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武汉大学校长:未来十年某些高校将破产
2010-03-24 03:42: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跟贴 122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某些高校的破产危机并非耸人听闻。
中国青年报3月24日报道 “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某些高校的破产危机并非耸人听闻。
今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20％，而上海已经连续3年出现报名人数不足的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岁~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相应的，生源减少会加剧高校的竞争和淘汰，没有特色或经营不善的学校会陷入困境。
顾海良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体系高校的规模数量和结构布局问题。
随着出生人口数的下降，会出现两种趋势。一是考生和家长对高校的选择将会更加精细。顾校长形容是“招生的倒金字塔”，将来好的专科学校，录取分数会高于办学质量不高的本科学校。二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分级、分层急剧增加。过去只要当个大学生就知足，将来即使上了好大学，专业不好，就业也会有困难，这样对专业的选择更加理性。
他介绍说，大概是从4年前开始，招生时就出现一些分数不高的考生一人能接到十几二十几个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新闻。这几年，有些民办学校、独立学院招生不足的现象日渐严重。“他们用了多种手段抢生源，但降分已经到极限了，700多分满分，只要有200分就招。”
这是否意味着高校规模“大跃进”将告一段落？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他分析，一个民办学校或者独立学院，仅仅就其办学基本经费而言，在校生人数在1．1万人以上的时候，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而低于6000人就开始赔钱，就必然要压缩教师和设备维持运转。所有在校生人数如果低于5000人，这所学校可能就会难以维系，陷入财务危机。“如果拿不出有效办法，他们的破产不会太遥远”。
他说，在中国高校合并和调整规模的大潮中，很多综合性高校都把扩招的重点放在了研究生上，追求研究生和本科生数量的1∶1。这样，本科阶段扩招来的学生更多地进入二三流大学。而到2020年，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如果一类校招生人数控制不变，那么二三类学校的生源就吃紧了，“很多学校会面临招生困难，恐怕连末流学生都抢不到”。
最近，在提交讨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未来10年把发展民办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它们必须面对生源减少的难题。
顾海良建议，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学校应该及早集约型发展，找到符合自己特色的突破口，切忌办教育也一哄而上好大喜功。他很推崇有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办学理念，把学生的培养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合起来、和人才市场需求密切结合起来的办学模式，要走类似国外“社区大学”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还不成熟，没有足够多的投资者愿意掏钱办教育。”顾校长指出，民办教育可以借鉴西方的基金会方式。目前，国内对民办教育的“非赢利性”有误解，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的私立学校，“非赢利”的意思是，学校要赢利，但投资者不分红利，这样把所有的钱都滚在学校基金里保值增值。如果不让盈利，民办学校的就无法达到一定规模，更难进入良性循环。
他介绍，西方的遗产税对扶持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影响巨大。富人要把财产留给孩子，70％~80％的财富都得交遗产税。所以他们只能把钱捐给学校。这些资金催生了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可在中国却产生了一大批“富二代”。
如果政府能规范捐赠渠道，帮助“先富起来的人”成熟起来，而这些民办学校独立学院放弃盲目地扩张，改变培养人的目标，为学校学生准确定位，相信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是能发展起来的。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0-03-24 03:42: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跟贴 122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某些高校的破产危机并非耸人听闻。
中国青年报3月24日报道 “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某些高校的破产危机并非耸人听闻。
今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20％，而上海已经连续3年出现报名人数不足的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岁~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相应的，生源减少会加剧高校的竞争和淘汰，没有特色或经营不善的学校会陷入困境。
顾海良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体系高校的规模数量和结构布局问题。
随着出生人口数的下降，会出现两种趋势。一是考生和家长对高校的选择将会更加精细。顾校长形容是“招生的倒金字塔”，将来好的专科学校，录取分数会高于办学质量不高的本科学校。二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分级、分层急剧增加。过去只要当个大学生就知足，将来即使上了好大学，专业不好，就业也会有困难，这样对专业的选择更加理性。
他介绍说，大概是从4年前开始，招生时就出现一些分数不高的考生一人能接到十几二十几个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新闻。这几年，有些民办学校、独立学院招生不足的现象日渐严重。“他们用了多种手段抢生源，但降分已经到极限了，700多分满分，只要有200分就招。”
这是否意味着高校规模“大跃进”将告一段落？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他分析，一个民办学校或者独立学院，仅仅就其办学基本经费而言，在校生人数在1．1万人以上的时候，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而低于6000人就开始赔钱，就必然要压缩教师和设备维持运转。所有在校生人数如果低于5000人，这所学校可能就会难以维系，陷入财务危机。“如果拿不出有效办法，他们的破产不会太遥远”。
他说，在中国高校合并和调整规模的大潮中，很多综合性高校都把扩招的重点放在了研究生上，追求研究生和本科生数量的1∶1。这样，本科阶段扩招来的学生更多地进入二三流大学。而到2020年，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如果一类校招生人数控制不变，那么二三类学校的生源就吃紧了，“很多学校会面临招生困难，恐怕连末流学生都抢不到”。
最近，在提交讨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未来10年把发展民办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它们必须面对生源减少的难题。
顾海良建议，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学校应该及早集约型发展，找到符合自己特色的突破口，切忌办教育也一哄而上好大喜功。他很推崇有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办学理念，把学生的培养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合起来、和人才市场需求密切结合起来的办学模式，要走类似国外“社区大学”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还不成熟，没有足够多的投资者愿意掏钱办教育。”顾校长指出，民办教育可以借鉴西方的基金会方式。目前，国内对民办教育的“非赢利性”有误解，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的私立学校，“非赢利”的意思是，学校要赢利，但投资者不分红利，这样把所有的钱都滚在学校基金里保值增值。如果不让盈利，民办学校的就无法达到一定规模，更难进入良性循环。
他介绍，西方的遗产税对扶持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影响巨大。富人要把财产留给孩子，70％~80％的财富都得交遗产税。所以他们只能把钱捐给学校。这些资金催生了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可在中国却产生了一大批“富二代”。
