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的典范，从不争宠还能平叛乱，死前还力保苏东坡性命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赵恒逝世。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刘氏（章献明肃皇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才开始亲政。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祯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
谏臣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即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
赵祯生气地说：“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言官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赵祯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赵祯一朝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
赵祯不安于守成的现状，针对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以及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也有志开展革新。他多次以“天下事责大臣”，意图有所作为。
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授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九月，在赵祯的责令下，范仲淹、富弼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十项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赵祯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赵祯的三个儿子全部早夭，他于是在景佑二年（1035年）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宋英宗）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抚养。但在宝元二年（1039年）豫王赵昕出生后，赵祯又将赵宗实送出宫。
赵昕于庆历三年（1043年）早夭，而赵祯晚年无子，最终只得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赵昕于庆历三年（1043年）早夭，而赵祯晚年无子，最终只得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赵祯在临朝受文武百官参拜时，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同日，辽朝使者正在紫宸殿拜见赵祯，赵祯语无伦次。宰相文彦博只好对辽朝使者说是饮酒过量所致。此后几天，赵祯病情愈益加重，天天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等荒唐的言语。文彦博与另一位宰相富弼等人负责全权处理朝廷内外大事，并组织京城百官在一些大寺院、道观进行祈祷活动。二月，赵祯逐渐康复，开始处理政事。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赵祯于汴梁皇宫驾崩，享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赵祯针对宋中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赵祯根据意见，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赵祯根据意见，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赵祯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夏太宗）“依辽和宋”的国策，于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夏间维持三十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 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及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开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
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虽在宋夏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但自身亦伤亡近半，国力难支。在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订立和约：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自此后，宋夏关系趋于缓和，维持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赵祯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于归仁铺之战大败侬智高。侬智高遁走，后不知去向。
康定年间（1040年－1041年），赵祯命丁度与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此书为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康定年间（1040年－1041年），赵祯命丁度与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此书为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赵祯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天圣元年（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正式发行交子。
宋朝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庆历（1041年－1048年）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赵祯在位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一百一十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宋朝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庆历（1041年－1048年）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赵祯在位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一百一十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等等。
真宗赵恒与仁宗赵祯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赵祯在位晚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真宗赵恒与仁宗赵祯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赵祯在位晚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赵祯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元年（1041年）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该书为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
嘉祐五年（1060年），赵祯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一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一匹，及献五百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一卷，作为搜访依据。
嘉祐五年（1060年），赵祯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一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一匹，及献五百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一卷，作为搜访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