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后期吠陀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600 又称为“史诗时代”，是婆罗门文化的鼎盛时期
后期吠陀，指《梨俱吠陀》第十卷和另外3部吠陀，以及注解吠陀经的“梵书”（婆罗门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成书于公元前1000-前600年。梵书是散文体。吠陀等宗教经典用梵文写。
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Ramayana》均是对句诗歌。《摩诃婆罗多》是世界最长的史诗，约十万首诗歌；经历数世纪的修改和扩充。《罗摩衍那》讲究文饰，是宫廷史诗的范例。二部史诗编订的时间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但里边的故事基本上是反映公元前800至前600年。成书则较晚，先以俗语写成，公元前后用梵文改写。史诗保存大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寓言。不但在印度流传二千年，而且在东南亚也影响很大。
公元前12-10世纪，雅利安人从早期居住的健陀罗、旁遮普移入朱木拿河，慢慢征服整个恒河平原。约公元前800年掌握铁器，后来大量使用。开辟山林的速度加快了。从半游牧演变为定居农耕。掌握铁器、牛耕、犁、修建水利设施。除了大麦、小麦、豆类、棉花和芝麻等外，更学会了种水稻。一年可收获两季，冬种大麦，夏季收获，接着雨季种水稻，秋季稻熟。
种棉花和纺纱织布比较普遍。生产力大大提高，手工业者职业不断分化。出现专门的木工、陶工、歌舞者、医生巫师、洗衣匠、编篮匠、屠夫、理发匠等。城镇出现。运输以牛车为主。商业和航海开展。通用钱币。母牛开始视为神物，严禁宰杀。

这一时期雅利安人分成不同的部落集团，部落集团之间进行频繁的战争，最终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早期印度国家。国王被称为“罗阇raja”，通常属刹帝利，多为世袭，也有选举产生。王拥有最高权力，但通常会受到贵族的御前会议制约。国王设置各种官吏。手下有一个世袭大祭司。还没有常备军，战时全民参战。有步兵、骑兵和战车。
婚姻以一夫一妻为多，上层则是一夫多妻。妇女比较自由，可参与宗教活动、接受教育。择偶也有相当大自由。寡妇再嫁未受非议。但到后来妇女地位不断下降，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和祭祀，还失去拥有和继承财产的权利。还没有出现殉夫、早婚和深闺。
司法按传统和习惯。仍采用神裁法。对罪犯惩处严厉，包括肉体折磨、截肢和处死。

（16）
*后期吠陀时期的文化
在吠陀时代晚期，雅利安人的文化相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后期吠陀和史诗编成，婆罗门教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以祭祀为中心上升到“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特征。
通常把吠陀时代宗教称为“吠陀教”，吠陀后期开始称为“婆罗门教”，8世纪尤其是穆斯林以后称为“印度教”。也有总称为“印度教”的。
长期积累产生大量的吠陀文献。它包罗万象，从中引申出宗教、哲学、史诗和神话及历史传说、法律、语言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一切统称为“婆罗门教”。
《梨俱吠陀》现存四个支派，各有自己的传本。一般认为，Sakla派的传本最古老，共10卷，1017首颂诗。
吠陀文献体系庞杂，多是口耳相传，版本众多，只有一部分是后人记录整理成文字。吠陀里还有不少诗歌和神话、传说流传后世。
吠陀后期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祭祀仪式变得十分复杂，普通人无法自行祭祀。婆罗门祭司阶层的地位大幅上升至种姓之首。他们解释圣典、代人行祭，还负责教育。早期的自然神灵地位下降，出现明显的一个诸神的倾向。崇拜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
曾存在以人为牺牲的人祭，后来似乎以马祭等牲畜、谷物代替。
种姓制度在这时已经形成。最初种姓（梵文“瓦尔那”）是区分肤色，较白的是雅利安人，黑皮肤的是被征服的奴隶即土著民。后期吠陀的《梨俱吠陀》第十卷描述的是神化的四大种姓，按血缘和职业划分。种姓的特征是血统、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互补交往。现实往往与经典的规定不同，会有一些变通。
种姓制度在中国魏晋至唐的古书中，译为“族姓”、“种姓”。16世纪，葡萄牙人到印度，看到种姓制度，并认识到其特点之一是据出身定一辈子职业，于是称种姓制度为“卡斯特”，卡斯特意为“世袭职业集团”。
婆罗门提出规范生活的一些规则，如人生的“四生活期”即“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提倡苦行和禅定。当然这些只是一种理想，主要对婆罗门种姓提出，也不是每个婆罗门都遵守的，真正严格实行的却是不多。不过对社会和精神生活还是有深刻的潜在影响。
众多的《奥义书》很庞杂、很深奥，是印度思想和哲学的根源。讨论万物起源。提出“梵我同一”：梵就是宇宙的最高灵魂和终极存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形无质，无法描述。我或自我是个体灵魂，是梵的显现。梵和我本质是同一的。人是梵的一种显现，人的出路在于解脱，就是通过认识梵达到梵我同一，解脱轮回。
《奥义书》也出现了灵魂不灭、转世轮回和“业报”的观念。业是人的行为，果是业的结果。人会世代轮回，善行有善报，恶有坏报。奥义书的各种观念，有些是互相矛盾的，后世到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梵我同一”、“轮回业报”是印度特有的观念，印度思想的核心，也是种姓制度的基础。
同时，奥义书也认为万物由地水火风组成，或者是四大加“空”组成。

