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弘光君臣对北方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后，各种消息满天飞。当时各地盛传大明大将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杀回北京，甚至有吴三桂奉崇祯太子回北京继位的说法。弘光朝廷的高官们，只是听说了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流贼”李自成，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降清。他们普遍还把吴三桂当“自己人”，觉得他与清朝方面是联盟关系，而非隶属关系，想当然的认为可以拉拢吴三桂，通过吴三桂与清朝交好。


第二，就当时来看，吴三桂与清军击败李自成，对弘光王朝来说是一件“好事”。李自成自从在1643年击败明朝悍将孙传庭之后，实力与威望大增，一直到1644年三月攻破北京，他都是明朝最为重大的威胁。李自成在平定北方之后，自然不会放过南明。尤其是李自成在荆襄一带部署了七万大军，不仅让左良玉头痛不已，更让南京的明朝官员们深深的感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现在“流贼”大败，李自成自顾不暇，着实让弘光君臣松了一口气。


第三，弘光君臣没有料到“大顺”会败亡得如此之快。很多明朝官员都认为，“大顺”与“大清”会在北方陷入长期对峙胶着的状态，最终两败俱伤。所以弘光君臣非常乐与坐山观虎斗，希望能在日后收取渔人之利。遗憾的是，李自成的种种失策与清军的“闪电战”，让南明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第四，明朝的不少官员既有着“恐清症”，又对清朝方面抱有幻想。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与清（后金）的作战中败多胜少。尤其是崇祯年间，皇太极多次率军破关而入，大掠中原，给明朝官员们以极大的心理震撼，但同时也让明朝官员们觉得，满清权贵们并非想要入主中原、定鼎天下，只是贪图财富而已，烧杀劫掠之后就会撤走。明朝的官员们并不清楚，随着局势的变化，满清权贵们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们想要的已经不只是财富，更是整个天下。




第五，弘光朝廷内部党争激烈、矛盾重重。不仅文官集团党同伐异、内斗不断，武将们也拥兵自重、不听指挥、结党恶斗，甚至兵戎相见。高杰为了吞并黄得功的军队和地盘，曾经派军队袭击黄得功及其部下，险些引发“内战”，在史可法的调停下才勉强平息。刘泽清早期与东林党交好，拥戴潞王，但在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都拥戴福王之后，他立即转向，加入“拥福派”，让东林党人们恨之入骨。左良玉早年受东林党人侯恂提携，与东林党渊源颇深，东林党以黄澍为“中间人”，结交左良玉向马士英等人施压。马士英于是下令修筑军事要塞板机城，防左良玉东下……这样一个派系林立、内斗不止的政权，是难以积极进取、大展宏图的，因此“借虏平寇”可以说成了唯一的可行之举。

十六、“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既然已经确定了“借虏平寇”的策略，那必然是要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步，就是选派官员组建使团，北上与清朝接洽。但这第一步，对弘光王朝来说，还真有点难。平日里高呼“精忠报国”、“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东林党人们，一听说要去“虎狼之国”、“夷狄之邦”，之前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


不过，自告奋勇者也还是有的，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主动请求担任使臣。另一位叫左懋第的官员由于其母灵柩在北京，也主动表示要充当使节。还有一位马绍愉曾经在崇祯年间出使清国，与皇太极谈判，弘光朝廷把他也凑上，最终组成了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三人为使臣，规模达数百人的使团。


弘光朝廷照例晋升了使臣的官职，左懋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陈洪范为太子太傅，马绍愉为太仆寺少卿，以示隆重。1644年六月二十一日，使团携带携带《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从南京出发北上。弘光朝廷为了拉拢吴三桂，本来还打算通过漕运向吴三桂军队运输十万石米粮，不过用于运输的船只被刘泽清扣下扩充水师，这才作罢。

