行。《革命军》成了激发革命思想的有力传媒, 因此, 在清政府与邹容的较量中, 邹容在思想和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胜利。
革命党人吴樾说在苏报案审理期间, 他从友人那里拿到一本《革命军》,竟然“三读不厌”。
上海梅溪学堂的学生, 得到一本《革命军》,竞相传阅, 读后深受感动。到了晚上, 等学监查夜以后, 纷纷起床, 把《革命军》抄录下来, 以备日后常读。
一九0三年冬天, 在上海出版了《黄帝魂》一书, 就有《革命军》的主要章节作为单篇列入其中, 广为流传。
黄兴在一九0三年从日本回到湖南后, 酝酿组织华兴会, 大量翻印《革命军》,把它散发到军方和商业界。
一九0四年, 湖北成立了革命团体日知会, 并派员到上海购买《革命军》数百册, 带回武汉散发给团体成员。同年, 孙中山在旧金山, 写信请洪门会首领出资翻印《革命军》一万一千册。
一九0六年, 孙中山写信给华侨张永福说“海外各地近来亦多进步, 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就河内同志印就者寄上一本, 照此版式……从速印之, 分派各处, 必能大动人心, 他日必收好果。”(张永福:《南洋与创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对《革命军》有高度评价, 他又是《革命军》一书的积极推荐者。在他写的《革命原起》一书中, 他说:“苏报一案, 章太炎、邹容以个人和清朝政府对讼, 于是民气为之大壮。”又说“《革命军》一书, 为反清最激烈之言论, 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 为力甚大。”原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言论在海外的影响也不小, 在华侨中有一定市场。孙中山本人曾写过《驳保皇党》和《告同乡书》等文, 就是揭露康、梁等人的保皇理论的欺骗性。《革命军》一书传播到海外以后, 给保皇派以极大的打击。所以孙中山说:“其开导华侨风气, 为力甚大。”
由于清朝政府极立查禁《革命军》,为了避免受到破坏, 因此《革命军》在国内外刊印时, 经常变换书名, 如在香港翻印的名为《革命先锋》,在新加坡翻印的名为《图存篇》, 在上海翻印的名为《救世真言》, 在横滨则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印为《章邹合刊》, 另外也出现了与《扬州十日记》合印的。当时《革命军》的销售量为一百一十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出版数量的首位。有些遥远的省区, 甚至卖到十两白银一册。携带该书的人们为了防止被清兵查出, 就把它夹置在衣鞋杂物中。这一切, 说明了《革命军》一书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同时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战斗性。
就在一九0四年, 当章太炎和邹容尚在监狱中过着牢狱生涯时, 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 狱中的章太炎也是该会的核心成员之一。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等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湖北的革命党人, 在武汉组成了日知会。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 纷纷成立;民主革命的思潮, 此起彼伏。一九0五年,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 在日本东京成立, 并且发行《民报》, 一面宣传其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一面与保皇党人的改良主义继续展开论战, 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削弱保皇派的影响。在实际行动上,组织武装力量, 成立革命军, 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牺牲了多少英雄豪杰, 付出了多少无可言喻的代价, 直至武昌起义胜利,推翻了黑暗的清王朝, 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了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不断呼喚的“共和国”。有一点不能忘记, 就是在武装起义的前夕, 在起义部队中流传的革命宣传品, 仍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 而当时邹容已去世六年。
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写了一句话:“文字收功日, 全球革命潮”。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文字”,是指宣传革命的书刊文论, 一旦革命成功, 也就是文字收到功效的一天。邹容的革命思想的萌芽时期,一开始得益于卢骚、伏尔泰等思想家的著作, 他们的理论影响巨大, 邹容认为这是通行于全世界的民主革命理论。所谓“全球革命潮”,是指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世界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是其他国家(如法国大革命)民主革命的继续。