如果政府能规范捐赠渠道，帮助“先富起来的人”成熟起来，而这些民办学校独立学院放弃盲目地扩张，改变培养人的目标，为学校学生准确定位，相信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是能发展起来的。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南方周末》：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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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没有说“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我认为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这个数字是编辑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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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没有说“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我认为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这个数字是编辑改动的。
越南等国大批劳工潜入珠三角打黑工 专干苦活月薪千元
2010年03月29日 06:14广州日报
潜入路线
广西东兴入境 再转入广东
“洋黑工”现象并非佛山这一家工厂独有，深圳、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都曾发现有此类现象。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包括黑工在内的“三非”现象，除越南黑工外，也有不少非法入境者来自东南亚的缅甸，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非洲等国。
“阿成他们是从广西的东兴那边过来的。”报料人告诉记者。越南与广西东兴、凭祥两个口岸地区水陆相连，边境贸易通[0.92 0.00%]道多，越南人很轻易便可偷越边境线，再到我国其他省市。
记者了解到，入境广东的越南黑工，部分是通过合法渠道从各口岸进入中国，待签证到期了，还依然留在中国。不过相当多的越南工人，则是直接偷渡进入中国，进入路途较远的广东甚至更远的内地，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厂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而有的越南人本身，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熟悉相关情况之后，又介绍越南的亲戚朋友来打工。
越南非法入境路线主要有：经越南芒街，走广西东兴边境的小路至广西东兴；二是从越南芒街乘船走水路到广西东兴；过境之后，一般会有人“接应”，再转乘汽车前往广东。据了解，部分汽车司机一般不会理会乘客的身份，有时还会主动帮忙，在遇到检查站之前，会让偷渡者提前下车，再让事先联系好的摩托车从小路绕过检查站，带他们再进入广东。
原因分析
发达地区好就业
警方分析，大批越南籍非法打工者进入广东有几个原因:
1.贫困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周边国家贫困阶层人口流入。就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民工涌入广东一样。
2.广东民工短缺
近一段时间广东民工短缺。外籍劳工肯干、听话、能吃苦，从事的一般是最艰苦的工作，因此很多工厂明知雇请的是外籍人士，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对非法入境者较“宽容”
我国对非法入境的务工人员的处理比较“宽容”，一般就是遣送出境，而且费用大多是由雇用方承担，处罚成本实在太低。
广东摸索应对之道
记者采访时了解，面对这些情况，有关部门在执法中却很难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在管理上，还存在法规不健全的问题。
珠海市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对境外黑工等“三非”现象，基本的处理办法就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和个人，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但这并不能有效制止非法进入我国务工的现象。
其实针对比较严重的“三非”问题，广东省政协已就“围绕我省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现象日趋严峻的突出问题”，开展在粤“三非”外国人管理专题调研。广东省政协外侨委还提交了《在粤外国人“三非”现象调研报告》。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广东也有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近期查获的非法入境者
3月2日，珠海查获一辆涉嫌非法入境的大客车，查获66名越南籍乘客(42男，24女)。2009年至今，珠海共查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工作)外国人400人。
3月19日上午，东莞市公安局在厚街一鞋厂查获非法聘用的东南亚籍工人31人(19男，12女)。
2月26日，广西钦州至防城港高速路上，在一辆大型客车上查获53名非法入境、打算前往广东务工的越南人。
2010年03月29日 06:14广州日报
潜入路线
广西东兴入境 再转入广东
“洋黑工”现象并非佛山这一家工厂独有，深圳、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都曾发现有此类现象。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包括黑工在内的“三非”现象，除越南黑工外，也有不少非法入境者来自东南亚的缅甸，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非洲等国。
“阿成他们是从广西的东兴那边过来的。”报料人告诉记者。越南与广西东兴、凭祥两个口岸地区水陆相连，边境贸易通[0.92 0.00%]道多，越南人很轻易便可偷越边境线，再到我国其他省市。
记者了解到，入境广东的越南黑工，部分是通过合法渠道从各口岸进入中国，待签证到期了，还依然留在中国。不过相当多的越南工人，则是直接偷渡进入中国，进入路途较远的广东甚至更远的内地，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厂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而有的越南人本身，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熟悉相关情况之后，又介绍越南的亲戚朋友来打工。
越南非法入境路线主要有：经越南芒街，走广西东兴边境的小路至广西东兴；二是从越南芒街乘船走水路到广西东兴；过境之后，一般会有人“接应”，再转乘汽车前往广东。据了解，部分汽车司机一般不会理会乘客的身份，有时还会主动帮忙，在遇到检查站之前，会让偷渡者提前下车，再让事先联系好的摩托车从小路绕过检查站，带他们再进入广东。
原因分析
发达地区好就业
警方分析，大批越南籍非法打工者进入广东有几个原因:
1.贫困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周边国家贫困阶层人口流入。就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民工涌入广东一样。
2.广东民工短缺
近一段时间广东民工短缺。外籍劳工肯干、听话、能吃苦，从事的一般是最艰苦的工作，因此很多工厂明知雇请的是外籍人士，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对非法入境者较“宽容”
我国对非法入境的务工人员的处理比较“宽容”，一般就是遣送出境，而且费用大多是由雇用方承担，处罚成本实在太低。
广东摸索应对之道
记者采访时了解，面对这些情况，有关部门在执法中却很难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在管理上，还存在法规不健全的问题。
珠海市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对境外黑工等“三非”现象，基本的处理办法就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和个人，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但这并不能有效制止非法进入我国务工的现象。
其实针对比较严重的“三非”问题，广东省政协已就“围绕我省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现象日趋严峻的突出问题”，开展在粤“三非”外国人管理专题调研。广东省政协外侨委还提交了《在粤外国人“三非”现象调研报告》。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广东也有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近期查获的非法入境者
3月2日，珠海查获一辆涉嫌非法入境的大客车，查获66名越南籍乘客(42男，24女)。2009年至今，珠海共查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工作)外国人400人。
3月19日上午，东莞市公安局在厚街一鞋厂查获非法聘用的东南亚籍工人31人(19男，12女)。
2月26日，广西钦州至防城港高速路上，在一辆大型客车上查获53名非法入境、打算前往广东务工的越南人。
深圳社科院《南方论丛》2009年12月刊
走出“计划生育”背后的计划迷思
——读《大国空巢》有感
李红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
老实说，我对人口问题缺乏专业性研究。但是，对中国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却也很难熟视无睹，毕竟这是关系民族、国家和亿万人人生的大事，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最近读了易富贤先生专门讨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大作《大国空巢》，很受震撼。这是一本可能要载入人口学史册的书籍。受这本书内容启发，更受作者执着求真精神和疼国惜民情怀的激发，笔者也情不自禁冒昧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谈谈自己的感想。