使团出发前，在弘光朝廷内部，曾经为与清方谈判的条件争吵不休。有人认为可以暂时以淮河为界，但有人则主张应该将边界向北推，将山东也囊括在明的版图之内……不过其实这些根本不重要，因为此时的清朝摄政王、实际掌权者多尔衮，根本没有与南明议和通好的打算，因此清方对明方使团的态度极为傲慢和冷淡。而且，在明朝使团中很可能潜伏着叛徒，也对此次出使十分不利。


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陈洪范究竟是何时叛变的，有不同说法。按照陈洪范自己所写的《北使纪略》，在出使清朝时，陈洪范是效忠明朝的。但按照清朝方面的记载，陈洪范似乎是在出使之前就已经降清。虽然有一定争议，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陈洪范在出使期间已经降清了。“招抚江南副将唐起龙自军中奏报：臣抵清河口，闻南来总兵陈洪范已到王家营；臣随见洪范，备颂大清恩德，并赍敕缘由。洪范叩接敕书，开读讫。”（《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之八）


南明使团一路历经波折，于1644年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清朝方面将他们安置在鸿胪寺，派兵看守，形同软禁。使团成员在北京期间，清朝官员们傲慢无礼。多尔衮由于根本没有与南明议和通好的打算，根本不接见使团成员，派人收取使团带来的金银绸缎之后，就打发他们滚蛋。清朝原本派兵“护送”使团成员南下，刚走不久，多尔衮突然反悔，派人将左懋第、马绍愉等人带回，只允许陈洪范回南明。一般认为，这是陈洪范暗中使坏，密报清廷，让其扣押使团其他成员，只放陈洪范回去“活动”，为清朝刺探情报，招降南明官员。

多尔衮无心交好南明，却打起了使团成员的主意。他觉得这使团中不乏人才，倒是可以为我所用。多尔衮是当时的满清贵族中受汉化较深者，清楚征服天下既要靠武力搏杀，也要靠政治手段。因此这位清朝的实际统治者十分注重收揽人心，尤其是“官心”。在入关之后，他很快下令，“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之五）应该说，多尔衮的这一招是相当高明有效的，让北方的大量官吏士绅地主归顺了“大清”，大大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但在内心深处，多尔衮对这些贪生怕死、趋炎附势之徒十分鄙视，也十分猜忌，所以他“乱世用重典”，动辄将降清的汉官逮捕治罪。


左懋第等人被带回北京后，囚禁在清朝的太医院内。多尔衮派洪承畴、李建泰等原明朝的降官劝左懋第投降，均被左懋第骂走。多尔衮自入关以来，见了太多卑躬屈膝的无骨官员，听闻左懋第忠贞不屈，心中顿生敬佩，因此他一直将使团成员们囚禁，并未杀害。光阴如梭，转眼到了1645年五月，清军下江南，占领南京。多尔衮认为“时机已到”，通知使团成员：“大明已亡”，你们赶紧归顺投降。左懋第听到南京失陷的消息，老泪纵横、提诗明志：“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左懋第大义凛然、铮铮铁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有骨气。听闻弘光朝廷已经崩溃，不少使团成员都动了投降的心思。其中有一个叫艾大选的人偷偷剃发，要向清朝投降。左懋第得知后，立即召集使团成员们，当众将艾大选乱棍打死。这下，多尔衮忍无可忍了，你自己不投降也就算了，还阻止别人投入“我大清”的怀抱，要气死我啊！


多尔衮很快派兵进入太医院，强令使团成员们投降，否则死路一条。在死亡的恐惧之下，不惧者往往是少数。使团大部分成员都在威逼下投降，但左懋第、王一斌、王廷佐、刘统、张良佐、陈用极六人坚决不降。多尔衮于是将这六个人投入水牢之中施以酷刑，但这六人还真是硬骨头，吃尽了苦头就是不低头。多尔衮在感慨他们忠义的同时，也很希望能招降这六个忠义之士，为明朝的官员们树立降清的样板和榜样。于是，多尔衮亲自召见、设宴款待，当众赞扬六人的忠义，表示如果六人能归顺投降，必得厚待！并让已经降清的前明朝官员们轮番劝说。但六人均意志坚定、视死如归，对清朝给的高官厚禄丝毫不为所动。多尔衮无奈，只得下令将六人处死。

