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弘光三案之童妃案


接下来，给大家讲讲“童妃案”。童妃案的案发时间，应该比大悲和尚案要晚一些，大致在1645年年初。河南巡抚越其杰上报，说是当地有个姓童的妇人，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早年的封号）的妃子。按她的说法，是在明末战乱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等官员信以为真，于是派人将这位“童妃”送入南京。


弘光皇帝朱由崧接到奏报后，立即否认自己有过这么一个妃子。“童妃”到了南京之后，随即被关入诏狱，由锦衣卫审讯。不久之后，锦衣卫送上供词：“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 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皇帝看了供词之后，气的不行，没想到这“妖妇”居然如此大胆，进了诏狱还不说实话，如此振振有词地冒充自己老婆。他立即批复：“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南渡录》卷五）


其实，只要将供词与批复两相对比，再结合相关制度，就可以明显发现这个“童妃”是冒牌货。首先，明朝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官员行册封礼，并不由内监宦官负责；第二，郡王确实没有所谓的“东、西二宫”。这个所谓的“童妃”根本不了解相关的制度，估计是听说了一些关于王府的传言，就胡编乱扯。

虽然皇帝的反驳有理有据，但该案还是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东林党人们不问真假，就大肆宣扬弘光皇帝朱由崧喜新厌旧、厌恶“糟糠之妻”，人品大大的坏了。弘光皇帝朱由崧那个憋屈啊！真是气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盛怒之下，朱由崧下令锦衣卫断绝“童妃”在监狱里的伙食，最终将“童妃”活活饿死在诏狱里。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弘光皇帝朱由崧真的是太年轻了，缺乏政治经验。“童妃”确系假冒，皇帝大可以在拆穿之后，行使大权将其处决，明正典刑。但朱由崧害怕舆论压力，不敢公然处决“童妃”，而让其死在监狱里，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真是大错特错。


这种做法，实在是给天下人（东林党人）以口实，让大家觉得“童妃”是真的，所以朱由崧才偷偷将其饿死。果然，“童妃”的死讯传出之后，掀起了更大的风波。“司法黑幕”、“草菅人命”、“皇帝恶毒”等说法满大街流传。不少东林党人甚至以此怀疑弘光皇帝的身份，说他是“假福王”，所以才不敢和“真童妃”相认，而偷偷将“真童妃”饿死。弘光皇帝朱由崧有口难辩、焦头烂额、气的死去活来。但是，“童妃案”与另一桩“北来太子案”相比，真的不过是小弟而已。“北来太子案”才真正让弘光皇帝和弘光王朝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伪前排 62楼 2016-08-19 00:10:00

@日月昔风

问候！！
—————————————————
谢谢

十一、弘光三案之北来太子案


要论弘光三案之中，情节最为曲折复杂、产生的影响最大、最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自然非“北来太子案”莫属。


这一事件的早期情况，大概是这样的。1644 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路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一天夜里，穆虎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急忙问少年的身份，少年自称是崇祯太子。穆虎到了南京之后，立即将此事禀报给高梦箕。高梦箕闻言大惊，一边密报弘光皇帝朱由崧，一边将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隐蔽起来。


不过，“太子”本人似乎不想隐藏，经常招摇过市，宣扬自己是“崇祯太子”。 弘光皇帝朱由崧接报后，大感惊讶，立即派出宦官前往，要将这个少年召至南京。接下来的剧情，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曾经在崇祯年间的东宫当过差的太监，一见到这个少年，就抱着他的腿大哭起来，意思是见到了真太子。一时间，江南各地沸沸扬扬，到处传言崇祯太子重现人世。这位少年一路以“太子”的身份到南京，沿途的官员们都来拜见，场面十分热闹。

1655年三月，“太子”到了南京，弘光皇帝让贵族官员们鉴定该人到底是不是太子。有些记载说，“太子”在与大家的问答中，不仅显示出对皇宫十分熟悉，而且还认识一些官员，所以是真太子无疑。其实，这类说法的传播者如果不是误信谣言，恐怕就是别有用心了。因为，王铎、刘正宗等人在崇祯年间曾经担任过东宫讲官，对太子的相貌举止非常熟悉，他们一眼就看出此人乃是假冒。冒牌太子被拆穿后，吓得差点尿裤子，急忙招供，不仅承认自己不是真太子，还说自己叫王之明，有人让自己冒充太子行骗。