屈指间，中国施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三十多年了，施行独生出子女政策也已经29年了，其间世代交替了整整一代人。 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对计划经济的怀疑、调整到完全抛弃。然而，作为计划经济思想在人口领域最直接体现的计划生育政策却没有大的调整，在在凸显着某种不协调性。
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从直觉看，理想的计划经济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一方面基于优化均衡理念实现科学计划，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和控制达致计划目标的实施和实现，从而最终驱使经济按“有计划按比例”“又快又好”地发展。从历史经验看，苏联和新中国在一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错的发展势头，似乎印证了计划控制相对市场调节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的病态日益凸现，曾经的修修补补的疗法也成效甚微，最终使得我们确认放弃计划经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想起来很美”的计划经济在最终的历史检验中被淘汰？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有深刻的内在问题的，而且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就被一些人指出来过。其一，最优计划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真实信息以及对海量信息的及时传输和有效处理的基础上，但在现实中，被用来做“科学计划”的原料信息常常是不完备的、过时的、失真扭曲的，局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科学优化”模型其实是不科学不优化的，这使得计划经济的“计划”根本就是靠不住的。所谓“计划跟不上变化”就体现计划工作者深深的无奈，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的结构失调常常比市场经济国家更严重的事实也是对计划经济鼓吹者的辛辣的嘲讽。实质上，计划经济的计划基本上是“拍脑袋”的命令经济，哪有什么真正的“优化”计划经济。其二，即使计划真的是完美的，真的去实施实现它也并非易事。人非机器而是有动机和策略行为的自主体（agent），机械控制的思想并不能自然应用于社会控制。196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历史上政府干预的黄金时代，一些人试图大力引进经济控制论，甚至希望用控制的思想“微调”宏观经济。但是，1970年代的经济困境及其后的经济现实给经济控制论者致命的打击。现在，人们更普遍用博弈的理念而非控制思维来理解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使用了空前绝后的组织控制手段来保证计划实施，但是，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反过来，既没政府计划又缺乏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想起来很无序，但总体上却运行得比计划经济好，这也不是没有深刻道理的。市场经济的深层机理就是尊重人，把人当经济活动主体而非机器。市场机制承认个人的利益，假定个人理性，认同个人的自主选择，相信个人适应性，激发个人的能动性。当然，个人也会犯错，但他们总体上并不比高高在上的政府犯错多，也更有动力去修正错误。市场经济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领域，但是，相对于貌似更理性的计划经济，仍是人类目前相对最合理的选择。
我国确立建立市场经济的国策也快二十年了，市场经济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令人遗憾的是，读了《大国空巢》这本书，才更清晰地发现计划经济的经典思维在中国人口学领域仍是主导思想。可以认为，计划生育倡导者或明示或隐认如下“科学观”：首先，确定了一个“适度人口数量”，并以这个数量作为人口“天花板”（上限）；然后，设计人口增长路径，要求该路径渐近趋向并且不逾越这个天花板；最后通过控制生育率使人口实际增长按设计路径运行。这种“科学”思维显然就是一个经典的计划经济思维，它强烈体现着计划经济优化和控制的思想和方法论。但是，正如计划经济一样，理念“想起来很美”，真正施行起来是注定达不到那种境界的，而且会带来非自然的失衡或扭曲。下面，我们还是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剖析一番这种计划控制思维的内在问题。
首先，关于所谓的“适度人口数量”，看似一个科学问题，实则更像一个伪命题，因为得出一个定量指标需要太多的假定和规定，而这些人为的假定和规定在当前就未必靠谱，而在更长久的未来更靠不住，所得结果自然就难能让人认真采信了。《大国空巢》第8章关于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的质疑就很具说服力。文中介绍，自194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最适人口数量的提法一直就是分歧的、变化的，趋势上看是越说越多，从2亿到目前的16亿，莫衷一是，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提法的内在问题。新近的估计据说还用了现代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形式上很有科学味道，但在对这些方法有一定了解的笔者看来，这也不能保证结论的合理，因为这些方法也必须借助特定人为的假定和规定作为“给定条件”才能解出所要求结果。如果“给定条件”不反映现实，那解出的结果也肯定靠不住。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基于系统动力学世界模型在1972年所做的预言：“到1981年将没有金，1985 年将没有水银， 1990 年将没有锌，1992年将没有石油，1993年将没有铜、铝、和天然气。”人类现在已经进入2009年，看来还没有发生对这些资源耗竭的恐慌。《增长的极限》的隐含公式就是资源总量与消耗速度之比乃世界末日到来之时间，它把人类发展进程太简单化了。最适人口数量论者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各种资源有限论。不可否认，地球上各种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数量确实有限，但据此并不能给出地球最适人口数量。因为，人们利用资源的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非固定不变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很关心石油供给，但人类使用石油作为能源的历史还不到200年，而且，200年后人类能源结构如何现在很难预测。再比如说，人们似乎总喜欢住更大的房子，吃更好的食物，而土地面积绝对有限，所以人口多了好像就保证不了生活品质。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是自然正确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人宁愿在城市住高楼小公寓而不愿在乡村住大别墅，显然人口聚集效应带来的生活便利是可以抵消“拥挤”的负面感受的，而历史经验表明科技进步和资本替代是可以在同样的土地上养活更多人口的。有人直接拿当前美国物质生活标准来计算最适人口数量，但为什么当前美国生活标准就是人类最适生活标准却是没有经过论证的。事实上，如果政策设计真的以人为本，计划生育对生育权利的剥夺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效用也是应该纳入人们的总体福利的，这样人们为多养一个孩子即使降低一些物质生活水平也可能是福利增进的。显然，计划工作者脑袋中的“最适”未必就是广大人们群众真实体会的“最适”，而后者应该是我们政策设计的根本。其实，“适度人口数量”并非不能作为一个课题来做些学术研究，但要是真把研究出来的结论当作人口控制的严密“戒尺”，就有如人们自己塑个泥菩萨然后跪下战战兢兢地虔诚朝拜一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计划工作者算不出真正的经济优化均衡，人口计划工作者也注定算不出真正的最适人口数量。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问题超越直觉的复杂性。
其次，设计人口增长路径，要求该路径渐近趋向并且不逾越这个天花板。路径设计和控制是工程控制领域非常经典的问题，解好这类问题的基本前提是确切知道初始位置、目标位置以及系统动力学过程。就像发射人造卫星或飞船工程中的飞行路径设计，需要知道初始点、终点和动力学规律，才能通过理论计算给出可行飞行路径。实践表明，人类在航天领域对这类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在人口增长路径设计中，能达致如此程度的成就吗？人口控制论者似乎信心满满，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信心其实是虚妄的。还是让我们看看人口演化路径设计需要满足的三个最基本条件吧。其一，我国现在人口数（初始值）是多少？这初看起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读了《大国空巢》才发现，它在当今中国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存在很大争议。其二，我国人口的控制数（目标值）是多少？这个问题就直接与前述“适度人口数量”相关。显然，这个数字争议更大。其三，也是问题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人口演化的动力学过程。有人拿历史数据拟合一个动力学方程，但它肯定揭示不了未来的动力学规律。计划生育的一大理论支柱是人口增长无限论，其实质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指数增长模型，从历史实证角度看，它都很难说是统计规律，更别指望它反映未来（见《大国空巢》第1章低9页图1：各国生育率下降曲线）。就像没有牛顿力学揭示的规律就没有卫星轨道设计，缺乏人口动力学规律，任何所谓的人口最优路径都是空中楼阁。特别是，如果采用了错误的人口演化动力学，那就真会导致人口路径选择中的南辕北辙了。