（17）
古印度语言分为印欧语系和达罗彼荼语系。印欧语系梵语、俗语和巴利语（巴利语也可归为一种俗语）。
梵语是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语言。Ｓａｎｓｋｒｉｔ，意为“典雅”、“高尚”之语，中国古代汉译为“梵语”。公元前1300年，雅利安人创编《梨俱吠陀》。梵文在《梨俱吠陀》时期已使用。梵语与口头语言（俗语）有一定差别。吠陀文献使用的称为吠陀梵语，表现出丰富、准确和有素养的特点。语法变化复杂。史诗的梵文较晚，语法较简略，称“史诗梵语”。 婆罗门自幼即学梵语，师徒口耳授受。为了正确诵读理解经典，许多婆罗门学者对梵语的语音和语法作研究、规范，规范后的梵语称“古典梵语”。古典梵语一直支配印度文化直至公元4、5世纪。
公元前4世纪语法学家帕尼尼（Panini，波你尼）著《帕尼尼文法》（《波尼尼经》《八章书》）规范语言，定出文法。共近4000条。自此古典梵文定型。吠陀梵文和古典梵文的语法和词汇有相当大的差别。自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100年，梵文一直是官方语言。它是文学用语，也是婆罗门种姓及婆罗门宗教的语言。并且，佛教、耆那教及史诗等原著以俗语写出的，后来都改用梵文了。
公元前2世纪孔雀王朝时代，帕檀贾利对《帕尼尼文法》的注释《大疏》也是古典梵文的重要语法书。自此《八章书》和《大疏》成为不可违背的经典，且其传承只限于婆罗门种姓。17世纪婆陀吉改编《波你尼经》为《月光疏》，成为后人学习梵语的基本教材。
梵语辞书也很早出现。最古的《尼犍豆》是吠陀词汇表。后有《尼禄多》解释吠陀字汇，指出词源词义等。四五世纪长寿师子的诗体《长寿字库》最著名，目的是给诗人创作提供词汇，实际是按门类编排的同义词词典。
梵文何时出现字母表尚不清楚。最初使用的婆罗米字母（Brahmi）是以后所有印度-亚利安文字的原型，可能诞生于公元前8或前7世纪。公元前5-前4世纪西北印流行佉卢体文字。4-6世纪婆罗米字母演化出笈多体书法，7世纪有演化出天城体。天城体（Devanagari）到11世纪成为北印度主要文字。而东西印度用天城体的变体。
梵语作为口头语言在公元前数百年就已停止使用。公元1100年后，伊斯兰入主印度，梵语仅在祭祀使用。18世纪英国人入印时，已很少人懂梵文了。然而梵文作为书面语言一直使用到20世纪。
公元前800年后雅利安人散居北印度，各地方的口头语言分化为俗语。俗语是民众的日常用语。到了公元1000年时，形成多种重要的方言文字。波尼尼定下梵语文法以后，梵语几乎不再有大的改变，而俗语的演变却在不断进行。发展至今，最大的方言就是印地语。
俗语的发展分为古代、中古和后期三个时期。古代是摩揭陀语、半摩揭陀语、巴利语等。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铭文、佛教早期经典、最早的耆那教经典，以及俗语的文学创作等,大多以摩揭陀文、半摩揭陀文书写。巴利文佛经至今还大量保存。原始佛典已失，可能是摩揭陀语。
中古俗语也有数种，最重要的当属德干的摩诃剌陀语（maharastri）。此外有摩揭陀语、阿波婆朗娑语（Apabhramsa）等。阿波婆朗娑语（Apabhramsa）被视为俗语和各近世语言之间的桥梁，是当今印度语言发展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达罗彼荼语系包括泰米尔语（Tamil）、泰卢固语、马拉雅兰（malayalam）语和坎纳达语（Kannada）等。他们至少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字和文化系统。以泰米尔语最为丰富严密悠久。公元前5-2世纪泰米尔诗人组成“桑伽姆”，遗留下文法书《朵伽比亚姆》、诗集《八卷诗集》《十卷长歌》等。公元2世纪以后有《古拉尔箴言》等。古泰米尔文使用南婆罗米字母，后演化为现代泰米尔文。

（18）
*教育吠陀：早期出现最初的教育。教师（risi仙人）隐居森林，称静修林（arshram）。学生就住在教师家中。以师徒口耳相授的方式进行教育，内容是吠陀经典。
约公元前6-前5世纪佛教诞生，释迦牟尼对弟子传授佛法，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并且出现了教育中心。呾叉始罗是教育重镇，许多人来此学习佛教、医学、法律和军事。此后，在那烂陀等地建立的规模可观的佛教学术和教育中心。那烂陀寺被称为那烂陀大学，是古印度最大规模的学府。有数百学者，近万名学生，学习佛教、医学、哲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和语法等不同学科。
11世纪前后随着穆斯林入侵，在北印度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学术教育中心，即“马德拉沙（madrasah）”。除了讲授古兰经外，也学习语言、文学、数学乃至自然科学。