1645年六月十九日，左懋第、王一斌、王廷佐、刘统、张良佐、陈用极六人被押赴刑场斩首。临刑前，多尔衮还不死心，表示如果有人肯投降，就可封王。左懋第斩钉截铁地说出了遗言：“宁为南鬼，不为北王！”言罢，左懋第即与其他五人从容赴死，临刑毫无惧色。


弘光王朝的“北使”行动，完全是一厢情愿、热脸贴冷屁股，成为了人类外交史上的笑柄。左懋第等人的一腔热血，既弘扬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坚贞不渝、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也是对弘光王朝“借虏平寇”国策的血腥讽刺。

十七、“书信交锋”


就在南明使团出发之后不久，史可法接到了多尔衮的来信（其实应该是降清的汉官们所写，以多尔衮的名义送出），史可法在阅览之后，很快也给予回信，即《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和《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这两封信件是南明高层与清朝高层交往的重要文件，史料价值极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清朝对史料进行销毁和篡改，这两封信并无原文搞存世，内容也变的扑朔迷离，各种记载多有出入。到了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多方查阅、钩沉、考证，认为流传至今的《清史列传》和《史可法集》中的相关内容应该最接近原文。在此特别感谢顾诚先生！


由于两封信的内容较长，“之乎者也”一大堆，为了不至于让大家看的太累，我这里就不列出全文了。大概说一下这两封信表达的意思，我的表述绝对通俗易懂接地气。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大致内容如下：


闯贼李自成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皇帝。吴三桂向我大清求援，我们念在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所以出兵相助。我大清跟闯贼，那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啊！可就是为了替你们大明崇祯皇帝报仇，才出兵痛击闯贼，话说你们该怎么谢我们来着？


我大清入关之后，优待原来明朝的贵族官员，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真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反观你们呢？皇帝被闯贼逼死，不拼死相救、尽忠而死，反而贪图富贵，在南京另立皇帝，搞“伪朝廷”，跟我大清相抗衡。你们根本就是一帮不忠之臣，良心大大的坏了。史老先生你是名流，不用我教你怎么做忠臣吧？


我大清雄师即将南下，你们肯定打不过，要是识相赶紧投降，我们也自然会给你们优待。要是你们还不识时务，敢抵抗，通通死啦死啦的！


说实话，我还是挺佩服多尔衮的，能这样一本正经的说瞎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史可法的回信。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大致内容如下：


我们已经接到了贵国出兵帮助吴三桂击败闯贼的消息。对于大清的慷慨相助，我们大明臣子真的是打心眼里感激啊！历史上，回纥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我们衷心希望大清能像回纥助唐那样帮助我们大明。等闯贼被消灭了，我们大明自然是少不了给你们大清的好处的，不仅会馈赠大量财物，还愿意与你们永结同盟、世代友好。


我大明皇位代代相传，在目前的皇帝之前，就已经传了十六代了，真是名正言顺的正统。现在我们大明的皇上，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光宗皇帝的侄子，崇祯皇帝的堂兄，继位名正言顺、天与人归。皇上到南京时，百姓夹道欢迎。祭告太庙时，天上飘着紫色的祥云。不久之后，长江上又突然出现一批木材，正好给我们修建新宫殿。这些“祥瑞”，可都是天意啊！


愿大清能顺天应人，帮助我们大明消灭闯贼，我们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多尔衮的信咄咄逼人、恫吓之意昭然若揭，史可法的信客气委婉、胆怯之态跃然纸上，两相对比，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这次“书信交锋”之后，多尔衮对弘光君臣的消极与怯懦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吞并江南、一统天下之志也更加坚定了。