最后，即使最优路径给定了，如何保证最优路径的实现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关键要素是对系统动力学的把握和对系统变量的控制能力。其中关于系统动力学的问题前文已经分析过，这里着重谈谈对系统变量的控制问题。譬如，在航天这类工程控制中我们可以设计特定的控制设备来实现最优控制，而在社会人口系统中行使控制设备职能的一般是政府。但是，与工程系统中机器控制机器不同，社会人口系统中本质却是人控制人，其“控制精度”会大打折扣。如同经济领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控制的理念从根本上可能是不适用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博弈的思想。因为，这里政府和政府管控的生育主体都是人，有人就有策略行为，博弈自然就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就形象反映了博弈的思想。为什么数人头这样简单的人口统计在中国都很难搞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人们（包括官员和民众）的策略行为所致。相对而言，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手段多，控制能力强，但其效能也绝对是有限的，不可高估。比如，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不要说精确控制它，现在我国统计它都存在不小的问题。《大国空巢》（第339页）就强调一些人“指望人口控制就像电源开关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验表明，通过强制政策减少出生率比增加出生率相对容易，这意味着人口政策调控存在非对称性，使得人口调控出现偏差时矫正困难。
综上所述，作为计划生育科学基础的“适度人口数量”论和人口控制论是有根本缺陷的，这也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性缺失。当代复杂性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组成社会系统的人是具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主体，他们的策略互动涌现出系统的宏观行为，而人口演化是这种宏观社会行为的表象之一。复杂系统应该采用复杂系统的应对方式，而不能用简单系统的方式。处理复杂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尊重复杂系统本身演化的规律，就像对待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尊重其自然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我们对复杂系统演化规律不甚清楚而且影响力有限时更要保持某种敬畏。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就是用处理简单系统的方法应对复杂经济系统：拿计划、控制这些“想起来很美”的方法替代经济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行为，漠视了经济主体自身的适应性，扼杀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经济总体发展的缓慢和结构的扭曲。同样，用计划、控制的方式来决定复杂人口、种族的演化，其深层次问题是一样的。在《大国空巢》第14章中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讨论，冥冥中似乎恩格斯的话在显灵：不要陶醉于计划生育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都会被报复的。我想，在人口生育问题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相信人类社会的自我适应能力和能动性，政府可以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不要强力去主导和控制这个复杂社会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强调中国国情，毕竟人类社会复杂系统特征的普遍性是强于其特殊性的。
抛开科学主义，回归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强调以人为本，则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也面临质疑。张英洪撰写的《计划生育：最违民意的公共政策》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中作者特别强调了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在一些地方泛滥的“计生暴力”是绝对漠视人权的。于建嵘在湘南调查时发现“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一些人也许非常敏感于计划生育的人权话题，似乎提此话题的都是西方不怀好意的反华势力及其追随者。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真正以人为本的人会看不见计划生育行动中明显的人权问题吗？当然，人权不是绝对不可放弃的，但那只应该在更崇高目标需要的时候，如果计划生育并非那么崇高的目标，为什么能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非自愿地牺牲自己的人权呢？
一个家庭的生育问题决定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衍问题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社会生育，但采取目前的计划思维控制公民生育的政策，确实是应该被检讨和反思的。《大国空巢》正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检讨和反思之作。作者的观点和说法不可能都正确，但其提出相关问题激发后续讨论的行动是我极力赞同的。公共政策必须公众讨论，这是民主社会的常理，何况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个问题没处理好，就可能成为 “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回归自然的、常规的市场经济，我们融入了世界潮流。我也期盼，在人口领域我国也能走出计划的迷思，回归正常社会，融入正常国家行列。
走出“计划生育”背后的计划迷思
——读《大国空巢》有感
李红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
老实说，我对人口问题缺乏专业性研究。但是，对中国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却也很难熟视无睹，毕竟这是关系民族、国家和亿万人人生的大事，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最近读了易富贤先生专门讨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大作《大国空巢》，很受震撼。这是一本可能要载入人口学史册的书籍。受这本书内容启发，更受作者执着求真精神和疼国惜民情怀的激发，笔者也情不自禁冒昧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谈谈自己的感想。
屈指间，中国施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三十多年了，施行独生出子女政策也已经29年了，其间世代交替了整整一代人。 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对计划经济的怀疑、调整到完全抛弃。然而，作为计划经济思想在人口领域最直接体现的计划生育政策却没有大的调整，在在凸显着某种不协调性。