在太子真假的问题上，王铎本人的奏章非常具有说服力。“臣一见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岂其然乎？’臣同旧礼部尚书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当考满升荫，为妬者沮之。尚记先帝东宫大目方颡， 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识我不？’应曰：‘不也。’曾谓三年侍班几之离者二尺有咫而不识臣为谁耶？臣已确知其伪矣。臣又问： ‘讲书在何殿？’曰：‘文华。’岂知其在端敬殿也。又问：‘几上位置何物？’臣暗记其有讲读数目十个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臣大怒，即昌言告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确确可憾。’大咤曰锦衣卫命左右即缚之。无几何，此子乃垂涕长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质，不过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喝于诸侯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阳人，父纯，母徐氏，有引小人者阴以诳诱焉。’”（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

太子的真假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另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叫王之明的人说，有人让他冒充太子行骗。那么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我们来看另一份史料，“王之明者，顽童，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途穷附高鸿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趋苟活，而穆虎居为利，遂谓子舆复出也。廷诘之日，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辄持两端，讼言不可诛，诛之祸起。”（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三十二）


黄道周的这段记载被广泛转载，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资料，幕后黑手似乎浮出了水面，正是此案的“报案人”穆虎。说实话，我并非是一个喜欢宣传“阴谋论”的人，但这件事，我真觉得没这么简单。穆虎，很有可能是一个背黑锅的，即便他真的教唆王之明冒充太子，恐怕也不是幕后主谋。

凡事总有动机，如果真的是穆虎让王之明冒充太子行骗，是为了骗什么呢？骗钱？骗官？骗荣华富贵？照这个骗法，或许能骗到，但风险未免太大了吧？要知道，在古代干这种事，一不留神可是要掉脑袋的，而且不仅自己送命，连家属也会受到牵连。难道真是穆虎想升官发财想疯了？好像真的说不过去吧！


如果不是为了骗这些，那这个问题恐怕就更严重了，因为这很可能是一起骗皇位骗江山的大案。弘光皇帝朱由崧继承皇位是有前提的，即崇祯皇帝已死，其三个儿子不知所踪。如果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有任何一个出现，都比朱由崧更有当皇帝的资格，更别说崇祯太子了。朱由崧本人对这一点也非常敏感，登基不久后就宣布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已经死了……要这么说来，这个穆虎还真是胆大包天，区区一个家奴，居然敢打大明江山的主意！

历史讲究言而有据，但我觉得，在有的时候，也需要破例推测一下。如果说制造“北来太子案”的人，真的是带有骗皇位骗江山的目的，那么真正的幕后主使者，基本不可能会是穆虎。前面曾经提到，王之明南下之后行事高调，大肆宣扬自己是太子，太监曾抱着王之明的腿痛哭，很多官员都曾拜见“太子”，王之明对皇宫布局很熟悉，甚至能认出一些官员。如果这些说法都是真的，那么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北来太子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幕后主使者不仅与一些太监和官员串通，还对王之明进行了“培训”。而这一系列复杂的运作，难道是穆虎这样一个小家奴可以办到的吗？



那么谁有能力可以办到这些呢？东林党可以。而且从利害关系分析，东林党的嫌疑很大。“北来太子案”中的“太子”如果是真的，或者说被大家认为是真的，那么就可以说否认了朱由崧继位当皇帝的“合法性”。所以说，“北来太子案”的爆发对弘光皇帝和他的亲信马士英等人极为不利，而对东林党极为有利。东林党在册立新君时，极力反对福王朱由崧继位。朱由崧继位之后，其亲信官员马士英等人也与东林党矛盾极深，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其实也就在“弘光三案”发生的差不多同时，另一桩“顺案”也在政治博弈中引起轩然大波。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借“顺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制造“北来太子案”回击，可能性很大。

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北来太子案”的处理，也颇为值得玩味。按理说，假太子王之明的身份既然已经被拆穿，自然应该将其处死。但无论皇帝还是首辅，对此案的处理都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只是将王之明关入监狱，并未处死。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皇帝和首辅都害怕舆论压力，但其实恐怕还有另一个深层次原因，那就是马士英等人看出了此案幕后有巨大的黑手，希望通过王之明继续套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不过，在假太子到南京后，仅仅过了两个月左右，清军就南下占领南京，弘光王朝分崩离析。“北来太子案”的真相，也随即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北来太子案”是否存在幕后黑手，以及幕后黑手是否是东林党，以目前可以查到的史料，是难以下定论的。但另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北来太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弘光王朝内部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称得上是弘光王朝灭亡的导火索。