一九一二年初, 当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 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勋, 特授与“大将军”荣衔, 并在距第一次追悼会七年之后, 又一次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大炎写成《赠大将军邹容墓表》,纪念这位年轻的战友, 并刻在墓碑上。邹容生前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并不想当什么大将军, 但追授大将军也是后人的一种表示。重要的是邹容的著作《革命军》,这可以说是一本向君主专制制度发出冲锋号的书, 是一本宣告君主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书, 也是一本象征着邹容短暂而光辉一生的书。
(《邹容传》完)
四、秋瑾传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一位女中豪杰。自幼习文, 天资聪慧, 长大后出口成章, 落笔成文, 深得父母嘉许。少年时代又在亲戚家里练过几年武功, 因此可谓文武双全, 令人括目相看。她精通诗词, 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与徐锡麟一起组织起义事败, 最后血洒绍兴古轩亭口, 时年32岁。对其为人, 可以用八个字概括: 义胆仁心, 侠骨诗魂。
她是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 也是从光复会转入同盟会的第一人, 浙江籍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她就是被人们称作侠女的秋瑾。
秋瑾, 原名秋闺瑾, 字璇卿, 小名玉姑。以后又自取“鉴湖女侠”、“竞雄”、“旦吾”等作为字号。她生于1875年11月8日, 牺牲于1907年7月15日, 仅享年32岁。她的出生地是浙江绍兴长桥老宅, 长到三岁时随父母去福建, 这是由于当时她的祖父秋嘉禾正在福建做官,因此秋瑾一家也移居此地。她的祖先在绍兴务农为生, 但到了她的高祖父一代, 因为中了举人, 就开始做官, 一直到她的父亲, 没有脱离过官场。她的父亲秋寿南, 曾任湘潭厘金局总办。
秋瑾的启蒙教育从五岁时就开始了,她是在自己家中办的私塾里读书。她天资聪慧过目不忘, 深得父亲的赞许。她的母亲出身名门, 也曾饱读史书, 所以经常亲自教女儿读诗作文。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后被称作女侠的秋瑾, 能写一手好字, 能作千首好诗, 也就不足为奇了。
秋瑾十五岁时回到故乡绍兴,因为她的祖父退休了。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她20岁结婚为止,这五年光阴可说是秋瑾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从她当时所写的诗词中能体现出来。从艺术和技巧以及思想的角度讲,她当时的作品不及她后期所刨作的作品那么深邃、成熟和完美,但充滿了一个少女的天真烂漫和对自然风光的热爱。
秋瑾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却有尚武精神。当她回到绍兴后,她首先去浙江萧山她舅舅家,並在她舅舅家小住。因为早在福建时, 她母亲就告诉她: 舅舅一家都精通武术。从此她就在舅舅家向舅舅及表兄学习武艺, 天天或舞刀挥剑, 或骑马射箭, 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女子都从小缠脚, 秋瑾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练武对于女子来说更是加倍的困难,。但秋瑾从不叫苦,也从不偷懒, 勤学苦练的精神令她的舅舅和表兄都颇为赞叹。正由于有这样一段学武经历,所以在若干年后, 当她赴日本留学, 由于丈夫反对致使旅费短缺, 使得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 她仅凭怀中一柄短剑, 女扮男装, 敢于和那些三教九流之辈摩肩接踵, 共处一舱抵达日本。1894年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 秋瑾一家也伴同前往。
湘潭在清末已是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城内有一户经商的王姓大户,在城内开设了好几家钱庄、当舖、茶庄等,据说与曾国藩有远亲关系,可说是远近闻名、富甲一方。某日,秋寿南的朋友李润生来访,他是受王姓大户之托,来为儿子王廷钧与秋瑾提亲的。秋瑾的父母曾见过王廷钧,感觉不错,又认为是门当户对,故当即表示同意。当时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因此事后当秋瑾得知,虽然不滿意父母的决定,因为她根本不了解王廷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也无可奈何。1896年5月十七日,秋瑾与王廷钧结婚。
婚前的秋瑾与婚后的秋瑾,在情绪上判若两人。秋瑾的娘家家风厚道大度,而婆家尽管家财万贯,却是刻薄吝嗇,这使得秋瑾极不适应。再加上秋瑾的婆婆性格粗暴,对人要求又极为苛刻,早晚二次,秋瑾都要向婆婆请安。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即当面斥责。而丈夫王廷钓又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只知吃喝玩乐,与秋瑾经常话不投机。从小热爱自由,性格爽朗的秋瑾, 陷入了痛苦的家庭生活之中。