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从直觉看，理想的计划经济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一方面基于优化均衡理念实现科学计划，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和控制达致计划目标的实施和实现，从而最终驱使经济按“有计划按比例”“又快又好”地发展。从历史经验看，苏联和新中国在一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错的发展势头，似乎印证了计划控制相对市场调节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的病态日益凸现，曾经的修修补补的疗法也成效甚微，最终使得我们确认放弃计划经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想起来很美”的计划经济在最终的历史检验中被淘汰？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有深刻的内在问题的，而且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就被一些人指出来过。其一，最优计划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真实信息以及对海量信息的及时传输和有效处理的基础上，但在现实中，被用来做“科学计划”的原料信息常常是不完备的、过时的、失真扭曲的，局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科学优化”模型其实是不科学不优化的，这使得计划经济的“计划”根本就是靠不住的。所谓“计划跟不上变化”就体现计划工作者深深的无奈，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的结构失调常常比市场经济国家更严重的事实也是对计划经济鼓吹者的辛辣的嘲讽。实质上，计划经济的计划基本上是“拍脑袋”的命令经济，哪有什么真正的“优化”计划经济。其二，即使计划真的是完美的，真的去实施实现它也并非易事。人非机器而是有动机和策略行为的自主体（agent），机械控制的思想并不能自然应用于社会控制。196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历史上政府干预的黄金时代，一些人试图大力引进经济控制论，甚至希望用控制的思想“微调”宏观经济。但是，1970年代的经济困境及其后的经济现实给经济控制论者致命的打击。现在，人们更普遍用博弈的理念而非控制思维来理解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使用了空前绝后的组织控制手段来保证计划实施，但是，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反过来，既没政府计划又缺乏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想起来很无序，但总体上却运行得比计划经济好，这也不是没有深刻道理的。市场经济的深层机理就是尊重人，把人当经济活动主体而非机器。市场机制承认个人的利益，假定个人理性，认同个人的自主选择，相信个人适应性，激发个人的能动性。当然，个人也会犯错，但他们总体上并不比高高在上的政府犯错多，也更有动力去修正错误。市场经济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领域，但是，相对于貌似更理性的计划经济，仍是人类目前相对最合理的选择。
我国确立建立市场经济的国策也快二十年了，市场经济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令人遗憾的是，读了《大国空巢》这本书，才更清晰地发现计划经济的经典思维在中国人口学领域仍是主导思想。可以认为，计划生育倡导者或明示或隐认如下“科学观”：首先，确定了一个“适度人口数量”，并以这个数量作为人口“天花板”（上限）；然后，设计人口增长路径，要求该路径渐近趋向并且不逾越这个天花板；最后通过控制生育率使人口实际增长按设计路径运行。这种“科学”思维显然就是一个经典的计划经济思维，它强烈体现着计划经济优化和控制的思想和方法论。但是，正如计划经济一样，理念“想起来很美”，真正施行起来是注定达不到那种境界的，而且会带来非自然的失衡或扭曲。下面，我们还是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剖析一番这种计划控制思维的内在问题。
首先，关于所谓的“适度人口数量”，看似一个科学问题，实则更像一个伪命题，因为得出一个定量指标需要太多的假定和规定，而这些人为的假定和规定在当前就未必靠谱，而在更长久的未来更靠不住，所得结果自然就难能让人认真采信了。《大国空巢》第8章关于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的质疑就很具说服力。文中介绍，自194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最适人口数量的提法一直就是分歧的、变化的，趋势上看是越说越多，从2亿到目前的16亿，莫衷一是，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提法的内在问题。新近的估计据说还用了现代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形式上很有科学味道，但在对这些方法有一定了解的笔者看来，这也不能保证结论的合理，因为这些方法也必须借助特定人为的假定和规定作为“给定条件”才能解出所要求结果。如果“给定条件”不反映现实，那解出的结果也肯定靠不住。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基于系统动力学世界模型在1972年所做的预言：“到1981年将没有金，1985 年将没有水银， 1990 年将没有锌，1992年将没有石油，1993年将没有铜、铝、和天然气。”人类现在已经进入2009年，看来还没有发生对这些资源耗竭的恐慌。《增长的极限》的隐含公式就是资源总量与消耗速度之比乃世界末日到来之时间，它把人类发展进程太简单化了。最适人口数量论者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各种资源有限论。不可否认，地球上各种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数量确实有限，但据此并不能给出地球最适人口数量。因为，人们利用资源的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非固定不变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很关心石油供给，但人类使用石油作为能源的历史还不到200年，而且，200年后人类能源结构如何现在很难预测。再比如说，人们似乎总喜欢住更大的房子，吃更好的食物，而土地面积绝对有限，所以人口多了好像就保证不了生活品质。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是自然正确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人宁愿在城市住高楼小公寓而不愿在乡村住大别墅，显然人口聚集效应带来的生活便利是可以抵消“拥挤”的负面感受的，而历史经验表明科技进步和资本替代是可以在同样的土地上养活更多人口的。有人直接拿当前美国物质生活标准来计算最适人口数量，但为什么当前美国生活标准就是人类最适生活标准却是没有经过论证的。事实上，如果政策设计真的以人为本，计划生育对生育权利的剥夺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效用也是应该纳入人们的总体福利的，这样人们为多养一个孩子即使降低一些物质生活水平也可能是福利增进的。显然，计划工作者脑袋中的“最适”未必就是广大人们群众真实体会的“最适”，而后者应该是我们政策设计的根本。其实，“适度人口数量”并非不能作为一个课题来做些学术研究，但要是真把研究出来的结论当作人口控制的严密“戒尺”，就有如人们自己塑个泥菩萨然后跪下战战兢兢地虔诚朝拜一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计划工作者算不出真正的经济优化均衡，人口计划工作者也注定算不出真正的最适人口数量。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问题超越直觉的复杂性。
其次，设计人口增长路径，要求该路径渐近趋向并且不逾越这个天花板。路径设计和控制是工程控制领域非常经典的问题，解好这类问题的基本前提是确切知道初始位置、目标位置以及系统动力学过程。就像发射人造卫星或飞船工程中的飞行路径设计，需要知道初始点、终点和动力学规律，才能通过理论计算给出可行飞行路径。实践表明，人类在航天领域对这类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在人口增长路径设计中，能达致如此程度的成就吗？人口控制论者似乎信心满满，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信心其实是虚妄的。还是让我们看看人口演化路径设计需要满足的三个最基本条件吧。其一，我国现在人口数（初始值）是多少？这初看起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读了《大国空巢》才发现，它在当今中国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存在很大争议。其二，我国人口的控制数（目标值）是多少？这个问题就直接与前述“适度人口数量”相关。显然，这个数字争议更大。其三，也是问题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人口演化的动力学过程。有人拿历史数据拟合一个动力学方程，但它肯定揭示不了未来的动力学规律。计划生育的一大理论支柱是人口增长无限论，其实质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指数增长模型，从历史实证角度看，它都很难说是统计规律，更别指望它反映未来（见《大国空巢》第1章低9页图1：各国生育率下降曲线）。就像没有牛顿力学揭示的规律就没有卫星轨道设计，缺乏人口动力学规律，任何所谓的人口最优路径都是空中楼阁。特别是，如果采用了错误的人口演化动力学，那就真会导致人口路径选择中的南辕北辙了。
最后，即使最优路径给定了，如何保证最优路径的实现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关键要素是对系统动力学的把握和对系统变量的控制能力。其中关于系统动力学的问题前文已经分析过，这里着重谈谈对系统变量的控制问题。譬如，在航天这类工程控制中我们可以设计特定的控制设备来实现最优控制，而在社会人口系统中行使控制设备职能的一般是政府。但是，与工程系统中机器控制机器不同，社会人口系统中本质却是人控制人，其“控制精度”会大打折扣。如同经济领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控制的理念从根本上可能是不适用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博弈的思想。因为，这里政府和政府管控的生育主体都是人，有人就有策略行为，博弈自然就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就形象反映了博弈的思想。为什么数人头这样简单的人口统计在中国都很难搞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人们（包括官员和民众）的策略行为所致。相对而言，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手段多，控制能力强，但其效能也绝对是有限的，不可高估。比如，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不要说精确控制它，现在我国统计它都存在不小的问题。《大国空巢》（第339页）就强调一些人“指望人口控制就像电源开关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验表明，通过强制政策减少出生率比增加出生率相对容易，这意味着人口政策调控存在非对称性，使得人口调控出现偏差时矫正困难。