十八、弘光王朝的军力概况


弘光王朝虽然实行“借虏平寇”的保守消极策略，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也并非完全没有振作之举，高杰北伐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讲高杰北伐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弘光王朝的军力情况。


弘光王朝的军队数量，各种史料的记载出入很多。尤其是左良玉的“楚镇”，有“八十万之众”的说法，实在是太夸张了。关于弘光王朝军队数量和军饷情况，当时的工部工科都给事中李清的记载，可信度很高。


“上即位后，楚镇及四镇频以匮告，而司兵惟务姑息，不知汰无用， 核虚名。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 本色一百万。五镇不足恃，且还为我虞。居重驭轻，有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锁上游，控江北，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川、楚、东、豫督、抚、镇不与焉。”（《三垣笔记》卷下）


需要指出的是，李清所记的，是弘光朝廷发军饷的“定额”。乱世之中的军阀部队往往“超编”，各个军镇的实际军队数量，应该更多一些，但也不太可能多出太多。

朱由崧在武将的拥戴下坐上皇位，自然投桃报李，给四位武将加官进爵。封高杰为兴平伯，驻守徐州、泗州一带；封刘良佐为广昌伯，驻守凤阳、寿州一带；封刘泽清为东平伯，驻守淮安、庐州一带；封黄得功为靖南侯，镇守滁州、和州一带。


这四镇总兵名为大明将领，实为军阀头目，拥戴朱由崧登基之后，他们成为了“天子恩人”，更加飞扬跋扈，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各个军镇将领不仅向朝廷索要巨额军饷，还在自己的防区驻地鱼肉百姓、搜刮钱财，防区驻地的赋税也留作自用，不上交朝廷。黄得功接到朝廷旨意，有时因为“看不惯”，竟会将诏书撕裂。刘泽清不仅傲慢无礼，还频频干预朝政，提出大量无理要求，朝廷没有足够的实力，往往只得顺从他的意思。


“京师陷，泽清走南都，福王以为诸镇之一，封东平伯，驻庐州。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与廷臣互分党援，干预朝政，排挤异已，奏牍纷如，纪纲尽裂，而泽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请以今岁五月改元，又请宥故辅周延儒助饷脏银。都御史刘宗周劾诸将跋扈状，泽清遂两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诛宗周，臣即卸职。’朝廷不得已，温诏解之。又请禁巡按不得拿访追脏，请法司严缉故总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朝廷皆曲意从之。”（《明史》卷二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史可法自请就任督师之后，成为了“四镇”的顶头上司，但他与其他的文官一样，也对蛮横的军阀头目们毫无办法。

十九、高杰北伐


1644年年末至1645年年初，高杰在史可法的督促下率军北伐。弘光王朝之所以发起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是有着多重原因的。


第一，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迅速西撤，而清军也忙于追击大顺军，并没有很快接管大顺军撤出的大量地盘。当时的山东和河南两省，基本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很多地区落入了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手中。这些地方势力大多由原明朝的官吏和士绅地主组成，他们大多倾向明朝，这对弘光王朝向北扩张势力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在接到多尔衮的“恐吓信”之后，南明使团也派人禀报说清方态度傲慢，根本无心议和通好。这让史可法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策略，他加强了战备，并表示：“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史可法集》卷二）

虽然史可法等高级官员还是主张避免直接挑衅清军，所以北伐打的是“击灭流贼”的旗号。但从明军的进军路线来看，也是想趁清军在河南、山东等地立足未稳，将这些地区的清军赶走或是消灭，恢复中原。



高杰或许是怀揣着个人野心，对北伐十分积极，不过让人无奈的是，此次北伐在开始之初就十分曲折。出发前，高杰要把自己的部分军队和军队家属安置到扬州。但由于高杰的军队军纪很差，之前曾经在扬州一带抢掠，让百姓们愤恨不已。扬州百姓群起闹事，不让高杰军队进城。高杰岂是好惹的，愤而率军攻城。最终还是史可法出面“和稀泥”，将扬州附近的瓜州划给高杰才作罢。祭旗誓师时，高杰军队的一门红夷大炮炸膛爆裂。其实这也正常，官员们都忙着贪污腐败、搞政治斗争，军工生产缺乏有效的管理，产品的质量自然没保障。不过当时的人往往不会往这方面去想，而是将此事与天意征兆联系起来。高杰军队的将士们议论纷纷，大军北伐在即，祭旗誓师之际。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实在太不吉利。



