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34）

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分裂国家法》，也没有“军事法庭”，很多不赞成封建制、建议削藩的大臣，只能陈述其利害得失，却无法给出有力的理论依据。比如，当时对削藩态度最坚决的大臣晁错，就是这样一位。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河南颍川郡（今河南禹州）人，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晁错年少成名，高开高走，年纪轻轻当上了太子府里的大管家。等景帝即位以后，对晁错更是宠爱有加，委以重任，封他为内史之职，相当于汉帝国首都的市长。很多时候，景帝对于他的意见都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引为知己，对于其它高层的意见，反而视而不见。
平心而论，晁错这个人确实有才干，他提出的“纳粟受爵”、“移民实边”等政策，确实加强了汉中央的集权。但晁错这个人，性格比较刚烈，脾气火爆，过于自信，喜欢直来直去，是个“炮筒子”，不善于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
他这种强悍的性格，最终也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晁错和贾谊同学一样，都赞成郡县制、反对封建制。认为“藩王”这东西早晚是个祸害，不削弱是不行的。不削，它会反；削它，它一样会反。早一点儿削，它反得急；晚一点儿削，它反得缓！但，早削晚削都一样。早一点儿削，危害小一些；晚一点儿削，危害大一些！【13】
在这一点上，晁错和贾谊同学的意见是一样一样滴。
后来，“七国”果然发动叛乱，为了找借口，他们以“清君侧”之名，要求景帝把晁错杀了。景帝没办法，只好下令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14】。
关于晁错这种死法，一些读史不细的人常常会产生误解，误以为晁错死得很体面。当然了，这件事儿还要怪司马迁。 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使用了“春秋笔法”。
他说：
“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15】
意思是说，景帝很给晁错面子，让他穿着华丽丽的朝服去受死，以显示特殊的恩宠，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司马迁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可其他人就不这样写了，比如东汉的班固，他就没那么厚道。班固不客气地直接揭老底说：
“绐载行市”【15】。
“绐”，就是欺骗，诳骗，晃点。
晁错其实是被骗到刑场的。
据说，当时晁错正在办公室里写文件，奉旨前来抓他的人并没有告诉他朝廷要办他。晁错还以为是朝廷叫他去开会呢，兴冲冲地穿上朝服就上车了。结果，发现马车的行驶方向不对，向东行，而不是向西行。
西边是朝堂，东边是刑场。

《历史的侧面》（35）

晁错正纳闷呢，就问司机，小陈同志啊（中尉陈嘉），我们走错方向了，应该向西走，不应该向东走。
陈嘉说，向东向西都一样，反正你都要上西天。
就这样，晁错穿着朝服，稀里糊涂被杀了。腰斩于市，被铡成两截。
后来，地方和中央果然打了起来。汉军营地里有一个叫邓公的官员，回到长安复命。汉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知不知道晁错被杀了，吴楚愿不愿意退兵？”。
邓公回答说：“吴王他们造反，已经准备了好几十年，怎么会退兵呢？他们要杀晁错，不过是为起兵找个由头，陛下你被骗了。You are stupid！”
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自己晃点了晁错，而七国又晃点了自己。晁爱卿啊，你死得冤啊，我对不起你！
可对不起又怎么样，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对皇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他想杀你，就能杀你，他想罚你，就能罚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他尽职尽气工作的时候，没见得有什么好处，一旦出现状况，他立马和你撇清关系，还兔死狗烹，卸磨杀驴。所以说，皇帝要是靠得住，老母猪都能上树！
晁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因为反对国家分裂而牺牲的第一人。
但是，自秦汉时代开始，“国家统一”就成为一种历史大趋势，是历史的潮流，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是民心所向，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共识，任何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都不得人心，当然了，也不得好死。所以，“七国之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削藩”、“推恩”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是西大汉王朝日后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历史的侧面》（36）