@日月昔风 2016-08-19 18:09:02
十一、弘光三案之北来太子案
要论弘光三案之中，情节最为曲折复杂、产生的影响最大、最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自然非“北来太子案”莫属。
这一事件的早期情况，大概是这样的。1644 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路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一天夜里，穆虎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急忙问少年的身份，少年自称是崇祯太子。穆虎到了南京之后，立即将此事禀报给高梦箕。高梦箕闻言大惊，一边......
-----------------------------
章节序号错了，应该是“十二、弘光三案之北来太子案”

@伪前排 73楼 2016-08-22 11:46:00

@日月昔风

周一问候，一周好心情！
—————————————————
谢谢，也祝你生活愉快

十三、顺案与党争乱局


“北来太子案”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是空前的。东林党人们自不必说，皇帝越说这个太子是假，他们越说这个太子是真。由于东林党人数量众多，影响力很大，导致天下骚动、朝野哗然，各种关于太子的消息满天飞……不过，北来太子案的最大影响并非是欺骗了一批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而是让一个武将找到了造反的理由，这个我们后面再说，现在先来说说“顺案”。


在南明弘光王朝的党争中，“顺案”虽然没有“打马案”的火爆，也没有“三案”的离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南明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弘光王朝的灭亡出了一份大力。


之前说了这么多，基本都是东林党在找事挑动党争，现在，也该东林党的敌对势力，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好好表现一下了。仔细说来，这个“顺案”，倒也并非是马士英和阮大铖炮制的，而是东林党最先提出的。


“顺案”，顾名思义，就是惩办那些在“甲申国难”中向李自成大顺政权投降的明朝官员。应该说，东林党的本意是好的。在明末的大变局中，大量大明官员向“大顺”投降，而李自成进北京后，对明朝的降官们极为刻薄，甚至严刑拷打逼他们交钱捐献家产，即“拷掠追赃”。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原本很多投降了李自成的明朝官员又纷纷南逃，投入了南明的怀抱……这些人基本都是贪赃枉法、贪生怕死之徒，毫无廉耻与气节可言，惩处他们，本就是应该的。遗憾的是，东林党本身就不干净，向李自成投降的官员中，东林党成员不在少数。马士英、阮大铖借机发难，东林党很快引火烧身。而“顺案”也从惩处叛徒的刑案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


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人以“顺案”为名，打击政敌、排斥异己，让一大批东林党人上了通缉名单。顾杲、周钟、陈定生等人被逮捕入狱，另有不少东林党人为了躲避追捕逃亡避祸，而刘宗周、姜曰广、吕大器等东林党大佬也在党争博弈中失势下台。东林党受到了沉重打击，自然不甘心失败，也想尽办法打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甚至煽风点火，质疑朱由崧的身份。弘光王朝的政坛骂战迭起、弹章横飞，争来斗去不亦乐乎！


实事求是的说，“顺案”的覆盖面和打击力度并非像东林党人们渲染的那么大。终弘光一朝，因为“顺案”而被处死的官员也只有周钟、武愫、光时亨三人而已。但是“顺案”与“三案”等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弘光王朝政局的激烈动荡。官员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旷日持久的争权夺利中，不少职位人事更迭频繁，政令朝令夕改，许多政务没人处理。激烈的党争，让弘光王朝的内政外战一塌糊涂，最终让局势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弘光朝廷内部并非没有有识之士，一些官员对党争祸国殃民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史可法、陈子龙、熊汝霖等人接连上书，呼吁官员们抛弃门户之见、停止内斗，一起携手为国出力。不过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党争内斗中，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根本无法引导政局向好的一面发展，实在是可悲可叹！

十四、北方剧变与大顺灭亡


前面说了这么多，基本都是弘光王朝的内部问题，下面，也该说说弘光王朝的外部环境和对外策略了。就在南明轰轰烈烈地搞内斗的同时，中国北方的局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那段历史，原本已经向李自成投降的明朝大将吴三桂，因为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抓走侮辱，所以降而复叛，“冲冠一怒为红颜”。由于自己实力不够，吴三桂转而投靠满清，引清军入关，在山海关之战中，吴清联军大败李自成的大顺军，导致李自成损失惨重，被迫退出北京，一路逃窜……