1897年6月27日秋瑾生下了儿子王沅德。1899年,秋瑾随同丈夫王廷钧、婆婆屈氏,带着儿子一起来到北京。王廷钧原是一个富家子弟,为了光宗耀祖,不惜花了一万两白银捐了一个户部主事,一下子成了一名京官。北京毕竟是个大地方,秋瑾在此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新风尚。正在此时, 义和团运动似暴风骤雨股降临, 紧接着,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血腥屠杀, 大肆破坏, 中国处于空前的灾难之中。秋瑾一家只好又回到湖南避乱。
看到大批河山陷落敌手, 秋瑾不禁悲从中來, 潸然泪下。
1901年10月7日,秋瑾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灿芝。秋瑾是希望她女儿象阳光一般灿烂,如芝兰一般香洁。别号小侠的王灿芝,确实实现了她母亲的愿望。她自小喜爱读书, 15岁时便能出口成章, 挥笔写字龙飞凤舞。更为令人注目的, 就是她处世为人欢喜助艰扶困,一身侠骨,而且也喜爱习武,这几点特别象她的母亲。她曾主持“竞雄女校”,后来留学美国, 学习航空技术。学成归国, 成为中国航空女子飞行员第一人。1967年, 王灿芝病逝于台湾。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大学毕业后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 1949年以后, 任湖南文史研究馆秘书, 1955年在长沙病逝。
就在秋瑾生下女儿的次月, 即1901年11月, 秋瑾的父亲秋寿男在湖南桂阳病故。前后两个月, 秋瑾经历了一喜一悲: 得女儿之喜, 失父亲之痛。这使她感慨万千, 在深感岁月流逝、人生短暂的同时, 她认为不能在平凡无聊中浪费时光, 决心干一番大事。
(待续)
秋瑾传
2、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9月7日慈禧太后逃亡西安。这时,又把李鸿章推往前台,令他去与列强各国谈判斡旋。谈判结果,是签订了一份《辛丑条约》,这份条约几乎把中国推入了亡国灭种的深渊。连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李鸿章,也深感郁闷,条约签订后没有几天,便撒手人寰,一命呜呼了。可是慈禧太后却对列强各国表示感激涕零,因为列强各国允许慈禧返回北京并继续执政。专制独裁如慈禧者,不在乎什么丧权辱国,什么割地赔款,只要能让她继续执政,继续统治老百姓,她便心滿意足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太后回到北京以后,在列强各国的驻华公使及他们的夫人面前,“哽咽抽泣”地表示对自己纵容义和团所作之事“后悔莫及”。1903年春天,王廷钧、秋瑾一家也回到北京,王廷钧官复原职。
《辛丑条约》的签订,把中国钉上了一个更大的恥辱柱，其中单单赔款一项，就规定中国要向列强各国共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兩。当时中国的人口也正是四亿五千万，也就是说，无论老弱病幼，每个中国人得掏出白银一兩。当时的一兩白银可买大米一担，这样，《辛丑条约》单赔款一项，就在每个中国人身上括了一层皮。全中国的有识之士，已迫切地感到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同时也彻底的看清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此时，全国各地的民主革命人士纷纷起来宣扬反清革命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陈天华，他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写的两本小册子:《警世钟》、《猛回头》，语言通俗，感情激越，首先是说明中国面临的种种亡国危机，最后结论是“要想拒洋人，只有讲独立，不能讲勤王”。陈天华自己后来在日本蹈海自杀，并留下一信，说明自己是以死来号召大家:将反清革命进行到底。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自己的“启蒙开智”的人，因为陈天华的革命檄文使她明白了要想挽救中国的灭亡，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推反清朝的统治。
回到京城以后,通过与一些新女性的交往(如吴芝瑛),以及不断阅读京城出版的新书报,再加上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与所见所闻,秋瑾在某些问题上不仅茅塞顿开,而且她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她认识到“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缪误,认为男女应该平等。但是,如何能使妇女独立,与如何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虽然是两个问题,却只能通过同一种手段来解决,那就是:革命。秋瑾已经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此她的思想与言行,势必与她的丈夫王廷钧要发生冲突。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整天沉缅于官场应酬及花天酒地之中的王廷钧, 自己可以整夜不归, 却极力反对秋瑾外出活动。