不过高杰不信邪，依然率领大军北上。1645 年正月初十日，高杰率军逼近睢州，高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戎马半生、历经无数风浪，竟然会在小小的睢州丢了命。

当时的睢州，在许定国手中。许定国本是明朝将领，一生历经波折，曾经被崇祯皇帝下令逮捕入狱，后又被放出“戴罪立功”。早在崇祯年间的后期，他就已经是盘踞在睢州一带的军阀头目。许定国手下虽然也有一万人左右，但大多是些散兵游勇，战斗力极弱。清军入关之后，大顺军西撤，河南很快陷入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状态。河南西部仍然有部分大顺军，北部一些地区被清军占领，东南部有不少“明军”（多为地方军阀）。在复杂的局面中，许定国不思报效国家，而是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他“刀削豆腐两面光”，一面向南明弘光王朝表忠心，一面与清朝暗通款曲。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明朗，许定国被清军凌厉的攻势所吓倒，倒向了清朝。他不仅派人向清朝表达投降之意，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清军大营，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忠诚”。

高杰率军逼近睢州后，派人送信给许定国，让他跟随自己北伐。许定国不敢北上攻打清军，又害怕高杰，于是很希望清军能对他施以援手。不过，当时清军忙于跟大顺军作战，根本不来支援许定国。许定国急得直跳脚，思来想去，只好设计杀害高杰。


关于许定国杀害高杰的具体情况，《三垣笔记》、《绥寇纪略》、《豫变纪略》等多种书籍史料都有记载，内容各有不同。我在这里“综合”一下，简单向大家说明。


高杰安排大军北上，只带了数百随从亲兵到睢州。一到睢州后就受到了许定国的“热烈欢迎”。许定国在城中大摆宴席款待高杰及其随从亲兵，并召集了一批妓女作陪。高杰毫无防备，与随从亲兵们喝的烂醉如泥，于1645年正月十二日（另一说法为正月十三日）被许定国派兵杀害。

杀害高杰之后，许定国深知高杰的军队会来报复，不敢逗留，立即率领自己的乌合之众一路北逃投靠清朝去了。高杰虽然蛮横凶残，但他治军确实很有一套，平日里对手下将士们不错。听闻“老大”被杀，高杰军队的将士们怒气冲天。他们怀着为主帅报仇的渴望，以及劫财劫色的私心，气势汹汹杀奔睢州而来。许定国逃的快，躲过一劫，睢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百姓悲剧了。狂性大发的高杰军将士们，将睢州一带的百姓屠杀殆尽。睢州城内尸山血海，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的消息，流泪叹息：“中原不可复矣！”他急忙赶到高杰军营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的儿子高兴平为世子，任命高杰的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高杰的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的妻子邢氏知道儿子年幼难以服众，恰好史可法又没有儿子。于是她提出让高兴平拜史可法为义父，希望借用史可法的官职和威望来稳定军心。但史可法拒绝了这一提议，转而让高兴平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史可法的这一举动非常不妥当，高杰本人和高杰手下的不少将士以前都参加过农民起义军，是“流贼”出生，为明朝效力本来就有疏离感和自卑感。史可法的做法让高杰军将士们觉得受了歧视与侮辱，大寒高杰军将士之心。