（19）【链接】印度、中国早期文明和宗教的同异
从人类认知的角度解读宗教的发展过程，无论东西方大体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一神信仰。基于理解自然的能力有限，最初的人类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魂（也包括自己的祖先），并试图用祭拜的方式使自己免受其害（或者庇护自己）。这种自然崇拜的做法今天依然十分普遍。比如说在中国许多地区，一棵树龄明显比周边树木高出一个量级的古树，往往会被当地民众认为是有“灵”性之物加以祭拜，就是万物有灵观念的遗存。
祖先崇拜是宗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验的积累，原始氏族阶段的人类，开始寄希望于祖先的灵魂能够给自己以最大的保护（包括对抗其他氏族的攻击）。这一阶段并不是和万物有灵阶段割裂开，而只是说在万物有灵的“泛灵论”观点中，寻找一个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主灵。以刚才中国民间崇拜神树的案例来说，这种行为并不会影响中国宗教思维中，祖先崇拜的中心地位。
在转换的最初阶段，人类并不十分确定自己的人类祖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帮助自己对抗自然力，图腾崇拜文化便因此而诞生。图腾崇拜的表现一般为将某种特定的动物（有时也可是植物），视为自己氏族血统的一部分加以崇拜，因此也可以被归为祖先崇拜的一种类型。比如“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之说，就是图腾文化的反映。技术上有可能是各氏族图腾之集大成者的“龙”，以及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其实都是图腾-祖先崇拜文化的产物。在原始氏族阶段，为自己的族群标明一个图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自己的氏族与其它氏族区别开来。毕竟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终将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自然力，而是与自己相同属性的“人”。
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这些宗教类型，往往会被归类为“原始宗教”，甚至不被认定为具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一神教的西方人往往会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却总感觉各种宗教性质的活动比比皆是的原因。即使在无神论占主体思想的当代中国，也常常被鄙称为“封建迷信”。至于那些貌似层级更高，有体系教义的多神、一神信仰，则被认定为有合法地位“宗教”加以保护（虽然之前也有被当成“迷信”的阶段）。
纯粹从宗教体系、传播力来说，“原始”宗教一说倒也并无不妥，这一阶段的崇拜对象与其说是“神”，倒不如说是“灵”。印度河文明以及中国同阶段的华夏文明，无疑都属于这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由原始氏族阶段向国家阶段过渡，“原始宗教”在技术上的缺陷开始显现，如何建立一套更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以维系不同属性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摆在东亚、南亚两大板块面前重要课题。中、印两大文明，也由此开始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公元前16世纪前后，雅利安人和殷人，分别在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取得优势。马车及青铜兵器的运用，是这两个民族得以地缘扩张成功的技术原因。
在周王朝建立之后，认定自己属于华夏后裔的周人，已经很好的将商人和商文化融入了华夏体系，并且将华夏文明一脉相随的延续至今。换句话说，即使殷人与中原土著居民的确有着迥然不同的出身，他们最初的这些不同也有如哈拉文明的缔造者一样，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雅利安人与殷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融入了本已存在的“华夏文明”体系，这一点在周王朝建立之后亦得到了正式的确认；雅利安人则重新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文明体系。鉴于雅利安人所创造的以种姓、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为特点的文明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根植于这片土地，将“印度文明”的起始点上溯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而不是已经湮灭的哈拉帕时代会更为合适。
导致雅利安人没有与创建印度河文明的达罗毗荼人相融的最大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巨大的种族差异。达罗毗荼人在种族上属于“尼格罗 -澳大利亚人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人。在武力和体质上都占尽优势的雅利安人，自视为“高贵之人”（雅利安的原意）并不愿意自己的种族特征受到“污染”，由此而生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种姓”制度（所谓“种姓”二字的原始含义即为肤色）。
文化是人类摆脱原始宗教阶段的重要武器。正是通过文字的记录、整理，仅仅依靠祭师口口相传的原始宗教仪式，开始体系化并最终进化为有典籍传承的多神/一神教。记录和神话雅利安人早期历史、文化的古老文献，是四部被称之为“吠陀”的经典（合称“四吠陀”）。吠陀经也是当代印度教与早期婆罗门教最根本的经典，编订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这一被印度文化形成的历史阶段，被称之为“吠陀时代”。如果对照中国历史，大体就是商朝至东周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东亚的华夏文明同样确立了以“周礼”为表现形式的系统化行为规范。也可以说，两大文明的社会典章制度，基础都是在这一阶段打下来。
接下的历史，两大文明的走向依然惊人的相似。中国开始由春秋时代转入战国时代，印度则同样进入了“列国时代”。当然，两个时代的相似点，决不仅仅在于出现群雄并立的局面。
【】

（19）段本来是来自鄙视老师的《地缘看世界》，修改了个别的字眼。感谢鄙视老师。

（20）
【讨论】印中比较：文明形成期
俗人觉得，古文明是有生命力的，也就是具有生命周期，会经历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巅峰期）和停滞衰落期的不同阶段的演进。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律，具体情况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
印度历史的主流文明是以婆罗门-印度教为核心的文明，这个文明并非古印度河文明的传承进化，它是独立演化的。印度文明的萌芽期，应当是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前后，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后期萌发起来的文化和社会。在此基础上主要依靠内部生命力缓慢生长起来。那么印度文明的形成期就是吠陀时期，时间上是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6世纪。
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自我发芽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期就是新石器晚期到夏文化时期。而夏商周至西周-春秋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也就是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8世纪。
从时间来说，印度、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对应。而在形成期这两大文明都已经具备了各自的基本特征。
印度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高度的宗教性，以宗教为文化的核心、僧侣阶层地位崇高；使用婆罗米字母的梵文；种姓制度；等等，在形成期已经成型。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世俗性，王权高于教权，没有系统的宗教；使用方块汉字；“礼乐文化”、尊奉先人、重视历史，等等特质也是在夏商周时期成形了。

（21）【讨论】续
西周通过周公制礼、分封诸侯等政策，初步打下了中华文明的地缘-政治基础。建立起“天下”“天子”的追求统一的概念。“华夷之辨”大概是在西周-春秋形成的吧。“华夷之辨”不是通过血缘来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而是通过文化认同，只要接受中华文化就是“华”。此后数千年中华大一统的观念就树立起来了。
夏商周三代的核心区域都是在河南及其附近，这里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中原”。狭义的中原是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是华北平原。中原就是中华的正统，“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成为中华一统的地理标志。而中华文明覆盖的土地范围就从中原为起点，不断地向四方“滚雪球”，越滚越大。自西周奠基后，秦汉出现一次大扩展，基本囊括东亚大陆板块的农业区域。元明清又一次大扩展，基本覆盖东亚大陆板块，包括农业板块、牧业板块。
在亚欧北非大陆，东亚大板块的地理环境是封闭半封闭的；这里数千年内中华文明是唯一有高度文化的实体。这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变的地缘背景。
印度文明所处的南亚次大陆，是半封闭半开放的；其周边尤其是西北存在多个高度发展的文明体。因此印度文明的历史逻辑与中华文明差异很大。
印度文明的形成期并没有出现“统一”的观念，也没有“天子”的观念。【】