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可能是出于某些“私人原因”吧，为封建制辩护的论调又开始兴盛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三国之中的魏国，特别害怕重蹈汉朝的覆辙，出现类似“七国之乱”那样的大动乱，于是，就对分封出去的藩王尽量打压，管理的特别严，只对他们“虚封”、不“实封”。
所谓“虚封”，就是只授予爵位，不授予实职，只用好酒好菜来供养他们，就是不赋予他们管理封地的实权，更不会授予他们兵权。
按理说，不给实权、不给封地也就罢了，多给点物质好处也是可以考虑的嘛，毕竟人生在世，不过“吃穿”二字。如果能多吃点儿好的、多穿点儿好的、有大大的房子住、有很多美女可以嘿咻……啧啧……这样的小日子也可以勉强接受的，是不是！
可关键问题是，曹中央自曹丕时代开始，就对皇室宗亲不太放心（比如对于曹植），中央给予他们的物质待遇特别低，搞得很多皇家子孙跟叫花子似的，生活水平特别差，有时候连最起码的“低保”都领不到，很多诸侯王过着近乎流放的生活，正所谓“求为匹夫而不可得”【16】。
诸侯王心里这个苦啊，还不如当普通老百姓呢，至少还有人身自由！
这时候，在曹魏的宗室里边儿出现了一位大人物，名字叫曹囧。你看这名字起的多霸气，居然叫“囧”！但不要看人家的名字囧，人家还有一个更霸气的“字”，叫“元首”。
曹囧，名囧，字元首（？—264年），历史上又称他为曹元首。
只不过这位曹先生，并不是真的国家元首，而是魏国的一位诸侯王。他于黄初七年（226年）被封为“清河王”，一直活到魏元帝末年。
曹元首虽然不是国家元首，但他通晓古今，思维开阔，才华横溢，估计是继承了老祖先曹阿瞒的良好基因，是一位文学家。
他有感于当时的魏中央不太重视宗室子弟、只重用外臣（比如司马懿这些人），而且在工资方面还使劲克扣宗室子弟的粮饷，就写了一篇文章发牢骚。
他写的文章名叫《六代论》，是一篇专门为封建制辩护的政论文，在历史上很有名。
该文的中心思想是：赶紧授予宗室子弟以军政实权吧，否则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如果继续重用外臣，弃用宗室，那么我们曹家的天下可就危险了，没准和秦朝的宿命一样——速亡！
按理说，曹元首的这篇文章已经分析得足够透彻，甚至是有些骇人听闻，意在警告魏中央，不要再打压宗室子弟了，应该好好善待他们，应该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还同时授予他们管理封地的实权，让他们拱卫中央。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可爱而伟大的魏帝国，可能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
然而，曹元首这种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并没有转化为统治者实际的动力。他们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打压宗室，重用权臣。结果呢，曹魏政权果真就“速亡”了。

《历史的侧面》（37）

曹魏灭亡之后，西晋的司马氏上台。
因为司马氏是依靠篡权起家的，所以也最害怕别人来篡他的权。
鉴于之前的魏中央，外无诸侯作为屏障，内无宗室主持大局，形单影只，孤立无援，最终被外姓人欺负死的“历史经验”，司马氏决定矫枉过正，搞起了大规模的分封运动。
在西晋初年，晋中央一口气分封了二十多个同姓王到地方上做诸侯，并给予他们相当大的自主权来管理自己的封国。比如：选官、置军、煮盐、冶铁、制钱、税收等大权。当然了，也包括最重要的养兵、统兵和调兵之权。
这些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俨然一个个土皇上，是地方的一霸，势力坐大，尾大不掉，根本不听中央号令。如此一来，封建制度也真的复辟了，诸侯也开始割据了，贵族政治慢慢抬头，庄园经济死灰复燃，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言论也开始鼓噪，其中最著名的政论文章当属陆机的《五等论》。
著名的御用文人陆机陆大才子，为了落实中央部署，紧跟中央步伐，贯彻中央精神，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参考西周的五等爵制度（公、侯、伯、子、男），为晋政府的封建行为摇旗呐喊、大肆鼓噪、大唱赞歌、大造声势，并在百忙之中写下了《五等论》。
文章认为：在郡县制度之下，官员“挟一时之志”【17】，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封建制就不一样了，对于那些诸侯王来说，封国是自己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上的人民也是自己的（“众皆我民”）。所以，他们一定会非常爱惜自己的子民，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而不像郡县制那样，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一到任职期满，就大肆搜刮一番，然后拍拍屁股走人，根本不理会当地人的死活。
由此，陆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封建主义好，封建主义好，封建主义好呀，封建主义好！
反正，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不好也好！
相比于“郡县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那么，情况果真是如此吗？
当然不是啦！
作为一个有房、有车、有公司、有老婆……啊不！是有文化、有纪律、有胆识、有魄力的新时代的“四有新人”，我们要有最基本的判断力，不能人云亦云，总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走，总听那些御用文人的瞎忽悠。
听他们瞎忽悠，你就上当了。
因为真理这东西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行，没经过检验的“真理”都是伪科学。而历史规律也一样，不能因为某一小撮御用文人的一顿胡吹乱侃，就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比如说，西晋的大规模分封，就没有给晋中央带来什么好处，反倒给晋朝人民带来无穷的祸患。
西晋立国没多久，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其实和汉朝的“七国之乱”一样，所谓的“七国”、“八王”，都是诸侯王耐不住寂寞想要刷刷存在感，想另立中央。
由于当时分封的力度太大，给下边诸侯下放的权力太多（包括最要命的兵权），使得各大诸侯王个顶个都是实力派，都拥有不俗的军事实力，所以打起仗来也特别生猛，中央根本镇压不住。当时全国都乱成了一锅粥，不是今天楚王打汝南王，就是明天齐王打赵王。全国死了好几十万人，历时长达十六年之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结果，西晋王朝也在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当中，很快灭亡了。