这是一段复杂诡异、迷雾重重的历史，如果要详细考证叙述，差不多可以单独写书了，本文主讲南明，所以简单说说。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其实有很大的水分，被后人大肆渲染而已，甚至就连陈圆圆究竟有没有被抓走凌辱，都是存有疑义的。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之后，又迅速倒向“大清”，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

首先，吴三桂虽然是武将，但他自幼读书，文化程度不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提倡忠义，强调臣子必须忠君爱国，“忠孝节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历朝历代的一代又一代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虽然按照现代史观来看是“农民起义领袖”，但在当时的明朝贵族官僚眼中，他们都是“乱民”、“流贼”。“君父”崇祯皇帝被“流贼”李自成逼死，自己没有尽忠，还迫于形势向“流贼”投降，吴三桂自然是带着很大的抵触情绪的。所谓的投降也绝非死心塌地，而是先投降，看看形势再做打算。吴三桂与李自成决裂后，打出“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固然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但也并非完全虚情假意。



第二，吴三桂在进京朝见李自成的途中，遇见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明朝官员。听说了李自成在北京对明朝的贵族官员和平民百姓中的有钱大户极为残暴，严刑拷打逼他们交钱，甚至连自己的父亲吴襄也没能幸免，同样被“拷掠追赃”，而爱妾陈圆圆也被掳走……这一切让吴三桂极为恼怒，还让他进京卑躬屈膝地去朝见李自成，实在是比较困难。


第三，李自成虽然好言相劝，招降吴三桂，但是否真的会“以诚相待”，是需要打个问号的。至少在吴三桂看来，自己是手握重兵的明朝大将，自然深为李自成所忌，如果自己贸然接受李自成的召唤进京，被软禁甚至被杀都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吴三桂在下决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之后，最初并不想降清，而是以“大明孤臣”的名义派人送信给当时的“大清”实际统治者多尔衮，向其“泣血求助”。多尔衮立即意识到这是入主中原的大好机会，很快给予回复，但多尔衮不愿意与吴三桂“合伙”，而是要吴三桂投降，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关于吴三桂致多尔衮的求救信和多尔衮的回复，原文内容较长，详细内容可以查阅《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之四）


随着大顺军的步步紧逼，留给吴三桂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生死考验面前，吴三桂做出了一个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降清。吴三桂剃发降清之后，清军参战，最终导致了李自成在山海关惨败。李自成在大败之后，仓皇撤出北京。在清军和大量地方武装的双重打击下，大顺军一败再败、损失惨重，相继丢失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这期间除了怀庆之战取胜之外，大顺军可以说再无胜迹。李自成重新做回了“流贼”，带领残余部队辗转流亡、狼狈不堪。


1645年五月（具体哪一天存疑），李自成带领少数随从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带视察地形，结果不幸遇害。李自成之死，成为了众多的历史疑团之一。究竟是谁杀了李自成？地主武装团练？土匪山贼？普通农民？甚至有说法认为，李自成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心灰意冷隐居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不是考据党，所以对这个问题就不深入探讨了。总而言之，李自成之死标志着大顺政权的终结。残余的十余万大顺军，大多投靠了南明，在抗清大业中出了不少力。

“大顺”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顺军曾经所向披靡、推枯拉朽，然而只是在短短的入主北京42天之后，就一败再败、狼狈逃窜，给人以太多的感慨与思考。


关于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的失败原因，后世很多人都将重点放到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上。但其实我认为，吴三桂的降清和山海关之战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即便吴三桂死心塌地效忠李自成，李自成也很难保住江山。就在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几乎同时，清军大举集结、倾巢而出，多尔衮原先计划绕到蓟州、密云一线入关，因吴三桂的求援才临时改变计划。而清军如果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粮草空虚、兵力分散的李自成很有可能被切断西逃的路线，在华北陷入大包围之中，局势甚至可能会更为不利。


正所谓“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正是因为李自成和“大顺”存在种种问题弊病，才会不敌清军、迅速败亡。由于原因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长话短说、重点概括：