（22）【讨论】宗教、哲学和神话
印度人喜欢沉思，思考抽象的问题。因此它的宗教特别发达。婆罗门-印度教如同其他成熟宗教一样，其实具有哲学（宗教哲学、神学）和神话两个侧面。哲学吸引高智商的文化人士，而神话则面向芸芸大众。印度宗教和哲学的核心是“梵”，个人感觉有点类似中国的“天”，不过“梵”的理论明显比“天”更丰富深奥。而且大概比基督神学更丰富深奥（猜的）。
中国人是地表少有的实用主义导向，凡事都要问一个“有什么用”。古代中国是发明创造的民族，却不太喜欢思考、争论抽象的理论，不管是宗教还是自然科学。
《梨俱吠陀》好似从一开始就是完整复杂的体系。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如果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开始，经周公制礼，到老子孔孟，是经历漫长的时间。个人觉得，中国古神话有一种其他文明没有的悲壮。“夸父逐日”“女蜗补天”“共工怒而触不周山”“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等，无不表现出一种抗争大自然、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不屈意志。而印度神话里隐居山林的“仙人”则表露了一种消极忍受的观念。
中国的思想家也是应用导向，关注的都是社会秩序的现实问题。后世佛教东来，填补了中国思想的一大空缺。佛教也是二个层面，一个是知识阶层沉迷的“佛学”，一个是大众百姓相信的善恶报应。
【】

@耿家强1 2019-06-16 07:12:02
追读跟贴，继续盖楼支持楼主好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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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说印度，怎一个乱字了得”的耿老师来了，多谢。就在这里说说我对贵帖印度部分的一些看法吧。贵帖的材料似乎没有经过足够认真的整理和核对。内容编排有些混乱，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或某种逻辑排列；有些重复；几处使用“回教”字眼，似乎是民国遗风吧，现代学者很少用的。
贵帖的71楼下半段，看上去是网友偏激而无奈的宣泄，完全没有历史或文化的依据。也根本不符合严肃学界的专业原则。况且，它与贵帖的主题不贴合，让人觉得很突兀。
我只是一个吃瓜群众，如有说错，请原谅。

（23）
3.2.列国时期（前700—前400年）：
在前700年时，雅利安人散布整个北印度，形成许多血缘加地域的国家。小邦林立，大多是以城市为中心附带周边村落，面积不大。吠陀时代到这时通常认为已经结束。这一历史时期是所谓的列国时期。因为佛教产生于这一时期，也常称为佛陀时期。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经过不断吞并，形成16强国。十六雄（Mahajanapadas）是十六个强盛的王国或共和国，其范围涵盖肥沃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其实也有其他较小的国家，散布在这个范围上。通常所指的十六雄是：迦尸、憍萨罗、鸯伽、摩揭陀（Magadha）、弗栗恃（跋耆）、末罗、支提（Cedi）、跋蹉（跋沙Vatsa 伐蹉）、俱卢（Kuru）、般遮罗、摩差耶、修罗色那、阿湿波(Assaka阿萨卡、阿盘（槃）底（Avanti）、犍陀罗（Gandhara）和甘菩遮（Kamboja甘谟惹、剑洴沙）。在政治上，九国为君主制，七国为共和政体。所谓共和制，与希腊等西方的共和制很不相同。实际上是部族联盟，是酋长、贵族的联盟，遇大事常召开议事会议。一般来说，随着部落文化的衰败，以及对日益增长的农耕经济的依赖，君主制更占优势，共和国日渐减少。
农业在许多地区是主要产业，养牛业已居次位。铁器在农业中大量使用。各国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土地。平原的重要性凸显了。经济重心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恒河流域。
这时，一种新的因素已进入北印度的经济生活。这就是大量城镇涌现，并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城镇往往据地区传统而建立，并形成自身的特色，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专门从事某种工艺，如制陶、木器、织布等。专业化的匠人们常常汇集在一定的街区或村镇，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
纺织业发达，佛经记载的布料有：棉布、亚麻、大麻、毛织布、丝布等。前四种是印度自古就有的。印度人懂得以野生蚕丝作布料，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还有家蚕缫丝的技术在佛陀时代就传到印度了。制糖、制革、印染、制陶、金银加工等都有较高水准。
商贸繁荣。河流纵横成运输网，不少大城市沿河而建。有各种专门经营某种货物的市场。印度商人还常出海往锡兰、缅甸及西亚等地做买卖。金钱、银钱、铜钱等货币广泛使用。
港口遍布的恒河流域对于贸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控制了恒河平原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已先拔头筹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北印度出现四国争雄，阿盘（槃）底、（跋沙）、憍萨罗和摩揭陀，它们都是在恒河流域各据一方。此时已是世袭王权并赋予君王神性，但君王受到贵族的“御前会议”制约。
位于恒河中下游（比哈尔邦）的摩揭陀国逐渐居于优势地位，首都王舍城。该国土地肥沃、农业繁荣，又是商业要道。印度可信的政治史开始于频毗娑罗（Bimbisara瓶沙王）统治摩揭陀的时期。往世书和各教派的典籍证明了这位君主的存在。他约在公元前545年登基。兴建了新都王舍城。后来摩揭陀迁都华氏城。
频毗娑罗之子阿阇（she2声） 世（未生怨王）向恒河中上游扩张。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控制了恒河流域。他有一支令人胆寒的象军，还有二种新武器：大型的弹射投石器和带刀的战车。
阿阇世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结集。
大约从前362年开始，摩诃坡德摩•难陀建立的难陀（Nanda）王朝取代摩揭陀。难陀曾一统北印度，甚至南印度德干高原的某些地区也服从他的王权。可是最后被孔雀王朝取代。