高杰被杀之后，其属下将士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打算北上找许定国算账。此时清军主力还在陕西与大顺军激战，在河南和山东的兵力十分薄弱，北方不少还在抗清的“义兵”（地方武装）也在盼着明军北上。应该说，这正是南明恢复中原的好时机。正所谓“哀兵必胜”，史可法如果趁此机会北上，或许能大有作为。但是高杰死后，史可法六神无主、归心似箭，在没有任何追兵的情况下，率领高杰军一路南逃，一直逃回扬州一带。至此，高杰为北伐作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当时流传的这首诗，辛辣的讽刺了史可法的胆怯与狼狈。

更糟糕的是，高杰死后，南撤的高杰军将士们再次陷入到了内斗的漩涡之中。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想吞并高杰留下的军队和地盘。之前就与高杰有仇的黄得功甚至率兵直驱扬州而来，试图压服群龙无首的高杰军，又差一点引起“内战”。马士英也插了一手，派人到高杰军中加以牵制。最终还是史可法再一次出来东奔西走“和稀泥”，才让高杰军稳定下来。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高杰军将士们既领略了史可法的胆怯与无能，更看透了弘光王朝的内斗与脆弱，军心大变，为后来这支军队齐刷刷降清埋下了伏笔。

二十、左良玉“清君侧”与清军南下


1645年三月，李自成率“大顺”残部到达荆襄一带，与原本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大顺军大将白旺及其手下七万大军会合。不过，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被清军打的丧失了信心，他不听白旺固守襄阳、承天、德安、荆州的建议，而是决定率军东下，灭掉相对较弱的南明弘光王朝，先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再作打算。



李自成率军东下，把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架到了火山口上，面对李自成的大军，他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左良玉和李自成也算是熟人了，打了很多年的仗，互有胜负。应该说，左良玉因为与李自成积怨很深，加上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在李自成东下之初还是尽守土之责的。他一面连续派人上疏弘光朝廷告急，一面调兵遣将抵御大顺军。但左良玉与弘光朝廷的矛盾也很深，具体情况前文已经说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如果左良玉与弘光王朝关系好，那他或许会尽力对付李自成，但在他与弘光朝廷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他根本不愿意为弘光朝廷抵挡李自成。而弘光朝廷对左良玉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马士英等人希望这个飞扬跋扈、不听指挥的军阀头目与李自成打个两败俱伤，所以对左良玉的求援反应冷淡。江西总督袁继咸倒是带了一支军队前来支援，不过实力十分有限，对左良玉的帮助不大。


左良玉多与东林党人来往，尤其与黄澍关系很不错。这个黄澍搞出了“打马案”，在南京与马士英交恶之后，对弘光朝廷更是怨毒满腹。弘光三案，尤其是“北来太子案”的爆发，让黄澍等人找到了借口。他们天天在左良玉面前叫嚷“太子”是真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和首辅马士英等人迫害“太子”和东林党的“正人君子”们，煽动左良玉起兵造反。左良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在煽动下逐渐倾向于造反，似乎是想在临死前攻占南京，过一把皇帝瘾。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假称接到“太子”密旨，率军前往南京救“太子”，并讨伐马士英等“奸臣”——“清君侧”。大军乘船东下，杀向南京。更为缺德的是，临走之前，左军将士们趁机在武昌烧杀劫掠，让武昌百姓深受其害。



其实，此时的左良玉垂垂老矣、重病缠身。此次出师虽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但自古以来，提出“清君侧”这三个字就相当于在额头上贴上了造反的标签。左良玉的军队本就鱼龙混杂，不少是明末的“流贼”，出于利益才黏合在一起，并不愿意为左良玉拼命。左军将士们深知造反风险极大，要是失败了全家性命堪忧，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离心离德，可谓毫无战心。不过，弘光朝廷的官员们在当时是意识不到这些的。左军东下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无论“忠臣”还是“奸臣”，“君子”还是“小人”，一个个都原形毕露，吓的屁滚尿流，不少人甚至连官都不当了，赶紧拖家带口细软跑。


