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的典范，从不争宠还能平叛乱，死前还力保苏东坡性命
赵祯非常关心医疗事业，对医学传承也具有强烈意识。天圣四年（1026年），他认为针艾之法讲求精准，而前代古籍对穴位之描述纷繁错杂，易误导医者，故诏令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为范。王惟一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与之配合，由宋朝政府刻于石碑而颁行全国，为针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嘉祐二年（1057年）设立校正医书局，由当时权威医学工作者有组织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推广，使诸多宋以前医书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国医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嘉祐二年（1057年）设立校正医书局，由当时权威医学工作者有组织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推广，使诸多宋以前医书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国医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以南院宣徽使萧惠为首的群臣支持下，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一面派耶律重元及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一面于次年（1042年）初派萧特末、刘六符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赵祯派大臣富弼与辽国进行谈判，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的企图。同时，为避免两面作战，赵祯最终决定以每年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匹、两）为代价，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1038年），陕西出支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宝元二年（1039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1042年）陕西出支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赵祯善书法，史称其“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尤擅飞白体，《书史会要》称“埶遒劲，可入能品” 。宫殿门观，多为其飞白书题榜。当时大臣的神道碑首，也多有其题字。
赵祯通晓音律，《宋史·乐志》载：“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赵祯通晓音律，《宋史·乐志》载：“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据《玉海》记载，赵祯有《御制集》一百卷 ，今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十三首。另据《文献通考》所载，赵祯还曾“纂古今兵书战策及书史成败之迹”，撰《神武秘略》十卷，也已经佚失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赵祯“无定志”。他认为，在赵祯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著名谏臣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赵祯“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赵祯不事奢华，能够约束自己。“为人君，止于仁”，“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作为一个性情文弱温厚的守成之君，赵祯能守祖宗法度，并知人善任，有解决社会旧弊之心，因而在其统治时期，名臣辈出，有太平治世之称。
王安石：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陈师锡：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苏轼：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 [42]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范祖禹：仁宗爱人物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常一日而忘其诚……庙号曰仁，不亦宜乎。
邵伯温：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天独以仁谥之也。
邵伯温：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天独以仁谥之也。
《东坡诗话》：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
周正夫：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罗从彦：仁宗之英明，急于图治。而富范等衂于防间，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与同心、同谋，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断之，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权幸不得摇其成。若庆历之事，锐之于始，而不救其终。君臣之间，毋乃有未至耶？
周正夫：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罗从彦：仁宗之英明，急于图治。而富范等衂于防间，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与同心、同谋，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断之，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权幸不得摇其成。若庆历之事，锐之于始，而不救其终。君臣之间，毋乃有未至耶？
秦桧：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吕中：明道二年四月，亲政之后，抑内降，正朝纲，摈斥张耆、夏竦、陈尧佐之徒，而擢用范仲淹、孔道辅、庞籍辈，天下骎骎向治矣。呜呼！明道二年之亲政，积而为庆历、嘉祐之盛。 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邪？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灾异之多，惟仁皇之世为屡见。惟我仁祖减膳撒乐，旱而撒盖，雨而徒跣，其祷祈之切至，露立于坛陛，其训辞之切至。移灾于朕躬，是以天鉴其诚，民感其仁，而庆历之灾异，转为四十二年之和气。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乐，唯仁治而已。
脱脱在《宋史》中评价：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 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陶宗仪：天德纯粹，无声色畋游之好。
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刘玉：宋仁宗能纳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庆历之治。
邹智：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万镗：在昔人君，以务实致治者，汉文景、宋仁宗是也。
孙承恩：穆穆仁宗，实惟盛德。奉身清约，议论恳恻。学勤讲筵，治法无逸。昭陵之思，百世一日。
李贽认为赵祯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邹智：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万镗：在昔人君，以务实致治者，汉文景、宋仁宗是也。
孙承恩：穆穆仁宗，实惟盛德。奉身清约，议论恳恻。学勤讲筵，治法无逸。昭陵之思，百世一日。
李贽认为赵祯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