第一、大顺政权在经济上没有合理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没有在辖区内建立相应的赋税制度。在经济政策上，李自成一直抱着“吃大户、分余财”的思想，他所率领的农民军每到一地，就大肆迫害藩王、官员、地主等“富户”，抄家搜钱收粮，再发放给贫苦百姓。虽然被大顺政权迫害的大部分都是为富不仁之徒，让大顺政权得到了大量贫苦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竭泽而渔、缺乏可持续性的经济政策，弊端也很明显，导致了“大顺”几乎没有国库储备和财政制度，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第二、大顺政权在政治上的表现也非常糟糕。李自成在成为“统治者”之后，在行政管理和用人方面几乎毫无概念。大顺政权的统治区内，政治混乱，行政、司法、税收等根本无从谈起。1644年，大量明朝将领率军队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虽然也派出一些自己的将领镇守各地。但对明朝降将大多予以留用，仍旧命其镇守原来的地盘，对投降的明朝军队也没有进行重新拆分编组，依旧按照明朝的编制由明朝降将们统领。李自成应该也明白，这些将领都是墙头草，可以说是埋藏在“大顺”内部的不定时炸弹。但当时的他似乎过于乐观和自信，认为自己能掌握局势，压服这些将领。李自成在山海关失利后，投降的明朝将领纷纷“反正”，起兵反对李自成，不仅让“大顺”在短时间内丧失大量“国土”，更让大顺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悲惨境地。

第三、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的短视与混乱，更是可悲可叹。李自成在军事上没有长远规划，基本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从西安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的大军曾经遭遇明将周遇吉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刚刚还高呼“嗟尔大明，气数已尽”的李自成，竟然吓破了胆，打算先回西安“休整”再说。不过，此时的明朝将领们也吓破了胆，大同、阳和、宣府等地的明朝守军纷纷派人与李自成洽谈“投降事宜”，才重振了李自成东征的信心。所以说，大顺军所谓的所向披靡、摧枯拉朽，无非是因为明朝自身土崩瓦解，让李自成捡了个便宜而已。

在山海关战败后，李自成一路西逃、茫然无措。清军在战略上也有失误，曾经一度停止对大顺军的追击。但李自成非但没能抓住喘息之机翻盘，反而仅在山西留下少数兵马，率主力慌忙逃往陕西。在陕西战败后，李自成又做回了“流贼”，几经辗转，逃到湖北襄阳一带，这一地区原有大顺军大将白旺率领的七万大军镇守，让李自成“军旅复振”。不过实力再度增强后的李自成不听白旺固守襄阳一带的建议，放弃了大顺政权最后的“根据地”—— 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大顺军将士们再次目睹大片“国土”被轻易放弃，悲痛不已，士气十分低落，很快又被尾随而来的清军打得大败……


大顺军在军事组织上也十分混乱，其一大特点就是广泛收编各地的“流民”，却没有合理的安置，所以一直有大量“随军家属”跟着军队行进。在李自成看来，似乎打仗就是拼人数，人越多越好，根本不明白兵不在多而在精的道理。拖家带口乃是兵家大忌，大量的老弱妇孺和辎重让大顺所谓的“百万之众”在遭遇以骑兵为主的清军时，既打不赢又逃不走，只能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溃败。而且“流民”们不少都携带疫病，导致大顺军屡屡爆发传染病，严重降低了战斗力。


“大顺”败亡之后，“大清”凶恶的眼光很快转向了“大明”，繁华的江南，也很快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伪前排 85楼 2016-08-30 23:30:00

@日月昔风

问候日月！你的名字是什么含义呢？
—————————————————
“日月”加起来就是“明”，“昔风‘’指的是昔日的风采，合起来的意思是缅怀明朝昔日的风采。

我虽然不算“纯明粉”，但对明朝历史很感兴趣。

十五、“借虏平寇”的成因


弘光王朝在建立之初，就面对着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局面。由于自身的实力有限，加之党争内斗严重，弘光王朝要想在凶险异常的乱世中生存，必须有一套高明的对外策略。而弘光王朝的对外策略——借虏平寇，也历来被无数的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诟病。虽然我也觉得，南明的这一策略是消极的、保守的、弊端严重的，但也不该脱离实际看问题，一味的痛骂弘光君臣，却忽视了当时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况。


弘光王朝的所谓“借虏平寇”，就是与满清交好，借用清军之力，平定“贼寇”李自成，然后再视情况选择与清方是战是和……弘光王朝内，无论“忠臣”还是“奸臣”，都赞同这一策略，史可法、刘宗周、马士英等高级官员都是这一策略的提出者与实践者。应该说，这一误国策略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其实是非常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