（24）
3.3 文化的繁荣
列国时代（公元前6-前4世纪）印度变化很大。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涌现大量城镇；从小邦林立走向统一国家。种姓制度依然严格，但不同种姓之间也有些接触和通婚。不杀生和食素流行。印度僧侣阶层如同中国儒士、日本武士一样，在历史进程、文化创立传承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宗教
意识形态出现“百家争鸣”。精神生活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哲学或宗教流派。佛教和耆那教、以及其他反对正统婆罗门教的僧侣称为“沙门（sramana）”，通常称这次思想爆发为“沙门思潮”。学派繁杂，但可分三大类：吠陀信仰；佛教和耆那教；异端和外道。许多新涌现的思想潮流都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是佛教和耆那教。
吠陀信仰：大多数神祇已经人格化，形体、服饰、言行与人渐趋一致。这种趋同，必然导向偶像崇拜与供奉神祗的庙宇建筑。婆罗门教神祇众多但职责不明，如因陀罗是战神、风暴神、雷神、闪电神等。此时诸神里有三神地位不断提高，形成三相神即“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出现六大哲学-宗教派别，其中有崇拜万千化身的毗湿奴的“薄伽梵教”及崇拜湿婆的派别。此前盛行的大规模杀生祭祀大大减少。
婆罗门教既没有教王，也没有僧团组织。它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基本是主张入世的，对人生行为有细致的规定。在人生“四阶段论”中，只是年老以后才出世，远离家庭和人群寻求解脱，也就是等死。
佛教和耆那教：都接受“业”和“轮回”二个基本概念，但都反对婆罗门正统的特权地位、反对种姓制度，以更接近民众的俗语传教。否定吠陀的权威，反对繁复的祭祀仪式。
佛教主张不分种姓、人人平等。提出一系列哲学思想和戒律。提出“缘起说”的万物起源观。万物皆由“因”“缘”即“条件”和“（因果）关系”所决定。耆那教认为，万物由灵魂和物质组成，物质又分定形的和不定形的（“极微”物质组成的空间、时间、法和非法等）。
人生问题：佛教和耆那教都主张通过个人修炼精神和道德求得解脱痛苦。
释迦牟尼（前624-前544，或前565-前485年）创建佛教。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教失去权威，不久就分裂出多个流派。佛教举行过四次结集，就是会诵和编集经典。古印度重记诵轻书写，第一、二次结集没有记录。大约公元后1、2世纪，佛教典籍才趋完备并辑录成书。现存巴利文“三藏”编订的时间约在公元5世纪。
约在公元前4世纪佛教分裂为大乘、小乘教派。大乘入西域、中国至朝鲜日本；另外也通过海路进入东南亚。小乘佛教进入锡兰和东南亚，后来在缅甸和泰国生根。佛陀开始传教用的是俗语中的摩揭陀方言，这方言也称巴利文。原始佛教经典是以巴利文编纂的。巴利文的原始佛典传入锡兰后也称“南传”或“南藏”。现存佛典有三个系统：巴利文流传于锡兰和东南亚，汉文在中越朝日流行，藏文在藏蒙尼泊尔等地。
耆那教（Jaina）公元前7世纪产生和流传在恒河下游，前6世纪大雄使之定型。重视苦行。后分为“白衣派”和“天衣派”。耆那教极端地不杀生，多弃农经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对西海岸商业和海运贡献颇大。
所谓“异端”和“外道”，是婆罗门、佛教斥责不信吠陀、又不是佛教和耆那教的流派。它们其实是各色各样的小宗教派别，其中包括无神论和极端的苦行派。“异端”和“外道”极少有典籍流传。
佛教和耆那教曾广泛流传，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婆罗门教的中心在西北印度，而其他教派在恒河中下游兴起。佛教和耆那教反映了非婆罗门种姓，包括从事工商业的刹帝利和吠舍种姓、低种姓的呼声。也有土著文化的色彩。
印度宗教与社会各方面交织，其外延比一般的宗教概念大得多。沙门思潮回应了经济政治变迁。一些非婆罗门种姓，尤其是刹帝利种姓和从事手工业的吠舍种姓已将商业掌握在手中，因此经济上具有相当强的实力，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仍然遭到婆罗门种姓的排斥，双方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同样，城市中心的行会的头头们，事实上他们控制着当地的生产和贸易，但由于种姓的问题，社会法规否认他们应有的声望和地位。种姓制度的根源是吠陀信仰的婆罗门教，因此他们反对吠陀信仰，要求脱离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经常从城市群众中、从低级种姓中获得力量，这些阶层要求平等、要求地位的社会内容，就成为它们宗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佛教和耆那教曾一度广为流传，特别是在低种姓大众中。它对婆罗门教冲击很大。公元4世纪后印度教兴起，佛教和耆那教渐渐衰落。伊斯兰进入印度后，二教都受沉重打击。佛教灭亡，而耆那教仍流传至今。但长达千年的佛教不仅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影响印度教、印度生活和思想的文化遗产。
古印度也存在反对宗教的俗世思潮。被视为“异端外道”的顺世派（梵文Lokayata路伽耶陀）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主张宇宙有地风水火四大物质元素组成，世界和万物都是自然产生灭亡；没有神灵、灵魂、轮回转世。反对种姓制度。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谈不上来世解脱；应追求现世的欢乐和幸福。反对各种禁欲和苦行。