综上所述，作为计划生育科学基础的“适度人口数量”论和人口控制论是有根本缺陷的，这也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性缺失。当代复杂性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组成社会系统的人是具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主体，他们的策略互动涌现出系统的宏观行为，而人口演化是这种宏观社会行为的表象之一。复杂系统应该采用复杂系统的应对方式，而不能用简单系统的方式。处理复杂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尊重复杂系统本身演化的规律，就像对待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尊重其自然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我们对复杂系统演化规律不甚清楚而且影响力有限时更要保持某种敬畏。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就是用处理简单系统的方法应对复杂经济系统：拿计划、控制这些“想起来很美”的方法替代经济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行为，漠视了经济主体自身的适应性，扼杀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经济总体发展的缓慢和结构的扭曲。同样，用计划、控制的方式来决定复杂人口、种族的演化，其深层次问题是一样的。在《大国空巢》第14章中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讨论，冥冥中似乎恩格斯的话在显灵：不要陶醉于计划生育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都会被报复的。我想，在人口生育问题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相信人类社会的自我适应能力和能动性，政府可以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不要强力去主导和控制这个复杂社会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强调中国国情，毕竟人类社会复杂系统特征的普遍性是强于其特殊性的。
抛开科学主义，回归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强调以人为本，则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也面临质疑。张英洪撰写的《计划生育：最违民意的公共政策》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中作者特别强调了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在一些地方泛滥的“计生暴力”是绝对漠视人权的。于建嵘在湘南调查时发现“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一些人也许非常敏感于计划生育的人权话题，似乎提此话题的都是西方不怀好意的反华势力及其追随者。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真正以人为本的人会看不见计划生育行动中明显的人权问题吗？当然，人权不是绝对不可放弃的，但那只应该在更崇高目标需要的时候，如果计划生育并非那么崇高的目标，为什么能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非自愿地牺牲自己的人权呢？
一个家庭的生育问题决定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衍问题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社会生育，但采取目前的计划思维控制公民生育的政策，确实是应该被检讨和反思的。《大国空巢》正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检讨和反思之作。作者的观点和说法不可能都正确，但其提出相关问题激发后续讨论的行动是我极力赞同的。公共政策必须公众讨论，这是民主社会的常理，何况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个问题没处理好，就可能成为 “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回归自然的、常规的市场经济，我们融入了世界潮流。我也期盼，在人口领域我国也能走出计划的迷思，回归正常社会，融入正常国家行列。
作者：桃花江游子 回复日期：2010-03-30 08:31:26
西南缺水、华北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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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你的逻辑，现在干旱是人口太多，那么中国经常出现洪灾岂不是人口太少了？
西南缺水、华北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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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你的逻辑，现在干旱是人口太多，那么中国经常出现洪灾岂不是人口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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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国空巢》有感
李红刚
刊发时间：2010-03-30 10:38:48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3/30/content_1082241.htm
读《大国空巢》有感
李红刚
刊发时间：2010-03-30 10:38:48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3/30/content_1082241.htm
为什么曝尸河边？
杨支柱
作者按：据人民网3月30日下午消息,济宁市洸府桥下河边的胎儿与婴儿尸体已增至21具，其中8具已证明来自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8具中有3具被证明为医治无效死亡。但是这只能使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据2010年3月30日新京报报道（记者朱柳笛），3月28日傍晚,济宁市光复河附近居民在光复河桥下发现15具婴儿遗体。“最大的身长有60厘米左右，头发清晰可见，最小的初有人形轮廓。”“济宁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钟海涛介绍，初步调查，15具婴儿遗体可能是当地医院里引流产或者病亡的死婴，按法律规定，属于医疗垃圾。”因为光复河属附近居民饮水水源，钟海涛承认这一事件“属于医疗垃圾处置不当”。
有网友评论说，“哪里没有这种丢弃婴儿的，只是没曝光罢了。”此话似乎过于夸张，但同类事件确非头一次发生。2009年6月23日上午，在襄樊市鱼梁洲沙洲整治工程第十标段，一辆大铲车一铲铲出一堆遗体和残肢。当地警方确认这些遗体和残肢来自襄樊市中心医院，并完全接受了医院自己的说法，称这些来自“难产死婴和三无人员的遗体及伤员截肢”。我曾在新快报发表文章《襄樊“8具无名尸”应给个明确说法》（2009年6月29日）、《襄樊无名尸“变性”恐别有用心》（2009年7月9日），对警方所确认的院方说法进行了质疑。
鉴于襄樊的先例，同时考虑到作为饮水水源的河流并不是集中处理医疗垃圾的场所，我假定这次济宁光复河桥下的15具尸体来自同一家医院。
的确，当今中国大陆堕胎很多，但自愿堕胎的，通常不会等到胎儿“初有人形轮廓”。在现代医学条件下，怎么可能一下产生那么多婴儿或“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婴儿的父母为什么没有把孩子尸体抱回去？如果加上抱回去的，这家医院一年要死多少孩子和“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它到底是医院还是阎王殿？或者，是不是当地又在搞什么运动了？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任何自然人从出生至死亡都具有人格。一个孩子哪怕出生后只生存了一分钟，他（她）也跟我们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格。他（她）的遗体跟成年人的遗体在法律地位上并无不同。对人的尊重必然延伸到对尸体的尊重。遗体归死者近亲属所有，性质上属于寄托哀思的纪念物品；但由于保存困难，为了公共卫生利益，应当依本地善良风俗安葬。他人擅自处理遗体，不但死者的近亲属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还可能构成侮辱尸体罪。请问钟海涛先生，阁下爷爷的遗体当年是不是留给医院按垃圾处理的？刑法为什么不规定一个侮辱垃圾罪？
“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从未具备人格，由于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侮辱尸体罪不能适用于侮辱“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但是在民法上，应将擅自处理尸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类推适用于擅自处理“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类推使用的理由在于：第一，医院没有任何权利获得胎儿的尸体；第二，孕妇既然怀孕至胎儿“初有人形轮廓”，堕胎即非强制也多属万不得已，不可能对曾经在自己腹中长久活动之物没有感情；第三，由孕妇将“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抱回按人的遗体安葬，有利于形成尊重人、尊重遗体的善良风俗。