“八王之乱”形势图

《历史的侧面》（38）

六朝之后是隋唐。
按理说，经历了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这好几百年的社会动荡，又有那么多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应该不会有人再出幺蛾子、要想复辟封建制了吧？
怎么可能呢？
历史还会重复的，因为体制没有变，人性没有变，历史车轮的走向自然也不会跟着发生改变，只不过到了隋唐时期，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很有头脑也很有作为。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里的“唐宗”，说的就是他。
在中国古代的“贤君”榜上，李世民同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人物”。
然而，人类这个物种，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一旦出名，就会膨胀。如果说，肉体上的膨胀，只会使人发胖，那么思想上的膨胀，就会使人飘飘然而不明所以。
唐太宗不知是吃饱了撑的，还是儒家经典读多了，忽然之间突发奇想，想要做什么“千古圣君”，估计是觉得名留青史还不够，还想跻身于“圣王”的行列。
那么，这个“圣王”有什么标准呢？
标准就是：励精图治、治理好国家、奉天法祖、爱护百姓，同时还要努力学习“三代”（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精神，继承它们的意志，恢复它们的制度，包括恢复井田制、建立贵族政治、分封亲戚功臣、复辟封建制等等，以此来博取不朽之功业……，总而言之吧，李世民的理想很远大，实现起来也很复杂。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犯糊涂了，怎么还要恢复井田制？还要恢复贵族政治？还要封建亲戚？这不是儒家思想的内容吗？
你说的没错，这正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其实是为西周封建制服务的，不是为秦朝以后的郡县制服务的，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弄混了！一旦弄混，你就成了棒槌，中国历史的脉络你也就把握不清了。至于其中的原因，我请允许我卖个关子，我们后边慢慢地说。

《历史的侧面》（39）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下了一道旨意，说是要“复封建”，也就是要分封几个最有功劳的大臣到地方上做刺史。
这个“刺史”还不是一般的刺史，而是可以世袭的刺史。不但可以世袭，而且，还能够控制当地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可以割据一方。这可是响当当的诸侯啊，可把那几位有资格分封的功臣给吓坏了。
大臣们心想，太宗皇帝您是怎么了，你咋不上天呢？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可是你老人家居然想着怎么分权，还要实行封建制。您脑袋秀逗了吗？还是老年痴呆症犯了？要不就是出门忘吃药了。
当然，这些话都是他们心里想的，谁也敢说出来。当时，围绕在太宗身边的大臣，大都是一些跟他出生入死、一起建功立业的功臣良将。他们识大体、有见地、知进退，深知历史的车轮不能逆转。封建制这种古老的政治制度，早已是明日黄花，物是人非。据说，连新闻联播都不报道了，那就更没有复辟的必要了。而且，就算是复辟成功，也只能招来无穷的祸患，得不到啥好处，只会导致天下大乱！
所以，这些人大臣赶忙跑出来，纷纷劝阻唐太宗不要异想天开，梦想着去搞什么封建制，还是现实一点好，搞郡县制吧！郡县制有前途！
而唐太宗也不愧是一代明主，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最后还是很坦然地接受了群臣的意见。不过，这一次很不成功的制度设计，倒也成就了一次君臣虚心纳谏的佳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成语就是从这个典故里边儿出来的。
在这期间，关于评议“封建制”的文章主要有李百药的《封建论》和颜师古的《论封建表》。二人的评论大体相当，都倾向于提倡郡县制、反对封建制。
比如，李百药说：“爵位最好不要世袭，这样做才能更好的推行贤人政治；老百姓最好没有确定的主人，这样做他们才能为国家效力。”【18】
而训诂专家颜师古说：封建是古制，放在今天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于理不合”）！我们大唐帝国不但不应该分封，还应该把分封的爵位都收回来，并对分封出去封的王侯加大监视力度，防止他们势力坐大，尾大不掉【19】，最后图谋造反，威胁中央的安全。
……
当然了，所有这些关于“封建制”的评论，如果放在一位大神面前，全都属于小儿科，根本就不足挂齿。
而这位大神就是柳宗元。