不少与左良玉关系密切的官员也反对左良玉的做法。湖广巡抚何腾蛟被左良玉劫持到船队中，但他坚决反对左良玉的“清君侧”，趁看守的士兵松懈之际，跳水逃走。左军一路烧杀劫掠，到达九江后，江西总督袁继咸也被左良玉“请”到军中，左良玉自然是逼着袁继咸跟着自己一起“清君侧”，袁继咸坚决不从，不仅苦劝左良玉放弃“清君侧”，还苦口婆心地对左良玉手下的将士们反复讲道理，希望他们停止祸国殃民的行为。身在重病中的左良玉开始犹豫，一些左军将领也为之动容，袁继咸被允许回到九江城。袁继咸回城之后，严令手下将士严防死守，绝对不能让左军进城。但遗憾的是，袁继咸的部将张世勋已经同一些左军将领私下勾结，于夜间在城中纵火，九江城顿时大乱，左军将士趁乱进城烧杀劫掠，袁继咸又一次被“请”到了左良玉军中。此时的袁继咸万念俱灰，投水自尽，被救起后，左良玉再三表示，自己对弘光皇帝“忠心一片”，只不过是讨伐马士英等“奸臣”罢了，袁继咸才勉强放弃了寻死的念头，留在左军之中。

就在左军打算继续东下之际，又出了一件大事——左良玉死了。1645年四月四日，身患重病的一代大军阀左良玉于战船中吐血而亡，留下个一个混乱不堪的烂摊子。左良玉死后，其统帅地位由其子左梦庚继承。左梦庚深知造反这种事，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于是，他指挥大军继续东下，依旧向南京杀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左良玉东下之后不久，又传来了清军南下的消息。多尔衮早有灭明之心，早在1644年十月，清军大体上平定了山西之后，多尔衮就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等人率领西征大顺，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率领南征大明。后来因为大顺军在怀庆打败清军，多尔衮才急令多铎率军向西，与阿济格两路夹击大顺军，让南明弘光王朝逃过一劫。


清军将大顺军逐出陕西之后，再次腾出手来对付南明。英亲王阿济格率军经陕西商洛、河南邓州，进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等地，直到江西九江一带，一路对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残部穷追猛打，准备在消灭大顺军之后东下灭明；豫亲王多铎率军出陕西潼关，经洛阳、商丘一线，再向南攻取泗州、扬州，最终进攻南京；固山额真准塔也率军从山东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向江苏杀来。此次清军兵分三路、气势汹汹，抱定灭明之心，让南明弘光王朝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在左军东下，清军南下的危急时刻，弘光皇帝朱由崧召集群臣商讨对策，马士英在朝堂上大叫道：“尔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北，无死逆。”（《三垣笔记》卷下）马士英与左良玉矛盾很深，因此将左良玉视为头号威胁，也可以理解。不过，要说弘光朝廷对清军完全不设防，也不尽然。面对两大强敌，弘光朝廷下令：“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南渡录》卷五）军阀头目们本就各怀私心、不听指挥，对这种模糊的命令，自然推诿敷衍，使战局更为不利。


所幸，黄得功还对大明忠心耿耿，他在荻港、铜陵等地率军拼死奋战，打败了外强中干的左军。左军兵败之后，不敢再与黄得功交锋，基本龟缩于九江一带。到了1645年五月，多铎路清军南下，阿济格部清军也在再度击败大顺军之后到了九江一带。黄澍眼见大势已去，彻底撕下了“忠臣”的面具，劝左梦庚向清军投降。左梦庚在其劝说下，于五月十三日率军投降了清军。在明末称雄一方的“楚镇”左氏军阀，至此宣告终结。


左梦庚投降后，清朝既优待又猜防，将他编入汉军正黄旗，除了跟随英亲王阿济格率军攻打降而复叛的姜瓖之外，再未被起用，最终于1654年病逝。值得一提的是，江西总督袁继咸在被左军裹挟到清军大营之后，拒绝清朝的高官厚禄，坚决不降清，在1646年被清朝杀害。左梦庚与袁继咸，降将与忠臣的鲜明对比，真是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