当然，如果这些胎儿或婴儿尸体是他们的母亲或父母遗弃的，他们自然不能向医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问题在于，身为人母或身为人父，他们为什么抛弃自己曾经的骨肉？为什么不给视自己曾经的骨肉为“医疗垃圾”？这让我想到2008年奥运会前全国各地铲除的那些标语：“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墙上的标语如今是刮掉了，被扭曲的观念却不是那么改变。这也让我想到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的流产商业广告。中国法律对胎儿的保护，也仅止保留她（他）活着出生时继承的遗产份额和孕妇不判死刑，既没有“活着出生的，胎儿视为已出生”的概括规定，也没有规定胎儿出生后享有对自己在母腹中所受他人的伤害或受孕期间父母被害（通常是父亲，因为母亲死亡胎儿成活的可能性极低）的赔偿请求权。对母腹中的胎儿尚且如此，又怎么可能给与已经死亡的胎儿或婴儿以人的尸体应有的尊严？只要“一头猪出生，人均GDP增加了；一个人出生，人均GDP却减少了”的潜意识仍然深入人心，中国人就不可能享有人的尊严。
想必也有一些父母或准父母本不愿意遗弃自己骨肉的遗体，但是高昂的火葬成本迫使他们这样做。找几块旧木板自己钉个简易的小棺材，将孩子深埋于地下，上面种上一颗树，原本成本很低，比火葬更少污染，完全不占用土地，有生命的树也比没有生命的墓碑更便于寄托父母的哀思。但是在强制火葬制度下，这是不允许的。
（载广东新快报2009年3月31日，发表时略有删节）
杨支柱
作者按：据人民网3月30日下午消息,济宁市洸府桥下河边的胎儿与婴儿尸体已增至21具，其中8具已证明来自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8具中有3具被证明为医治无效死亡。但是这只能使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据2010年3月30日新京报报道（记者朱柳笛），3月28日傍晚,济宁市光复河附近居民在光复河桥下发现15具婴儿遗体。“最大的身长有60厘米左右，头发清晰可见，最小的初有人形轮廓。”“济宁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钟海涛介绍，初步调查，15具婴儿遗体可能是当地医院里引流产或者病亡的死婴，按法律规定，属于医疗垃圾。”因为光复河属附近居民饮水水源，钟海涛承认这一事件“属于医疗垃圾处置不当”。
有网友评论说，“哪里没有这种丢弃婴儿的，只是没曝光罢了。”此话似乎过于夸张，但同类事件确非头一次发生。2009年6月23日上午，在襄樊市鱼梁洲沙洲整治工程第十标段，一辆大铲车一铲铲出一堆遗体和残肢。当地警方确认这些遗体和残肢来自襄樊市中心医院，并完全接受了医院自己的说法，称这些来自“难产死婴和三无人员的遗体及伤员截肢”。我曾在新快报发表文章《襄樊“8具无名尸”应给个明确说法》（2009年6月29日）、《襄樊无名尸“变性”恐别有用心》（2009年7月9日），对警方所确认的院方说法进行了质疑。
鉴于襄樊的先例，同时考虑到作为饮水水源的河流并不是集中处理医疗垃圾的场所，我假定这次济宁光复河桥下的15具尸体来自同一家医院。
的确，当今中国大陆堕胎很多，但自愿堕胎的，通常不会等到胎儿“初有人形轮廓”。在现代医学条件下，怎么可能一下产生那么多婴儿或“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婴儿的父母为什么没有把孩子尸体抱回去？如果加上抱回去的，这家医院一年要死多少孩子和“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它到底是医院还是阎王殿？或者，是不是当地又在搞什么运动了？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任何自然人从出生至死亡都具有人格。一个孩子哪怕出生后只生存了一分钟，他（她）也跟我们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格。他（她）的遗体跟成年人的遗体在法律地位上并无不同。对人的尊重必然延伸到对尸体的尊重。遗体归死者近亲属所有，性质上属于寄托哀思的纪念物品；但由于保存困难，为了公共卫生利益，应当依本地善良风俗安葬。他人擅自处理遗体，不但死者的近亲属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还可能构成侮辱尸体罪。请问钟海涛先生，阁下爷爷的遗体当年是不是留给医院按垃圾处理的？刑法为什么不规定一个侮辱垃圾罪？
“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从未具备人格，由于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侮辱尸体罪不能适用于侮辱“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但是在民法上，应将擅自处理尸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类推适用于擅自处理“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类推使用的理由在于：第一，医院没有任何权利获得胎儿的尸体；第二，孕妇既然怀孕至胎儿“初有人形轮廓”，堕胎即非强制也多属万不得已，不可能对曾经在自己腹中长久活动之物没有感情；第三，由孕妇将“初有人形轮廓”的胎儿尸体抱回按人的遗体安葬，有利于形成尊重人、尊重遗体的善良风俗。
当然，如果这些胎儿或婴儿尸体是他们的母亲或父母遗弃的，他们自然不能向医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问题在于，身为人母或身为人父，他们为什么抛弃自己曾经的骨肉？为什么不给视自己曾经的骨肉为“医疗垃圾”？这让我想到2008年奥运会前全国各地铲除的那些标语：“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墙上的标语如今是刮掉了，被扭曲的观念却不是那么改变。这也让我想到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的流产商业广告。中国法律对胎儿的保护，也仅止保留她（他）活着出生时继承的遗产份额和孕妇不判死刑，既没有“活着出生的，胎儿视为已出生”的概括规定，也没有规定胎儿出生后享有对自己在母腹中所受他人的伤害或受孕期间父母被害（通常是父亲，因为母亲死亡胎儿成活的可能性极低）的赔偿请求权。对母腹中的胎儿尚且如此，又怎么可能给与已经死亡的胎儿或婴儿以人的尸体应有的尊严？只要“一头猪出生，人均GDP增加了；一个人出生，人均GDP却减少了”的潜意识仍然深入人心，中国人就不可能享有人的尊严。
想必也有一些父母或准父母本不愿意遗弃自己骨肉的遗体，但是高昂的火葬成本迫使他们这样做。找几块旧木板自己钉个简易的小棺材，将孩子深埋于地下，上面种上一颗树，原本成本很低，比火葬更少污染，完全不占用土地，有生命的树也比没有生命的墓碑更便于寄托父母的哀思。但是在强制火葬制度下，这是不允许的。
（载广东新快报2009年3月31日，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862523427 回复日期：2010-03-31 12:34:47
我才看了一天您的帖子，就快成为您的粉丝了。可是我还是想请求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一个貌似您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及的问题，问题如下：
----其实中国大陆人口“逆淘汰”，才是非常危险的！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一胎需是女娃），可是相对聪明的人，比如可以找到工作的白领们，绝大多数只能生一个。我觉得这样经过60年两代人，中国大陆就会通过遗传，自我阉割汉民族的智商，先生您怎么看？
您当然也可以拒绝回答，但是不要不理我嘛，给我回一个贴吧，谢谢！
====================
从遗传学角度倒不见得是逆淘汰，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智力也是这样
但从教育角度，在某种程度确实存在逆淘汰，有教育能力的家庭没有孩子
我才看了一天您的帖子，就快成为您的粉丝了。可是我还是想请求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一个貌似您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及的问题，问题如下：
----其实中国大陆人口“逆淘汰”，才是非常危险的！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一胎需是女娃），可是相对聪明的人，比如可以找到工作的白领们，绝大多数只能生一个。我觉得这样经过60年两代人，中国大陆就会通过遗传，自我阉割汉民族的智商，先生您怎么看？
您当然也可以拒绝回答，但是不要不理我嘛，给我回一个贴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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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传学角度倒不见得是逆淘汰，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智力也是这样
但从教育角度，在某种程度确实存在逆淘汰，有教育能力的家庭没有孩子