《历史的侧面》（40）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写的《封建论》一文，对于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这篇文章里，柳宗元首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制”。
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制度”。
在柳宗元看来，西周是封建制，秦朝以后是郡县制。周代的灭亡，不在于施政的错误（“不在于政”），而在于制度本身（“失之于制”）。秦朝的灭亡则恰好与之相反，不在于制度本身（“不在于制”），而在于施政过程中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失之于政”）。
可以这样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中国历史上对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点评的最为精彩的一篇文章。按照苏东坡的说法：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20】
意思是说，柳宗元的《封建论》一出来，其他人的文章你都不用看了！看了也是白看！因为其他人评论的内容实在是太肤浅了，即使是圣人复活、从坟堆里爬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样的好文章，更没有办法改变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历史潮流！

《历史的侧面》（41）

柳宗元之所以要写这篇《封建论》，主要是为了对付当时甚嚣尘上的“封建之议”，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当时纷乱复杂的社会局势的一种担忧。
中唐以后，唐中央在边境地区和中原一些重要据点设置了很多“藩镇”。起初，这些藩镇只是军事组织，只能管军政，不能管民政。后来，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开始兼管当地的民政和财政，甚至有权任免当地的官吏。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武人割据的局面。
当时的藩镇，虽无封建之名，却有封建之实。他们割据一方，不听中央号令，俨然国中之国，根本没把唐中央放在眼里。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势力的“诸侯”开始聘请一些不知廉耻的御用文人到处鼓吹封建制的好处，要求中央“封国土，建诸侯”，以便为他们的封建造势。
而柳宗元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朝臣都是中央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坚决反对地方割据，支持郡县制，反对封建制。
所以在《封建论》里，柳宗元开宗名义就提出：封建制的出现并非出自于圣人的本意，而是历史时势的产物，也就是所谓的——“势也”！
这里所说的“圣人”，指的不是“孔圣人”（孔子他老人家在当时的儒学体系里还排不上号），而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这些个远古圣王。

《历史的侧面》（42）

这些远古圣王之所以要实行封建制，并不是他们心里有多喜欢封建制，纯粹是形势所迫。
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里，中央政府要想有效控制那么一大片疆土，会有多么难。所以，这些远古圣王只好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将国土划分成小块，然后分封自己的“亲戚”、“功臣”和一些远古圣王的后代（“先贤之后”）做诸侯，让他们到地方上分片包干管理，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
如此一来，周天子就可以在自己的直属封地上（王畿），高枕无忧了，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只要不把自己折腾死就行。
你看，我们的古人是不是很聪明！
当然啦，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从人性的角度讲，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他们的思维、想法、情感、欲望都是相似的，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古代人并不一定就比现代人高尚，现代人也不见得就比古代人龌龊。
其实古往今来都一样，人类的本性还是那么的贪婪，充满了欲望，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今天最后一更！

《历史的侧面》（43）

另外，这些远古圣王之所以赞成封建制，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与之相反，封建制的实行，反而是出自于他们的私心。用柳宗元的话来说，就是：
“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些远古圣王，并非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高尚纯洁，他们实行封建制，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或者给子孙留下一笔遗产，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由此一来，柳宗元又从“公”与“私”的角度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进行了一番分析。
在他看来，