1903年的中秋节, 王廷钧叫秋瑾准备晚宴要请客吃饭,谁知他自己却在晚宴前被人拉走去吃酒了。中秋之夜, 秋瑾独自一人面对一桌酒菜, 面对一轮圆月,不禁又气又悲,夫妻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与积怨, 此时已再也压抑不住。于是,她換上男装, 带一个仆人, 毅然到一个戏园去看戏。这是秋瑾第一次着男装。待看罢戏回家, 时间已过午夜, 正巧王廷钧也刚刚吃完酒回来,当他得知秋瑾身着男装去戏园看戏, 不禁勃然大怒,竟然动手打了秋瑾。俠女秋瑾学过武功, 真要动起手来, 王廷钧当然不是对手。但是,秋瑾没有还手,气愤之下,她只携带简单行李离家出走, 在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秋瑾离家后,王廷钧深感不安,因为自己是个京官,面子上过不去。于是他再三地请吴芝瑛前去劝说秋瑾,又多次派遣家中仆妇前往客栈,花言巧语地请求秋瑾回家。最后,由于秋瑾也思念一双年幼的儿女,总于又回到了家里。她人是回到了家里, 但在她的内心,已经彻底与丈夫决裂, 决心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夫妻之间的感情并未得到改善,不仅没有改善,夫妻之间的矛盾却是日益加深。这种矛盾绝非因家庭屑事引起,归根结蒂是由两个人的不同气质所决定。王庭钧身为一个京城的中下级官僚, 满足现状,只知饱食终日, 狗苟蝇营。而秋瑾却是一个有大志的人,是一个要推反“大清王朝”的人。如何能和睦相处呢? 首先是话不投机, 待语言冲突一多,日积月累, 量变引起质变, 冲突就可能变成仇恨。秋瑾也曾想到要和王廷钧解除婚约, 彻底分手。奈何当时没有“离婚”这个制度,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女人却无权提出解除婚约, 所以也只能这么拖着。虽然回到家里, 但“身在曹营心在汉”, 秋瑾的内心已不可能被家庭这个“牢笼”所困, 因此过不了多久她又经常外出, 屡屡借住于吴芝瑛家中。
吴芝瑛也是名门之后,,于1868年出生于安徽桐城,是清末“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纶的侄女。她的丈夫廉泉也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后来移居上海, 是上海“开明书店”的创立人。当时廉泉与王廷钧同在户部任职, 因此秋瑾遂与吴芝瑛也相识。吴芝瑛幼承家学, 工于诗文, 又写得一手好字。除了没有学过武功, 吴芝瑛身上的一切几乎与秋瑾相同。吴芝瑛为人正直, 而且与秋瑾一样, 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因此, 两人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从此交往频繁, 还经常诗词唱和, 友谊与日俱增。1904年2月22日,秋瑾与吴芝瑛, 在吴芝瑛家中义结金兰, 相互交換兰谱, 正式结拜成姊妹。从第二天起, 秋瑾正式穿起男装, 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1904年2月中旬, 秋瑾在吴芝瑛家中结识了一个日本女人服部繁子。这个服部繁子是京师大学堂日本教员服部博士的妻子。从服部夫人那里, 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学校的各种优点, 使得她决定去日本留学。因为秋瑾认定只有出国留学, 才能突破“牢笼”,才能独立自救, 然后方能实施救祖国的抱负。服部夫人对初次相识的秋谨印象颇深, 若干年后, 也就是在秋瑾牺牲以后, 服部繁子写了一篇有关秋瑾的回忆录, 其中写到她与秋瑾初次相识的情景:“事情很出于意外, 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 到底是男是女? 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 浓密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 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 这就是服部夫人眼中女扮男装的秋瑾。
(待续)
秋瑾传
3、秋瑾把自己打算去日本留学的意图告诉了吴芝瑛,吴芝瑛说恐怕王廷钧会竭力反对,而且一个女子单独出洋留学也有诸多不便, 再说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怎么办? 秋瑾回答说:“女子应当有学问, 求自立, 岂能事事仰仗男子? 依我看, 要革命, 首先应该从家庭中开始, 男女平权。我相信几十年之后, 女学在中国也一定会大兴的, 但是在今天若是没有一个女子敢去读书, 并带头来提倡女学, 那女子自立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至于钱,王廷钧若不给, 我就变卖自己的首饰。孩子嘛, 可以放到湖南的祖母家去。”吴芝瑛见秋瑾说得理直气壮, 态度又那么坚决, 也就表示支持秋瑾的决定。
正如吴芝瑛所预料的那样,王廷钧在知悉秋瑾要出国留学之事后, 竭力反对。他先是以好言相劝, 并买了字画、古玩等相送, 想用软化的办法来拉住秋瑾, 但秋瑾不吃这一套。接着就来硬的, 王廷钧表示一分钱不给,并私下里把秋瑾的陪嫁珠宝首饰藏了起来,使她断了经济来源, 迫使她无法成行。但秋瑾把剩余的首饰变卖了, 东拼西凑, 终于筹了一笔留学经费。最终王廷钧使出“杀手锏”,表示她如出洋留学, 那么他也不管孩子,生死由他们去。秋瑾表示: 一双儿女可以由她带走, 一同出国, 她会负责到底。如此一来,王廷钧再也无招可施, 最终, 双方作如下决定:儿子留下由父亲看管, 女儿由母亲带走。