『天涯杂谈』一位优秀女计生员的2000多个不眠之夜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441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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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作为寄生干部是家破人亡，而凶手吴清禄也是亡命天涯。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但作者本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从这篇文章的网络反应看，停止计划生育的“势”已经造成了，政府下一步是顺势而动（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逆势而行（放开二胎）。
如果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基层计生干部将是最大的受害者。现在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但是本文作者的“合法权益”不但不能得到国家部门的保护，而且也得不到民意的支持。那么今后人口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谁来当替罪羊？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只是《伊索寓言》的号兵，他们戴着白手套，没有沾一滴婴儿血；而基层计生干部却是双手沾满婴儿血的。作为替罪羊的，首先是基层计生干部。
越早停止计划生育，对基层计生干部越有利。很多计生干部认识到这一点，成为我的坚实支持者。但是另外一些计生干部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指望国家计生委能够保护他们。但是现在就已经不能保护作者利益，今后国家计生自身难保，还能保护基层计生干部的利益？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441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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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作为寄生干部是家破人亡，而凶手吴清禄也是亡命天涯。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但作者本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从这篇文章的网络反应看，停止计划生育的“势”已经造成了，政府下一步是顺势而动（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逆势而行（放开二胎）。
如果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基层计生干部将是最大的受害者。现在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但是本文作者的“合法权益”不但不能得到国家部门的保护，而且也得不到民意的支持。那么今后人口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谁来当替罪羊？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只是《伊索寓言》的号兵，他们戴着白手套，没有沾一滴婴儿血；而基层计生干部却是双手沾满婴儿血的。作为替罪羊的，首先是基层计生干部。
越早停止计划生育，对基层计生干部越有利。很多计生干部认识到这一点，成为我的坚实支持者。但是另外一些计生干部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指望国家计生委能够保护他们。但是现在就已经不能保护作者利益，今后国家计生自身难保，还能保护基层计生干部的利益？
北师大教授称一线大城市居民预备1000万养老也未必够
2010年04月01日 14:06华西都市报【大 中 小】 【打印】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一教授在《英才》杂志发表文章，称一线大城市的居民，预备1000万元养老恐怕也不够。
该教授分析，目前中国的统计数字表明，男女在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别是17年、24年。考虑到人均预期寿命可能进一步延长，大多数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为退休后的生活积攒存活25年的钱财是必要的。
文章称，如果居民是在2007年退休，以居民消费水平而言，1987年为565元，到2007年为7031元。那么城镇居民25年的消费大约需要30万。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来看，职工平均工资在1987年为1459
元，到2007年已是24932元；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87年为1002元，到2007年已是13785元，按20年工资计算大约需要27.5万元-50万元。如果对目前中国城镇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积攒下接近100万元，就足以在退休后安享晚年。
文章还分析，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以及官方的发钞节奏都没有根本改变，在2027年退休的职工，则需要一笔约为300万-500万元的积蓄，才能度过余生。但这只是城镇人口的大致水准，类似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
2010年04月01日 14:06华西都市报【大 中 小】 【打印】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一教授在《英才》杂志发表文章，称一线大城市的居民，预备1000万元养老恐怕也不够。
该教授分析，目前中国的统计数字表明，男女在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别是17年、24年。考虑到人均预期寿命可能进一步延长，大多数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为退休后的生活积攒存活25年的钱财是必要的。
文章称，如果居民是在2007年退休，以居民消费水平而言，1987年为565元，到2007年为7031元。那么城镇居民25年的消费大约需要30万。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来看，职工平均工资在1987年为1459
元，到2007年已是24932元；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87年为1002元，到2007年已是13785元，按20年工资计算大约需要27.5万元-50万元。如果对目前中国城镇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积攒下接近100万元，就足以在退休后安享晚年。
文章还分析，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以及官方的发钞节奏都没有根本改变，在2027年退休的职工，则需要一笔约为300万-500万元的积蓄，才能度过余生。但这只是城镇人口的大致水准，类似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
作者：龙笑天dwdw110 回复日期：2010-04-02 11:37:39
昨天，我带队下村去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听到两件事：一、去年新来的公务员被领导逼迫去中坡村当计生专干，气的一天不想说话，嘴嘟的能拴一头驴，真好笑！二、计生办的执法队昨天在观音山村一户村民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砸了他家的冰箱和其他的东西，只留下一台小电视，理由很是“人性”：“给他们留下一台电视吧，不然他们不能够了解到中央英明的决策！”
下午，我下村去一家超生户，给他家发一份征收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书。男人不在，女主人无处可逃，却不肯签收。我们没有逼迫她，回到镇上，向镇长汇报，镇长很不满意，说我们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强制执行。
今天我就要去她家了，天知道会怎么样！
星期一，市领导来镇上检查计划生育，看到在些生育户还没有结扎，也没有征收社会抚养费，很生气，镇长解释说要依法行政，所以没有强制执行，市领导说：“依法行政就可以不干工作吗？”因为所以呢，我们镇上欣起了计划生育工作高潮，人民要受苦了！
我干计划生育八年多，要声明的是我为了生活而被逼迫的，不是我愿意干的，所有的罪过都是决策者的，都是国家计生委的，让老天去惩罚它们吧！
昨天，我带队下村去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听到两件事：一、去年新来的公务员被领导逼迫去中坡村当计生专干，气的一天不想说话，嘴嘟的能拴一头驴，真好笑！二、计生办的执法队昨天在观音山村一户村民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砸了他家的冰箱和其他的东西，只留下一台小电视，理由很是“人性”：“给他们留下一台电视吧，不然他们不能够了解到中央英明的决策！”
下午，我下村去一家超生户，给他家发一份征收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书。男人不在，女主人无处可逃，却不肯签收。我们没有逼迫她，回到镇上，向镇长汇报，镇长很不满意，说我们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强制执行。
今天我就要去她家了，天知道会怎么样！
星期一，市领导来镇上检查计划生育，看到在些生育户还没有结扎，也没有征收社会抚养费，很生气，镇长解释说要依法行政，所以没有强制执行，市领导说：“依法行政就可以不干工作吗？”因为所以呢，我们镇上欣起了计划生育工作高潮，人民要受苦了！
我干计划生育八年多，要声明的是我为了生活而被逼迫的，不是我愿意干的，所有的罪过都是决策者的，都是国家计生委的，让老天去惩罚它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