清晨第一更。

《历史的侧面》（44）

在他看来，人们一谈到“封建”，往往认为它是“公”的，因为它把权力下放了嘛，使权力得到分享；可一谈到“郡县”，总认为它是私的，因为它使权力集中于一人（皇帝）。
然而，经过柳大神的分析，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其动机虽然是为了一己之私，但是由于皇帝仅凭一己之力无法照顾到国家的所有事务，只能雇佣“非世袭的职业官僚”来代管天下，这样一来，反倒使得天下财富始终一直处于“无主的公有状态”之中，这在客观上反而达到了一种“公”的效果！所以，柳宗元说：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也就是说，“公天下”反而是从秦朝才开始的。
郡县制才是“天下为公”的开始！

《历史的侧面》（45）

另外，柳宗元还对周、秦以来治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度探讨。
在他看来，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诸侯反倒成了动乱的祸首，而不是维护和平的原因。东周的时候，周王室已经衰微的不成样子，只剩下一具躯壳，名存实亡。而当时的天下局势就是列国纷争、战乱不断。可郡县制出现以后，反倒是“有叛人而无叛吏”（比如秦朝），“有叛国而无叛郡”（比如汉朝），“有叛将而无叛州”（比如唐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郡县制更有利于天下的和平，封建制只能引发更大的动乱。
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措辞谨慎，谨严雄辩、险拔陡峭，洞悉历史的走向，论证起来颇具哲学思辨的味道，不愧是千古名篇，有兴趣的人可以拜读一下。
不过，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论证内容也太深刻了，导致在他之后的数百年里，再也没有出现一篇像样的文章。偶尔出现的那几篇，也如蜻蜓点水一样说不到点子上，谁让大师总是难以逾越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

《历史的侧面》（46）

在明亡清兴、“天崩地解”的那个年代里，出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字忠清，尊敬他的人，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亭林出生于江南，自幼博学多才，气节慷慨。他15岁时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做斗争。等清兵入关以后，他投笔从戎，积极组织义军抗清。虽然屡遭失败，但始终坚贞不屈。顺治十二年（1655），顾亭林返回家乡处理家族事务，不幸又遭人暗算，几乎丧命，幸亏友人搭救，才得以幸免。
顾亭林的人生可以说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面对汉族政权衰亡、异族势力入侵的血淋淋现实，他不得不对运行了两千年的“郡县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与其他儒家学者偏好“崇圣、信古”，疯狂迷恋“三代”制度（也就是封建制）不同，顾亭林一改往日的腐儒作风，开始从理性的角度思考两种制度的优劣。
顾亭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理性主义精神的学者。
顾亭林一生遍历名山大川，考察各地风土人情，又读遍了史学方面的著作，研究各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对于各地的历史、地理、经济、军事、风俗、人情事故等等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最后他得出结论：
要想恢复先秦那种“封建制度”是绝对不可能了，但是“郡县制度”在运行了两千年之后，也不是一点毛病没有，与之相反，倒是腐朽不堪，积弊丛生，从根子上已经烂了，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行。为此，亭林先生写了千古名篇——《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探讨。
在顾亭林看来，“封建”与“郡县”各具优势、又各具劣势，所谓：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21顾炎武•《郡县论一》】
意思是说，西周那种封建制度的缺陷在于：地方势力过大，尾大不掉，导致中央指挥不灵，最终会导致国家灭亡。
而秦朝那种郡县制的缺陷在于：中央的权力过大，地方没有自主性，皇帝老想着集权于中央，不给地方长官自主权，对于地方不信任，这样的管制方法从长远来看依然治理不好国家，最终还会导致国家灭亡。
那么，怎么办呢？