1904年6月28日, 秋瑾回到故乡绍兴, 向她的老母亲告别。然后到达塘沽, 登上一艘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从此, 秋瑾迈出家门和国门, 开始了她新的人生旅程。
秋瑾怀抱不滿三岁的女儿, 静静地坐在舷窗边, 窗外是茫茫的大海, 不禁思绪奔涌,浮想联翩。回思自己受压抑的婚姻, 国家的衰败没落, 自己想要干的事业, 思潮此起彼伏, 犹似那浩淼的海水涌向一望无际的远方……
7月2日,“独立号”抵达日本神户, 7月4日秋瑾乘火车抵达日本东京, 从此开始了她正式的留学生活, 也开始了她反清反封建专制的革命生涯。
秋瑾抵达日本时, 正逢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当时的日本一切欣欣向荣, 资本主义飞速发展, 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广为传播。这使得来自封闭的专制独裁的中国的留学生们无比激动和兴奋。初来乍到, 秋瑾首先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 第二年又转入“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属于“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管辖)。秋瑾在努力学习的同时, 又积极的参加当地留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 广泛结交革命志士。1904年10月下旬, 秋瑾在日本横滨参加了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三合会”。1905年6月,由陶成章介绍, 徐锡麟支持议式, 秋瑾加入了“光复会”。1905年7月30日, 中国同盟会的预备会议在日本举行, 会上, 孙中山提出以“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纲领。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 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早在预备会议之后半个月, 经冯自由介绍, 秋瑾来到黄兴寓所加入了同盟会, 履行了入会手续。通过参加以上各革命社团的实际行动, 秋瑾显示了自已为革命愿意献出一切(包括生命)的决心。
待续
秋瑾传
4、在日常生活中, 秋瑾以助人为乐。1905年春天, 秋瑾遇到一个名叫蔡竞的女子, 被在日本经商的华侨丈夫抛弃, 在日本又举目无亲, 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秋瑾就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不仅设法为她解决了衣、食、住三大问题, 还在自己回国省亲时把她带回绍兴,送她进手工学校学习, 并请哥哥秋誉章代为照顾, 待她一年后在手工学校毕业, 就帮她找个好人家, 表示这样才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女孩子, 隨父亲去了日本, 父亲突然患病死去, 女孩面临绝境, 也是秋瑾向她伸出援手, 帮她解决了生活问题。王时泽的母亲和徐锡麟的妻子, 初到日本时, 秋瑾象对待家人一样的热情接待, 照顾得无微不至……类似的事情还可举出不少, 后面还要提到, 正是不愧有女侠之称。这个“侠”字, 并不仅仅代表武功或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字的真正含意, 应该还有更深沉的意思, 以后再来分析。反正“侠”的真正含意, 在秋瑾的身上将会充分显现。
内外交困的清朝政府, 当得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时, 大为恐慌, 因此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国革命党人, 并限止中国留日学生的一切活动。日本政府当然希望中国永远落后, 并不同情中国的革命, 因此答应了清政府的要求, 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规则》中对中国留学生的一切活动甚至日常生活, 都规定得死死的, 如果违反, 就要被学校开除和驱逐出境。《规则》一宣布, 当即在留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 8000学生吧课以示抗议, 并组织敢死队去和日本政府交涉, 秋瑾被推举为敢死队队长。
《取缔规则》最终由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而没有执行, 但在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也令秋瑾悲愤无比, 那就是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 留下一纸绝命书, 跳入东京的大森海自杀。绝命书中抗议日本政府的侮辱和歧视, 并号召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 使秋瑾强烈的感受到: 与其在异国受异国政府的歧視, 倒还不如回国去, 踏踏实实的进行革命。当然, 她也知道回国干革命将会遇到什么。“革命”这条路, 是一条艰难峻险的路, 一条血雨腥风的路, 一条可能被大刀砍脑袋的路。但是秋瑾不怕,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吾自庚子以来, 已置吾生命于不顾, 即不获成功而死, 亦吾所不悔也。”