（25）
*史诗
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Ramayana》描写战争，歌颂英雄，反映武士、国王等所属的刹帝利文化。《摩诃婆罗多》是世界最长的史诗，篇幅远超荷马史诗。共约八万颂，一颂是32个音节组成的一节诗。全诗译成中文大约40万行。当为许多人的集体创作，经历数世纪的修改和扩充。《摩诃婆罗多》比较简明朴素，史学价值较高。而《罗摩衍那》讲究文饰，是宫廷史诗的范例。二部史诗编订的时间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但里边的故事基本上是反映公元前800至前600年。公元初期佛教和耆那教著作提到了《罗摩衍那》，规模只有现在一半左右。而《摩诃婆罗多》是在帕尼尼的著作里提到。《摩诃婆罗多》原为英雄传说，后来内容不断增加。插入大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还有长篇大论的宗教、哲学说教。到公元4、5世纪才大体定型。到公元1世纪，《摩诃婆罗多》里的说教独立成编，即《薄伽梵歌》，被后世印度教徒尊为最高经典。
二部史诗成书较晚，先以俗语写成，公元前后用梵文改写。史诗保存大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寓言。不但在印度流传二千年，而且在东南亚也影响很大。《罗摩衍那》的诗篇和故事在公元5、6世纪传到东南亚，不久也为中国人所知。

（26） 转载鄙视大神“地缘看世界”的一段富有启发的评论
【链接】
【关键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印度列国时代；希腊城邦时代比较】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首先这是一个国家形态重塑的过渡阶段，随着战国阶段的结束，之前由周王朝强化过的“封建”模式开始退出舞台，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帝国形态登上东亚地缘政治舞台，并由此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2000年；其次这又是一个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时代。儒、道、法、墨、纵横……构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地缘政治上异彩纷呈的局面是这些学说涌现的基础，基于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都希望借创新思维之机，取得比较优势。
值得注意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并立局面，是经过长时间磨合自然博弈形成的。看似纷杂的局面，内核却存在很大稳定性。以至于秦国凭借军事优势完成一统之后，很快就又在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遗民反攻下土崩瓦解。而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基于时间沉淀而形成的稳定性，一方面使得统治者意识到，需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点，而是需要触及根本的全方位一揽子解决方案。所谓“变法图强”中的“法”并不是专指律法。法字从水，其本意为公平、平衡，一个兼顾各方平衡的，能够建立新秩序的“法”才是真正的大法。
另一方面，诸国在战略层面谋求突破的需求，促使参与争鸣的各家学说，都趋向于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至后人在评说那个时代时，都会认可诸学派的佼佼者堪称思想家、哲学家。比如墨家虽然军事防御战术上的贡献很大，但这样做的本质是为了说服统治者接受其兼爱、非攻的哲学思想（虽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墨子的想法显然又过于超前了）；又比如身为“兵家”的孙武，其所诸的《孙子兵法》也绝不仅仅是一本事关军事战术的书。
写到这里，顺便谈一下关于分裂和统一的话题。《三国演义》开篇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历史上那些分裂、战乱的年代，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难回忆，使得大一统思维成为维系华夏文明命脉的核心线。不过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并不防碍我们从技术角度解读，分裂时期是否也能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些别样的环境 。
人才和创新思维在大分裂时代能够拥有更多展现机会，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乱世出英雄之说便说的是这种情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民国、三国时代这样的短期分裂局面，本身并不足以促进思维方式的质变，毕竟地缘影响力需要一个较长时代的累计，才能显现出来。一个王朝最危险的时期往往是在前三代，需要所谓“英主”稳定局面（秦、隋就是这方面的反例），一旦治下的每一个国民都出生在这个朝代。即使出现一些“庸主”，趋于稳定的统治秩序/官僚体系，以及民众意识中的天然认同感，也能够推动王朝继续运行相当长的时段。有鉴于此，此种分裂局面所展现的更多是一些谋略方面的技巧（比如三国），而非文化上的创新。
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是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方面的大家，以至于有人会很怀念那个时代。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思想活跃度，主因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19世纪下半叶，中央之国封闭的地缘结构被迫渐开，在外来思想、先进技术的冲击下，华夏文明不得不被动处在一个战略转型阶段。当束缚思想的大清帝国成为历史之后，自清末洋务运动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量变，得以在民国这个纷杂的地缘舞台上释放。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处在统一阶段的中国，是否又会因为稳定而丧失了思想创新的活力。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倒也不必十分过虑。毕竟“固步自封”的前提在于封闭。今天身处这个世界在的中国，早已不可能回到关起门来一家独大的状态，即使华夏文明的内核是稳定、和谐，外部剧烈的竞争环境也会推动其适应新变化的。