《历史的侧面》（47）

顾亭林给出的答案是：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22】。
意思就是说，将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优点混合到一起，让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相互取长补短，尽量避免封建制容易导致国家分裂和长期动乱，而郡县制又会因为中央的过度集权而导致的地方活力不足的问题。
比如说在县一级，“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23】。
也就是将知县的品级从正七品提高到正五品，然后将“知县”之名改为“县令”。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一字之差，因为知县的“知”字，在古代有“代理、代表”的意思，“流官”的意味太浓重，往往造成“铁打的官衙流水的官、搜刮完一遍就跑路”的风气。而变成“县令”之后就顺耳多了，一看就是一县之长。
然后让他们自行招聘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喜欢谁就招谁，谁能力强就用谁，避免不同宗派之间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做完这一切之后，再让该县令
“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城郭皆其仓廪。”【24】
意思是说，让县令在一定限度内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包括土地、生民、城郭、仓储等物品，并具有一定的“选官、莅政、理财、治军”等军政权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允许地方官技术入股，参与国家利益的分红，调节官员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避免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代理人心态。
这样一来，天下人就会“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然后就可以“合天下之私”，“成天下之公”了！
你看，顾先生的思维是不是很超前……

《历史的侧面》（48）

他的很多观点和我们现在的“联邦共和制”很有些类似，就是——小事、缓事、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儿，由地方说了算；大事、急事、关系到国家安危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儿，由中央说了算。
地方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不会太大，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尾大不掉，出现分离倾向。
同时又能保证中央具有统筹全局的能力，可以统一调度、指挥、部署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可以充分发挥郡县制度那个令人眼红的优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样一来，双方各取所长，各避其短，共同促进，最终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
你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思维是不是很超前，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显得特别的“早熟”（梁漱溟语）。
而顾亭林这种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其他儒家学者那样的道德腐臭味，总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号施令，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儒家从顾亭林开始，也开始言利了，这个“利”可是“利益”的利。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儒家是耻于言利的。比如，孔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君子和小人的价值观不同，君子做事，在于明辨是非、懂道理，而小人做事，则只在乎物质利益，不顾道德。
但这并不能说君子只重义、不言利，其实君子也言利。比如，孔子还爱当官呢，还爱吃好吃的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啧啧，美食家呀！
只不过孔子不收取不义之财，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就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你看看，先秦儒家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什么都留有余地。可是，到了后世一些腐儒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通常把事情搞得很极端，只重义，不言利，谁要是言利谁就是小人，谁要是摆弄机器发展生产力，谁就是奇技淫巧。反正一切以道德为准，一切以品格为先。存天理，灭人欲，只顾个人的品德修养，不重视自身的能力培养，治起国来，就算有那个心，没那个力，曲高和寡，眼高手低。所以说，完全依靠儒家来治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把路走死。

《历史的侧面》（49）

在顾亭林之后，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最著名的评论，来自于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先生。
1899年，梁启超在海外创办《清议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在文章里，梁启超很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多年社会排除在“封建制度”之外。
他发现：中国当时（满清）的“国体”与欧洲国家的国体大不相同。
“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
但是，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
但是，
“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同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
在“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起轨而不易。”
中间虽然经历了“汉初封王”、西晋的“八王”、明代的“燕王”、“宁王”之乱，“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但都没有形成“列国之形”。
“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
所以，梁启超先生很肯定地下结论说：
“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
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华社会的进化速度其实要比西方快很多，“封建制度”大致在两千多年之前的秦朝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如果再称呼秦朝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上面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从秦朝到清朝，这中间隔着的两千多年，应该如何定义呢？
梁启超试探性地将其称为“统一时代”，或者称其为“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反正就是不称呼它是什么“封建时代”。
等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国学大师在对比了中外制度的异同之后，也给出了相似的论断。
比如，

《历史的侧面》（50）

比如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在比较了中外制度的异同之后认为：中国从上古的唐尧虞舜一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秦朝以后则是“郡县封域，阡陌土田”。
按严复的说法，秦朝以后一直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属于“霸朝”，也就是“帝制盛行的时代”【25】。
而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考察了日本的历史之后也有相似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去封建远”，而日本“去封建近”【26】。
意思就是说，到了近世，中国离封建时代已经很遥远了，而日本则刚刚走出封建时代。
所以在章大师看来，中日两国在步入到近代社会时，他们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性格也完全不同。
章太炎这个人，特别痛恨君主专制制度，内心向往宪政，认为中国到了近代之所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就是因为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所以，他迫切希望当时中国的封疆大吏（也就是他文中提到的“藩镇”比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些人）能像日本的萨摩、长州两藩那样支持维新、拥护革命，最终将中国推进到宪政的历史阶段。