1905年12月25日, 秋瑾乘上从横滨到上海的轮船“长江号”, 回到了她准备为之献身的祖国。1906年初, 秋瑾又抵达了故乡绍兴, 她的老母亲和其他亲人欣喜万分地接待了她。她自己也深感欣慰。不久, 经陶成章和徐锡麟等人介绍, 先在明道女校教体育, 3月分又来到南浔镇浔溪女校教日语、卫生等课。秋瑾教课认真, 而且态度和蔼可亲, 课间休息时间, 学生们就欢喜围坐在秋瑾身边, 听她讲国内国外的事情, 听她讲男女平等、妇女应该得到解放的道理。每逢此时, 有一个叫吴珉的女学生却始终坐在教室一角, 沉默不语。秋瑾觉察到她, 便问她为何如此。吴珉说秋先生讲的道理对她来说没有用, 因为她是个童养媳, 她连自己都救不了, 又如何能去解放别人? 秋瑾听知此事, 二话不说,带上钱就去了吴珉所在的大户人家, 帮助她赎回了人身自由。自此以后, 这个叫吴珉的女青年, 念念不忘秋瑾的恩惠, 追隨秋瑾走向革命。秋瑾牺牲后,她干脆改名为吴惠秋,而且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这是秋瑾乐于助人的又一例。
秋瑾在浔溪女校的言行, 得到了学校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拥护, 却引起了地方顽固势力的注意。他们感到秋瑾是个危险分子, 不能留她在此。他们无中生有地散布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性格豪爽的秋瑾, 如何忍受得了? 于是她愤而辞职, 离开了浔溪女校。她在浔溪女校虽然总共只教了两个月的书, 但是她引导并启发了一些师生走向革命的人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另外, 秋瑾在这所学校里也结识了两位朋友, 而且最终成为生死之交。这两位明友, 就是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在秋瑾最后两年的革命生涯中, 徐家俩姊妹无疑给予秋瑾各方面一一包括真诚的友情一一的支持, 而她们自己, 也在秋瑾的影响下, 迈向革命者的道路。
待续
秋瑾传
5、离开浔溪女校以后, 秋瑾来到上诲。她在北四川路厚德里租了一套房间, 意欲创办一份《中国女报》,而由陈伯平、徐双韵等担任编辑和校对。办这份报纸的目的, 秋瑾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 要喚醒全国二万万女同胞, 团给一致, 为争取自己应该具有的权利,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可是办报需要钱, 没有一定的资金是办不成的。秋瑾四处奔走, 多方幕集, 又在报上大登广告, 号召大家入股, 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 女同胞们也是浑浑噩噩, 死气沉沉, 简直有点麻木不仁。到最后, 只筹集到几百元, 这根本不够。不屈不挠的秋瑾, 不甘心就就此偃旗息鼓, 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那就是到丈夫的父母家去筹款, 她知道公婆家很有钱, 而自己的娘家由于父亲去世,, 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了。
秋冬之间, 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当时王廷钓本人在北京。王廷钧的父亲早已得知儿子与儿媳之间闹矛盾, 而且已经分居。今见儿媳突然光临, 心想大概是回心转意了,所以也就热情接待。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 但缺少经费, 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想使儿子能和秋瑾破镜重圆, 王廷钧的父亲就爽快地拿出一笔钱来送给秋瑾。几天之后, 秋瑾又改成男装, 乘机离开王家, 不辞而别。秋瑾迅速返回了上海, 依靠这笔钱,再加上徐自华姐妹勉力捐助的1500元钱, 终于于1907年1月14日, 出版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女报》第一期。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 封面上从右上方到左下方写着“中国女报》四个字, 右下方的空白处画着一个妇女, 双手高擎一面旗帜, 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秋瑾在《中国女报》上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黑暗和灭绝人性, 形象而具体地指出妇女解放的必要, 而且把妇女的解放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 又把男女平等与权利和义务对等的道理分析得非常透彻。这种思想在当时正是难能可贵。《中国女报》的出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办好这份想要喚起妇女觉醒的刊物, 秋瑾殚精竭虑, 费尽心机, 到处奔走求告, 但终因资金问题, 在1907年3月4日出了第二期之后, 被迫停刊。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 办—张报纸都如此困难,何论其他? 秋瑾是否有点操之过急? 还是人们过于懵懂?