（27）
再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公元前1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从印度河平原开始向东部的恒河平原扩张。达罗毗荼人的空间则进一步的被压缩入了高原地形为主的南印度。在这个扩张进程中，原本还处在部落阶段的雅利安人开始完成国家化进程，并完善了以《吠陀经》为理论基础的，婆罗门教-种姓社会架构。区别于达罗毗荼人所创造的“印度河文明”，可以将之称为“印度-雅利安文明”。这些早期印度-雅利安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完成了进一步整合，使得北印度在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几乎同期之时，也进入了一个乱而有序的新时代——列国时代。
中国的战国时代有“战国七雄”之说。印度的列国时代之始，在包括印度河、恒河流域在内的北印度，则存有十六个较大国家。二个时代过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统一的帝国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统治秩序的进化中处于同一阶段。中国战国时代与印度列国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在三代（夏商周）时已经完成过政治上的整合。在大历史层面，战国时代更应该被看作原本由周王朝强化的“列土封疆”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印度的列国时代，虽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向“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但后来统一印度的几个“帝国”，统治结构却并非是“中央集权式”的。从统治方式来看，印度列国时代则是印度雅利安文明，从原始部落共和阶段向君主制国家过渡的阶段。换句话说，印度所将要完成的这一进程，其实中国在三代之时已经完成了。
客观的说，历史上大多数所谓“帝国”都达不到中央集权的标准，或者说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央集权”模式。以至于用“封建”这一西方概念，来概括自秦开始延续2000年的中央之国政治体系，变得十分的可笑。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在于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地区地缘结构开放且复杂，很难象地处东亚的华夏文明那样，完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全方面同化工作。比如奥斯曼帝国如果一定要求治下之地，全部都融入入突厥-伊斯兰体系，那么他们在巴尔干的统治将几乎没有可能稳定。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雅利安人，主观上竭力避免与土著的达罗毗荼人融合。由此而诞生的“种姓”制度，又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内部，以血缘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细分统治秩序，并最终使得印度历史上那些表面基本完成政治统一的诸“帝国”（包括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内部不可避免的存在成百上千拥有自己统治体系的邦国。
不可否认的是，纯粹从统治技术上来说，中央集权体系要更为先进，能更好的调动内部资源（降低消耗）。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体系就一定比各地区保有高度自治权的分封体系（等同于现在的联邦制）更好，只能说是适应不同地区地缘环境的产物。这就好像并不能认为“一神教”就比“多神教”或者祖先崇拜等被归入原始宗教体系的信仰更好，但从宗教发展及扩张的技术角度看，一神教体系的确算是宗教发展的终极阶段了。
抛开因地缘环境不同而造成的统治架构方面的差异，再来看中印两国在文明进程方面的变迁会发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相交之时而开启的印度“列国”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碰撞的大时代。如果说中国这一阶段思想碰撞的具体体现，是“诸子百家”这类直接服务于建立统治秩序的入世哲学，那么印度列国时代则一如这片大陆所呈现给世人的印象一样，进入的是一个宗教百花齐放的时代。佛教、耆那教等成为古印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都是在列国时代初期而兴起的。
印度列国时代成为各种宗教思想繁盛期的背景，与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是相一致的。各基于长期地缘磨合而形成的政治体，都希望借助更先进的学说帮助自己脱颖而出。事实上，同时期的欧洲文明中心——希腊也进入了一个“城邦时代”（公元前8～前4世纪）。在这个古希腊文明昌盛的时代，政治上形成了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专制制”，及以雅典为代表的“贵族民主制”的两大体系。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大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二者碰撞的政治体现。
总的来说，在公元6世纪前后，欧亚大陆的几个文明中心都进入了一个文明完善升级、政治转型的阶段。结束中国战国时代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标准）的帝国：秦帝国；结束希腊“城邦时代”的，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同时也是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有趣的是，不管是秦国还是亚历山大出身的“马其顿”，其本身之于华夏、希腊文明来说，出身都不能算是很正统。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边缘地位，能够为原有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包括更没有包袱），才使之在诸侯/城邦相争的纷杂时代脱颖而出。
当然，秦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短命。作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先行者，这看起来更像他们的宿命。真正让两大板块稳定进入帝国时代的，是后来从前者汲取教训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
【】

（28）
3.4 波斯人与希腊人的入侵
公元前6世纪末（前518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地区。西北印度包括印度河上游的五河地区、今阿富汗东北和西帕米尔高原。大流士一世将他的印度属地建为一个省，健陀罗，都城呾叉始罗（Taxila，今译塔克西拉）。波斯的统治名义上延续了近二百年，实际上公元前4世纪中西北印度已分割为一些独立小邦。
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碰撞交流。波斯的硬币、石碑和一些宫廷礼仪受到模仿。西北地区的佉卢文源自波斯的阿拉米文。佛教也影响了波斯的宗教如摩尼教。
公元前327年5月亚历山大率领希腊部队通过开伯儿山隘进入印度河流域，占领西北印度并设立行政机构。公元前325年10月阿历山大撤离。这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的事件史称“亚历山大入印”。 亚历山大把占领地建制为正式的州，由波斯或马其顿的总督管辖。同时留下守卫部队，驻扎在一些重要战略要地，筑起堡垒，形成了希腊人居住地。
亚历山大入侵留下了印度河流域的独特的历史记载。希腊人在此处居住，带来希腊文化。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犍陀罗艺术”。印度人还仿制希腊人的钱币。希腊的天文学尤其受到印度人的关注和学习。
大流士和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印度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然而它对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不小影响。希腊人留下对印度的描写，印度开始为西方知晓。一些希腊人留在印度西北，希腊的艺术和天文学传到印度。