早在1906年12月, 革命党人徐锡麟就邀请秋瑾去绍兴主持大通体操学堂, 以此为基地, 实际上是负责浙江方面的反清会党的领导工作。当时秋瑾正忙于办报, 一时无法成行, 但也时刻关心浙江方面的革命进度。到了l907年二月, 秋瑾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校长)之职。大通学堂全名为“大通师范学堂”, 是徐锡麟、陶成章在1905年8月创办的, 目的就是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凡是大通学堂的学员, 一律要加入光复会。1907年年初时, 由于徐锡麟、陶成章忙于赴各地开展革命, 学校一度显得散漫。待秋瑾到任就职, 立即着手整顿, 学校面目为之一新。身为校长的秋瑾, 每日清晨亲自带领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通过学习和严格的军训, 学员中有一部分成了军事方面的人才。在这方面, 也显示了秋瑾的领导和组织才能。
浙江历来会党林立, 势力遍布全省。这些会党都反对清朝, 因此不管是光复会还是同盟会, 都把这些会党看成是进行革命的重要力量, 是革命阵营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又各有各的山头, 各有各的会规党规, 如果不和他们联系, 就无法统一行动。有一段时期, 秋瑾不辞辛劳, 骑马往来于金华、义乌、诸暨等地, 而好多会党总部都设立在山野农村或山区僻乡, 因此秋瑾得往来于白水黑山之间, 但她乐此不疲。秋瑾作为一个女性, 风餐露宿, 跋山涉水, 她的胆量卓见, 侠骨豪气, 使得所有与她相见过的会党首领, 都对她钦佩不已, 其中有一些人, 如黄金发、蒋乐山、竺绍康等, 都与秋瑾结成生死之交。会党与会党也都歃血为盟。秋瑾不辞辛劳地在会党与会党之间的穿针引线, 增强了会党之间的团结, 这为后来一系列的武裝起义奠定了基础。
1907年4月, 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 正式组建光复军, 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作为每一军的编号。秋瑾的起义行动计划是: 先拿下金华, 再攻占杭州, 如果杭州攻不下, 再回师金华, 出江西入安徽, 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 然后再图大事。起义的日期定在1907年7月6日。但是, 从6月份开始到七月初, 光复军内部却屡屡出事, 先是由于某些会党首领缺乏保密意识, 暴露了自己,结果遭到官府捕杀。后来又由于奸細混入, 使得一部分起义部队被官府镇压。这样就打乱了秋瑾原先的计划, 只能把起义的日期推迟到7月19日。由于这一推迟, 致使这一起义流产, 而秋瑾本人也身陷囹圄, 正可谓: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徐锡麟自从到安徽捐了官, 由于其精明干练, 官场的人很赏识他, 他们当然不知道他是个革命者。安徽巡抚恩铭也认为他很能干, 就任命他为省巡警处会办, 统管全省警务。他利用职务之便, 大力开展革命工作, 并定于7月8日在省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省各级长官观礼之际举行起义。谁知就在最后几天, 恩铭突然变卦, 决定提前二天举行毕业典礼。徐锡麟已经无法改变起义计划, 就决定铤而走险。
6日上午9时, 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在安庆百花亭准时举行。正在此时, 徐锡麟发出暗号, 陈伯平把一颗炸弹投向恩铭, 谁知炸弹没有爆响, 徐锡麟立即拔出双枪射向恩铭,恩铭中弹倒地, 后因伤重而死。徐锡麟带领三十多名革命学生衝向武器库, 但被大批清军包围。最后,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 陈伯平等革命学生全部战死, 清兵也伤亡100多人,徐锡麟受伤被捕。恩铭的亲兵决定在第二天将徐锡麟剖腹挖心, 以祭奠恩铭。当徐锡麟得知后, 大笑着说:“恩铭死, 我志偿, 我志既偿, 即戮我身为万千片, 亦我之愿, 区区心肝, 何屑顾及。” 徐锡麟英勇就义, 他所领导的安庆起义, 也就这样悲壮地失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