（29）
【链接】开帕尔山口
印度西北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是印度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大门，也是外来民族进入印度的必经之路。波斯人（大流士，前6世纪）、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公元3世纪）、大月氏人（公元初年）、嚈哒人（公元6世纪）、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后）、突厥人（德里苏丹国，公元12世纪）、突厥化的蒙古人（巴布尔，16世纪）等外来民族先后从这里入侵。
若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印度次大陆其实比中国的中原地区，那实在是安全太多了。次大陆呈三角形，三角形东南面和西面分别是开阔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南临广袤的印度洋，与欧亚大陆板块连接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方向有一系列高大山脉，北方是喜马拉雅山脉，绵延2400多公里，平均海拔超过7000米，山后是青藏高原；西北部同中亚和波斯高原相接处，有平均海拔2000米宽大的苏莱曼山脉，与之交错遮掩的是平均海拔约50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东北部则有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诺开-那加山山脉，山脉虽相对狭窄，但浓密的热带森林和热带蚊虫、蚂蟥、毒蛇、瘴气，更难穿越。
开帕尔山口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角，如今巴基斯坦的西北部。越过开伯尔山口，是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和苏莱曼山脉共同形成的波特瓦尔台地（海拔500-600米），下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河大平原，向东则是更开阔的恒河平原。
印度北方地势相当平坦，印度河和恒河的上游也临近。但两条大河的流向背道而驰，高仅250米的阿拉瓦利山脉于是成了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的分水岭。一旦外敌突破开帕尔山隘，印度腹地的恒河流域基本是就无险可守了。防守一方只能在德里西北的塔劳里作最后的决战。塔劳里是两大流域的交接点。
按理说，开帕尔山口应该设立关卡、重兵把守。可是这里几乎从来都是不设防的。其实开伯尔山口的地形地势非常容易有效设防。山口谷地的喀布尔河海拔1100 米，山口最窄处包括河流在内仅600米宽，两侧的悬崖峭壁陡然高出河谷60-90米，然后就是向远方延展的连绵的群山。山口谷地全长约70公里。沿河的山路蜿蜒崎岖。据记者实地报道，如今山间公路最窄处仅10米，车辆很难并行。
若在此建一道雄关，设一座要塞，驻军少量，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是在开伯尔山口以内的波特瓦尔台地，或是在印度河上游平原上，距山口要塞50-150公里处，再驻军若干，以大道与山口相连。若有敌情，山口守军以烽火传递信息，一天之内，山口内的援军就可以赶到。或还可以在70公里长的峡谷内的若干地势险要狭窄处，建三五道关口，驻军非但可以层层抵抗，也还可以把侵入者先放进来，拦腰截断，关门打狗。河谷两岸士兵居高临下，仅用箭和岩石，无需贴身近战，甚至只要切断粮食供应两周，就足以全歼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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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帕尔山口地形


两大河的分水岭，250米高的阿拉瓦利山脉

（30）
3.5.孔雀王朝（前322—前185年）
公元前321年，被称为月护王的月护*孔雀（旃陀罗*笈多？）击败了摩揭陀的难陀王室，定都华氏城，建立起印度第一个帝国式政权孔雀王朝。月护*孔雀初起之地应是印度河流域的呾（Da）叉始罗。他先击败西北的马其顿首领，继而东进征服摩揭陀。他征服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打败希腊统治者塞琉古一世，获得对阿富汗东北部的统治权。随后孔雀王朝征服中印度和南印度大部分地区。阿育王公元前268年即位，公元前260年攻占南方东海岸的羯陵伽，帝国到达颠峰，除了极南端外形式上统一了印度全境。
阿育王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体制。国家以国王为核心执掌大权。任命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行政体系末枝直达乡和村。乡、村层次的底层长官一般从当地居民中选拔，主管地界和征税等事宜。乡村官员以免税或拨给土地代替薪俸。
军队以世袭的正规军为主力，辅之以地方长官提供的部队和雇佣兵。设立陆军、骑军、车军、象军、水军和后勤各部。世袭军人家庭领取薪俸。
国王有最高司法权。设立法庭、任命司法官员。刑罚包括罚金、死刑以及割鼻、断肢、截肢等“残体”酷刑。
孔雀王朝还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谍报系统，派出无所不入的密探四处监视国家上下的情势。
经济管理井井有条。北印度的农耕经济居于压倒优势，国家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为了保证收入，孔雀王朝制定了详细的征税制度。官员们定期估计田地出产，据此定出纳税数额。农民缴纳收成的1/6上下作为捐税。建造和维修水库、蓄水池、运河和水井。土地名义上属于国王，由村长管理、村民世袭使用。寺院、贵族也有世袭使用的土地，不用纳税，由佃农耕作。
国家管理军需和造船等手工业，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属于民间，通常加入行会。职业地方化和世袭。政府管理商品价格并作为收税的基数。税率一般是产品价格的1/10。不存在银行体系，只有高利贷。
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巴达弗邑，现为Patna巴特纳）规模宏大，有国道通往四方。阿育王在各地大建道路，沿路植树、挖井。各地城市繁荣、道路网发达。南北印度贸易兴旺。一些大城市产品远近闻名。造船、采矿、冶金等有较大发展。铁器普遍使用，制陶水平高。商业兴旺，陆路经里海和黑海连接欧洲，而海路抵达二河，或经亚丁湾、红海抵达地中海。向西方出口胡椒、桂皮、珍珠、棉布、孔雀鹦鹉、象牙制品等，来自西方的有马匹、亚麻布和玻璃等。
孔雀王朝与希腊、埃及和叙利亚等国互派使节。塞琉古的时节麦伽斯提尼约在公元前302年来到孔雀王宫。他在印度广泛游历并写下《印度》一书，虽然没有留存，但内容散见于希腊和拉丁作品中，是了解孔雀王朝的重要材料。
阿育王大力支持佛教，派使徒到锡兰、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广泛进行传教活动。鼓励宗教团结。他倡导“大法”（Dharma，“达摩”）作为宇宙和社会的基本原理。强调宽容和非暴力。非暴力呼吁放弃战争，也蕴含不杀生的意义。不过，当时食肉的人很多。竖立石柱石碑用不同的文字宣扬大法和诏令。
阿育王大致实现了语言及文字的统一。从铭文来看，西北使用希腊文和波斯的阿拉米文、佉卢文，在大部分地区都是使用婆罗米文字标记的古代俗语。
阿育王统治了约40年，公元前232年去世。孔雀王朝的强盛即告终止，帝国分崩离析。勉强维持50年后，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被巽伽（Sunga）灭亡。此后印度重新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